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宇：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职能）机构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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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参与了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组建，并一度担任办事组负责人。本文是我对那段时期有关情况的回忆，希望能为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提供一点原始资料。

一、从中央文革办公室到中央文革办事组

中央文革的办事机构前期称办公室（1966年7月初到1966年底），后期称办事组。
1966年5月，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并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6月，陈伯达、康生及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先后集中到钓鱼台办公。到6月末，中央文革小组着手成立办公室，以应付日益增多的各种杂事。
7月，到钓鱼台办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组长陈伯达，住十五楼；顾问康生，住八楼；副组长江青，住五楼后搬至十一楼；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住二楼；小组成员关锋、尹达，住十五楼（尹达不久就被逐回原单位）；王力、戚本禹、穆欣住十六楼。张春桥、姚文元8月来京后也住在十六楼，谢镗忠在钓鱼台住了很短时间就被打倒。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等代表地区的成员都未到钓鱼台报到，实际上并未参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他们的名份也就不了了之。
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钓鱼台，办公室也就暂时设在那里。在办公室成立之前，只有几个机要秘书来处理一些收发文件、接打电话之类的事。
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是1966年7月初，一天晚上康生在钓鱼台十一楼小会议室向部分小组成员和工作人员宣布的。康生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很快，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有许多事要做，急需成立一个办公室来处理日常事务。办公室在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规模不能太大，人员要精干。康生宣布：办公室主任由穆欣担任；戚本禹、曹轶欧任副主任。办公室下设文电组、调查组、简报组，分别由穆欣、曹轶欧、戚本禹兼组长。
其实，简报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建立了，先在中央办公厅办公，并出刊了多期《文化革命简报》，1966年7月初，由戚本禹把这个组的原班人马迁到钓鱼台，成为简报组。调查组早在1966年5月就以原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开始调查北京高等学校的情况。这个组由康生主管，曹轶欧带领四、五个人住在西颐宾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住进钓鱼台，便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调查组。三个组中，只有文电组刚刚组建，是在原来几个机要秘书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实际上是秘书室的性质。它处理的都是日常杂事，如收发文件、处理群众来信来电、筹备和通知开会；安排小组成员接见来访者、作记录、派车；同中央各部门及省市联系等等，总之没人管的事都找文电组。文电组事多人多，不得不在内部再设办信组、电话组、会议组（机动组）、保密室，还自然形成了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服务的值班室，随时承办小组成员布置的各项事宜。
江青对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工作一直不太满意，但又提不出任何改进意见，半年内，她撤了两任办公室主任。穆欣任办公室主任不到两个月，就被她找茬撤了职；继任的王力干了三个多月，办公室撤消，他的办公室主任职务也自动撤消了。
到1966年末，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撤消中央文革办公室和原来设置的三个组，组成新的办事机构——中央文革办事组，这是“文革”期间在全国第一次使用“办事组”的名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律不兼办事组的工作，从解放军报社调来记者处处长宋琼着手组建办事组。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办事组只管办事，高效率地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本着人员要精干、制度要健全、工作效率要高的原则，组成了五人办事组，宋琼为办事组组长，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陈满池为副组长（一直未到任）。宋琼上任后，很快建立了一些制度，实行了分工负责制，调整了原办公室下设的机构。然而正当办事组满腔热情、一心改变面貌的当口，这个组建不到一个月的办事组又夭折了。
起因是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在解放军报社发动的夺权冲击了军报来的同志。1967年1月中旬，肖力等人在解放军报社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造了总编辑胡痴的反，并打出了一个“胡痴反党集团”。宋琼等三位同志是从解放军报社调到中央文革办事组的，解放军报社的造反派以宋琼等人同“胡痴反党集团”有牵连为由，于1967年1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到钓鱼台将宋琼等人揪走。造反派敢到钓鱼台揪人，这是第一次。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和大部分成员被揪回解放军报社，原有的办事组名存实亡。
为了应付中央文革的日常工作，江青等人不得不又走回头路，委派戚本禹主管办事组。戚本禹接管后，曾口头任命王广宇、矫玉山为办事组正、副组长。这个任命没发文件，没有正式宣布，最重要的是没有得到江青的认可。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抛出后，我被责令回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由矫玉山负责，后来任命江青秘书阎长贵和矫玉山为办事组正、副组长。1968年1月戚本禹垮台后，阎长贵、矫玉山也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江青又从解放军报社把肖力调回钓鱼台，当上末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她是唯一没有遭受牢狱之灾的办事组组长。

二、中央文革下设的职能机构

1967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变成了中央的权力机构，它几乎取代了原来中央书记处的职能，不仅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也参与日常的党政事务。中央文革在这一年相继成立了文艺组、理论组、宣传组、档案组等职能机构。归纳起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下属机构情况大致如下：
办事组：主要由在钓鱼台办公的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的值班室和市内电话组、长途电话组、保密室、打字组、会议（机动）组组成，值班室还负责编辑随时上送的《要事汇报》。住钓鱼台的总共有十五、六名工作人员，由戚本禹主管。
隶属办事组的机构有记者站和办信组。
记者站：是中央文革办事机构人数最多的单位，在花园村一号办公。记者站以办事组的名义编辑《文化革命简报》、《快报》，发给还在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记者站下设编辑组、通联组、北京组、国家机关组等，北京著名高等学校（如北大、清华、北师大）都设有常驻记者。1967年7月，由记者站管辖的通讯员组成立，从北京高等学校抽调部分学生组成通讯员，协助北京记者组，主要在北京高等学校中进行采访，住铁狮子胡同二号（原西藏驻京办事处旧址），有通讯员二十名左右。记者站管辖驻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中央文革记者站（各有人数不等的记者组），这些记者持新华社、《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新闻单位的记者证外出采访，每天向中央文革记者站发消息，人数大约有百人左右。记者站由王力、关锋主管，主要是王力管。
办信组：这个组的工作人员有三十人左右，原在钓鱼台办公，1966年秋陆续迁到花园村一号。办信组下面分为陈伯达办信小组、江青办信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1967年后，办信组还自办了几个不定期的，只发给江青等少数几个人的《要信摘要》等刊物，属绝密文件。这个组归戚本禹管。
文艺组：成立于1967年5月。在沙滩原中宣部大楼办公，和《红旗》杂志社在同一个楼，由《红旗》杂志社代管行政、后勤工作。这个组的领导成员多是名人和文艺界的造反派负责人，由《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负责日常工作，《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协助，此外还有几位当时文艺界造反派的负责人，如陆公达、刘巨成等。文艺组的办公室只有六、七个工作人员。这是江青亲自抓的一个组，戚本禹协助她工作。
理论组：成立于1966年末，在中南海院内中央办公厅办公。理论组只有三、五个人，由《红旗》杂志社调来的一位编辑负责，并从部队调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如廖初江、王道明等。最初，这个组的任务是搜集、整理资料，准备撰写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文章。刘少奇的问题公开以后，则专门搜集、整理刘少奇一生中所有言论、文章、报告、讲话和书籍，编辑出版了《刘少奇言论》，供批判用。在1967年7月，出版了约十集左右的灰皮书，据说只印了二、三十套，发给极少数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个组由戚本禹直接管。
宣传组：成立于1967年7月，王力兼组长。王力亲自抓宣传组的筹备工作，并从中央党校调来一位老干部李广文组建班子。原来办公地点选在二里沟的新疆驻京办事处，后来迁到中宣部大楼和文艺组、《红旗》杂志社同楼办公。这个组成立不久，王力和李广文先后被打倒。
档案组：成立于1967年7月，由戚本禹掌管。档案组实际上是以中央文革派驻的军代表来接收原中央档案馆的档案管理权，以便控制和调阅中央档案。这个组只有两个人，以“军代表”的名义派驻中央档案馆，并领导中央档案馆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军代表负责人王敬忠是一位团政委，另一位是从《红旗》杂志社调来的老编辑。他们上任不久，因为戚本禹被打倒，也被江青投进监狱。

三、江青的防范意识

文革开始不久，江青就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连组长陈伯达也得看她的脸色，江青不同意的事情不能通过，江青不到不能开会。
办公室刚刚建立的时候，没有规章制度，只能围绕着小组成员的意志和指示办事，多数情况下是由江青的感觉和情绪推着走。江青的事必须马上办，她一会儿要出去接见红卫兵，一会儿又要看电影，办公室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安排停当，否则她就大发脾气。她不顺心时，就找办公室的茬，无端进行指责或批评。刚刚建立办公室时，值班室工作人员不多，江青对这些工作人员的面孔还熟悉，因此不太戒备，时常来值班室打保密电话，可后来值班室的人多了，加上首长秘书、警卫等随从人员也在值班室待命，显得杂乱。江青有一次来打电话，一进值班室看到这么多人，就发了脾气，她说：我要打电话，你们这么多人在场干什么，想偷听啊！从此她再来打电话，值班室工作人员不管手上有什么紧要事情，都得马上放下工作，出去回避。
钓鱼台十六楼有个小会议室，平时很少使用，因为每天打来的长途电话太多，就放了一部专接长途的机子，小组不开会就接长途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一手拿听筒，一手作记录，除了吃饭和睡觉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腰酸背痛，两臂发麻。为了减轻劳动强度，办公室请中央办公厅39局电话总机的技师，对电话机进行改装，加上一个扩音器和麦克风，工作人员就可以把接电话的双手解放出来，专注作电话记录。万没想到由此惹起一场风波。有一天，小组成员在大会议室开中央文革小组会，开会中间，江青和陈伯达离开会场到小会议室密谈。谈话时，江青突然发现墙角的一张办公桌上放了一部电话的扩音器和小麦克风，她大吵大叫，说谁安了“窃听器”偷听她和陈伯达的谈话，一旁的小组成员纷纷跑到小会议室查看所谓的“窃听器”。有的小组成员当场作试验，看“窃听器”有什么反应。这时我们办公室的同志过来作了解释，江青也没抓着什么，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四、肖力与钓鱼台的大字报风波

就在康生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第二天，肖力从农村“四清”工作团来到钓鱼台，先在十一楼住了几天，后随办公室迁到十六楼。江青叫穆欣给肖力在办公室安排工作。穆欣为了照顾她，先让她处理群众来信。大约过了个把星期，有一天晚上小组成员在钓鱼台十七楼小放映厅看电影，江青责问穆欣说，“穆欣同志呀！你怎么叫肖力办什么信呀！这孩子本来胆子就小，你叫她坐办公室办信，怎么锻炼她呀？……”穆欣解释说：“我们没有固定肖力的工作，办公室现在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就让她暂时先办信。她想出去活动可以随时出去，我们没有限制她。”当时肖力也在场。从此，肖力除了接受小组分配她的临时工作外，大部分时间是单独出去活动，主要是到北京各高等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此她对北京的部分高等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情况很熟悉，并结识了一些红卫兵的头头。
肖力对中央文革新调入一些年轻工作人员很不以为然。她曾对我讲：中央文革办公室调来这么多年轻的“三门干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到钓鱼台工作，他们都没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刚开始工作就享受这么优裕的生活待遇，对他们锻炼成长很不利，很容易产生优越感，进了中央文革就等于进了“红色保险箱”。
1966年9月，肖力在钓鱼台十六楼办公室值班室外边走廊墙上贴了一张小字报，这是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后院点的第一把火，震惊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小字报是在一张八开白纸上以肖力个人名义用签字笔写的，贴在小组成员、工作人员开会、就餐必经之路的墙上，格外显眼。据我回忆，小字报的内容大意如下：
中央文革办公室自从成立以来，一直没有走上正轨，各项工作杂乱无章，工作人员虽然整天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但不得要领，陷在事务主义中；而办公室的领导却对他们的工作很少过问，忽视思想工作，这些年轻的干部在钓鱼台这样优裕的环境里，养尊处优，自以为处于“红色保险箱”里，对他们的成长和锻炼非常不利。办公室工作必须大刀阔斧地改进，否则很难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这张小字报矛头是指向办公室的领导，办公室的正副主任坐不住了，马上表态。他们在肖力小字报的空白处写上“虚心接受批评，努力改进”之类的文字，但均未署名。
肖力的小字报贴出后，办公室新来的几位大学生和司机积极响应，立即参加了“战斗”。他们把小字报提升为大字报，表示坚决响应肖力的号召，支持肖力的观点，认为办公室就是杂乱无章，工作人员“养尊处优”，比如有人夜里回家要车，外出时不愿坐华沙牌小轿车等等。在一天之内，办公室外的墙上贴出了好几张大字报，并往小组成员开会的会议室外走廊的墙上发展。“无产阶级司令部”后院的火势有迅速蔓延之势。
这时出现了一张火上加油的大字报，却把火势引向了作者自己。这张由小胡、小雷署名的大字报本意是支持肖力的小字报，向中央文革办公室领导开炮的，并且捎带了几位主要工作人员。这张大字报上纲最高、措辞最尖锐，还带点“理论色彩”，两位作者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属于肖力小字报指责的“三门干部”。这张大字报说（大意）：
钓鱼台并不平静，也有风浪；这里同样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要以为在钓鱼台工作的人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要忘记，钓鱼台也会滋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前，钓鱼台不是也集中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那些写“九评”的笔杆子中，如范××、许××、姚×等不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吗？
大字报提出要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造修正主义的反，并号召大家“在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取得彻底胜利！”
这张大字报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上上下下的注意。小组成员的最先反应是注意到大字报的一个新提法：“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于是，小组成员议论说：什么时候起中央文革以陶铸为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连中央文革小组以谁为首都不清楚岂不是咄咄怪事？大字报的执笔者小胡是何许人也？
小胡是中央文革办公室文电组的工作人员，起先在文电组值班室接电话，打杂，值夜班。1966年9月以后，记者站把每期《文化革命简报》的清样送穆欣审批，穆欣工作太忙，便叫我看简报的清样。我也是杂事缠身，经请示穆欣同意，专门安排小胡看稿，最后再送穆欣定稿。另外电话组、办信组送来的向小组请示和报告的稿子，他也先看，有需要向上反映的，再请示小组成员。过了一段时间，小胡情况熟了，便以个人名义向小组成员批阅各种文件。大字报事件前，小组成员对这些批件没有提出过异议，小胡的大字报贴出后，他的名字突出了，接到批件的小组成员开始议论小胡是负什么责任的？下边送来的文件为什么要经他中转？是谁设的“中转站”？这时，我只好出面向办公室主任王力解释所谓“中转站”的原委，其实它并不是一层机构，只是办公室文电组内部分工，只有小胡一人。“中转站”设立的责任在我，我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检讨。最后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撤消“中转站”，小胡和小雷调出钓鱼台，分配到花园村一号办信组处理群众来信。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没有再追究小胡大字报中的“新提法”。（近年我才从《王力反思录》中发现，这张大字报是陶铸、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某次会议发生激烈冲突之后贴出的，难怪小组成员如此敏感。）
小胡、小雷这张大字报的出现，使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对在中央文革内部掀起的这场大字报风波表明态度。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办公室工作人员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家对工作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小组成员反映，也可以写书面意见给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办公室需正常办公，为中央文革小组处理重大问题提供良好的环境，不能把这里也搞乱了；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不要继续张贴大字报。这样才平息了肖力小字报引起的折腾了几天的大字报风波。

五、取消伙食补贴

肖力在小字报中批评的现象除了工作杂乱无章外，还有一条是工作人员“养尊处优”。办公室刚刚成立的时候，调来的工作人员还不多，基本上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伙食也是延续文化大革命前的规定，凡在钓鱼台工作的人员，都一律吃中灶伙食，每月四十五元的标准，所有人员按级别交伙食费（记得十七级以下干部每人每月交十二元，十七级以上十五元），公家大约补贴三分之二。应当承认，当时的中灶比一般干部和群众平时伙食标准要高，这样的规定显然同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反修防修”不协调。
大约在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动取消了伙食补贴。小组成员伙食维持中灶标准不变，取消补贴，伙食费全部自掏腰包。工作人员吃普通大灶，实行预约登记办法，吃多少交多少，没有补贴。这项“革命化措施”，是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戚本禹宣布的。工作人员虽然伙食标准降低了，但反应比较平静，认为这是革命化所必需的。只是有一次，张春桥到办公室值班室谈起伙食标准时说：伙食标准改革后对低工资的小组成员来说是加重了经济负担。他说，姚文元的工资很低，家庭负担又重，每月拿出那么多伙食钱，感到有些吃不消。张春桥只不过是闲聊中对姚文元经济拮据表示同情，并没表示明显不满，也没要求改变现状。

六、中央文革小组无计划、无章法，开会不作记录

中央文革小组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发展，怎样领导运动，心里并没有谱。最高指示当时是文化革命运动的方针政策，但是具体操作，日常工作都没有明确的计划，办事组的日常工作只能跟着江青、陈伯达的感觉走。由于没有规划，中央文革小组每天干什么（比如开什么会，通知什么人参加，接见什么组织等），都是临时决定，办公室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安排停当，工作人员整天忙得团团转。
为了方便小组成员查询，办公室自动搞了本每日大事记，但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却没有任何记载，每人的发言和所作的决议都没有记录。作为和党中央平起平坐的中央文革小组，每天议事活动连点痕迹都不留岂不是奇闻？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状况主要来自陈伯达、江青的私心，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往往是信口开河，如果记录在案，以后出了错就无法赖账；没有记录，万一以后出了错，他们就可以一推六二五。据穆欣回忆，江青为了推脱责任，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上竟当着小组成员的面，把有她签字的文件用打火机烧毁。
对开会不作记录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周恩来总理开始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已有察觉。周恩来到中央文革小组值班室向工作人员布置：以后碰头会要作会议记录，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派一个人，总理值班室派一个人，共同参加碰头会作会议记录。周总理的指示只执行了一次，第二次到会作记录，就被江青给阻止了。那次轮到我作记录，开会前我请示了主管办事组的小组成员戚本禹。正好那天晚上周恩来到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来迟了，他的秘书没有到会场作记录。我一个人坐在会议桌后边的沙发上准备作记录。周总理到会后，刚刚传达了主席关于对兰州军区某领导人的评价，江青发现我正在记录，她居然打断周总理的传达，阴阳怪气地发问：“我们这个会需要作记录吗？”然后质问我说：“谁叫你来的？”会场气氛紧张起来，列席会议的叶群赶忙声明：“不是我叫来的！”我刚想解释，周总理说：“是这样的，我说过碰头会上要有人来作记录，不过今天这个会内容可以不记！”我趁机退出了会场。从此，碰头会再也不作记录了。

七、各职能机构负责人的下场

中央文革下属的各个组的负责人，除了宋琼等组成的办事组发了任命文件外，其他各组的负责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口头任命的，没有发正式任命文件。这些负责人忠诚地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领导下，执行“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然而，他们却被江青等人一个个投进了监狱，各组的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办事组的王广宇、矫玉山、王道明、张根成、周占凯；记者站的徐学增；办信组的杨松友；文艺组的金敬迈、李英儒；宣传组的李广文；理论组的杨永志；档案组的王敬忠、朱波，都在监狱关了七年多，其中两个人被逼成精神分裂症，而强加给他们头上的罪名都是捏造的或莫须有的。1975年5月，毛泽东亲自批示，释放了这一批身陷冤狱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


摘自《往事》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