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洲《文革简论》四十一节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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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陆洲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文革简论》十一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群众炮轰宁夏区党委一小撮走资派　　
　 　
一九六六年七月，宁夏区委向各单位派出工作组。　　
宁夏军区抽调了十七名干部参加了地方工作组。　　
杨静仁把银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振帮等四人非法逮捕，交军区看管，要军区负责审理。　　
　 　
一九六六年八月，区党委为了阻止革命小将串连，要军区以战备名义控制地方运输车辆，军区调动了地方汽车三十六辆，破坏了革命串连；　　
为压制革命群众进城造区党委的反，军区还专门布置要农建十三师、军马场、区体委等单位搞正面教育，不要开大会，上街游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革命群众炮轰区党委。　　
杨静仁急忙召开常委开会，要常委表态。　　
朱声达在会上吹捧杨静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抓阶级斗争好”，“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工农业生产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搞的有成绩”。　　
回军区后，朱声达还向机关干部传播了这些错误论调，并在军内外大讲杨静仁是“红司令”，“好书记”为保杨静仁制造舆论。　　
此后，在兰州军区四干会上，朱声达还极力为杨涂脂抹粉，在西北几个省区部队中造成极坏影响。　　
　 　
一九六六年九月，区党委机关瘫痪后，杨、马要军区给他反映情况。　　
军区通过派便衣、编简报等方式为杨、马提供了一些整革命群众的黑名单、黑材料。　　
根据杨的指示，安装了一部军区直通杨静仁的保密电话；　　
马玉槐为逃避革命群众斗争，先后两次到军区机关和部队躲藏，军区都进行了保护。　　
更严重的是军区按照马玉槐的黑指示，召开了驻宁部队战备会议，研究制定了针对革命造反派的所谓“防叛”、“防暴”方案，企图镇压革命群众。　　
还将军区机关干部、职工编成战斗分队，发了武器，进行了战备演习。　　
　 　
二、革命群众夺省委走资派的权，遭到朱声达等人的镇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银川市革命造反派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宣布夺了省委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窃踞的宁夏自治区党、政、财、交大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宁夏军区发表声明支持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联委会游行，要部队支持他们。　　
张怀礼提意见出兵支持联委会，朱坚决反对，以后几次批评张，要张检讨。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甘春雷讲话，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是假夺权，甘和杨、马关系很密切，没有划清界限。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张怀礼回军区汇报工作，从那天起不叫他去联委会，就断绝了关系。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朱把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说成是“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致使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以军区名义发表了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军区又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号召向“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军区不报告上级批准，擅自军管了革命造反派已夺权的《宁夏日报》社和区公安厅和市有线广播等单位。　　
朱声达、江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等同志公然把革命群众当敌人，制定了对付革命群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作战方案》，又制定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作出了针对“联委会”的“对敌斗争作战方案”。　　
提出了“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　　
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　　
印发了大量诬蔑、诽谤革命造反派的传单；　　
擅自取缔了几个革命群众组织；　　
无理查封革命群众揭露杨、马走资派的展品，等等。　　
总之，就是要把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上完全搞臭，从组织上彻底打垮”。　　
擅自把“联委会”下属几个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非法动用专政工具，无理查封了革命造反派筹办的文化大革命展品；以支持与反对“一·二七”夺权的态度为界限，非法剥夺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一·二七”夺权的干部参加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和各种生产会议的权利，并把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这些生产指挥机构和生产会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革命造反派，发表了“三·七”声明。　　
军区认为这是“联委会”的“大阴谋”，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力。　　
社会上出现了到处揪斗所谓“一小撮右派头目”、大搞“请罪”的白色恐怖局面。　　
　 　
一九六七年三月，军区对“宁三司”、“宁总司”的革命群众，也采取了分化、排斥和压制的政策。　　
　 　
一九六七年三月，广大革命群众和受迫害的干部起来揭露汪锋、杨静仁、马玉槐在一九六○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　　
军区认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进行压制。　　
杨、马早已被革命群众拉下了马，朱还在全区工交会议上散布：中央对杨静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我们一概不承认。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等等保杨、马的论调。　　
　 　
三、朱声达等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七年四月以来，军区组织原区党委杨一木、马信等人，充当“筹备处”的参谋班子，进行操纵。在他们的欺骗、蒙蔽下，“筹备处”部分群众，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不断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　　
　 　
一九六七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曾多次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纠正宁夏军区错误的指示。朱声达等竟采取封锁、篡改、歪曲等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内外部分人员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朱声达在军内曾数次以“要政出一门”、维护“集中统一”、“对外表态必须按党委统一口径”等等借口，组织纪律进行压制，并当众对副司令员张怀礼等的正确行动横加指责，煽动受蒙蔽的指战员对他们进行围攻。以至发生了多次围斗，殴打张怀礼、赵志、侯占山等的事件，在军内造成了白色恐怖气氛。　　
　 　
一九六七年五月以来，陆续发生了挑动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　　
宁夏军区不仅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积极为“筹备处”出谋划策，对付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康健民到宁夏，朱声达、江对康说：如果中央决定说我们支持错了，我们组织服从，思想不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筹备处”下属一组织，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文革关于银川新华社事件的指示　　
五月卅日在银川发生的捣毁宁夏新华分社、抢劫新华分社的机密文件和其他物资，并殴打新华社记者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点政治事件。宁夏自治区军区有责任保护新华分社的正常工作和记者的人身安全。为此，责成宁夏军区负责处理这一事件：　　
1.把这次闹事的头头抓起来，审查处理。　　
2.把抢走的全部文件和物资负责追回。　　
3.由军区负责把这一事件调查清楚，依法论处。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朱恣意进行歪曲，说：“通令是叫进攻的”。“中央给了我们权，要恢复军威”。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吴忠县人武部个别同志挑动大批农民进城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六·一八”武斗事件发生，。　　
朱声达大加赞扬，说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要他们“总结经验”。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石嘴山市发生了“六·一九”武斗事件，　　
朱声达等认为是“反革命叛乱”，竟以党委名义要求兰州军区派一个团进驻该市，妄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未批准）。　　
　 　
一九六七年六月，“筹备处”停工停产，组织大批群众到军区请愿，朱还鼓励煽动他们搞武斗，并要“筹备处”的头头，总结石嘴山、吴忠的经验。　　
　 　
一九六七年七月，“筹备处”一些领导人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时，朱要他们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上要适应斗争形势，并要他们按单位集中起来住，在武斗中，互相支援，要经得起风险等等。这实际上是组织“筹备处”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操纵“筹备处”，朱还要求杨一木、马信等人，在幕前或幕后为“筹备处”出主意、想办法。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朱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七年，中央在222号文件中，严肃指出《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纵队”少数人在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攻击革命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宁夏军区拒绝检查、处理。　　
社会上出现了“222号文件是从黑线上来的”，“用毛泽东思想衡量222号文件”等炮打中央的逆流。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军区党委会上，马克传达了冼政委的指示，没有认真讨论，实际上是朱声达没有从思想上转过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朱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永宁发生“八·八”武斗事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吴忠发生“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马思义同志（原军区副司令员）惨遭杀害。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派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朱声达竟狂妄地说：“这是不信任我们，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公然进行反抗。　　
　 　
四、中央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解决宁夏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宁夏军区在北京办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康生李天焕接见宁夏军区代表时的谈话
康生说：　　
你们说人家是假夺权，实际上你们是假支持。　　
你们那一套是不是支左，是发武器镇压造反派。你是给群众发枪，让群众打革命造反派。　　
这个领导小组怎么成立，怎么决定的，还是你独断决定的。你这个领导小组，实际上就是叫执行你的反动路线的人，接你的班，你把你那里看成一个独立王国，不是中央不告诉你们，而是你们拒绝，反抗中央的指示，问题的性质就是这样的。独立师的同志也要检查，难道中央的指示你们一点都不知道，你们的电报转来了，那是朱声达想通过你们压中央，你们知道不知道。你可以把副司令软禁起来。　　
我要求你们三条：一、犯了错误就承认，就改；二、同朱声达的错误，划清界限，不要跟着犯下去；三、犯错误，要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公告
一、我们坚定地认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二、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三、朱声达所犯的严重错误，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　　
四、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揭发朱声达的罪恶，坚决、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公告
一、坚决拥护八月十八日兰州军区公告　　
二、自即日起，我们宣布收回“二·一一”声明和“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坚决地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和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　　
三、我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打击、压制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犯了方向、路线、立场的错误。　　
四、我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是铸成我们支左方向、路线错误，破坏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五、我们自即日起，撤销对《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的支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　　
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革联筹）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　　
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指挥部）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驻军赴京同志的谈话
康生说：　　
去吴忠谈判的是那个团？告诉他们谈判的态度不对，他们（指筹备处）是犯错误的，要求他们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不能与解放军平起平坐，告诉他们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一八六团谈判态度太软弱，我们解放军与他搞重庆谈判是不行的。告诉他们，是犯了错误，不是革命行动。见到他们就说他们是受了朱声达反动路线的害，教育他们改正错误，不要抵抗中央的指示。（张怀礼：看他们没有改正错误的念头，还准备一、两万人进攻青铜峡）好！让他们搞！（此时康老很气愤）如果这样搞性质就变了，就镇压！他们有本事就让他们使，什么本事都使出来。看人武部、朱声达有多大的罪恶。当然还是要做思想工作，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八六团要做大量的政治工作，进行政治攻势，揭露朱声达的问题，大量散发传单，（张怀礼：他们把传单都撕了）不会完全撕的，（康健民：他们还用枪打撒传单的飞机）让他打！让他打！不怕打。广大群众是懂道理的，是会接受教育的，还可以派宣传车去。　　
六十二师前指的王仅说；一八六团进驻吴忠途中筹备处组织农民拦阻。筹备处对我们进去反的很凶。在董府发现有军区的人。筹备处扬言要攻打银川。他们想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还骂我们……。他们截火车，审问旅客，让举手通过，把铁路、公路都中断了。独立师二团第一批回去了，第二批没去成。一、三团比较好，比较稳定。吴忠巴塘农场一个连参与了，一个战士还上车检查我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深夜，总理亲自给冼恒汉打电话，　　
总理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冼恒汉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冼恒汉打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　　
冼恒汉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青铜峡大坝前，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一九六七年，中央关于处理《宁夏日报》印刷厂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发生严重政治错误的指示　　
军区既不认真检查又不严肃处理，朱声达等同志甚至公然表示抗拒。对于在军内外出现的诬蔑中央这一指示的流言蜚语，军区采取了听之任之的错误态度。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　　
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　　
一、宁夏“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杨、马黑帮代理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朱声达之流的黑指示，拒绝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　　
二、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吴忠革命造反派（吴忠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压垮后，又从永宁、灵武、小坝等地调兵遣将，动用武力，大规模地围攻，镇压青铜峡的革命左派组织（青铜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等，惨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士和革命人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三、破坏铁路，切断交通，使北京至兰州的火车，银川至固原的汽车，长期不能通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四、矛头指向解放军，阻拦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围攻解放军驻地，抢夺解放军武器，绑架解放军，明目张胆地向解放军开枪，打伤、打死解放军干部战士。　　
五、煽动农民不交公粮，抢劫国家资产和人民群众私人财物。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康生李天焕对宁夏军区及宁夏总指挥部代表的谈话
康生说：　　
中央、中央文革认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的形势，象宁夏把杨马揪出来了，朱声达的反动路线也被揭露啦，当然还没有揭深透，可以说基本上揭出来了，你们可以看出朱声达反革命的面目，反党反毛主席的丑恶面目，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正在觉醒，军区和独立师的干部、战士已经开始觉醒，朱声达的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暴露之后，很快就陷于土崩瓦解，这就是看出反动路线是怎样见不得太阳。六十二师部队进驻宁夏后，解决了青铜峡的问题。吴忠虽然部队到的晚了，造反派受了些损失，但以后还是进去了，做了很多工作。永宁的问题，只要坚持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也会很快解决的。因此，宁夏问题不难解决，形势会很快更加大好起来。　　
你们在北京不请示中央，做这个做那个，要加以警惕，不要搞宗派，中央正在解决宁夏问题，你们还在那里另搞一套，串连了一千多个单位。　　
武汉事件后，我们报纸上有个口号是错误的，就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口号不对。　　
对筹备处要把头头和群众分开，对那种杀人头头要惩办，对群众要教育要争取，对吴忠反革命头头要逮捕法办，对受蒙蔽的群众要做工作。对永宁人武部要指出他们是错误的，他们的错误主要由朱声达来负，人武部也有责任。　　
青铜峡的反击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照样办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康生接见宁夏三派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时的讲话
宁夏问题，中央解决的步骤是先解决军区问题，军区问题是关键问题，朱声达长期顽固地对抗中央指示，中央绝不允许这样做的。朱声达对中央的手段很恶劣，我们军区的同志也好，群众组织的同志也好，都要揭发。宁夏的问题主要在杨、马。杨、马敢那样，也是有朱支持。朱声达在长时期里，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因此这次开会首先解决军区问题。　　
宁夏武斗正厉害，特别是吴忠指挥部被围剿，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受到摧残，在这个时候，叫筹备处来开会，是向总指挥部做了许多工作的。总指挥部和筹备处进行武斗，给中央解决宁夏问题造成许多困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康生接见宁夏军区和各派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总指挥部和三司在银川还有冲突，还有武斗，还有打、砸、抢。　　
现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七个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就是北京、上海、山西、山东、黑龙江、贵州、青海，市里还有个青岛。另外，有些省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比如说象河南、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内蒙、四川、甘肃这八个地方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在银川，有些县，全面恶毒地向中央攻击，挑拨离间，制造谣言。有的人，向群众甚至向独立师的战士去制造谣言。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去迷惑群众，说这件事就是康生一个人干的，说康生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没有答应，是康生答应开枪的。说康生犯了错误，现在出国了。又说中央问我是否我同意开枪的，我不敢承认，说我是陈再道式的人物，据说还派了江青、陈永贵到宁夏调查去了。还说张文林撤职了。谁叫张文林？根本不晓得这个人嘛！又说张怀礼副司令员回去了，还说青铜峡打死四百多人，周总理也不满意了。这种谣言很多。　　
这种人有三种：第一种是敌人、特务。第二种人，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种，就是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影响的人。　　
第二个问题，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重要条件，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坚决同那些企图动摇、干扰、瓦解人民解放军的，和他们坚决斗争。　　
党中央下决心，将六十二师两个团调到银川去，到吴忠去，到青铜峡去，到永宁去。这是毛主席对宁夏人民最大的支持和关怀。在宁夏，出现了“打倒冼恒汉”的标语，出现了“打倒徐洪学”的标语，出现了要“六十二师滚出宁夏去”这样反动的标语。　　
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在会前，我接到了给我的一封信，用筹备处的名义，是宁夏大联合筹备处赴京代表团在六七年九月十四日给我的信。是对准六十二师，你们把青铜峡事件称做你们的“革命事件”。 我还接到永宁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团九月十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同样矛头对准六十二师。　　
宁夏宁总司、宁三司要特别注意。他们现在，还企图挑拨民族关系，说青铜峡镇压少数民族。在八·八、八·一三吴忠事件以后，固原一带，少数隐蔽的回民中的反动派，暗藏的特务在跃跃欲动，直到六十二师进驻了银川、吴忠、青铜峡、永宁以后，才把那里的局面稳定了。但是今天筹备处的一些坏头头，还向那里集中，向那里去挑拨。这一点，要特别引起警惕。宁夏过去有个反刘格平的民族主义那么一件事，有的同志受过冤枉，受过处分，判过刑，开除过党籍，所以对杨马，以及对这一事件的主持人，抱极大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应当分清是非，予以平反。这一点，总指挥部的同志们要体贴宁总司、宁三司同志们的心情。当然，我不是说宁总司、宁三司就完全对了，矛头就对准了朱声达，对准杨马了，我看也值得深思。总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要实事求是。　　
第三个问题，从江青同志的讲话中，你们就听到，必须巩固、扩大，发展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绝不能干扰、动摇新生的红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型。　　
在这里，我向宁三司、宁总司的同志解释一下，原来会议想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朱声达的反动路线问题，第二个是解决指挥部与筹备处的武斗问题。据我们所知，宁总司、宁三司基本上没有参加武斗。因此开始宁总司、宁三司的代表少一些，你们不要从形式上来看。以后照顾了，你们还有意见！你们没有参加武斗，这方面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你们这个组织同当时直接武斗关系不大，所以开始代表少一些，这里希望同志们了解中央的作法，不要误解，很多省都是这样，要消除这个误解。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康生第三次接见宁夏军区和宁夏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　　
第一件就是9月26日，主席接见各地军区在北京解决问题的同志，这件事，我们宁夏军区的同志也参加了，包括朱声达同志。　　
第二件事，就是在这个期间，同志们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节纪念大会。　　
第三件事，中央10月7号的通知，这是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所作的重要指示。　　
在宁夏，他们散布什么口号：说毛主席受蒙蔽了。这是反对毛主席！他们在打倒周总理、要打倒康生，散布说青铜峡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说中央不叫开枪，康生请示总理，总理不叫开枪，就是康生叫开枪的，康生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了，康生犯错误了，康生出国了，中央问康生。康生不敢承认，康生受批评了，说什么江青靠边站了。散布那些东西，不仅你们宁夏有，到处都有，青海、内蒙、安徽、河南、江苏也有，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就是妄图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使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在九月间，有一个人，有名有姓，到独立师进行反中央的宣传，挑拨、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他们企图把矛头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我们知道永宁县还有人说毛主席受蒙蔽了，江青靠边站了，说中央有黑线。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犯了错误进行翻案，其实他们不懂得王力、关锋犯的是什么错误，王力、关锋就是反对我和陈伯达的。他们喊，要打倒洗恒汉，要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去。　　
朵恩华发言，揭发了朱声达、何其仁和筹备处的一些活动情况　　
军区稽振华、马林，独立师一团团长王友声揭发了朱声达及何其仁和筹备处参谋团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康生第四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向辉宇在会上揭发了朱声达对抗中央领导同志的罪行。　　
大联筹马生其系统地揭发了大联筹的问题。　　
康生说：　　
国庆节前好多代表团发生了争论，河南同志，不是代表，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何运洪，李寿涛也去天安门观礼，武汉也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陈再道、钟汉华等12人去天安门观礼，说服也不行。但是，我们还是说服了那些同志，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政策，如果不让去，就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生第五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商金仓就朱声达如何把手伸进大联合筹备处的问题做了揭发。　　
马子明揭发到张号从贺兰山下来传达了参谋团的停止生产、布置武斗的指示。　　
张艺系统地揭露了朱声达与反革命修正分子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保护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张元树谈到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五卅事件”、对抗中央222号文件；揭发有人造谣说谢副总理说，宁夏和新疆问题很复杂，中央不急于表态。　　
张德贵揭发朱声达造谣“2·11”声明是经过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批准了的；谈到何其仁策划让筹备处派一个女同志扮做单玉虎的老婆；谈到朱声达策划筹备处派十一人上高级党校去揪张文林，目的在于打击总指挥部；谈到吴忠人武部、筹备处派大批农民阻挡8048部队到吴忠执行支左任务。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康生第六次接见宁夏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筹备处代表陈万福谈了朱声达蒙蔽群众以及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策划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一些情况：筹备处准备把铁路桥梁炸毁，让中央听到响声，知道他们是造反派；用炮打总指挥部的驻地；李剑白说：“你在前面指挥，我当后台”； 朱声达派解放军到各单位宣传反对一·二七夺权。　　
王希年揭发了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吴忠八·一三事件和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罪行：讲到朱声达手段阴险，制造上述事件时不是开会布置，而是在下面密谋策划；筹备处派到各地的高参都用代号不用真名。　　
62师后勤部付部长王锦借助《青铜峡反革命事件示意图》详细地揭露了青铜峡反革命叛乱的问题。　　
冼恒汉同志说：“康老让我讲一讲青铜峡事件的情况。处理青铜峡事件是兰州军区党委得到了中央指示后。告诉62师采取自卫反击这个行动的。不是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胡乱反击的。这个问题是兰州军区很重视的。25号筹备处开始调动兵力，27号青铜峡的造反派和解放军处境相当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件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青铜峡造反派被消灭，一个是部队被搞垮，后果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子下去，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利用吴忠、青铜峡的胜利。北上攻打银川，或者是控制银南，在宁夏南部地区和西、海、固地区，挑动民族纠纷，煽动叛乱那就死的人更多了，青铜峡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叛乱，这不是一般的武斗，这不是小将们和群众的过错。是杨、马、朱和走资派蓄意策划的。你们小将们并不清楚，甚至你们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击了要死一些人。但是不反击死的人就更多。甚至青铜峡大坝也可能会被他们炸掉，我们已建设了几年，这样后果就更严重。因此，把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提出了我们的建议，28日早晨5点钟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康老插话：“解放军忍耐到8月28号五点钟，中央才同意批准了62师和兰州军区的建议，同志们不要听信谣言。”）我就是讲这一个事，我就讲到这里。”　　
康老接着说：　　
“这一点，通过陈万福同志，特别是王希年同志的讲话就更清楚了。青铜峡事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长期有计划的继八·八事件和八·一三事件之后的反动行动。如果那时候解放军站在旁边不制止这个事件，青铜峡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正象冼恒汉同志所讲的，这个事件甚至要影响到甘肃。这个问题兰州军区考虑了很久，向中央建议，中央研究了很久，直到8月28号早晨5点钟中央才批准的。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制止这种事件，才使宁夏的局势出现了大好形势，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假如解放军不采取这个行动，那死的人就会更多，双方死了一些人，这是不幸的，应该由杨、马及朱声达的反动路线负责。宁夏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特点，和各地不同，因为筹备处的行动完全是从军区朱声达等人以及杨一木、马信等人直接操纵的，而且是在每个方面都派上人去指挥的。象陈万福同志讲的，直接操纵他，做他的后台的李剑白，李是什么人？（答：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噢，是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还有个叫宋长胜的，（王希年答：是宁夏军区转业的干部）噢！宋长胜也是军区刚转业的干部。李剑白讲他是后台，可是他本身还不是筹备处的人。可见在宁夏筹备处里边，许多地方，无论是工人、学生、农民，不仅走资派直接指挥，甚至还派他们的干部直接操纵。甚至筹备处代表团副团长就是青铜峡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做群众组织的代表，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有些是筹备处服务小组（即核心小组）的同志，如马生其，朵恩华，朵恩华搞的是机要通讯，有的是直接指挥青铜峡事件的，如马子明、陈万福、王希年，他们揭发了问题。我们很欢迎。　　
陶泊表示要向中央低头认罪，交待问题，并谈了朱声达和筹备处地下黑司令部的某些活动：朱声达对抗117号文件，（指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朱声达说周总理派人来宁夏秘密调查石嘴山的武斗；何其仁上贺兰山和筹备处各处参谋团策划阴谋；何其仁传达说毛主席有个最新指示是“开快车，要翻车，要勤打招呼”。　　
康老说：　　
“这个问题我同同志们讲一下，主席说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主席是讲过的，因为当时还有反对兰州军区，反对张达志和冼恒汉同志的，主席才讲了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你刚才讲的，是中央文革根据主席所讲的，说兰州军区对青海赵永夫的问题的处理，对甘肃詹大南的问题的处理，对宁夏朱声达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没有什么文件。在处理甘肃问题时，文件上有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听取康健民汇报宁夏问题时的讲话
康老几点指示：　　
一、要深入研究毛主席著作和林付主席的指示。部队去宣传毛泽东思想，领导支左。部队自己，尤其是干部要很好学习。我们文革小组包括周总理在内，实行天天读，每天下午六点到八点。××师和军区要好好掌握，那个地方野战军真正把毛著学好，才能做好支左工作。因为解放军是争取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支柱。宣传毛泽东思想，支左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当前主要学习毛主席三个地区的指示，在全军中进行教育。　　
二、军队要好好把林付主席“八·九”指示研究一下。对待干部问题，帮助干部，特别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因此，××师要团结军区、人武部、独立师广大干部和战士，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不要歧视他们，对朱声达错误要批判，但不要把整个军区、人武部、独立师都认为有错误，把军区领导与群众，主要干部与一般干部分开。因此，要好好学习“八·九”指示。　　
三、对群众组织政策要掌握稳。对筹备处也要分开坚持错误和改正错误的，不能压，主席指示已经讲了，要争取教育分化他们。主要问题看到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还有第二个杨、马，主要责任在他们。　　
四、不断教育群众团体和群众组织，掌握政策。当前部队应去促进大联合。有的以人多以势压人，有的唯我独左，叫他们好好看看毛主席的指示，要各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没有这一条不行。要真正以斗私批修为纲，天天把主席的东西看一看。……有的违背主席指示，要耐心地进行政策教育。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巩固起来，倒旗联合。你们情况不错，开始别要求那么高，一步一步来。不愿倒旗也可以。联合小组这个形式很好。有些问题摆一下也好。要作自我批评，要联合。抓毛著学习和学习班。有这个基础联合小组可以扩大一点，好像一个协商会议。不赞成的问题摆一下。干部也是一样，大家赞成的就三结合，不赞成的就摆。不要你打我保，你保我打。群众不要有这个思想，一个干部不好，这个组织就垮了。不要受人挑拨。甘春雷即使结合错了，群众组织还是革命组织。以群众为主嘛。群众从这里解放出来。需要增加信心，自己独立思考。你是主体嘛。宁夏这个问题比较深，离了干部不行。　　
还有工人工作比较落实一些。各地都是工人落实好，工人总是比较先进的。哪个地方工人领导学生就好，哪个地方学生领导工人就差，就出问题。　　
　 　
一、筹备处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不是搞重庆谈判，是受教育。　　
二、加强宣传，报纸、电台、宣传车，对中央首长关于宁夏问题的谈话、兰州军区公告，要反复宣传，把有线广播搞起来（特别是电台有线广播）。　　
三、不要抓头头，抓来要放。　　
四、适当的分发武器，要武装造反派，如果他们对银川进行反扑，坚决自卫。　　
五、筹备处破坏铁路，康老很生气，把朱声达叫去训一顿。这是反革命事件。　　
六、第三势力对自己参加谈判的代表数量少，他们很有意见，中央说可以考虑。　　
七、继续用飞机散发传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以朱声达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　　
一、追随和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仍然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我们在朱声达同志的错误领导下，违反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认敌为友，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朱声达同志自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一九六○年，朱积极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的罪刑活动，充当了迫害大批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的帮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马为了保自己，勾结朱声达同志，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扼杀革命。在革命群众起来造杨、马的反的时候，朱却在军内外大肆吹捧杨是“红司令”、“好书记”，欺骗蒙蔽群众。朱还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措施，压制革命群众造杨、马的反。今年二月，军区发表声明，撤销对“一·二七”夺权的支持，朱声达同志还散布说：“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三月又压制广大革命群众揭露汪、杨、马等在一九六○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并且颠倒黑白，把群众这一革命行动说成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由于朱声达同志长期以来和杨、马互相勾结，同流合污，而党委常委其他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同杨、马划清界限，对朱声达同志的错误没有进行抵制，以致使我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指示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要保护左派”。而朱声达等同志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迫于形势，表示了支持，但是，由于朱声达等同志的立场没有转变，玩弄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夸大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把这次夺权定为“假夺权”、“右派篡权”、“资本主义复辟”。二月十一日，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接着又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不报告上级批准，擅自军管了革命造反派已夺权的《宁夏日报》社和区公安厅等单位。朱声达、江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等同志公然把革命群众当敌人，制定了对付革命群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作战方案》，提出了“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印发了大量诬蔑、诽谤革命造反派的传单；组织武装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擅自取缔了几个革命群众组织；无理查封革命群众揭露杨、马走资派的展品，等等。总之，就是要把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上完全搞臭，从组织上彻底打垮”。　　
朱声达等同志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群众斗群众，并且组织原区党委杨一木、马信等人，充当“筹备处”的参谋班子，进行操纵。在他们的欺骗、蒙蔽下，“筹备处”部分群众，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不断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当吴忠县人武部个别同志挑动大批农民进城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六·一八”武斗事件发生后，朱声达同志大加赞扬，说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要他们“总结经验”。当石嘴山市发生了“六·一九”武斗事件后，朱声达等同志竟以党委名义要求兰州军区派一个团进驻该市，妄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未批准）。由于朱声达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以及军区党委个别同志的煽动和暗示，有的人武部的某些同志便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的形式发给了“筹备处”，个别县人武部的领导人甚至参与了谋划和指挥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活动。少数坏头头利用这种情况，策动受蒙蔽的群众，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接着又有计划、有组织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中央派往宁夏支左部队，制造了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事件。　　
在军内朱声达同志也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有些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时，朱声达等同志用种种借口进行压制，以致挑动群众，围斗、殴打一些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同志，在军区内部一度造成了白色恐怖的气氛。　　
三、顽固坚持错误，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　　
朱声达同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宁夏新华分社被抢事件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处理《宁夏日报》印刷厂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发生严重政治错误的指示中，都严肃地批评了我们。而我们既不认真检查又不严肃处理，朱声达等同志甚至公然表示抗拒。对于在军内外出现的诬蔑中央这一指示的流言蜚语，我们采取了听之任之的错误态度。　　
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曾多次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纠正我们错误的指示。朱声达等同志竟采取封锁、篡改、歪曲等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内外部分人员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朱声达竟狂妄地说：“这是不信任我们，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公然进行反抗。　　
上述事实说明，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朱声达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军区广大指战员和专职武装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责任主要应由我们承担。那些受蒙蔽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他们站错了队，也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声达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对我的严重罪过，作如下检讨。　　
一、同杨静仁、马玉槐相互勾结，保护一小撮走资派　　
我自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早在一九六零年就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充当了迫害刘格平、王志强、马思义等大批革命干部和很多无辜群众的帮凶，得到了汪锋“司令挂帅，作战有方”的表扬。　　
对马思义同志（原军区副司令员）的迫害，我负有更大的责任。很早我就对他歧视、排挤，企图把他转到地方上去工作。因此，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汪锋提出要斗争马思义，我积极支持，把他的一些缺点错误硬往纲上拉，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马思义同志较早地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我又指使把他的档案公布于社会，挑起了受蒙蔽群众对他的气愤，致使在吴忠“八·一三”事件中惨遭杀害，这是我欠下的血债之一。由于我对杨静仁积极追随，一味崇拜，所以杨利用我的弱点，封官许愿，要我担任书记处书记，妄图实现他控制军队，搞个人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竭力吹捧、保护杨、马一小撮走资派，忠实地执行他们的黑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八月，革命群众炮轰区党委，杨静仁为保他自己，急忙召开黑会，要常委表态。我在会上吹捧杨静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抓阶级斗争好”，“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工农业生产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搞的有成绩”。回军区后，我还向机关干部传播了这些错误论调，并在军内外大讲杨静仁是“红司令”，“好书记”为保杨静仁制造舆论。此后，在兰州军区四干会上，我还极力为杨涂脂抹粉，在西北几个省区部队中造成极坏影响。　　
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执行杨、马的黑指示，抽调了十七名干部参加了地方工作组；杨、马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阴谋，把银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振帮等四人非法逮捕，交军区看管，要我负责审理，我欣然接受，充当了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帮凶；八月，杨为了阻止革命小将串连，要军区以战备名义控制地方运输车辆，我趁部队调动之机，调动了地方汽车三十六辆，破坏了革命串连；为压制革命群众进城造区党委的反，我还专门布置要农建十三师、军马场、区体委等单位搞正面教育，不要开大会，上街游行；九月，区党委机关瘫痪后，杨、马要军区给他反映情况，我通过派便衣、编简报等方式为杨、马提供了一些整革命群众的黑名单、黑材料，并根据杨的指示，安装了一部军区直通杨静仁的保密电话；马玉槐为逃避革命群众斗争，先后两次到军区机关和部队躲藏，我都进行了保护。更严重的是我按照马玉槐的黑指示，召开了驻宁部队战备会议，研究制定了针对革命造反派的所谓“防叛”、“防暴”方案，企图镇压革命群众。与此同时，还将军区机关干部、职工编成战斗分队，发了武器，进行了战备演习。　　
一九六七年二月，军区错误地撤销对“联委会”夺权的支持后，杨静仁当即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以后他又通过“筹备处”向军区转送了反攻倒算的材料，我既未揭批，也未向上报告。三月，广大革命群众和受迫害的干部起来揭露汪、杨、马在一九六○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时，我竟错误地认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进行压制。杨、马早已被革命群众拉下了马，我还在全区工交会议上散布：中央对杨静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我们一概不承认。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等等保杨、马的论调。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后，我不是积极热情地支持左派，而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充当杨、马代理人，继续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于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支持这次夺权斗争，也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玩弄了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一方面迫于形势假意支持，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大煽阴风。在二月九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我把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说成是“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致使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遂于二月十一日以军区名义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联委”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二月十九日又发表了《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在这两个文件中，把斗争矛头直指“联委会”，大肆欺骗煽动群众，狂妄地号召向“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这样，就转移了运动大方向，挑动了群众斗群众，在社会上出现了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反动逆流。为了从根本上扼杀这次夺权，我还决定强行军管了新生的《宁夏日报》社，区、市公安机关和市有线广播等单位。此后，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又制定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作出了针对“联委会”的“对敌斗争作战方案”。接着，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提出了打倒“联委会”、“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制发了大量诬蔑革命造反派的传单，大造反动舆论；擅自把“联委会”下属几个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非法动用专政工具，无理查封了革命造反派筹办的文化大革命展品；以支持与反对“一·二七”夺权的态度为界限，非法剥夺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一·二七”夺权的干部参加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和各种生产会议的权利，并把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这些生产指挥机构和生产会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帮助我改正错误，发表了“三·七”声明。这本来是我认错、改错的机会，但我却更错误地认为这是“联委会”的“大阴谋”，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力。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到处揪斗所谓“一小撮右派头目”、大搞“请罪”的白色恐怖局面。　　
我不仅对“联委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进行残酷地打击迫害，而且对同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宁三司”、“宁总司”的革命群众，也采取了分化、排斥和压制的政策。同时，在军内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一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我的错误时，曾数次以“要政出一门”、维护“集中统一”、“对外表态必须按党委统一口径”等等借口和资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进行压制，并当众对副司令员张怀礼等同志的正确行动横加指责，煽动受蒙蔽的指战员对他们进行围攻。在我的错误路线指导和影响下，以至发生了多次围斗，殴打张怀礼、赵志、侯占山等同志的事件，在军内造成了白色恐怖气氛。　　
在我推行的反动路线影响下，在我的操纵、欺骗、煽动下，“筹备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加剧。今年五月以来，陆续发生了挑动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我不仅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积极为“筹备处”出谋划策，对付革命造反派。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我恣意进行歪曲，说：“通令是叫进攻的”。“中央给了我们权，要恢复军威”。因此，当六月十八日吴忠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事件后，我竟给该人武部打电话鼓励他说：“你们搞的不错，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总结一下经验”。六月十九日石嘴山发生武斗后，我错误地认为是“反革命叛乱”，请示兰州军区调一个团进驻该市，企图镇压革命造反派。以后，“筹备处”停工停产，组织大批群众到军区请愿，我还鼓励煽动他们搞武斗，并要“筹备处”的头头，总结石嘴山、吴忠的经验。七月，“筹备处”一些领导人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时，我要他们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上要适应斗争形势，并要他们按单位集中起来住，在武斗中，互相支援，要经得起风险等等。这实际上是组织“筹备处”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操纵“筹备处”，我还要求杨一木、马信等人，在幕前或幕后为“筹备处”出主意、想办法。　　
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八月初，我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这样，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和青铜峡“八·二八”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是造成这三大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三、反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错误　　
为了纠正军区的错误，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及兰州军区党委多次给予指示，但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公然采取阳奉阴违，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指示。　　
今年五月三十日，“筹备处”下属一组织，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我既未调查处理，又未向中央报告。六月五日中央文革打电话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责成军区严肃处理。但我极力包庇、袒护“筹备处”，迟迟不作处理。七月十三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我不但不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反而以“我们没有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抵制，致使农民进城围斗革命造反派的事件越来越严重。尤为严重的是中央在222号文件中，严肃指出《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纵队”少数人在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攻击革命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我仍执迷不悟，拒绝检查、处理。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社会上一度出现了“222号文件是从黑线上来的”，“用毛泽东思想衡量222号文件”等炮打中央的逆流，我又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央精神曾先后以电话、口头、文件等方式，多次指出我们在支左中的错误。对于这些指示，我都以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队干部战士和大批受蒙蔽群众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直至八月来京开会时，我还指示何其仁准备材料，妄图说服中央，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中央批准62师进驻银川等地，我还狂妄地说“这是不相信我，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更是明目张胆地同中央对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　　
毛泽东：照办。　　
（一）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广大革命群众同杨静仁，周玉槐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他们的权。　　
现在，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宁夏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贯彻执行。　　
（二）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责任。宁夏军区党委对他们的错误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朱声达同志经过中央的批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作了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中央欢迎他这种态度。　　
（三）中央派到宁夏支左的8037等部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四）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活动。　　
（五）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李天冲、许仲波、乔克广、李江烈、丁毅民、陈养山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组成。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中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应按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报中央批准后参加。　　
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五”重要讲话，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逐步地实现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把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总指挥部”等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宣读中央决定并解释：　　
第二条中有三点区别：第一点区别，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是所有的同志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同志是反对他们的错误的，如象张怀礼同志就反对这条路线。还有其他的同志。第二点区别，错误的重要责任在朱声达同志，江波同志也有错误，何其仁同志也有错误，决定上面没有写，这就把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和其他人的错误区别开来。第三点区别，朱声达同志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有他的书面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这个态度是好的，这就是把朱声达同志过去犯错误和现在愿意改正错误加以区别。　　
第三条，二十一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得很好，主席表扬过。　　
六十二师是从甘肃调去的，在兰州大军区的指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稳定了宁夏的混乱局面，在宁夏“三支”、“两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　　
兰州大军区是中央，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表扬的，他们在支左中是很有成绩的，中央认为是可以信任的。无论在解决青海问题，无论在解决甘肃问题，无论在解决宁夏问题，无论在解决陕西的问题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很大的支持。冼恒汉同志是兰州大军区的政委。　　
第四条后，宁夏这个地区是很重要的地区，一方面靠蒙修，一方面靠苏修，还有马家的残余和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希望同志们要提高敌情观念。　　
第五条中央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有　　
康健民同志，兰州军区的副司令员，　　
张怀礼同志，宁夏军区的副司令员，　　
徐洪学同志，621师副师长，　　
王志强同志，地方干部，回族，过去做过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副主席，银川市委书记，在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受到迫害，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支持左派。　　
李天冲同志，六十二师政委，也是支持你们文化大革命，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命令到宁夏去的。　　
许仲波同志，炮十五师的政委。　　
乔克广同志，宁夏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　　
李江烈同志，自治区高级法院的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缺点，后来很快地支持革命派。　　
丁毅民同志，回族，受了迫害，开除了党籍八年，还坐过三年牢，原来是在山东的，在地方民族主义还有一点。今天，总理、江青同志也在，中央决定恢复你的党籍，不要什么文件了。　　
陈养山同志，是一个老同志，开始犯了一些错误，后来改正，群众很谅解。　　
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大致七个席位。　　
周总理：　　
同志们首先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急速大办特办，工厂也办，农村也办，机关、学校也办，街道里弄也办。　　
第二就是开步走，搞革命的大联合。把群众工作做到家，要赶快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现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已有十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第十个是江西，后面还有几个，你们要赶上去，更前进一步嘛！　　
还有一件事是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陈毅对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的谈话
　 　
五、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宁夏革命委员会由八十一名委员组成，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康健民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热烈祝贺宁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出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宁夏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驻军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宁夏革筹小组成立以来，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发展。　　
中央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地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高岗、习仲勋、刘澜涛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揭透，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灭资兴无，坚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革命委员会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节约闹革命，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掌好权，用好权。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加强集体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实行“精兵简政”，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强指挥部，领导宁夏全区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转发“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是根据周恩来指示召开的，研究了固原地区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及平叛扩大化等问题。　　
座谈会提出，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要挑选懂得民族政策的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满腔热情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中共中央在批转座谈会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近几年来，在某些同志中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十分单薄，有的甚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因此应当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六、十月政变后的翻案活动　　
　 　
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　　
《编号００１５６５》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作了调查并予以平反。　　
文件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　　
关于冼恒汉的审查“结论”说：冼恒汉同康生勾结制造了这个冤案。　　
　 　
编者按；宁夏的青铜峡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事件发展的过程过程基本上是清楚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驻军赴京同志
张怀礼：看他们没有改正错误的念头，还准备一、两万人进攻青铜峡。他们把传单都撕了。　　
康健民：他们还用枪打撒传单的飞机。　　
六十二师前指的王仅说；一八六团进驻吴忠途中，筹备处组织农民拦阻。筹备处对我们进去反的很凶。在董府发现有军区的人。筹备处扬言要攻打银川。他们想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还骂我们……。他们截火车，审问旅客，让举手通过，把铁路、公路都中断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深夜，总理亲自给冼恒汉打电话，　　
总理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冼恒汉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冼恒汉打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　　
冼恒汉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青铜峡大坝前，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　　
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　　
一、宁夏“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杨、马黑帮代理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朱声达之流的黑指示，拒绝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　　
二、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吴忠革命造反派（吴忠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压垮后，又从永宁、灵武、小坝等地调兵遣将，动用武力，大规模地围攻，镇压青铜峡的革命左派组织（青铜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等，惨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士和革命人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三、破坏铁路，切断交通，使北京至兰州的火车，银川至固原的汽车，长期不能通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四、矛头指向解放军，阻拦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围攻解放军驻地，抢夺解放军武器，绑架解放军，明目张胆地向解放军开枪，打伤、打死解放军干部战士。　　
五、煽动农民不交公粮，抢劫国家资产和人民群众私人财物。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康生接见宁夏军区和各派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在银川，有些县，全面恶毒地向中央攻击，挑拨离间，制造谣言。有的人，向群众甚至向独立师的战士去制造谣言。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去迷惑群众，说这件事就是康生一个人干的，说康生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没有答应，是康生答应开枪的。说康生犯了错误，现在出国了。又说中央问我是否我同意开枪的，我不敢承认，说我是陈再道式的人物，据说还派了江青、陈永贵到宁夏调查去了。还说张文林撤职了。谁叫张文林？根本不晓得这个人嘛！又说张怀礼副司令员回去了，还说青铜峡打死四百多人，周总理也不满意了。这种谣言很多。　　
中央下决心，将六十二师两个团调到银川去，到吴忠去，到青铜峡去，到永宁去。这是毛主席对宁夏人民最大的支持和关怀。在宁夏，出现了“打倒冼恒汉”的标语，出现了“打倒徐洪学”的标语，出现了要“六十二师滚出宁夏去”这样反动的标语。　　
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康生第三次接见宁夏军区和宁夏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在宁夏，他们散布什么口号：说毛主席受蒙蔽了。这是反对毛主席！他们在打倒周总理、要打倒康生，散布说青铜峡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说中央不叫开枪，康生请示总理，总理不叫开枪，就是康生叫开枪的，康生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了，康生犯错误了，康生出国了，中央问康生。康生不敢承认，康生受批评了，说什么江青靠边站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冼恒汉说：“处理青铜峡事件是兰州军区党委得到了中央指示后。告诉62师采取自卫反击这个行动的。不是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胡乱反击的。这个问题是兰州军区很重视的。25号筹备处开始调动兵力，27号青铜峡的造反派和解放军处境相当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件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青铜峡造反派被消灭，一个是部队被搞垮，后果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子下去，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利用吴忠、青铜峡的胜利。北上攻打银川，或者是控制银南，在宁夏南部地区和西、海、固地区，挑动民族纠纷，煽动叛乱那就死的人更多了，青铜峡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叛乱，这不是一般的武斗，这不是小将们和群众的过错。是杨、马、朱和走资派蓄意策划的。你们小将们并不清楚，甚至你们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击了要死一些人。但是不反击死的人就更多。甚至青铜峡大坝也可能会被他们炸掉，我们已建设了几年，这样后果就更严重。因此，把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提出了我们的建议，28日早晨5点钟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　　
康老插话：“解放军忍耐到8月28号五点钟，中央才同意批准了62师和兰州军区的建议，同志们不要听信谣言。”“青铜峡事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长期有计划的继八·八事件和八·一三事件之后的反动行动。如果那时候解放军站在旁边不制止这个事件，青铜峡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正象冼恒汉同志所讲的，这个事件甚至要影响到甘肃。这个问题兰州军区考虑了很久，向中央建议，中央研究了很久，直到8月28号早晨5点钟中央才批准的。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制止这种事件，才使宁夏的局势出现了大好形势，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假如解放军不采取这个行动，那死的人就会更多，双方死了一些人，这是不幸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声达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八月初，我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这样，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和青铜峡“八·二八”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是造成这三大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1，派野战军到宁夏支左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2，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发生了青铜峡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并策划炸毁青铜峡大坝的事件。　　
3，宁夏支左小组将情况报告兰州军区，兰州军区当即转报中央。　　
4，周恩来亲自复电冼恒汉；要兰州军区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　　
5，兰州军区提出三点意见报中央，康生受周恩来委托复电兰州军区同意他们提出的意见。兰州军区当即通知宁夏支左小组。　　
6，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青铜峡大坝前，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　　
7，要当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是完全正确的。各种群众组织都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8，事后，对参与这一事件的群众，除极少数杀人、爆炸的坏分子以外，均可不以“反革命叛乱”论处。　　
9，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００１５６５）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作了调查并予以平反。这是出于派性考虑，是完全错误的。　　
10，通知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这是他们一贯不敢正视现实，捏造的说法。对青铜峡事件的性质及采取的措施，明明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并经毛泽东同意的。怎么能说“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呢？！关于冼恒汉的审查“结论”说：冼恒汉同康生勾结制造了这个冤案。则更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贰、本节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文革关于银川新华社事件的指示　　
宁夏自治区军区：　　
　五月卅日　在银川发生的捣毁宁夏新华分社、抢劫新华分社的机密文件和其他物资，并殴打新华社记者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点政治事件。宁夏自治区军区有责任保护新华分社的正常工作和记者的人身安全。为此，责成宁夏军区负责处理这一事件：　　
1.把这次闹事的头头抓起来，审查处理。　　
2.把抢走的全部文件和物资负责追回。　　
3.由军区负责把这一事件调查清楚，依法论处。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康生李天焕接见宁夏军区代表时的谈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晚11时25分至十七日晨2时45分。会议开始时，康老按名单点了每个同志的名。之后，会议正式开始。出席者有朱声达（宁夏省军区司令员），李天焕（第二炮兵司令员），康健民（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康老对着朱声达说：你装糊涂，你们天天喊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你可以把副司令软禁起来。　　
李天焕：毛主席叫部队支左，你们把造反派打成这个样子，是怎样支左的？　　
康老：你们那一套是不是支左？不是支左，是发武器镇压造反派。朱声达你讲一讲你的想法。你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林副主席的话？你怎么搞的，总有个想法嘛！有个方针政策嘛！有教训，内蒙就是教训嘛！你也得讲一讲你是怎样想的。在中央开会有什么都可以讲。对的错的都可以讲。毛主席历来的方针就是这样，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听。这次处理问题，就是这样，地方的、军队的不同意见都听。　　
李天焕：有错就改，改的越快越好。这次来到中央，就把自己的观点讲讲嘛。你们行动总是受思想支配的嘛！　　
朱声达：我们是来请罪来了……。　　
康老：你这是空话，有什么罪？不讲具体事实，具体错误，是空的。　　
李天焕：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有什么错误就检讨。到中央来了，有什么都可以讲。就是康老讲的，为什么搞成这个局面。　　
朱声达：开始我们支持是对的，二月十一日又退出来了……（大家都给他算时间）　　
张怀礼：实际上是二月六日退出联委的。我六日回军区汇报工作，从那天起就不叫我去了（指联委会），就断绝了关系。二月十一日是正式发声明退出的。　　
朱声达：当时我只看到联委会的支流，没有看到主流。又甘春雷讲话后，大家对他贴了不少大字报，提了不少意见，要打倒他……。　　
康老：你听的那些群众的意见？你下决心，总有个道理，这不是儿戏，夺权是大事，总不能一点考虑都没有。和打仗一样，有了情况才下决心。这是个方向上的转变啊！为什么不请示就转？你们闹清楚错了，那些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好改嘛。　　
康健民：原来支持是对的，以后退出是错的，你们是知道的。兰州军区早就给你们讲了，你们就是坚持不改。五月份我到宁夏，朱、江对我说：如果中央决定说我们支持错了，我们组织服从，思想不通。赵永夫是直接带部队打，你们是借手群众，让群众打造反派。　　
康老：不要学赵永夫。你总有个指导思想嘛，从一开始你就是这样。赵永夫是下命令叫部队打，你是给群众发枪，让群众打革命造反派。　　
李天焕：你们独立师闹事，怎么处理？　　
涂宗德（独立师长）：我还不知道。军区瘫痪了，有好多工作推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直接请示……。　　
李天焕：他们的态度怎么样？你们那样做，对不对？　　
康老：军级干部会议军区有人参加没有？　　
康健民：他们没有参加，文件他们看了，精神传达了。　　
康老：你们怎么想的，农民舍不得丢下家，耽误工分，为什么进城呀！　　
江波：我是农民出身，我是有体会的……。　　
康老：你是农民出身，有体会，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这时，外边传来新华社记者访问刘德夫对朱走前成立领导小组的看法和领导小组的紧急命令）……　　
张怀礼：这些人都是他的干将。　　
乔克广：我们的权早就被他夺走了。　　
朱声达：（支支吾吾）我和他们几个商量。（指成立领导小组）。　　
康老：你来之前，同谁商量过，他们同意不同意，这个领导小组怎么成立，怎么决定的，还是你独断决定的。你同那几个党委委员商量的，是谁。　　
张怀礼：这些人都是忠实于他的人，如司令部刘恒业……。　　
康老：你和那几个同志商量的　　
（朱：和江、陈、向、赵）　　
（马克：没召开会议讨论，只是他个别说了一下）　　
江波：我们来以前，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李世祥同志打电话，说中央要你们去北京开会，家里可叫赵、向负责，以后叫向开会，我们商量成立一个领导小组。）　　
康老；你这个领导小组，实际上就是叫执行你的反动路线的人，接你的班，你把你那里看成一个独立王国，不是中央不告诉你们，而是你们拒绝，反抗中央的指示，问题的性质就是这样的。独立师的同志也要检查，难道中央的指示你们一点都不知道，你们的电报转来了，那是朱声达想通过你们压中央，你们知道不知道。　　
涂宗德：军区瘫痪了……。　　
康老：没有瘫痪，现在还没有瘫痪，你说这些都是假话。　　
江波：机要处电报发不出去，通信站符合他们观点的，才给打电话，否则打不出去……。　　
康老：说瘫痪那是借口，中央的贯不下去，反对中央的你们贯的很彻底。　　
张怀礼：我给中央的信，要求用电报发出去，就是不给发……。　　
康老：朱声达同志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朱：我错了，检讨）你们来中央干什么？你们采取什么方针，你讲嘛，为什么不讲，江波你也讲讲，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你们来了这里，家里出了乱子你们不负责任？（朱：那还能那样，是要中央给我们撑撑腰，我们好改……）要中央撑什么腰，撑你开枪镇压革命群众的腰？！（乔克广：你从兰州回来第二天，就给机关干部发枪，打了靶，国防师来了，你就大发脾气，说对你不信任，气的把桌子都推倒了。）　　
康老：（问朱）是不是事实，为什么发枪，是不是为了镇压革命群众。朱声达你为什么发枪？（朱：大家说安全没保证，我错了）这是空话，错了为什么错了，错在那里，（朱：方向路线错误）这也是空话，要讲具体事实。我现在第三次问你，你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错了，讲具体事实。　　
康老：那个通知（指朱声达中央218号文件后转发的一个通知）是怎样说的，什么时间，什么内容，（朱：沉闷答不上来）　　
江波：转是转了，就是党委没有讨论，没有具体措施。　　
康老：你这话还象个话？　　
康健民：就是这样，不符合他们思想的，就不讨论，不执行，抵制。　　
康老：这话说对了，江波说的对，只表了个态，没有具体措施。　　
向辉宇：我们党委自文化革命以来，没有开过一次象样子的会，对中央文件、指示没有认真讨论过，张、冼的指示，没有很好地讨论，冼政委的话很肯切，你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最后一次党委会，从七月十六日开始到十九日，马克同志把冼政委的指示传达了，就是没有认真讨论，实际上是朱声达没有从思想上转过来。　　
乔克广、向辉宇、文亭：机关干部围斗我们，说我们是叛徒。朱给群众讲：我和大家坚决站到一起，风雨同舟，他对筹备处的群众也这样讲，群众热烈鼓掌，说朱是好司令。　　
康老：我了解一下，机关干部反对你们，说你们是叛徒，是些什么人？　　
向辉宇、文亭：我们机关实际上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朱声达为首的少数处长。　　
康老：是呀，到处都是几个小头头，没有那几个小头头起不来，朱声达就是你那几个小头头。　　
向辉宇：我早就没有权了。　　
江波：新华分社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就是因为观点不同。　　
江波：当时我们没有很好的处理，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支持一·二七也有盲目性，以后为什么退出，主要是甘春雷讲话后，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是假夺权，甘和杨、马关系很密切，没有划清界限……。　　
张怀礼：朱和杨、马的关系必须闹清楚，杨的权被夺以后，还给军区写了几次报告，信……，说他不想让权。　　
涂宗德：我们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当时看到没有三结合，静坐绝食，冲击军区机关……。　　
康老：独立师的副政委，你们是支左还是支了右，你的政治工作做的怎么样？　　
王兴云：我们部队是正面教育，军区让干啥就干啥，现在从实际行动看，我们是支了右……。　　
康老：你是支左还是支右，看来你是支了右。　　
张怀礼：朱声达支持联委会是假的，逼迫的，联委会二月五日游行，要部队支持他们，我提意见出兵支持联委会，朱坚决反对，以后几次批评我，要我检讨。　　
康老：你们说人家是假夺权，实际上你们是假支持。　　
朱声达：我承认错误，我改……。　　
康老：宁夏军区的同志和独立师的同志，你们首先要认识，宁夏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军人嘛，没有经验，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改了就行了，有些干部，由于文化革命没有认识，支左支错了，支了右也是有的，但绝大多数同志犯了错误，当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出以后，很多干部就改过来了，这表明了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品德，山东军区，济南部队作出了好的样子，他们总结了三条经验：早改比晚改好，公开比不公开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毛主席早就讲过，人要工作，还能不犯错误，但要争取不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解放军支左将近八个月，可以犯错误，犯了就要改，绝大部分是这样。宁夏的问题不是性质的问题，宁夏问题的严重性是：一、对中央的指示不贯彻，不执行，违背、抗拒、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内蒙的问题，中央就指出，上抗中央的指示，就必然下压革命群众，宁夏的问题就是这样。上抗中央的指示，下压革命群众，这与我们解放军的本质是不相一致的，这不是所有同志的责任，主要是朱声达，你和毛主席的思想，是另一种思想，你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另一种路线，你和群众是站在另一个立场上；二、中央、兰州军区不是没有指示，早就指出来了，而朱声达坚决抵制，坚持错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说：如果犯了错误，改正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坚持下去，那就变了。从宁夏的问题可以看出，坚持错误就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我希望军区的同志，独立师的同志要注意，我们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教育共产党员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要无限忠心。你们反对毛主席、党中央耍两面派，千方百计掩盖错误，欺骗中央，欺骗毛主席。我们解放军是是非明确的，对党忠实的，既便一个时期不认识错误，也是允许等待的，但不允许耍手腕，搞小动作。从今晚上看，朱、江你们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不诚实的，不要凡是人家不知道的，就企图蒙混过关，还想欺骗中央，今天没有人公开说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耍两面派手法；三、直到今天，你们没有认真检查错误。林副主席说：中央对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希望他们不垮台。但是，如果对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坚持下去，欺骗中央，就非垮台不可。朱声达你不要用空话搪塞，不要蒙混过关，要老老实实的。如果坚持下去，欺骗中央，就会自己搞垮自己，这就非垮台不可。今天晚上会快结束了，要交心，这次来中央，要触动灵魂，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不要想蒙混过关。江波你是做政治工作的，实际上就是政委，过去第一政委是杨静仁。你怎么办？采取什么措施？我们解放军过去打仗不怕牺牲，现在犯错误还不能丢掉，要打倒私字，脱裤子改。其他同志犯点错误不要紧，要改。　　
我要求你们三条：一、犯了错误就承认，就改；二、同朱声达的错误，划清界限，不要跟着犯下去；三、犯错误，要立新功。所谓立新功，就是同志们说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要吃老本，这个别人忘不了。过去我们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搬掉三座大山，现在搞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时代，我们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犯了错误，改正错误，还要立新功。对不对，希望同志们考虑，如果对，就去做。但是要把问题弄清楚，你们拿中央的文件，兰州军区的指示，比一比朱声达干了些什么，就清楚了，你们看宁夏的局势，把造反派闹的那样大的损失，现在正是农忙，搞农民进城，发枪，借民兵之手镇压革命造反派，为你朱声达服务，打死人，人家是要找你算帐的。　　
党的政策你们学了没有，陈再道毛主席还批了五条，就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得到群众谅解。还可以回到革命行列来。承认不承认，改正不改正，群众谅解不谅解，就看你走不走这条路。　　
给你们打个招呼，象宁夏这样的错误，发展下去，很危险。不能一方面操纵群众，开进军队镇压革命造反派；一方面操纵保守组织，包括军队的人在内，来北京给中央施加压力。过去内蒙两千多人，甘肃詹大南来了二百多人，都叫他们自己动员回去的，今后来人，你们自己动员回去。　　
李天焕：关键是你们按康老的指示办事，希望你们悬崖勒马。　　
康老：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挑起民族问题，就是罪上加罪，你们里面有无回民？（别人说，马克是回民）要注意，记者反映，固原地区“五二”、“四八”叛乱的头头，有的现在起来活动，发现杨启昌有三本反动日记，海原县县长马志宽煽动群众说：发扬过去的老办法，上山打游击。这个问题，要注意。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公告
坚决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一、我们坚定地认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坚定地响应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风暴”的推动下，于一月二十七日夺取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窃踞的宁夏自治区党、政、财、交大权，这个行动好得很，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遵照最高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坚决支持“总指挥部”和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　　
二、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朱声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对上抗拒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指示，对下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早就指出了他的错误。兰州军区曾多次要求他改正错误。但朱声达坚决抵制，并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大批上京告状，对中央施加压力；把枪弹发给他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围剿和武装镇压，制造了一系列的严重流血事件，企图把革命造反派彻底摧垮，置于死地；在军内也实行白色恐怖，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进行压制和打击。从而，对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三、朱声达所犯的严重错误，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希望宁夏军区广大干部，战士积极揭发朱声达的罪恶，坚决和朱声达的错误划清界限，再也不要听他那一套，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总指挥部”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完成伟大统帅毛主席赋予我军的“三支”、“两军”的光荣艰巨的任务，为人民立新功。　　
四、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揭发朱声达的罪恶，坚决、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希望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醒过来，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宁夏的代理人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城离厂的农民、工人，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提“走资派”的这一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参加武斗。迅速回到农村和工厂去，抓革命，促生产。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彭德怀！打倒罗瑞卿！　　
打倒刘澜涛！打倒杨静仁！打倒马玉槐！　　
坚决支持宁夏“总指挥部”及一切真正的革命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公告
坚决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一、我军区广大指点员，坚决拥护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宁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各项英明措施，坚决拥护中央首长对我们支左工作的批评和指示，坚决拥护八月十八日兰州军区公告，并保证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二、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原名《宁夏联委会》），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坚强革命左派。他们英勇地坚持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揪出了宁夏党内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被杨、马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大方向完全正确，为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自即日起，我们宣布收回“二·一一”声明和“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坚决地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和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紧紧地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三、我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打击、压制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犯了方向、路线、立场的错误，使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深感无比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对不起宁夏二百万人民。在我们错误路线影响下，军区广大指战员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是没有责任的。我们领导上对所犯的错误，决心深刻检查，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以努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的实际行动，将功补过。　　
四、我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是铸成我们支左方向、路线错误，破坏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马玉槐结成死党，狼狈为奸，长期地、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公然反对和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拒不执行兰州军区的指示，挑动大批群众上京告状，向中央施加压力。他处心积虑地围剿和残酷地镇压革命造反派；百般打击迫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同他作斗争的指战员。朱声达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我们坚决同朱声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清算他的罪行，坚决把他打倒。广大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发扬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向朱声达展开坚决斗争，把他斗垮、斗倒、斗臭，彻底肃清他在军内外的恶劣影响。　　
五、我们自即日起，撤销对《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的支持。在朱声达的欺骗蒙蔽下，《大联合筹备处》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罪在朱声达。受朱声达蒙蔽的群众应当迅速醒悟过来，反戈一击，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我们衷心劝告农民群众，不要上朱声达的当，不要参与武斗，迅速回到社队抓革命、促生产。　　
六、我们坚决支持驻宁夏地区执行支左任务的兄弟部队的一切革命行动，虚心向他们学习，积极主动地协同他们搞好“三支”、“两军”工作。　　
七、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端正支左工作方向，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为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为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打倒刘、邓、陶！　　
打倒杨静仁！打倒马玉槐！打倒朱声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驻军赴京同志的谈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凌晨二时半至五时半，地点：人民大会堂一四八号会议室。参加人员：宁夏军区、固原分区、有关县市武装部以及六十二师前指、三工区负责同志，兰州军区康健民副司令员、群工部副部长张振太等也参加了会议。〗　　
（二时三十分，总理、李天焕同志先到会）　　
总理：我没管这个事，康老叫我来见见大家。（接着总理念名单认识大家。先问了朱声达入伍后历史，当朱说他给段德昌同志当过警卫员时）　　
总理问朱：你对段德昌同志怎么看？　　
朱答：我认为不是改组派，七大时已平反了。　　
总理说：（大意）傅传作同志告诉我两件事，一是贺龙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二是段德昌同志被杀时，贺龙问他有什么要求，段说：一我不是改组派，是共产党；二洪湖老百姓很好；三给我一颗子弹。贺龙说他一贯正确，实际上立三路线时期，他执行的最坚决，只剩下他和关向应、夏曦三个人，谁都不相信了，段德昌同志就是他杀的，洪湖根据地是段德昌同志搞的，那时贺龙在山上，他篡了段的功劳。这一段历史贺没有给组织讲，也没有人揭发。关向应是个好同志，但到延安时我去找他，也没有讲。贺龙是冒险主义，后是逃跑主义。这件事你（指朱）是知道的，也不揭发，你怎么没把段德昌同志的作风学到，而是学了贺老总的作风，所以这次宁夏搞的很不好，要好好反省反省。　　
（然后，总理逐个念名单，并问了一些同志入伍后的历史情况。会议开始十多分钟，康老进来。三时，总理离开会场）　　
康老：中央召宁夏同志来开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部队和群众组织都来，中央开会就是这样，不管那一方面都听，对造反派、保守派都是一样。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兼听则明。因此，与康健民同志研究，听听各方面的。群众代表来了没有？（张怀礼：没有来）筹备处来了没有？（张：没来，他们还提了几个条件，要求保证安全！解决经费）希望他们来，不来就不勉强，到中央来，还保证什么安全！告诉他们愿来就积极来，不能向中央提条件，看来他们来中央积极性不大，本来他们杀了人，是没有资格来的，中央是照顾的，还是希望他们来，接受教育，他们过去受朱声达反动路线的影响，是没责任的，可能他们不是向中央提条件。　　
去吴忠谈判的是那个团？告诉他们谈判的态度不对，他们（指筹备处）是犯错误的，要求他们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不能与解放军平起平坐，告诉他们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一八六团谈判态度太软弱，我们解放军与他搞重庆谈判是不行的。告诉他们，是犯了错误，不是革命行动。见到他们就说他们是受了朱声达反动路线的害，教育他们改正错误，不要抵抗中央的指示。（张怀礼：看他们没有改正错误的念头，还准备一、两万人进攻青铜峡）好！让他们搞！（此时康老很气愤）如果这样搞性质就变了，就镇压！他们有本事就让他们使，什么本事都使出来。看人武部、朱声达有多大的罪恶。当然还是要做思想工作，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八六团要做大量的政治工作，进行政治攻势，揭露朱声达的问题，大量散发传单，（张怀礼：他们把传单都撕了）不会完全撕的，（康健民：他们还用枪打撒传单的飞机）让他打！让他打！不怕打。广大群众是懂道理的，是会接受教育的，还可以派宣传车去。　　
现在是吴忠武装部还在里边？王光福你表示什么态度？（王：已起草了七条）吴忠县的问题你要负责全部解决，你和朱声达研究如何解决，主要是你们搞的，我看武装部的活动现在并没有离开朱声达，没有离开你王光福！同志们，我们是爱护、信赖解放军的，但个别人他反对毛主席，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不能代表解放军，就没资格代表解放军。　　
领导小组那个同志来了？（答：王仅同志来了，他是六十二师前指的）王仅同志你什么时候到的？（王：前天）你讲讲银川情况（王仅同志汇报了部队的开进、部署、态度、敌情等情况。当王仅汇报说部队进去后，干部、战士情绪很高，旗帜鲜明，坚决支持总指挥部等左派，群众热烈欢迎时，康老连连点头。当王汇报说一八六团进驻吴忠途中筹备处组织农民拦阻时，康老问：真农民还是化装的？）　　
王仅：当时发现有军人化装指挥。　　
康老：农民不会用军队作战的一套办法，何其仁恐怕就是你们搞的！　　
王仅：筹备处对我们进去反的很凶。　　
康老：嚣张得很哪！还叫我们解放军与他谈判，算什么东西！　　
王仅：在董府发现有军区的人。　　
康老：何其仁、刘恒业，你们两位是朱声达的核心人物，是你们派的吗？（刘：不知道，我们没有派）怎么不知道，有人指挥，很清楚。　　
王仅：筹备处扬言要攻打银川。　　
康老：好！让他们打好了！　　
王仅：他们想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还骂我们……。　　
康老：这都是朱声达、王光福的教育。　　
王仅：他们截火车，审问旅客，让举手通过，把铁路、公路都中断了。　　
康老：（很生气）反革命！这就是你们（指朱）依靠的力量。……独立师二团回去的人怎么样？一、三团态度怎么样？　　
王仅：二团第一批回去了，第二批没去成。一、三团比较好，比较稳定。吴忠巴塘农场一个连参与了，一个战士还上车检查我们。　　
康老：是那个连的？（王有生：一团四连）要派人去做工作，（李天焕：要贯彻最高指示）二团现在情况怎样？（二团长：现在通了）所以不通就是干部不通，关键是干部，政委、副政委、参谋长那个比较好一点？（二团长：现在都通了）那么快？不那么简单。你们要经常打电话告诉他们。告诉二团要与六十二师炮团合作。你们指挥部确定一下，那个地方指挥关系，二团听炮团指挥，当然不仅是指挥，还要帮助做工作。（李天焕：涂宗德要打电话，就是要很好与炮团联系起来）　　
平罗情况怎样？（平罗同志作了简要汇报，当说到他们去做工作筹备处还打他们时）二团、炮团没有去做工作，联合起来，人武部他们可能不相信。还要做耐心的群众工作，他们没责任，告诉指挥部要争取他们，实际上他们是受蒙蔽的，也是受迫害的。　　
蔡春志你谈一下永宁情况（蔡简要的汇报了永宁情况）人武部站在那一面？（蔡：现在站在指挥部那一边）以前站在那一边？（蔡：和军区一起站在筹备处一边）现在要和筹备处站在一边，那不是站在空中了。（当蔡汇报说筹备处准备攻打银川时）这是叫叛乱。（当蔡汇报说他们要来京告状，想给中央施加压力时）对中央倒没有什么压力，压的是他们自己。　　
张建武同志，你们那里怎样（贺兰）？（张简要汇报了情况）杨、马现在那里？（张怀礼：在银川，现在正研究如何让他们来）你们要关照一下，在北京不要一下飞机就被群众抓去武斗，朱、何都武斗了，我们不赞成，要告诉总指挥部，这是中央决定叫来的，揪人不符合中央精神，有道理会上讲，摆事实，讲道理，在毛主席居住地方不许有这种现象，这样搞耽误时间，把问题解决了回去好搞革命，要反复讲，他们有一股气，这是难免的，要反复做工作。（张建武：筹备处提出先攻平罗、后打银川）人武部态度要鲜明、坚定，要挺身而出（张建武：他们动员农民去参加武斗，我们对他们说农民去了会有伤亡，不好交待）这个道理对，农民去了会有伤亡，不好交待，最后火要烧掉自己。　　
青铜峡情况怎么样？（曾铭同志作了简要汇报）枪是拿走的，还是发的？（曾：我有怀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这样看，全国人武部大多数站在保守派一边，省军区比较好的是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人武部还是站在保守派一边，这是个严重问题，很值得注意。（曾铭讲到军区五条命令、刘恒业讲制定经过时）徐洪学同志是好的，他的建议是好的，他们不纠正朱声达的错误，下命令他们怎么会交枪。（曾铭：部长有倾向，但军区强调不能把不同观点暴露在社会上。乔克广：军区要求政出一门）　　
康老：那是政出朱声达的门，应出于毛主席这一门，这是个什么问题？就是刘少奇讲的做驯服工具，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谈驯服工具，这就是刘少奇黑修养的毒，不能离开政治路线来讲驯服工具。有些同志还想不通这个问题，认为做驯服工具还有啥错的呢？他就没想到作什么路线的驯服工具。　　
田有胜同志，固原情况怎样？（田：固原情况复杂，我们原来准备给造反派发枪，兰州军区说暂时不发，我们的想法是尽量不让造反派拿走，如果说服不了，拿就拿去了。我们认为要给指挥部发枪，不然筹备处一旦窜据山区搞不好要发生暴乱）你的想法是对的，这就对了。　　
看来宁夏形势是一个好的形势，一方面，人民解放军野战军进去了，具体说就是二十一军六十二师。我们知道二十一军支左是有成绩的，是好的。我听说反对六十二师去宁夏，他们说二十一军在山西犯过错误，因为二十一军去山西与张日清合作过，张日清犯了错误，好象二十一军也犯了错误，这是谣言。张日清同志在夺权前支持左派，那时他是有功劳的，张日清错误是在夺权以后。夺权时候二十一军支持他们是对的。他们在山西支左是有很大成绩的，胡炜同志是执行了毛主席路线的。他们到陕西后受兰州军区管，支左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反对六十二师去宁夏是别有用心的，是败坏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朱声达犯了错误，但我们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是好的。现在宁夏形势好，六十二师进去，坚决支持左派，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决定关键。　　
另一方面，朱声达的错误揭开了，过去长期蒙蔽干部、战士、蒙蔽独立师的同志，同志们不要睡在鼓里了。北京小将都知道朱声达是什么样的人，执行什么路线。很久以前，就把朱声达所崇拜的贺龙当镇守史时，戴军阀大帽子挎指挥刀的照片寄给我们了。中央几次指示，兰州军区几次指示，都被朱声达等人拒绝了，这次也揭开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人民解放军会很快觉悟起来，不会再受蒙蔽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还是繁重的，重要的是还要深入地、耐心地、反复地做政治工作，向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要动员一切力量，把受蒙蔽的农民教育过来。参加筹备处的绝大多数也是受蒙蔽的，也要向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银川总指挥部要有政策，不能压，不是很简单的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在部队里边也要进行教育，特别是独立师、军区司政后，从这次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工作很差。更重要的是要大量的农民、一部分工人中做宣传工作。广播电台在那一派手里？广播、宣传车要宣传，飞机还可以再撒传单，不管怎样，也还是个政治攻势。我看宁夏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把朱声达的盖子揭开，同时做艰苦的群众工作，问题就不难解决、不复杂。很可能筹备处的人不大愿意来，有点害怕，这一点要说服他来，来的好处是可以争取教育他们。那天我接见了总指挥部的几个同志，他们思想也有点不通，我提议让筹备处也来点人，他们说打死了我们那么多人，他们有什么资格来，我说要争取群众，他们还是同意叫来。你们要做工作，当然要注意不能打、不能揪。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北京？所谓第三势力是怎么回事？（张怀礼：他们要坚决打倒甘春雷……）这是怎么回事，有了甘春雷就成了社会主义，没有甘春雷就成了资本主义！把矛头指向群众，那要犯错误的，不能有私心杂念，为什么不把矛头指向朱声达的反动路线（张怀礼：他们对指挥部、筹备处都打）不从阶级观点、革命路线看问题，只从这个人那个人上看问题，这就没有是非了。给他们谈一下，还是做艰苦工作。独立师二团不管怎样，还是有进步嘛！叛变朱声达是好事，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还是好同志。林副主席九号指示你们看了没有？有错误改了就好。　　
朱声达，你怎么样？（朱：改）还是一个字，那有什么用，要有一个方针嘛！我觉得你有个方针，我希望我的话没说对，就是多听少说。这是陈再道、钟汉华指示河南的“多听少说”。你还不愿意对我们说真心话，只拿一、两个字搪塞我们，希望你不要下这个决心，走这个绝路。你总是对我表示改，你改的是什么！？你改，没有行动，改什么，什么错误，怎么犯的，你来北京冼政委怎么讲的，回去又怎么做的，你连这个都不想讲，想往垮台路上走，我们总是想帮你改错，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的路走，但你要给条件的，如果你下决心往垮台方面走，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你有自己的章程，用你的办法来对付我们，这样不是对付我们，是对付你自己。这样子干什么，把错误包起来干什么！来的这些同志，三十七个，分分小组，大家自己研究一下，经验教训，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同时也要帮帮朱声达同志，（康健民：研究了，也帮了，前天晚上我给他谈，他，他说的一是记不清，想不起，二是说不清）你不要以不变应不变，把你不敢见人的东西拿出来，你是个军人怎么那么不勇敢没勇气。今晚我们再帮一次，再说一次，我们是按中央、主席指示，我们是有耐心的，但还要靠你自己。群众工作我们也要耐心作，但要遇到反革命分子叛乱的时候，就要实行专政。因为，向指挥部讲一讲条件成熟时，要武装一部分左派，当然条件不成熟不能随便搞。固原分区同志讲的是对的，条件不成熟不能随便搞。我们不能眼看到左派大量的被镇压，条件成熟时就要发枪武装他们。当然这样做不是就不做政治工作了，即使发了武器，还要政治挂帅，不是武器挂帅。对犯错误的同志还是要帮助改正，但革命靠自己，你（指朱）看怎么样？（朱：听康老的话，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改正错误）那就好好的把你的话兑现，我们解放军干部不能说空话，不要走很顽固的路，你再考虑一下。你们有没有简报，不然我们不了解，搞个简报给我们看。　　
现在五点半了，代表们来了，见见面，不是正式会议，正式会议也是这种形式，大、中、小。　　
有个经验，部队同志犯错误，红卫兵小将批评，对我们认识错误有很大作用，有时过火了，是次要的，他们的革命精神是主要的，有些地方还要他们帮助，部队同志不要轻视革命小将，我们开始也是向他们学习，希望同志们虚心向他们学习。我举个例子，解决山西问题时，省军区犯过错误，检讨不深。太原五中一个十七岁的学生郭红，应当说他的政治水平比军区同志高，他被错关了一个月零三天，神经受了损伤。他来这里后，不管关在牢里，不管怎么样，他对文化大革命、对解放军是坚决相信的，他认为关他的不是真正的解放军，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好处是把军队缺点暴露在社会上，对部队支左对军队本身有很大好处。这么一个小女孩子，她讲的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她对文化大革命理解，对主席思想的体会比我们老干部看来高，看得深，所以即使十七岁，我们也要向她学习。　　
指挥部来了没有？（答：在路上）宁三司怎样？（张怀礼：三十名代表两家还不好分）到中央来开会，不是做买卖，愿开就开，不愿开就算了！它要不改变方向，我们还不依靠它呢！世界上没有第三条道路。　　
好吧！今天晚上就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　　
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指示主要精神如下：　　
一、宁夏“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杨、马黑帮代理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朱声达之流的黑指示，拒绝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　　
二、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吴忠革命造反派（吴忠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压垮后，又从永宁、灵武、小坝等地调兵遣将，动用武力，大规模地围攻，镇压青铜峡的革命左派组织（青铜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等，惨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士和革命人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三、破坏铁路，切断交通，使北京至兰州的火车，银川至固原的汽车，长期不能通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四、矛头指向解放军，阻拦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围攻解放军驻地，抢夺解放军武器，绑架解放军，明目张胆地向解放军开枪，打伤、打死解放军干部战士。　　
五、煽动农民不交公粮，抢劫国家资产和人民群众私人财物。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康生李天焕对宁夏军区及宁夏总指挥部代表的谈话
〖时间：晚十时至七日凌晨三时半。〗　　
康老：今晚来了多少人？（军区38人，总指挥部28人）筹备处来了没有？宁三司、宁总司来了没有？（没有）筹备处是没找来，还是没通知他们来呢？（张怀礼：名单报来了，人也听说来了一部分，但未联系上）是什么情况呢？是害怕不敢来，还是什么原因？总指挥部同志你们看是什么原因？（牟元礼：在银川已经联系过了……）还是积极同他们联系一下。宁三司呢？（张怀礼：联系上了）怎么没来呢？（联络组：他们对代表名额有意见，没有来）告诉他们，不是两个国家，不是重庆谈判，怎么那么计较呢！他们的主要力量在那里？（张怀礼：银川、石嘴山、吴忠较多些，其他地方很少。牟元礼：以主要在银川，他们和宁三司共约五千余人）。　　
好，我们谈今天的会议。开会，还是各派代表都来，观点不同可以到中央来讲嘛。今天主要是谈军区的问题，让总指挥部的同志也参加。因为部队支持你们，对朱声达的问题，你们与部队是一致的，所以要你们也参加这个会议。在谈军区问题前，我想先对总指挥部同志交待几句。总指挥部同志要注意你们的思想、方向和工作作风。你们在北京搞这样大的东西（展开为刘格平平反大会的串连海报）！我们反对！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大的海报，一千多个单位。你们到这里到底干什么？！宁夏问题到底是中央解决，还是你们解决！怎么刚刚支持一下，就成了这个样子，是你们解决就不必来中央，外地来中央的，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你们张贴出来自己去看看。同志们，你们这是宗派主义的根子的，你们不仅要夺杨马的权，还要夺头脑里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的权，你们到中央开会，给中央下命令，揪这个，要那个，到底是你们领导我们，还是我们领导你们，这种作风是不好的，你们还没有当权呢，你们这样还能掌好权！我们要告诉北京的单位不能支持你们的这个作法，北京什么机关帮助你们搞这个东西？（指海报）还有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你们向中央下命令要揪安子文，揪李维汉，这样搞是不行的，你们对的我们支持，错的我们不支持，你们开这样的会，事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你们在中央嘛！有代表嘛，也不请示我们一下，也不打个招呼，独断专行怎么行！刚刚支持一下你们，家里又在闹分裂，这怎么行，跟人家达成了协议又撕毁，这怎么行！你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大批判，向大联合、三结合方向走，你们自己先搞分裂，我希望总指挥部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　　
当然，朱声达过去对你们镇压，激起你们义愤是自然的，你们的革命精神是对的，在革命中有些义愤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朱声达下飞机你们拉去斗了，可以不采取这种形式。当然群众揪去斗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朱声达以此为借口，思想不通，你（指朱）镇压群众就能想得通？死伤了多少人！你是皇帝，你是贵族，难道不能斗一下！当然，不是说总指挥部不对，还是要向群众解说一下，义愤压抑一下，你们在中央开会，要听中央的安排，要请示中央，不要搞那个形式主义的东西，要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我第一次接见你们的代表时，已经把中央的方针给你们讲过，根据毛主席的方针，各派群众组织都可以来参加会议，无论是革命的，还是保守的，都来在会上摆事实，讲道理，把是非弄清楚，对受蒙蔽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嘛！毛主席教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总指挥部你们要主动给筹备处，宁三司做工作，不要造成人家来中央开会就抓人家的影响，你们应该懂得中央的政策，人家来了，你们就揪斗，结果给中央，给北京卫戍区增加麻烦，你们不能唯我独尊，唯我革命。今天不多谈这些了，兰州军区、自治区军区、还有驻军还是要向保守组织群众做工作，我想，我们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到家的。　　
我们还是先解决军区的问题，总指挥部同志也可以发言。群众组织的问题待各派到齐再说。　　
总的看来，宁夏的形势是大好的。特别是六十二师进驻宁夏后，形势大大变了。说明不管哪个地方发生什么问题，只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了，只要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依靠人民解放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广大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时是气势汹汹的，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面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很快土崩瓦解。林副主席说，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有了人民解放军，坏事就可以变成好事。　　
中央有个方针，不管任何同志犯了错误，都要给一个改正的机会，朱声达你到中央采取不讲话、抵抗的态度是错误的，你不讲话，我还少见到解放军干部抱这个态度的。我现在第四次要求你朱声达，不！是第四次请求你朱声达讲一讲，你这个态度不是解放军的态度！不是革命者的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你不是有四个想不通吗？想不通不要紧，你可以讲一讲嘛！讲出来，大家可以帮助你解决通嘛！今晚主要讲军区的问题，也可以联系讲一讲宁夏的形势问题，谁有意见就讲。（朱声达表了态）你几次都是这个调子，你犯下的什么罪嘛！要具体讲一讲嘛！你犯的什么错误我们还不知道呢，这又不是讲什么理论问题，以后再写嘛！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有那些不对，也许你也还是有功劳呢！你具体讲出来，你来了二十几天了，还是那么几句空话，戴空帽子，说那个空话有什么用嘛！有那些想通的想不通的都讲出来嘛！，你这叫我们怎么帮呢？主席说对犯错误的要一看二帮，你不说出来我们怎么帮呢？二十多天了，还是叫我们看吗？你具体讲一讲嘛！　　
（朱作了粗糙的、挂一漏万的、不痛不痒的检查，大家不满意，批判他态度不老实，强烈要求他老老实实地向中央交待具体罪行。）　　
同志们，我看会议这样开，今晚我主要想听一下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和军队方面对朱声达有什么意见，看造反派同志哪个讲一讲。（牟元礼作了扼要汇报）马思义同志怎样被打死的？那个同志知道讲讲。（牟元礼：略）朱声达！你讲一讲马思义同志是怎样被打下去的。（朱声达：略）打死马思义同志的凶手是谁？这样的凶手要惩办！总指挥部的同志去了吴忠，对受蒙蔽的群众要争取团结教育，当然对杀人的坏头头应该处罚、逮捕法办。当然，捕人不要太多，但是是非要弄清楚。解放军现在吴忠进去了没有？（进去了）进去后要对死伤了多少人调查清楚，要做踏踏实实的工作，主要是做群众工作，他们知道情况，让他们自己起来揭发。你们造反派也要做大量的群众工作，不要搞图形式的那些东西。你们看到死伤了多少人有些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要看到，受蒙蔽的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间接受害者，要做工作，让他们起来反戈一击，建新功，把他们的反革命头头揭发出来，造反派决不要搞报复。你们要学习中央对武汉“百万雄师”的处理方针和办法。现在，吴忠这里还有多少人？（牟元礼：已回去了五百多，还有二百多人）这二百多人造反派同志要做工作，张怀礼同志也可以告诉他们回去如何做工作，不要因看到死了很多人，就想报复，要分化保守组织。吴忠人武部的同志你们知道不知道马思义同志是怎样被打死的？（王光福：我七月二十七日来京，不知道）我希望你承认错误，检查和改正错误，帮助党和解放军解决那里的问题，稳定那里的秩序。同时，你应当知道那里犯罪的是什么人，揭发了出来就是对人民将功赎过，希望你作作这个工作，用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朱声达，死了多少人！你无动于衷，下飞机后斗了你一下，你就不行了！还有指挥部的哪个同志讲（范泰昌同志：略）你们宁大有几派？（三派）你们这一派有多少人？（范：全校一千五百人，我们有一千一百人）哈忠国你是代表吗？（哈：我是今天临时来凑数的）你在北京搞的那个一千多个单位的串连海报，都是些什么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北京什么人都有，有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还有反革命组织“五·一六”，“星星之火”，北京的情况很复杂，你们串连光以派别来分，支持你们的你就要，难道美蒋特务支持你们也要吗？你们还到北京来给刘格平同志平反，中央早给刘格平同志平反了，现在他是北京军区的政委，是山西革命委员会主任，这能说没有给刘格平同志平反吗？你们来这里开会究竟是给他平反，还是糟蹋他呢？这些问题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要动动脑筋嘛！接受个教训，以后注意吧。（范继续控诉朱声达）我再讲一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下铺张浪费问题。你们开会来了三十名代表，工作人员就带来了三十九个，你们又不是来作官当老爷的，你们的派头真不小啊，准备材料你们自己动手嘛，应该让工作人员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带工作人员的作风，恰恰是我们文化大革命要反掉的东西，听说你们代表团在北京搞了四十张月票还开来两部华沙小轿车、两辆小吉普，一辆卡车，你们领导成员外出坐小轿车，光汽油就花了一千六百多元，我要下令没收你们的汽车，告诉汽油站不卖给你们的汽油，联系你们出的那个串连海报，你们的大手大脚不是偶然的，这样给你们指出来，是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要把形式主义铺张浪费好好整整风，兰州军区和张怀礼同志应该帮助你们整整风，你们来北京是革命来的，不是当老爷来的，你们那里斗争还很艰苦，你们要节约闹革命，不要摆阔气。你们来北京的人有带枪的没有？有的话要立即交卫戍区保管，在毛主席身边带枪是犯法的，有这样的人是要逮捕的，希望你们彻底清查一下，这不是儿戏的。（“总指挥部”揭发朱声达拒不执行中央文革办事处六·五三点指示的罪行）这些事朱声达应该是记得的，也不是要你作文章，写出来再检查，这是中央的指示，你不执行。把中央派出通讯社抢了，还叫革命行动？这是革谁的命！这些事你自己讲了多主动，人家讲了多被动。中央派出的机关，任何人没有打砸抢的权利，即使他有缺点错误，也应反映到组织上来解决吗！这么重要的政治事件，你不交待，叫人怎么帮助。（当指挥部同志揭露朱打倒杨马甘李吴实际是保杨马的阴谋后）甘春雷来了没有？（甘：来了，他们把我囚禁了五个月）这样的政治问题你（指朱）讲了就算了，你怎么能忘了呢，恐怕不是忘了，你是忘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总指挥部”揭发朱不贯彻中央222号文件的罪行后）这件事要查清，他们对我们伟大领袖这样污辱，朱声达你是知道的，你是怎样处理的？为什么在印制毛主席著作中发生这样的事，这是什么人搞的？（朱答：不知道）对我们伟大领袖这样污辱你为啥不管（黄立：在军内有人说222文件是黑线上下来的，是大毒草）在你管辖的部下出现这样现象，是不可理解的，你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你把你那灵魂拿出来，你算不算共产党，这样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事件，你认为不严重，那你认为什么是严重的！你恶毒的反对毛泽东思想，（李天焕：很明显你就是仇视毛泽东思想，千条万条，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三岁小孩也知道，你为什么对贺龙的象片那样感兴趣，为什么对毛主席的著作不感兴趣，你就交待这个问题）（朱：这实际是个立场问题）（李：为什么在中央指出这是很严重政治错误之后，你仍不处理？）（朱：我抗拒中央。）　　
康老：这件事，政治委员江波知道不知道？你看到中央这个指示，你是怎样处理的？（江：我当时派工作组，派人都不去。）你为什么不去！你这个政委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代表党的，你代表的那个党，你为什么不处理？军区党委的委员你们为什么不处理？你们也是有责任的。按理，这件事你们应主动的处理，用不着中央作指示打招呼，但是中央发了报你们还不处理，中央责成兰州军区处理，你们还认为把你们的权夺了，这样的权为什么还给你们，看看你们反动到什么地步了！你们反毛泽东思想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你们那里简直成了个独立王国，谁的话也不听，你们这样干，究竟谁在支持你们？你们背后的人是谁？这样严重的问题，在北京就会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在你们那里却无人处理，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我看你们是另外一个党了，你们那个党委要检查，这件事不能马虎过去，你们要交待，如果我们马虎的放过了，我们就要犯罪，我们帮助你们是爱护你们，你们难道还想勾结走资派来搞吗？朱声达你还想靠贺龙搞复辟吗？你是在想搞复辟，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失败。你们不是依靠毛主席，是依靠刘少奇。告诉你们，那是作梦！痴心妄想！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朱声达，我今天是第三次见你啦，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不但是思想，而且是行动，你还不向中央交待你的问题，难道你要我们给你磕头吗？！你把我们帮你的好心都不当回事情，一点也听不进去。告诉你，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以后的会上不让你讲话，永远不让你讲话。（张怀礼同志揭发朱声达攻打吴忠、永宁计划后）这个问题是军区谁搞的？要查清楚，告诉那里知道情况的同志，让他们反戈一击。指挥部的同志也可以帮助做些思想工作，这些同志是受蒙蔽的。何其仁，你们有没有对付中央的计划？你说一说。（何其仁作了很不老实的检查和揭发）我想你还是采取高姿态，学习山东的解放军，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早检查比晚检查好，彻底检查比不彻底检查好，这些问题在会上你要检查，同志们也要揭发。　　
下面我讲几个问题：　　
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问题。当前是大好形势呢，还是形势不好呢？北京有的学校认为武汉事件后，形势好象不好，北京也落后啦。这种看法不对。同样，你们宁夏的代表总指挥部的同志，你们对宁夏的形势怎样看的呢？是好形势还是不好形势，你们有的代表怕这里开会受围攻，因此到处搞串连，寻求支持，大造舆论。所以对形势要有个明确的看法。中央、中央文革认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的形势，这个形势，从全国来看，从历史来看，从你们宁夏来看，都是会看到的。一年前，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反动路线是何等猖狂，现在全国搞大批判，全国人民对刘、邓的路线共同声讨，刘、邓反动路线失败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还可以看到隐藏在党内的被刘邓包庇的一批叛徒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等，都被挖出来了，潜藏在党内很深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也都被揪出来啦。全国各省市的问题一个一个得到解决，象宁夏把杨马揪出来了，朱声达的反动路线也被揭露啦，当然还没有揭深透，可以说基本上揭出来了，你们可以看出朱声达反革命的面目，反党反毛主席的丑恶面目，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正在觉醒，军区和独立师的干部、战士已经开始觉醒，朱声达的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暴露之后，很快就陷于土崩瓦解，这就是看出反动路线是怎样见不得太阳。六十二师部队进驻宁夏后，解决了青铜峡的问题。吴忠虽然部队到的晚了，造反派受了些损失，但以后还是进去了，做了很多工作。永宁的问题，只要坚持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也会很快解决的。因此，宁夏问题不难解决，形势会很快更加大好起来。朱声达把形势估计错了，他还以为贺龙还会上台，资本主义还可以复辟，你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所以三番五次不交待，包括江波，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还有后台，痴心妄想，负隅顽抗，以为还有什么力量还在支持你们，等待时机，那就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碰得头破血流！你们还有黑手，还想复辟，告诉你们，清醒一点，你们的阴谋破产啦！你们的反动路线土崩瓦解了！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反动路线了不起，你们是小丑，是见不得太阳的，青铜峡，就是一个例子。你们应该认真检查了，不然就要倒台了。我们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还是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是我们的主观愿望。但这个问题不光靠我们，还要靠你们自己。你们把形势估计错啦，你们那一套彻底破产啦，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造反派也要对宁夏形势很清醒，宁夏问题只要认真坐下来，冷静考虑，不图形式，问题是好解决的，比起全国来，宁夏问题是好解决的。造反派要看到这个大好形势，从这点出发，你们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相信中央能解决好宁夏问题，用不着你们出那样的大海报，你们要认清形势，好好掌握斗争大方向，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上一小撮走资派的当，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派、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分子造谣，妄图破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你们头脑要清醒，你们应当有敌情观念。宁夏那里接近苏修和蒙修，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妄想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北京有一小撮象“五·一六兵团”，他们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妄图动摇党中央，北京的群众组织也是复杂的，你们应当相信宁夏的问题你们能够解决，有兰州军区的支持，有中央的领导，你们应该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相信你们那里的解放军，相信区党委内的大多数干部，北京的群众组织对你们的事情并不清楚。朱声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非常非常突出，甚至连中央的指示都不执行，个别的、少数的反革命对毛主席著作恶毒污辱，他们都不关心，他们是很少数的人，但相当顽固。所以我们必须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坚决紧跟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批深批透，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你们造反派的复仇情绪要克服。你们在北京不请示中央，做这个做那个，要加以警惕，不要搞宗派，中央正在解决宁夏问题，你们还在那里另搞一套，串连了一千多个单位。你们知道那些单位都是些什么人吗？不要搞那个宗派支持，中央不赞成你们，你们还拥护不拥护中央？你们到中央来解决问题，而又用另一个办法解决问题，这一点你们弄不好会上当的。在大好形势下，你们要掌握好大方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听从中央对解决宁夏问题的部署，你们不要发急，宁夏问题不难解决，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几个小丑在那里搞的。　　
另外，造反派、军区、独立师的同志，要注意一个问题，武汉事件后，我们报纸上有个口号是错误的，就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口号不对，毛主席在六五年中央讨论二十三条时，就指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毛主席英明战略口号，英明的指示，现在提出揪党内军内一小撮，实际上军内的一小撮那个不是党内的，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嘛，这个提法没好处，反到对刘、邓反动路线有利，对敌人有利。我们有些青年人也对这个感兴趣，有些大学一下子就出动几千人到各地去抓陈再道、王再道、李再道，这是不对的，我们军队的个别人犯了错误，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打不还手，枪被夺了都不还击，那里有这样好的军区。军区的同志要注意，把朱声达等人犯的错误，和下边干部、战士要区分开，造反派的同志要特别搞好拥军工作，这在你们那里更要突出出来，一定要搞好，军区的干部、战士要加强教育，不要受少数坏人的挑拨，去跟六十二师闹对立。最近中央作出决定，独立师不归军区管了，划归野战军管，河南的独立师已经归野战军管啦。要教育独立师好好向六十二师学习，千万不要受人挑拨，对六十二师怀疑，二十一军在山西、陕西支左都是搞的好的，独立师与六十二师要亲密合作，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加强团结，不要受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和朱声达的少数亲信的挑拨。同志们要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对解放军的相信，这点你们宁夏要特别注意。不能因为朱声达犯错误，就动摇了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的信念，你们那里拥军爱民工作，比任何地方都重要。当然，有些人还是会挑拨的，会说在中央开会，康某人路线错了，矛头对准了解放军。象今晚我批判了朱声达、江波等人，不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正是爱护解放军，为了把“三支两军”工作搞的更好，我几次苦口帮助朱声达，是为了挽救朱声达，希望他不要垮台，这个信念我到今天还没有消失，我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赶快觉醒，我们这样做恰恰是为了巩固解放军，是使解放军更加巩固。这点宁夏的同志要了解，不然就容易接受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或者认为我们是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解放军是保护人民的，我们能去镇压枪杀群众吗？！那种路线那种思想，不能代表解放军，我们的目是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看到主席对武汉问题的批示第二条讲到，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陈再道在内，只要认真检讨错误，坚决改正错误，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还可以站起来，走到革命的行列中，朱声达、江波你们应该体会到中央政策，应该把你们的灵魂拿出来，好使我们帮助你改正错误，我们这样做，为的是使解放军更加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使解放军威信更加提高。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过去朱声达的反动路线，长期蒙蔽了群众。宁夏的情况比较复杂，同志们应该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办事，这样吴忠的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宁夏前一段乱了一点，乱可以变成治。乱了矛盾暴露了就好解决了，有了解放军的支持，有了群众的觉悟，宁夏的文化大革命就好解决了。这里边有几方面的政策，指挥部和军区的同志都要注意。宁总司、宁三司既然来北京了，你们指挥部和军区要给做工作去，他们争位子闹派性，要打掉这个小派性，要他们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关心大事，不要争宗派小事。给他们做工作，最好要他们派出代表参加会议。　　
对筹备处要把头头和群众分开，对那种杀人头头要惩办，对群众要教育要争取，对吴忠反革命头头要逮捕法办，对受蒙蔽的群众要做工作。对永宁人武部要指出他们是错误的，他们的错误主要由朱声达来负，人武部也有责任，希望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在政治上不能让步，要他们和朱声达划清界限，要他们出来向群众做宣传制止武斗，让受蒙蔽的群众把武器放下，第一步自己封存起来，第二步再交出来。警告他们，对抗解放军，他们的矛盾性质就变了。　　
（康健民：筹备处说青铜峡的反击是赵永夫的人物搞的。）　　
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告诉他们，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照样办理。这点要给新生的支左指挥部告诉一下，指出他们（筹备处）是赵永夫式的人物，我们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那些反革命头头镇压的好，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不要搞武斗了，必须指出他们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他们对六十二师的态度是错误的，同志们看到了中央的九·五命令了吧？不管那一派都要照这个命令办，解放军要执行，造反派要执行，保守派也要执行，这是命令，不是一纸空文，对这个命令要好好学习，坚决贯彻。解放军的通讯员外出，他们见了就射击，有的打死了，或打伤了，这怎么行！要坚决回击，我知道你是那一派。你们指挥部的同志，有大量群众工作要做，还要改正你们组织中的缺点错误，纠正你们头脑中不纯的东西，我们相信你们，支持你们，但不支持你们的缺点，批评你们正是为了爱护你们。对筹备处，中央决定了，还是让代表来开会，希望你们劝说，来了不要抓他们，来了就让他们讲话，真理在你们一边嘛！杨、马他们参加会议好，还是不参加会议好，没有征求你们意见，今天没让来，中央解决其他省的问题，让走资派参加了，象河南的赵文甫就参加了，看来参加有好处，你们考虑一下，提出意见，至于筹备处的杀人犯是不能参加会议的，那些人要法办。你们造反派对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政策了解不够多，我希望你们少搞形式，多学习主席著作和党的政策。最后，我看宁夏问题不难解决，我们有这个信心，那些小丑欺骗蒙蔽了群众，只要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贯彻到群众里去，群众就会觉醒，只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就能把事情办好，你们好好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多研究一下中央的政策，少到外面搞串连，把屁股坐下来，多读毛主席的书，不要坐上汽车摆那些阔气。完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康生接见宁夏三派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深夜24：10至次日凌晨3：05，地点：人民大会堂。康生、李天焕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宁夏各派代表团负责人（代表团负责人员名单略）。六十二师徐副师长也参加了会议。〗　　
康生同志问了每个人的名字，了解了本人和家庭的一些情况。当问到丁毅民时，康老问了他的年龄，丁即介绍了他如何受迫害，如何开除党籍等情况。康老问如何解决的。当问到张浩时，张浩自吹在中央组织部就和黑帮进行斗争，在宁夏又和杨马斗争。康老说：“那你一贯正确喽！”又问：“你算不算当权派？你是筹备处的头头喽！”　　
康生同志说：我今天来晚了些，审查国庆节演出的节目去了，我从节目里带来了一句话：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有错误就改正。我告诉大家，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好了。康生同志问各方来了多少人，问到筹备处有多少人时（筹答：三十人）是否太多了？（筹：不多，看来还少呢？）三十人还嫌少？那就在宁夏开会好了！代表是代表一种立场，一种思想，一种情况，（筹插言：我们那里还很紧张，把我们打散了，人抓去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知道。（筹插言：我们很紧张）紧张一点好，紧张方能促进你想问题，促进矛盾尖锐化了方能解决。否则不痛不痒不能解决问题（筹又插言：解决好了就好了，解决不好，就更不好了）。康老重复一遍说：解决好了，就好了，解决不好，就更不好了，这时筹又插言打断康老讲话，康老说：你们老讲人家，你们要先把自己检查检查嘛！（筹又插言：赶得我们无家可归了）。你们无家可归了？你们先把自己的缺点检查一遍！　　
康老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和大家见见面，认认人……（筹又插言：被敌人反对是好事……）康老生气地说：不谈了！　　
康老开始讲话：　　
今天大家来，认识认识，对各派代表交代一下。宁夏问题，中央解决的步骤是先解决军区问题，军区问题是关键问题，朱声达长期顽固地对抗中央指示，中央绝不允许这样做的。朱声达对中央的手段很恶劣，我们军区的同志也好，群众组织的同志也好，都要揭发。宁夏的问题主要在杨、马。杨、马敢那样，也是有朱支持。朱声达在长时期里，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因此这次开会首先解决军区问题。　　
这次各派代表都来了。毛主席的方针是各派都来，听取各方意见，那怕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都可让他来。反动组织并非群众反动，是头头反动。保守派，造反派都来，来的不是一个观点，正确的观点来，不正确的观点也来。　　
中央决定这次各方代表来京解决问题的背景是，宁夏武斗正厉害，特别是吴忠指挥部被围剿，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受到摧残，在这个时候，叫筹备处来开会，是向总指挥部做了许多工作的。总指挥部和筹备处进行武斗，给中央解决宁夏问题造成许多困难。以后，徐师长做报告就能说明问题，野战部队执行命令遭到抵抗是很不正常的。　　
你们来这里开会，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材料都可给中央送。　　
关干会议名额的确定，有几个因素，原来是要解决两派武斗问题。宁三司参加了没有？（三司答：没有参加，我们反对武斗，也挨打了。）挨打的各派都有，检查一下，各有各的道理。你们少来一些，不是不平等。原来考虑两派多，你们少，有利于解决问题，不要理解错了。　　
到北京来开会，中央反对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只要毛泽东思想派。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从人民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中央最近发表社论，要党性高于一切，不要派性高于一切。　　
各派代表来的不少，在北京给中央添麻烦，不能为会议设置障碍。对此无论那一派都有责任。我们规定各条，要求大家都遵守。　　
一、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吵架，骂娘，那样解决不了问题，不要没讲完就插上，说人家“造谣”，要看真理在谁手里。你们要达成协议。你们算几派呀？（宁总司说：四派）我看三派吧！三派也好，五派也好，无论几派，不从阶级基础看，就看不出来。　　
二、北京开会，各派都不能互相捉人，不要打架，搞打、砸、抢、抄、抓，要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你们能不能执行？（众答：能）（丁毅民插言：我坚决拥护，希望家里也这样做），你这个丁毅民怎么这样，我说是在这里，家里问题慢慢解决，不能一口吃一个馍头，不要急嘛！我说的是北京。不执行“六·六通令”就不够代表资格。　　
三、不要在大街上贴乱七八糟的传单和图片，这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有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千方百计地搜集这些东西，一百美金一张，特别是死人的照片。张贴这些东西只能往我们脸上抹黑。我们的问题靠中央解决，不是大街解决。　　
四、不要到北京各单位去串连，北京有派别，你们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你们，要依靠中央，不要陷入派别斗争。　　
五、检查一下，有没有带武器的？筹备处有没有？（筹答：没有）要好好检查一下，我们有经验，开始说没有，后来又有了！　　
一定要按着毛泽东思想办事，以上几条希共同遵守，要告诉全体代表。康老说：希首先检查自己，作自我批评，无论那一派，特别是筹备处的同志。筹备处的同志有的被关起来了，现在来开会了，这些代表要想一想，筹备处在宁夏都干了些什么。筹备处向解放军开枪你们还可能不知道。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受到很大阻碍。筹备处的同志要想一想，向中央交待些什么，不要光责备别人，不责备自己。同样，“宁三司”，“宁总司”也要想一想，你们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总的立场是怎样的？要从路线上看问题，看站在那条路线上。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真正中立的，不倾向于这一方，就倾向那一方。要从路线上、方向上看问题。看问题要看主要方面，不要看次要方面，要看本质，不要看形式，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康老问了问宁夏情况。徐副师长汇报，六十二师进驻银川、吴忠等地受到的阻碍，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被砸，宣传队受围斗等情况。康老并询问了吴忠、永宁是何时进驻的，是怎样进驻的。康老严肃的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打了，同志们想一想，我们的长城被打了……（筹备处打断康老发言：我建议进行调查，围斗宣传车的情况不符合事实）我看首先自己调查自己，不是我们调查。在中央面前要实事求是。　　
徐副师长汇报了参加第一次打宣传车的农民经过宣传教育，觉悟了。第二次遇到宣传车就不打了，而且还阻止别人打。康老指出：农民是好的，群众是好，头头坏，就是头头坏。欺骗农民会受到农民惩罚的，将来农民会找他们算帐的。（对筹备处代表）不要听自己人讲的就信，就觉得是对的，好多是造谣。徐副师长说：宁夏的问题，搞反动路线，盖子已经揭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群众见面了，群众就觉悟了。　　
康老接着讲到朱声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些问题，举出一些实例。康老说，在毛主席著作的扉页上印了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是对毛主席著作的侮辱。（筹备处插言：这事我们有错误，但事实有出入，扉页上印的东西，装订时可裁掉）。怎么能这样看问题？你们想了没有？这是世界人民的宝书，你们侮辱了它。不能那样解释！我看了非常愤怒，你们侮辱世界人民热爱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还说是别人捞稻草，你们说拥护毛主席，到底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我在北京看到了你们印的书？有极大的阶级愤怒，没有愤怒就不是毛主席的学生，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朱声达是军区司令员，难道他不懂吗？中央责成兰州军区进行处理，但朱声达拒不执行，兰州军区处理不下去。是那样的顽固，反动。我解决其他地方的问题都没发脾气，但是处理宁夏的问题我发了脾气，这是阶级的愤怒，我所以提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大问题，是关系大方向的问题。　　
补充：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中立的，中间状态的，不是倾向左的方面，就是倾向右的方面，从路线方面看问题，从方向上看问题，不是从个别的部分的，小的事情看问题，当然也可以看，但是主要的是从大方向上看问题，就是抓主要问题，不要把次要的问题当做主要的，当然次要问题也还要过问，另一个是从本质看问题，而不是从形式看问题，不要把形式当做本质，最后一点，各派都要注意这个问题，眼睛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但是原则问题要搞清楚，眼睛要看到今后怎么办，眼睛不但要看现在还要看将来，向前看，抓住本质，抓住主要问题，不要纠缠次要问题，要使文化大革命坚决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走资派，把矛头对准朱声达等人，在这个斗争中，革命的大批判中间要促进宁夏的革命的大联合，方向就是这个方向，不是向宗派分裂方向走，而是向着联合的方向走。　　
他们就是欺骗农民，欺骗农民的人要受到的农民的惩罚。农民死了，将来要同他们头头算账的，你们代表自己也是不清楚的，你们也听了你们自己人讲的不要就信，不要觉得自己就是对的，自己人报的情况许多是假的夸大的，制造谣言都信，有些情况你们不那么清楚，拿阶级观点去分析，从路线上去看，你们筹备处到底认为声达怎么样？这是个首要问题，你们代表要研究这个问题。朱声达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你们，蒙蔽你们，利用了你们，青年受蒙蔽，群众受蒙蔽，农民受蒙蔽。工厂、学校为什么有两派？并不是有阶级基础两面派。后面有人支持，或者是走资派，或者是坏人，或者是一种社会思想。宁夏的问题并不难解决，而且六十二师进驻银川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盖子揭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群众见面了，群众是好的，宁夏的问题容易解决。　　
农民挖路砍树背后有坏蛋！在座的有贫下中农出身的，谁愿意把自己的树随便砍掉？那根本不是群众想的，很清楚了。　　
朱声达就是利用这一点，宁夏就有一个军分区，其他都是人武部，人武部也受朱声达的欺骗，上了个大当，他不是不晓得不认识的问题，他是有他的一条路线，有他的一条纲领的。你们代表晓得不晓得。在宁夏印毛选在封面上都印上筹备处的标语，这是全国没有的事情。　　
你们不要把这种问题凭空起来看，你们错误就没有认识到，我还不是说你们，你们怎么能那样说，我是亲眼看见的，那是对毛主席著作的极大污辱。　　
（筹备处：当然，我们工人在印刷上不严肃，就让指挥部捞了一把。）同志呀！你怎么这样看？！我看到了，你们想了没有？对世界人民的宝书，这是极大的侮辱，不好那样解释，什么不严肃，什么捞了一把，我，今天不责备你们。你们的态度是错误的；我说的是朱声达，我看了后发脾气，这是最大的阶级愤怒。我们伟大的领袖，世界人民的导师，世界人民极端热爱，怎么是人家捞一把的问题？你们到底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怎么能够这样做？！我们在北京看到这个事情是极大的阶级愤怒，发电报给朱声达，要他检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受受教育，这厂是军管了的，朱声达不传达，不执行。我不是给同志们发脾气，这是阶级愤怒，没有这种愤怒就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我不是责备工人，我是讲一个军区司令员、政委，接到电报还不处理。难道他们不懂。难道这是认识问题，以前错了，指出了错就检查，不仅如此，大军区派了工作组去检查，还解决不了，那样顽固，那样反动，派工作组还说不相信他们，他肆无忌惮地反对毛主席，侮辱毛主席，自己做错了还不执行，你看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至于小将犯了错误，工人犯了错误，可以检查，军区司令员、政委对中央采取那样态度，中央怎能容忍？我解决其他各省的问题，我都是平心静气地讲，唯独宁夏问题上发脾气，这是革命的阶级愤怒。我所以提这个问题，提醒同志们注意大问题，方向问题，最主要的问题，不要把最主要的问题当做技术问题。那样就不对。事较多，就举这一个例，启发同志们想一想，犯了错误改嘛！不要去掩盖那个错误，辩解错误，这样自己就提不高了。因此我们提醒大家抓大方向，从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主要问题，不要把方向问题看成次要问题，看成个别的，技术上的问题。不要把个别问题当做主要问题。第二，要看本质，不要看形式，看本质的问题，不要被形式所迷惑，第三，要向前看，不是向后看。　　
总的是做什么，不做什么，不在会议上吵架，让大家讲话；第二不准在会议期间打、砸、抢、抄、抓；第三、不张贴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传单、图画、照片；第四、检查一下，绝不允许携带武器，如果有，立即交出来；第五、主要讲自己的问题，不要搞这样那样的联合，不要搞到北京的派别斗争中去，那样的派别是很复杂的，就是不做有害于宁夏的问题，有害于会议的事。要做什么，要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掌握大方向，要掌握中央的政策，在批判斗争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拥军爱民，具体的在宁夏就是拥护…师，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　　
整个宁夏的形势和全国的形势一样是大好的，宁夏的问题不难解决，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开好的，这个很自然，从你们自己的发言中，你们的思想中不同，能一下同意，有个认识过程，这个并不奇怪。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康生接见宁夏军区和各派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晚十一点三十分至二十一日二点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时在坐的有：李天焕同志（第二炮兵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同志。（康老挥毛主席语录，健步进入会场，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下面是康老的讲话。〗　　
请坐下。同志们，很对不住你们，我已经把开会时间改了三次了。原来说八点半开会的，因为有事，不能来，改到九点，以后又改到十点，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实际上，我那个会还没有开完，就来了。让你们等了很久，请同志们原谅。同志们要有思想准备，在中央开会，今后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常常遇到一些临时会议，所以时间不好定。今天到晚了，对不起同志们。　　
我们这个会议是个很大的会议。宁夏自治区人口比各省都少，但是代表团却比各省都大。这也有个好处，人多，军队方面、群众组织各个方面的代表都有，可以多听取各方面意见。　　
今天开会，先认识一下。部队的同志已经开过几次会议了。今天各个方面的代表在一起开全体会议，这还是第一次。各方面群众团体代表，我相信，要提的问题一定很多，要谈的意见一定很多，需要向中央反映的情况一定还会很多。你们家里边发生的一些紧急情况，一定会有。例如，总指挥部和三司在银川还有冲突，还有武斗，还有打、砸、抢。这不好，这些都不应当再有。总指挥部要严格注意，你们应该打电话回去。各方面都要打电话回去。要严格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能打、砸、抢、抄、抓。　　
今天晚上要向大家谈什么？先谈这次会议解决什么问题。要抓住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方向问题。大方向管小问题，大方向解决了，小问题也就解决了；大方向抓不住，就容易在小问题上纠缠不休。其次，你们到中央开会，你们是代表，今晚要谈一谈怎样做一个代表，代表应当做什么。开会如果不把大方向搞对，代表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任务，代表着什么立场，抱有什么态度，不解决，会议就不容易开好。所以，今天晚上先谈谈这两个问题。　　
首先，同志们要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如果从去年六月一日算起的话，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一年零三个月了。经过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我们更加体会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意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意义。　　
今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公开发表了去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接着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社论，说明“五·一六通知”的伟大意义。社论叫《伟大的历史文件》。就是说，这是个伟大的历史文献。在这个文献中，提出了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我想问问总指挥部、筹备处、三司的同志们，你们读了这个文件没有？（答：读了！）是不是全体都读了？（答：都读了！）我看回答的不怎么响亮，有点问题。也许你们有的读了，有的没读，有的读了没有懂得。你们来北京，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把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语录，中央的指示、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很好地读一读。所以，在谈问题之前，我有个建议，征求你们的意见，不知道同志们是否赞成？你们各方面的代表，包括军区的同志在内，每天至少要用两小时，至多四小时去读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中央的指示、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要安下心来，好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看同志们，你们赞成不赞成？（答：赞成！热烈鼓掌。总指挥部代表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很好！　　
现在，我们再回到“五·一六通知”和这个社论。它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虽然不是全部的意义，但是主要的意义，它说明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里程碑，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历史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因此，文化大革命绝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就算结束，而是要在整个历史时期内，都要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从那个文件能看到，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重大成绩，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　　
现在面临着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了，差不多再有十天，我们的国庆节就到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全国出现了比过去更好的大好形势。同志们，你们脑子里如果不认清这个问题，你们就容易在遇到问题时，就模糊，就动摇，甚至被欺骗、利用，自己走到邪路上去。　　
同志们想想看，在去年这个时候，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虽然那个时候在八月五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在党内发出了这个号召。但是，如果从今天比较起来看，这种大批判，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刘、邓路线的大批判，已使他们的路线垮台、崩溃，斗臭！这是我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最大的收获，最大的胜利。这不能不是当前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一个主要标志。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广大劳动群众，千百万群众学习、使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使用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人同毛泽东思想逐渐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是最最不可战胜的力量。亿万劳动群众与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变颜色的最最重要的保证。　　
不可否认，在群众当中，在各群众组织中，还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人们的头脑中“私”字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影响着一部分人，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还存在，还没有彻底肃清，还有发展，一个阶段甚至还发展到武斗，象你们宁夏那样甚至还发展到开枪杀人！但是，不管怎样，经过了“乱”，整个运动向大好的方向发展，群众会走到更高更好地团结。运动是在按毛主席的原则发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全国都是这样。现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七个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就是北京、上海、山西、山东、黑龙江、贵州、青海，市里还有个青岛。　　
另外，有些省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比如说象河南、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内蒙、四川、甘肃这八个地方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现在，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问题，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决问题。各个省的情况不同，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能够解决的。　　
形势的大好还表现在我们人民解放军这方面。从今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在介入文化大革命中，在“三支”“两军”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使我们人民解放军思想更提高，组织上更加纯洁，意志更加坚定。他们在支左中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从支左中看到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伟大。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军队。他们在支左中常常挨打，仍坚持“四不”，甚至有人缴他们的枪，他们都是高举毛主席语录，永不还手，甚至有的牺牲了。同志们，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好的军队？（答：没有！接着总指挥部代表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同志们，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就指出，人民解放军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最可靠的支柱。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你们能进行文化大革命吗？（答：不能！）你们宁夏旁边有蒙修，有苏修，你们能进行文化大革命吗？（答：不能！）解放军，这是我们伟大的长城。所以，毛主席提出“拥军爱民”的号召，江青同志也讲过“拥军爱民”，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不是偶然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军队内就没有错误，军队内就没有坏人。军队中也有缺点，也不是军队中没有个别不好分子，事情很明显，有混进我们军队的阶级敌人，象青海的赵永夫；有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象内蒙的黄厚、王良太，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也还有一种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执行中央指示，抗拒中央的指示。上面抗拒中央，下面就必然镇压群众，因为中央就是毛主席的中央，同群众心连心。镇压群众，就必然抗拒中央；抗拒中央，就必然镇压群众。宁夏就出了这种少数人，就是朱声达，他就是一贯地对抗中央，镇压群众。来开会，直到今天还不觉悟。这里面也有政治委员江波，也有何其仁等等的坏分子。但是，同志们，这在解放军中是少数，绝不能动摇毛主席讲的“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毛主席不是讲过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吗？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象陈再道、钟汉华这样的人，是解放军的败类，他们不能代表解放军。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表现了解放军的优良品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取得了优良成绩，自己又提高了自己。这也是大好形势重要特征之一。　　
特别值得向同志们讲的是，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在解决安徽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大的作用。江青同志的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的指示来发挥、来阐述的。正因为把毛主席的思想和广大群众见面，群众的眼睛就亮了。当天晚上，安徽代表把江青同志的讲话传到合肥，人们敲锣打鼓，本来两派斗争很厉害，很快就结合起来了，两派立即停止了武斗。各派各自抓了操纵他们的坏头头。当天晚上就把坏头头送到军管会。　　
你们宁夏形势大好。但是你们各派都要警惕，看看你们背后有没有黑手，有没有人欺骗，利用你们，有没有操纵你们的坏头头。杨、马是很清楚的了，朱声达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的人虽然口头上也说朱声达的罪恶和你们没有关系，但是直到今天有的代表还不觉悟，还在跟他走。你们很多代表是中学生，你们很多情况不了解，你们是受骗的。将来军区的同志是会揭开的，你们会清楚的。　　
从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中央发布了“九·五”命令以后，全国各地是走向大团结的形势。在安徽，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影响下，在江青同志讲话影响下，就出现了（这时，康老找材料），在这月十二日，合肥的两大派就有二十万人举行了“拥军爱民”的大会，今天淮南又有几十万人，召开了两派联合的大会。刚刚，今天下午，我们又和北京市的人开了一万五千人的大会。这几天北京出现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的很好的形势。从这些问题上，同志们可以看到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不是那些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分子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快要垮台了。他们的希望永远不能得逞。也不象那些悲观主义者所想的，形势不好了。事实违反了他们的意志。形势不是不好了，这里，从宁夏问题同志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同志们想想，去年这个时候，杨、马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面目还没有彻底揭露，还没有斗深、斗透、斗臭。但是，今年就比去年大大发展了。因此，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斗争，中央就可以做出决定，杨马可以在你们的报纸上点名公开批判，斗倒、斗臭、斗垮。这次中央叫他们来，他们好象有个错觉，觉得究竟是不是让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将来把他们叫来开会，你们可以教育教育他们。你想，这是个好形势还是个不好形势。另外，杨马的同伙、长期对抗中央的朱声达的错误也已经揭开，大多数的人包括他朱声达自己在内，也不得不承认，他过去走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志们，这是当前解决宁夏问题最重要的，最大最大的问题。哪个组织不关心这个问题，矛头不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宁夏不对准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等人，你们就要犯错误。因此，揭开杨、马，揭开朱声达的错误，对宁夏文化大革命是最好的形势。揭开他们，才能使同志们脑子清醒，接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真正接受了，是真接受，不是口头上的假的接受，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宁夏的文化大革命就会进行的更好，就会使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从宁夏的问题也证明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阻挡不了的。他对广大群众可以蒙蔽一时，但它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群众一旦觉悟，他们会反戈一击的！这是宁夏最好的形势。把这种反动路线打垮，群众就会提高觉悟，扫除障碍，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方面，揭开了朱声达的错误，就把他在宁夏的一套阴谋诡计，镇压群众的所谓作战计划，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彻底摧毁了。虽然朱声达、江波、何其仁今天还不承认，不揭发，但是你们的阴谋诡计，我们都知道，你们不揭，将来有人揭。直到现在你们还不觉悟。　　
我们是不愿意他们垮台的。犯了错误，要按毛主席说的“一看二帮”。但是，单靠我们不行。我今天已经是第五次向朱声达他们讲话了。要求他们承认错误，彻底交待。但是过去他总是摇头！（总指挥部代表群情激愤，高呼“打倒朱声达”等口号）每次总是这样，就是两句话，我犯了错误，我要改。这怎么能是共产党的态度呢！一个人的顽固，阻挡不住历史的潮流，阻挡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管你怎么顽固，宁夏的形势会一天一天发展，宁夏的文化大革命，将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道路，取得更新的胜利。尽管你们家里还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还是大好形势，全国是大好形势，宁夏同样是大好形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一定倒台。这是历史的规律，不能改变的。　　
同志们到中央来开会，一定要掌握好大方向。那么，怎样才能使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得更好，胜利取得的更大呢？怎么能达到呢？　　
第一条：你们应该坚决相信，我们这个党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的更好，取得彻底胜利，把社会主义建设搞的很好，以至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使资本主义不能在我国复辟，使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变颜色。一句话，你们应该相信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相信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同志们不是经常学习毛主席语录吗？语录的第一条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语录上不是说吗？“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也许同志们会想：既然这样，为什么党内还出现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宁夏还出现了杨马，宁夏军区还反抗中央路线呢？这个容易理解，同志们可以读一读《毛主席语录》二二四页的一段：“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思想斗争是经常的。没有这种矛盾，不进行这种斗争，党的生命就会停止。文化大革命把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理出来，这就使我们的党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要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信心不行。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部分人思想上不是没有问题，有的是敌人。它们希望我们这个共产党象它们妄想的那样会垮台。敌人嘛，反对我们，阶级斗争，这很自然。这证明我们对了。在各个组织内，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看见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他们就对共产党发生了怀疑，甚至不自觉的，有人有意、有人无意相信反革命分子陶铸的话，要“怀疑一切”。他们不但怀疑我们党，还怀疑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司令部。他们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司令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己觉得很聪明。他们把我们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看成象他们自己那样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集团，他们天天制造谣言，用各种谣言企图动摇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司令部。这种情况是一小部分人，而且情况要作具体分析，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在各个地方或多或少都有。应当同你们直爽地说，在你们宁夏就有，在你们群众组织中就有，我相信在你们代表团中极少数甚至个别人，他是代表，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也是有的（康老拿出一份材料）。　　
正当在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一片大好形势，正当中央召集各方面代表来解决宁夏问题的时候，一小撮人还企图把历史拉到后头去。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路线、阴谋没有希望了，于是就不择手段，制造各种谣言，有时实在可耻！他们在银川，有些县，全面恶毒地向中央攻击，挑拨离间，制造谣言。有的人，我现在不说谁，向群众甚至向独立师的战士去制造谣言。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有的少数反革命头头，他们失败了还不甘心，他们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去迷惑群众，说这件事就是康生一个人干的，说康生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没有答应，是康生答应开枪的。说康生犯了错误，现在出国了。我不是还在这里吗？这里是中国还是外国？！又说中央问我是否我同意开枪的，我不敢承认，说我是陈再道式的人物，据说还派了江青、陈永贵到宁夏调查去了。还有很多流言蜚语，说张文林撤职了。谁叫张文林？根本不晓得这个人嘛！又说张怀礼副司令员回去了，还说青铜峡打死四百多人，周总理也不满意了。这种谣言很多。这类谣言，我相信在北京的反革命分子也会有的，但我们并不怕这种东西。我们要加以分析，这种人有三种：第一种是敌人、特务。我不相信宁夏就没有美蒋特务，我不相信没有苏修、蒙修特务，我不相信没有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分子。同志们，尤其是小将们，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啊！你们搞起内战来，派性蒙住了你们的眼睛，你们就看不清敌人了。他们破坏宁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自然的，不足为怪。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人。这种人不仅宁夏有，北京也有嘛！反革命的“五·一六”就是这样。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在北京就有活动。对这些敌人，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第二种人，制造这种谣言的，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同志们，你们的斗争必须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批深、批透、批臭、。反对杨、马的斗争你们还没有进一步地深入，反对朱声达的反革命路线的斗争，你们还没有深入进行，甚至有的人还不认识。因此，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希望你们各派都考虑，你们背后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你们背后有没有明的、暗的黑手在操纵你们，蒙蔽你们，欺骗你们，煽动你们，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我的看法，我认为，指挥部的后面有，筹备处的后面更有！我希望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你们的代表工厂的有，但宁夏工人阶级力量弱，很多是学生，甚至是中学小同志，你们就那么聪明，锻炼的就那么好？你们自己就把自己看得那么大！不要觉得比什么人都好。当然，你们青年人在阶级斗争中注意不要摔倒。为什么安徽现在能成为全国大联合的模范？就是因为两派都把操纵他们的头头揪出来了。因为我看到了，在宁夏、在北京散布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谣言，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引起警惕。　　
第三种，是一种社会思潮，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影响的人，他们头脑里“私”字作怪，搞宗派主义、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派性高于一切，没有党性了，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不自觉地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不清界线，对他们看不清了，甚至被他们利用。虽然天天也在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他们本身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理解，而是反革命分子陶铸的“怀疑一切”在他们头脑里作怪。今天怀疑周总理，明天怀疑康生，后天怀疑陈伯达，又怀疑江青，其目的就是要把毛主席的司令部拆散、打倒。你们听了江青同志讲话的录音，第一条就是这个问题。你们能不能理解，能不能用到解决宁夏问题上去？这个问题，不只是宁夏的问题，在全国的大好形势下，有那么一小撮人妄图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甚至不惜制造谣言，甚至用放大镜找裂缝，说这个人鼓掌少一点，那个人这句话有问题，姚文元文章中那句话可以利用。他们天天不是在想革命，而是在想着拆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银川有些情况应该注意，要坚决同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挑拨离间、反革命的企图坚决进行斗争，应该坚决相信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相信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毛主席语录所说的，如果对这个问题有怀疑，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所谓掌握大方向，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毛主席的司令部，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切指示，不要受任何谣言的欺骗和动摇。所以，我说在宁夏把朱声达的阴谋揭开，这就是伟大的胜利，这就是掌握斗争大方向，就会使我们眼睛亮，坚决想念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这是头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重要条件，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坚决同那些企图动摇、干扰、瓦解人民解放军的，和他们坚决斗争。在全国如此，在宁夏就更加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宁夏情况比较复杂。复杂的原因，就是过去自治区军区少数的领导人，实行了一套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所以我们不能不进行坚决斗争。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解决宁夏问题时，首先不是找群众来开会，而是找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你们更进一步应该了解，为什么毛主席、林副主席下命令让六十二师部队开到宁夏，开到银川，开到吴忠，开到青铜峡，开到永宁去。有些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中国人民解放军个人能行动吗？个人能下命令吗？如果军队里是那样，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吗？同你们讲，不管怎么紧急，人民解放军调一个营的兵力，都要经过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的批准。怎么一个人可以调动一个师、一个团？你们把人民解放军看成是国民党的军队、军阀的军队，是私人的军队，这是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极大的污辱！毛主席关怀宁夏的文化大革命，长期考查，毛主席、林副主席知道宁夏军区在朱声达等领导人实行的反动路线下，不能完成支左工作，不是战士不好，是领导不好。他们实行了一条反动路线，为使宁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得到帮助，得到支持，得到胜利，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才下决心，将六十二师两个团调到银川去，到吴忠去，到青铜峡去，到永宁去。这是毛主席对宁夏人民最大的支持和关怀（指挥部同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等口号）同志们，你们应该这样理解，不要听信敌人的谣言，敌人的挑拨。在宁夏，出现了“打倒冼恒汉”的标语，出现了“打倒徐洪学”的标语，出现了要“六十二师滚出宁夏去”这样反动的标语。你们想一想，这是毛主席的路线，还是反动路线？为了使你们不犯错误， 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要犯罪的。我不能不说，筹备处的头头们，朱声达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跟着他走，六十二师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却反对，这不是完全错了吗？也许革命小将你们认为朱声达的错误与你们无关，但那是你们自己骗自己。如果何其仁还算个共产党，叫何其仁讲讲他们的阴谋。你不讲，有人会讲！你们的罪恶是很大的。有些代表直到现在还不觉悟！这不是群众的责任，是军区少数人和有些县人武部的坏头头，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派去的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六十二师到了银川，才把那些反革命的阴谋破坏了，才制止了他们。现在有一个借口，就是青铜峡事件。我今天负责地告诉同志们：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你们想一想，那么大的事情，能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你们还在那里讲，我们是陈再道式的人物，赵永夫式的人物。你们受骗了！筹备处的头头们，你们在吴忠怎么开的会？在渡口干了什么？你们不交待，你们那个团是十九岁的青年，不知道。青年人不知道，你张号不知道？你就是个当权派，你能逃脱你的责任！？你张号还假装反对安子文。你是县委书记，是当权派，你在安子文领导下的组织部做了七年，你就是他的一个组长，你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献珍领导党校时的一个头头，你要交待，你到中央组织部活动什么，你同谁握的手，同谁谈的话？你以为我们就是瞎子，就是聋子？！　　
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掌握大方向，就必须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相信毛主席必须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相信毛主席的话，人民解放军是保障文化大革命彻底进行的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批判朱声达的错误，不是把矛头对准解放军，这是违背毛主席、林副主席路线的人。宁夏问题的复杂就在这个地方。不要因为批判朱声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就动摇我们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我们要打掉小资产阶级的“怀疑一切”。有些青年人不晓得，共产党内，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性、纪律性，但有些人是共产党员，是糊涂了还是假装糊涂？我提醒同志们注意，在会前，我接到了给我的一封信，用筹备处的名义（康老翻出信），我现在所指出的，是宁夏大联合筹备处赴京代表团在六七年九月十四日给我的信。我现在不就这封信作全面评论，我也不是说这封信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但是我必须提起你们代表团的注意，实际上你们的思想不是对准朱声达，而是对准六十二师，你们把青铜峡事件称做你们的“革命事件”。错了！也许你们的代表不很清楚，你们的团长是中学生，十九岁，还有那个张号，你们自己并没有在青铜峡，你们是根据你们的宗派的利益想象的，你们听了不正确的报告。你们提了几条意见，五条，其中第四条是对准六十二师的，因此，第五条拥军爱民就成了空话，如果不是骗人的话，起码也是一句空话。我还接到永宁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团九月十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我也不全面评论。这封信同样矛头对准六十二师，有些话是恶毒的攻击。甚至那天晚上开会，徐洪学还没有作报告，只讲了一句话，你们立即矛头对准他。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就要走到邪路上去。我现在不详细评论宁夏问题，我讲这些，是告诉你们，中央的大方向，从人民日报可以看出，是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在宁夏要全面实行，不能口头上拥军，实际上反对。这样的手法，不是革命者应采取的态度。这是掌握大方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同样要做具体分析，企图动摇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首先是敌人，首先是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在宁夏宁总司、宁三司要特别注意。他们现在，还企图挑拨民族关系，说青铜峡镇压少数民族。敌人用心狠毒。同志们千万不要上当，特别回族同志。在八·八、八·一三吴忠事件以后，固原一带，少数隐蔽的回民中的反动派，暗藏的特务在跃跃欲动，直到六十二师进驻了银川、吴忠、青铜峡、永宁以后，才把那里的局面稳定了。但是今天筹备处的一些坏头头，还向那里集中，向那里去挑拨。这一点，要特别引起警惕。宁夏过去有个反刘格平的民族主义那么一件事，有的同志受过冤枉，受过处分，判过刑，开除过党籍，所以对杨马，以及对这一事件的主持人，抱极大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应当分清是非，予以平反。这一点，总指挥部的同志们要体贴宁总司、宁三司同志们的心情。当然，我不是说宁总司、宁三司就完全对了，矛头就对准了朱声达，对准杨马了，我看也值得深思。总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要实事求是。　　
第三个问题，从江青同志的讲话中，你们就听到，必须巩固、扩大，发展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绝不能干扰、动摇新生的红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型。在宁夏当前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全国，一面要看到我们的胜利，一面要看到有少数人企图动摇和破坏它。这就需要更加提高警惕。为什么这几天人民日报要促进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正是为了巩固、扩大和发展革命委员会，去掉派性，增强党性。但是少数敌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是不愿意的，苏修天天希望新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垮台，因此，我们要从大批判的斗争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这个方针在宁夏同样适应，这就是说，运动不是越搞越分裂，而是走向更大的联合，革命的联合，在毛主席路线上的联合。在大好形势下，要更加掌握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方向，争取更大胜利。坚决相信毛主席的司令部，坚决相信人民解放军，坚决相信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次解决宁夏问题，各代表考虑问题要首先掌握这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方向。这是我今天向同志们交待的，在第一次会议上交待的第一个问题，把方向必须同同志们交待清楚，使同志们少走弯路。　　
下面我再讲一下，各个代表，各个代表团，到中央来开会，怎么才能够完成自己应当完成的任务，站稳自己应当站稳的立场。　　
同志们：你们代表中间，有年纪大一点的，有年纪轻一点的，但是，我想这样的会议，你们到中央来开，还是第一次。因此，我想把解决各省的经验介绍介绍，作为你们参考。首先，代表同志们要知道，这是到中央来开会，这是到中央，这不是在你们家里随便开会，不是你们开个小团体会议，不是这样。我们把你们当作很严肃的代表你们那个组织的正式代表。你们必须了解，到中央开个会是很严肃的，同时又是很民主的，是要正确地解决宁夏问题的。这里就有很多活思想。按毛主席的方针，解决各省的问题，是要找各方面代表参加，不管代表的组织是造反的，革命的，进步的，左派的，还是保守的，右倾的，都可以来。也不管他们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或是基本错误的，都可以来。因此不是说一到这里开会，就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我们把杨马都找来了嘛！我们还准备找杨一木、马信、李茅召等人，甘春雷已经来了，也准备找李景林等人来，可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你们要了解中央的政策。在这里，我向宁三司、宁总司的同志解释一下，原来会议想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朱声达的反动路线问题，第二个是解决指挥部与筹备处的武斗问题。据我们所知，宁总司、宁三司基本上没有参加武斗。因此开始宁总司、宁三司的代表少一些，你们不要从形式上来看。以后照顾了，你们还有意见！你们没有参加武斗，这方面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你们这个组织同当时直接武斗关系不大，所以开始代表少一些，这里希望同志们了解中央的作法，不要误解，很多省都是这样，要消除这个误解。　　
那么代表同志来了，来干什么呢？第一条代表你们的组织向中央提出问题，反映情况，帮助中央解决宁夏问题，这是一。第二，更重要的是来学习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学习中央政策，同志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今晚和大家长时间的谈话，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如果不交待清楚，就是我们未尽到责任。所以我开始提议每天应当有两点钟学习，至多四个钟点学习，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党报、党刊的重要文章。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那么，代表团应当怎么工作呢？我们的会应当怎么开法呢？必须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开一个如何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会议，不是开一个宗派主义的会议，不是开一个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会议，同志们要掌握这样一个方针，也是整个会议的方针，我劝同志们，你们代表团在北京，与家里联系也好，千万不能用谣言、挑拨离间的手法，用造谣污蔑的手法在这里开会，同时要关心家里，有这种表现要赶快注意，赶快制止，如果代表中有这样的人，那他就不够一个代表的资格，家里要有这种人，这种路线，就是给你们代表团脸上抹黑。这点很清楚，如果采取这样一个方针，那么你们何必来中央开会呢？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办事。　　
我在解决内蒙的问题时，王良太、黄厚和个别代表，就有这样极端错误的言论，他们说他们不是来开会，是来搞重庆谈判。重庆谈判就是四六年毛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有人把到中央汇报看作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我不是说，你们就有，现在少了，今年三、四月间，有的代表说，我们是来同中央谈判的。我奇怪，我问，你是那一个国？那一个党？我们这里是中央。我们向同志们介绍经验，要掌握毛主席的方向。　　
第二，会议既然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会，应该开一个促进革命大联合的会，不应当开一个促进分裂的会。各派应当注意，希望同志们在北京根据中央这一种精神开会，家里有什么问题，也根据这个精神充分注意。如果指挥部对三司有冲突，打三司机关，如果有，这不对。指挥部要打电话制止。当然这类事不是一方面的情况，三司、宁总司要注意，消除宗派对立，不要以为“唯我独左”，不要以为自己那样正确。没有那回事。应开一个更大联合、三结合的会，不要开一个宗派主义的大分裂会议，应开一个毛主席革命路线大联合会议。　　
第三，我们的会议各位代表，应表现一种执行中央政策的模范，使会议成为一个模范的会议，通过这样的精神，来影响宁夏当地各群众组织。不要在开会中间，违反中央政策。这里有些作法应该经常注意，我已经劝告指挥部的代表了。他们的缺点不知纠正了没有？（答已经纠正了！）纠正了就好了，要纠正。铺张浪费，到处串联，不能到这里胡串。另外，筹备处有几个同志打了杨、马，这不好，要批评，可以不要打嘛！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当然小将对他们义愤，打了他们几下，可以理解。我的看法，筹备处的同志，是不是一定要开除他，非开除不可呢？批评一下行不行呢？不要开除，有人还是副团长，批评一下，开除干什么？事情不要做的那么绝对。你们内部的事务我不干涉，你们开除的人今天就没有叫他来开会。你们实在开除，我就请他来列席。青年嘛，谁不犯错误？列宁讲，上帝还允许青年犯错误，共产党比上帝好嘛！要开成一个模范执行政策的会议，不要开成一个违犯政策的会议。　　
第四，我们的会议要成为民主的会议，有什么话可以讲，错误的也可以讲。别的组织不要人家说错了一句话，就抓小辫子。文化大革命实行大民主，为什么这个会就不实行呢？同志们知道，毛主席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最后一条就是要民主嘛！我在解决各省问题时，有些代表还没说完就吵架骂娘，那样干什么呢？我就说，既然他是造谣，你为什么发急呢？当然了，你们在会上发言，不能象我罗哩罗索讲这样长。那这个会一年也开不完。几分钟把事情讲完，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打架。　　
第五，大家讲话时要向前看，不要算旧帐。当然，原则路线问题要追究，要弄清。枝节问题算起来没个完，应该向前看。今后宁夏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做？当然，揭发杨、马、朱声达等人镇压群众的错误还是很需要的，但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用辱骂的方式、鲁莽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打、砸、抢、抄、抓，不要打架。你在家里打得那样还没打够，还要带到北京表演一番，那就违反中央政策了。还是留点精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好。你们是代表，你们自己要再打，怎么能说服群众？　　
各派要确实检查一下，有没有带枪。这不是开玩笑，要保障国庆安全。如果有枪，赶快交出来，带枪是绝对不允许的，那是犯法的，如果有带的，要交给卫戍区司令部。要彻底检查一下。　　
还有一点，如国庆节以前解决了问题，就回去过国庆节。不是代表的，上访的就劝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代表出来久了，对几个事件不了解，可以换嘛，换了解情况的人。上访的，散布在北京的，劝他们赶快回去。有的说，回去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你们应该相信中央政策，相信人民解放军，相信六十二师，这个，徐师长可以作保证。但各派要注意，宁夏今天不是这个样子。还有，你们不要到街上贴不利于我们，有利于敌人的大字报传单、图片，不要搞不利于革命大团结的传单、标语。有的代表团还在北京出报，还把打死、打伤人的照片在街上贴。那是出我们的丑。结果美国人拿一百元美金买一张。要多多在屋子里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到处串联。领导文化大革命是用头，不是用脚。　　
最后，大家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习中央政策、方针。我相信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宁夏的问题容易解决，而且可以解决。宁夏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得到更大的胜利，出现一个更大好的形势，宁夏人民一定会出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新的革命的大联合。我有这个信心，这一点一定能实现！总理已两次来催了，我还要参加另一个会，很对不起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大家起立，热烈鼓掌，欢送康老，并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康生第三次接见宁夏军区和宁夏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76年10月19日晚9时30分～20日2时45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陪同接见的有：李天焕同志、曹轶欧同志、兰州军区政委洗恒汉同志、副司令员康健民同志、21军军长胡炜同志以及陕西军区、总后等二十多位部队首长。康老手挥毛主席语录，健步走入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康老讲话　　
好久没有看见同志们了。因为国庆节期间搞外宾接待，差不多二十天了。从会谈到去外地访问，主席接见，发表新闻公报，前后是二十天。不仅宁夏、江苏、安徽、辽宁这些地方都没有接触。现在又从国外转到国内了。　　
今天开会，兰州军区同志，二十一军同志以及陕西军区的同志也来参加了，想了解一下宁夏的情况。你们欢迎不欢迎他们参加？（答：欢迎！热烈鼓掌）先介绍一下，这是洗政委，你们认识不认识？（答：不认识。）真的不认识，他是兰州大军区的政委洗恒汉嘛，你们宁夏不是有人贴大字报要打倒他吗？你们看，他不是在这里吗？不是没有打倒吗？（康老笑了，总指挥部代表带头鼓掌，洗政委起立，介绍陪同接见的部队首长）。　　
我想问一下同志们，最近主席的最新指示都读过没有？（答：读过了）都讨论了没有？（答：讨论了！）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上一次见面以后，有几件重要的事，今天开会不能详细读，但要讲一讲。第一件就是9月26日，主席接见各地军区在北京解决问题的同志，这件事，我们宁夏军区的同志也参加了，包括朱声达同志。这件事，大家必须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通过9月26日的主席接见各军区的同志，可以看出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教导我们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群众大多数，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从9月26日接见也可以看到，毛主席、林付主席是如何关心，如何爱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人民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柱。文化大革命能否取得彻底胜利，人民解放军是起很重要的作用的。通过这件事，使同志们知道主席是如何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的，即使部队个别同志犯了错误，也希望他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正错误。这里面可以看出，主席是如何关心部队同志，如何帮助部队同志，如何爱护部队同志。同时这件事对宁夏文化大革命也好，部队也好，群众组织也好，必然会起推动作用，促进他们革命化，促进他们自己下决心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会促进群众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这对促进有的同志改正错误也能起很大作用。同志们也可以了解到，毛主席、党中央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如何教育的，是怎样爱护干部的。明天晚上接见时很多干部是犯有程度不同错误的。如果我们同志能深刻体会到主席的思想，这对宁夏和全国各省的文化大革命将会起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件事，同志们不要看这件事，应该看作这是学习、掌握、运用主席思想的重大的事，应该在主席号召的“斗私，批修”中引起同志们很好地学习掌握、应用主席思想。　　
第二件事，就是在这个期间，同志们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节纪念大会，在座的同志，群众组织来解决问题的代表，部队的同志，在座的除个别的少数人以外，大家是不是都参加了？（答：参加了！）这件事也是你们极大的一件事，你们见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解放军高级领导同志。同志们应该很重视，这对同志们是很光荣的一件事，那怕有些同志在宁夏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二次国庆。这件事同志们应该十分重视，深深体会中央的政策。革命群众，解决问题的代表，解放军、各方面的同志都要这样。这是一件事。　　
第三件事，在这中间，大家亲自读到而且首先在北京读到中央10月7号的通知，这是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所作的重要指示。这个文件是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和重大战略意义的重要指示。这个指示的内容，同志们都读过了，都讨论过了，今天不多讲。但我提议同志们，要进一步再三再三学习这个指示，把这个指示，如何运用到宁夏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去，如何根据这个指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同样也可根据这个指示检查自己头脑中的“私”字问题，如何同头脑中“私”字作斗争的问题，如何同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斗争。因为只有彻底肃清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同国内、国际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我现在没有听宁夏各方面同志学习这个指示的详细情况。但我从各方面看到，包括我们自己，总是觉得体会主席重要指示还差得远，还要作进一步努力，从各方面学习。这个重要指示，这是记录稿。首先讲到大好形势。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同志们应该深深体会这个问题，从思想上过去是怎样看的，过去的思想是否符合主席的这个指示。宁夏的形势怎么样？宁夏的形势是否符合主席这个思想。这都需要我们深思。　　
主席讲到形势大好，指示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运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大家对这一段要仔细的想一想。我初步学习研究的还不深刻。我想谈一下我对主席这一段指示的了解，也许了解的还不够，同志们可以批评、补充。　　
主席指出来了，第一个重要标志是什么，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大家回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这已经变成普遍的口号，要关心国家大事。经过一年来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车间到工人家庭，从十来岁的娃娃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大家都在关心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家还记得吧，在国庆节，在天安门上，我们林副主席发表了发挥主席指示的这个讲话。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夫妻之间，姐妹之间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同志们自己可以调查一下，就是这样。我所知道的，前几天有一位解放军的高级负责同志跟我讲，他的夫人和女儿就是两派，到一块经常辩论，妈妈反对女儿，女儿讲不过妈妈。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子是造反派，一个儿子是保守派，一个儿子是逍遥派。所以一家人到一块不象以前讲闲话，也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确是象主席教导的那样，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心无产阶级专政。从来的群众运动也没有象这次发动的这样广泛，这样深入。　　
第二条，也是重要的标志，亿万的革命群众在那里学习、掌握、运用毛主席这个伟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广泛地同群众结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百年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大家都还记得吧，去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讲过这样的问题：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创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学习主席著作已经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公报上有的、报纸上公布过的。这个公报发表到今天，已经过一年的斗争。经过这一年的斗争，群众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比一年以前更加广泛了，这证明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这件事不仅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也是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也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大好形势，开创了世界劳动人民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这不仅是中国的大好形势，而且还有世界意义。同志们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访问中国，就可以看出国际的反映，当然，不仅是阿尔巴尼亚，还有世界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都是这样。你们可以看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新闻公报上，称赞毛主席是当之无愧的马、恩、列、斯的接班人和继承者，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是兄弟党承认的，不仅是继承，而且还有发展、创造。同志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同亿万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任何力量所反对不了的，这是保证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我们党不被篡夺的最最重要的保证。因此，同志们在宁夏看一切问题，要从那里出发？不是从这一派那一派出发，不是从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出发，一切出发都应该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紧紧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这个标准，才是划分真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假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真革命，假革命，真相信毛主席还是假相信毛主席的分界线。我们只有一派，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派，在谈论解决宁夏问题时，要紧紧掌握这点，这才是真大方向，不是假大方向。　　
第三，什么叫大好形势，就是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为首有党中央领导下，亿万革命群众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土崩瓦解了，他们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被粉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权。这个夺权的一月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所以现在全国是这样的形势，有些省、市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有的省不是，这个大家已经晓得了，我就不谈了，有些省、市正在筹备建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前一段时期好象很乱，乱得很！宁夏在前一些时候也有些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越发乱的地方，矛盾就越暴露出来，越便于把矛盾解决。事实证明，越是乱得厉害的地方矛盾就暴露得越充分，阶级敌人的面目就越发暴露的清楚，问题越能解决的彻底。这是第三个问题，要看到大好形势。　　
第四、在毛主席伟大号召下，目前全国掀起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高潮。我们相信，毛主席讲的七、八 、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再过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现在已经是十月，正如毛主席说的，形势一天天向好的方面发展。各地方总的趋势是革命大联合的多，搞分裂的要少了。我初步想的，认识的，就是这样，主席讲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任何时候都好。我想到的就是这四条，当然不止这四条。如果我们把毛主席的思想运用到各个地方，更会体会得深。比如，拿毛主席这个指示来看宁夏问题，比以前是大好呢，还是坏呢？同全国各地一样，形势是大好的，特别是六十二师进驻宁夏以后，形势变得一天一天地更好了。就是从你们代表团来说，从代表团同志们的思想来说，在毛主席的关怀，启示下，在中央、中央文革的帮助下，代表团的工作、代表的思想也是比以前大大进了一步的。因为大家亲身参加了国庆节，亲身看见了毛主席，亲自听到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又学习了毛主席视察三个大区所做的重要指示，我是这样看的，同志们的思想比来的时候有所提高了。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说一下，思想的提高可以从这样一个问题来看，我看了朱声达同志10月9日的检查，这个检查已经发到各个代表团了，当然各代表团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这完全都是可以的。但是有的同志讲到，这是假检讨真反扑，没有触及灵魂，这是允许的，甚至有人讲，这个检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是站在总指挥部方面，对筹备处不利。各种看法都是可以的。这个是很自然有的。但是，我的看法，虽然朱声达同志这个检讨还不彻底，有的地方没有触及灵魂。但比起来的时候进了一步。这说明主席思想，主席的号召，在我们同志特别是犯错误的同志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是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应该这样看，他是向中央、向兰州军区检讨的，不能从派性来看，他检查了对兰州军区、对中央的态度，开始检查了他过去迷信贺龙，不是对筹备处，是向中央检查他思想中的问题，检讨虽然不够，我们大家应该帮助他，不能从派性出发，不能认为对我不利，就说他是假检讨、真反扑，难道主席的召唤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点作用也不起么？不是那样的。所以，只要从毛主席的思想出发看问题，才能问题看得清楚，从派性出发看问题，就容易看得相反了。所以我看整个的大好形势，宁夏的大好形势以及代表团的思想的变化。证明了毛主席思想，毛主席召唤的威力。　　
当然，事情总是有两方面的，阶级斗争总是比较复杂的，事情总不是百分之百的，总是一分为二的，说是大好形势，不是说就没有斗争了，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起伏的。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说他们会自动放下武器，自动退出舞台，因此，全国还需要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一个大批判运动，从大批判中才能真正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各个单位、各个工厂、各个学校斗批改的问题，任务还是很大的，这需要我们作出极大的努力。斗私这个斗争不是开一次会两次会就可以解决的，因为一个人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同时，同志们还必须注意到，在大好形势下面，在敌人感到他们土崩瓦解、全面崩溃面临这样的形势下，他们还会千方百计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他们还会用各种方法，各种卑污的手段，企图动摇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企图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动摇和瓦解人民解放军，企图动摇和瓦解新成立的新生的红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委员会。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联想到九月五日江青同志的讲话不是指出这个问题吗？就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少数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利用革命群众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不正确的思想来混水摸鱼，妄图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军，妄图搞垮革命委员会。这一点是阶级斗争中可以理解的现象，敌人它总是要反扑的，越在全面崩溃，土崩瓦解的时候，它越要垂死挣扎。这一点，宁夏的群众、宁夏的群众组织必须看到，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们看到，现在有一种反革命的组织，也许你们宁夏也可能收到这样的文件，他们在全国散发，他们叫做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他们到处散发一种信，散发这种信目的就是要瓦解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反对中央文革，他们对他们的土崩瓦解不甘心，企图恢复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国极少数地方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反革命和文件，这些最坏的家伙，按他们来看，陈伯达、江青、康生简直都该枪毙。　　
（李天焕同志插话：从主席到林副主席，他们都要打倒。）　　
是啊！从主席到大副主席，他们都要打倒。这叫狗急跳墙。我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宁夏的同志们要注意，这种反动的思想，反动的标语，反动的文件在你们宁夏也有。　　
（总指挥部代表插话：有！还有“打倒洗恒汉罗”的标语）不仅打倒洗恒汉罗，他们对毛主席还造谣诬蔑。　　
（总指挥部代表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在宁夏，他们散布什么口号：说毛主席受蒙蔽了。这是反对毛主席！他们在打倒周总理、要打倒康生，散布说青铜峡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说中央不叫开枪，康生请示总理，总理不叫开枪，就是康生叫开枪的，康生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了，康生犯错误了，康生出国了，中央问康生。康生不敢承认，康生受批评了，说什么江青靠边站了。散布那些东西，不仅你们宁夏有，到处都有，青海、内蒙、安徽、河南、江苏也有，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就是妄图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使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我个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这么个问题，这是阶级斗争。在国际上，你们看真理报上，赫鲁晓夫他们也是这么骂我们的。这一点应注意。从材料上看，这些反革命的活动，有些群众组织是受蒙蔽的。他们不是相信毛主席的指示，他们相信谣言。各组织应该警惕这个东西，有这样的情况，在九月间，你们三司、宁总司的同志要注意，有一个人，有名有姓，到独立师进行反中央的宣传，挑拨、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这些人是受蒙蔽的，你们不要上这个当。他们企图把矛头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我们知道永宁县还有人说毛主席受蒙蔽了，江青靠边站了，说中央有黑线。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犯了错误进行翻案，其实他们不懂得王力、关锋犯的是什么错误，王力、关锋就是反对我和陈伯达的。他们喊，要打倒洗恒汉，要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去，这个东西，是在大好形势下自然会有的，不要受这种蒙蔽。　　
我讲了代表团的思想有了大大的进步。同志们，你们在北京，在毛主席所在地，应该更多地利用这个机会学习毛泽东思想。另外北京也有坏人，你们不要听北京那些坏东西的话，你们不要让5. 16、非常委员会来迷惑你们，不要根据谣言来宣传。你们代表团中就有人根据谣言写信回去给他的同学，他的那个同学已经退出了筹备处，加入了总指挥部，把信交给了六十二师。在北京到处都有阶级斗争，这一点同志们要提高警惕，你们要当心上当，当心被人利用，当了敌人。在北京不能抓住一点问题就无限上纲，去符合自己的思想。不错，党校的李广文犯错误了，李广文就是要打倒我，有些人抓住李广文、张文林的问题来动摇中央对宁夏问题的解决，制造谣言，把矛头对准六十二师，替青铜峡反动坏头头的反革命事件辩护，在中央解决问题，不是听从中央的指示，而是听从反革命谣言的指示，制造混乱，这就不好了。当然，这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规律必然出现的，但是这些人是不会得逞的。他们越是暴露，问题就越容易解决。不要怕这种东西，阶级斗争必然会有的，这不仅宁夏有，全国各省都有，这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规律的。但是他们阻碍不了历史车轮，改变不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他们会象黑夜里的毒菌，太阳一出来就会土崩瓦解。同志们必须有这个信心，必须认清大好形势，这些人企图动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有一个思想，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大好形势，李广文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能得到胜利还成问题。过二、三年，刘、邓还会复辟的，还会胜利的、所以承认不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这是承认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决定性的胜利，形势大好这是决定大局的关键问题。同志们必须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定这种信心，我这只是比了个例子，请同志们研究。对主席指示不是简单的读一读就行了，讨论一两次就行了。　　
我再讲一下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这是主席指示中最重要的一点。指示中说，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第一个原因。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这是第二个原因。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大原因。这是第三个原因。这是讲分裂的三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这是讲的群众，不是走资派。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这都是讲的群众。朱声达同志他提出，他站错了队，现在要改正，改正错误这个好嘛，可以改正嘛！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在宁夏犯错误的干部大多数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这里讲，专政是需要的，不是靠少数人，不是靠公、检、法的机关专政，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嘛！靠群众专政，政府不要捉人。一个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要发动群众自己处理。你们看到，安徽的问题就是这样。　　
同志们，怎样实现革命大联合，这是摆在你们宁夏群众组织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你们要实现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根据新的情况，要发挥创造性。我想了一下，我提几个建议：　　
第一、要真正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不管那一派，都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才是巩固的。大家要深入研究，真正掌握毛主席的思想，真正领会毛主席对革命大联合的指示，从革命的立场上去了解它，从“斗私，批修”中去了解它，对毛主席的著作，对中央指示要好好注意学习，好好运用。这就要学习解放军，解放军里面有很多生动的例子。也要向北京的革命群众学习，特别是工厂的工人组织学习了主席的指示，已经实现了毛主席的号召，联合了起来。你们宁夏还要学习安徽的经验，他们已经实现了主席的号召，实现了大联合。对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号召，要好好学习和应用，这样才能在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里面打下思想上大联合的基础。离开了毛主席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　　
第二、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个工厂里面为什么分成两派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或极少数坏人利用混水摸鱼。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就要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和斗争，揭露挑动群众、蒙蔽群众的背后的黑手，使群众不被他们挑拨、蒙蔽和利用。过去分裂甚至武斗，责任不在群众，而在少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挑拨和坏人的混水摸鱼。一个工厂的工人，他们有什么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什么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呢？就是因为有坏人在挑拨。一个学校也是这样。所以，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大批判，揭露操纵、蒙蔽群众的黑手。安徽就是这样，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这个问题以后。当天晚上合肥两派就实现了大联合，他们自己把他们组织里的坏头头揪出来了。　　
第三、一条，重要的一条，要实行深刻的自我批评。这方面我希望宁夏的同志们要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管那一派，都应该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别人自己讲，要多做自我批评。我希望宁夏几个方面的同志们好好执行主席的这个指示。我刚才讲，朱声达同志的检查，开始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好的。各派群众组织也要实行自我批评，不要多讲人家。这是主席指示。我上次见面时讲了，宁三司、宁总司打、砸、抢的问题、这方面与你们的关系不大。但是三司、总司，你们不要把它当成包袱，以为什么问题，什么缺点都没有了，刚才讲的在独立师散布谣言，就是你们的人干的吗？还有，有的人讲，宁三司、宁总司和总指挥部不能大联合，就是因为一个甘春雷的问题，现在是革命群众的大联合，又不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研究结合谁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影响大联合呢？甘春雷的问题我不清楚，你们可以讲嘛！我看，基本问题是一个派性的问题，不是以我为主，唯我独革。看起来是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重要问题。难道一个人有这样大的力量吗？就能阻碍毛主席的指示吗？那就把他抬的太高了。看起来是一个人的问题，其实不是，他是一个派性问题，还是双方面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所以，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最重要的就是要贯彻斗私，批修，不断与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作斗争。不是甘春雷，也不是那一个人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障碍，而是私字当头，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最大的障碍。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多批评自己，少批评或者不批评对方的缺点、错误，让他们自己去批。要先作自我批评，不要等人家批了再作自我批评。要多看对方的优点和长处，不要把自己的长处变为妨碍革命大联合的包袱。要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要唯我独尊，以我为核心来实现大联合。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去处理，去批判。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要对自己的群众做好思想工作，大家还记得吧，1943年毛主席就说过，要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多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这样才能实现大联合，才有利于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斗争。一定要与私字作斗争，没有这一点，你们就联合不起来。你们宁夏，在大联合方面虽不是最落后的，但也不是最先进的，你们现在还没有实现主席的大联合的指示，我们要多在这方面做工作，首先是在代表团做工作，也要在家里做工作，不要乱七八糟地给家里写那样的信，散布谣言。安徽的代表团，在北京开会，实现了联合，家里就有人说他们右倾。修了，是陈独秀。本来群众对你们的活动就不太了解，你们再散布一些谣言就不好了。自己要批判自己的错误。总指挥部要批判总指挥部的错误，三司、总司要批判三司、总司的错误。至于筹备处，你们到现在连朱声达的那种检查还不能接受，就差得太远了。杨一木、马信，我接触了你们一次，我希望你们拿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你们答应了我，要作检查，二十多天了，到现在连一个字也不交给我。那天晚上我没有把你们的罪行材料拿出来，是希望你们自己自觉地检查，但你们却把中央对你们的循循善诱当成包袱。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错误很多，很严重，今晚上你们会听到，朵恩华同志马上要讲。你们到现在还玩弄很多手段，你们叫陈养山讲那不行，要讲，要讲你杨一木讲，你马信讲，你李矛召讲。这种手段，在青海，赵永夫早就玩弄过，我们不愿意再看到。陈养山，你不要糊里糊涂！（生气）你这个人呀！我们是老同事了，三七、四七、五七、六七，四十年的老朋友了，你总是被人家利用。要作自我批评，不要继续隐瞒自己的错误。主席说，要解放一批干部。怎么解放呢，就是要一看二帮。解放一个干部，对革命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干部都被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我们还希望他们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这首先要靠自己解放自己，主要是自己。怎么解放自己呢？首先要作自我批评，主席讲一看二帮，看就是看你自己，帮是大家帮。朵恩华同志讲话也就是帮杨一木、马信。这一方面要多作自我批评，不要把错误隐蔽起来，甚至利用中央的政策为自己的错误打掩护。在这方面，你们还不如朱声达同志，朱声达同志到中央来还打了个电报，问他来不来，中央说来。你们怎么样呢？到北京来，背着中央，隐藏起来，我们千方百计寻找你们，才把你们寻找到一起。在党的这个关系上，你们连朱声达还不如。你们来北京隐蔽起来，背着中央干什么？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你们过去是区党委负责人，向中央连个名都不报，自己把自己隐蔽起来干什么？这里面就是私字作怪，我希望大家能够作自我批评。实行主席的指示，事情就容易解决。这个第三条，实行我批评，对大联合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条，解放军实行正确的方针，根据主席的指示，正确进行支左工作，这对于促进大联合有重要作用。各地过去的经验都是这样，当地驻军，实现了主席指示，实行中央政策，就会对革命的大联合起很大的作用。我这一次同外宾到山东，看到青岛的六十七军的支左工作做得很好，对促进大联合做了很多工作，有一个工厂，三、四月间就实现了大联合。当然，主要是靠内部整风，靠群众自己的觉悟，但解放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过去，自治区军区朱声达、江波同志，你们过去的错误，就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方针，拉一派，打一派，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意图，结果造成了群众的分裂，自己反而垮台了。所以，军区的同志，要彻底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错误，这对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有好处。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问题，你们不能从派性看问题，要从实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看问题。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有一个特点，犯了错误就改。有时没有经验，思想没有准备，犯了错误。可以改嘛！林总八月九日的讲话，大家要好好学习。那个讲话现在已经发下去了。多听群众意见有好处，筹备处的同志。你们不要帮倒忙。他们错了，你们还拥护他们那错误，结果就是帮了倒忙。为什么中央派六十二师去呢？这是对你们的最大的支持。现在个别人喊这样的口号，“六十二师从宁夏滚出去！”这完全是反动的，反中央的口号。我曾经讲过，调动解放军的一个营，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点头批准，谁也调不动。你们不要把我们的军队看成象国民党的军队，没有那回事。一个营，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准，没有哪一个人敢调动。（洗政委：我们大军区调动一个连，都要报军委备案的。）是啊，你们天天读语录，语录的第一条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有些同志不懂得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也喊相信和拥护解放军，可是也不知道解放军是怎么回事。有的同志没有加入过党，不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政党、毛主席领导的党，他们用自己的派性把我们看成是勾心斗角的集团，可以随便发号施令的。　　
要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必须贯彻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人民解放军也要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好地支左。事实证明，哪个地方人民解放军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个地方支左就搞的好，哪个地方没有实行毛主席路线，哪里的支左就犯错误，影响到群众组织分裂。在这方面，宁夏军区的错误就特别影响到了筹备处这个组织。大家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要好好领会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军队的指示。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六十二师进驻宁夏，是对你们最大的支持，你们要好好和六十二师合作，要相信和拥护他们。当然，六十二师刚到宁夏。有的情况还不了解，我不是说他们就没有缺点了，有问题可以向他们提出来。我相信，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会不考虑你们的意见的。　　
关于大联合，我就提出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　　
为了促进大联合，为了把宁夏问题弄清楚，我们今天晚上想让朵恩华同志就他知道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他过去是筹备处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军区的一些人，和筹备处的一些头头都有接触。让他讲一讲，是为了帮助军区犯错误的干部和其他干部认识自己的错误，也是为了帮助筹备处受蒙蔽的群众很快觉悟。　　
我的话就讲完了。我的话也不一定全对，你们可以批评。如果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不打也得倒，如果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就是天天唤打倒也打不倒。下面请朵恩华同志讲一讲。（热烈鼓掌）　　
（接着，朵恩华同志作了长达两小时的发言，揭发了朱声达、何其仁和筹备处地下黑司令部的一些活动情况。在他发言过程中，康老有许多重要插话）。　　
（当朵讲到秦良时）康老问：秦良，杨一木的代号是什么？朵答：秦良是81号，杨一木、马信都叫老头子，老头子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康老说：老头子就是老头子嘛！　　
（当朵讲到筹备处地下黑司令部参谋团员代号的变化规律时）康老说：这种手法是怎么学的，这样“高明”？哪里学来这一套特务手法？我做秘密工作时还没有这样高明哩。　　
（当朵揭发到何其仁指示让筹备处把吴忠快点打下来时，康老问何其仁：怎么个快打法呀？何支支吾吾说“我有罪” ）。　　
（当朵讲到筹备处头头杨一木等人到北京后的活动时）康老说：他们不是象他们自己说的那样老实的。现在筹备处还有活动，就是他们指使，他们继续叫一些人犯错误，他们的黑手现在还伸到银川去，他们实在坏哩！　　
（接着，军区稽振华同志、马林同志，独立师一团团长王友声同志揭发了朱声达及其黑干将何其仁和筹备处参谋团的罪行。）　　
会议结束时，康老作了重要指示，他说：　　
还有许多同志要讲，今天晚上来不及了，下次再讲吧。　　
从王团长讲的这个事件（指朱、何等人背着王团长把马信等人交王团长下属某连窝藏保护，马信等人煽动该连指战员围攻王团长并限制其自由的事件）就可以看出，马信他们欺骗、煽动我们一个连队围攻自己的团长，他们是在瓦解我们的解放军。现在不知道这个连队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怎样？　　
（王团长：干部战士都转的不好。）　　
朱声达、江波、何其仁，你们看看，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部队危害多大！军区的同志、区党委的同志，（区党委联络部张开义在这之前，要求发言）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看你们的错误。这种流毒至今还影响着连长、指导员、战士。你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独立师的领导干部也应该从这个事件得到深刻的教训。群众组织的人，再也不要去造谣诬蔑、散布无中生有的东西，不仅蒙蔽自己，也蒙蔽战士，正如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的，是自毁长城嘛！没有人民解放军，怎么能稿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得到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你们要深刻检查，要做工作。解放军的一个连队，对他的团长采取那样的态度，不是偶然的，是马信他们在那里散的毒。我们欢迎朱声达同志，检查自己的错误。朱声达应该知道，你检查不是对哪一派，而是对筹备处受蒙蔽的群众，对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有极大的帮助，这可以使他们认识更清楚。　　
有些同志要求要讲八·八事件、筹备处打吴忠，打青铜峡的策划情况。下次可以讲。现在有些人还在为青铜峡反革命事件辩护，把问题揭开来以后，你们自己就会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军队支左如何，是实行正确路线。还是实行错误路线，对文化大革命有很大关系，这一点，从宁夏的事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散布了许多毒素，欺骗和毒害群众。毛主席派六十二师去宁夏的时候，对筹备处的参谋团（也叫地下黑司令部）和群众就有很大的震动，觉得六十二师对他们 很不利。他们自己讲，他们要完啦！这是什么思想？很明显，这是受了军区错误路线的影响。这种流毒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我相信，尽管有人受蒙蔽现在还没有转过来，但只要他们把真相了解清楚，认识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会站过来的，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一旦把毛主席的路线和他们讲清楚，他们会很快转过来的，我坚信这一点，只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他们见了面，他们看到了军队支左方面错误路线的影响，即使是上层领导，他们也会很快转过来。　　
你们要掌握毛主席视察三个大区时的指示，结合本地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在斗私，批修中运用这个武器，把宁夏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要用主席思想去反对私心杂念，只要同志们掌握和运用这个武器，是完全能够转过来的。稽振华同志讲的话我相信，同志们是想跟毛主席走的，但有的人行动不是这样。只要一旦认识到错误，就会马上转过来的，就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　　
最后我再叮咛一句，一定不要从派性出发，要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我希望杨一木、马信，你们这些同志不要再玩滑头了，你们要老老实实地 作检查。你们要叫陈养山讲，我是不听的！要讲，你杨一木讲！要讲，你马信讲！要讲，你李矛召讲，将近一个月了，你们为什么不检查，不写材料？你们为什么那样顽固？我们好心帮助你们，你们倒去作反宣传去了！这也是对你们的一种考验！好吧，下次再说吧。　　
（总指挥部代表团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等口号。康老手挥毛主席语录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同志们热烈鼓掌！欢送康老。）　　
　　
宁夏总指挥部赴京汇报代表团
1967年10月21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康生第四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十六时至十九时，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陪同接见的有：李天佑、曹轶欧、康健民。〗　　
兰州军区的同志，讨论陕西问题，冼政委他去参加那个会去了，李天焕同志参加另一个会议，也不能来，叶群同志她说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等一会可能来。我们先开，继续昨天晚上的会议。昨天报名发言的人很多，没有讲完，今天继续发言，有的同志要发言还可以报名。这样意见，那样意见都可以讲，大民主嘛！有不同意见是允许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要听信谣言，散布谣言，混淆是非，蒙蔽群众。在会上，任何意见都可以讲。对一个问题，赞成的，不赞成的，都可以讲。各派都可以报名，轮流发言。报名的很多罗！今晚八点钟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开会，现在是四点，我们的会可以开到六点半，讲不完还可以再找时间讲罗！现在由军区政治部主任向辉宇同志讲，马生其同志准备。　　
（向辉宇同志在会上揭发了朱声达对抗中央领导同志的罪行。向发言结束时，总指挥代表带头高呼：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接着大联筹马生其同志系统地揭发了大联筹地下黑司令部的罪行。马发言时，总指挥部代表不断高呼：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坚决支持马生其同志的革命行动，热烈欢迎马生其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我们并肩战斗！最后，康老又作了重要指示：）　　
现在已经六点半了。马生其同志最后一句话，很值得大家深思，是保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呢？还是保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这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方向问题。各个群众组织都应该从这个原则出发考虑问题，也以这个原则来自己检查自己。　　
现在，有一件事要澄清一下。谢光明同志在场不在场？（筹：不在）为什么没来？（筹：吃过午饭就出去了）应该晓得开会嘛！到那里去了（筹：上街上）我想同谢光明同志核实一种情况，他是不是筹备处的代表？（筹：是）他是那个单位的。（筹：吴忠中学学生）我想问一下，他在北京是否写信到吴忠去？这件事，是不是确实的？因为有人把他写的信交给了62师在吴忠支左的部队、这是个青年同志，中学生，当然啦，青年人嘛，犯错误可以原谅。但是，他的信中有一条，说北京三军，陆、海、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在李天佑的率领下已前去宁夏吴忠等地重新调查宁夏的问题。我不晓得，谢光明是不是认识李天佑，是不是写过信，但在吴忠确实发现过这封信。李天佑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说他率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到了吴忠等地调查，那就是说中央不相信62师。同志们，我不晓得你们认识不认识李天佑同志？（众：不认识。这时李天佑同志站起来，康老向大家介绍）这就是李天佑同志（大家热烈鼓掌）。　　
（李天佑同志插话：同志们，谢光明如果在北京写了这样的信，那完全是捏造，是谣言。我根本没有到过宁夏自治区，更没有到吴忠去过。刚才康老对我讲了这个情况，我听了很惊！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说老实话，应该忠诚于党，忠诚于毛主席，忠诚于中央文革，忠诚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捏造是非，造谣诬蔑，玩弄手法，这不是真正的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希望同志们，战友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忠诚坦率，不要搞手法，不要造谣）。　　
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为了核实一下，另外我坦率的告诉筹备处代表，会议一开始，我就向你们说过，作为一个代表的任务，一方面是忠实的坦白的向中央、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都可以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好好掌握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这是你们的两大任务，能不能作一个到中央来开会的代表，就看他能不能执行这两条。开始我曾征求过指挥部方面的意见，是否要筹备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有的同志不同意，我向他们解释，来北京开会可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叫他们来开会不能证明这个组织什么性质。各派都来，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中央文革的方针。叫筹备处来，目的叫筹备处的同志了解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方针，也就是教育他们，使他们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不是为了让他们取得一个资格回到宁夏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到中央来开会的代表。这一点，筹备处的代表，要警惕，必须坚决执行上述两条任务。现在，我提出两条希望，征求你们的意见，总指挥部、三司、总司、筹备处，共同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你们到中央来，也包括朱声达等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九月二十六日接见，国庆节让他们到天安门参加观礼，其目的是要教育这些同志，争取这些同志，促使这些同志积极地去了解主席的思想，了解中央的方针，犯了错误，可以改正错误。不是叫他们上了天安门，就证明他们是对的，就已经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同志们，应该懂得中央的这个方针政策。但有个别人利用中央这个政策，回去制造谣言反对中央，比如说：“朱声达、何其仁、江波犯了错误，毛主席还接见了他们，可见他们是对的！”让朱声达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就证明他那是对的了？筹备处的代表也参加观礼了，到了观礼台上就证明筹备处保朱声达也是对的了？这就把中央召集宁夏同志开会。解决宁夏问题的方针，理解错了。这不是同中央一起把宁夏文化大革命搞好，更好地解决宁夏问题，而是制造纠纷，不惜制造各种谣言反对中央。现在，在宁夏反对中央的各种谣言都是有的。这一点，应引起在座所有在北京的代表和到会人员都注意，绝不能利用给你们在北京的这种地位，回过头去反中央。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那他就回去反就是了，何必在这里装模作样地开会呢！这种造谣还有很多，很多。最近筹备处代表还提出十大问题，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到要问你们，这到底是干什么？是拥护中央，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呢？底下的群众不晓得，可以原谅，那么代表在中央开会，应该晓得吧？！如果利用代表在北京开会的资格制造谣言，反对中央，还有什么资格作代表呢？！因此，筹备处代表以及指挥部、宁三司、宁总司的代表，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同你们商量，看你们赞成不赞成。　　
第一个问题，所有在北京的代表和参加会议的人员绝对不准利用在北京开会的地位，利用代表的资格，向宁夏制造谣言，反对中央，这个你们赞成不赞成？　　
（众：赞成！热烈鼓掌，总指挥代表带头高呼：坚决执行康老指示！）　　
第二个问题，你们如果得到消息，在宁夏不管是银川，还是那一个县，如果有人散布谣言，筹备处或者其他方面散布谣言，你们代表团有义务有责任写回文件，写回声明反驳这种谣言。你们赞成不赞成？　　
（众：赞成！热烈鼓掌。总指挥部代表再次高呼：坚决执行康老两点指示！）　　
大家都赞成，很好。一时受蒙蔽。有个别人听信了谣言，犯了错误，只要觉悟了，改正了就还可以当代表，不要撤销代表资格。比如：谢光明同志自己可以检讨，也不要撤销代表，他才十七岁，是个青年嘛！你们应当原谅他。同志们，在这方面，主要是说服教育。重要的问题是不要被谣言领导自己，而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不要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自己，而是要用毛主席革命路线观察一切问题。　　
昨天，稽振华同志讲了，说他没有到过北京，也没有到过人民大会堂，有这个感触就很好，但不要错误的利用现在的这种环境和情况，再去混淆是非，蒙蔽群众。今天，李天佑同志正在开会，我打电话叫他来，让你们看看，澄清这个问题。怎么能造那样谣言！同志们，千万不要利用中央耐心教育的政策来对抗中央。我要向你们讲，国庆节前好多代表团发生了争论，河南同志，不是代表，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何运洪，李寿涛也去天安门观礼，武汉也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陈再道、钟汉华等12人去天安门观礼，说服也不行。这种心情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完全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不让他们去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说服了那些同志，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政策，如果不让去，就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最后还是勉强说服了，革命群众的态度是好的，一下子容易理解主席思想。但另一方面，绝不要去了就作相反的解释，来掩盖包庇他们的错误。这一点你们的代表应该注意，在宁夏谣言是很多的，是长期存在的，用这种东西对待群众那是犯罪的，是蒙蔽和欺骗群众，不是革命的行动，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动。这个问题要很好注意。　　
现在已经七点了，还有很多同志要讲，我想，讲话要扼要一点。有的同志讲话反映了实际情况，当然有些事实可能有个别出入，但要看总的方面。刚才马生其同志的发言，以及朵恩华同志的发言，总的方面是好的，犯了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朱声达反动路线划清界线。这就是主席讲的斗私。只有斗私，才能更好的批修。不能私字当头，派性当头，从私字出发，从派性出发，就会蒙蔽自己。　　
今晚会议，暂时拟定十二点再开，也许今晚开不成了，你们在家里等通知，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许短，也许长。有的同志还要讲话，希望同志们筹备一下，讲得扼要一些，把主要问题讲了就行了。今天只讲了两个人，照这样讲一个月也讲不完。好啦！同志们吃饭吧。（总指挥部代表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康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生第五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至七时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陪同接见的有：李天焕、曹轶欧、康健民同志。〗　　
现在继续开会吧，昨天晚上我那个会开到下三点，原来约定的会不能开了。现在请商金仓同志发言，马子明准备。　　
（商金仓同志就朱声达如何把黑手伸进大联合筹备处的问题做了揭发。）　　
马子明同志发言，军区张艺同志准备。马子明同志到前面来讲好吧？　　
（马子明同志揭发了朱声达及其控制下的大联合筹备处参谋团的罪行。）　　
当马子明揭发到张号从贺兰山下来传达了参谋团的停止生产、布置武斗的指示时，康老插话问：“停止生产是张号传达的？所谓停止生产是指工厂还是农村？”　　
马子明发言结束后，康老说：军区张艺同志发言，张元树同志准备。　　
（张艺同志系统地揭露了朱声达与反革命修正分子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保护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当张艺同志讲到朱声达迫害马思义同志及六零年两大案件时，康老说：马思义是“八·一三”被杀的，这件事筹备处的代表要做深刻的检讨，你们受了蒙蔽，犯了错误，犯了很大的错误。关于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坏人坏事，是这次接触宁夏问题时我才晓得这样的内幕。六○年上半年，当时我们离开北京，搞“毛选”四卷的出版工作，不晓得这一回事，只听说刘格平同志犯了错误，双反是这一次才听到的。刘格平同志是47年和我们在山东搞土改时才认识的，这是一个好同志。好同志不是说没有个别的缺点。但这个同志对党是忠实的，这一点很清楚。那时他对反革命分子饶漱石是不满意的。他为党几次坐牢是坚定的，对吕毅和区党委的金晓村是反对的。后来听说他这个同志在宁夏犯了错误，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这次才晓得是这样一个大惨案。这次文化大革命应该彻底地、实事求是地为这个惨案平反。丁毅民那时是一个青年同志，同我们一道工作过，以后怎样，不知道。在鲁南的时候是不错的。　　
（曹轶欧同志插话：那时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嘛！）　　
即使有错误，也不能那样对待，开除党籍，至今没有恢复，也许在宁夏犯了错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开除党籍，还坐牢七、八年，不恢复党籍，这实在是党内不平常的事。中央当时可能是彭真处理这一案件的。这样一个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给他们平反。不但不平反，相反还把马思义同志杀掉了，这实在是痛心！筹备处受蒙蔽的群众，应该很好的认识这个问题，朱声达有错误，这次要好好的反省反省。他在他的检讨中讲了一下，还要深刻的检讨。两百万人口的地方出现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很反常的一件事。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到底是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还是跟着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朱声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从马思义被杀害这一事中，从它的前因后果来看，是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我今天问一下，象丁毅民这样的同志，不管他错误怎么样，你们看应该不应该恢复党籍？（答：应该！）恢复了党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澄清嘛！　　
我补充一句，这个问题还是同走资派李维汉等人有关系，就是说同过去的统战部长李维汉有关系，他过去主持民委，这个人是一个坏人，有些问题和他有关系，因为汪锋、杨静仁是李维汉的帮凶。　　
张艺同志发言结束后，康老说：“下面由三司的张元树同志发言。”　　
当张元树同志谈到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五卅事件”、对抗中央222号文件时，康老说：“这个地方我插一句，宁夏的代表、宁夏的同志不要受欺骗，不要以为王力、关锋犯错误就怎么样，实际上他们的错误是我们中央文革自己揭露的。他们反对周总理。反对我们，你们并不清楚。现在各地方的老保乘机想翻案，老保想翻天，想反中央，反中央文革，认为中央的电报、指示是王力、关锋搞的。他们把中央看成是资产阶级的集团，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成资产阶级司令部，好象中央文件是王力、关锋两个人就能搞出来的。同志们千万不要上这个当。在宁夏，这种宣传蒙蔽群众，混淆是非，为坏人翻案，利用王力、关锋犯错误制造借口，散布谣言，同志们千万不要相信。你们要告诉宁夏的同志，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这是一个忠告。我如果不讲就是没有尽到责任，至于听不听，那在你们了。我有责任，因为我是受了中央的委托、中央文革的委托来参加你们的会议的。　　
诬蔑了毛主席的著作，中央反对，这怎么能叫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怎么能叫大毒草呢？那么什么才叫符合毛泽东思想呢？遇事要开动脑筋，把“私”字、派性去掉来看朱声达的错误，问题就清楚了。　　
（代表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等口号。）　　
污辱毛主席著作，不反对，就是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么反对了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同志们冷静的想一想，中央为了保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准了222号文件，保卫毛主席著作的文件，这怎么能叫大毒草呢？同志们动脑筋想一想就可以清楚，只要不从派性出发一想就通。青年同志要动脑筋想，把保卫毛主席著作的文件说成是大毒草，那反面就是不要保卫毛主席。　　
当揭发有人造谣说谢副总理说，宁夏和新疆问题很复杂，中央不急于表态时，康老插话说：“这是造谣！谢副总理从来没有这样讲，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把谢副总理马上找到这里当面对证。谣言很多，不要听信。”　　
张元树同志发言结束后，康老说：“张德贵同志发言，王希年同志准备。”　　
当张德贵同志揭发朱声达造谣“2·11”声明是经过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批准了的时候，康老严肃地指出：“这恐怕是朱声达做的很错误的一件事，我们也是不通的，既然支持了，为什么又突然退出，还发表了告什么书？兰州军区也不赞成，朱声达为了欺骗、蒙蔽群众，还说中央、兰州军区同意的，这实在是不对！毛主席讲过，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用蒙蔽的手段对付群众，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当谈到何其仁策划让筹备处派一个女同志扮做单玉虎的老婆时，康老笑了，插话说：“到底假扮夫妻是什么人出的主意？这样事情在杭州也出现过，假扮夫妻，在那里哭，问了半天，那个小姑娘还没有结婚呢！”　　
当谈到朱声达策划筹备处派十一人上高级党校去揪张文林，目的在于打击总指挥部时，康老点了点头，说：“这里我插一句，我根本不认识张文林。张文林虽然在党校，我也不认识，也没有看到什么材料。李广文要打倒我，张文林和李广文比较接近，张文林可能受他的蒙蔽。你们不是怀疑有什么黑线吗？说什么人通过张文林转给我材料，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直到这次我参加批判李广文那次会上，我才认识张文林。”　　
当谈到吴忠人武部、筹备处派大批农民阻挡8048部队到吴忠执行支左任务时，康老说：“这一点我插一句话，兰州军区向中央报告，说吴忠可能发生武斗，派六团到吴忠去劝止武斗，兰州军区请示了中央，请示了军委，是中央军委同意了的。应当用解放军去劝说，但是结果这个部队被挡住了。从这个问题起，就有一部分人总是反对62师，直到现在，个别地方、个别人，还喊什么“打倒冼恒汉”、“62师从宁夏滚出去”，这种宣传完全是反动的宣传，是违反毛主席对宁夏文化大革命的关怀的。　　
（众高呼：“毛主席万岁”、“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等口号）　　
开始得到消息，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农民的问题，农民是不会阻挡人民解放军执行任务的，一定是人武部搞的。阻挡野战军执行任务，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这一点宁夏军区的同志要特别注意，不要不当一回事。特别严重的是，还带着机关枪阻止解放军执行任务这是严重错误的，这不能说是什么革命行动。”　　
发言结束后，康老作了重要指示，他说：　　
王希年同志下次讲吧，我晚上八点还有会。有的人利用青铜峡事件来制造谣言，反对六十二师，是错误的。所以我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央解决各地方问题的方针，这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解决各地问题首先解决各军区的问题。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宁夏同志必须了解，让军区同志来是根据主席指示。同志们可以看见，那天晚上陕西军区的同志来了，但陕西的群众组织代表还没有来，先要把军区的问题解决。为什么先把军区、朱声达的反动路线谈清楚？这就是主席的指示，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昨天、今天的会议的反映来看，筹备处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朱声达、江波、何其仁在那里操纵以及他们参谋班子杨一木、马信他们在那里蒙蔽、操纵。这证明了毛主席的指示是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从这次会议可以看到，受蒙蔽的群众一旦接触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会很快觉悟过来的，我们应当欢迎这些同志。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所谓有功，就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今天到此为止，下次什么时候再开会，再通知好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康生第六次接见宁夏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至九时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陪同接见的有：李天焕、曹轶欧、冼恒汉、康健民同志。康老手挥毛主席语录，健步走进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现在继续开会。全国的形势大好，很多地方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咱们宁夏的文化大革命迟了一步，现在希望同志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赶快赶上去。因此，让同志们连续开会。我看正如毛主席讲的，哪个地方乱，哪个地方矛盾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哪个地方矛盾就接近解决。哪个地方乱，哪个地方问题就会解决得更好，工作就会前进得更好。你们隔壁的内蒙古就是这样，内蒙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因此，咱们的工作要赶上去才行。现在开会，按照报名，陈万福同志发言。　　
筹备处代表陈万福谈了朱声达蒙蔽群众以及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策划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一些情况。　　
当谈到筹备处，准备把铁路桥梁炸毁，让中央听到响声，知道他们是造反派时，康老笑了，问：“桥炸了吗？”　　
当谈到他们策划青铜峡事件时，康健民同志问：“你们先打那里，后打那里，是怎么研究的？”　　
当谈到用炮打总指挥部的驻地时，康老问：“是用什么炮打的？”回答是：“八二六零炮”。李天焕同志插话：“是两种炮吧！八二是一种，六零是一种。”康老还问：“炮是在那儿搞的？”　　
当谈到李剑白说：“你在前面指挥，我当后台”时，康老说：“是啊！工人同志是受蒙蔽的。”　　
当谈到朱声达派解放军到各单位宣传反对一·二七夺权，由于他出于对解放军的热爱，而跟着朱声达走上邪道，康老连连点头，康健民同志说：“朱声达就是利用这一点。”康老严肃指出：“朱声达是利用解放军的威信，对工人、农民、学生进行蒙蔽。”接着又说：“你犯了错误，自己愿意改正错误，这个态度是好的。有些同志，认为朱声达是解放军的司令员，朱声达也就利用群众相信解放军，利用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来诱导群众走到邪路上去，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当谈到群众受蒙蔽，罪在朱声达时，康老说：“对，群众是受蒙蔽的。”接着说：“群众是没有罪的，是受蒙蔽的。这一次张怀礼同志回去，我们告诉张怀礼同志，要把一些犯错误的领导和群众分开，当然，造反派一时有些过激情绪，应该做说服教育工作。”康健民同志说：“我们已给62师打了电话，正在做这个工作。”康老说：“王希年同志发言，王锦同志准备。”　　
王希年同志揭发了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吴忠八·一三事件和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罪行。　　
当讲到朱声达手段阴险，制造上述事件时不是开会布置，而是在下面密谋策划，康老点了点头。当讲到筹备处派到各地的高参都用代号不用真名，心中有鬼时，康老连连点头说：“是啊！”并问了胡秉坤、宋长胜的情况。接着康老让王锦同志发言，并说：“他有个青铜峡事件的示意图，给大家看一看。”　　
会场挂出了大幅《青铜峡反革命事件示意图》，62师后勤部付部长王锦同志借助示意图详细地揭露了青铜峡反革命叛乱的问题。　　
王锦同志发言后，康老说：“请兰州军区冼政委讲几句话。”　　
冼恒汉同志说：“康老让我讲一讲青铜峡事件的情况。处理青铜峡事件是兰州军区党委得到了中央指示后。告诉62师采取自卫反击这个行动的。不是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胡乱反击的。这个问题是兰州军区很重视的。25号筹备处开始调动兵力，27号青铜峡的造反派和解放军处境相当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件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青铜峡造反派被消灭，一个是部队被搞垮，后果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子下去，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利用吴忠、青铜峡的胜利。北上攻打银川，或者是控制银南，在宁夏南部地区和西、海、固地区，挑动民族纠纷，煽动叛乱那就死的人更多了，青铜峡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叛乱，这不是一般的武斗，这不是小将们和群众的过错。是杨、马、朱和走资派蓄意策划的。你们小将们并不清楚，甚至你们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击了要死一些人。但是不反击死的人就更多。甚至青铜峡大坝也可能会被他们炸掉，我们已建设了几年，这样后果就更严重。因此，把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提出了我们的建议，28日早晨5点钟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康老插话：“解放军忍耐到8月28号五点钟，中央才同意批准了62师和兰州军区的建议，同志们不要听信谣言。”）我就是讲这一个事，我就讲到这里。”　　
康老接着作指示说：　　
“这一点，通过陈万福同志，特别是王希年同志的讲话就更清楚了。他们到过青铜峡，或部分或整个地指挥青铜峡事件，从同志们的揭发看，青铜峡事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长期有计划的继八·八事件和八·一三事件之后的反动行动。如果那时候解放军站在旁边不制止这个事件，青铜峡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正象冼恒汉同志所讲的，这个事件甚至要影响到甘肃。这个问题兰州军区考虑了很久，向中央建议，中央研究了很久，直到8月28号早晨5点钟中央才批准的。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现在有些人对62师、兰州军区和中央进行造谣诬蔑。有种种谣言，种种反动宣传，这一点同志们不要再受蒙蔽了。筹备处自己的人也讲，他们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是上了杨、马、朱、杨（一木）、马（信）的反动路线的当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制止这种事件，才使宁夏的局势出现了大好形势，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假如解放军不采取这个行动，那死的人就会更多，双方死了一些人，这是不幸的，应该由杨、马及朱声达的反动路线负责，广大群众是无罪的，甚至筹备处一些头头也是受蒙蔽的。从王希年、陈万福的发言也可以看出，宁夏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特点，和各地不同，因为筹备处的行动完全是从军区朱声达等人以及杨一木、马信等人直接操纵的，而且是在每个方面都派上人去指挥的。象陈万福同志讲的，直接操纵他，做他的后台的李剑白，李是什么人？（答：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噢，是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还有个叫宋长胜的，（王希年答：是宁夏军区转业的干部）噢！宋长胜也是军区刚转业的干部。李剑白讲他是后台，可是他本身还不是筹备处的人。可见在宁夏筹备处里边，许多地方，无论是工人、学生、农民，不仅走资派直接指挥，甚至还派他们的干部直接操纵。你们可以问一下，这种情况其他地方是少有的，当然也有，但不是象这样明目张胆地搞的。同志们要提高阶级警惕，要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当然，中央的方针是让同志们有意见就讲，不符合事实的你们可以讲，但是走资派甚至筹备处代表团副团长就是青铜峡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做群众组织的代表，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听了很惊讶，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杨一木、马信那一套。广大群众本来是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要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被走资派操纵引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去了。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也有个好处，受蒙蔽的群众，有些是筹备处服务小组（即核心小组）的同志，如马生其，朵恩华，朵恩华搞的是机要通讯，有的是直接指挥青铜峡事件的，如马子明、陈万福、王希年，他们揭发了问题。我们很欢迎。犯了错误，承认错误，彻底改正错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种情况好得很，中央肯定这种精神。这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的，也就是说，他们拿具体行动来执行、运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接着康老让陶泊发言。　　
陶泊表示要向中央低头认罪，交待问题，并谈了朱声达和筹备处地下黑司令部的某些活动。　　
当谈到朱声达对抗117号文件，（指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时，康老指出：“那个文件上规定，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保守组织或反革命组织，都要经过中央批准的。那个文件上是这样讲的啊！”　　
当谈到朱声达说周总理派人来宁夏秘密调查石嘴山的武斗时，康老说：完全是造谣！现在你们群众中，造谣简直成了重要的资本了。　　
当谈到筹备处参谋团扩大会议几条决定中，第一条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康老说：“（你们搞参谋团），就把头一条否定了。头一条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但是你们又组织一个参谋班子，抗拒群众运动，这是宁夏很独特的东西，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搞什么参谋班子！你们说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我看活学活用的，是反毛泽东思想，应该把头一条改一下，叫活学活用刘、邓路线。　　
当谈到何其仁上贺兰山和筹备处各处参谋团策划阴谋时，康老说：“是不是真上山了？你看见了？不是说没上山吗？何其仁你去了吗？”（何其仁站起来吱吱唔唔地说：“去了两次。”）　　
当谈到何其仁传达说毛主席有个最新指示是“开快车，要翻车，要勤打招呼”时，康老说：“我第一次听到，什么时候有这个讲话？你们把这个东西拿来我看看。文化大革命中假造的东西可多了。”　　
当谈到毛主席对武汉问题的三条指示时，康老说：“那倒是真的啊！那个问题同志们必须从两个方面理解。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坚决承认错误，第二个条件是坚决改正错误，第三个是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如果做到了这三条，陈再道同志可以回到革命行列中来，这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已不在革命行列里面，所以才提出做到了这三条才可以重新回到革命行列中来。一方面劝他们回到革命行列里来，另一方面说明他已不在革命行列里，应该这样理解。”　　
当谈到毛主席对兰州军区支左问题的指示时，康老说：“这个问题我同同志们讲一下，主席说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主席是讲过的，因为当时还有反对兰州军区，反对张达志和冼恒汉同志的，主席才讲了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你刚才讲的，是中央文革根据主席所讲的，说兰州军区对青海赵永夫的问题的处理，对甘肃詹大南的问题的处理，对宁夏朱声达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没有什么文件。在处理甘肃问题时，文件上有过。”　　
当陶发言说康老专门接见杨一木等人时，康健民同志说：“康老让他们来反映情况，康老没有怎么讲。”　　
陶发言后，康老接着指出：“你的讲话，当然同志们有意见，这就证明了一个问题，你们参谋班子的确是控制筹备处的参谋部。什么是参谋部？参谋部就是司令部。部队上的司、政、后、司就是司令部。我可以跟同志们讲，在有些国家，有些外国文参谋部和司令部是一个词。不管你写过什么东西，开了什么会议，但是从你的讲话可以证明王有生同志讲的，的确有一个地下司令部。对杨一木他们来，我们并不知道，同朵恩华同志谈时，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下黑司令部，以杨一木、马信他们为首。我们便千方百计的去寻找。你们过去是区党委的负责同志，来到北京可以向中央反映情况，可是你们一来对我们是秘密的，有话可以讲嘛，但是这时我们大体上已经知道你们在干些什么。康健民同志晓得了，那一次我找他们是听他们的意见的，是要求他们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的。可是实际上他们隐蔽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不愿向中央交待，不要说交待问题，就是连反映情况也不愿意。同时我觉得当时杨一木、马信采取了一种很不好的手法，当然不是类比了，但是我们觉得他们和青海赵永夫同志的手法，陈养山也犯了错误，他们让陈养山讲。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这种手法很不老实，不应该这样子。在中央面前这对他们是个考验。当时他们讲到要写材料，过了国庆，还不写，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写。大家想一想，这怎么象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呢？当时使我们看到，他们不愿意做检查。”　　
总指挥部代表对陶泊发言态度的不老实，提出了批评，康老说：“我不是讲过嘛！在这个会上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样的意见，那样的看法都可以讲。我们的会有民主，我再三的讲过赞成这一派，不赞成这一派，赞成这样的意见，不赞成这样的意见，都可以讲嘛！中央召集各派来，都是听各派意见的，在这里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是绝不允许撒谎、造谣，来蒙蔽、欺骗群众。现在宁夏有些地方有人制造谣言。刚才还讲，我接见了杨一木，还为他们澄清了许多问题。这是在中央面前撒谎！这就是要继续蒙蔽群众，维持自己的黑司令部。我看这个黑司令部还或明或暗地发号施令，你们特别要警惕这个东西。在中央面前千万要老实，要忠诚，一个党员对党、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定要忠诚老实，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条件。有的还是老共产党员，还担任一定的工作，应该忠诚老实，绝不能采取撒谎的态度。至于有的人讲的不对，可以反驳，摆事实，讲道理，完全可以允许。陶泊要求发言，我们允许他们讲话，至于讲的怎么样，你们可以判断。”　　
康老又说：“不管怎么样，（陶泊）不是真正的检查，总的还有为你们的司令部辩护的意思。应该从高的，从灵魂方面，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态度方面检查，而不是讲一些琐碎事实，这是不行的。”　　
当总指挥部代表要求把地下黑司令部干将姚持找回来交待问题，筹备处代表要求62师公布向中央反映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报告时，康老说：“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是受蒙蔽的，这要由杨、马和朱声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负主要责任。青铜峡事件已不是一个群众简单的武斗问题，而是一个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有一个同志提到姚诗，同志们犯什么错误，可以向中央交待清楚，是就是，非就非，不要藏起来。刚才这个同志提的意见是合理的，应该由杨一木同马信你们负责把姚持找回来，向中央讲清楚。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个问题，我们责成杨一木、马信把姚持找回来，挽救他，使他受到教育，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你们也许会讲，你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你们总有办法找他回来，不要秘密的，不要采取那个办法。在中央又不会打他，不会揪他，可以保证他的安全。杨一木你看怎么样？（杨一木答：来了，已打招呼了。）有什么错误可以交待清楚，下次会可以让他来。总之，中央的方针，毛主席的方针，干部犯了错误，能帮助的，就帮助他们改正，挽救他们，从错误路线上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对革命有好处。河南的造反派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挽救一个同志就对革命事业增加了一分力量。这个话是对的。　　
时间不早了，今天会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康老。）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听取康健民汇报宁夏问题时的讲话
（汇报到大联合问题时）　　
康老说：要跟群众讲清楚，不是甘春雷的问题，这个问题其他省也有，比方广西。不要把一个干部做为联合不联合的条件，群众组织要从这个框框解放出来，不要认为结合这个人不结合那个人，就阻碍实际斗争。当前是群众组织自己联合，联合都没有实现，怎么能谈到三结合呢？！有分歧的先把他摆一下，先检查，大家讨论看一看。宁夏的特点，也是宁夏问题的复杂，干部插手各派，宗派情绪发展。杨一木可称为举止不一的参谋班子，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为什么还需要那些保姆呢？好的不好的是群众改造他们，不要叫他们左右群众。　　
人武部要分析，要一分为二，不会所有的人武部都坏，好的、比较好的要使用。犯一般错误主要责任在军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个别不好的调动工作或者学习，主要不要使人武部全瘫痪，现在县里领导机构，有些已垮了，主要还靠人武部做工作。　　
联合要有个过程，不能急躁，支左部队要经常工作，总的方面××师支左工作有很大成绩，军区干部大多多数是好的，不要搞得灰溜溜的。　　
康老几点指示：　　
一、要深入研究毛主席著作和林付主席的指示。部队去宣传毛泽东思想，领导支左。部队自己，尤其是干部要很好学习。我们文革小组包括周总理在内，实行天天读，每天下午六点到八点。××师和军区要好好掌握，那个地方野战军真正把毛著学好，才能做好支左工作。因为解放军是争取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支柱。宣传毛泽东思想，支左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当前主要学习毛主席三个地区的指示，在全军中进行教育。　　
二、军队要好好把林付主席“八·九”指示研究一下。对待干部问题，帮助干部，特别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因此，××师要团结军区、人武部、独立师广大干部和战士，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不要歧视他们，对朱声达错误要批判，但不要把整个军区、人武部、独立师都认为有错误，把军区领导与群众，主要干部与一般干部分开。因此，要好好学习“八·九”指示。　　
三、对群众组织政策要掌握稳。对筹备处也要分开坚持错误和改正错误的，不能压，主席指示已经讲了，要争取教育分化他们。主要问题看到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还有第二个杨、马，主要责任在他们。　　
四、不断教育群众团体和群众组织，掌握政策。当前部队应去促进大联合。有的以人多以势压人，有的唯我独左，叫他们好好看看毛主席的指示，要各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没有这一条不行。要真正以斗私批修为纲，天天把主席的东西看一看。……有的违背主席指示，要耐心地进行政策教育。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巩固起来，倒旗联合。你们情况不错，开始别要求那么高，一步一步来。不愿倒旗也可以。联合小组这个形式很好。有些问题摆一下也好。要作自我批评，要联合。抓毛著学习和学习班。有这个基础联合小组可以扩大一点，好像一个协商会议。不赞成的问题摆一下。干部也是一样，大家赞成的就三结合，不赞成的就摆。不要你打我保，你保我打。群众不要有这个思想，一个干部不好，这个组织就垮了。不要受人挑拨。甘春雷即使结合错了，群众组织还是革命组织。以群众为主嘛。群众从这里解放出来。需要增加信心，自己独立思考。你是主体嘛。宁夏这个问题比较深，离了干部不行。　　
还有工人工作比较落实一些。各地都是工人落实好，工人总是比较先进的。哪个地方工人领导学生就好，哪个地方学生领导工人就差，就出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康生对宁夏军区的指示
（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张怀礼同志传达）　　
一、筹备处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不是搞重庆谈判，是受教育。　　
二、加强宣传，报纸、电台、宣传车，对中央首长关于宁夏问题的谈话、兰州军区公告，要反复宣传，把有线广播搞起来（特别是电台有线广播）。　　
三、不要抓头头，抓来要放。　　
四、适当的分发武器，要武装造反派，如果他们对银川进行反扑，坚决自卫。　　
五、筹备处破坏铁路，康老很生气，把朱声达叫去训一顿。这是反革命事件。　　
六、第三势力对自己参加谈判的代表数量少，他们很有意见，中央说可以考虑。　　
七、继续用飞机散发传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兰州军区党委：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密关怀和领导下，自八月十六日起，在北京召开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我们参加了这次会议。四个月来。我们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月九日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月五日重要讲话，面聆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多次教导，与会同志和革命造反派对我们进行了严肃恳切的批评帮助，使我们受到最生动、最深刻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育，认识到我们错误的严重性，明确了革命斗争大方向。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以及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接见在京学习的军队干部时，我们也受到了两次接见。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促使我们下决心更快地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一）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司令员朱声达同志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抗拒中央指示，拒绝军区一些同志的正确意见，残酷打击、镇压革命造反派，使我们走上了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歧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给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以朱声达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　　
一、追随和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仍然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我们在朱声达同志的错误领导下，违反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认敌为友，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朱声达同志自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一九六○年，朱积极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的罪刑活动，充当了迫害大批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的帮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马为了保自己，勾结朱声达同志，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扼杀革命。在革命群众起来造杨、马的反的时候，朱却在军内外大肆吹捧杨是“红司令”、“好书记”，欺骗蒙蔽群众。朱还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措施，压制革命群众造杨、马的反。今年二月，军区发表声明，撤销对“一·二七”夺权的支持，朱声达同志还散布说：“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三月又压制广大革命群众揭露汪、杨、马等在一九六○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并且颠倒黑白，把群众这一革命行动说成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由于朱声达同志长期以来和杨、马互相勾结，同流合污，而党委常委其他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同杨、马划清界限，对朱声达同志的错误没有进行抵制，以致使我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指示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要保护左派”。而朱声达等同志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迫于形势，表示了支持，但是，由于朱声达等同志的立场没有转变，玩弄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夸大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把这次夺权定为“假夺权”、“右派篡权”、“资本主义复辟”。二月十一日，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接着又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不报告上级批准，擅自军管了革命造反派已夺权的《宁夏日报》社和区公安厅等单位。朱声达、江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等同志公然把革命群众当敌人，制定了对付革命群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作战方案》，提出了“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印发了大量诬蔑、诽谤革命造反派的传单；组织武装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擅自取缔了几个革命群众组织；无理查封革命群众揭露杨、马走资派的展品，等等。总之，就是要把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上完全搞臭，从组织上彻底打垮”。　　
朱声达等同志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群众斗群众，并且组织原区党委杨一木、马信等人，充当“筹备处”的参谋班子，进行操纵。在他们的欺骗、蒙蔽下，“筹备处”部分群众，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不断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当吴忠县人武部个别同志挑动大批农民进城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六·一八”武斗事件发生后，朱声达同志大加赞扬，说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要他们“总结经验”。当石嘴山市发生了“六·一九”武斗事件后，朱声达等同志竟以党委名义要求兰州军区派一个团进驻该市，妄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未批准）。由于朱声达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以及军区党委个别同志的煽动和暗示，有的人武部的某些同志便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的形式发给了“筹备处”，个别县人武部的领导人甚至参与了谋划和指挥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活动。少数坏头头利用这种情况，策动受蒙蔽的群众，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接着又有计划、有组织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中央派往宁夏支左部队，制造了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事件。　　
在军内朱声达同志也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有些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时，朱声达等同志用种种借口进行压制，以致挑动群众，围斗、殴打一些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同志，在军区内部一度造成了白色恐怖的气氛。　　
三、顽固坚持错误，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　　
朱声达同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宁夏新华分社被抢事件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处理《宁夏日报》印刷厂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发生严重政治错误的指示中，都严肃地批评了我们。而我们既不认真检查又不严肃处理，朱声达等同志甚至公然表示抗拒。对于在军内外出现的诬蔑中央这一指示的流言蜚语，我们采取了听之任之的错误态度。　　
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曾多次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纠正我们错误的指示。朱声达等同志竟采取封锁、篡改、歪曲等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内外部分人员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朱声达竟狂妄地说：“这是不信任我们，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公然进行反抗。　　
上述事实说明，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朱声达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军区广大指战员和专职武装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责任主要应由我们承担。那些受蒙蔽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他们站错了队，也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二）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最主要的原因是：　　
一、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立场问题。朱声达同志在和平环境中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在与原区党委内走资派杨静仁、马玉槐长期共事中，一味追随，互相利用，以致立场、思想、感情逐渐同他们结合。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充当了杨、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帮凶；杨、马垮台后，又取而代之，顽固坚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在生活上也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常委其他成员中有的革命意志衰退，有的个人主义严重，缺乏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因此，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杨、马走资派，认识不清，恨不起来；对朱声达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进行有力的抵制；对革命造反派不看本质、主流，只看现象，支流，甚至对他们革命行动看不惯，想不通，抵触大，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 这样，我们就站在无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来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把自己置于革命群众的对立面，颠倒了敌我，混淆了是非，迷失了大方向，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　　
二、党委集体领导制度没有形成，革命性、战斗性不强。党委长期以来，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好自身革命化抓得不紧。加之中黑《修养》的毒深，彭、罗、贺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影响未彻底肃清。朱声达同志崇拜贺龙，受贺的坏思想作风的影响，军阀主义作风重，独断专行，强调个人权威，把自己凌驾于党委集体领导之上，搞“一言堂”，压制民主，对不同的意见打击报复，严重损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委成员中有的政治上漫不经心，原则性很差。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调和折中，放弃了原则斗争。我们在两条路线问题上虽有些斗争，但很不得力。这样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结果是腐朽庸俗作风发生，……在政治上腐化起来”。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三、没有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没有在我们头脑里扎下根。　　
林副主席教导我们：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是，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尤其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很差，很不理解，却自以为是，以感情代政策，甚至曲解中央指示。同时，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缺乏把自己当成革命的一分力量，又把自己当成革命对象的自觉性，不敢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破私立公，彻底改造世界观。因此，在我们头脑里，毛泽东思想没有扎下根，私字作怪，怕字当头，怕犯错误，怕斗争，怕丢官。这是我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辜负了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全区广大革命群众的信赖和期望。我们深感万分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不起全区人民。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定地同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对刘、邓及其在军内的代理人彭、罗、贺之流，对西北、宁夏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澜涛、杨静仁、马玉槐深入开展大批判，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并彻底肃清彭、高、习反党集团在宁夏地区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深刻检查我们的错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同头脑里的“私”字打进攻战，脱胎换骨地进行自我改造，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促进思想革命化，振奋革命精神，立功补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军区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鉴于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请求中央给我们严厉处分，并建议改组军区领导。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打倒刘澜涛、杨静仁、马玉槐！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声达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朱声达：宁夏军区司令员〗　　
　 　
我所犯错误的检查　　
朱声达　　
最高指示　　
要斗私，批修。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兰州军区党委：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同宁夏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打击、镇压革命造反派，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破坏了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在中央召开的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期间，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月九日重要指示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特别是我们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接见在京的军队干部时，我也受到了两次接见，给了我极大的教育、鼓舞和鞭策，使我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过极其严重，内心万分惭愧，殊觉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不起全区广大革命群众和军区广大指战员。现在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我的严重罪过，作如下检讨。　　
一、同杨静仁、马玉槐相互勾结，保护一小撮走资派　　
我自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早在一九六零年就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充当了迫害刘格平、王志强、马思义等大批革命干部和很多无辜群众的帮凶，得到了汪锋“司令挂帅，作战有方”的表扬。　　
对马思义同志（原军区副司令员）的迫害，我负有更大的责任。很早我就对他歧视、排挤，企图把他转到地方上去工作。因此，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汪锋提出要斗争马思义，我积极支持，把他的一些缺点错误硬往纲上拉，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马思义同志较早地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我又指使把他的档案公布于社会，挑起了受蒙蔽群众对他的气愤，致使在吴忠“八·一三”事件中惨遭杀害，这是我欠下的血债之一。由于我对杨静仁积极追随，一味崇拜，所以杨利用我的弱点，封官许愿，要我担任书记处书记，妄图实现他控制军队，搞个人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竭力吹捧、保护杨、马一小撮走资派，忠实地执行他们的黑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八月，革命群众炮轰区党委，杨静仁为保他自己，急忙召开黑会，要常委表态。我在会上吹捧杨静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抓阶级斗争好”，“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工农业生产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搞的有成绩”。回军区后，我还向机关干部传播了这些错误论调，并在军内外大讲杨静仁是“红司令”，“好书记”为保杨静仁制造舆论。此后，在兰州军区四干会上，我还极力为杨涂脂抹粉，在西北几个省区部队中造成极坏影响。　　
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执行杨、马的黑指示，抽调了十七名干部参加了地方工作组；杨、马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阴谋，把银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振帮等四人非法逮捕，交军区看管，要我负责审理，我欣然接受，充当了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帮凶；八月，杨为了阻止革命小将串连，要军区以战备名义控制地方运输车辆，我趁部队调动之机，调动了地方汽车三十六辆，破坏了革命串连；为压制革命群众进城造区党委的反，我还专门布置要农建十三师、军马场、区体委等单位搞正面教育，不要开大会，上街游行；九月，区党委机关瘫痪后，杨、马要军区给他反映情况，我通过派便衣、编简报等方式为杨、马提供了一些整革命群众的黑名单、黑材料，并根据杨的指示，安装了一部军区直通杨静仁的保密电话；马玉槐为逃避革命群众斗争，先后两次到军区机关和部队躲藏，我都进行了保护。更严重的是我按照马玉槐的黑指示，召开了驻宁部队战备会议，研究制定了针对革命造反派的所谓“防叛”、“防暴”方案，企图镇压革命群众。与此同时，还将军区机关干部、职工编成战斗分队，发了武器，进行了战备演习。　　
一九六七年二月，军区错误地撤销对“联委会”夺权的支持后，杨静仁当即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以后他又通过“筹备处”向军区转送了反攻倒算的材料，我既未揭批，也未向上报告。三月，广大革命群众和受迫害的干部起来揭露汪、杨、马在一九六○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时，我竟错误地认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进行压制。杨、马早已被革命群众拉下了马，我还在全区工交会议上散布：中央对杨静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我们一概不承认。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等等保杨、马的论调。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后，我不是积极热情地支持左派，而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充当杨、马代理人，继续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于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支持这次夺权斗争，也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玩弄了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一方面迫于形势假意支持，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大煽阴风。在二月九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我把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说成是“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致使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遂于二月十一日以军区名义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联委”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二月十九日又发表了《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在这两个文件中，把斗争矛头直指“联委会”，大肆欺骗煽动群众，狂妄地号召向“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这样，就转移了运动大方向，挑动了群众斗群众，在社会上出现了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反动逆流。为了从根本上扼杀这次夺权，我还决定强行军管了新生的《宁夏日报》社，区、市公安机关和市有线广播等单位。此后，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又制定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作出了针对“联委会”的“对敌斗争作战方案”。接着，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提出了打倒“联委会”、“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制发了大量诬蔑革命造反派的传单，大造反动舆论；擅自把“联委会”下属几个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非法动用专政工具，无理查封了革命造反派筹办的文化大革命展品；以支持与反对“一·二七”夺权的态度为界限，非法剥夺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一·二七”夺权的干部参加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和各种生产会议的权利，并把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这些生产指挥机构和生产会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帮助我改正错误，发表了“三·七”声明。这本来是我认错、改错的机会，但我却更错误地认为这是“联委会”的“大阴谋”，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力。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到处揪斗所谓“一小撮右派头目”、大搞“请罪”的白色恐怖局面。　　
我不仅对“联委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进行残酷地打击迫害，而且对同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宁三司”、“宁总司”的革命群众，也采取了分化、排斥和压制的政策。同时，在军内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一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我的错误时，曾数次以“要政出一门”、维护“集中统一”、“对外表态必须按党委统一口径”等等借口和资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进行压制，并当众对副司令员张怀礼等同志的正确行动横加指责，煽动受蒙蔽的指战员对他们进行围攻。在我的错误路线指导和影响下，以至发生了多次围斗，殴打张怀礼、赵志、侯占山等同志的事件，在军内造成了白色恐怖气氛。　　
在我推行的反动路线影响下，在我的操纵、欺骗、煽动下，“筹备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加剧。今年五月以来，陆续发生了挑动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我不仅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积极为“筹备处”出谋划策，对付革命造反派。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我恣意进行歪曲，说：“通令是叫进攻的”。“中央给了我们权，要恢复军威”。因此，当六月十八日吴忠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事件后，我竟给该人武部打电话鼓励他说：“你们搞的不错，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总结一下经验”。六月十九日石嘴山发生武斗后，我错误地认为是“反革命叛乱”，请示兰州军区调一个团进驻该市，企图镇压革命造反派。以后，“筹备处”停工停产，组织大批群众到军区请愿，我还鼓励煽动他们搞武斗，并要“筹备处”的头头，总结石嘴山、吴忠的经验。七月，“筹备处”一些领导人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时，我要他们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上要适应斗争形势，并要他们按单位集中起来住，在武斗中，互相支援，要经得起风险等等。这实际上是组织“筹备处”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操纵“筹备处”，我还要求杨一木、马信等人，在幕前或幕后为“筹备处”出主意、想办法。　　
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八月初，我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这样，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和青铜峡“八·二八”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是造成这三大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三、反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错误　　
为了纠正军区的错误，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及兰州军区党委多次给予指示，但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公然采取阳奉阴违，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指示。　　
今年五月三十日，“筹备处”下属一组织，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我既未调查处理，又未向中央报告。六月五日中央文革打电话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责成军区严肃处理。但我极力包庇、袒护“筹备处”，迟迟不作处理。七月十三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我不但不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反而以“我们没有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抵制，致使农民进城围斗革命造反派的事件越来越严重。尤为严重的是中央在222号文件中，严肃指出《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纵队”少数人在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攻击革命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我仍执迷不悟，拒绝检查、处理。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社会上一度出现了“222号文件是从黑线上来的”，“用毛泽东思想衡量222号文件”等炮打中央的逆流，我又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央精神曾先后以电话、口头、文件等方式，多次指出我们在支左中的错误。对于这些指示，我都以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队干部战士和大批受蒙蔽群众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直至八月来京开会时，我还指示何其仁准备材料，妄图说服中央，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中央批准62师进驻银川等地，我还狂妄地说“这是不相信我，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更是明目张胆地同中央对抗。　　
四、犯罪的根源　　
我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决不是偶然的，是由我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是有思想、历史和认识根源的。　　
思想根源：我在和平环境中，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一味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逐步的走向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我的立场、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必然自觉地站在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一边，长期地、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反对革命。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私”字。由于私字在我的头脑里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我的一切言行，就必然是以“私”字为转移，私字当头，怕群众，怕革命，特别是怕革自己的命。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我不是挺身而出，主动到群众中检查错误，接受批评，而是东躲西藏，逃避斗争。以致在反动路线上，越陷越深，进而发展到对革命群众恨之入骨“挑动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武装镇压，残酷屠杀。　　
历史根源：我长期以来，在思想上对贺龙不仅崇拜而且十分感恩戴德。自认为在捆改组派时捆了我，并要杀我，是贺龙、关向应救了我的。后来我在长征途中负了伤（当时在红四师十团任连长），过金沙时掉了队，又是贺龙派周长庚（当时是红四师的卫生队长）把我抬走的，因此我对贺龙感恩不尽。在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对贺的重大问题一直进行包庇。一九三二年洪湖突围、作战、行军都是段德昌指挥的，胜利到达了湘、鄂、川、黔苏区，这一段功劳是段德昌同志的，但后来被贺龙窃取了，我一直没有揭发。　　
我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学了贺一套军阀主义作风，一直把这种军阀主义作风带到党内来，一掌遮天，目中无人，大搞一言堂，在党内进行家长式的统治，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破坏了我党的光荣传统。在部队建设上不抓根本，不突出政治，而是搞突出军事，贯彻彭、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同志之间拉拉扯扯，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对党、对组织阳一套、阴一套，玩弄两面手法。总之，在思想上、作风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军阀主义一套，与毛主席的教导格格不入。这是我所犯错误的一条重要原因。　　
认识根源：由于自己斗志衰退，作官当老爷，不肯学习，所以思想远远落后于形势，特别是对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很理解。因而在识别左派时，不是以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标准，而是以保我者为左派，批我者为保守派；看待造反派，不是看本质、看主流、看大方向，而是抓住他们非主流、非本质问题不放，无限上纲；不是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去看问题。结果必然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总之，我所以走向犯罪道路，归根到底是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平时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实际，不活学活用，特别是没有用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结果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了。　　
我的罪恶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我恳请党中央给我以严厉的惩罚。我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行，彻底同贺龙、杨、马等一小撮走资派划清界限，坚决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中，好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彻底改变立场，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戴罪立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　　
1967.12.27； 中发 ［67］ 407号　　
毛泽东：照办。　　
（一）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广大革命群众同杨静仁，周玉槐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他们的权。　　
现在，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宁夏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贯彻执行。　　
（二）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责任。宁夏军区党委对他们的错误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朱声达同志经过中央的批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作了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中央欢迎他这种态度。　　
（三）中央派到宁夏支左的8037等部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四）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活动。　　
（五）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李天冲、许仲波、乔克广、李江烈、丁毅民、陈养山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组成。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中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应按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报中央批准后参加。　　
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五”重要讲话，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逐步地实现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把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来源：原载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政治部等编 《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8年1月27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总指挥部”等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八时十五分至九时四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中央首长接见了宁夏军区总指挥部、三司、总司、筹革造代表。参加接见的首长还有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叶群、冼恒汉。〗　　
中央首长挥毛主席语录健步走进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周总理：同志们，现在开会。陈伯达同志在外地，不在北京，没有来看你们。今天开宁夏问题结束会。请康生同志讲话。（总指挥部代表率领全场同志呼口号：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康生：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同志们，我们宁夏的会议，经过几个月，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关怀、指导，经过学习最新指示，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各派代表达成了协议，取得了很大成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胜利。（呼口号）。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还有周总理出席今天的会议，庆贺你们的成果，（呼口号），现在，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向同志们宣读一下。　　
读完“决定”第一条后，康老说：这一条就是中央批准了你们长期努力的成果，批准了你们达成的协议，即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邀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这两个协议在中央批准了以后，还要进行工作。一方面，你们回去以后，要很好教育群众，很好贯彻执行协议；另一方面，要估计到贯彻执行协议中间往往发生一些问题，你们思想准备一下，这就要你们进行工作。没有这一条，不能实现协议。在贯彻执行协议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本着大联合的精神去贯彻，不要以为你们回去一、两天以后可以实行，实现协议有个过程，不能一发生问题就阻碍协议的执行。这一点，各地方都有这个经验，希望宁夏不要重复这个问题。要根据大联合的精神逐步贯彻执行协议。是经过毛主席批准，林副主席批准的，是经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的。同志们应该是爱护的、支持的，不够的地方应该补充它，不要随便地把它当成一张废纸。你们要尊重你们的成果，希望继续努力。　　
读完“决定”第二条后，康老说：这一条，我跟同志们讲一讲，你们应该学习中央、中央文革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想一想，都要具体分析。这一条中有三点区别：第一点区别，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是所有的同志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同志是反对他们的错误的，如象张怀礼同志就反对这条路线。还有其他的同志，你们不知道。第二点区别，错误的重要责任在朱声达同志，江波同志也有错误，何其仁同志也有错误，决定上面没有写，这就把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和其他人的错误区别开来。第三点区别，朱声达同志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说话、不检查，我也曾批评了他。这几个月来，经过中央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他做了几次检查，现在有他的书面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这个态度是好的，这就是把朱声达同志过去犯错误和现在愿意改正错误加以区别。而军区党委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　　
读完“决定”第三条后，康老说：六十二师是二十一军的，二十一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得很好，主席表扬过。六十二师是从甘肃调去的，（周总理插话：由于时间紧，没有来得及用部队的代号。你们回去以后，传达时用八零三七部队这个代号）这一方面，同志们应该了解，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宁夏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八零三七部队在兰州大军区的指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稳定了宁夏的混乱局面，在宁夏“三支”、“两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中央希望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同时，还要使同志们明确一点，兰州大军区是中央，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表扬的，他们在支左中是很有成绩的，中央认为是可以信任的。无论在解决青海问题，无论在解决甘肃问题，无论在解决宁夏问题，无论在解决陕西的问题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很大的支持。冼恒汉同志是兰州大军区的政委，你们有些同志可能不认识，他在那边坐着（康老介绍以后，冼政委起立。）　　
读完“决定”第四条后，康老说：这一条同志们应该特别注意，宁夏这个地区是很重要的地区，一方面靠蒙修，一方面靠苏修，还有马家的残余和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希望同志们要提高敌情观念。全国形势大好，宁夏形势也是大好，你们达成协议，促成联合。越是大好形势，敌人越不甘心死亡，敌人要做垂死挣扎的。在其他地方，中央解决问题后，敌人紧接着反扑。在中央达成协议一公布，敌人会马上来造谣，破坏。所以，同志们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支柱，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最伟大的长城。没有这个长城，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军队，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你们要使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在不久的将来，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读“决定”第五条后，康老说：中央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有康健民同志，他是兰州军区的副司令员，张怀礼同志，他是宁夏军区的副司令员，徐洪学同志，621师副师长，王志强同志，他是一个地方干部，是回族干部，过去做过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副主席，银川市委书记，过去在刘邓路线，在李维汉修正主义分子，在杨静仁、马玉槐等人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受到迫害，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支持左派。李天冲同志，是六十二师政委，也是支持你们文化大革命，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命令到宁夏去的。许仲波同志，他是炮十五师的政委。乔克广同志，宁夏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李江烈同志，他是自治区高级法院的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缺点，后来很快地支持革命派。丁毅民同志，这位同志是回族同志，也是受了李维汉、杨静仁、马玉槐等人的迫害，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党籍几年了？（丁毅民回答：八年）还坐过牢，坐了几年？（丁毅民同志回答：三年）这个干部原来是在山东的，你在地方民族主义还有一点吧？（丁毅民同志回答：我要检查。）应该检查一下。今后，总理、江青同志也在，中央决定恢复你的党籍，不要什么文件了，有这么多人，而且到了筹备小组了吗！顺便讲一下，有些同志还没有平反，将来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再审查。陈养山同志，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老同志，开始犯了一些错误，后来改正，群众很谅解，也提议结合，你不要辜负群众的希望。还有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下面讲这个问题。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应该根据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待中央批准后解决。有个初步想法，按照甘肃的经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大致七个席位，这样讲，革筹小组就是十七个人，甘肃筹备小组也是十七人，群众组织代表也是七个，你们根据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然后报中央批准后参加。这些代表不是代表派性去参加，这一条可以说是我们今后的宁夏文化大革命的一条最主要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在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学习、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五重要讲话。要做到这一点，你们宁夏就要继续做，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一种学习班最好的形式是联合办。不是各派办。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自己检查自己，少批评或不批评别人的缺点。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着重的说一下，各派的代表同志们，要努力克服派性，加强党性，大家要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凶恶的敌人，用形象的话言说，它象一条毒蛇。有了派性，就不会有或者减轻了敌情观念，有了派性就减轻了革命观点，有了派性就模糊了阶级阵线，有了派性，就减轻了集体观点，有了派性，就减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观点，有了派性，就忘记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有了派性，就模糊了党性，就没有党性，有了派性，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同志们要坚决同“私”字作斗争，同派性作斗争，这是能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只有克服派性，文化大革命才能更好进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才能更快成立起来，同志们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中央批示里强调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宁夏的革命群众组织跨行业的多，要逐步实现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最后庆祝你们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得到胜利，庆祝你们为大联合建立基础，在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希望你们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希望你们爱护中央对宁夏问题的决定，这是毛泽东思想在宁夏又一伟大胜利！（呼口号）　　
周总理：给同志们讲一下，江青同志今天感冒，她先走了。还有叶群同志，她也要走，有点事情。（叶群同志向全体代表招手告别）谢富治同志也去开会去了。　　
康生同志：和同志们讲清楚：江青同志感冒了，现在发烧，原来想不来的，我说叫她来看一下，我先介绍，等她走了我再说话，她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我说：好吧！就不介绍了。她这样就来了。她是带着温度来看同志们的，（呼口号）可见中央对同志们是多么关怀！希望同志们珍惜这一点。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到了河北，不能来看大家了。　　
周总理：请姚文元同志讲一下五点（指六八年元旦社论），拿来讲一讲。　　
姚文元：没有什么可讲的，请你们好好学习六八年的元旦社论。　　
周总理：你的五点不讲，我也不能泄露你的机密了。请吴法宪、汪东兴同志讲话。请冼恒汉同志讲话。　　
冼恒汉：我完全拥护主席批准“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热烈地祝贺宁夏四派共同达成的协议，并且希望这次来北京学习的同志回去要执行中央这个决定，成为执行决定和协议的模范。大方向对头的也不要骄傲，特别要注意掌握政策，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好形势还会被破坏的。我们的军队要支左不支派，很重要。解放军不要降到革命群众组织的水平，不管是哪一派，对了我支持，不对了就不支持，就批评帮助。有些说百分之百的支持，我说，百分之百我不干。只有这样，才是对左派的真正爱护。错了不批评，反而支持，这是对左派帮倒忙。我祝贺你们，向同志们学习！　　
周总理：刚才康生同志的讲话我完全支持，完全同意。冼恒汉同志讲几句，很好。六八年元旦社论很好，我当然不好泄露了。同志们首先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急速大办特办，工厂也办，农村也办，机关、学校也办，街道里弄也办。有问题，请教主席嘛！见了毛主席就增加力量，学了最新指示，就增加力量嘛！我们天天不要忘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关键的关键，决定的决定。我们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主席的书要天天读，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要你们学习支左模范英雄四排李文忠，他不是说过：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要学习英雄四排那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一句，用一句，错了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地改，不论是红卫兵、解放军、领导干部都要好好学习。宁夏地方虽然不大，人口不多，把这个地方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不是很好吗！要搞好“斗私，批修”，首先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实现你们协议的第一条，按照第一条规定要联合起来学。第二就是开步走，搞革命的大联合，派就是因为思想上没有共同的东西。学通了，学好了毛泽东思想，共同性增强了，派性就减少了，无产阶级党性就增强了，这也就可以促进你们的革命的大联合、大批判、三结合，这给你们本单位斗批改……（听不清）支左的标准是毛泽东思想，这是真正的左。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把群众工作做到家，要赶快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现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已有十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第十个是江西，后面还有几个，你们要赶上去，更前进一步嘛！你们成立了筹备小组，这说明你们进了一步。冼政委就想在春节前把甘肃的革命委员会成立，青海已经有了，你们赶上去，你们就是西北的第三位，你们有部队支持嘛！革命委员会干部已站出来，你们回去以后，还可以解放一批领导干部。现在全国革命委员会成立最多的地方是华北。华北已经有山西、内蒙、北京、天津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还有一个河北了。伯达同志亲自在抓。你们宁夏如果成立革命委员会，就可以西将新疆的军，东将陕西的军，你们看有没有希望？（群众答：有！）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赶快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春节前还有一个月，你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在新的条件下放出新的光芒。还有一件事是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宁夏地处边疆，不要看它小，这是个重要的地方，内蒙靠外蒙，你们隔了一个内蒙古，隔得不多，你们那儿有正规军，有备战的任务。面对蒙修，有一个大口子，归兰州军区，还由你们堵，所以要备战。煤的生产又要供应兰州，又要供应包头，现在煤的生产怎么样？（康老插话：石嘴山煤的生产上去了吗？牟元礼同志回答：产量增加了。）你们要争取达到计划的要求，年底推动一下。（姚文元同志插话，没达到要努力赶上去，明年来个开门红）铁路交通你们是枢纽地带，乌达铁路还没有断，这一点很好，这一下，西北的运输就不受影响。铁路不要跟地方挂钩，铁路上没有同志来吗？（筹革造代表起立）你们是属于兰州局的吗？要支持兰州局搞得更好。你们铁路上有几派？（答：四派。）四派也要联合，（康老插话：告诉同志一个经验；派性去掉了，就容易联合）（筹革造方面铁路代表说：总指挥部联合提出了条件。）现在不要去批评对方，不要多说人家怎么，要多说自己，文件都有了嘛！（指条件，总理拿起文件讲了一下）整个宁夏形势是好的。铁路上的情况你们可以到铁道部谈一下，挂一下钩。同志们要把生产交通运输搞得更好，迎接一九六八年争取开门红。现在，你们达成了协议，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批示了，主席批准了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这是最大的决定。庆贺你们，回去以后，你们要很好地执行（呼口号）你们的口号代表你们的意见嘛！不要再谈了。（三司代表要求发言）你们回去后，在革筹小组的领导下，有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找联络员，他明天要跟你们见面的，好啦，就这样吧！　　
中央首长手挥毛主席语录向同志们告别，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总指挥部代表高呼口号。　　
（根据电话记录）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陈毅对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的谈话
〖元月十八日晚，陈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三十余人。军委副主席陈毅同志代表周总理对宁夏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其中特别主要谈到了宁夏军区的问题。〗　　
军区有支持你们的没有？（同学答：还没有。）　　
你们对军区的意见怎样？（同学们简单地汇报了宁夏军区的情况。）他们改变态度，你们欢迎不欢迎？（同学答：欢迎！）　　
你们要争取军区同志的支持。马玉槐是黑帮、杨静仁是当权派。他们军队尊重地方，受了杨、马的蒙蔽，他们可能不理解，你们可以争取他们，让他们改正错误，当然有坏人要处理。　　
（同学问：不让到军区去串连怎么办？）　　
我们可以想办法让他们（指宁夏军区）接见你们。你们可以到军区串连，但是不要干涉，军队混进坏人是很危险的，军队的文化革命一定要搞彻底，但是方法不同。　　
革命青少年要和工农兵团结起来。我是军委副主席，我坚决站在你们这边。有些特别坏的，他们不处理，你们把材料报上来，我们处理。　　
杨静仁、马玉槐把持了党政军权，军区几个人不了解，受了蒙蔽，检讨了就行了，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处理军队问题要吸收前一阶段的经验。整个军队是好的，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的，是学习的榜样。你们不要象冲区党委、人委那样去冲，要通过他们的指挥员耐心说服。你们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要警惕牛鬼蛇神。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04；中发［68］55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宁夏革命委员会由八十一名委员组成，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康健民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热烈祝贺宁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出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宁夏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驻军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宁夏革筹小组成立以来，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发展。　　
中央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地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高岗、习仲勋、刘澜涛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揭透，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灭资兴无，坚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革命委员会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节约闹革命，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掌好权，用好权。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加强集体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实行“精兵简政”，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强指挥部，领导宁夏全区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节节胜利前进。在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隆重地宣告成立了。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至此，全国已有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我们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宁夏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宁夏全体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宁夏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伟大指示和英明决策，给宁夏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引导他们冲破重重困难，彻底粉碎了杨、马之流在宁夏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宁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及时传达和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密切联系和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他们的巨大努力，大大推动了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迎来了塞上江南的无限春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场革命的胜利发展，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排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而取得的。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宁夏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狠抓阶级斗争，狠抓两条路线斗争。要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持久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正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宁夏地处西北要地。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广大革命人民要加强敌情观念，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敌人挑拨离间，造谣诬蔑，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军民关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特务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三十二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举世无双的工农红军，越过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时，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诗篇。毛主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宁夏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坚信，宁夏各族革命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社论）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转发“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
1969.01.31； 宁发 ［69］ 号　　
固原专区、各市、县革命委员会：　　
现将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转发你们。在执行中如发现新的问题，及时反映。　　
希望你们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一定要正确掌握政策，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搞好。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一月卅一日　　

　 　
附录：“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我区广大革命群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和在支左部队的大力支持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取得了成绩。目前，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有部分单位转入落实定案。为了适应对敌斗争需要，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提出的：“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的伟大战斗任务，更加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一贯教导和中共中央有关政策规定，并参照外地的经验，结合我区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对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有关政策界限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清理对象和界限　　
一、叛徒：　　
（一）投敌叛变：共产党员、革命工作人员、自动投敌、登记自首、暴露党的组织、出卖革命同志。　　
（二）自首叛变：共产党员、革命工作人员被捕、被俘后，向敌人自首暴露党的组织、出卖革命同志。　　
（三）自首变节：共产党员、革命工作人员被捕、被俘后，登记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和革命同志。　　
（四）共产党员、革命工作人员，在地下工作期间，不经组织批准，自行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和担任反动军、政职务。　　
参加革命前，属工人、农民、学生等一般群众和我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的一般成员，在游行示威等进步活动中被捕后向敌人“悔过”者，不应按叛徒论处。　　
二、特务：　　
（一）解放前参加国民党、汪伪特务组织或帝国主义间谍组织分子。　　
（二）解放后参加特务间谍组织或受特务机关指示潜伏、派遣的分子。　　
（三）被特务间谍组织收买利用，积极从事特务间谍活动分子。　　
（四）凡在职业特务训练机构中受过特务的业务训练和技术训练的分子。　　
（五）特务外围组织中有特务身份的分子，或虽无特务身份但积极从事特务间谍活动者，应以特务分子论处。　　
三、反革命分子：　　
（一）现行反革命分子：　　
1.凡属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书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2.对于有确实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的机关、私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分子。　　
（二）历史反革命分子：　　
1.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指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包括副职）以上及相当于该级的其他反动党派（青年党、民社党、阎锡山的同志会等）骨干分子：任国民党县以上党团机关中科、股、组长等和相当于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以上职务的分子；积极筹建反动党团组织，进行反动党团活动的县以上筹备委员均以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论处。但是，对于只挂名义，实际上没有担任反动党团骨干职务，没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可以不按反革命骨干分子论处。　　
2.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是指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以后，国民党军队中，连长以上军职的军官，和有上尉以上军衔的参谋、军法、政工等人员，国民党还乡团中相当于连长以上的骨干分子；国民党政府中的乡（镇）长、区长、县长、县政府科长、法院院长、检察官、警察局的巡官、县参议长（包括副职在内）宪兵尉官以上人员，并有罪恶和民愤的分子，虽非上述人员，但有严重罪恶和民愤者，也应当作反革命分子论处。至于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前的上述人员，如有严重罪恶和民愤的分子，也应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敌伪军中上尉以上军衔的军需、军医、兽医、军械、军邮、军工、军乐、随军文化艺术工作人员都是清理对象。有严重罪恶和民愤的可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国民党军政机构中的起义人员，不能按上述原则论处。但如果起义后隐瞒重大罪恶，坚持反动立场，仍从事反革命活动者，应该新老帐一起算。　　
3.反动会道门头子：是指一贯道及其它反动会道门（如大刀会、九宫道、先天道、无极道、圣母军、理教会、同善会、瑶池道、哥老会等）中的点传师和相当于点传师以上的骨干分子。其他职业办道人员罪恶和民愤很大的分子，也应该以反革命分子论处。虽不是反动会道门头子，但在取缔反动会道门以后，继续恢复和发展反动会道门组织，或者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分子，应当以反革命分子论处。　　
（三）恶霸：是指过去在城市和农村中，或组织依靠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用暴力或权势欺压人民群众，罪恶重大，查有实据的分子；或城市里弄、码头、行业或工厂、矿山中依靠特权势力，组织流氓打手，横行霸道，敲诈勒索，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封建把头。　　
（四）土匪：是指解放前当过土匪头子或惯匪，残害人民，民愤很大的分子；以及解放后当过土匪，有罪恶和民愤的分子，或勾结、策动、指挥土匪聚众骚乱、抢劫国家资材或群众财产，或者一贯窝藏土匪坐地分赃的分子。但在解放初期，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一时被土匪欺骗，参加过土匪活动，罪恶轻的人，不应当作土匪论处。　　
（五）汉奸：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伪机关中当过区长以上的职务；在敌伪军队中担任营长和清乡队长以上职务的人员中有罪恶和民愤的分子。虽非上述人员，但曾倚仗敌人势力敲诈勒索，欺压群众，有严重罪恶和民愤的分子，也应当作汉奸论处。　　
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是指戴帽子的五类分子，摘了帽子或性质确定而尚未戴帽子又有破坏的分子；漏划、漏网、外逃、隐藏身份混进革命队伍的五类分子。　　
五、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就是：坚持不改而又屡教不改”的分子，具体说来，就是同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黑线组织关系，或坚持追随这个黑司令部，在其所领导的地区或单位，蓄意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有严重的三反罪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幕后策划，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证据确凿的面前，至今仍不低头认罪者。　　
“走资派”划到那一级？　　
农村人民公社：社长、书记。县：副县长副书记以上。专市：副专员、副市长、副书记以上。自治区厅、部、局、委、办：副厅、部、局长、副主任以上。相当于县以上的厂矿企业等单位：副厂长、经理、副书记以上。学校（中学以上）：校长、书记。有独立职能的相当于县以上单位的负责人（包括副职）。　　
六、其他清理对象：　　
（一）敌伪军政宪政人员中的反革命项内包括的下列人员：政（保长）、警（警长）、宪（宪兵）　　
（二）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不好的分子。　　
（三）经过县以上机关批准戴上帽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流氓分子等。　　
（四）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资方代理人，资产阶级及反动学术“权威”）　　
（五）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和五类分子的家属子女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　　
第二、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最近又指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一定要贯彻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为了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在对敌斗争和落实定案工作中，必须严格注意以下几个区别：　　
（一）把投机叛变分子、叛党分子、自首变节分子同被俘、被捕后有轻微自首变节行为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叛徒，后者是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　　
（二）把特务间谍分子和积极进行特务活动的分子同曾在特务机关内部，但没有特务身份和没有进行特务活动的炊事、杂勤、传达、收发、庶务、医务人员；临时聘用工程技术人员；被迫、被骗受训，结业后确实没有进行过特务活动的分子和特务外围组织的一般成员区别开来　　
（三）把反动党团、敌伪军政宪警和反动会道门头子骨干分子同一般成员严格区别开来。　　
（四）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犯过走资派错误并愿意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五）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五类”分子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严格区别开来。把这类人员的家属子女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严格区别开来。　　
（六）把反革命叛乱的首恶分子和有严重罪恶、民愤的骨干分子同胁从者罪恶轻微、民愤不大以及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把反革命叛乱分子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严格区别开来。　　
（七）把历史反革命同现行反革命区别开来，主要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对交代过和隐瞒、隐藏的要加以区别，已交代了的又要区别守法和不守法的分子。　　
（八）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但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九）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十）把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腐化堕落分子、政治骗子、流氓阿飞分子同有一般偷摸行为、思想落后和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流氓习气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十一）把政治事件同一般责任事故严格区别开来。　　
（十二）把长期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同隐瞒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区别开来。把长期隐瞒拒不交代同已经交代清楚的人严格区别开来。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主要是指曾向敌人有轻微变节行为，或者参加过反动党派，反动组织为一般成员，或者参加敌伪军、政、警、宪组织的一般成员。　　
第三、关于定案处理的审批权限和其他有关问题。　　
一、审批权限：　　
审批权集中于县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自治区、专区属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由所在专区、市、县负责）。具体分工如下：　　
（一）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负责审批：　　
⒈专区级机关及其所属单位的副处级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干部。　　
⒉各专区、市、县的正副书记、正副专员、市长、县长。　　
⒊原专区、市级机关和相当于专区级的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的正副部长、处（局）长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干部。　　
⒋自治区直辖县的正科、部长和十七级以上的干部。　　
⒌中央、自治区、专区、市直属县以上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副处级或正科级、十七级以上的干部。　　
（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部负责审批：　　
政治部：负责原党群系统及其下属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干部、职工。　　
生产指挥部：负责原人委系统及其下属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干部、职工。　　
保卫部：负责原公检法机关及其下属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干部、职工。　　
（三）专区、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审批：　　
⒈原专区、市级机关、厂矿企业事业、人民公社、学校等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干部、职工。　　
⒉专区所属各县机关、学校、人民公社、企事业单位的科、部级（含副级）和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　　
⒊中央、自治区、专区、市所属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干部和职工的定案处理工作。　　
（四）专区所属各县革命委员会负责审批：　　
原县级机关、学校、人民公社、企事业等单位和中央、自治区所属厂矿企事业、学校等单位的副科级以下干部、职工群众定案处理工作，并将干部的定案处理报专区革命委员会备案。　　
（五）自治区直辖各县革命委员会负责审批：　　
原县级机关、学校、人民公社、企事业单位和中央、自治区所属厂矿企事业、学校等单位的副科级以下干部、职工群众定案处理工作，并将副科级干部的定案处理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备案。　　
（六）审批定案中凡涉及到摘、戴五类分子“帽子”应按区保卫部（六八）十四号文件规定执行。　　
凡是进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管会（小组）的单位，审批定案工作，必须在宣传队、军管会（小组）的领导下进行。　　
二、定案材料的要求：　　
（一）定案材料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般简历、主要问题、调查结果、本人态度及结论和处理意见。　　
定案材料要重点突出，情节清楚、语言恳切、文字简明扼要。一般不要超过两千字。　　
（二）上送区革命委员会的定案材料，主件上送一式十五份，并附主要的旁证和本人交代材料。　　
（三）有关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原话，不要写在报告中，可列附件。如旁证不一致时，由承办单位附加说明。　　
三、几个有关问题　　
（一）严禁逼、供、信。必须遵照毛主席“对于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教导，加强调查研究。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对一个人做出是否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的结论，是一件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特务等，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关于群众专政的问题。必须按中共中央（六八）一七○号文件执行，实行群众专政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那些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是重大嫌疑分子具有行凶、逃跑、自杀等危险分子才能实行群众专政。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对目前已经实行“群专”的人进行一次审查，确实不是敌我矛盾的，应该做好工作，立即解除“群专”（如扣发工资的，应该补发）。对那些介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要留有余地，可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要实行群众专政。今后凡要实行“群专”的，必须按定案审批权限上报批准后，才能执行。各级革命委员会对深挖机构、专案组织和“群专”队伍也要进行一次审查。必须使这些组织真正掌握在可靠人的手中。对“群专”和斗争对象的工资，在未依法逮捕和上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定案以前，仍应照发。　　
（三）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各级革命委员会内部，如发现极少数坏人混入，应及时上报批准成立革委会的机关进行清理。需要调整的，经上级机关批准后才能调整。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
一九六九年一月卅一日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是根据周恩来指示召开的，研究了固原地区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及平叛扩大化等问题。　　
座谈会提出，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要挑选懂得民族政策的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满腔热情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中共中央在批转座谈会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近几年来，在某些同志中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十分单薄，有的甚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因此应当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青铜峡事件
　 　
    关于青铜峡事件的问题，因为事情牵涉到敬爱的周总理，我一直不愿意在其他场合讲。既然“结论”一再把我和康生挂在一起，我也不得不把事情的真相讲清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这是我回忆他们报告的大意，在此之前，徐洪学同志曾电话讲过上述内容，我让他正式报告军区）因为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军区的工作由张达志同志主管，支左工作由我主管。　　
    后来查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　　
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接到六十二师的详细报告，我们对此情况还并不是十分清楚。　　
    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这样，我又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由于是夜里，就通知大家到我家里集中。会上大家分析了情况，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大意）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承上启下是军区的责任，至于以后部队是怎样执行的，因为有别的领导同志专门负责，我主要精力放在甘肃地方上，没有再具体过问。　　
    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结论”上说，我还通过秘书和值班参谋指示六十二师前指具体怎么打，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历来不管这些具体事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是通过司令员、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去办，或他们找我商量去办，我怎么可能会让秘书、参谋去指挥部队呢？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汇报甘肃问题时，周总理主持“碰头会议”正在接见宁夏代表团。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叫我去参加，我去的时候，接见快结束了，总理正在讲话，我向总理报告说我来了，总理指了个座位叫我坐下。　　
    总理讲话后，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最后总理指示让我讲话，我推托说，总理已经作了重要指示，我没有啥讲的。总理第二次又让我讲，我看不好再推托，即按总理指示的精神说了几句，具体讲的啥我也记不清了。好在这次会上所有人讲的话都录了音，凡是我讲的，我都认帐。在那个情况下，我肯定会讲错话的。“结论”上说我是陪同康生接见宁夏代表团，这完全不是事实。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早已作了调查并平了反，平反文件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００１５６５》）　　
    上述情况，我是在总理指示下，按正常工作程序办的，“结论”说我同康生勾结制造了这个冤案，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康生当时只是代表中央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们中央同意兰州军区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如果这就叫勾结，那也太简单化了吧。

　2008年7月22日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