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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清查“五·一六”概况(官方处遗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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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宋亚琛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汇报有关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试点情况。他说:从一九七0年四月起,全区在一些重点地区和重点单位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试点工作。目前立案审查的四十八人,已初步承认并揭发了一批人的问题。其中,对伍晋南、曾春生、龙智铭等均有揭发材料,我们认为伍晋南有很大野心。王、关、戚这条黑线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就伸进了广西,与贺、霍、傅、谢、袁黑班子勾结在一起,在广西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罪恶活动。初步查明,在广西有六个勾子:一是以王荔为首的直接接受王、关、戚的黑指示,操纵和利用一些坏头头进行阴谋活动。王荔的“亲信”是刘德胜和王福庭。王荔有野心,妄图在广西任第二把手。二是原中央党校李广文和卢文,是关锋把这条黑线插进广西来的。卢文与谢王岗、章英、龙廷驹勾结最紧,并与王荔有密切联系。一九六七年这个组分成两个组,北京组以刘德胜为领导,南宁组以章英为领导,与谢王岗“密谋”活动。这个小组成员有章英、刘德胜、农烈、李超林等十余人。三是全国文艺黑线。四是北京大专院校“五·一六”集团。五是武汉线直接插进梧州。六是水电设计院的“火种”。王荔来广西后,即与刘德胜“共谋”组织夺黑班子,搞了十二人的“尖刀班”,搜罗贺希明等人。从“二·一九”声明到“四·一九”声明,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搞的。最后,宋亚琛说:根椐当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形势,全区转入广泛发动群众清查“五·一六”的条件已经成熟。刘重桂表示:“中央指示很明确,清查“五·一六”一定要搞,我们已搞出不少线索,要搞彻底,要开会交流清况,研究下步做法”。由于受极左思潮和派性的影响,宋亚琛的汇报,成为以后“跟踪追击”、“顺藤摸瓜”的依据,对“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工作的错误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十六、十九日,自治区党委于十六日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我区从去年四月份在重点地区(主要是四个市)的一些重点单位,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专案斗争,基本上掌握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广西活动的主要罪行。为发动群众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做为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据西大《大事记》:区革命政工组直接在西大搞秘密试点。玉林地区《大事记》:一九七0年九月份区革委向各地、市发出进行清查“五·一六”准备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博白、上思、融安、东兰等县为重点县)。区党委决定从现在起,在全区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分批发动群众,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人民战争。具体要求:一抓紧搞好专案调查;二开办学习班,培训骨干队伍(交任务、交政策、交材料);三做好宣传工作(大讲中央文件精神,大讲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政策,大讲“五·一六”的罪行,大讲领导决心),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清查“五·一六”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同时,通知中宣布了区党委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组长:刘重桂;副组长:宋治平、韩世福、于斯夫;组员:张智理、卢继晶、张乃健、郑玛、王锡全、刘玉信等十人组成。《通知》下达后,在三、四月份,全区各地层层相继建立以军队为主体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机构,配备专案人员,层层举办各类人员学习班,确定清查的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事件、重点对象。一个错误地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在全区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迅速开展起来。
清查“五·一六”实际上是以派划线,执行“文革”中广西有一条以某人为代表的所谓正确路线,打击另一派群众组织和不同观点干部。所谓“五·一六”集团的“罪行”、“三指向”,全是无限上纲或捏造强加于人的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十九日,自治区革委政工组召开的政工系统所属单位的干部大会。区革委副主任刘重桂作《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动员报告》。他说:文化大院、广西大学、艺术学院、医学院和航运局为区直机关第一批开展清查的单位。张乃健作《专案工作经验总结》,自治区革委政工组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副主任李宁作《文化大院运动情况的分析和估计》。同时,会上还宣布了各单位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为了配合运动的全面辅开,从三月底到四月初,区直政工系统在教育学院举办了一期大规模的专案人员学习班,仅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就有一百二十人参加。
三月,自治区毛泽东著作出版社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成立后,小组成员到广西军区“受训”一个月,回来后在本单位确定重点清查事件和清查对象。
二十三日,柳州铁路局成立清查“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由张文芳(师长)、张贵仁(副师长)、孙连捷、庞建勋(师副政委)、李銮(师参谋长)、施广声(师政治部主任)、姚文斌(团副政委)、王大生(团副政委)等八人组成。张文芳为组长,张贵仁、孙连捷、庞建勋为副组长。各分局一级单位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成四百九十三人的专案队伍。全局把柳州机务段等十二个单位定为清查重点,定为重点清查事件有八起,有八十人定为审查对象(被关押审查的二十一人、隔离审查五十七人、背靠背审查二人)。其中除张炎等五人定为“五·一六”分子待上级审批外,其余有三人定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三十人定为严重错误,二十二人定为一般错误,因刑事犯罪交公安部门处理的有六人。此冤案直到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柳铁[1984]28号文件,才作出平反决定。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面分析我区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研究“批陈整风”以及当前工作问题。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都围绕我区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讲了话。韦祖珍说:“当前阶级斗争的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存在’是伟大真理”。刘重桂说:“要在领导干部和群众中,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观念和继续革命觉悟,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否则,就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领导者”。安平生说:“要正确估计敌人,现在全区农村有四类分子三十多万,加上他们的亲属大概在一百万以上”。韦国清在最后讲话时着重分析了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和今后的几项工作。他说:“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极力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没有改造好的四类分子顽抗改造,敌特也加强间谍活动。他们书写反动标语和反动口号,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大刮翻案风,杀人放火、复活‘四旧’,腐蚀干部群众,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煽动无政府主义,扰乱社会秩序;‘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革命复辟,是适应帝修反需要的,是有国际背景的,象陈伯达就是有国际背景的,是托派,是五毒俱全的阶级敌人”。在此,他再次重申,广西社会情况复杂,是李、白、黄的老巢,广西解放晚,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坏人流窜到这里来。当谈到“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他说:广西两派严重对立,以致武斗打死人,应记在刘少奇、王、关、戚、杨、余、傅以及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记在“五·一六”总后台陈伯达身上。在广西要把帐记在国民党、叛徒、特务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身上。对今后的工作要求:一、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讲清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二、狠抓根本,当前要以“批陈整风”为中心,带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社会清队;三、开展革命大批判,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四、要经常地、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五、认真抓好各级领班子的建设。由于区党委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分析,对工作的错误指导,给全区正在开展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社会清队,带来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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