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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广西处遗工作的一些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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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广西的文革处遗工作,是由中央直接过问的。
在这之前,广西的文革处遗是由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领导,由肖寒具体负责。但乔与肖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打不开局面,群众害怕,顾虑重重。肖寒他们搞处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自卫反击战以后,具体是80年以后。广西的拨乱反正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时首先解决右派平反,如骆明就是在这一阶段得平反的。但是这些人都是文革前的错案,文革中被错搞的人更多,被斗、被撤职、被迫害死,都没有得到解决,对杀人的、还在台上的三种人、过去重大的冤假错案没有处理,只是落实一点知识分子政策,解放一些干部出来工作。特别是那些造反起家的还在台上掌权,如廖伟雄这些人。因为在位的人多数是多数派“联指”的人,而且要害部门,如组织部、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公检法等掌权的部门,都是“联指”的人。当时还有一批老干部在文革期间得重用,其思想体系、派性思想僵化,如当时的办公厅主任刘毅生、梁华新等。这些中央工作组也作过调查,的确如此。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中央派工作组来,区党委办公厅的7个工作人员还写信到中央,告中央工作组的状,要赶走他们。连中央工作组都难以开展工作。为此,中央就知道广西的派性势力大,不解决是不行的了,便下大决心,重组区党委的领导班子,搬走阻力。
1983年,乔晓光等几个常委一起到北京开会,参加中央有关布置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会议。当时中央认为,过去之所以一直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就是组织上派性问题没有解决。为打开局面,中央决定首先做组织处理,撤换一些人员的职务,采取组织措施打开局面。第一批免职的是肖寒、赵茂勋等人,还有秘书长、组织部这些要害部门也撤换了,自治区一级的停免是由中央决定的。当时还利用新班子成立,机构改革之名,机构改革小组里没有名字,就等于自然免除了一些人的职务,如刘毅生等人。对上层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对区党委管的干部,如人大副主任、党组书记梁华新等就免职。如当时区党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姜××,是部队来的,在部队做过副师长,山东人,文化水平不高,他就是坚决执行上头的指示、决定,同情“联指”,拥护韦国清、乔晓光,中央工作组说他“这个人放在组织部形象不好”,免去他组织部长的职务。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也说过,军队在文革中权力过大。广西文革中,部队支左掌权的人多,粉碎“四人帮”后,部队留在地方的人员太多了,而且都留在要害部门,在地方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很多。如梧州的×××,原只是个市武装部的部长,后肖寒他们让他担任梧州市委副书记,管公检法。
第一书记的乔晓光,不能过问“处遗”问题。在中央讨论时,第一批“停、免、撤”(即停职检查、免职检查、撤职检查)多数是停职、免职检查的,很少有撤职检查的。很明显的靠文革起家的三种人才撤职,如颜景堂、廖伟雄这些人。
在处遗工作开始后,由于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靠边站了。便由副书记兼自治区主席的韦纯束实际上担第一书记的责任,负责领导处遗工作。
当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对广西区党委有关领导说,你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过去处理那么久都没有处理好。他还说,凡是在外省工作的广西人,或者过去在广西工作过的外省人,你们认为能够帮助“处遗”的,都可以提出来调给你们帮忙。后来中央派了广西籍的周逸锋做中央工作组长,副组长毛铎,是一贯在党中央搞内保的,在中纪委工作。中央工作组领导人还有王浩(广西人,任中央政法大学校长),下面有许多司局级的人员,大约有60-70人,很庞大的队伍。里面有光明日报的记者、副总编辑,也有公安部的、中纪委的,中组部的,不少是国家机关抽来的。我们广西到各地市的工作组,都有中央工作组的人员参加。我们广西也抽了很多人到工作组工作,每一个地市都有十多个人下去,有些工作组又管地又管市,人数就多些。如段远中任组长的桂林地、市工作组,人数就较多,南宁市工作组人数也多些,组长是唐峰。河池的组长是欧震,老地下党员。到各地市去的都是正厅、副厅级领导挂帅。加上县市抽来配合工作的,总共有一千多人参加处遗工作组。
    中央还同意广西区党委的要求,专门拨了5000万元,解决处理“处遗”问题。在这事情上,首先是两位老革命帮了忙:一个是陶希晋,一个是郑绍文。他们两人都在广西工作过,刚刚得落实政策恢复工作不久。他们给广西负责处遗的区党委领导人提了两条宝贵的建议,第一是跟中央要些钱。自古以来处理冤案,最后都要给予经济上的补贴,发放一些抚恤金,才能安抚受害者的亲属。跟中央要多少钱合适?当时区党委领导们接受了意见,粗略估算,按每个受害者1000元算,要个几千万不为多。第二,对受害者的子女要安置工作,这是长治久安的保证,比发放一些抚恤金还起作用
广西要“处遗”的原因主要有几点:第一,造反起家的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别的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都进行了处理,而广西靠造反派起家的造反派依然掌权,相反,被打倒的老同志却得不到应有的安排,引起老同志的不满。刘重桂、陈开露当时就对“解放”了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不止一次说过:你们是不能官复原职的,打倒你们是对的,你们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样对老同志引起老同志的不满,如果对老同志安排得好,不会引起这么多老同志不满。第二,广西文革死了8万6千多人,真正武斗死的才几千人,而起码有8万人是被从家里、单位拉去打死、枪毙的。这些被迫害致死的人并没有得到很好平反处理,仅给予一个“非正常死亡”的结论。这使得死者的亲属心中不服,也埋下了不安定的因素。第三,上访告状的人太多,全国第一。当时局势是很紧张的,不处遗也不行的。当时底下的群众干部,听了三中全会精神传达以后,冤假错案的,被错误批斗的老干部,死者的家属、子女,纷纷告状、伸冤,就像被压制很久的弹簧,一旦爆发,反弹力非常强。
“处遗”在当时是最复杂的工作。派性是“文革”制造出来的,广西的“文革”遗留问题,有很多客观、复杂的原因,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有这些问题。当然,广西派性也有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没有叫你要打人杀人呀。
韦国清、欧致富后来也意识到广西死人那么多,将来都要有个交待的,但他们始终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
“处遗”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人,特别是涉及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韦国清。当时领导处遗的区党委一位领导人,曾想过争取韦国清的支持,这样更好开展工作。他还写过几封信给韦国清,把不“处遗”的危害性、后遗症更问题告诉他,也叫一些同志当面转告他,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还有区党委处遗三人小组也给韦国清写过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们以为韦国清是不了解情况,所以就想办法给他看材料,给他写信,以为他知道真相后会支持广西处遗的。但是他始终没有给上述去信人回过信,也没表过态。有同志当面汇报时他也只是“唔”一声,始终没表态。当时中央领导给区党委领导人交底说他要做个检讨,但他始终没有做任何检讨。但当时,韦国清、周光春、乔晓光等对广西处遗很有意见,认为处理得面太宽了。其实,广西文革的问题,真正责任是韦、乔。
    中央具体管广西“处遗”的宋任穷、胡启立、乔石,他们定的政策是“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细”,凶手杀人的当然依照法律严惩,派头头只是判了颜景堂等少数几个为首的决策人物。
   刘易生为组长查“联指”攻打水电设计院“火种”指挥部楼一事。那次武斗的结果是去攻打的“联指”死伤了2、3人,在大楼里的“4.22”死了二、三十人,“火种”大楼也被炸塌了。怎样发生这样的事件?查来查去查不到通风报信的人,只找出2个头一天晚上到“火种”大楼去救出水电厅厅长(被关在此大楼内)的人,照理说用那么多的火力、兵力去打“火种”大楼,水电厅内部应该有人知道,不然怎么会在打仗的前夜去抢厅长?但只是知道颜景堂打仗前在区政府、“长征楼”这一带开会策划要拿下“火种”的据点,开会有记录,其他也查不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总要有个交待,所以作为决策人颜景堂被判了刑。
“联指”这边的大学生有几个人被判了刑,由于军区支持“联指”, “4.22”的大学生后来成了少数派,
处遗工作完成后,中央领导要把广西区党委有关处遗的汇报材料整理发到全国去,说明广西处遗既稳妥又坚决,也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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