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里霜新书《许世友与大民主》(5-7，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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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与大民主》：五、朱雷二十一年历险记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



朱雷二十一年历险记

朱雷，山东泰安人，1931年生。贫农家庭，工人出身。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1950年第一批随宋时轮将军的第九兵团入朝作战。他经历了志愿军入朝后，“一次”和“五次”战役。又经历了1951防御战役，1953年反美军登陆战役、夏季反击战和细菌战多次战役。他在九兵团作战处任测绘参谋。

他在淮海、渡江及入朝作战期间，多次立功受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军官。志愿军回国后，1955年调往人民解放军第22军，后改为人民解放军舟嵊要塞区。朱雷在要塞司令部作战处工作。1960年调入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学习。文革期间，朱雷奉命参加浙江舟嵊地区的“支左”工作。在八个月“支左”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出了积极贡献。

1968年4月，朱雷突然被许世友打成“倒许乱军”分子，备受迫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1年至1975年又被许世友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5.16”反革命集团成员。长期被关押、迫害，几近家破人亡。朱雷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申诉，艰苦斗争达20年之久。1989年1月，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纪委书记张明的督促下，南京军区政治部才给朱雷落实了政策。现作为人民解放军团职离休干部定居在杭州干休所。

（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突然被打成“倒许乱军”分子

1968年4月，我被选定为出席南京军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舟嵊代表。一个小小的营职参谋，被突然调离“支左”的军管岗位，来到南京百水桥某部营房，与王必成副司令员、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还有舟嵊要塞丁锐副政治委员，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大批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领导干部一起，被许世友司令员定为“杨、余、傅黑线上的人”打入另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真是祸从天降！“稳军派”叫嚷：“许司令是我们的红司令、好司令。北京有‘杨、余、傅’，南京有‘王、林、鲍’，舟嵊有‘丁、沈、吴’，一条黑线”。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都被扣上了野心家、阴谋家、变色龙、反革命的帽子。我的家也被抄了，南京百水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个月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意犹未尽，我和丁锐副政委、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任，普陀区政委钱毅等几人又被许世友作为反面教员“留级”再学，接受第二批学习班批斗。

一个参加革命20年，每次立功受奖的中共党员、营职干部，就这样眼睛一眨成了反革命！正当我和丁锐副政委等12人被监管失去自由时，第一期学习班开始了。整人的打手们洋洋得意，他们继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双手沾满自己同志的鲜血往上爬。

1969年3月，党中央决定将南京军区政治部、舟嵊要塞区、上海警备区这三个学习班（整人班）统称为南京部队学习班调到北京去办，情况有了很大的转机。

在北京，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部署，学习转为批判许世友推行的“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曹思明将军，于1969年3月3日、3月13日、4月3日，先后三次在舟嵊要塞区700多人的大会上，痛哭流涕作了检讨，一再向南京百水桥被打击的丁锐、沈萍、吴健、钱毅、朱雷、刘志毅等同志赔礼道歉。舟嵊班办公室主任，整人打手李朝龙一反常态，他来了个180度转弯，一再动员我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并明确对我宣称“这是党给你的一项政治任务。”我的发言稿经过李朝龙润色修改后，呈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审查批准，在舟嵊班700多人大会上揭发批判了许世友“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和对广大干部的迫害。我的发言一再被热烈掌声打断。我朱雷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揭发批判许世友的发言和我八个月的“支左”工作，竟成了我和一家人的罪状，被整了20年，几乎被整得家破人亡！1969年6月，学习班结束，廖容标、曹思明首长带领我们回到南京，回到舟山定海。行前，廖副司令代表南京军区党委一再表态，绝对不会对发言批判的同志打击报复。廖、曹首长回到南京之后，受到许世友的严厉批评，并把曹思明“留在南京”。许世友推行的“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更加恶性发展蔓延起来。那些被戴上“倒许乱军”帽子的人，被一律清洗出部队，复员回家，有的甚至被押解回家交由地方监管。

1970年9月15日，我们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把我骗出380医院（我肝病），回到普陀守备区驻地桃花岛。当即在守备区司令部机关党员人数不到三分之一的“支部大会”上，在政治部主任栾经诚、副参谋刘宪华指挥下，给我戴上“内奸”、“走狗”、“定时炸弹”、“杨余傅黑爪牙”、“国民党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等多顶黑帽子和莫须有罪名后，宣布开除我党籍，并不准我申诉。1970年10月5日，作出了开除朱雷党籍的“决定”，并勒令我限期离开部队和舟嵊。

1970年11月25日，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两位负责人，派遣副连长张加录率2名战士强行押送我一家回山东老家。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那位连长盛气凌人，挥舞着押送书信，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朱雷一家是被部队开除的坏人，他们是执行部队首长交给的押送任务，要把朱雷一家押到山东泰安，交给地方强制劳改！在“倒许、乱军”错误口号毒害下，不明真相的基层干部执行者，他们怀着对“反革命”的仇恨，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这是可以原谅的。但舟嵊要塞区某些领导人出于个人的既得利益和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做出欺人太甚的伤天害理之事，则应另当别论。

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我和妻子张志敏慷慨陈词，与押送我们的执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宁波火车站任孝连站长和乘务人员，以及全体旅客全站在受迫害的一边，一起谴责这种非法押送。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该连长灰溜溜离开现场，十万火急打电话向普陀守备区求援。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保卫科长顾永年率6位战士乘专艇连夜赶来宁波，强化对我押送措施。顾永年同志头脑清醒，党性未泯，缓解了非法的强行押送措施。他先是让我家属拐两个弯子逃脱。我被押解到上海后，乘机逃到杭州与妻儿汇合后，向党的九届中央委员浙江省农业劳模莫显耀求救，向他报告了受迫害的情况，并请他转呈给周恩来总理一封申诉信。接着，我又上访北京，状告舟嵊要塞区的违法行为。

文革时期，一大批批评许世友的人都被扣上“倒许乱军”帽子，横加迫害，其遭遇不亚于我朱雷。

1970年底，北京，朔风吼，大雪飞。在绳子胡同2号的一个房间里，军委总政治部接待了我。接待人员说，“我们打电话给南京军区政治部，给你平反落实政策。”并给我写了公函。我回到南京军区，又被南京军区推给了舟嵊要塞区。万万没有想到，当我携带军委总政的公函，根据南京军区的指示人偕妻携四岁幼子，回到舟嵊平反落实政策时，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如临大敌，他们在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等人的支持下，调兵遣将，严密监视着港口、车站、码头，和我的一举一动。他们一名干部率领5名战士，在1971年5月5日夜，隐藏埋伏在东门里招待所大门口附近的阴暗角落里。黑夜8时，他们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公然将我绑架到普陀守备区沈家门陆军招待所，由二名荷枪实弹上刺刀武装战士监押起来。深夜11点30分，普陀守备区军管会令打人凶手吴掌林对我进行法西斯毒打。在毒打的同时，辱爹骂娘，一再追问我还敢不敢再去中央告状！翌日一艘专艇，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将我从沈家门转移到桃花岛，关押在位于蚂蚁坑有三道门二道岗哨的土牢里。

（二）在土牢里的抗争和“多中心口号”的残酷迫害

我被绑架并关押在桃花岛的蚂蚁坑的第二天，我妻抱着四岁幼子朱浩，焦急地等候在舟嵊要塞区铁瑛政委的大门口，向铁瑛要人。铁瑛否认对我的绑架事实，花言巧语，借给我妻五元路费，要她和孩子到桃花岛看我。可怜老实天真的她，轻信铁瑛，娘俩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到桃花岛就中了圈套落入虎口，跟我一道被非法关押起来。

在铁瑛等人唆使下，宋干、栾经诚等人将我一家三口，秘密囚禁在密不透风仅有几平米的土牢里。试问：新中国成立后，有哪个单位，哪个部队乃至哪个监狱，胆敢关押一个年仅四岁的娃娃？！可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身居师职领导地位的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这么丧尽天良地干了！他们不仅这么干了。还恣意对我朱雷咒骂、侮辱、搜抄、拷打。在35度高温下，依然把我一家三口锁在臭气熏天，蒸笼般的土牢里！不给通风，不给放风，每天中午最热之时，三口人张着大口喘气。尽管土牢门上加了锁，土牢外设了二道岗，依然24小时不分昼夜地搞突然搜抄！搜抄次数一昼夜起码七、八次，多达十七、八次。有多少次，四岁的朱浩被这恐怖气氛吓得浑身发抖！他们还卑劣无耻挑拨我妻跟我划清界限，离婚！当达不到目的时，竟然指示四名人高马大的战士，对我秘密审讯和毒打，边拳打脚踢、边恣意辱骂，把我打倒后揪起来继续再打，甚至多次用手枪敲我的头，推上子弹顶着我的胸口要枪毙我！

令人更加难以容忍的是，宋干、栾经诚等人，用饿饭手段为摧残我一家三口。有时一天只给我们三口人一餐饭，有时一天只给我们三口人中的一个人的一餐饭，到后来一过十多天只给一至二小碗饭。就在三口人靠一天二小碗饭维持生命十多天后，突然两昼夜不给我们东西吃，三口人躺在土牢里奄奄一息……。可怜年仅四岁的朱浩，用小嘴巴贪婪舔着已无一点饭迹的饭碗，开始还能说“妈妈我饿”，后来连“妈妈我饿”也无力说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四岁孩子遭此摧残折磨，心如刀割！天若有情天亦愤啊！

宋干、栾经诚等人，心中清楚，朱雷一旦获得自由，他肯定会再到北京，向南京军区军委总政揭发他们丧心病狂的罪行的。因此，他们是不想让我获得自由，不愿我活着离开舟嵊。正当朱雷一家三口饿以待毙的时候，突然牢门打开，送进来一小桶稀饭，和一碟咸菜。这点稀饭和咸菜，将朱雷三口踏入黄泉路的那只脚拉了回来。事隔九个月后，我才知晓，原来给我们稀饭和咸菜的那一天，竟是被划为“杨、余、傅黑线上的”，普陀守备区副政委钱毅同志被折磨而死（也许是被暗害而死）的翌日。可以证实，这一位1940年入党，行政十三级的钱毅副政委的悲壮殉职，朱雷三口才侥幸获得生机。

时间过去三年之后，1974年6月的一天，在杭州市的四宜路136号，那间权且借给我们一家安身的破房子里，钱毅政委的夫人过丽华，当面向我陈述钱毅同志被迫害致死的经过。钱毅政委的死，换来了一小桶稀饭救了我一家三口人的性命。我对钱毅同志的悲壮殉职，表达了深深的哀悼。许世友制造“清查‘5.16’”冤案，又夺走了人民解放军一位优秀高级干部的生命，钱毅同志死得好惨！

我在土牢里被折磨了二个月之后，他们正式认定我是“反对林副统帅”、“反对江青同志”的“5.16”反革命。1971年6月30日，宋干等人突然将我一家三口拆散，把我一个人秘密由桃花岛转移到了普陀山，关押在大乘庵长达九个月之久，其中半年多，我的亲人不知我生死下落。

普陀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大乘庵乃佛门慈悲之地。但是，那时的大乘庵却成了宋干、栾经诚等人非法关押、摧残共产党人的秘密场所。他们派遣两名荷枪实弹的武装战士，片刻不停、寸步不离监管着我。同时，精心挑选了排、连、营、团职十多名军官，对我大搞逼供信，大搞体罚肉刑！朱雷刚刚脱离桃花岛上的火坑，又掉进了普陀岛的炼狱！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爆炸半个月后，1971年9月30日，这伙人还狂呼着“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江青同志，就砸烂谁的狗头！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永远不得翻身！”打手们逼我跪在三角木上，狭窄的条凳上，有棱角的石头上，他们轮番“轰炸”，对我拳打脚踢，皮带抽，木棍敲，从清晨到黄昏。打得我脑震荡、口吐鲜血、两便失禁、拉血尿血、遍体鳞伤、几度休克、双目模糊、脑袋肿大、嘴张不开、耳听不到、后脑勺一条伤口血流不止……。我堂堂正正经受严峻而残酷的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朱雷，在战场上没有死，竟然被许世友以人划线，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指使下，几乎被披着人民解放军军装的打手们整死！在“文革”中，有不计其数的正直的共产党员、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科学家，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被这些搞独立王国的坏人整得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是林彪、江青的大红人，他靠文化大革命当上政治局委员，他要整人甚至杀人，那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我朱雷在“文革支左”中没有执行许世友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做法，导致身陷囹圄。可怜身陷炼狱的朱雷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任凭狂徒们折磨摧残而束手无策。直至林彪摔死的信息传到舟嵊要塞区，任人宰割的朱雷才侥幸保住了这条命！这一桩桩一件件，不是发生在敌人的监狱里，也不是在被俘的疆场上，而是我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回部队平反落实政策时，发生在天高皇帝远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那个独立王国里。令人深思。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搞独立王国，搞封建专制何其霸道凶残！天若有情天亦恨啊！

宋干、栾经诚眼看林彪完蛋了，把朱雷打成“反对林副主席”反革命的阴谋陷阱破灭了。他们奉许世友、铁瑛旨意，竟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倒打一耙，又诬陷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爪牙”，继续关押我。打手们和他们后台知道，如果我平反了，他们就要被请到被告席上，戴上一顶制造冤案的帽子，承担打砸抢的罪责。1972年3月9日，宋、栾等人又派出群工科长刘永莹、营长高继圣，对我进行第二次非法押送。在押送途中，为阻止我再度上北京告状，威胁我“如果你朱雷再上北京告状，定叫你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毛泽东同志说：“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他又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数十年来，这支军队素以“文明之师、仁义之师、威武之师”而昭告于世。但是，在“文革”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背离了这个原则，把人民军队看成是他私人的武装力量。“倒许”就是“乱军”！南京军区的防区三省一市成了许世友的独立王国。许世友在军队中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军阀作风导致了我朱雷遭此惨劫。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对韦国清说：“你不是韦国清吗？老朋友了，你长胖了。你要帮助许世友同志啊！”。毛泽东说：“有的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说了算。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年了。”毛泽东主席的话不是空穴来风！

当我六十多岁的老娘亲得知我的遭遇后，从山东泰安千里迢迢赶到舟山，找到部队，要求见我一面。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外号铁大牙）又欺骗了我母亲，他对我母亲说：“老嫂子，我们是人民军队，就是对投降的敌人，我们还优待哩，何况您儿子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你放心，我们不会关他，更不会打他，你可不要听信您儿媳妇的谣言受骗上当。”随即派人把我母亲送回山东泰安。本性善良，易于上当受骗的老母亲，在没有见到我的情况下回到山东老家后，对我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说：“俺儿在部队里很好，根本就没有受过打骂，这都是儿媳妇张志敏不好，她不愿到咱们山东来，想留在杭州，就写信来骗俺们。”就这样，铁瑛政委的骗术成功了。山东沂蒙山区革命老根据地的乡亲们，都对铁瑛、宋干、栾经诚等解放军首长们感恩載德无以复加。

“老八路怎么会这样对待俺子弟兵呢！”谁能料到，正当乡亲们感恩带谢的当口，他们的子弟兵朱雷，正在许世友制造出来的“倒许乱军”、“清查‘5.16’反革命”的冤狱里受煎熬！

《聊斋》里的妖魔鬼怪在害人的时候，往往打扮成美女或善良的老妪、长老出现！许世友虽然是老红军，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但他的世界观和灵魂，仍然停留在封建专制的王国里，在他脑子里塞满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集生杀予夺大权为一身的军阀思想。军区党委制约不了他，杜平政委要听他的，党委一班人要听他的，他凌驾于军区党委之上。南京军区不是党委一元化领导，而是许世友一人专制。在“文革”时期这一特殊政治条件下，“封建诸侯”们都会显露其真面目，而疯狂于世。铁瑛不是许世友，但，他是我党我军高级干部，出于各种因素和个人利害，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他必然会充当不光彩的角色，他抛弃了党性和人性，为个人既得利益驱使他死心踏地推行“倒许乱军”分裂军队的多中心错误口号，践踏了党纪国法！我党我军高级干部大都来自农民和私有者，民主革命时期不愧是“英雄”、“好汉”，但毕竟是党的同路人，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他们就会走向反面，根本原因是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和经济、政治上的既得利益，充当了许世友的帮凶。

（三）怀着悲壮的浩然正气上北京

向党中央毛主席申冤诉曲讨回公道

面对封建专制强权迫害，朱雷冒着“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的风险，舍命抗争，再去北京，向军委总政控告。朱雷深刻认识到，这桩公案，绝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或一家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法尊严、党性原则、军队建设、人间正义，同利用人民赋予的职权而积极执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恶劣势力作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怀着悲壮的浩然正气，朱雷乘车北上，去北京，在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办公的地方，申诉冤屈，讨回公道。

当朱雷刚踏进北京总政军人上访接待站驻地绳子胡同时，未曾料到的景象出现在面前，数以万计的身着陆海空三军不同军服的男女上访者，或立或坐或躺或卧在绳子胡同里。他（她）们和朱雷一样，都是受林彪反革命路线所迫害的无辜的人民解放军军官！男儿有泪不轻弹，在绳子胡同二号总政接待室里，朱雷含着热泪实事求是的控诉了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在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和“清查‘5.16’反革命”的指令下，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我一家人的罪行。一身正气，满怀同情的接待站主任赵渭忠同志、卢淑琴干事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站在受迫害的一边。

正当军委总政将朱雷一家人所遭受的迫害事实，作为全军一个典型刊登在总政信访简报上，通告全军引以为戒时，铁瑛、宋干、栾经诚等人，则同军委总政针锋相对。他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上，认定朱雷是被部队开除党籍，押解回乡管制劳动的坏人，并将其诬陷的内容刊登在这次扩大会议的第四和第五期简报上，通告全省。明目张胆同军委总政对着干，令人发指！铁瑛目无军纪，擅自把军队的内部情况依仗权力无原则地扩散到地方去。在浙江，特别是在舟山，有多少善良的人们受到了蒙蔽！封建主义极权专制的残渣余孽，他们披着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的外衣，如许世友、铁瑛之流，他们仗着权力和组织力量，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残酷打击迫害敢于同他们的错误作斗争的正义的人们。自古“奸臣当道，忠良遭殃”确实如此。其实质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决不是什么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也不是执行纪律上的错误，更不是工作上的错误，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当时的党中央是无产阶级的，所以，我朱雷才能战胜许世友、铁瑛、宋干、栾经诚这些人推行的错误做法。迫使他们做检讨（那怕是伪检讨），迫使他们给我落实政策，迫使他们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如果，当时党中央不是无产阶级的，是修正主义的，那我朱雷的脑袋可能要搬家了，或者要进牢房把牢底坐通了！

经过艰辛顽强的抗争，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等人，终于在1973年2月2日以中共普陀守备区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恢复朱雷同志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尽管对于宋干、栾经诚等人用卑鄙无耻手段，强迫任锦绥、柴纪时等人做伪证等非法行为只字不提，推脱责任，嫁祸于人，但毕竟是反迫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胜利！普陀守备区既然已决定给朱雷恢复了党籍，理所当然就要妥善处理非法拘禁，法西斯逼供等一系列迫害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至少要有个说法，要赔礼道歉，要搞好善后，这是党的原则和政策所规定的。但是，宋干等人拒不执行。他们坚持要把朱雷复员遣返到被他们造谣污蔑，造成极坏影响的山东泰安原籍进行劳动改造。舟嵊要塞区领导人铁瑛等人，再一次支持了宋、栾等人的错误做法。朱雷无奈只得再赴北京上访，要求平反落实政策。

“文革”中，邓小平恢复工作后，我先后两次写信向他申诉。这两次书面申诉都是通过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建人转呈的。刚正不阿，主持正义的周建人副委员长，先后两次附了亲笔信。邓小平都作了批示，他指示军委总政直接给朱雷平反落实政策。邓小平的批示引起了南京军区的重视。南京军区党委专门开会作了研究，并于1974年8月23日下达了三条决定。1979年8月24日，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连生和干事蒋慎帮，在军区第二招待所向朱雷传达了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

1、舟嵊要塞区和普陀区二级党委对朱雷同志的处理有严重错误，由南京军区搞个平反决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销毁一切黑材料。

2、给朱雷同志恢复军籍，计算军龄，补发薪金物资，包括家属子女的粮油布棉证票。

3、动员朱雷同志不要再坚持回部队工作，按正常情况办理复员，由军区负责去浙江杭州朱雷同志家属所在地妥为安置，妥善做好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的善后工作。

张连生副部长口头传达完这三条后，朱雷当即要求将这三条给本人一份文本。张连生明确告知：“军区党委的这‘三条’，是军区党委的决定，只能装入你的档案，不能给你本人，向你传达过就行了。”当我将上述三条记录念给他听后，他讲：“你记得没错”。由于没经验，当时没有请他在记录上签字确认。我想，一个堂堂大军区组织部副部长，总不至于赖掉吧！张连生现住在南京中山北路212号南京军区政治部干休所。当时组织部干事许湘东现为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少将主任记得这件事的。

军委总政见到邓小平给朱雷平反落实政策的批示后，迅速派出以信访处长蒋恒庆为首的工作组，深入舟山部队，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查明朱雷的指控属实，并严肃批评了铁瑛、宋干等人的错误。1974年9月20日，军委总政工作组在南京军区第三招待所13号楼210号室，当面向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张连生副部长和纪委办公室陈绪伦主任明确表示：军委总政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第三条由军区政治部组织部负责具体落实。按理说这桩公案事到如此应该圆满了，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在军委总政工作组离开南京返回北京之后，朱雷一家眼巴巴渴望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迅速落实。结果事与愿违，事物又向反向逆转，出现了一系列咄咄怪事，导致南京军区党委给朱雷落实政策的三条决定又付之东流了！个中咄咄怪事，黑手的微妙因素，实质上“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仍在作祟！许世友司令员虽然已调往广州军区，但他所建立起来的“派性”仍在起作用。“文革”中靠整人升官的人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的。

（四）“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仍在作祟

邓小平批示也不管用

咄咄怪事出现了：“部门意见”推翻了“党委决定”。1974年10月30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出台了一个“对朱雷同志申诉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这个“复查意见”未同本人见面，就逼朱雷接受。“部门意见”有意混淆视听，不平反，不恢复名誉，不消除影响，也不销毁黑材料。其次，在复原安置问题上，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暗地通知浙江省民政厅，拆散朱雷的家庭。把家属放在杭州，把朱雷发配到浙江镇海，相隔六百里。当国务院民政部指示浙江民政厅，按政策把朱雷安置在杭州时，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非但阻挠，而且向朱雷发出“如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你本人负责！”的无理警告。南京军区政治部本是贯彻落实党委决定的办事机关，理应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阳奉阴违，搞原则肯定具体否定。充分暴露了南京军区党委为朱雷落实政策是假的，继续整人是真的！这种咄咄怪事，在我军历史上只有在“文革”期间，在南京军区“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下，才能出现。因为，在许世友手上，在他老婆田普当干部部副部长手上，留在南京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工作的，清一色是“划线派”。许世友调走了，他的“组织体系”依然在作孽。你邓小平又其奈我何！

1974年5月16日，我向浙江省委写了信，揭发了铁瑛迫害我一家的事实，浙江省委全会秘书处印发了这份材料。我妻张志敏也向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写了信，要求落实粮油政策，信中也揭发批判了铁瑛。谭启龙书记于5月13日作了批示：“这是对铁瑛同志的最好批判，请政工组确定予以解决”。万万没有想到，铁瑛为此怀恨在心，当他接任浙江省委书记职位之后，1977年3月23日指使舟嵊要塞区宋干等人，把诬陷我的黑材料送给杭州市公安局，对指使舟嵊要塞区65师保卫科长上任浙江公安厅长的李潮龙，对我进行非法拘留，使我再次身陷囹圄，罪名是“思想反动的现行反革命！”他们抄了我的家，把张志敏定为“反属”，18岁的长子被解雇了工作，铁瑛又一次把我一家推向家破人亡的边缘！

在狱中，公安们对我大搞逼供信，乃至多次以枪毙相恐吓，在狱外搞“张志敏专案组”，日以继夜逼迫张志敏揭发“朱雷的反革命罪行！”狱内狱外紧密配合，滥放谣威，搞白色恐怖，制造冤案，迫害无辜，卑劣至极！这个专案组除上述公开的一手外，还搞暗的一手，他们把朱雷档案中那些证明我光荣历史的材料，如多次立功受奖，被评为军师两级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材料，多次授予荣誉称号的材料，以及历来的鉴定、任职令，自传入党志愿书等统统被抽出盗走，至今一份也没归还。“文革”中制造冤案的“左派革命同志”（应为文革反对派）的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面对淫威，我和我妻对这伙恶棍打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张志敏被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三个多月，从未屈服。恢复自由后，更是不断抗争，直到向党中央工作组当面多次告状申诉。我被突然拘留时，就对公安局严重执法犯法，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抗议，要他们承担一切后果的责任，我拒绝在拘留证上签字。两年零七个月，杭州市公安局在舟嵊要塞区秉行南京军区转寄的黑材料指使下，对我大搞迫害性的逼供信。

但他们非但没有得到我片纸只字的“检讨”和交代材料，相反的得到了我向党中央、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纪委呈交的大量的血泪控告信和义正词严的抗争信。遗憾的是，这些申诉材料，都被杭州市公安局或公安厅非法扣压了！这充分反映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被粉碎之后，其流毒远远没有肃清。

1979年2月23日，国家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公安局拘留一个公民最多时限只有7天。铁瑛、李潮龙，根本不把国家颁发的这个《条例》放在眼里，让公安们继续对我非法拘留，直到该《条例》公布施行七个月后，而且是在中央浙江平反冤案假案工作组蓝孝永组长直接追究下，目无党纪国法的铁瑛、李潮龙等，才叫公安局在1979年9月29日，向我发出“释放证明”。杭州市公安局明确告诉我：拘留我二年七个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反对过铁瑛书记。为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维护革命军人的荣誉，维护中共党员的贞操和公民的权利，在公安局发出“释放证明”后，朱雷拒绝出狱，坚持在狱中讨个公道。杭州市公安局面对其在拘留所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这种情况，派其副局长周衡葆、办公室主任邵其峰，一再屈驾监狱，动员朱雷出狱。他俩代表杭州市再三向我保证，在我出狱后即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在公安信誓旦旦保证下，特别是中央工作组蓝孝永组长，向我传达出狱后平反的指示后，朱雷于1979年10月13日上午，让专案组转交给公安厅厅长李潮龙一封信后，以一个革命军人和中共党员应有的磊落坦荡姿态，在监狱工作人员热烈欢送下，堂堂正正走出了监狱大门。

中国共产党党的纪律规定：党内严格禁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身为中共党员朱雷，没有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保护。他被杭州市公安局非法监禁二年七个月，受到了非法审讯和迫害。这究竟为什么？身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铁瑛，在文化大革命中，乘全国所谓“动乱”之机，持权挟私，对中共党员人民解放军军官进行“专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实质上铁瑛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把持人民给他的权力，搞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藏在党里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跳出来对人民实行专政。”

（五）出狱后身心憔悴家徒四壁负债累累

战斗英雄张明下令我绝处逢生

我在监狱足蹲了二年七个月，我带头遵守监规，体验逆境人生，增强高风亮节。我反复学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同时，忍辱负重协助公安机关，对数以百计的同狱人犯做了大量颇有成效的转化工作和破案工作。在押人犯说：“要是早就和这样的共产党员在一起，我们也不会落得今天蹲大狱的地步。”在他们很多人中，不相信我跟他们一样，确确实实蹲大狱的人，很多犯人一直怀疑我是打入监狱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凡是关押在其它监房的犯人都想调换到我所在的二狱B室中来。我所在的狱室，不论释放、劳改或判刑，都会到我面前，有的紧紧握手，有的深度鞠躬，有的匍匐下跪，有的痛苦流涕，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和我道别。就连“狱霸”们使工作人员伤透脑筋的亡命之徒，放在我所在的狱室中，时间稍久竟也被教育感化过来。每逢有危险人犯送到拘留所来，监狱长都是个别向我交代任务，要我监管好他，防止出问题。每逢有老弱病残或少年人犯送到监所来，工作人员都把他们放在我所在的监室，要我关照他们不受欺辱。我朱雷不辱使命，认认真真做好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工作。我朱雷蹲监狱到这种份上，苍天可鉴！

正由于这样，所以在我的牢狱之灾结束后，离开监狱时，拘留所领导、狱警及至烧饭菜的大师傅们，一起热烈将我送到监狱大门口。这是铁瑛、李潮龙等人所绝对没有想到的，也是杭州市公安局历史上所绝对没有过的。

当朱雷为讨回公道，还在狱中绝食抗争的时候，铁瑛以其人格和党性，向中央工作组蓝孝永组长保证，保证在朱雷出狱后，即给予平反，落实政策。杭州市公安局也通过其副局长周衡葆、办公室主任邵其峰，再三向朱雷保证，朱雷出狱后即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中央工作组信了铁瑛的保证，离开杭州返回北京。

朱雷出狱后，身心憔悴，家徒四壁，负债累累。母患病、子待哺，一家五口，政治、经济、生活陷入极度窘境。朱雷在杭州市公安局要求兑现的保证，没想到堂堂杭州市公安局竟然赖账了。他们信誓旦旦的保证，竟是骗我出狱的鬼话，我找铁瑛要求兑现保证，给我平反落实政策，他避而不见，写信给他，他置之不理，原来他以党性和人格向中央工作组作出的保证，竟然也是欺上瞒下的手法。去省公安厅告状，竟然遭威胁和恐吓：“你朱雷如果还上窜下跳到处告状，当心叫你粉身碎骨！”负屈含冤，浩气凛然的朱雷，不信那个邪，置公安厅警告于不顾，毅然再再次赴京上访。依靠党中央，相信党中央一定能够以正压邪，最终讨回人间正道！

在北京，我踏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等中央机关，最后归口于公安部。公安部听到我的告诉甚感惊奇，一再反问：“是拘留吗？”“是真的拘留二年七个月吗？”当确信考察无疑后，给我写信，叫我回杭州省公安厅平反，落实政策。

省公安厅不听公安部的。于是，我在困难的情况下，被迫再次、三次、四次、五次、一而再，再而三的频频进京告状。公安部也再三再四的给我写信，要浙江省公安厅给我落实政策。最后检察院也一再批转我的告诉信。1983年3月26日上午，朱雷和张志敏被召到杭州市公安局，说是给我平反落实政策。在坐的除公安局的三位代表外，还有省公安厅的三位代表和下城区公安分局的一位代表。当时我理直气壮要求市公安局兑现保证时，三级公安机关竟然否定了自己的“保证”。他们公然向我宣布：“朱雷不存在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问题；不存在赔偿损失问题；不存在给受株连的家属处理善后问题”。理由呢？很简单：“这是在清查运动中搞的，就是搞错了，中央也没有给清查中搞错了的平反的指示”。“三个不存在”的棍子又向朱雷袭来。州官放火，制造冤案，竟然还要受害者默然俯首贴耳不准喊冤！浩然苍天，昭昭日月，岂有此理！

朱雷继续抗争，不断上访喊冤。1988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致函朱雷：“你到北京公安部上访的材料已转给我局，关于你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本局在1981年11月19日以公群[81]12号文件作过复查结论，并找你本人谈过话，如你同意此结论，请来局信访室面谈，以妥善处理有关善后问题。”公安局用词造句简单明确，只有朱雷同意他们的结论，才可妥善处理善后。这是前提，是先决条件。公安局对我们非法拘留审查的结论是：“朱雷因涉及现行反革命张永生一案和攻击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于1977年3月23日，被我们拘留审查。经审查，朱雷的问题未构成犯罪，故于1979年9月29日释放。”很明显，公安局在收到此批转下来的材料后，不仅不承认错误，予以改正，而是继续诬蔑我！

1988年快要过去了，朱雷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1988年11月28日，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纪委书记张明同志的关怀下，朱雷的问题有了转机。张明同志作了如下批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娄部长按政策予以落实”。南京军区政治部下达了《（1988）政干字318》文件。舟嵊要塞区《（1988）党字第35号》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1989年1月朱雷办理了军内离休手续。至此朱雷及家人终于结束了长达21年（1968-1989）水深火热的冤案生活。不堪回首的困境，发人深思罹难，终于画上了“句号”。朱雷全家过上了正常人的正常生活。自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党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我朱雷奉命“支左”，到1968年4月林彪制造“杨、余、傅”反革命事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以来，我朱雷和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大批优秀干部被无辜打成“倒许、乱军”反革命，“杨、余、傅”黑线上的人，“阶级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坏人”等等，历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苦难，遍尝了冤狱之灾，亲身体验了在错误路线主导下，资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性，株连了朱雷家属亲属达21年之久。人的一生有几个21年？我朱雷永远不会忘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人民、革命干部镇压的历史教训！我朱雷永远铭记，只有毛泽东有威望、有胆略、有气魄、有办法敢于开展“四大”，运用大民主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的封建专制和资产阶级固有的黑暗、腐朽、凶残、伪善和极端利己的孽障流毒。毛泽东期盼运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方式，逐步荡涤干净几千年封建毒痹对中华民族的毒害，造福这个屹立在东方的伟大民族，伟大国家，伟大文化。朱雷全家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党的恩惠，永远铭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周建人、谭启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明同志的恩惠！

中国有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要报。”这虽然是一句唯心的话，但有时，也会显灵的。请看：当我承受着皮带抽、木棒拷打时，我冷不防被普陀守备区打手刘秀玄当胸重重一拳击中，从桌子上打倒在地，仰面朝天，后脑撞在大乘庵佛堂殿前的红木柱的石础上，当场昏死，一条伤口流血不止。当我苏醒过来时，本应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的军医刘秀玄，竟然一边踢我，一边骂我该死！几年后，没有想到，他在普陀山上手持猎枪打鸟时，枪栓后座突然击中他自己的头颅，当场死亡！而且死得极惨。那个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负责押送我的警卫连副连长张加录，在大庭广众之前侮辱我一家人，充当宋干、栾经诚打手，对我大打出手的张副连长，竟会在他年轻力壮，体质如牛时，突然死于肝癌。



爱新觉罗·里霜2013年10月 南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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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与大民主》：六、周世安的<苍茫岁月——我的文革十年>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



（一）真共产党员与假共产党员在真伪“标兵”上展开斗争

周世安，1945年入伍，贫佃农成分，中共党员。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多次立功受奖。27军朝鲜回国后，调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八三医院政治处宣传干事。现为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六分部北崮山干休所离休干部。

八三医院的一位护士周玉珍同志，1959年参军，由于热爱白衣天使的护士工作，在病房护理工作中任劳任怨，不怕脏、累，为重病人抠大便等等表现，颇得大家一致好评。1960年以后，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3年被评为军区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医院院长彭克不满足周玉珍的这个“水平”，提出要求：“一定要把周玉珍培养成像孙乐义、廖楚江式的人物”（上述二人，前者是山东军区、后者是沈阳军区的毛著学习积极分子，是在当时影响全国的人物）。彭克同志的这一要求，是在下述背景下提出的：1965年初，南京军区政治部下达通知：1966年下半年召开军区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要求各单位作好充分准备。并对参加会议的“积极分子”的材料，要求必须“充分体现符合新时代精神面貌的。”但负责书写周玉珍材料的组织干事谢树春，从1965年三月初接受任务起，直到当年十月，用了六个多月的时间，三易其稿都未被后勤以及南京军区政治部认可。原因是周玉珍工作失误，思想极度下滑，任护士长全面负责原外科五病区病房护理工作中，发生病人伤口生蛆这样的严重工作失误事件。此外，在医护之间的关系上也很紧张。当时外科政教吴有才，为了保住“军区标兵”的荣誉以及解决她（他）们之间的工作矛盾，在整个1965年间，曾先后五次为她（他）们组织召开党小组会，目的是通过各自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化解矛盾搞好关系增强团结改进工作。为此，当时他们病区的主要负责人老模范党员主治军医辛炳南，每次会上都能本着严于律己的精神做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并像哄小孩子一样鼓励周玉珍向自己“多提批评意见”。但是，每次开会，周玉珍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会议不欢而散。对此，党支书吴有才，对周玉珍的表现极其不满。从而出现的情况是：65年底进行全年总结评选先进时，外科共评出十个毛著标兵，而周玉珍这个“军区标兵”，却在本科十个先进个人当中落选。在这样的情况下，谢树春当然写不出“符合新时代精神面貌”的标兵材料。但是，这时又接军区政治部指示：“军委总政将要举办标兵事迹展”，要求医院迅速组织反映标兵先进事迹的照片上送军区。为了按期完成任务，政治处副主任周士轩指示我参加这项工作。我的任务是搜集周玉珍的先进事迹同时拍照片。对此，我竭尽全力，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却一张照片也未拍成。每次去到外科和政教吴有才见面，他所给予我的只是说不尽的埋怨和道不尽的愧疚和自责，一再表示：他们外科支部为了这个标兵所花费的多年心血，最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思想素质竟差劲到没有半点自我批评精神”！

外科领导是这种态度，外科的广大干部群众就更不要说了。

面临上述情况，政治处副主任周士轩同志便把我和谢树春召集在一起，“研究周玉珍的材料究竟怎么办？”这时，谢树春同志干脆打退堂鼓，表态说：“对周玉珍的材料，我现在已经跳不出框框、完不成任务！”

最后，周士轩副主任说：“老周！你到军区政治部汇报请示一下，周玉珍的事迹材料就是这么多，怎么办？”

接受任务后，我便去了军区政治部，按周士轩副主任的原话作了汇报。接待我的同志答复说：“既然标兵没有新发展，就不要勉强。”

于是我回到单位，把军区的原话向周士轩作了汇报。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未想到，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极为简单的事情，我竟被说成“给八三医院党委闯了祸、惹了乱子”，从而毁了我的后半生。

在进入主题前，有必要说一说另外的一段插曲。

在六五年初，我和副政委周牧，还有广播图书员徐宁一道参加安徽的农村社教工作队，另外还有副院长赵生。我和周牧分配在一个生产队，徐宁在另一个生产队。开始的一段时间，周牧和我同住一个生产队农家，在当时，党中央有文件，对“社教工作队”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求非常严格。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周牧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却搬到公社住宿去了。除了吃饭还按时回到生产队之外，其他时间看不到他的人影。在公社和周牧一道的有两个女护士。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事。一天，生产队长胡观南同志、贫协主席胡观北还有大队民兵队长季晓荣三人来到我这里，他们情绪激动，说：“要到公社控告周牧”!理由是，周牧虽然名义上是负责他们生产队的工作，但却“总看不到他人影”；再一个是：“在农家吃饭，专挑干净的人家和饭菜烧得好的人家吃，而不到生活困难的人家吃！”

在周牧这里发生生产队干部，因“三同”问题集体告他状的事，对我的震动很大，我当即找了一些“周牧同志工作忙，上级召开的会议多”等理由极力劝阻他们；对他们提的周牧吃饭专挑好人家的事，我也找了一些理由向他们做工作。由于我在平时能够注意和社员们打成一片，他们是信任我的，因而这个矛盾便顺利化解了。当我将发生的情况向周牧汇报时，看出来，他是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但他却不是以冷静、虚心的态度对待人家，反而恼羞成怒地质问：“是哪几个人？马上开会！进行批评！”在我说明已经通过工作，矛盾业已化解之后，他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生产队干部集体告周牧状这样的事？不得不联系发生在周牧身上的另一件事：

和周牧同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女护士，有事没事两人经常在一间屋子里。本来在开始阶段，周牧住的不是单间，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他搬进了一个单间，而且经常和这个护士在单间里。有一次我有事到公社找周牧，推门一看，顿时一惊，看到周牧坐在那里，上身赤裸，那位女护士站在他身后，两手搭在他的双肩，好像是在做按摩又不像是在做按摩。当时我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感觉很为周牧难为情。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何必把全部上身脱光”？

本来是想汇报请示什么事，但感到已不是时候，不得不及时退出。

还有，在平时他们俩人，经常以“检查下面卫生工作”的名义外出。本来这一片的卫生防疫工作，是由医务副院长赵生同志负责，用不着周牧出面，但对此周牧表现得特积极，而且每次他（她）们以“防雨、或防日晒”为名，两人共撑一把雨伞肩并肩地蹒跚在农村的小路上，让人望去特感别扭——当然，单就“两人共撑一把雨伞”这件事来说，如果别的什么人，或者别的什么单位，根本算不上一桩什么事。但对周牧来说，却意味深长。原因是在此之前，八三医院院务处里的一个叫薛国定的会计，和当地一个村镇女人勾搭成奸，薛为了满足女方的物质需要，由贪污而被判刑。这个时期正是全军上下，轰轰烈烈“贯彻林彪指示”：“坚持四个第一，开展四好运动”的时期。所谓“四个第一”即“人的工作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其中“抓活思想”，按林彪的解释是起“统帅”作用的。而单位里出了刑事犯罪，说明政治工作特别是“坚持四个第一”、大抓“活思想”工作的失败。为此“找经验教训”时，最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人们经常看到“薛和那个女的”，“共撑一把雨伞”。为此，周牧等领导人认为：“两个并非夫妻的男女，共撑一把雨伞，是一种绝对的越轨行为。大家却对此视而不见，是活生生的抓活思想的失败”。对这条“经验教训”，周牧，不但在这个时期内反复在全院大会上不仅责备自己，而且批评有关单位和个人对这个“活思想的忽视”。他为此还特地召开“政工会议”，大谈特谈这条“教训”。
    但是不得不使人们引起怀疑的是，周牧可以在一个地方，把“并非夫妻的两个男女，共撑一把雨伞”，看成是“绝对的越轨行为，”但是，在换个环境之后，便把自己昨天定的戒律，忘得一干二净了。联系到公社里看到他（她）们的不合乎一般情理的表现，再和生产队的几名干部一齐站出来告状，虽然只是提到他“三同”中的事，但不能不说明现象的背后，周牧的行为早已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生产队里的干部们集体出面告状的行为背后，毫无疑问，他（她）们在日常行为中，已经，特别是已经在公社的干部中造成很坏影响。

在社教任务结束，回到八三医院之后，我对周牧的表现以及发生的农民告状的事，应不应该向组织上反映，进行了好长时日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决定向党委书记兼院长的彭克作了汇报。

但是在我向彭克反映情况的第三天，我便发现彭克已经把事情全盘捅给了周牧。

一天上午，我为周玉珍的材料事回来，一进机关走廊，在离我十多米远的走廊中看到周牧，他突然放缓了脚步，两只眼睛恶狠狠地向我盯来，虽然仅仅只是几秒钟，但却清楚地告诉我今后的日子里，我不会有好果子吃了……。

下面再说标兵的事……

当我从军区回到单位，把军区的答复按原样向周士轩作了汇报之后也就认为没有事了。

但是，当周牧从周士轩那里得知情况之后，马上和周士轩一起来到政治处，劈头向我质问：“你知道你给党委闯了祸、惹了乱子了吗？！”我一愣：“我闯了什么祸？”

“你有什么权力代表八三医院党委到军区政治部说周玉珍这个标兵没有新发展？”

我又是一愣，看了看周士轩，看到他又像是愧疚，又像是想要说点什么又不敢说的一副尴尬困窘的样子呆站在那里。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要不就是周士轩发现问题严重，不敢承担这个责任，要不就是周士轩已经把事情的真像汇报清楚了。但周牧故意借题发挥，乘机向我发难，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一巴掌打俩，既打周世安也打周士轩，通过打周世安来打周士轩。这时候，我的脑子里在激烈地打转：周士轩的副主任之职，是刚刚提起来的，在此之前，他也是和我一样的政治干事，而且是和我很要好的战友，对当时他的尴尬处境和表情，一种怜悯、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同时也没有、或者说，也来不及想到这件事会在以后的岁月里必将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于是，干脆以代人受过的口吻，并且理直气壮的回答周牧：“说周玉珍没有新发展的话不是我说的，我只是说，周玉珍的材料就是这么多，问军区怎么办？”进一步我又说：“要实事求是。周玉珍的材料确实就这么多，谢树春写了六个月，三易其稿，就是写不出新东西，我也花了很长时间，就是找不到她的新材料！”

针对我的话，周牧怒不可遏：“什么叫实事求是？对毛主席有感情就是实事求是；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有感情，就看到了周玉珍的新发展！”

接着周牧指示周士轩：“马上派人到军区，调查一下他到底是怎么讲的。”

转过头来又责令：“你把你自己负责的全部工作移交给张浩中。”说完便悻悻而去。

很显然，一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感情、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感情的人，怎么还能做党的政治工作呢？更谈不上当什么宣传干事了。从此之后，我便被歇了下来，而且一歇就是几十年！

对此，事后有不少人批评我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就是死，当时你就检讨一下，做点自我批评，不就没事了吗？你看这文化大革命，全院有多少人，先是也批评了领导，后来不是人人都承认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不都没有事了吗？只有你一个人，是个死杠子头，一棵树上吊死，到头来弄得这番下场。”

对此，我始终得不到一个正确答案，好像这辈子一直要糊涂下去，只能把它带到棺材里去，到马克思那里问个明白。你看在当时本来只要用一句话就可把事件的真相说清楚：“我是受命去的！”但是却发傻到宁愿代人受过，主动去承担完全想像得到的严重后果，这种傻，今生今世能改得掉吗？本来对自己的直接顶头上司，不是惟命是从、逆来顺受，而竟直接顶撞，这也是我这辈子改不过来了！看来在以后为此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苦难，也是我命里注定！只是由于矛盾的延伸和发展，让许多同志包括许多领导人，由我的问题而受株连，不能不为此而抱恨终生！

下面请看周牧是怎样体现他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他的：“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的。

在我停职后的第三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在得到八三医院的情况汇报之后，派了曾接见过我的那位同志，来到了医院。我很想找机会见他一面，和他说说我从军区回来发生的事，但是副政委周牧，对这位同志，表现了从未见过的“热情”，就像他在社教中对待那位小护士一样，形影不离，一陪到底。在办公室、会议室，当然我不可能有机会。而每次吃饭都由他陪着。因八三医院驻地有“温泉”，一般客人来，都要洗温泉浴。我也曾想乘这位同志洗澡的机会，见他一面。而周牧还是陪得牢牢的。直到几天之后，把他送出医院大门为止。

客人走后，新的“组织标兵材料”的班子启动了，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中有组织干事谢树春、政治干事张浩中、保卫干事胡应平、党委秘书邹本芹、外科政教吴有才、院务处助理员胡明（专职负责拍照片）。

这支队伍，工作效率之高，来自各方面的“新发现的先进事迹”之多，是始所未料的。而且“新发现”的消息，就像京剧舞台上“探子报军情”一样，一回一个“新发现”……没多少天，大量的照片和材料都出来了。面对人家的工作效率，不得不使人想起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一句话：“高！实在是高！”

那些“新发现”，和相继拍出来的照片，一批接一批送到负责写解说词的党委秘书邹本芹手里。忙得邹本芹连打听一下这些照片究竟反映的是什么内容的时间都没有了，只得一边拿着照片，一边拿着毛主席语录本，边端相、揣摸，看样子是在给病人打针的，便写上：“这是周玉珍同志学习了纪念白求恩技术精益求精以后”怎么怎么样；“这是周玉珍在学了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之后”又是怎么怎么样……至于一时间仍旧搞不大清楚的，也好办，反正“语录本”掐在自己手里，体现了“立竿见影”。

大量照片出来之后，先是在全院“举办展览”，让全院干部群众“好好向周玉珍同志学习”之后立即上送军区（据说这些照片后来上送到北京军委总政治部）。

有了这么多的丰富材料，谢树春终于“跳出了框框”。说：“我只化了两个钟头就写出来了！”当然谢树春的文章很快也就报送军区，最终完成了曾经六个多月未完成的任务。

然而这大量地印证“标兵先进事迹内容”的照片以及谢树春的文章，究竟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下面仅举几例：

一是，把没有的事说成有的。有这样一类照片说：“周玉珍为了关心下一代成长，在农村为小学生教革命歌曲”。可是他们外科护士陈文慧说：“周玉珍连《东方红太阳升》都不会唱，怎么在农村教起革命歌曲来了呢？”

二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1965年，医院里“开展革命大批判”大批特批吴含、邓拓、廖默沙。因周玉珍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政治处要求她也写篇批判稿，周玉珍说：“吴含、邓拓、廖默沙，我从来不认识，不会写”干脆拒绝了。

但是拍摄组坚持认为这个题材“很重要，一定要有反映”，于是临时找了个病人，代周玉珍写出一篇这样的稿子，再组织一批病员群众，摆成一个“革命大批判”的会场，然后让周玉珍拿着别人为她写好的稿子拉开姿势，“啪”的一声，完成了这样的一张说明“周玉珍同志对修正主义分子无比仇恨而进行的革命大批判”的照片。

三是，把别人做的事，说成周玉珍的。如外科曾搞过一次“团日活动”，到职工孙道全家做他家属思想工作（因六二年时，农村实行“生产劳动评工分制”——劳动出工多，挣的工分多，分的粮食就多；而在医院工作的工资相对的比较少，许多来自农村的职工不安心在医院工作，要求回农村。孙道全的家属反应极为强烈，党支部为了做她的工作，曾利用团日活动，到她家作工作。）拍摄组认为这是个好题材。便把周玉珍带到孙家。究竟怎样反映呢？有人提议：“就拍周玉珍帮助孙道全爱人摘菜吧”。大家一致同意。于是便摆开姿势，一张照片完成了。可是，既然远道而来，光是帮助摘菜，就没干点别的吗？“干脆拍张周玉珍帮助烧饭的照片吧。”于是又摆开姿势，拍了一张周玉珍坐在锅灶前、歪着头、看着锅灶口，一副专心致志烧火的照片。又有人说，就是两张照片，还是太少。于是又有人提议“烧饭，总得要有柴禾，干脆拍一张标兵帮助家属抱柴草的照片”。于是又拉开架势，最终完成了标兵在孙家从帮助摘菜、抱柴草、烧锅做饭的一条龙照片。

四是，把很简单的一件小事，当作大事来描绘。如周玉珍曾参加过去农村宣传防病防疫的医疗队活动。在那里曾有过一位患感冒的农民周玉珍给过一包感冒药的事。拍摄组感到这是一件值得拍摄的事。于是便到了农村，但这件事怎么反映？只是送一包感冒药吗？不行。于是有人提议，干脆拍一张周玉珍关心农民兄弟病情，为农民兄弟作病情护理的照片。怎样护理？拍张周玉珍给病人喂药的照片。但是在拍的时候，病人躺在床上，而农村的窗户太小，光线根本不行——没法拍。于是又有人提议让病人坐起来，面对着窗户——光线问题解决了。于是便给周玉珍拍摄一张极富政治效果的照片：一个农民坐在床边、抬着头、仰着脖、张大了口、作好“接招”准备，而周玉珍则站在病人面前，手里举着一只小调羹，里面放着两只小药丸子，朝向病人的嘴巴……既像是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又使人甚感多此一举的虚伪场面。后来彭克把我抓起来，关进他私设的牢房。我为此写申诉，当写到这段事件时，我为周玉珍的这个举动，起名叫“劳民伤药”。

拍摄组，还特地组织导演和拍摄了这样一类照片：

为了说明“标兵是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拍摄组还安排了彭克和周玉珍个别谈话的镜头：彭克和周玉珍，二人相对而坐，彭克在左，周玉珍居右，两个人的四只眼睛互相注视着对方，周玉珍作坐姿和聆听教诲状；彭克则右手抬起，半扼拳，食指微伸，作点示状。照片的说明词是：“党委书记彭克同志个别谈话，教育周玉珍……”如果以往彭克和周玉珍，真的有过，哪怕是只有一次，不管什么原因的接触，这样拍照总好解释，但是，却从来没有过。

在大量的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的照片拍摄成功之后，立即组织“周玉珍同志先进事迹展”。许多这样的照片，除了画廊的十几个窗口，仍不够用，又在会议室，开辟了第二展场。正儿八经地组织全院人员，“好好地向周玉珍同志学习”了一番。

在上述种种做为的启发下，谢树春终于“跳出了框框”。面对那许多的“新发现”、许多的“现成材料”，让他信手拈来。更加上他自己在“跳出框框”之后，灵感喷涌而出。于是，那些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把过去的说成现在的等等之外，在他的笔下，更把“符合新时代”这个“精神面貌”，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笔下，一份《周玉珍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事迹》材料很快脱稿。他紧紧抓住过去曾为之“跳不出框框”的难点加以突破，过去的最大难点，就是周玉珍在1965年前后，思想滑坡而影响比较大的几件事。对此，谢树春，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用“符合新时代精神面貌”的笔法，把“反的”，写成“正的”，把错误的写成正确的。例如；1965年，周玉珍任外科五病区护士长期间，不仅在病区的医护之间、工休之间的团结也存在问题，严重影响病区的医疗护理工作，甚至招致病员伤口生蛆。像这样的事，竟发生在外科的护理工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因而在群众中反应极为强烈。为此外科党支部，曾先后五次召开党小组会，要求大家从中吸取教训各自多做自批评。在会上大家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作为主要责任者的周玉珍，竟在先后五次会议期间，始终一言不发，更谈不上自我批评。为此，在年终“评选”时，外科共评选出十个“先进分子”，而周玉珍这个“南京军区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竟在这次的病区评选中落选。

但是，在谢树春的笔下，对周玉珍在上述五次党小组会上的表现，竟然编出：“周玉珍抓紧思想改造”的生动故事。他这样写道：

“在1965年，周玉珍为了抓紧自己思想深处闹革命，‘五次’请‘医生’会诊，对个人非无产阶级的东西，用筛子筛、箩面箩，哪怕一点点，也不放过！”……

这里的周玉珍，俨然是一个已经完全符合“新时代精神面貌”人物了。她“严格要求自己”的程度，已经完全不是在五次党的会议上，在极大抵触情绪下，始终一言不发的状态，而竟能像医生给病人“会诊”那样的，要求别人深挖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在这里，谢树春连农村农民习惯用的“簸箕”、“筛子”都拿来用上了。先是用“筛子筛”：是“粗颗粒”的，一般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再用“箩面箩”，是“细颗粒”的，亦使灵魂深处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统统被清洗干净，还有什么须要改造的了吗？没有了。但是，谢树春为要满足领导者的心愿而编造的谎言中，竟忘记了医生“会诊”离不开经验和各种诊疗器具，而为农村农民习惯用的“筛子”、“簸箕”之类，对医生们无论如何是排不上半点用场的。已经在医院工作多年的谢树春，除了深谙怎样才能满足领导者的所好之外，其他的领域，如何评价才是恰当的呢！？

对周玉珍在上下左右之间的团结问题，曾经是谢树春为之“跳不出框框”的最大障碍。现在他算是彻底放开了手脚。为了突出周玉珍“符合新时代精神面貌”，在他的笔下，周玉珍的学习，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对号入座”，而是：“娴熟地掌握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毛主席《矛盾论》中，关于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方法，已经成为周玉珍用以正确处理上下左右关系的锐利武器”，并且“正确处理了下述五种关系问题”：

“一，正确处理下级与上级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正确处理了医生和护士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正确处理了医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四，正确处理了本单位和兄弟单位之间的关系问题……”

“五，正确处理了病房工作和机关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

谢树春的上述描写是把周玉珍的新时代的精神面貌写出来了。同时，也把副政委周牧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他的“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的深厚“阶级感情”等等，统统写出来了。然而周玉珍，对谢树春写的“材料”究竟是怎样认识的，请看：

在一切工作就绪之后，八三医院的“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了。周玉珍，第一个上台发言。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大笑话。本来谢树春写的“周玉珍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事迹材料”，早已打印成册，医院各单位领导包括周玉珍本人都人手一册。周玉珍只要拿来照本宣读就行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周玉珍在台上讲的，竟然不是谢树春的“材料”；而是她自己的临场发挥。这也未尝不可。但是，她在台上讲得完全不是什么“学习心得”，竟在台上大发起牢骚来，而且她竟然针对着谢树春所写材料，大唱起反调来，说什么“几年以来”，如何如何的“心情不愉快”；如何如何地感到和周围之间“难以相处”；又是怎样怎样地品尝了“强扭的瓜不甜”的滋味；又是怎样怎样地，“带着不愉快的心情”；“就这样离开了外科！”（指从六五年底，她被提为军医调离外科去了肺科）。

周玉珍的这一篇发言，引起在场人员的极大震动和意外，不时发出阵阵哄笑和低声议论。搞的周牧、彭克非常难堪。特别是周牧，在“实事求是”“对毛主席深厚感情”的口号下，为这个标兵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在达到高潮时，竟然不是别人，而是由周玉珍本人亲自出面，对自己这个“标兵”的底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了现身说法的揭示。而彭克，一散会，就怒气冲冲到政治处责问：“你们怎么搞的！周玉珍的稿子不审查就让她拿到台上去！”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对他们的行为做评价？

他们的行为，给党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他们玷污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损害了党的崇高形象，使党的政治工作威信扫地……

是何种原因促使他们在“实事求是”原则面前，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如此“歇斯底里”大发作？

他们可能会说：“当时军区要求的任务重、时间紧、出现了不真实的事，也是下面人搞的，领导上从来不提倡弄虚作假。”

但是，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是一致的。而且上述种种，根本不能用“为上级负责”的谎话作搪塞。把周世安如实向上级机关反映周玉珍的现实情况说成“给八三医院党委闯了祸，惹了乱子”加以惩罚，这能以“为上级负责”作解释吗？周世安并没有在上级那里说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却被扣上“给八三医院党委闯了祸”、“惹了乱子”的大帽子。又把弄虚作假的行为与“忠于毛主席”混为一谈。有人说，这是挟嫌报复。不能忽略这种成分的存在，但是，远不能仅仅以“挟嫌报复”四个字作解释。

从表面看，矛头是针对周世安一人，其实，所有这一切说明，是把斗争的目标，指向全院所有人的。是在向全院发出了一个信号：“你们任何人如果在标兵问题上说三道四，周世安就是你们的下场”！外科政教吴有才，就是证明。谁会相信，最终他也参与了炮制标兵假材料的队伍之中。在他们炮制假材料的开始阶段，他一有空就跑到我这里发牢骚说些不满意的话。多数内容是发泄对周玉珍的不满：“这个东西一点也不争气！”等等。而对他的到来以及他所表露的苦衷，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只能以默默无语，表示对他的理解——八三医院的干部群众在这样的局面下，还能怎样呢？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同流合污；或者被踢出圈外，洁身自好是不可能的！

归根到底，受伤害最深的是周玉珍。她一度“自暴自弃”过，主要的并不是因为工作中的曲折、困难，以及领导、群众的批评。而是尊敬、信任的毁灭。她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竟会被别人变为牟取私利的跳板。而这样的人竟是自己曾经尊敬的人！恰恰是这样的人，却一再在美丽动听的辞藻背后，掩盖着他们不可告人的用心。“强扭的瓜不甜”。听起来是那样的苦涩无奈，但是，这正是周玉珍心理历程的自然流露，是她对个别领导人在内心彻底失去信任之后的自然流露。

不能否认在推动学习毛主席著作过程中，对提高广大干部群众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并且帮助他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于实践之中，对全国人民“兴无灭资”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个别思想作风不端正的领导者，他们表面上，是在宣扬单位的成绩，宣扬毛主席。正是毛主席批评的：“他们宣扬别人是在为要宣扬自己”！“为要打鬼借助钟馗”。是在编制“以我为中心”的“中心论”以及“个人崇拜”等思想体系。

八三医院出现的这一场造假风波，是内外主客观情况发展的反映。

人们决不会相信一贯“道貌岸然”的副政委周牧，是一个没有“入党介绍人”；没有交过“入党志愿书”的假“共产党员”。他的问题，在此之后时隔三年，即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才被发现。上级党委在查清他的问题之后，在八三医院排以上干部会上，先由他对自己的“假党员问题”的前后经历过程做了检查；在宣布对他的结论时，是这样说的：“鉴于他……常年来，未做过不利于党的事，因此，组织上承认他已是事实上的共产党员。”应该说，对这一结论，在干部和群众中，并不是没有异议的。为要掩盖政治面貌，不择手段上欺下压，这种行为，绝对不能和“未做过不利于党的事”同日而语。这明显地透视出有“同路鬼”在庇护他。

彭克 也是一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

彭克，地主家庭出身，入伍前，在混迹江湖中，很得国民党赏识，被吸收为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当然，今天衡量一个人不是看出身、看过去，而是看表现。但是，他在入伍之后又怎么样？他1938年入伍，因有点医疗技术，入伍不久便当上卫生队长之职。当时他的家乡是游击区。一天，他老婆来队向他报告说他家被偷，并怀疑是两个贫下中农偷了他家。彭克听后，便带着武器回家，不分青红皂白，把两个无辜农民杀死；回队谎报“打死了两个土匪”。直到1942年整党时才被揭发。证明被他打死的是两个无辜贫下中农。对于他的这一严重问题，只是鉴于已时隔多年，而死者家属由于慌乱年月，无条件提起诉讼，因而最终部队组织只给他留党察看两年处分了结此案。但在结论中留下一句：“如果今后死者家属提出诉讼请求，该案视情另行处理”。从此之后，彭克的级别直到文革之前近二十年一直未动过。原因就是他是一个血案在身尚未最终结案的分子。



（二）地主血债分子转移“社教”运动大方向

千方百计保护自己蒙混过关

八三医院的“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胜利结束”。周玉珍、陆曙东、周银芳，“代表医院广大革命干部群众”的“学习成绩”，出席“军区积代会”、“向军区党委和首长”，“汇报成绩”去了。接下来，被人们关注已久的“社教运动”，正式开始。军区后勤部派“社教兼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组”，进驻医院。

八三医院的社教，是从1966年11月底开始的。它的全称叫“社教兼文化大革命运动”。党委为运动组建的班子：“社教运动办公室”，成员是参与炮制假标兵材料的几个主要人员：谢树春、胡应平、邹本芹、张浩中，还有后勤派来的工作组，组长是原气车32团政委王宗宣和两位女同志。

党委为运动而制定的“规定”和“要求”也相继出台。运动分四个阶段：鸣放阶段；党委扩大会议（党委领导“下楼”）；自查普查阶段；整改阶段。

“四准、四不准”：只准写小字报，不准写大字报；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男女关系问题只准“背靠背”，不准“面对面”（意思是对上述问题的揭发只能以个别方式向领导提出）；机关干部不准写小字报，有问题会上提；小字报一律交“社教办”按统一制定地点张贴。

后勤党委对八三医院的社教运动虽然也派了工作组，但社教工作组一再强调“社教运动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这样，指导运动的决策权是在彭克手里。他给运动所制定的各项规定的突出特点，都是围绕在如何保护他自己。特别是他的那个“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只准背靠背，不准面对面”。

八三医院“社教”的这段历史，给八三医院带来的是什么？当时许多坦诚善良的人们，他们总是把一切美好的愿望寄托在美好的想象里。他们也曾想到了一些事，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想到在他们的面前站着的，企图使历史倒转的人！

且看他是怎样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八三医院党委内部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案？

尽管工作组领导一再表态、保证：“发扬民主”、“大胆向领导提意见”，“绝对不会打击报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运动始终冷冷清清。于是工作组又先后两次开大会做动员：“保证决不打击报复”!再加上各党支部领导的分头工作，运动终于有了一些改变。各科室的干部、群众书写的小字报，相继送交“社教办”。同时，为张贴小字报而特地指定的场地也部署停当。还特地开辟了三个特别醒目的大专栏。专栏的内容和标题，分别是：

一个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冷崇锋”（所指的是医院高级知识分子理疗科主任）。

另一个是：“头脑简单不学无术的邓才良”。（院务处助理员，大学生）。

再一个是：“剥开童容萍的画皮”（内科小护士）。

上述三人的专栏内，除了大标题非常醒目外，并没有多少内容。例如对冷崇锋，也只是说他“思想改造对人严，对己宽”之类。其实，冷崇锋同志1963年入党，是一个进取心较强的同志，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对党支书以及院领导，在深入下层方面提的意见比较多，仅此而已。另对邓才良，更是一大片空白。为什么还要专门为他开辟一个“专栏”？好像只是因为他是个大学生、是个知识分子，当时的一股思潮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大专栏“剥开童容萍画皮”的，所谓“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不过只是小姑娘平时和其他姑娘们相比，比较多一点的喜欢穿花衣服。

除了对上述三人的小字报，对领导人的批评则少之又少。接着“社教”又进入“面对面的民主会”。即“面对面”的批评领导。这是真正发扬民主的一次检验。对此“社教工作组”又反复进行动员，要求大家“放下包袱”。而且院领导也在大会上向全院表态：“绝对不会打击报复”！

如果说，我周世安在“社教”以及整个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间，有过“错误”的话，那么最大的“错误”就是这次“发扬民主”的“片会”。

在进入主题之前，有必要先讲一点我的从政史：

在此之前的近20年间，我主要是从事医药工作。改行干政工是不多年的事。对深谙官场中间的诸多“游戏规则”，我实在是“儿童团”里的成员。我本以为“实事求是”原则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周牧等人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个别现象。我也意识到他的这些行为，让他自觉改正，似乎不太可能。但“社会主义教育”，就是端正党的作风的，何况还有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工作组”就是来主持公道、解决疑难问题的。我认为采用强制或诱使手段大规模地搞标兵假材料用以欺骗领导和舆论，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我在抱有十足信心的心绪下对周牧搞假标兵材料的种种，提出质疑或批评。尤其我特别对他的党性问题提出怀疑，甚至我“要求党委查一查他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后来事实证明，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没写过“入党志愿书”，没有“入党介绍人”；却在从地方转入部队后，谎称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假党员。这里并不证明我有多少高明，而是周牧迫于新形势下，有赖于和彭克沆瀣一气而有恃无恐的表演而已。但是，有一点我是意识不到的，固然在我们党内的党风正气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确有少数领导人，在他们的头脑里总是以我为中心处理一切事物。他们的树标兵，看起来是为公，但主要是为了树自己；一般人都在把“社教”看成是为要端正党风的一次机会，而他们则要把“社教”异化成突现自己地区或单位政绩的一次机会。我更没有意识到这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敌人在转移斗争大方向。于是，我是在很大盲目性的情况下，创下了大祸。我当时的发言充其量二、三十分钟足够。但是，在我的话，说了不多时，憋在全场人们胸中多年的不满，一下子爆发出来了。我每说一件事，全场的干部、群众都纷纷站起来呼应和补充。甚至在补充发言者尚未说完，又有人站起来对补充者进行补充，我几乎已无法再说下去。我不得不高声对他们喊：“究竟是我发言还是你们发言；你们听我说完再说好不好！”但是，已经遏止不住他们的怒火，仍然继续不断地打断我。就这样，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来彭克说我周世安在这次会上“赤膊上阵”，“在标兵问题上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妄图篡夺党委领导权”。我造了什么“谣”？篡夺了什么“权”？如果说是“造谣”或“欺骗”，竟然有这样多的人如此这般的站起来响应和补充，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谣言”？而把正当的批评诬蔑为“企图夺权”，天下竟有这样的荒唐逻辑，这已不只是为要掩盖错误而文过饰非的问题了。

紧接着又发生的一件事把全医院全体员工惊呆了。正在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标兵的造假问题，希望有个说法的关键时刻，社教办公室的两个成员，也就是在标兵问题上大量造假的保卫干事胡应平，以及书写标兵假材料的政治干事谢树春两人，分别张贴出两张大字报，大标题叫“揭发隐藏在八三医院党委内部的定时炸弹齐林廷！”（新调八三医院政治委员）。而大字报的内容，完全是从道听途说中的只言片语进行篡改又无限上纲的产物。这两张大字报一贴出来，社教办公室的另一个成员党委秘书邹本芹，就是前文提到的，拿着语录本，编写假照片解说词的那一位。他们好像事先约定好了，邹本芹又立即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强烈要求后勤党委勒令隐藏在八三医院党委内部的定时炸弹齐林庭停职检查！”这位邹本芹，生怕这件事引起的轰动效应不够大，特地拿着他的“勒令后勤党委”的大字报，连夜去到全院各科室要求“大家签名支持”。于是，整个八三医院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想不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许多过去不愿意拿笔的人也拿起笔。一下子冲破只准写小字报和张贴地点的限制。许多个人的，联名的各种大小字报，胡乱张贴到大会议室的外墙上、饭堂里，以及饭堂外的走廊里……接着，又有一件事发生了，党委秘书邹本芹竟又组织俱乐部成员徐宁等人成立了命名曰“揪定时炸弹战斗队”。他们以敲锣打鼓方式，欢庆“八三医院在社教运动中挖出隐藏在党委内部的‘定时炸弹’的伟大胜利！”并“勒令定时炸弹”、“赫鲁晓夫”出来看“揭发”他的大字报。而被“揭发出来的定时炸弹齐林庭”，也不敢不走出家门。只见他，戴着近视眼镜，很不情愿地站在“揭发”他的大字报前，两条腿嗦嗦发抖，表面上是在看那些恶意攻击和谩骂，但他的内心却不知在想些什么。

然而，很快又从“社教工作组”组长王宗宣那里传出话来：“八三医院的社教运动转向了”！很快后勤机关来人了，命令“运动暂停”。

但是所谓“转向了”是指什么，责任又在哪里，一时令人不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政治干事丛林二人在走廊里和后勤一位领导碰了个面对面，这位领导人对着我俩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都是老同志啦，应当带个好头么！”听其意思，好像这场乱子是我和丛林搞起来的。

过了几天，运动又重新开始，但是，所谓“转向了”说法的含义是什么？是不是指以书写大字报手段散布谣言攻击政委齐林庭，从而使“运动转向了”？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是这回事。

在运动重新开始的第一个“发扬民主”会上，首先就是以谢树春、胡应平为首的几个人继续对齐林庭政委发难。依然重复着他们在大字报上的论点，说什么：“你们所说的‘走吧！’究竟要想走到哪里去？还不是香港或者台湾！？”等等。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定时炸弹”，主要是因为齐林庭政委曾经说过“走吧！”这样的话。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曾经一度产生过“离开军队转业地方工作”的思想，为此曾经对一位也有相同思想的同志说过“咱们走吧！”这样的话。这就是“社教办公室”的人员的所谓：“齐林庭是隐藏在八三医院党委内的定时炸弹”的全部“事实”根据。

在“八三医院的社教运动转向了”，又“转回”来了之后，他们对齐林庭依然不依不饶，继续向他发难。

如果说，我在这次社教运动以及整个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又犯了“错误”的话，那就是这一次我对他们，特别是对党委书记彭克提出了疑问。这里要说明一点，我在上次会上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副政委周牧和谢树春两人，我说他们“两个文人”（传说周牧是后勤范围内的两支笔中的一支笔），靠的是耍笔杆子，甚至我批判彭克，只知抓业务，在政治上是“糊涂人”。

但是，在这次的发言中，我向彭克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党委在运动的一开始就规定，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只准背靠

背，可是，为什么由你们党委直接领导的社教办公室带头违反规定，把个人的重大政治问题公诸于众？

2  党委规定：机关干部不准写小字报，有问题会议上提。可是“社教办”的人，公然敢于违反规定不仅是小字报，而且以大字报的方式把个人的重大政治问题公诸于众，他们的这种错误行为没有你党委书记的默许，他们敢于这样做吗？

3  社教办公室，是掌握运动政策的掌控单位，他们这几个人，都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如果没有你党委书记的点头，他们敢不敢这样做？

4  齐林庭的问题，如果说是定时炸弹，也是党组织老早就掌握在手心里的，什么时候都能解决，因而是只“死老虎”。但是为什么，竟在运动中匆匆忙忙把他抛了出来，而且又是在大家为标兵问题向你提出疑问和批评的时候？

我说了上述的话之后，一时间，会议出现沉寂，最终不得不休会。在休会的间隙，药房的张振华和冯世忠一齐来到我的面前，拉着我的手说：“不要怕，如果把你抓起来了，我们就替你去蹲监牢。”张振华等人上述的言外之意是清楚的。他们意识到，一个领导人，在工作中的作假，顶多也不过是个思想作风的问题。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暗中挑唆指使自己的代言人，利用自己同级的某些缺点，无限上纲，落井下石，用以转移运动路线，这充分反应一个领导人的道德品质。而这种品质，又和权利相结合，所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在以后的日子里，真的就把我抓起来了。他们不但未能替我去坐牢，连张振华、冯世忠自己，以及其他十多人都被抓起来了，在押回医院批斗的时候，站在我旁边的正好是张振华。在这种场合下，看到患难与共的战友，心里实感悲痛。我有意靠近了他，做了一个只有我们俩人才能理解的动作，我两次看到他举起手向面部送去——他是在抹眼泪。

会议在经过上述风波之后，不得不停了下来，但是在休会期间，人心一点也不轻松。大家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下述几个问题上：

1  党委内是否真的存在“定时炸弹”？

2  对这种“定时炸弹”为什么在大家对标兵问题提出批评的时候由社教办公室的人公布出来？

3  社教办公室违反规定的行为是个人的，还是领导的？

4  党委对社教运动所做规定：“重大历史问题只准背靠背和不准写大字报”的最终目的究竟何在？

对于上述问题，在休会期间，领导们“研究”了没有？外人不得而知。只是在复会的时候，社教工作组长、汽车32团政委王宗宣在大会上，对会议的进程情况，表情严肃地说：“问题是会搞清楚的；对有的人，到时候是要和他算总账的！”

王宗宣所说“对有的人到时候要和他算总账”的话，当即引起全院人员的极大震动：“这不是直白地宣布必将对批评者进行打击报复吗？”纷纷要求做出解释——特别是一些提过批评意见的人。

在人心浮动的情况下，后勤党委又派张祥副部长来八三医院处理矛盾。对王宗宣所说的既可解释为是对彭克的，也可以解释为是对其他人的，这种模棱两可的话，给了张祥副部长以充分周旋的余地。“我是代表后勤党委来的，领导决不会对提过批评意见的人打击报复”。张祥副部长的话，谁人还能不相信呢！于是，大家的情绪很快便稳定了下来。也可能因为王宗宣的话说得有失原则，结果王宗宣社教工作组长的位置被王德高政委所代替。

王宗宣的话，果然不是指向批评意见的人吗？原来，我说的就是指周世安。这是彭克把摆脱困境的出路，看作只有在周世安身上做文章。于是他在休会期间，采取了比对齐林庭更为险恶的手段，公开或在暗地里散布谣言。一是说：“社教中的‘激进分子’是露出头的‘游鱼’，要抓‘游鱼’”；同时在暗中散布：“周世安是个隐瞒二地主家庭成分十七年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样的人，还会同共产党抱一条心吗？在“社教”中向党委领导提意见，会是真诚的吗？”

在散布上述谣言的同时，彭克又借用《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关于干部问题的三种情况，即“好的；比较好的；和有严重问题的”，把周世安“内定”为“有严重问题的”一类，即所谓“三类人员”，作为“社教运动”的第三步“自查、普查”阶段当作“重点普查对象”。这就是“社教工作组”组长王宗宣所说：“对有的人，到时候是要和他算总账的！”来由。

彭克的所谓“周世安隐瞒成分”的谎话，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他利用了我家乡工作组对我的家庭经济状况，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曾一度产生过误解。

我的家乡是1942年解放的。我的家庭经济，在1942年解放前，除了5间草房、一块祖坟地、一头毛驴和部分农具外，寸土皆无。（我参加革命后，一直登记“贫农”或“佃农”，有时 也登记“赤贫”）。但是家乡解放后，我家经济情况大有好转。特别是1945年“减租减息”之后，我家从过去租种地主的22.5亩土地，“物归原主”统统归我家所有。1948年，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家乡和全国所有解放区一道，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期间，我家的土地状况，既没有进、也没有出，仍是22.5亩。当时，鉴于我家自1945年“减租减息”后，到1948年“土改”的三年间，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便被评为解放后的“新中农”。（当时报载在延安地区还有评“新富农的”）。这种新的评定意义说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并不意味着由此改变中央规定的：“评定家庭经济成分以解放前三年为准”的原则。也就是说，我家被评“新中农”，并不意味着我家解放前三年（1939年），寸土皆无的“贫农”的政治经济地位。

但是在1948年“土改”重新进行“家庭经济状况”登记时，在登记表格《家庭经济状况》时，本来应以“解放前三年”即1939年为准，却误以“土改前三年”，即1945至1948年的三年为准了。这样一来，竟把本来的“解放前无土地”，误写为：“土改后，自有土地22.5亩。”

1964年，家乡“四清运动”开始后。我兄周世平任生产队长，成了当然的运动重点对象。开始时，工作组根据汇报，曾认为我家是“贫农”、“佃农”。但是，他们在“农村社员解放前家庭经济状况登记表”中发现我家“土改前自有土地17亩5（合市亩22.5亩）”。这和他们曾经认为的“解放前无土地”不是一码事！于是便武断地说我兄周世平“隐瞒解放前自有土地22.5亩”，是“冒充佃户”！并且说：“这哪里是‘佃户’，分明是靠出租22.5亩土地、剥削贫苦农民为生的二地主！”……甚至又说我兄是“地主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又因为我兄在任生产队长期间，在平时的生产活动中，难免和个别群众有一些矛盾。这样，便在一时之间，“二地主”，成了我兄为个别分子发泄私愤的对象，甚至还有个别分子写匿名信，把上述不实情况捅到八三医院来。以上是曾在1964年家乡“四清运动”中间发生的事。但到1965年，家乡又一次进行“社教运动”。而指导运动的“工作组”，依然是过去的原班人马。这时，我父亲经过翻箱倒柜，把过去为地主租种土地所记载的账册找了出来，上面清楚地记载着胡格庄哪些人家，包括我家租种了多少土地的详细情况，特别是我家租种地主土地17.5亩（新亩22.5亩），都清楚地记录在案。当工作组得到这份实证我家解放前真实的经济情况的历史材料之后，既没有勇气承认错误，又不得不做某些改正，竟采取“折中政策”。把我家定为“上中农”成分。对此我家不服。但“工作组”，以“上中农也是团结对象么！”加以搪塞。经我家为此继续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诉，地方政府最终依据实情，仍恢复了我家“中农”成分。

但是请看彭克在我家庭成分问题上是怎样有意把水搞混的。

他在1966年八三医院的“社教”运动的一开始，以及后来，他们为我的成分问题，至少三次到过我的家乡“调查”过。说明他们对我家的经济情况以及为此在从1964年的“四清运动”，到1965年的“社教运动”期间的演变过程，他们反复多次到过胡格庄，应该说他们在我家庭成分问题的演变过程，是十分清楚了。但彭克明明知道“工作组”在对我家庭成分问题上，曾经发生过误判，采取各取所需的手段，硬是昧着良心，说我周世安是“隐瞒‘二地主’成分17年的阶级异己分子，在社教运动中跳出来，是浮出水面的‘游鱼’”，他要“捉游鱼”了。不仅如此，他还把1962年的“反右倾”挂起钩来。1962年反右倾运动时我曾被批判为：“攻击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这样“新账老账一起算”了。王宗宣的“对有的人，到时候要和他算总账”的一说，说明彭克早已将整个局势完全运筹于他自己的“谋略”之中了。

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召开党委扩大会。但在会前，彭克编出一个有人企图乘机把他杀死这样的一个惊人故事。他不失时机的到机关，向人们绘声绘色地说：“现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啦！昨天夜里，我起床到屋外解小便，突然不远处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向我走来！我大喊了一声：‘干什么的！’这才把他吓跑啦！”它描写这个场景，是在向人们发出警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啦！”

党委扩大会一开始，他不是首先谈论会议方面的事，而是一上场就再次对大家绘声绘色描述八三医院“现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啦！”

转入正题之后，名义上“党委书记代表党委作检查”。然而他对前面会议所提问题，特别是对他大搞弄虚作假的批评，一个字的检查也没有。只是把已经调离的前届党委领导人严俊政委骂了一通，说：“我相信了严俊这个老东西啦！是他向我介绍标兵怎么怎么好的呀！”他对唆使“社教办公室”人员抛假档案、陷害同级，转移运动视线等事，也都一字未提，反倒对所谓“干部路线问题”的“检查”十分“认真”，也十分“沉痛”，他说：“我们在干部路线上的教训是沉痛的呀！”“我们看错了人啦！”……

他虽然并没有明说“看错”的这个“人”，指的是谁？人们都能听出彭克的言外之音是什么。很清楚，这是他在为他的下一步“抓牛鬼蛇神”作好了安排。那么，他的下一步，又干了些什么？请看：彭克亲自导演了一起“周世安偷走了一支手枪”案

运动转入党委扩大会议之后，虽然彭克的检查文不对题，特别是对他深表“沉痛”的“检查”他在“干部路线问题上看错了人”的一套表白，总感到他不是在检查而是话里有话。但是我周世安始终没有把他“看错了”的“人”，理解为就是暗指我自己。可悲的是，八三医院广大干部，战士和职工依然始终相信有“社教工作组”在，能够通过运动改变领导作风，最终实现增进相互关系，搞好团结。但是令人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彭克又宣布“会议暂停”，说：“有人盗窃了手枪一支。企图谋杀领导，破坏社教运动！”

事情是这样的：会议正在进行中间，彭克突然要求全院干部，把所有各自携带的手枪收缴起来，（那时每个干部都配有一只手枪。）收枪的理由说：“防止出意外”。按理对枪械的收缴管理，应该是行政部门即院务处军械助理员王国君的事。但是彭克却制定由政治处的保卫干事胡应平负责。大家按照要求，把各自的手枪交到了由胡应平指定的保密室。但是副院长赵生在把他的手枪送到政治处时，保密员不在，赵生便把他的手枪交给了我，说请我代交保密室。之后，我也就替他交给了保密室保密员龚荣泉。当手枪全部收齐之后，胡应平亲自把除了他自己的那支手枪仍然由他自己继续保管之外，为防万一出现什么纰漏，他又把全部手枪，存放到一只木箱里面，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一人经办的。但是在不几天之后的深夜，他竟偷偷跑到保密员龚荣泉宿舍（保密员龚荣泉睡的是单间），乘他睡熟之机，把保密室钥匙从龚荣泉裤兜里偷走，打开保密室的门，把副院长赵生曾托周世安代缴的那只手枪偷走。也不知是因为慌乱的关系，他竟忘记了把钥匙送回。在把偷来的手枪，藏好之后，就回家睡觉去了。第二天保密员上班，发现保密室钥匙丢失了，到处寻找无效之后，便报告了政治处副主任周士轩，周士轩也慌了手脚，怀疑是不是保密员上厕所丢失在粪坑里，被水冲到化粪池里去了。于是保密员掏干了化粪池，脱光了鞋袜，下了粪坑，用手摸了个遍，仍然找不到这把钥匙。没有办法，只得当作一个案子上报党委。这时胡应平才想起原来钥匙是藏在他的裤兜里。于是嬉皮笑脸的交给了保密员并慌说：“因昨夜要急着察看一个文件，叫你不醒，就把钥匙拿走了，后来忘在裤兜里了！”因为钥匙终于找到了，保密员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也就无心想别的，事情也就很快过去了。

但是过了没几天，胡应平“发现”并报告：“保密室少了一支手枪”，经查对手枪号码“证实”这支丢失的手枪是副院长赵生的，查问赵生，赵说：“交周世安了”。这样，问题大了。彭克交代“赶快到周世安宿舍查个清楚。”于是，在周世安家翻箱倒柜的结果，仍然未找到这只手枪。但保密员提出怀疑说：“这支手枪的枪套仍在保密室，说明这支手枪周世安是已经交到了保密室的！”胡应平则说：“他这是制造了一个假像。送回枪套还不容易，瞅着你不在，把枪套向保密室里一丢，不就行了吗！”胡应平更进一步启发龚荣泉说：“周世安是个‘阶级异己分子’，他的家庭成分是个‘二地主’，他混进部队隐瞒家庭成分十七年；他还是个同情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分子，这样的人，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在胡应平的“启发”下，再联系到彭克前不久在机关警示大家：“现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啦”等情，保密员龚荣泉也不得不相信“胡应平讲的有道理”。
    “八三医院在社教运动中发生手枪被盗一案”，立即惊动了后勤和南京军区两级机关的保卫部门，医院的社教运动便正式停了下来，“集中精力，来处理这个案子”。

在这些天里，胡应平时不时地跑到周世安的宿舍周围，圪圪拉拉里翻一翻；垃圾箱里看一看；扛着一条长棍子到大门口附近的池塘里戳一戳；外面的水沟里掏一淘……一切都证明周世安偷的这支枪，说不定“是转移了”。接着，军区保卫部以及后勤保卫处的人马，一齐来到八三医院，连同八三医院的领导以及社教工作组的全体人员一齐积聚在大会议室，研究决定：“马上对周世安采取‘保护措施’”。胡应平则急忙通知保密员龚荣泉：“马上要对周世安采取行动啦！你赶快到他房头外盯牢，防止他逃跑”！这时，周世安从周围的气氛中，生人、熟人来来去去的态势中，政治处的人们一个个严肃地呆坐在那里，好像都在等待着即将要发生的什么事。直感到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就要发生。于是便情不自禁的向大家喊道：“现在保密室少了一支手枪。不知你们大家知不知道这只手枪究竟是在谁的手里！？”

这时干部干事卫正元，突然想起他曾在和胡应平共用的一个文件柜里见到过一只手枪。于是，他急忙跑去打开文件柜，果然那支手枪仍在。于是他把这事告诉保密员，让他来查对。保密员一听大步流星跑了来，一看，果然就是那一支被说成是被周世安偷走的手枪。于是他急忙拿着这支手枪，大步奔向了会议室。这时会议室里周围坐得满满的军区的、后勤的、八三医院的领导人，彭克一看保密员龚荣泉拿了一支手枪跑进来，气喘嘘嘘正要讲话，他马上冲了过去，将龚荣泉推到了门外，未等龚荣泉说明情况，就一手接过手枪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于是这一场惊心动魄，一时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周世安偷枪”事件，平静了下来。

对此，我得无比感谢干部干事卫正元同志，如果不是他及时曝光这支手枪的所在地，我被栽赃的这起“偷枪案”，恐怕这一辈子是洗不清了。同时也得感谢他们虽然精心策划了这起“手枪被盗”案，如果不是他们一时疏漏，把这支手枪藏的不是个地方，恐怕我的下半辈子，是在监牢里苦熬了！

手枪找到了，事情是过去了，但保密员却不答应了，他向彭克提出：第一，“这次丢枪案，是胡应平一手炮制出来的”，“他先偷了保密室钥匙，然后又偷窃了手枪，他说是‘忘记’了，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第二，“他是监守自盗。本来保密室不是军械库，当时他提出把手枪存入保密室，我就表示不同意，可是他坚持要这样做，而且把手枪收缴起来后，装手枪的木箱子，也是他一手操作的。从收缴到保管再到偷窃，前前后后都是他一人所为，怎么能用忘记了解释得了？”第三，“所有的手枪都是持枪本人交到保密室，唯独赵副院长的手枪是由周世安代交，而胡应平不偷别的手枪专偷这一支手枪，这不明显地栽赃陷害人家吗？”

为此，彭克竟说：“在运动中阶级斗争很复杂，我为了防身，特地叫小胡去拿了一支手枪，以便急需的时候用。因此责任在我，不在小胡。”此地无银三百两。

保密员又问：“既然手枪是拿出来给你用，为什么他不把手枪交给你，而放到文件柜里去呢？”

对此，彭克无可解释，但却说：“现在搞好社教运动是大事，不能为此影响了社教运动，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搞好运动是最最重要的。”欲盖弥彰。

看起来，彭克还是很“关心”社教运动的。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这次“盗枪事件”的真相。凶险的人往往是愚蠢的。

这次事件最终还是“圆满”解决了。但是这是一次明显的蓄意阴谋陷害未遂事件。在思绪怅茫无望的心情下，我找到了社教工作组长王德高政委，要求给个说法。王德高政委只是甚感无奈地说：“现象确实不正常，但是运动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我们也只是协助而已！”在场的另一个工作组成员，教导员吴某某也深表同感的说：“情况确实不正常！”社教运动胎死腹中，彭克的目的达到了。

“不正常”又能怎么？原本大家寄厚望于工作组的，但是到头来也只能是“厚望”而已。

手枪事件折腾完了之后，党委扩大会议又重新开始。但是，正在大家注意力稍微集中时，人们的心又提起来了。一个下午，彭克突然“召开紧急会议”，宣布：“阶级敌人内外勾结，在昨天夜里，南京的黑字兵（黑字兵是南京一派群众组织）翻越围墙潜伏进八三医院内，妄图制造反革命事件。”彭克“同志”于是宣布：“社教运动暂停”，并当场宣布：“八三医院党委三项紧急措施”：

一  立即召开全院大会，进行全院大动员；

二  采取紧急应对措施：成立临时指挥部。设置一、二、三线。第一线为总指挥部，由党委书记彭克负责总指挥。位置设在大会议室。

第二线，设卡布岗。由副院长李百祥负责组织人员。位置设大门口。轮班昼夜不停盘查所有进出人员；

第三线，由副政委周牧指挥。把所有参加社教的机关和科室干部组成“拉网队伍”，对全院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山上，到山下，反复进行拉网式大搜查。

为此折腾了六七天，结果什么东西也没查到。

运动再次进行。但是，当人们刚刚缓过神的时候，彭克又“发现了新情况”！说：“夜里，发现为数不少的坏人，从院外翻过围墙，在病房周围偷偷摸摸”。于是，社教又停了下来，又按照一、二、三线的原班人马，进行昼夜大检查，结果，又折腾了好多天，还是什么也没查到。后来，人们才明白，所谓夜里发现的坏人，只是病房里的两个病人，晚上八、九点钟左右，拿着手电筒和“弹弓”，在病房外的冬青树下打麻雀。

这时的社教，根本不是什么社教了，一切的伪装和居心，让大家把所有的期望化作泡影，剩下的全都是迷惑和忧虑。这时党委扩大会议宣布运动转入了各支部科室进行“自查”和“普查”。这时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了。

正在这时，突发事件降临。从此，八三医院走进大灾难！这一灾难的发生和发展，是为所有善良的人们无法意料的方式演变和延伸的。



（三）摇身一变彭克成了“革命领导干部”

      左派革命群众的“坚定支持者”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八三医院党委宣布社教党委扩大会议停止的第二天上午，突然有上海卫校的名叫“卫校红总”的大批串联人员拥进八三医院。到处写大标语，并到各科室宣传：“南京军区总医院已经开展四大”，煽动群众起来造反。院务处助理员邓才良、俱乐部图书员徐宁等十多人，听说总医院已经开展四大，立即去院领导彭克处“请假”，要求去总医院“取经”。而彭克不仅立即“准假”，还特地为他们派专车（中吉普）送到目的地南京总医院。他们到后立即和本来就在那里的西安四医大来南京串联的人员刘志家的人接上了头。当这个刘志家从邓才良那里得知八三医院还在搞社教，以及彭克在社教中的种种表现之后说：“如果彭克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就割掉我的脑袋”。于是刘志家等人立即和邓才良等人来到八三医院，并直扑院领导的会议室。见到彭克等领导人劈头就问：“现在北京军委三总部和全军机关都在搞‘四大’。你们还在执行刘志坚（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反动路线派工作组搞社教？”而彭克则连忙和刘志家亲切握手，热情表示：“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几句话过后，刘志家命令说：“马上开大会，向全院宣布开展四大。”彭克立即遵命当即指示在场的政治干事张浩中：“通知全院，晚上七点半召开全院大会，宣布开展四大”。而张浩中也就根据指示通知了广播员姚法珍作了上述广播。当晚七点半，全院各支部负责人也根据通知，各自按时带领本单位人员参加了大会。

下面再看这个刘志家以及彭克等领导人，在这次的大会上各自是如何表演的。

这个刘志家当场宣读了一份文件“北京来电”。电文内容：“毛主席说：‘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什么不介入，早已介入了’”。刘志家，在宣读完电文后，接着说：“我们就是根据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指示而来到你们这里的；现在由你们的领导表态！”于是先由院长彭克表态：“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同意开展四大”；再接下去，有政委齐林庭、副政委周牧、副院长赵生，还有社教工作组长王德高政委，逐个上台表态“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同意开展四大。”这就是八三医院的“四大”运动是怎样开始的真实情况。

由医院领导逐个走到台前表态“同意开展四大”的大会，正在进行中，突然有人说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喻新华和另一副政委黎同新以及郭金林政委的秘书季庆东等数人，特来八三医院传达：“后勤党委紧急会议决定批准八三医院开展四大”。刘志家闻讯立即去到会议室，往沙发上一坐，面对来人、两只“眼镜”望天，一副旁若无人的架势质问两位政委：“我们的大会已经开始，你们为什么现在才到？”喻新华副政委解释：“因后委紧急会议而延误时间。”之后，喻新华副政委进一步说明：“后勤党委以紧急会议形式讨论并批准八三医院开展四大”。刘志家又说：“八三医院的两个领导彭克和周牧问题严重，你们后勤党委应责令他们两人停职检查。”喻副政委则说：“这一点我们暂时不能决定，需要后勤党委研究决定以后才能答复。”

后勤党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原来刘志家在和彭克等领导人见面之后，当即又向后委去电话，要求批准八三医院开展“四大”，从而便出现喻新华副政委等人来八三医院这样的事。

但是，使人们常年不解的是，为什么后勤党委在那样的情况下会召开“紧急党委会”并批准八三医院开展四大。在此之前上级机关有否这样的先例？对此，人们在一位名叫王宣所著的一本书《毛泽东之剑——名将许世友》一书中，对当年南京军区所属的一些单位的“四大”之所以发生，做了叙述：“许世友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革谁的命，谁革谁的命，他看不清、弄不懂、想不开……接下来局势就不是许世友所能稳得住的了。军队中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蔓延开来。在南京的军事院校闹起来了。纷纷成立各种组织……这些穿军装的造反派又‘炮轰’南京军区，要求军区领导接见、表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许世友不得不‘表态’。11月12日，南京军区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由许世友作报告。据参加此会的机关干部回忆，许世友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一口气念到底，就宣布散会。‘态度’的声音是有了，但显然是‘低调’的。这次会议前后用了不到半小时。一切正常。”

上述文字虽然不多，但记录的事件以及事件的前因后果，却和八三医院的所谓“非法四大”之所以发生的前后过程情形一模一样。

上述过程说明，八三医院的“四大”，是在外部串连人员的要求下，从八三医院到后勤党委领导，一致同意并亲自下命令、做决定开展起来的。如果在当时不是各级领导亲自表态、命令召开大会宣布开展四大，全医院各支部领导人，绝不会带领和组织他们的所属人员按时参加这样的大会。而且就在这样的大会上，如果不是彭克等领导人，一个一个相继出面表态：“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同意开展四大！”八三医院的全体干部、职工，绝不会对串联人员刘志家这样的小丑，完全丧失警惕说一不二，并任由他随意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同样在当晚，如果不是有后勤党委派人直接来八三医院宣布“同意开展四大，”八三医院的许多人也决不会毫无怀疑的把刘志家这样的小丑看成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号令的传达者。

不仅如此，在此之后的一个多月期间，从下到上从群众到领导，从一般干部，到各高级领导，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说：“这个四大是错误的、‘非法的’”。而且从军区后勤到军区机关都相继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专门处理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事宜，完全当作一场正常的政治运动看待。一句话，八三医院的“四大”之所以在几个小时之内爆发，完全是各级领导毫无条件接受了外来人员的无理要求而开展起来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铁的事实。可以理解的是，在当时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虽然对此一时感到突如其来，但在人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这场“革命”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以上固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问题是，领导和群众的区别在哪里？

党的各级领导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领导”，就是因为他们是一般群众的带路人，“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体现领导干部的领导素质。

八三医院，在外部串联人员涌进单位，作为领导，应该懂得军队毕竟是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军队内部是深入人心的。他们当时，如果头脑清醒，认识到军队的特殊地位，完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说明军队的特殊性，强调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意义。这样，医院的广大干部群众，则会是在完全不同的心情下指导自己的行动。但是彭克们，在这一情况下，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们要当“革命”的领导人了！对那些串联人员，人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下命令开大会开展四大，就下命令开大会开展四大。可是，在另一情况下，当上面追究真相，一股脑儿地转嫁到他人头上，致使被他们栽脏陷害的人，在整个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九死一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八三医院党委宣布社教党委扩大会停止的当天晚上院务处助理员胡明和广播图书员徐宁找到我说：“听说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有七个小护士要到北京告状，我们是不是也写封信请她们带去，向中央反映一下八三医院的情况。”对他们的提议我表示同意，并提出多找几个人，共同研究一下信怎样写法，于是他们又分头找了邓才良、药房司药冯世忠、张振华，以及病区医生高潘云、朴庆云、王永清等人在八三医院的礼堂化装室。人到齐之后，我说了以下的话：“社教中暴露出的问题一个也没解决，留下的后遗症，是可想而知的，八三医院的问题，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解决问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形式，是最好的形式。军事院校，是四大单位，医院，和军事院校一样，都是非战斗单位，也应开展四大。我们写信给党中央、反映医院社教中的情况，要求党中央批准医院开展四大。众人一致同意写信给中央。并提议由我执笔。我也就欣然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但是我的这一行为，却被彭克肆意歪曲。先是说“八三医院的‘四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的根据是这样解释的说：“衡量谁是‘非法四大’的‘首恶者’就看是谁首先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是谁首先成立了第一个‘战斗组织’！”于是，他便蓄意歪曲事实说我在这个会上，“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成立了第一个造反组织”，等等，但在后来感到这些谎话实在站不住脚时，又改口说：“以周世安为首的一小撮”，在这个会上“部署了医院开展非法四大的事宜”。并利用一切形式，通过各个方方面面，一直宣传了十年。

由于当天夜里我们的联络信，没写完，第二天在自己的宿舍继续写信的时候，胡明突然来到我处说：“南京总院已经开展四大了，邓才良他们，已向院领导请假去总医院‘取经’去了。他们已经打电话回来说：下午就有人来我们这里，宣布开展四大”。胡明并说：“开展四大，须要成立战斗队组织，人家院直机关二支部已经成立了战斗组织叫‘1.23’，意思是他们‘造反’的时间最早、是一月二十三号就起来造反了。我们也应该以昨天晚上参加写联名信得人为主，成立组织叫1.22。”

胡明又说：“成立造反组织，首先要有一份‘造反宣言书，’让参加组织的人签名，然后对外公布，以表示组织正式成立；你给党中央的信，就不要写了，干脆，你就写一份造反宣言书，以便在‘四大’开始后让大家签名”。

对胡明所说的情况，虽然感到突然，但是对院领导，特地安排专车送邓才良等人去总院“取经”、这种反映领导态度突变的情形，一时间，不得不让人相信事件的真实性。尤其对胡明所说“马上来人宣布‘开展四大’”的事，认为所来之人，“不是后勤的，就是军区的。”而他们的到来，“肯定就是特来医院宣布医院开展四大的。”

“四大”，本来是我所期望的，然而从期望一下子变为现实，一时间倒感到有些手足无措。好在胡明家住南京，对市里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的比较多，对他的提议成立造反组织等事，一时间，感到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事”。但对“造反宣言书”，却不会写，胡明随即从他的口袋里，随手递给我几份他所保存的，地方造反派这一类的东西，于是，我便照葫芦画瓢的写了一份“造反宣言书”内容大致：

“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特成立战斗组织‘1.22’”。

参加人员签名……

（后来我发现情况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从而反对成立造反组织，这份“造反宣言书”，根本就未用过。）

一月二十三日下午，邓才良和“串联人员”刘志家等一齐来到医院，并直扑会议室，直接和彭克等领导人见面之后，八三医院“四大”正式开始的大会之后，我对这样的事出突然而且仓促，存在许多疑问。尽管也有“后委领导”的表态，但只是向串联人员以及在座的少数人的表态；而“四大”究竟如何进行，尤其我本人做为基层的工作人员，平常所接触的具体事宜都是如何保证医院的医疗工作质量，而四大开展起来之后，造反组织如何组建，是跨单位还是以支部为主；“四大”中间医院的医疗工作和其它各项工作如何结合？特别是对这个刘志家，我发现他根本不是后勤机关，更不是军区机关的来人，而他只是个串联人员。当然，大串联，是毛主席发起的，但是军队毕竟不是地方，至少应该有军区的统一安排……

但这时的刘志家，当“后委”领导人喻新华副政委一离开，他就催促大家：“你们要赶快把组织成立起来。”而在场的一些人，也认为应该马上成立组织，并说：“人家1.23已经宣布成立了”。我则说：“我们毕竟是军队，开展四大这样的大事，上面肯定会有文件指示下来，而且这样的文件，用不了多久，说不定明后天军区的文件指示就下来了，对造反组织如何成立、医院各项工作如何安排、如何保证医疗质量等等，军区和后勤肯定都会有具体安排。等文件下来之后我们再成立组织不迟。”我的这些理由，遭到刘志家无理反驳。我又说：“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这时大约已经到十一、二点了），病房工作不能影响（因当时有许多病区医生护士在），明天还要照常上班，大家赶快回去休息。”之后，到场人员便相继散去。

但是，面对我当时所持的态度，引起了这个串联人员刘志家的极大不满。

第二天上午又在刘志家催促下，由邓才良、徐宁等人招集许多人，聚集在会议室商讨成立“造反组织”的事。刘志家强调成立组织的重要性时向大家灌输了这样一套谬论：“文化大革命，就是由许多造反组织互相斗，由大的吃掉小的，形成两大派，这两大派再互相斗，最终形成一派当权”。他说：“造反，就是要敢字当头”。

刘志家关于“两大派互相斗，最后一派当权”的谬论，这和我想象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当时一部分人也附和着刘志家，并提议：“马上成立‘1.22’组织”。我当即表态：“我不同意马上成立组织，我们毕竟是军队，而且军区的指示文件很快就会下来。”但多数人坚持：“还是把命名为‘1.22’的组织成立起来。”当确定哪些人参加“1.22”组织时，有人提到了我的名字，我当即拒绝说：“我没有你们年轻人敢说敢干的精神，而且我又是机关工作人员，接触首长的机会多，不宜参加组织”。由于我明确表态不同意马上成立组织，因而这个“1.22”还是没有按照刘志家的意愿成立起来。这个刘志家，从他的座位上跳到我的面前，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吼道：“我们绝不允许在八三医院，有不是工作组的工作组，如果我们发现你们八三医院还有不是工作组的工作组，我们就对他绝不客气！”

对刘志家的吼叫，我感到不便和他发生正面冲突。便转身离开。

对上述事件，在十年“文革”中，我以口头的、文字的，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但是彭克等人，对他们不愿听的话，比聋子还要聋，对他们不愿看的文字，比瞎子还要瞎。

这个刘志家，在八三医院简直是主宰一切、号令一切。他为了加快在八三医院按照他的设计蓝图搞起两大派冲突，他竟在晚饭前，乘大家聚在大饭堂就餐时，向全院下令：“晚上在礼堂召开全院大会，炮轰1.23”。结果晚上全院人员也就按时到会了，而会议的主持人刘志家，竟然这样说：“现在八三医院有两个造反组织，一个是1.23，一个是1.22。但是这个1.23，是个反动组织，是个保守派组织，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认清这个1.23的实质。而1.22是个革命的组织。”说道这里，刘志家，立即把矛头不指名的指向了我说，“但是在1.22里面，很可能有更大的阴谋家！希望1.22的同志们要擦亮眼睛，不能上当！”

这刘志家，对1.23的一番炮轰、对不存在的所谓1.22又是赞颂又是警示之后，1.23的头头之一，名叫胡德纯的走上台去说道：“我们1.23刚刚才成立，怎么就成了反动组织和保守组织了，不知是什么证据证明我们是反动组织的？”对此这个刘志家一无所答。

这个刘志家，简直飞扬跋扈到极点。当时的机关一支部书记张全金同志，对刘志家的胡作非为，提出怀疑：“他们根本不像红卫兵，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防止破坏分子钻到医院打着江青旗号进行破坏！”他的话，也不知是什么人传给了刘志家。而刘志家当即于一月二十四号晚，又下令召开全院大会：“炮轰张全金”。结果在这次会上，张全金被两个串联人员扭着双臂押到台上双膝跪地，又是拳打又是脚踢。这时的彭克等充当看热闹的角色。在台上折腾完了之后，这个刘志家又一次指桑骂槐，不指名的说：“要搬掉一切绊脚石，你们的1.22，是个革命的组织，也要警惕在1.22里很可能有更大的阴谋家！”

一月二十五日，刘志家又听人说，小儿科的教导员李博光对小儿科群众把他的办公桌的抽屉，用封条封死不满，把封条撕掉了。刘志家听到消息后，又下令召开全院大会“炮轰李博光”，结果对李博光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这个刘志家为了要按照他的意图，极力要把医院搞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的同时，极力用恐怖手段压制不同意见。

但是彭克等领导人每次的大会，都按时到场，面对刘志家的种种倒行逆施，他们只看热闹，而不加任何干预。后来有的医院领导人对他的行为提出批评：“八三医院的‘四大’，主要是领导人未顶住！”而彭克则说：“我是因为怕死而丢了权”。“怕死”，固然是个理由，“蝼蚁尚可惜命，何况人乎！”但是，一个单位的首长，在关键时，只是因为怕死而放弃领导，任凭歹徒胡作非为，看起来他比张全金、李博光等同志的政治素养差远了。是单单“怕死”或是有意放任制造混乱？

尽管这个刘志家，一心一意要在八三医院挑起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争斗，但是，他急于要按照他的标准扶持的1.22，始终未能成立起来。在刘志家的催促下，于一月二十七日又由邓才良出面召集连同机关人员和各科室人员在内，共数十人在大礼堂开会，成立这个难产的1.22组织。在会议的一开始，主持人邓才良不指名的说道：“人家1.23，已经成立许多天了，而我们的1.22，始终成立不起来。”接着他以不指名方式说：“别看有的人在社教中表现积极，敢于批评领导，但在关键时刻就不行了。”

尽管邓才良，也在这里学着刘志家，把这个难产的1.22，之所以难产的原因归罪于“在关键时刻就不行了”的人，但是，在这个会上这个1.22，还是没有成立起来。而且不仅未成立起来，反而彻底散伙。其结果是，大家分头各自成立自己的组织。徐宁等人成立的组织叫“不怕死战斗队”，胡明的组织叫“反到底战斗兵团”，邓才良等人的组织叫“造反联络总部”。

由刘志家热情扶持的1.22，的最终流产，对他是一个重大打击，他恼羞成怒于一月二十七日通过广播向全院宣布“所有政工人员都是忠实执行刘邓反动路线的。”规定：“从今天起，所有政工人员只准半天上班，半天劳动，抓革命促生产，一律不准参加任何造反组织。”意想不到的是，彭克、周牧对此仍然无动于衷。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由刘志家主持召开批斗李博光大会之后的夜里，徐宁来到我家说：“医院许多人提出疑问，说刘志家这些人来到八三医院大搞武斗，引起人们很不满和质疑。”我提出“检查他的正面文件。”这个刘志家，这时一点威风也没有了，老老实实交出了他的证明文件，证明他是“西安四医大”的一名学生，是从西安到北京，又从北京来到南京。对此虽然证明他确不是台湾或香港来的什么人，但我仍提出“电话请示军区文革办，核实究竟有没有关于毛主席支持革命左派的文件”。经电话请示证明确有其事之后，刘志家便离开。我认为刘志家鼓吹的两派互斗，完全是大搞宗派活动，对此要写大字报批评纠正，肃清影响。

我写了一张题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十大罪状”的大字报（底稿），由徐宁抄写之后第二天一早贴了出去。内容是：

1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坏行为，它把一少部分人拉扯在一起，搞自己的小派别活动，破坏了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2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是破坏革命大联合的死敌，必将给文化大革命带来极大危害；

3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不顾革命人民的需要，它的信念只是维护他们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4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是个人主义的集中表现，他们的全部活动都是从个人私利出发的；

5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是所有武斗行为的总根源，因他们的一切行为不得人心，便采取武斗打人逞威风；

6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它们一切行为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7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必然为投机分子提供了便利；

8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是为一切阶级敌人所欢迎的，甚至有可能为阶级敌人所利用；

9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是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因为他们手里没有真理，有的只是胡诌八扯，胡搅蛮缠；

10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最善用的手法是喊着最最革命的口号，贩卖谣言，革命群众无论如何不要相信他们的那些谣言和鬼话。

以上是我再次和刘志家进行的较量，而且从这之后再未见刘志家像以往那样公开在八三医院招摇撞骗。以后再来八三医院的时候，也仅仅是暗地继续和徐宁、邓才良等人作些个别接触，继续对他们进行操纵。

后来彭克把我抓起来之后，彭克别有用心地把我所写“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十大罪状”篡改为“温情主义十大罪状”，进而歪曲说“八三医院的所有武斗事件，都是周世安的温情主义十大罪状挑起来的。”以此宣传了十多年。他们不仅年年月月在八三医院通过各种形式大肆宣传，而且还把这拿到后勤召开的批判会上、甚至还拿到南京军区党委召开的“积代会”上进行宣传。

在彭克把八三医院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串联人员的刘志家，从而爆发八三医院的“四大运动”之后的几天里，尽管人们对刘志家的号令是执行的，他说开会，就到场。但对绝大多数人们来说是勉强的。因为他们始终在怀疑这个“四大运动”的正确性。如果说根本不存在这种心情的人，也是有的，那就是“革命小将”理疗科技术员王朝汝，以及他们的组织“1.23造反总部”的几个头头，如徐玉林、胡德纯等人。尤其在下述事件发生之后，算是彻底打消了他们的一切顾虑，从而放开了手脚——“踢开党委闹革命”了。

67年1月26日八三医院得到消息：当日上午在南京后勤机关大院召开“宣布后勤部机关开展四大的大会”。八三医院共有六辆大卡，载着三百多人参加了这个大会。八三医院来人的绝大多数，是抱着：证实这个四大，究竟是不是为了上级领导所认可的心情。结果，人员一到场便发现，大会的横幅赫然写着：“批判后勤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的路线”。会议一开始，人们又看到刘志家活跃在主席台上，人们在他的指挥下，把后勤首长郭金林政委，谭友夫部长等后勤首长押到台上，让他们跪倒在狭窄的水泥台阶上。后勤部保卫处的干部尹云龙领着全场到会人员高喊：“炮轰……”“打到……”“火烧……”“砸烂……”。这个“四大”解除了八三医院到会人员的谜团，肯定是为军区甚至是被中央所认可了。这次大会，对一些人来说，例如“1.23总部”的“革命小将”们，弄“懂”了“造反有理”。

于是从参加1月26日上午后勤大会回来的当日下午，“1.23造反总部”的头头们，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否合法的一切疑虑一扫而尽之后，认为可以大干一场了。他们从南京回来的当天就发出通知：“欢迎全院革命同志”参加他们“今晚”组织的“炮轰党支部大会”。把所有支部委员，统统揪上台，下跪、脚踢、喷气式。这些被遭殃的人们，他们是支书韩键文、支委药房主任张树芹、放射科主任蒋育秀、护士长杨华林等。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把一个排级干部的护士长杨华林也弄上台批斗？”答案很简单，因为她是党支部成员。在场的“勤务连”战士们对曾经在医院组织的“纪律教育”时，周世安和行政助理员王国军两人对他们的批评十分有意见。于是他们一声喊，周世安和王国军，也被押上台，跪在那里被责令检查交代“为什么要批评他们，思想原因是什么？”会后，周世安也被抄了家。

这次的大会，是八三医院自“四大运动”以来，第一次完全由八三医院的造反派们，以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的大会。而且把护士长以上的干部当作斗争对象。在此之后，全院各单位，都纷纷效仿。这就是被彭克宣传了十多年，使后勤机关以及下属许多单位当作新闻的所谓“八三医院以周世安为首的一小撮，不听招呼，搞起了非法四大，使护士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了边。”的事实真相。

“1.23”的头头们，在“炮轰党支部”的大会之后，思路完全打开。他们要求社教工作组长汽车32团政委王宗宣，“立即来八三医院，接受革命群众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响彻全国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指导下，王宗宣政委准时到来现场。刚一下车，“革命小将”王朝汝和另一人把王宗宣政委的左右膀臂反扭向后，让他躬背弯腰180度，架进会场、架上舞台做“喷气式”面向观众。接着便是“1.23”头头胡德纯高声宣布：“批判王宗宣大会开始！”他们逼供王宗宣，在社教中说的“到时候算总账”的话指的究竟是谁？几个回合下来，王宗宣便招架不住，“招供”：“我那是指的周世安的呀”！王朝汝等人得知将要被“算总账”的原来是周世安而不是自己，这才让王宗宣过了关。在继王宗宣之后，紧接着又召开了对后勤部张祥副部长的批斗会。

王朝汝以及“1.23造反总部”的头头们的这些暴行，当即引起八三医院群众的极大义愤，纷纷指责他们的错误行为。在舆论的压力下，他们也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进行了内部整顿，为了消除影响，王朝汝从此再很少在公开场合下露面。

但是，本来王朝汝，以及“1.23造反总部”的头头们的行为，是在八三医院的众目睽睽下发生的，因而是人所共知的，当然也是在彭克眼皮底下发生的。但是，后来彭克多次把我拉到南京军区后勤部召开的大会上批斗时“以周世安为首的一小撮，在非法四大中，制造武斗，把社教工作组长王宗宣政委的胳臂扭伤”等一系列严重歪曲事实的宣传，使后勤领导以及机关的许多人，特别是王宗宣政委的子女，对我周世安，记恨终生。

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1.23造反总部”的头头王朝汝、徐玉林、胡德纯等人的种种恶劣行为，为彭克、周牧们否定和攻击八三医院“四大”提供了口实。进而启动一切宣传工具，云遮雾罩，把“1.23造反总部”的头头们的所作所为，一股脑儿地栽赃到我周世安的头上，反过来又在十年文革中把他们当作迫害我周世安的“骨干”力量和打手，这是后话。

在“1.23”连续的几个动作之后，全院彻底乱了套。各单位都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也都按照“1.23”“炮轰党支部”的模式，普遍的炮轰了各自的党支部。与此同时，各个群众造反组织开始相互指责和批评，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局面。

在此情况下，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针对刘志家散布的怀疑一切，打到一切，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制造武斗等破坏政策行为进行批判。我这张大字报一贴出，便引起了全院的震动。同时，也得罪了一些在医院“四大”运动之前曾经是我战友的人们。也让一直躲在暗处，寻找空隙，进行暗算的彭克终于获得了机会。人们先是不时的看到谢树春、胡应平、邹本芹等人活跃起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跑到我大字报前揣摩着什么。

首先应承认，我所写“评不怕死”的大字报是有缺点的，最大的缺点是，我把“不怕死战斗队”当作典型来批评，而我文章中提的一些事并不完全是“不怕死”干的。如其中列举的几起武斗事件，多数是南下串联队的刘志家等人干的，而其中写的“拉山头搞宗派”，“两大派互斗”的结果“由一派掌握”的谬论也是刘志家的。还有“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把自己的革命锐气磨光了”是批评“反到底兵团”一位成员的。我抓住他是地主家庭出身，便问他“他磨平的是地主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锐气，还是无产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革命锐气”等语言。这些批评是很伤害他们的。因而引起了他们特别是“不怕死”头头徐宁同志的极端不满。此时，几个在标兵中大搞假材料的人：谢树春、胡应平、邹本芹等表现出对我大字报的极大兴趣。当时，我的大字报未具真名，他们便一再向我提问：“大字报是谁写的？从文风看，是你周世安的！”我说：“是，又该怎样，不是，又该怎样”。我的这种答复，看似模棱两可，实是默认。他们确认大字报是我写的之后，立即把“情况”告知徐宁、冯士忠，并有意向徐、冯二人透露“周世安是二地主”。

徐宁、冯士忠等人得到“内部情报”之后，立即和彭克、周牧当面进行核对：“组织上是否已掌握周世安的家庭成分是二地主？”彭克则表现得十分“沉痛”和“愧疚”地说：

“我们工作失误啦！”“我们看错了人啦!”“我们把坏人当成了好人啦!”“我们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呀！”“周世安确实是隐瞒二地主家庭成份十七年的阶级异己分子呀！”……

徐宁和冯世忠，从彭克上述“沉痛”“愧疚”的“检讨”里，立即感到“革命对象”终于找到了，他们立即把在全院和他们相同观点的人和组织联合起来。一时间“打倒周世安”“揪出牛鬼蛇神周世安”“周世安是隐瞒二地主家庭成份十七年的阶级异己分子”“谁保周世安绝对没有好下场！”等等大字报、大标语，从宿舍区到公共场所……不仅贴满墙上而且刷满地上，周世安成了八三医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斗的核心人物！也是唯一的斗争对象。这是我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我的大字报有点偏激，给彭克、周牧钻了空子。

对此现象我一时既感突然，又感莫名其妙。便找到保卫干事胡应平问他：“是怎么回事？”胡说：“啊呀同志呀！你不知道呀！他们（指‘不怕死’）把彭院长和周副政委拉到托儿所。他们在托儿所门口写的对联，上句是‘红旗卷起奴农戟’，下句是‘黑手高悬霸主鞭！’彭院长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说，他们就拿鞭子抽他，彭院长是不得不按照他们的要求说的！”胡应平为彭克、周牧解脱责任。

胡应平的这一番“编筐编篓”，“造反派就拿鞭子抽他！”我信以为真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彭克一伙上下串通一道，导演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中央《八条命令》下达后，南京军区党委命令医院的“四大”“暂停”。我暂时躲过了这一劫。



（四）彭克在“二月抓人”事件中扮演最佳的反面教员

“四大”停下来之后，我和大家一样，按时上班、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不怕死”头头徐宁，他的工作岗位是图书馆，因为也是属于政治处的人，这一天，他也来到政治处。我以笑脸相迎、喊了一声“徐宁！”意思是“劫波已去兄弟在，相逢一笑抿恩仇。”我认为论关系我是他的上级，论年龄，我是他的长辈，尽管他昨天作出对我的一系列的荒唐举动，而今天，我应该主动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的分歧、误解，只要坐下来一谈，立刻就会一了百了。特别是所谓的“二地主，”——这是那里来的事啊，天大的笑话吗！在当时我把问题看的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一见到他，便主动向他打招呼。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对我的反应竟是甩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哼！八三医院的牛鬼蛇神还真不少哩！”又在向我瞪了一眼，以表示他的语言所指。之后便甩袖而去。

这个年少的徐宁，他根本不懂得，他已经深深的陷进了彭克的圈套。用不了多少天，这个圈套，就要被彭克收口了。因为他在彭克手中的利用价值已经结束。可以“推完磨杀驴吃肉”了。

而彭克呢？他似乎嗅到了新的政治动向。对由他负主要责任而搞起来的八三医院文化大革命，开始几天他的说法是：“八三医院的四大，是广大干部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自发搞起来的。”

他话的前半句、有点道理，而后半句的“自发”、却是把他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过了几天，他的话变味了，说：“军队是有纪律的，自发‘四大’，是破坏了军队的纪律！”

这样一来，他不但没有一点责任，反而他还是维护纪律的领导者、教育者。

又过了几天，问题的性质又提高了，说：“自发即非法，非法即犯法，犯法即犯罪！”并对八三医院之所以搞起“非法四大”他又做出了这样的“阶级分析”说：“我院有5%、大约20人左右的人，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八三医院的四大，就是这个一小撮阶级敌人搞起来的。”彭克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

1967年3月2日的下午，召开全院人员大会。在人员到齐之后、尚未宣布会议开始之前，我看到彭克从舞台的条幕布的孔隙里钻了出来，站在舞台的一角，像是巡视什么人有否到场。当他把目光扫到我的面孔的时候，他以毫不掩饰地“金刚怒目”直射了过来。这是他在告诉我，即将要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向他示弱，他直盯着我，我也直盯着他，内心里在“琢磨”你为什么以这样的眼光对我？但几秒钟之后，我便“败”下阵来，因为我似乎感觉到了是不是将要发生什么事。不一会，果然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先由后勤部黄志远副部长在台上历数了一通“八三医院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护士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罚跪”、“戴高帽”、“游街”等等之后，遂又宣布说：“为了维护革命秩序，决定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周世安、邓才良、胡明、徐宁、张振华、冯世忠采取断然措施”！黄志远的语音一落，当即由待命在会场外的全副武装战士，一涌而出，纷纷奔向被“点名”为“一小撮”的上述六人，一个一个被相继揪了出来，押上了囚车……

在第一批人被抓走后，彭克当即在全院掀起了以“标兵问题”为重点的“大揭发”高潮。与“大揭发”高潮的同时，彭克把全院人员划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造谣者周世安”。说：“八三医院的非法四大，是起源于社教”；“八三医院的非法四大，之所以在一个小时里头就搞起来了，就是因为周世安这个混进革命部队，隐瞒二地主成分17年的阶级异己分子，在社教运动中，赤膊上阵，在标兵问题上，造谣污蔑攻击党委领导，把真标兵打成假标兵”；“周世安又是个搞宣传的——能说会道，煽动性大；通过造谣出来的假标兵，以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他的目的，就是篡党夺权”。

第二种人是“传谣者”，彭克说：这种人，和周世安互相配合，积极传播周世安的谣言，攻击领导；

第三种人是“信谣者”。彭克说：“由于他们的阶级觉悟不高，受骗上当，犯了错误。”

这时候的彭克按捺不住他地主阶级报复的心情下，再一次把他当年枪杀无辜贫苦农民的心绪，裸露在八三医院全体人员的面前。不过今天，他手里用的不是枪械，而是权力和谣言、舆论。屠杀的不是人们的肉体，而是八三医院全体人员的灵魂。他在把八三医院全体人员划分成三种类型、特别是，他把周世安诬蔑为“造谣者”的时候，不会也不可能忘记社教中，全院人员对他在标兵问题上的造假行为义愤填膺的场面。然而，这时的他已经完全抛弃了共产党员的外衣，无情地亵渎八三医院全体人员心灵和毫无节制的玩弄他手中的权利，他把全部仇恨发泄在他所一心一意要消灭的“一大片”身上。

请听他提出的口号：“注意防右，严密防漏，逐步升级！”他的用意很明确：在“标兵”问题上，哪一位如果不按照他的标准行事，他就毫不客气地把他（她）们抓起来。其实，他早已划定好了的黑名单，一批接着一批的抓人。而这时候的人们，只能默默地承受着那备受煎熬的分分秒秒。哪一个人没有在标兵问题上批评过他！小儿科护士林佳珍，已怀孕七八个月，担心自己被抓，影响生育，在大庭广众面前，挺着个大肚子，看到彭克，竟一下子跪倒在他的面前，痛哭失声地忏悔：再也不敢提意见了。上海籍战士袁祥興，在“四大”中，曾向他直接领导人教导员李博光写过大字报。认为自己，必在“逐步升级”中被抓，在澡堂洗澡，突然看到李博光，不顾自己赤身裸体，光着屁股，跪在李博光的面前忏悔：再也不敢提意见了！

在医生和护士的这个群体里，这些人在每次开大会，首先看一看坐在自己旁边的是什么人，如果是两个职工，就预示着自己必被抓无疑的了。因为职工的大多数，不了解标兵问题上的作伪，他们就成了抓人的抓手。就在这样的气氛下、第二批又抓了七人。他们是军医高潘云、朴庆云、王永清、保密员龚荣泉、护士徐桂华和张明英。另外还有一个住院的病房战士。因为他在标兵问题上“积极传播周世安的政治谣言。”第三批，被彭克列入名单的是政委齐林庭、科主任王汉荣和政治协理员韩健文。这几人，在四大中，不仅不是造反者，反而是多次被造反派揪斗的人，为什么也要把他们抓起来？对政委齐林庭，据说他流露过对彭克在“标兵”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科主任王汉荣，协理员韩健文，他们在社教中，在标兵问题上对彭克提出过批评。幸好，在彭克正准备对他们下手的时候，中央军委“不准乱抓人”的《十条命令》下达了，他们才免遭此劫。

在彭克把我抓起来之后，为了回答彭克，我当即向八三医院党委写了一封“控告信”，主要内容是说“彭克之所以把我抓起来，是他在标兵问题上，以及对他在‘社教’中抛假档案陷害政委齐林廷的问题上，对我所进行的揭发进行打击报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为什么竟然又向八三医院党委写了这样的一封“控告”彭克的信件，按我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在我们的党组织内，一个胡作非为的人，不受任何约束甚至为所欲为，是绝对不允许的。固然我的信不可能对彭克起到任何约束作用，但至少让你懂得，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像你这样的人，毕竟成不了气候；毛主席说“五个不要怕”：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把我怎么！

但对彭克来说，当然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个已经被抓起来的人，竟然不求饶，还敢揭自己的伤疤。于是他又采取措施或者手段，制服这个摆在切菜板上的肉！

我被抓走后的十多天，即第二批人被抓走之后，他指派在社教中共同策划炮制“周世安盗枪事件”的胡应平，来到我的牢房，劈头第一句：“你说人家陷害了你，你就不说说你是怎样陷害别人的！”“我陷害了谁？”我问。“是你指挥一些人，到小儿科，把教导员李博光，打得昏死了过去，后来用小便浇醒他！”

“我怎么会把李博光打得昏死过去了呢？”听到胡应平的胡说之后，我情绪激动，质问他“从哪来的谣言说我指挥一些人到小儿科把李博光打昏死过去再用小便浇醒的！？”胡应平说：“你自己干的事，你自己知道！”我要他拿出证据。他无言以对，最后喝令（两个战士）：“把他押下去！”收场。

胡应平的这次露面，是我所预料到的。但又对我新的栽赃，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彭克通过胡应平向我传递的讯息表明，他的用心是把我“以暴力手段伤人致死未遂”的罪名加害于我。

多少年之后，我曾当面问李博光：“想当年八三医院多次组织对我的批判，说我组织一些人把你打的昏死了过去，最后用小便浇醒的。究竟是怎么回事？”李答：“净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那回事！”

我又问：“那么究竟有没有什么人把你打得昏死过去的事？”

李答：“他们一定要那么说，你有什么办法！”

多么轻松的对话！仅仅用“胡说八道”的话做根据，就可把人置于死地？在那个特殊年代，在彭克们的心目中，“以言为法，言出法随”已成为“阴谋家”排除异己，施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

为了回应彭克，我又一次向八三医院党委写了一封控告党委书记彭克、副政委周牧的控告信，除了驳斥所谓“把李博光打昏死过去”的滥言之外，再就是为防止彭克再次编造新的谣言，以事实说明我在八三医院32天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但是，后来的事实告诉我这一想法又是多么的天真幼稚。

彭克再接到我的控告信之后，立即加大了对我的报复力度。随即由党委秘书邹本芹把我由汤山驻军地，转移到南京“上新河”。这样，我便成了既由后勤也由八三医院共管的罪犯。

第一次提审，是一位被称作“张政委”的“后勤工作组”负责人。问题如下：

张：“谈谈你对自己问题的看法吧？”

周：“我已两次写控告信，不知首长看到过没有？”

张：“看到过。我们承认你在‘四大’期间，干过几件好事。但是，你在社教中，是赤膊上阵的！”

周：“社教是在党委和工作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对院长彭克和副政委周牧的批评是依据事实说话的！”

张：“党委对你采取的断然措施，是正确的，你必须端正态度、以文字方式交代自己的问题！”

以上就是这次提审中的对话要点。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对话。那就是军区后勤部的这位负责人说的：“承认你（周世安）在‘四大’中，干过几件好事！”这一点，是彭克无论如何改变不了的，也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从此之后，他为了改变这一现实，便决心加紧了进一步编造信谣言以置我于死地的步伐。

我为了回答所谓“赤膊上阵”的指责。我再一次写了申诉材料，比较详细的叙述了副政委周牧、谢树春、胡应平等人搞假照片、假材料以及彭克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抛假档案陷害政委齐林廷，我是怎样对他们进行批评和他们又是如何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等事实过程。

1967年3月中旬，彭克把我从南京拉回医院进行批斗，在这一次的批斗大会上，除我之外还有邓才良、冯世忠、张振华、徐宁、左成杰、胡明等共七人。

首先是对他们六人逐个进行批判。批判发言者，千遍一律。轮到宣布我的名字时，“把周世安压上来”！突然从台下跳出一人，此人像发疯似的跑到我的面前，猛的把我拉到台前，强行按下我的头踢打着我的双脚，大声命令“站好！站好！”批判我的人说：

“正当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一月革命风暴，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全面夺权，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人民解放军要站在革命左派群众一边，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关键时刻，以周世安为首的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擅自掀起了非法‘四大’，瘫痪了领导，中断了指挥，篡夺了党委的领导权，破坏了国防、海防，破坏了文化大革命。使全院护士长以上干部统统靠了边，对干部，罚跪、戴高帽、摸黑脸……”

接着彭克又进一步说：“中央《八条命令》指出：‘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是否执行《八条命令》，是衡量真革命、假革命或反革命的试金石。’”

“1967年1月22日晚上，以周世安为首的一小撮，在本院小礼堂化装室，召开黑会，周世安在这个黑会上，犯有六大罪行，是我院非法四大中的‘六个第一’”：

第一个“写黑信”向中央诬告八三医院领导；

第一个在黑会上发言，煽动医院开展非法四大；

第一个在这个黑会上策划部署如何掀起八三医院的非法四大；

第一个派人外出，和外部串连人员相互勾结，来八三搞起非法“四大”；

第一个写了八三医院非法四大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温情主义十大罪状”煽动武斗；

第一个，成立了造反组织“1.22”组织……

彭克的最后结论是：

周世安，是搞起八三医院非法四大的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就是首恶分子，首恶分子，就是首恶必办，决不宽恕。

彭克把八三医院的所有的“屎尿粪便”，统统倒在我周世安的头上。尽管彭克在光天化日之下尽情地编造谎话，把他自己在“四大”中的一切责任推个精光，可是周世安在“四大”的全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是人所共知的，不是依靠编造谎话就可以改变得了的。接着，邹本芹逐一揭发周世安，是怎样的一个“二地主”；周世安在入伍前，是怎样地“头上戴着一个瓜皮帽”，“手里拿着一个算盘子，跟着他父亲去收租”；佃户家缴不出地租，周世安的父亲，又是怎样的“用烟袋锅子磕佃户的头”；某某“佃户，因缴不起地租，但在磨盘上正在磨的一升豆子，也被周世安抢走了！”……

对周世安参加革命后的表现，邹本芹说：“周世安入伍后，一再欺骗组织，谎报自己是‘贫农出身’”，一直“隐瞒他的‘二地主’家庭成分十七年”！“周世安，还是一个紧跟彭德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右派”，在1959年，周世安回了一趟老家，回到部队，便宣传说：“农民丰产不丰收，地瓜丢弃在地里白花花的一片。”以此“攻击人民公社制度”；“周世安还攻击‘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

邹本芹还介绍说：“对周世安，因上述问题，党组织在社教运动的初期就已把他‘内定’为‘三类人员’，准备在社教运动的第三步，进行组织处理；因此，周世安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到头了，便在社教运动中迫不及待的跳了出来！”

邹本芹的所有上述，立即激起所有在场人们的阵阵骚动，他们一边窃窃私语，一边瞪大了眼睛，看着低头呆站在台上本来为人们熟悉，现在真像是天外魔鬼的周世安。他（她）们迫切地想猜测出这个周世安的头脑里究竟还藏有哪些尚没有被人们察知的其他东西！人们被“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搞迷惘了。

“反革命分子周世安，在‘四大’中，看起来是人、实际是鬼，他白天是人、夜里是鬼，在多数人面前是人、在少数人面前是鬼。在医院32天的非法四大中，他好像在两派中，哪一派也未参加，其实，他白天就躲在自己家里写黑信告黑状，一到夜里，就策划于秘室，点火于基层，操纵着八三医院的两大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对干部罚跪、抄家、游街、挂黑牌、抹黑脸、使八三医院护士长以上干部统统靠了边。”

对八三医院在“四大”期间的混乱局面以及产生过武斗、打人事件，邹本芹是这样向大家解释的：

“反革命分子周世安，他别有用心的写大字报：《温情主义十大罪状》（即山头主义十大罪状）煽动武斗，并亲自组织人员，把小儿科教导员李博光打的昏死了过去，是用小便才浇醒的……”

“社教工作组长王宗宣政委的膀臂扭伤住院，也是他组织人干的……”。

“干部罚跪、游街、戴高帽、摸黑脸……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在暗处指挥下干的……”。

这个邹本芹，越“揭发”越有劲。突然从他的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又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小纸条，举得高高的，向大家介绍说：“同志们哪！你们知道吗？这个周世安，还是刘少奇的一条忠实走狗！我们在他的办公室抽屉里发现他私藏‘刘少奇万岁’的反革命标语！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想想看一旦他的反革命阴谋得逞，不知道我们将要有多少人头落地！”

邹本芹的话音一落，全场立即炸开了锅！

“打到刘少奇！”……

“毛主席万岁”……

“砸烂周世安的狗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些口号，像潮水般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在这山呼海啸、急风暴雨声浪的冲击下，周世安自己也有些头脑发懵，在一时之间，一种“从众心理”占了上风。他也和大家一样的举手，一样的呼喊：“砸烂周世安的狗头”。所不同的，只是在把手举了起来刚刚举了一半——尚未伸直胳膊的时候，似乎感到不对，才放了下来；而“砸烂周世安的狗头”几个字，也喃喃的只有自己才能听得到。一种直觉是，如果不同时和大家一样地举手、一样地喊“砸烂……”这显然与大家不协调的动作而引发愤怒的潮水会立即把自己淹没掉。

这位曾经参与炮制标兵假材料，编造谣言陷害政委齐林廷的邹本芹，知道他底细的人都明白，他头皮上直到现在，还留有一道“伤疤”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他的家庭是大地主，在“土改”时，因为“平分”了他家的土地，他公开对抗而被群众打伤的。今天，他终于到了他对我这个佃贫农家庭的儿子，尽情发泄他积蓄多年的仇恨的时候了！他在此时此刻成功的把全场对周世安的仇恨情绪彻底的调动起来了。在他把周世安的形象彻底的妖魔化，从而把彭克有关“四大”的责任问题，彻底的洗刷干净之后，他更进一步煽动说：“同志们哪！你们知道吗！？这个周世安，不仅要把八三医院搞乱，还要把整个南京军区搞乱，我们的许世友司令员，是我们的好司令员，可是周世安在一月二十六日的后勤大会上，狂喊打倒许世友的反革命口号！……”

他的话音一落，“砸烂周世安的狗头”的口号，又一次声声再起……当会议宣布散会：“把周世安押下去！”的时候，已经变成人间之“妖”的周世安，在两个战士扭着他的双臂、抓着他的头发，在两边都站满了对这个已经变成人间之“妖”的周世安的仇恨情绪迸发到极点的人们，当周世安在被两个战士，扭着双臂，在两边都是从座位上站起来了的群众中间跑步式飞快经过的时候，两边的巴掌、拳头，雨点般地向周世安的头上、脸上砸来，也是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于克云，乘机在周世安的脚下“下拌子”，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周世安猛地扑倒在地上，两个战士也顺势相继扑倒在周世安的身上。三人从地上爬起来，两个战士重新恢复到原来的押解姿势，把周世安押走之后，彭克对这次大会进行了总结，他在历数了一番大会的成绩之后，最后的一句话是：“我彭克不打倒周世安死不瞑目！”……

两个地主阶级分子一唱一和，配合的多么默契。毛泽东主席说：“无产阶级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大搏斗，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彭克、邹本芹对周世安的诬蔑、栽赃和压迫、陷害，不是一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吗！



（五）妻子凄厉的哭声和愤恨的“耳光”同我话别

彭克他也有点恻忍之心。也许是为了照顾周世安的妻子钱玲娣的承受能力，在这次大会上没有让她到会，而是安排她在病房“值班”。但是大会场上的一切，都通过麦克风传到了病房的每一个房间。大会一结束。当两个战士，架着周世安刚一出会场侧门，伴随着一个女人哭声的同时，噼噼啪啪的耳光向周世安的头上、脸上打来。抬头一看却是自己的妻子。此情此景，如同猛烈的钢刀插入我的肺腑彻骨入心。当看到妻子的那双哀怨、愁苦的眼睛，那张迷茫、怅惘的面孔和她哭声……，也不知是愧疚、还是冤愤，总感到，如果有时间和可能，向自己的妻子说明自己的冤枉，那是人间多么幸福的事情啊！然而！我能怎样地向自己的妻子解释清楚啊！我只能本能的发出一声呼喊：“你不要听他们的呀！”剩下的，只有把痛哭埋在自己的心里……之后，便被毫不容情的押上了囚车。

在从汤山到南京“上新河”羁押地的30公里的路上，夜是黑暗的，心绪更是灰暗的。满脑子翻腾的都是妻子的泪眼和哭声！我还能为自己的妻子做点什么！只能企求上苍向她转告：坚强点吧，我的爱人！我对不起你！我为你也为我自己闯了大祸！但是，我们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更无愧于我们崇高的事业！哭泣和哀怜，毫无用处！如果有用，我就大哭一场！但是，我能哭得“玉皇大帝”落泪，却丝毫感动不了彭克这一类人阶级报复的心态！自古以来，所有的奸佞，都是以戕害忠良为己任的！斗争还刚刚开始，只是不知你这个共产党员能承受多久的考验！

正当我撰写《我的文革十年》回忆文章进程中的2004年时，我爱人突然被查明患上“卵巢癌”，而且是“晚期”，救治无望，在极端悲痛心绪下，记下一段文字“C，M，H，A”是“查明患癌”的代用词，离现在已是七年过去了。我的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我而备受株连、摧残、伤害、吃尽苦头的老伴，钱玲娣同志带着不仅是肉体，而且精神上的无限伤痛，已于2008年4月20日，离我而去，离现在，又是三年过去了！想到此，不禁老泪纵横！



（六）彭克、周牧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公报私仇

当时羁押在南京上新河，包括八三医院被抓的人员在内，共290人，这种羁押、当时称做“断然措施”，也叫“行政看管”。实际上就是逮捕、关押、刑讯，形同“法西斯集中营”。

许世友说：抓起来的这些人员中要“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这里的“抓”、是逮捕法办，“关”是判刑，所谓“杀”，就不需要解释了。这时，八三医院党委已在彭克的主持下做出“对周世安逮捕法办”的决定。而且彭克还把这一决定公布于全院。而前面进行的批判大会，实际上就是为下一步对周世安的逮捕法办做思想舆论的前期准备。至于接下去是不是“杀”？在那个法制破坏殆尽的年代，处置一个人，只不过是“首长”们的一句话。当时，林彪又有一个风行全国的说法：“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根据当时彭克的用心，以及周世安采取的自始至终绝对不能被彭克容忍的态度，彭克是绝对不会放弃制造“诛杀机会”的。

在大会之后不久，八三医院干部干事孙效华、以及充当记录员的护士贺惠南来到羁押地，审讯所谓“认罪”态度。我向孙效华提出疑问：

“邹本芹关于我‘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说话，看起来不仅他自己也被他自己说服了，连我周世安本人，也在一时之间被他说的怀疑起自己究竟是人还是鬼了！？他说我在多数人面前是人，在少数人面前是鬼，现在你们二人不能算是多数。你们看看现在的我，是人还是鬼？”

孙效华说：“群众运动么，不能计较个别群众的个别言词。”

“党委秘书邹本芹、也算是一般群众吗？他的长篇发言的中心、集中讲的只是一个意思，我周世安是个在‘非法四大中，兴妖作怪的鬼’，说八三医院的‘四大’是我搞起来的；说八三医院两大派的所有活动完全是在我的控制下进行的，这能算是个别言辞吗！？”

孙效华正色地提出：“你在‘非法四大’中是犯了罪的”！接着她提出了两条衡量是否犯罪的标准“第一，‘非法四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主要标志‘是大字报’；凡是写过第一张大字报的，就要追究；第二，凡是成立第一个造反组织的，就要追究。”“以上的两条你周世安都占了。”

看起来这个孙效华，也是听信了彭克的谣言。当我说明：我既没有写过第一张大字报，更没有参加过什么造反组织；特别是当我说明首先带头破坏党委规定，写了八三医院的第一张大字报，抛假档案、编造谎言，诬陷政委齐林廷是什么企图投敌叛国的定时炸弹，从而制造混乱的不是别人，正是邹本芹、谢树春、胡应平；成立了第一个造反组织的是“1.23造反总部”的头头王朝汝、徐玉林、胡德纯等人，可是，我并未见过或听说过他们的这些人被抓或者被批判。上述话讲过之后，看得出孙效华倒是有些如梦初醒。

经过这次对话之后，又过了两天，孙效华、贺惠南二人第二次来到我的关押地，这次来的用意很简单，说：“鉴于你的认罪态度，党委决定对你进行清算！”对他们的话，我一时领会不了是如何“清算”法，只想听一听他们再进一步做点解释。但是，他们说完了上述话之后，双双起身走了！到底是怎样“清算”的呢？只过了两天，便领教了“清算”的全部含义。

彭克不是说“是否执行中央‘八条命令’是衡量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吗！”中央《八条命令》的重要精神之一是“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等等。但请看彭克、周牧他们二人在对我的“清算”过程中，是怎样体现他们的“真革命”和他们所理解的中央《八条命令》精神的。

他们把八三医院过去用作医务图书阅览的房间搬空，当作刑场。在进门的正前方摆了一张“三抽桌”，作为刑讯审问台。在台桌的前下方的地面上，左右各贴有两条长约三尺、宽约半尺的白光纸，右面的内容是：“顽抗到底”、左面内容是“死路一条！”参加对我刑讯的成员，因为在机关里找不到合适人员，便从病房里找来几个身强力壮但常年小病大养的大汉作为刑讯人。而本单位，只有彭克、周牧还有机关党支部书记李博光。李博光是主持人，彭克和周牧二人是“审讯”者。他们的行刑手段是这样的：当押解我的汽车一到，两个行刑人当即把我从车上拖下，一左一右的把我的双臂架起，以跑步的方式从约50米的距离处、飞奔到行刑室的审讯桌前，二人非常默契地同时伸出他们二人各自的一只脚，顺势把我的双脚绊住，并同时发力，猛地把我摔在桌前贴有“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标语上，然后两人又同时拽着我的后衣领和双臂，把人拽起，复又跪在标语前，大声喊：“念！”我不念，两人又用同样的方式再次把我拽起再猛摔在地上，再拽起，再问：“念不念？”我还是没念，再次用同样的方式摔下去。我只好念了一遍“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然后才开始审讯。

在我平时一贯的印象里，我们的“周副政委”，一贯都是慈眉善目的一个人，平时说起话来，向来都是慢条斯理、温文尔雅。讲每一句话，好像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从没废话半句。而这时的周副政委，真是满目狰狞，在我本来的印象里他是瘦长型的面庞，而这时，不知由于私愤过度而引起的面部肌肉充血，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副又红又肿的两颊，再加上左右两条紧锁着的双眉下面的两只眼睛，发出一道道凶光，令人看来，一时间真是不寒而栗。因为彭克是坐在我的侧后方，没有看到他的尊荣，但从他的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从一副慈眉善目那里发出来的。如：“你这个周世安，虽然罪行累累，但是，只要你老实认罪，党还是会对你从宽处理的！”

他们要我“老实认罪”和向我“清算”的是什么呢？在整整两个小时的过程中，开始阶段，我的头脑还算清楚，但越望后，特别是在每次的摔打中，由于完全失去支撑力的情况下的胸部着地所产生的撞击效应，那是比一般的拳打掌击所产生效果要强烈得多。胸前的剧烈疼痛，已经感到似乎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但是，这正是彭克所需要的。再请看他是怎样向我提问题的：他们“逼供”和“清算”的重点就是所谓“1.22黑会”，说这个“黑会”，就是我为要策划搞起八三医院“四大”而召开的；硬说我在这次黑会上写了第一张大字报；说我在这次黑会上确定派谁出去串连；说我在这次黑会上，组织成立了“1.22造反组织”等等。

我的答复就是：参加这次活动的不只几人，这些人中如果有一人证明你们的怀疑是真的，你们就按他们说的下结论。

再一个就是标兵问题，他们把周玉珍问题上的弄虚作假等事避开，转到周银芳的问题上。因为，周银芳的材料是我为她起草的。题目叫《十个想一想》。周牧认为周银芳的《十个想一想》肯定有假。看起来他周牧的用心是一旦证明我在周银芳的问题上也写了假材料，那就证明我周世安本人就是一个写假材料的人，反而又来批评他周牧弄虚作假。我的解释就是“周银芳的事迹是她本人做出来的，我一点没有扩大，更没有编造。而她对所做事情的指导思想和认识过程，是我为她综合归纳和提高的，你们认为这也是假的，那就由你们组织上下最后定论。”

尽管周牧如何声嘶力竭，我始终就是坚持如实地说明情况。周牧逼供我的另一个问题是说他在安徽社教中，未到老百姓家里吃饭，是因为那几家都是恶霸地主，说我的用心是想借恶霸地主的力量把他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毒死。而其实他在安徽社教中所避开的人家都是最贫苦的两家。一家是没有劳力，只有两个女儿，为了解决劳力不足，需要时便把已出嫁的女儿、女婿叫来；再一家，则是从外地逃荒在本村的农民。当时大队干部所以闹着要到公社控告周牧，表面上的理由，一是他从不深入下层；再就是吃饭时总是避开这两家。其实，该村并没有恶霸，而地主倒是有两家，但这两家我也从未去到他们那里吃过饭的。而今天，他把我从安徽回到医院善意地向党委书记彭克汇报了他在农村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他竟歪曲事实，说他吃饭时避开的是两家恶霸地主，并以此成为他今天公报私仇的借口，这一点更加证明这个假党员的“真”党性。

他们这一次所组织的“清算”活动，是八三医院的两个主要负责人，为要掩盖自己的错误和公报私仇目的，不惜亲自出马，有计划地，而且是明目张胆地通过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妄图以屈打成招手段，把水搞混；进而为他们的最终实现对周世安“逮捕法办”作充分准备。

很清楚，彭克、周牧二人这次所组织的这场“清算”，他们为了回避和掩盖中央“八条命令”中所规定的“严禁刑讯逼供”，所采用的手段，完全是预先精心安排、精心策划出来的。他们做到了既能制造恐怖气氛，又可一举击溃对方的精神支撑力；既避免惯常采用的那种拳打脚踢扇耳光方式，又能使对方在一瞬之间立即产生远比一般的拳打脚踢扇耳光、弯腰、罚跪、喷气式等的威力大得多的效果。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事先组织安排，做过精心设计、精心排练，无论如果是做不到的。

回到牢房驻地时，棉衣的前上身已被撕破，纽扣也已掉光，一副难堪的被虐囚犯，由此而引发的严重胸膜炎症的折磨，再加上牢房，睡的是“水泥地”；“感冒”发烧20多天无人问津。面对此情此景，伤感备至！这一切法西斯式的迫害，都是在维护《八条命令》的标榜下进行的。

在牢房中，我对刘志家一类从北京南下，冲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医院的所谓“三军南下串联队”这个“谜团”，进行了思考和质疑。

一是，在“四大”运动中出现的如：戴高帽、喷气式、体罚、游街等武斗，是他们首创的，并带到南京部队来的。他们的指导思想是“血统论”，他们是“保爹保娘派”，极左是他们的表现形式。后来，他们形成了“联动”组织。

二是，“保爹保娘派”即南下“三军”的背景可疑。他们每冲击一处，言必出“我们是奉江青同志指示来的”。人们怀疑“难道江青真会指命他们来打、砸、抢吗？”他们为什么要打着江青的旗号？他们和一般的“红卫兵”不同，他们始终有一条线和北京相连，这条线就是权贵高干。

三是，他们的出现，以“破坏文化大革命为目的”的性质十分突出明显。而且美其名曰：“造反有理”、“敢于反潮流”、“要有造反派的脾气”、“一派掌权”等极左口号。

四是，他们的策略思想凸显在“先制造犯罪，然后再以维护革命秩序镇压犯罪”。制造白色恐怖，留下仇恨、怀疑、分裂和诡计。把社会秩序搞乱，把人际关系搅浑。遗留下来的尽是满目疮痍。最后他们再通过“清查”、“镇压”，清除反对派和反对派的社会基础，达到保护既得利益，维护封建专制和资产阶级法权。

所以，《八条命令》第八条明确指出：

“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这一条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

在《八条命令》中指出的所有违反纪律的行为，是和这些“外出串联”人员有直接关系的。这就给人一个直觉，似乎在背后，有一种对文化大革命极度不满的力量、急切地要为自己寻找借口，他们有意或无意指使或支持自己的子女的极左行为，或者放任，或者视而不见，以致把当时已在北京风行一时的极左行为不仅影响全国各地，而且直接带到各大军区，把部队搞乱，进而为他们对兴起的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制造借口，从而导演出，先是制造犯罪，然后再镇压犯罪这样的人间悲剧。这种镇压，如果只是在一个地区，也就好说了，问题是它普及到全国。毛主席曾说它是“逆流”、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既然是“逆流”、是“路线”错误，那就不是偶然的现象！毛主席说过：“犯路线错误的头子改也难!”因为他们代表的不只是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和愿望，而是一个阶级、一个集团、一个山头、一个群体，甚至代表了某些野心家、阴谋家以及封建特权者的利益和愿望。他们“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地下毒手！”彭克、周牧，他们的哪一套行为不是先制造事端，或做事端的旁观者，然后再借题发挥，加以镇压，而自己却在“革命干部”的掩护下逃之夭夭吗？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内乱和灾难，究竟来自何方，不是很清楚的么。



（七）彭克、周牧高唱

“抓得有理放得正确性质不变宽大处理”

党中央针对全国各地发生的为镇压群众运动而大批抓人的行为而下达的“十条命令”，主要精神是：“不准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组织的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彭克、周牧他们迟迟不肯放人，支撑到两个多月之后，人不得不放出来了，但却又放出风来说：“抓得有理，放得正确，性质不变，宽大处理”。我们被放出来的这些人，回到八三医院之后的第三天，便参加了医院的一个名字叫“从宽处理大会”。把原本要在第三批抓起来的三个人弄到台上当作“宽大处理”对象。他们是政委齐林庭，院直一支部书记协理员韩建文和内科主任王汉荣。由他们三人分次在台上作悔过发言。他们悔过的主要内容，都是在标兵问题上“由于觉悟不高，革命警惕性不强，上了一小撮别有用心人的当，犯了罪，感谢党和毛主席对自己的挽救，表示今后永远也不会再重犯这样的错误！”尤其是韩建文，当场把自己的手指咬破，在自己的决心书上按上了血印，表示“永远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规定：“凡是被打成反革命的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肃清影响。”彭克对《十条命令》一直采取严格保密态度，既不作传达，也迟迟不肯放人。今天虽然人是放出来了，但彭克对《十条命令》作了严重的歪曲。他说：“八条命令规定，对你们这些人是要‘逮捕法办’的，今天，这一步就免了，犯了罪的人，还是要给出路的。但也不能宽大无边；改为在本单位交给群众监督劳动。”这样，他给人们的感觉是，他今天之所以把人放了，不仅是根据《八条命令》抓人的，也是根据《八条命令》放人的；而且还体现了他的“宽大为怀”精神。于是在这次“从宽”大会之后，被抓的人，在各自的单位里继续以各种形式接受批判斗争。只是把过去的大会批，改为小会批。我回到单位之后，当即被宣布；“撤职”并“清除”出“政工队伍”，“监督劳动”。下放到生产组养猪、放牛，打扫牛圈、猪圈和工作人员的厕所。

彭克最大的心病是假“标兵问题”。用什么办法以假作真呢？他连做梦都在思考的这个问题。

在“社教”中，群众对标兵问题提的许多批评，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完全正确的，但难免在有的事情上存有出入。全院几百儿女参加的活动，有些事有出入，或者根本就搞错了，也属正常。但彭克和周牧却抓住了几件事，再一次向群众挑战。他们错误地认为：人们被他们彻底镇压下去了、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又一次向全院宣传：“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社教中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把真标兵打成假标兵；”“为了戳穿对党委和标兵的攻击，党委决定成立‘标兵问题调查小组’进行调查”。借题发挥，继续镇压。

“周玉珍标兵材料调查小组”又成立起来了，并且泡制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材料”出炉之后，拿到各支部，让大家“讨论”。在“讨论”中，有人私下编了个顺口溜说：“八三新闻天天有，今天新闻特奇怪，母鸡孵蛋孵小鸡，鸡蛋孵出个小猪来。”

以各科室为单位全院又掀起了揭批周世安的高潮。我当时在生产组监督劳动，归院直机关支部管，参加机关人员的讨论。我问主持人：“我这个被管制人员是否有权发言？”当得到肯定答复之后，用了约一个多小时逐条逐句地批驳了这个“调查报告”。

当我对他们搞假材料的大量事实和手段进行逐一揭发和质问时，在彭克、周牧暗地指挥下，组织一帮人在“不准周世安放毒”的呼号下，一哄而上，拳脚相加，又一次对我毒打。他们公然对抗军委《十条命令》。



（八）党中央下达文件《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为“二月抓人”平反

1967年11月“赴京告状团”，进京告状。南京军区领导人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委员以及军区后勤部郭金林政委等都承认大批抓人的错误。并且后勤党委还向各单位下达文件，要求各单位为了更好地作好平反工作，成立平反小组，以便协助党委全面了解情况，根据中央精神，进行彻底平反。在后勤党委上述文件精神下，八三医院也不得不同意成立这样的平反小组，而且还指名我周世安参加了这个平反小组。我建议八三医院的“平反小组”命名叫“监平小组”。不久，传来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其中写到：

“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又准备不足，只能当革命党的动力，不能当革命的对象，既不能自我革命，又怕人家革我们的命，当革命革到我们的头上时，就是想不通，情绪对立。”“中央八条命令下达后，我们错误的认为，时机到了，可以抓人了，于是便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如此等等……

接着中央又颁发了[中共中央十八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南京军区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错误。

在和上述中央中发《68》18号文件颁布的同时，周总理又亲自接见了“告状团”的全体成员，在指明南京军区抓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同时，周总理又代表党中央宣布给这些同志，以及被打成“反革命”的所有同志平反。周总理并说：“这是最高的平反。”

至此，南京军区的问题，在中央，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得到圆满解决。

然而问题是圆满结束了吗？请看在周总理亲自处理这事不久我们这些人的命运。



（九）“倒许、乱军”口号戕杀了女军医孙秋萍

我热爱共产党，首先是从热爱许司令开始的。我参军，首先是参军在许司令的部队，从抗日时期的“五旅”、“五师”，到解放战争的“九纵”、“27军”再到“抗美援朝”的“志愿军27军”。跟着许司令，以及由许司令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组建的部队，转战祖国南北大地，打了不知多少大胜仗。我常常以自己是许司令的部下为光荣和自豪。但是我对许司令，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言行，实在不敢苟同。

由许世友签名、呈送党中央、毛主席，并列为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的《南京军区向党中央的检讨报告》下达之后，并在南京军区驻宁各单位，进行了广泛传达。全区上下，呈现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这时，许世友司令员，也从北京回到南京。但是，他在回宁后的一次“视察军区三大机关”的军区后勤礼堂的千人大会上，针对着“告状团”的事，竟说了这样的一些话：

“告状团的人，来了没有啊？站起来，让我看看……！”

接下去说道：

“你们想捞稻草！？结果稻草没捞到，倒捞了一手屎！又脏又臭！洗都洗不掉！”

“我倒捞到了三把：江青同志派专机，把我从大别山，接到北京中南海；林副主席亲自接见了我；我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的，可以先斩后奏。”

“你们不听指挥，我还不该执行纪律？我问过毛主席：‘三大纪律’还要不要？毛主席说‘要’。那我抓你就没有错！”

“我是农民出身，本来就是戴草帽的，不怕丢乌纱帽，”“丢了乌纱帽，大不了再去戴草帽。”

“你们（指台下的各级领导）要警惕！”“别看他们是一些小小的参谋、干事，不小心让他们弄你一下，就够你受的”……

又批评了少数在运动中“投机取巧”的领导人说：“有的人，东风来了是东风派，西风来了是西风派，总喜欢站排头——当排头兵”，“是阴沟里的‘泥鳅’，两头滑”；

许世友的上述话，是在南京军区向党中央的检讨报告刚刚下发的同时说这番话的。他在向党中央“检讨报告”中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中央在对“南京军区检讨报告”的“批示”中也肯定了南京军区“犯了严重错误”。可是这些写在纸面上的话，墨迹未干，他又给人们传达的信息又是什么呢？

1  一个人犯了错误，哪怕是刚刚检讨了，也可以不认账，尤其不仅他是军区的司令员，而且是党中央委员，犯了严重错误，检讨了之后，立即翻案，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基层，不仅不允许，而且必将影响这个人的一生。而今天，一位大军区的司令员，而且还是党中央委员，在刚刚向党中央检讨了错误之后，一离京就翻案，只是因为他是在“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的”，他可以例外。这就说明，他在我们党内已经不是一般的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具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共产党员。

2  告状团，以及由告状团所代表的光是在“上新河”关押的就有290名被 成反革命的人。而这些人，是由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为他们平反的，并且周总理还说：“这是最高形式的平反。”然而，许司令却说“你们是捞了一手屎，而且又脏又臭”“洗也洗不掉”。说明他又权否定周总理，特别是党中央关于南京军区问题的决定。原因都是他“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的，对党中央的决定，对周总理指示，他可以随意否定。

更重要的是，从许世友的言谈里告诉人们的，这时候在党中央的内部，已经不是那么协调一致了。在南京军区党委为自己的错误向党中央以文字的形式作出检讨，又为党中央以正式“红头”文件肯定的同时，许世友竟敢推翻不执行，甚至变本加厉，其中必有深刻的背景。

他在这次会上对“告状团”的丑化，以及他要求“你们要警惕！”的那些“小小的参谋、干事”等话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他要求人们“警惕”的那些“小小的参谋干事”的一席话，是在什么问题上，促使他如此耿耿于怀？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在文革前不久，军区为要在全区掀起和推动学习“好八连”活动，由许世友亲自出马并参予在上海“南京路”驻地举办了一次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在会议期间，组织了一次“租船游江”活动。对此举，军区宣传部摄影记者陈时秋认为“租船租船游江”之举，与“为国家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的‘好八连精神’不符，他根据中央精神，和许司令亲自作动员，要求大家“写大字报批评领导”，“批评领导的大字报越多越好”！陈时秋受到鼓舞，在“热烈拥护、积极响应”的心情下，写了上述内容的大字报。惹下了大祸，在“为首的‘倒许乱军’分子”罪名下被抓，被关、被批斗，最终被开除党籍，直到现在仍未恢复。

人们不禁要问，陈时秋同志的举动错了吗，他不仅没有错，甚至连缺点都不算。如果一定要找原因的话，是许世友强烈的特权意识。他可以任意混淆是非，残酷镇压群众的做法说成是“执行纪律”。那么，他把昨天对中央的检讨，一转脸就推翻，甚至谎说“我可以先斩后奏”“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的，这些，算不算违反纪律，要不要“执行纪律”呢？

许世友司令员，在军区后勤礼堂的这次讲话，至少给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信号：由于他把自己说成具有特殊权力和地位的领导人，可以不顾中央的决定，公开为自己的错误翻案。对那些喜欢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吹喇叭”、“抬轿子”，公报私仇，以及形形色色阴谋家、野心家，提供了负面信息和机会。一句话，“紧跟我许世友翻案，不要怕。”

“斗私批修学习班”中的真与假和是与非

在许世友视察三大机关的讲话之后，南京军区各级组织便相继举办“斗私批修”或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勤十六分部党委特地为周世安举办了一期“斗私批修”学习班。许世友“视察三大机关的讲话”，虽然没有明确列为正式“课题”，但在整个学习讨论中的中心议题就是“军队要不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对67年3月的整纪（抓人），要重新认识”。既然“对三月整纪要重新认识”，不可避免地便在“抓人和整纪”问题上展开交锋再翻烧饼。

孙秋萍在文革前，是八三医院小儿科女军医，一贯工作热情，尊重领导和同志，多次被评为小儿科的毛著学习标兵。此人，在文革中，并没有什么出格的造反活动，只是在某件事情上，支持和同情一个本科护士徐桂华的一个观点，在别人写的一张批评徐桂华的大字报上批了个“老保”二字。为这两个字，引起两派的争论。为此，引起了她的极端恐慌，自杀未遂。在八三医院三月大批抓人时，军区后勤部黄志远副部长在八三医院的宣布抓人大会上，点了这件事，说：“有的人用自杀来向党进攻！”因为是后勤部领导点到了自己，孙秋萍思想压力很大，当日又一次服毒自杀，新亏及时发现而被救。第一批抓人之后，彭克在“严密防漏，注意防右，逐步升级”的口号下，对全院进行围剿，并且把小儿科，也是孙秋萍参加的组织“山鹰战斗组织”列为“反动组织。”更使她陷入极度绝望之中。这时孙秋萍的同乡同学张华秋同志，临产，要回上海，在她走的头天晚上，孙秋萍以彻底崩溃和绝望的心情对张说：“我怎么参加了一个反动组织，你到我家告诉我妈，叫她当作未生我这个女儿”说着，孙秋萍把带在自己身上的十尺布票，交给张华秋，要她代交给自己的母亲说“给妈妈做为留念”。张华秋发现孙秋萍又要自杀，安慰了她几句。但是她的几句安慰话，能有多少说服力！张华秋临走前，两次找到小儿科主任金仲吟说：“你们领导上，千万注意，孙秋萍又要自杀。”然而，没有引起金仲吟的重视和警惕。孙秋萍终于三月二十六日，在许世友下令大抓捕中，用手术刀割断颈动脉，自刎而亡。在死前，她甚至怕因自己的血迹把床单弄脏，特地用一个面盆接在床前，使自己的鲜血流满一面盆。她在临死前，留下了一纸绝命书，上写道：“我犯了滔天大罪，我成了反革命，我由于思想改造得不好，和王琴芬（该科护士）一帮一（文革前，八三医院曾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未虚心接受她的批评，成了反革命！一切都完了。我的妈妈怎么办？她的女儿是反革命，我妈妈也完了！”

在孙秋萍自杀前的三月二十五日，八三医院领导还进行了这样的大举动，即在全院各单位，把被抓走的人押回到各单位进行揪斗，和我同时被拉回揪斗的小儿科护士徐贵华，在被揪斗后，所有被揪斗的“倒许、乱军”分子集中在一间屋内，个个都面壁而跪，跪在我旁边的就是徐贵华，她一直在那里呜呜痛哭，而房间里这样痛哭的人，只有徐贵华一人。第二天，孙秋萍就自杀了，在自杀前，极度的恐惧心理使她精神失常。如她一个人在房间里说：“广播里又响了：砸烂孙秋萍的狗头”！并高喊：“我不是反革命”！“枪毙我的时候，我要喊‘毛主席万岁’”！接着便用手术刀割断颈动脉，惨死在自己的手术刀下。孙秋萍同志是含冤而死的，也是被“倒许、乱军”革命口号逼死的！她那浸透了热爱毛主席的鲜血，无声地向人间倾诉她终生的冤屈，她在死前，没有办法向自己的亲人，她最最热爱和想念的母亲诉说自己的清白，而十尺布票，只能让她的妈妈，在见物如见人之后，却不能为自己的女儿喊一声冤、叫一声屈！

在孙秋萍自杀之后，彭克在全院人员的大会上宣布：“小儿科孙秋萍，畏罪自杀了！死了也是块臭肉！”彭克当场拿出所谓：“证明孙秋萍自杀的原因”说道：“孙秋萍是‘畏罪’自杀的！”“她在自杀前，在自己的绝命书上第一句话就承认‘我是反革命’”！彭克第二天又在大会上改口说：“发现孙秋萍留有未曾发出的恋爱信，说明是因恋爱自杀的。”他们在孙秋萍死亡报告上写道：“因恋爱失恋自杀。”接着把上海孙秋萍母亲叫来医院，以“孙秋萍因恋爱自杀”欺骗了她的母亲。孙秋萍的死，直到今天，她的家人也不知真相。反而又为她的妈妈增添对自己女儿的怨恨：妈妈含辛茹苦把你拉扯成人，你却不顾妈妈的痛苦弃我而去。人们不禁要质问彭克：“临死之前，仍在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年轻女军医，怎么会是块‘臭肉’呢？怎么会是‘畏罪自杀’呢？”

人们都说，看一个案件的真实性，是以事实为根据。孙秋萍的自杀的事实是什么？有人证，有物证。人证是谁？就是孙的同乡同学张华秋，以及小儿科的所有人员（除了个别不顾事实真理的人），物证是什么，就是孙在自杀前留下的绝命书，上面清楚地写道“我不是反革命”她不是反革命，而彭克，却硬说她“参加”的群众组织是“反动组织”，参加了“反动组织”就是反革命，这是什么逻辑？所以她在临死之前，以极其悲愤的心情为自己鸣不平：“枪毙我的时候，我要高喊毛主席万岁！”她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自己洗刷了冤屈！强权之下的“弱者”，也只能为此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纯洁。

彭克说她是“恋爱自杀”，他这是在践踏英烈的灵魂。孙秋萍曾有几封过去的男朋友的信，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彭克拿不出她信件内容有半个字能证明她恋爱失意自杀的理由。对此，张华秋的证言最有说服力。她说，孙秋萍和他这个男朋友是她的初恋，但两人不来往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所有事实说明彭克从一开始说她是“畏罪自杀”再改口为“恋爱自杀”，都是为了掩盖自己迫害无辜致死的罪行。

以上，就是我在这个“斗私批修”学习班中，继“标兵问题”之后，又在孙秋萍的死因问题上，所说的一些话。在说的过程中，有时由于控制不住感情，几度流下眼泪。但是我也注意到在座的所有人，他们都静静的听完了我所说的话。

（十）“积代会”蜕变为“揪斗会”周世安成为“反面典型”

1968年林彪制造的“杨、余、傅”事件发生不久，南京军区召开了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这次的大会不同寻常。在会中发言的人，不是过去只是由积极分子介绍心得经验什么的，而是由各单位的领导人，逐个作大会发言，而这些发言并通过设在各个分会场传达到南京军区驻宁所属各单位。这些发言，突出表现为两大特点：

一是，尽情称颂许世友的所谓“许世友有‘五个无限忠于’！”：“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二是，根据林彪在1962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关于“政权决定一切，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就变成了‘叫花子’”的论述，结合南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得出这样的认识：

“政权决定一切，军权是权中之权，阶级敌人要想夺取南京地区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把军队搞乱，要想搞乱军队，就必须打倒许世友，因此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倒许乱军夺权’”。结论就是：“在南京军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拥许还是反许，是稳军还是乱军，便是衡量和区分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

上述论点，说“许世友有五个忠于”。但，“五个忠于”是不是只为许世友所独有？应该说，就一般而论，上至许世友，下至普通一兵，甚至“贫下中农”，哪一个不都是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抱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不都无限忠于党和毛主席！所谓：“政权决定一切”，这更是林彪的“政变经”的论点。林彪否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正确的“政权观”。把人生的唯一追求，全部建立在“抓权”上，充分反映了野心家的嘴脸。所以人们把林彪的这一理论，斥之谓“政变经”。

所谓“军权是权中之权”，则更把在党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军队，蜕变为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只要抓到“军权”，就有了一切。所以人们把林彪的这种理论，斥之谓：“军党论”；

以林彪的“政变经”和“军党论”解释南京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把南京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说成“倒许乱军夺权”，这样，南京军区似乎已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军队，而是许世友一人的。南京军区的命运已经牢牢和许世友的命运栓在了一起；许世友一倒，南京军区的命运，也就此完结。

毛主席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因为胜利，党内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增长。因为胜利，人们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

毛主席更是一再强调反对为个人祝寿，不准以个人名义为街道命名。但许世友，这一点上被毛主席说中了。他全盘接受了会议中对他的那些吹捧，“倒许乱军”口号的内涵已不只是“以个人名义为街道命名”这样的小问题，而是已把整个南京军区说成是为许世友一人所有，他有“资格”推翻南京军区对中央的“检讨报告”、否定周总理代表党中央的讲话。他们胡扯什么南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的这股邪风是否波及到南京军区，就拿八三医院来说，我周世安，在1967年从3月到10月的那段期间内，全是在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抓之后就是放牛喂猪，扫厕所……一直被当作“一小撮”揪得牢牢的。但是，在这次的会议上，把南京军区1967年的一月的“四大”；和十月间的“平反”，统统归结为史景班、杜方平掀起的“揪军内一小撮”；或“倒许乱军三大风浪”。并成了指导这次“积代会”的唯一理论武器，成了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这是多么荒唐的事。

更需值得一提的是，这套理论成了在此后的十年文革期，直到粉碎“四人帮”宣布“文革结束”而进行的“路线对比”运动，一直都以“倒许乱军”口号作为指导或识别是非的理论武器。

但是，在这个会上，也借用了周总理的某些话，例如，周总理在处理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问题时，一方面对军队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们，代表党中央给他们平反，另一方面也严厉批评了杜方平。杜方平是什么人？他是南京军区派到地方的支左人员，在南京地区大搞派斗，致使南京地区的派斗发展到抢夺武器，武装冲突。由于杜方平是军区政治部的干部，有人发现当时的军区政治部主任史景斑和杜方平有过这样那样的接触，于是人们便有了这样的推理：杜方平是坏人，杜方平和史景斑有过某种接触，因而史景班也是坏人；史景斑又是同情过被打成“反革命”者的“平反”，结果，在这个会上，在对许世友的捧颂的同时，更掀起了对所谓“以‘史、杜’为首的倒许乱军分子”的攻击。不仅史景斑，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等人，都成了人们反复联系批判的重点对象。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我周世安竟也成了这次大会的重要反面人物，被反复进行鞭打和批判。

后勤机关的代表发言者，是当时任后勤部二级部领导人刘轩亭为首的几个人。他们情绪激昂、慷慨陈词，直接指向我在二月份16分部为我举办的“学习班”中我所提到的关于标兵问题和孙秋萍的问题。刘轩亭在这个会上，直接指名我周世安说：“我们后勤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取得伟大成绩，但是也引起了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八三医院有个造反派头子叫周世安，他把八三医院的真标兵打成假标兵”；“八三医院还有个军区学习毛著标兵叫周银芳，在四大中不但被周世安打成假标兵，而且还把她逼疯啦！”

刘轩亭，更是直接对准了八三医院小儿科军医孙秋萍的事件，刘轩亭说：“八三医院周世安，为了实现其反党目的，拿着死人打活人。医生孙秋萍，纯粹是因资产阶级恋爱观而自杀的叛徒。但周世安，竟然说她是被逼自杀的。真是混蛋逻辑”！

事件的反差多大？在彭克、周牧对我施行肉刑逼供时，非让我承认周银芳的材料是我写的假材料，逼我承认我通过写假材料，把责任推到他们头上。而在今天的军区大会上，我周世安不仅是所谓“造反派头子”，而且还把周银芳的真标兵打成假标兵，还被我把她“逼疯啦”！

关于军医孙秋萍死因的问题，前文已经说清楚了，这里不必赘述。所谓的“周银芳被逼疯啦！”又是怎么一回事？

在“四大”中间，外科群众对医院三个出席军区的标兵周玉珍、周银芳和副主任陆署东反映强烈。对周玉珍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陆署东，简直是流氓，在此之前，他已经奸污过四个女人。对周银芳，主要是她和教导员吴有才在作风上提出怀疑。如他（她）们两人单独活动多，甚至有人发现在人们已下班之后，他（她）们仍然“长时间肩并肩坐沙发”等等。但是在抓人的时候，在我周世安被抓走的第二天，周银芳突然病倒了，别人去看她，她都热情相迎，唯独教导员吴有才去看她，她竟当面骂吴有才“不是个东西”！硬是把他赶走。以后凡是吴有才去，她就把他骂走。对她的这种现象，人们一时不好解释，于是有人便以“周银芳得了精神病”来解释。其实，周银芳根本不是什么“精神病”。她除此之外，一切表现都和常人一样，丝毫没有精神反常现象。我认为周银芳这个姑娘，特别通过我对她写材料过程的了解，周银芳作风正派、工作热情、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喜欢钻研问题、追求进步的好同志。对她在发病时唯独对吴有才的态度，绝不能用“精神病”解释得了。可是彭克、周牧，在周银芳问题上先是说我为她写了假标兵材料，非让我承认她是假标兵。而今天又说我把她这个真标兵打成假标兵。在她的发病问题上故意歪曲真相，诬蔑我周世安不仅是个造反派头子，还在造反中把周银芳逼疯了，贼喊捉贼。

对出席“积代会”的刘轩亭在大会上发言的是非问题，没有必要再多加解释了，倒是有必要对他的为人多说几句。

在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四大”期间，他是后勤部二级部的领导人，即卫生部部长。但是直到现在，后勤部的许多老同志都记得他在当时作为后勤部二级部领导人的身份，是如何积极参于“造反”的突击经历，也就是人们说的他曾经有过“四个第一”的记录。

第一个以二级部领导人的身份写信给上海造反派组织“卫校红总”，支持他们造上海卫校党委的反；

第一个以二级部领导人的身份在卫生部群众组织写的“要求开除卫生部干部某某某党籍”的“大字报”上，签字：“同意”；

第一个为了对后勤党委领导施压，参加卫生部群众组织的游行队伍，为群众“造反”活动推波助澜，他们的这批游行队伍，从南京“解放路”一直游行到接近“新街口”的后勤机关大楼，至少有三里地对后勤党委造成极坏的影响；

第一个以二级领导人身份，在后勤机关大楼贴“大字报”，煽动后勤机关干部群众起来造后勤部领导的反。既然他是这样一个积极参加造反和支持造反的二级领导人，许世友不但没有抓他，反而重用他，取代了军区后勤部领导人郭金林，谭友夫呢？原因有两条：

一是，他是许世友的“心腹”，是许世友信得过的人。

二是，他善于“适应”新的“气候”需要。1968年3月许世友在军区后勤部礼堂讲话之后，刘轩亭就嗅到了“许世友需要的气候”。他立即又当上了“排头兵”。表面上，他拿我周世安问题说事，实际上他把矛头指向了后勤部部长谭友夫和政委郭金林。在“二月抓人”时期，许世友认为郭金林、谭友夫思想右倾，软弱无能，批评郭金林是“豆腐渣”、“老右倾”。刘轩亭看准了这一点，把周世安的“问题”无限上纲，达到攻击、搬倒郭金林、谭友夫的目的。所以，他不但“平安无事”，而且终于取代了郭金林，当上了后勤部政治委员。刘轩亭是一个典型的“风派人物”，更是阴险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

在听完大会广播，在从南京回汤山的大卡车上，我心潮起伏：昨天的自己，总认为实事求是党的一贯作风，违背这种作风的只是在普通单位里像彭克这样的极少数。今天不同了，不仅有彭克，还有刘轩亭。他们的表演令人胆寒，心惊肉跳！不仅心潮澎湃，而且万念俱灰。我心不自禁地在心里诵起了毛主席的《咏梅》诗。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主席的许多诗词，我能背诵的实在不多。而这首《七律》在十年浩劫中，在每每最感困难、最感苦恼的时候，却能使自己获得温暖和抚慰。但是，虽然嘴里哼着毛主席的诗，而心里想的是怎样回家对爱人交待。她为我受到的磨难太多了。她在此之前，一直在劝我“算了吧，咱们斗不过人家。”但我每每想到或看到那些在事实面前，做违心地“自我诽谤”的人和事，总感到这是共产党人的莫大耻辱。

军区“积代会”后，从5月份八三医院的“倒许乱军站队学习班”正式开始。虽然把我也列入“学习班”的学员名单，但却把我冷冻在那里，一切活动都不让我参加，他们究竟在学了些什么文件，讨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都一无所知。彭克用这样的办法来“封”住我的嘴，不为我提供任何说话的机会。在“学习班”上彭克、周牧反复强调：“南京军区是以许杜二首长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八三医院党委领导是为许杜二首长所信任的，因此，八三医院党委，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了八三医院的领导，也就是反许，也就是‘倒许乱军’”！

对彭克的说教，有人立即跟上：“八三医院，就是以彭（克）周（牧）二首长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彭院长，是我们的好彭院长！”“周副政委是我们的好周副政委！”……

但是也出现过使彭克、周牧听起不高兴、不舒服的声音。如副院长赵生多次在全院大会上表态：“八三医院搞起‘四大’的原因，主要是我们领导，态度软弱，没有顶住。”赵生同志的话虽不多，但是，他一语道出了问题的实情。

对赵生这样的逆耳之声，彭克如同“骨鲠在喉”既吐不出又咽不下。于是又针对赵生的话，提出了既可掩盖自身，又能把一切责任推到赵生头上的新说法，如他说：八三医院党委的领导权之所以被夺，是由三种情况造成的，一是自己因怕死而丢了权；二是有的领导，自己怕丢了“乌纱帽”而让了权；三是一小撮，内外勾结篡夺了党委领导权。彭克针对赵生唱出了他自己的“调子”，赵生危险了。

南京军区“积代会”结束之后，后勤党委为了贯彻大会“精神”，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批判刘万祥的3000人大会。

刘万祥同志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政委。在史景班的问题出来之后的1968年7月份，刘万祥被许世友说成是“后勤‘倒许乱军’大黑手”。许世友亲自决定，召开3000人大会对他进行批判。八三医院的全体人员参加了这个大会。在大会进行中间，大会主持人突然宣布“八三医院的同志上台作揭发”。于是张浩忠上得台来，胸有成竹地从布兜里拿出事先备好的稿子“批判”说：“我来揭发八三医院的‘倒许乱军分子’周世安的罪行”。话音一落，在会场的各个角落都有人在高喊：“周世安到台上去！”

事情太突然。周世安不得不到台上，站在他应该站的地方，仔细地听这个张浩忠到底在说些什么。他接着上面的话继续说道：

“周世安是一个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是一个隐瞒二地主家庭17年的阶级异已分子……他却一直说他的家庭是贫农……”

“周世安从他娘肚子一生出来，就是一个会撒谎的家伙”……

“他撒谎的程度是一步三个屁，屁里也掺假”……

“他的十句话十句都是谎话”……

“在以周世安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搞起来的八三医院的非法四大中，使医院的护士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了边。使许多干部摸黑脸、挂黑牌、游街”……

“他把社教工作组长，汽车32团王宗宣政委的胳膊扭伤，不得不驻医院疗伤……”

“周世安还组织一些人把小儿科教导员李博光打得昏死了过去，用‘小便’浇醒的”……

听到这个张浩忠在这样的大会上，放的这些“屁”话，编造的这些弥天大谎，我实在忍无可忍！一时身不由己地大步走到张浩忠的面前、面对话筒大声说道：“李博光就在台下，让他上来说说我是怎样把他打得昏死了过去的！”

我的话音刚落，台下“打倒周世安”！“粉碎周世安的嚣张气焰！”的口号此起彼伏、冲破屋顶。同时，几个人冲了过来，把我从台上推搡到台下，坐在原位置上。彭克们利用批判刘万祥的机会，扩大影响把我进一步在全后勤范围打倒、批臭。

为什么要在刘万祥身上大动干戈呢？原来有人在许世友面前给刘万祥“下药”。说：“后勤三支、两军人员闹腾，搞什么‘三大风浪’，配合北京告状团，都是刘万祥、邓启樵在操纵”。许世友听了，就向刘轩亭作了交代：“刘万祥有问题，这个人还是个华侨”。所以，在一九六八年推行“倒许乱军”口号中，把“大黑手”的帽子套到刘万祥的头上，打开缺口，“顺藤摸瓜”扩大战果。许世友说：“后勤是重灾区”。大会主持人在会议结束时宣布：“八三医院一定要解决好周世安的问题”！

（十一）我的爱人和战友钱玲娣遭殃了

为了贯彻3000人大会交代的“解决好周世安的问题”的第二天，八三医院“倒许乱军站队学习班”立即开始，假党员周牧也亲自到场。请看他是怎样表演的。周牧说：“像周世安这样的人，在地方上，早就被打死了！”

这个“学习班”完全不像往常先进行思想动员和学习文件之类，而是一上来就要揪周世安“交出所有反党黑材料”。我问：

“我有什么黑材料！？”

“到你家里去检查！”

“这又是要‘抄家’？为什么又要抄我的家！？”

对周牧的突然到场，他的话外之音，就是理解能力最差，也会领悟到他的用意。“四大”期间的“红职战斗兵团”司令的姚银洲，在听到周牧的上述话后，沉寂了几秒钟后，大喊一声“走呀！干周世安去呀！”听到喊声后，有数人一齐冲进会场，对着周世安吼道：“你这个家伙，到现在还不老实”！接着一齐动手，煽耳光的煽耳光，挥拳头的挥拳头，三拳两脚就把周世安打倒在地。对从小到大，就是家教最严厉的父亲也从未动过自己一指头的周世安来说，这阵势是从未经历过的。只有当年在北京当学徒工时，被日本狗子打了两纪耳光，又揣了我两脚。比起现在，日本狗要逊色多了。

你还别说，周牧的这一招还真灵，从未经受过这一阵势的周世安，立即被打蒙了、打老实了，乖乖地带领张浩中等人，来到自己的住处，打开自己的家门，看着“稳军派的同志”翻箱倒柜，不抄别的，专抄“黑材料”。当张浩中，经翻箱倒柜，终于找到所谓黑材料，即我准备在“学习班”中的一份发言，他喜形于色，真好像获得了一份可以就此邀功请赏的宝贝而满怀喜悦的样子。在他们折腾完了之后，在离开之前，我心情痛苦万分。那时，我爱人已被派到地方“支左”去了，一旦妻子回来看到，必定会震惊。这时想到唯一可以使她获得安慰的是，给她留下一张纸条，让她“见字如见人”！于是，在张浩忠他们折腾完了临走的时候，我顺手从“抽屉”里找了一张小纸条，在上面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家里翻腾的乱七八糟，你整理一下吧！祝你愉快！周世安”。

军区后勤部和八三医院配合十分默契。在对周世安“抄家”之后的第二天，后勤部刘轩亭政委立即把刘万祥从总医院押送到八三医院。医院批斗会场上拉了大横幅写到：“批判大黑手刘万祥大会”。方式仍然和在南京“人民大会堂”3000人的大会一样，刘万祥一幅慈祥的面孔端坐在那里，所不同的是这次没提任何理由地就把周世安又加了一个邓才良二人弄了出来，站在刘万祥的旁边。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就是，以往每次开批斗会时，都要把被批判对象弄到台上，而这一次，却把他们统统弄在舞台的前下方的一块空地上，亦即靠近到会人群座位的地方。

“批判会”开始后，对刘万祥还是由总医院的人开批。对刘万祥究竟干了什么事，在3000人的大会上，就已“批”过，因为那都是他们总医院的事，我不感兴趣，也根本未往心里去，只是其中一个新名词：“由宁去杭”再“由杭返宁”听来实感用词新颖。正在人们为此狐疑、纳闷的时候，突然形势变化，只听有人一声高喊：“邓才良把头低下来！”一帮人从他们的座位上一齐拥了上来，先是几拳几脚就把邓才良打翻在地，接着又把他从地上拽起，按住他的头、向舞台前的音乐池边的矮墙上，咚！咚！咚地猛撞，在邓才良的额头上撞起了一个大包，然后又把他翻转身来，双膝跪地摁住他的头颅，让其额头着地。就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看到邓才良确实老实了，又看看周世安也对这起暴风雨般的事件无啥反应，“稳军派”的同志们才满足地回到了他们的座位上，和“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好彭院长、好周副政委”，一道“欣赏”他们的“捍卫八条命令”中规定的“不准打人、骂人”的“成果”去了。

这一场惊心动魄令人永生难忘的场面，是打在邓才良的身上吗？它不只是打在邓才良的身上，是打在八三医院全体官兵的心上。我注意到这次大会，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人喊了几声口号。但在把邓才良打翻在地之后，一直到大会结束，再没有一声口号。打完了之后，我听到邓才良一直在我的身边呜呜哭。我相信，除了眼泪，在心灵里哭泣的决不只是邓才良一人。我更相信，在心里记住这件事的，决不是我和邓才良两人。因为这是一场心灵的虐杀，它会让我们世世代代永远记住，当人们的良心、良知、人性、人格，人的一切文明和尊严被践踏殆尽的时候，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哪里！？

在大会惊心动魄的打斗场面之后，人们紧缩的心头刚要平息的时候，突然又有人高声喊：“我来揭发周世安和他老婆钱玲娣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顺声望去，原来是“红衣战斗队”的头头邹洪贤，手里拿着一纸早已准备好的“揭发”稿件向台前走来。同时，又听到有人喊：“钱玲娣站出来”！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不由地向左方看去，只见我一直在担心的她，迟疑地从她的座位上走了出来，站在离我大约5米的地方。真想不到我们竟然又一次在这样的地方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心里痛苦极了。接着便听到邹洪贤说道“同志们啊！你们知道吗！周世安的诡计多得很啊，在我们抄他的家之后，他给老婆写条子，签名时一改‘世’字的写法，他特地在‘世’字下面最后一笔上，还特地勾了一个弯！”

为了使大家明白意思，这个邹宏贤，还特地用手指在空中划拉着，把他形容的那个字，勾划的清楚而明白。邹洪贤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他们在抄我家时，我给妻子留的那一张小纸条。因为我在签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在“世”的一笔的最后，略略带了一点笔锋，即邹宏贤说的：“勾了一个弯”。我俩的“重大反革命阴谋活动”，唯一的根据就是“世”字带上了一个勾弯弯。为此就把钱玲娣从她的“支左”岗位上押了回来。对此，人们不禁要问：

1  这究竟是个什么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说刘万祥是大黑手，怎么会带出无辜的女军医钱玲娣，而且是“夫妻合谋”搞阴谋活动！

2  邓才良，在这个大会上，如果有哪怕一点点越轨行为，你们打他一顿，也算有一点道理。而只是因为他的头低下来的时间迟疑了一点，就成了打他的借口？稳军派们你们这种行为，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倒许、乱军”口号，怎么会把群众队伍分裂对立到这种地步！

3  把钱玲娣从她的“支左”岗位上押了回来，又把她弄到台上当作陪斗对象，把周世安在字体里的一点笔锋当做他（她）们两人的阴谋活动，这符合《八条命令》《十条命令》吗？

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毛主席发出的口号。明明知道她是“倒许乱军”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却让她去“支持革命左派”，这能说是真心“支左”吗？她自从走上“支左”岗位之后，八三医院不时派人到她的单位交待“钱玲娣是‘倒许乱军’分子家属，要‘严加控制’”；一刻又派人到她的支左单位搜查所谓“黑材料”；一刻又把她押回八三医院进行隔离审查；一刻又把她拉到后勤参加那里好几天的批斗大会。在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寄给她一封信，被彭克知道后，立刻派人到工厂对她进行追查，造成满城风雨，厂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倒许乱军分子”家属的。这哪里是在让她“支左”？

开始的时候，每逢假日她按惯例和大家一到回医院自己的家。然而，每次回来，家里是空空一人，并且所看到的都是一双双白眼。到后来也就无心回家了。在百无聊赖之际，只能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哭泣，以泪洗面以思念亲人！

人们对他们的这些举动，终于明白：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3000人批斗大会，唯一目的，就是要全后勤范围内全面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把刘万祥的批斗会弄到八三医院来，无非是“推动”而已。

大会之后，立即把钱玲娣隔离起来，专为这个“世”字进行逼供，硬要她交待：“周世安为什么在那个‘世’字的最后一笔还特地带了一个‘弯’儿！？”“你们是不是，事先约好了什么暗号”；“是不是这个‘弯’、这个‘勾’，表示周世安的黑材料他没有‘交待’，告诉你要坚决‘顶住’，向党顽抗到底！”为此对钱玲娣逼供了整整七天七夜。

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黑材料”？在“黑材料”问题上为何“兴师动众”！什么“黑材料”？是我为了申诉自己的冤屈，向上级、向党中央所写的申诉信的底稿之类。里面的全部内容，都记述我遭受迫害的事实。所谓的“黑材料”全是我周世安的不白之冤的全部真实记录。是我们夫妻寄托着我们对党的无限信赖和厚望。是揭露彭克、周牧一伙罪行的血泪申诉。是南京军区党委向党中央的“检讨报告”全部被许世友推翻之后，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人间浩劫反攻倒算的一天必将再现。为做到万无一失，钱玲娣特地把这些信件底稿送往上海母亲处。并交代母亲：“无论如何不能丢失，因为这些原始证件，是世安遭受迫害的有力证据”。为防万一，钱玲娣的大弟还特地把它们拿到工厂，藏在自己的工具箱里。而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八三医院以高素兰为首的一些人，突然来到他们的面前，并带着钱玲娣亲笔书写的纸条：“妈妈！我交给你们保存的世安的那些材料，我已经全部向组织交代了，你们把它全部交给来人带回吧！你的女儿钱玲娣。”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一家人被惊呆了，母亲不知女儿发生了什么事！老人虽然经历过日本法西斯占领，国民党统治的苦难历程，但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却从来没有过。面对来人咄咄逼人的架势，看看手中女儿的亲笔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能是真的吗？是你们怕被领导抄家，才从南京拿到上海来托付你的妈妈，并交代一定藏好的！怎么今天……”但是妈妈始终相信自己的女儿决不会做出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可是今天，站在面前的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人民的子弟兵，究竟应该相信谁？“女儿呀！你为何出卖自己的母亲！”然而妈妈哪里知道她的女儿写给她的这两句话，是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煎熬。那是经历了七天七夜的煎熬之后，七天七夜、比七个月、七年还漫长。在这期间，女儿最最后悔、最最痛苦的是不应该又连累了自己的母亲！妈妈哪里知道女儿在书写这几个字的时候，对妈妈的愧疚之心！如果能够得到妈妈的宽恕和原谅，女儿就是匍匐在地、千拜万拜也赎不了女儿的罪过！

在千般迷茫万般无奈的心絮下，妈妈不得不把女儿曾托付给自己的事情的真相说给来人。当大弟弟说明“材料是放在工厂里”的时候，来人提出“一定要一起去工厂”！随着来人的来临和离去，工厂里的人们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工人某某家‘出了反革命’”的议论不胫而走。为此，大弟弟本来的预备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

负责“搜抄”“追逼黑材料”成员之一的护士高素兰后来升任八一医院医务处主任，在获得“丰硕成果”之后，又“好心”地劝说我的岳母：“你们家怎么找了周世安这样一个女婿！你赶快劝你的女儿和他离婚”！

后来到1971年抓“5.16”时我再次被害。岳母再也支撑不下去了。特地从上海赶来，劝说女儿办离婚手续。并为此特把在北京工作的岳父叫来商讨离婚之事。岳父来后说：“世安，现正在困难的处境下，他已经够痛苦的了，你们却在这里‘搞七念三’（一种上海土话，不干正事的意思。）”于是我们的婚姻关系始终牢不可破。高素兰等人圆满完成任务之后，回到八三医院，大家皆大欢喜。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我周世安曾反复地被抄家。除了八三医院“四大”一开始的时候群众对我的抄家不算，只算彭克们在十年文革中，连搜身在内，共有七次（4次抄家3次搜身）把我大量的个人材料（申诉稿、发言稿、书信稿、笔记本等），搜抄得一干二净。每次在搜查前后，总是要大吵大嚷一番，说什么那些“黑材料”记录的都是“反革命黑材料”，是要“反党”！“反党乱军”！等等。

因而，把刘万祥弄到八三医院，并在大会上对邓才良大打出手，他们的所有这一切的唯一目的，是在他们的倒行逆施中，始终只允许一种声音、一种语言。而党中央提出“反对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之后，他们则表现得更加疯狂，他们的心理状态，究竟是坚强还是懦弱！？

1969年3月，通过清理阶级队伍，周牧伪党员问题被揭露出来了。同年3月4日，我被解除隔离，给我三天假期回家探亲。1969年3月7日，由胡德纯护送下，到后勤小丹阳农场劳动。到一九六九年五月（党中央“九大”后）又回八三医院，从而这个“难忘的一九六八年”的苦难暂时结束，回到生产组养猪。

回到医院后，又到小儿科当护理员。到一九六九年底又到八三农场“反党乱军”生产劳动去了。

正当周世安被解除隔离回家探亲之时，1969年2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南京军区“倒许、乱军、夺权”学习班，“连锅端”搬到北京去办。这个学习班名称叫做“北京学习班”。这个学习班的任务是，彻底批判“倒许、乱军、夺权”“多中心”错误口号。毛泽东主席说：“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党中央。”我周世安对此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许世友又挨批了，我才被解除隔离批准回家“探亲”三天。

在此之前，党中央就曾“电报”南京军区，指出“倒许乱军口号是‘多中心口号’”，要求他们“立即改正”。并通过《人民日报》发“社论”，但是，南京军区依然我行我素。党中央、周总理，在1969年1月，决定在浙江省军区直接召集南京军区、浙江省军区和舟嵊要塞区的领导人开会（被称一月会议），接着举办“学习班”，纠正南京军区的错误。期间周总理严肃指出：“不批评‘倒许乱军’的错误口号，不彻底解决‘稳军派’，‘乱军派’分裂军队的极端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不适当的弄清和批评南京军区‘积代会’的一些错误，这个学习班就学不好，就不能算完成学习计划。”

会议期间，许世友做了检查。毛主席对许世友“检查”的批示：“能如此，甚好！”

但是南京军区的问题改也难。在南京军区直属单位，“倒许乱军学习班”照办不误；对“倒许乱军分子”照批不误。直到1969年2月，毛主席下令把南京军区设在南京东郊“白水桥学习班”的全班人马调到北京，并“点名”符确坚、王蕴瑞二人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接受批判，才真结束。

这个“学习班”到京之后，变化之大是人们想象不到的。首先对“学习班”的领导成员七人，做了大换班。把过去在“白水桥”时专门负责“整人”的领导班子成员，全部换成过去被整的“倒许乱军分子”；其中特别在军区“积代会”上被反复批判斗争过的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以及在“白水桥学习班”中被反复批判斗争过的曾经被说成“造反派一号头头”的艾汉美，在这个“学习班”中被指定为领导成员。“学习班”的学习内容，更是由毛主席亲自圈阅：“彻底批判‘倒许乱军’的‘多中心’口号”和“彻底批判人为地制造‘稳军派’、‘乱军派’的分裂军队的错误言行”。“学习班”的重点批判对象，更是由毛主席亲笔点名的符确坚和王蕴瑞二人，毛主席对他们批示是：“帮倒忙”；“停职审查”。

中央采取的上述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措施，和召开的“一月会议”情况，会后南京军区对下则严格封锁消息。不过对我则退还了材料。原因却什么也没说。我在当时就很纳闷：把个人的材料退还本人，却不说明情况，这就预示着总有一天还要出乱子的，因为人们都懂得，一个人犯了错误却采取“讳疾忌医”不作检讨并对下封锁消息，只有大傻瓜才不懂得它预示的凶吉祸福。

时隔不久便是以“清查‘5.16’”运动为名，掀起一场更加疯狂的反攻倒算运动，周世安又一次推进痛苦的深渊。



（十二）一场永难磨灭的大迫害——清查“5.16”运动

1967年7、8月间，北京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首都‘5.16’红卫兵团”（简称“5.16”），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这个组织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这个秘密组织策划了一系列反周总理的活动。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在京召开群众大会，指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极左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恩来，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但是，“5.16”分子，无视毛主席以及党中央的警告，继续秘密串联和张贴大字报，疯狂攻击周总理。后来毛泽东在1970年5月11日会见越南黎荀时，谈到打击“5.16”的原因。他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由那么个小团体，叫‘5.16’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关于打击“5.16”的政策周恩来在1967年9月16日晚接见部分院校代表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第一，对‘5.16’打击不应扩大化。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限，应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第三，‘5.16’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都不好了，把群众都推到对立面了。这是群众斗群众。第四‘5.16’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

江青于1970年9月5日，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她在分析形势后，指出：“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会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她。”

后来有人把江青的这一讲话概括为“5.16”的罪行是“三个指向，一个挑动”。

林彪对江青的“三个指向”早已灵犀相通大感兴趣。因为江青的标准，正好符合他的“政变经”“军党论”的理论。林彪早在1970年1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就抓“5.16”问题，大声疾呼“要彻底查清‘5.16’。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

林彪极力把这场斗争扩大到军队，不能不和他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

1969年10月15日林彪以“紧急备战”的名义，背着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第一号命令”。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引起全军、特别是毛主席的极大震动。这一阴谋失败之后，接着于1970年4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阴谋抢班夺权，策动陈伯达等阴谋集团分子发动突然袭击。遭到失败之后，狗急跳墙，迫不及待地组织武装叛乱，妄图通过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林彪把“清查”的矛头引向军队，正是他用来拉拢军内一部分高级干部，打击残害军内革命力量，为其积极策划抢班夺权、组织反革命政变的罪恶活动做准备。如果不看到林彪在这一时间段干了些什么，不把他的反革命活动和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就不可能清楚的认识为什么清查一个小小的“5.16”反革命组织，竟然会在全国全军造成如此大的混乱，使上百万的干部群众受到如此重大的伤害。

那么，南京地区的“清查‘5.16’”的情况又是怎样？一九七五年南京军区后勤部耿希晨副部长在后勤党委扩大会议上揭发说：“一九七一年六月，李忠（林彪死党）、耿健民以军委‘5.16专案组成员’的名义到了南京，对军队作了报告，他指出：‘5.16’的重大罪行之一是在广州、福州、南京、沈阳、济南五个大军区，反对军区司令员就是揪军内一小撮。其中涉及到总政的许多干部和总政的许多事件。中心内容是以林划线。”

这样问题便完全清楚了，把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打成“5.16”，这完全是林彪为了打倒这些人，而编造的弥天大谎。这和林彪的“政权决定一切，军权是权中之权”，在政变前夜，大造“军党论”的反革命舆论是一致的。而林彪借清查“5.16”为名，推行他的“军党论”，恰和南京军区自六八年来倡导的“倒许乱军”口号一拍即和。说明，这一场清查运动，完全是林彪，为了他们的政治需要，乘机搞的一场大阴谋。

南京军区清查“5.16”，是从七0年春开始的。当时要求清查“5.16”，中央两次发文件。一个是1970年中央13号文件；一个是1970年中央20号文件。在中央的两个文件中，都有毛主席的批示：“照办”。为了便于识别那些有意在这场运动中制造混乱的人们的嘴脸，我这里特把中央为指导这次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正常开展而颁发的二十号以及十三号文件抄录如下。第一个文件 编号：1018792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0]20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通知

一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二  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军代表、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有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应当深入批判。对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三  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四  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的同时，不要放弃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像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跳动资产阶级派性。



中共中央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二个文件 编号：0030289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1]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忠、迟群、王连龙、李涛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为组员，一共十三人组成他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他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的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分主犯、从犯、被胁从、受蒙蔽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

为要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并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发至县团级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 共印  六0、000份

                                    

中央在20号文件中特指出：“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5.16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要特别警惕和注意。”

中央在20号文件中还说：“有的单位，在清查5.16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和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掩护真正的敌人。”

在中央的13号文件中，还特别强调：“在分清罪行上，首先要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允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

中央20文件强调指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是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中央20号文件中还讲：“在防止清查5.16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有一个5.16，不要一律叫5.16，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

在中央的20号文件中，还强调：“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5.16，挑动资产阶级派性。”

中央在13号文件中“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中央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央所以号召学习这一文件，因在这一文件中，记述了许多关于搞逼供信为党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

以上说明中央虽然肯定审查“5.16”是必要的，但是，中央也已察觉阴谋分子的捣乱和破坏，因此，中央在政策上规定了极其严格的政策和是非界限。

南京军区在“清查”运动中搞扩大化的根子在哪里？

军区后勤部长鞠文议心目中的“五一六”：

南京军区后勤部的“5.16清查运动”是从1970年的三月份开始的。军区后勤部长，鞠文仪在七0年三月份，对全后勤排以上干部的大会动员报告中，对什么是“5.16”，他是这样“提示”大家的：“文化大革命几年以来，老是反反复复，四大，先说对了，以后又说错了！”“对1967年二、三月的整纪，以后也说错了！这回可好了，毛主席亲自批发了20文件，定性了，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告状团，就是5.16”！“有人说，跳得高的，跳得远的，绝大部分都离队了，留下的也不多了，没有阶级斗争了。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不管是5.16，还是5.17，都要一齐揭。”“我们后勤，不是又很多事情吗？八一医院有二、九事件，一.二五医院也有事件……各单位回去要好好的排，好好的揭，要揭深揭透。”

这位鞠部长，接受许世友的重托，来到后勤，决心“改变”后勤“老右倾、豆腐渣”面貌的。然而他在贯彻执行中央文件中，大搞实用主义，打着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的旗号，却直接违背中央文件基本精神，这就不能使人理解。

特别是他又提出抓“5.17”的混淆矛盾的口号。他似乎也知道，把“跳得高”、“跳得远”的那些人说成“5.16”，实在不贴谱。但不乘此机会把军区后勤的命运决断一下，似乎有些对谁不起。于是，他竟然在这个“动员大会”上，除了明确把“告状团”说成“5.16”之外，又说：“不管是5.16，还是5.17，都要一齐揭！要揭深、揭透”!

“5.16”，就是“5.16”，怎么“不管是‘5.16’还是‘5.17都一起揭’呢”？他所说“5.17”又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他所说的“跳得高、跳得远”的那些人。但是，他怎么又会把这样的人看成是“5.16”呢？原来他是在中央20号文件里的一段话受到启发，即其中说的：

“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

原来鞠部长在中央文件里的那许多话，都没看见，或者看见了也没往心里去，而记住了的只是“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的一句话。这就是他把“跳得高，跳得远”的人们当作“5.16”的唯一根据。于是他便把这些人们看作是“从今以后再也永世不得翻身了”。他倒真的是在有意识地要把这场运动引上斜路。

军区后勤部政委刘轩亭是南京地区清查“5.16”扩大化的始作俑者重要角色之一。

下面请看在1975年一月后勤党委扩大会议期间,原《告状团》头头锋锐作为代表之一，亲自在会上当着所有到会人员，特别是当着后委负责人鞠文仪以及“5.16清办”负责人耿希晨的面，是怎样揭发刘轩亭的所作所为的。（当时刘已调北京301总院任政委）锋锐说：

“我长期患肝炎不断发作。1970年6月，正在发高烧39.8℃，急需住院治疗。但，当天上午，硬是把我揪进学习班，向我宣布”：

“你是敌我矛盾、专政对象。”

“你是‘5.16’反革命分子。”

“今天，办你的学习班，不是审查的开始，而是审查的结束。”

在锋锐高烧39.8℃的情况下连续逼供了5个昼夜。

锋锐实在熬不过，提出：“正在发高烧。”

学习班负责人则说：“现在的温度还不够，还须再加温！”

锋锐提出“正在发病，怕熬夜！”

答复却说：“别装可怜”、“是活该！”“你怕熬夜，我们就不怕？只有老实交代了，才有觉睡！”

“不是由你讲‘是’、‘不是’的问题，而是看你交不交的问题；是“到里边（监狱）交，还是现在交的问题!”

当锋锐不得不“接受”“告状团就是‘5.16’”的观点之后。1971年3月8日下午14点，一直到3月9日凌晨。刘轩亭以及副部长耿希晨两位领导，把锋锐弄到《豆菜桥》“清办”，刘轩亭负责提问，耿希晨负责记录有时也提问。

刘问：“你在军区的‘5.16’中，是个什么地位？扮的是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

锋答：“我在后勤，是个头头；是‘5.16’告状团核心组的二号头头。”

刘问：“今天我们来谈，你能不能谈一点核心情况？……一些小萝卜头，你交不交，多一个，少一个，关系不大，也用不着你说……”

锋问：“要我交什么样的核心骨干呢？”

刘答：“你估摸一下，在军区党委常委、后勤党委、常委中‘5.16’占百分比多少？”

一句话，把锋锐问怔了，迟疑了半天回答不上来。

耿希晨说：“文化大革命就那么长的一点时间，你从南京到北京，你和军区党委常委领导层；后勤党委常委领导层的哪个人个别接触过？从南京到北京哪些人支持你们，你还不清楚？”

锋答：“我清楚，我和鲍先志副政委个别接触过。”

耿问：“和鲍先志个别接触，材料我们都看过了。你都说过几次了，还有呢？”

锋犹豫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一下说不清楚，有顾虑。……对中央点过名的、在台下的，好说。有些首长还在台上，不好随便说。”

刘轩亭说：“什么手掌脚掌的，‘5.16’嘛！反革命！你揭就是了！我们保护你！”

锋说：“我和军区党委、后勤党委领导层中哪些领导成员有过个别接触，哪些领导支持过我们，我可以讲清楚，问题是现在要交‘5.16’，说他们也是‘5.16’，不好随便讲，因为参加‘5.16’是要有手续的，首先，这张‘5.16’登记表，我就讲不清楚。”

刘轩亭说：“你别管它表不表的，定‘5.16’也不要你来定。你只要把（和他们接触过的这件）事讲清就行，人家还有不填表的呢！”

接下去，刘轩亭交代锋锐说：“你根据这些情况回去考虑考虑，给你时间，一天考虑不清，可以多想想，什么时候想清了可以直接找我谈。我们可以替你保密，可以保护你，不要有顾虑。现在我们已经把底交给你了，交不交，就看你的了！”

在刘轩亭、耿希晨的这次谈话之后，“清办的人员趁热打铁”紧跟着又来谈话：

“给你的‘路标’也插了，‘梯子’也搭了，走不走，就看你的了！”……

现在提请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你们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吗？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让我再说一遍：锋锐的上述发言，是1975年1月22日，当着全体到会人员，特别是当着后委领导、尤其当着“5.16清办”人员的面讲上述话的。而且其全文已刊印在会议简报上。这一简报，现在仍原封不动的保存在后勤保密室内。

过去人们对南京军区出现大量的“5.16”扩大化倾向的解释是：“中央有指示；群众有揭发；个人有交代，是‘事出有因’”。而今天，刘轩亭的行为告诉人们，所谓“事出有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就是刘轩亭以后勤部政治委员的身份谆谆教导锋锐的：

1  “凡是接触过你们的人，支持过你们的人”就是“5.16”。

2  “什么手掌脚掌的！都是‘5.16’嘛——反革命！”

3  “你估摸一下，军区党委常委；后勤党委常委中的”“哪些核心人物”是“5.16”？

4  “你别管它表不表的。定‘5.16’，也不要你来定，你只要把事讲清就行了，人家还有不填表的呢！”

5  给你的“路标也插了”、“梯子也搭了”，“我们已经把底交给你了。”下一步“交不交，就在你自己了！”

6  “你根据这些情况”，“一天考虑不清、两天”，“什么时候想清了，可以直接找我谈”。“我们可以替你保密”。还“可以保护你！”

7  可怜的锋锐，就是在重病39℃的高温下，加上后勤部领导的诱导，历经数月的艰难苦斗，把凡是接触过自己的人，下从“小萝卜头子”包括我周世安；上到军区政治部主任史景班，共约300多人的大名单交了上去。

按照刘轩亭凡是“接触”、“同情”过“告状团头头”锋锐的，“都是‘5.16’”、“都是反革命”的标准，请看此之后出现的情形吧！

在这一点上证明许世友不完全像毛主席批评的“只抓黑不抓红”，（“黑”指在南京挖煤）的人。可是他“抓红”，完全同中央两个文件对着干。结果，出现了严重后果：仅江苏一省就挖出“5.16”十六万人。死亡2000多人，残者不计其数。据江苏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被整理材料的军队干部有298名，军级以上干部84人，军级领导干部11人。国防科委副主任少将李仲鳞被许世友打成“5.16”关进南京娃娃桥监狱，导致高血压脑溢血致残，江苏人民不会忘记这笔血债。

“5.17”口号成了八三医院“清查”的指导性口号

八三医院的正式清查是从七一年三月开始的，根据林彪死党李忠介绍的排查方法，八三医院起草了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在我院发生的六起重大事件”。其中的第一件就是“勾结肖三军乱军夺权”。八三医院党委的文件写道：

“一九六七年，5.16黑后台，操纵的肖三军南下，冲击军区机关及下属单位，煽动揪军内一小撮，一月二十二日晚间，由少数人策划在我院小礼堂，召开了黑会，研究部署在我院掀起非法四大的行动计划。”根据这个诬陷性的定论，1970年6月，八三医院党委决定：“执行上级指示，对周世安采取措施”。我从家里被带走了。我对爱人钱玲娣说：“你放心好了，用不了多久，我就回来了，下个月领工资的时候，别忘了给我交党费。”谁知，从此一别就是三年。而且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灾难。

对我隔离的地点，设在远离医院十公里外的农场，后来转移到南京郊区的汽车32团驻地：“马群”。对我审查的人员，多达2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专案组彭克也亲临现场直接指挥。

进入审查的一开始，我要求解释后勤部首长所说：“‘5.17’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5.17”口号，从鞠部长提出之后，八三医院政治处主任何春培反复多次在全院大会上强调：“在八三医院，不管是5.16，还是5.17，小根根，小苗苗，都给他薅巴干净！”

专案组回答：“5.17的说法在中央20号文件里就有。”

我一再指出：“中央所有文件并没有提到‘5.17’。只是在中央20文件里提到：“阶级斗争很复杂，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是个‘5.16’，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这里中央文件精神很清楚，就是在查秘密组织“5.16”的同时，也要注意查其他的秘密组织。而所谓“5.17”，是把一月“四大”时的一切人的公开活动，都当作秘密组织“5.17”，这是最典型地曲解中央精神，混淆矛盾，搞扩大化行为。

专案组说：“5.16在福州就要打倒韩先楚，在南京就要打倒许世友，在东北就要打倒陈锡联。”

但是：“为什么在南京打倒许世友是罪行，而打倒江渭清、彭冲、匡亚明等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就不是罪了呢？如果说打倒许世友是罪行，那么批评彭克等人的错误，也是罪行了吗？”

专案组说：“5.16”专揪军内一小撮；“‘5.16’在1967年，在南京搞‘三个指向’，其目的都是揪军内一小撮”；“67年2、3月抓人时粉碎了‘5.16’的猖狂进攻”；68年的“倒许乱军战队学习班”，都是正确的；现在要重新认识，倒许就是乱军；不能拿周总理的两句话来反对林副主席，为5.16辩护……一句话：周世安“5.16”的罪名就是“1.22黑会”。“1.22黑会”就是揪军内一小撮。

争来争去，彭克为首的专案组坚持一个论点：“‘倒许乱军’口号是正确的！”

图穷匕首见，周世安成了“反对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审查一时陷入僵局。而这时，八三医院正在进行批判陈伯达的“‘先验论’和‘天才论’”。我这里的人员，大部分都回单位参加运动去了。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心开顶风船，给三级党委写一个《不接受审查》报告。

内容为“我周世安向三级党委挑战，你们认为我是‘5.16’，就把我投入监狱，如果没有根据，而用‘倒许、乱军’口号，打着这样的黑旗来审查，那我不接受这样的审查。”

“不接受审查报告”交出之后，我又想到应该及时把这里发生的事报告给党中央，让中央知道这里的清查偏离中央的要求有多远。于是我便两次向周总理用挂号信报告了情况，在信中，未加任何个人观点列述了在审查中，“稳军派”的那许多背离中央的言论。利用看管人午睡的机会，跑到离我驻地二、三华里的农村代邮店发了出去。而在寄总理的信中，也把我给三级党委的“不接受审查报告”附在一起寄出。

后来又想到：“林副主席是直接管军队的，把这里的清查情况，报告林副主席。”于是又利用看管人徐玉林带我到农村理发，趁他也在理发的机会，又把信发了出去。

我发的这三封信，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份，离“九一三事件”仅四、五个月的事件。正像耿希晨副部长揭发的“正是林贼死党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实际上，正是林彪加紧策划组织政变活动最紧张的阶段，而中央关于清查“5.16”的13号文件是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而文件中规定的“建立‘5.16’专案联合小组”的重要成员中，就有林彪死党李忠、耿建民、迟群等，他们到南京为南京清查界定的清查事件段和理论根据，以及排查所谓“罪行案件”的方式，正是林彪在进行反革命政变前，通过抓“5.16”的机会，大力灌输“政变经”的反动理论。我哪里知道，“军党论”的衍生物“倒许乱军”论的总头子正是窃国大盗林彪，而我把纠正南京军区的错误，寄希望于这个窃国大盗林彪，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而更加严重的是，这时候的南京地区各地已策划好了向党中央严格封锁消息的决定。规定：“所有寄往党中央的信件要一律检查，哪里出了问题，哪里负责。”于是我的这三封信，根本就未寄出，全部落到他们的手里。彭克等人在得了我的三封信之后，又经过长达二十多天的精心策划之后，于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六日，大批人员（其中，除了八三医院的原班人马外，还有十六分部以及后勤部的人员）立即把我连同所有审查班子拉到南京郊区汽车32团驻地。专案组正式向我宣读我发给林彪和周总理的信以及信的全部内容。

宣读完我的信之后说：“三封信的性质是：一欺骗；二诬告；三为5.16辩护；四借旁人之口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罪行性质是违反公安六条的现行反革命。”

并说：“你胆子倒不小，别人恶毒攻击林副主席，都是匿名，你公开反林副主席！”后勤的一位姓余的副科长说：“不要别的，三封信，一个报告的罪行就够了。”

林彪“9.13”折戟沉沙消息传来了。彭克却以反常的心态宣布：任何人不准把林彪垮台的消息透露给周世安！谁透露了，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并随即把我关进了彭克的“私设牢房”里

彭克的这间“私牢”、是在医院身后的一个小山坡上，是把过去的一间厕所改造而成为一座私家牢房。他的背后是一片松林，它的左下方，是一座军用仓库。除了在他的左上方，有一间比它面积要小的厕所外，在30米范围内，无任何建筑物。这个座北向南的小牢房，面积大约12平方米。在牢房内的三分之一面积处、用一堵内墙隔开，用作“犯人”居住，三分之二的面积供两名看管人员居住并昼夜监守。内墙的靠南边开一扇门，门上加锁，昼夜锁牢。囚犯的大、小便，须事先喊“报告”。经允许后，方可进出。门的上方，开有一小洞，留做递送食物之用。在私牢里，成年没有“放风”的个人享受，但可借大、小便的机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对林彪事件，周世安，也看到了一点蛛丝马迹。首先是“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访问中国，陪同毛主席接见的只有周总理而没有林彪。感到这是一件十分反常的事。再就是在《人民前线报》上，载有这样的一篇短文，说某某连队，在“讨论加强连队建设”时，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战士们摆脱了‘四好’‘五好’的框框之后，大家都感到这样讨论问题很过瘾”。曾经一直绷紧的心情，一下子舒缓下来了，多时不唱的小曲，时不时的哼上几句。满心想的是：“你彭克，再无话可说了，你只有给我周世安平反这一条路了。”这时想的最多的是大半年没见面的亲人马上就要见面了。在那倍受煎熬的日子里，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妻子，不知她在重压之下，是死是活？她虽是上海姑娘，却从小就是苦出身，由于姊妹兄弟多，她是老大，十一、二岁就帮妈妈洗衣烧饭带弟妹做家务。她是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好青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年仅十四岁，就抱着一腔热血报名参军。临行时，妈妈流着眼泪，为女儿送行，本想给女儿带点好吃的，但家里贫穷，送给女儿的，只是四个西红柿。参加“军医学校”后，由于工作积极，学习刻苦，小小年纪便当了班主任。毕业来八三医院后，便当上了护士长，不久，又任命军医。只可惜找错了终生伴侣。结婚后，虽然非常非常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屡屡受牵连。67年3月大批抓人时，本来以为自己的爱人不会有事的，但无论如何未想到，宣布抓人名单时，竟然也有周世安的名字。眼看着自己的丈夫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到台上，接着又押上囚车。但这时的她，已经吓得昏了过去。散会回家之后，一等不来再等还不来，这才想起自己的爱人被抓走了。从此以后是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交不完的“黑材料”，受不尽的罪。时至今日，又在“5.16”的罪名下，苦熬着岁月。只是不知她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但是，不管怎样，亲人团聚的日子，马上就来到了。但是……

但是，我的期望成了泡影。

眼看1972年2月15日春节已经快到了。本来还认为1972年春节之前，一定会走出牢房回家和亲人团聚的，但是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彭克们，根本没有改正错误、废除非法关押的可能。更谈不上为冤假错案平反的问题。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于是在1972年2月13日，天刚亮，乘看管人员不备，冲出了牢房，直奔彭克的宿舍。但很快被人追上，在尚未进到彭克宿舍门口，就被几个人追上、抓住，并架了回来，说：“再乱动，就用绳子捆起来。”

我也表明了态度：“或者给我报纸，或者你们就用绳子把我捆起来。”

谢天谢地，彭克终于答应了“自己出钱订报纸”的要求。有了这分享受，总算熬过了这个春节。但是虽然报纸是允许自己化钱订了，可是在以后的日子里经常被扣压、或者缺份。尤其一些有关中央政策、指示性的文章，常给扣走。种种迹象说明林彪倒台了，而信奉林彪“政权决定一切”理论的人们，不但不会因林彪的倒台而易弦更张，反而斗争更趋复杂和激烈。

周世安由一个“反对林彪的现行反革命”变为“林秃子是你的黑祖宗”。

1972年3月，由何春培、朱世荣、马福来以及其它的五、六名人员一起，把我带出牢房，向着离牢房很远的方向走去。结果进到了在备战期间，深挖洞时的“坑道”洞口，打开“坑道”的门，进入了“坑道”。还是继续向深处走。向前看，黑洞洞、望不到头。此时，我不免有些心跳：“莫不是要把我害死在这里？”一时心情紧张起来，也做好了“最后一拼”的准备。大约在离坑道口50——100米的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大家停了下来。一看这里已老早就安排好了七、八条座凳。大家落座之后，由马福来（他是学习班的副组长）向我宣布说：“周世安，我向你宣布，林秃子这个反革命分子被挖出来啦，他是你的黑祖宗，你是他线上的人，这一切你都知道，你要把你们之间的关系，向组织上，彻底交代清楚！”

我问：“林秃子是谁？”

马答：“林秃子就是林彪，他是你的黑上司！”

听到这一切，当时头脑嗡的一声，真的像爆炸了一样，实在怒不可遏，立即站起身，指向马福来大骂“我×***，我×你祖宗”，骂了一遍还不行，又骂第二遍，第三遍。其他人纷纷上来，从拉扯到动起手脚，我也毫不客气地和他们对打起来，何春培忙来缓和气氛。大家落座之后，我问：

“本来，人还是你们这些人；地点也还是八三医院，刚刚才几天的工夫，你们还说，我是‘违反公安六条反对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这一切，还是在八三医院的全院大会上，向全院人员宣布的。而且，还对我进行了批判斗争，怎么今天，我这个‘反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尚未缓过神来，又变成‘林秃子线上的人’，‘林秃子又是我的黑祖宗了？’”“请你们向我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弯子，是怎样转过来的？”“你们转弯子比宇宙火箭还快的速度是用什么法子加上去的？”

他们又能做何解答呢？会议，就此结束。

会后，觉得口腔痛得厉害，原来心火攻到嘴上，上下嘴唇，起满了水泡。

从这次问题性质的突变中，清楚的告诉人们，彭克的必然逻辑是他不可能不按照他的既定轨迹走下去。这是从他开始踏上这一步的那天起，就决定了的。由他给周世安炮制的一桩桩一件件事件，老实说他是身不由己的，对他的所作所为，他能够像一般人那样做自我检讨吗？他检讨了，他的一桩桩，一件件的肮脏事怎么解释？他怎么向他的一班人马交代？为此他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继续制造新的迫害事件。像已经做过的，一会说我“周世安偷了一支手枪”；一会又说我“周世安家庭成份是二地主”；我又是“林彪线上的人！”也就是说，他可以毫无顾及地任意编造谎话。所有这一切，皆是因为他是“拥许的”、“稳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归根到底他是一个身负血债的地主分子。

对此，我不禁产生一种新的恐惧：生命！因为在彭克们已毫无退路的情况下，炮制不测事件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他完全可以像对待孙秋萍一样，理直气壮地说：“畏罪自杀”。

我必须寻求保护人，而我的保护人是谁，由于宗派做祟站在他那一边的不能说是少数，那么真正能保护我的不是别人，就是“清查”班子这些人。于是我利用一切机会向清查班子这些人们宣传一种他们闻所未闻的道理，我说：

“彭克等人下一步，有可能不知采取什么手段把我害死，因为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过看起来好像他的权利大得无边，但他要害死我，就有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是因为我有保护人，我的保护人，不是别的什么人，就是在座的你们这些人，包括你（我指指陈培生）。”

有人插话问“为什么？”

陈培生自己回答说：“地主婆么。”——（因她过去常用一些刻薄的话骂我：“你周世安看样子就是5.16”。我曾回过她：“你这个地主婆，不是更像5.16吗？”）

我继续说：“你们都是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而且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人，虽然你们也讲了许多违反党中央指示和不符合中央要求的话，这是你们迫不得已。但是，彭克等人，如果要走极端，首先不放心的、怕事后揭穿他的，就是你们。”

很奇怪，我在讲这些话时，他（她）们都在静静地听，没有一个反驳的。

我继续说：“我反了你彭克、周牧就是反党啦？你们两人的历史，我讲起来都需要戴口罩，臭得很！我在八三医院农场当场长时（因审查我5.16前，我在那里劳动），彭、周两人如果来农场劳动，我叫你锄豆子，你就不敢给我锄地瓜，我反了你，就反党啦！？就乱军啦！？”

为了更有力的揭露彭克，我又以向军区以及党中央、周总理写控告信的理由，向他们索要纸张。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借机对彭克等的种种恶行，向审查办公室人员进行揭露和教育。因为我知道，我的“控告信”，他们哪里会替我转发或转送。但是，我可以利用这一方式，一方面揭露彭克们的阴谋诡计及其罪行，同时对“办公室”的这些人进行教育。但是，他们一听说我要写控告信，很快便把编有号码（这是他们对我的一贯做法，每一张纸都要编码）的稿纸送来，因为他们把这看成是可以借此机会深入了解我内心状况，以及我对问题的全面认知程度。因为他们知道：“你周世安的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无法控制，但是，你控告信的转送与否，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而你的内心家底，通过此举，倒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大好机会”。于是不等我写不了几张纸，看守人员都要迫不及待地从我手里拿走。有的稿纸涂改得一塌糊涂，这样的控告信怎么能寄中央呢？尽管我每次都说明：你们看完之后拿来我重抄一遍。但他们哪里会按照我的意愿作呢。反正你不退，我也不要，而信却是连篇的写。把彭克自社教以前开始的一桩桩一件件的坏事，甚至到1972年硬定性我为“5.16”，组织106人上台进行揪斗以及游斗等事，毫无遗漏地、尽情地进行了揭露。为了打破这些人在“倒许乱军”口号下带来的个人崇拜，我在信中，还这样写道“彭克同志，名义上说他们是拥护许世友的，其实只不过是把许世友当作他们的镇妖门神，借‘拥护’之名，树立自己，并借机把不同意见的人打下去”。

我把他们把许世友当作他们的“镇妖门神”的这句话，是一句很普通的话，是借用毛主席批林彪“天才论”时说的：“什么天才，只不过是为了打鬼而借助钟馗”。“钟馗”就是镇妖门神。毛主席都可以说林彪把他自己当作了镇妖门神，我说，彭克等人把许世友当作镇妖门神，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但后来听说鞠文仪和彭克等把我的这个比喻，当成是：“周世安这家伙胆子真不小，竟敢把许司令说成镇妖门神”!并说：“周世安竟敢这样嚣张，肯定有人把林彪的自我爆炸事件透露了给他。”开始在内部追查叛徒，追来追去，追到何春培头上。本来何春培在对我的诱供和逼供中，是忠实执行他们指示的，而现在连他也不相信了。

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我写信的事很感兴趣，但彭克毕竟是个“聪明人”，他终于看透了我所以要写信的目的。最后以“没有稿纸”的理由，不准继续写了。

（十三）大灾难大浩劫决战七、八月份

时间在煎熬中一天天度过。转眼间到了1972年6月。小牢房里出现了一种新现象：看管人员，由过去的不断轮流，一改而为由马福来一人，很长时间无人替换。而且他经常离开岗位不见人影。人走之后，又把经常上着锁的我的这扇门的门锁，故意打开，让门虚掩着。桌子上的会议笔记本，不仅留在那里，而且还把会议记录的有关内容翻开着、放在桌面上。其中的内容赫然这样写着：

“后勤党委指示：‘你们请示，没有参加5.16组织的人如何处理？’，经请示军区党委，指示如下：‘凡是没有参加5.16组织的人，经批判过之后，不要写结论’。”

另外，在这个笔记本上还有这样的话：“后勤党委指示：你们批判周世安大会的横幅写‘5.16，反党乱军分子周世安’。”

其他内容是记录着彭克的指示：对周世安的批判如何如何的重要、是大事，对负责批判的人，要一个一个地抓紧、落实、等等。

“没有参加‘5.16’，的人，批判过之后，不要写结论”却是为何！？

后勤党委所说，批判大会的横幅：“5.16，反党乱军分子周世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经过认真分析终于明白，原来上述军区和后勤两级党委“指示”的含义是：对这个不是“5.16”分子的周世安，我们又把他当作了“5.16”分子进行了多年“审查”，今天怎么办？还是要把他继续当作“5.16”分子处理。办法是，继续通过批判斗争方式，进一步大造他是“反革命5.16分子”的思想舆论。但把过去的“倒许乱军‘5.16’”，改成“反党乱军‘5.16’”。这样，不仅维护了多年深挖“5.16”的成果，又维护并提高了“倒许乱军”口号的地位。但在批判过之后，却不要做文字方面的“结论”，这又是为什么！？

曾几何时，人们把江青的“三个指向”，奉若圣旨；更把林彪为他反革命政变阴谋服务的“军党论”，当作王法。甚至把我为此而写的向中央的控告信，说成违反“公安六条”的“现行反革命”。今天，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换手法延续林彪的法西斯行为。除了继续关押，还要把本来就不是“5.16”的人继续当作“5.16反革命分子”看待。甚至还要用开批斗大会的形式，把纯属莫须有的罪名，最后加以肯定下来。这种行为告诉人们，今后的斗争必将更加激烈和复杂化。

这里马福来把军区党委、后勤党委关于对我周世安的那些话，应是绝对秘密的指示，但却用上述方式，有意的暴露给本人，难道说这只是马福来的个人行为吗？马福来的举动，完全是彭克等人的精心安排。它的作用有二。一是说明：现在对付你周世安的已经不只是“三级党委”，而是“四级党委”——包括军区党委在内了；二是，彭克把他们上下串通一气的阴谋诡计的详细内容，透露给当事人，是为他自己留下退路的一种策略。他很清楚他们自己的行为，完全是违反党纪国法的犯罪行为。万一那一天阴谋暴露并被追究，他就可以“一推六二五”的说：“这些坏事，统统都不是我的责任呀！那都是上面的指示呀！”

决不允许“枪指挥党”。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全院大会上进行。完全可以预想得到，新的更残酷的斗争必将降临的时刻，由于一年多来，没有任何活动，身体异常虚弱，为了迎接新的残酷斗争，防止因身体支撑不住，发生不测，便开始进行身体锻炼。因为我的活动空间，只是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间，没有其它锻炼方式，便练下蹲运动，从开始的一次只能蹲十几下，逐步增加到一次二百下。新的斗争，终于一九七二年六、七月开始了。

一九七二年七月初的一个下午，突然两个戴着红袖章的大个子战士来到我的住处说：“周世安，走！”我问什么事？“开大会！”——开始心里砰砰跳，但很快沉静下来，在他们一前一后的中间，被押到八三医院大礼堂，一进门，立即看到舞台上方赫然写着“揭批5.16反党乱军分子周世安大会”。我一看，心里有数了，我不是林彪线上的人，又是5.16了。看看全场900个座位，坐的满满的。全部的眼睛一齐投向我周世安。心想：“我怕你们个鸟”！一改每次开会被押上台的形象，而变为主动地揭发者！就在这时的猛然间，我以迅速大步冲到两个押解我的战士的前面，以跑步的方式急速地跑到台上，七级的台阶，两三步，就登了上去，跑到台前，面向一个个瞪大了惊愕双眼的全场观众振臂高呼：“周世安不是5.16”！“反对阴谋诡计！”“反对政治迫害”！

此时，整个会场，一时间，除了我的口号声之外，再无别的声音，但，只是一刹那，很快便有人在窃窃私语：“这个周世安，真有种！”

醒过神来之后的两个押解我的战士，在我喊过第二个口号，到第三个口号尚未喊出，才跑到台上来，猛力抓住我的双臂，掐着我的脖颈，180度地大弯腰，头朝地，屁股朝天，同时用膝盖撞击我的臀部或以双脚蹬踢我的小腿和双脚……。

折腾了一阵，等到全场缓过神来之后，主持人宣布开会。

先由政治处主任何春培上台批我，在何春培发言结束之后，我又高喊：“周世安不是‘5.16’”！“反对阴谋诡计！”“反对政治迫害！”两个战士，又照原样折腾一遍。

接下来，早已专业到地方的原院务处助理员胡明上台，“我来揭发周世安5.16的反革命罪行。”但是，他说的我周世安的所谓“罪行”，只是在平反小组中，怎样的写黑材料为告状团提供炮弹等等。

胡明发言一结束，我立即又高喊：“周世安不是5.16”“反对阴谋诡计”。两个战士又立即按照原样踢腿的踢腿，抓喉咙的抓喉咙，又折腾一遍之后，接下来的几个人发言，千遍一律。

在大会之后，全院人员震动了。他（她）们纷纷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个‘反革命5.16分子周世安，’竟然在台上，一次再次地高喊他不是‘5.16’？如果他不是‘5.16’，为什么领导说他是‘5.16’？如果他确实是个‘5.16’分子，那么领导上为什么不把他参加‘5.16’的表格摆在他的面前，看看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面对人们的强烈要求和呼声，彭克们依然不改色不心跳，是不现实的。他也不得不对大家的呼声有所反应。请看在第二天所发生的事情。

大会的第二天，又继续召开批斗会，但这次的批斗会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的：

会场设在八三医院大礼堂前厅左侧，过去用来做图书馆的房间里，会议的人员是全院各科室领导人及机关干部，显然这是全院的骨干力量。据后来何春培向我透露彭克也参加了这次的会。只是藏在隔壁的一间仅三个平方的小房间里。此人也怪，本来像这样的会你当院长的到场，不是更能让会议增加几分威严吗？干嘛反而躲在暗处。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用在他身上，我看倒是很适合，“气壮如牛，胆小如鼠。”他的这种行为，简直是对所有与会人员的污辱和欺凌，既怕承担责任，又要亲临监视现场人员，以达到他的要求。

两个战士把我押到大厅时，由外科政教孙正元和鞠文仪部长的侄女婿——八三医院勤务连长把我接过带进会场。先由主持人带领大家拿出毛主席语录本朗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革命的高潮即将兴起，任何力量是打不破的。”等等。

语录读完之后，便由一位我从来未听说过的姓张的政治处主任，厉声说道：“周世安，我今天郑重告诉你，你的罪行已经够啦！”

我一看在场的都是八三医院的骨干分子，尤其这位政治处主任是新来的，我想听听他是什么态度，我便说：“我的什么罪行够啦？说我反彭克吗？我过去批评了他的错误，但批评了他就是反他吗？反对了他，就是反党吗？在我们党内，只有分工不同，但政治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反对了他就反党了吗？再说所谓非法四大，说是我搞起来，完全是颠倒黑白。”

当我一说到四大问题的时候，所有全场的人都站起来，一片喧哗，根本听不清他们讲的什么，好像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用吵闹声盖过一切，我理解他们的用意，反而我把自己的声调放慢放高，一字一字的把话讲清楚，因为这时我看到全场人都在吼叫，只有这位新来的政治处主任在听我的每一句话。如我说：“把医院四大说成是我周世安搞起来的，真正搞起医院四大的责任正是彭克。”我一说到这里，孙正元和那个连长立即上来把我的双臂向后翻架过去，使我的头朝下，问：“你讲不讲。”但我继续说：“正是彭克下令一手把医院的四大搞起来的。”结果他们两人特别是孙正元调整一下姿势，用他的双手猛烈向上反扭我的左臂，听到肘关节咯咯作响，我忍痛骂道：“你们简直是国民党，法西斯。”这时，孙正元更加猛力向上反扭，我实在痛得忍受不住，惨叫一声，便趴在地上。稍停片刻，另一位干部向我交待政策了，什么政策，也是彭克组织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这位干部说：“周世安，你别以为你没有填5.16表格，没有参加5.16，就拿你没办法，告诉你，周总理有指示：清查5.16，主要看罪行，只要罪行够了，你就是没有参加5.16组织，照样可以定性你为5.16分子。”这真是荒唐透顶的逻辑，也是对周总理的莫大污辱。可以看出彭克等人已经把所有招数全部用尽，只能在周总理的某些话上，进行歪曲，以此来回答全院人员对他清查“5.16”行为的怀疑和质问。在这位干部说完了之后，会议便宣布结束。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左肘关节周围立即肿起很粗的大包，疼痛难忍，在以后的二十多天中，只能用一根破布条把它兜起挂在脖子上，对生活自理已经造成很大困难。幸亏伤的是左臂，右手还能写字，总感到对这两个揪斗会要亮个态度。

我这样写道：胡明的交待和揭发，我终于弄明白了，例如他只交待所谓5.16罪行，而对“罪行”只念了他在“监平小组”中的一些豆腐账，而对5.16的关键事实，如他是怎样参加的5.16，在什么情况下参加的5.16，只字没提。而胡明对周世安的所谓揭发，对周世安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参加的5.16，也是只字没提，这样，问题全部明朗化了，胡明的所谓5.16，就是你们对我讲的所谓“周总理指示”。你们用歪曲了的周总理指示，强迫胡明承认他自己是5.16，也就是说，你们定性5.16的标准，就是谁反了彭克，谁就是5.16罪行。

上述文字交出之后，审查小组只开了个简单的会议，向我宣布：“你周世安的罪行早就够了，但组织上为了挽救，还是要仁至义尽的争取最后的一分钟。”

从一九七一年七月上旬开始，彭克为“争取最后一分钟”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在盛夏酷暑的炎炎烈日下，我被两个战士押解看管着在大礼堂周围的一大片、包括大礼堂东侧的大马路的两边锄草劳动。晚上，则“押上历史审判台”进行批判揪斗。这种批判揪斗会，是按照全院各个不同部门和系统，逐次逐批进行。如全院大会，机关的两个支部、内科、外科、传染科、疗养院、职工、战士，甚至连家属、小孩子，也各组织一个个专场批判揪斗。在历时一个多月中间，共组织了十四场、一百零六人上台批判发言。我周世安“周游了列国”。

最困难的是白天劳动夜晚揪斗这种轮轴的惩罚方式。按理说，我的左臂已严重扭伤，根本无法使用劳动工具。也曾想为这种体罚行为提出抗议，但想想，他们要存心整你办法多得是。而彭克的用心就是要在意志上摧垮你。因而能不能抗过这场磨难，已经成为一次严重考验。“我就是要做个样子给你看。”于是一只手举锄不得力，就用右臂把锄柄的后半部夹在腰间，单手抓住锄柄的前部份，腰、臂、手同时发力……两名战士在树荫下看得发呆。而彭克站在百米开外欣赏他的“争取到最后一分钟”的成果。当他看到我发现了他时，这个胆小鬼竟急转身，缩进阴暗里去了。每天劳动回来，浑身上下汗水加泥土，像个落汤鸡。为了“最后一分钟”，大家都在经受考验。

由于持续地在炎炎烈日下带伤劳作，已极感疲惫不堪，晚上则又被“押上历史审判台”进行批斗、揪斗。在万分悲愤又无可奈何的心绪下，常常会情不自禁，低声哼唱：

戴镣长街行，

告别众乡亲！

杀了廖明瀚，

自有后来人！

……

由于我平素喜爱京剧，也会自娱自乐地吟唱这样的一些唱段：

“孩儿虽死无遗憾，只是那笔帐目未还儿的心不甘……”

“咬住仇，咬住恨，咬住仇恨强咽下……”

一次，在批判、揪斗会的第二天，在我吃完早饭去洗碗回头的路上，我边走边唱：

“这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又嘘寒，又问暖……”当我边走边唱到一进屋门，两个战士突然冲我高声骂道：

“操***！批判会、批着批着、你倒唱起京戏来了”！

一下子把我打翻在地，接着又朝着我的头部、胸部、肩部、又是拳头又是脚踢！

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彭克或他的帮凶们，专门安排他们这样做的。于是便对两个战士大声说：“你们不要打了呀！你们知道吗！你们打的是你们的阶级兄弟！我不是5.16……！”

其中的一人听到我的话后，好像惊呆了。立即停住手、转过头对着另一个说：“唉！？他说他不是5.16？！”又反问我：“你不是5.16？！”

乘他们停手的机会我从地上爬起来对他们高声说道：

“你们想想，我如果真的是‘5.16’，能在会上老是高喊周世安不是5.16? 我如果真的是5.16，又在大会上这样高喊‘我不是5.16’，‘反对阴谋诡计’！如果我真的是‘5.16’，他们领导不早就把我带上手铐押进监狱了吗？！”

经我这样一说，两个战士，像如梦初醒，双双坐在自己的床头上，一言不发。我又进而说：“我是因为批评揭发了领导的错误，他们便借抓5.16的机会对我进行栽赃、陷害！”；

“他们现在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对我的批判斗争继续欺骗你们这些人！”

“他们在会上说的那些事情，全部都是对我的诬蔑和陷害！”

“他们除此之外，还能再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

我进一步对他们说：

“现在他们恨不能把我弄死，但他不敢。我要求你们今后给我打饭的时候，我的饭盒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在我的饭里吐一口痰，反正我眼不见，心不烦；但你们一定要注意防止有人乘机给我往饭里下毒。到时候他们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你们就说不清了。”

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两个象懂事了的孩子似的战士，静静地坐在那里听我说话。

这却是彭克们所无论如何不曾想到的，如果在一般情况下，我不可能有机会和这些战士交流的机会。从此以后，每次开会，他们只是装装样子，再也不强扭我的伤臂。

然而彭克他们在这方面敏感得很，很快便将此二人换掉了。又换来了两个新的战士。但纸总包不住火，新来的两个战士，态度更好。最明显的是，他们有时还会也不知是从哪里弄来的“参考消息”放在我能够拿到的地方。

一个多月的批判和人身摧残，彭克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下，他们在生活上对我刁难，每顿饭只能吃到四分钱的南瓜和青菜。那时饭堂的最高的菜价是两角，每次我都交二角钱的菜钱。但负责看管的人，每次都是四分钱的南瓜或青菜。从七一年八月到十一月，长时间都这样。由于这种苛刻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日益不好。不得已，便向他们提要求：“至少应按战士的生活水平对待，何况我是自己掏钱”。在忍无可忍，我以书面形式提出强烈抗议。而回答是：“伙房只有这个价的菜！”由于实在欺人太甚，我冲出了牢房，到伙房看看究竟是不是只有四分钱的南瓜！当然由此引起了一场冲突，审查小组的全体人员，一起出动把我强押回牢房。我又向周总理和军区党委写信，历数彭克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组织全院一百零六人上台，揭发所谓“5.16”以及在生活上进行虐待等事。对此彭克终于支撑不住了，派人来到小牢房探听口气，说：“如果现在结束审查，你有什么打算？”我明确回答：“你们除非不要放人，如果放人，又不公开平反，我就立刻上北京告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又开始了漫长的囚牢生活。

在极端悲愤的心绪下，我写下了两首词：

其一，《忆秦娥》

汤山鏖兵，

枪声烈，

战友被困心如灼。

心如灼，

一声长啸，

冲入虎穴。

六月塑风飘霜雪。

汤山鏖兵无火铁。

谣言杀人，

不见滴血。



其二《沁园春》风

扬子江畔，

大地千里，

突起狂飙。

望石城内外，

万木倾邪，

江涌浪涛，

钟山曳摇。

山洪奔泻，

雷电咆哮，

天公有意来助妖。

仰长空，

更阴霾万里，

雨嘶风嚎。

钟山百里松涛，

怒斥风儿莫逞豪。

看，短荆矮灌，

本是奴体，

比肩垂柳，

天生媚腰。

攀扶登高，

随风愈烈，

原是苟生一藤条。

具休矣，

唯参天苍柏，

无意逍遥。

两首词写好之后，虽感似像非像，倒也满意，便随手抄在一个小本子上，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半夜时分，邹本芹、顾圣道以及鞠文仪部长的三粒沙子，卞克俊、傅阳夏、朱克铎来到监室，把我喊醒，说是“交出黑材料”。经过一问一答半天之后，邹本芹终于说出：“你在小本子上写了什么，交出来看看。”于是我把小本子交了出来。接着又一新的罪名出来，彭克在对小本子的研究之后终于找到了“周世安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的根据。说周世安偷偷摸摸写了两首反诗，发泄他对人民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对他的批判斗争不满和仇恨。并在黑诗中幻想有一天，还会变天，使我们的国家复辟资本主义。彭克在十四场批斗大会结束之后，又专题召开批反革命黑诗大会。

大会之后，彭克为了检验大会成果，立即派邹本芹、朱克铎等人来到监室进行核实，问道：“你写黑诗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我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便反问邹本芹：“你邹本芹是什么人？！”“你在这里装什么蒜？你问我写黑诗的动机，这动机不是都让你在大会上讲清楚了吗？还跑到这里问什么！？问？！”

他们的喉管立即卡了壳，半响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只好一个个灰溜溜地离开。

（十四）罪恶的继续妻子钱玲娣惨遭蹂躏

在一九七二年的七月间，八三医院正在对“5.16反党乱军分子周世安”的大批大揭处于高潮时，八三医院又突然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八三医院的原三个“军区毛选学习标兵”之一的外科副主任陆署东，此人之所以当上了“标兵”，是他曾利用一次外出、在他人不知情的条件下，自说自话地写了一份所谓“学习心得”。当时的彭克、周牧，立即把他的自吹自擂材料和周玉珍的材料一并上报军区，从而这个陆署东也获得“南京军区标兵”称号。其实，这个陆署东，是一个已经奸污过七个女同志的流氓。群众在八三医院社教中，对彭克、周牧在标兵问题上弄虚作假之事的揭发而获罪的同时，陆署东的政治地位更加显赫了。不仅参加了对我的审讯小组，而且由住院医生，提升为外科副主任。在1971年2月27日，我被当作5.16押走的第六天，即1971年的3月5日，陆署东这个我爱人钱玲娣的直接上司，利用全院揭批周世安高潮时，钱玲娣再次受牵连承受巨大政治压力下，他有意和钱玲娣同路下班，临近她宿舍时，突然连推带拖把她弄进自己的宿舍。以“你要正确处理和周世安的关系，要正确处理自己的去留问题”等威胁言论下，对钱玲娣施暴。钱玲娣当时由于受到种种压力，未敢对掌握自己命运的顶头上司的卑鄙行为坚决反抗，而是一再向陆署东表示：“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边说边挣脱了他，使这个流氓的邪念未能得逞。这个陆署东贼心不死，继续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继续向她施压。他一方面利用大小会，以“揭发5.16”的名义，指桑骂槐，一方面在工作中的一些小事上指名批判钱玲娣；同时又极力挑拨瓦解我们的夫妻关系，说什么：“你怎么找了周世安这样的人，如果找了我有多好。如果不是周世安对你的影响，你现在最起码也是主治军医……”当时在“仇恨5.16”、“深挖5.16”、“离地挖三尺”的声浪下，外科群众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钱玲娣身上。这个陆署东便在一天的深夜里，翻窗进入了我的家，钱玲娣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让这个坏分子的目的得逞。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开始的强迫，进而胁从，对钱玲娣奸污了二十多次。同时，这个陆署东又针对钱玲娣怕当一辈子反革命家属的思想包袱，他以：“五十岁以后和你结婚”的虚假诺言，要求钱为他的卑鄙行为保密。说：“死也不能讲，你如果讲了，我就真的是假标兵了”。然而有谁会相信这个陆署东，在此之前已经奸污过七个女同志。就是在奸污钱玲娣的同时，又对另一位女同志施暴被揭发。这对彭克来说，无异是一极大的讽刺。彭克为了粉饰这个“标兵”，不得不给陆署东“党内警告处分”。而对知情者规定：“以党籍做保证不能把陆的事暴露出去”。而此时的陆署东，完全看出了彭克的弱点。对他的处分根本不放在眼里。一面装模做样地做检查，一面继续我行我素，继续蹂躏钱玲娣。或者在彭克的庇护下，陆署东成了八三医院的淫霸。对此，群众说：“陆署东‘白天做检查，夜里搞腐化’”。

在同一时间里，钱玲娣的另一个顶头上司外科政治教导员朱惠仁，在周世安被抓走之后不久，医院进行“批陈（陈伯达）整风联系实际揭批周世安”中，他也以“找钱玲娣谈话，揭发周世安”为借口乘人之危，对她进行多次猥亵。

一九七二年七月，陆署东在彭克那里得知：“正式定性周世安为5.16反党乱军分子，马上进行全院批判”时。他一面把这一信息告知了钱玲娣，一面在行动上表示和钱玲娣“划清界限”。这引起了钱玲娣极大惊恐。在对周世安的大批判进入高潮时，在对周世安遭到反复殴打时，她几次找陆署东询问情况，求助于陆署东时，被别有用心的人报告了彭克，彭克立即向后勤部鞠文仪部长做了报告，诬蔑钱玲娣腐蚀革命干部。鞠文仪说：“八三医院的腐化不是单纯的腐化，是政治问题；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要狠抓！”彭克得到了鞠文仪的“指示”心领神会。即以“贯彻后勤党委指示精神”为名，对周世安、钱玲娣夫妻的迫害进一步“升级”。他们把周世安拉到钱玲娣面前，逼钱玲娣供认：

“腐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在周世安被抓走的第六天，就把‘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拉下水！？”

“肯定是周世安的‘美人计’”！

“周世安在临走之前是怎样给你布置任务的”？

“清查腐化问题是清查揭批‘5.16’反党乱军的继续”。

“你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搞垮外科党支部”。

“你首先把腐化的眼睛盯上‘毛著学习标兵’目的是利用大红伞保护周世安‘5.16’过关”。

你“和‘5.16’的组织关系是什么？”

“周世安自己已经承认他有一个小红本子交给了你。”

“你的小本子上，详细记录的是八三医院所有参加5.16的大名单”

这时的彭克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已经“黔驴技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9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胁迫手段：是指罪犯对被害妇女威胁、恫吓、实行精神上的强制。如以扬言行凶报复、揭发隐私、加害亲属等相威胁或利用从属关系、职权以及孤立无援的环境条件、进行挟制、迫害等迫使妇女忍辱屈从、不敢抗拒。”

对照上述规定，陆署东和朱惠仁的行为，只要是一个稍微有点良心的人，更谈不上多少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分辨的出的犯罪行为。可悲的是，身为军区后勤部长，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鞠文仪，竟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这种地步！说什么：“八三的腐化，不是一般的单纯的腐化，是政治问题，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要狠抓。”要说“极左思潮破坏文化革命，”鞠文仪、彭克是理所当然的第一名。

他们对钱玲娣的逼供手段和周世安的几乎完全一样。小会逼供不成，就把她押到全院各科室轮番揪斗、游斗。在每次大会上，什么“八三医院的叶群”，“5.16派到外科的女特务”，“你和周世安的关系，是坐在一条贼船上，睡在一张贼床上，走在一条贼路上的5.16关系”如此等等。在这些强加的莫须有罪名下对钱玲娣军医进行反复揪斗和追逼。这样的大会共14场。小会逼供不计其数。鞠文仪、彭克对一个无辜的、受株连的弱女子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和伤害，令人发指，天理不容。

尤为恶劣的是，为了说明钱玲娣这个“5.16”家属“拉干部下水”的范围，已经把“目标指向了医院的领导”。竟然强迫钱玲娣“交代”和她在一起“支左”的副院长李伯祥的所谓“腐化关系”！这一伙打手连续逼供数个昼夜，还威逼说：“你今天不交代，就用你的头发把你吊到梁上去！”逼得钱玲娣几次产生跳楼自杀念头。这是的彭克，在他的丑恶灵魂里之外，除了“政治陷害”以外，只有白茫茫一片。

钱玲娣经受住了考验，因为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是“5.16”，从而断定逼供她的人，绝不是好人。因此，在几经折腾、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长达两个多月的迫害逼供，仍无结果之后，在专人的看管下，强迫她到养猪场劳动。她的丈夫周世安则在与她相隔咫尺，的另外的一个地方。

1972年的7、8月间，彭克成功地组织了两大战役，动员了近两百人上台，对周世安、钱玲娣进行了八三医院史无前例的大讨伐，所获得的成果：一是他成功地给周世安戴上“5.16反党乱军分子”的帽子。他抓“5.16”大功告成。二是论功行赏，他被提拔为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三分部副部长，之后，光荣地离开了。在交班的时候，他对继任者说：“我走了之后，你们可不要弄一帮子人整我噢！”可见彭克的内心是何等的空虚惊惶。一方面，他满足于他“弄一帮子人整人”所获得的骄人成就。另一方面，他深知：“弄一帮子人整人”，是建立在阴谋和不道德基础上的。这种恶行，终有一天会遭到正义的谴责。

代替彭克的是一位名叫严整的人。群众对此人的过去微词颇多。说他过去，“因煽动政治闹事而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但是单凭说不足为据，从他的现在，也就知道他的过去。他来八三医院的第一天起，便深刻领悟了鞠文仪部长关于“八三医院的腐化不是单纯的腐化……”的含意。他似乎要在编造谣言的水平上和彭克来一番竞赛。于是，他把八三医院从六二年起十多年以来发生过的八起男女关系事件，夸大为：“八三医院自七0年深挖5.16以来的两年间共发生了一百零六人搞腐化。”也就是说按当时八三的在编人员三百人计，有三分之一的男女都在搞腐化。为了证实他谣言的确凿无误，他进一步说：“八三医院腐化成风。参加腐化的人，从医院领导到普通群众，从干部到职工，从大人到小孩，从家属到保姆，从宿舍到办公室，甚至有的腐化行为竟然‘在楼梯口’，到处在搞腐化”。严整甚至要人们相信，八三医院之所以“腐化成风”，是因为“前届领导人（指政委张成斌）自己不抓5.16，也不让别人抓5.16，”的结果。他并且把他的这一发现，写成正式文件，以八三医院党委的名义上报后勤部党委。

严整为什么把从1962年的十多年以来所发生的八起“男女关系”事件，极端夸大为1970年以来共有106人搞腐化。这是他把我在这期间曾向军区以及党中央写过申诉、控告信。其中有我说在1972年六、七月间，彭克对我进行的批判揪斗，共组织了106人上台。严整把我信中所说的106人上台对我揪斗的话，歪曲成是106个被“5.16”拉下水的犯腐化的人上台，对周世安夫妇的激发。

同时，他也在告诉人们；八三医院之所以发生如此众多的人“搞腐化”，完全是由于八三医院的前届领导人不抓“5.16”的结果。这是什么逻辑？历史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阶级阵线混乱之机，跳了出来。他们声嘶力竭地撕咬共产党员，用好人的鲜血和苦难，甚至生命来洗刷他们历史上的丑恶和罪行，继续骗取共产党信任达到升官目的。他们潜伏在党内，终日惶恐不安，机会来了就登台表演一番。

鞠部长在接到严整的《报告》之后，立即带领工作组来到八三医院。八三医院党委常委之一、副院长孙聚成曾当面向鞠部长对严整的关于说八三医院有106人搞腐化的说法提出质疑：“八三医院不可能有100多人搞腐化。如果确实有那许多人搞腐化，至少应该指出是哪些人在搞腐化？”。但是鞠文仪部长对孙聚成的疑问，根本听不进去。而且他还有新的“发现”，他说：“这里面还有路线性质问题！”而且鞠文仪部长还发现“八三医院的腐化问题”是“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纪律作风问题，上纲为“路线斗争”。

之所以说是路线问题，指的是“八三医院政委张成斌‘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特征是张成斌有一个“三点论”。什么是“三点论”呢？即：工作多干一点，多和气一点，多包容一点。光知道“干”工作，却和阶级敌人“和”平共处，甚至“包庇”了阶级敌人！

鞠部长除了发现张成斌的修正主义之外，副院长赵生也有“路线问题”。即赵生的“三老三不变”的“修正主义路线”。即“老贫农阶级本质不变，老干部普通一兵本色不变，老经验甘当小学生不变”。结论是“行而上学一点论”的“修正主义路线”。光是“三老三不变”，怎么和修正主义挂上联系？鞠部长又有了新发现：原来这个副院长，除了自己的老婆之外，还有“三个妃子”。

可是，鞠部长带领工作组亲自坐阵八三医院进行的五个多月的整顿。鞠文仪部长，深入基层。在路线斗争，“调查研究”加上“实践体验”，终于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形成了一份叫作《后委字第439号》“总结报告”文件。这个文件，也叫《后委七二年整风报告》。其中主要精神是说：执行许世友司令员的指示，就是执行“无产积极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方向路线行问题”。而且这种“认识”定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反映论”。鞠文仪原是南京步兵学校校长，许世友信得过的人。把他指调来军区后勤部，取代了谭友夫部长。许世友对他“期望值”很高。他在八三医院的表现和“创新”，足以证明，许世友“知人善任”的英明。而鞠文仪也不负所望，在八三医院搞出了一个“大名堂”。鞠大麻子，不愧是既有“实践”能力，而又具有“理论”升华水平。

请看，在这份后委整风报告中，关于八三医院问题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对八三医院问题的认识，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问题有个暴露过程，我们的认识，也有个过程。在认识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当时后勤党委主要领导成员（指政委郭金林、部长谭有夫）从原则出发，带着框框塑造典型，把错的看成对的，把假的看成真的，把坏的看成好的。把医院政委的‘三新’（职务新、资历新、级别新）、‘三点’（多干点、多包点、多和点）作为党委建设的经验推广，把副院长的‘三老三不变’（老贫农阶级本质不变，老干部普通一兵本色不变，老经验甘当小学生不变）作为先进事迹介绍。把外科政教朱惠仁说成是‘革命的带路人，战士的贴心人，突出政治的把关人，创四好的有心人’作为先进人物宣扬。为此，在八三医院召开了政治工作座谈会，并作为先进典型推广，恩格斯指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他的最终结果’。我们党委在批林整风中通过读书深深感到，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对八三医院这个典型，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从大量的事实来看，虽然八三医院好多同志，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院党委主要领导同志，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名利心重，图虚荣，爱浮夸，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政委的‘三点’毫无阶级原则性，实质是修正主义货色；副院长的‘三不变’是自我吹嘘，形而上学的一点论。事实上，他已变到丧失共产党员的应有品德。医院腐化成风，腐化惊人！有领导，有中层干部，有基层人员。时间之长，人员之多，手段之恶劣，情节之严重，是非常典型的。已经从腐化问题发展到政治问题了。正如该院广大群众在批判中所说的‘外科根本不是四好科，而是四坏科。所谓大好人，实际是一个腐化堕落的大坏人……’”

请看鞠部长对八三的这一认识过程是多么的不一般：读的是马列主义的书而不是别的什么书，运用的是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而不是有意混淆是非，走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而不是几个人闭门造车，进行的是“充分地调查研究”，而不是故意编筐编篓陷害他人。

然而问题果然是像他所说那样的吗？请看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于张成斌的“三点论”。是这样的：有一次，在后勤召开的机关及各单位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会议休息时几个人在一起闲谈，有的人向张提出：总感到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难弄”，问张是怎样处理这一问题的，张说：“咱也没有什么办法，反正在我们单位的几个领导中，我的年龄最轻，身体也最好，遇到事情多干一点，少休息一点，在非原则问题上多迁就一点。”这本来是张成斌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不在非原则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几句话，但是，不知为什么张成斌的这几句话传到鞠部长的耳朵里。而在这次整顿中，又如此这般的加以编造，竟编造成张成斌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只知干事，和阶级敌人和平共处甚至对阶级敌人进行包庇的修正主义路线了。把人家本来说的是“多干一点，少休息一点”变成“多干一点，多和一点”了。把人家本来说的是“在非原则问题上多迁就一点”，却对人家的原话斩头去尾，变成在阶级斗争中对阶级敌人进行包庇的“多包一点”了。这就是所谓的张成斌的“修正主义路线”。

那么副院长赵生的修正主义路线又是怎么回事？这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即在八三医院六七年二、三月的“四大”中，“红医造反兵团”，抓住赵生按照郭兴福教学法，组织全院医务人员的教学和训练工作等事，硬说赵生“执行了罗瑞卿的军事路线”，组织对赵生的批判。对此，赵生在为自己辩解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出身在贫农的家庭，从小就热爱共产党；我又是参加革命多年受党长期教育的老党员，对党和党的事业是忠诚的；当然我的工作做得还不够，需要努力的方面还很多，但我愿意永不满足于已有的经验和成绩，甘当一个小学生好好向群众学习，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以上赵生的话，在医院的四大结束之后的几年里，也曾多次在医院的全院大会上重复过。

其实赵生的这一思想方法，也是绝大多数和他相同经历的老同志的共同认识。因为这是所有受党长期教育的老同志和老共产党员所共有的起码的党性和品德。正是由于赵生同志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把邹洪贤等人对自己工作的歪曲看成是在群众运动中，难以避免的过激言论，并尽量向好的方面理解，并从中获得营养，进而做好工作。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和当时的政委张成斌互相配合（当时院长彭克已去支左两年），使八三医院的面貌，有了新起色，曾被后勤评为先进单位。当时后勤党委主要负责人政委郭金林、部长谭友夫曾派工作组来八三医院，在了解赵生的思想状况之后，曾对赵生作了这样的归纳：“老贫农阶级本质不变；老干部普通一兵本色不变；老经验甘当小学生不变”。这段“三老三不变”的归纳，基本反映了赵生同志的思想面貌。同时，也说明了上级党委对组织对所属干部的肯定和期望。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或者一位真正对党对同志负责的领导人，决不会对此枉加指责。然而我们的鞠部长对八三医院，进而对后勤前领导人，竟采取了所有敌对分子所贯用的手段，把莫须有的不实之辞，先扣到对方头上，再翻转过来加以攻击和诽谤。说什么赵生是“自我吹嘘”，并且“这种自我吹嘘还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什么？鞠文仪的结论，是在“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指导下的荒谬或者“派性”十足的结论。

什么叫形而上学一点论？所谓形而上学，是指对事物的看法，永远是互不联系，而且是永恒不变的。可是根据鞠部长的指责，赵生就不应该保持老贫农的无产阶级本色吗？

那么说赵生是“事实上已变到丧失共产党员应有品德”的根据是什么呢？又别有用心地给赵生编造了这样的一段奇闻：

赵生的爱人史毓华同志，是小儿科副主任。由于她平时一直和下级相处的比较好，因而经常有一些女孩子如护士郑仰贞、陈京珍和医生陈丽霞等常到赵生家谈心。就是这样的一种很正常的关系，竟被严整院长造谣说赵生“除了自己的老婆之外，还有三个妃子”。这种对赵生和三个女孩子指名道姓地诽谤污辱和人身攻击。不仅对赵生，也对这几个年轻人造成终生伤害。但是为了山头主义的目的，鞠部长是不需为此多加考虑的。因为他是读着“马列主义的书”用着“阶级分析”的方法，还从“群众”中来的所谓“反复调查研究”才确信无疑的。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而不是像后勤党委前领导人那样“原则在先，带着框框”的“唯心论的先验论”。鞠文仪、严整的这种“唯物论的反映论”，完全是拿着谣言当令箭，以谣言为基础的，是这种谣言为特征的斗争形式，在八三医院小宗派圈子内，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斗争形式，即“一人造谣大家呼应，下边造谣上边肯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奈何不了他们。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许世友调鞠文仪到后勤部来“掺沙子”，是为了推行“多中心”论。所以鞠文仪对八三医院“问题”的结论也是“派性”的。鞠文仪帮了许世友“倒忙”。因此他的下场必然是检讨后“下台”。

（十五）迫害六年抗争六年

        虽然回家了但斗争仍无终期

从1971年5月到1973年7月，彭克以不实之词把我强行打成“5.16”阴谋集团反革命分子，关押、毒打、批斗、虐待达两年又两个月之久。同时，又组织一班打手，非法关押、逼供、批斗，甚至摧残强暴我的妻子钱玲娣军医。

1973年7月18日，我又遭到两个看管战士的毒打。当日，我决定绝食抗争。7月22日，八三医院副政委孙世忠来了，他对我说：“军区后勤部首长对这里的事非常重视，也非常着急，指示我们‘学习班结束了’，你可以回单位了，有问题解决问题，不应该以绝食的方式对待组织。你还是起来吃饭，解决问题。”

从1967年2月到1973年7月，整整六年，周世安和妻子钱玲娣，遭到彭克、周牧、严整为首的一伙人惨无人道，暗无天日的长期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罕见的。1973年7月31日我终于回家了，结束了六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夫妻见面了，我们见面时，完全没有那种振奋和幸福感。一方面，斗争远没有结束，依然要准备迎接新的斗争；而另一方面作为妻子更有一种如何面对丈夫的难言苦衷。夫妻见面之后，妻子还是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痛诉了一遍。她是边哭边诉地诉说自己遭遇的，有时竟失声痛哭起来！我深深地陷于悲愤之中，深感妻子的遭遇完全是自己对爱人的株连。

从妻子那里得知，在释放周世安之前，八三医院领导从院长严整，政委李怀举，政治处主任王胜信，副主任胡应平以及外科支部书记贾维裕等，都先后多次找钱玲娣谈话，他们众口一词的说法是：

“你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是好的！在劳动中的表现也是好的！过去的一直表现都是好的！处分是教育，不处分也是教育，认识了改正了就行了！放下思想包袱吧！”但是却又说：“周世安有两顶帽子，一顶是5.16分子，一顶是反党乱军分子。他回来之后，对他的一切行动，一个礼拜要向组织写一份书面报告，特殊情况随时报告。”

这就是说，他们对她的所谓“落实政策”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要她在周世安回来之后监视周世安的一切活动。为他们当特务。

听到这一切不禁心潮翻滚。数年以来的一切说明，八三医院这一级党组织它还能算是共产党的组织吗？他们究竟在为哪个阶级服务？毛主席说：“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主义的党！”我们这些领导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哪一点还能和共产党人挂上边？他们不是真正的在搞复辟活动吗？复辟到哪里去？血淋淋的斗争现实教育了我。毛泽东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我周世安被你们无辜的迫害六年，现在“落实政策”了，难道说我的活动还要你们“监视”吗？真是岂有此理。我立即向毛主席写了一封“控告信”，把他们在“四大”期间的种种行为，以及在抓“5.16”期间先后组织106人逼供、揪斗等等。利用他们“大朝会”，全院各科室领导干部都在场的机会，当着大家的面，把信交给了严整，让他们“代转”。明知这样的信函，他们是不可能转寄的，只不过以这样的方式告知他们，你们把所有的招数都拿出来吧。

我向毛主席所写信的内容全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我今天来打扰你老人家，实感不安。

我们的领导人在“清查5.16的借口下，对我进行长期关押（1971年2月27日到73年7月31日），于最近才释放回来。他们搞的这一套，完全是建立在阴谋诡计基础上的。歪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混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捏造事实；虚构罪名；又以“清查5.16分子！”这样极端错误的歪曲“中央政策”，强行给我戴上“5.16倒许、乱军分子”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他们装作反对5.16的样子，但却毫不掩饰地破坏中央关于清查5.16的方针政策。对他们的种种错误，我在被关押期间曾数次写信报告中央，但我们的领导人，或者无理扣押进行封锁，或者污蔑我的行为是“反党”而进行镇压，特别是目前，他们仍在变换手法坚持错误。

目前我们医院正在进行“批林整风的第四单元”，叫做“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但是他们在作法上太使人怀疑了。他们是本月21日进行动员的，然而，就在这个“动员报告”的会议之后，又由政治机关组织了一个所谓“如何联系实际”的“启发报告”。而这个“启发报告”人，继八三医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老例，又一次对67年一月由毛主席肯定的医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大肆攻击，说什么“无命令造反”！“无命令搞‘四大’”！说什么：“有的人捞来捞去，什么也没有捞到，只是捞到了一身臭，一身臭屎巴”！等等！我的领导人对如何联系实际，除了做出这样的“启发”而外，还特把医院的文化大革命，作为“批林整风联系实际的唯一重点，我对这样的正确性，很有怀疑……”

在接到周世安要求代转给毛主席的信之后，仍然不见钱玲娣的反应，更未收到她的“书面报告”。于是政治处副主任胡应平，把钱玲娣找去询问：“周世安回来之后，究竟有什么反应没有？”钱反问：“为什么周世安并不是5.16，你们却硬说他是5.16，并且把我说成5.16的老婆拉干部下水？”“为什么在周世安的审查过程中，反复打他、甚至把他的领章扒掉”，“他到底犯的什么罪？”

在钱玲娣提出上述问题之后，八三医院立刻炸开了锅。院长严整接二连三在全院的大小会上惊呼：

“现在有人乘落实政策的机会为自己的错误翻案啦”！

“七二年八三医院的大批判是军区党委后勤党委的正确决定”！

“否定七二年的大批判，就是否定军区党委后勤党委的正确决定！就是翻案！”

紧接着严整又提出：“接上级指示，八三医院要进行整顿。”并说：

“七三年的整顿是七二年整顿的继续！”

于是，又于七三年九月三日正式召开全院大会进行所谓动员，而在这次的动员大会上，严整传达了所谓上级党委对八三医院七三年整顿的一系列指示和要求。

1973年9月27日十六分部工作组又开进了八三医院，重点是整顿外科。严整院长登场进行战前动员。

他说：“你们有的同志对这场大的运动认识不足。个别人想翻案么！一有风吹草动就摇头摆尾。摆什么？斗争就是这样，你不斗她，她就要斗你么！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这样，要斗下去。”

严整的这篇动员，可说火药味十足，大体数了一下，光是大力鼓动大家要斗争的“斗”字就有十四处之多。

严整的这篇讲话，通篇都在号召大家捍卫许世友司令指示。

下面请看军区后勤部第16分部傅云朴副政委的动员：

1、“对外科的整顿，院党委的决定很正确，是符合许司令指示和符合鞠部长指示的，这是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2、“我们有决心贯彻院党委的指示，这样对外科有好处对我们有好处。”

3、“外科问题过去严重，现在也严重，但性质不同。”

4、“要集中精力抓住重点，主要是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这样才能揭深揭透，批深批臭。”

“建议全体同志，个个都要上阵，人人都要参战。”

整顿外科的批判大会，根据严整院长的十四个“斗”字方针，进行了揭发、批判；遵照傅云朴副政委的整顿外科“符合许司令（许世友）的指示要求”，“人人参战”的口号；钱玲娣挺起了胸膛，放下了包袱，勇敢地挺身而出，对外科两个流氓顶头上司强暴她的罪行，进行了血泪控诉。钱玲娣的控诉，声声血，滴滴泪，深刻地教育和启发了全场正义人们的心灵上的觉悟。严整、傅云朴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正义场面，面面相觑，束手无策了。突然间，有一位叫史XX的青年军医大声发出声音：“我看八三医院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接着，又有一位年轻军医王全美起而发话：“陆署东这个家伙，我早就看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在人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写了学习毛著伪标兵材料，骗取荣誉，这说明八三医院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这两位年轻人把大会方向背着严整，傅云朴的意图扭转了过来！“八三医院”四个字把严整、傅云朴、彭克、周牧等人都打进去了！严整、傅云朴不仅是“不知所措”，而且“如刺梗喉”。既尴尬又既尴尬又怀恨！王全美把陆曙东拎出来，简直是捅了马蜂窝。

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严整惊呼：“运动转向了！”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外科会议室气氛陡然紧张。十六分部工作组、八三医院整顿办公室的成员、院的领导、机关三大处的主任、处长，等等人马一齐拥进了外科，把个会场挤得几乎再也插不进一丁一卒。而会议的发言者，几乎全是领导人、办公室的成员、以及三大处的头头脑脑们。首先是八三医院政治处主任兼副政委王胜信，他上来就说：

“我们的会议，傅云朴副政委指示，目标是朱、陆、乔，重点是党支部，但自昨天下午起，会议就转向了。要分清是非，分清正确与错误，不要跟着跑。但有的人却要乘机翻案，说陷害了好人，这是颠倒了。外科不整顿好，决不结束。”

再请听严整的“指示”：

“外科的问题确实很严重，不简单。在整顿中，竟又出现了新问题。歪风邪气还是存在的。希望同志们要随时随地引起警惕，要随时随地的加以抵制。现在有的人很活跃，还很嚣张。”严整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了再捣乱”的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坚决推行“倒许、乱军”口号，坚定不移打着“非法四大”，镇压革命群众的人，迫害我周世安的人，都获得了好处。彭克、严整、胡应平等都官升一级。所以，严整无论如何一定坚定地把握“运动方向”决不能逆转。

1973年10月4日，严整端正的“运动方向”批判会继续进行，后勤十六分部工作组负责人干部科科长梁桂贤首先发言：

“钱玲娣，你讲一讲，为什么七二年的大批判不正确？为什么说是领导包庇了陆署东？”

钱玲娣回答：“七二年大批判说我是5.16老婆拉干部下水，是5.16周世安派到外科的特务，是腐蚀外科党支部的坏人，是八三医院的叶群。反而说陆署东是丧失立场被‘5.16’拉下水……，这能说是正确的吗？这次整顿又公布陆署东的材料，把陆署东的犯罪行为说成是‘二人共同商量，共同合谋’，这是不是包庇陆署东，为陆署东开脱罪责？我钱玲娣是受害者，我要求你们以实事求是态度对待问题，这种叫破坏会场吗？按照你们的调子去包庇陆署东为他开脱罪责就是稳军，不遵照你们的说法就是乱军。我对你们的许多诬蔑提出批评我就是乱军，这公平吗？刘桂贤说：“我代表十六分部工作组，支持外科党支部的决定。外科党支部对你钱玲娣的批判是正确的。”

“你钱玲娣拒绝同志们的批判，是错误的，应该很好的检查。”

外科党支部当场宣布：

“由于钱玲娣在整顿中，态度很坏，党支部决定，钱玲娣停职检查，对破坏会场的错误作出检查交待。”

在那个年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并没有接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他推行“倒许、乱军、夺权”错误的“多中心”口号，进行多次批评、纠正。许世友顽固地维护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独立王国。在这样一个大气候下，八三医院是个典型的派性单位。彭克、严整、傅云朴、刘桂贤，从上到下，大小官员，都“以许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推崇的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确权利就是真理”。他们崇拜和推行的是林彪的“军党论”。在这种气势下，周世安、钱玲娣继续受迫害，受摧残，并不偶然。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医院党委的权利已被地主、阶级异己分子、假党员和叛徒所把持。

（十六）钱玲娣被逼上梁山起来抗争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外科党支部通过开除钱玲娣党籍。曾一再表示要给钱玲娣“落实政策”却第一个被通过开除党籍。对此，我和钱玲娣在党群大会之后的第三天，按照党章关于“共产党员有权对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通过书面或口头，向党的各级组织，直至党的中央提出申诉”的规定，向严整递交了“赴京上访”的“请假报告”。报告的全文如下：

“在莫须有的罪名下我被栽赃‘5.16’长达三年之久，期间，钱玲娣的两个顶头上司，利用职权乘人之危对其蹂躏奸污长达一年之久。今天，钱玲娣为此表示不满无可指责，但又给她扣上‘翻案’的帽子并对我们为此而进行的申辩，污蔑为‘否定军区党委的正确决定，’对其进行轮番批斗！鉴于在这里已申诉无门，特此请假，赴京上访。”

周世安先一步把钱玲娣送走之后，第二天也走上了赴京之路。当时二人的行动，处处时时都被监视，钱玲娣首先登上了东去的汽车，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又回头踏上西去北京之路。把她送走之后第二天，随即到南京火车站购好了车票，等待上车。但此举还是被发现了，并立即报告了严整。严整认为钱玲娣是取道上海再转赴北京的，立即派人追到上海，这时钱玲娣已经在北京总政治部了，只是周世安在登车之前被赶到的人员话弄了回来。一个只习惯常年病房工作的弱女子，独自一人踏上告状之路，我真有说不尽的牵挂，道不尽的无奈。钱玲娣到京之后，感谢总政给她安排了三次接谈，认真地听取了钱玲娣的申诉。最后总政表示下一步再向南京军区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争取尽快正确解决问题。并劝钱玲娣“相信问题一定会得到正确解决”。同时又说，如果回宁之后，再出现打击报复等事，要立即向总政作书面报告。

在总政的三次接谈之后，钱玲娣感到既然来到北京，非常希望也能让毛主席亲自知道她已来北京上访之事。真是吉人天相，一个不期然的机会，一位对钱玲娣遭遇深表同情心的善良心肠的同志偷偷告知钱玲娣毛主席所在地中南海的一个边门，可以从那里，把自己的冤枉通过书信告诉毛主席。钱玲娣便按照这位善心人指定的路线去到哪里，果然就有这样的边门。经过说明来意之后，很快便出来一位中年军人，接过了我们夫妻二人书写的充满辛酸、苦难、泪水和期望，向毛主席申冤的申诉信件。当钱玲娣用双手奉上信件之后，还诚惶诚恐地问道：“毛主席能看到吧？”军人默默地点了头，表示对钱玲娣复杂而急迫心情的理解和无言的回答。

对钱玲娣的上访，各方面的反映是强烈的，尤其是八三医院，他们极力否定她此行的意义。然而在时隔三个月之后，南京军区出现了让“稳军派”同志们很不感兴趣的消息，毛主席亲自命令，许司令和全国其他共八大军区互相对调。此事，是否和钱玲娣的上访有其必然联系，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首先在钱玲娣在北京将近一个月的这段时间里，八三医院特别是严整，表现得难得的规规矩矩，出现了难得的平静。在一段时间之内，严整不出面了，而是由好长时间不露面的副政委孙世忠，在医院的干部会议上说钱玲娣是“背离组织，擅离职守”，甚至说是“私自外逃”。尽管他的说法是荒谬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不是反映他本人意愿的。

钱玲娣由北京返回八三医院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动静。1974年1月2日晚，外科突然通知钱玲娣：“到科里去一下。”却拒绝说明到科里干什么。在钱玲娣到达之后，才知道是召开大会，而且所有的人，早已到场只等钱玲娣一人。当钱玲娣在被指定的位子上坐定之后，支书当即宣布：“现在召开支部大会，宣布对钱玲娣的处分决定，大家先发言。”

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从生活上腐化堕落发展到组织上的背离组织、擅离职守”

“是目无党纪国法，破坏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钱玲娣的背离组织，擅离职守，破坏了军队的战斗力……”。

“钱玲娣的背离组织，擅离职守，是坚持错误，拒绝挽救，与组织离心离德”等等。

而这次会议，尤其使人预料不到的是，支部书记在“大家批判”发言一结束，即以极快的语速宣读了十六分部党委关于给钱玲娣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决定。当钱玲娣表示对这个处分决定有意见，要求发言时，支部书记立即站起来连声说：“散会、散会！”大家便一轰而散。

之后钱玲娣又对支书说：“读得太快有些话未听清，也未记得下来。”要求亲自看一下这个处分决定。支书说：“看决定要由政治处批。”于是钱玲娣便到政治处要求亲自看一下这个处分决定。政治处主任王明华却说：“晚上再讲”。意思是请示党委领导之后再答复。晚上又去时，王明华却说：“在会上已经念过了，不给看了。”钱玲娣坚持要看一看，在场的另一位政治处副主任胡应平厉声说：“不给，就是不给！”钱玲娣只得无可奈何的离开。从此之后，这个本来应该与被处分人见面并签署意见的处分决定，竟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了。这是党内民主吗？正常吗？

对处分决定的内容，钱玲娣只听到仍然是八三医院党委，代表陆署东作检查时的说法，什么“二人通奸”“二人共同商量”“共同合谋”之类，和“多次和朱惠仁进行通奸”之类。群众批判的内容全是所谓“背离组织擅离职守。”这就是说，对钱玲娣的这个处分，完全是针对他上北京告状的。党员对本单位党的领导人有意见，到党中央告状，难道要给处分吗？钱领地没有被吓倒，她挺起了不屈服的脊梁，说：“去他的！”

多年来的暴风雨，使她懂得了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弄懂的问题。

第一  用谎言和阴谋垒集起来的“胜利”和正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种“胜利”和正义，它属于两个世界观。

第二  正确和错误、真理和谬误是在相斗争中发展的。不通过斗争，正确和错误，真理和谬误，往往看不清楚的。

第三  自我诽谤就是自我毁灭。这种毁灭唤起了被压迫者的觉醒。和他们的奋起自己，解放自己。

第四  在两种利益的选择中感悟人生。“私人占有”是人的本性。人的一生，总是在“私”与“公”的角逐场内，厮打不休。

一方面是金钱的诱惑，地位的荣耀，名誉的光环，它像癌细胞一样，侵害你的生命细胞。另一方面有理智和良知，友爱和向往，有意志和判断力……它像养料一样，滋养和激励着你的健康肌体。文化大革命为形形色色人物提供了充分表演的舞台。彭克为了获取鞠文仪的支持，极尽其趋炎附势，协肩谄笑之能事，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翁，在陪鞠部长洗澡时，不惜与澡堂工争殷勤，忙前忙后地帮鞠文仪部长送毛巾，擦臭汗，递裤头，穿汗衫，致使同时在陪的政委张成斌“实在看不下去那个熊样！”急忙离开以摆脱尴尬。后接任的院长严整，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号令”执行者的模范。他不惜以别人的眼泪和苦难来换取自身利益。和他们这些大人物相反的，都是一群小人物，却能再那样不可理喻的逆境中表现了和彭克、严整、周牧、鞠文仪（许世友是他的主人）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和精神状态。

在我的家里，在我的宿舍里，时而聚集了许多八三医院的小学生，正在揪斗我的年刚十二岁的女儿周珏珉。他们一个个地围住她，打她、骂他、推搡她。说她是5.16反革命的女儿，是小5.16分子，把她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是呜呜哭。因为这群孩子的吵闹，惹怒了隔壁的王功云家的一位保姆阿姨出来大声骂道：“你们为什么打她，骂她，她爸爸是5.16，和这小孩子有什么相干，快滚开！”由于这位阿姨的干预，才使欺辱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在以后的许多天里，周珏珉在她们的学校里，事态仍然在继续着。女儿不时地遭到一些孩子的围攻和辱骂。可是，懂事的女儿，一直把痛苦和伤痕藏在心里，在妈妈面前从来未流露过已经并且继续发生的这些不幸。只是在过了许多天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钱玲娣才从那位好心的阿姨那里得知发生的事。她感到震惊，立即询问女儿是否属实？珏珉只得如实相告说：“学校同学老是打我骂我。说爸爸是反对共产党，是反革命。”“你怎么不告诉妈妈？”“我本想告诉妈妈，只是害怕妈妈伤心！”听到女儿的话，钱玲娣立即哽咽了。接着，母女俩抱头痛哭。

一个保姆阿姨和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都懂得人间真情。可是“形形色色的人物”为了自身或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惜伤害他人，他们的人格和品格连小孩子都不如。

女儿又问：“妈妈，爸爸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

可是对女儿的疑惑，母亲又该如何回答？明明知道自己的丈夫决对不会反对共产党。但却被以这样的罪名抓走了。明明知道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但人家都说：“反革命5.16”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所有的疑问，不只女儿，就是自己又由谁能来解答，她们只能把这许多悲伤和痛苦埋藏在心底。

为了使女儿不再受到伤害，钱玲娣很快把上海的母亲叫来，把女儿送回上海姥姥家。

然而，她可以把女儿送到安全的地方，而她自己呢？她不得不面对的是黑色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在这貌似强大的力量面前，她是显得那样的脆弱，那样的孤立无援。所需要的是希望，但希望在哪里？所需要的是支持，但支持在哪里？所需要的是理解，但理解在哪里？她不得不忍受着那些为常人难以忍受的，对丈夫以及自己的诽谤和玷污，她忍辱负重过，委曲求全过。但给她带来的是更残酷的打击和污辱。所有这些，让她最终懂得了一个道理：那些总喜欢踩着别人的痛苦和眼泪生活的人，才是一个人的真正悲剧。

从此之后，钱玲娣对来自鞠文仪、严整、傅云朴等人的批判、处分、一律说“不！”不予理睬。

党中央毛主席“断然措施”，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

一件人们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党中央毛主席，于1974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建议：“各大军区司令调动”，毛主席表示赞同。12月22日中共中央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并发出《中央十一号文件》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毛主席在作出决定之后，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时，特地走到许世友面前问道：“你在南京多久了？”许世友答：“十八年了。”毛主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油了！”“油了”是什么意思，我不好乱加解释。一个大军区司令员“油了”，尽管他怎样发誓“五个无限忠于”！但是，“油了”就是他人生最大的悲剧！

请看，中央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十一号文件”公布之后，南京军区后勤部领导人又是怎样表现的。

中央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时代背景是林彪9.13事件已过去近三年。全国已普遍展开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活动。这对鞠部长带来震动是巨大的。在中央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调动的十一号文件下达之后，鞠文仪部长的心态又为如何呢？1974年4月11日在后勤礼堂传达中央十一号文件时的讲话记录：

“中央十一号文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这次运动一开始社会上各种人物，各种思潮在运动中登台表演。我们一定要以清醒的头脑对待南京当前的运动。资产阶级的潮流是错误的潮流，我们要坚决顶住，敢于反它，如南京地区的潮流就是：

揪林彪线上的人和事，各地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有三种情况：一是，有的地区有林彪的代表人物，群众起来造反揪出他们是对的，我们应支持；第二种，有的地区虽然没有黑线上的人，但有这种事，当然进行深挖也对；第三种，有的地区很正常，没有林彪线上的人和事，这就不能乱来，不能造反，不能感情用事，不能给和自己有意见的人扣上林彪、孔老二的帽子。我看这样的人，自己就是孔老二。同志们，不能搞形而上学。挖林彪死党不能乱挖。不能给他办事的人都说成反革命。当时中央规定他是副主席，都上了党章，谁敢不听他的。你们听，我们这些人也得听。他在倒台之前，你们不是天天都敬祝他吗？也包括我们在内。若按一些人说法，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了吗？这是历史唯心主义。有些人抓住一点皮毛就无限上纲。这不就把人家说成反革命了吗？过去给林彪办了点事，现在就抓住人家不放，说人家是林彪的死党。这是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说话，这是错误的，反马列主义的。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总结经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机关的运动怎么样？我看还是健康的。同志们，别看他们气势汹汹。一到时候就完蛋。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如果右派阴谋得逞，我断定他们可能是短命的。’现在社会上就是这样。社会上各种思潮都有。其实都是一戳就穿的纸老虎……”

以上鞠部长在这次会上发表的讲话可算得上是毫无保留的坦露心迹的讲话。本来中央十一号文件讲的是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事，强调的是一个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会带来诸多弊端。而这位大单位的高级领导人的全部讲话，却离开文件的主要精神，流露出对中央措施的不满，流露出对当前社会上广大干部群众起来揭发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的反感情绪，表达他对林彪反党集团垮台的同情和怨愤，甚至散布秋后算帐。例如，贯穿他讲话的全部思想就是所谓“各种思潮都登台表演”，“我们一定要以清醒的头脑对待南京当前的运动”，“资产阶级的思潮，错误的思潮，我们要顶住”，“要敢于反他，如南京的潮流就是，我断定它是短命的”等等。按照鞠部长的看法是以往南京地区的一切都很正常的。既“没有林彪线上的人”，更“没有林彪线上的事”，“不能乱来”，“不能乱挖”。如果乱来，“我看这样的人，自己就是孔老二”“是一戳就穿的纸老虎”“我断定他是短命的”“一到时候就完蛋”。不成问题，在鞠部长的严厉，在南京地区继六八、六九年大搞“倒许乱军战队”之后，又从七0年开始，林彪特派死党李忠来南京，按照林彪“政变经”理论，重新肯定“倒许乱军”口号，大抓5.16，在长达近三年期间，在南京地区有十几万人被打成5.16分子。这些人在鞠文仪同志讲话时，继续被当作5.16反革命对待。如果对此有什么人提出疑义，那肯定是“反马列的”“一戳就穿的纸老虎”和“一到时候就完蛋！”。

再比如，在南京地区军内大肆宣传“对六八年学习班（被打成倒许乱军分子的人）一风吹是错误的，要重新认识”的同时，规定：“所有寄往中央的（控告、申诉）信件都要扣下，哪里出了问题哪里负责。”在这样的错误政策规定下，把被打成5.16的人寄往中央的控告申诉信，一封一封的扣了下来转交给被控告申诉单位，对所有这样的反常现象都应视为“很正常”，如果有谁提出异议，不成问题，也是“一到时候就完蛋”。

再比如，硬把“倒许乱军”口号说成是林彪的理论，把不同意这种口号的人说成是“反对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甚至把含有上述内容的控告、申诉信说成是“公开到中央挂上号反对林副主席”如此等等。如果对这样的事提出异议，不成问题，也是“一戳就穿的纸老虎”，“一到时候就完蛋”。

再比如，在九一三林彪倒台之后，这本来就是全党全军的大喜事，但在鞠文仪同志看来却是大“坏事”，严令所有专案组人员要对被打成反林彪的周世安“严格保密”，并又豪无道理地追查什么“泄密的叛徒”。而今天，不成问题在鞠部长看来，这都是很正常的。谁如果对此提出什么不同意见，那肯定也是“社会上的各种思潮登台表演”“一到时候就完蛋”。……

鞠文仪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心态”，反映了南京军区仍然处于没有许世友的“许世友的南京军区！”许世友“倒许、乱军”口号阴魂不散！

中央出重拳，直指“独立王国”，决心打碎乌龟壳

1974年11月21日，叶剑英、纪等奎等，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领导人丁盛、彭冲、吴大胜、杨广立、许家屯，谈话内容很多，大致是说：

“事情已经酝酿很久了，一年多了，久拖不决、不好。”“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确定对江苏省委、南京军区问题早解决，很有好处。”等等。叶帅的讲话全文如下：

“你吴大胜犯过很多很严重的错误，你现在要做点好事！现在不希望你做检查，做点好事就行了！”

“你搞人家‘5.16’的劲头可足啦！现在你拿出搞‘5.16’的一半劲头就行啦！”

“你们把出头的老干部都打光了，群众都打下去了……最后就只剩你一个吴大胜了！”“你吴大胜脑子里根本没有毛主席、党中央，你根本没有！”

“你吴大胜犯的是路线错误，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独立！特别在‘5.16’的问题上，搞那么多，是与中央对立的。你吴大胜同志跟人是跟得紧的！要肃清影响！要挺身而出、高姿态、公开检查，对工作才有威信、有好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一个人在党内工作，为什么要靠山头呢？好像乌龟要靠壳壳、没有壳壳就活不了。为什么要靠壳壳？有什么必要要靠一批、打一批？这是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封建主义。搞‘5.16’这么多，你吴大胜要负责任、肃清影响。上海吴淞口搞了个山头，是对付敌人的。你吴大胜拉山头干什么？受影响最深的是你吴大胜。希望你自己来肃清影响。有了山头，就团结不了。过去你们南京哪个敢讲话？水都泼不进。谁讲了一句反话就打成‘5.16’，谁讲了一句奴话，就把他提起来。张国焘、林彪，就是这样的人，到头来，还是要垮台的。希望你能转变。第三，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把南京军区搞好。还是毛主席一句话：‘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今天我们就是做工作的。你说自己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这是骗人的，这是屁话。把心里话拿出来，你做了不少坏事，你是死跟人、不跟线的。像你一类同志，你也要作（他们）工作（把他们）挽救过来。南京是很重要的，是战略要地。有野战军，有地方部队，有民兵。要团结起来，要把过去的账清算一下、肃清影响。团结好，你自己对自己做工作，要高姿态检查。人家已把政策交底、路线交底都讲了，你要学他们，你为什么不敢讲呢？”

会议最后做出三项决定：

一  要继续揭发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以我划线，拉山头、搞宗派、搞独立王国。

二  联系江苏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继续揭发吴大胜同志等人的严重错误。目前主要是“5.16”问题、搞错了，要平反。搞错了多少，要平反多少。做法要慎重，要“试点”。

三  犯了严重错误的要报告中央。

叶剑英、纪登奎的讲话，明眼人一看就知，吴大胜是替罪羊。

在后勤党委扩大会议上，鞠文仪部长作“检查”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南京军区党委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召开扩大会议。后勤部党委，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为贯彻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纠正后委在“倒许乱军”口号下，大抓5.16的错误召开了后勤党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的后期，我被作为在“倒许乱军”口号下，被迫害较深的对象出席会议。这次后委扩大会议取得了一定成绩。如：

彻底揭发批判了“倒许乱军”这个错误口号及其危害。后勤部鞠文仪部长和后勤部清查5.16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耿希晨副部长，对自己的错误做自我检查。

鞠文仪部长的“检查”摘要：

“我来后勤工作，当时原军区主要负责同志，以“倒许乱军”这错误口号为标准，对我说：“后勤是一潭死水，很复杂，乌七八糟。”这本来是很错误的话，而我却认为是正确的，思想上有共鸣，同时还认为这是他信任我；是要我来整（顿）后勤的。我带着这种情绪，在后勤积极推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以许划线，以我划线，拉山头，搞宗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后勤机关、部队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

“倒许乱军”这个错误口号，已发展成了一条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就是‘以许划线’，拉山头、搞宗派、搞独立王国。我为了紧靠这个山头，紧跟原军区主要负责同志，积极推行“倒许乱军”这个错误口号，并以我来统一后勤广大人员思想。1972年后勤召开整风会议，实际上就是进一步推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会议根据我的指导思想所产生的后委《整风检查报告》，是我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以许划线等一系列错误的集中表现……实际上是在后勤重新划分‘稳军派’、‘乱军派’，发展1968年以前的错误。正如同志们批评的那样，这个文件是翻案的文件，倒退的文件，分裂的文件。”

“在干部路线上，以许划线，搞任人唯亲……为了推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后勤部有些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掺沙子），搞任人唯亲，也在拉自己的山头。对吹许的、保许的话，说自己好话的，用起来顺手的，都视为好干部，提拔重用，安插在要害部门”

“清查5.16”，是以许划线，搞扩大化，打击了不同观点的同志。军区原主要负责同志为了搞独立王国，在清查5.16中，打击革命同志。由于我跟人、不看线，后勤的清查5.16，违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而是根据原军区负责同志的旨意，按照（林彪死党）李忠的黑话搞的。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在清查中推行的是‘倒许乱军’错误路线，把所谓‘反许’的列为‘清查’内容之一，拟出了‘以许划线’的八大事件。特别是对刘万祥同志的审查，是原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向我交代的，说：‘刘万祥这个人不简单，是造反的，又是华侨’。‘另外，柳东敏、邓启樵、锋锐、陈庆良、王树雨、周世安、贾玉光等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有不同的观点，被视为‘乱军’‘反许’，当做敌人看待。利用‘整纪’，镇压了他们；清查5.16，又整了他们……在清查过程中，还搞了逼供信……”

“在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的问题上，也是以‘倒许乱军’这个错误口号为标准，对拥许的或自己信任的人，清查不认真，对反许的，即使是第九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也要提到第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来清查，这种做法是很恶劣的。”

下面，对“批林批孔”中的所谓“态度不端正”，“捂盖子”，以及之所以“犯错误的原因”等也说了不少话。

1  耿希晨副部长，是以“揭发”的姿态说话的，如他说：

“军区主要领导同志，积极推行“倒许乱军”这个错误口号，从一九六七年，到这次批林批孔，（这个口号）长期起作用，“倒许乱军”这个口号在政治上搞反动的多中心论，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在思想上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组织上以人划线，分裂军队，破坏团结，拉山头，搞宗派，闹独立王国，其实是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抗党中央。倒许乱军这个错误口号，已经发展成为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路线上的错误，时间之长，流毒之广，给我们军区特别是后勤造成了极严重的影响和后果。”

2  耿希晨副部长的批判更是切中要害，他说：“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的后委《整风检讨报告》，是不折不扣执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的产物……既是执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的总结，又是继续推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的动员。这个文件下达之后，起了很坏的作用，实质是一个倒退的文件，翻案的文件。这个文件，确实是鞠文仪的观点，是鞠文仪推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以人划线的产物。……把郭金林主持党委提拔的干部说成是跳得高、提得高。口头上讲唯物主义，实质上搞唯心论形而上学，把八三医院说成漆黑一团，把前届后委说成一无是处，把自己说成完全正确……”

3  对鞠文仪部长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如耿希晨副部长说：“鞠文仪同志，在党委内部拉一些人，打一些人，违背党委集体领导原则，搞家长作风，搞一言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个人说了算，较长时间内撇开政治机关，直接使用“小班子”，在对待一些干部的提拔使用上，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闹独立王国，不按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甚至对一些干部的提拔，搞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4  鞠文仪为了推垒自己的山头全盘否定后勤前届党委主要负责人郭金林的工作，引起列会人员强烈不满。如，耿希晨副部长说：“（鞠文仪）以批郭金林右倾为名，积极推行倒许乱军口号。鞠文仪到后勤后就认为郭金林一贯右倾，打着正确路线批判错误路线旗号，对郭金林进行多次批判。其实，当时郭金林也是执行这个口号的，只是没有鞠文仪这么积极。从整郭金林开始，对后勤常委持不同观点的同志进行人为地大整，硬说人家反许……并且也不符合事实，接着又整其他同志……”

5  深刻揭露了许世友、鞠文仪等领导大搞特殊化大搞楼堂馆所等错误。如耿副部长揭露说：“鞠文仪同志违背中央三令五申，大盖楼堂馆所，直接影响国家计划内工程建设。例如八三医院的小楼（指在八三医院内专为许世友建造的别墅），一二五医院的小楼等，鞠文仪这样做实在超乎寻常，许世友的一句话，不问对错，也不问实际情况，一味照办。拿一二五小楼来说，不论平战，谁去住呢？一般干部不能住，高级干部不去住，打起仗来，怎么还能去住小楼呢？……”

6  肆意混淆矛盾，如耿副部长说：“清查5.16，毛主席党中央有一系列重要指示，清查是必要的，但一九七〇年中央，同时指出，不要在群众中清查5.16.可是我们的清查工作一开始就直接违背了中央指示精神……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按“倒许乱军”错误口号，倒许就是乱军，倒许乱军就是反党，反党乱军就是5.16罪行。从这个错误指导思想出发，把一些同志当作5.16审查，就必然造成扩大化的结果。”

7  耿希晨部长特别揭露了鞠文仪大搞逼供信的错误如是说：“后勤的清查工作对一些被审查的同志，不按党中央的规定和政策，先把被怀疑的对象隔离起来，然后使用逼供信的方法迫使受审查的同志承认参加了5.16，接着又逼这些同志交待发展了什么人，而后又根据这些不可靠的口供，再去审查另一些人。例如对有的被审查对象，由于一味追逼，要他交待“严重问题”，从交待策划炸长江大桥，到用飞机送刘少奇逃跑，到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等进行逼供，指供诱供，严重违反了政策……”

耿希晨部长还深入揭露了所有逼供、指供、诱供的责任主要由鞠文仪负责，如他揭露说鞠文仪“交待任务不交待政策，交待对敌斗争政策，不交待严禁逼供信。他常讲什么“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又是什么“引而不发”“方法灵活”“迅速突破”等等。”

8  深刻揭露了军区党委（许世友）和后勤党委和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紧密关系的一些事实。例如耿希晨副部长揭露说：“（林彪死党）李忠黑话对清查5.16造成的恶果和影响。如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李忠、耿建民以军委5.16专案组成员身份来南京，对军区作报告……现在看来，李忠来南京，起码起到了以下几个极坏的恶果，而军区和后勤是执行的，如：（1）从此之后把反许当成5.16罪行；（2）他所说的军内5.16所掀起的三次反军高潮正符合南京所谓“反许乱军三大风浪”的论点，由此便导致查罪行、排大事，把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群众造反活动，一律当成5.16罪行事件。从以上情况明显看出执行李忠黑话对南京军区清查5.16工作确实带来了罪恶的影响……”

9  会议的更为重要的收获是深刻揭露了许世友司令员等人为坚持错误，长期来大耍两面派作风。例如耿希晨说：“……南京军区的问题是长期形成的……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更为严重的是，多次向中央检讨，但又不改正错误，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常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本来是给军区党委常委改正错误，创造了下楼的机会，可是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继续坚持一错再错。对党中央的批示，拒不执行。例如一九六八年，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九年一月关于浙江会议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一九六九年一月和三月中央首长的两次重要批示，有的根本就没有传达……在北京检讨回南京就翻案。对上搞欺骗，对下搞封锁，依然继续推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搞以人划线，拉山头，搞宗派，闹独立王国。”

10  会议对许世友、鞠文仪在推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中，撇开党委实行单线领导，组织凌驾于党委之上的“小班子”等行为，也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后勤党委扩大会议的明显缺陷

这次后委扩大会议，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但不足和问题也是明显的。鞠文仪等终于承认了倒许乱军口号是错误的。但是承认了不等于认识了，认识了不等于改正了。而且鞠文仪等所承认了的问题，也是已被大家所共识的，对这一类问题，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本身已没有多少意义，关键是对于一些只为少数人所知，但为大多数所不知，或不甚了了的一些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例如对上述鞠文仪部长的检查，应该说对“倒许乱军”口号危害性的认识，以及自身在积极贯彻这一口号过程中的检查，是认真的。而他更多的也只是把自己放在“执行者”的地位上把自己打扮成是盲从者，“跟人不跟线”的人。但在很多具体事件上，比如唆使或支持彭克、严整制造冤狱，屡屡制造阴谋但在很多大搞人身摧残等事实，一点也没有接触。还有那个耿希晨，他同鞠文仪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比鞠更凶恶、残忍，也是个两面派高手。

我在大会发言之后，鞠文仪部长让人把我叫到他的面前，很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过去光知道你的名字，没见到你人。对我的错误，你要狠狠地批，你在审查期间，幸亏没有乱说乱咬，使我们少犯了许多错误。”

对鞠部长的话，我一时感到无比亲切，像过去的一切，都是误解，又好像鞠部长还是一个既能体谅下情，又能知错必改思想豁达的好领导，便拿出掏心窝子的话说：“我有许多话，要向组织和领导上讲，但只给了我四十分钟，哪里够。有的事和谣言，很想从首长这里听听请示，也不知首长知不知道八三医院的所谓几十起搞腐化……”在我的话还未讲完的时候，便明显感到，鞠文仪把还紧握着我的手，一下子松了回去说：“知道了，知道了，休息吧！”表示很不愿意听下去，令我大失所望。

紧接着又发生的事是我回到坐位不久，我到洗手间方便。无意间碰到鞠文仪和八三医院院长严整，以及政委李怀举三人正在谈论着什么，这本来也还算正常，但不正常的是，严、李二人看到我后，竟表现了一种异常的尴尬，并匆匆离去。而鞠文仪见到我后，一改刚才的那种亲热。好像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从来未曾见过面的陌生人。对这突然出现的情况，使我头脑清醒了许多。我意识到，他们十分惧怕我进一步在大会上揭发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

（十七）有冤难伸潜流下的暗礁阳光下的阴霾

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处理5.16落实政策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南政字75（14）号文件

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开展清查工作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在清查5.16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个责任在军区党委。现对军区部队清查5.16工作中落实政策的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凡是错定为5.16的，或因5.16嫌疑受正面审查不是“5.16”的，一律予以平反。对背靠背审查本人知道的，由组织出面做工作，赔礼道歉。

（二）、凡是平反人员，个人检查交代的材料退还本人，检举揭发、调查证明和组织整理的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在清理中严防扩散。

（三）、凡是复员退伍或调出本军区的人员，转过或提供过5.16假材料的。应主动与有关单位联系销毁，或派人前往其所在单位协助做好工作。凡对应平反人员的亲属、子女所在单位提供了错误情况和材料的应主动与有关单位联系挽回政治影响。

各级党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下，要把处理清查“5.16”落实政策的问题抓紧抓好。要以路线为纲，从思想教育入手，讲路线、讲大局、讲团结、讲党性，搞错了的，就平反，错多少、平多少。以上意见，请你们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研究贯彻执行。

南京军区党委75、1、13



任何单位制定政策都是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上述南京军区党委的“平反”文件内容，在文字的一开头虽然也承认在清查5.16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是，怎样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是怎样“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的，却没有了下文了。而且，南京军区在清查5.16，及其以前，党中央周总理、叶帅都多次对南京军区的错误提出过批评并要求限期改正。而对此，军区和后勤两级党委也都两次开过党委扩大会议并作出了决议。但是，在南京军区为改正错误的上述文件中，对所应该说的话，却是一字不提，却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语。请看军区党委的下述文字：

凡是错定为5.16的，或因5.16嫌疑受正面审查不是5.16的，一律予以平反。

军区党委的上述这段文字，与其说是为5.16平反，不如说是在平反的名义掩盖下，最终把“倒许乱军分子”、或“反党乱军分子”的政治帽子肯定了下来。

什么叫“嫌疑”？宪法规定，凡是在所有犯罪分子，在未结案之前，一律称作“嫌疑人”。宪法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就是为要防止“先定性后审查”，或混淆罪与非罪，等混淆矛盾等行为。什么叫“5.16嫌疑”？毛主席老早就说“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就怕秘密的反对派。”5.16，是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所谓“5.16嫌疑，”就是，在清查中间，一是看它是不是个“秘密的”阴谋组织，再是它反对的理由能不能成立，可是南京军区，用多次被中央批评的，其性质是搞分裂，并多次为中央批评指出其性质是“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口号，叶帅更说是搞“独立王国”口号，把“倒许乱军”口号当作5.16嫌疑给每个被清查过的对象定性“5.16分子，”而今天在为“5.16”平反的时候，又以“倒许乱军”口号当作“5.16”嫌疑，才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一口号下打成“5.16”这样的严重错误一字不提，一点检讨的意思都没有，相反却堂而皇之的把当年捧为“圣旨”，谁为此提出异议，就把谁打成“反革命，”而今天要为“5.16”“平反”了，却继续把这个当年曾当作唯一“5.16”嫌疑的“倒许乱军”口号，以“偷梁换柱”手段塞进“平反”文件中，从而再次把“倒许乱军”口号肯定了下来，这是“平反”，还是为秋后算账预做准备。而且还在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各级党委........要以路线为纲，从思想教育入手，讲路线、讲大局、讲团结、讲党性，搞错了的，就平反，错多少，平多少。

什么叫“以路线为纲”？把“倒许乱军”口号当作“5.16嫌疑”，以偷梁换柱手段，把“倒许乱军”口号当作正确路线口号塞进文件里，还“要求”大家“以路线为纲”；“讲路线”、“讲大局”、“讲团结”、“讲党性”等等四大讲，这样的“要求”能算是诚意的么？除了“以路线为纲”“讲路线”、“讲大局”、“讲团结”、“讲党性”外，还要求“搞错了，就平反，错多少，平多少”......已经把“倒许乱军”口号当做“5.16”嫌疑，那还有何错？还不如直白了说：“我们根本就没错’！为此留下在以后“秋后算账”做好准备。

下面请看正好与此相反的一个文件：



中共江苏省军区委员会

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

关于清查“5.16”工作中的一些意见（征求意见稿）

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毛主席党中央有指示，清查是必要的，我们江苏省军区在清查“5.16”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中央关于“清查5.16”的指示精神，执行了一条“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为中心的分裂主义路线，犯了扩大化、逼供信的严重错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一部分同志，后果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责任完全在省军区党委常委。

（一）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如何说决定一切的，落实党的政策必须以路线为纲，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以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为依据。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原则，纠正错误，把颠倒的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达到调动一切极积因素，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目的。

（二）、凡在“倒许乱军”错误口号影响下对因1967年造反、平反问题而作“揪军内一小撮”、“五一六”罪行、受到审查的同志，应一律平反。凡属人同民内部问题当作五一六罪行（包括五一六组织问题）进行审查的，应予平反；据揭发材料经调查核实凡不是五·一六的，虽未经审查，也应向本人说明情况，宣布排除嫌疑……



下面许多话，我不需要再多加引述了。但是，我已为江苏省军区领导同志的诚心，感动得不禁流下了眼泪。

下面请看八三医院是怎样在领会精神之后积极贯彻军区文件和怎样进行平反的。军区后勤部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六日下达了“75后委字第149号”《中国共产党南京军区后勤部委员会（通知）对周世安同志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由于我们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在清查5.16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把周世安同志，作为5.16审查是错误的。责任责任在后勤党委。经研究决定，予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其影响。材料按军区规定处理。”这份“平反”文件准确反映了军区党委文件精神的。

在贯彻军区党委，后勤党委文件精神中，八三医院先后于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天里开了两次大会。在二十三日的党员大会上，先由孙世忠副政委传达军区文件，读了两遍共花了九分钟，接着李怀举政委代表院党委念讲话稿，只用四分钟。这一次大会总共只开了十三分钟就结束了。四月二十四日全院工作人员大会，还是先由孙副政委宣读两遍军区文件，因这次读得慢了一点，用了十分钟，李政委又一次代表院党委念讲话稿还是只用了四分钟，这次严整院长，也在大会上作了指示，用了一分钟，说“错误的责任，主要在党委领导”。这次大会一共开了十六分钟便结束，把上述两次大会加在一起，一共只开了二十九分钟，不到半小时，把两位院的主要负责人的两次讲话再加一位副政委的一次讲话也加进去，三人次的讲话总共只有九分钟，平均每人三分钟，当然我反对烦琐哲学，提倡精兵简政，开短会说短话，但是他们三人次的讲话，也过于言简意赅了。他们除了一些开场白的废话之外，一是放空炮，一是推卸责任。

所谓放空炮，把他们的话概况起来，也就是两句，一句说：“军区和后委的文件指示很重要，大家要好好学习”；再一句是：“八三医院在清查中的错误，责任在院党委！”说上级文件指示很重要，究竟重要在哪里？却只字不提，为什么要落实党的政策，它的意义和目的何在，也是只字不提，如果党的政策不落实，甚至被破坏，它的危害又是什么？更是只字不提。

再如，当前对落实党的政策，有没有思想障碍，如何克服等等更是只字不提……

说“八三医院在清查5.16中的错误，责任在院党委”。不仅是一句大空话，而且是一句推脱责任的大谎话。明明党委书记张成斌不同意却硬要按照逼供出来的“四十个5.16分子大名单”“挽起袖子抓人啦！”是党委的责任吗？说：“前届党委领导人，自己不抓‘5.16’也不让别人抓‘5.16’，致使八三医院腐化成风，腐化惊人”；“八三医院由于前届党委主要负责人不让抓5.16，为此而造成八三医院产生了一百零六人搞腐化”的弥天大谎，也是“责任在党委”吗？本来在抓5.16一开始，党委书记张成斌就对这种抓好法有怀疑，行动迟疑，就为此大批人家“态度不坚定，旗帜不鲜明”，又干脆在“自己不抓5.16，也不让别人抓”的责难下，停了人家的职，所有这一切都能说“责任在党委吗”？

另外，后任的的政委李怀举说了这样的比较完整的话：“希望大家，要做到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

请问，如果有人提出说：“所谓‘5.16问题’的说法，实质上是为那个以人划线搞“多中凡”的“倒许乱军”口号翻案，这是有利于团结还是不利于团结？如果人们再问，你们今天的行为本身就已表明根本没有落实政策的打算，甚至连军区党委文件规定的要求，你们也不准备贯彻，甚至还要把它彻底破坏掉，这也是有利于团结吗？

以上这些，说明八三医院领导在充分吃透了军区党委“文件精神”之后，便放心大胆地按照自己所领会到的“奥妙所在”坚决再干下去。

第一件“领会精神”的事实，便是死皮赖脸地拒绝为钱玲娣平反。他们（严整之流）一口咬定说，“只整过她的腐化问题（？）”。对1972年、1973年两年间对钱铃娣的迫害、伤害，一概予以赖帐。说什么“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严整院长大耍无赖地说：“对钱铃娣的所有作法，都是前届领导的事，我来的晚，一概不知道”。

在对周世安长达三年（仅是5.16）的迫害审查中，株连到无辜受害者，处于我身边的妻子，从1967年二月“二月抓人”开始到1974年1月2日，宣布给她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共七年间，对她进行毫无道理的纠缠、隔离、逼供、下放养猪等等恶行。而在今天。1975年1月需要你们党委给他一个说法，为她平反消除影响的时候，党委一班人却没一人敢担当！对这样的欺人之事，人间的天理良心，到那里去寻找？苍天的眼睛，哪天才能睁开？七年间，你们对钱铃娣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任意践踏宰割；到了今天，真正需要澄清是非的时候，你们竟如此的欲盖弥彰。这里究竟隐藏着哪些玄机和秘密，你们倒底干了哪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看来只有你们这些披着人皮的犲狼自己知道了！在阶级社会里，人民解放军并非每个人都是张思德、白求恩、黄继光、董存瑞。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时机一到他们就以共产党的化身出现，打着红旗，用合法权利外衣，包裹着残酷镇压手段，打击摧残革命的“自己同志”。继续革命理论是针对他们的照妖镜。

（十八）暗礁露险阴霾见妖

        周世安又莫名成了“四人帮爪牙”

在后委扩大会议之后，尽管对平反遇到困难，但我还是在组织的安排下工作。对于重新工作感到莫大的幸福和享受，恨不得一个早晨就把失去多年的时光弥补过来。对于冤案、特别是对爱人因受株连所遭不幸，在努力工作的同时继续申诉。

但是，正在这时，党和国家的不幸降临了。在十年文革中，一直关怀南京军区问题，并数次亲自出面领导和纠正南京军区错误的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对周总理的突然逝世，在极其悲痛之余预感到一种莫名的不祥。不久之后，一些说怪也不怪的言论先是在暗处，后来又在明处传播开来。

严整又乘机反扑了。其人，最能为宗派活动极需要的时候发挥作用。在毛主席逝世期间，他先后通过暗地或公开的形式散布说：“后勤党委扩大会议，大方向错了。这个会议，只听了一面之词。”

这个“一面之词”，究竟指的是什么？接着不久，一些流言蜚语先是地下，然后在地上传播开来。个别同情过我的同志曾为我婉惜地说：“你在后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很好，就是对你爱人的那些话说错了。”对此我不免有些意外，问：“怎么错了？是部分错了，还是全错了？”但对方却呐呐之态欲言又止。

但是，反映在对钱铃娣的平反问题上，八三医院领导的说法是“对钱玲娣的事，需要进一步调查。”并且在每次的政工计划安排工作中，总是有这样的一句：“继续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直到七五年结束，七六年开始，八三医院的全年政治工作计划安排中，仍然还有这样一句说：“继续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不久，严整等人的机会便来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在文革十年中，数次对南京军区错误，特别对南京大抓5.16提出批评：“听不得批评意见，一批就像挖了他家三代祖坟，动不动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5.16”的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问题出现之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受到了牵连，一个支持批判“倒许乱军”口号的人，一个支持为5.16平反的人，竟然也参与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活动。

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分部组织“批丁”大会上严整又发声了：“周世安，你这个震派（这是当时他们诬蔑我的一个称谓，意思是说我通过写黑信告黑状方式，在他们的脚下闹地震。）利用共产党的讲台，控诉共产党。周世安在由丁盛、汪运祖（后勤部政治委员）为反党乱军而召开的臭名昭著的瞻远路（后勤党委扩大会地址）黑会上，大放厥词四个小时，他的老婆生活作风不好”云云。

在他的这段“发声”讲话之后，立即引起全场笑声，有的人说：“嗨！真是想不到，这个周世安竟能这样攻击领导。”实际上，我只是奉命揭发批判“倒许乱军”四十分钟。“大放厥词四个小时”是严整对我进行歪曲。

后勤党委扩大会上我的揭发批判发言共约900多字，不到1000字。严整在这900多字中，只摘取一个数字“二十多次”和一个词“强奸”，一共六个字。而其他我的全部讲话，以及所列举的事实、论点，事件的前因后果，在他的嘴巴里，好像压根不存在，只有这六个字，再加上他自己的一通胡扯，“他的老婆生活作风不好，和人腐化……”之类，这样一来周世安不仅是个骗子，而且是个十足的无赖。这样的无赖却利用了“共产党的讲台控诉了共产党。”

我在长期被迫害中间，为了个人的冤屈，曾向党的各级组织直至中央写过大量申诉信件。其中也有几封信件寄给了当时曾是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张春桥，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央文革成员江青。“四人帮”问题是党内斗争。在党中央未公布真相之前，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为了自己的冤屈，我有权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或个人提出口头或书面申诉。而严整利用“批丁盛”机会对我进行肆无忌惮地歪曲攻击和诽谤之后，八三医院党委，按照后委和十六分部党委的所谓：“凡是向四人帮写过信，都要说清楚”的指示，要我“说清楚”。尽管这一要求是荒唐的，我还是用口头和书面说明在为伸冤中也有少数信寄给“四人帮”中的某个成员的事。

但是后勤以及十六分部中的个别人，他们的根本目的不是“说清问题”的事。接着十六分部的指示下来了。说：“是反扑，是猖狂反扑”。进而在“问题不清，态度不好，停职审查”的命令下，我又于1977年12月9日，再一次被关进了八三医院的私设监狱。从此一关又是八个多月。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第四次被关押。

对后勤以及十六分部的行为，曾引起一些干部群众的极大愤怒，一位曾在七二年直接参与并负责对钱玲娣看管的护士周菊娣同志的爱人，在看到我扛着铺盖行李被战士押走的情况，愤怒之余，立即向中央军委写了信，提出了他的看法。但是，又有何用。

在我被抓之后，十六分部负责人于发盛带着工作组又一次来到八三医院，他们到来之后立即发现八三医院“是假清查，真包庇”。理由是参加清查小组的成员，是一些“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的人，他们改组了，班子换上十多年以来以及在深挖“5.16”期间一直充当我“专案”的人来对付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于发盛带来的十六分部党委的《纪要》，《纪要》说：

“八三医院前党委领导，立场不稳，对一个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就是“震派”，并且利用共产党的讲台控诉共产党的人，迟迟不进行审查……”

这位于发盛，要求八三医院领导“必须说清的六个方面的问题”中的四个问题：

第一  必须说清周世安全面否定七二年、七三年整顿的问题；

第二  必须说清为什么不触动重点清查对象周世安，不执行上级党委关于对周世安的言行，组织全院揭发批判的问题；

第三  干部路线上重用坏人周世安的问题；

第四  不及时查清周世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心怀不满的问题。

第五  对青年女军医钱武陵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华（国锋）主席的问题（这又是一起阴谋陷害事件。）

第六  八三医院领导勾结丁盛盗窃高干病房地毯的问题（此事纯属恶意捏造）。

按照严整在批丁大会上的滥言，他们把周世安诬蔑为“丁盛在八三医院的黑干将”、“黑爪牙”。

于发盛根据“冶金部的经验”，说“那里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向四人帮写过“效忠信”。因而，周世安的申诉信也就成了向“四人帮”的“效忠信”。说：“那里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写效忠信的内容是陷害干部和群众的，而周世安的信，是诬告领导的”“周世安是丁盛在八三医院的骨干、干将、爪牙。”

这个于发盛向八三医院的全体人员提出“要像当年斗地主、斗国民党和日本鬼子那样，开展一场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并且还要“一桩桩、一件件的彻底查清楚。”说：“如果不这样就会有亡国亡党的危险”，“到那时，不知要有多少人头落地！”

他把我长年的被诬陷中的说理斗争，曲解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死硬分子”。

甚至还牵连到后勤部政委汪运祖。说：“汪运祖重用坏人，让一个‘震派人物’篡夺了八三医院的宣传大权”；把我上班之后积极工作的事诬蔑为汪云祖“使一个‘不低头，不弯腰、会咬人、能对着干’的大坏人变成了大忙人、大红人”，如此等等。

把当时由南京军区党委命令来八三医院，担任院长职务的余溢源同志和政委王毓海同志污蔑为丁盛按插在八三医院的“两只钉子”；他们把余溢源、王毓海说成钉子的唯一理由是他们二人的任命是由丁盛参与签署命令的。对团一级单位职务的任命，本来就应由军区任命的，这也是“钉子”的理由。

把八三医院诬蔑为“丁盛在南京军区的试验田”。

他们把对我的平反，说成是“对乱军的人平了反，”让“乱军的人”“掌握了八三医院的宣传大权”。

于发盛坐镇指导下的所谓“路线对比运动”，把长年推行的“倒许乱军”错误口号再次说成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周世安说成“十年一贯制的反党乱军”；把八三医院一九七二年抓5.16以及“七三年的变相抓“5.16”的所谓医院整顿”说成“贯彻了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把党委曾经为5.16平反的事，诬蔑为“为乱军分子平反”、“为犯腐化错误的人平反”。

为了使运动搞得有声势。特地组织了两次批判会。在会上再一次发生周世安与肆意诽谤者的激烈辩论。

我十分感谢于发盛等人，以文字形式为周世安写了一份《组织结论》。为周世安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批谎言、剥画皮的机会。

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我被停职隔离到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长达一年八个多月的审查，于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几位十年来对我既是审查者，又是批判者；既是起诉者，又是审判者；既是主证者，又是旁证者；既是原告，又是法官；既是“群众”，又能主宰我命运的人；在“四大”中，充当“红衣战斗队”头头，在后来又成了坚定的“稳军派”的一些人；还有鞠文仪部长派到八三医院“参沙子”的一些人，跟随十六分部参谋长于发盛在揭批“四人帮”中，“像当年斗地主、斗国民党一样”斗了周世安。给周世安戴了一顶叫作《紧密配合四人帮及其代理人丁盛放火烧荒大搞反军乱军活动》的帽子“审查结论”。向我宣读了一遍。

在这篇“结论”中，被列为“放火烧荒”“反军乱军”罪行的共有：“十篇黑材料”；

“八封黑信”；

两次“利用共产的的讲台控诉共产党”

两次给战士职工讲“揪戴红领章红帽徽走资派”的辅导课；

还有于发盛要求查清“周世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心怀不满”等共计二十四件言行。

“清查”周世安《紧密配合四人帮及其代理人丁盛放火烧荒大搞反军乱军活动》的“审查结论”如下（摘要）：

“一九七四年丁盛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不批林，不批孔，专批那个口号，妄图打倒前军区主要负责人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周世安紧紧追随，先后炮制了十多篇材料，把矛头指向许司令等各级领导同志，公开张贴和传递。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许世友所走的路》中，攻击许世友同志说：“许世友等人，从不革命到反革命，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还造谣说：“xxx等人搞了一个很大的山头组织联盟攻击许世友同志扛的是黑旗。”

什么叫“防火烧荒”？据说是江青到北京某驻军的一个防化连，煽动造反说“我就是要来放火的”。这就是“放火烧荒”说法的来源。根据“结论”，江青在北京防化连防火烧荒，那么丁盛在南京“不批林，不批孔，专批那个口号”，也就是“放火烧荒”。“周世安紧紧追随丁盛先后炮制了十多篇材料，到处张贴和传递”，因而周世安，也就是“放火烧荒”。这种“放火烧荒”就是“紧紧追随丁盛”“妄图打倒许世友等一大批领导同志”。这是什么逻辑？这是指猫为虎的形而上学逻辑。实质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秋后算账，把矛头指向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一月，中央颁发“中发”一号文件，指示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联系实际揭批林彪线上的人和事。

一九七四年春，中共中央颁发中发[74]12号文件，指示：“清查林彪死党的人和事事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方面”。并明确规定：“军区以上机关应在批孔运动中，运用“四大”方式，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实际，肃清林彪的流毒。”并指示“严禁捂盖子压群众”。

根据中央的指示规定，南京军区以及后勤党委也做了机关开展四大的部署。

其他人遵照中央文件“运用四大方式”揭批林彪都是好同志，唯独“倒许、乱军”分子周世安“运用四大方式”批林彪就是“放火烧荒”的江青分子！或者是丁盛的“追随者”。                                       

“倒许、乱军”口号早已被中央批为“多中心”即“不要党中央这个中心”的错误口号。为什么没有许世友的南京军区、军区后勤部、八三医院公然无视党中央指示，继续推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呢？只能这样来解释：南京军区在许世友长期把持下，独立王国，封建专制的山头主义根深蒂固，流毒很深。大大小小的“许世友”顽固地把持着他们的既得利益！

我周世安从1977年12月9日到1979年8月14日，又被“隔离审查”一年八个月。享尽了“倒许乱军”口号赐予的各种“民主”待遇！毛泽东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不好，油了！多么形象啊！

（十九）八三医院三条含冤而死的冤魂向谁人诉说冤屈

清查“四人帮”有牵连的人 和事，对周世安的《审查结论》第二段原文说：七五年二月，四人帮策划了一个“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周世安二月十五日，听了传达，于二月十六日向江青写信诬告说：“这里的问题和那里的问题何其相似，不如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班专会以势压人的老爷们，疯狂地扼杀革命，他们挖空心思地，要把中国拉回到黑暗的旧世界。”

且看，严整等人是怎样对我的信蓄意进行歪曲和篡改的。

我在信中的原话是：

“这里的问题和那里的问题何其相似，不如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次次逼死人命的事，固然使人气愤，然而这班专会依势压人的老爷们，疯狂地扼杀革命，他们挖空心思地要把中国拉回到黑暗的旧世界。为了狭隘小集团的私利，他们视人命当草芥，因为大权在手，就可以把谎言当王法，任意残害说真话的人”。

很清楚，我所以说：“这里的问题和那里的问题何其相似”是指“一次次逼死人命的事”。

我所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八三医院、甚至后勤部的领导人都非常清楚的事实。

自一九六七年二月大批抓人之后的若干年间，八三医院除因其它原因而非正常死亡的不算，产生过自杀念头而未造成后果的也不算，直接由于逼死人命的死亡案件就有三人。孙秋萍，这个先说是“因反革命畏罪自杀的叛徒”，后来又说是“因资产阶级恋爱观而自杀的叛徒”，后来又说是“因遗传先天精神而自杀”，再后来又说是“多方面的原因而自杀”。你们尽管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对别人却不准提出半点疑问，更不准对你们的连篇谎话提出半点质疑，更谈不上控告。一控告，你们就对说真话的人枉加罪名，大加镇压、迫害。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你们可以任意对他人进行刑讯逼供。为了彻底征服说真话的人，你们可以唆使两个看管的战士痛打两个小时，几百个嘴巴，按你们专案组成员说法是：“周世安被打得在地上爬”。

对于这一桩桩一件件，我说你们是“拿谎言当王法，任意残害说真话的人”哪一点不对？你们的这些所作所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在共产党的章程里哪里能找到答案？在你们的管辖下说句真话，比登天还难，你们这是不是“疯狂地扼杀革命，要把中国拉回到黑暗的旧世界”？

对于孙秋萍的死亡，你们是这样，对另一个赵家芳又是怎样呢？

八三医院五官科主任，高级知识分子赵家芳因在种种诬陷下有冤难申，悬梁自缢身亡。此事发生后，你们按照老常规立马定性：“畏罪自杀的叛徒”。对这起冤案，八三医院的人哪一个还敢冒“为叛徒翻案”罪名，为死者鸣冤？有了周世安这个先例，哪一个还敢出来为赵家芳提出半点疑问，致使赵家芳这个冤魂在八三医院上空游荡了十四年。然而，赵家芳有自己的子女，他们知道自己的母亲的死亡原因，便连年提出申诉、控告。一年不成两年，两年不成三年，一直奔波了十四个年头。由于赵家芳的子女都是地方上的干部，八三医院鞭长莫及决不能像抓周世安一样，你要说真话吗，就抓起来，再说真话，就打翻在地。赵家的子女可不吃这一套，他们决心要让亡母瞑目于九泉之下的心愿而外，更取得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迫使八三医院在赵家芳死后的十四年不得不为她平反，并在她的追悼会上，在她的悼词中写上“因迫害而死”的字样。对此人们不得不为赵家芳庆幸，因为她有一对在地方政府工作的好子女。

还有一个死人郑文娟的命运怎么样呢？

药房司药郑文娟在七三年整顿中也是“整顿办公室”（5.16专案组），把她列入专案，为什么要列入专案，因为说她有男女关系的“错误”，即便有这样的“错误”，还需“专案组”来对付吗？她究竟是什么问题呢？人们除传说而外一无所知，只听她本人对人说：“根本没有的事，但专案组说不承认不行，只有承认才有自由”。可怜这个弱女子，终因承受不了人们在背后的指指点点，从六层高楼上纵身跳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对此，人们同样以周世安为前车之鉴，哪一个敢提出半点疑问，致使郑文娟的冤魂直到现在仍然还在八三医院的上空游荡。

以上，就是我所以要向党中央写控告信的原因，也是我之所以说“这里的问题，和那里的问题何其相似，不如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根据。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是一个八三医院的有关事件的直接或间接的见证人和当事人，完全有权对这些违法乱纪、破坏法律的事件向各级党委直至党中央提出控告，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甚至中国公民的圣神权利。然而“审查结论”的炮制者，知法犯法，故意歪曲我控告信的原意，猪八戒倒打一耙。其阴谋用心岂不如洞观火，昭然若揭吗？

八三医院的问题，不断暴露，其性质都十分严重，令人吃惊。医院领导人对上封锁，对下压制。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长期揭不开盖子。这种不正常现象，虽然是个别单位，但毕竟存在并且十分可怕，应该反思。

（二十）究竟是谁“踢开党委闹革命”

八三医院有两种形式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组织。一种是在“四大”中的群众造反组织，一种是由彭克、周牧、严整一伙领导下的根据各个不同时期而成立的各种不同名称的“专案组”、“办公室”。这一伙人，专门精通于“党外有党”和“法外有法”。他们无法无天，在一个独立王国里对群众实行资产积极专政。

毛主席在1969年5月19日对关于“解放干部”的问题时说：“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们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两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就宁肯左一点”；“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上述见《毛泽东传1560页》引者注）毛泽东批评的“专案组”属思想认识问题，八三医院御用“专案组”是“白色专政”问题。性质不同。

胡耀邦对“专案组”的性质和作用的评价是“党外有党”、“法外有法”。

中共中央委员于光远写的“回忆录”：《大转折》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在‘文革’中，重大案件一个一个地制造出来。每出一个案件就成立一个专案组，专案组多了，若干个专案组之上又成立了若干个办公室，一办，二办，三办……每个专案组设组长并包括若干个成员。文革期间成立了多少个专案组，我不得而知，但一定很多。他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些专案组对案件的性质、对案件涉及的人——审查对象的问题以及对他们的处理，都有权有责任收集材料，提出意见。专案组虽然没有作出决定的权利。但是由于他们提出的意见，是有权威性的。因此对专案中涉及的人的生杀予夺，起着巨大的作用。大家估计，其中的问题，也就非常严重。由于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保密的。外人很难知道其中的内情。后来‘5.16’集团，林彪事件、‘四人帮’等事件出来后，又成立了针对他们的专案组。‘四人帮’粉碎后，大家对原先整老同志的专案组很不放心。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者认为不解决这些专案组问题，进一步解决冤假错案和处理林彪和‘四人帮’的工作不可能做好”。

把我们这里的现实情况，和于光远的上述的情况对照，多么发人深省！

在“文革”期间，八三医院的“专案组”如“社教运动办公室”、“镇压反革命和‘整顿纪律’办公室”、“倒许乱军站队办公室”、“一打三反运动办公室”、“深挖5.16专案组”、“清查林彪线上的人和事办公室”、“清查‘四人帮’线上的人和事办公室”等等等等。正像于光远所说的，在中央那里，“林彪、‘四人帮’案件出来后，又成立了针对他们的“专案组”。在八三医院，无论形势如何变，前前后后都是由他们这些“专案组”专业户们包揽一切，一以贯之。这些人员“调查”“审查”别人，整别人；他们打击陷害好人，内行的很。他们经验丰富，手段精湛。林彪在台上时，说我是“反对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林彪一垮台，他们就像舞台上的“变脸”演员一样，一下子成了“反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英雄。我则变成“林秃子揪出来啦！他是你的黑祖宗！你要向组织老实交代”的人！

这些“专案组”、“办公室”都单线属于彭克、周牧、严整领导，党委另一些成员为：党委书记张成斌、党委委员齐林庭、党委委员副院长赵生、蓝竹山等人，都被戴上了黑帽子靠边站。这些“专案组”“办公室”之所以如此专横跋扈，最主要的是个别主要领导人，通过“单线领导”而进行活动的。而且其权力之大，是人们很难想象的。在十年“文革”期间，他们不仅可以任意组织批判斗争一般干部群众，甚至任意批斗任何一个被他们认为可以批判斗争的人。在十年间，有五个政治委员（平均两年一个）遭受到他们的打击。在“5.16”问题借口下，对一个政治委员张成斌逼供时，竟有这样的狂言：“你就是有一副铜嘴钢牙，我们也能把你撬开来！”“党内有党，法外有法”，说出了他们问题的实质。

新任八三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隋清华

一九七九年上半年，这时严整基本完成了他在后勤的“清办”和八三医院的“清办”之间，密切配合、履行使命、编造谎言、制造乱局，倍受器重，从八三医院代院长的位置上，升任八一医院院长，虽然八一医院和八三医院都是团级编制，但不同的是，一个是市里，一个是市郊，一个是“中心医院”，一个是“驻军医院”。由于各自承担的任务不同，在技术条件的配备、人员的使用上当然有差异。因而尽管都是对调，但总让人有一种一个是重用，一个是屈就的感觉。这里我不得不联想到过去曾有过的这样的一段经历：

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的后委扩大会议期间，我和严整、隋清华等人是分在一个小组里的。在会议中，所有到会人员对在“倒许乱军”口号下大抓5.16，大搞以人划线，单线领导，搞宗派活动破坏政策等进行批评。在鞠文仪部长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查之后。在讨论中，隋清华对鞠部长的检查，认为没接触思想，提出在小护士谢传平的处理问题上，提出许多疑点要求解释。

在隋清华提问题时，我无意中瞥了严整一眼，只见他呆坐在那里一副窘相，自始自终一言不发。隋清华和严整显得“楚河、汉界”十分清晰。现在这个隋清华从八一医院调来八三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在实际斗争中，他逐步显得面目又浑浊了。他必须当机立断，在“是非”和“利益”上究竟如何亮相。

当我强烈要求向“党委会”作口头申诉，当面说清事实真相时，党委书记随清华表示愿意“听听”我的申诉。

于是这样的会议如期举行，在场的有副政委孙世忠、王治武、以及副院长蓝竹山等人。在会上，我对“结论”中所有的污蔑和歪曲，逐一逐段的做了全面而具体地批驳和揭露，经一个多小时的发言，并以无可辩驳的叙述和铁证如山的事实，把“审查结论”兜了个底朝天。让在场的人，尤其是鞠文仪的一粒得力“砂子”副政委王治武，他呆若木鸡的坐在那里一言难发，根本无法也不可能有勇气为他们的恶行进行反驳和申辩。我说了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要丧尽天良炮制这样的“审查结论”？是因为，他们深知这样做，会为自己带来多么丰厚的利益。就拿朱克铎来说，一九七〇年来八三医院时，仅仅是小儿科的一名蹩脚的医生，可是来后就参与对我的“审查”，几年的功夫，一天业务工作未干，竟从一个住院医生跳过几级，当上了副院长。我不相信这样的人，今后在我周世安身上刮干油水之后，会在“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下，认真地“为党工作”。在我讲这些话时，我注意看到副院长蓝竹山不断点头表示：“是的，是的。”在我发言结束时，我强烈要求：对我的“审查结论”，党委应作出明确的答复和解释。隋清华表态说：

“这些都不算数，要看最后结论。”

    他所说的：“这些都不算数”是啥意思？很明显，他作为党委书记，一个党的政策的掌舵人，对这样的荒唐而明显的而且是用大量的谎话拼凑起来的审查“结论”，如果不立即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或者对之稍加含糊和暧昧，便会使自己也沾上一身臭。这样，不仅为在坐的党委委员所不齿，更会对今后的工作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因而“这些都不算数”的措词是最恰当不过的表述。

但是，这位好心的隋清华，他却在无意识之中，犯下了两大错误。而且搞不好，还有可能由此而丢官罢职。

他的一大错误是，他不应该同意周世安的要求开这样的会议，从而为他周世安提供了说话的机会。这是彭克等人文革十多年以来极力所要回避的。而回避的办法，就是每当运动一来，就首先把人抓起来。

这一点对于隋清华来说，他深知对于党的一般原则，比如党员有权对党的决议，特别是关于对个人的“结论”问题有权向党委领导进行申诉，如果剥夺党员的这种申诉权，是为党的纪律所不容，但是，他并不懂得党的这一原则，在八三医院是万万不能这样做的。

隋清华犯的第二大错误，是他说错了话——“这些都不算数”。

隋清华的这个“这些都不算数”所包含的意义就是，它否定了八三医院、十六分部以及后勤党委，所进行的长达三年多清查“四人帮”的成果。这还了得！

一九七八年底，中央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接着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在全国全面展开。八三医院也及时于一九七九年的三月十七日到三月十九日召开了这样的会议，并作出《决议》。对这次会议，究竟是怎样贯彻中央精神的？下面请看这个贯彻中央三中全会精神的八三医院的“党委决议”的有关内容：

1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院个别同志，煽动造反，对干部戴高帽，游街，抄家，打击一大片，夺了党委的权，因而，个别同志，煽动造反是错误的。

2  一九六七年二月整纪，是为了稳定部队，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3  一九七五年后委扩大会议推行了张春桥、丁盛大整南京军区的四句黑话，不批林，不批孔，专批那个口号。有人对我院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整顿大做文章，为自己的乱军行为辩护，分裂了党委，分裂了军队，搞乱了医院。一九七三年的整顿是按照毛主席“军队要整顿”指示进行的，否定这次整顿是错误的。这次会议上，还点了许司令、鞠部长、彭院长的名。现在宣布对许司令、鞠部长、彭克同志的一切诬蔑不适之词一律推到。

4  一九七六年八月后勤汪运祖同志推行张春桥所谓“南京军区歪风邪气盛行”的黑话，我院召开了九月黑会，煽动批“倒许乱军”口号，诬蔑七二、七三年整顿是右倾翻案。汪运祖说，XXX能对着干，说他“不低头、不弯腰、不咬人”，学着四人帮的腔调批邓，为违法乱纪搞乱军的人平反，为犯腐化错误的人平反、赔礼道歉。支持他在会上站出来推销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黑货。

5  粉碎“四人帮”后，我院在“清查”中清查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着重清查了自批林批孔以来诬告信攻击各级领导等大事，采取组织措施的人。

八三医院党委的上述《决议》在会议结束后向全院党员和排以上干部作了传达。因为这次会议规定参加人员包括政工人员，为此我向党委书记提出：“这次会议，为什么不通知我参加？”

隋清华的答复是：“你停职的命令未撤销，不应该参加这次党委扩大会议。”隋清华开始变脸了。

我又提出：“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四大’，过去十多年来，一致的说法是‘以周世安为首的一小撮，召开122黑会，搞起了八三医院的非法四大。’然后再把四大中间的所有问题都扯到我周世安的头上。这次的党委决议，对上述说法改变为‘个别同志煽动造反’。尽管这一新说法最终证明，过去所说的‘以周世安为首的一小撮，搞起了非法四大’纯属捏造，只不过是‘煽动造反’。但是，这种‘煽动造反’的根据又是从何而来？请问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向着什么人、以什么内容煽动造反的！？”

隋说：“会议并没有牵缠到你的问题，不需要向你做什么解释。”

隋清华是一个聪明人，该脱身时，他知道如何脱身。又说：“你的事，我虽然是八三的领导人，但我并不十分清楚”。

真的“并不十分清楚”吗？

他的所谓“并不十分清楚”只不过是在说，他是受他人摆布的党委书记。他必须置身局外，明哲保身。

一位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兼院长，竟然在山头主义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无所作为，放弃了党的领导，任凭山头主义、独立王国随意肆虐。“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到家了！毛泽东主席说：“有的单位党的领导权不在党的手里，早已被修正主义篡夺了。千真万确。”

（二十一）青年女军医钱武陵“于惊雷处动地哀”

          万马齐喑的局面必须冲破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新任后勤部部长谭勋来到八三医院，“宣布撤销对青年女军医钱武陵的处分”。宣布之后，他又说了这样的话：“八三医院，除了在钱武陵问题上、院党委领导说了过头话之外，其他问题，全部都是实事求是的”。

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哪家的党规党法》。内容披露八三医院一位青年女军医钱武陵，在医院组织的政治学习中说了一句：“毛主席并不是圣人”的话，结果被说成“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严重政治事件”。后来纲越上越高，从本来的“严重政治事件”上升到“反动观点”“反党言论”“恶毒攻击”，而且还要追究她的“背景”。除了要她作书面检查外，并把她看管了起来，限制人身自由达七个月之久。当时八三医院被隔离看管的除我之外再就是她了。而负责审查她的班子还是那个“专业户”班子。在《解放军报》登这篇文章时，我已经放出来了，是在“等待处理”之中，因而对《解放军报》的这篇文章我也有了参加讨论和发表看法的可能。于是我便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短文，大意是：《军报》文章不但说出了青年女军医的心里话，也表达了我们广大群众受压抑的心声。进而我又说：八三医院这种动不动在无任何审批手续下把人关起来，是医院的家常便饭。我举例说：自一九六七年以来的十多年里，在各种名目下被看管隔离的人简单计算一下就有三十一人次，其中除十五人是经后勤党委批准的外，其它都无任何审批手续。

上述这篇短文，虽然在寄出去时未向领导说过，但报纸登出来之后，我立即向当时的政委隋清华说明：“这篇短文是我写的。”而当时隋清华也未作任何表态。

在上段文里所列举的：“在十多年里，在各种名目下被看管起来的人简单计算一下就有三十一人次。”其实我真的是“计算”得太简单了。因为十多年里在各种名目下被抓的远不止三十一人次。例如光一九六七年，就有十一人次。我的这篇短文经《解放军报》披露之后，在八三医院的干群众，尤其是在八三医院的专职审查班子中炸开了锅。他们利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不了解情况的人发起了威风。当时上面来了一个人，据说是来八三医院调查情况的。有的说是《解放军报》记者；也有的说是军区政治部的。八三医院的这些人纷纷指责《解放军报》。其中一个“打手”厉声说道：“八三医院什么时候关过三十一个人？你们《解放军报》为什么不调查？毛主席说，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今天就是要停止你们《解放军报》的发言权。”当我把我写文章的事告诉党委书记隋清华时，几个党委委员都在。至于到底抓了多少人，他们的质问，不敢再前进半步。钱武陵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姑娘。她总是以自己的真诚来衡量周围的人和事。她并不懂得在她的周围时时都有人在“关心”着她的一言一行。她不知道她的父亲，十六分部政治部副主任钱艺松是和十六分部政委王明光一样，由于不同意、不积极贯彻执行“倒许乱军”口号而被视为“乱军派”。他们说钱武陵是反毛主席，他们要捍卫毛主席。真是这么回事吗？他们说钱武陵反毛主席的真正用意是要“追背景”，要追钱的父亲钱艺松。

后勤谭勋部长的所谓“八三医院的其他问题都是实事求是的”。使人听来简直不可思议。

一九七七年七、八月份，八三医院掀起“揭批四人帮”高潮。保卫干事傅阳夏，在我周世安宿舍的屋头上安装了一只“揭发意见箱”。可是他们又乘夜间无人之机，把这个箱子砸坏，制造了一个“有人破坏检举揭发的政治事件”，我周世安便首当其冲成了怀疑对象，要求我“要把在十天之内的一切个人行动说清楚”，而且还要列出“证明人”。我说：“在这十天之内不是一直在你们的监管之下书写‘说清楚’的‘交代材料’吗”？他们毕竟做贼心虚，不敢再对我纠缠。但这时八三医院又接到中央“一号文件”，内容是关于恢复和南斯拉夫两党关系之事。文件传达过后，于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晚，医院政治学习，钱武陵在她所在的内一科党支部组织讨论时发言说：“过去我们说人家南斯拉夫是个修正主义党，因而断绝了和他们的两党关系，现在又恢复了两党关系，这是不是说明我们错了？”钱武陵又说：“还有个欧安会的问题，过去我们说，欧安会不是欧安会，是欧危会，是专门制造危机的。但华主席在招待南斯拉夫贵宾宴席中，既未说欧安会也未说欧危会，华主席的话比较含蓄。”

对钱武陵关于南斯拉夫的认识，有人说：“过去说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的话，是毛主席说的，不会错。”钱武陵反驳说：“毛主席也不是圣人，也不能每一句话都对，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发动的，现在不是证明是错了。”

对钱武陵的观点，在场的人，也都认为有道理，再未争论下去。但是，那个傅阳夏，听到钱武陵的发言后，在他的小本子上记上了钱武陵的两个半句话，一个半句是：“毛主席不是圣人”；另一个半句是：“华主席的话比较含蓄”。第二天一大早，傅阳夏便赶往南京，直接向后勤领导汇报，后勤首长谭勋听了汇报后，立即指示十六分部党委：“八三医院发生矛头指向党中央，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反革命事件”，要求“迅速查清事实，找出后台、保护检举揭发人。”十六分部政治部程作民主任，立即组织调查组，于九月十日进驻八三医院，共找了16人谈话了解，又于九月十九日，十六分部再次派工作组进驻八三医院，首先传达了后勤首长的上述讲话，接着又开始展开全面调查，先后找了24人谈话。这时，钱武陵所在科副主任李文奎，主动找工作组谈自己的看法，指出，钱武陵的话，“并没有攻击的成份”。但工作组负责人则说：“老李啊，你不要替她解释啦，她的性质是上面定啦，你解释也没有用啦！”最后终以“恶毒攻击”性质，于九月二十八日把钱武陵看管了起来。

其中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在钱武陵被关期间，拒绝检讨，副院长蓝竹山感到钱武陵老是这样顶牛，对她不利。蓝竹山找钱武陵谈谈。蓝竹山开门见山的对钱说：“你们这些干部子女，说起话来，总是口无遮拦，讲话随便，说毛主席不是圣人就是错，又有什么大不了，共产党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错了改了就是了！”由于蓝的话是中肯的，钱武陵当即哭了起来，回去就写了检查，违心而痛苦地把自己的话上纲上线：“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毛主席。”

钱武陵在被看管期间，另外一些对钱武陵同情的干部子女，利用机会把钱武陵的申诉信，通过北京的高干子女转到中央领导罗瑞卿手里，这才有了“这是哪家的党规党法”的《解放军报》文章，从而引起了军内外的极大反响。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为此先后作了七次指示，要求有关人员克服派性，为钱武陵平反。但这些人一直顶着不办。几经周折，从“开除党籍”降到留党察看，再降到党内严重警告，再降到党内警告，直到事隔一年半之后，在廖汉生的一再催问下，才于一九七九年四月，谭勋来八三医院讲话，才撤消了一切处分。谭勋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光光的，说是八三医院的领导说了“过头话”。世界上能找到第二个这样的无赖吗？谭勋是南京军区司令部的管理局长，是许世友安插到后勤部来当部长的。十三年来，八三医院领导破天荒，第一次被一个青年女军医赏了一记耳光，大跌眼镜。如果没有罗瑞卿所干预这件事，钱武陵也是要步第二个周世安的。

（二十二）仗义执言的李文奎军区信访

          科长潘长林道出了“玄机”

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去了军区信访科。值班人员按规矩作了登记，约定了谈话时间，第一次接谈的是一位姓周的科长，在听了我的申诉之后，深表同情地说：“情况确是这样，都是这样！”意思是我反映的问题不仅在八三医院，其他单位都一样。并由他当即联系了其他几个单位，好像有纪委的，还有行政的几个单位共同处理我的问题。在约定的时间我再次去时，由潘长林科长接待，科长听完我的申诉后说：“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应该有一个文字结论同本人见面”。并让我“回去听候答复。”在等了好长时间，一直再无下文时，我又一次去到信访科时，工作人员不仅拒绝接谈甚至连申诉信件都拒绝接收。

后来得知这位潘长林科长正是八三医院内科副主任李文奎的老战友。而李文奎从钱武陵事件中开始对八三医院领导以及后勤党委的某些人的党性原则产生了怀疑。他得知我周世安的详情之后甚为震惊。他曾亲自找过十六分部领导，对他们说，“周世安问题纯属一个大冤案”。十六分部领导在听了之后，虽说：“这样说来，周世安真是冤案了！”然而在那个年代里，他们也只是感叹而已。根本没有也不敢出来为我周世安说半句话。没办法，李文奎以老战友的身份找了潘长林，详细向他说明周世安的冤案情况。先后共找过三次。开始时，潘长林只是当听众，从不轻易表态。当他了解了李文奎的真实意图，是希望他按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处理周世安的冤案时，他答复李文奎：“对周世安的事，你不要再提了，他的问题时‘军区机关的同志’不同意解决的。主要是他参加了军区后勤的党委扩大会议！”

当李文奎同志把潘长林的话，照转我之后，我真的心灰意冷了。因为我十多年以来，虽然也有过某种怀疑，但总存一种“不至于”的思想认识，始终对军区党委抱有希望的。然而，潘长林的话，太使我出于意料之外了。

潘长林的话，是有分寸的，他只说“军区机关的同志不同意”并没有说：“军区党委不同意”。但是我能越过军区机关这道屏障吗？

军区机关不同意的道理在哪里？军区党委曾有一个党委决议文件，说：“南京军区党委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两次会议批判‘倒许乱军’口号是完全正确的。但也有错误，在这两次会议中贯彻了张春桥的所谓‘南京军区歪风邪气盛行’的黑话。责任是在军区党委，丁盛负主要责任。军以下没有责任”。

军区党委所说：“两次会议有错误，主要是指，在这两次会上，传达了张春桥所说“南京军区歪风邪气盛行”。但军区党委明确肯定这两次会议批判“倒许乱军”口号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贯彻张春桥的黑话，则强调“军以下没有责任”。而且对群众批倒许乱军口号是肯定的。

对于军区党委的上述决定，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同志也曾在两次干部会议上，除了强调了上述精神外，也曾指出“南京军区有派性。”但是今天作为军区党委的办公机关，仅仅以周世安参加了这次党委扩大会，竟然成了“军区机关同志”拒绝纠正周世安的冤案的借口、把周世安排除在冤假错案的圈子之外，这究竟坚持了党性，还是派性。

特别是，军区机关不顾军区党委对两次会议已经做出的明确决定，反而以周世安参加了军区后勤的党委扩大会一事，作为衡量是非的尺度，这样我所有为自己争取恢复名誉的路，算是被彻底地堵死了。

十六分部很快便获知了我在军区信访科受挫的消息，同时他们好像记起了一件事，就是我还有一道“停职审查”的命令仍未撤销。于是便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以召开支部大会的方式向我宣布这样的一份文件《对八三医院党委关于周世安同志错误复议报告的批复：周世安同志问题性质定为说错话，做错事。》在会上第一次允许我对党委结论，提出自己的意见。

大会开过之后不久，副政委王治武又来谈话了：“对干部的级别调整，就要进行了。这一次，你们夫妻二人还是和上次一样，是属于应调的“硬杠杠”。上一次和你们一样的人，大家都调了，只是你们因未按时到地方报到，受到影响，结果人家统统都调了，只有你们夫妇未调，这一次还是硬杠杠。但是如果不能按时到地方报到就不调级！”实质上逼着我转业。

我走的意图已定，又不愿把意图和王治武见面，便通知干部干事陈延。消息一经传出，说行动就行动。事情从来没有如此的痛快过。陈延马上就传出回话说：“到上海报到、明天就走。”

而且还说：“到上海的火车票也已买好，明天一早就动身。”

于是按约第二天起一个大早，我夫妻二人跟着陈延向八三医院的大门口走去，已经快到大门口了，而且远远望到已经敞开车门的吉普车停在那里，就等着人一上车，就开走了。这时，夫妻二人好像同时想起上海还有三个孩子。两人的脚步，不约而同的放缓了，快到登车的时候，钱玲娣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也不禁落下了眼泪。根本无法控制的情绪愤愤地喊道：“陈延，我们不走了！”

回家之后，奋笔疾书党中央：“八三医院党委给我周世安所作的“审查结论”，莫说它的全部言论，就是它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站不住脚的……”

一九七九年十月，军区秘书科，得知总政工作组要在十月十五日来南京的消息后，立即提前通知军区后勤部说：“军委总政将派工作组来南京调查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周世安是其中问题之一，你们要作好准备。”后勤机关秘书科立即把军区秘书科的电话通知传达到十六分部，十六分部立即派工作组，其中成员有王远星于十月十七日来到八三医院。他们来后，住在一个一般人不得随便进出的秘密地点，用了不到三天时间，便和八三医院原负责对我“清查”的人于十月十七日共同炮制了一份叫作《关于对周世安同志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并一式八份，打印成件，当即下发八三医院党委一份。这一文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我发现了。但只看到它的题目和落款单位日期，来不及详看内容。直到听说总政工作组业已离去，彻底醒悟过来之后，才找到八三医院领导隋清华等人，但他们都矢口否认，有调查报告之事。我对他们说：“这个报告现在就在保密室，要不要我去把它拿来？”

隋清华一方面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一方面连忙让人把假“调查报告”从保密室转移至政治处主任的抽屉里。他们上下配合，有组织有安排地欺骗军委总政的行为非常成功。不久隋清华调离八三医院，季庆东接任政委。新来的政委季庆东，此人是后勤部前政委郭金林的长年秘书。对八三医院的“四大”的起因，便是见证人之一。他对八三医院的“四大”的前因后果，是十分清楚的。他来八三医院后，又从他人口里得知周世安的情况之后，便曾私下对别人说：“周世安的问题，完全是受彭克的打击报复。”

后来到八〇年，八三医院又一次级别调整，八三医院党委把我列入调级名单上报，而且也公布于全院。对此举，应该说，季庆东是冒风险的。

我的调级名单上报并公布于全院之后，但预料的事发生了，季找我谈话：“上面来电话通知你的级别问题不调了！”

我问：“什么原因？”

“原因未说，只是说不调了。”

于是我便找到军区干部部，一位接见的青年干部，听了我的申诉，并询问了我：“有没有受到过什么处分？”等事之后感到奇怪，答应调查之后再答复。第二次又去，答复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知名度很高，所以不能调级。”

我问：“所谓‘知名度高’，这正是我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种‘知名度’是我自己的原因，我是咎由自取，但如果完全由于对我的政治迫害而造成对我的政治影响，正需要给我平反恢复个人名誉。”

但第三次去时，则说：“后勤部领导就是军区党委常委，你的问题仍需回后勤，而且后勤干部处也说，要你去后勤干部处解决。”

去到后勤干部处，一位处长的答复是这样的：“你是后勤党委重点抓的审查对象之一，这次重点审查的是四种人，一是四人帮，二是四人帮的骨干分子，三是跟着四人帮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四是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你虽然最后定性是说错话，做错事，但和一般说错话，做错事的不同。你是对自己的错误一直不作检讨的。所以你的调级问题，是不应该调的。”

我又问：“我的知名度高，才影响调级，今天又说像我这样的“说错话做错事”，不应该调，究竟真正的原因是哪一条。”

但答复也很干脆：“影响了就影响了。”

我又问：“我抗日时的行政十八级，按中央政策应享受副团级政治待遇，而且八三医院像我这样的干部，也都按中央政策办了，但惟独我除外。”

答复也很认真，并且当场从柜子里拿出《政策汇编》，边读边解释说：“中央政策规定，抗日时的行政十八级干部，一般应享受副团级待遇，并不是所有抗日十八级干部都能享受副团级待遇的。”

我问：“一般之外，是特殊，我的特殊性是什么？”

答复：“这要你自己充分理解中央政策精神了。”

我自己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屡次被打倒，又屡次没能被打倒，就是因为自己对中央的政策指示，认真了又认真，谨慎了又谨慎，才处处时时感到心里有底气。今天虽然对这个“一般”二字抱很深的迷茫，但也感到人家总是掌握党的政策的，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家抓住什么新的把柄，再上到反党的纲上去。于是便不得不怀揣许多猜想离开。但在之后，才看到了，中央对所谓“一般”二字的解释，即包括这样的一些对象：

1  正在被审查之中的；

2  在一年之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以上处分的；

3  经济犯罪的；

4  三种人，即在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中，犯严重政治错误以上的三种对象；

5  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央路线的等。

原来后勤是在实际上把我当作“三种人”对象处理的，而唯一理由就是我拒绝他们对我的污蔑——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对自己的错误不检讨”。

按照这种逻辑，哪怕是塞到我嘴里的是一块臭狗屎，我也得咽下，党的干部政策在这里就这样被糟蹋殆尽。

后来，干休所党委，也曾为我的待遇问题向上级打过报告，要求调整，但听到的解释是：“还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

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八三医院，曾在一段时间里，突然出现一股反对副院长孙聚成的势力，有的甚至随意口出脏话。曾在“党委中心组学习”中兼任党委秘书，负责作记录的一位同事，一次，我在党委会记录本上，看到在记录中有孙聚成这样的语句：“在我们党内有周世安这样的同志，说明我们党有希望”。另外，孙聚成在平时，不时流露出对彭克和严整的不满，他甚至说：“八三医院就是让彭克给搞坏了！”孙聚成的上述言论，不是“空穴来风”。是客观事实。在彭克等人的淫威下，敢于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说出自己应该说的话的孙聚成做到了这一点。可惜孙聚成同志现在已过早的离开了人世，使党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我失去了一位好战友。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央军委决定取消了南京军区八三医院建制番号，改建为南京军区总医院“汤山疗养病区”。这一“决定”意味深长。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一八〇师也被中央军委取消了建制番号，至今没有恢复。老军长韦杰对此抱憾终身。取消“建制单位番号”必须得到中央军委主席批准。


爱新觉罗·里霜  2013年10月 南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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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与大民主》：七、赵里霜被整十五年政治思想大提高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



柳营梦未醒魇噩之梦突降临

被整十五年政治思想大提高



赵里霜（赵玉祥）满族，爱新觉罗宗族，祖父爱新觉罗·文濂公，清贝勒。里霜1948年福州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成员。1949年8月参加人民解放军。手工业者成份，学生出身，中共党员。离休干部。1950年4月，由人民解放军31军调华东军区特科学校学习，1951年由特种纵队军械部调华野后勤部运输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于捍卫毛泽东主席革命路线，积极支持左派革命群众，写了两张无关痛痒、并没有把矛头指向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保皇派嗷叫可以休矣、打狗队），并在一次军区后勤军械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召开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上，临时被推上台作了五分钟表态性的讲话之后，被许世友作为“倒许、乱军”分子抓了起来，关押、批斗、请罪45天。从此之后，魇梦连连不断，被整饬了十五年之久。其中，隔离、关押、坐牢（三年）四年八个月，劳动改造三次，大会、小会批斗不计其数，并株连妻子和未成年孩子。



（一）吴大胜向陈云龙交班

又来了一位可敬可爱的老红军

1962年吴大胜部长调离运输部升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临别时，找我谈话：“你跟我工作了八年，表现很好。我已向陈云龙（27军后勤副军长）部长介绍了你的情况。陈部长是个很老的同志，工作积极，身体不太好，希望你在他领导下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希望”。赵里霜唯唯诺诺。

陈云龙部长江西弋阳人，1927年随方志敏参加著名的赣东北弋横暴动。1928年2月，蒋介石联合当地地主武装，残酷镇压武装起义的农民军。陈云龙随方志敏转入磨盘山区开展游击斗争，建立了以磨盘山为中心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不久方志敏遇害，起义军编入红军与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合。红军长征，陈云龙随陈毅留在南方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1938年他就当上了团长，解放战争期间任旅长。刘少奇、陈毅、谭震林、邓小平都熟悉他。夫人苏区1940年参加新四军在苏北新四军医院工作，他们育有八个子女。长子陈忠林现仍在江西弋阳方志敏纪念馆工作，长女陈桂林现任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1964年赵里霜军校毕业回机关之后，陈云龙部长正式任命他为部长助理，继吴大胜部长之后，在他身边又工作了六年。赵里霜在《柳营梦》中写道：“我回忆几件事以纪念陈云龙部长”：

1962年9月上海警备区向军区后勤运输部借用一台大型平板拖车，久借不还，成了老大难。我得知这台平板车送回南京7425厂大修，我开出“车辆大修竣工入库通知单”，通知人民解放军886仓库该车竣工后立即入库封存。上海警备区对此事耿怀不满，借口施工需要状告运输部扣压他们的施工装备，影响上海警备部队施工。军区首长得知此事，查到运输部追究责任，时任副部长的缪嘉十分紧张，不知所措，责问我为什么“不经请示擅自扣车”。我据实汇报，据理力争没有错。缪嘉很生气，向陈云龙部长做了汇报，陈云龙找了我，耐心地听了我的汇报。他对我说了三句话：“赵玉祥你做得对，机关干部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摸老虎屁股。军区追究责任我来顶”。所谓“顶”不是“对抗”而是“解释”和“承担责任”。后来，上海警备区不再提这件事了。

第二件事，我的入党问题。1963年组织决定我到人民解放军镇江汽车学校学习。这是一所按照苏军汽车学校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正规学校，其硬件、软件都很好。对学员的教学、管理和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很高。学习时间三年。临行前，陈云龙部长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的”？我回答，“困难没有，问题有一个，我还没有入党，考验了八年还没有解决”。陈部长不问原因，也不多说什么，只“嗯”了一声，当天晚上，运输部组织计划处党小组开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第二天运输部党支部副书记成焕斗叫我填写入党志愿书，介绍人是陈宜民、张福孝。他们俩都是从朝鲜回来的。当天晚上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也被吸收参加了。令我奇怪的是，在讨论表决通过时，出乎我的意料竟没有一个党员持反对意见，一致通过，非常顺利。什么希望啦，注意啦，今后啦，努力啦这些语言统统没有，前后10分钟解决问题。在党支部大会上陈云龙部长，二位副部长，好几位处长都没有吭声，平时带“左”的同志也没有声音。散会之后，同志们都对我微笑，还是没有一句话。第三天上午，成焕斗通知我的处长金德照（支部委员），后勤机关直属党委批准了赵玉祥入党。预备期一年。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10年愿望终于得偿，时年28岁。这里，我提一下金德照部长。他是浙江人，出身贫苦，1938年入伍，原参加浙东游击队，后编入新四军。皖南事变冒死与敌人搏斗死里逃生，冲出封锁线，化装成乞丐，昼伏夜行一路讨饭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长期做兵站运输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战地运输经验。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组织带领兵工，动员一切可以使用的运输工具，如骡马、大车、单轮手推车、民船，甚至肩挑背扛，把大量后方物资，诸如给养、武器、弹药、医药、被服、钱钞等运往前线，支持战争，夺取胜利。金德照入伍时是红小鬼，进步很快，28岁已是团级干部了。可惜他文化低，否则会升得更快。我1952年认识他，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6年。他1963年晋升副部长。金德照为人正派，工作积极，作风踏实，能团结人，关心部属，生活艰苦朴素，待人和蔼诚恳。他对我很好。“文革”后期离职休养，定居苏州。夫人姚玉英1950年兵。他们育有三女一男，我都熟悉，至今仍来往密切。

第三件事，1964年9月某日，苏区告我，部长即日回南京，要我带车在南京下关火车站接他，特别叮嘱要把车开到月台上，因他带了许多东西。我立即打电话给汽车队派车，约定机关管理员张竟民，一起去接他。到了下关我对车站工作人员说明来意，要求把车开到月台。工作人员问我，“你们接的人是什么官衔”？我回说：“是副军级部长”。他们说官太小，要副总理一级，我傻了。只好在站口等。不一会儿部长来了，他和带去的公务员手上拎满了东西，全是弋阳地区的山货土特产，如笋干、香菇、花生、甘蔗、竹躺椅等还有一根扁担。老井冈这一次“重上井冈山”苦头吃煞，年过半百，上车下车还要用扁担挑山货。我和管理员赶快接过东西放在轿车的“屁股里”。老头子一声不响上了车。我坐在驾驶员旁边，不敢多嘴。车行半途老头子发话了，“赵玉祥你为什么不把车子开到月台上？”我说，“部长，他们说要副总理才能上月台”。老头子又不响了，过了片刻，他骂了一句“他娘的，我的官太小了”！我知道老头子气出了，乘机说，“部长你的官不小了，反正我们快到家了”。陈云龙部长很内向，平时话很少，是一位非常好的首长。我在他身边工作六年，老井冈的传统对我言传身教，令我终身难忘。所以，他年轻时方志敏要他当警卫员。第二天早晨，他的大女儿陈桂林来了，拿着一大包花生，很多笋干还有甘蔗，说，“赵叔叔，我爸爸叫我拿来给你的”。

我在机关工作期间，经常加班加点，节假日很少全程休息，每年春节四天假，我只能休二天，其余都在写东西。部首长对我的工作除了加以表扬外，没有什么奖励，顶多把组织上在节假日发给他们看演出的票给我去看，以表示慰劳。

1932年，陈云龙在闽赣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时，红军内部出现肃反扩大化错误，错杀了很多高级干部。陈云龙在斗争中坚持正义，把被错判的假AB团放走了，为此，他几乎被错误路线执行者杀害，多亏周恩来和邓子恢的营救，幸免遇难。

陈云龙部长这次回到弋阳老家，除了探亲外，主要是向地方政府要饲料，弄回来给机关生产基地养猪。陈云龙同志的传记和遗物已被江西上饶地区列入江西老区教育后一代展馆内，永彰于世。我以能在他身边工作6年，并受到他的言传身教，深感荣幸！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罗瑞卿大将郭化若中将相继落马

1962年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掀起了军事训练高潮。经过三年的努力，军委总部决定1964年6月15日，在北京西口、平坊和十三陵举行全军比武军事技能汇报表演大会。参演的部队是从我军选拔出来的尖子，主要是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实际上，这些所谓“尖子”都是精心培养出来的，并不能代表全军真正的普遍水平。用现代语言说，“大比武”到后来变成“玩杂技”和“花架子”。当然，具有实战意义的也有。如：防化兵、工程兵、汽车兵、铁道兵、炊事兵等。大比武推动了这些兵种的“技术革新”。

大比武是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创导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创导。参演中，步兵196师唱了主角。这个师包揽了许多参赛项目。196师原为华北野战军三兵团三纵的一个旅，杨成武的麾下。是一支能打硬仗、恶仗的英雄部队，在朝鲜战争中功勋卓著。这个师是我人民解放军唯一的对外开放师。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命令的。多年来，凡来我国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党的主席、总书记，外国军事统帅等人都参观访问过这个师。这个师是体现我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仁义之师”的窗口。1964年6月15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聂荣臻，在总参谋长罗瑞卿，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陪同下，来到演兵场。毛泽东问杨勇，“有没有杨成武的那个部队”？杨勇说，“主席，196师的表演过一会儿就开始”。毛泽东显得十分高兴，不时用望远镜观察四方。令人费解的是，做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却没有到场。林彪缺场的原因直到1965年12月8日才水落石出。

大比武的项目很多，有单兵冲锋枪点射。196师的四位战士持枪上场，如豹跑虎跃动作敏捷。一声令下“哒哒哒哒”清脆的枪声，响彻靶场。四位貔貅仅用10秒钟发射了20发子弹。罗瑞卿拿着这种枪向毛泽东汇报说，“这是我们自己研制的最新式冲锋枪，能点射也能连发，操作简便命中率高”。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红军善于夜战近战，要多搞夜战近战训练，才能克敌制胜”。罗瑞卿点头称“是”。三门迫击炮列于阵前待命发射。罗瑞卿对毛主席说：“这是三门残缺不全的迫击炮，一门无射手，一门无炮盘，一门无瞄准器”。毛泽东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罗答：“长征渡金沙江时，赵成章就是在残缺不全的迫击炮上，用仅有的三发迫击炮弹消灭了对岸桥头守敌，保证17勇士过了金沙江”。罗总长又说：“长征时，杨得志也当过炮兵，他和赵成章比赛过，结果赵成章赢了”。说得毛泽东和杨得志都哈哈大笑起来。演兵场上三门破炮，弹无虚发，毛泽东大悦。晚饭用过，夜幕降临，杨得志对毛泽东说：“夜战就要开始了。3000米越野奔袭”。在观看夜袭时，毛泽东特别兴奋，二次站起来拿望远镜找奔袭的战士在那里。当他看到“红亮点”在远处袭击敌人目标得手之后，大加赞扬，连喊“看到了，看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看过战士攀登表演之后说“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刘少奇说“叫总后勤部给侦察兵定做一些鞋底带钉子的鞋”。杨得志回答说：“我们的战士穿的是胶底解放鞋”。演兵场上，精彩叠起，兴高采烈，罗瑞卿洋洋得意，贺老总也特别高兴。谁能知道，正在他们将帅高兴时节，林彪已设下圈套，暗藏杀机，欲置罗瑞卿和贺龙于死地了！

1965年11月27日，罗瑞卿千里迢迢到苏州林彪行宫，毕恭毕敬的向林总汇报请示工作。林彪客气地请罗坐下，寒暄之后，满脸堆笑对罗说“吃糖吃糖，这是苏州地道的橘子糖”。接着又问“你身体怎么样？”罗瑞卿答道：“就是牙疼！”林彪说：“莲子炖鸭子专治牙痛病，林豆豆就是吃这个，一吃准好”。两人谈得十分亲切，气氛平静祥和。临走时，林彪还特意关切地叮嘱，要吃莲子炖鸭子。

罗瑞卿后来回忆说：“这一次谈话倍觉亲切，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轻松愉快”。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厄运就要临头了！当时，罗瑞卿身兼七职：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林彪要实现其野心，罗是个关键人物。不把罗拉到自己的一边是不行的。可是，罗瑞卿“不识相不买帐”。一年多过去了，他并没有向林彪献殷勤，也没有真正的向林彪表忠心。他和林彪的关系一般。相反的，他却和贺龙、罗荣桓关系密切。在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上，罗瑞卿站在罗荣桓一边。罗瑞卿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顶峰，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再发展了？”他说，“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本身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1961年，他针对林彪的“活学活用”，反驳说，“对毛泽东著作死记硬背，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搞立竿见影，而不认真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精神实质，这种学习方法，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作风”。罗瑞卿的正确观点，大大触怒了林彪。因此，林彪对罗瑞卿恨之入骨，下定决心搬掉这块“大石头”。

1965年12月8日，上海。林彪代表党中央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与会的有少奇、小平、彭真、贺龙等，他们事先都不知道会议内容，也毫无思想准备。在会上，林彪宣布了对罗瑞卿进行隔离审查，并由叶群“揭发”他的问题，与会者才搞清楚中央上海会议是整罗瑞卿。中央领导同志对叶群长达10个小时的“揭发”持怀疑态度。陆定一说“奇闻”。刘少奇说“不可轻信”。邓小平说“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会议第三天罗瑞卿被带到会场，通知他“交代问题”。罗瑞卿十分气愤，提出要见毛泽东和林彪。林彪给他定了三条纪律：“不准见毛主席，不准见林彪，好好反省交代问题”。

1965年12月16日，林彪见毛泽东主席，说了很多对罗瑞卿不利的话。毛泽东说：“他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也还是一片好心嘛。这是一。如果没有这三条（反林，反突出政治，向党伸手）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挂几百年不行，挂一万年”。毛又说“罗瑞卿工作是有成就的，关于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再说”。但是，林彪对毛泽东的指示置于一边，他也不理会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并且扣上“三反”帽子。1966年3月18日，罗瑞卿被逼跳楼自杀。苍天有眼，罗瑞卿命不该绝，摔伤了一条腿。林彪又定罪罗瑞卿是“畏罪自杀”、“叛党分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林彪的心腹谢富治、邱会作，吴法宪等人一哄而上，大肆喧嚣说：“林副统帅揪出党内一个野心家，为党铲除一个隐患”。

几个月之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运动中，罗瑞卿苦头吃煞。他被装在箩筐里，被人抬着到处接受“批倒、批透、批臭”。当时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林彪爆炸后，罗瑞卿并没有平反昭雪，仍然背着黑锅。“四人帮”事件之后，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罗瑞卿才得以平反，恢复职务，并送他到德国治腿。岂知，正当他重见天日之时，罗瑞卿同志得了癌症，不久即离开人世。惜哉！哀哉！我们为罗瑞卿的冤案一恸！中国共产党党内，决不能再出现野心家、阴谋家，否则，党将永无宁日。“庆父不死鲁难不已”。

1964年12月我看到南京军区郭化若副司令员的一篇在浙江某地宣讲《23条》“蹲点”搞“四清”，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它刊在总政治部的《工作通讯》上。毛泽东对郭化若的报告有一段批示，其中有：像郭化若同志这样的身体能在农村蹲点，并且有所收获，其他的人更能下去了……。郭化若和我格格不入，几十年都如此。

1965年春，林彪抓住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对郭化若将军展开了公开批判，大尉以上军官全部参加，以肃清影响。郭化若的帽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批判大会，显然有组织有目的的。发言有专题，比如政治上与毛泽东格格不入，组织上不保持一致，生活上腐败等等。批判的内容我年久遗忘了，但有几件事至今未忘。

1  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协助毛主席起草的《论持久战》文稿拒不交出，据此被定为反党反毛泽东思想。说他保留他写的文稿，是贬低毛泽东军事思想。

2  长期不过组织生活，是目无军区党委，妄自尊大，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和党在组织上不一致。伸手要“上将”属“不一致”

3  生活上奢侈，生活资产阶级化，是典型的被糖衣炮弹击倒的党内高级干部。举了很多不堪入耳的、极其无聊的事例。比如：许世友司令员把打猎来的野鸡野兔送给他，他拒绝受用。郭的女儿已经六岁了，不使用厕所，在家里随地大便，夏邦华强令保姆洗刷地毯虐待保姆。说他每到黄昏必携夫人夏邦华手挽手在公园里散步，资产阶级情调十足。说他家庭开销太大，经常向组织上伸手要困难补助。最令人厌恶的一件事，说郭化若在军区总医院住院时在高干病房，被一护士发现有许多避孕套放在枕头下边。诸如此类等等。好在毛泽东主席有话，批判郭化若，不要他出场，“背靠背”。

受党教育培养几十年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就是有错误甚至犯罪，也不应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和批臭到这种地步。1968年，南京军区举办大规模批斗“倒许乱军夺权”分子，推行“多中心”许记学习班。在军区后勤部学习班，又把郭化若拖出来批。可怜这位上了年纪的中将司令员，在食堂里同我们一起拖着鼻涕在菜汤桶里用筷子捞粉丝吃。他要上厕所，后面必须跟着管束他的战士。不许他乱说乱动。郭化若福州人，黄浦四期。老资格，参加过北伐，土地革命时期，1931年5月，他就是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多从事机关工作、军事教育及军事理论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九兵团政治委员同司令员宋时轮一道打老蒋战功卓著。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公安军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授衔时，他不接受中将衔。他说，“无论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黄浦四期的都是上将”。他曾任毛泽东主席兼职军事秘书。他在南京军区分管军训工作。郭副司令抓训练很有章法。苏联那一套不合理的，他也不买帐。我很少见过他在公开场合露面，一段时间，工作上几乎没有分担责任，长期养病。郭化若与邓拓（福州人）交往甚密，互有诗赠。

郭化若被打成“三反分子”，软禁在家，定性为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965年至1973年，9年含冤不洗，直至林彪垮台，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郭化若才得到彻底平反，平反后调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

“础润而雨”。“燕子低飞山戴帽，必有大雨到”。罗瑞卿、郭化若出事预示着文革风暴即将到来。



（三）吴大胜部长对我的培养教育

       赵里霜在人民军队里茁壮成长

吴大胜部长是我的老首长，我在他身边工作长达八年之久。老红军的风范、品德、传统对我革命的一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永远不会忘记吴大胜部长对我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培养和关爱。当然，对我的教育、培养，不仅仅只有吴大胜一人，其中，如特纵军械部部长郎玉麟，华野军械部部长李仲麟，华野运输部政委徐元敏，南京军区运输部部长陈云龙、处长赵峰五（成都军区预备一师师长）等领导。没有他们不可能有我今天。

我是解放战争后期参军的“三门”干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校门进机关门），缺乏实际斗争锻炼，尤其是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我1949年在31军，虽然也参加了漳（州）厦（门）战役，那也是占了31军的光，当时，并没有让我们刚参军的学生兵上战场去战斗、拼杀，仅仅做了些支援前线的事情。比如：修机场、修公路，运粮运草，征集民船训练船工，充当地方语翻译，做民运工作等等。虽然也听过激烈的炮声，看过大批俘虏从前线被押解下来，也看到很多前线下来的伤员……。这些，充其量是锻炼和熏陶，并没有直接通过生死关头的考验。1960年4月，组织上决定我到陆军27军80师下放当兵。临走前，吴部长对我说“干部当兵这是最后一批了，前几批都因工作忙，你没有下去。这一次组织上遵照总政治部和南京军区党委的决定和要求，下决心把你放到80师去打坑道。当兵有三个去向，一是西藏平叛，二是外岛监听，三是打坑道。组织上考虑你身体单薄，让你去打坑道。”并叮嘱我“一定要把兵当好了再回来。工作和家里的事不要放不下”。我对首长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锻炼当好兵，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再回来。”我的当兵期为半年。1960年10月国庆节后，我从80师坑道施工某部驻地返回南京。吴部长见到我很高兴。第二天袁明同志（吴部长夫人老红军）见到我，对我说：“你走后没多久，部长就念叨着你，要干部部把你弄回来。因为别人写的东西，他不适应”。接着她又说，“部长被后勤干部部挡了驾，干部部传达后勤党委和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指示，赵玉祥的当兵不能半途回来，一定要坚持当好兵按期归队”。1960年11月，吴部长对我说：“赵玉祥我对你说件事，你当兵回来没多久，27军党委给军区党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不好，说你当兵回南京时，带走了军指挥所坑道施工绝密资料。信写得很严厉”。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我说“没有这回事，我临走时，遵照指导员交代，把材料转交给了连队文书。我片纸只字都没有带走。”吴部长对我说：“现在弄清楚没事了，你说的是事实。27军党委，80师政治部都向南京军区党委、南京军区政治部做了检讨，表示歉意。是他们自己没有交接好，误认你带走了材料。”吴部长又说：“按当时情况，可以逮捕你，但我没有同意，我坚持先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再做处理。我向后勤党委做了汇报，并要求后勤部政治部派人去80师，协助他们弄清楚这件事。”首长面带笑容地说：“你在下放当兵期间表现不错，27军三级党委对你都表示满意。你帮助他们写的施工总结，写得很好。通过这件事，我受到极深刻的教育。老红军是怎样执行党的指示的？老红军又是怎样爱护和教育干部的？老红军又是怎样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从他身上处处事事体现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57年5月反右派期间，我随同杨子渊处长带领的工作组，到浙江地区检查二十军车管运输工作。到了杭州，我抽空去浙江大学看望中学同学罗东（此人后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在他那里发现右派分子储安平写的文章《党天下》，攻击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统治国家，搞的是表面统一战线。他举例说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清一色是共产党员。他的这篇文章是配合右派头头章伯钧，向党中央提出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政治设计院”，共同决策和管理国家事务。我看了这篇《党天下》文章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评储安平的党天下》，投寄《人民日报》，此文很快在1957年6月在《人民日报》刊出。我回到南京之后，没有向组织汇报此事，后来我收到稿费，才知道发表了。吴大胜部长知道此事之后，没有表态，保持沉默，不闻不问。我感到纳闷，自问我是不是不该写此类文章。事过数月，我才领悟到其中缘由。反右派斗争，党中央通过总政治部发出指示，军队内部不搞反右运动，只作正面教育。所以，当反右运动在全国搞得轰轰烈烈时。我们只是每天下午政治学习时，读读报纸上的反右文章，讨论反右派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而不抓右派。

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运输部只有一个犯“右倾错误”的人，而且是他在后勤学院学习时，犯下的事带回来的。不久吴大胜部长也给他摘了帽子。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也没有一个人出问题。由于吴大胜部长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没有犯左的扩大化错误，从而保护了许多仅仅是思想上、认识上存有偏差的同志。思想认识问题属于教育问题，如果“左了”，就会给干部造成终身损失，甚至株连妻儿和亲友。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期，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发出精简机关，充实连队的通知。号召干部报名下连队上海岛。纷纷贴出大字报报名参加，气氛十分热烈。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除了积极报名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机关中要留下一部分干部坚持工作，搞好战备，否则，都下去了，战备怎么办？”这张大字报一贴出，就受到了围攻。同志们批判我资产阶级思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等等，一大堆帽子满天飞。我感到很委屈。为了表示我的决心，又写了大字报坚决要求下连上岛。第二天上午吴部长找我谈话，他对我说：“你的意见是对的，不要想不通。对来自群众的批评要正确对待，对错误的意见要能顶住。目前正处于反右期间，党中央号召，发动群众大鸣大放，鼓励方方面面的人物对党提意见。党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和领导，对那些批评过头的‘意见和建议’要顶住”。我听了吴部长的教导之后，思想情绪稳定了下来，积极参加运动，努力作好日常工作。



（四）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要介入不介入时假的早已介入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很快波及到军队。尤其在林彪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下，军队也开始行动起来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以及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如南京军事学院、南京步兵学校、南京工程兵学院，南京炮兵学校，南京军区“三团二队”（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军队医院全面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1966年11月12日，在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并规定每人每天要写多少张。并说“这是对毛主席态度问题”。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暂不开展“四大”的部门有组织有领导地专辟一室，允许写小字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涉及“横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派”之类的内容。小字报涉及的都是鸡毛蒜皮和小人物。军区机关干部的思想，基本上并存着二个问题：一是对地方造成反派冲击省市委机关，搞夺权斗争不予支持，认为它是错误行为。二是，对军区党委和两级首长“怕群众”“不让机关干部鸣放揭发批判问题”感到怀疑和不满。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感到迷惘不解。在地方工作的家属，带回机关的大字报内容和“小道消息”，严重地影响机关干部的思想稳定，部分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正在逐渐变化。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直属队，被告知：“聂元梓和蒯大富借‘12.9’运动要南下南京，煽风点火，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搞夺权”。机关党组织暗中做了严密布署。防止突发事件发生。我记得“12.9”夜，我和其他同志深夜都还没有睡觉，冒着严寒在机关宿舍轮流值班巡逻，防备万一。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组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大权。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对此大加称赞。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11日，经毛泽东授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造反派团体发贺电，祝贺他们的胜利。夺权之风，盛行全国。各单位的群众纷纷分裂为两派，而且日益对立，斗争逐步升级。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在1967年1月23日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文革成员刘志坚被打倒了。肖华被说成是“扶不起来的猪大肠”，也被打倒了。形势急转直下，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干部，纷纷成立“战斗队”，要求军区首长、司政后首长出来澄清“不介入”的理由，批判、指责性的大字报贴出来了，群众中两种不同观点出现了。军区机关很多干部都不愿意当保皇派，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要介入“文化大革命”，要支持地方和军队革命左派。但，也有部分同志，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坚持部队不能乱，何时开展“文化大革命”，何时大鸣大放，何时搞大批判要听中央军委的命令，要等总政治部的通知。在此期间，全国所有媒体，都在宣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鼓动当“造反派”，当“反潮流勇士”。要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本着对党的忠心，对毛泽东同志的爱戴和拥护，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热情地投入到这场的运动中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运动中产生不同观点和认识也是正常的。我写了两张大字报，批判他们是“保皇派”。另一张很刺耳，标题叫“打狗队”。两张大字报文字都不多，没有把矛头指向军区党委和许世友司令员。

1967年1月26日，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分同志串联了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等，自行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后勤首长澄清问题。大会由军械部王家恩主持，被请到会场的后勤首长有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等。我也被王家恩临时推到台前讲话。大会设在后勤部办公大楼前面广场上，广场上人群密集，气氛热烈，声势很大，“打倒刘邓陶”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干部家属们也参加了。会上，群众要求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两位首长，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对大会召开也没有表态支持，引起与会人员愤慨和不满。突然有一批不相识的军人冲上主席台，他（她）们抢话筒，喧宾夺主，发号施令，盛气凌人，大发造反派“脾气”。在一片喧闹声中，这些不速之客要求给郭钟两位首长戴高帽子并要求他俩下跪。王家恩应台下群众要求，不得已令首长下跪，旋即起立，接受群众批斗。各业务部部长都被勒令到会，站立两旁陪斗。冲会场的那些人和部分群众要求到会首长戴高帽子游街，运输部周乃馨出来打圆场，劝说群众改为游办公大楼。钟贤文副部长被迫游了办公大楼。这种错误做法，是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央文革”推行极“左”路线密切相关的。后来知道前来冲击会场的人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下的“三军造反派”。

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部分同志，1967年1月25日，27日也分别召开了类似大会。南京军区领导机关自发性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场了。在此期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杜平都在北京开会。许世友司令员在北京不断打电话，要求机关干部不要急躁，一定要服从命令，不准擅自开展“文化大革命”。否则，要执行纪律。这个要求是正确的，应该执行。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政治路线才是全局，不能以执行纪律来压革命，纪律必须为政治路线让路。许世友得知司政后机关召开大会，批斗首长，搞戴高帽子，下跪、游楼等，十分恼火。

他带着镇反情绪打电话给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对造反的骨干分子，“执行纪律”，大规模抓人。然而，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三位军区首长没有执行许世友的错误命令，对起来造反的人员，坚持采取劝说和教育的做法。杜平政委也不同意许世友司令员过激的断然措施。后来我们在进行“平反”斗争中，才知道其他大军区如福州、武汉、广州、沈阳、北京等大军区也开展了自发的“文化大革命”。南京军区机关和直属队在王、林、鲍和后勤首长劝说下，南京军区后勤部机关的各战斗队停止了活动，很快大字报也不写了。恢复了正常秩序。但是，驻宁各军队院校，文艺团体，和北京南下“点火”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造反派，他们串联一起，天天把宣传车开进机关，利用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煽动性的消息和毛泽东语录歌。这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和破坏，对南京军区机关的冲击起了很坏的作用。



（五）各老帅反对军队搞“四大”军委

      八条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稳定

1967年11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在会上，老帅们对“文化大革命”乱批乱斗甚至搞“打、砸、抢”等武斗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毅说，“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的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军人”（按心脏病倒下指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1967年1月28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提出的八条命令，作了批示。“所订八条，很好，照发”。“八条”如下：

一  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  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持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  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四  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允许冲击。

六  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七  军以上机关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  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

第八条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文革初期，在北京有一批高级干部的子女自组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归”，乱批乱斗，搞“打、砸、抢”，甚至打死人，严重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正常进行。他们声言“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等反动血统论。这些早期“红卫兵”后来演变为北京联动反革命组织。《八条命令》第八条是有针对性的。

1967年1月29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所有大字报不复存在，写大字报的人主动把大字报揭了下来。群情不再激昂了，人心不再浮动了。工作全面转入正常状态。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是听党的话的，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司政后机关平静了。

1967年2月26日上午8时，运输部被通知集合干部到后勤礼堂听传达文件，听报告，军官家属们也去了。会场拉起一长条横幅上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我一到场就知道了，后勤机关和直属队都来了。机关幼儿园、工程队、小卖部、食堂、浴室、理发店等员工都到场了。九时正，南京军区后勤部各位首长登上主席台，各业务部首长也登上了主席台第二排就坐。大会由副部长钟贤文少将主持，张祥副部长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讲话。他的“讲话”充满了火药味。他说，“机关有少数人员，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配合，冲击后勤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战备，破坏正常工作。企图把部队搞乱，乘机夺权。他们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张祥副部长的讲话，给大会定了调子，会场骤然紧张了起来。我知道要出事了，但我没有料到竟会出到我头上。张祥继续讲到，“为了给文化大革命护航，必须保证军队稳定。根据军区党委的决定，对一小撮违反纪律的人员采取断然措施，对以下人员实行行政看管”。大会会场空气一下子凝结了。自发开展“四大”的人脸色苍白，反对开展“四大”的人，幸灾乐祸，他们发出得意的微笑。被看管人员的名单，由直工处处长宣布。后勤司令部被看管的有傅跃宗、张德隆，军械部被看管的有王家恩、薛桦、朱祖祚、陈登泉。运输部油料部被看管的有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赵玉祥。物资部被看管的有沈文琛、王树雨。除财务部、军需部没有人被看管外，各部、下属直属队都有人被看管，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被看管的人更多。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邵彬泉、马永来、龙启明、李克昭、居秀萍、柯如仙）胸外科著名主任医生（专家）沈威廉、龙启明（唐亮政委保健医生）均被看管。所谓行政看管，实际上就是逮捕关押。我和龙启明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许世友司令员没有请示报告总参谋部，擅自动用野战部队，调60集团军181师某部，来南京军区机关执行看管任务。181师某团指战员被告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开始我被关押在南京军区后勤部警卫连，战士们对发生的事情都很明白，他们同情我们，在执行看管任务中，为我们通风报信，买香烟、买食品等。被察觉后，许世友调来了181师野战部队，取代了机关警卫连。这个部队的干部战士闻说军区机关“反革命暴乱”首长被批被斗、被戴高帽，被游街、被下跪，怒不可竭，咬牙切齿，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以镇压反革命的战斗士气，开进机关。每个牢房门口都有如临大敌的上刺刀持枪战士站岗，他们全副武装。巡逻班长则横胸挂持着冲锋枪，时不时叫我们出去打扫厕所，我们说，“没有工具无法打扫”，班长说，“用手”！这些战士把我们当做阶级敌人看待。

被看管的人不断地被“提审”，接着就是写揭发材料，被看管的人越来越多。后勤警卫连地方太小，人满为患，集中营被转移到南京市上新河一所军队速成中学里。仅南京军区后勤部被行政看管的官兵、文职人员、职工达700多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部被逮捕的人员，统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李树和副部长主持审讯和管理。凡被捕入狱的人一律取下帽徽领章，手表钢笔、系裤子的皮带、鞋带一律收缴统一登记保管。红军长征前后，肃反扩大化运动又重新出现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打着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旗号，擅自调动野战部队、私设监狱，非法对大批所谓“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进行审讯、批斗、下放军队农场劳动改造。被看管的干部中有军区政治部主任史景班将军（陆军第12集团军政治委员，李德生为军长），后来扩大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将军、林维先将军、副政治委员鲍先志将军被列为黑后台。师以上干部被看管的有：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赵树湘，后来扩大到秘书长卞庸中、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受到审查。后勤部师以上干部有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委员后勤干部部长刘万祥、人民解放军916油料仓库政治委员邓启樵。团以上干部被看管或被涉嫌清洗回原籍农村，监督劳动降为21级22级的不在少数。后勤营房部有一位13级正团级叶慈处长，被降为21级全家遣送回河南原籍，受尽折磨。后勤行政管理处处长田某，被打成假党员、地主还乡团之后，亦被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受到南京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下达后第二天，南京军区机关自发的“文化大革命”，遵照《八条命令》停止活动。然而，许世友司令员，却背着党中央、中央军委，背着毛泽东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违背“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的命令”，自作主张调动军队，对出于革命热情的广大干部、战士、文职人员进行逮捕、关押、审讯、批斗、劳改、遣返回乡等。

许世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损失。他提的口号和划线标准：凡“倒许乱军”即定性为反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对待“出于认识问题”而违反纪律的同志。



（六）武装关押大会批小会斗

认识问题竟作敌我矛盾处理

1967年2月，南京显得特别寒冷，春节失去了祺祥和温馨，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队被笼罩在紧张而恐惧的气氛之中。3月10日，两部交通车停在南京上新河原南京军区速成中学礼堂前的空坪上。我和龙启明被喊了出来，两位上了刺刀的持枪战士，把我们押走了。我看到走廊上布满了岗哨，每个临时牢房的门口都有持枪上刺刀战士站岗。下了楼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还有荷着冲锋枪的流动哨。上了车依次坐定，每一位被押送的同志座位旁都配置一位带枪战士，一个看一个。车门车窗全扯下帘布，严严实实，不透风也不透光，叫你看不见外面是什么景。车门处站着一名带冲锋枪的战士把门。车厢尾部又有一位带冲锋枪战士断后。这种严密的武装押送措施，叫人感到是上刑场。到了目的地，战士令我下车，我才知道是后勤大礼堂。下车的“反革命”们一个战士押一个“犯人”，刺刀顶着腰鱼贯进入会场。我抬头一看，昔日我经常出入的大礼堂，密密麻麻坐满了人，绝大多数我都认识，还有很多家属。他（她）们见到这些失踪多日的，昨日还是同志今天成了“敌人”的“老熟人”，甚至还有“亲人”，居然须发蓬乱，面色苍白，既无裤带又无鞋带，蹒蹒珊珊地走进会场，都惊呆了。有一位家属当场昏厥了过去。我看到有的同志在用手擦眼泪；有的同志低下头来不再想看到我们；有的同志面部表情严峻惊恐万分地看着我们……。也有少数同志矜持自得幸灾乐祸地在交头密语。大会主席台上方一副横幅，老规矩红布白底黑子，大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这种横幅和标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流行色，也是一道风景线。

后勤首长谭友夫部长郭金林政委来了，坐定之后，“批斗大会”主持人宣布纪律，其中有严格保密的规定。也就是说这类“批斗大会”严禁外传，绝不允许泄露出去。理由是为了防止军内外造反派来冲击，来破坏，来抢人。其实“保密”还有重要因素，对党中央毛主席封锁消息。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这种胡作非为不让党中央毛主席和总部得知，无异于唐柳宗元的《封建论》里所讲的，“骄兵悍将尾大不掉”的典型。批斗会开始之前，主持人示意“专职人员”，高喊革命口号。其中有“坚决镇压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立功受奖”之类的口号。大会定性为“敌我矛盾”。

3月10日批斗会没有把我当目标，仅是陪绑。醉翁之意不在酒，吓吓我。3月12日，我又被押解到了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批斗，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都被请到了。

田从洵，1945年兵，抗日战争干部。胶东人，原第32集团军政治指导员，他干过炮兵。他水平较高工作能力强。任运输部组织计划处副处长，时年37岁，我是他的部下。田从洵被看管毫无根据，也毫无理由。他根本没有“造反”，“稳军”派大人指控他是机关造反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说他是地主阶级“本性”，是“阶级报复”等等，一派胡言。于国城1946年兵，红小鬼，原第22集团军机要人员。指控他富农分子长期对党不满，终于“跳出来”了。被批斗的4位“反革命”一位团职，二位营职，一位连职。批斗我，始终说不出“子丑寅卯”来，在骄傲自满上兜圈子。喊口号的人，怎么也不肯喊“打倒赵玉祥”，“赵玉祥老实交代”的口号也不喊。

在上新河集中营里，我和龙启明关在一个牢房里，睡的是地铺，有一块铺板，一条席子，二床军用被子，一个枕头。一日三餐有战士送来。伙食还不错，二菜一汤。因为我们是“反革命”，战士对我们很仇恨。有一次，有一位班长带着冲锋枪闯进我的牢房，手里拿着一根麻绳，命令龙启明把我反手绑起来，龙启明不肯，下不了手。我对龙启明说，“你绑吧！我不怪你”。龙无奈，只好把我捆了起来，那位班长在旁边笑得开心，5分钟后，他又命令龙启明给我松绑。他拿我们作乐取笑。人民解放军上海916油库政治委员邓启樵在牢房里被看管战士用绳子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被批斗时吓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裤子。龙启明被批斗后，在浴室里洗澡，见到了专案组人员便倒头下跪求饶。有一位女职工被批斗后流产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外科主任医生沈威廉，在关押中肝病发作出现黄疸，死在手术台上。批斗大会上，指控他取名“威廉”，是企图“变天”。因为“威廉”是德国皇帝的名字。所谓“批倒批透批臭”已到了无聊的地步。龙启明1945年兵，胶东人，三代贫农，唐亮政委的保健医生，红根子正得很，为什么会造反呢？说他想当军区总医院院长，是野心家。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许世友司令员公开发问“龙院长来了没有”？吓得龙启明老娘，也给医院领导人磕头，请求宽恕。南京军区后勤部机关和直属队就造了三天反，《八条命令》宣布之后，竟遭到如此严厉的对待。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曾不点名批评许世友时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群众给他提点意见，他如丧考妣，就像挖了他家的祖坟，把提他意见的人说是‘516’反革命”。

我被关押45天之后被释放了。运输部任增部长对我说，“你是最早被解除看管的。我们这些人讲话还是有点用处的”。意思是，运输部首长保了我。我听了之后“感激涕零”。

1967年4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命令》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这个命令共十条，通常称“军委十条”。这个命令的调子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的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于“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于“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军委十条》发布之后，南京军区大批放人了。

    1967年7月14日，凌晨三时毛泽东主席在列车上，同同行的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毛泽东谈兴很足。他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又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个反复”。“反复好……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毛泽东主席道出了一个“压”字，强调“来个反复”，并说“反复好”。这意味深长。

    1967年9月，毛泽东主席又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毛主席说：“龙潜(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

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他又说，“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毛泽东明确指出：①群众有气。②许世友不能打倒。③把打倒许世友的人打成反革命是犯错误。然而，许世友对党中央毛主席的讲话，断章取义，阳奉阴违，充耳不闻，背着党中央毛主席，一意孤行仍在搞他的那一套“倒许乱

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同许世友个人等同了起来。许世友批评不得，谁批评许世友，谁就是“乱军”分子，“倒许乱军分子”就是反革命，就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许世友太霸道了!

    1967年4月《军委十条》之后，南京军区后勤部第一批被释放的“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被下放到安徽当塗小丹阳农场劳动改造去了。和我一起去的有于国城、陈登泉，朱祖祚等人。南京军区总医院刘万祥政委也去了。四月间，安徽当塗(江北)还是很冷的，我们冒着寒冷在军垦农场的水田里耕地，在农场里盖营房，在农场里挖沟搞水利。我们到来之前，南京军区政治部遵照许世友的指示，“告知部队，这些乌七八糟的知识分子都是反革命，他们要搞动乱，他们批斗首长。对他们要严加看管，监督劳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战士们听了，当然又是“咬牙切齿”一番。比如抬大土的时候，战士叫我抬小头(距离短的一头)年青力壮的战士抬大头，把我压得直不起腰来。你可别小看这些战士，整起人来也满够你呛的。问题更严重的，《军委十条》下达之后，集中营并未撤消解散，仍关押着一大批自己的同志。这批同志所以迟迟没有被释放，因为他们成份不好，大都为地主富农出身，有的有复杂社会关系。唯成份论害死了这批好同志。许世友拿着“唯成份论”这根鸡毛当令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在“四方面军”，许世友早把这批人当做肃反对象给杀了!这些事情，又被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党中央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许世友，许世友被迫又做起“假检讨”，并且扮演刘备演了一场哭戏！1967年7月，武汉闹得很凶，毛泽东主席曾让张春桥跟许世友谈谈。毛泽东淡淡一笑，抬起一个手指：“你们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杨成武说，“我去吧?”毛泽东把手一拂，“你不能去，叫张春桥去”。在电话中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都做过检查”。“我是司令员，我都做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许世友又说：“检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毛泽东主席在思考，怎么解决许世友和南京军区的问题。许世友虽是一个人犯错误，却关系全局。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了。推开客厅门，许世友刚见到毛主席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毛泽东忙从沙发里站起身，快步赶过来，用双手扶他起来，眼圈也红了。连声说，“莫哭，不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其他人见此情景，都自觉退出门外。时间不长，那扇门又打开了，许世友一脸精神地走出来。他对杨成武说，“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谢谢你，老杨”。但是，事隔一年之后，1968年8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林彪、江青陷害，被打成“杨余傅反党集团”，余立金当场被逮捕，杨成武、傅崇碧被隔离审查。帽徽领章都被拿掉了。南京军区又一次掀起大揪“倒许乱军分子”浊浪。许世友说，“这些人(指倒许乱军分子)的后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根子，他们的后台就是杨余傅!”这个时候许世友忘记了他还要打只豹子送给杨成武哩!“四人帮”被捉之后，许世友标榜自己是一贯反“四人帮”的，显得十分活跃。他嘲笑张春桥，“夹皮包黑报告，戴眼镜瞎放炮”。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四人帮”在台上时，许世友没有少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人们也不会忘记，张春桥的女儿在南京军区后勤第16分部当过政治宣传干事深得器重和照顾。人们更不会忘记，许世友和田普没有少跑过苏州太仓林彪的行宫，没有少送过阳澄湖大闸蟹。人们也没有忘记，在江苏南京大学支左的“梁杜吴”(梁辑卿为第27集团军政治委员，杜方平为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吴大胜为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由于支持造反派夺权，受到“中央文革”表扬，许世友洋洋得意地公开宣布，“我许世友支持‘梁杜吴’的革命行动”。人们也不会忘记，当年江苏省造反派头头曾邦元(南京大学学生)，曾是许世友家中的堂上常客。人们决不会知道，1967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一位女副部长给中央文革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这位干部部女副部长的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多长时间，供出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这封信感到震惊，很是重视。这不仅因为揭发者是一位老同志，而且她又在大军区政治部任干部部副部长，对干部历史关节上的政治问题，是很懂得其重要性的。对这样的人亲自写的揭发信，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何况，被揭发的人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堂堂正正，大义凛然的谭震林。随后，由任中共中央专案审查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陈伯达联合签名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副主席林彪，写了一份关于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的请示报告。毛、林阅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用铅笔重重的画了圈，以示同意。1968年3月24日晚，江青手里拿着南京军区干部部女副部长揭发的“证据”，大声宣布谭震林是大叛徒。由此，谭老板吃尽了“文革”铁窗的苦头。人们要问这位女副部长她是谁?告诉您，她名叫田普，许世友的老婆，“许办”主任兼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干部部部长杨映雪同志还要听她的呢。“文革”中杨映雪向浙江省军区打招呼，在浙江支左的南京军区政治部250名干部，“这批干部政治部不要了”，就是遵照许世友、田普的意愿做出的决定。

田普，胶东人，任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之前(总干部部没有任命)，在江苏省级机关工作，行政17级。她当干部部副部长控制南京军区干部，是许世友搞独立王国“以人划线”的需要，表现了封建的家族式的专横和专制，背离了共产党传统的干部政策原则。林彪被炸后，毛主席批判叶群“爱吹不爱批”。是搞“夫人当办公室主任第一人（林办主任）”许世友学习林彪，叫田普当“许办主任”。



（七）许世友假检讨有错不纠正

      受迫害要平反义正词严理所当然

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乘飞机离开武汉到了上海，住进虹桥宾馆。7月24日晚，毛泽东同杨成武对话：

毛：“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指陈再道）会反对我吗?”

杨：“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汉华）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杨：“他们不会反对您”。

毛：“对！对！对！”。

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连说三个“对”字。

第二天(7月25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有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然而，林彪在这个关键时候，对毛泽东唱起了反调。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他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号召：“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林彪做出的这个决定十分险恶。他对各大军区司令员，搞的是韬晦策略，先打后保，其目的是同毛泽东主席争夺军队中握有兵权的骄兵悍将们。

在这种形势下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受过许世友迫害的同志，又反复了。他们纷纷自发地成立群众性平反小组，整理受迫害的材料，向司政后党委提出申诉，要求平反，肃清影响。

1967年7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在南京海军学院成立了赴京告状团。8月，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派代表参加了这个告状团。1967年8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任增部长找赵里霜谈话，组织上决定，让你到南京军区工程兵某团任后勤处长。这个团在皖北山区施工，承担南京军区后方大型工程任务。赵里霜拒绝了这个任命。不但拒绝了任命，而且参加了南京后勤机关的平反组工作。不久，他接受了后勤党委的“指定”，负责平反小组的工作。在主持负责后勤机关平反小组工作期间，他采取了温和的态度，没有为难各级首长，没有为难后勤政治部保卫处，维护了机关的稳定和正常工作。在7、8、9三个月平反工作中，赵里霜没有离职，仍然坚持做好本职工作。期间，他奉命二次下部队检查工作。一次到上海警备区，同行的有南京军区后勤油料部组织计划科副科长周化泽。第二次，他独自到无锡炮九师。在主持平反组工作期间(三个月)，他组织一次走访后勤党委书记郭金林同志，副书记谭友夫同志。方式都很温和。搞走访活动的主要目的，要求平反，消除影响，彻底销毁二月武装关押、批斗、下放劳动改造的黑材料。后勤党委的态度，仅限于承认“行政看管”是错误的，答应销毁黑材料，承诺凡被看管的人员一律不加以歧视。后勤党委的态度是南京军区党委定的调子，实质上是许世友司令员的态度，后勤首长不敢越雷池一步。后勤党委认为行政看管(不承认武装关押)，是工作错误，不是政治错误。

1967年10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出面接待的有王必成、林维先和鲍先志。三位军区首长(中将)，都一致表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认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表示要等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回来之后，才能确定。王必成将军是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许世友长期主持南京军区工作期间，人们只知有许司令，几位副司令员如王必成、郭化若、张才千知道得不多。见到他们就更少了。张才千分工管后勤，我在后勤大楼见过他二次。郭化若1968年夏天，天天和“倒许乱军分子”在一起挨斗，那个时候他是“死老虎”。王必成的帅气和虎气不亚于许世友，中央首长都叫他王老虎。王副司令个头不大，讲起话来手背在身后，上身不断前后左右摆动。讲话不罗嗦，干脆果断。许世友借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令武装关押我们，王必成坚决反对。“走访”结束，王、林、鲍三位首长在AB大楼餐厅，招待告状团全体成员吃饭。告状团对此次走访加以肯定。在大别山“避难打猎”的许世友闻之，大为不满，说王矮子不讲原则，向造反派投降，屁股坐歪了。王必成也不买帐，反唇相讥说：“我王矮子不行，你许和尚行，有胆量你回来同造反派打交道”。从此，许世友就存心要整王、林、鲍了。

    在走访王、林、鲍首长中，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提出，南京军区政治部四位被逮捕的孙海云，杨炳仁，方泽浦、洪期钧的平反问题。王必成等三位首长明确表示，逮捕他们四位是错误的，欢迎他们随时回来，恢复工作。孙海云(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杨炳仁(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科长)方泽浦(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干事)洪期钧(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后，许世友下令逮捕关押，后被南京海军学院造反派冲击机关抢出来的。

    1967年9月16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到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1967年9月20日，毛主席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纪青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1967年9月23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主席有一首七律诗《有所思》，供大家共同研读，以体察毛泽东在“文革”高潮时，他老人家的“有所思”涵蓄那些政治意义。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池。

    阵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萧萧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故国人民有所思，思什么呢?是不是在“思”他逝世之后二十多年，出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一下子上海人民的养命钱34个亿不知所向了!是否在“思”：陈良宇的儿子依仗其父之官势搞“高衙内”，从上海市工商银行一下子贷走了又是多少个亿人民币，这位得到巨款的资本家，回报陈良宇儿子每月的高额工资。故国人民应该有“有所思”。

故国人民是否又在“思”胡锦涛为什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陈良宇给抓了起来?为什么把他的老婆也抓了起来?把陈良宇一类的贪官污吏都要抓起来，绳之以法，以平民愤。40年前毛泽东“有所思”，40年后中国人民也在“深思”，中国人民和毛泽东主席心连心啊!思连思啊!希望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和故国人民心连心“有所思”啊！



（八）军委办事组刘锦平南京行之迷

告状团受接见不明底里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刘锦平中将，奉毛泽东主席之命，于1967年10月前来南京，驻节南京空军招待所。10月某日，刘锦平召见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全体成员，我做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负责人之一，应邀参加接见。告状团成员，一到南京梅园南京空军驻地，气氛顿然不同。接待我们的全是空军军官，他们热情、亲切，招呼我们坐定，端茶送水，还准备了点心。《军委八条》下达之后，南京军区空军、海军都没有抓人，所以太平无事。直到林彪9.13出逃事件发生之后，海空军在清查林彪贼船的案件中，依然正常。南京空军挖出了林彪死党江腾蛟，从此南京空军揭了盖子，改组了班子，空军系统进行组织上的大清理。刘锦平当年在军委办事组分工主管政治工作，其职务相当总政治部主任。林彪集团灭亡之后，刘锦平是否受到审查，如何处理我不得而知。

    刘锦平接见我们时，口气很大。他说，他是奉毛泽东指示和林彪的指派来南京了解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问题的。同时，受毛主席和林彪的嘱托来看望我们的。他说，“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他说，“你们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圆满解决的。你们要耐心”。他说，“你们受到了极为宝贵的锻炼，是黄金买不到的锻炼。你们将来都是建军骨干，而且不是一般的骨干。希望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我保证把你们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北京，带到党中央，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我保证要亲自把你们的意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你们今天讲不完，或不便讲，可以写成材料，文字不要长，明天我就坐飞机回北京。我保证把你们的材料带到党中央去，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四十年过去了，刘锦平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1967年12月，我在北京京西宾馆经常遇见到他，他客气地同我们打招呼。

    1967年11月到1968年2月，我们在北京，参与军委办事组举办的学习班，解决南京军区和许世友的问题，证明刘锦平讲的话是真实的。学习班结束之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南京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检讨和党中央的批示。

    刘锦平南京之行的目的是个迷，他究竟来干什么，我们这些一般干部，不可能知道。林彪摔死之前，林彪和江青联手制造了大抓“5.16”反革命集团的冤案，又一次伤害了大批老干部和群众。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在两次整“倒许乱军”分子均告失败之后，又在南京军区和江苏南京等地，乘机大抓“5.16”分子。把“倒许乱军分子”重新炒冷饭，翻烧饼，打成“5.16”分子。许世友说：“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挖出来”。在制造我的冤案中，把1967年刘锦平接见列入我的罪行之内。林彪爆炸之后，没有自上而下层层揪小林彪，我很快被无罪释放了。南京军区授意南京市委，以南京市委的名义给我平反，承认把我打成“5.16骨干分子”收监关押三年是错误的。

    谈到刘锦平，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似乎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中将军衔。他任总部空军副政委外，兼任中国民航局政委。他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我们向他反映的问题大都是老问题，其中重要的核心机密，是南京军区党委在“文革”期间多次党委会议记录，这个党委会议记录，翔实记录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二位主要领导同志许世友、杜平，对“文革”的态度和发言。当然，包括对党中央的态度及抓人等重大决定和布署。许世友唱主角，铁证在此，抵赖不了。因此，许世友对刘锦平南京之行，在南京空军接见告状团及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干部中的知情人，向刘锦平提供的“内情”，十分恼火，恨之入骨。

    许世友没有想到，他的后院篱笆经营了十几年竟会如此不牢，一冲即垮。毛泽东讲得好，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跟任何人走的。许世友根本没有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权力越级甚至直接向党中央主席反映任何问题。这是党章规定的，是党内民主权利。篱笆扎得再紧也无济于事。共产党员不是某一个大人物的家奴。刘锦平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他在南京空军找些人谈话，了解南京军区一些情况，是正常的。与会人员向他汇报情况，反映问题也是正常的，何错之有?但许世友却耿耿于怀，大骂刘锦平在南京背着他收集他的军内外黑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告他的黑状。许世友将军未免有失大将风度和气量。



（九）南京军区机关院校告状团赴京

      告状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

    1967年11月16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组织23人赴京告状。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平反组各派2—3位代表参加。司令部张破涛，高国涛，政治部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后勤部赵玉祥，沈文琛。1967年11月19日晚告状团事先得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要接见江苏省造反派两派代表。晚7时正，告状团全体成员(高国涛、陈时秋有事未到)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党中央领导人接见。大会堂警卫人员不让我们靠近，只允许我们在广场对面的马路边等候。时钟敲过21点，大会堂东门出来一位解放军，他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这位解放军对我们十分客气，热情地对我们说，“我是杨代总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叫你们进去!”消息传开，我们立即举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向总理致敬!等口号。群情激动，很多人流泪了。南京军区总医院8个小护士，都不满18岁，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习，她们出于革命热情，成立了战斗队，起来造了反。《军委八条》发布后，全部被逮捕关押。她们中张阿凤，童静芬、蒋黎黎、夏蓓蓓四人参加了告状团。四个小姑娘来自上海工人家庭对共产党解放军怀有深厚感情，听到周总理接见，相互拥抱，哭成一团。

    我们被领进了灯火辉煌宽敞华丽的福建厅。总理身穿一套深色中山装，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胸前别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支钢笔。在座的还有康生、张春桥、杨成武、余立金。看得出，周恩来严肃的表情中带有倦容。工作人员给他送上茶水和热毛巾。他客气地对康生说，“康老你先说说吧”!这是总理的谦逊，康生当然不会先说的。周恩来发话了：“你们都是南京军区的吧?司政后都有人来了”。告状团中有人插话，“还有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总理说，“都来了都来了!”。“我们同意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南京军区领导人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把意见说出来。言无不尽嘛!但是，你们要遵守纪律，这是中央对你们的要求。不要把军区的问题扩散到地方去。不要同地方(江苏)造反派搞在一起。材料不准扩散到地方造反派手里。你们是解放军，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起模范作用。在北京也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这是纪律!你们要遵守”。接着周恩来离开了座位，走到台前来，顺手拉了一把靠背椅，把靠背贴近他，他用双肘靠在靠背上同我们讲话。看得出，他借助椅背的撑托，讲话时少费点力气。周恩来太累了。

    他继续讲：“我很高兴见到你们，特别亲切。因为你们是解放军。我们之间讲话可以随便一点”。他对着我说：“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你，脸很熟嘛!你是那里的?”我站起来回答说，“报告总理，我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我第一次见总理，很高兴，很光荣。我们保证遵守纪律，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作风。请总理放心!”总理满意地用手势招呼我，连讲“坐下坐下”!

    在这种场合下，告状团的同志们都不敢随意讲话，很小心，很谨慎。大家知道在总理面前不能留下不良印象。总理最后嘱咐说：“你们安排到西苑去住，那里的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在那里住要注意军民关系，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回过头来问康生、张春桥，“你们还有话吗”?康、张二人摇摇头。总理第一个走了，我们都站起来鼓掌。

    周总理一行走后，已是深夜11时了。工作人员解放军立即要我们把名字写出来。写好之后，工作人员(解放军)核对名单。领我们坐上事先准备好的一辆大型交通车，把我们送到北京西郊西苑旅社住下。我们到了西苑，各自住进自己的房间，但，谁也不想睡觉。首先一件事，由陈荣安(军区政治部前线报记者)起草接见全过程和总理的讲话，用电话通知了南京。这就是后来许世友给我们定罪的第一大罪状—21人告状团赴北京告黑状，“倒许乱军，毁我长城”。清查“5.16”时，又揪出来炒冷饭翻烧饼，21人告状团是“杨余傅”反党乱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

    1967年11月21日总理秘书孙岳通知：“南京军区21名代表作为特许代表留京”。同时告知：“双方代表不经中央同意不得增加任何一人”。11月23日，中央联络员田同志说：“你们这两天都在干什么?其他军区都下来见群众，杜平就不下来，你们到京西宾馆，他也不会来见你们，我们也不满意他”。11月24日下午三时至午夜12时50分，告状团到京西宾馆走访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他顽固地不承认告状团21位代表，参加中央为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京西会议的合法权利。我们向他提问题，他一言不发，趴在桌上假装睡觉。做为一位大军区政治委员，竟然一点风度和胆略都没有。我们明白这是许世友的态度，杜平不敢越雷池一步。杜平不得不做出这种不死不活的姿态。

    走访之后，总理秘书孙岳对我们说，“你们平时最好不要到京西宾馆去”。我们明白了中央的意思。

   1967年12月5日晚，周恩来总理，杨成武等人又一次接见南京部队、江苏省军管会全体在京人员，党中央极其关心我们21位代表。1967年12月8日，中央决定用“集训班”形式解决南京军区问题。总理决定集训班领导班子由10人组成，10人班子如下：杜平、梁辑卿(27集团军政委)、赵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王挺(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艾汉美(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干事，告状团成员)、李英武(南京海军学院学员告状团成员)等。告状团积极准备发言稿和书面材料，在中央举办的“集训班”上揭发和批判许世友的错误。“集训班”开班前夕，孙海云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杜平同志不能打倒，南京军区不能打倒。许世友有错，将来要检查”。毛泽东主席给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定了性质和方向。告状团热烈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布署。



（十）古幽州寒气逼人

京西地温暖女儿春

    北京，春秋战国时，燕国封地。古称幽州，金、元、明、清四代京都，又称蓟。它在长城脚下，出长城即为塞外。古汉人称其为“胡人”之地。也就是内蒙古蒙古族所在之地，过阴山通戈壁，直抵贝加尔湖，是苏武牧羊的地方，汉唐称凶奴突厥，明清称蒙古，也就是现在的蒙古国。其首府叫乌兰巴托，独立前叫库伦唐奴乌梁海。古幽州出塞外东北一地有白山黑水，天荒地老，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休养生息着另一个民族，女真族，也就是现在的满族。唐宋时称辽，后辽为金所灭。1644年清兵入关，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大清帝国，定都北京。

    北京城蓟州大都，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派代表所组成的21人告状团，下榻西苑旅社。1967年12月13日，北京城天气晴朗，但寒气逼人，下午1时，我21人告状团，被京西宾馆派来的交通车接走，进入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依次坐定，主席台左面就座的为南京军区司政后领导机关人员，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长蒋科，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另有总理请来的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主席台右面就座的为告状团全体人员。集训班主席台置一长条桌(由多张长条桌拼成)，上置绿色台布。集训班会场庄严朴素，有茶水供应。室内暖气开放，温暖如春。这个会议对告状团来说更是春意浓浓。南京军区除集团军外，广大受许世友迫害的干部、战士、文职人员、家属等，翘首以待，他(她)们关心着北京的京西会议，等待着真理的降临，迎接着彻底平反的佳音。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舟嵊要塞区，五个军以上机关都有人被逮捕关押、批斗，都有人被送去劳动改造，都有人被“清洗”出军队，他们都有黑材料，都背上“倒许乱军”、“反革命”的黑锅。舟嵊要塞区司令部参谋朱雷同志，1948年入伍，矿工出身，上尉军衔，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多次战役。只因给舟嵊要塞区黄朝天司令员铁瑛政委提了点意见，作为“反革命”被逮捕关押，清洗回山东老家当农民。朱雷不服，坚持斗争20年，申诉信写了数百封，多次上访北京总政治部，要求要塞区党委分清是非，予以彻底平反。终于得见天日，得到平反。重新穿上军装，团职离休，现定居在杭州。

    下午2时正，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刘锦平来了。他们三位端坐在主席台上，邱会作说：“南京军区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现在我们就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邱会作请出了“上方宝剑”，宣布“奉旨办差”。接着，他征求意见，会议如何开法。会议自12月13日至12月26日历时14天，充分发扬民主，双方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主持会议的除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外，还有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山。14天当中，除了第一天邱会作讲了几句话外，其余13天，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张秀山4人没有讲过一句话。都是坐在那里听。在会议期间，吴大胜政委来看过我和沈文琛。他叮嘱我要顾全大局，实事求是，遵守纪律。问题解决之后，回南京在军区党委、后勤党委领导下好好工作。此时的吴大胜已是江苏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了。我向老首长做了保证。

    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饭都在那里吃。用餐不用集体方式，按标准发用餐券，然后自选主副食。在京西宾馆餐厅就餐，经常可以看到吴法宪、刘锦平、李作鹏、杨成武、韩先楚、陈锡联、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有一次，我还见到叶群。然而，从来没有看见过许世友、杜平在这里吃饭。我想这可能是中央有意安排“回避”措施，以免发生碰撞火花。有一次，晚饭前我上厕所方便，不期吴法宪也来如厕，我和他并排“一轻松”，他笑着同我打招呼，问我是那个单位的。然后含笑点头离开。

    在北京期间，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我们。接见过了夜11时，有夜宵供应，每次发一小包饼干，总理不特殊，同我们一起吃饼干，喝白开水。有两次，我们同总理在京西宾馆食堂一起用晚餐，总理也同我们一样，二菜一汤，三个小馒头。周恩来吃完了，还掰开馒头，把菜碟上的油汤刮干净吃下去，一点也不浪费。有一次接见，江青迟来，

她一身黄色细呢军服，领章帽徽整齐，头发梳理又光又亮，戴一副银丝眼镜，披着一件军黄呢子大衣，挺胸直腰，目不斜视，快步而行。她手中不携带任何妇女用品，身后跟着一位着陆军军服的年轻护士。一般她都提前离场。离场前，服好药就走了。离场时不同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总理在内。一副高贵傲慢态度。最后一次总理接见时，她也在场。她破天荒地把杜方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骂了一通。我就记得一句话，“杜方平，你一点也不公平。你不要跟我摆豆腐帐，你给我回江苏好好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最后一次接见，周恩来总理宣布：“江苏和南京军区问题圆满解决了，希望江苏三派代表回去之后，搞好大联合，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军区的同志，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在场的南京军区机关人员，军队院校人员，文体工作人员，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人员，一致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等口号。周恩来频频招手满面笑容，祝大家顺利返回南京和其他各地。这时，告状团21人代表商量，赶快给总理递条子，要求总理当场宣布给我们平反。总理笑嘻嘻地大声宣布“我代表党中央给你们平反”。告状团21人又一次高呼毛主席万岁！

    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寿辰。告状团21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一天京西宾馆休会。中央联络组徐、李两位秘书来西苑旅社，告诉我们好消息。二位秘书带来了《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和党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草稿)要我们学习讨论。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极其关怀和爱护!刘锦平在南京召见我们时说：“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我受毛主席嘱托来看望你们的”。这些话无时无刻地体现出，党中央毛主席就在我们的身边!古幽州寒气逼人，京西地温暖女儿春。



（十一）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毛泽东接见气象万千

1967年12月27日下午4时17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告状团全体成员也参加了被接见。

12月26日我们得到通知，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通知规定：着装整齐，理发刮胡子，擦亮皮鞋，随身不准携带小刀等利器。在北京期间我们一直想望着毛主席接见，我们带着兴奋的心情，做了二天准备，终于盼到了这一时刻。下午1时上车，2时到达。进入大会堂安排在楼上距主席台较远的区域，静静地等候着。手里拿着红小书，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这是杨成武代表军委办事组送给告状团21人的。这一件事，许世友也把它列为我们的罪状。

毛泽东主席其实早就到了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有一条地下通道直达中南海。毛主席到来之后，在休息室休息。4时17分毛泽东和陪同接见的周总理、陈毅、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还有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毛主席高大的身材，穿一套银灰色中山装大步走在前面，林彪紧随其后，周恩来和其他人依次而出，站列在一边。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照射得如同白昼。毛主席挥动右手在主席台前向群众致意，从右边走到左边，再从左边走到右边。接见即告结束，进入后台休息室。接见全过程最多5分钟，主席露面挥手，只有2分钟。然而，人民大会堂楼上楼下，人们热泪盈眶，手举红宝书，置于胸前(规定)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纪律严格规定，受接见的人不准越位，不准乱呼口号，不准振臂高呼。毛主席进场之前退场之后，若大的大会堂里，人们引吭高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地位，任何人都无法超越。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任何人不能取代。有的人搞什么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实际上企图同毛泽东同志分庭抗礼，取而代之。我以为他们太梦痴!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毛泽东思想依然在指导着我们党的伟大的实践斗争。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人的正确思想人从哪里来？》等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领域内的经典著作。那些自诩什么“理论”、“代表”、“发展观”之类的东西，全世界无产者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靠这些“东西”来指导吗？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列宁选集》2卷493页）。列宁又说：“修正主义之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列宁选集》2卷7页）

1947年，我在福州格致中学(美国人创办)读书时，就受校友大哥哥们的影响和家兄朋友(地下党员)的引导，开始接触共产党的地下书籍和刊物。1949年参加了中共福州市委城市工作部外围组织读书会，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在我的心灵中扎下了根。我经常在我家后院里独自歌唱《你是灯塔》这首歌。参军之后，在陆军31集团军青年干部教导大队学习，在政治思想上，我由朴素的阶级感情，通过学习自觉地转变为理性的阶级感情和政治感情。也就是说，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成为我政治信仰上唯一的政党和领袖。任何政党和政治团体都不能动摇我的信念。毛泽东同志固然也存在着错误，但他的思想，他的品德，他伟大不朽的功绩，他的生活，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以及他博大渊深的中国文化底蕴，是任何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所不能项背的。这是历史和现实客观存在所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能违背或否定这个规律。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不仅局限于感情问题，更重要的是尊重和捍卫他的思想和理论；尊重和怀念他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他生前和身后没有巨大财富，他的子女和亲人也只有为国为民做出奉献和牺牲，而没有搞“鸡犬升天”和“窃国大盗”。六十四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政治上磨难和不愉快，我始终如一，忠于共产党忠于领袖毛泽东同志。无论我们党内出现了什么问题，或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犯有什么错误，我都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去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一点也不会含糊，一点也不会糊涂，一点也没有动摇，更不会乘机攻击毛泽东同志。我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即使近年来，我们党内出现了类似陈希同、陈良宇这类变色龙，党内出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陈希同和陈良宇，都不能动摇我的政治信念和对党的感情。我和我的亲密战友艾汉美、陈时秋、朱雷、周世安等同志，出于政治上、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贞不渝、坚定不移的信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错误口号长期的残酷迫害，我们始终忠贞不逾，毫不动摇地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毫不动摇地忠于共产党人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维护毛泽东伟大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导师的地位。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总有一天能把自己身上的癌细胞清除干净，在中国人民面前重新树立起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让人民来评价我们的党，让人民来选择我们的党。我坚信我们的党一定有能力实现我这个政治愿望。我等待着人民重新信赖我们的党，拥护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党，依靠我们的党。我赵里霜期盼着，在我有生之年，再次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清廉、正确，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有所作为的伟大政党。

陈希同、陈良宇这些人，他们是假共产党人，他们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蜕化变质分子，也不是什么腐败堕落分子，更没有资格称他们是犯有错误的同志。他们包括他们一类的暂时戴着共产党员帽子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我们全党全民共同敌人。我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扩大，更没有冤枉他们。他们混进共产党内，投机取巧，刁奸钻营，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形成黑帮；他们利用手中摄取的权力，向劳动人民疯狂进攻。他们把中国人民纳税的血汗钱、养命钱不仅滥加挥霍，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而且把这些钱吞噬殆尽，转移到国外银行储存起来，准备好给自己和家族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在国外享受奢侈的生活。这那是共产党人犯错误!他们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这批敌人必须消灭，必须肃清!毛泽东同志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愤而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从而维护了我们党的纯洁，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者，取得了巩固人民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习近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愤而“断臂”，决心整治党、建设党，下大力气割除党内严重泛滥的贪污腐败毒瘤顽症。他赢得了全民、全党、全军的拥护和赞扬。老同志、老党员、老干部、老百姓十分欣慰，他也赢得了人民的尊重。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已经到了危险的时刻，我们期盼着：党中央依靠群众，排除万难，排除一切不协调的因素，采取英明而果断的措施，肃清腐败!捉拿大大小小的陈良宇把他们绳之以法，押上审判台，让人民来公正的审判他们，以挽回我们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已失去的威信。



（十二）公正的历史永恒的真理正确的结论中共

         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8]18号

党中央批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

（详见《许世友与大民主》：二、有过显赫历史的许世友（五）被迫作“检讨”又不甘心的许世友）



1968年1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接见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群众代表和军队在京人员时，代表党中央宣布给南京军区受打击迫害的广大革命同志平反，军区司政后机关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赴京告状团21位代表，每人发了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8]18号编文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可惜，1970年12月，南京军区借南京市军管会的名义，以“5.16”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秘密逮捕我入狱时，作为“罪证”被抄家抄走了。历史又一次被许世友颠倒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军区司令员因镇压群众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被迫向党中央作“检讨报告”，党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的，仅南京军区许世友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许世友独占鳌头了。这件事，很有历史意义。是党的历史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积累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

文化大革命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虽然被邓小平以党的“决议”形式否定了。但是，它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历时十年之久，留下了浩瀚的历史文献和记录，这是客观事实。如此重大的政治运动，它不是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就能否定得了的。这件事，中国人民正在“有所思”，世界人民也在不断地思量和评说。



（十三）春节无春气紫气不东来

        许世友检讨墨汁未干又反攻倒算

1968年春节，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充满着不和谐的气氛。昔日的欢乐、祥和、团结、友好的气氛没有了，取而代之是不欢乐、不祥和、不团结、不友好的气氛。春节期间，我买了个老母鸡炖成汤，请艾汉美来吃饭，我们在交谈中认为，有可能出现反复。许世友有可能瞒着党中央毛主席，在南京军区搞独立王国，变换手法再整群众。艾汉美说，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坚持党中央[68]18号文件精神，坚持在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好好工作，坚持原则，反对许世友否定中央批示的错误做法。果然不出所料，1968年3月，南京军区党委作出决定：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炮兵司令部、工程兵部、装甲兵司令部；三团二队(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在宁军事院校，全体人员，除机关留下少数人员坚持战备外，其余分别集中在南京百水桥181师营房(机关)、城西湖农场(三团二队)、南京海福巷(工程兵学校)、南京岔路口(步兵学校)开展大规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动。“学习班”并不是学习党中央[68]18号文件，而是反其道而学之，深刻检查“非法开展四大”“搞乱军队”“毁我长城”“支一派打一派”“破坏大联合”等问题。重点批判对象有：史景班(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和杜方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说杜方平不仅“乱军”而且支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说史景班是杜方平的后台。杜方平不仅在军内批，而且到地方接受批判，批的时候照样“坐飞机”。在这个继续整人的学习班中，许世友点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三位军区首长的名，把“王林鲍”定性为“倒许乱军”的黑后台。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目标明确，联系实际就是批判史景班和杜方平，批判非法“四大”和搞乱军队。开始时，和风细雨，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也作了检讨，虽然出于革命热情，但在客观上影响了军队的稳定，对战备不利，应吸取教训。这样的检讨，同志们能够接受，我自己也能接受，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党中央[68]18号文件精神。主持学习班的是南京军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杜平同志。参与学习班的人员一致认为杜平政委的作法是正确的。通过学习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大家心情都很舒畅，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决心在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在许世友、杜平同志领导下，好好工作。党中央、中央军委，北京京西会议结束之后也是这个意图。岂知事出变化，曹营的事情很难办。

杜平的正确做法，受到许世友批评，许司令对杜平表示不满，批评他思想右倾，迁就了“乱军分子”。甚至批评杜平“立场有问题，屁股坐歪了”。杜平同志原在四野，调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前，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他在许世友面前不敢讲话，他一贯把许世友当作上级看待。平时，许世友不把杜平、王必成、林维先、张才千、郭化若、鲍先志、周贯五这几位大军区副职放在眼里。除王必成和郭化若外，其他人都把许当作“领导”“伺候”着。在许面前唯唯诺诺，唯许之命是法。这也难怪，林维先原为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周贯五原为浙江省军区政委，本是下级。鲍先志原为二野十一军政委也是下级。所以，许世友在军区党委常委会议上，或党委会议上，很霸道。据了解内情的同志说，有一次开党委会，许世友训黄朝天(舟嵊要塞区司令员)，熊应堂(第20集团军军长)，郭金林(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就好像训儿子一样。他们头都不敢抬，屁都不敢放。毛主席说“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讲的就是许世友。

许世友认为杜平主持的学习班办得不合格，不能结束，要从头来。杜平无奈只好重来。重来之后，火药味道浓得很，大批杜方平，大揪“倒许乱军”分子。许世友善于拿着鸡毛当令箭，借批杜方平，批“乱军分子”。一星期后，工程兵政治部主任白金被逼得上吊自杀了。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训练科吴俊科长，撞墙死了。吴俊红小鬼出身，为人正直，心直口快，有啥说啥，路见不平，出言相助。后勤司令部小组批他好几天，临死那一天早上，他溜着狗在181师营房里跑步，我也在跑步。他还对我说笑话：“我运动了，狗也运动了”!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听了之后，对他说“吴科长，你不要跑得太快啊!跑得太快了狗吃不消”!那里知道，4个小时之后，他就一命呜乎了。吴俊同志用死来抗争许世友的专制。吴死后火化时，穿什么衣服，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稳军派”说，这是叛徒行为，尸体不能穿军装。吴的老婆说，不行，吴俊是被你们逼死的，不但要穿军装，还要开追悼会。最后，郭金林部长说：“让他穿军装走吧，领章帽徽就不要戴了”!

吴俊、白金、受许世友迫害冤屈而亡，死后还背上“叛党”罪名，太不公平了!他们死后不久，“杨余傅”事件发生了，“学习班”形势起了大变化，林彪别有用心地说：“杨成武排挤许世友”。许世友拿着鸡毛当令箭，说：“杨余傅”是“倒许乱军”的总后台，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三团二队和军事院校造反派的后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尾巴!林彪一句贼话，害了南京军区多少人！林彪爆炸后，毛泽东主席找杨成武谈话。杨成武说，老母亲听说我出事，一命呜呼了，大女儿也死了，家破人亡啊！毛泽东向他道歉，说了一声“I am sorry!”说：“我有错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所作的检讨报告，被许世友推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被许世友否定了。有的同志气愤地说，在北京一个样，到了南京就变样了。同志们说：“在北京是金水桥，回到南京就成了白水桥！”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调换时，毛泽东主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好呢，油了！”“有的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一针见血，点出了问题的症结。许世友从广州军区司令员位置上下来之后，对邓小平憋一肚子气，回南京住在中山陵8号，成天打猎钓鱼。园子里还专门为他修了个二层楼碉堡，挖了一个大鱼塘。修碉堡是怕江苏十三万“5.16”们来向他讨还血泪债。修鱼塘是供他钓鱼取乐。在中山陵四郊打猎，把老百姓的狗打死了，他对工作人员说：“快跑，不要叫老百姓抓住!”他喝茅台酒，从来不花钱，不是公家报销，就是下属“进贡”。他的秘书李文卿说许世友喝茅台都是自己掏腰包，那是放屁！邓小平来南京去看望他，走时，他送都不送。华国锋来南京去看他，他送到大门口，算是给了点面子。胡耀邦来看他，他干脆不见。他成天喝酒憋气，最终憋成了肝癌，医生劝他不要再喝酒了，他把医生臭骂了一顿，拒绝再来。临死的时候，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让别人进去。



（十四）骄兵悍将向长安

尾大不掉华东王

    1968年6月，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重新启动。杜平政委“下岗了”。中将周贯五副政委上任了。南京军区后勤部“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也随之改组了，原学习班党支部书记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张思温因讲了一句：“今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还要加上倒许乱军分子”，被许世友掳掉了。换上了许世友认为得力的“铁杆”后勤司令部副参谋长张蕴茂。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史景班被锁定为“大鱼”。郭化若被划定为“死老虎”，死老虎也要尝尝滚水烫的味道。大鱼以下还有中鱼、小鱼，“目标”通通浮出水面，下面的文章就是下水抓鱼了。许世友胃口很大，他张开大网，准备把“倒许乱军分子”自上而下一网打尽，全歼“敌人”。他下令：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司政后三大部；南京军区炮兵部、工程兵部、装甲兵部；南京地区军队院校；“三团二队”以及三个省军区，舟嵊要塞区、上海警备区；原地不动，在新班子领导下，再翻“烧饼”，炒“冷饭”。同时，借贯彻江青“指示”之机，猛批杜方平和杜的后台史景班。并上挂下联，大批“倒许乱军分子”。在整史景班的期间，史夫人受到牵连和迫害，在化粪池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史景班平反后，王必成把他要了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王必成是司令员。史景班三个女儿在史受迫害期间，长期插队落户，三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许世友部署已定，全线出击，大规模围歼“倒许乱军分子”。他要求通过这个“战役”，把“倒许乱军分子”的阴谋诡计、组织策划，策略手段，目的企图彻底清查清楚。“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同志们说：“许大马棒下山了”!我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战将，敬爱的许世友将军，脑子发烧到了45度。他哪里还有一点点实事求是脑子。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许世友，在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前后，他是带着什么情绪和目的来对付敢于批评他的革命群众。他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严厉批评之后，又是怎样假检讨，变换手法哭跪在毛主席面前，以示忠心的。

    1967年1月28日，南京军区司令部首长办公室，机要室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工作着，数十部电话机在忙碌着，长途电话呼唤着。林维先副司令员养病去了，鲍先志副政委因事外出。只有王必成副司令员留守，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王必成不断离开座椅，取下老花眼镜紧锁双眉，仰着头沉思着，像是在临战前周密地思索着“决心”。战争年代王必成作战决心形成快，指挥果断，为什么和平时期如此踌躇不决，左右为难呢?党委常委只有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一个人在家。许世友、杜平都在北京开会，王必成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他又慢慢叹了一口气，落坐在墨绿色丝绒沙发上，他把头靠在高高的沙发靠背上，一只手垂在沙发外面，双脚伸展开来，他很疲劳。他一目微闭，一目全张，样子可怕。打孟良崮战役时，也是这副样子。“真***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一句话才讲完，他霍地站起来，快步走向办公桌拿起内线电话直通北京。

   “接京西，6楼18间!”

   “你是肖海吗?许司令在不在?”

   “许杜首长在小会议室，正在开会”。

   “把电话给我转过去!”

   “是!”。司令部办公室中校秘书科长肖海诚惶诚恐。

    正当许世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大批逮捕军队“造反”军官的时候，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都一致赞同抓人。特别是韩拐子和陈三两分外起劲。

   “许司令员，你的电话，南京来的”一位年轻的女军官轻轻地报告。

   “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的，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徐玉田上校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小办公室。

“许司令在哪里？请他通话！”王必成声音。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回话。

“不行，非要他来不可！”王必成不耐烦了。

“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要你接”。“他说（指王必成）有要紧事请示你，非要你接不可”。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识分子，不老实的一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的鬼。司令部要管政治部。叫司令部来接管政治部”。

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也是草包”！

王必成副司令员，湖北麻城乘子岗村人，1912年生，比许世友小六岁。17岁参加红军。他性格孤僻。冷面寡言，喜欢独处独行。1938年初，抗大毕业后，奉命从延安奔赴华中抗日前线，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参谋长，不久任团长。同年，在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领下，由皖南挺进苏南敌后，纵横驰骋于江苏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王必成所率二团被誉为“老虎团”，因而中央首长称他“王老虎”。王必成指挥作战，以下死命令而威慑军中。军令一处，非“死拼”，即“死守”；非“枪毙”，即“杀头”。解放战争中，蒋介石、顾祝同调集12个团围歼王必成部16旅，制造第二个“皖南政变”。王必成与政委江渭清率部突围。江渭清说：“团长、政委完不成任务，军法从事”。王必成说：“江政委太客气了，团长、政委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解放战争中，王必成马不停蹄，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参加了苏中、涟水、莱芜、孟良岗、豫东、淮海、渡江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战功累累。尤其在孟良岗战役中，在友军的协同配合下，全歼了国民党王牌军整编74军（相当一个军），歼敌4万余人，威名四扬，令敌胆寒。当时，他是人民解放军6纵司令员。1960年王必成调任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原则，遭到许世友的迫害，诬蔑他是“倒许乱军”黑后台。之后，党中央军委调任他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昆明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1989年3月13日在南京逝世。

王必成同志讲政治，讲原则，守纪律，顾全大局，维护团结，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作风正派，清正廉洁，生活俭朴。下部队检查工作不准接待，从不吃请，夫人陈瑛是一位很好的老同志。

    许世友抓人的瘾头过足了，乱子也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1967年4月《军委十条》下达了，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许世友大批抓人犯了严重的错误。1967年7月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实际上，毛主席要做他的工作，要他承认错误，做检讨。许世友被接到上海，到了毛主席住处，刚见到毛的身影，就一头跪下，嚎啕大哭。演了一出“哭荆州”，换来了毛主席一句话：“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当然还有一句“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许世友虽粗，但粗中有细，他的下跪和眼泪感动了毛泽东。

    诸葛亮对刘备说：“三将军(指张飞)能用计谋，乃主公之福也!”许世友虽粗暴，谁知他关键时刻也能用计谋。试想，动用部队来“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用来保卫你许世友的吗?许世友飞扬跋扈，凌驾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岂不昭然若揭了?把这句话换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不会有原则错误了!南京军区党委和首长难道要调集动用人民解放军来保卫吗?还有一句话“倒许乱军”，难道“打倒”许世友就搞乱了人民解放军吗?那些要拍许世友马屁的人，把许世友个人同人民解放军划起了等号。害得许世友接二连三地检讨，弄得毛泽东主席也十分不高兴。许世友不等于人民解放军。1969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圈阅南京军区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计划时，明确批评许世友搞“倒许乱军”是多中心，极其错误。毛泽东说：“搞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蒋科、徐玉田、李树和、肖海等人给许世友司令员出了一个馊主意，愚蠢之极。

    许世友命令王必成抓人，王必成是抵制的。但他是副司令员，所以，他主持“二人抓人”是做了违心的事。



（十五）三代贫农痛诉家

史保卫队长细说忠诚

    一辆绿色军用吉普车，二名武装战士押着一位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山东汉子，来到一座郁郁葱葱，乔灌木交错覆盖着的白色别墅。20世纪中叶西欧流行的建筑风格，西班牙式的既古老又现代。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老红军喻新华将军住在这里。老红军是从大别山出来的，属鄂豫皖根据地，四方面军的，他和善可亲，后勤部有名的老好人，他分工管干部。有8个子女。许世友脾气暴烈，经常批评后勤，但从不批评他。这座别墅坐落在南京市华侨路81号小红山的山坡上。点缀在姹紫嫣红之中。喻副政委原是个放牛娃，经过长征，活着过来，授少将军衔，住在别墅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美好生活。他非常节俭，长年一套军装，一双圆口布鞋，烟酒不嗜。在后勤部他威信很高。我曾在后勤政治部帮助工作，喻新华又兼任政治部主任，见到我总要问长问短，他知道我是福建人，他说福建闽西老区老红军多，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上井冈上，多在中央红军里，领导人是邓子恢和张鼎丞。小红山的山脚下，有一片小平房，红砖黑瓦，后勤警卫连的营房。守卫南京军区后勤部办公大楼，给首长站岗放哨是他们的任务。囚车停下来，上着刺刀的半自动步枪，顶着这位山东汉子的腰背，进了小平房的临时牢房，门口站上了岗，从这天起我有了一位亲密的囚友。

    龙启明，山东胶东人，三代贫农，8岁丧父。1945年12岁的龙启明，被母亲送到部队要求参加八路军，当了一名卫生员。受尽生活折磨的革命母亲，把龙启明交给部队之后，含着热泪叮嘱小启明，你在部队上要好好干哟!要听首长的话哟!龙启明抱着骨瘦嶙嶙又是缠脚的母亲，啜泣不已，跪在母亲的膝前，说：“老娘你放心，我一定把八路军当作自己的家，带着大红花回来给你老人家看”。龙启明向我痛诉家史。

    “我八岁上殁了父亲，家贫如洗，三代给地主扛活，还吃不饱，穿不暖。12岁参军，因为年龄小，分配我当卫生员。12岁的小孩子能顶啥用，我只好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干。我抢着给伤病员端屎端尿，擦血擦脏，洗衣洗脚……脏活累活我抢着干。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打上海，我都参加了，在战场上，我冒死救护伤员，护理伤员，有一次我负伤了，坚持把伤员从火线上抢下来，包扎好送去后方医院，到了医院这才知道自己挂了花。上级叫我到后方休养，我不去，硬顶着在前方不下来”。

    “在这些风风雨雨的年代里，我经常从一个死尸堆里，爬到另一个死尸堆里，从没有叫声苦，说个怕。也不想起老娘。如今，过上了和平生活，全家团圆，想想这些，我感激党和首长，往往会激动得流下泪来。有时候，我因肾病住院，在医生护士热情温暖的治疗和照料下，我的病逐步痊愈，在安静的病房里，在病榻前，由于感激同志们的温暖和照应，往往也会落下热泪来。有时候，由于工作做出了点成绩，党和人民为了鼓励我，给我立功受奖，给我优厚的待遇和荣誉，当我去领受这些荣誉和待遇时，在荣誉面前，出于真诚的感激也会热泪盈眶。有时候，外出工作，在行军途中，在野营路上，在部队营房里，在夜深人静，明月当空的时候，往往会由于寂静和安宁而想起亲人来，也会默然湿襟。或是想起贤慧的妻子，娇嫩可爱的孩子，或是想起风烛残年的老娘，撑着小脚在操持家务，也会泪珠滚动……。”

    “我的老娘是革命母亲，战争年代，她踊跃支前，缠着小脚不能抬担架，就做军鞋，磨炒面，做拥军优属工作。善良的老人，温存厚实。由于长期操劳，体弱多病，虽然如此，她还特别体贴媳妇，疼爱二个小孙子和一个小孙女。儿子虽然是三十好几的大尉军官了，老娘还是把我看做是小孩子。我的一日三餐都要由她亲自准备，看着儿子吃完一餐饭，她才肯走开，然后自己才吃。母子感情无比深厚。体现出我中华民族母子相依为命的特有感情”。龙启明讲着讲着又流泪了。我也跟着他一起流泪。因为我和他有共同感受。

    “老母亲虽然爱子如命，视家如归。但，对革命道理十分通达。经常勉励儿子要为人民、为首长(龙启明是军区首长保健医生)尽力工作，以公为首。她教育孙子辈要热爱劳动，忠厚为人。对媳妇则扬功饰过，多为袒护，从不责备。我龙启明一家人，在南京军区总医院，赢得了四邻称赞。”

    龙启明对我说：“你可能先我出去，你出去之后一定到我家走一趟，看看我的老母妻儿。告诉我的老娘，她的儿子龙启明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也没有做坏事。她的儿子还是她的儿子，是一个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

    我和龙启明在牢房里成为知己战友了。我对他说：“你放心，你不会有事的。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一定做好你母亲的工作，叫她放心就是了。”

    龙启明的老母亲，在龙启明被逮捕当天，当场昏厥过去，后经邻居抢救才苏醒过来，在关押期间，她终日缄言废食，夜不成寐，容颜憔悴，瘦骨嶙嶙。老人日夜祈求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主席，希望儿子平安归来。

  1967年3月，我出狱之后，当天即去看望龙的一家人，并向老人叙述龙启明在狱中的表现和生活情况，目的是安慰老人和龙启明的妻子儿女。老母亲听了之后，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惊中有喜，喜中有忧。老人一双粗糙枯干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断地道谢称好。当我讲到组织上不会把龙启明当作坏人处理时，老人又一次落泪，连声说：“共产党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恩人。”

    在狱中，龙启明对我说，每逢星期日，他们全家包饺子，在吃饺子之前，全家六口人，都要讲一声“感谢共产党，感谢恩人毛主席!”

    龙启明对工作是极端负责的。1966年12月9日前夕，南京军区机关部队紧急动员戒备，防止造反派冲击机关。许世友司令员特派参谋长邓士俊到步兵181师驻地视察戒备情况，由于夜间行车，撞到大树上，邓参谋长脾脏出血。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疗条件是可以处理的，但，许世友固执己见，命令总医院派人到北京、武汉等地请专家会诊处理。龙启明奉命到了北京、武汉请了四位专家来到南京。专家到时，邓参谋长已肠坏死，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不得已采取切除措施，装上了排便漏管，邓士俊终身残疾。龙启明每谈及此，悔愧不已。我对他说，你尽职尽力了，你没有过错。

    史书清，胶东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直爬到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保卫队长，正团职。1967年1月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开展“四大”，2月许世友大捕人，史书清率领保卫队人员执行捕人任务。保卫队成员，个个都是“大内高手”，身强力壮，训练有素，擒拿搏斗，各种姿势射击，各种武器使用；骑马、开汽车、游泳、水中格斗，无不精通。相当于现在的特种部队。史书清本人就能双手射击，百发百中。但是，到了8月份史书清“变了”，他屁股坐到“倒许乱军分子”这边来了。而且“反戈一击”，把矛头指向了许世友。刘锦平来了之后，单独召见了他，老史“竹筒倒豆子”，一个不留，统统向“毛主席派来的人”揭发了军区的问题，揭发了许世友大批抓人和虐待“犯人”的错误。因此他也戴上了“倒许乱军分子”帽子。大军区政治部保卫队的位置和任务十分重要。保卫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是他们的唯一重任。

    他护送过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刘伯承元帅和罗瑞卿大将。有一次他护送刘伯承从南京到济南，一路精心周到，十分辛苦，刘伯承很满意。到了济南下榻在周恩来住的楼里，为了奖励他，刘帅叫史书清住到总理的套房里去。刘帅说：“你当二天总理，我到楼下睡板床，给你站岗，放哨。”临走时，刘帅吩咐济南军区首长，送二篓苹果给老史作为奖励和感谢。任务完成后，返回南京，许世友一高兴，叫他陪着喝茅台酒。史书清细表忠心侃侃而谈，十分感人。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的共产党员竟会成为“乱军分子”“反革命”。史书清感慨万千，唏嘘不已。林彪爆炸之后，他虽然得到平反，但还是被许世友老婆，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田普，打发到某偏远山区去当县人武部副政治委员去了!

    许世友说：“杀他二个也不碍事。”要不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管着他，他真的会大开杀戒。七十年前红军长征中，发生在红四方面军里，张国焘一伙发动镇反，诬蔑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是AB团，是托洛茨基分子，是反革命，加以酷刑和杀害。被杀害的数以千计，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做了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情，亲者痛仇者快。张国焘一伙对党对红军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张国焘封建主义的军阀专制和个人野心，最后走向人民的反面，堕落为蒋介石的特务走狗，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要是没有党中央、毛主席三令五申，龙启明和史书清以及南京军区多少个龙启明、史书清都有可能成为许世友枪下的AB团了!现在想想，十分后怕。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历史悲剧和现实悲剧呢?归根到底，中国是个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国家，缺乏民主和科学。封建专制的帝王和诸侯(军阀)，他们认为“老子天下第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生杀予夺大权操在老子手上，是天经地义的。许世友说，“不老实的通通抓起来!”并清洗出部队。党和人民长期培育出来的，属于党和人民宝贵财富的，大批英才、人才就这样被丢弃到垃圾箱里去了!许世友一句话，数以千计的“倒许乱军分子”和主持正义敢说公道话的干部，统统通过他的老婆田普被逐出部队了!这批干部每人档案里都有不实之词的黑材料。

   

（十六）南山出了一头熊

一口吃了两条龙

    公元1967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杨成武代总长陪同下来到浙江视察，驻节杭州。驻浙部队第20集团军和空军第4军领导人熊应堂军长、南萍政委。空5军政委陈励耘军长白某某应招晋见。毛泽东对南萍(前南京军区干部部长)说：“南山出了一头熊，一口吃了两条龙”。“南山出了一头熊”指南萍和熊应堂，“一口吃了两条龙”指浙江省军区张秀龙司令员和龙潜政治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龙”唯许世友之命是听，大肆在军内外捕人造成严重后果，第20集团军和空5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表扬。空5军在浙江某地击落美国U2飞机，毛泽东非常高兴。在召见说话时，毛泽东要抽烟，南萍给他划火柴，他对南萍说，“你们辛苦了，你们两个军要互相团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他接过南萍手里的火柴，说：“还是我来吧，我自力更生吧!”南萍感动得泪流满面。在杭州，杨成武带去的专家，发现“两头龙”对毛泽东搞窃听，主席很生气。但，没有追究。他老人家替龙潜讲了好话，也批评了龙潜。他说，“龙潜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们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

    在“文革”期间，张秀龙的儿子打死人，周恩来总理指示依法逮捕审判，可是人到南京被许世友藏了起来。总理知道了非常生气，下令许世友立即把人交给地方公安司法部门依法处理。还有一件趣事，1967年2月，南京军区机关大规模抓人时，熊应堂要带一个连到南京来帮助许世友抓人，被周恩来制止了。原因是第20集团军59师师长朱铁谷在人民解放军第86医院住院，对许世友抓人，说了二句公道话，竟然被许世友抓起来了。熊军长知道事件真相之后，态度转变了。许世友获悉20集团军支持在浙江“支左”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受迫害的人员，要把熊应堂、南萍也抓起来，毛主席表扬了熊、南二人，许才不敢动手。

    1967年9月，杭州疗养院将军楼，顾名思义是将军们疗养时居住的地方。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支左”的人员在杭州成立了批许联络站即“批资总部”，并召开批许联络会。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都派人参加了，我代表后勤来的。会议讨论许世友该批不该批?能批不能批?一致认为，许世友犯有严重错误，应该批判，允许批判。会议认为，批判必须同平反结合起来进行。这个会议，熊应堂、南萍是支持的。会议决定：1967年9月，军区政治部在浙“支左”人员，除留少数在浙“支左”外，其余全部返回南京，开展“批许”活动。他们希望在江苏“支左”的南京军区司令部人员，在安徽“支左”的后勤部人员，同时回南京参加批许活动。

    许世友讲过：“政治部都是一些乌龟王八蛋，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又说，“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偏要给他们戴草帽(当老百姓去)，司令部接管政治部；干脆撤销政治部”。总之，许世友对政治工作，对知识分子存有歧视。

    南京军区政治部批许联络站提出：许世友错误必须批判，受迫害的人员必须平反，许世友不能打倒，也把他打“跑”。1973年12月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只身一人调到广州军区。终于被打“跑”了。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人员，他们长期在党和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军队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各项政策。政治工作和政工干部是我党在军队中的生命线。没有政治工作，这支军队就是军阀的军队。没有政治工作，就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我军政工干部不能容忍任何人歧视或贬低政治工作，他们绝不允许一切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行为，在军队中横行霸道。许世友必须认错，必须检讨，必须改正错误。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支左”人员的批许活动，得到了“南山出了一头熊”的支持。

    在1967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派军委办事组政治工作组负责人，空军副政治委员刘锦平将军和总理秘书宋皋同志，带领工作组来到江苏南京无锡等地，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农民进城，制止有可能即将爆发的南京、无锡地区大武斗。

    1967年10月6日晚8时10分，刘锦平在南京空军接见南京军区机关直属队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有关人员。刘锦平进入接见大厅时，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带领大家起立鼓掌，刘锦平也鼓掌。

    孙海云说：“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江苏的文化大革命，为了江苏4450万人民的利益，中央派刘政委率领工作团来江苏。刘政委代表中央来的，今天晚上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同大家见面，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的关怀，为了表达我们的心情，请同志们再热烈鼓掌。现在，请刘政委给我们作指示，请同志们欢迎”。

    “同志们，我和宋皋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是遵照总理的指示，来到江苏南京的。总理给我们的任务是促进江苏的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分歧和对立，尽快地联合起来。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说7、8、9三个月形势大好，江苏也不例外。现在，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江苏两派对立情绪有了好转，开始接触协商，讨论大联合。明天，我们就要回北京去了。可是，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在北京临走的时候，总理对我有交代，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你们的意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与会人员情绪激动热烈鼓掌。

    “任务没完成，我们不能走。所以，今天晚上把同志们请来，一是看看同志们，二是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还要把这些意见带回去，向总理汇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现在就请同志们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南京军区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份，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有340人之多。师以上干部被逮捕关押、批斗、勒令停职检讨交待的有20多人。其中有朱铁谷、孙海云、赵树湘、刘万祥等人。团以上干部被逮捕关押有60多人，营以下更多，后勤技工学校把“造反”士兵绑在卡车上游街。83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125医院有的军官和士兵在浴室里被抓走。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和上海916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士兵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军区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汇报工作进行到凌晨二时。午夜时，休息半小时，空军招待人员送来了热气腾腾的面条。凌晨二时十五分，刘锦平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他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他又说：“许世友同志有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同志们不能操之过急。提‘打倒’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周总理秘书宋皋是工作团副团长，10月6日晚接见，他没有出席。但他单独接见了孙海云等人，交谈了多次，而且带走了材料，当然完全是许世友的事。

    刘锦平、宋皋走后，1967年11月13曰，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含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告状团就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告状团。毛泽东同志说“南山出了一头熊，一口吃了两条龙”，看来幽默有趣，但其意味深长。



（十七）王必成替许世友还债积极主张平

        反党中央严令许世友养病大别山

    1967年10月，刘锦平飞回北京之后，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医院、学校、文体单位，立即沸腾了起来。刘锦平的讲话三天之后就传遍了各单位。很多师、军以上的高级干部都改变了态度，同情和支持受打击迫害的军官要求平反的愿望。首先是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和鲍先志副政委。王必成是二月抓人的指挥官，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没有介入此事。因此，从浙江“杀”回来的近三百名政治部支左人员，首先向王必成开炮。许世友在大别山“养病”，杜平被总理请去北京开会，商讨解决江苏三派联合问题。王必成是军区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司令员，在南京主持军区党委日常工作，他责无旁贷，必须承担责任。10月18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告状团联合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对王必成进行第一个回合交锋，要求王必成批准三大部和直属单位成立平反小组。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10月12日，在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AB大楼（解放前美军顾问团住的地方）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端坐着我人民解放军前第七兵团副司令员王必成将军。这一位威震孟良崮战役的虎将，纹丝不动地坐在雪白干净的长条会议桌的正中央，他的军帽放在会议桌的右上方。银色的传声器对着他的面孔，随时准备替他扬声。一个淡蓝色的托盘，托着一个白色盖着盖子的茶杯，放在他的眼前。杯子下方有一本黑色大笔记本敞开着，钢笔就在笔记本上。王必成将军是年近花甲的人了，花白的短发剪得十分整齐。他不时昂起头来鹰一般的目光，扫视着围坐在会议桌上和其它座位上的男女军官。看上去，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将军更加消瘦了，在本来就干巴的脸上，更加棱角分明，令人望而生畏。他依然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军容和威仪丝毫不减。坐在他旁边的是王六生将军，他面有采色，还是那样肥胖。参加“走访”的人员共有30多人。“走访”王必成将军前一天就将走访的内容和要求告知了王副司令，以便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有个准备。

    “同志们！我们开会好不好？王副司令工作很忙，担子很重，今天应同志们要求，同大家见见面，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请讲吧！”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主持会议。王必成把宽边老花眼镜戴上，认真地看着那事先给他的走访提纲。

   “我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院校、文体单位的同志都来了。我们来走访军区党委和王副司令，要提出来的问题，事先都通知了，现在我们就按题目一个一个来吧！”李英武（海军学院党员）讲的一口东北普通话。

   “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里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你们提的问题，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不能答复，有的要经过军区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请同志们谅解”。王必成以少有的温和语气讲话，使在座的军官们以及他的秘书感到惊讶和好笑。坐在我后面的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高丕忠，轻轻地对我说：“王老虎今天成了美娇娘了！”

   “我们王副司令的态度，那怕有一点点进步和转变我们也欢迎。您是军区首长，现在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仗来还是我们的首长。正因为如此，我们衷心地希望您和军区其它负责同志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能站到群众一边来。不要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转变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方泽浦（政治部文化部干事）用标准的四川话，说得十分诚恳。

   “王副司令刚才说，有些问题能答复，有些问题不能答复，有些问题要经过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试问，今天的走访，党委没有研究讨论就同意召开了吗？”王树雨（后勤物质部助理员）发问。王必成摘下眼镜，用眼睛斜视一下发问者，沉默不语。王六生见势不妙，立即插话解脱：“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党委怎么会不作研究，在家的党委常委只有王必成同志、鲍先志同志、林维先同志和我。我们碰过头研究过。至于一些问题，因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不在家，不便作出决定，请同志们谅解”。

    “党委对走访做了专门研究，对走访表示重视。如果党委只研究开会不开会，对会议内容不做研究，比如对我们提的问题不研究，岂不是舍本求末吗？这种做法岂不是又在哄骗我们吗？党中央三令五申，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改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如果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不愿意改正，到头来还得改正，那时候损失就大了，威信就扫地了。这是毛主席对第27集团军在江苏无锡三支两军犯错误检讨报告的批示。王副司令不会不知道吧！党委同志接见我们，对实质性问题不研究不回答，岂不是等于还在坚错误，起码说是态度不积极。”王必成和王六生听了赵里霜的发言。都沉着脸一言不发。

   “我们知道首长有难处，过去的一些事不能全由军区党委来承担，因为那是个人决定的。比如抓人，抓的那么多，抓的眼红，那就不是党委的决定，是个人决定的，这件事现在说由党委来负责不妥当。个人闯的乱子为什么要集体来挨板子呢？王副司令您当时在家里主持工作，抓人的主意不是您出的，我们认为不必负责任。可是您现在主持党委工作，可以对这件事进行讨论研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就是您应该负的责任”。王必成和王六生以及工作人员都低着头，对赵里霜的发言认真做记录。

    赵里霜知道王必成的心思，所以，在发言中很注意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分清是非界线，分清责任界线，给王必成吃定心丸，给他搭梯子让他下楼，争取王必成“屁股坐过来”。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和军区其它领导人转变了态度，平反才能顺利进行。赵里霜的发言机关三大部的同志一致认同，但军队院校和直属队的同志不认同。他们批评机关平反组是“只会吹气的策略派”，缺乏“造反派的脾气”。因此，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的平反组同南京地区军事院校告状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同志们今天来走访军区党委，对我本人教育很大，我欢迎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二月抓人肯定错了，毛主席党中央批评了我们，并督促我们尽快改正错误。我们检讨已经送到北京去了，杜平同志看了之后，再送张春桥政委看看。他们都同意了再呈送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党中央批示了我们就好说话了，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好表态”。

   “同志们不必心急，很多问题总能慢慢解决的，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要允许我们做工作。很多干部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要有一个过程。同志们，你们要耐心。我保证军区党委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合情合理的彻底解决你们的问题”。王必成的态度和语气是郑重的温和的。

   “王副司令今天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还有王六生主任也来了，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反革命”。今天王副司令同“反革命”坐在一起谈谈心，说说心里话，我们的确感到光荣”。方泽浦的四川话才开了个头，王必成将军就笑上眉梢了。他连忙摆手表示歉意。“什么反革命，不要再这样讲了，我们冤屈了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严重错误!”

    “王副司令到军区来工作快十年了，我们平时也不大看得见首长，只听说首长很厉害，爱骂人。在六纵工作的时候，消灭过国民党王牌军74师，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副司令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党中央毛主席很看重王副司令的，还发表了文章和谈话。电影《红日》就是描写您的。”方泽甫继续吹他。王老虎被方泽浦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看得出他很高兴。

  “那是过去的事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嘛，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干什么。过去的功劳和历史不能代替现在的错误和现实。我老了，糊涂了，下半辈子做了一件蠢事。同志们年轻力壮，有见识有本事，毛主席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王必成不愧为王老虎，、老虎能如此谦逊达理，是共产党的伟大，老将新春太可爱了。走访进入了佳境。

    “人家都说王副司令是王老虎，这是形容首长在同反革命武装斗争时勇猛如虎。今天虽然不打仗了，在和平环境中，王副司令也勇如当年，勇挑重担。刚才王副司令讲的话，我们认为是积极的、进步的。所以，我们表示欢迎。不过，有一些重大问题，王副司令还缺乏勇气，拐弯抹角，不敢直言。我们同意王副司令的看法，要有一个过程，要给一点时间，要创造一些条件。为此，我建议今天暂时休会，有些问题可以在下次走访会上解决。”王必成一听方泽浦讲了这么一段话，如释重负，脸上浮出轻松的笑容，不住的点头表示同意。王六生也不断点头，如鱼入海，如去桎梏。

    十月的石头城，阳光灿烂，枫叶红遍，苍翠的塔松矗立在宽广的道路两旁，令人感慨而兴奋!人们在思索：如果许世友司令员在南京，我们的走访又将会是如何呢！许世友司令也能像王必成副司令这样，该有多好啊！可是，希望往往不能如愿。党中央毛主席英明果断，严令许世友在大别山上“养病”“打猎钓鱼”“深居简出”，免得他再闯出祸来给党中央添麻烦!“文革”期间青海省军区赵永夫司令员开枪打死革命群众300多人，国内外影响极坏，给党中央制造了大麻烦。赵永夫被关押了起来，毛泽东逝世后，被叶剑英释放了，被安排在北京军区装甲兵部任军职顾问。



（十八）刘锦平火烧连营七百里

许世友割须弃袍走华容

《刘锦平10.6讲话》、《王必成10.21走访纪要》、《司政后首长走访纪要》全部铅印大量发行。散发的目的，是进一步争取和发动那些了解内情而思想有顾虑的军官起来参加批许活动。尤其动员军、师、团三级主官，敦促他们迅速转变立场，把屁股坐过来。经过二个月的努力，98％的团、师、军干部站到受迫害军官一边，积极参加批许活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一二五医院，前线歌舞团、前线话剧团、前线歌剧团，体育工作队、军乐队都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局限于揭发许世友在二月份大逮捕、大批斗、大清洗、大提拔的“四大”错误。南京军区后勤部9位将军全部上台揭发和表态，30多名上校大校全部支持平反组的平反要求。有的主动把二月抓人的内幕机密向平反组提供。比如，许世友要枪决8 6医院护校教员李明，就是一位上校副部长透露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师以上干部更为活跃，文化部部长何秋征、群工部部长丁华国都写大字报质问许世友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到浙江去?秘书长卞庸中、副秘书长李干，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参与了平反组的具体工作。

1968年10月31日晚7时30分，在南京军区第二招待所小客厅里，林维先副司令员召见了艾汉美和赵里霜。

小客厅灯火通明，四盏壁灯贴在奶油色的墙壁上，天花板上还悬挂着一盏四灯头的吊灯。淡黄色的地毯上摆着六张软沙发。墨绿色台布罩在茶几上，茶几后面竖着一架立式罩灯。小客厅的陈设十分雅致和谧静。林副司令来到之前，他的秘书林启桐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并互致问候。在二月大逮捕中，林启桐也被关押了起来，我们观点一致，十分相投。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柳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享受过铁窗的滋味。南京军区首长的秘书全都“造反”了!掌管党委常委核心机密的人也起来揭发批判了，许世友气愤填膺怒不可遏，是可以理解的。7时40分，林维先满面笑容走进了小客厅，他手里挟着带烟嘴的卷烟，对赵里霜和艾汉美说“同志们久等了!”我和艾汉美立即站起来，立正向首长敬礼。林副司令和我们亲切握手，招呼我们坐下。“今天晚上请同志们来谈谈心，我们(指王林鲍三位首长)前天找王六生主任谈过了，很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志们不要急，要一步一步地解决。他们(指许世友)思想不转过来，反是平不好的。我们希望把反平好，不留尾巴，尽可能满足同志们的要求。昨天，中央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南京军区现在还有压制，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群众。中央对军区党委的检讨不满意，羞羞答答，不敢揭短。现在我们真正感到压力很大。王副司令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许世友同志有病，杜平同志在北京，很多重大问题我们不了解，党委会上也有争论。是谁的板子就是谁的板子，板子不能瞎打。我们也感到有苦衷。这是和同志们谈心，说说心里话，你们都是好同志”。林维先的谈话很低调，也很亲切。首长的目的很清楚，做艾汉美和我的工作，缓解群众和党委的对立情绪。  

“最近我们看了一些材料，听了同志们的申诉，对我们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情况我们不了解，对同志们的迫害竟然会搞到如此地步。那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们也怀疑。孙海云同志、赵树湘同志跟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年了，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嘛!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逮捕关押，还要划清界线，还要批斗，株连家属子女，真是打击一大片啊!”林维先动了真情。

“林秘书在我身边工作几年了，表现很好嘛，他也被抓起来了，事先也不跟我打招呼，就把人抓起来了，我事后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个副司令嘛!军区领导机关的干部都是经过历次运动锻炼过的，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才可在机关工作的。都是可以信赖的嘛。现在问题成堆，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坚决改正错误。今天，我把同志们请来，就是谈谈心或者说是向你们交交心，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随便谈谈，希望你们帮助军区党委改正错误，我相信同志们是通情达理的，是顾全大局的”。林维先将军衷恳亲切的谈话，使小客厅气氛更加协调、和谐、融洽、愉快。林启桐秘书用速记全部记下了他的谈话。谈话持续了4个小时。时针指向11时40分钟，已临近午夜。

“你们是好同志，建军靠你们”。

“首长还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仗来，还要带领我们向前冲”。

握手告别时，林维先叫秘书派车把我俩送回家。深秋的南京城，可以身着棉衣的午夜，就是坐在汽车里面也还有些寒意。路灯格外明亮，宽敞的柏油马路显得更加豁达，一眼可以看到底的中山北路，洁净、坦垠、磊落、亮堂。小华沙奔驰在这条通向微妙的大路上，令人抚慰而又感慨。我思絮纷飞。人生最大的愉快莫过于此，过去把自己当成敌人加以打击迫害的领导人，现在转而把自己当成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加以器重。一个真正的人，无论他经受多么大的艰难困苦和冤枉委屈，而他始终如一的、坚定地为真理而斗争，是最愉快最幸福的。这不是“受宠若惊”，是党组织的信任。

林维先将军作为大军区的副司令员，身经百战，伤病缠身，在“文革”中，他无论在精神上、尊严上、身体上、生活上都受到冲击，然而，他并没有积怨在心企图报复。他秉公无私，实事求是。他没有任何个人私利，也没有什么个人目的，他出于道义和同情，作为高级领导人，不迥避矛盾，出面做群众工作，讲一些公道话，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你们的申诉教育了我”。他如果有私心的话，他完全可以找个借口躲进医院，患上个“政治病”而逃避是非；如果他有野心的话，他决不会对受迫害群众采取安抚态度。可是，现实并不如此。五个月之后，中共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许世友不但不感谢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在他“困难”时代他当了“替罪羊”，承担了责任，相反的，把“王林鲍”打成“倒许乱军的黑后台”，诬蔑有“政治野心”，企图利用二月抓人事件，有意蛊惑人心，把许世友打倒，并取而代之。鲍先志将军是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平易近人。他曾在1967年11月接见军区后勤部一批走访人员时，他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说，“1934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了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1942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于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就出来纠正，你们多幸运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也一定会得到正确解决的”。可是，五个月之后，鲍先志这番话成了他“反许乱军的罪证”。打倒“王林鲍”，揪出黑后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1968年1969年，在南京军区除了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的口号喊个不停，又加上了“打倒王林鲍!”许世友的胡作非为又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严厉批评。毛泽东同志对许世友说：“你要读红楼梦，你要学习哥白尼的天演论。”意思是许世友不懂唯物论和辩证法。二年之后，王必成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史景班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许世友要打倒的人都升了官。



（十九）许世友持权报复再整“倒许乱军分子”

        竟公然出手打政治部副主任耳光

1968年6月—12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人们称他为“传奇将军”，其实他一点也不“传奇”，如果把“传奇”改为“专制”，那倒是恰如其份。一代名将，全然不顾党中央毛主席对他的批评教育，全盘否定他首肯的《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以及中央对“报告”的批示，阳奉阴违变本加厉，持权报复，再次大整“倒许乱军夺权分子。”1968年4月，整死了南京军区工程兵部政治部主任白金和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科长吴俊之后，不但不“收兵回营”亡羊补牢，相反的，错误犯得更大更严重。军区后勤部被点名批判、检查交待、下放劳动改造的，军师干部有后勤司令部参谋长王子乔，副参谋长孙章，军械部长宫范九，副部长张友夫，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等。团以下干部更多。我是重点对象，调配精兵强将整我120天(6、7、8、9四个月)，给我定了七条纪律：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除毛主席著作外，不准看其他书报，指定二个人专门“看护”我，我到那里他们跟到那里。每日三餐数百人用餐后，地面卫生由我包干打扫干净。每天不是小会攻就是大会轰，要我交待问题。交待了还不算，还要挖思想根源，还要检举揭发，戴罪立功。“打手们”对我猛烈炮轰时，每每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副科长吴某，跳出来诬蔑我是“阶级异己分子”“从黑窝里爬出来的”。极尽“不实之词”。学习班党支部给我戴上7顶帽子：①小爬虫变色龙②阴谋家野心家③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④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⑤阶级异己分子⑥黑窝里爬出来的⑦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帽子满天飞，全都是空心汤团，没有一顶有具体事实。整我很起劲的一些人，有的属认识问题，有的是别有用心。“官本位”是推动他们充当打手的重要因素。有的人本身在历史上，屁股上有屎，想乘机表现一下，企图洗刷掉自己的丑恶形象和劣迹。但，他们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他们得到的“好处”仅仅是一句话，自身党性不纯或品质恶劣。不少整人的人，后来都犯了错误，突出的是在支左中乱搞男女关系并受到处分。1968年9月，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开始了。周贯五副政委宣布：赵玉祥下放劳动锻炼，不必参加清队学习了。1968年11月我第二次下放到安徽和县某工程团农场劳动。1969年1月因病，经周贯五批准回南京治疗在家养病。机关党支部派老红军冯福铭部长找我谈话，冯对我说，“根据上级指示，你属于推一推过去，拉一拉过来的人”。暗示我，我可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属站错队的，七顶帽子快要取消了。

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打击面更宽。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为重点。史景斑，山西人，早年参加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反阎抗日”队伍。陆军第12集团军政治委员，调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批许平反”的主要动力来自政治部，比如：刘锦平来宁调查研究，唱主旋律的是政治部，上北京告状的主力是政治部。因此，许世友对政治部“批许”的人恨之入骨。许要是开杀戒，政治部人员首当其冲。许世友说：“政治部烂透了，是重灾区”。他认为史景斑是“黑后台、大黑手，大爬虫”。许世友亲自审讯史景斑，史景斑坚持实事求是，既不承认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也不检举揭发其他无辜者。许世友盛怒之下，奔到史景斑面前，出手狠狠打了他一记重量级耳光。这位还俗的少林和尚，出手不凡，打得史景斑眼冒金花，站立不稳。陪审的人员都惊愕得呆若木鸡。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替他把眼镜拾起来。史景斑强忍侮辱和皮肉之苦，默然不语。我人民解放军自盘古开天地，那有司令员打政治部副主任的!尤其大军区，空前绝后，可是许世友干上了。人们盛传许世友的“传奇故事”，我想，他“奇”就“奇”在这里。什么开枪打死老婆啦，飞檐走壁轻功了得啦，破石如泥啦，力举千钧啦、少林比武啦、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啦……吹得神乎其神。许世友是我军一员战将，作战勇敢，对中国革命做出贡献。这是事实应予以肯定。但在历史上他犯过错误，尤其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也是事实。我认为不能以“传奇”为“彩色涂料”把他的严重错误掩盖起来。更不能在“传奇”的幌子下，大肆渲染其所谓的传奇事迹。这种用“彩色涂料”的写作手法来美化许世友，往往会误导不明真相的善良的人们。

    从出手打史景斑这件事上看，许世友的“传奇故事”就如洞观火了。我们批评他“骄兵悍将”、“军阀作风”、“独立王国”，“一言堂”、“专制霸道”，“封建意识”，“封功拜将思想”等等，这一套完整的封建法权顽疾岂能与“传奇故事”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呢？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对许世友是爱护的。但，他居功自傲，骄横无度，已到了飞扬跋扈的地步了。这是共产党人吗？在中央首长中他畏惧三分的只有6个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罗瑞卿和林彪，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他在党的“九大”代表大会期间，居然组织发动批判他的老上司在重病中的陈毅。在批判发言中，他声嘶力竭，大批大揭历史旧账。这是什么政治品质？他在讨好谁？是讨好毛泽东呢？还是讨好林彪？或者是两面都“兼收并蓄”！他嗜酒成癖，一喝茅台准发酒疯。在他的心目中不知道尊重人是什么概念。稍不顺心如意就骂人，往死里骂。不仅骂人而且大发淫威。他的世界观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老子天下第一。毛泽东经常批评教育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毛泽东问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许世友答，“我带兵北伐!”。毛泽东说：“周勃厚重少文”，“安刘者必勃也”。实际上是批评许世友“不学习，没有文化，不懂马列主义不懂辩证法唯物论”。许世友不懂什么“周勃少文”、“绛候安刘”；更闹不清楚“安刘”“柳营兵’’是咋回事?许世友手下那些姓“马”姓“牛”的人，乘机对许说：“毛主席讲党中央出现危机只有靠你来扛了!只有你能转危为安”。许世友听了大喜过望，“对呀!毛主席是问过我这件事”。许世友把另一句话“周勃少文”给丢了，只听到“安刘必勃”一句。何况“安刘必勃”未必指的就是许世友。所以，他敢搞独立王国那一套。

    在一次会上，毛主席问许世友：“许世友你看过《红楼梦》没有?”许世友莫名其妙，什么红楼梦、黑楼梦、白楼梦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回南京要读《红楼梦》，要读哥白尼的《天演论》”。许世友懵懵懂懂，唯唯诺诺。回南京之后，他吩咐政治部到新华书店大量购买《红楼梦》、《天演论》营以上干部每人各发一套。下命令每人至少看三遍，上班时间也准看，不算违纪。吹许世友是“传奇将军”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奇”事也大书特书地“传”进去呢?

    1969年1月，我在工程团劳动改造，因病在家休养，南京军区政治部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连锅端到北京去办了。办学场所设在总后勤部的后勤学院。到了北京，学习班立即“换了人间”。毛泽东主席亲自圈阅学习班计划。原在南京挨批挨斗的人，变成动力了，整人的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藴瑞、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被毛主席批评为“帮倒忙”，被勒令检查交待上了被告席。学习班的领导班子改组了!“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艾汉美、纪国城被党中央指定进了学习班的领导班子。“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被定为“多中心”的错误口号挨批判了。王藴瑞原是志愿军参谋长，他是被许世友要来南京军区的。符确坚海南人，老红军参加过长征。讲一口别人听不懂的海南岛北京话。符确坚曾任军区后勤部政委，他认识我。为什么要批他们俩呢？他俩是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的替罪羊。

    毛泽东说：“‘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毛泽东说：“南京军区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又一次批评教育了许世友，又一次纠正了许世友的错误。毛泽东的话讲得很重了!许世友算是听懂了。他下令赶快把“倒许”二个字去掉，但无济于事，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必须执行，背靠背批了他6个月。1969年6月，军区政治部学习班全体人员奉命返回南京。在此期间，1969年4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上班，并且派我到上海警备区检查工作，工作组长是周化泽科长，同我关系很好。在出差之前，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部党支部，派一位科长一位代科长找我谈话。阮克栋和陶春和笑嘻嘻地对我说：“赵玉祥同志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军区指示，你自己写的检查交待材料还给你本人，检举揭发你的材料当面销毁。你的错误一笔勾销了”。阮、陶二位在推行“倒许乱军夺权”错误口号中，都很积极。陶春和代理科长的职务不知何故被吊销了，叫他“支左”去了，不久作为营职转业了。阮克栋升了官。

    1968年的反复是许世友挑起来的，结果以许世友挨批评再一次做检讨而告终。我们同许世友的“摸老虎屁股”游戏，第二次交锋又胜利了。但是，我们吃尽了苦头。辛弃疾说：“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读词悟人，不胜唏嘘。

    刻下，我也有点同情古代遗恨的英雄豪杰们，他们为什么不自量力。辛弃疾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民为本”，要搞大民主，封建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官为本”，哪有什么民主，更不要奢望大民主了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内，不可能彻底消灭“官本位”。有官本位思想的政客们视人民群众(老百姓)为草芥。他们对上，推崇“吾皇万岁”和“天聪圣明”。对下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许世友虽然是老共产党员，但他的思想体系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里。民主和科学对他来说是“怪异”。不能容忍“怪异”的大小官员岂止是许世友一个人!



（二十）春光无限好细雨化无声

赤子报国心沉沙落雁飞

    1969年4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二位科长找我谈话。“部长最近不在家，我和阮科长在家负责。领导上决定你到上海警备区去检查工作，出一趟差。周化泽科长带你们去，共4个人，时间一个月，具体任务周科长会传达”。陶春和代理科长吩咐我。

    “我在农场劳动一个月就病了，没有完成任务，理当再去补课，善始善终”。赵玉祥回答。

    “不，不必去了，到农场劳动的同志不久都要撤回来的。你们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了。噢!还有一件事，根据军区首长指示，你写的那些交待材料要送还给你；别人揭发检举的材料，当你的面通通烧掉”。陶春和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赵玉祥迟疑了一会之后，急切地问陶春和。

    “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许司令指示，凡是检查交待彻底的，态度好的就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还是好同志。讲到“好同志”三个字时，阮大头双眼笑成了一条缝，大嘴里露出了两排大白牙。正当阮克栋在说话的时候，陶春和从保险柜里取出一袋卷宗。卷宗里分别有两叠材料，一叠上写着“赵玉祥交待供词”；另一叠写着“检举揭发赵玉祥材料”。扉页下方括弧里写着1—567页，时间：1967年6月5日。陶春和把“供词”那一叠递给了我，把另一叠放在簸箕里，划一根火柴，慢慢地焚烧着。不大一会儿簸箕里火焰喷舌，纸灰飞扬，整个办公室里充满着焦烟味道。那些细屑纸灰有的点洒在办公桌上，有的飞出了窗户，飘洒不知去向。还有一些细屑飘落在我自己的头发上……

    赵玉祥手捧着自己在10个月以前，洒着眼泪疾书而成的“请罪”材料，心里激动万分。那些浸有泪水的“供词”，一点也没有褪色，流利的钢笔字，一行行展现在他的眼前，他信手翻看着，一张又一张，一本又一本，挨着日期顺序，装订得整整齐齐。

    “啊!那有那么多?”我吃惊地脱口而出，每页以500字计算，那就是25万字。在集中营里关押了45天，平均每天写5600字的交代罪行、检讨错误的材料。如果从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指示开始算起，到《军委八条》下达止，前后“造反”不过5天，却被逼写出了25万字的“罪行”材料。这是我军历史上在历次运动中出现的罕见奇迹!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见许世友对自己的“好同志”，实行打击的力度是何等的强大!“官为本”的影响何等嚣张!

    列车飞奔在宁沪线上。四月的江南，青山绿水，红黄蓝白褐，交相辉映，景色万千。我们一行4人在周化泽科长带领下，从南京出发向上海进发。在车窗前，远山近水，农田树荫像印刷机里吐出来的报纸一样，闪闪而过。我倚着车窗，低声呻吟着平时爱唱的抒情歌曲“马儿啊!你慢点跑。风吹啊，草低见牛羊……”。我习惯地把军帽挂在衣帽钩上，抬望眼，看到祖国大好河山和勤劳的人民，思绪万千，似有所思。此时此刻的心情，同我在集中营被武装关押，被批斗，带病被下放到农场里劳动，因病而归，孤独在家养病，不准工作，没有任何人敢接近我，走到那里昔日的战友都不敢同我讲一句话……。今天和昨天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互相交织在一起，我无比悲戚伤感!洒进车厢里的阳光，轰轰作响的车轮，摇曳婀娜的路旁杨柳，粼粼闪光的太湖之波……这些自由、美好、纯洁、伟大的大自然，不断收进我的眼帘。凄戚悲凉的往事，现下眼前的景象，令人不寒而噤无限惊愕。惊涛骇浪，暴风骤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世态炎凉；海晏河清，和谐细腻，相扶相济，风清月朗和人间柔情，这两类截然不可共熔一炉的感情境界和思维空间，令人感慨不已!爱和恨，善和恶，忠和奸，美和丑，真和佞冲击着善良人们的心脏和中枢神经。

到了上海，我们住进了延安饭店南京军区上海招待所。我和周化泽住一个房间。在我当部长助理时，恰好他也是油料部部长助理，我俩经常在一起开会，业务上经常接触。两个部合并之后，他晋升为科长，我仍然当部长助理。“赵玉祥同志，事情过去了不要再计较了，向前看”。“你写的检查交代材料我全部都看过了，当时的形势，谁都很难料到，吃了点苦头，正确对待吧!”周化泽在劝慰我。延安饭店条件好，两个人一个房间，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我对他说，我走时阮克栋找我谈话，他说：“许司令说了，凡是检查交待彻底的，态度好的就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还是好同志。”“是的，本来都是好同志嘛，谁能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周化泽也和我一样感叹不已!

    在延安饭店二楼，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女青年服务员，正在使用吸尘器，努力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我用拖布协助她们把打蜡地板上的垢物去净，淡黄色花边地毯服贴地伏在地板中间。电话就在房间里，随时可以和全国各地通话。时针指向9时，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翻阅上海市的《大黄页》。411356，“喂!你是××公司吗?请你找黄灿同志接电话。怎么?她不在，她中午才能回来……。我是上海延安饭店，我是她的战友，请您转告她，她回来时，请她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号码是478281。好的，谢谢!”。过了一天，下午二时，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喂!啊是我。昨天电话没有找到您，您都好吗?又是八年没有见面了。好的，明天我不出去了，下午三点钟，在房间里等你，延安饭店二楼36号房间。再见!”。

    一位身材修长，姿态婀娜，服装考究的年青妇女，挽着我喜笑颜开地从饭店门卫室走了进来，她穿一件藏青色小领西服上装，下着一条米色小口长裤，润滑笔挺合身。下颌之下，开放式白底红点衬衣领头，那领头也是笔挺的，一丝皱纹也没有。她乌黑油亮的头发，好像才经过发型师梳理过。她脚上那双黑色扣带半尖皮鞋也顶合脚。她的一身装束和举止投入，一看便知是海派气势和风格。好一位八年没有见面的原炮兵司令部后勤军械部财务科的黄灿同志。

   “八年了，怎么你又来找我?我老了吧?你看看是不是一个老太婆?”我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您还是那个样子，这八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以为你退伍了!”她接着讲。

   “你看你一点没有长肉，你还是一把骨头，排骨!”说着，她用她柔软的手指轻轻地在我左臂上捏了一下。她继续挽着我一步一步地上了楼。“请坐”。我把她带进房门，热情地招呼她坐下。然后给她倒上一杯热茶，随手在小壁橱里取出二只苹果，先在盥洗间里洗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给她削皮。她坐了下来，把随身携带的精致的小提包放在我的床脚，然后端起茶杯微微地品了一下。品茶的瞬间，她乘我低头削苹果，迅速地把我又看了一眼。然后，把嘴闭起来，端着茶杯仔细地打量着我的房间。看了一会儿又转睛凝视着我，直到我把苹果送到她的手里，她才放下茶杯，笑了一笑，接过苹果轻轻地咬了一小口。“你爱人都好吗?孩子也好吗?”我一边削另一个苹果一边同她攀谈着：“满好”。

   “你还是干老本行?当财神爷，满惬意的，不像我成年劳累和奔波，马不停蹄，常年累月一套老军装”。

   “你是大军官，我们是老百姓。全国学习解放军，我要好好向你学习才是”。说着，她用眼睛狠狠盯了我一眼。

   “小芳(她原名黄秀芳)你还记得1951年到1952年的军队生活吗?那时候你才16岁，你是青年团小组长，我是青年团支部书记，你经常向我汇报团小组思想情况”。

    “你的记性真不错嘛，15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清楚”。她笑容柔和。

    “你忘了吗?‘三反五反’的时候，你查帐在南京候家塘，我当时出差在上海，有人陷害我，你急得暗地淌眼泪，后来那个诬陷我的人自投罗网，受到军法处置，你才把心放下。我从上海回来，你守口如瓶，不透一点。等你离开军队到上海工作之前，我才听别人告诉我。你为了替我辩白，日夜查帐，终于用事实证明我是清白的。真相大白的时候，你已经整装待发了，我们告别于仓促之中。那时，你17岁，我20岁”。我深怀感激之情，娓娓叙说15年前的往事。

    “你的记性真好，可我倒有点记不清了。不过我替你结毛线衣的事我至今没有忘掉。你买多少毛线，什么颜色的，我结什么样式的，腰身多大，我至今记忆犹新”。她十分动情。

    “这件毛衣穿15年了，我还穿在身上，不过它已经改织了二次”。

    我们愉快地彼此交谈着建国初期那场“三反五反”运动情况。她又怎能知道，15年后的1967年，我刚刚从武装关押的集中营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呢！如果她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它的残酷性，她又会为我流泪的。一个人在经受苦难和浩劫之后，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同昔日的战友，尤其是同异性伙伴叙旧，对他那颗受创伤的心，会得到极大的慰抚和修补的。

    我们一行4人，在上海警备区呆了一个星期就回南京交差了。这一次到上警来没有什么重要任务，纯粹是走一下过场，了解一下二月抓人之后的部队思想和工作情况。我意识到这是来自北京总部的关怀。我被关押之后，三省一市的军队后勤系统，野战集团军后勤系统都知道了，老熟人看到我“亮相”了，都为我高兴。



（二十一）手术刀上也有“阶级斗争”

沈威廉死亡调查纪实

1967年9月，金陵古城灼人的热浪冲击着善良的人群，人们被烘烤得透不过气来。南京中山门半山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89楼二楼住着一家凄凄惨惨戚戚的临时人家。主人叫朱顺潭，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共产党员中校沈威廉教授的妻子。她带着一双儿女，从嘉兴野战医院被告状团接来，揭发控诉许世友残酷迫害她文夫致死的罪行。

1967年3月春寒料峭。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处办公室，朱顺潭被通知到这里谈话。政治处主任张恭通知她，沈威廉死了。要她去看一下，把一些遗物领回来。

   “我当时听到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几乎昏死过去，半晌说不出话来。顺不过气来”。“自从二月他被逮捕，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关押在什么地方。我带着二个孩子，提心吊胆守在家里。我胆子很小，他到底犯了什么大罪，我感到十分突然。白天上班生怕出事故，出了事故我怕也被抓起来，因为孩子都小”。“他被逮捕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我问政治处领导人，沈威廉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这才告诉我在八一医院。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站起来就往八一医院跑，他们怕我出事，赶忙派二个人追我。我那时也不知道从那里来的劲，也不知道什么叫伤心和悲哀，只是像天昏地暗一样，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到了八一医院，追赶我的那二个人也到了，他们拦住我，要我等一等，要把我带进八一医院政治处，他们怕我看到真相。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一秒钟也不能等待，只有一股炽烈的火焰，就是要马上见到沈威廉的尸体。我对他们大声喊叫，要他们把沈威廉的尸体立刻还给我。我当时确像一个疯子。我的脑子倒是格外清醒，别的什么都不想，就是一个，我丈夫沈威廉的模样，一丝不动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像他就在我眼前，一切都像是昨天……”。

“不知是那个护士还是医生，在旁边插了一句‘在手术室你快去’！我听说在手术室，满以为人没有死，是他们哄骗我的。沈威廉还活着的剧烈愿望夺取了我整个心脏和思维。我几步就冲到手术室。到了那里，门口围着一堆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亲属，不在意我，我进了手术室没有遭到阻拦。我三步二步扑近病床，他没有活着，真的死了。我见到了他，我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那股自我克制的力量。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把自己的眼睛闭了一下，不自禁地牙齿咬得紧紧的。很快睁开眼睛仔细察看一切。尸体安详地平卧着，一看便知是死在手术台上，死后尸体还没有护理过。因为他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死了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进行尸体护理的。也就是说，死了还不如一条狗!”   

“尸体上盖着一床白色的被单子，两只手放在腹部，双脚直挺挺。我把被单掀开，准备观察一下刀口情况，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双手竟然还带着手铐。我见到这般情景明白了一切。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他冰冷的双手，把手铐轻轻地挪动一下，心想最好不要压在他切开的腹腔上，免得他的尸体再承受压力。我观察半响之后，又把被单盖好。他的面孔已经浮肿而且蜡黄，脚也肿得像冬瓜一样，蜡黄发亮……。”

“我在尸体旁呆痴了很长时间，我的脑子里还是很单调，并且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只是想：什么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走吧!回去吧!回家去吧!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了。”

   “回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他们对我讲，沈威廉是胃溃疡穿孔，八一医院采取保守疗法，结果引起黄疸，最后导致肝病变坏死，抢救无效死亡。并且说，他们是尽力抢救的，无奈沈威廉身体过于虚弱，医院已尽了全力”。朱顺潭讲到这里眼睛稍有红润，她站起来倒了一杯开水，喝了二口之后又恢复了正常，继续和我交谈。

“沈威廉身体不好他们都知道。两个医院(指军区总医院和八一医院)都知道他肝硬化并有胃溃疡病。逮捕之前，本来就要住院治疗，他希望避免胃切除，只要没有穿孔就不要动手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既然已经穿孔那就该立即手术，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医疗常识。那有明知穿孔还不手术，搞什么保守疗法，那有明知他肝硬化，轻度腹水，又在胃穿孔的情况下，还引出胃液，引起腹腔脓化，导致大量黄疸，促使肝坏死，逼着生命死亡。”

朱顺潭愤怒地说：“所谓保守疗法，实际上是阴险凶狠的谋杀。在医学上，为医之辈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利用疾病和医术杀人的并非无人!赵玉祥同志你要叫我谈沈威廉死亡的真实情况，这就是真实情况。”我全神贯注听她一句话一口血的诉说。我屏住呼吸，忘记炎热，用我的全部记忆力和记录本领，把朱大姐的血泪控诉收录起来。她谈完了，她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离开八一医院手术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尸体怎么处理的我也不清楚，我也不过问。不久，他们把我调离了总医院，到嘉兴野战医院工作，直到现在。”朱顺潭告诉我，她原来体重140斤，现在(1967)只有一百零几斤了。她的双眸凹陷在清瘦的脸庞上，面容憔悴苍老，心事重重。然而，她的思维清晰，语言利索准确。举止动作也敏捷了当，并没有由于过多地悲痛所造成的呆板和迟钝的表现。在谈话过程中，我观察到，朱顺潭具有超人的毅力和克制力。同时，也意识到她对沈威廉缅怀绵绵的无限深情，这种深沉内向的性格是罕见的，她越是无泪不泣，越是说明她创伤之深，悲哀之切是无与伦比的，即大哀无恸之说。她的眼泪已经枯竭了!大凡欲哭无泪的人是最伤痛的!

“朱顺潭同志，你能写点东西吗?”

“我是一个普通护士怎么能写东西呢?”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把你要向大家说的心里话，都写出来，也就是说都倒出来，怎么想就怎么写。写好了，我再给你整理和修改。”我受告状团之托，义不容辞，接受了为朱顺潭整理控诉材料。后来，这件事成了我的一大罪状。罪状的性质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替反革命分子翻案。

    1967年8、9、10、11四个月，朱顺潭同志连续做了十几场控诉报告，无论男女老少听了她的控诉，无不泣不成声。可是，她在台上，纹丝不动，台下一片抽泣之声，她一滴眼泪也没有，真情感人不在声泪之如何。没有多久，在正义的呼声中，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被迫同意成立沈威廉死亡讨论会。讨论会由告状团发起，邀请军队和地方医院有关专家教授和医生，对沈威廉胸外科主任医生的死因展开热烈的、道德的、科学的、法律的、公开的讨论。

    宽敞明亮的乳白色的小会议厅里，陈列着双人和单人的沙发，用白色的套布套着，显得圣洁和高雅。茶几上放着普通的茶杯和烟缸。小厅的两个对角上各有一台风扇，不时向四周转动，送出一阵阵热风。在一张茶几上，有一叠厚厚的纸张，摆得不太整齐，上面印着《南京军区总医院病历》和《人民解放军八一医院病历》字样，病历号码为“32514”。病历下方的格子里，分别钢笔草书：“沈威廉，男，48岁，中校，科主任”等信息。沙发上端坐着表情严肃而又和蔼可亲的医学专家教授和医生。他们是：吴公良教授、陈肖凯教授、李鸿书教授、王子沂教授、陈伟达教授及胸外科高元普副主任医师、周才彰主治军医、林从吾主治军医、秦力军医，汪宝琴护士、沈晓凤护士等。他们分别为泌尿科、消化科、胸外科、神经科和传染病教研室的主任医师。周才彰是胸外科军医，林从吾、秦力是内科军医。专家们讨论的一致结论，认为：保守治疗是错误的措施。根据沈威廉当时的病情，应在出现黄疸之前立即手术抢救。所谓“保守治疗”实际上是驱使胃液大量外溢，感染腹腔，引起腹腔化脓，导致肝坏死，造成死亡。专家们还认为沈威廉身体虚弱不是死亡直接原因，造成死亡直接原因，是医疗措施上的有意失误。

    后来经过调查证实：八一医院医生们都提出立即手术抢救方案，可是没有得到军区总医院院长耿希晨和政治委员某某某的同意，他们批评八一医院军医“过分紧张”“小题大做”。他们指示，只要“保守疗法”可以控制病情，就可以对沈威廉继续进行政治审查。也就是说治病必须服从“办案”，治疗要服从阶级斗争。耿希晨批评“八一医院”不懂得“手术刀上有阶级斗争”的道理。院长和政委认为：自然科学必须服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统帅和灵魂。顺便提一下，耿希晨原为第27集团军的卫生部长，同许世友关系密切，“文革”期间他死保许世友，秉承许世友的旨意，疯狂镇压军区总医院敢于批评领导的群众。耿希晨本人平时严重脱离群众，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搞宗派主义，在生活上腐化堕落，群众对他十分不满，机会来了就“造反”了。

    沈威廉之死是一个大悲剧。实际上沈威廉并没有“造反”，他只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替“造反派”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的工作”之类的话。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写大字报，搞“四大”是完全合法的。但是长官意志否定了“合法化”。在这种形势下，许世友的“多中心”和封建专制思想，必然带着镇反情绪来对待群众，那有不滥杀无辜的，逆我者亡嘛!

    封建诸侯和骄兵悍将，何言民主和科学，许世友的意志就是法律。



（二十二）南京军区总医院高悬霸主鞭

          沈威廉冤魂和他的六位战友

    《沈威廉死亡调查实况》还要继续。沈威廉湖南人，1919年生，旧知识分子。1944年毕业于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国民党南京陆军总医院胸外科医生，著名“胸外科一把刀”。1949年南京解放，我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接管了这所医院，更名为华东军区总医院，1955年正名为南京军区总医院。沈威廉这把“刀”，从1949年到1967年，18年来救治了我军数以千计的干部、战士、家属、子女的性命，其中还有许多高级干部。使患者转危为安，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出于他的表现和政治上的进步与要求，经过党组织对他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考验，批准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成为中共党员。授中校(正团)军衔，出任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他是我军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在全国医疗系统也赫赫有名。在沈威廉身上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对知识分子，尤其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性和威力。南京军区总医院专家学者数以百计，闻名于世的有著名妇科专家何碧辉，传染病科专家陈伟达，泌尿科专家吴公良等。陈毅、唐亮、郭化若、张才千、林维先对这些专家十分尊重，把他们当作党的瑰宝加以爱护。有的专家同军区首长关系密切，甚至成为至交。比如世界著名与林巧稚齐名的何碧辉和郭化若、唐亮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何碧辉曾多次对我讲过，她同唐亮政委和郭化若副司令员的故事。林豆豆和郭化若的女儿都是何碧辉副院长亲自接生的。何碧辉授上校军衔，副师级，行政上是副院长，并享受专家津贴。老太婆脾气古怪，非常执着认真，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怀有深厚感情；对干部、战士、家属患者一贯精心治疗，极其关心，医德高尚。在军区总院，无论院长、政委都得让她三分。后勤首长也十分尊重她。她遇到医疗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就直接去找郭化若和唐亮，找郭化若的居多。她和林巧稚一样终生未嫁。何院长家里不用保姆，坚持亲自打饭打菜，我劝她你七十多岁了，过马路很危险，让别人代你打饭打菜不行吗?她执拗自己去。军区总医院，经常组织专家义诊，在马路上摆“摊子”，何碧辉每次参加这种活动，一次不落。很多怀孕的妇女都找她“听胎”，判断是男婴女婴。老人有求必应，十分忙碌。老人节俭成风，常年一套军装，很少看到她穿便衣。家里一台福日牌14寸彩色电视机，用到她去世还是这一台。家中陈设简单，两张单人小沙发一个茶几都是旧的。她考究卫生，卫生间一尘不染，吃的蔬菜要用牙刷一叶一叶的洗刷。我每到她家，必备一碗福建人口味的甜点心招待我。我吃完了，她习惯地说一句“再吃也没有了!下次再吃”。老人很欢迎我到她家做客，一次至少三个钟头，大都谈她1935—1949年之间的经历和趣事。抗日战争那一段，在美国留学那一段，说得最起劲。她告诉我，她是福州陶淑女子学院和文山女子中学毕业的。我说，我是格致中学的，她哈哈大笑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是老同学”。我到总医院看病，一般不找她，如果找她帮忙，她必亲自带我去找专家看。有一次我要看腰关节病，她就把我领到骨科主任林恩及那里去，对林恩及说“你给他看看要紧不要紧”。林恩及同志是厦门海沧人，见到何碧辉就说闽南话，我听不懂，干着急。老人看我着急，就得意地笑，说我的“福州话不好听，要学闽南话”。林恩及对人说“赵玉祥是何院长的干儿子”。

    老人家家里不用保姆，有二位亲人照顾她。一位是姑侄女，一位是姨侄女。姨侄女是军区总医院的供应室护士，姑侄女是南京博物院的讲解员。她俩和何碧辉院长一样，都没有结婚。何碧辉离休后，回到老家福建厦门鼓浪屿。逝世于东南沿海风光旖旎的花园城市厦门鼓浪屿，和林巧稚都葬在鼓浪屿。

    沈威廉之死，何碧辉表示愤慨和惋惜。提起许世友，她就眉头皱起来，眼睛看着我直摇头，嘴里没有一句关于许世友的话。

    龙启明在关押期间，向我透露：“说沈威廉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我不能接受。我对总医院的行政和医务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当年我参与了对这些人的政历审查工作”。他说：“沈威廉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必须接受民团训练，他被迫参加了民团。国民党政府规定，训练结束要当一段时间的伪乡长。他确实当过半年左右的伪副乡长。在他接受民团训练和任伪副乡长期间，没有任何活动和罪行，例行公事而已。这些政治历史情况，在他入党时，都做了严格审查，并且都有结论。结论和他自己在自传中向党组织交代的完全一致。各级党委在批准他入党时，十分慎重，对他这些历史问题都经过认真核实和讨论，认为是属于一般性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且是被迫的，不予追究，同意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于在大会上批斗他的时候，说他取名‘威廉’，是向往美帝国主义，梦想变天，那更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沈威廉就读湘雅医学院，为了纪念外籍老师，更名‘威廉’这完全可以理解的”。龙启明说到这里，流露出极为不满的容态。他说：“我们党的政策今天怎么会被那些领导人执行得这么糟糕了!”。龙启明继续说：“沈威廉是旧知识分子这不错，他酷爱书画和花鸟也是事实。他喜欢同旧知识分子谈今论古是常事，而他对待工作却十分严肃认真，对我军胸外科医学有贡献，他那把手术刀打开了人体的禁区，挽救了不知多少生命垂危的心脏病人。他是军内外公认的胸外科专家，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为什么这样的人就不能革命呢?何况他还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帮助青年军医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些‘你们去革命，我多承担一些工作’的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并且是历史加现行双料‘反革命’，加以逮捕法办，这能说得上是公平合理吗?”。龙启明继续对我说“他有胃溃疡病，肝硬化，还有其他疾病，能带病工作，一贯不为自己的疾病叫苦，这一点每年都有公论，都给他立了功评了奖。他出席过我南京军区先进工作者大会，军区后勤党委授予他红色专家的光荣称号。一夜之间这些红色的东西都变成‘黑色’的了，说他是南京军区总医院反革命篡权黑手，是‘邵马龙李居柯’的黑后台，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现在他被逮捕了  这本身就是非法的，对他搞逼供信也是非法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运动，在林彪形“左”实右路线的干扰破坏下，世界观没有改造的领导人，他们满脑子充斥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思想，他们权力在手，没有民主和科学监督，随心所欲制造冤假错案，草营人命，在封建主义的哲学里，是天然合法的。我说，“南京军区总医院高悬霸主鞭”，是在这个特定意义和特定时间段上的定论。

    “文革”中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的“四大”单位，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以及思想作风不正的领导人，开展批评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做为领导人应持谦虚欢迎的态度。然而，这些领导人对群众的批评持逆反心态和报复做法，应予批判，涉及法律的应追究法律责任。许世友的生活作风问题，都在军区总医院高干病区发生的。耿希晨院长和他老婆亲自安排的，许的保健医生某某是参与者。许世友一到高干病区住院，第一个来“护理”他的是耿希晨老婆，以后由医生护士轮流“值班”。为了确保首长安全，耿希晨指定病区教导员吴斯坦同志和医务处龙启明二人轮流站岗，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总院被重点镇压与这个秘密有关。

    1967年2月军区总医院有六个人“造反”很积极：政治处宣传干事邵炳泉上尉，组织干事马永来上尉，首长保健医生龙启明大尉，李克昭军医，居秀萍军医，柯如仙军医。这六个人中，5人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龙启明因成分好被拘留。人们称之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逮捕他们的根据为：

    邵炳泉父亲当过国民党伪县长，是共产党的敌人。马永来当过伪警察，入党手续不全，属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龙启明有野心企图夺权当院长。李克昭父亲是国民党中将，傅作义将军的亲信，跟共产党打过仗，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居秀萍的舅父在台湾属海外复杂关系分子。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养父）是国民党海军下级军官，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舰撤离黄浦江时，跳江留在上海，是从黄浦江里冒出来的敌特分子。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是众所皆知的。南京军区总医院党委，属于高级党委，对党的一贯政策是清楚的，“文革前”也是这样执行的，怎么到了“文化大革命”，受到群众批评和冲击的领导人，就一反常态呢?就可以颠倒是非，明知故犯呢?他们为了自身的尊严和利益，就可以践踏党的方针政策，为所欲为，把好人当坏人来处理呢?这不是犯错误，这是犯罪。

    邵炳泉的父亲是我党老地下工作者，为了党的利益，遵照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党指派他出任敌伪县长。通过这个职务，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营救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马永来在农村入党，战争年代手续不全是正常的。在审干中，证明人都查到了，都有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假党员。当伪警察，那是因为生活无着，去冒名顶替当了二天警察。这种事还是他自己交待的。

李克昭父亲国民党中将不假，但是，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是进步人士，傅作义将军起义，他起了很大作用。北平解放他是有贡献的，他的家由解放军站岗放哨，列为保护对象。

    居秀萍的舅父不是亲舅父是“隔墙舅父”，居秀萍从没有见到过这位舅父，解放前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都不来往。这样的海外关系不能被视为复杂的社会关系。

    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那是祖父外祖父的事，与她无关。她生身父亲早年亡故，没有什么剥削行为。她的继父柯蔚林，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逃往台湾，跳江留在上海，同柯如仙守寡母亲结婚，十几年安分守己，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四邻皆知。审干中做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处理。

“邵马龙李居柯”，除了柯如仙有骄傲自满情绪不是共产党员外，其余5位都是党员。正是因为他们造了“领导人”的反，批评了领导人的错误和缺点，触犯了领导人，领导人怕引火烧身因而被强加为“犯上作乱”的罪名，逮捕法办。利用权力有意颠倒是非，颠倒黑白诬陷好人。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代表不了党中央，代替不了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更代表不了共产党。在我们党的历史中，在某一个时期，出现“左”倾机会主义，出现肃反扩大化，出现滥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事件，从根源上讲，有的属于极左思潮问题，有的是中了敌人的奸计，有的属于“莫须有”。所谓“莫须有”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白了，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披着革命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外衣有意杀害或陷害异己者或所谓背叛者。这些“有意杀害、有意陷害、有意整人”，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事实上已是犯罪，但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它的性质往往被掩盖了，用“犯了严重错误”被保护了下来。这种权术性的做法，出于“服从大局”的深思远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原谅的。但是，“犯严重错误”的人必须改正错误，对于被伤害的人做好善后工作，落实政策。否则，就应绳之以党纪、国法。这样，才能服众，才能安民、治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这种事例很多。但是，我们的党从未认真杜绝这类事件，历史上张国焘在长征中，冤杀优秀的红军干部和普通战士；延安“三查三整”中逼死过人；在白区地下党负责人冤杀错杀自己的同志等等，屡见不绝。许世友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他反而当上了政治局委员，这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我闹不清!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许世友知道毛泽东需要他，许世友有持无恐，心中有了底。因此，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屡次“犯严重错误”，敢于屡次往死里整人，而不受到党纪、军纪、国法的制裁，相反的还升官。在当时党内斗争尖锐的形势下，毛泽东要依靠南京军区的几十万大军。我们这些热衷于革命而缺乏政治斗争经历的年轻人，往往会迷失“方向”，坠入政治迷雾之中而不能自拔。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二十三）林彪《一号令》项庄舞剑

许世友借剑乘机伤人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事件发生后，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不断发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调兵遣将，进行军事部署。苏联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得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应。六月间，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9月23、29日，我国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10月1日，国庆20周年，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强调战备。

    10月15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苏州。根据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10月18日(星期六)林彪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1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第一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引起极大震动。   

    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决定，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种做法。

    此时，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主席，每日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做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回忆说：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是主席让我拿去烧了，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文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毛泽东后来曾说过这样的话：“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很多人嘛!”意思是，人民解放军只有林彪一人可以直接指挥了。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毛泽东不允许睡榻之旁又睡了一只凶险的老虎。毛泽东同志一向极其重视抓枪杆子，拉住人民解放军高层将领，拉住许世友等高级将领，他就可以安稳地睡觉，这是大局的大局。

    1969年3月2日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1969年8月13日，苏联在新疆裕民县列克提地区制造报复性的流血事件，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全党、全军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早在“九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5月上旬，党中央召开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7月，召开“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各级防空领导小组，

同时展开了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中央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说：“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在中苏谈判前夕，根据苏联的战略动向和情报资料，党中央做出在1969年10月20日之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全国各地。疏散中央领导人是毛泽东做出的决定，周恩来主持安排，疏散安排的报告，由汪东兴、王良恩签署的，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下达的。毛泽东同志抢先了一步，把共产党的核心骨干，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们紧紧地抓在手上。这样毛泽东和林彪斗，就棋胜一筹了。

    作为副统帅直接管军队的林彪，理所当然，要做出紧急的军事布署，问题是不能“先斩后奏”。毛泽东离京去武汉，二天后的1969年10月17日林彪疏散到苏州太仓，10月18日，“第一号令”诞生了，并下达全军执行。《第一号令》“四个字”的发明者是阎仲川，并不是林彪，此人是从某大军区，林彪指名调到总参谋部任总参作战部长的，后升任副总长兼作战部长，主管全军作战工作。“1号令”六条内容，是林彪口授的。后来“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和“加紧武器装备生产”二条不向其他部队传达，剩下了四条。这里谈一下疏散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到邯郸。其他领导人不叙述了。众所周知，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整死的，而且死的很惨。整死这四位领导人，罪魁祸首是林彪和江青。贺龙和陶铸之死，毛泽东是为之叹息的，因为，贺龙可以抗衡林彪，陶铸可以派大用场。陶铸之死毛泽东狠批了江青，说是他整死了陶铸，同陈伯达没有关系。

    林彪《第一号令》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说的沛公当然是毛泽东。林彪口授六条决非做秀，是动真格的，无可厚非。任何一位主持军委工作的老帅，都会做出这样的布署。以林彪军事战略家和副统帅的位置做出这个决定是正常的。但是，林彪的做法是“先斩后奏”，却意味深长，这里蕴藏着极为深刻的危险和阴鸷韬晦的用心。以林彪的为人和他同毛泽东相处40年的“相知”，难道他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但是，他这么做了。毛泽东的反应呢?面有愠色，当场烧了。我不敢妄自猜测，林彪明知山有虎而偏向虎山行，其用意何在呢?我和某些人以为他在向毛泽东示威，他在威胁毛泽东。实质上是向毛泽东要权要位，甚至逼毛泽东尽早让位。他借战备之名，一夜之间调动千军万马，大展其副统帅的威力。他要当韩信，他同韩信一样，“我这个三齐王怎么样?你毛泽东看着办吧!”毛泽东雄才大略岂能不知林彪的用心，但他和刘邦一样，功高震主者，必除之。毛泽东的原则是“功高可以”，但不允许“震主”。人家说，林彪的性格内向，终日不语专门揣摩问题。有人形容他“静如处女，动如脱兔”，的确如此。林彪和毛泽东的碰撞和摊牌已昭然若揭。林彪去毛之心已呼之欲出。许世友虽是粗人，但这一点他不可能看不清楚。1967年7月在上海，许世友在毛泽东面前演完哭戏之后，曾不打自招地说：“你们告状团告我的状，你们捞了一把屎。我许世友却捞了三把。江青同志派专机把我接到北京，林副主席接见我并和我合影，我还要当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很吃香，他在毛和林之间充当了左右逢源的角色。人们都说许世友“粗’’，充满传奇色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他是“韩复渠”式的人物。既是军阀，又是政治投机家。他的花花肠子多的很。

    1969年6、7月间，因政治空气回暖了些，人们之间的友谊、感情，亲友之间的亲情又开始升温了。那种儿子批斗父亲，妻子和丈夫划清界线的气氛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很多开明和正义的医生，继续坚持救死扶伤的精神。我被安排住院治疗了。

    1969年8月1日，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郭金林，副参谋长官宗礼专程来看望我。二位将军都是老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郭政委对我说：“赵玉祥同志你要好好养病，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出院后，好好工作”。我对首长的关怀，深为感动，含泪对二位首长说：“首长放心，我一定听党的话，不背思想包袱，争取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我在医院里很开心和医生护士们聊天，饭后在草坪上散步，不时还可以溜回家看看。我家到总医院只有三站路。1969年国庆节前夕我康复出院了，但没有分配工作，要我在家休养。此时，部队开始大整编，合并机关，裁减人员，进行大换血，大换班。总政治部下达通知，编余人员有7条出路：①支左、②去生产兵团、③去人武部、④下放军分区充实基层、⑤连以下干部复员、⑥轮番下放劳动锻炼、⑦营以上转业。组织上找我谈话，“组织决定你到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我当场拒绝，“我不去生产建设兵团”。我意识到“政治空气”又紧张了，郭金林政委的话有了变化。我很气愤，我知道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许世友身上，那个时候田普当上了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她说了算，党的干部被许世友夫妻俩当作囊中物了!

    机关政治协理员又一次找我谈话，敦促我到生产建设兵团去，我仍然拒不服从。南京军区运输部部长任增同志对我说，“你去吧，我也去的。王子乔参谋长也去的，傅东岩处长也去的，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汪运祖少将是老同志，参谋长还是王子乔。我们一道去修理地球。”任增部长态度诚恳，甚至对我说：“我放鸭子，也带着你一道放鸭子”。我脾气犟，坚决不去。现在想想甚为后悔，如果去了就不会脱军装。

    1969年11月，机关政治协理员对我说：“你不去生产兵团，其他的路没有只有复员一条”。我回答很干脆：“那就复员吧!”协理员说：“你打个报告说清楚，是自愿要求复员的”。南京军区后勤部遵照许世友、田普的意图，违背总政治部“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入伍不复员的规定”，我被作复员处理。我复员之后，陶春和征求我意见“你复员到哪里去?回福建老家呢?还是就地安置?按总政规定，那里来那里去，你应该回福州去。但，组织上可以照顾你，如果你愿意可以就地安置。军区支左的干部都在南京，安置在南京那个单位(工厂)任你挑选”。我心里明白，只要我肯复员，肯脱军装，他们什么条件都答应。一句话，他们要把我赶快撵走。1969年11月份，我和郑日雄、郑道沂（南京军事学院战友）回福州一趟，看看福州有什么好工厂。福州工业条件差，军事学院把郑日雄安排在一家小商店里当营业员，据说是卖肉类食品的。我立即返回南京，要求安置在南京。1969年12月，我正式办了复员手续，脱了军装，被安排在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厂里当刨床工人，每月工资36元。我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5500元的复员费卖掉了。我含着热泪到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管理科去领了复员费，当天我把复员费全部存入银行，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就这样我被许世友清除出我热爱并为之献身的人民解放军!四十四年过去了，我仍然热爱着教育培养我成长的人民解放军，日夜思念着我的老首长，我的老战友。四十四年来，我舍不得脱掉这身军装，夜里做梦我还在军队里工作，醒来原来是一个梦!



（二十四）脱军装进工厂当刨工

抓“‘5.16’反革命”大祸又降临

    南京变压器厂是一个只有百多人的小厂，我选中了它。办好手续分配到机械加工车间，当刨工。月试用工资36元。所谓试用工资，就是试用期三个月内“不合格”还没有36元。我参军20年零四个月，大尉正营职，被“倒许乱年”口号吹得一干二净，除了保留党员外，5500元复员费买断了我的一切待遇。1969年12月，我成了一名普通工人，那年我35岁。与此同时，出于紧急战备，城乡掀起上山下乡大迁徙运动。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知识分子、教育科技工作者、学校教员通通到农村、山区或边远地区接受再教育。顿时间，大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沸腾了，人们壮怀激烈，毁家荡产，携妻带子，或独自一身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歌曲，“打起背包就出发”，“接受再教育”去了。

    复员后第一件使我痛心的事，我永志不忘。复员后第二天，我的第31集团军战友杨思谦的大公子，要我送他一顶军用冬季毡绒帽，后来这顶旧军帽被人抢走了，杨思谦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追查这顶帽子的来源，我去作证，我穿着军装去了，填写工作单位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兰园派出所打电话给后勤部查证，后勤部回答说，“赵玉祥犯了错误已复员，非军人。”我被派出所训斥了一顿，说我是犯了错误被清除出部队的。下次再冒充军人，就拘留我。我唯唯诺诺，承认错误，才被放走。杨思谦为这件事，对我十分负疚。我为这件事，寒心、伤心一辈子。

    我的师傅叫兰济强，问我在部队是什么官，我说是大尉。工人们对我很尊重，师傅也不教我技术，成天拿着“维丝”擦刨床，擦得雪亮。在军队月工资为108元，到了工厂36元，还属于“试用”。我那个时候真傻，没有考虑那么多。什么地位呀，待遇呀，脱军装呀，没有房子呀，生活重新安排呀等等。就是咬住一口气，横下一条心，到那里都是革命。脑子太简单。在车间没干两个月，我就被调上去了，到生产组当统计员去了。堂堂一个大尉部长助理，去干统计员，我实在憋气。领导我的是一位采购员，不是干部，是从工人里调上来的。我按捺着气愤，把工作担下来了。又过了二个月，厂长回来了，问我在部队干什么工作?我说组织计划。厂长书记一商量，好!你去协助搞生产计划吧!其实部长助理同工厂的“生产计划”是两回事。这位主管是女同志，我跟她当助手，她又成了我的师傅。到工厂6个月，换了三位师傅，一位姓兰，一位姓王，一位姓沈。

    1970年，全国开展“一打五反”运动，各单位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大抓流氓、反革命和坏分子。我又被调往政工组，帮助搞政治运动。政工组组长姓王，是济南部队复员回来的班长。部队复员回来的一大批战士，都成了运动骨干，他们思想“左”，没有政策观念，作风粗暴，很会乱整人，伤害了很多人，有的工人被整死了，有的工人被打伤了，有的工人伤残终身……。至于隔离、逼供信、抄家、干重活、漫骂等那是家常便饭。为所欲为，随心所欲。根本没有政策、没有人道、没有公理、没有公正。我看到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文化大革命”四年，派性竟会把工厂搞成这个样子，非常之野蛮。100多人的小厂分成三派，谁掌权谁就无法无天，大整对立派。我就眼看着一派整一派的残酷做法。工人候锡良(板金工．)、郭仁锦(车工)、蒋学成(刨工)、董光志(档案员)等被毒打、被批斗、被强迫干重活。从部队复员回来的一批干部，虽然政策水平高一些，不同意这种胡作非为，但无能为力。在派性斗争的大气候下，谁也不敢去找麻烦，引火烧身。

    1970年11月，我和另一位部队复员回来的排级干部，出差到山东潍坊搞外调。这期间全国林彪集团又掀起了又一个大规模阴谋篡权的政治运动。把矛头指向党政军老一辈革命家和周恩来总理。林彪捏造出来一个“‘5.16’反革命造反军团”。他们把这个所谓“5.16反革命军团”描绘为：军团的黑后台是“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在前台指挥的是“杨余傅”。这个军团的成员是各级被打倒的走资派和他们子女以及黑五类。冲锋陷阵是“黑五类”。“军团”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他们采取积蓄力量长期隐蔽，保存骨干待机而动的反革命韬晦策略。他们重点进攻的目标是毁我长城。周恩来总理曾说：“清查‘5.16’是冲着我来的”。

   1970年9月，在林彪操纵下，南京军区和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掀起了来势猛烈的大挖“‘5.16’反革命军团分子”。1970年10月，原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演员，告状团头头之一修蕴被许世友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接着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江苏政协委员蔡佩莹、歌剧演员李源、小提琴手王建修、歌舞团舞蹈演员陈家骏，歌唱演员李惠兰都被许世友通过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入狱。被捕入狱的这些人都是“倒许乱军分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一律逮捕归案，进行审查。我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我做好了思想准备，知道在劫难逃。我出差到山东潍坊，12月份回到南京。此时，南京抓“5.16”的风声已经很紧，我有随时被捕的可能。军内正义的同志向我透露消息，并劝我赶快“逃走”。我认为我没有罪，为什么要逃走?万一逃走若再被捕，那就会授人以柄，小命难保了。我决心静座待变，再一次经受考验。这个时候，我已被赶出了部队营房，暂住在岳父家中。离开营房时，管理科派了一辆嘎斯51运输车，又派了四位战士帮我搬家。我的二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上车时闹着不肯离开，他们说：“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搬家?为什么要离开这里?这里有很多小朋友，有小涛、小明、小胖子，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好嘛!”我回答说：“我们搬家是暂时的，将来还要回来的”。我的爱人郭泽俭同志，默默无言，向家属们打个招呼，道声再见就上车了!我这里的家没有了，这里的食堂没有了，这里的操场没有了，这里的绿化和营区通道也没有了……。我穿一身工人服装，领着二个幼小的孩子，在贤慧的妻子陪同下，走了!“倒许乱军”口号的飓风把我吹得“冰天雪地两茫茫!”。

    一个四口之家，好端端的人家，为了响应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号召，在“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做党的驯服工具”，“解放军战士最听党的话”等思想指导下，参加了“史无前例”和“轰轰烈烈”，冒犯了许世友，赵玉祥和他的战友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正如陈毅元帅所讲的，“你们这些娃娃，懂得什么?你们懂得什么叫路线斗争吗?你们能搞路线斗争吗?”的确如此，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们，在“文化大革命” 两条路线斗争中，所以吃尽了苦头，几乎被搞得家破人亡，正是因为我们太幼稚了，太天真了，太单纯了!但是，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是不会原谅什么幼稚、天真、单纯的，既然你卷进了这个漩涡，那就很难自拔了。然而，经过四十四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参与这场路线斗争，并为其付出惨重代价的政治意义，是很值得庆幸的。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潇洒地走一会，经受一次中国式的巴黎公社革命洗礼，是我跟着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革命一生难得的锻炼和考验，我无怨无悔，我很自豪、很光荣、很值得。

在暴风狂雨之中，一叶扁舟，好不容易逃脱了浪吞礁触的危险，暂时躲进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湾。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呵护着一双未成年的孩子，惊恐动荡的心绪甫甫乍定，等待他们全家的另一场更大的劫难即将降临了，他就是“清查‘5.16’！”四十四年后的今天，我在写这段历史回忆录时，心绪虽然平静，但是，我心里依然很难过的。我能有今天，真的要感谢上苍！我命不该绝。当然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老天爷促使林彪爆炸，我才得救。林彪爆炸之后，许世友大喊“上当了，上当了!”他说，在南京军区和三省一市大抓‘5.16’是上了林彪的当。他和杜平商量，赶快采取补救办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有政治运动，“倒许乱军”分子就被上挂下联。“倒许乱军”又被联上了“5.16”反革命集团。林彪爆炸了，许世友把清查“5.16”的罪责一股脑儿推给了林彪，把屎盆子扣在林彪头上。把自己打扮成上当受骗的好人，搞“什么补救办法”。什么叫“补救办法”呢?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李树和，在许世友授意下，发出一纸公文“查某某同志，‘5.16’材料是假的，错误的，请你们做好善后工作”。许世友把好人关押了三年，整得死去活来，有的人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一纸公文轻松了事。天下有这种好事吗?许世友疯狂整人，双手血腥，推托罪责，轻松了事。这就是上将军的传奇故事吗?吹捧许世友的先生们，你不觉得惭愧和负疚吗?你吹捧了一个人，却欺负了数万人，良心过得去吗?你们昧着人类良知，吹捧双手沾满共产党员血泪并株连其妻儿子女、双亲昆仲的许世友，你们对人民能交代得了吗？实质上，许世友充当了林彪的帮凶。《571工程纪要》明确表明：“南京军区是争取力量”。



（二十五）威武不屈义正辞严斗狱司

三载沉冤铁窗樊笼心向党

1970年12月5日晚11时，南京市白下区红花地居委会主任张兰，带领五老村派出所一位警员到我家，对我说：“你岳父有些政治历史问题，要和你谈谈，请你到派出所来一趟”。我知道有情况，我没有惊动老人，走到二个孩子床前，用手轻轻地抚摸孩子的头发，亲了亲他俩的小脸，顺手给他们掖了掖被子。我拿起一件棉大衣，向爱妻郭泽俭同志道别，就跟着他们走了。一走就是三年。1973年11月1日，我被通知无罪释放，回到家二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15岁另一个13岁。郭泽俭事先不知道，她还没有下班。孩子见到我相对无言，这是后话，在此不赘。

我到了派出所，看到一辆军用戈斯69停在门口，我明白那是为我准备的。军代表向我宣布了逮捕令，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被我拒绝了。接着上来四位狱警给我反手戴上铐子，把我架上警车跪按在车上，军大衣摔在一边。从我家到娃娃桥监狱其实很近，他们故意迷惑我，开着车子兜来兜去，到了监狱，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娃娃桥监狱是一所正规监狱，到了“柜台”，他们解开了手铐，叫我跪下读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我拒绝下跪，拒绝读监规，我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监狱指导员是军代表姓孙，他是第60集团军某部的连指导员，监狱长姓张也是从60军来的。姓孙的军代表像凶神恶煞一样。我高呼口号时，监狱“号子”里的犯人都听到了。“柜台”周围聚积的狱警都惊呆了。他们说，进来的犯人都老老实实的，你赵玉祥胆子大敢闹监狱，态度极其嚣张!这些狱警都是第60集团军复员来的老兵，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观念“极强”，年轻力壮，很会整犯人。

军代表指导员狠狠地对我说：“赵玉祥你放老实点，这里是什么地方!否则，有你的苦头吃”。有一位看守说：“太嚣张了，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位置上了!”。我大声对他讲：“我是堂堂正正的人民解放军大尉军官，共产党员。我刚从北京回来，毛主席接见过我，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亲自给我们平反。你们胆大包天，敢把我抓进来，将来一切后果你们必须承担!”姓孙的指导员气急败坏地走了，自言自语道：“极其嚣张，极其嚣张!”姓张的军代表狱长始终一言不发，一直盯着我看。看守们也不叫读“监规”了，取出一张犯人入狱登记表，叫我填写，又被我拒绝了。我对他们说，“你们去问南京军区后勤部去!那里有我的档案”。看守们无奈，只好自己填写。看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不回答。又问：“你家地址在什么地方?门牌几号?”我见机会来了：“我家住在红花地24号”。看守：“怎么写?”我回答：“一颗红心向着党的‘红’。花是葵花向太阳的‘花’。地是红旗插遍祖国大地的‘地’。看守们笑了，说了一句“你赵玉祥真会宣传”。

登记表填好，叫我把鞋带、裤带、手表、钢笔、钥匙、指甲刀、零碎钱留下，看守一一登记，放在一个犯人专用的口袋里。最后，发一块小布块给我，上面印着“3002”字样，看守说，进了“号子”不准说出自己的姓名，“3002”是你的“犯号”，以后你就叫“3002”。这些“动作”结束之后，一名看守把我带走了，我提着裤子拖着鞋，拿着军大衣跟他到了牢房(号子)门口，他开了锁，命我“进去”!他咣的一声把牢房门锁起来了。他又打开“老虎洞”看看牢房里动静，一分钟后，他关上“老虎洞”走了。我进了“号子”，一盏昏暗的电灯吸在天花板上，号子里的犯人足有十七、八个，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眼神呆滞，谔谔地盯着我看。这个时候，我才有点“煨了”。心想，这下完了到了这么个鬼地方，可怕。顿时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我夹着大衣，痴痴地站在门里不动。犯人全都坐起来了，争着给我让地方。带班员说，“就在裁缝旁边吧!”带班员就是号子里的犯人头目，睡在第一个位置上。我进来只带一件军大衣，铺的盖的什么都没有，12月的南京城冷得很，怎么办?裁缝和旁边的另一位犯人，让出了一席之地，拿出一床被单借给我铺在稻草上面，我把军大衣当作被子，把军棉衣棉裤脱下压在军大衣上，身上的毛衣和军卫生衣裤就不脱了，这一夜就这样过下来的。

这一夜，我无法入眠。不冷。牢房里有一个炕光溜溜的，可以容纳18人睡眠，每个犯人的睡眠空间宽60公分，长1.5米，插足而眠，不能抵足而眠，屈膝而眠也不行。翻身也很费劲。“号子”里有一个抽水马桶，这是唯一的设备，轮流如厕，限制时间，否则影响下一个用厕。谁个用厕后，必须把地上和便桶上的垢污擦拭干净，以保持清洁。牢房里有一扇百叶窗方圆为1.2m×0.7m。18人就靠这个小窗子呼吸。用百叶窗是为了防止犯人向外窥测动静。牢门也不大但很厚实，牢门上方开有一个1寸宽6寸长的小活门，供看守在外面随时打开小活门监视牢内的动静。犯人称之为老虎洞。看守们如狼似虎，对付犯人很不人道。打、骂、体罚、刑罚、侮辱人格常有的事。看守们还会搞心理战。比如在深夜，他们故意把重犯拉出来，带着脚镣和手铐在牢房前走动，叫犯人在深夜沉睡时，听到脚镣和手铐声，受惊而醒。有的犯人特别是女犯人，意志脆弱或心理状况不佳者，经不起这种恐吓而精神失常。他们用这种不人道的做法，来迫使犯人交代罪行或揭发别人的罪行。

我躺下来心里翻江倒海一般，思念家里这一夜和今后将会怎样?这里是什么地方?要关我多长时间?家里人是否知道我在这里?看守们将会怎么对待我等等。我在想，抓我进来的根子在南京军区保卫部，保卫部又是秉承许世友旨意办的。我在想，他们会给我按个什么罪名呢？这些事1967、1968二年不是都弄清楚了吗?为什么还要把我请到这里来呢?我胡思乱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六时，值班看守吹哨子起床，犯友们纷纷问我，你犯的什么科进来的?你是军人吗?他们交头接耳，互相猜测。他们感到我这个犯人是有来头的，而且很神秘。我告诉他们，我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别的什么也没有说。犯人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大闹公堂高呼口号，我们都听到了，你胆子真大，我们无论如何不敢这样。我向他们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他们说是娃娃桥，我听了大吃一惊。顿时，我清醒了许多，我意识到，再不能胡思乱想了，要立即做好应对的思想准备，尤其政治上要高度警觉，不要在这里犯错误，授人以柄，没有罪弄出罪来。20年的军队生活和历次政治运动帮了我大忙，我给自己定下几条必须遵守的规则，①坚信党的政策，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总有出头之日；②不谈政治问题，不扩散军区内部任何情况；③不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透露自己的姓名和个人的情况；④遵守监规严戒急躁情绪和烦躁心态，避免吃眼前亏；⑤注意身体健康，避免生病；⑥同犯人搞好关系，但又要有界线，不能轻信别人。

我正式坐牢了，我感谢许世友请我进监狱，好好为我补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课。使我认识到、体验到，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对我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极有用处。三年监狱生活使我大开眼界，我认识到专政、社会、法律和道德。



（二十六）人间一个黑暗群体

人性被炼狱成兽性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至言真理。我在南京娃娃桥监狱蹲了三年，进出这个牢房的犯人，三年中不下数百人。有的被处决了，有的被判刑了，有的被释放了，有的走着进来，抬着出去的……。我蹲的这个牢房有这样几种人：无罪被错捕进来的；小偷和盗窃；强奸诱奸；打架斗殴；政治犯包括破坏生产和坏分子等，其中小偷最多。有的犯人一关就是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人被关押变形了，思想脾气变怪了，精神情绪变紧张了烦躁了；有的犯人被关傻了；有的犯人被关押后变得更坏了。

“号子”里犯人生活的点滴情况：

早中晚三餐1970年的监狱犯人伙食标准为每月7元，1973年增加到9元。平均每天二角三分到三角钱。早餐稀饭，中晚餐干饭。早餐每人一小钵(像栽花的盆子)稀饭。一点点卤成菜，大多是胡萝卜或萝卜干。犯人对稀饭的形容说：“一吹三尺浪，一吸三条沟”意思是稀饭稀得能兴风作浪。中晚餐每四人一小瓷盆米饭，画十字每人四分之一和菜一起分到钵子里，少得可怜。抓阉分食。至于菜肴大多为萝卜青菜，菜汤是开水冲青菜，抓把盐倒点油就“ok”了。一个月吃1—2次肉，每人可以分到7—8块。都是萝卜烧肉。犯人形容肉的大小三级风就可以把肉吹飞起来。犯人分肉的方法绝对平均主义。肉打进来之后，把肉先拣出来，按肉的大小块分成3—5个等次。18个钵子摆成二排，用筷子先大后小依等次挟到每个钵子里。肉分好后再数萝卜块数，一块一块地分到钵子里。分菜时，犯人们的眼睛瞪得像“桂圆”，目不转睛地盯在分菜人的筷子上。分停当后，带班员（也是犯人）临时任意指定一个钵子为第一号，依次1—18号。同时摔下18个纸团子，每个纸团子里写一个阿拉伯数字1—18，每个犯人都去抢一个，打开一看依号取钵。分汤也如此。犯人为了分菜分饭不均，大打出手是常有的事。犯人在“号子”里打架，都是往死里打，而且是“闷打”，打死了也不准透露出去，那个犯人向看守透露出去，他就是“叛徒”，他必遭犯人毒打。“号子”里的这种黑道似的规矩非常之严，执行得很认真。

    我在娃娃桥监狱关押了三年，从来没有吃过鱼，也没有吃过带着骨头的肉；更没有吃过面条、馒头之类的面食。这是为了防止犯人吞刺吞骨头自杀。监狱里不准用筷子，因为可以用筷子自杀，一支筷子从耳朵里穿过去，就可以致命。犯人都用调羹，用后自己洗存。

    如厕用过早餐值日犯人统一洗钵子，擦干净，放摆得整整齐齐，炕台也擦得亮堂堂的，各就各位坐好。带班员发话：“报名大便!”18个犯人相继举手，集体承诺谁第一个用，谁第二个用，井然有序。“号子”里有位湖南籍在江西工作的犯人，犯号“3393”，他三十多岁，满脸络腮胡子，人却长得满有样子，脾气也好，知识分子。三年中我搞不清楚他犯了什么罪进来的。他患有痔疮，每便必出血，十分痛苦。狱医根本不给他治疗，听其自然，狱医说痔疮死不了人。每天早餐后用厕，“3393”总是第一个报名，原因就是痔疮。他不能坐用，只能蹲用，犯友们很同情照顾他，从不急他，让他慢慢来。我用厕很有规律，上午一次大便，四次小便，可能稀饭太稀的原故。犯人用过抽水马桶后，必须用手纸把便桶和地面上的尿迹擦干净，不把邋遢留给下一个人。

    洗漱和洗涤衣服  早晨起床后要把被子(含垫被)叠成四方块，其大小要在60公分以内，不能“侵略”别人的空间。坐牢就是坐在被子上，被子下面垫着高高一叠草纸。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3小时，自己的“坐位”不搞好，坐得不自在那是很疲劳的。老犯人很有经验，靠他们传帮带。

    洗漱二人一组，各用各的面盆，用后的水，倒入便桶。“号子”里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和一个不大的水斗，供犯人洗漱洗衣服使用。夏天洗澡也靠它。

    糊火柴盒子  娃娃桥监狱是关押未决犯的，因此，不叫犯人“劳动改造”，只是审查和坐牢。这比送到农场、水泥场、挖煤采石场、机床厂(全是有技术的犯人)等劳改场所苦得多。犯人宁可判刑去劳改，也不愿长年坐牢。我体会到，世界上最苦的事是失去自由，包括吃不饱肚子、没有新鲜空气和不见阳光。长年累月关在一个牢房里，坐在一个小小的位子上，不准动，不准大声讲话，是什么滋味。

    糊火柴盒不叫“劳改”。每个号子，每天指标8000个。上午9时，看守把浆糊、刷子、毛坯、二块操作板(1.2m×1.2m)和一个箩筐放在号子门口，然后逐个打开牢门，叫带班员一个人出门取进牢房，很快又把牢门上了锁。这时“号子”里十分活跃，几个犯人很快把自己的“坐位”推出来拼成矮桌子，放上操作板，立即动手“糊起来”。个个犯人都是熟练工，新来的犯人不要几天就糊得闪快，我也如此。其实，犯人都很聪明，智商低于50％的人不可能进监狱的。

    犯人之间的欺凌和打斗  刑事犯罪分子都是社会渣子或亡命之徒。有一个江西籍破门入室的盗窃犯，在号子里称王称霸，带班员管不了他，也不敢管他，更不敢在看守面前说他。他的主要劣行是欺凌新犯人，尤其是未成年的犯人。欺凌的手段是威胁对方依附他，同时多吃对方的饭菜。监牢里伙食本来就很差，犯人们半饥半饱，再分给他吃岂不要饿死在牢房里。如果你不从，他就寻事挑衅，进而殴打。有一次我看不下去，出来制止他，他立即动手凌辱我，摸我的头，抬我的下巴，刮我的鼻子，我不堪凌辱起而反抗，他出拳猛击我的胸部。犯友立即报告看守，给他上了铐子，他悻悻的扬言要打死我。没多久，此人被判20年徒刑送往劳改场所。有一个湖北惯偷和一个四川惯偷，开始他俩相投甚密，在监内“交流作案技艺和经验”，后来因一句话引起冲突，二人在监内大打出手，其他犯人在旁袖手旁观，既不报告也不拉架。犯人坐牢无以取乐，以看打架来寻找刺激。打架者多以流氓、小偷、盗贼居多，一般政治犯和其他刑事犯不会打架。我蹲的这个“号子”主要关押刑事犯，他们把我和这些人关在一起是出于政治原因和有意整我。

    放风、理发、洗澡和凉衣裳  “放风”这个词，是监狱里专用的，其他地方用不上。娃娃桥监狱对犯人看管特别严格，对犯人的非人肆虐也特别严重，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法制失控带来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一道“新菜肴”。即使对敌人专政，亦应有人道和文明。这是时代的悲哀!

    天气好，放风通常一周一次。每次放风，固定二个“号子”在一起。跑三圈，停下来再走走。时间限制10分钟。戒备森严，塔楼上的机枪对着院子，哨兵走来走去，好像猫儿盯着老鼠。

    一个月理一次发，主要是看守给犯人理，也有犯人给犯人理，就在“号子”门口。速度快5分钟一个。也不洗也不刮，理短就行。理完之后，犯人相视而笑。你看我好笑，我看你好笑。笑对方的头发被理得像狗啃的模样。

    洗澡主要在冬天，一个月洗二次，也是二个放风的号子在一起洗。洗澡之前就开始准备把衣服全脱光，就套一身棉衣裤，到了浴池，一秒钟就可以下池。看守拿着一根竹竿，在池子上面，不断高喊“快!快!快!”如同赶鸭子。犯人还没有洗好，就叫“上来!上来!”有时上一班还没有洗好出来，我们就蹲在地上等，有的犯人感冒了。洗一次澡，最多10分钟。不如狗彘。

    凉衣裳就在“号子”外一步之遥。三年中，我一次没有出去凉过衣裳，打过饭。不是我不出去，而是“上面”有交代3002号不准出牢房门一步。凉衣服动作不能慢，慢了就要挨“熊”。犯人养成了一个特点，什么都“快”。慢性子的人，到了监狱都变成急性子了。

    南京娃娃桥监狱，是日伪占领南京时期建造的。结构坚固，布局严密。30年代，作为日本法西斯关押、审讯、杀害中国人民抗日爱国志士的监狱，其设施简陋可想而知。非人之极！

     监狱生活丰富多彩，听我慢慢向您道来!



（二十七）许世友搞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吗

          专政工具矛头究竟指向谁

    (一)高级干部的遭遇

    1970年原华东军区军械部部长、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少将军李仲麟，被许世友扣上“5.16”帽子，逮捕入狱，关押在娃娃桥监狱。许世友逮捕关押军以上干部竟然不通过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李仲麟的待遇比我好不了多少，他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其它的和我们都一样。李仲麟是我的老首长，1952年我在军械部工作过。李仲麟部长宁波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红色军械专家。1938年兵，1955年授少将军衔全军没有几个。他同张震将军关系密切，他和李先念、谭震林、叶飞、王必成都很熟悉，南京宁海路住房(别墅)就是军事学院张震院长送给他的。淮海战役结束，前委首长命他为打扫战场总负责人。

    李仲麟被关押不久，即因高血压引起中风，幸亏发病时他强撑着身体趴到牢房门口，用头撞牢门，看守发现，送到某医院抢救，才得以保全。抢救时戒备森严，病房门口布置了哨兵，不许家人探视。基本痊愈后，许世友知道利害关系，批准他保释回家继续治疗。但，他还是落得个半身不遂的病症。我出狱后，经常到他家探望他，他全家我都很熟悉。因受李仲麟的影响，子女都下放了没有一个穿军装的。我记得大女儿在南京新华日报当排字工。

    李仲麟出狱后，带着病残身体只身上北京告状，据说通过孔从周(炮兵工程学院前院长，毛泽东的亲家)的关系，把申诉信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告了许世友一状。毛主席气愤地批评许世友“人家给你提意见，你就如丧考妣，就像挖了你的祖坟，把人家打成“516反革命”。

    (二) 长期关押不审讯，审讯颠倒黑白

    我进了娃娃桥一个月之后，看守给我一张单子，叫我在上面打钩。这张单子上面印了日常生活用品的名称。我如法炮制：被子、换洗的内衣内裤、牙刷牙膏肥皂、草纸、面盆之类，打了钩。其它的东西一律不准要。“反革命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予以制裁”。“反革命分子，还想享受吗?”，这是看守对我经常进行教育改造的话。我在号子里一关就是29个月，就是说关了二年零五个月，有一天突然看守打开号子门在门口高喊：“3002出来!”。看守把我带到提审室，我明白了，他们要审讯我。关了29个月才审讯，在拿破仑的法典里找不到这一条。提审室有15个平方大小，几张审讯人员就座的靠背椅和一张桌子，面对审讯人员，设有一张方凳子，这是犯人的位置。我到提审室，主审台上已坐定了5位解放军。他们的年龄比我大，看样子都是营团干部，架势很大如临大敌。他们很客气，主审人说了一声“坐”。然后问我：“你是赵玉祥吗?你抽烟吗?”“不，我不抽烟”。气氛还可以。

    正式审讯开始了：

    问：“你的罪行很严重，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你认罪吗?监护你为了爱护你教育你。关了你这些日子，你该反省过来了。谈谈你对你所犯下的毁我长城，反党乱军的罪行”。他们居然用“监护”这个词，而且修饰以“爱护和教育”这二个词。我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这一套我运用得可能比他们还要高明。我暗自好笑。

    答：“我没有罪。我的问题，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问题，1968年在北京京西宾馆学习班上都解决了，党中央早有定论，毛主席接见过我们，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接见大会上当众给我们平反。如果你们说我有罪的话，你们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摆在什么位置上?我建议你们三思，你们不要犯严重错误!”五位主审和陪审愕然。

    问：“你狡辩!关了你29个月，你的肝火还这么旺，脾气一点也没有改，看来还要给你服败火的药。今天我们来就是要给你吃败火的药，为了挽救你，希望你转变立场，认罪!”

    答：“你们秘密诱捕我，关押我长达二年五个月，长期不审讯，这些都是非法的。你们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这笔帐一定要清算的!”。

    问：“我们对你很清楚，你辜负了党对你的长期培养，个人主义膨胀，走上了犯罪道路，现在还不悔悟，我们为你惋惜，你能说，也能写，有水平，具有一定水平的阶级斗争经验。我们对你是有备而来的，希望你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有备也好无备也好，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把专政方向搞错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把矛头对准我的吗?这是大前提，大前提错了，你们把我当成敌人看待，当然认定我态度不好”。

    问：“今天是我们审讯你，不是你对我们进行说教。这样吧，你回到号子里再好好想想，写份材料给我们，明天就交上来”。5位“都察院”来的小卒黔驴技穷了，审不下去了，宣布退堂。

    答：“可以”

    第二天我就把材料交了上去。过了几天这5个人又来了，还增加了一个，6个人对付我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第60集团军的还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后勤部肯定没有人来。第二轮审讯又开始了：

    问：“你写的材料我们拜读了，那不是交代罪行、低头认罪的材料，那是一份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评功摆好的材料。你的立场根本没有转变。还有一个问题，你要揭发你的同伙，争取立功和宽大处理”。

    答：“我实事求是，一贯如此。这是一。第二，我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写的材料，不能同党中央唱反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不搞实用主义。你们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反调，这是你们的事。至于检举揭发别人，这一个我不能乱来，共产党员不能在政治上、道德品质上，为了自己“活命”而无中生有去诬陷好人。我至死也不干这种勾当。对不起，不能遵命”。

    第二轮审讯又结束了。“号子”里的人，见我连续二次提审，都向我打听事委和情况，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在三年关押的日子里，度日如年，家里亲人的面孔我都模糊了。三年中，每月一次“接件”，只能通过“接件”，看到家人给我送来的日用品如牙膏、草纸、肥皂之类。但，仅限于“接件”而不能“见面”。不允许家人给犯人送食品。草纸送进来之前，狱方用电风扇吹起来检查，看看有否夹带禁品。被子也要检查看看里面有没有夹带饼干、糖果之类的食品。一经查出，不但没收而且还要对犯人进行斥责。

    (三) 所谓刑具教育就是用刑逼供

    1973年3月，我第二次被提审后的当天晚上，因为我“火气大”，关了29个月还顽固不化，惹恼了专案组。他们要求狱方对我进行“刑具教育”，给我进一步败败火。看守曹管，第60集团军复员来的班长，犯人见到他都像老鼠见到猫。晚上七、八点钟，我和犯人发生口角，这是家常便饭的事，被值班看守发现了，因为他们已“处心积虑”要整我，给我“败火”，所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管以“大声喧哗违反号规”为借口把我喊出去，训斥一番之后，给我反手戴上了铐子(双手腕铐在腰背后面)，一铐就是七天。我七天不能睡觉，洗漱饮食，大小便均不能自理，都由犯友帮助。我身上或头上痒痒了，只能像猪狗一样在牢房里的墙上蹭蹭。曹看守对我说：“你太顽固，有必要对你施行刑具教育”。在娃娃桥监狱里，对犯人施行刑具教育的屡见不鲜，有一个小偷，被反手铐在手腕上方近关节处，二小时之后犯人痛得在地上打滚，脸上发青(血液滞留)，不断呼叫求饶。还有一个四川盗窃犯，给他反手戴上铐子，他居然能用一根牙签大小的棒棒把铐子打开。被发现后，看守把他一只手反手吊铐起来，锁铐在肩关节下方胳膊肌肉突出的位置上。监狱规定，这个部位绝对禁止上铐子的，因为它接近心脏动脉，供血不畅有生命危险。这些没有人性的狱卒竟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

    (四)  打骂污辱犯人人权何在?

    “号子”里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的犯人，是部队复员回来的坦克兵，原是某工厂的机械工人，因一句口号喊错误了，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关了进来。此君脾气暴躁成天喊叫、撞门，要求“放我出去”!看守们说他有神经病，多次被拖出去毒打，毒打时用毛巾把他嘴堵上，不叫他喊出声来。有一次竟把他吊起来。把他放回“号子”时，浑身伤痕，大汗淋漓，话都说不出来。但他仍不低头，精神和体力恢复过来，又大喊大叫。我释放出狱后，多次碰到他，他见到我就笑，什么也不讲。听说，监狱里有个王管也是60军复员来的，他曾把一个犯人堵上嘴吊起来打死了，然后做正常生病死亡上报了事。这个姓王的刽子手很快被处理回家了，事情就被闷下来了

    (五)  搞心理战恐吓摧残犯人灵魂

    那个年代，经常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一批死刑犯，判处一批徒刑犯，也有当场宽大的释放犯。用这种手段表达“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每逢召开这种“轰轰烈烈”的大会，每个号子里都要拉线听实况。这些实况无非是①大唱镇压反革命的毛主席语录歌；②大呼镇压反革命的口号，比如“坚决镇压反革命，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③当场宣判当场处理，判杀的当场带到刑场上去执行，徒刑的当场带到劳改场所，释放的也当场宣布自由。我们在“号子”里，早饭后就知道有公审大会了，甚至先一天就知道了，因为“号子”里有人被带出去不回来了。徒刑的，东西也随身带走了，死刑的，公审大会后东西被看守拿出去了。这一天，犯人们很紧张，宣判前后“号子”里死气沉沉，相对无言，宣判结束犯人们兔死狐悲，纷纷议论，当然这些议论都是灰色的。浸泡在恐怖和沮丧气氛之中。

    听实况广播，看守们把公审判决大幅告示，当天送进“号子”里。公告上有打“红钩钩”的，告示这些犯人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们称之为“勾魂笔”。带班员（也是犯人）奉命组织“号子”里的犯人进行讨论，然后向看守汇报。

    我出狱后碰到蔡珮莹、李源，她们对我说，“每次公审我的心都砰砰跳，夜里做恶梦，看了几次判决告示，我们俩都‘闭经’了”。惨!真惨!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付犯人已属不法，何况对付的是自己人，是好人!天理不容!“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 “多中心”口号，把自己的同志，共产党员投入监狱，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帜，其实是法西斯专政，搞得天怒人怨。我感谢许世友，是他提供给我如此难得的机会，看到我国“文革军管”无法制时期专政工具的真面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  陶铸、以及那个潘汉年就是这样被整死的。



（二十八）林彪爆炸我获救

怒斥文王酬子厚

    1973年4月，我被指定当带班员，成了犯人的头目。犯人对我说：“3002你很快就要出去了”。我暗自欢喜，知道快要出这个牢房了。但是，出这个牢房，又进另一个牢房，是否会被判刑送去劳改呢?心里犯嘀咕。我的主管看守姓王，浙江余姚人，第60集团军复员来的老兵，他有一个口头禅，凡事都要“快、快、快”。放风“快、快、快”，洗澡“快、快、快”，打饭打菜“快、快、快”。犯人送他一个绰号“快快快王管”。此人颇有头脑和见地，关押后期，他经常寻找机会叫我出去同我谈话。问我家庭情况，问我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做什么工作，叫我谈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等等。这种迹象表明我在娃娃桥监狱，呆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从他找我谈的内容和态度看，不像被判刑劳改的样子。我出狱之后，他曾到我家来看我，他对我说，他因同情无罪犯人而被调离了，要到浙江宁波炼油厂工作。他又对我说“老赵你是好样的，你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乱给自己戴帽子，胡编乱造，也不无中生有检举别人，你在狱中表现很好。很多人甚至级别较高的干部也做不到，他们到了监狱就胡说八道”。

    1973年9月下旬，“快快快”又一次找我谈话，把我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客气地叫我坐下来谈。按监狱规定，看守找犯人谈话，犯人只能蹲着。我不明白这个规定是何用意?是有意侮辱犯人人格呢?还是惧怕犯人攻击。“快快快”对我说：“林彪爆炸了!他死了!”。他要我在“号子”里不要说出去。

    1973年11月1日下午，看守突然呼叫我的犯号，“3002出来，把东西全部带出来!”我喜不自禁，把日用品都分送给了“号子”里外地的犯人，我就带走被子。犯人裁缝给我做的护腰和一双吃饭的筷子也带了出去，这是永久的纪念品。我出狱时，可怜的裁缝还没有走，他们关押的时间比我还要长。

    回家之前，我又进了提审室，6位“同志”端坐在那里，他们请我坐下。主审对我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你属于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属于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对你宽大处理。出狱后，要继续交代问题，监狱里的情况不准外传，要严格保密。有问题我们还会找你，还看你的表现”。他们代表许世友放我出去了，还要给我系上一条尾巴!我回敬了他们一句：“谢谢你们的关照!”。

南京变压器厂政工组长王云勇奉命来接我，他带了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到红花地24号我的家。到了家，他替我把坐牢的被子拿上楼就走了。左邻右舍都以惊愕的目光看着我，怎么“反革命”回来了?我的岳父是位老学究，他见我回来了自然高兴，但我入狱也大大伤害了他，使他偌大年纪蒙受羞耻和担惊受怕，我对他极为负疚。1970年12月5日我被捕，当即抄了我的家(实际上是岳父的家)。这在当时是何等震惊的事啊!老人家一辈子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三年了，他默默地忍受着、担待着。日夜念叨着“我的4本照相簿，那里有我祖宗的照片!”。被抄走的物品有：相片簿4本，笔记簿4本，信20封，小报传单等杂纸若干。搜查人：陆树明。见证人居委会主任：张莲这份搜查笔录复印件，至今我还保存着。

不多久我就上班了，变压器厂的人看见我都为我庆贺。我的师傅沈玉玲告诉我，你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在那里也不知道，厂长、书记和工人都以为你失踪了。过了好几个月，才知道你进了娃娃桥。三年了，你怎么过的?说给我们听听。过了一年多，1975年1月18日，中共南京市委给我平反了，按每月36元补发了三年工资，娃娃桥监狱得知我补发工资，寄来一张发票，要求工厂财务，在补发的工资内，把三年关押我的伙食费扣下来。工厂财务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把三年非法关押的伙食费给了他们。现在法制健全了，凡搞错的不仅要平反，补发工资，还要依法赔偿各种损失，如精神损失、名誉损失、福利损失等等。那有搞错了，反过来还要叫受害人交伙食费的。

我的平反通知书如下：赵玉祥同志作为“五·一六”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拘留审查，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对赵玉祥的处理决定”。其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如有遗漏，一律作废。        中共南京市委  一九七五年元月十八日

    这份平反决定写得很不痛快，是被迫作出的。写得干巴巴，一点认错的态度都没有，赔礼道歉之类的词汇通篇找不到。这说明，许世友手下的人如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李树和部长和田普这些人不甘心失败。他们认错了，“既得利益”统统没有了。他们就要被请到被告席上了。在清查“5.16”中，南京市受害的干部、群众达数万人之多，民谣说：“‘5.16’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如果许世友公开认错，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吴大胜后来成了“替罪羊”，罪有应得。

    平反决定中有一句话很蹊跷。“撤销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对赵玉祥的处理决定”。下达“处理决定”和下达“释放通知”时间相差仅一个晚上。可见南京市公检法作出释放决定，是何等的匆忙和火急。1973年，南京市军管会是第60集团军负责组建的，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方敏任军管会主任，南京市抓“5.16”是他主持搞的，一批南京军区机关复员干部，都是他经手抓的，这批干部是不好惹的。搞不好他要为许世友当替罪羊，方敏难辞其咎。60军政治委员杨广立因依附江青，1976年被立案审查，他的老婆在南京军区政治部军人俱乐部任政治委员，被撤职扫地出门，后果可悲啊！

    一夜之间决定释放我反映了许世友和方敏的紧张心态。林彪爆炸后，党中央林彪专案组在清理林彪死党和他们的罪行中，明确指出：抓“5.16”是林彪制造出来的，其矛头是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林彪反革命集团571工程纪要》指出，“南京军区是争取力量”。对林彪来说，许世友是争取力量。许世友具备“争取的条件”。《571工程纪要》为什么不把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昆明军区、福州军区、济南军区……列为争取的力量，而单把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列为争取的力量呢?我被许世友作为“5.16”骨干分子关押三年，荣耀之至！它是我的一笔政治财富。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主席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

    1973年1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用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的人一一握手，几乎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意味深长的要韦国清“要多帮助许世友”。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又说：“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

    毛泽东又说：“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反革命”。毛泽东又批了许世友。

    毛泽东还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毛泽东主席老了。   

    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采取了很多中央集权的措施，另一方面在党内军内尤其在军队内部的高级干部中做了一系列安抚工作，以安定团结为重。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的老人家，力难从心，内心矛盾重重，心情也极为沉重，直至1976年9月9日逝世。叶剑英幸灾乐祸地说：“他带着一肚子问题(矛盾)走了”。我出狱后一个月，应杭州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之邀赴杭小甜，偶读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一词，感慨有加：

      何处望神州? 年少万兜鍪。

      满眼风光北固楼，坐断东南战未休。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不尽长江滚滚流。生子当如孙仲谋。



从1967年2月到1973年12月折腾了七年。我二次被许世友抓起来坐牢，“许记学习班”隔离审查三次。二次被下放到军垦农场劳动改造，被大会小会批斗无数次，最后被非法清除出部队作复员处理(违反总政治部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参军不复员的规定)。坐牢了，又被释放了，级别、职务、待遇、又被恢复了。许世友呢?也调离到广州军区了。邓小平复出之后，许世友什么都不是了，广州军区司令员不是了，政治局委员不是了，中央委员也不是了，军委委员不是了，国防部副部长不是了。我这里一连串用了10个“了”字，步曹雪芹后尘“好了歌”。虽然远不及曹雪芹，但也有点那种感慨!邓小平送给许世友一顶乌纱帽“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许世友憋气得很，他蹲在广州不自在，没有人给他前呼后拥，没有人给他抬轿子吹喇叭。要求回南京，邓小平批准了，他回南京后住在中山陵八号。南京军区专门给他修了一个供他钓鱼的鱼池。他成天钓鱼、打猎、喝茅台。有一次他到3503厂定做军服，发了一通脾气，讲了一些话。后来党中央发了一个通知给南京军区党委，说：“许世友同志现在主要任务养病，中央没有赋予他其他任务”。邓小平十分照顾许世友，要他好好安心养病，不要他再多管其他的事了，免得影响他的健康。田普也同他分居了，一个人到无锡苏州去了。许世友死了之后，她回南京一趟，主要是借死人在处理后事中同中央和南京军区讨价还价。许的大儿子在新疆服刑，也从新疆的服刑单位回来看了他一眼，据说大儿子回南京见到老父的尸体并不悲痛。古人云：“一将成名万骨枯，尊卑皆为一孤冢”。如此而已。许世友没有想到邓小平那么不讲交情和面子。邓小平在台上他什么也没有捞到，只捞到一付楠木棺材。邓小平说：“特殊人物特殊处理，下不为例。”同意睡棺材土葬。

棺材是昆明军区司令员尤太忠送给他的。他的棺材里有一支猎枪（叶剑英送给他的），若干茅台酒。他的墓，依他生前要求，葬在他母亲墓旁边，以示孝心。南京军区派了一个工兵连，为他修墓和通道。许世友魂归故里，陪侍高堂，如此而已。



（二十九）“四人帮”被捕全国开展“清查运

          动”“倒许乱军”祸水又倒灌重来

我出狱平反之后，受到厂党委书记汪学成的重视和礼遇。他调任我为厂部秘书，掌管大印，并协助他筹划产品更新等发展大计。我还兼任厂工人大学校长。全厂理论学习领导小组组长。经常登台讲课，深受欢迎。

汪学成，湖北人。年轻有为，思想活跃，联系群众，以身作则能吃苦，有进取精神。在抓革命、促生产中，以厂为家，日夜工作，同工人同甘共苦，一起劳动干活，奋力创新夺高产。变压器厂在他带领下，打了翻身仗，生产结构由变压器向调速电机新产品发展。汪学成团结工程技术骨干，带领熟练老技术工人，从国外购进一台调速电机，关起门来，把“舶来品”解剖拆卸，逐件测绘设计成图纸，终于在短期内设计出一套我们自己的调速电机生产图纸。为了尽快投入批量生产，汪书记成立了锻造车间，亲自带领有经验的老工人和部队复员的老兵，一起冶炼、铸造调速电机外体。汪学成日夜跟班，以厂为家，终于取得成功。不久，变压器获准更名为南京调速电机厂，我们有了自己生产的新产品，调速电机。调速电机用途广泛，是轻工业产品生产线不可或缺的重要设备。有了它就可以大大提高纺织、化工、食品加工，以及冶炼、机械加工等工厂的产能水平。批量生产之后，销量很好，调速电机厂面貌大新，全厂工人由变压器厂的一百多人，猛增到一千多人。这就是1974、1975年，以及其后的15年间，调速电机厂全盛时期。不久，汪学成调走了。先是到一个新建的南京啤酒厂任厂长，正准备进一步升任他更高的职位时，受到了莫名的障碍。

1976年，对人民共和国人民来说是个灾难深重的一年。继周恩来1976年1月逝世之后，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同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人员伤亡惨重。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悲恸！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抓捕，中国政局出现了巨大变化。

1976年12月，厂党委副书记找我谈话，奉上级指示，你暂时不能回家了，有些问题在厂里说说清楚，生活用品，就在这里解决，换洗衣服打电话给家里送来。我又被隔离审查了。我问周群副书记，到底是为什么？他说还是部队里的那些事。

每天24小时，都有人看着我，生怕我出事，他们不好交代，因为我的事都是在南京军区工作时的事，地方上怕担待。我一日三餐都有人打饭来。下午五时后厂里下班了，我可以出隔离室（二楼）自由活动。这次隔离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是，比起“倒许乱军”、“5.16”宽松多了，也相对自由多了。星期天要洗澡看守可以带我出去洗，理发购物都可以，就是不能回家，不准会客。在隔离室外面活动见到熟人也可以聊聊天。当然，隔离室的门窗都钉上了板条，做做样子。我发现，每次饭菜打回来，红烧肉特别多。看管我的人说，食堂大师傅说，叫我多吃点。

厂党委书记宋振海主持审查，政工科组织人马成立专案组，审查内容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罪行材料”由南京军区政治部经南京市委“清查办”提供给南京市机械工业局，再转到厂里“专案组”。这些材料早在1967年就当着我的面销毁了。许世友说，“一笔勾销了”。1971年清查“5.16”时，这堆已“销毁”的材料又“复活”了。我1973年出狱，1975年元月18日为我平反的“平反通知”明明白白写着“赵玉祥同志作为‘5.16’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拘留审查，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对赵玉祥的处理决定’。其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如有遗漏，一律作废。”事过10年（1967-1976）这堆已多次销毁作废的材料怎么又多次“复活”了？难道说，南京军区党委和南京市委都在骗人说谎吗？南京军区党委和南京市委都是高级党委啊！怎么能做出这种“骗局”的事呢？我心里明白，这桩“说谎、骗人的丑事”与南京市委无关。南京娃娃桥监狱关押我也好，南京市委给我平反也好，都是“奉命行事”。当时（1967——1976）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省革委会（政府）、市革委会（政府），都在南京军区“支左”人员手里，大权操在许世友、吴大胜、杨广立手里。许世友虽然调到广州军区去了，但他的“组织体系”（许世友的人马）还在，即使党中央、中央军委把廖汉生调来当政治委员，就靠廖汉生光杆司令一个人能顶用吗？许世友在南京军区经营了二十年，这个山头盘根错节，根深蒂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再加上许世友的封建专制、军阀霸道，谁个能撼动了他！他的一根毫毛你也动不了。党中央、毛主席都要“包容三分”，枪指挥党啊！何况他人？廖汉生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南京军区有派性”。他这一句话，全概括了。所以，毛主席在1973年决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他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年了”。“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不好。搞油了！”而且规定，调走的时候，一个人都不准带，秘书也不准带。何等的严厉！即使如此，还是不顶用。二十年的“山头”要铲平谈何易。

我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经过五个月的认真审查核实，我又写了一大本交代材料，当然是“炒冷饭”、“翻烧饼”。我的记忆力还真好，写的交代材料和“专案组”掌握的材料完全一致。1977年5月，宣布赵玉祥与“四人帮”的审查一案结束，暂时下放到车间劳动一段时间。我在“冷作班”、“金属裁剪班”、“锉刀班”、“装配班”，四个工种班都过了一下。成天和男女工人一起干活，倒也轻松愉快，受益颇多。我这一辈子，工、农、兵、学、商都干过了，五味俱全。时年四十四岁。不久，把我调到厂教育科，先是当理论教员，后又调去当厂电视大学“副校长”，这是厂领导忽悠我，给我长面子，实际上就是个教育科干事。因为我的那些“破事”，江苏省、南京市十分忌讳，谁敢跟我热乎！前面讲的汪学成，就是跟我“热乎”了，机械局局长吹了!下放到南京市家用电器公司下属一个小门市部当经理去了。汪学成书记是个好干部好党员。过了三年他又起来了，当上了南京市计经委主任，正当要继续往上晋升时，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我在这里带上他一笔表示纪念和感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现在的档案里干干净净，什么“倒许乱军”、“5.16”、“与‘四人帮’牵连”这些乌七八糟的事，都没有。只有一张条子，清查“四人帮”中，我属于“教育批评对象”。共产党“左”的毛病改不了，整了人家15年，纯属子虚乌有，非要给你留个“尾巴”不可！组织上问我，要不要把这张小条子拿掉？我说，“不要拿，留个纪念吧！”这是时代悲剧的烙印，对个人来说算不了什么。

南京军区整我的人，大都升官了，有的早已是将军了。这些草包，除了会整人的本事外，再没有别的能耐。也有没有升上去的，那是他们自己不争气，因为他们屁股上有屎！有的到地方“支左”不检点，有男女关系问题；有的隐瞒历史或家庭问题；有的品质恶劣“支左”时去偷看女工洗澡，被工人痛打轰出厂门；有的品行不端，行为不轨，千方百计走后门想升官，结果只混了个水兵大队参谋长职位……等等。孔夫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是这一类人。

1986年党中央制定了干部离职休养机制，我得知这个信息之后，立即打报告给厂党委，要求批准我提前离职休养。1987年4月9日，南京市委批复市委工交部[1986]206号报告，同意我离职休养。

1992年—2011年，20年间，我在上海从事职业技能培训，自筹资金，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发挥余热。主要是对下岗失业人员、社会弱势群体和残疾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这个困难群体，通过短期培训掌握一门或多门职业技能，经过政府社会保障部门考试鉴定，合格后发给就业上岗证书，从新就业。20年来，通过培训重新走上就业岗位的失业人员，数以万计。对社会做出了微薄的贡献。这个职业技能学校，既是政府的培训基地之一，也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静安区残疾人联合会培训基地。尤其在对盲人进行推拿、电脑培训中，使盲人找到了新的就业岗位，而且收入不菲，大大改善了盲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通过电脑培训（我校首创）使盲人重新走向阳光社会，他们学会了上网冲浪、在网上炒股、购物、学外语、交友、获得大量见所不见、闻所未闻的新鲜信息。政府的要求是：“健全人会的，我盲人、聋哑人、肢体残疾人、甚至弱智人（脑残），都能会。”总之，要把残疾人和健全人同样生活在阳光下。

我所创办的“上海市闽光静职技能学校”，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赞扬，《解放日报》刊登介绍了我们学校培训残疾人的事迹。并授与我校“扶残助残先进单位”称号。

我出于对党对毛泽东主席的热爱和忠诚，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运动，得罪了许世友，被迫害达15年之久，除了党籍他无法剥夺之外，几乎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我何罪之有？为了重新认识和体现自己的价值，我在“逃生”之余，利用可以利用的社会条件，振作精神，奋起创业，真正以寻回我的革命热情和党、毛主席、解放军给我的聪明智慧，“而今迈步从头越”再一次出发“长征”！感谢父母给我的生命，来到这个人间社会再一次潇洒走一回。



（三十）幽冥相会哭相诉

团结胜利泯恩仇

    许许多多冤魂野鬼，他们哭泣在白山黑水之间，他们嚎啕在黄河长江流域，他们在祖国广阔的土地上，在荒冢野地上互相倾诉着，互相安抚着。中国的三山五岳为之震撼，四海巨川为之遗憾，但又为之欣慰。这群冤魂野鬼见到了潘汉年、彭德怀、贺龙、陶铸……。他们哭泣着，流着委屈冤枉而又开心的泪，叫了声党中央首长好。他们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陈云、彭真、陈毅、邓小平、刘少奇……他们流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向党中央申诉他们是如何受屈含冤而死的！有的冤魂野鬼们到现在尸骨还无处寻找！有的长期为党工作，出生入死，没有被敌人整死，但在政治运动中，在党内受迫害含冤而死。他们纷纷要求党中央主持公道，为他们平反昭雪，还他们一个清白。他们说，我们在阴曹地府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冤魂野鬼，不要在阎王爷那里再背上有政治问题的黑材料包袱。也有为数不少的冤魂野鬼非常愤慨和激动，他们质问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党中央领导人，他们含冤而死，党中央应负什么责任?党中央打算采取那些措施来落实政策?在党中央领导层内部究竟哪几个人一贯推行形左实右路线？毛泽东主席十分同情地对他（她）们说：“在党的斗争历史上，一边遭受到旧军阀、国民党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等敌人的杀戮，牺牲了，数以百万计烈士，其中有共产党人有进步民主人士和无辜人民群众；另一边是遭受到党内自己同志推行错误路线，制造冤假错案的迫害，甚至在迫害中致死致残，至今没有平反的也不少。”毛泽东又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又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是常有的事”。“但是，不能因此就混淆敌我，搞一锅煮。日本人、蒋介石干的好办，都是烈士。党内错误路线领导人干的，必须确认，搞错了要平反要赔礼道歉，搞死了是烈士。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错误路线必须分清是非，予以批判纠正，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向他们打了一个招呼：“我毛泽东有错误，也有责任。”周恩来亲切地对这一群冤魂野鬼说：“同志们受委屈，党中央毛主席都知道，你们的问题一定能解决的，大家要有耐心，要给党中央一点时间，同志们还是要向前看”。朱德、陈云、陈毅、彭真等领导同志，都表示理解、同情和怜悯。他们一致向毛主席建议，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清除“极左”的路线影响。要解放思想，彻底消除个人崇拜，不能再搞封建专制和长官意志。做过统战工作的李维汉十分激动地说：“共产党应该与过去彻底决裂，做到了没有？没有。现在看，是不是专制、等级制？等级很严，真是严的很”。“我想要兴无灭封，这是主要的”。李维汉向毛泽东进言：“我们共产党要补上肃清封建余毒这一课。”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那个白猫黑猫那一套真是不行的，它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东西，很容易误导后代。批判肃清封建专制是必要的。复辟资本主义是有罪的。”毛泽东对陈云、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李先念说：“你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你们不满并反对文化大革命。现在，在马克思、列宁这里要补上这一课，不要恋眷民主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坚持继续革命。”冤魂野鬼们再次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对周恩来说：“你和我共事几十年的亲密战友，你是马列主义者。现在，帝国主义、国内外极右势力千方百计攻击你，在你脸上抹黑，否定你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卓越贡献”。潘汉年对毛泽东说：“主席啊!我是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的，同我一起的还有杨帆。我们坐了三十多年牢。在牢中，我依然时刻想念您老人家。指望您老人家给我们平反。”毛泽东深表歉意地对潘汉年说：“汉年同志，你的问题，事出有因，我当时操之过急，一时生气，说了那句话。我向你道歉。你的问题，请陈云同志，根据党的政策，实事求是，重新审理，不实之词应予推翻。”站在一旁的廖承志哈哈大笑，连忙对潘汉年说：“你还不赶快给主席敬个礼！”

    冤魂野鬼们发现了高岗、林彪、康生、谢富治、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在另一个地方晒太阳。他们一哄而上，愤怒地向这几个人讨还血债。他们声泪俱下，声嘶力竭声讨林彪、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许世友也出现了，还是那付粗野战将的样子。毛泽东、周恩来怕许世友到林彪那边去，赶忙招呼他：“世友同志到这边来!”免得“倒许乱军分子”和“‘5.16’反革命”冤魂揪住他。许世友连呼：“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我许世友有罪!”毛泽东说：“高岗、林彪、陈伯达已有定论，让他们去吧！”“江青、张春桥与林彪有区别，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们二人有错误，属于教育问题，把他们列为敌人来对待，不妥。他俩的问题，我也有责任。对江青同志和张春桥同志要保护。”

    2007年元旦，毛泽东主席要周恩来帮忙安排，把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还有潘汉年请到自己的家里吃饭。作陪的有朱德、陈云、习仲勋、邓小平、陈毅、任弼时、罗荣桓、叶剑英等人。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贺子珍也在场。蔡畅、邓颖超也在。毛泽东说：“今天是元旦，请同志们来，都到齐了。一方面军的，二方面军的，四方面军的，中央红军的都到了。请诸位吃饭，我很穷是拿我的稿费开支的，没有用公家的钱”。他又说：“德怀同志、贺老总、陶铸同志还有汉年同志，你们被搞错了，我听林彪一面之辞，我有错误。我向诸位道歉”。“少奇同志，党的‘七大’你提出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奋勇前进!没有几年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你功不可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我们进京赶考，取得了合格证书，全党团结一致取得了更大的胜利。党的‘八大’之后，你少奇同志犯有路线错误，比如：农业合作化问题，工业化问题，‘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问题，尤其文化大革命中，你在清华、北大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错误路线，我一直想保你过关，你在党的历史上是有贡献的嘛！但有人阻挠，没有保住你。”“我一生做了二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大海里几个岛上去了。第二件事，是搞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三七开吧！”“小平说：‘一开也不开，要彻底否定！’那就让历史和人民来公断吧！”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彭大将军，我对不起你，我把你整过头了”。“贺老总你是二方面军的旗帜，你是好人呢，你代表二方面军呢，我把你搞错了，听了林彪一面之辞呢。”毛泽东又说：“邓小平不承认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主张少数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等于允许再出现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阶级斗争和客观上出现阶级、阶级斗争，是矛盾的。过渡时期否定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问道：“徐海东来了没有?”徐海东小声应到：“来了!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很看重徐海东，凡有集体活动，都询问徐海东。在长征途中，徐海东借了很多钱给毛泽东，解了中央红军燃眉之急，毛泽东记他一辈子，毛泽东很有人情味。

陈毅、刘伯承、黄克诚、薄一波、王震说：“主席比我们看远五十年，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永远不能丢！”

正在酒香人酣之际，洪学智来了，毛泽东见到他十分高兴。毛泽东问：“洪大麻子，你什么时候来的？”洪学智回答：“主席我是上个月来的，薄副总理是前天才来的。我们先到马克思那里报了到，马克思翻开本子查了一下，说你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水平最高，寿命也最长。说阳寿最长的薄一波同志，他在阳界呆了9 9个年头，我洪学智蹲了9 6个年头。马克思还说，你们中国共产党是有办法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的原则。只能巩固、发展，而不能削弱。并且要发挥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原则。马克思又说，‘过渡’时期很长，甚至要长到100年，在这漫长的过渡时期，会出现资产阶级，如何对待和处理资产阶级必须有个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一不宣传不鼓励不创造条件；二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更要注意防止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洪学智说：“马克思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听了，连说“好！好！好！”三个好。毛泽东和周恩来叮嘱了一句话：“贫富不均不好啊！拉得太大会出问题啊！资本家入党不能批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不能丢。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幻想。要针锋相对，要讲斗争策略。”

当毛泽东听到薄一波、洪学智汇报党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贪污违法乱纪时，毛泽东说：“要注意呢，要纯洁党的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政治局。不能让坏人混进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呢！更不能让坏人进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犯有政治错误或贪腐错误不能搞刑不上大夫那一套，一律依法处置!”这一点习近平同志做得好啊！他办事，我放心！我们老同志老党员老工人都放心呢！”周恩来插话说：“他是习仲勋同志的小儿子。我们中国共产党后继有人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但，积累的问题太多，正本清源不容易啊！不能操之过急啊！”毛泽东说：“习近平懂得一点马列。他长期在艰苦的农村，他懂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选得好！不要急慢慢来。”最后，毛泽东请周恩来指挥，全体引吭高歌《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


爱新觉罗·里霜  2013年10月 南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