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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定:读李磊回忆录《悠悠岁月》一书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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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定  悠悠岁月谁著史:读李磊回忆录《悠悠岁月》一书随想


我的家乡甘肃,是一片苦难浸泡的土地。这些年,随着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园纪事》,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等书籍先后出版,这片土地上曾经惨绝人寰的往事,开始慢慢被慢慢被更多的人想起,也被更多的人知道。甘肃本土的一些作者,也拿起笔来,写下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比如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张大发的《金桥路漫》、李磊的《悠悠岁月》等。这些甘肃本土作者的作品,书中所写人事,许多与我都有或多或少的交集,我读了,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和凤鸣先生写《经历:我的1957》时,是西北民族学院的退休教授,但她遭难时,是甘肃日报的编辑。我在她被划右派22年之后,进入甘肃日报工作,因此,她还是我的前辈,她的儿子霄夏,也在报社工作,虽不在一个部门,但也是经常见面的同事。我在进入报社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参与《甘肃日报史略(1949—1989)》一书的校对,逐字逐句细读过该书的每一个章节。但是,如果和凤鸣不写《经历:我的1957》,那个院子里一些前辈不堪回首苦难,所谓的史书不会记载,同事亲友也不会提及,在那个院子里呆上十年八年,我依然懵懂无知。

张大发先生是甘肃通渭的作家,利用受命撰写通渭县志的机会,搜集整理了大量三年大饥荒时代通渭县发生的大量悲惨史实,写成《金桥路漫》一书,作者在成书后又几经增补,从最初的40万字变成近80万字,上下两册。这本书在我看来,文本略显芜杂,一些篇章采用了小说式的叙述方式,我不算太喜欢。不过因为通渭是我父亲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书中所写人与事,他大都熟悉,经他一讲,许多事情就变得生动而具体,给我印象深刻。2012年2月,在美国举办“见证与纪念: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饥荒”研讨会,与会者有《墓碑》作者退休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香港大学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等。张大发本来也在邀请之列,但后来被有关方面阻挠,未能成行,连带着,《金桥路漫》一书也遭收缴,理由是为境外敌对势力利用。这本书,是甘肃本土作者第一次直面三年大饥荒,前后两个版本,始终是一个没有正式书号的内部出版物。作者不可能有任何版税或稿费收益,我听说大发先生为此书前后花费近二十万元,这本是功德无量的菩萨之行。愿他平安无事。

这本《悠悠岁月》,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与《经历:我的1957》《金桥路漫》不同,本书作者李磊,是甘肃一名老干部。1949年中共建政后,先后担任过甘肃省妇联宣传部长、临夏州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妇联主席,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她1937年即赴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多年,她书中对延安生活有一些颇为生动的记述:

“我们到礼堂不久,就看见了校领导们陪毛主席和江青一道来了,大家都很兴奋。可是毛主席没有直接进礼堂,先到后院校部去了,而江青却拿着一个小板凳从讲台的侧门上了讲台在一边坐下了,江青和主席未结婚前,就是党校的学生。所以大家就齐声喊,叫江青报告同毛主席的恋爱经过……”

读这些文字,都让革命多了一些人性色彩。我总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当年这样一批从延安过来的人,真的会从心里认同一个被捧上神坛的毛泽东吗?

李磊31岁时已担任甘肃省女联宣传部长,是当时甘肃高层为数不多的年青女干部,此后在陇原宦海浮沉,虽也屡有坎坷,但在崇尚残酷斗争的中共党内,她的遭遇不算惨烈,50年代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还保留了州委常委,文革初虽被黑屋关押,戴高帽示众,但为时不长,也被解放,有机会结合进当时的省革委会工作,这于她个人和家庭,乃至对当地工作,都是不幸中之万幸。她当然不是异议人士,她书中对毛泽东本人也多有回护,她在写了文革经历之后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任何妄图污蔑、抵毁,甚至否定毛泽东同志都是错误的。”她书中写这些话,我相信完全是出于内心的真诚而不是为自己的写作寻求保险系数,那么,这样一个正统共产党高干,她在1960年代大饥荒中看到了什么呢?

(临夏)全市1959年、1960年两年来共死亡41381人,占总人口8.7%。……有的生产队和小队人口死亡达到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以上。红台小沟门生产队共有人口1267人,死去414人,占人口32%。癿藏锦光九小队106人,死67人,占63%。有的灭门绝户死亡一空。……红台公社阳洼李家庄贫农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坑上,尸体腐烂了无人埋。有的妇女死亡,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吃奶。……

骇人听闻的是,不少地方发生了人吃人的悲惨事件。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大队,588人吃掉了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人吃人,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互相残食。有吃刚死的人,有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也吃了。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因吃了病人尸体,全家11口人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附其女儿马哈素非说,“我身上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肺挖出来吃了。不仅吃死人,而且吃活人。藏公社团结生产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两个死孩子,李死后,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饿死后被肖正志吃掉了。

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林志波社长曾在发微博,说“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污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过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我不知道假如林社长看了李磊女士书中的这些记述,会做何感慨?李磊写这本书,绝不会是为了糟蹋毛主席,当然更不会是配合境外反华势力。论对中共与毛泽东的热爱,我想她决不输于当下任何一个左派。她能把这些写出来,我觉得印证了我此前的一个看法:中国的许多事情,其实无关乎思想的左与右,只关乎良心的有与无。

李磊从50年代末到文革结束,她在甘肃政坛始终是一个非主流官员,许多时候与甘肃高层若即若离,虽然很多时候远离了权力核心,但相对那些在政治斗争中完全出局的干部,仍有机会知晓一些事件的发生经过,一些政策的出台过程,也可以接触到那些年月中形形色色的官员,她对这些人形状描写虽也着墨不多,但一鳞半爪,也足堪玩味,比她书中讲的这个故事:

何承华(时任甘肃省委秘书长——本文作者注)到河西视察,汽车陷到路上泥水里。群众认为是省上领导的汽车,许多人就奋不顾身的跳进冰冷的泥水里,把汽车推出来。而由此他们就认为群众能够推动汽车,一定有粮吃,就让甘肃日报记者、(甘肃)农民报总编辑黄文清写了一篇文章叫“农村一瞥”,这一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

看其他一些史料,文中提到的这位何承华,看资料,1936年就参加中共革命,出身于陕西长安县农民家庭。一个农家子弟,为什么在参加革命20年,成长为高级干部之后,变成了与农民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而最可悲的是,底层民众对这一变化还浑然不觉,他们饥肠辘辘之中跳入泥水,一如他们的前辈当年箪食壶浆冒着枪林弹雨支援自己的子弟兵。但是,鱼水之情,早已只是墙上的标语,报上的新闻,农民一厢情愿的幻想。

这些年,由于史料的开放,很多人开始知道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但大多数人理解的人祸,想像中只有经济政策失误,导致农业大量歉收。其实看《悠悠岁月》等书就会明白,政策的失误,只是原因之一,后来大规模的饥荒之所以发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农民的口粮被横征暴敛,抢夺一空。很多地方干部眼里,农民都是刁民,藏着粮食不交给国家,所谓“白天闹饥荒,晚上油饼香”。李磊说“群众不但没吃的,而且基层干部,还使用各种灭绝人性的骇人听闻的几十种刑法,去残害他们。”为什么用几十种刑法,目的只有一个,让农民交出余粮。这几十年刑法,李磊书中没有详述,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说:“甘肃省对农民的刑罚有100多种,如:脸上刻字、拔头发、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浇开水等。”这一切,也可以从1962年12月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得到佐证:“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荣亲自指挥总支书记王秉振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群众嘴上戴驴笼头,身上驾着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牢狱,把三个生产队干部非法关押了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有的社队比白驼的情况还严重,那里成了坏人统治的天下。” 李磊在书中还记载说,民勤党校副校长讲,死一千个人,我用拖拉机耕地。监委书记组织12人的打人团。还有有人还说,死一个,少一个死了有三个好处:少吃国家粮,干部少生气,少操心。

看这些史料,类似令人发指的恶行,都是基层干部所为,但看了《农村一瞥》报道出笼过程的故事,你还会觉得高级干部何承华们与这些基层酷吏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到后来,这些基层酷吏,有一些后来被判刑入狱,但何承华事后受到的唯一处理是于1961年,以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被下放到礼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因是带职下放,所以仍有私人秘书,有专车。

那些被判刑入狱的基层酷吏,罪有应得,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对他们的审判或许存在颇多不义,但相对于被他们残害而死的民众,那一点不公,可能微不足道,希望他们心中曾有一份愧疚,另外,也提醒今天的一些基层小吏,不要主动为恶,要记住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

再回过头来说当年甘肃农民报上那篇受命之作《农村一瞥》,甘肃农民报是甘肃日报的农村版,是甘肃日报的第一份子报。余生也晚,我到甘肃日报工作时,没有见过这位受命撰文的黄文清前辈,但听人说起过,似乎也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不知道他今天是否健在。我无意苛责前辈,我遗憾的是,我在报社工作那么些年,作为新进员工,参加过报社领导前辈那么多次的训话,但从来没听见过有人说过这篇报社历史上无法抹去的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品载入史册,报社无法引以为荣,但如果对这样的历史讳莫如深,保不齐哪个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第二篇作品。很感念李磊前辈留下这段故事,我想着今后如果有时间,我愿意编写一本这样的新闻作品集,让后来的学子知道,我们的前辈,曾经有过多么荒诞的职业经历。

革命往往杂糅了崇高与残酷,尤其对女性而言。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位母亲》、老鬼的《母亲杨沫》都写尽了极左狂飙突进的所谓革命对女性的异化。李磊与范元甄、杨沫资历相仿,在革命狂飙中自然要吃很多男性没有的苦头,她书中比较详细地写过自己两次下乡途中流产的经历。她还写她的三儿子生下来后长期寄养在河南一个老乡家,1953年才接到自己身边,孩子长期见不到父母,调皮时家人会吓唬说:“你不听话,就把你送到兰州让你妈打你,你妈厉害得很。”孩子由此形成与父母的生疏隔膜,即使后来带到家里,孩子也不肯张口叫爸妈,不敢跟父母要东西,直到高中毕业到新疆参军,寄信时前面称呼是“全家老少同志们”。作者文字平实,不怨不怒,读来令人心酸。1959年李磊在临夏市委州委书记任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公社任副书记。在烦苦之中给远在西藏的丈夫写信倾诉,结果丈夫来信说:“人革命一生,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只要认识错误,坚决改正错误,努力工作,将功补过就是了。……我想组织上不地冤枉你的,最后希望你振作精神,保重身体。”李磊说看到丈夫这样的回信:“我挨批斗一年多,回家吃不时饭,满肚子冤枉、委屈,不能向年迈的父母、嫂嫂暴露,不能给正在中学的儿女们讲,每天还得装着笑脸,欺骗他们,无奈最后才告丈夫,想得到点安慰、同情,想不到他马列主义水平那么高。我气极了,好长时间再没给他写信……”这一段文字,很好的描摩了一名女性的坚韧表相下的柔弱,这份柔弱,其实是最可贵的人性,她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下放公社工作后,还能对同侪说“我已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我不怕,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像有些地方,捆绑吊打群众,去逼要粮食。”其实在我看来,正是心底里柔弱的人性,让她能够让她有这份胆识。

李磊在1949年之后,把自己的父母还有孀居多年的寡嫂母女都接到自己身边,她对寡嫂照顾自己的生活一直念念不忘,对寡嫂的女儿自己的侄女仲夏视同己出,这在高级干部中,都是难能可贵的真情。她的侄女仲夏长大后读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是我父亲的同事,也是我读初中时的受业恩师。李磊的大儿子宗敏,是我在甘肃日报时的同事,后来做过甘肃法制报的总编辑。因为这种种交集,这本篇幅不大的小册子,我读来颇觉亲切,利用中秋假日,拉拉杂杂写一篇读书笔记,谈谈我作为晚辈的一点感受。我特别想说的,希望有更多的中共高层干部,晚年能够像李磊这样,写下自己的经历,这样的著作,或文采不彰,或事实有偏,但只要是秉笔直书,在保存民族记忆方面,都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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