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三十四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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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陆洲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三十四节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群众群众河北省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执行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张春桥接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来京同学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挥起革命铁扫帚 横扫一切旧习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天津发生“八·二六”流血事件，　　
1966年8月底，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天津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是向文化大革命示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春桥接见北京天津红卫兵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参加；　　
下午万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参加。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万哓塘逝世。　　
五十万人参加追悼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死亡公告。　　
毛泽东指出：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一九六六年十月，张淮三，不仅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中央派解学恭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大家最关心的是要求澄清有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三条批示。告诉同志们，有这三条批示。这三条批示是怎样来的呢？是在十二月二日南京军区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反映上海市有很多荣复转退军人组织，其它城市也很多，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些地方不那么好，上海组织比较多，上海警备区被冲击得很厉害。因上海是国防前线，南京军区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三条建议。林副主席报告毛主席，同意这三条意见，答复南京军区，并发各大军区，告诉各省、市委，全国照办。这三条批示是：　　
（1）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单独成立红卫军和其它名义的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2）不准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　　
（3）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且协助人民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取缔“野战兵团”，成立五代会，两派斗争加剧　　
　 　
一九六七年年一月四日，中央宣布天津由河北省辖改为中央直辖，解学恭任市委第一书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给天津建筑材料公司造反队的指示　　
各地党委：　　
天津建筑材料公司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来电报说，他们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把公司批准给他们的三千九百多元钱和附加工资，全部上交银行，进行封存，等运动后期处理。中央认为：天津建筑材料公司交银行的做法好，赞成他们。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张淮三在公安局“政法公社”夺权　　
以前，实际上早有布置，万哓塘老婆也参加了。江枫实际上早就没有权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天津驻军按毛主席的指示正式介入天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郑维山到天津搞调查工作，听郑三生、肖思明讲了野战兵团的问题，野战兵团是保守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对天津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及附件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毛主席所加批语，对于学校的军训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请你们向所有参加军训的工作干部和全体师生传达，组织大家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中共天津市警备区的报告　　
现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如下：　　
这是一个初级中学，一千三百多人。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仅五六十人，组织多而乱，不少组织斗争方向不明确，有武斗现象，学校冷冷清清。经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学校面貌，到校人数达一千一百人，广大革命师生更加热爱毛主席，提高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三性”大大增加，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公物还家，节约闹革命的新风尚。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实践证明，毛主席“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的论断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天津延安中学红卫兵团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组织──天津延安中学革命大联合的体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延安中学红卫兵姜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大联合的灵魂》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三年二班 许玉仁《打倒风头主义实现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三月，天津市召开了五个代表大会　　
贫下中农的代表情况好一些。中学和工代会急了一些，可能保守组织多了一些。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批复取缔野战兵团　　
李雪峰、解学恭一到天津，就看到了这个问题：野战兵团上面是保守的，下面不见得没有造反的，基层组织不能说一律不好，要同总部区别开来。　　
对野战兵团总部，他们是主张取缔的，。　　
××军是三月五日报上来的，军委三月二十二日批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选举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江青讲话：　　
对张淮三操纵的野战兵团的处理，不是他们故意搞晚的，因为涉及到十多万人的群众组织采取慎重态度是对的。向中央报告了，他们的报告送来好多，给军委又给总理，又给中央文革。　　
另外本来应该选进委员会的没有选上，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他们今晚还说是有错误的，我觉得应向没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说明这个情况，我有这个责任。支左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我们一下子接近群众也会出现错误的，但是知错必改，犯错误的左派组织要帮助他。把我了解的情况讲出来，是不是没有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心里应该平一些。　　
天津驻军是好的，军队不多全市下去一万四千人做工作，抓人少，没开枪。天津由一个反革命大乱局面，到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时间并不算太长，这和军队做工作分不开的。有的人可能说，江青同志今天和稀泥了，不是这样，我不是和稀泥，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说。　　
康生讲话：　　
有几个学校受高级党校个别的少数的人，彭真、林枫影响下，有些时间收集我的材料贴我的大字报，成立全国委员会，调查我，其中有的受了蒙蔽，这里面北京的也有，清华的也有，体院的也有，人大的也有，天大八·一三也有（八·一三也受蒙蔽），以后问题揭穿了，是高级党校红战团个别头头搞的，其他是受蒙蔽。我屡次声明受蒙蔽的，觉悟了，改正了就完了，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讲过，戚本禹同志在人大也讲过，对其他几个单位不要把这件事作为攻击他们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向我们请罪，我不赞成这样作，一时受蒙蔽的常有。　　
周总理讲话：　　
“天津冲击警备区的抓人了吗？没有抓这不就很好吗？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击中南海我们都没有责备他们嘛。”　　
“北京80%参加了红代会，也有一部分保守的，你们是58%（指天津），有一部分保守组织是必要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讲话：　　
从市委讲，今天你们清楚了，知道有个万张反党集团。开始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们发现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万晓塘死了以后，几十万人悼念，搞什么名堂？我们很奇怪。当时仅仅是怀疑。万晓塘的死，那么多人悼念，我有怀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问赵武成、李颉伯，越问越觉得离奇。追出了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万哓塘死又是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下午万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象样子，象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查。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　　
万哓塘死了，跟着出来个张淮三，不仅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刚才江枫同志的揭发就说明了问题。首先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的是江枫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　　
在天津，万张集团控制达七、八个月之久，执行和发展了刘邓路线。这是主要的。　　
第一、反对五个代表会，反对李雪峰，不要说是反革命逆流，叫反革命逆流不好；反过来，说五个代表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互相对骂也不好。这样不能达到大联合、大团结。　　
第二、不要随便宣布是反革命组织。互相宣布也无效。军委十条命令说过了，反革命组织要经过中央批准。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政治斗争。　　
第三、我们欢迎你们开门整风，但也不要过头，形成请罪风。　　
第四、谭力夫思想、联动的思想和行动、反动的血统论，要追究。但一定要把头头和受蒙蔽的一般群众分清楚。　　
第五、野战兵团，上层和基层要区别对待。已经有了公告，要按这个办事。以野战兵团的名义游行是不许可的。塘沽没有重视，支持错了改过来，不要揪住不放。　　
第六、革命组织不要勒令什么解散。如五个代表会议，已经开了，就是结合得不够，除了很保守的，一般的要教育，不要勒令解散，结果无效，反而不好。　　
第七、人民武装、保卫系统，由警备区和公安局很好地摸一下，负责清理。清理是必要的，要更深刻地揭发。　　
第八、有些传单，有许多措词很不恰当，也有的有错误，要改正过来，象这样的传单以后最好不发。　　
第九、现有的组织，如工厂、机关、学校，常常有两种或多种组织。有造反，有保守，也有双方都造反，也都有些保守性的，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开门整风。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陈伯达谈“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的问题　　
你们过去虽然做得对，一系列的错误可以把过去正确的东西一笔勾销，掉到泥坑中去。你们过去正确过，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随便干了。商量都不能商量了，过错也不让弥补了，非打倒不可。但打倒的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不回头，要变成被打倒的对象。想想嘛，把天津闹乱了，有什么好处。　　
天津的部署是中央决定的。　　
没进红代会，这是缺点，可以弥补嘛。无非有缺点，解放军再三说要弥补。你们这样搞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你们少数人正确？你们的行动是得不到社会的同情的。你们这样跟解放军对抗是严重错误，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关于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的文化革命运动搞好的一段话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解学恭传达陈伯达对天津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陈伯达对天津武斗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央首长对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戚本禹说：今天达成制止武斗协议以后，如果再发生杀人、放火、打人，就把这个组织宣布为法西斯组织。对干这种事的人，内部要造反，把这种人揭露出来，认真处理！你们可以学北京的办法，回去以后要搞游行示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杀了人就没有事了？那不行！要处理的！达成协议以后，马上打电话停止武斗，制止武斗的协议要在全市张贴。一个工厂、一个单位的问题只能靠内部解决，禁止任何人带人到外单位参加武斗或冲击。今后规定一个简单的标准：谁去冲击谁负责，谁抓人、扣人谁负责。武斗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质变。质变了，不管你这个组织过去怎么样，都不行。以后就用实际行动证明是什么组织，是革命组织还是法西斯组织。　　
戚本禹说：我再讲两点意见：　　
一是塘沽的问题很重要，你们用武斗的精神去支援一下，两派考虑一下，要派人去参加劳动。这要与驻军研究商量，安排好再去，安排不好不要去，去了绝不能发生武斗。那是个特殊地方。如果在那里发生武斗，军管会有权按“六·六通令”处理。如果有人包庇，我们就要过问。这一点你们要向上海造反派学习。上海港运发生困难时，上海造反派去支援，参加劳动，做出很大贡献。武斗停止生产就是犯罪。今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项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白天搞生产，晚上搞革命，任何人不得随意离开生产岗位。　　
另一点意见是，建议你们不管哪一派，今后不要随意说“军内一小撮”。你们没有根据不能随便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三依靠”：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解放军有缺点错误是可能的，但与地方不同，如与天津的万张反党集团就根本不同。他们是有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的，他们长时间来形成了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军队不是这样的。军队中也有坏人，但是极少数，如彭德怀就是坏人。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好的，是经过考验的。要不，为什么毛主席号召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呢？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可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性质是不同的。不是坏人，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说是“一小撮”，不要哪里都抓陈再道，哪有那么多陈再道？就那么一个嘛！犯了错误可以炮轰，可以检讨。有坏人你可以提出材料，我们研究，不能随便提“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昨天我提出搞一个塘沽港的协议，一个油田的协议，一个全市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大家都没心搞了吧？搞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以后就又去搞武斗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天津双方代表时的讲话　　
港口封锁要解除，护港大队解散。对国计民生的事你们要有责任感，几十条船停在那里，每天要付出多少英镑，合人民币四百万元，相当50－60万农民一年的生活。重要的是妨碍工厂设备的进口，更重要的是政治影响。　　
不管哪一派，都是这样，不能说我是造反派，就任何事情都可以干，可以吗？（双方代表：不可以。）那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上海的造反派，港口堵塞几十万吨都一下子解决了，这值得你们天津学习。如果对港口不负责任，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戚本禹讲话：　　
最近，中央同志的讲话，批判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左”倾盲动主义，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要批评这两种倾向。中央对形势的正确分析是正确解决天津问题的指导方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批评了目前干扰大方向的一些错误倾向：　　
一、不是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解放军。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抓什么“广老谭”、“湖老谭”，到处抓陈再道。中央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样估计我们的军队，完全是错误的。而某些人想利用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企图把军队冲垮、打倒，这是极其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央负责同志都严厉地批评了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天津同志的严重注意，否则就要犯错误。　　
二、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北京、湖南，就出现了反革命阴谋集团。象“五一六”，直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指向中央文革，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一小撮阴谋集团。还有的象上海的革命委员会，刚建立，他们就企图把它搞垮。新建立的革委会并不是说没有缺点，是有缺点的，有的缺点甚至很大。但这是新生事物嘛，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缺点要帮助改，扶植他成长。有些人不是帮助改，而是非打垮不可，唯恐天下不乱。乱是有阶级性的，不是什么乱都好，要看乱谁。一种是无产阶级乱资产阶级；一种是资产阶级乱无产阶级。现有人想乱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刚建立一点新权威、新秩序，他们就想搞乱，这是我们所反对的。新的革命委员会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不包庇。但有些人企图搞乱新建立的权威，搞乱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秩序，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三、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也是值得天津市的同志严重注意的。　　
中央负责同志从九月一日开始的重要讲话，就是要端正大方向，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有的人想让船儿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这是搞破坏。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一）少数头头认识有问题。他们对全国形势，对大方向，对解放军认识有错误。当然，这不一定是坏人，但他们不是用毛泽东思想看问题，而是用小资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观点看问题。　　
（二）阶级敌人破坏。美、蒋、苏修和日本特务，地富反坏右、社会渣滓、个人野心家，混进来在背后煽风点火，进行破坏。　　
（三）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使一些人对问题认识不清，这也帮了敌人的忙。如军队支左中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又迟迟未检查，或改正得慢，被敌人利用了，使群众发生了错误的认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没有政府，没有无产阶级的权威，各地普遍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天津更突出。是不是这样？（五代会：是！）你们（大联筹）这边呢？（大联筹：是！）这是不能容忍的。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列宁曾经很严厉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是革命的腐蚀剂。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无政府主义就很猖獗。天津现在就是这样，强盗、土匪、流氓……横行霸道。在这方面，天津驻军有缺点错误，不敢镇压，看到流氓坏人不敢抓，手软得很。我们收到很多材料，天津一些女同志写给伯达同志的信，这里不好念。还有一封信，真是触目惊心！　　
七月三十日，杨柳青代销店粮食被抢，抢走四十九袋面；　　
八月十日，一伙人到河北区抢粮、抢棉；　　
八月一日，一伙匪徒到河北区商店，将商店老头看住，抢烟，然后又到大光明抢汽水、抢西瓜！　　
八月二日，有些匪徒拿着匕首，到保定道商店抢东西，有的凶手拿着刀，抢粮库；　　
八月十九日，在河北区抢走大批东西；　　
八月十七日，在河北区抢走起士林一个车间的糕点、饼干；　　
八月十三日，河东区被抢走了糕点、手表、自行车；许多化工厂药品被抢；南开区大型砍刀两千把被抢；××厂七千把大刀被抢；　　
八月九日，大联筹围攻政师后，把女学生绑走强奸；　　
七月二十五日，工矿企业、天工八·二五围攻地毯公司，放火烧楼，把地司一女同志绑走轮奸……。　　
谁是工矿总部的？（工矿程国富、赵凡起立答应。）　　
这些事你们知道不知道？（赵凡：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马上撤职！你说瞎话！你们自己把一个不重要的人游街还说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答：工人。）我建议你明天回去，不要在总部干什么工作，回到生产岗位上去，跟群众在一起，你就知道了。（工矿程国富：那是少数人干的。）当然是少数，大多数是反对你们的。你们工矿有个孙志民、林造反吗？（程国富：这两个同志……）什么！还称同志？（程赶快改口说：不，不是同志，是坏人。）林造反在哪里？抓起来没有？（程：在我们那里，我们打算回去就抓。但他们二百多名坏蛋很凶，还有匕首。）你们害怕他们的匕首吗？我看你们有很多流氓。这些人都是你们的吗？（程：一个。）就一个？不对！林造反是你们的吗？（程：是。）孙志民是你们的吗？（程：是。）……这不就好几个了吗？怎么说只有一个？　　
所有强奸轮奸的都要抓起来，军管会要依法处理，要枪毙他几个人！（众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允许的。江青、伯达看了这些材料都很生气，批给郑维山同志按刑事犯处理。你们军管会再不抓人，再不杀人，要你们干什么？再这样手软会被人赶走的。　　
江青讲话：　　
同志们好！谢富治同志要我来看看同志们，我还有别的事。天津市夜里有人出去抢东西，奸淫妇女，对这种东西要专政！（热烈鼓掌）我为什么说是“东西”呢，因为他们是反动的。人民是愤怒极啦！我们有责任。我们的军队宽大无边，对不对？（众：对！）但你们要支持军队，要发动群众，把坏人孤立起来。强奸妇女的这些人十分可恶，我都不好说出口，这些人要抓起来枪毙！（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好！我看同志们是赞成的，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要协助军队、军管会办好这件事。不要把军管会搞垮，把无产阶级的权威搞得威信扫地。军队的同志们腰杆要挺起来，不要怕他们。好，我还有事，现在退席了。　　
戚本禹：中央文革对这些是严厉谴责的，是非常不满的，你们回去后，马上办这件事。各个组织都要把坏人抓起来，送军管会。军管会要成立个专门班子办这件事。先把社会秩序稳定了。　　
无政府主义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不上班。不生产不上班，伸手拿工资，长期旷工，遛遛哒哒。天津有这种现象没有？（众：有。）特别是塘沽港，外国轮船货卸不下来，看着国家被罚款，就是不管，这算什么革命造反派？上海市就不是这样。他们在港口发生堵塞时，不分是那一派，都去干，很快扭转了局势，而天津港至今没扭转过来。中央不只一次发出号召：一切工人都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工人要业余时间闹革命。而现在有些人以闹革命为名，以旷工为实。　　
伯达：实际上不是闹革命，把工厂停了产，关了门，在社会上遛遛哒哒，搞什么革命？　　
戚本禹：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号召，现在居然抛在一边，光拿工资，不上班。什么是造反派？我看很重要一条，就是看你这个总部脱产的有多少。脱产的多，肯定不是革命造反派。不生产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败类。我和伯达同志到天津做过调查。那还是困难时期，工人在那里认真劳动。那时也有坏人不上班。你们查查，看那个组织不上班的多。不上班的多，肯定不是革命造反派。不上班，不生产，成了“油子”。真正造反派的工人，是好好劳动的，优秀的工人是不旷工的，我没有听说过到处流浪不上班、不生产的革命造反派。到处遛遛逛逛，当流浪汉，不生产，拿工资，是可耻的剥削行为。不给国家生产，每天吃国家的粮食，拿国家的钱，是剥削工人农民积累的资金。有的人拿工资不上班，成了新的剥削阶级，丧失了工人阶级的光荣称号。好的工人，好的造反派，一定要上班，要恢复生产，增加生产。军代表识别造反派，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是否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听他说得很漂亮，讲得漂亮的不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听其言，观其行。违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号召的人，就不是革命造反派。不生产，打砸抢的造反派我没有见过。　　
天津驻军支左、军管会是有缺点的，他们是会检讨的，已经检讨过一些了。但必须维护驻军的威信。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在天津抓军内一小撮，我们是不赞成的。五代会有缺点也要检讨，要把没有参加五代会的造反派吸收进来。要补台，不要拆台。你们八·二五也要去补台，不要去拆台。你们说五代会不稳固，可以去当支柱嘛！这个方针，上次伯达、江青同志就讲了，你们就是不听，再不听就要走到反面去了。我们不包庇五代会的缺点错误。五代会有缺点错误要检查。你们（大联筹）的错误要比他们多一些，你们要检查。（大联筹红革会代表：保守组织野战兵团改头换面，就参加了五代会。）你怎么知道是改头换面？犯过错误要允许人家改嘛。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不要把大多数工人看成是坏的。现在还有多少拥护刘邓、万张的？如果把大多数工人看成是坏的，那他自己就是坏人；不要把受蒙蔽的人看得太重，都说成是坏人。伯达、谢富治同志他们是高明的，我是不高明的，我就受过蒙蔽。改了，你还不让人家革命？鲁迅讲过假洋鬼子，凡是不准别人革命的人，自己就是假革命，就是假洋鬼子。群众的大多数永远是革命的。有些人说人家是“老保”。怎么老保？也有的说，因为反对过我。反对过你就是老保？我到一个工厂去，有个人说我联系的都是坏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我说那你也是坏人了？后来他说他说错了。不管是谁，不要把别人说得全是错误，把自己说得没有错误。你这个同志是工人吗？（红革会：学生。）学生？我就怀疑你这个学生。你就那么了解工人？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改？野战兵团有多少人？（答：十几万。）十几万人你都了解吗？都是保守的？都没有改？我不信。反对过你们的不一定都是保守的，可能你们有缺点错误。（答：头头没有改）你怎么知道没改？（答：我一直和工人在一起。）你们赶快退出工厂，回校复课闹革命，搞斗批改。不管怎么说，要补台，不能拆台。要拥护军管会，维护他们的权威。我们建议你们两派开门整风，特别是大联筹要认真整风。你们（大联筹）有无专门打人的组织？（五代会：有！）要一律解散。什么“敢死队”、“飞虎队”都要解散。坏头头要自己抓，自己抓自己的。强奸犯、盗窃犯，你们要抓起来，抓了送公安局军管会。你们要整风，把坏头头清理出来，端正斗争大方向。五代会也要整风，要检查，你们对群众的态度有毛病。（五代会：接受首长的批评。我们团结群众有缺点，要作自我批评。欢迎大联筹中的造反派和我们联合起来。）他们（大联筹）对军管会、对部队、对群众的态度上有问题，要检查。要抓革命促生产。　　
大联筹：伯达同志，我提个口号，“将反复辟进行到底”，可不可以提？　　
陈伯达：我看这个口号不对头。　　
大联筹代表：我认为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方向有问题，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　　
戚本禹：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你这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对天津市文化大革命做了错误的估计。（大联筹：我是说天津市委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天津市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长时间，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万张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揭出来的，还是以后揭出来的？（大联筹：我承认错误。但天津市委九个书记，只揪出了万、张，其他七个书记都未动。解学恭、阎达开到天津后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站出来的？解学恭站在李雪峰资产阶级立场上，和驻军的某些决策人支持保守组织，在天津搞资本主义复辟。）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不认为李雪峰是资本主义复辟，某一个单位可能。　　
你有个报告，文字是流利的，也很会讲，但很多观点是错误的。你这个人很偏激。拿你的观点和中央精神对照一下，检查一下。（赵：我的报告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不是可能，是错误的。（赵：我讲的那些话是从工农那里学来的，是别人向我介绍的。）你不要把错误推给群众。到底是你的错误，还是工农群众的错误？你过去讲话脑子很清楚，现在怎么逻辑乱了？你说的话相互矛盾。你这不等于说从群众中学来的错误吗？你现在不是在改正错误。你给伯达同志写信，利用伯达同志的话攻击伯达同志，很狂妄！很错误！用他的话批评他，不客气地说是攻击他。你太狂妄了！我还不知道天津有这样一个“狂人”！今天你有了点儿自我批评，但很不够。我怀疑你们是否想借自我批评转个弯子，继续干自己的。（大联筹红革会：敬爱的谢富治、戚本禹同志，……）不要说“敬爱”什么敬爱的！（大联筹红革会：我代表一百三十万人汇报我们的工作。）不要煽动，你们有一百多万人吗？我做过调查，派了两个人到京津铁路，见人就问，大部分群众是不支持你们的，对大联筹的印象非常不好。你们的名声很不好。你们说一百多万人，你们统计过吗？希望你们听听群众的意见。（大联筹：这是五代会造的谣，你可看看我们的材料。）你们的材料我看过了，看得很多，的确不象话，有很多火是你们放的。（大联筹吉新民：我回去后，准备让五代会把我杀死。）谁杀死你我负责把他枪毙。希望你们不要杀别人。杀人都要处理，都要查清。我希望你们回去听听群众意见。我派人在车站听意见，群众对你们印象很坏。（大联筹：这都是五代会给造的。）你们那一百三十万人呢？为什么不宣传？（大联筹：我们这个组织有缺点，但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动逆流中杀出来的。）什么逆流？从什么时候杀出来的？（大联筹：是今年四月从反动逆流中杀出来的。）谁搞的逆流？（大联筹：李雪峰搞的。）到现在我并不认为李雪峰在天津搞的是逆流。（赵健敏：五代会杀人放火，失道寡助。）我知道，你就是一个放火的！（赵：不错，但是五代会的也要追查。）（大联筹三配件厂董广发：我看这是大阴谋，没有突出两条路线斗争。我还要提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这是毛主席说的。念语录。）　　
谢富治：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戚本禹：毛主席说了，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不许提揪军内一小撮。（董：毛主席没有那样说，我按毛主席说的没错。）刚才伯达、江青同志的指示，你同意不同意？（董：我是同意的。）同意你为什么还那么说？（董继续辩解）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是反革命的提法，现在反革命分子就利用这个口号，到处抓一小撮。（董：不要拿大帽子压人。如果认为我是坏人，那把我逮捕起来吧！）我说你还不行呢，怎么能逮捕呢？你不要逼着我们犯错误。（大联筹一代表：天津所以混乱，都是天津某些决策人挑起的，……）什么“决策人”？这不象共产党的提法，不是共产党的语言。你是否经常看《参考消息》，从外国学来的？再说一遍，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错误的。　　
谢富治：你们这是跟中央唱对台戏！　　
戚本禹：我看你思想很混乱，一会同意，一会又不同意，你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你坐下好好休息。（董：思想混乱的不是我，有人混乱了。）这里是解决大是大非问题，不要在这里耍流氓！你坐下。（董：我可以坐下，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你可以保留一万年。（大联筹：我们要建一个主席塑像，快建成了，没有原料，支左不支持我们。）不要搞塑像了，毛主席很反对，对这个问题批评得很厉害。我们要按最高指示办事，如果没有建成就不要搞了。（大联筹：戚本禹同志，你同意不同意？）不要问我，要听主席的。问我，到处见到主席象我才愿意呢，但主席不同意，要按主席说的办。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们都要按最高指示办事。你们大联筹现在到底听谁的话？你们究竟听你们“决策者”的话，还是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我希望你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你们大联筹方面很好地改正错误，很可能搞得更好。如果象那个工厂的同志（指董广发）的态度，还是提揪军内一小撮，那是错误的。再三讲，不要提军内一小撮，因为军内和地方不一样，军队支左的错误，是认识上的错误，即使军内有走资派，也与地方的走资派有所不同。地方走资派有一整套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走资派抓一人与解放军抓三个人，性质也不一样。野战军过去是作保卫工作的。天津支左绝大部分支持是对的，局部的可能有错误，但这也是难免的。叫你们支持支持看看。你们什么时候介入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是也支持过林造反吗？他是个流氓，为什么支持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我也支持错过，过去我也受过蒙蔽，我向中央文革作过检查，改正了错误。可是你们至今还坚持揪军内一小撮，说天津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你们把自己都否定了。想搞得很彻底不可能，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妄想。想一次搞完，纯又纯，那有这样的事情。中央讲了这么多了，现在你们还说天津市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究竟是认识问题还是故意对抗？我怀疑你们。我们对你们做了很耐心的工作，就是希望你们把方向扭过来。说服你们，你们就是不听。主席把船摆正了，你们非要扭过去，这不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这样下去，你们会走向反面。我们不说五代会没有毛病。五代会的态度比你们好些。你们这里头就有一个人态度还比较好点，是不是真的我还要看行动。你们不是要看我们的行动吗？我们也要看你们的行动。看行动，首先看你们是否能把坏人抓起来，把枪交了出来，中央很满意。希望你们考虑中央的意见，不要觉得自己比中央还高明，比毛主席还高明。整个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主席部署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石家庄天津张家口唐山代表的讲话　　
（“大联筹”代表说：我们汇报一下，我们已经抓了我们自己的十一个坏头头，共抓了二十八个，公安局军管会只收了十一个。　　
谢富总理说：这个决心大。并带头鼓掌。　　
和平路现在疏通了没有？　　
（“大联筹”代表说：现在畅通无阻。）　　
高兴！高兴！（伯达同志鼓掌，全场热烈鼓掌）　　
塘沽港怎么样？塘沽港抓了一个支左联络站的王克同志，放了没有？　　
（“大联筹”答：放了）好！　　
这是革命行动。（伯达同志再次鼓掌，全场鼓掌。）　　
谢副总理说：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赞成，我就没有什么话可讲了。最近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讲了很多话。特别是江青同志在九月五日接见安徽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大家听了没有？（众：听了）那是代表我们毛主席司令部讲的话，对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大家要好好学习这个讲话。　　
你们来了将近二十天，达成了很多协议。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毛泽东思想、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努力，情况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不管天津也好，张家口也好，石家庄也好，唐山也好，都有进步，我们要向前看。这是代表们的努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天津签订了抓革命、促生产协定，我看天津进步最大。天津两派都有进步，你们这些小地方有进步，还没有天津进步快。天津一派自己抓自己的坏人，这是最伟大的，是合乎毛主席思想的。（陈伯达同志说：这是值得学习的，是做得对的，刚才的态度是诚恳的）“大联筹”过去有毛病缺点，现在坚决纠正错误，很值得各地学习。有些地方遵守协议不够。石家庄，不管你们两派怎么样，你们是做得不够，签字以后，开机关枪，把人打死这件事要追查，起码石家庄军队制止武斗不力。打死三个人很可惜，是阶级弟兄。我听了这件事情很不高兴，都是阶级弟兄，在和平时期，把人打死了。这件事情要检查，不追个水落石出是不行的。如果别的地方还有这样事情，要追查。各地都有解放军，你们不听话，都要抓，解放军制止武斗要坚决。天津有一个人写了一个条子，说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有点骄傲，有点唯我独左，希望下次听到这两个革命派有点自我批评。总之，我们要向前看，有些进步，有些进步很大，有些进步不大。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很多话，我完全同意。　　
下一步，签订的协议要坚决执行，谁违背协定，解放军有权处理，重则抓人、轻则警告。我们还要向前看，下一步要搞政治协定，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和江青同志的讲话，要抓大方向，抓大批判，抓大批判这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搞革命大联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革命派大联合。各派都是一个厂的工人，都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联合？分几派！一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不能联合？就不能一块革命？联合对革命有利，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利，对大批判有利，对停止武斗有利，对我们各个方面都有利，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只有对什么人没有利呢？只有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利，对地富反坏不利，对美帝、苏修特务、印度反动派不利。对革命人民都有利。而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心的事情。我们有联合的基础，都是工人阶级，都是革命的，所以我们应该联合，可以联合。而且所有的造反派，所有革命人民，都欢迎我们联合。如果谁不这样，而要打内战，那些头头就会被广大群众抛弃，群众要造反。所以下一步最大的关键是联合，革命的大联合，工人组织联合，学生组织联合，其他组织联合，一直到一个市、一个省的联合。这件事情，天津要走在前头，天津已经落在北京的后头了。今年二月份，总理说，天津可能走在北京的前头，但北京四月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至今已五个月了，而天津筹备小组还不巩固，“五代会”也不太巩固，这次希望你们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们代表就作了新贡献。希望下一步由你们自己解决大联合问题，由驻军负责。石家庄由石家庄的军队负责，张家口由张家口的军队负责，唐山由唐山的军队负责，天津由筹备小组负责，不要把这件事情都推到中央同志身上来，你们搞的差不多，就拿到这里来签字。你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搞，我们不行，特别伯达同志最忙，你们先搞好，然后拿到这里来，好不好？（众：好）（“鲁迅公社”要求中央派人到石家庄去调查九·六武斗情况）你们“狂人”是有毛病的，甚至有很多毛病。但这件事情，他们毛病比你们多，军队也没有讲公道话，但要改正错误，我是信任军队的，但这件事情你没有很好调查，希望你们要追查，不要再这样干了。今天到会的有天津市、石家庄、张家口、有唐山，希望你们比赛，尽快达成协议，过国庆节。（伯达同志插话：谁走在前头谁就受群众欢迎）我看天津最有希望，但不要骄傲，要继续进步，继续做好事。别的地区的两派都要向天津学习。希望你们在下一个问题上要立功。（伯达同志插话：今天的社论请大家好好学习）还有江青同志的讲话，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汇报的社论，其中反映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你们都说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要我们大联合。你们联合不联合？（众：联合）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周总理：你是按主席的指示办事，还是以我为核心？（赵健敏：我们主张“五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起来，我们不主张以“大联筹”为核心，以“大联筹”为核心，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大家都听到啦！（赵健敏：五代会加强扩大了，我们“大联筹”就解散。）你是天工的吧？天工一派是革命派，但你们不能否定“五代会”的革命派。“大联筹”是跨行业的，应该归口嘛，应该加强扩大五代会嘛。加强扩大也好，充实也好，你“大联筹”和“五代会”不能成立两个政权对立。凡是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吸收到“五代会”里来，共同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才有方向。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动的，要打倒。不能自己创一个方向，以“我”这一派为核心，不管你造反多早，这样作都是错误的。《文汇报》已经批判了这个问题。　　
天津工人这次体现了先锋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联合起来了。（众鼓掌，呼口号）特别高兴的是塘沽海港已联合起来了。（众：鼓掌欢呼）广大劳动人民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油田联合起来了。毛主席的最近指示是在外地视察时讲的，我们传达的晚了一点。天津联合起来了，这一点不落后，要庆贺你们。（众：鼓掌欢呼）天津是工业城市，北京不是工业城市，上海发展的快，最先进的是上海，其次是天津。青岛、济南也是很好的。最近唐山怎么样？没有联合起来的，都是少数派在当中影响。一是走资派捣乱，二是坏人操纵，三是社会思潮影响。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学生应该把学校的斗批改搞好嘛。（众：呼口号）　　
象我这样的人，快七十了，我还是要紧跟毛主席，学到死，改造到死，跟到死。你们年青，是早晨的太阳，是有希望的。你们多老了？一年多，有多少经验？我们不能看你们犯错误。青年人犯错误是允许的，但是我们看到你们犯错误，要提出批评，否则就是我们的罪过。天津这一派我不很高兴。有一个好消息，南开大学两派联合起来了，不管怎么样，你们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比你们低一级嘛。卫东、八·一八两派应该联合起来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才会巩固。　　
工厂本身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好联合，也好巩固。学校就差一些。各学校要规定一个时间，都要回学校来，如果不回来，就开除学籍，不让毕业。你们有没有诚意接受这个协议？（众：有）去外地串连的，中央已决定不招待，不开支。这一点，要靠你们自觉的执行，回到本校搞斗批改。客观条件已成熟，就是考验革命小将的时候，看你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　　
我对天津学校的问题，刚才看了一点材料，还有一点逆流。哪有那么多走资派？要结合他们，让他们工作。不能打击一大片，要解放大量干部。首先是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掀起大批判，结合本单位斗批改，这是完全有条件的。毛主席视察、高瞻远瞩。你们谈多长时间了？（众：一个多月了。）工人同志们懂得，生产已过三个季度，第四个季度生产要抓了，要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对国庆献礼。　　
你们如果有勇气接受北京红代会的经验，用这样的方法，采取措施，限定时间，北京六十二所学校全部通过，一个月内回来，不回来开除学籍，不给分配。四大民主嘛，但你违犯毛泽东思想就要强制。天津要经过多数人讨论，要真正多数人主张这样做才能发表。　　
去年这个时候，大中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队，今年这个时候，是大批判，大联合，结合本单位斗批改。如果你们不赶上来，就要落后了。工农队伍已经起来了，你们不能再来左右群众，左右全局。不听主席的，不听群众的，也不听解放军的。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尽管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们最听党的话，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光荣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现在正纠正。解放军坚决执行四不，在群众夺枪的时候，不动手，还念语录。你们天津夺枪了没有？（众：没有）解放军是爱民的，你们应该拥军。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的主要一条是要拥军。解放军经八、九个月的考验，是最听主席的话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一句话，有错误就改了。我们现在是三相信、三依靠，这是中心的环节。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两次地震，六三年在石家庄，我是亲眼看见的，一声令下，立即行动。所以，你们学生如果不快赶上来，就要落后了。　　
谢富治：石家庄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周总理：我们学生到处抓“军内一小撮”，错了。当然现在不抓了。学生要想一想拥军做的怎么样？军队要想一想爱民做的怎么样？　　
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把情况和群众一说清楚，就不成其为百万雄师了。　　
天津的学校联合，还有些困难，他们不讲用毛泽东思想去指挥全国。学校就去包办一切，总想支配天下。包打天下的思想是错误的。　　
老保翻天有两种：一是走资派在后面操纵，坏人可以搞起来。二是社会思潮，思想里有“私”字，个人主义影响，组织小团体，派性高于党性。联合的关键在那里？主席说了四个字，“斗私批修”。这是主席指给我们的斗争方向。大联合要建立在“斗私批修”的思想基础上，一定要多作自我批评，把“私”字去掉，才能联合。学生现在要赶上来，不要还是学生领导一切，跨行业不行。现在学生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向解放军学习。不要以“我”为主，唯我独左。（众：鼓掌呼口号。）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大联筹”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现在协议的文字上写的怎么好，怎么漂亮也不行，就是有个别的野心家想垄断天津，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要揭穿这个盖子。我老实说，我是好意的，“大联筹”的同志不要怪我，我是这样说，我是不赞成你们“大联筹”这个组织的。你们是跨行业的组织，混杂了不少不好的人，被坏人利用。你们赞成不赞成我的意见？（一部分人答：赞成）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的工人，都按照工厂、行业，所有学生，按照学校班级联合起来，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你们天津的大联合就起实际的作用。现在搞这个“大联筹”，是跨行业的组织，要归口，回到本单位去。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大联筹”的同志？　　
（“大联筹”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程国富同志表示同意协议，但他们的这种行为被诬工贼、学贼。）　　
说赞成这个协议的“大联筹”的同志是工贼、学贼，是完全错误的。赵健敏这话是完全错误的。　　
（赵健敏和程国富吵了起来。谢副总理说：你学生不能和人家工人对立。）　　
劝你们工人不要被那些学生拉着鼻子走，工人应该左右天津的局势。　　
（谢副总理说：赵健敏，你们有不同意见，应首先在代表团里面斗争，不应当回到天津串连群众，开会向群众讲这就把事情搞坏了。以后有意见可以发表，但只能在代表团里吵，今后这样的事情要注意。　　
大专院校一代表说主要是五代会不执行协议，人家联合去备案，他不给备案。　　
谢副总理说：那就不对了。关键是两代会，一个是工代会，一个是大学红代会，你们先把工代会、红代会怎么加强、扩大，达成个协议不好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都是抽象的，你们争权还不是争工代会、红代会，然后是革命委员会。关键是工代会，大学红代会，对不对？众答：对。　　
特邀代表和大联筹的代表发言，有的说协议的通过是民主的，有的叙述协议通过时的情况。）　　
协议中有一句话，就是按系统实现大联合。这句话，“大联筹”有些人不能接受。像赵健敏，因为按系统实现大联合，“大联筹”就分散了，“大联筹”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我赞成刚才有一位同志（指胡忠信）写的一封信，我看他的意见是对的。他说，革命师生通通按照学校，按照班级联合起来，工人按照班组归口联合起来，就是按系统联合。工厂，就那么一个工厂的工人实现联合，外边的工厂就不要干预它，学校也不要干预它。工代会必须是名符其实的工代会，他是工人自己选出的代表，各人工厂，各个系统派出来的代表。“大联筹”是一个跨行业的组织，是不是？（众答：是。）如果按协议，跨行业就不能跨了。而且我们研究了很多材料，很多地方的情况，群众组织如果是跨行业的，就不恰当了，它就鱼龙混杂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混在里边。有没有这个问题？（众答：有。）你们这个“大联筹”就是掺杂了许多这样那样的人，有许多坏人也混进去了。赵健敏你说你们代表多少人？原来讲代表四十万，现在说代表一百万，越大越杂了，这样就更糟糕，混进去的人就越多了。如果按系统、按行业组织起来，这样坏人就不容易混进去，就不好混，我们就可以分别清楚，就比较容易分清楚。听懂这个意思吗？（众答：听懂。）所以学生还是要按他的学校，按他的班级联合起来。听懂我这话吗？（众答：听懂。）工人应当按照工厂联合起来，对不对？（众答：对。）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早就有这个指示罗。延安中学这是主席批的嘛。按系统联合，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按“大联筹”这样的大联合，就联合不成，那真正是大杂烩。你们想一想，看一看，我跟你们“大联筹”没有冤仇嘛！不是故意说你们的坏话嘛！你们不是按系统搞，什么人来都随便吸收，跨行业，不可避免地，不以你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定要变成大杂烩的组织。这是我的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了。你们考虑考虑。你们批评五代会是个大杂烩，你们自己恰恰是个大杂烩。中央要我们帮助你们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发表意见。你们同意不同意学生必须按学校、按班级实现大联合？（众答：同意。）工人就按工厂，按系统实现大联合，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这样，你们“大联筹”本身就有改组的必要。对这个组织怎么看法，就可以怀疑，这个组织是跨行业的，是个大杂烩。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说是大杂烩，并不等于说你们这些同志不好，但你们“大联筹”组织里边混进了一些不好的人，并且被人操纵。有人操纵你们，我们是了解的，你们不要上当。上次我不是说过嘛，你们抱着大石头，两三块、三四块大石头，抱着这些石头就迷路了，看不清前途了，看不清前面的路了，也不好走路，抱着那么一些石头干什么？你们抱着几块石头，连你们的代表同志都不知道。给你们说穿了，你们背后有人操纵。你们的代表可能很多同志不知道。（有人提出要伯达同志指出是谁）不要。总之是有野心家在那里操纵就是了。我是得到一些群众来信的，不是军队同志告诉我的，也不是公安机关告诉我的，我是看到一些群众来信。我告诉天津筹备小组的同志，他们还莫明其妙，他们还不知道，是我先知道的。现在我知道最少有三个人。当然那三个人我们希望他们不要那样搞了，我们希望这三个人觉悟，不要在背后去搞这些玩艺。听懂吗？！（众答：听懂。）实际问题就是归口大联合，还是不归口大联合？就是按系统大联合，还是不按系统大联合？就是执行毛主席指示还是不执行毛主席指示？刚才我和谢富治同志同北京中学一些同学谈话，他们说按班级联合就可以联合起来了，几派就可以变成一派，毛泽东思想派。我看这是一个实质的问题，不晓得对不对就是了。你们考虑考虑，我是跟你们商量的。（一代表说：如“大联筹”是大杂烩，五代会更是大杂烩。）他们那里可能混进一些不好的人。我对五代会也不了解，你们比较突出，我就比较了解你们的问题。五代会，我是不大去研究他们的问题，我特别研究了你们的问题。我声明不替五代会打保票，我并不否认五代会可能有坏人，有没有还要调查清楚。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接见天津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的讲话摘要　　
　 　
三、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很好，照办。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作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二）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和他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　　
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批转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四、中央文革判定天津市出现了一个黑会一个黑戏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话　　
江青讲话；　　
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吧？（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一讲道理。　　
姚文元同志讲话　　
被中央文革去年十一月份就揭露的所谓“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是一个什么会呢？只要看一看这个会的后面有黑手，是什么人，就可以弄清楚，据说有两员大将，一员叫方纪，一员叫孙振。方纪，何许人也？是胡风分子，周扬的死党，刘邓在文艺战线上的代理人，周扬安排在天津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振，何许人也？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就是雪克，就是大毒草《战斗的青春》的炮制者，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象这样一些人召开的一些会，同志们，是不是黑的，（众答：是）该不该揭露？（众答：该。）　　
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他们召开这个会，准备成立“工农兵文艺革命委员会”，要夺权，取而代之，这些胡风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就是要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　　
方纪，我到现在还没有跟这个人见过面。但一九五八年，他写了一篇《来访者》，我是批评过的。《来访者》是控诉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篇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当年，六月十八日他给周而复──大毒草《上海的早晨》作者的一封信，这封信经过林默涵发出的，他把他的《来访者》说是构思不成熟的问题。六月十九日他又写了一封信，他是和刘白羽商量写的，在这以后，他又说《来访者》思想上是积极的，只是艺术上没有达到，而且说，只要帮他的忙掩盖过去，下次到上海面谢。从这里看来，陆定一、周扬他们的一条黑线，在全国有一个网，一个方纪受批判的问题，四面八方都动起来，在北京、上海等等一大群人，都在为他奔走。《来访者》这篇作品发表以后，马上被香港反动报纸转载，并且加了按语，说是大陆的揭露，揭露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而且把方纪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功臣”。当时，香港反革命报纸说方纪这篇小说是“良心的发现”，就是这样“赞扬”的，可见他的反动本质。后来我又看到英国有一个特务机关出的一个刊物叫《苦果》（译音），内部发行的，专门搜集社会主义国家内最修、最修的作品，收集中国两篇半，其中就有方纪的《来访者》，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员孙振，一九五九年的《战斗的青春》，是在上海出版的，上海一些坏书是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天津有些大毒草好多是在上海出版的。这是有联系的，他们是一丘之貉，组织这本书的人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叫刘金，这个人跟雪克转了很久，他也写了很多，后来被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包庇。这本书一出版，广大工农兵纷纷反对，在一篇文章中点了，说它是坏作品，是美化、歌颂叛徒，诬蔑我们军队，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大毒草，刚刚开了一次座谈会，要进行批判，这个时候，上海的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得到了刘邓的黑指示，慌张已极，马上下令禁止批判这本书，而且说：谁批判这本书，就要检讨。陈丕显这个家伙，是根本不看书不看报的家伙，但他三天就看完了这本书，看完就下令不准对这本书进行批判，他们究竟是什么黑关系！这还看不出问题吗？（江青同志插话：陈丕显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还居然看了这本小说。）就是这些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你们天津还有一个人，叫吴雁，又名王昌定，是周扬很欣赏的，为他翻案，写了一本《创作需要才能》，周扬看了以后，为他捧场。这篇东西是经过方纪修改后，才在《新港》登出的。　　
江青同志讲话　　
有一个电影，叫《探亲记》你们看过吗？（众答：看过。）这个作者叫杨润身，这个人也在你们天津，也是黑会的积极分子，他这个《探亲记》，算是修到家了，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我看了以后，心情非常沉重。歪曲伟大的解放战争、卫国战争。在他的电影里，写整个战争，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子，无亲可探，但非要探亲。他的第一稿说，儿子当了高官，不承认贫农的父亲，恶毒透顶，歪曲工农兵。但象这样一些家伙，一个月拿着国家的高薪还不说，还要拿着非常非常高的稿费，不义之财，是剥削，我有证据。拿着这些稿费，作为他们黑会活动的经费。这里（江青同志念单据），方纪一百五十六元，杨润身三千元，孙振一千元，多啦！王昌八百元，袁静八千元。举一点例子，同志们听一听，拿着劳动人民的血汗，来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赤裸裸地说明他们要夺权。孙振给一个董阳，不知道是什么人物，大概是伙伴吧，还有邵文宝、滑富强、王静、张贺明写信，指使他们夺权，务请注意，这是他的亲笔信：“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夺权的观点制造舆论。”说：“为了扩大影响，是否考虑与全国各省市已经占优势的或者还在坚持斗争的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联合发表呼吁和宣言。互相支持，造成优势。这一切搞好，夺权才能得到广泛支持。”　　
　 　
1967年的5、6月，天津市话剧团在天津、北京等地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　　
（一）陈里宁案发生在湖南　　
陈里宁是湖南省湘潭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名办事员。　　
（1）陈里宁批评刘少奇的问题　　
根据陈里宁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１１日写的一份交待：　　
我害怕刘主席反对毛主席。我疑心刘主席的原因有如下一些：　　
１．１９５０年刘主席作土地改革报告，说地主三年可以改变成份。这个说法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很明显是一种阶级斗争息灭论。　　
２．１９５６年他说：地主阶级消灭了，富农快消灭，资产阶级正消灭。这很明显是种修正主义。１９６２年中央农村工作双十条说明地主阶级存在，并没有消灭。经济上改变了，政治思想上没改变，不能算阶级消灭。列宁说：要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消灭阶级社会带来的一切痕迹，才能算消灭阶级。　　
３．刘主席在１９５９年军委扩大会上说：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搞林彪、×××人的个人崇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党和毛主席从来就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提高领袖的威信与个人崇拜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拥护毛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正确，并不要别人去搞个人崇拜。~}　　
４．毛主席一贯主张掌握党的政策要反右防“左”，坚持正确的路线政策。可是刘主席１９５９年说：掌握党的政策要左一下，右一下，象开汽车、飞机一样。我认为这是对党的政策开玩笑。　　
５．刘主席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上修掉了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１９６２……正当赫鲁晓夫反华之时，这是不是相呼应？如此等等还有许多许多，我在×××看守所交代过了。这些矛盾我提出来，总是遇到批判，我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我害怕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就会与蒋介石呼应，人头滚滚。　　
６．１９６０年湘潭市都说刘主席故居要修花明楼。党委书记不通过手续，跑到湘潭市×××厂要马达、电线、木材、水泥。刘主席家是地主，房子本来就比农民好，再修好让别人参观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算不算背叛地主阶级？　　
一九六二年，陈里宁开始研究刘少奇的的问题，与别人交谈并写日记。　　
一九六三年初，陈里宁的日记本被人偷去。　　
一九六三年四月，陈里写了一份材料交给湘潭市人委秘书长，“他诬我精神病，把我送入湖南省精神病院。回机关后，我又琢磨那些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月，陈里宁写信给毛主席谈到了他的怀疑。“不久我又被送入精神病院，出院后我继续琢磨那些问题，但湘潭人委办公党支部开大会批判我”。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由于陈里宁仍然坚持对刘少奇的看法不改，又被送入湖南精神病医院。经医院鉴定；胸部透视无异常发现，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态清晰……。不久又出院。　　
一九六四年九、十月，陈里宁写了几十封信给一些部位和个人，谈他对刘少奇问题的看法。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陈里宁又被送入湖南精神病医院。医院作出结论：　　
结论：(1)此员精神病复发，其所以出现反动言论，乃是原来反动思想在精神病症状上的反映。(2)诊断：仍为精神分裂症。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公安部派人将陈里宁从湖南精神病院“秘密逮捕”押解至北京入狱。　　
一九六五年八月，陈里宁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伴诊×同志述：目前病人正在京×××受审讯，因病，影响审讯。已和我院联系，先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后，继续审讯。查体：一般情况佳。精神状态：意识清醒，接触良好，对答切题……。但无自知力，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被审。印象：精神分裂症（妄想型）。　　
（2）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档案袋中有一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每一本封面上毛的名字都被涂改了，只见这毛泽东三个字都被用墨笔涂掉，并在旁边写上陈剑鸣三个字，还注有日期；翻开封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不少被涂改过，多是改为与原文相反的意思，但零乱无序，看不出他的用意。从所注明的日期来看，集中在两三天内，正是他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鉴定的那几天。看来是这时由于他被施用药物，出现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所以作出这些不可理解的涂改。　　
这捆书的事，在十三局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审问记录中都有记载，逮捕他的人原不知此事，是陈里宁自己讲出来的，他不承认给中央写信反映自己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有罪，但说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检查时，服用药物后，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把毛主席的书涂改了，要说有罪，这倒可以算上。审讯员问他这些书在那里？陈答，我把它捆成一捆，放在家里。十三局立即派人去陈的家中搜出了这捆书；他们看后也认为这是精神病发作时所为，所以没有当作什么罪证，以后审问也没再谈到这件事。　　
（二）陈里宁案平反在北京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陈里宁第四次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　　
主管大夫金弘敏从陈里宁的言行及“病历”中看出了“问题”，她否定了以前对“病人”的诊断，冒着风险，帮陈里宁把写给中央文革的信件发出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清华大学井岗山、清华大学红教工和其他院校的革命师生，联合医院的造反派，要求医院负责人把陈里宁的病历交出来，但院方拒不交出，大家就聚在医院里，不断的喊口号，还将大标语贴在医院的墙上。如此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金弘敏医生出来说，陈里宁的病历就在我手里，我交出来。造反派立即写了一份向中央文革的紧急汇报材料，报告在安定医院发现陈里宁的情况，递交中央文革接待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十二时正，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清华“红教工”及安定医院等五单位分乘五辆车均到达了公安部十三局门外的停车场上，近三百人在大门前很有声势，各单位负责人先进去交涉，十三局的干部也表示愿意与代表谈判，铁门刚打开一条缝，代表们还没有全进去，学生们已一涌而入。　　
这时，探照灯把院内照得通明，半山上的机枪正俯视着群众。负责人怕学生们冲过界限，赶忙请安定医院的工人师傅组成十人的人墙，紧紧把住通向监狱的门院以防止群众误入监狱。群众在院内寻找档案室，准备贴上封条，以免陈里宁的档案被转移。但所有的办公室都已黑灯锁门，在外面也看不清那间是档案室。　　
这时，侯虞铿已分别与张家廉、朱起鸣通了电话，朱起鸣说王光宇（中央文革小组办事人员）他们正关注着我们的行动。　　
又过了一会儿，总机房通知周恩来总理要负责人接电话，负责人赶紧对周总理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守纪律的，我们已派人守住通向监狱的门，我们的战士绝对不会到监狱里去的，请您放心。我们来十三局的目的是要求十三局交出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平反。”　　
周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守纪律，很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先撤出来，明天上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　　
负责人说：“这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我们准备向工作人员及家属作宣传，我们可以先撤到家属区，做完宣传后再撤出吗？”　　
周总理说：“好的，我答应你们，你们明天早上撤出，然后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他又对十三局的负责人交代要好好接待我们。　　
负责人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向各单位负责人传达后，地院“东方红”贾继承说，既然周总理叫撤，我们就撤了吧，别做宣传了。因为十三局的负责人已去组织参加座谈的人了，于是决定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安定医院三个组织的人先撤，其余的人留下作完宣传再撤。大约在凌晨三点，我们全部撤离了十三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上午，去十三局的各单位负责人及朱起鸣到了公安部，　　
谢富治说：总理让我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　　
负责人介绍了陈里宁被秘密逮捕的原因及经过，并说：“在陈里宁的病历中我看到，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您签署的。”　　
谢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如果当时你处在我的位置上，我想你也会这样做的。”　　
负责人说：“现在，我们希望您让十三局将陈里宁的档案交给我们；为陈里宁平反；释放陈里宁。”会上还有人提出要在十三局成立联络站，继续清查类似陈里宁的人，　　
谢说：“联络站就不要搞了，陈里宁的档案可以交给你们，其他的事等你们看了档案后再说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到红卫医院找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医院的造反派开座谈会，了解精神病院把政治犯当成精神病人强迫治疗的情况。并宣布陈里宁自由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戚本禹向王广宇介绍了座谈会的简要情况。戚本禹说他们在精神病院发现了一个因为写信、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而被公安部门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这个人叫陈里宁。据陈里宁的主治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因为反对刘少奇而遭到关押迫害。他们见到的陈里宁神志很清楚，谈话也很有条理，根本不像精神病人。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据清华大学红卫兵说，陈里宁的文笔不错，能写文章。我想把他接出来，找个安静的地方，叫他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这种人可以现身说法，批判一定很有力度。不过，陈里宁被关在监狱好几年，又在精神病院受折磨，身体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出院？出来后能不能写文章？这些由你同造反派和主治医生商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在“红卫医院控拆刘邓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陈里宁发言：　　
金弘敏大夫的发言：　　
会后，把陈里宁送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以后又转到历史研究所。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了一本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宣传陈里宁的小册子，名曰《新时代的狂人日记》，从陈里宁档案中摘编了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日记和文章，说他是反对刘少奇的先知先觉的英雄。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陈里宁由此成为新闻人物。　　
北京的高校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请陈里宁去作报告，社会上还散发了一些陈里宁讲话的传单。哪派请到陈里宁就表明他是站在哪派一边，这样就引发了对立派的反感。　　
关于为陈里宁平反问题，红卫医院的内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反对派认为陈里宁确有精神病，金弘敏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是政治需要。在京医务界的各派组织中围绕着同不同意为陈里宁平反，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尽管陈里宁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但反对陈里宁的一派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抓住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这个要害做文章，说陈里宁也反对毛主席。因为都知道是王力、戚本禹给陈里宁平的反，不少人以给戚本禹写信等方式表达对陈里宁的看法。　　
戚本禹派人找傅崇兰、陈里宁，专门谈不要陈里宁到社会上活动和作报告。　　
（三）《新时代的狂人》出现在天津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有人想以陈里宁的事迹为背景编写一部话剧，叫陈里宁给编者讲讲，以便塑造他这位反刘少奇的“英雄”形象。我中央文革小组办事人员王广宇表示可以向编者提供些素材。（后来中央专案组审查王广宇的问题时，把这件事当成他的罪行之一）。　　
　 　
一九六七年五、六月，清华大学井冈山支持的天津市话剧团来北京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　　
朱起鸣和天津市话剧团造反派负责人不断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他们去看演出。办事人员告诉了戚本禹，他说，他不去看。　　
（四）围绕陈里宁问题的两派斗争　　
一九六七年七月，派陈里宁下乡去调查　　
戚本禹说，陈里宁还是到处活动作报告，他住在北京安静不了，别人找他，他就出场，也是一个好表现自己的人。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躲一躲。中央文革要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筹划记者站，借这个机会把陈里宁派到农村搞调查，可以防止他在北京继续被利用，找麻烦。　　
陈里宁听后稍微犹豫了一下，表示愿意接受。戚本禹交待陈下乡后，不能用陈里宁的名字，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各种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出现，可以写调查报告。　　
１９６７年７月末或８月初，陈里宁在保定乡下暴露了身份，各派组织纷纷请他去作报告，碍于东道主的情面，他出去作了几次。　　
戚本禹说：这个陈里宁，我们把他弄出来，现在却成了一个包袱了，看来他真是有精神病，又好出风头，乡下呆不下去了只好叫他回北京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陈里宁回到北京，消息不胫而走。反陈派看准这个时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大肆宣传陈里宁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以此来抨击为陈里宁翻案的这一派。陈里宁已经成为两派斗争的筹码。一派猛打，一派死保。　　
　 　
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中央文革办事组关于陈里宁问题的电话记录的传单　　
戚本禹为了平息两派为陈里宁问题发生的争吵，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给傅崇兰打电话，叫他向社会上散发一个电话记录的传单，大致内容是：“现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因为陈里宁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陈里宁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一派则认为陈里宁不是坚定的左派，他有篡改毛主席著作的错误。两派组织因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很不利于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希望各派组织不要为陈里宁问题再争论了，陈里宁的问题由我们来处理”。　　
散发传单后，对保陈派很不利，反陈派猛烈进攻，要揪斗陈里宁。不久王力、关锋被打倒，反陈派加紧了对保陈派的攻击。戚本禹只好派王道明（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去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重新收监。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戚本禹“请假检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把王力、关锋、戚本禹转送到秦城监狱　　
　 　
编者按：　　
一、利用群众示威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天津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说；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周恩来在当时也指出：　　
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　　
万哓塘死又是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下午万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象样子，象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查。　　
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　　
二、群众组织阵线不是十分鲜明　　
开始天津市委少数人支持的“红卫兵野战兵团”，干了不少坏事。后来这个组织被取缔。　　
新的天津市委（直属中央）成立以后，推动大联合，筹备“五代会”，又出现了一下子吸收偏右的群众组织过多过快，同时又排斥了一些造反的群众组织。　　
在造反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中，混进了不少坏人，他们热衷于搞打砸抢，甚至抢劫财物、强奸妇女。　　
三、中央文革处理天津“两黑”（一个黑会、一个黑戏）问题出现偏差　　
关于黑戏问题，目前看到的材料不多，就江青、姚文元讲话来看，不能说明这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准备成立“工农兵文艺革命委员会”，要夺权，究竟错在哪里。　　
关于黑戏问题，虽然没有看到《新时代的狂人》的演出剧本，但是，它所表现的原型——陈里宁，确实是一件冤案。　　
一九六二年以后，陈里宁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对刘少奇的一些言行，提出了批评。这本来是党内生活中很正常的事。当然，要注意方式方法以及场合。　　
一九六三年，湖南省湘潭市在处理陈里宁的问题时，只是认为他神经有问题，把他当作精神病人强迫治疗。　　
一九六五年，公安部插手陈里宁问题，把他作为政治嫌疑犯逮捕入狱。　　
一九六七年一月，群众组织为陈里宁造反，中央文革戚本禹等人插手陈里宁案，把陈里宁释放出狱，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北京市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利用陈里宁问题作为筹码，搞派性斗争。　　
戚本禹为了调和两派矛盾，再次把陈里宁收监。　　
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把陈里宁问题，与王关戚问题挂钩，断定《新时代的狂人》是黑戏。　　
此后，中央专案组断定：陈里宁是“假反刘、真反毛”，把陈里宁定为“反革命”。　　
就这一件事来说，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就太多太多了。　　
　 　
　 　
贰、本节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张春桥接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来京同学时的谈话　　
〖八月六日下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小组成员穆欣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接见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及河北大学来京参观的全体革命同学代表，举行了座谈会，并作了重要指示。〗　　
张春桥同志问：是哪几个大学来的？（众答：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什麽时候到的？（众答：昨天上午十一点。于是，张春桥同志和穆欣同志向代表们互相作了介绍。）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不大了解大家要求谈些什麽？各校不同，都是带着什麽问题来的？　　
一个同学说：我们看到北大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回去以后，究竟应当怎麽做？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看到了哪几个学校？（众答：北大，清华，还有师大）那你们跟我差不多。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到这里来开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我也是看了这几个学校。你们在天津有些什麽问题？　　
一个同学说：北大的形势跟天津不一样，北大的道路是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那里和北大怎麽不一样？（众答：我们那里由学校组织开大会批斗，和北大不一样。北大一次会就斗好几个，我们那里是由革委会组织的……）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的革委会是怎麽选的？（南开大学一个同学讲了自己对革委会的看法。以下又有南大，天大，河大不少同学提了很多问题，递了很多条子。然後，由张春桥同志作了解答。）　　
同学们，我想这样，大家到北京来，是来学习的，我们到北京也是来学习的，是一个任务。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而且文化机关比较多，大专学校比较多。这个地方的同学在毛主席身边，他们受到党的教育很多，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来这里交流经验是应该的。我虽然不是北京的，但今天是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的，所以对同学们表示欢迎。同学们要求总理接见，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今天来不了，打电话给我，委托我们来和同学们见面，所以我还要代表总理对同志们表示欢迎。　　
先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北京的情况。　　
文化革命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如果说是从讨论《海瑞罢官》开始的话，从去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发展到批判“三家村”，一直到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这期间，经过了二百天，这二百天里，全国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家对国内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认识更深刻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并不是偶然的，它对全国来说不是偶然的。而大字报由聂元梓写出去，可能是偶然的。她不出，别人也会出的。毛主席看了大字报，立即就批了，让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可见，文化革命的烈火是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从六月一日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北京大学在六月十八日发生了一个事件，即所谓“六·一八”事件。为什麽会发生这个事件呢？因为工作组进来以后，没有领导革命师生进行文化大革命，没有领导群众斗黑帮，而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运动不是斗陆平，到十日，连个斗争计划也没有，反而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如你们刚才提出的那些情况，这里都有。例如：班级之间不准串联呀，门口也不准随便进呀，校系之间不准往来呀，兄弟院校，工农兵来声援还不让进去等等，同学们耐不住了，自己起来革命，就出了个“六·一八”事件，打了一批黑帮分子。学生里面有没有不太好的呢？有。但那天打人的多数是好的，而张承先却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那天打了人，戴了高帽子，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同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如撕破女同学的衣服。张承先借口说，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麽？是反革命事件！六月十八日以前，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六月十八日以后，却转过去镇压革命学生，把参加“六·一八”事件的革命学生当反革命来镇压。工作组本来应该领导同学起来斗黑帮，但他们却来斗革命的学生，完全把方向弄反了，影响很大。此后，接连在北京出现了“六·二零”事件，“六·二三”事件，“六·三零”事件……经过调查，都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性质很清楚了。为什麽有这个事件发生呢？最主要的是工作组不革命，别人起来革命。有的同学打了人，思想负担很重。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了，怎样？只好解放这些学生。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其实两派学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学自己就说嘛，打我们的同学也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原来对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当成了反革命。这是工作组挑唆的，我们要解放两方面的学生。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人了。这是第一句话。至於你们怎麽办，你们自己讨论。戴高帽子，我们也不提倡，戴不戴由你们讨论，青年人就是要革命的，他们最富有创造性。他们现在还没有地位，也不是权威；不怕罢官，也不会罢官，因为你们还没有当官，顶多是挨斗，戴高帽子。我看戴戴有好处，挨斗也有好处，这样可以锻炼毅力。平时说是忠于毛泽东思想，轮到自己头上就不行了。你们不想给别人戴高帽子吗？人家也能给你们戴，不怕！　　
（有些同学递条子问：扩音器可不可以供同学辩论使用？）我看可以。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关。罢官都可以，连校长都可以罢，何况扩音器呢？（天大有的同学提倡：既然工作组撤出，有的单位也有派出帮助革命的学生，调回来怎麽办？）派了学生帮助教职员革命，文化革命委员会有权决定，派人可以嘛！不是外边派来的，是你们内部的人嘛！　　
关于怎麽斗？斗谁？由学生民主辩论决定。要解放思想，不要有那么多框框。北大一万五千人的大辩论会都可以开嘛！南大可能多一些，（众答：不多，五千余人）也可以开嘛！　　
学生在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应该占多数，教员就恐怕难教育，他们不大懂得革命，他们的地位跟你们不一样，他们不理解同学。学生不起来，恐怕革命难以搞彻底。　　
同学们要求八月十三日主席到你们那里去参加庆祝活动，或者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去，我们可以负责转达。有的同志还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你们那里去，现在中央同志正忙于北京的事情，先把北京的问题解决了，取得经验，当然愿意到处去一去。请相信我们能转达就行了。　　
关于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师和学生的人选，中央没有规定过比例。河北省委怎样规定的，我们不大清楚，你们看怎麽办，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规定是不是可以容许在革命中随时改变，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不行就变动嘛！关于代表，绝大多数同学不同意，当然可以撤换。　　
（有人问：北京各院校的形势所以是这样，是不是因为北京市委烂了？）这个说法恐怕也不大妥当吧！在上海有些人也提倡上海市委在文化革命中是正确的，所以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校党委也应该是正确的。这种论调是错误的。第一，上海市委虽然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你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中央。主席是正确的，那前北京市委怎麽烂了呢？党委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就一定起来革命，如果不革命，就有人来革命。（穆欣同志说：你们还没有闹革命，你们闹嘛！）上面还有很多框框压着你们，现在你们希望我们出来说话，替你们把盖子揭开，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好，我希望还是你们出来。中央指示很清楚，你们是主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革命师生，你们是主人，你们起来革命嘛！我们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有错误就改。如果你们学校的领导愿意革命，检查错误，也可以一起革命嘛！如果不革命就可以轰嘛，就闹革命嘛！　　
（有的同学提出，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不来参加学校的斗争会和文化革命运动。）据我了解，子厚同志正在北京开会。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工作一直很忙。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贴他一张大字报。　　
（有的同学提出：刘子厚同志指示我校斗娄平的时候，让娄平和主席团并排坐着，大家不同意。）我们见到刘子厚我们传达，如果见不到，可以送他一张大字报。　　
（有人问：批斗怎麽结合，辩论怎麽结合？）这个问题我不想谈，你们讨论，看看怎麽进行。　　
（一个同学提出：北大发动群众的方法是适合全国的，回去是否可以讲？）当然可以。你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你们还有框框，还没有起来革命，还没有！你们自己组织起来。你们就说，我们大了，我们现在是大学，不是幼儿园，用不着给我们安排座位。　　
（有些同学提出：学校曾经提出中央和省市委的一些领导人，报上没点名。）贴在哪里都可以。一些框框规定，中央从来不知道，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们对我的讲话有意见，回去可以提。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常说，如果对我们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关于“内外有别”是国务院外办说过，现在没有必要了。总理讲过了嘛，不要用这个约束大家。外国人来，叫他们看好了。无非是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在搞革命。　　
（有人提出：学校一些党政负责人，不带头写大字报，理由是领导上写了好象是作了结论了。）等你们起来了，他就作不成结论了，谁也作不了结论。别说是党委书记说了不算结论，中央一级同志讲话，不是也有递条子的吗？我们也不强加于人，你还是劝劝他们吧，你说了也不算定了，也不算结论，我们还不一定同意呢！叫他说嘛！你不说话，怎麽站在前头领导我们呢？他说写大字报不是时候，我们说，现在是时候了，叫他贴大字报，我们服从真理，不怕压制，我建议你们在这里辩论一番，交换意见，我告诉你们，提这个问题的领导干部，一定有鬼。　　
有些人是不是左派，还要看看。有些人是左派，大家已经看到了，象毛主席，大家已经是公认了。但还有些左派，一部分人不承认，要展开辩论。认识一个人要看一个过程。我们党认定毛主席是领袖，是经过多少年的斗争的。过去也有些人自称领袖，象陈独秀，王明之流，但是大家不承认。我们一些自己认为是左派的同志，还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是不是左派，要看我们的（行动）。这样有益于取得群众的信任，绝不能自己称王称霸。　　
（天大有人问：如果有人骂左派，贴大字报说你是“蠢驴”等等怎麽办？）那你也给他写大字报，你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左派。你们要团结多数。　　
（天大有人问：调查材料时，受到人事部门，组织部门阻扰怎麽办？）革命委员会真正把权力抓在手里，是可以调查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动脑子，你们还要想一想，怎麽闹革命，权不在你们手里！又有委员会，又有代表，他们不代表你们，你们可以选一个委员会嘛！（穆欣同志插话：印把子还没有在你们手里）如果你们不知道革命怎麽闹法，你们还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从十二个人的代表会一直到进北京，新中国成立。革命怎麽闹法，不能叫领导小组出主意。　　
给你戴了高帽子，你还革命不革命？是共产党，共青团员，开除了你的党籍，团籍，你还干不干革命？有人提出对市委有意见，你们既然可以到北京来，就不可以到天津市委吗？你们对市委就毫无办法？我这可有点煽风点火了。　　
我今天谈的是一个精神，具体的话我不保险，具体的事情，我还不大了解。总之，从领导上说要放手反动群众，怕这怕那，统统是错误的。从同学来说，你们自己要做主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你们不是都会唱《国际歌》？《国际歌》的基本精神，就是号召群众起来自己解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明确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站在你们一边。你们有个最大的支持着，就是毛主席！你们提了很多问题，你们只要掌握了这个精神，在革命实践当中，在向困难斗争当中，去想办法。智慧是在革命斗争中出来的，一个人的聪明也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产生的，有了困难，要想办法解决，没有什麽可怕的。只要有障碍，我们革命前进中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都要彻底揭露批判！统统打倒。没有任何人阻碍了我们。只要有这种革命精神，办法就可以想出来。你们想的办法会比我们讲的办法更好。我给你们想的办法不一定好，一革命，办法就有了。　　
最後，请代我们向学校的革命师生问候！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挥起革命铁扫帚 横扫一切旧习俗　　
许多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腐朽气息的商店字号和服务行业的陈规陋习全被扫除，革命群众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　　
新华社天津二十四日电 天津市红卫兵，在首都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鼓舞下，抡起千钧棒，举起铁扫帚，斗志昂扬地走上街头，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二十三日，在天津市的许多街道上充满了革命的气氛。红卫兵们敲锣打鼓，到处张贴大字报、标语，集会演说，热情地向职工、居民提出更改旧商店字号和街道里弄名称的革命倡议。他们说，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彻底破“四旧”，坚决地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天津市的面貌，让天津市换上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装。　　
红卫兵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得到了全市革命职工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在天津市商业中心区──滨江道一带，整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许多多商店拔去了旧字号，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中原公司的革命职工热情地贴出决心书，设立接待站，征求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对更改名称的意见，最后在革命群众的建议下，决定改名为“工农兵商场”。天津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抡起铁ｌáｎｇ＠①头，砸碎了嵌在墙上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劝业场”三个字，换上了“人民商场”的新名称。全场革命职工举行庆祝集会，热烈欢呼“人民商场”的诞生。他们说，“劝业场”是恶霸豪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扶助下开办的，解放前，它是远近闻名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老虎摊”，今天，我们把它改为“人民商场”，这是天大的喜事，我们一定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商场”办得好上加好。这时聚集在商场周围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具有四十五年历史的北洋纱厂革命职工二十三日晚集会，一致决议把在北洋军阀时代建立的北洋纱厂，改名为“四新”纱厂，以表达全厂革命职工破旧立新的革命决心。他们还把工厂原来的“金三鼎”棉纱商标，改为“工农”牌商标。＊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钅加朗＊＊＊＊＊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来源：《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春桥接见北京天津红卫兵时的谈话　　
〖八月廿七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姚文元、王力同志接见了“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受害者，和北京红卫兵、天津红卫兵一百多名战士作了谈话〗　　
同志们：　　
经过战斗，受到了锻炼。当然也挨了打，流了血。但是，正如你们说的，干革命就不怕流血，不怕掉头。这个流血事件是残暴的。关于这个问题，你们整成材料，我们上报给中央。要解决问题，还要靠你们解决，这样的斗争，还要靠当地的群众。关于天津市委和其它省市的问题，中央已经研究了。罢官很容易，中央下个决定就罢了官，但是，你们就没有对立面了。不能算胜利。所以我们要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同学们的气愤我们很理解，但是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们以前这样做了，收获不太大……。　　
他们打你们，你们就可以打他们，重要的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参加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同志、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书记处书记李颉伯同志、中共中央华北局文革小组芦志彬同志、中共河北省委文革小组茹洪声同志，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红战友代表赵建敏、胡忠信、齐熙国等二十人，天津大专院校造反总部代表六人。我们在晚九点卅分走进国务院某会议厅，周总理迎到门口，一一和我们亲切握手，让我们坐下，关心地问我们的名字和家庭情况。总理十分关心我们天工红卫兵组织，提出了很多问题。〗　　
总理：你们谁是总部的？　　
答：我们没有总部的。　　
总理：不！我是说你们天津工学院的。　　
赵建敏：前三个。（指被接见代表名单中的前三名）　　
总理又逐个点名，并问：谁是总指挥呀？（赵建敏迟疑了一下）　　
李颉伯：你们现在可以公开了。　　
总理：你们对我可不能保密呀！　　
赵建敏答：我和马桐臣。马桐臣没来。　　
总理：你们（来京的）有多少人？　　
答：共来五百多。　　
总理：你们家里还有多少人呀？　　
答：家里还有四千人。　　
总理：啊！这么多人啊！你们学校一共多少人？　　
答：有六千多。　　
总理：学生有多少人？　　
答：四千多人。　　
总理：你们这边有多少学生啊！　　
答：我们这边有三千左右。　　
总理又关心地问：怎么编制啊？　　
赵建敏答：共分八个连。　　
总理：这么大的连！　　
赵建敏：我们以红卫兵为核心，还有红外围，就是红战友。　　
（总理此时一边说，一边用铅笔将天工红卫兵、红战友写在代表卡片上。）　　
总理：“红战友”这个名字很好哇！我可以当你们的红战友吗？　　
大家高兴地回答：可以。　　
总理：红卫兵有多少人？　　
赵建敏：有一千四百人。　　
总理：一千四百人八个连，每个连一百八十人吧？　　
李颉伯：不到吧！　　
总理：八八六十四，一百八，对！就是一百八十人一个连，你们这是一个小团、一个大营啊！（又对赵建敏说）你这个官不小啊！（众大笑）你们不都是指挥官吧？比如吴××，你是什么？是连长、班长、还是战士？　　
吴××：是战士。　　
总理：在总部吗？　　
吴××：不，在连里，资料组。　　
总理：你是来记录的，可得记全点。（对大家说）你们是全权代表吗？　　
赵建敏：是。　　
总理：好！一言为定，说好了我们就好谈了。（这时，天津造反总部又来了六个同学，总理又一一问了他们姓名，当点到我院红卫兵天津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总部联络员于登元时）　　
总理：于登元你也和他们是一派吧？是左派啦！　　
（于笑了笑，没回答）　　
总理：噢，谦虚嘛！（总理知道他家在邢台地区时，关切地问地震情况，“你们那里损失多大？”于登元答：不大。）　　
总理：最近又发生两次。　　
李颉伯：我们还不知道呢！　　
总理：让你们安心开会嘛，没告诉你们，河北省委人很少，不仅你们闹革命，还有工农群众嘛，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嘛，你们要眼界开阔，胸怀大志，心胸要放在大世界上。　　
（此时由总部的一位同学谈话，引起总理的下面一段话）　　
总理：我给你们一点知识，毛主席在青年时代一直是襟怀坦白，胸怀大志，毛主席二五年第一首《泌园春》有多大的气概！这是主席精神，我还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要从正面观察人。（总理从衣袋里拿出主席语录，放在桌子上）劝告你们一件事，不要搞小动作，有事摆到桌面上。你们年青一代要胸怀大志，你们搞革命斗争，从小要立定大志，向主席学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要学毛主席的好作风。　　
实际就是毛主席的基本功，进入社会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阶级分析。青年时最好的调查就是把自己的家庭研究一下，最好的办法是自我研究。我不是常说嘛，思想、政治、家庭、社会、生活五个关，我们要破旧立新，对自己的家庭、亲属、朋友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知道对自己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对自己的思想也进行阶级分析，这是社会调查的开始。青年人不能一下调查清楚，要逐步深化，到老不休。　　
好！我现在和天津工学院红卫兵讲，你们是左派啦！谈谈问题，其他六位是见证人，你们不是他们学校的。　　
李颉伯：他们是一个总部的。　　
总理：天工有自己的独立性嘛！我今天头一次接见天津的同学，我首先推荐毛主席的基本功，从调查入手。刚才谈了第一件事。第二就是民主。现在你们说，得到的民主多不多？算过没有？有多少？（这个问题首先问两个同学）　　
噢！你们算得不清，我给你们说说吧。有多少自由，有多少民主，多少权利，你们想一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闹四大嘛，第一、大鸣、大放，你们对什么都要敢批驳，省委如何你们都敢提，谁的大字报你们都敢写，你们到北京还不贴我们的大字报，你们有权利啦！大鸣，即鸣放了，炮轰司令部，这不是大鸣啊！不管你们材料有多少就轰一下，当然有的可能是空炮，一下轰的没东西，那还不是空炮啊，实际上就要有材料。　　
大放，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你校基本是两派，将来还要分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思想动态也是经常变化的。天津不知道，从北京看来就是这样，原来两派，后来又分，分得很多，这是个规律。这就是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还有六大权利，过去不感觉，现在你们得到了权利，你们什么话都敢说了，这就是言论。对河北省委提了不少，你们还没有说我已知道一些，还有出版，你们至少有油印材料，你们有铅印的吗？（答：有）这不是出版的自由吗？集会，你们大会、小会都有了；结社，你们不是组织红卫兵了吗？游行，你们都游到北京了，还有点示威性质的，闫达开是站在前面吗？（闫：是）你们要走路来，天津到北京是小长征，四天就到了，应该让你们长征，如果你们走来，我就摆队伍到大门口欢迎，还把你们都请进来。秘书追着我告诉我这个消息，可得到了这个好消息，我正开会，我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让达开带着游行很好嘛，晚上李颉伯告诉我，才知道你们上汽车了，我怪省委太体贴你们了。　　
李颉伯：我应该检查，我没领会总理的意图。　　
闫达开：我当时也没坚持。　　
总理还对大家说：你们还怕闫达开累着啊！你们说全部来，我说你们来廿个人，原来我叫你们双方都来十至二十个人，自己决定，可是你们不同意，说这是承认双方。当然要承认双方，就算他们是保守派也要承认，就连资产阶级议会也还承认彼此。英国议会有保守党、工党、共产党，法国皇帝被推翻了，也还有保守党，无产阶级的为什么不可呢？总是有左、中、右的，政治态度上有区别，承认双方，不是轻视哪一方。刚才你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左派，这是你们还认识不清，政治发展是分派的。中央对学生组织是可以承认几派的，要是一下子就统一起来，那才是迷信呢！不承认也会内部分派，思想动态永远无止境，如果都一致了，人类也就消灭了，因为没有矛盾了。现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就是这样矛盾的嘛！对立统一的嘛！　　
我打电话是通过李颉伯打的，没有什么阴谋，你们不要把什么都叫做阴谋，对敌人才是阴谋，对自己怎么说得上阴谋呢？到这里还是和你们二十个人谈，你们三百人来只能见面，或者我演说，谈话还是你们二十人。你们坐汽车了，他们坐火车来的，你们九点多到，他们两点到的，你们见到了没有。（众：没有）这不好，你们不见他们，这样的生活怎么过呀？这怎么政治斗争啊？不在一起怎么行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怎么能行呢？　　
孙桂香：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总理：可以告诉你们。（总理回头叫秘书，问他们在哪里？）　　
秘书：他们在化工学院。　　
总理：他们住在化工学院，你们去拜访嘛，都是同学嘛！你们是同等兄弟嘛！要不耻下问（总理解释：成语要新鲜，要不叫人误解）。大队人马总不能谈，你们要走来，我就欢迎了，这个精神没有发扬下去。　　
闫达开有胆病，现在又有些痛，他不叫我说，我得给你们说，他是好同志。你们精神用的得当，我们坚决支持，他们前面来，你们（指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面就来了，你们申述，他们也申诉。宪法有六大权利，毛主席常说：“我们规定的少了。”按毛主席的意思连罢工、罢课、罢税，请愿都写上。现在虽然没写，你们已超过了，事先放了假，你们就不用罢了。前一段错误路线时间并不长，也是在某些问题上，现在不能认为那一段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主席支持登出来的，你们想大字报能登到报纸上吗？我都想不到，只有我们主席才能这样做，才有这样大的决心，这是举世无双的。列宁死后，斯大林保守，许多东西不敢在报纸上登。这张大字报是有世界意义的。大字报登出之后，我们就宣布放假，这是在北京常委请示主席同意的。　　
不能把一个人做错了事，就把什么都说成错的了，一件事做对了，可又有的做错了。放假是北京同志们提出的，但是又出现了限制大字报，不让在外面贴等框框，束缚了群众，不要说犯了错误的同志一无是处。照毛主席的意思，放手就要放到彻底，只有毛主席伟大，如果你们要知道时间这么长，你们就一定走来了。（众：对！）　　
米文智：我们可以走回去。　　
总理：好！可惜工作离不开，不然我可以跟你们走一趟，我这可不是激将啊，你们革命小将用不着我激将，你们应该激我的将。你们坐车花不花钱啊？　　
众：不花。　　
总理：不花，还不是国家的钱啊！你们有六权、四大，吃饭不要钱，这么多的民主权利，这么大的民主，要不要集中啊！你们看看民主集中制，最大限度的民主，要高度集中，你们有最大限度民主，只有毛主席敢下这个决心，你们也承认集中才来到北京请愿，这是上下关系，毛主席给你们最大限度民主。现在我向你们要求，要一点集中，集中到中央来，闫达开同志的问题不管多么大，这是要中央处理，你们说是不是？（众：是）好！好！你们承认毛主席的党中央，就让党中央来处理。（总理指着墙上的语录牌说）国家机关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你们会这样做的，由民主集中制发展到政权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是最大的民主，对敌人是最强烈的专政。　　
毛主席进北京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专政是对反革命，是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专政是为保护人民的！你们也得到了专政的保护。　　
专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武装方面，武装是专政的工具，就是人民解放军。林彪同志说得清楚，没有军队就夺不了政权，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取政权。　　
要依靠广大人民，对解放军必须尊重爱护，他们是保护你们的，你们同学们运动发展到“高昂”的时候，就挺身而出，有的就到机关里查材料了。有人介绍北航的经验，北航也要一分为二，坚持斗争的左派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但是他们冲进了国防科委有情可原，但不可以推广。热情好，但方法不可仿效，国防科委怎么可以去呢？敌人还不乘机而入啊？要是推广这个经验，解放军可就忙了，要冲到这个地方，我们只好派解放军去保护了。　　
有的小将拦火车，十几个小将把火车拦住了，自己是红五类，上车查黑五类，又加上资产阶级黑六类，又加上黑帮黑七类。黑帮是反党阴谋，随便一问他能承认吗？热情可佳，但天真可笑。他们很得意地说是办了一件大事，上车检查一遍，一检查就三、四个小时，这样影响了火车的正常运行，铁道部急了，这个方法不行，只好拉解放军来押车，这样就分散了国防力量。　　
我们给解放军定了几条纪律，限制解放军要“五不”，讲话不动气，挨骂不还口，交涉不动手，打了不还手，受伤不开枪。不要对革命青年动气，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打伤了要说一句：“同志们，你们做错了一件事，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凡是革命的青年们，听了都会感动的。解放军是徒手保护你们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是复杂的，你们不知道界限，不知道没关系，知道就不会那样了。对毛主席的解放军要尊重。　　
另一个专政的法律工具是公安、法院、监狱，这是对无产阶级敌人镇压用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维持人民秩序的。比如警察，人多就要让警察来维持，专政的权力交国家掌握，应该信任我们的国家，党来行使这个权力，你们不要干涉。北京政法学院揪工作组斗，追查工作组的档案，我们没意见。最高法院副院长王××把材料藏到档案室，同学们就追到最高法院王不给，同学们拿大棍子给撬开了门（档案没破坏），我们出头了，给同学们做了工作，中央决定让王××停职反省，同学们送回了卷宗，撤走了设在法院的联络站。法院是专政机关我们要保护，当然监狱更不能进了。　　
第三、专政的宣传机关，对人民宣传，对敌人打击，这是新中国的声音，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所以，党所领导的报纸、新华社、广播电台，这些由国家机关掌握，不能由一部分同学去占用，消息登不登由新华社决定。你们的大字报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在大街上贴已经是最大限度了，外国记者抄去了，外电传出了，但《人民日报》、新华社不发表，发表就成为正式的了。有些地方还要保护它的尊严，有的在天安门两旁，人大会堂的柱子上也要贴标语，我们说服了，这两个地方没有了，中南海的红墙上现在也贴上了，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大字报贴的范围已经超过了，但我们还要等一等，慢慢说服，等同志们觉悟了，再慢慢来。　　
这三件事要抓紧。　　
今天只给你们谈一件事，就是给闫达开同志自由，今天既然到我这里来，首先要给他自由，信任中央嘛！专政只能对敌人，你们不用陪他了，你们同意的话，就撤走闫达开身边的同学。　　
你们同意吗？　　
众：同意。　　
总理：达开同志今天不让我提，颉伯同志还说没把握，你看怎么样，一讲大家同意了，同志们很懂得道理嘛！达开是个好同志，他很尊重你们，他有错误，他会检查的，这样你们就主动了，要不，保守派又要说你们限制他的自由了。今天我想谈的主要就是这些，前面说的是为烘托，是画龙，这一点是点睛。前边我说的也不是废话吧？对你们有帮助吗？　　
众：帮助很大！　　
总理：青年人一时想错了，想过来就是了，我不责怪你们，你们做错了就改，完全允许的。五十年前我们也有好些笑话，你们比我进步得多，我们很高兴，要不是时间关系，我可以给你们讲几个小笑话，当然你们也不是扣留他。　　
闫达开：不是扣留，是解决问题。　　
总理：当然你们的理由是怕别人抢走了，这点不行，回到天津也不能这样抢来抢去，我们电话通知他们，谁也不能再抢。前些日子我替李雪峰同志办了一件事情，雪峰在北大作检查，快完的时候从旁边插进来一支军队。　　
李颉伯：不是真正的军队，是学生，是红卫兵。　　
总理：他们说保护李雪峰，让他上了小汽车，后来抢到了政法学院，政法学院的工作组是最高法院派的，与北京新市委关系不大，雪峰同志检查四次的时候，我们认为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六次了。雪峰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让他检查得通过中央，北京五十九所高等院校，光北大就七、八个组织，每个组织都检查一遍，那怎么能行呢？　　
我已经答应他们（指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接见他们，我说你们是左派，就是左派，我不会两面派，当着他们的面我也说他们是保守派，说你们是左派。但是不能说你们每个人的一切思想都是左的，有的时候就过了，是带引号的“左”，那就是形“左”实右啦！　　
看起来天津的事，我也沾上手了，要找我，放不下了。　　
李颉伯：（对总部的人讲）总理很忙，别的学校就别找了，错是我们犯的，这样我们心里就够痛的了。　　
总理：来也好嘛，来了总会有帮助吧？　　
众答：有很大帮助。　　
总理：我只解决天津工学院的问题，别的学校别来了。以后有什么，一概在天津解决。　　
现在我提三个方案：　　
第一是：你们全都来北京解决，我想你们是不会同意的。　　
第二是：只限你们两派争论和省委的关系，在这谈出一个头绪，回天津解决。　　
第三是：干脆所有的问题都回天津解决。今天是三十一日，你们要谈就耐心等，等一个星期，我把时间安排安排，我不让你们回答，你们回去考虑考虑，我建议他们（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你们再回答，明天我见他们，以后还见你们一次，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指我们留闫达开解决问题）　　
我要预告他们，不许他们抢，要抢的话，说就要说重点，我下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去解决，我就谈到这儿，你们也别说了，反正我还再见你们一次。另外闫达开，李颉伯同志去跟同学们见见面，看看同学。　　
（闫、李表示同意）　　
（这时胡忠信代表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红战友赠给总理一个“八·二五”帽徽和一个经历过“八·二五”革命风暴洗礼的天津工学院红卫兵袖章。当把袖章献给总理时，总理伸出左臂戴上了我们的红袖章。总理在接到我们的“八·二五”帽徽时，关心问：“八·二五”是什么日子？　　
胡忠信：这是我们翻身的日子。　　
总理：噢！这是你们解放的日子。　　
最后，总理、闫达开、李颉伯等同志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2）》。）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十五名代表和共产主义红卫兵五名代表，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晚九点十分到夜一点多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接见了我们，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亲切交谈，总理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并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座谈中在座的还有华北局负责同志，河北省的负责同志。　　
晚九点钟，我们二十名代表来到会议厅门口，总理走出门外来迎接我们，我们看到了总理，满面红光，身体非常健康，走起路来十分强健有力。总理虽然年近七十，但脸上没有丝毫皱纹，我们心中万分高兴，为我们革命老前辈的身体健康感到幸福，总理同我们一一热情握手，我们的代表一一向总理问好，并代表全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和共产主义红卫兵全体战士通过总理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问好！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并祝林副主席、周总理身体健康！　　
我们向总理汇报了我院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一直到深夜一点多钟毛主席给周总理打来了电话，说有事研究，这时才结束了同我们的谈话。周总理带上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共产主义红卫兵的袖章。并请总理将我们的另两付红袖章转送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我们给总理带好了袖章，总理说好，我跟你们合影，合影后总理不止一次、两次的和我们亲切握手，我们个个心中都下定了决心，要听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座谈开始，总理点名：“赵红旗！”赵站起来回答：到。　　
总理高兴地说：“红旗”这个名字很好！你是后来改的吧？　　
赵答：不是，从小就叫红旗。　　
总理：你多大了？赵：二十二岁。　　
总理：噢！这也可能。总理又点名：王淑兰！王：到！　　
总理：你是北县的？噢！是农村的，你们那地震怎样！（总理非常关心广大人民的生活，就详细的关切的问了地震区的情况）　　
总理：你回家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呀？　　
王：我回家一次，你放心吧！现在没事了，家里都挺好的，照顾的非常好！社员干劲都很大！　　
代表插话：我们搞四清都在地震区，那里建设得很快。　　
总理：噢！你们在哪个地区！　　
代表：我们在隆尧地区。　　
总理：我去隆尧时你们在那儿吗？　　
代表：在！当时您在隆尧县委大楼下指挥战斗，我们有许多同学都看到了您了。　　
总理继续点名（这是无产阶级红卫兵的同志）“刘学敏！你是宁普的？也是地震区，你们那儿的房子盖了吗？”　　
刘：我不大清楚。　　
总理：你没有回去看看吗？也没有去信问问吗？　　
刘：没回去，家里也没告诉我。　　
总理：噢！家里人是怕你们惦记，你要关心嘛！往家里去信问问嘛！　　
（总理继续点名单，互相交谈着。念完了人名单以后，我们就开始谈起我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同时提出我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袁血卒和中央××领导人的关系问题。）　　
代表：据天工红卫兵某些人说，天工红卫兵曾三次会见了中央××同志，交换了袁血卒的问题。　　
总理：噢，这倒是个新闻！怪事！××近年一直休假，更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接见红卫兵呢？　　
一个工作人员插话：大约一个多月以前接见过一次，在大会堂。　　
代表：一个天工红卫兵战友××在八月二十五日从京回校后说：“我这个地主狗崽子也到中南海兜了一圈！”　　
总理：这是吹牛！中南海大得很，在外边转也是转一圈。袁血卒是什么人？　　
代表：袁血卒是我们学院的党委付书记兼付院长，是广大革命师生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经省委批示了。　　
总理问×××和×××：是吗？　　
×××：（点头）批示了！省委同意批斗。　　
代表：可我们批斗袁血卒有人说是大阴谋。　　
总理：黑帮揪出来，你们就斗嘛！怎么斗黑帮还是大阴谋呢？哪儿那么多大阴谋。　　
（此时总理马上派人用电话去调查关于袁血卒和××同志关系的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　　
代表问：袁血卒的大女儿在天津市一女中上学，据说她近来请假回家整理他爸爸的材料，就等××或总理的一句话了，只要有××同志或总理一句话她爸爸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总理：这种人就是吹嘘！我根本连知道也不知道，连认识都不认识，怎么把我当成他的后台？这更证明他是好吹嘘的了。　　
（电话，此时调查报告送来了）　　
总理念调查报告：天工红卫兵代表共六个人，通过文革小组介绍，合乎手续，九月二日××接见过他们一次，他们要调查袁血卒的历史问题，××介绍他们去中央组织部，并告诉他们袁血卒过去的历史问题已经作了结论，不然就不会派到天津去工作。他们向××也汇报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并将他们的材料转给文革小组，以后又来了，没接见他们。另外，中央办公厅付主任×××接见过他们，但从没给他们（天工红卫兵）写过信，×××同志说：“我从来没给任何一个红卫兵写过信，只是接见过他们。”　　
接着又谈到中央××领导人支持天工红卫兵的问题。　　
总理：是革命的就要支持，你们要是不革命我就不和你们在这儿谈话了。我支持你们，他们我也支持，这不能说是折衷和稀泥，思想总是在变动，都是有先进与落后，代表提到左派和保守派的问题。　　
总理：关于保守派问题，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党内也有中间的，偏右的，各个队伍中都有左、中、右，不过左派有的多，有的少，左派和先进派一开始都是少数，经过团结和争取可以变成多数，而多数在新的形势下又可能变成少数，青年人的思想变化很快，一时一个变化，左，是有限度的，左的超过了限度就下来了。我和第二司令部谈过话，北京××学院马上开始整风，他们过于相信工作组了，我问他们什么叫整风？他们说：就是让过去受过他们打击的同学也参加整风，让他们给予批评，给提意见。这好啊！这很有涵养。他们给我写了信，我给他们发表了。当时还有××学院热烈支持响应，北京各派也还有分化，目前达到高潮。　　
（我们和总理谈到大方向的问题。）　　
总理说：我对北京院校讲的话，我现在还认为原则是对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好，八一八红卫兵也好，其他各种名字的红卫兵也好，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都是以十六条为纲领，那个红卫兵也承认这几点，大方向能说不对？你们的领导是毛主席，方向是毛主席指示的方向，纲领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纲领“十六条”，大方向当然是对的。你们应该统一但又不能统一，这是个思想态度问题。左、中、右反映一定的阶级社会存在，先进开始总是少数，争取多数就要排除右倾错误思想，成为多数以后，又出现新的错误思想，不断排除，不断进步。阶级消灭了，思想也有左、中、右，思想没有变化了，人还有什么意思？有了保守的，就得排除吗？在斗争实践，锻炼自己嘛！　　
代表：可说我们大方向是错的，因为我们和省委进行了辩论，我们的大方向就错误。　　
总理：你们是绝食的？　　
代表：不！我们是反对绝食的。　　
总理，你们是少数受压制的？　　
代表：是的，这个问题，都知道。（汇报十月二十七日的情况。）　　
总理说：天津武斗这么严重？抢东西砸门这是不好的。应该讲道理，要材料追查材料，中央要发一下紧急通知，解决这个问题，该交的交，该烧的烧，因工作组接受领导的路线不能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代表又讲到十·廿七事件×××用大汽车开路的问题。　　
李颉伯说：确有这事，×××只得这么检查，再详细就不好说了……。（然后代表提起长征的事）　　
总理：长征问题，进行徒步长征，陈伯达同志给讲了一些，大学生跑到人民日报社，并且和陈伯达同志吵，说陈伯达同志搞阴谋，大串联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嘛！北京学生南下的多了，走了还回来嘛，并且也不是叫你们都去，在纪念鲁迅大会上接见时还谈了这回事，有人说：北京学生都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搞法？两条路线斗争，不是同学之间彼此斗，不是你那派斗我这派，也不是我这派斗你那派，不希望同学斗同学，保守派不是百分之百都保守，观点有错误，可以改正，不断地变，路线斗争不是一方走了，就不能进行，走了还要来嘛！路线斗争是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路线错误是领导不是学生，学生受影响受蒙蔽，应当解脱出来，你们可以讨论，讨论什么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同志讲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三种提法差别在什么地方？少数人就不能搞路线斗争了？三个人在一起就可以争论，我和我的秘书在办公室里就进行讨论，人的思想斗争反映路线的斗争嘛！比如我吧，脑子里也有保守的东西，经过我想想之后，排除了保守的就先进了一步，昨天的稿子，今天改了几个字，这就是斗争，人的脑子要象石头那样僵化，那也无所谓人类了。　　
不要你打我我打你，这就是斗争，我今天就讲这些了，你们把全部的问题想一想，关于你们同那一派红卫兵的争执和省委的问题是在北京解决还是在天津解决，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保证不武斗，我保证说服他们不要武斗，他们打你们，你们也不要还手，这不就停止了吗？省委的问题是另外的，他们要检查，争论我不参加，我参加了就不能办别的事了，我只能给你们扫清障碍，打人的事可以解决，以前你说他们打你们，他说你们打他们了，并且也找些借口，刚才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可以和省委解决自己范围内的问题，你们要按十六条办事，听毛主席的话要坚持下去。　　
不要堵省委的门口，有子弹就炮轰，堵门口省市委不能办公，始终堵住不放，那省市委的工作怎么做？　　
十月十八日晚上的会议决定发一个紧急通知，召开省市县三级干部紧急会议把中央的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了，以前党委和各中央局有些被动，有些地方连中央精神也来不及传达，社论一发表，红卫兵就起来了，就冲来了，这样也好嘛！使我们的干部受了锻炼。　　
×××：那个材料我们省委强挤了两天时间念了一遍。　　
总理：这次我们吸取教训了，所以用10－20天时间充分学习领会精神，你们好好整整队伍，不然会分化的，北京这边象××和××大学都化整为另了，××大学分化到一百多个战斗组织了。各种思想都在变化，这就要内部好好整顿，提高思想水平，必须按十六条整顿，把思想水平提高了战斗力就加强了，当然我说的是思想战斗，一旦国家有事情，你们就成了后备队了，以民兵为标准了，目前还是个文化战斗队，这俩书记（指×××、×××）不能留在这儿，我的意见不再对这个争论下去，要高举主席思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就会胜利。　　
我不赞成留在这里，天津的问题在这里不好解决，我只帮助讲些大道理，不是保守不可变进步，左派也可能变成保守，政治态度是可以变化的，保守可以变进步，左派超过界限就可以变成保守，革命左派不是自封，也不是别人恩赐的。　　
你们天津工学院的问题我不了解，我们也不想参与你们的问题，你们不要往里拉我，我相信省委挺身站出来检查，省委解决不了会派人去，但决不是我。　　
现在把打人骂人取消，你们不打他们，我说服他们不打你们，你们大本营在天津，你们可以写材料给我，我可以看看，也可以转给中央文革小组，我一再讲，我不参加你们的争论，我不做总裁判，×××、×××在北京总要和你们谈一次，派代表还是全体？（×××插话：派代表）我认为代表好，派代表可以坐下来谈问题，人多了一起哄怎么谈问题？象现在这样打不起来，人多了就不能保证了，我还相信省委，你们可以再找找看，省委再解决不了，可以再来嘛！进一步解决要靠自己努力。　　
总理问：你们知道我给他们（天工红卫兵）讲什么了吗？　　
代表：我们不知道。　　
总理：没有告诉你们吗？代表：没有。　　
总理：我和他们讲了些大道理，都是主席的大道理，最后我向他们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恢复×××的自由，他们很快答应了，不要那么紧张，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怕别人抢走了（指×××），听说你们今天也抢了，是吗？　　
×××：没有抢，是我们去看他们的。　　
总理：听说你们还要扣留他们？　　
×××：没有扣留，你打电话要我们一起接见，我们马上就来了。　　
（接着我们又谈到长征问题）　　
代表：根据我院的情况是否适合长征？　　
总理：徒步串连到工农中间去嘛！做长征打算，整个大串连要经风雨，见世面，要有准备，有个安排，从现在看，春假文化大革命是结束不了的，可能到暑假才能结束，从长征利益着想，还是把事情处理好，长征不是小事，凭一时激情不行，应该做好准备，应该好好安排，长征到社会上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昨天见你们（天工红卫兵）也谈了这个问题。　　
我正在开会，听说他们弄着×××步行到北京，不管是他们弄着×××，还是×××带着他们，二百多里地嘛！来个小长征嘛！锻炼、锻炼！当我打电话告诉×××不要派车去接他们时，可是已经晚了，他们已经上车了，看来长征不是容易的事。　　
代表们谈到搜身、封门的问题。　　
总理：搜身！我反对这个行为，封门搜身是错误的，广播器材共同使用，只能平等相处解决问题。　　
总理：我反对这种作法。　　
最后出来时，家在地震灾区的同学对总理说：总理请您转告毛主席，灾区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生活非常好，灾区人民无限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请他老人家放心，总理的问候是对灾区人民的巨大鼓舞。　　
（此材料根据座谈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如有错误之处我们负责）　　
　　
天津天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小组整理 11月13日　　

（来源：《大字报选 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报选编小组，1966.12）。）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在座的有：天津大学红卫兵代表六人、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二人、东风大学（师院）红卫兵总部代表二人、天津高等院校红卫兵总部代表四人。在座的还有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李颉伯二同志、省市联络站站长杜长天同志、华北局卢志彬同志、省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儒洪升同志。廿二点五十分左右总理来到会场，代表们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然後齐问：周总理好！周总理微笑着和大家握手，问代表都是哪个学校的。各校代表向周总理献袖章，周总理戴上了东风大学红卫兵联合总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总理开玩笑地说：他们也让我参加红卫兵，你们也让我参加红卫兵！代表们说：两个都参加！周总理笑着说：那人家该说我是折衷主义了！代表们都笑了。然後，总理点名熟悉人。〗　　
总理问天大：你们住在那儿？答：华北局。　　
总理问：你们总部在北京有几个人？答：两个人。　　
总理问：你们来京干什麽？答：学习。　　
总理说：中央同志讲话你们都看到吧？听说你们互相传说，连陈伯达同志讲话的草稿都传出去了，都传错了。代表说：我们没传。　　
总理说：你们二十五个大城市的革命师生在京都参加了哪一派？都是一派吗？你们之间是什麽关系？答：只是互相学习，联络传阅一些材料。　　
总理说：第一步只能是学习，联络第一步只能搞全国的……当然了，全国也可以成立，不过大家得承认。　　
你们想谈什麽，我对你们毫无所知！（笑着说）上次接见第二司令部时，×××来了。我以为你们（是指某校红卫兵）是和第二司令部志同道合的。保守也不是固定的，是要分化的，主席接见都是说接见革命师生，不能说接见"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青年人的思潮是起伏的，分一时期又合，合一时期又分，有左、中、右之分。左的先进一点，坚决一点，看问题远一点。左派要争取多数，把中间偏右的说服过来，多数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新的观点出现了，又要分化。青年学生总不能象我们伟大领袖那样能把人们思想集合起来。主席是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才涌现出来的，经过几十年奋斗，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是不可更改的，青年怎麽能够呢？从路线斗争，社会的斗、批、改来看，要想把这个任务完成，半年是不够的，大中学校放假闹革命延期到明年暑假，我们透露过几次了，现在确定下来了，要公布。经过一年的考验，更多的锻炼，对你们有好处。　　
（接着代表提到总理上次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时所说保守派问题。）总理说：都是革命学生组织嘛！有左的，有中的，保守是中间偏右一点。毛主席接见的革命师生，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放假革命嘛？有的保守一些，後来改进了，有坚定的，有动摇的，这种状态完全可以理解。有闹的坚定，有闹的动摇，这种状态常发现的。看北京的红卫兵。开始两个，後来几个，几十个。清华也分化，革命师生大家志同道合，朝着一个方向，起伏不定，总是经过一个考验时期，有左的，有中间的，有偏右的。左的要说服大家，团结大多数向前进。先进的可能又有变化，又出现了新的观点。我们的伟大领袖是经过几十年考验奋斗涌现出来的。在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心中是不落的红太阳。青年人嘛，这个问题，这个人看得准一点。哪个问题，哪个人看得准一点。斗批改，破四旧，立四新，把初期革命完成，半年是不够的。大学中学要延长到明年暑假，时间不能短，短了不能考验一个青年，时间长对一个青年有好处。　　
你们不同於我们当年闹革命，匆匆忙忙的，时代不同了，你们处在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根本变化了。你们太幸福了。现在有毛泽东思想，有利得多，放手让青年闹革命。我说老实话，没想到过，做梦也没梦见过，我也没做过这样的梦。你们梦见过？（把大家问笑了）也许有人幻想过。但是，只是幻想，不是现实，现在成了现实，道路还不是你们走出来的。现在实现了，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主席批了一张大字报，威力就那么大！运动轰起来了。第一张大字报是聂元梓等七位同志写的，不是主席写的，是主席批的，主席抓住了，公布了，其作用多大！这还不是群众的创举？　　
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登报後，想不到大字报满天飞。原来想大字报有两个内外有别，国内外和校内外，不让贴在街上，外国人不能看，初期这些苗头就是怕。现在看来是保守了。利用工作组打击群众，压制群众，以致发展到围攻群众，形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都登报了，大字报都贴到大街上去了，还有什麽内外有别，外国都知道了嘛！这就是主席的伟大！报纸一登就冲破了界限。要冲，就得有大字报，没有大字报怎麽冲破呢？这就是群众的智慧和领袖的英明决断相结合。　　
以前四清，工作组需要一点，人不要多，主要依靠群众，放手反动群众。人多了搞人海战术，包办代替，就不好了，冷冷清清也不好，廿三条给纠正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反动群众，特别是学生放了假，又不让他们搞，这是矛盾的。……北大陆平撤了职，党委解散了，六月初在北大开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主席说要少派，最好不派。但是全面开花了，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天津没有派，但党委和工作组差不多，总想包办代替。（李颉伯插话：天津只是师范学院派了。）主席早看出来了，要让群众自己去闯，既放手就让大家闯，运动初期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革命运动都是这样。目的是整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好整有错误的也好，总得自下而上轰一下吧！　　
不过，群众起来闹革命，出现这么多组织，没想到。原来只有一个文化革命小组，十六条确定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把这些写上了。群众不受这些限制。这方面，中学比大学强。首先红卫兵是中学搞的，中学生比大学生闯劲就大。我参加过你们小弟弟、小妹妹两次座谈会，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照这样说，我们就成了保守派了。（笑！）就是他们革命，当然这么说是片面的，但红卫兵首先是清华附中闯出来的，而不是清华大学闯出来的嘛！更大的创造性是出现红卫兵，红卫兵这个名称我们都没想出。　　
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写了三篇大字报。《造反有理》，主席看了很称赞，给以支持。这就是群众创造的智慧，主席的英明果断。八月四日我到清华讲话，代表主席对红卫兵表示称赞，欣赏。那次以后，全国就轰起来了。到“八·一八”，毛主席肯定了，主席带上了红卫兵袖章，这下全国都有了。这是谁创造的呢？还是群众，主席一下子抓住了。新事物总是由群众产生，领袖的英明智慧把它抓住。　　
天津没有北京组织多。红卫兵……分几派。革委会应该是革命师生的统一战线，一百天了，还没统一，聂元梓领导的革委会也有部分人不拥护。全国还没有一个像样的革委会，原因是青年的思潮起伏大，有的组织校内的、全国的，有的组织到边疆，有的想成立国际红卫兵。国际红卫兵人家不承认不行。日本几个红卫兵镇压下去了。坦桑尼亚有几个朋友带着我们红卫兵赠给的袖章回非洲，在机场上人家检查，学习中国红卫兵精神，不让检查，报纸登了，说中国红卫兵闯进了非洲。坦桑尼亚会不会发展红卫兵，这要看它自己的条件。　　
红卫兵在国内如雨後春笋，这个发展，还会继续一个时期。红卫兵在学校发展，也向校外发展，还要向全国发展。时间拖长，放假到明年暑假是必要的，给你们个机会。　　
开始时，北大的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串联，後来主席一批判这个错误路线，学生们马上冲倒社会上去了，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我们有些被动。後来主席接见大家，又坐车不花钱，後来派专车，後来吃饭不花钱，这就主动了。我向你们介绍这个经验，要紧跟毛主席走。　　
你们思想有个时期保守是可以理解的，革命往前进嘛！就象运动员一样，有先进的有後进的。这不等同於法国保皇党，他们公开承认自己是保皇党。资产阶级政党，他们至死不能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是起伏的，本来是前进的，不能认为一个问题上保守就不能前进了。对於某个问题陷於保守，没关系，不要气馁，懊丧，我看犯点错误对你们有好处，错了就改，没关系。北医的整风空气很好，极"左"的不相信，我看人家是有诚意的。第二司令部有几个单位说要整风，我问“闭门整风吗？”他们说：“不！是开门整风，先让左派批评我们，然後自我批评。”这一句话就证明他们（指北医）的主席思想学得不错嘛！相当不错！左派就不犯错误？我不信，犯错误就改嘛！阶级兄弟嘛！宽人严己嘛！又不是敌我，还能幸灾乐祸吗？敌我之间才能幸灾乐祸。同志们有缺点，有错误，要帮助他们，自己有缺点，有错误也要欢迎别人批评。　　
（总理说到这里，问了问各校的情况，天大红卫兵提出两方面红卫兵中五类多不多的问题。）总理说：红五类是北京中学生提的，开始时为了成份纯是可以的，但作为唯一条件，绝对化就不妥当了。红卫兵的条件总不能比党员还高吧！征兵条件是要求严的，要贫下中农、工人等，但表现好的还可以嘛！初期我们支持一下，解释为红五类为主体，还有四肢嘛！我们对新生事物是欢迎支持的。欢迎是第一。以后发展到适当的时候，再指点指点。新生事物开始时总是毛手毛脚的。红卫兵发展到现在还那样能行吗？小孩总是成长一段才教他走路，说话总不是一开始就教。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的讲话，开始总有些偏向，陈伯达同志曾批评过她，因为出现了严重错误。象谭力夫的发言，那就是错误的，六，七月里可以，到九月、十月再偏激就不应该了。太阳刚出地平线时的红不是真红，是地平线的反射，升到东方才是真红，才能发出它真正的光辉。最近不是传着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吗？那是初稿还没定稿，有许多字都传错了。象主席那张大字报也传错了。你们还得跟着改。这样传对国家机密不利。　　
这半年，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放假到明年开学（九月份）还有十个月，时间很长，自己要很好计划，如何搞学校，社会上的斗批改，如何和群众相结合，各单位领导要掌握运动的规律。一个时期有些同志前进一点，有些落後一点，没多大距离嘛！原来前进的不要骄傲，一骄傲就会落後，和运动员赛跑一样，那是运动赛跑，咱是政治赛跑。　　
总理看表说：十二点我还有会。接着说：　　
今後你们的事情还很多，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外地来的见了主席还不走，占着地方，再来的没地方，送不上饭，天又这么冷，在外面坐着，怎麽能行呢？　　
永定门车站又来了三十万人，我要去为三十万人服务。现在外地学生还有一大批都见过主席也不回去，你们天津的是得天独厚，不应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离北京近，你们回去做做动员工作，让出地方来让外地的住，现在大学都串联去了，把大夫也都带去了。外地同学无法住，这不好。这次来的中学生多，乡村来的多，他们比较老实，不象城市的那样调皮，这也不是不变的，在城市呆些日子也会变，存在决定意识嘛！现在居民区三分之一住上了，（原稿如此）六十所高等院校最大容量三十万，现在只接待二十二万，原因是有见主席後不走的。现在北京已有二百四十万，你们倡议倡议，带带头，让一让，在北京少留人，你们这儿留有多少人？（答：没有多少人了，大家都回去了。）好，那你们更有资格说话了。　　
天津大学的问题有特殊性，你们和第三司令部联系没有？反映情况没有？（答：联系了，反映情况了）你们和第三司令部联系，这是一个办法，你们自己还要搞出个样子来，做个榜样嘛！（大家递材料）总理笑着说：××的事我再声明，我不陷进去了，北京我已陷进去了。　　
（有人把某校红卫兵印发的：“号外”──说总理说他们是左派──递给总理）总理很不满意地说：发“号外”，捧自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於你们学校的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你们寄份综合材料（一两千字）给我，明天上午十二点交给我能行吗？（答：行！）　　
你们先别走，留一天，後天再走，我派报社同志到你们那儿了解。派人到××，到社会上调查。调查清楚了才能解决嘛！　　
现在省委只能做团结工作，现在省委能召集两派到一起开会吗？（答：不能）不，有一派很好嘛？打了不还手，骂了不还口，象解放军一样嘛？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高举十六条。　　
天津有一个问题，省委可以检查，听说你们做得很好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时南大、天大、东风大学都汇报了一些基本情况）总理说：你们真的受压制，可以写材料交给我看一看。最近一天先别走，可以派中央同志和记者去了解你们的情况。我只有五个秘书，主席让建一个班子，很忙，让他们了解一些情况。　　
（提到打人）打人是不对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十六条这个文件规定的嘛！　　
（这时有的代表问：关于长征问题。）总理说：最近就要发通知，十一月廿日停止来京，因为天气冷了，明年春暖再来，再搞免费乘车到北京，还有充足时间来。停止期间在省范围内搞徒步长征，先搞个试点。各个省可以在短距离内搞试点，中央搞长距离试点。中央搞全国试点，为大家设计路线、粮站等。我们打算在北京搞个徒步串联访问站。今冬作典型试验，明春可组织，我们可以帮助。有人要走长征路，但要做好准备。以前我们过草地、爬雪山是夏季，还披羊皮。现在自然变化不大，必须做好准备。以前长征有两个敌人：一个是阶级敌人，一个是自然敌人。现在只有一个自然敌人。长征时要宣传主席思想，和群众相结合，就是走马观花，你也得到群众中去，参加劳动，群众干什麽，你就干什麽，向社会作调查，作阶级分析。这是主席的基本功！毛主席的《实践论》我们要学习好。我今日到主席哪儿去了，和主席研究过，长征不能一天走得太多，开始十几天走得多一点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李颉伯同志插话说，有的计划一天走一百里）。总理说：长征时还要搞分工，计划、社会调查、做工作，一天走五十里就不错了。　　
（当我们提到黑材料问题时）总理讲：关于黑材料等问题，透露一下中央有新的决定精神，把那些档案都烧毁。（当我们讯问後）总理又讲：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中从五月开始整理学生的材料，档案都要销毁（这时×××同志插话：总理还有一个补充，就是无论是对方搜去的或交去的，都要交出公开烧毁。）接着总理说：对，有这样一条，各方派代表一块销毁，过几天後就有通知发表。　　
（总理接着谈着，看表。时已零点三十五分了。）急忙说：好，我得去开会了，解决那三十万人的事情去了。说着走了。接着阎达开，李颉伯等同志又和代表谈了谈。李颉伯同志说：你们和另一方要坐下来，达成协议。我们的总方向是一致的，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要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如果象打人，武斗，砸东西，这让我们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我们的态度是这样，革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做法我们不同意。有的人贪小便宜，总要吃大亏的，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也就是革命人办革命事。　　
阎达开同志说：你们给总理写报告时，也要检查自己的错误。　　
(来源：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第三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上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者：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直属战斗兵团代表。〗　　
听了你们的发言，综合为以下五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有些意见是个人建议，有些是传达上面的指示。　　
一、大家最关心的是要求澄清有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三条批示。告诉同志们，有这三条批示。这三条批示是怎样来的呢？是在十二月二日南京军区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反映上海市有很多荣复转退军人组织，其它城市也很多，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些地方不那么好，上海组织比较多，上海警备区被冲击得很厉害。因上海是国防前线，南京军区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三条建议。林副主席报告毛主席，同意这三条意见，答复南京军区，并发各大军区，告诉各省、市委，全国照办。这三条批示是：　　
（1）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单独成立红卫军和其它名义的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2）不准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　　
（3）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且协助人民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想，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批示这个文件，是不是不相信我们呢？不是。上星期六京筹备处的红卫军要见总理，是我接见他们的。他们问，是不是不信任？不是的，正是信任，为了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转业军人是参加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有他自己的单位，都要搞文化大革命，所以要求参加本单位的组织，在本单位的群众中起带头作用，单独成立组织就要脱离本单位的组织。另外，本单位的群众参加本单位的组织，再参加其它组织，时间、精力一定有困难。因此，就应主要去和本单位的群众一起去搞。荣复转业军人在社会各方面都要起骨干带头作用，不仅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也是本单位的主要力量。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组织，这样会不会妨碍我们的革命积极性呢？不会的。可以和群众一起搞，起骨干带头作用更大，精力也来得及。（念十条规定第二，八条）　　
我想，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示考虑这些是正确的，当然你们单独成立组织也是为革命。（有人递条子，要看文件）这是电报，电报密码是机密，不能张贴。我是亲眼看见了批示，因为他们没正式向你们传达，出了大字报。警备区说他们没贴大字报，是谁以警备区的名义搞的，要查清。如果是警备区贴的，这是严重的错误。周彪同志七日应当看到，他为什么不向你们讲，这是错误的，所以你们怀疑是有道理的。　　
大家谈了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这是很好的，但这里要提一下，如果思想不通，毛主席说要打通思想，如果不通，怎么办？我建议，可以由你们负责同志代表和群众共同决定，是解散还是不解散，如果思想不通，可以同群众商量，自行解决。北京、中央军委只是宣传，但决不能强迫命令解散，省，市委也不会这样做的，你们要作为解放军也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是说服，决不会压服，要解散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是外部，省市委、省军区都可以帮助你们做好工作，把内外工作做好。如果确实困难很多，不能强迫下命令，你们商量好了，解散不必很着急。（李正君代表全体交袖章）你们这种精神很好，但还要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再肯定一句，第一是主席指示，确确实实。第二，听毛主席的话，要执行，群众不通还要商量，如果说要保留，军队决不干涉，不会说黑组织，要做好工作。　　
二、如果解散了，我们如何交代，会不会说我们是黑组织，打成反革命，受打击怎么办？把工作做好了，一般是不会的，省、市委也不会这样做，因建立组织时还没有这个批示，现在听毛主席的指示是好事，原来组织也不是错的，是为革命。所以没有理由批评你们，如果批评你们是错的。当然有些厂矿领导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可能打击你们。现在有十条规定，第二条和第八条，领导不执行，你们可以造他们的反嘛！他们想打击迫害你们，十条规定的第八条就有保证了，真正革命同志一定保证政治、经济、人生不受迫害，如果不执行，你们向省市委、军区反映，必要时派代表来北京。　　
三、警备区的问题，市委的问题，你们按十六条办事，警备区传达方法不适当，应先向民兵讲，如果威胁你们，架机枪，挑动群众斗你们、打你们，如果事实确实是如此，警备区是犯严重错误，要受纪律处分。郑副司令员去了解，事实有出入，大字报他们没写，摩托车问题他们不知道，是某部队不受警备区领导，是偶然误会，应该谅解。群众斗、打，是不是他们挑起来的？若是他们挑起的，是严重错误；如果不是，是群众自发的，看警备区采取什么态度。如果袖手旁观，不理也不对，应该说服群众，如果没有采取这个态度，也是不对的。有什么事实你们还可以讲，北京军区会调查，并严肃处理这个问题。警备区主要做民兵工作，同时也要关心复员转业同志的工作，关心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当然，政治生活、物质生活，要靠本单位解决，解决不好，可以向人民武装部门反映，如果我讲的有出入，你们还可以揭发，由北京军区调查处理。　　
四、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群众受到打击，受到压制，明天还有同志去你们那里，你们可以谈。如果确实打击、压制，应回本单位去解决，错了就应当平反。过去的事情希望同志们看大问题，过去的问题，不一定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按紧急指示办事。如果过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揭发批判。　　
五、想见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七十多岁了，不仅管中国的革命大事，还要管全世界的革命大事。林副主席管全国、党中央，事情很多，不要要求接见，照顾他们的工作和身体健康。但可以向同志们建议：建议周总理接见你们，是集体接见，会后开座谈会，只能接见代表，建议你们派代表，最好象今天这样，不仅接见，还要开座谈会。今天的意见，我保证向周总理报告，接见时不可能都发言，有些重要的问题，周总理会答复你们的。建议你们留一部分代表，大部分同志回去。周总理接见后，讲话回去要传达，不必都住在这里，你们住在这里条件差，病了也不好。你们着急，厂里的同志也很着急，可以留代表在这里。　　
总之，三条指示是传达，其它意见是我个人的。同志们都在人民军队里做过工作，希望站在战友的立场上，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毛主席语录》第八十九页“人民军队”第二条）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毛主席语录》第二三三页，第三段）　　
有些同志立过功勋，在当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必须保持光荣传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坚决地执行十六条，模范地抓革命、促生产。　　
向你们来京的全体同志们问好。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4）》。）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给天津建筑材料公司造反队的指示　　
1967.01.18；中发 ［67］ 26 号　　
各地党委：　　
天津建筑材料公司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来电报说，他们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把公司批准给他们的三千九百多元钱和附加工资，全部上交银行，进行封存，等运动后期处理。中央认为：天津建筑材料公司交银行的做法好，赞成他们。　　
　　
中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　　

(来源：根据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 《中央首长讲话（1）》，北京：1967年5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及附件　　
1967.03.08；中发［67］85号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毛主席所加批语，对于学校的军训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请你们向所有参加军训的工作干部和全体师生传达，组织大家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中共天津市警备区的报告　　
副司令员并军区其他首长和全军文革：　　
现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如下：　　
这是一个初级中学，一千三百多人。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仅五六十人，组织多而乱，不少组织斗争方向不明确，有武斗现象，学校冷冷清清。经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学校面貌，到校人数达一千一百人，广大革命师生更加热爱毛主席，提高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三性”大大增加，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公物还家，节约闹革命的新风尚。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实践证明，毛主席“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的论断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我们的体会是：　　
（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针对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针对师生中存在的问题，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深刻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使广大师生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分清敌、我、友。接着以整风的方法，反复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整顿了组织，克服了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为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扶持新生事物，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新形势下，中学广大革命师生应采取什么样组织形式，实现全校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呢？起初想以战斗组织联合，但争论了二十天没有结果，组训五连学生二月十六日写出了“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第一张大字报。但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便立即显示了它的极大感召力，两天内就有十五个教学班联合起来了。可是这里也出现了一些阻力，有的学生说这是“折中”、“调和”、“和稀泥”、“大杂烩”、“破坏文化大革命”、并扬言赴京“告状”，这时组训部队的团党委及时组织广大师生和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组织任务服从政治任务”的论述和“红旗”三期社论，大家认为方向对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　　
（三）狠抓大联合的活思想。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组织在运动中作出了贡献，建立了感情。现在回班闹革命，就产生了不少活思想，搞不清大联合和战斗队的关系，怕失掉“地盘”，怕丢“官”，怕回班受冷遇等等。总之“私”字作怪。我们反复宣传了大联合的意义和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的好处后，广大师生一致认为这种形式有利于大联合大团结，有利于“三结合”，有利于整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抓革命、促教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整顿、巩固和发展统一红卫兵队伍。一句话，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彻底完成学校的斗、批、改任务，同时并发动所有干部和师生的骨干做好每个人、每个队的思想工作，使大家愉快地回到教学班，归口闹革命。　　
（四）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起来后，组织大家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八条）各教学班选举了文革小组，遵照八条精神，由下而上整顿和发展工作过程中，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已发展的五百二十名红卫兵中（占受训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劳动人民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红卫兵整顿后，战斗力大大加强，已成为复课闹革命的一支先锋队。　　
　　
郑三生 赵瑞伦 杨竹亭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天津延安中学红卫兵团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组织──天津延安中学革命大联合的体会》　　
红卫兵战友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我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无比崇拜的心情，万分激动地向你们报喜：　　
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延安中学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革命大联合。并且整顿、巩固、发展和统一了红卫兵组织。建立了革命学生、革命教师和革命干部“三结合”的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一个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大用“老三篇”、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出现了人人学毛选，人人做好事，公物还家，节约闹革命的新风尚。广大革命师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整个校园内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形势好的很，而且越来越好。　　
毛主席派解放军同志来我校进行军政训练，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支持！我们由衷地感谢解放军同志，由衷地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们的体会是：　　
（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针对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　　
我校在军训前，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战斗组与战斗组之间，互相攻击，互相拆台，互不信任，互不服气，不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群众；有的组织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滥发“宣言”，招兵卖马，结果成了大杂烩的“杂牌军”；有些组织的“头头”滋长了占山为王，称王称霸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有的组织和社会上的落后组织来往密切，并参与了一些打、砸、抢活动。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敌我不分，阶级界限不清；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作怪。针对这些问题，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我们首先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同时深刻揭发、批判和控诉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增强了广大革命师生的阶级斗争观念，分清了敌我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运动中受了血统论的影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其它战斗组错误地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视为主要批判对象，先后将“红卫兵”连部抄、砸十余次。在学习中，大家深刻地懂得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道理。“造反兵团”的战士们说：“对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他们现在的缺点，又要看到他们在运动初期横扫四旧的功勋；既要看到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又要看到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因此，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教导，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认真检查了自己由于受血统论的影响，而不能团结大多数革命师生一同闹革命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宣传队”和“先锋队”为争一张桌子，互相攻击，认为大方向全然不同，三个月不说话。学习中认识到，这样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双方开了团结会，表示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接着，以整风的方法反复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整顿了思想，整顿了作风，整顿了组织。克服了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一心为集体，一心为革命的思想大大发扬。学生满玉珍在助民生产中，压断了社员一根扁担，他想到毛主席“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陪”的教导，跑了二十多里路，从家里拿来了一根还给了社员，社员感动的说：“你们真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好后代。”原来战斗组所占用的房屋，电话、桌椅、办公用品和“抄”来的东西纷纷上交。广大师生自己动手修理门窗桌椅，还把原来的大袖章改成胸章。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已成为广大革命师生自觉行动。　　
广大革命师生，积极响应毛主席“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伟大号召，纷纷回到教学班，和同学在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亮思想，斗私心，破私立公，一起开“讲用会”，一起劳动，放下架子给同学打水，热饭，打扫卫生，修理桌椅。老师们的模范行动，使广大同学深受感动，有的主动找教师检查自己的缺点，互相谈心。从而消除了隔阂，改善了关系，加深感情。　　
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广大革命师生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消除了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隔阂，增强了革命师生内部的团结，为实现全校大联合及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好的很！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中学的广大革命师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实现全校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呢？起初想以战斗组织联合，但有的战斗说：“我们的人马壮，粮草足，力量大，要联合就得以我们为中心。”有的说：“我们的人手虽然少，但论时间我们最长，论资格我们最老，论贡献我们最大，当然应以我们为核心，其它组织向我们靠拢。”还有的组织说：“我们的人数虽然少，成立时间虽然短，但是我们可以发展壮大。”没参加组织的说：“战斗组织不可靠，看看再说吧！”他们还说：“各个组织都是跨班、跨级、跨校，这样联合起来，将来怎样上课呢？”争论很激烈，各有各的打算，都想各霸一方，自立门户，占山为王，担任“当然领导”。就这样，争吵了二十多天也没有结果。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组训五连（二年九班）学生于二月十六日贴出了“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个倡议立即轰动了全校，绝大多数战斗组织的战士表示，这个倡议好的很，我们坚决支持；原来没有参加组织的学生说：“这下可好了，我们也有着落了”；教师们也高兴地说：“这样做，既利于革命，又利于教学，也符合复课闹革命的需要”。同时，也得到解放军同志的大力支持。　　
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便立即显示了它的极大的感召力，引起了连锁反应。许多同学纷纷退出原来的组织，回班参加了大联合。建立了以班、以校为基础的班、排、连、营、团的战斗的大集体。两天内即有十五个教学班联合了起来。　　
可是，这时也出现了些阻力，有人说这是“折衷”、“调和”、“和稀泥”、“大杂烩”、“不适时”、“破坏文化大革命”，甚至扬言要“赴京告状”。这些思想反映了部分同学对运动的新形势和以教学班为单位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意义认识不清，或是私心作怪，没有毛泽东思想挂帅。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的论述和《红旗》第三期社论，广泛地发动群众，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辩论，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师生自下而上地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起来，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互相了解，谁革命，谁不革命，群众最清楚，更有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群众，符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需要，这样的革命大联合怎么能说是“大杂烩”呢？那些先有“司令”，后招兵买马，跨年级、跨班次、跨学校凑合在一起的组织，才最容易成为“大杂烩”，最容易被坏人利用。至于“不适时”的论调，大家则认为：“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是当前运动的迫切需要，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这样做，也是中学当前实现大联合的好形式，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的好方法。　　
（三）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做好大联合中的思想工作。　　
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战斗组织在破四旧，立四新，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建立了感情。现在要回班闹革命，就产生了不少活思想，搞不清大联合和战斗队的关系；怕失掉“地盘”怕丢“官”；怕回班受冷遇等等。总之，“私”字作怪。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大家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老三篇”。狠斗私心，破私立公，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反复宣传了大联合的意义和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的好处。大家一致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实现全校大联合，大团结；有利于“三结合”；这样做有利于复课闹革命；有利于整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有利于贯彻民主集中制。一句话，有利于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完成学校的斗、批、改的战斗任务。通过反复讨论、反复宣传，大家统一了思想，认准了大方向，克服了各种阻力，愉快地回到教学班，“归口闹革命”。　　
起初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唯恐回班闹革命遭受冷遇，经过整风学习，一致认为应该去掉私心杂念，回到广大革命同学当中去，一道闹革命。这是又有同学讲：“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整风学习后，局势刚刚好转，就要‘分开’，太可惜了”。他们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共产党员好比种子……”的教导，提高了认识，大家说：“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派大联合，是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提高，是‘初级社’到‘高级社’”。并一致表示：要做一颗红色种子，撒遍全校，到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回班闹革命的誓师会上表了决心，写了喜报，敲锣打鼓，高高兴兴地回班参加了全校大联合。　　
二月二十八日，全校革命师生欢欣鼓舞，召开了全校大联合回班闹革命的誓师大会，热烈庆祝斗争中形成的革命大团结。　　
（四）以“三结合”的形式，建立临时的领导班子。　　
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在基本实现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后，急需有一个革命的领导班子，这是巩固大联合，把运动引向深入，把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重要条件。　　
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的精神，采取自下而上的选举了由学生、教师、干部“三结合”的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正式文化革命委员会产生之前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全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并具体安排上课，管理师生生活。　　
在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校文化革命运动更深入了。过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各个战斗组织意见不易统一，甚至如大会主席团人数等细节问题，争论不休，组织一次批斗会，往往协商七八天也定不下来。现在临时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的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掀起了斗、批、改的新高潮。广大革命师生反映，现在运动有人领导了，复课有人安排了，生活有人管了，工作有人抓了，全校出现了抓革命促教学的大好局面。　　
（五）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　　
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起来后，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八条），各教学班选举了文革小组，遵照八条精神，负责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工作。三月一日统一了全校红卫兵组织，称为“延安中学红卫兵”。在整顿和发展工作中，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经过整顿、巩固和发展的红卫兵中（占受训学生的百分之五十九），劳动人民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用毛泽东思想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每一个革命小将都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我校斗、批、改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舞台上，这是一支新的政治力量，这是一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队伍。这个队伍在复课闹革命中是团结广大革命师生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核心力量。这个队伍在复课闹革命中，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的模范，是抓革命促教学的先锋。　　
整顿、巩固和发展后的红卫兵组织，是广大革命学生无限热爱的组织，是渴望参加的组织。广大革命学生在被批准加入红卫兵的时候，他们庄严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誓做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剥削阶级出身的丁云翔同学更是一致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在日记上写下，“今后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和家庭划清界限，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誓言。没有参加红卫兵的同学也纷纷表示：决心以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参加红卫兵组织，这时，有的红卫兵小将和同学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共同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思想互助，互相谈心，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整顿、巩固和发展后的红卫兵组织，战斗力大大增强，成为学校抓革命促教学的一支先锋队。　　
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一面上课，一面闹革命，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天津延安中学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
天津延安中学红卫兵团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延安中学红卫兵 姜 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大联合的灵魂》　　
我们二年九班，是女生班，共五十一人。军训前参加战斗组织的只有八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提高了认识，逐步实现了教学班的联合。我们班是全校头一个实现全班大联合的。　　
我们深深体会到，以教学班实现联合的过程，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过程。开始，我们提出班为单位联合的倡议时，遭到一些同学的反对。这时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的指示，又结合全国的革命形势和本校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学认为以班为单位的联合，是当前斗争形式的需要，符合斗争的大方向。但也有的说：“这是‘大杂烩’、‘合稀泥’，是盲动主义，成立的快，解散的也慢不了”等等。有的公开贴大字报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些同意以教学班联合的人，也有些动摇了，甚至报名的也犹豫起来了。怎么办？这时我们又学习了毛主席的“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经过艰难曲折”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教导后，大家信心足了，一致表示，凡是符合大联合　　
（下缺两页原文，第12、13页）　　
9.有利于培养集体主义思想。过去，战斗组，各自为政，各占一房、一桌，争地盘，争东西，容易助长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现在，一个班团结一起，在文革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0.有利于复课闹革命。过去很多战斗组占很多教室设“总部”，无法复课，现在全班、全校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可以既能复课，又能革命。　　
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过程，两种思想的斗争过程，是破私立公的过程，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过程。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干革命一步也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今后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忠实红小兵，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延安中学红卫兵 姜 颉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三年二班 许玉仁《打倒风头主义实现革命大联合》　　
我们“毛泽东思想造反兵团”，原来是全校最大的一个战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与全校革命师生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革命大联合。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风头主义的结果。　　
二月十六日，二年九班革命同学提出了以教学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倡议后，我们“毛泽东思想造反兵团”有些人，就大叫大嚷，说这是一颗大毒草，是保皇派的鬼把戏，纯粹是“和稀泥”，“大杂烩”，有的还说，我们组织最大，房子最多，努力最大，东西最全，选举时票数最多，夺权时权利也最大。总之，是从“私”字出发，从小团体出发，与己有利即欢迎，与己不“利”则反对。　　
我们在解放军同志的帮助下，用四天时间，以整风的方法，组织大家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老三篇”，在开门整风中，亮思想，斗私心，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认识到，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个人第一主义，是束缚自己思想不能得到解放的枷锁，是当前革命派大联合的主要敌人。这些错误思想直接起着阻碍运动向前发展，客观上起着瓦解自己，帮助敌人的离心作用和消蚀作用。问题的根子找到了，危害认清了，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克服头脑中“私”字的自觉性，增强了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的革命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让“私”字扫地出门，让“公”字安家落户。革命不分先后，组织分大小。不彻底打倒“私”字，打倒风头主义，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一句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一件不做。　　
通过开门整风，整顿了思想，整顿了作风，克服了个人主义和大队沙文主义，树立了集体主义思想，跳出了“坐井观天”的小圈圈，认清了当前运动的大世面。　　
我们全队认真学习了二年九班的倡议书，认为这个倡议好的很，是二年九班同学的革命首创精神的结果，是实现全校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的战斗号角，是大方向。认识提高了，方向认准了，行动就自觉了，通过大家的充分酝酿讨论之后，我们于二月二十三日召开了由全校各战斗组织派代表参加的回班闹革命的誓师大会，会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肯定了成绩，提出了要求，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回班闹革命、抓革命促教学的新的斗争中，做出新的贡献。当天我们全队人员兴高采烈地回班参加了大联合。　　
实现全校大联合之后，我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广大革命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天津延安中学三年二班 许玉仁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来源：原载包头市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包头：1968年1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叶群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接见的有李雪峰同志、北京军区首长郑维山副司令员。被接见的有肖政委、郑三生，革命的领导干部有解学恭、胡昭衡、赵曙光、江枫五个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四十九人，劳二半八·一八、天工八·二五、河大井岗山等为特约代表。10：05分中央首长进入会场，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首先周总理向郑维山说：“郑维山同志，是你讲还是肖思明同志讲？”　　
周总理接着说：十多天，我想弄清情况，有很多事情要办，有四川、内蒙要办，不是故意卡你们。有的比你们来得晚也接见了，他们的问题比较大，天津的问题算什么，我先声明一下。　　
肖思明同志说：“天津驻军于1月23日按主席的指示正式介入天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作了一些工作，由于我们的同志学习不够，出现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1．在促进革命派大联合方面，虽然开了五个代表大会由于时间仓促，还有一些革命组织没吸收进来，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少量几个保守组织也进来了。　　
2．在几个代表会期间，我们跟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进行了协商，从全局看，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不民主，这样，应该选的代表，没吸收进来，如　3月23日　筹备小组的选举，结果使原来想吸收进来的没有吸收进来，职工代表会和中学代表会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总怕把观点强加于群众，违背十六条，没做细致的工作，想选的没选上。　　
3．对张淮三一手泡制的七个野战兵团，处理慢了一些，态度是明朗的，反复讨论了几次，请示了上级。这么庞大的组织处理要慎重，在上级没有批示时，作他们基层工作，分化瓦解。这样作不能解决问题，又请示，发表了公告，态度明朗，采取了措施，发表了声明，没有点名，实际上是提这些组织，最近才点名。虽然作了点工作，希望对军队提出批评。”　　
郑维山同志说：天津的同志到北京已十几天了，十几天与同志接触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开会接见，我个人来讲应很好接触，表示抱歉。军队在天津作了许多工作，但也出现了一些缺点，我作为北京军区负责人，我应担负更大的责任。　　
对天津大联合的帮助很少，北京的大联合是总理中央文革直接指导的。按北京大联合经验指导天津大联合，如果天津出现缺点错误，首先是我的责任。2月6日我到天津搞工作，按中央和总理的指示去天津，听郑三生同志、肖思明同志讲了野战兵团的问题，野战兵团是保守组织，我没有及时详细报告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直到野战兵团来京才报到中央军委。1号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亲自来抓，直到同志们这次来，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当面汇报给总理，才把这个问题处理下来，处理慢责任在我。天津驻军态度明朗。周总理接见我们对天津有很多指示，我们要尽快照办。我相信在中央指示后，在今后大联合中，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关怀下，工作会搞得更好。接着总理又把中央首长一一介绍给代表，以后有代表随便发言，发言时，有工矿企业的李勇，还有劳二半八一八王德明，反修锦纶厂的张成明，还有天工八二五的帅关仁发表了反面意见。（八·二五、劳二半等汇报情况从略）　　
（反修锦纶厂汇报很长时间，总理打断他的话说：江青同志要讲话。）　　
江青同志说：战友们，我对天津情况了解的不够，但对天津造反派印象很深刻，在去年，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迫害你的时候，你们二次徒步到北京，半路上，北京派车把你们接来的，值得我学习。我3月28日听了一次汇报，这方面的问题听了一些省分和个别专区的汇报以及群众组织的辩论，事物总是要有比较的，多方面比较一下，我对3月28日66军负责同志肖思明同志的汇报的印象很深刻的。人民解放军作群众工作满腔热忱，爱护革命左派，这个印象也是很深刻的，当时我的印象是66军作了大量工作，对没有团结进来的革命左派组织满腔热忱、爱护就是不知怎么作好，有老好人的心情，这样好的军队，有的地方就不是这样，抓人很多，天津抓人很少，比北京少，有的地方抓几千、几万，甚至有惨案，这就不必细谈了。这么一比较，我觉得天津军队是较好的。我希望也算作建议吧，大联合外的左派组织也要想一想他们的苦衷。另一方面，对张淮三操纵的野战兵团的处理，不是他们故意搞晚的，因为涉及到十多万人的群众组织采取慎重态度是对的。向中央报告了，他们的报告送来好多，给军委又给总理，又给中央文革。另外本来应该选进委员会的没有选上，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他们今晚还说是有错误的，我觉得应向没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说明这个情况，我有这个责任。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大多数是好的，支左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我们一下子接近群众也会出现错误的，但是知错必改，犯错误的左派组织要帮助他。把我了解的情况讲出来，是不是没有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心里应该平一些。我不认识他们（肖思明、郑三生）但是，今天我觉得有必要替他们说话，我不是保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我希望在这个座谈会上，通过辩论来解决。天津驻军是好的，军队不多全市下去一万四千人做工作，抓人少，没开枪。天津由一个反革命大乱局面，到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时间并不算太长，这和军队做工作分不开的。有的人可能说，江青同志今天和稀泥了，不是这样，我不是和稀泥，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说，我就要退席了，我就讲这些供同志们参考（掌声雷动）　　
接着反修锦纶厂张村民又讲，总理打断他们的讲话，说：同志是不是可以集中一点谈，你们25个单位的材料，我们印发你们的材料，赠给我们一些。　　
（当反修锦纶厂说到天大八·一三炮打康生时）　　
康生同志说：我说几句，有几个学校受高级党校个别的少数的人，彭真、林枫影响下，有些时间收集我的材料贴我的大字报，成立全国委员会，调查我，其中有的受了蒙蔽，这里面北京的也有，清华的也有，体院的也有，人大的也有，天大八·一三也有（八·一三也受蒙蔽），以后问题揭穿了，是高级党校红战团个别头头搞的，其他是受蒙蔽。我屡次声明受蒙蔽的，觉悟了，改正了就完了，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讲过，戚本禹同志在人大也讲过，对其他几个单位不要把这件事作为攻击他们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向我们请罪，我不赞成这样作，一时受蒙蔽的常有，列宁曾说过：上帝允许别人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比上帝强得多，为什么不允许别人犯错误呢？（热烈掌声）　　
有人说：八·一三炮打张春桥，八·一三代表说，我们是坚决支持张春桥同志的，张春桥同志可以做鉴定嘛。张春桥同志当即说：“我做鉴定，我与八·一三的关系很好。”　　
周总理的几段插话：“天津冲击警备区的抓人了吗？没有抓这不就很好吗？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击中南海我们都没有责备他们嘛。”有人提到红代会，红代会有多少保守组织的时候，周总理说：“北京80%参加了红代会，也有一部分保守的，你们是58%（指天津），有一部分保守组织是必要的”后来还说对天工八·二五帅关仁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个姓张）说：“你们赶明天好好地谈一谈吧，卫东和南大八·一八也好好地谈一谈吧，都各有各的长处，应在一起互相谈一谈。”戚本禹同志插话说：“南大八·一八是有功勋的。”其他首长都点了头。咱们的代表要发言驳反李雪峰派造的谣。周总理说：“这样好吗？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接见你们，我们就不一次表示出态度了，你们在一起好好谈谈，好好想想，我们今天有别的紧要事情，后天再接见你们好吗？”（热烈鼓掌）　　
(来源：1967年5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参加接见的还有李雪峰、郑维三等同志。被接见的有：天津驻军首长肖思明、郑三生等同志，天津革命领导干部解学恭、胡昭衡、江枫、赵曙光同志及天津五个代表会代表。劳二半八·一八、天工八·二五、河大井冈山等作为特约代表也参加了接见。〗　　
周总理的讲话　　
各位同志：　　
正如伯达同志所估计的，我们的三次会开得很好，两方面的意见都听了。开始五个代表会议的代表来京，我们想应该有不同意见的代表也来。当时来得少一些。你们来了以后，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同大家接触。我们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有的是直接接触，有的是派记者和联络员同志和大家接触，知道还有些单位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因此又增加了二十五个单位的十八位同志和财贸系统的两位。第三批是今天发现的，人数很多，主要是塘沽的，今天也在会上发了言。给了你们充足的时间，主要内容都讲了。总起来说，有不同意见的代表比五个代表会议推选出来的代表还要多。如果军队和工作的同志不算的话，两方面比较起来，不同意见的代表数量多，发言的人数和时间也占得多。我们充分地听取了你们的意见。以后还要听取你们的意见。今后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同派到天津去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记者谈，或者来北京到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去谈，我们还可以听取你们的意见。但你们能在本地解决的就不要来了。你们也晓得，我们这儿很忙。来了以后，也影响工作，影响学习，影响生产。如果十分紧急必须来，要事先打个招呼，同意来再来。要来的话人也不要太多，一两个人就行了，不要来了一大堆。你们晓得，十个多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来一个人和十个人、一百人讲都是一样。现在不是大串联的时候，要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搞大联合，“三结合”和夺权斗争，事情很忙，一个人能讲清楚，何必来那么多人？不要以为来得人多就见，人少了就不见。从来没有这个标准。你们回去传达要注意这个问题。要精简，要节约闹革命。　　
现在谈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一）　　
天津十个多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几个大城市比，跟上海不同，跟北京也不同。总的趋势是一个大方向，但过程不完全相同，应该承认，有它本身的特点。不错，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公布以后，北京轰起来了，上海、天津受到影响，全国也受到影响。同样，刘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迫害、受影响，天津也不例外。李雪峰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北京、对天津都有影响。雪峰同志在北京有文字检讨。刚才同雪峰同志说了，印出来给你们看看。我们认为检讨是诚恳的，是愿意改正错误的。　　
但是，天津发生的问题，远远超过了雪峰同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两个系统领导──省委和市委。后来天津划为直辖市，省委不管了。开始省委管大学，市委管中学、工矿企业、财贸。有这个复杂情况。从市委讲，今天你们清楚了，知道有个万张反党集团。开始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们发现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万晓塘死了以后，几十万人悼念，搞什么名堂？我们很奇怪。当时仅仅是怀疑。天津的工作，伯达同志是长期关心的，蹲过点，农业在小站，工业在钢厂。我只是有时开会，去天津一下，没有直接蹲过点。万晓塘的死，那么多人悼念，我有怀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问赵武成、李颉伯，越问越觉得离奇。追出了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万哓塘死又是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下午万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象样子，象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查。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万哓塘死了，跟着出来个张淮三，不仅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刚才江枫同志的揭发就说明了问题。首先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的是江枫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在天津，万张集团控制达七、八个月之久，执行和发展了刘邓路线。这是主要的。（康生同志插话：你们天津来的同志对张淮三的走狗和爪牙还注意得很不够。张淮三同前北京市委刘仁有很密切的联系。这是个很坏很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埋藏了很多坏东西，塘沽也有，财贸、工交系统也不少。你们应该把矛头摆正！）后来经过讨论，告诉了解学恭同志。张淮三在公安局一·二○“政法公社”夺权以前，实际上早有布置，万哓塘老婆也参加了。江枫同志实际上早就没有权了。张淮三的布置是一通到底的。就象北京彭真、刘仁早被揭出来了，但他们的黑手还伸在北京公安局。（康生同志插话：你们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搞了很多叛徒集团的调查，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建议，你们对万、张、刘仁，也组织个调查团，很好地调查一下。）就在你们鼻子底下嘛！你们要好好地调查。万张同刘仁集团有联系，同彭罗陆杨有联系。　　
北京公安局军管，才想到了天津公安局军管。北京公安局欺骗了北京政法学院的革命小将。天津市公安局内部夺权，也蒙蔽了一些小将。镇压“政法公社”，是派郑维三同志亲自去的。一·二零以后，很乱，广大人民不满，比北京反映还大。军管以后，才扭转了局势。如果没有解放军，局势扭转不了这么快。你们想一想，如果从五月十六日算起，到二月十四日，九个月了；如果从六月一日算，也继续了八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天津的领导是瘫痪的。张淮三、赵武成，当然，还不能把赵武成说成是他们一伙的。赵武成的问题，还要他自己检查交代。　　
省委原来管大学，也插手了。比如天津工学院，两派都到北京来，是十月底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一天。一派扭着阎达开，一派扭着李颉伯。阎和李的问题，要经过检查才能下结论。从过去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面貌来看，阎达开比李颉伯好一些。当然并不是说阎达开没有错误。他正在检查。一个学校两个造反派，一个方面揪住一个，也有保的，也有反的，天工、南大就是这样。其他天大、河大等接触过一些，但不多。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省委领导瘫痪。有的同学在校内，有的在校外；有的到保定、到省委造反，后来又互相对打。打砸抢彼此都有一点，有多有少。这个情形怎么去领导？摆在中央面前是个问题。一月份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去上海。工人运动发展了，学生运动也发展了，领导了上海以工人为首的各派革命组织的夺权斗争，以首创精神号召了全国，是全国工人阶级之冠。还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两件事有功，归于上海革命群众。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领导的，影响了全国。这时，不得不考虑天津、北京怎么夺。在北京，成立了筹备小组，准备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开始有各种设想，设想了几个名称，主席确定叫革命委员会好。同样，李雪峰同志在北京多次检查以后，中央和毛主席认为检查是诚恳的，是好的，派他去天津推动这个工作，同解放军和解学恭同志接洽，帮助革命干部站出来，同胡昭衡同志，江枫同志一道推动工作，进行筹备。当时，就设想成立革命委员会。　　
从大联合走向“三结合”（革命群众组织、解放军、领导干部亮相站出来），在山西和贵州出现了。天津、北京也向这方面准备。在北京，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筹备小组就是这样做的。天津，也是这样设想的。天津的发展过程，一月份仅仅是接洽而已。那时，形势还不明朗，万张反党集团还起作用。二月接管公安局，形势在扭转。这是公认的。以前是万张反党集团的黑手在活动，所以，接管公安局，群众放鞭炮，热烈欢呼，超过北京。北京自去年六月份就安定了，天津连交通警都没有了。二月正在筹备。原来，设想三月份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来，毛主席发现了开代表会议这个创议。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的代表不好产生，北大、清华、师大、北航就是合作不到一起。戚本禹同志很清楚。他们都是革命的，是经过斗争，受压迫的，但联合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要经过很大的推动。北京的好处是离中央近，可以直接帮助。谢富治同志说：“你们不合作，我们就不开会。”果然有效。我知道晚了，否则告诉解学恭同志，天津也可以这么办。八·二五在外边，不合作起来就不开大学红代会，“逼上梁山”就好了。主席说，大学开了，为什么中学、工人、农民不可以开呢？北京这样做了，天津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我就给解学恭同志打了个电话。本来三月份就要夺权，这才推迟了一个月。到北京来汇报了一次，我们是同意了的，天津开了五个代表会，比北京多了一个干代会。但八天开了五个会，时间仓促，筹备得不那么好，有遗漏的，保守的多了一些，主要是协商不够。不能用选举的办法。反修绵纶厂，是想要你们当主席的，结果落选了。这不是雪峰同志的“阴谋”。那时，他们没有来北京取经，我们也没有来得及通知他们。选掉了绝不是阴谋。你们那里把一切问题都说成是雪峰同志有鬼，他也不好争辩，雪峰同志还要回天津工作，你们可以谈谈心嘛！什么都可以说。但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吵一顿、吼一顿。选举以前，反修绵纶厂对雪峰同志还是欢迎的。这个东西是不能搞选举的。（康生同志插话：不能迷信选举。在一定的情况下，选举不如协商民主。）为什么不能选举呢？因为革命委员会还是临时权力机构，还没有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要以造反派为核心，进行协商。　　
中学比大学更乱一些，分野更不清楚。都出去串联去了，二月份才回来，三月份军训才开始。过去，中学受万张集团的压制比大学还厉害。北京对中学过问得少了一些，散了一个时期，也是一、二月份才陆续回来。北京中学红代会，也不是很纯的，也有保守组织。正象伯达同志讲的，有曲折嘛！（伯达同志插话：这也是允许的嘛！）春桥同志讲，要想那么纯是不可能的，中学的界限很不清楚。工人里面的野战兵团，是万张反党集团搞的，在工交、财贸系统很有势力。李雪峰、解学恭同志一到天津，就看到了这个问题。野战兵团上面是保守的，下面不见得没有造反的，基层组织不能说一律不好，要同总部区别开来。对野战兵团总部，他们是主张取缔的，手续慢了一些。郑维山同志请示了全军文革，耽搁了。××军是三月五日报上来的，军委三月二十二日批的，并不是说有人支持。农村就不大一样了。农村经过四清，确实有一些下台干部想重新上台。中央有指示，在春耕大忙时，大队以下的不能夺权，下台干部不许反攻倒算。贫下中农的代表情况好一些。中学和工代会急了一些，可能保守组织多了一些。请示主席，主席讲，一下子联合起来，哪能没有保守组织？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清一色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连我们党、我们中央政治局也不是清一色的。造反派也不可能那么纯。天大八·一三，你们占绝大多数，你们就那么纯？我问蒯大富：“清华井冈山占多少？”他答：“占百分之九十五。”我说：“这里左中右都有了，要不右派跑到哪里去了呢？”没有左中右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一切推动力量都是矛盾的斗争。现在是阶级斗争，到共产主义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当然，我们应该强调以左派为核心、为基础。同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的大方向，保守一点的组织，哪个代表会也会有的。我们基本肯定下来，但要做很大的改进工作。如果天津的工作有些问题，我和伯达、郑维山负很大责任。（伯达同志插话：我负主要责任。郑维山同志插话：我负主要责任。）没有主要次要，我不同你们争。　　
雪峰同志，是中央和毛主席派去的，我们经常通电话。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缺点，你们要多方面同他接触。他有顾虑，常请示出不出面，怕出去揪住不能工作。华北局就有一派，经常来问我李雪峰何时回来，要造他的反。我说毛主席派他到天津工作去了，因此传到天津。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嘛：“夹着尾巴作人”。这句话是整风的时候毛主席教育我们的。我们从延安来的人都知道。你们一解释就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了。不要理解为藏起狐狸尾巴。（张春桥同志插话：“夹着尾巴作人”，是指不要翘尾巴。）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的警惕性很高。　　
解放军，江青同志说了。解放军做群众工作，是一番苦心，满腔热情；但对情况不够了解，警备区过去也不归他们管。支农、支工容易些，支左就不那么容易。南大卫东是造反的，八·一八也做了好事，参加了北京二司的整风，吸收卫东不吸收八·一八也不好。天工，我们认为两方面都应该吸收，不进来就等。你进来要别人退出去那也不行。革命的团结是需要的，江青同志讲了，你们都很拥护。解放军的确是一片好心，支左工作不知怎么做好，有时上了当，有时疏忽了。肖思明同志检讨了，很诚恳。一解释清楚你们就懂了。你们应该同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解学恭同志、胡昭衡同志、江枫同志好好合作。我想他们是愿意同你们合作的。　　
（二）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解释，全国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刘邓，他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津主要是万张反党集团。一个死了，一个还在嘛！十七年的统治影响很深。康老的话很重要，你们应该很快地做调查工作。当然，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打击面。只有把这个集团挖深了，天津的主要矛盾才能解决。解放军同志和几位同志几个月的工作主流抓对了，特别是二、三月的工作，基本上应该肯定，但也有一些缺点错误。凡是有益的批评都应该接受。　　
（三）　　
讲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反对五个代表会，反对李雪峰，不要说是反革命逆流，叫反革命逆流不好；反过来，说五个代表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互相对骂也不好。这样不能达到大联合、大团结。应该上纲的上纲，不应该上纲的不要上纲。要紧紧地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刘邓和万张反党集团。对李雪峰同志批评过分了一些，也不要紧。有些大字报、传单，说过头话，我看了很不安心，如谁反对周某某就打倒谁。干涉也不好，只好有机会讲一讲，我也不能贴大字报把它盖起来。过去在天安门贴某某的大字报，我也劝过，现在不劝了，反正外国记者也知道，你们的标准不是那么准的。使他们摸不透也好，这是一种思潮的反映，也不要过分责备。不是李雪峰同志本人喜欢什么标语。北京贴雪峰同志的标语也很多（其中，也可能有你们加了几张），雪峰同志从来也没有向我说过。只要是好意的批评，就应该接受，就应该欢迎。人民内部矛盾嘛，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两种极端化的态度，都是不好的。错误应该批评，不一定一批就得倒，那得倒多少？那不成了“打倒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了吗？反过来，也不是说不倒就不能批。要养成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批评过一点，只要是好意的而不是恶意的，也应该欢迎。　　
第二、不要随便宣布是反革命组织。互相宣布也无效。军委十条命令说过了，反革命组织要经过中央批准。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政治斗争。　　
第三、我们欢迎你们开门整风，但也不要过头，形成请罪风。请罪，天津确有此事。当时，也不光是天津，北京和其他对方也有，是一股风。包围军事机关，不外两种出发点：一，是有意见要求回答；二，是他们知道解放军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能怎么样，闹一阵子再说。一月二十八日军委命令以后，就不要包围了。解放军的任务很重，要同他们商量，不要有芥蒂。不要请罪。当时请罪成风。应该认真触及灵魂，改正错误，请什么罪。请罪差不多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专用词了。解放军要劝大家不要请罪，也不要揪住一个问题不放。毛主席说了，解放军支左错了，改了就行了；冲了军事机关，不冲就行了。如果是好的，还交了朋友，少数坏人抓住处理。一般地说，群众绝大多数是好意的。我们光荣、伟大的解放军，负担这么重的任务，支左、支农、支工、支交，军管、军训，哪能一点不犯错误？解放军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犯错误改了就不要计较了。解放军也可能认为，听话的、成分好的是左派，一下没有看准也是允许的，改了就行。　　
第四、谭力夫思想、联动的思想和行动、反动的血统论，要追究。但一定要把头头和受蒙蔽的一般群众分清楚。北京有个八一学校有，天津也有。你们中学生要查清。对反动头子，要扭送公安机关和警备机关，扣留起来，惩办和教育相结合。都是同学嘛，要好好教育。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教育，对头子要给予惩罚。　　
第五、野战兵团，上层和基层要区别对待。已经有了公告，要按这个办事。以野战兵团的名义游行是不许可的。塘沽没有重视，支持错了改过来，不要揪住不放。　　
第六、革命组织不要勒令什么解散。如五个代表会议，已经开了，就是结合得不够，除了很保守的，一般的要教育，不要勒令解散，结果无效，反而不好。除非特别事件，如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勒令做什么事还可以，一般不要轻易用。　　
第七、人民武装、保卫系统，由警备区和公安局很好地摸一下，负责清理。清理是必要的，要更深刻地揭发。当然，应当依靠群众，领导同群众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调查万张集团的影响。　　
第八、有些传单，有许多措词很不恰当，也有的有错误，要改正过来，象这样的传单以后最好不发。一般地都是教育，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主席还填上了“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嘛！要给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把话说绝了并不好，结果也不起作用，失掉信用。有些提法北京都不用了，天津还有。北京去的同学要帮助一下。天津要向上海、北京看齐。　　
第九、现有的组织，如工厂、机关、学校，常常有两种或多种组织。有造反，有保守，也有双方都造反，也都有些保守性的，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开门整风。对保守的，要按伯达同志讲的办，促使他们把方向改正过来，两个都变成造反派不好吗？但要在斗争中考验，发展，不能强求、速成。有时需要等待，不能强制。除革命性以外，还要讲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这些具体问题，在这里讲一讲。还有很多具体问题不能一一地讲了，你们回去自己解决。革命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如果还是这些问题，以后就不需要再见了。　　
（四）　　
今后的处理方针：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扩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临时权力机构，还需要做一段工作。原来急躁了，有很多缺点毛病，要共同努力，把它改过来。只要是造反派，就要坚决批判刘邓和万张反党集团，要立即行动。这是斗争的主要方向，在斗争中考验各个组织。要各自搞整风，作自我批评，讲联合，在斗争中大联合。要改变办法，多协商，现阶段选举不十分适用。认识问题，要服从大的方针政策。协商能一致的，主流对了，具体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代表有缺点错误，要允许改；搞错了，也可以撤换。前天中学代表发言说，错了可以换，这种态度是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希望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掌握大方向，认清主流，胜利前进！　　
可以散会了吗？（众答：可以！）散会！　　
（总理指挥大家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几句话。　　
我们认为会开得很好，发扬了民主，不同的意见都讲了。任何一方面，对不同意见都要遵循毛主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指示，加以认真思考。对群众一律不许打击报复。　　
一、大联合的主流，革命“三结合”的大方向，基本上是应该肯定的。　　
二、人民解放军××军，在天津做了很好的、大量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促进了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秩序的建立，促进了各革命派的大联合，促进了城乡社会主义生产的稳定和发展。应该感谢人民解放军。　　
三、大方向是正确的，并不等于没有曲折，没有缺点和错误。譬如船在大海上向哪里去，方向是正确的，但总不会是笔直前进的，必然经过许多曲折和波折，才能达到目的地。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联合、“三结合”，革命派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不能设想会没有缺点，甚至没有某些错误。有缺点或者错误，改了就行。有某些情况，局限于少数人谈判，放手发动群众不够，或者对革命群众的态度有错误，这些都要改。　　
五、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是我们斗争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大家必须集中目标，拥护、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反对刘邓的反动路线。揭露刘邓这条反动路线在革命运动中所犯的各种罪恶。　　
六、刘邓路线在天津的忠实执行者，代表人是万、张反党集团。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反党集团在天津的各种罪恶。要配合北京现在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革命高潮，同北京这个批判高潮相呼应，把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同批判万张反党集团的问题结合起来。　　
七、刚才李雪峰同志在会上作了一些自我批评。看来，李雪峰同志在工作中有缺点或者错误。群众的批评有很多合理的东西。我认为李雪峰同志应该欢迎这些有益的意见。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天津的主要矛盾是革命群众同万张反党集团的矛盾，斗争的锋芒应该针对万，张反党集团，而不是针对李雪峰同志。　　
八、同志们回到天津去，要按照毛主席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搞好大联合。　　
九、要学习毛主席对待山头主义的方法。各个山头主要地是实行自我批评，避免批评对方。只要是认真地、诚恳地实行自我批评，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就都可以得到对方的原谅。我们的党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四二年、四三年、四四年的三年整风中，才达到了党的团结。敢于作自我批评，这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风格，是毛主席学生的朴素风格。　　
十、有错必改，肯自我批评，就是正确的大方向的一种表现。　　
以下有几点建议请考虑：　　
第一、革命的造反组织，被强迫解散的，自愿要恢复都可以恢复。同时，按自愿的原则应该实行大联合，扩大大联合，不要闹分散主义。　　
第二、保守组织解散后，不要用换名义的办法重新恢复。已经恢复了的，也不要用打、砸、抢的方法，而是用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争取分化瓦解他们。　　
第三、对顽固地坚持错误观点的、不肯改的保守组织的头头，要加以揭露，加以批判，进行政治斗争，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打击的是一小撮，避免扩大打击面。　　
第四、革命派对原来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他们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应该表示衷心的欢迎，不要歧视他们。（热烈鼓掌）　　
张春桥同志的讲话　　
我没有准备讲话。我们刚从上海回来，因为讨论天津的问题，我们参加了。上海、天津都是大城市，希望从天津的大联合、“三结合”中学到有用的东西。三天的会，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当然。两个城市不同，但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回忆上海的情况，根据伯达同志讲的第一条，大方向、主流基本是应该肯定的，说一些意见。　　
天津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在准备过程中。上海已经成立了。回过头来看，我们上海的大联合、“三结合”还没有你们做得好。（总理插话：情况不同，你们是首创嘛）正如语录里所说的，革命不是绣花，不可能按我们的设想，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一切都按计划，不发生一点曲折。也不能象写文章，写一段不如意，撕了重写。革命就不允许这样。　　
我们上海的大联合，是在同上海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同保守组织的斗争中形成的，在发表《告上海市人民书》的时候，大联合已经形成了，并且不断扩大。开始，我们没想到夺权，没想成立革命委员会。看到当时铁路不通、码头堵塞，铁路局长跑了，也没有售票员、司机，怎么办？码头停船，平时二十四艘，最严重的时候达到一百二十艘，货卸不下来。外国人污辱我们祖国，把我国国旗倒挂着，工人气愤极了。可是赤卫队跑了，造反派怎么也顶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从别处调人了，大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自动到码头、车站、工厂做工人。实际情况逼着我们不能不顶上去，把大权夺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这个大方向，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我们的大联合也不是那么纯洁的，我们的联合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彼此信任，我和姚文元同志一句话也没说，全是革命造反派自己定的。就是这样，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组织进来了。农民造反总部的一个负责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审查，原来是个四不请干部，就在大联合中还贪污了几千块钱，整天同我们在一起开会，直到二月底才发现这个人。他到处招摇撞骗，说毛主席同他一起照相。他还吹牛，说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当时很迷惑了一些人。后来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像片和毛主席的像相片剪在一起。发现以后，我们通知生产队把他揪回去了。还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是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经常同我接触，开会就坐在我的旁边。后来发现是个“联动”分子，每次开会都带着匕首，总想找机会下手。他同我一起开会至少八、九次，好在没有下手。后来红卫兵发现了，把他也抓起来了。我们总想革命组织比较纯洁，但再想纯洁也不会怎么纯洁。我只给同志们举这两个例子。（伯达同志插话：听说“联动”跑到天津去了。应当充分揭露这个反动组织。发现“联动”要抓起来。）这说明我们队伍还不是十分纯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革命造反派的警惕性还是高的。　　
我们的大联合是革命的大联合，但毕竟有一个过程，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对大联合，既要有严格的标准，又不能象绣花那样细，总会有缺点错误，发现了问题，改就行了。我们也有没联合进来的革命组织。是革命组织，但多数人不赞成，只好说服这些组织，暂时放一放。为这样的事纠纷也很多。有的组织，这一段有这样的表现，那一段有那样的表现，只好等一等。我们向他们说明，革命组织要接受群众的鉴定，真是革命的，总有一天会进来。现在还有这样的组织在外边。最近，这样的组织也有的同别的组织合并了。　　
大联合、“三结合”应该看作是一个过程，完成时间会很长。有缺点错误改正了，就不会妨碍革命的前进。不要使支流的问题妨碍我们前进。再好的领导，也会出现缺点或错误。要从大局出发，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还有其它问题，我只说这一点。革命不是绣花，总会有缺点错误。这也算是一点学习心得吧！（热烈鼓掌）　　
　　
天津市赴京代表集体整理　　

(来源：1967年5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陈伯达谈“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的问题　　
〖1967年5月8日下午与天津市长胡昭衡的谈话摘要〗　　
你们开始走的路是对的，现在你们走错了路。有的人开始走对了，现在走错了；有的原来走错了，现在改过来了。原来走对的，不能半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明明是走了一里，就说走了百里，就什么意见也都听不进去了，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自己走向反面。你们不但在天津，而且到了唐山，过错就更大了。　　
你们过去虽然做得对，一系列的错误可以把过去正确的东西一笔勾销，掉到泥坑中去。你们过去正确过，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随便干了。商量都不能商量了，过错也不让弥补了，非打倒不可。但打倒的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不回头，要变成被打倒的对象。想想嘛，把天津闹乱了，有什么好处。　　
天津的部署是中央决定的。　　
没进红代会，这是缺点，可以弥补嘛。无非有缺点，解放军再三说要弥补。你们这样搞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你们少数人正确？你们的行动是得不到社会的同情的。你们这样跟解放军对抗是严重错误，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错误。　　
解放军不能说一点缺点都没有，有缺点可以提意见。为什么非要这样闹翻不可呢？这样闹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难道天津三、四百万人，就由你们这很少的一部分人垄断？解放军并没有得罪你们嘛，工作有缺点可以弥补嘛。工作有缺点就不能弥补，毛泽东思想哪里去了？！没有吸收你们进红代会是个很大的缺点，中央说要补嘛。你们是不是正确，还要经过实际考验。实际考验证明，你们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证明你们是不正确的。　　
这些意见请你们好好想一想。　　
你们绝大多数人是好的。一时弄不清楚问题是可以原谅的。这么长的时间，到了回头的时候了。一个人一辈子中有几天功夫方向是对的，就吃老本吃一辈子。把别的造反派否定了，也就否定了自己。　　
毛主席再三说过要读读《阿Q正传》。你们是不是赵太爷？别不许人家革命。要防止你们上别人的当，上少数几个人的当。回过头来还是好同志，有意见可以提。这样闹，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脱离了群众的想法，你们的行动是与群众的利益相反的。　　
你们的干劲要保护，看是什么干劲。干对的我们赞成，干错了的我们不赞成。　　
你们要革命，不许别人革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正确的吗？合乎毛泽东思想吗？没有你这一家，世界照常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照样进行。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希望你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鼓掌欢迎你们。有意见，你们可以提。现在连党中央的决定、耐心的谈话、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完全不理，都抛到脑后。你们究竟到何处去？你们要不要无产阶级权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是无产阶级权威。你们要不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权威？你们这行为不是无产阶级的行为，不代表无产阶级，是有很大破坏性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占领了你们的脑子。无政府主义不管变成什么形式，最后都是要失败的。　　
我们不是怕你们，是爱护你们。无产阶级怕什么！你们以为这么乱闹一通，我们就害怕了？　　
我们可以等待，但不能把大量时间只用在你们身上。你们按中央指示做，欢迎你们一块革命。我们等待这么久了，你们看不清我们的耐心，你们越走越远。这样下去后果怎样？为什么不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不反省一下？走错路是经常有的。走错了倒回来再走，这是合乎食物规律的。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走前进的路。走错了路，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再走。　　
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万岁！　　
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　　
打倒无政府主义！　　
(来源：根据1967.5.11天津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主办的《中学红卫兵》第八期翻印)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关于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的文化革命运动搞好的一段话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解学恭传达陈伯达对天津工作的指示　　
〖根据解学恭同志传达记录整理〗　　
我和肖思明同志六月二十八日到北京听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同志传达陈伯达同志的指示。六月三十日下午，陈伯达同志叫我们去，谈了几点指示，记得不那么完备，主要把要点和精神传达一下，如有错误我们负责，因为记忆和理解能力有限。　　
一、关于解放大量的干部问题。　　
天津驻军做了大量的工作，立下了功勋。军代表在工厂里要帮助革命派，要解放大量的干部，包括厂长书记这些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极少数一小撮，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只是有错误，认识了就算了。这是中央的方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城十几年了，领导干部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官僚主义，不到工厂，不到车间，不到班组，脱离了群众，群众意见很大，这些都要改，改了就算了。局长这些干部能站出来的，都要站出来，都要站出来工作，他们有经验管生产熟悉，懂得生产中间的协作关系。厂长书记要解放，这是一个大问题。信任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是主席的路线，党中央的总方针。对干部要有一个谱，不要把工作关系也搞成黑帮关系。万晓塘、张淮三是两个坏人，但是在他们下边工作的不见得都是坏人。要区分，工作关系就是工作关系，万张集团只是一小撮，几个人嘛，不要把不是万张集团的人，说成是万张集团的人。抓爪牙，抓爪牙的爪牙，这个口号过“左”不好。对干部，主要看他的现在和将来，过去犯了错误，改了就算了。我建议你们革命造反派，干部，都要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团结——批评——团结》，这篇社论讲的是毛泽东思想，第一、有缺点要做自我批评，不要学阿Q；第二、要允许人家革命，不要学赵太爷。　　
二、关于南郊区的问题　　
小站有反复，刘晋峰不能支持，小站的四清不能翻，事实完全正确，而且中央知道。总之刘晋峰不能复辟，要支持王凤春。有人说西佑营不是陈伯达的点，是周扬的点，不对。周扬根本不起作用，在那里吃饭就是了。就是一万人工作有问题，四清运动是群众运动，也不能否定。四清下台干部不能翻案，果断地说不能翻案。　　
三、关于今后的工作问题　　
天津的形势很好。天津的情况究竟还是比较稳定的。　　
军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很辛苦，很谨慎，要支持军队，支持军队是大方向。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军队。　　
几个代表会议，团结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还少了些，要积极加强工作，要充实、加强、巩固几个代表会。要通过批判刘、邓、万、张扩大大联合，加强大团结，只有扩大了，才能加强。要巩固五个代表会的团结，进去了就不要再打内战了。　　
比较纯洁的、朴素的、诚恳的，这样的人能站得住。埋头苦干的，没有声色的，比较能经得起考验。凡是好出风头的都站不住。　　
北京的各派都在搞大联合，进行大批判，搞联合发言，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刘邓，天津就是要批判万张反党集团。　　
在工作的部署上，要解放大量干部，厂长、党委书记重视起来，分别的，逐步的解决这个问题。　　
对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要争取教育，还要做争取中间群众的工作。　　
四、其他几个问题。　　
1、群众组织抓人的问题。不管好人、坏人私自抓人总不对，不许群众组织私自抓人。抓的人要马上放出来。需要抓的也要经过国家法律。　　
2、武斗问题。群众对吵架是厌烦的，武斗是脱离群众的。我六月五号的讲话是代表了群众情绪的。那些头头们回去以后，都比较老实了。　　
把武斗打伤的人都照了象，印成传单，到处张贴，那是给外国人提供情报。喷气式不能再搞了，那是反对中央文革的人搞的。有一次北京开大会．我只讲了一句话，我说：“喷气式是中央文革提倡的吗？”大家回答说：“不是”。第二天就贴满了一城标语，“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群众是很敏感的。　　
凡是不合理的东西，一定站不住。喇叭车也是这样，也是脱离群众的。吵的人睡不着觉，不能休息，影响生产，影响工作。　　
3．保护文物问题。有些书进了造纸厂，要控制一下，不能毁掉，刻板书不能毁掉，那是劳动人民刻的，不能毁掉，你们要去检查一下。还有炼铜厂，也要控制一下，检查一下，有些有价值的东西不要毁掉。有些东西可以出口，换外汇，换得很多铜。　　
4、关于胡昭衡同志的问题，按照总理的指示办，总理指示：不要揪，让他继续工作。他现在仍然是七人小组成员，他的材料可以送中央，由中央做结论。　　
5、关于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的问题。我时天工八·二五的讲话是诚恳的，满腔热情的，希望他们好，希望他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方针。我对他们的批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批评也是为了团结。天工八·二五×××给我写了一封信，引了我三句话：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正确，信任群众的将来。那是我在1942年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候写的。大方向正确，才有力量，才有将来。三句话不能分开。没有大方向，就没有力量，就没有将来。　　
6．天津市夺权领导小组，改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领导小组七个人没有动嘛，实质没变，改改名义同全国一致起来好。　　
（来源：天津《革命职工报》1967年7月10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陈伯达对天津武斗问题的指示　　
工厂是国家的财产，社会主义的财产，人民创造的财产，你们忍心破坏吗？请你们好好的想一想。　　
工人是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翁，你们可以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劳动人民吗？　　
要把我的话贴到街上，贴到每一个工厂。　　
我上面的话是提醒受蒙蔽的群众的。　　
现场不要动，要由五个代表会议组织人去参观，借机教育人民。　　
(来源：天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天津卫生系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主编《革命造反报》　1967年8月5日　第八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二十一时五十分至十六日一时，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在座的有：郑维山、罗元发、张秀川、肖文玖、黄振棠同志；天津驻军负责人杨银声同志、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江枫同志。〗　　
接见开始，伯达同志问：上次开会，哪些人到了？（有七名代表举手）介绍一下。（接着伯达同志逐一介绍了参加接见的各首长）中央指定我们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两方面，对天津的问题看看究竟怎么解决好？听得懂吗？（郑维山同志翻译）你们大部分是学生吗？（答：大部分是工人。）关于天津问题，已经闹得很久啦，乱够了吧？有人说不是要大乱特乱吗？天津有个劝业场，听说自行车都不能走。中央开过会，要解决天津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们又大闹了一通，大乱特乱一阵，你们觉着乱够了没有？（众答：乱够啦！）已经乱过两次啦。今年春天大乱一次，现在又乱了一次，在全国也算乱得相当可以的啦。（谢副总理：天津算第三个大城市，乱数第一。）我看够啦。你们觉得不够，还可以再乱。天工八·二五你们觉得乱得够了吧？（答：我们是不希望乱的。乱不乱不取决于我们，而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天津支左的问题，请首长注意六十六军的问题。）（谢副总理：可以发言了吧？）现在就发言吧。　　
天工八·二五代表起立发言。　　
伯达同志问：你叫什么名字？（答：赵健敏。）是你写的给陈伯达的公开信？（答：是。）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答：自己写的。）　　
接着赵汇报了政治师范学校和六零九厂武斗的情况。当赵谈到六零九厂军代表支持该厂武斗时，谢副总理说：天津的问题，同志们到北京来过多少次，伯达同志也接见过多少次。现在发展越来越严重，发展到武斗，破坏工厂，破坏很大，不管愿不愿这样做，武斗仍然继续发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关心天津的事。这次伯达同志叫你们来，我希望同学们和工人同志们谈主要问题，具体事情就不要讲了。关键所在和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希望多讲一些。如何按着主席思想，按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按天津情况，处理天津问题。当然，这一派对那一派有什么意见，都可以阐述，但意见要集中一点。如说打架，十天八天也说不完，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打架天天有，都说不行，也不能一点不说。这是笔老帐。是继续下去，还是解决？　　
伯达同志说，要解决一些问题，如解决武斗问题。还是要订一个停止武斗的方案。你说六十六军有错误，关键是支左的问题，也可以提。但乱了几个月啦，还是怎么治的问题。最后你们有什么好意见，对天津驻军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讲。你是个头头，我的话可能不对。　　
接着赵念了一张传单，并问伯达同志，是否有一个关于保卫六零九厂的指示？　　
伯达同志说：我说过不要去攻六零九厂，这是国家财产。（此时，郑维山同志念了陈伯达同志和郑维山同志对围攻六零九厂的指示）　　
赵说，标题是他们加的。　　
伯达同志说：不要讲究题目，要看内容，是从爱护你们出发的。我说了那么个意见，郑维山同志整理后，电话传给了你们。还是有效果的，你们接受了这个意见，我们欢迎你们撤退，我们就不再责备你们啦。　　
接着，白金生发言，继续说明这个问题时。伯达同志问：你是那个组织的？（答：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工农学太杂，又是工又是农又是学。你是哪个职业？（答：三轮六社，蹬三轮。）当提到李雪峰问题时，伯达同志说：李雪峰已不在天津，还攻什么？还搞一个“反李派”？当天工八·二五代表提到天津存在走资派复辟时，伯达同志问：阎达开是不是住在你们那里？（答：来过几次，是从保定借来批斗的。）住了多久？（答：四、五天。）是四十五天还是四、五天？（答：四、五天。）李颉伯住过没有？（答：没有。）天津问题，上次在北京开会，不是所有问题全部解决的。没有吸收到五代会的造反派，要继续吸收，是你们提出来他们不吸收，还是你们不参加？（一代表答：天工代会要表两个态：支持天津驻军，支持李雪峰。我们不支持，没叫我们参加工代会。）　　
接着，大联筹的代表谈到有的被打倒的走资派又公开出来活动了，不仅不检查错误，还说要算帐。　　
伯达同志说：没有作自我批评，还要算旧帐？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大家说一下。天津工厂系统站出来的干部很少，如不是大问题，有些错误，可以作自我批评，让他站出来帮助工作。几个月来，天津工业系统指挥不灵，只靠军代表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代表和这些干部。犯些错误，欢迎作自我批评，得到群众谅解，可以出来做工作。没有作自我批评，当然群众就怀疑了。一般错误，应该作自我批评，就会得到群众谅解。　　
当有的代表谈到支持武汉的游行，是向大联筹示威，他们大喊“六十六军就是好”“天津驻军就是好”时，伯达同志说：不错嘛！（五代会代表鼓掌）不要鼓了，鼓掌他们就不高兴了。你们这个会秩序很好，不管什么意见，都能心平气和地讲，不打断对方讲话，证明天津问题是可以搞好的。你们这一派讲得不少了，现在让五代会的同志讲讲吧？　　
大联筹代表未理采伯达同志意见，继续发言。说到天津武斗背后有黑手时，伯达同志问：哪里来的黑手？（答：六十六军领导。）　　
谢副总理说：不见得吧！　　
伯达同志：个人猜想。　　
谢副总理：插一句话，天津是伯达同志管的，我是来学习的。　　
伯达同志：我也是来学习的。　　
谢副总理：武汉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只有一个陈再道，一个赵永夫。他们不是一般错误，是一种叛乱行为，是针对毛主席、针对中央文革的。至于我们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不能套，不能天津也搞个陈再道，张家口也搞个陈再道，到处搞武老谭，陈再道。不要上纲上得太高了。上了没关系，上了要降下来。青年人上了纲，可以原谅你们。要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说过天津部队是个好部队。（五代会代表鼓掌）不要鼓掌，鼓掌容易帮倒忙。　　
伯达同志：我讲两句，也可能帮倒忙。天津第一次大乱的时候，六十六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了稳定天津局势的作用。当时天津公安局瘫痪了，整个天津瘫痪了。去年冬天我和王力同志去过天津一次，很乱，吃了一顿饭就走了，后来听说更乱了。六十六军接管了公安局，就平静了嘛！群众放炮竹，表明了群众的态度。你们放了吗？（答：放了，现在不放了。）你们以后还要放的。　　
当大联筹代表谈到三五二七工厂扣河大井冈山同学及解释在武斗中破坏机器问题时，伯达同志说：你们发生两件大事，破坏了两个工厂（郑维山同志：还有一个铁路调度所。）我和谢富治同志、郑维山同志商量派人去公平地调查一下。我们不赞成破坏工厂，不赞成破坏！国家财产嘛！你们发言不少了，现在请五代会的代表发言。　　
五代会代表林启予发言。谈到天津“走资派”没全打倒，李立三、阎达开等人还在活动。　　
伯达同志说：大联筹，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和谢富治同志还有别的事，你们发言暂时到这里。为什么找你们两派来，人数一样多，目的是要你们互相谅解，首先达成一个停止武斗的协议。不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并付诸实施，就不好谈了，就要僵持下去，乱下去了。根据你们今天的情况，可以搞一个停止武斗的协议。每一方派三至五个人，你们自己谈，自己达成协议。不仅仅是“停止武斗”四个字的问题，还要有具体措施。听说你们都装备起来了，刀、矛、火药都有了，这些在协议中自己去解决。你们自己谈，自己成达协议，不是我们强加于你们。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有争论，自己商量解决，不然就无从谈起了。同意的话，军队派人参加，必要时公安局也参加一个人，拟一个稿，交两方群众讨论、修改、补充。你们有很多有文化的人，讲话比我漂亮，你们一定能搞好。你们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主席很关心天津问题。天津与北京密切相连。你们知道天津的名怎么起的？天津就是上天的道路，到北京要通过天津，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你们要把天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达成协议，就要执行，要有具体部署。你们还有想干的样子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还要大搞武斗？搞过了嘛！是不是不要搞了。按着你们今天的这个态度，我看是可以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的。　　
谢副总理：我同意伯达同志的这个意见。三方达成一个协议，一方是大联筹，一方是五代会，一方是夺权筹备小组。我们参加你们的签字仪式，总理也可能要参加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一年来，狠狠打击了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打了个落花流水。你们一定要把刘邓、把万张集团批深、批透、批臭，他们还未死，要进行大批判。一小撮“走资派”始终是不甘心的。他们千方百计破坏文化大革命，方法之一是制造矛盾，挑起武斗。武斗，这是一股歪风，北京正在煞这股歪风。这个东西，干扰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歪曲了江青同志“文攻武卫”的精神。江青同志是针对河南二·七公社的情况讲的。他们造反派力量小，保守派力量大，不武卫要吃亏。你们不是这种情况，是革命派之间搞武斗。天津的保守组织，过去同他们还未发展到今天这样。革命派之间，武斗比过去发展了，这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离开了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要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处理军队和两派之间的关系，用毛泽东思想看看两派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怎样解决。首先把武斗停下来。武斗搞下去，破坏生产。（伯达同志：老百姓是不满意的）你们领导人不注意，发展下去，领导人就控制不了了。北京在煞武斗风。要使武斗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北京西单商场打坏了，正在搞展览，你们可以派代表参观一下。明天你们两方各派代表，搞协议，军队参加。你们要达成一个“停战”协定，并且不要破坏协定。破坏协定群众是不欢迎的，不要做群众不欢迎的事。　　
伯达同志：大家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央文革小组是很慎重地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你们也要很好地慎重地执行。中央文革小组一不小心、不慎重，就不能很好地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说过要到天津去，还没去，就是怕到天津不能很好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讲话，你们不听，你们达成了协议，我就能去了。　　
谢富治同志搞工代会、红代会，经验是比较好的。以前我比较心急，他比较耐心。急了不行。他搞的大联合、“三结合”还是比较好的。好象我给北京市卖膏药。用不着替他卖。北京市的膏药是很有名的，不是瞎说的，有很多好经验是可以学习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不能学的。北京学生乱七八糟都上纲是不能学的。北京学生到天津，不知有否好作用，如果有，去过了，也不要再呆了。北京派到天津去的学生都要回来。发现北京学生有两大派，他们就把各自的观点带下去了，搞成了两大派。北京有些学校形成两大派，他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嘛，不一定形成组织分裂。在一个组织内不同意见是可以讨论和商量的，为什么一定要形成两派呢？北航、北师大都未搞成两大派，但有不同意见。没有不同意见才怪呢！制造派别，搞组织分裂，就不一定对了。大家帮忙，不要上街打架。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放下。我今天讲的，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你们可以打电话回去，说：中央不同意武斗，两派正在搞协议。你们赞成吗？（众答：赞成。）（有的代表提出对方扣着人。）双方扣的人，今天晚上要全部放掉，无保留地全部放掉。能做到吗？（众答：能！）现在是一点钟。你们打电话回去，三点以前全部放掉。好，散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央首长对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一时三十分至四时三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在座的有：李天佑、郑维山、罗元发、黄振棠同志，天津驻军负责人杨银声同志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江枫同志。〗　　
开始，伯达同志问：昨天回天津去的人回来没有？（答：回来了。）怎么样？（大联筹代表要求汇报）只准说实话，不准说假话，事实是最雄辩的。今天弄不清明天弄清，今年弄不清明年弄清，总会弄清楚的。我们这一场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不是今天能解决的。我们是有耐心的。我们准备持久战。你们愿搞多少年就搞多少年。大家不肯说实话，想想看对谁有利？对无产阶级有利没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没有利？对革命师生有利没有利？对全市革命群众有利没有利？你们是要拖，你一定讲不真实，那么就一定拖。总之，是要靠自己水落石出的，不要靠人家。希望你们说实话，按无产阶级的作风办事，不要按资产阶级的作风办事。无产阶级的作风就是实事求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是造假情况、假材料，故意制造假象。无产阶级不这样干，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这样干。所以希望大家要说实话。你们说实话我欢迎，我听的。要说实话，首先说自己的缺点、毛病、错误，一句话，要敢于自我批评。这样做就欢迎，天津人民群众欢迎，中央欢迎。这一段话算个开幕词，现在你们讲吧。　　
大联筹代表汇报。当汇报到外地赴津师生与天津驻军郑三生同志辩论时，陈伯达同志提议：现在一方面在这里发言，同时双方各派五名代表去搞制止武斗的协议。协议是为了平息纠纷，不是重新挑起纠纷。用这样的态度工作可以吗？要诚心诚意搞协议，要用革命精神、自我批评的精神，与对方合作的精神搞协议。你们现在就可以各派出五名代表协商一下。（群众组织代表提出是否请军管会的同志也参加）军管会可以派个把人去听听，但主要是靠你们自己。（郑维山同志：可以去参加，光带耳朵。）八·一三、卫东的两个同学来了没有？（答：来了。）为什么不让你们来？（答：因为观点不一致。）观点不同就不让人家参加？这不对。正因为观点不同才开这个会嘛。　　
大联筹代表汇报到塘沽港口武斗影响生产时，伯达同志说：塘沽问题也要搞个专门协定。这个地方要保证运输畅通，保证安全。（大联筹提出要求把受伤代表送北京治疗）谢富治同志说：和国民党打仗受了伤送北京治疗我们欢迎，打内战受了伤送北京来我们不欢迎！这时，搞制止武斗协议的双方代表对协议题目、签字方法等问题发生分歧，并进入会场请示中央首长。伯达、戚本禹同志对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了调解和回答。戚本禹同志并强调指出：制止武斗是中央的指示，你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了。采用任何一方提出的题目或签字方法，都不意味着中央承认谁反对谁，这里只是解决制止武斗的问题。　　
接着五代会代表汇报对大联筹反映情况提出异意。相继双方交替发言，对有关事实发生争论。当谈到“反复辟联络站”这个组织名称时，伯达同志说：我随便讲个小意见。“反复辟”这个意义究竟怎么样”你们搞反复辟要考虑考虑。有反复辟，有大联筹。反复辟就是说天津有资本主义复辟，是不是这样？这值得很好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子，反复辟就不要用了。大联筹还是可以用的。“反复辟”你们好象讲不出多少道理来，值得三思，多想想，是不是有复辟。天津是搞过一次复辟的，那是二、三月间在小站镇……也不过几十天，四清下台干部要登台或准备登台。听说小站有一段搞得很乱，后来北京政法学院同学到那里，向农民请罪，承认错误。我赞成他们这种态度。所以你们可以总结这一段经验。什么叫复辟，什么叫反复辟？要晓得这个事情嘛！当五代会代表谈到“反复辟”联络站与李立三派有联系时，伯达同志说：李立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众呼口号：打倒李立三！）　　
当两派争执抓人、抢东西、死人、放火等问题时，戚本禹同志与双方代表一个一个地问清事实真象，澄清事实，最后非常气愤地说：今天达成制止武斗协议以后，如果再发生杀人、放火、打人，就把这个组织宣布为法西斯组织。对干这种事的人，内部要造反，把这种人揭露出来，认真处理！你们可以学北京的办法，回去以后要搞游行示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杀了人就没有事了？那不行！要处理的！达成协议以后，马上打电话停止武斗，制止武斗的协议要在全市张贴。一个工厂、一个单位的问题只能靠内部解决，禁止任何人带人到外单位参加武斗或冲击。今后规定一个简单的标准：谁去冲击谁负责，谁抓人、扣人谁负责。武斗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质变。质变了，不管你这个组织过去怎么样，都不行。以后就用实际行动证明是什么组织，是革命组织还是法西斯组织。同意不同意？（众：同意）同意就鼓掌。（众：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今后，谁都不准购买杀人凶器，谁买扣谁的工资，弥补国家损失。（众：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戚本禹同志说：我再讲两点意见：一是塘沽的问题很重要，你们用武斗的精神去支援一下，两派考虑一下，要派人去参加劳动。这要与驻军研究商量，安排好再去，安排不好不要去，去了绝不能发生武斗。那是个特殊地方。如果在那里发生武斗，军管会有权按“六·六通令”处理。如果有人包庇，我们就要过问。这一点你们要向上海造反派学习。上海港运发生困难时，上海造反派去支援，参加劳动，做出很大贡献。（谢富治同志插话：关心国家财产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搞武斗停止生产是不对的。）武斗停止生产就是犯罪。今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项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白天搞生产，晚上搞革命，任何人不得随意离开生产岗位。（大联筹一代表表示马上打电话回去坚决贯彻中央首长指示。两派代表鼓掌支持这个行动。）另一点意见是，建议你们不管哪一派，今后不要随意说“军内一小撮”。你们没有根据不能随便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三依靠”：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解放军有缺点错误是可能的，但与地方不同，如与天津的万张反党集团就根本不同。他们是有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的，他们长时间来形成了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军队不是这样的。军队中也有坏人，但是极少数，如彭德怀就是坏人。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好的，是经过考验的。要不，为什么毛主席号召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呢？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可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性质是不同的。不是坏人，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说是“一小撮”，不要哪里都抓陈再道，哪有那么多陈再道？就那么一个嘛！犯了错误可以炮轰，可以检讨。有坏人你可以提出材料，我们研究，不能随便提“一小撮”。　　
戚本禹同志讲完后，群众代表宣读了双方制止武斗的协议。全体一致鼓掌通过。伯达同志说：达成协议是个很大的成绩。要执行，谁破坏协议就有责任。定下来就要执行，谁破坏谁就犯罪。　　
有的代表提出，过去武斗中，有些人抢了不少公物和私人财物，应当处理。戚本禹同志说：要号召他们自动交回。现在不交没有关系，将来一定会一一查清，进行处理。不要看他们现在高兴，将来要哭的。群众一定会揭露他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不报，时辰不到，不要耽心！（众：笑、鼓掌。）　　
最后伯达同志鼓励说：祝贺你们达成协议！但是要看行动，看实际，口头上的不算。（众：鼓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三时三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在座的有：郑维山、罗元发、肖文玖、黄振棠同志及天津驻军负责人杨银声同志，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江枫同志。〗　　
陈伯达、谢富治同志进入会场时，群众组织代表起立鼓掌。陈伯达同志说：不要鼓掌了，不欢迎，鼓掌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们鼓掌的。认为鼓掌我们就高兴，不会高兴的！（谢富治同志：不武斗，我们就高兴了。）给你们谈了那么多的话，几天的话，不知是否觉得我们是与你们开玩笑了？还是觉得我们好玩弄？大联筹在那里呀？你们在干什么？天津发生了什么事情？（大联筹代表：首长生气可能是昨天五代会开会时，有冲击会的情况，但决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你们把人全部放出来，昨天捉的。我们整天不睡觉闹来闹去，你们认为我们很舒服，我们可以受玩弄，其实，你们可能在受一批坏人玩弄，你们被坏人操纵了，提醒你们呀！我们想挽救你们。我前天就批评过，什么叫“反复辟”？你们答不出来，你们讲不出多少道理来。算了吧，什么“反复辟联络站”，我根本不相信。现在我问你们：难道中央对天津问题的决定，成了你们“反复辟”的根据吗？你们对准谁呢？反的是什么呢？我替你们耽心呀！你们要当心哪！（天工八·二五代表赵建敏：伯达同志我要求发言。）你已经发的不少了。你是大理论家，我倒要看你是哪一类的理论家。（赵健敏陈述昨天五代会的队伍游行时受干扰的原因。）我是搞过游行的，小时候就参加游行了，我从五四运动开始就参加游行、演讲，在家乡、在上海、在其他许多地方。　　
谢富治同志问五代会：你们游行队伍有没有说刺激话刺激对方的？（答：没有。在北京是有的。）我替你们耽心。可能你们控制不住你们的队伍。你们这个队伍那么庞大、复杂，你们认为都是好人就可能上当了。上当的可能不能排除呀！你们在这里谈判，有人就直接破坏谈判。我想：就是你们签字是诚心诚意的，是否就排除这个可能性呢？我们是在阶级中，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你们说那些剥削阶级、反动阶级能轻易退出政治舞台吗？他们不退，就要利用一部分人。我现在提醒你们注意。可能你们都是好人，但你们如果不当心，可能要上大当的。我看你这个三轮车工人就不大象。（大联筹白金生：我确实是蹬三轮的，我的历史可以调查。）你多大岁数了？（答：三十三岁半。）哪一年蹬的三轮？（答：一九六二年。）家中几口人？（六口人。我简单谈一下我的历史……）你由集体工厂的工人到去蹬三轮这是一个倒退，你必须承认这一条。伯达同志：我们不以貌取人。（白金生：首长昨天就说我不象三轮车工人，而有人就利用此大造谣言。）谢富治同志：那样是不好的。不要捞稻草。　　
伯达同志：我现在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会还开不开下去。休息几天，以后再开，诚心诚意地和你们的群众组织商量商量。同时你们也看了，不管哪一派，有没有人在让你们做坏事。我想可以停几天，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有点吃不消了。本来我对这个协议（指停止武斗协议）是很高兴的，其他地方的协议没有这么详细。从今天情况看来，可能还不能实现。恐怕大家脑子要冷静一下，我的脑子也冷静一下。这几天我受刺激不少，我觉得我还要看一看。你们回去一两天再来。还是希望你们诚心诚意，不要捞稻草。你们两方都想捞稻草。除了你们，还有没有坏人？我没有查清不好说，但两方面的组织都有想捞稻草的味道。稻草有什么可捞的，一捞就断了嘛！你们觉得稻草那么牢固吗？你们到小站去看看，那边稻草很多，捞一根试试看牢固不？不要靠这个吃饭，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把我回答的问题扩大，不要这样搞，这搞不好。昨天我提出搞一个塘沽港的协议，一个油田的协议，一个全市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大家都没心搞了吧？搞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以后就又去搞武斗了。　　
谢富治同志：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很多。先不要回去。回去几个人去传达制止武斗的协议，这里继续谈。家里那么多人，你们可能完全控制不了。也不要搞游行做样子。同志们要向前看。只要你们抓大方向才好。什么是大方向？就是大批判。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大批判、大揭露。搞大联合是大方向，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划时代的伟大著作、抓革命促生产是大方向，要文斗反对武斗是大方向，搞革命的三结合也是大方向。这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告诉我们要这样做的。革命造反派不应该让这样那样的问题干扰我们。你们要按毛主席的航线前进。大海航行靠舵手。要按我们伟大舵手的航线走，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要把天津改造成毛泽东思想统治一切的城市。搞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制定的航线，要按此前进。你们是革命造反派，要不受任何干扰，不受“左”的干扰，也不受右的干扰，离开了革命的航道就要犯错误，过去的旧帐不要算了。除了过去杀人放火的、破坏工厂的，要追查一下，一般的就不要追查了。大联合的同志们也有好多好的意见。解放军如在支左方面（如对天工八·二五的问题）有什么缺点错误，应该公开承认检讨。当然错误还是认识问题，不是陈再道的性质。这以后慢慢讨论。但八·二五的同志也要注意，不要去想什么办法去压军队，迫使驻军犯错误，在天津大干一场。你们要好好把你们那个队伍搞好，不如此，坏人就可能钻进去。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认真听取、采纳，但你们那个队伍要好好整顿。协议还是要广泛宣传、张贴。昨天打了一下，不要对此做文章，要看他们明天还打不打，后天还打不打。如果接连三天打就有问题了。协议可能还没到家。我们要看十九号、廿号、廿一号。仅昨天打了一次要原谅。看十九、廿、廿一号哪方破坏协议。我们往天津派人去了，你们还是留在这里继续讨论。还有个塘沽港、油田和抓革命促生产三个协议，然后再搞五代会和市革命委员会。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解放军反映意见要公正。把材料都给我们送上来，要听两方面的意见。（大联筹：支左一次都不到我们那里去。）不去不对。你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十条已通过了八条，另两条有不合适的地方再协商哪！我看这个要求是好的。大联筹这封公开信不错。那条语录不要用了。不能乱用，改一下可以印一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天津双方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晚〗　　
港口封锁要解除，护港大队解散。对国计民生的事你们要有责任感，几十条船停在那里，每天要付出多少英镑，合人民币四百万元，相当50－60万农民一年的生活。重要的是妨碍工厂设备的进口，更重要的是政治影响。　　
不管哪一派，都是这样，不能说我是造反派，就任何事情都可以干，可以吗？（双方代表：不可以。）那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上海的造反派，港口堵塞几十万吨都一下子解决了，这值得你们天津学习。如果对港口不负责任，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造反派。　　
我对港口哪一派都没意见，不是责备哪一派，要很快的把港口疏通。天津的革命派，你们两派要帮革命之忙，帮国家之忙，帮人民之忙。我和伯达同志很关心港口、铁路运输，任何人不能封锁港口、天津港口关系到北京，关系到全国。　　
天津军队要帮助港口，中学生不要去港口，大学生也不要去。他们写大字报还厉害。要让搬运工人去，要把港口迅速疏通，这是最大的革命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大家要顾全这个大局。这几句话是不是毒草啊？可以当面批评。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凌晨零时五十分至五时三十分，地点：人大会堂安徽厅。出席首长：陈伯达、谢富治、江青、戚本禹。陪同接见的有：郑维山、罗元发、肖文玖。被接见的成员：五代会、大联筹双方代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解学恭、肖思明、杨银声、江枫和北京军区、天津驻军工作人员。零时五十分，陈伯达等首长进入会场，大家热烈鼓掌。〗　　
陈伯达：鼓掌有什么用啊，我们听得不少了，年纪大了，耳朵吃不消了。你们是刚从天津来的是不是？（众：是。伯达同志看到赵健敏后说）啊，老朋友又来啦。叫赵什么？（郑维山：赵健敏。）好厉害呀！向我进攻的理论家。告陈伯达的信谁写的呀？今天谈什么？停止武斗的协议执行的怎么样？只管鼓掌不管执行怎么行呢！赵健敏，你贴大字报说陈伯达怎么歌颂你了？（赵：我没贴。）我是含蓄地批评你，不是歌颂你，是批评你。　　
谈谈吧，停止武斗协议执行的怎么样？（白金生：我说点儿。）又是你，光听你的了，算了吧！换一个吧。（工矿总部赵凡：我谈谈。）你是哪个组织的？（赵凡：我是工矿企业的，赵凡和工代会林启予简单说了执行协议情况。）　　
戚本禹：同志们，最近天津发生的一些事情，中央文革小组很关心。天津协议达成后，情况并未扭转，有些地方比过去还严重。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现在处于这种混乱状态，我们很着急，中央文革小组很担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要问题是什么呢？是斗争大方向问题，就是斗争矛头指向谁。这也是天津市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关于斗争大方向，最近中央首长有很多重要指示。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讲了很多话，同志们听到了吧？他们做了很多分析。江青同志接见安徽代表还有个重要讲话，一会还可以放录音。解决天津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全国的形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局在胸。了解了全局，才能解决好局部问题，如果对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理解不正确，就无法解决天津问题。最近，中央同志的讲话，批判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左”倾盲动主义，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要批评这两种倾向。中央对形势的正确分析是正确解决天津问题的指导方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批评了目前干扰大方向的一些错误倾向：　　
一、不是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解放军。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抓什么“广老谭”、“湖老谭”，到处抓陈再道。中央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样估计我们的军队，完全是错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光荣伟大的军队，是举世无双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部队从秋收起义到现在，四十年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建立了伟大功勋。即使是几次“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期，广大干部战士也不是跟他们走，而是跟毛主席走的。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确定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的军队始终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战。　　
四九年解放后，军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其中有一段，彭德怀篡夺了军队的领导权，企图推翻党对军队的领导。但一直受到抵制，并很快被中央识破了，庐山会议罢了他的官，由林副主席领导我们的军队，部队面貌很快改变了。三年困难时期，军队始终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定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特别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搞思想革命化，做出了伟大成绩。因此，毛主席发出号召向解放军学习，如果象有些人所说的，到处是一小撮，那毛主席不是号召错了吗？同志们认真考虑一下，究竟是毛主席估计的正确，还是你们少数人估计的正确？为什么毛主席不号召我们学习西北局、中南局，而是号召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呢？就因为我们解放军确实伟大。有的同志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把矛头指向解放，煽动群众，企图打倒人民解放军，对军队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敌对的态度。这里有坏人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进行捣乱，我们看得很清楚。军队在“三支”“两军”中也建立了伟大的功勋，有很大成绩。当然，由于介入仓卒，没有经验，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的地方，军队支左犯了些缺点错误。但这是认识问题，只要中央一指出，就马上改正，高姿态的改正，这就是军队伟大的地方。如山东、湖南就是这样。象赵永夫、陈再道那样的，是极个别的。我们的整个军队是伟大的。他们有缺点错误，就高姿态检查，勇于负责，很快改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他们不愧为伟大的军队，不愧为毛主席领导的军队，不愧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而某些人想利用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企图把军队冲垮、打倒，这是极其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央负责同志都严厉地批评了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天津同志的严重注意，否则就要犯错误。　　
二、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北京、湖南，就出现了反革命阴谋集团。象“五一六”，直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指向中央文革，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一小撮阴谋集团。还有的象上海的革命委员会，刚建立，他们就企图把它搞垮。新建立的革委会并不是说没有缺点，是有缺点的，有的缺点甚至很大。但这是新生事物嘛，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缺点要帮助改，扶植他成长。有些人不是帮助改，而是非打垮不可，唯恐天下不乱。乱是有阶级性的，不是什么乱都好，要看乱谁。一种是无产阶级乱资产阶级；一种是资产阶级乱无产阶级。现有人想乱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刚建立一点新权威、新秩序，他们就想搞乱，这是我们所反对的。新的革命委员会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不包庇。但有些人企图搞乱新建立的权威，搞乱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秩序，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三、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也是值得天津市的同志严重注意的。你们好好想一想，工厂那么多，每个工厂，都分两派，工厂和工厂，也是两派，互相打得头破血流，这是正常的吗？工人阶级是一个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没有根本对立的矛盾。轻工业工人和重工业工人没有根本对立的矛盾，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是一家人。钳工、车工，不管什么工，利益都是一致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不是为资本家，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那些“走资派”、坏人在背后挑动的，就和过去地主挑动农民打农民一样。伯达同志经常给我讲他们那里封建剥削阶级挑动农民斗农民的故事。家族两姓互相打，都是地主挑动的。凡有严重武斗的地方，背后一定有坏人，有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特务、野心家。不要看他讲得漂亮，很好听，什么高举伟大红旗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呀，那都是骗人。实际上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在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反复辟呀？这就是最大的复辟！工人阶级没有什么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就是坏人挑动的。　　
在天津开始有个野战兵团，是张淮三操纵的。万晓塘死了以后，我去天津，看到几十万人游行，我问一个小学教师：这是干什么？他说是追悼什么书记的。我说，马克思讲，凡纪念死人，都是为了活人，那是利用万晓塘整人的，他们以追悼万晓塘为名，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万晓塘的阴魂不散。有的本来是一起造反的，现在也分成了两家，互相打。你们不要以为工人愿意打架，没那么回事，我们问过许多工人，他们都不愿意打。工人说是有些头头搞的，是坏人挑动的，或者是野心家干的。好工人是愿意靠四大搞革命的，武斗是坏人挑起的。　　
中央对挑动群众斗群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文汇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现在有些人就是要制造派性，搞宗派，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斗群众，坏人混水摸鱼。这样，就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大方向。这样下去，就要背离毛主席指引的航道，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中央负责同志从九月一日开始的重要讲话，就是要端正大方向，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有的人想让船儿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这是搞破坏。这一点同志们一定要认破。这是首要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从谈起。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希望同志们一齐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同志的讲话，真正弄明白什么是大方向，怎样掌握斗争大方向，怎样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样，才能正确解决天津市的问题。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一）少数头头认识有问题。他们对全国形势，对大方向，对解放军认识有错误。当然，这不一定是坏人，但他们不是用毛泽东思想看问题，而是用小资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观点看问题。　　
（二）阶级敌人破坏。美、蒋、苏修和日本特务，地富反坏右、社会渣滓、个人野心家，混进来在背后煽风点火，进行破坏。同志们要提高警惕，眼睛里要敌人。这么大的运动，难道敌人能不捣乱破坏？如果看不到敌人，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要吸取教训，如果不警惕，摔倒就会爬不起来，掉进去就会越陷越深。有的人看起来很左，其实是假的，是装的，是特务，是敌人。同志们要很好想想这个问题。“五·一六”的口号不是喊得很好吗？也喊保卫毛主席。那是阴谋，是敌人。有些人很善于伪装，例如胡风集团，就是窥测方向，投其所好，进行阴谋活动。我们要善于识别，要警惕，别上当。　　
（三）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使一些人对问题认识不清，这也帮了敌人的忙。如军队支左中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又迟迟未检查，或改正得慢，被敌人利用了，使群众发生了错误的认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没有政府，没有无产阶级的权威，各地普遍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天津更突出。是不是这样？（五代会：是！）你们（大联筹）这边呢？（大联筹：是！）这是不能容忍的。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列宁曾经很严厉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是革命的腐蚀剂。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无政府主义就很猖獗。天津现在就是这样，强盗、土匪、流氓……横行霸道。在这方面，天津驻军有缺点错误，不敢镇压，看到流氓坏人不敢抓，手软得很。我们收到很多材料，天津一些女同志写给伯达同志的信，这里不好念。还有一封信，真是触目惊心！七月三十日，杨柳青代销店粮食被抢，抢走四十九袋面；八月十日，一伙人到河北区抢粮、抢棉；八月一日，一伙匪徒到河北区商店，将商店老头看住，抢烟，然后又到大光明抢汽水、抢西瓜！八月二日，有些匪徒拿着匕首，到保定道商店抢东西，有的凶手拿着刀，抢粮库；八月十九日，在河北区抢走大批东西；八月十七日，在河北区抢走起士林一个车间的糕点、饼干；八月十三日，河东区被抢走了糕点、手表、自行车；许多化工厂药品被抢；南开区大型砍刀两千把被抢；××厂七千把大刀被抢；八月九日，大联筹围攻政师后，把女学生绑走强奸；七月二十五日，工矿企业、天工八·二五围攻地毯公司，放火烧楼，把地司一女同志绑走轮奸……。谁是工矿总部的？（工矿程国富、赵凡起立答应。）这些事你们知道不知道？（赵凡：不知道。）什么？不知道？马上撤职！你说瞎话！你们自己把一个不重要的人游街还说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答：工人。）我建议你明天回去，不要在总部干什么工作，回到生产岗位上去，跟群众在一起，你就知道了。（工矿程国富：那是少数人干的。）当然是少数，大多数是反对你们的。你们工矿有个孙志民、林造反吗？（程国富：这两个同志……）什么！还称同志？（程赶快改口说：不，不是同志，是坏人。）林造反在哪里？抓起来没有？（程：在我们那里，我们打算回去就抓。但他们二百多名坏蛋很凶，还有匕首。）你们害怕他们的匕首吗？我看你们有很多流氓。这些人都是你们的吗？（程：一个。）就一个？不对！林造反是你们的吗？（程：是。）孙志民是你们的吗？（程：是。）……这不就好几个了吗？怎么说只有一个？所有强奸轮奸的都要抓起来，军管会要依法处理，要枪毙他几个人！（众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允许的。江青、伯达看了这些材料都很生气，批给郑维山同志按刑事犯处理。你们军管会再不抓人，再不杀人，要你们干什么？再这样手软会被人赶走的。　　
（这时江青同志在谢富治同志的陪同下进入会场，会场起立，鼓掌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　　
江青：同志们好！谢富治同志要我来看看同志们，我还有别的事。天津市夜里有人出去抢东西，奸淫妇女，对这种东西要专政！（热烈鼓掌）我为什么说是“东西”呢，因为他们是反动的。人民是愤怒极啦！我们有责任。我们的军队宽大无边，对不对？（众：对！）但你们要支持军队，要发动群众，把坏人孤立起来。强奸妇女的这些人十分可恶，我都不好说出口，这些人要抓起来枪毙！（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好！我看同志们是赞成的，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要协助军队、军管会办好这件事。不要把军管会搞垮，把无产阶级的权威搞得威信扫地。军队的同志们腰杆要挺起来，不要怕他们。好，我还有事，现在退席了。（大家鼓掌，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同志喊：“向同志们学习！”）　　
戚本禹：中央文革对这些是严厉谴责的，是非常不满的，你们回去后，马上办这件事。各个组织都要把坏人抓起来，送军管会。军管会要成立个专门班子办这件事。先把社会秩序稳定了。　　
无政府主义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不上班。不生产不上班，伸手拿工资，长期旷工，遛遛哒哒。天津有这种现象没有？（众：有。）特别是塘沽港，外国轮船货卸不下来，看着国家被罚款，就是不管，这算什么革命造反派？上海市就不是这样。他们在港口发生堵塞时，不分是那一派，都去干，很快扭转了局势，而天津港至今没扭转过来。中央不只一次发出号召：一切工人都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工人要业余时间闹革命。而现在有些人以闹革命为名，以旷工为实。　　
伯达：实际上不是闹革命，把工厂停了产，关了门，在社会上遛遛哒哒，搞什么革命？　　
戚本禹：天津工人阶级的传统不是这样，我和伯达同志到天津工厂作过调查。　　
伯达：我去过钢厂、三条石。三条石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搞起来了没有？三条石是天津工人阶级革命最早的，那里有一大堆卖身契，悲惨得很。　　
戚本禹：天津工人阶级是有光荣传统的，你们不要给天津工人阶级脸上抹黑。我在那里搞过厂史，那里有优良的传统。　　
伯达：天津是老工业城市，在旧中国，除了上海就是天津了。　　
戚本禹：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号召，现在居然抛在一边，光拿工资，不上班。什么是造反派？我看很重要一条，就是看你这个总部脱产的有多少。脱产的多，肯定不是革命造反派。不生产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败类。我和伯达同志到天津做过调查。那还是困难时期，工人在那里认真劳动。那时也有坏人不上班。你们查查，看那个组织不上班的多。不上班的多，肯定不是革命造反派。不上班，不生产，成了“油子”。真正造反派的工人，是好好劳动的，优秀的工人是不旷工的，我没有听说过到处流浪不上班、不生产的革命造反派。到处遛遛逛逛，当流浪汉，不生产，拿工资，是可耻的剥削行为。不给国家生产，每天吃国家的粮食，拿国家的钱，是剥削工人农民积累的资金。有的人拿工资不上班，成了新的剥削阶级，丧失了工人阶级的光荣称号。好的工人，好的造反派，一定要上班，要恢复生产，增加生产。军代表识别造反派，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是否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听他说得很漂亮，讲得漂亮的不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听其言，观其行。违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号召的人，就不是革命造反派。不生产，打砸抢的造反派我没有见过。　　
天津驻军支左、军管会是有缺点的，他们是会检讨的，已经检讨过一些了。但必须维护驻军的威信。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在天津抓军内一小撮，我们是不赞成的。五代会有缺点也要检讨，要把没有参加五代会的造反派吸收进来。要补台，不要拆台。你们八·二五也要去补台，不要去拆台。你们说五代会不稳固，可以去当支柱嘛！这个方针，上次伯达、江青同志就讲了，你们就是不听，再不听就要走到反面去了。我们不包庇五代会的缺点错误。五代会有缺点错误要检查。你们（大联筹）的错误要比他们多一些，你们要检查。（大联筹红革会代表：保守组织野战兵团改头换面，就参加了五代会。）你怎么知道是改头换面？犯过错误要允许人家改嘛。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不要把大多数工人看成是坏的。现在还有多少拥护刘邓、万张的？如果把大多数工人看成是坏的，那他自己就是坏人；不要把受蒙蔽的人看得太重，都说成是坏人。伯达、谢富治同志他们是高明的，我是不高明的，我就受过蒙蔽。改了，你还不让人家革命？鲁迅讲过假洋鬼子，凡是不准别人革命的人，自己就是假革命，就是假洋鬼子。群众的大多数永远是革命的。有些人说人家是“老保”。怎么老保？也有的说，因为反对过我。反对过你就是老保？我到一个工厂去，有个人说我联系的都是坏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我说那你也是坏人了？后来他说他说错了。不管是谁，不要把别人说得全是错误，把自己说得没有错误。你这个同志是工人吗？（红革会：学生。）学生？我就怀疑你这个学生。你就那么了解工人？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改？野战兵团有多少人？（答：十几万。）十几万人你都了解吗？都是保守的？都没有改？我不信。反对过你们的不一定都是保守的，可能你们有缺点错误。（答：头头没有改）你怎么知道没改？（答：我一直和工人在一起。）你们赶快退出工厂，回校复课闹革命，搞斗批改。不管怎么说，要补台，不能拆台。要拥护军管会，维护他们的权威。我们建议你们两派开门整风，特别是大联筹要认真整风。你们（大联筹）有无专门打人的组织？（五代会：有！）要一律解散。什么“敢死队”、“飞虎队”都要解散。“飞虎队”的名称是国民党的名字，名字就不正。我不是形式主义，但一听“飞虎队”这个名称，我就反感。解放前，蒋经国在上海就搞过飞虎队。坏头头要自己抓，自己抓自己的。强奸犯、盗窃犯，你们要抓起来，抓了送公安局军管会。你们要整风，把坏头头清理出来，端正斗争大方向。五代会也要整风，要检查，你们对群众的态度有毛病。（五代会：接受首长的批评。我们团结群众有缺点，要作自我批评。欢迎大联筹中的造反派和我们联合起来。）他们（大联筹）对军管会、对部队、对群众的态度上有问题，要检查。要抓革命促生产。　　
郑维山：下面请伯达同志作指示。　　
伯达：刚才戚本禹同志讲的，请大家注意，要好好学习、研究，反省反省自己，检查一下自己。五代会、大联筹都要根据戚本禹同志讲的检查自己。是不是你们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我以前说，响当当是货郎担子。现在又有人说是什么“名牌”，由货郎担，又变成了“名牌”。“名牌”就是商标。无产阶级革命派变成商标了？原来是货郎担子，现在成了商标，很值得想一想。大家都自称是响当当、名牌。我们又不做买卖，我们中央文革跟你们谈话，不是做买卖，更不会拿原则跟你们做买卖。所以说，谁向中央施加压力的话，我们一律退回去。你们现在有些组织，有些派，自己背上了大石头，可能还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不只一块，甚至是两块，包袱很沉重。这块大石头可能是一百斤、二百斤，可是自己还不嫌重，还把它作宝贝，作依靠。在大联筹这方面，希望你们想一想。上次接见保定的时候我说过，我说你们如有人认识天津“反复辟”的，就请转告他们，他们不是在反复辟，而是在搞复辟。反复辟的一些人听了这些话可能很不高兴，说什么陈伯达受蒙蔽太深了，中毒太深了。可能有些人背了大石头，自己中了毒。因为自己中了毒，就不以为大石头是个大负担，而当成宝贝。现在我劝你们把大石头丢掉，这样子就可以轻装上阵，就有可能成为革命派。不然，自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中包括赵健敏。赵健敏，现在大联筹不买你的帐，说你们签定了协议出卖了他们。天津是不是有人这样说？值得想一想啊！停止武斗的协议是你们自己搞的，我无非是改了几个字嘛，怎么能说是出卖呢？（赵健敏：我们不承认是出卖自己。）有的想搞武斗，不满意你们搞停止武斗协议。就有那些背后背大石头的人。赵健敏，你是衡水人吗？解放前很苦吧？（赵：是，解放前很苦，现在好多了。）现在你在北京签了字，签定了制止武斗的协议，大联筹有人要造你的反。不是革命群众、工人、革命造反派造你的反，群众不是这样看法。你们的协议是在群众的压力下，群众要求你们搞的，包括你们两派的群众要求停止武斗。你们的武斗、停产，是残暴的行为，包括杀人、放火、抢劫、轮奸，许多罪恶群众是痛恨的。　　
谢富治：我们不愿意说出来，讲出来是不好听的。　　
伯达：大联筹的特别要想一想。五代会有缺点，没有做好团结工作，也可能打了人。既然是五代会的，就应该遵守革命纪律。大联筹有个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组织了十几个所谓“扫氓队”，说什么要扫除流氓。“扫氓”是联动的口号，你们比联动走得更远。所谓“扫盲队”，实际上就是流氓队！要宣布为不合法的组织。我建议十几个扫盲队，全部解散！他们打砸抢，胡作非为，军管会、公安局有权处理他们，谁也不能干涉！（工矿代表：原来是三十五个复员军人组织的。后来自动解散了，现在出来的是假的，是五代会冒充的。）假的你们也有责任，你们和劳改犯合在一起就是可悲的了。你是干什么的？（工矿代表：开汽车的。）现在为什么不开汽车了？是不是因为当官了？（答：我是勤务员。）勤务员也是很大的官嘛！勤务员就不开车了？现在我建议一条，所有的大卡车、公产汽车，可能还有一些小汽车，要全部交出来！（众：鼓掌。大联筹一代表：我有重要事情向中央汇报。）我还没有讲完。（大联筹代表，我说的事很重要。）我讲的比你的更重要。我讲的是天津四百万人民关心的事情。我建议你们把抢来的大卡车、公共汽车、小轿车，要全部交出来！由天津驻军、公安局军管会负责接收。军管会组织个专门班子，负责这件事。你们两派，派代表和军管会共同商量处理这件事，并作好检查。　　
塘沽港那些妨碍生产、妨碍交通的关卡一律撤掉，不撤掉就是犯罪。还有天津市的全部交通，和平路那些地方，不准堵塞。赞成不赞成？（众：赞成！）赞成就搞一个协议。如果有诚意，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不管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这是国家的利益，整个天津人民的利益，一定要这样做。　　
谢富治：我完全同意陈伯达、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最近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作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今晚讲完了话，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可以放一下。　　
当前非常重大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非常重要的时刻。一年三个月了，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主流，必须肯定。全国是这样，天津也不例外。主流是好的，但出现一些不好的苗头和支流，很值得严重注意。支流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组织，有一些现场，有一些事情，背离开了大方向，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走上了邪路。文化大革命当前的大方向是什么呢？首要任务是大批判，这是重要标志之一。天津除批判刘邓、彭罗陆杨外，就是批判万张集团。现在批判的怎么样？第二，是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航线。不能离开这个航线。但是当前有些组织，有些革命派就离开了这个航线。首先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对准群众。在去年开始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矛头指向群众。现在我们有些组织把锋芒不是对准走资派，而是对准群众，这是背离了大方向。我们的大方向是搞大联合，而你们在那里搞分裂，分成两大派，每派内部也再分裂。分裂固然是客观规律，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大联合。联合有利于对敌，分裂有利于敌人。谁联合就是革命的，谁分裂就不是革命的。当然，与走资派、与走资派操纵的保守派要分裂。革命派内部是提倡联合的，无原则的分裂是背离大方向的。第三，搞武斗是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教导，完全违背了大方向。第四，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现在有很多人只相信半个，去掉了两个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解放军是三相信三依靠的骨干，反对这个，就是反对三依靠。还有的不相信干部大多数，革命干部根本站不出来，站到这一派，那一派打倒，站到那一派，这一派打倒，采取了实用主义。相信群众这一条，还是只相信你那一派，五代会不相信大联筹，大联筹不相信五代会。是否你那一派都依靠了，也要打个小问号。同志们，你们在北京，中央同志讲了很多话，不是马马虎虎说的。你们这样乱搞，就有利于敌人，有利于美、蒋、苏、日特、地富反坏右。群众是很反感的，脱离了群众。天津治安不好，北京也受到了影响。北京最近准备杀人。把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杀他几个！（伯达同志带头鼓掌，大家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敌人捣乱，暴露出来好。伯达、戚本禹同志分析的很好。我们要警惕，不要做那样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天津的生产情况很不好，八月份比七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十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九，近三分之一了。　　
伯达：所有的工人都要在业余时间搞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　　
谢富治：刚才伯达同志说到塘沽港的问题。我看了很多材料，一个是广州港，一个是塘沽港，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很生气。不是说是革命派，连一点爱国主义也没有。　　
伯达：大联筹要注意，听说你们把塘沽港支左联络站的王克同志抓走了。抓多久了？今天早上就放出来，不放就是犯罪！　　
谢富治：不管什么理由，塘沽港要疏通。外国轮船上上下下，来来往往，设关卡，阻拦、搜查，干那些丢人败兴的事，丢了我们国家的丑。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我们要去一下，我们什么也不怕。你们随便抓人不行啊！　　
伯达：现在就马上打电话，把人放出来。你们把王克抓起来是很大的错误。（大联筹：我们没有扣他，是要他解决问题。）没有价钱可讲，就是要放，马上打电话放人。　　
谢富治：我希望天津的同志们对戚本禹、陈伯达同志讲的话，要严肃对待，迅速扭转天津局势，不能采取两面态度，这里谈，那里打，军队也不负责任，这不行。不要以为中央是好欺负的。　　
伯达：在天津日报，大联筹要撤出来。以后可以吸收你们的代表参加工作嘛，强占是不行的。（大联筹吉新民要汇报报社情况）不要汇报了，天津日报不能强占，要马上撤出来。　　
戚本禹：不管怎么样，先撤出来再说嘛，老强占着还行？（大联筹：我们和郑三生会谈，他们答应改，但是他们不改，他们把谢副总理回北京的消息登在副刊上，以地方压中央。）　　
谢富治：你们大联筹有没有报？送给我十份，我挑挑毛病，管保能挑出来。敢不敢给我签字？我准能找出错来。（大联筹代表：我们的错和他们的错不一样！）什么一样不一样，我谢富治回北京的消息登不登都可以，什么一样不一样！　　
郑维山：现在三点了，下边还要听江青同志的录音报告，是否就讲到这里？（这时大联筹代表纷纷要求发言，提出很多具体问题，晚上没被子盖；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河大八一八有刑讯室、水牢，杀死他们三十多人。）　　
陈伯达：河大八一八来人了吗？（答：来了。）你们那里有水牢吗？（河大八一八代表：我们那里根本没水牢，也没有刑讯室，更谈不上杀死他们三十多人，这完全是造谣。对这件事中央可以派人去调查，如果有的话，我们情愿公开检查，该受什么处分就受什么处分。大联筹：情节严重的要枪毙！河大八一八代表：我们如果犯了枪毙的罪，就枪毙。）　　
戚本禹：水牢、刑讯室我没见，我倒是看见你们放火烧房了。你们为什么不检查？（大联筹代表：这个问题请中央派人去调查。）放火的事你调查了没有？（答：没有。五代会汇报了大联筹挑起武斗的事实后，大联筹代表说：对这些事件我们没有调查。）你们放火烧政治师范学校，我可调查了。（大联筹：五代会干了许多错事，为什么不向中央汇报？）我们没听到你们作自我检查，你们的大方向没错？（答：没错。）你这是什么态度？　　
陈伯达：你们（指大联筹）先做点儿好事，得到群众谅解。如果五代会做了坏事，也会暴露出来的。在墉沽港，你们就要先做点儿好事给群众看看。你们开着好几百辆卡车到北京来，要砸三零一医院。你们对疏通塘沽港就不能办点儿好事吗？五代会做了什么坏事也要做自我批评嘛！（大联筹：我们开车到北京来是为了制止武斗。）　　
谢富治：（笑）天津武斗那么厉害，你们都管不了，怎么还到北京来制止武斗？　　
大联筹：伯达同志，我提个口号，“将反复辟进行到底”，可不可以提？　　
陈伯达：我看这个口号不对头。　　
大联筹代表：我认为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方向有问题，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　　
戚本禹：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你这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对天津市文化大革命做了错误的估计。（大联筹：我是说天津市委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天津市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长时间，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万张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揭出来的，还是以后揭出来的？（大联筹：我承认错误。但天津市委九个书记，只揪出了万、张，其他七个书记都未动。解学恭、阎达开到天津后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站出来的？解学恭站在李雪峰资产阶级立场上，和驻军的某些决策人支持保守组织，在天津搞资本主义复辟。）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不认为李雪峰是资本主义复辟，某一个单位可能。　　
陈伯达：我同意戚本禹同志的讲话，大联筹应该做点儿好事，让群众看看。你们在群众中有很坏的印象，听懂了吗？（大联筹代表抢着讲）不要多说了，只要求你们多做点儿好事。　　
（大联筹一人站起来念语录：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又有一人站出来向陈伯达同志检查。陈伯达同志不听，退席。后天工八·二五赵健敏检查。）　　
戚本禹：（当赵健敏检查完后，问：赵）你们说过李颉伯是好书记没有？（赵：没有。）你们贴过大字标语没有？（赵：那是个别人干的，不代表总部。八·一三杨长俊：你们有一次开大会，指挥部一个人讲话，代表总部说李颉伯是好书记，应该给李颉伯平反。赵：八·一三就抓住我们这一点，攻击了我们三个月。但他们在学校要树李曙森。）你们保过李颉伯吧？（赵：保过。）对李颉伯我了解，你们保他有问题。就这一点说你们是保守组织行不行？（赵：我想中央不会这样说。）那么你们讲这个是保守组织，那个是保守组织，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你有个报告，文字是流利的，也很会讲，但很多观点是错误的。你这个人很偏激。拿你的观点和中央精神对照一下，检查一下。（赵：我的报告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不是可能，是错误的。（赵：我讲的那些话是从工农那里学来的，是别人向我介绍的。）你不要把错误推给群众。到底是你的错误，还是工农群众的错误？你过去讲话脑子很清楚，现在怎么逻辑乱了？你说的话相互矛盾。你这不等于说从群众中学来的错误吗？你现在不是在改正错误。你给伯达同志写信，利用伯达同志的话攻击伯达同志，很狂妄！很错误！用他的话批评他，不客气地说是攻击他。你太狂妄了！我还不知道天津有这样一个“狂人”！今天你有了点儿自我批评，但很不够。我怀疑你们是否想借自我批评转个弯子，继续干自己的。（大联筹红革会：敬爱的谢富治、戚本禹同志，……）不要说“敬爱”什么敬爱的！（大联筹红革会：我代表一百三十万人汇报我们的工作。）不要煽动，你们有一百多万人吗？我做过调查，派了两个人到京津铁路，见人就问，大部分群众是不支持你们的，对大联筹的印象非常不好。你们的名声很不好。你们说一百多万人，你们统计过吗？希望你们听听群众的意见。（大联筹：这是五代会造的谣，你可看看我们的材料。）你们的材料我看过了，看得很多，的确不象话，有很多火是你们放的。（大联筹吉新民：我回去后，准备让五代会把我杀死。）谁杀死你我负责把他枪毙。希望你们不要杀别人。杀人都要处理，都要查清。我希望你们回去听听群众意见。我派人在车站听意见，群众对你们印象很坏。（大联筹：这都是五代会给造的。）你们那一百三十万人呢？为什么不宣传？（大联筹：我们这个组织有缺点，但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动逆流中杀出来的。）什么逆流？从什么时候杀出来的？（大联筹：是今年四月从反动逆流中杀出来的。）谁搞的逆流？（大联筹：李雪峰搞的。）到现在我并不认为李雪峰在天津搞的是逆流。（赵健敏：五代会杀人放火，失道寡助。）我知道，你就是一个放火的！（赵：不错，但是五代会的也要追查。）（大联筹三配件厂董广发：我看这是大阴谋，没有突出两条路线斗争。我还要提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这是毛主席说的。念语录。）　　
谢富治：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戚本禹：毛主席说了，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不许提揪军内一小撮。（董：毛主席没有那样说，我按毛主席说的没错。）刚才伯达、江青同志的指示，你同意不同意？（董：我是同意的。）同意你为什么还那么说？（董继续辩解）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是反革命的提法，现在反革命分子就利用这个口号，到处抓一小撮。（董：不要拿大帽子压人。如果认为我是坏人，那把我逮捕起来吧！）我说你还不行呢，怎么能逮捕呢？你不要逼着我们犯错误。（大联筹一代表：天津所以混乱，都是天津某些决策人挑起的，……）什么“决策人”？这不象共产党的提法，不是共产党的语言。你是否经常看《参考消息》，从外国学来的？再说一遍，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错误的。　　
谢富治：你们这是跟中央唱对台戏！　　
戚本禹：我看你思想很混乱，一会同意，一会又不同意，你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你坐下好好休息。（董：思想混乱的不是我，有人混乱了。）这里是解决大是大非问题，不要在这里耍流氓！你坐下。（董：我可以坐下，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你可以保留一万年。（大联筹：我们要建一个主席塑像，快建成了，没有原料，支左不支持我们。）不要搞塑像了，毛主席很反对，对这个问题批评得很厉害。我们要按最高指示办事，如果没有建成就不要搞了。（大联筹：戚本禹同志，你同意不同意？）不要问我，要听主席的。问我，到处见到主席象我才愿意呢，但主席不同意，要按主席说的办。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们都要按最高指示办事。你们大联筹现在到底听谁的话？你们究竟听你们“决策者”的话，还是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我希望你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你们大联筹方面很好地改正错误，很可能搞得更好。如果象那个工厂的同志（指董广发）的态度，还是提揪军内一小撮，那是错误的。再三讲，不要提军内一小撮，因为军内和地方不一样，军队支左的错误，是认识上的错误，即使军内有走资派，也与地方的走资派有所不同。地方走资派有一整套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走资派抓一人与解放军抓三个人，性质也不一样。野战军过去是作保卫工作的。天津支左绝大部分支持是对的，局部的可能有错误，但这也是难免的。叫你们支持支持看看。你们什么时候介入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是也支持过林造反吗？他是个流氓，为什么支持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我也支持错过，过去我也受过蒙蔽，我向中央文革作过检查，改正了错误。可是你们至今还坚持揪军内一小撮，说天津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你们把自己都否定了。想搞得很彻底不可能，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妄想。想一次搞完，纯又纯，那有这样的事情。中央讲了这么多了，现在你们还说天津市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究竟是认识问题还是故意对抗？我怀疑你们。我们对你们做了很耐心的工作，就是希望你们把方向扭过来。说服你们，你们就是不听。主席把船摆正了，你们非要扭过去，这不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这样下去，你们会走向反面。我们不说五代会没有毛病。五代会的态度比你们好些。你们这里头就有一个人态度还比较好点，是不是真的我还要看行动。你们不是要看我们的行动吗？我们也要看你们的行动。看行动，首先看你们是否能把坏人抓起来，把枪交了出来，中央很满意。希望你们考虑中央的意见，不要觉得自己比中央还高明，比毛主席还高明。整个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主席部署的。　　
谢富治：这话很重要，看你们究竟听谁的话？　　
郑维山：伯达同志临走的时候说，大卡车、公共汽车、小轿车，三天之内交出来。你们要达成一个协议。下边听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中央首长对天津石家庄等地区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同志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凌晨二时十分至五时四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了天津市、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等地区群众组织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接见时在场的还有罗元发、肖文玖、黄振棠同志，以及天津市和河北省驻军部分领导同志。〗　　
当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同志走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陈伯达同志在群众的热烈掌声中说：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大联合万岁！群众跟着呼喊：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大联合万岁！接着陈伯达同志又说：今天就是一个大联合的会议，祝同志们大联合成功！　　
陈伯达同志讲话：今天算是个大联合会议吧？怎么样，天津已经联合了没有？（众答：没有）还没有联合？很可惜呀！你们心安吗？就是我们着急，你们就不着急吗？！天津工人阶级三条石展览你们应该去看一看，你们看一看就晓得你们工人阶级利害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冲突的理由。你们天津工人阶级现在分成了两大派，打来打去，实在是给敌人高兴，我们不高兴。毛主席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嘛，是一个阶级，工人阶级内部没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没有什么理由要分成两大派。听懂吗？（众答：听懂了）今天人民日报要发表一篇社论，希望同志们读一读，里面引了毛主席很重要的一段话，对你们什么两大派、三大派都有很大教育意义。好好读一读，想一想，好不好？（众：好）今天算是大联合，不要再吵架好不好？（众：好）你们石家庄已经达成了协议，（指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可不可以再达成大联合的协议？（答：可以。）　　
我们工人阶级就是一个派，毛泽东思想派；就是一个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是一个阶级，不是什么派别。我们总是讲工人阶级嘛，没有讲工人派别嘛！你们现在搞了两大派，势不两立，我同一个地方的两大派讲过，你们都抱住一块大石头，把这块石头当作宝贝不放。抱着这块大石头就走不动路，怕丢掉了这块大石头，就低着头走，就迷失方向，这怎么走呢？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可是有些人还得意得很，把这块大石头当宝贝，被人牵着鼻子走觉得很高兴，可以不要看路，可以闭着眼睛。我看，你们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我对天津“大联筹”是大批特批，大批评，特批评。你们生我的气也罢，不生我的气也罢（众：不生），你们生我的气没有关系。我的话是真理，你们生我的气没有关系；我的话不是真理，你们不生我的气就不对了。你们总有一天会明白。有一个地方写了一个标语，说陈伯达不得好死。我说这个标语写得很对，他们的代表说，这是反动标语，我说对，是反动标语，不过他说的对。那一个人是好死的，一个是病死，一个是被枪打死、炮弹炸死，或者自杀，都不是好死。凡是死都不是好死。经过我的分析，他们哈哈大笑。所以我说这个标语是对的。我不怕别人轰我，你们天津“大联筹”说我受蒙蔽太深了，中毒太深了。不要紧，我把你们看成小孩子，或者被蒙蔽，或者不被蒙蔽，总归有一天会清楚，水落石出，纸包不住火。听不懂吧？我第一次到天津，有人说，你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说中国话。我到现在还是不会说中国话，不过知道一点中国的事情就是了。我加入了你们天津籍，加入了你们河北籍。福建人总是说我是福建人，我说我不是福建人，他们说不对，是福建人。我说我是天津人，河北人，北京人。他们要跟我争这个东西。我实际上最大量的时间在北方工作的。不过我没有做什么工作，不象你们这样英雄好汉，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今天砸这个，明天砸那个，又要抄这个家，又要抄那个家。老实说，我还没有干过这个事情。打砸抢，谢富治同志没有干过，郑维山同志没有干过，我看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有干过。（谢富治同志说：我们打蒋介石打的多了）那是打仗，我讲的是打架，不是打仗。谢富治同志、郑维山同志和在坐的几位同志都是身经百战的，我倒是没有打过仗，连你们这个打砸抢都没有搞过，很惭愧。所以我不配做工作，你们不服气，连打砸抢都没有搞过，还做什么工作。　　
现在我们可以讲一点和吧！就是搞协议嘛！天津的协议现在怎么样？你看，我首先关心天津，我主要是天津人，就是不会说天津话就是了。可是我在天津抓的人最多，不是我自己抓的，是江枫同志帮我抓的。一天晚上，我说抓，江枫同志就抓。一天晚上抓了好几个。是不是江枫同志？（江枫同志答：对）抓得很顺利，我称赞了他，我也害得他一晚上没有睡觉。你们搞打砸抢，江枫同志他倒是有抓人的本事，你们要注意。我现在怕到天津去，就是怕他抓我。虽然他再三希望我到天津走一走，我怕他抓我，我就没有去。　　
我说这些话，是有点意思的，就是你们打砸抢搞的太没味道了。太没有意思了。你们干得津津有味，也害了你们，害得你们不能好好学习毛主席思想，害得你们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害得你们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听懂听不懂？（众：听的懂）我的废话说得太多，我希望“大联筹”批判我。前几天我不是告诉保定的代表，要他们转告“大联筹”，“大联筹”说陈伯达中毒太深，受蒙蔽太深，现在你可以启发我，我准备和你们辩，大辩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大辩论一番，我输了就认输，采取这种方法。这是文化大革命必须采取的。当然，你们要打我，我也不反对，但文化大革命不提倡这个。你们不要以为我怕死，没有什么，不得好死没有关系。请谢富治同志讲一讲，他是我们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谢富治同志在看文件）他要看东西，“大联筹”的同志，出来辩论。（这时“大联筹”的一个代表站起来说：中央首长接见了我们七次）太少了。（我们不是说陈伯达同志中毒太深，而是说中央首长对我们的批评指示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不是，是一般的关系，不是对你们特别关怀，对别人就不关怀。拿着大石头当成宝贝。（“大联筹”代表说：大石头已经丢掉了。）不要说的太快了，还没有完全丢掉。你们要不放下那一块大石头，或者两块、三块大石头，你们就不能够领会毛主席思想。（“大联筹”代表说：我们一定按照中央首长指示，尽快把石头卸掉。）要你们丢掉石头，这倒是真正保护你们，爱护你们的，使你们身子可以直起来，眼睛可以向前看。听懂吗？（答：听懂了，“大联筹”一代表说：首长……）不是首长，是老百姓，是不得好死的老百姓。（“大联筹”代表说：我们没有这样说过。）不要紧，不是说你们说的，是别人说的。（“大联筹”代表说：我们按照您上次的指示，做了一些好事。）你们做一点好事给群众看一看，这是我们上次说过的。（“大联筹”代表说：我们汇报一下，我们已经抓了我们自己的十一个坏头头，共抓了二十八个，公安局军管会只收了十一个。谢富总理说：这个决心大。并带头鼓掌。“大联筹”又汇报了他们现在搞大批判，在大街小巷搞批判专栏的问题。）你们抓了十一个，这可能是小石头，还不是大石头，大石头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大联筹代表说：我们按照首长指示去做，还要抓。）不要到处乱抓一通，这不好。要调查研究。（“大联筹”代表说：行行行，我们一定照办。）和平路现在疏通了没有？（“大联筹”代表说：现在畅通无阻。）高兴！高兴！（伯达同志鼓掌，全场热烈鼓掌）塘沽港怎么样？塘沽港抓了一个支左联络站的王克同志，放了没有？（“大联筹”答：放了）好！这是革命行动。（伯达同志再次鼓掌，全场鼓掌。）　　
这时“大联筹”代表要求解放军进驻塘沽港。陈伯达同志说：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郑维山同志说：军队已经下了命令，今天就到。我要问“职联总”，抢的枪是否都收了？（答：已全部收了）　　
陈伯达同志说：要全部收回。天津市的各派，不管哪一个学校，或者不是学校的，如果到农村去制造派别，挑起武斗，在那里抢收庄稼，那是一个罪过、罪恶。绝对不能允许的。郊区农村的生产，还是要按照往年一样，那个生产队生产的由那个生产队收割。一定要割好，收好，存好，分好。不能抢，不能抢割庄稼。如果你们哪一派有人搞抢割庄稼，动员农民互相抢割，那是很大的罪过，那是历史不能宽恕的。注意啊！“大联筹”要特别注意。还有八·一三那些学校，要特别注意。你们这个野心太大了，不但在天津乱搞，农村还要去捣乱。你们这个想法是什么想法？不是正常人的想法。要把腿停下来，把手停下来，把口停下来，就是不能允许你们出去鼓动。这个问题，昨天我专门给郑维山打了一个电话（郑维山同志说：昨天接见完了，四点多钟，伯达同志给我一个指示，他看到一个材料，我也看到了这个材料，有的学校学生，分到郊区，去挑起武斗。现在三秋到了，迎接三秋，伯达同志告诉我，要用武装保卫秋收。这时全场热烈鼓掌）一颗庄稼都不能丢，一颗庄稼都不能抢，谁敢犯这个罪过，谁就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你们现在这么快活，能够吃饱饭、开会，甚至吵架、打架，还不是因为农民种了粮食。要是你们吃不饱饭，你们就没有力气了。不吃饭说话也没有气力，何况打架。想一想嘛！（“职联总”提出要解放军进港）。部队现在已经进去了。我给你们说，今年农业生产是空前没有的好（大家热烈鼓掌）农民是希望丰产又丰收。丰产又不丰收，这个错误可能就是由于你们进去的人挑动起来的。现在大家不要去干这个，把腿停下来，把手停下来，把口停下来，农民还是按照那个生产队的庄稼由那个生产队去收割，收割好、保存好、分配好。你们不要去干涉，这对你们是一个劝告，也是一个警告。我看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会懂得这个意思。赞成不赞成？（众：赞成。郑维山同志说：我希望张家口、天津、唐山、石家庄，你们马上打个电话，把伯达同志对你们的要求传达回去。同意不同意？群众齐声答：同意。）这里一方面不要动员农民进城，另一方面，你们也不要下乡。听懂吗？（众：听懂了）这两方面都要把住。（“大联筹”代表说：要把车辆交还）那件事马上就可以办到，明天下午六点以前全部交完。（“大联筹”代表说：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我们有件事情很难过，你们调了几百辆汽车到北京来想砸一个医院，名义上说要制止武斗，北京的事情要你们管？！（大联筹一人说：是参加制止武斗大会）我作为北京的公民，不感谢你们的活动。谢谢你们，不要再来了。　　
（“大联筹”代表继续汇报，说他们最近开展拥军爱民周，准备收缴武斗凶器。国庆节快到了，准备做工作采取措施，不让群众随便到北京来。）好！欢迎！（伯达同志带头鼓掌，全场热烈鼓掌。）今天，你讲的话很诚恳。（“大联筹”代表说：感谢首长，请首长再给我们批评、指示。）按照你们的协定，按照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去做就行了。　　
谢副总理说：你们协议上都写的很清楚。昨天塘沽新港“巴黎公社”和“职联总”签定的协议八条念给大家听听。（谢富总理念塘沽新港的八条协议）陈伯达同志说：这是我们谢富治同志亲自起草的。（当念到谁破坏协议搞武斗，军队有权抓人时，陈伯达同志鼓掌，全场鼓掌。）　　
陈伯达同志说：我作为一个公民，在抓人这个问题上，完全拥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同志的意见（谢副总理说：这是群众的意见），不过我过去和他有一点小小不同的意见，就是他抓人太少了。所以你们不要看我，我这个人是喜欢抓人的。你们不要看我同你们这样好地说话，我抓人也是不客气的，但我抓人也是谨慎的，不是乱抓。江枫同志可以证明嘛！我在你们天津抓人也是抓的不少，但很谨慎，是不是？江枫同志。（江枫同志答：是，抓得很准。）我是要抓就抓，毫不客气。但我不赞成乱抓。我还杀过人，我自己没有杀，是旁人替我杀的。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在晋西北，跑到一个乡村，看到一个恶霸，他还假冒我们的许多名义，长的个子很高，房子里边放着一个盆子，泡着八个鸡蛋（郑维山同志问泡八个鸡蛋是什么意思），每天吃八个鸡蛋。这个鸡蛋是我亲自看到的。所有这个乡村的人没有不害怕他的，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怕他。我说抓就把他抓了。抓他可不容易，他个子大，力气大，要很多人去抓，还要带枪。抓了以后，有人说明天就杀，我说为什么那么快，老百姓不晓得，他那个村子老百姓晓得，别的村子老百姓不晓得。后来一直关着，两手用铁链锁着，两脚也用铁链锁着。搞了两三个月的土改，这个地方的土改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就想到这个人要杀了。但是怎么杀？工作组杀人不好，群众自己乱杀也不好。所以开杀戒我是很谨慎的。后来让那个乡村老百姓把他的罪状列一个单子，看够不够杀的条件，叫老百姓讨论，他那个乡村讨论以后，再交给周围乡村讨论。四周乡村一听，老百姓说，这样的人还不杀？这样，我就有杀的根据了，但我们工作组里就有不同意见，说是不要杀了（后来证明这个人是不好的人），他和我争论的很厉害，我说一定要杀，问题是怎样杀的问题。最后有一天准备要杀了，他这个家伙又跑来和我谈，他说不要杀吧，或者送到别处去杀，不要在我们这个村子杀。可是老百姓的心情就怕这个人跑掉，这个人力气很大，大力士，个子很大，棒得很。这个乡村最怕抓了他又不杀，或者在半路跑掉了。他们说，要是他跑了，全村老百姓都活不了，他一个人跑到村子乱杀一阵，受不了。所以我说非杀不可，罪状够杀的条件。但既然工作组有人反对我的意见，我就跟一个解放军同志在后边山坡上散步谈这个问题，怎么杀好？这个解放军同志给了我很大启发，他说我们这里有行政公署的人，又有县长，又有区长，为什么不可以杀？我才恍然大悟。真糊涂，就是忘了这点。我就这样搞个三堂会审，就是行政公署代表、县长、区县结合群众代表组织审判大会，全体群众参加。这样就决定了，大家没有话说了，反对我的人也就没有话说了。所以开始反对，说你们杀不好，可是我慎重，用三堂会审和群众相结合的方式，他就没有话说了。这样就决定第二天杀了。杀的时候，大家去看，我也看了，他那个手上的铁链快磨断了，差两天不杀就跑掉了，那才是罪过呀！　　
给你们说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杀人也要让群众知道，要群众作主，让群众懂得为什么要杀，我是主张你们天津杀几个的。（热烈鼓掌）在这一点上，我是强硬派，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就算了。听说你们天津秩序很乱，水上公园糟蹋的一塌糊涂，流氓坏蛋，其中有反革命，有特务，为什么不杀几个，要杀！罪状公开到全市群众，让群众讨论该杀不该杀。群众要说杀就杀，群众说不要杀，就慢一点杀，看一看。你们赞成不赞成杀几个？（众：赞成）我看到你们天津一大批材料，很难过，看到那些坏蛋作坏事，睡不着觉。给你们说实在的，我主张专政，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有多种多样，有的是抓，有的监督劳动，有的要杀掉。多种多样，不仅是杀了就算了。我们的谢富治同志杀人、抓人兴趣少些，他是监督劳动的多（笑）（谢副总理说：不要说笑话了），也可能不对，啊！（笑）我们可以大辩论，我们经常辩论。公安机关的人，要慎重是对的。谢富治同志慎重的态度是对的，我是拥护他的，赞成他的慎重态度。但需要杀他还是主张杀的。前天北京杀了四个，北京做了个好样子。（谢富治同志说：杀的质量相当高）你们天津要杀的质量也不低，你（指郑维山）杀的太慢，在群众中广泛讨论没有？要在群众中广泛讨论，把罪状公开，要家家户户讨论，目的是让后来的人不敢这样做了。不是为杀人而杀人，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教育大家，教育群众。同意不同意这个意见？（众：同意）我不是公安机关的人，讲了一套公安机关的事情（笑）。这时“大联筹”代表说他们捉了二十八个坏人，陈伯达同志带头鼓掌，并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谢副总理说：自己抓自己一派的坏人，合乎毛主席思想。你“五代会”抓了没有？“五代会”的同志汇报了通过整风，交换了意见。　　
陈伯达同志说：有人告你们“五代会”，“五代会”也要注意，有坏人也要扭送。参加“五代会”的单位要注意，如果有违犯国家法律、胡作非为的，同样都要受到制裁的。（天津双方代表因为抓人问题发生争论），在这里不要辩论了，你们回去由天津军队的同志、公安局的同志，还有筹备小组的同志进行调查。不管你哪一派，犯了罪，一样要制裁的，“大联筹”有坏人要制裁，“五代会”混进坏人也要按照法律制裁（热烈鼓掌）。　　
（“五代会”汇报了一下整风情况，并检查了一些缺点错误。“大联筹”一代表说：“五代会”言行不一，他们不抓内部的坏人）　　
（石家庄“鲁迅公园”汇报九·六事件情况，双方发生激烈争执。会场气氛紧张。谢副总理一一向“鲁迅公社”、“联指”和军管会的同志查问了情况。在军管会同志发言后，谢副总理很生气地说：你这个军管会偏，难怪人家反对你，人家不相信你，你不公平，我也不信任。事情很清楚吗，你“联指”）夺了枪，开了枪，打死了三个人。狂人是有毛病的，但这个事情你们是没有理的。你们（指“鲁迅公社”）过去可能作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这个事情，他们恐怕是错的。军管会，没有讲公道话，要检查，抢枪以后，开枪的人要受处分，要军队执行（“鲁迅公社”和在场其他地区群众组织代表热烈鼓掌，“鲁迅公社”高呼毛主席万岁！）你二十六日签定协议，九月六日架起机关枪，（“鲁迅公社”说还抓了二十六个人没有放）要坚决放。（热烈鼓掌）　　
郑维山同志说：枪，不管哪一派，抢的枪要全部收回；六十三军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全部收回。（“鲁迅公社”代表说：要严惩凶手。）谢副总理说：你们狂人过去作了许多错事，但你们这件事情是有理的。　　
郑维山同志说：马上打电话放人。我建议，今天这个会不开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一下。第一，今天收枪，武斗问题按双方协议解决，双方捉的人，今天全部释放。　　
陈伯达同志说：还有车辆要全部上交。　　
郑维山同志说：现在请谢副总理讲话。　　
谢副总理说：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赞成，我就没有什么话可讲了。最近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讲了很多话。特别是江青同志在九月五日接见安徽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大家听了没有？（众：听了）那是代表我们毛主席司令部讲的话，对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大家要好好学习这个讲话。　　
你们来了将近二十天，达成了很多协议。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毛泽东思想、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努力，情况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不管天津也好，张家口也好，石家庄也好，唐山也好，都有进步，我们要向前看。这是代表们的努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天津签订了抓革命、促生产协定，我看天津进步最大。天津两派都有进步，你们这些小地方有进步，还没有天津进步快。天津一派自己抓自己的坏人，这是最伟大的，是合乎毛主席思想的。（陈伯达同志说：这是值得学习的，是做得对的，刚才的态度是诚恳的）“大联筹”过去有毛病缺点，现在坚决纠正错误，很值得各地学习。有些地方遵守协议不够。石家庄，不管你们两派怎么样，你们是做得不够，签字以后，开机关枪，把人打死这件事要追查，起码石家庄军队制止武斗不力。打死三个人很可惜，是阶级弟兄。我听了这件事情很不高兴，都是阶级弟兄，在和平时期，把人打死了。这件事情要检查，不追个水落石出是不行的。如果别的地方还有这样事情，要追查。各地都有解放军，你们不听话，都要抓，解放军制止武斗要坚决。天津有一个人写了一个条子，说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有点骄傲，有点唯我独左，希望下次听到这两个革命派有点自我批评。总之，我们要向前看，有些进步，有些进步很大，有些进步不大。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很多话，我完全同意。　　
下一步，签订的协议要坚决执行，谁违背协定，解放军有权处理，重则抓人、轻则警告。我们还要向前看，下一步要搞政治协定，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和江青同志的讲话，要抓大方向，抓大批判，抓大批判这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搞革命大联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革命派大联合。各派都是一个厂的工人，都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联合？分几派！一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不能联合？就不能一块革命？联合对革命有利，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利，对大批判有利，对停止武斗有利，对我们各个方面都有利，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只有对什么人没有利呢？只有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利，对地富反坏不利，对美帝、苏修特务、印度反动派不利。对革命人民都有利。而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心的事情。我们有联合的基础，都是工人阶级，都是革命的，所以我们应该联合，可以联合。而且所有的造反派，所有革命人民，都欢迎我们联合。如果谁不这样，而要打内战，那些头头就会被广大群众抛弃，群众要造反。所以下一步最大的关键是联合，革命的大联合，工人组织联合，学生组织联合，其他组织联合，一直到一个市、一个省的联合。这件事情，天津要走在前头，天津已经落在北京的后头了。今年二月份，总理说，天津可能走在北京的前头，但北京四月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至今已五个月了，而天津筹备小组还不巩固，“五代会”也不太巩固，这次希望你们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们代表就作了新贡献。希望下一步由你们自己解决大联合问题，由驻军负责。石家庄由石家庄的军队负责，张家口由张家口的军队负责，唐山由唐山的军队负责，天津由筹备小组负责，不要把这件事情都推到中央同志身上来，你们搞的差不多，就拿到这里来签字。你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搞，我们不行，特别伯达同志最忙，你们先搞好，然后拿到这里来，好不好？（众：好）（“鲁迅公社”要求中央派人到石家庄去调查九·六武斗情况）你们“狂人”是有毛病的，甚至有很多毛病。但这件事情，他们毛病比你们多，军队也没有讲公道话，但要改正错误，我是信任军队的，但这件事情你没有很好调查，希望你们要追查，不要再这样干了。今天到会的有天津市、石家庄、张家口、有唐山，希望你们比赛，尽快达成协议，过国庆节。（伯达同志插话：谁走在前头谁就受群众欢迎）我看天津最有希望，但不要骄傲，要继续进步，继续做好事。别的地区的两派都要向天津学习。希望你们在下一个问题上要立功。（伯达同志插话：今天的社论请大家好好学习）还有江青同志的讲话，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汇报的社论，其中反映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你们都说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要我们大联合。你们联合不联合？（众：联合）　　
郑维山：今天就休会。　　
伯达、谢富治等同志走出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零时二十七分─二时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会议厅。接见首长：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陪同接见的有郑维山、罗元发。被接见单位：天津赴京代表团，同时被接见的还有保定赴京代表团。〗　　
郑维山：没想到周总理来参加我们的会，这是很难得的机会（鼓掌）。先请谢副总理作指示。　　
谢富治：谈不上指示，几天没见面了。这几天，天津市是好形势，天津市工人阶级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联合起来了。（众呼口号：向天津工人阶级学习！）下一步是搞大批判，斗批改，巩固大联合。天津这几天的好形势是毛主席伟大号召的巨大威力。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嘛。按照林副主席说的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有些单位起了带头作用，如反修锦纶厂，南开大学卫东和八·一八联合起来了，很好。　　
天津市是走在前面的。天津的事，是伯达同志亲自管的。武斗问题解决了，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解决了，下一步达成“政治协议”。在座的同志们再努一把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组织问题。以五代会为基础，先把组织从点、面上联合起来，这种形式比较好。以“五代会”为基础，加强扩大。“五代会”是中央承认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先把“大联筹”和从未参加“大联筹”和“五代会”的组织，吸收进“五代会”。第二步，是筹备小组问题。不能把筹备小组放在一边，天津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是成熟的。　　
周总理：天津大大落后了，希望你们赶上北京，现在就赶上了。　　
谢富治：大家要再努一把力，要服从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按系统联合起来。　　
现在国庆节到了，欢迎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一边谈判，一边过节。欢迎你们到观礼台上去观礼。（众：鼓掌欢呼）过节是好的嘛，但是过节要献礼，把你们组织联合起来，是最大的献礼。　　
“大联筹”的赵……来了吗？（赵健敏：来了）老先生，你怎么不能联合呀？　　
周总理：你是按主席的指示办事，还是以我为核心？（赵健敏：我们主张“五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起来，我们不主张以“大联筹”为核心，以“大联筹”为核心，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大家都听到啦！（赵健敏：五代会加强扩大了，我们“大联筹”就解散。）你是天工的吧？天工一派是革命派，但你们不能否定“五代会”的革命派。“大联筹”是跨行业的，应该归口嘛，应该加强扩大五代会嘛。加强扩大也好，充实也好，你“大联筹”和“五代会”不能成立两个政权对立。凡是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吸收到“五代会”里来，共同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才有方向。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动的，要打倒。不能自己创一个方向，以“我”这一派为核心，不管你造反多早，这样作都是错误的。《文汇报》已经批判了这个问题。　　
天津工人这次体现了先锋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联合起来了。（众鼓掌，呼口号）特别高兴的是塘沽海港已联合起来了。（众：鼓掌欢呼）广大劳动人民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油田联合起来了。毛主席的最近指示是在外地视察时讲的，我们传达的晚了一点。天津联合起来了，这一点不落后，要庆贺你们。（众：鼓掌欢呼）天津是工业城市，北京不是工业城市，上海发展的快，最先进的是上海，其次是天津。青岛、济南也是很好的。最近唐山怎么样？没有联合起来的，都是少数派在当中影响。一是走资派捣乱，二是坏人操纵，三是社会思潮影响。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学生应该把学校的斗批改搞好嘛。（众：呼口号）　　
象我这样的人，快七十了，我还是要紧跟毛主席，学到死，改造到死，跟到死。你们年青，是早晨的太阳，是有希望的。你们多老了？一年多，有多少经验？我们不能看你们犯错误。青年人犯错误是允许的，但是我们看到你们犯错误，要提出批评，否则就是我们的罪过。天津这一派我不很高兴。有一个好消息，南开大学两派联合起来了，不管怎么样，你们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比你们低一级嘛。卫东、八·一八两派应该联合起来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才会巩固。　　
工厂本身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好联合，也好巩固。学校就差一些。各学校要规定一个时间，都要回学校来，如果不回来，就开除学籍，不让毕业。你们有没有诚意接受这个协议？（众：有）去外地串连的，中央已决定不招待，不开支。这一点，要靠你们自觉的执行，回到本校搞斗批改。客观条件已成熟，就是考验革命小将的时候，看你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　　
我对天津学校的问题，刚才看了一点材料，还有一点逆流。哪有那么多走资派？要结合他们，让他们工作。不能打击一大片，要解放大量干部。首先是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掀起大批判，结合本单位斗批改，这是完全有条件的。毛主席视察、高瞻远瞩。你们谈多长时间了？（众：一个多月了。）工人同志们懂得，生产已过三个季度，第四个季度生产要抓了，要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对国庆献礼。　　
你们如果有勇气接受北京红代会的经验，用这样的方法，采取措施，限定时间，北京六十二所学校全部通过，一个月内回来，不回来开除学籍，不给分配。四大民主嘛，但你违犯毛泽东思想就要强制。天津要经过多数人讨论，要真正多数人主张这样做才能发表。　　
去年这个时候，大中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队，今年这个时候，是大批判，大联合，结合本单位斗批改。如果你们不赶上来，就要落后了。工农队伍已经起来了，你们不能再来左右群众，左右全局。不听主席的，不听群众的，也不听解放军的。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尽管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们最听党的话，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光荣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现在正纠正。解放军坚决执行四不，在群众夺枪的时候，不动手，还念语录。你们天津夺枪了没有？（众：没有）解放军是爱民的，你们应该拥军。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的主要一条是要拥军。解放军经八、九个月的考验，是最听主席的话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一句话，有错误就改了。我们现在是三相信、三依靠，这是中心的环节。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两次地震，六三年在石家庄，我是亲眼看见的，一声令下，立即行动。所以，你们学生如果不快赶上来，就要落后了。　　
谢富治：石家庄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周总理：我们学生到处抓“军内一小撮”，错了。当然现在不抓了。学生要想一想拥军做的怎么样？军队要想一想爱民做的怎么样？　　
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把情况和群众一说清楚，就不成其为百万雄师了。　　
天津的学校联合，还有些困难，他们不讲用毛泽东思想去指挥全国。学校就去包办一切，总想支配天下。包打天下的思想是错误的。　　
老保翻天有两种：一是走资派在后面操纵，坏人可以搞起来。二是社会思潮，思想里有“私”字，个人主义影响，组织小团体，派性高于党性。联合的关键在那里？主席说了四个字，“斗私批修”。这是主席指给我们的斗争方向。大联合要建立在“斗私批修”的思想基础上，一定要多作自我批评，把“私”字去掉，才能联合。学生现在要赶上来，不要还是学生领导一切，跨行业不行。现在学生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向解放军学习。不要以“我”为主，唯我独左。（众：鼓掌呼口号。）　　
“大联筹”代表：天津已经联合，现在是如何巩固的问题，加强扩大“五代会”的问题，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①补充筹备小组成员，参加天津支左部队三名，“五代会”代表十五名，“大联筹”代表十五名；②产生系统基层的新的代表会，组成临时工作小组……　　
郑维山：不要讲了，双方协商。让总理多讲一些好不好？（众：好。）　　
谢富治：你们“大联筹”提的条件高了一点，你们要解散筹备小组另搞一个不行。要按总理说的，加强扩大“五代会”，代表不要争。说句公道话，“五代会”要多一点，“大联筹”要少一点。不要争名额，你五个我十个，“五代会”也不要争。天津的事情要协商，要把三结合搞好。天津四百万人口，你一个学校三、四千人，当然管不好。赵健敏你就是管你们的天工，也不容易，不信你管几天试试看，管不好的。一下子把担子加给你们肯定是要把你们压垮的，北京不就是个例子吗？你们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照周总理刚才的指示去办，不要争名额，想压倒别人。你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思想去协商。不能够表面上尊重“五代会”、筹备小组，实际上否定“五代会”、筹备小组，这是不对的。　　
“大联筹”代表：“五代会”外的造反派数量还是很大的。成立起组织来，我们就回去工作，我们不是想当官。是把各代表会搞好，加强扩大“五代会”。　　
谢富治：你这个意见好。　　
郑维山：今天很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让总理多讲一些。（天大、五代会、保定代表向中央表态）学生不要到工厂去，叫工人自己搞自己的。（“大联筹”代表：工矿企业百分之九十八的组织已经联合起来了，向首长报喜！我工矿总部宣布撤销。）既没参加“五代会”，又没参加“大联筹”的组织，也派代表参加搞“政治协商”好不好？（众：好。鼓掌）　　
周总理：我提议，你们联合起来很好，南大、天大，你们大专院校红代会，去天工找赵健敏去和他联合，带着倡议书去联合。（赵健敏：我们向大专院校提出了联合，我们再一次提出向他们联合。）你们大专院校几个常委？（众：七各常委。）天工分两派，给他们两个常委。你们要有这种气魄，你们要作这样的联合。大专院校只要联合起来，常委名额多少，无所谓。（赵健敏：我们天工有三派，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要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当然还叫红代会，这是主席亲自起的名。　　
郑维山：总理、谢副总理作了很多指示，天津和保定回去以后要搞好大联合。工业生产第三季度大幅度下降。学生不要带着观点下农村，各校把已下农村的都叫回来。要保证生产指挥部的正常工作。现在天津已发现抢秋的问题。（“大联筹”代表汇报郊区联合情况）　　
周总理：贫下中农座谈，搞基层联合，由下而上，把外面的吸收进来。（师范学院代表汇报少数派被排挤在外，没吃没穿的情况）如果少数派被排挤在外面的，多数派不能拒绝别人，功劳大不能成为包袱。你们排除少数，就要抵消你们的功劳，扣你们的分。排斥别人的事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些单位的支左部队也没尽到责任。　　
（陈伯达同志进场，群众起立鼓掌。总理退席）　　
陈伯达：祝贺大联合！（众鼓掌）不算“三结合”吧？！是有抵制大联合吧？争论的很厉害吧？（保定两派争执，郑维山同志制止。）两派代表过国庆，不要在国庆节打架，国庆应该欢庆。　　
郑维山：达不成协议不给观礼票。　　
陈伯达：大家可以协商嘛。还有什么不同意的，协商谈清楚。你们（指保定）会议的气氛不如天津。我们要向天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众呼：“毛主席万岁！”保定代表向首长报喜。）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我没有什么官名。你看我有什么官史？你们都是各个组织勤务员，我连个勤务员都没当上。　　
郑维山：只要大家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路线办事，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掌握大方向，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保定迟了一些，但能够赶上。　　
陈伯达：对天津的同志我很抱歉，以前我发了几次脾气，请原谅。天津的大联合是巩固的吧？已有好几次反复了。已经过去一年了，不会再反复了吧？所有的知识分子，要向工人阶级和农民学习。（众：高呼口号）听说天津有一些人到郊区去抢粮食，这是错误的。农村的收割，还是按原来的生产队办事。自己种的，自己收，别人不能收，城市更不能去收。前天看到这个消息很不安，其他地方也要注意这一点，不要扰乱三秋，注意巩固工农联盟。工人要特别注意。如果有人挑动破坏秋收，要坚决顶回去。抢秋是错误的。　　
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保定是否也有知识分子给工人出主意呀？你们知识分子要先当工农的学生，然后才可能当先生。不要下去就当先生。我们北京的学生就糟在这里。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庆祝你们胜利。（众：热烈鼓掌）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大联筹”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郑维山同志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晚十一时至十一日凌晨四时二十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了天津市“大联筹”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参加接见的还有罗元发、肖文玖、黄振棠同志，以及天津市筹备小组成员和河北省驻军部队领导同志。当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郑维山等同志走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陈伯达同志讲话　　
好，今天专门是“大联筹”的，可见你们相当伟大，“大联筹”，只有你们是大联合的，旁人不是大联合的。这是笑话罗！　　
你们在坐的好多人很好，听说你们天津搞了很好的协议，我们听了很高兴。不仅我们听了很高兴，全天津市老百姓听了都很高兴，全河北省的老百姓听了都很高兴。是不是高兴？（众答：高兴。）你们大联合不是很好吗？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一年多了，谢富治同志上次就将了你们的军，说原来估计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可能比北京快一点，结果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早已成立了，已经成立五个多月了，天津还没有搞起来，落后了。本来军队接管公安局时，那是很好的形势，天津的市民，老百姓都欢迎嘛！欢迎解放军接管公安局嘛。放了多少爆竹啊！那个爆竹是代表天津市人民的希望。听懂吗？（众答：听懂。）所以，我对你们不了解，为什么闹了这么久，还不能合作起来。天津市的老百姓一定是希望你们联合起来，搞革命的大联合，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革命大联合。天津人民很盼望这个大联合的实现。所以你们上次那个协议是代表天津人民希望的。　　
不过听说最近好像又要垮了的样子，我们就觉得很耽心，究竟垮了好还是不垮好？（众答：不垮好。）你们赞成不垮？（众答：赞成。）你们当中有没有赞成垮了的？（众答：没有。）可能有个别的。如果有个别的人想破坏协议，你们不要上当。对不对？（众答：对。）不管他用什么名义，讲多漂亮的话，不要上他的当。或者讲很不漂亮的话，那就更不要上他的当。用漂亮的话来破坏协议不要上当，用那些很不漂亮的话来破坏协议，那能上当吗？　　
在座的是“大联筹”的，要加强、充实“五代会”。你们联合起来，就都是“五代会”了，再不叫“大联筹”了。不要搞成两个组织，互相打来打去，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这是一件好事，天津人民很高兴的一件事，党中央高兴的一件事，怎么能够让人家破坏呢？不能！但我们今天准备听不同的意见。你们对协议还有什么不满意，可以讲，如果想推翻，可以站出来当面讲，不要在幕后讲，有问题公开谈出来。我的话不知对不对？（众答：对。）可以公开的讲。刚才我的话也是公开跟你们谈的。党中央很关心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希望你们走正确的路。今天接见是第几次了？是第九次了，恐怕全国也是最多的了。（戚本禹同志插话：不是全国最多的，广西从去年到现在了。）不过天津是很突出的罗！（郑维山同志插话：对天津，中央下的力量不小了。）恐怕加上以前的接见，就不止九次了，是十次了。是不是请谢富治同志讲话？（谢副总理：我不讲了，我同意你的话。）戚本禹同志讲话？（戚本禹同志：我不讲了，我同意你的话。）（郑维山同志：是不是请大家讲一讲。）　　
你们这里有没有赵健敏，赵健敏来了没有，你到前边来讲嘛！听说你有一套意见，今天就是要听你的意见，看你的意见站得住站不住嘛！　　
（赵健敏谈了对九月三十日政治协议的三点意见中的两点，就说到过去的问题。）　　
我的意见，你要单刀直入，不要讲的这么长，究竟有些什么问题嘛！过去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嘛！你不赞成筹备小组，怎么样搞的“大联筹”，这些经过我们都知道。你把问题提出来嘛！现在的协议，你到底赞成不赞成嘛！（赵健敏说：我认为九月三十日协议有很大问题，其中大部分我是赞成的，但对拥军爱民、五代会、革命委员会三部分有意见，我们提了三点主张。）你提的三点主张是什么？（赵健敏把三点主张说了一遍，“大联筹”几个代表都起来说通过协议不民主，协议中有些地方写得不对。）我看现在的问题不在协议的文字问题上，这个问题是可以商量的。实际上是有人企图垄断天津问题，有一种野心家想垄断天津，想随便玩弄天津的老百姓。是这么一个问题。解决天津问题的原则，中央早已明确了的，就是加强、充实、扩大“五代会”。本来这是没有问题的，早就讲清楚了。现在协议的文字上写的怎么好，怎么漂亮也不行，就是有个别的野心家想垄断天津，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要揭穿这个盖子。我老实说，我是好意的，“大联筹”的同志不要怪我，我是这样说，我是不赞成你们“大联筹”这个组织的。你们是跨行业的组织，混杂了不少不好的人，被坏人利用。你们赞成不赞成我的意见？（一部分人答：赞成）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的工人，都按照工厂、行业，所有学生，按照学校班级联合起来，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你们天津的大联合就起实际的作用。现在搞这个“大联筹”，是跨行业的组织，要归口，回到本单位去。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大联筹”的同志？（“大联筹”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程国富同志表示同意协议，但他们的这种行为被诬工贼、学贼。）说赞成这个协议的“大联筹”的同志是工贼、学贼，是完全错误的。赵健敏这话是完全错误的。（赵健敏和程国富吵了起来。谢副总理说：你学生不能和人家工人对立。）劝你们工人不要被那些学生拉着鼻子走，工人应该左右天津的局势。（谢副总理说：赵健敏，你们有不同意见，应首先在代表团里面斗争，不应当回到天津串连群众，开会向群众讲这就把事情搞坏了。以后有意见可以发表，但只能在代表团里吵，今后这样的事情要注意。大专院校一代表说主要是五代会不执行协议，人家联合去备案，他不给备案。谢副总理说：那就不对了。关键是两代会，一个是工代会，一个是大学红代会，你们先把工代会、红代会怎么加强、扩大，达成个协议不好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都是抽象的，你们争权还不是争工代会、红代会，然后是革命委员会。关键是工代会，大学红代会，对不对？众答：对。特邀代表和大联筹的代表发言，有的说协议的通过是民主的，有的叙述协议通过时的情况。）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讨论这个协议我也没有参加，我说一点意见，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赵健敏、还有“大联筹”其他的一些人，反对这个协议，我看是不是有这样一些问题。　　
一个是关于五代会的扩大和加强问题。协议中有一句话，就是按系统实现大联合。这句话，“大联筹”有些人不能接受。像赵健敏，因为按系统实现大联合，“大联筹”就分散了，“大联筹”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我赞成刚才有一位同志（指胡忠信）写的一封信，我看他的意见是对的。他说，革命师生通通按照学校，按照班级联合起来，工人按照班组归口联合起来，就是按系统联合。工厂，就那么一个工厂的工人实现联合，外边的工厂就不要干预它，学校也不要干预它。工代会必须是名符其实的工代会，他是工人自己选出的代表，各人工厂，各个系统派出来的代表。“大联筹”是一个跨行业的组织，是不是？（众答：是。）如果按协议，跨行业就不能跨了。而且我们研究了很多材料，很多地方的情况，群众组织如果是跨行业的，就不恰当了，它就鱼龙混杂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混在里边。有没有这个问题？（众答：有。）你们这个“大联筹”就是掺杂了许多这样那样的人，有许多坏人也混进去了。赵健敏你说你们代表多少人？原来讲代表四十万，现在说代表一百万，越大越杂了，这样就更糟糕，混进去的人就越多了。如果按系统、按行业组织起来，这样坏人就不容易混进去，就不好混，我们就可以分别清楚，就比较容易分清楚。听懂这个意思吗？（众答：听懂。）所以学生还是要按他的学校，按他的班级联合起来。听懂我这话吗？（众答：听懂。）工人应当按照工厂联合起来，对不对？（众答：对。）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早就有这个指示罗。延安中学这是主席批的嘛。按系统联合，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按“大联筹”这样的大联合，就联合不成，那真正是大杂烩。你们想一想，看一看，我跟你们“大联筹”没有冤仇嘛！不是故意说你们的坏话嘛！你们不是按系统搞，什么人来都随便吸收，跨行业，不可避免地，不以你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定要变成大杂烩的组织。这是我的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了。你们考虑考虑。你们批评五代会是个大杂烩，你们自己恰恰是个大杂烩。中央要我们帮助你们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发表意见。你们同意不同意学生必须按学校、按班级实现大联合？（众答：同意。）工人就按工厂，按系统实现大联合，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这样，你们“大联筹”本身就有改组的必要。对这个组织怎么看法，就可以怀疑，这个组织是跨行业的，是个大杂烩。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说是大杂烩，并不等于说你们这些同志不好，但你们“大联筹”组织里边混进了一些不好的人，并且被人操纵。有人操纵你们，我们是了解的，你们不要上当。上次我不是说过嘛，你们抱着大石头，两三块、三四块大石头，抱着这些石头就迷路了，看不清前途了，看不清前面的路了，也不好走路，抱着那么一些石头干什么？你们抱着几块石头，连你们的代表同志都不知道。给你们说穿了，你们背后有人操纵。你们的代表可能很多同志不知道。（有人提出要伯达同志指出是谁）不要。总之是有野心家在那里操纵就是了。我是得到一些群众来信的，不是军队同志告诉我的，也不是公安机关告诉我的，我是看到一些群众来信。我告诉天津筹备小组的同志，他们还莫明其妙，他们还不知道，是我先知道的。现在我知道最少有三个人。当然那三个人我们希望他们不要那样搞了，我们希望这三个人觉悟，不要在背后去搞这些玩艺。听懂吗？！（众答：听懂。）实际问题就是归口大联合，还是不归口大联合？就是按系统大联合，还是不按系统大联合？就是执行毛主席指示还是不执行毛主席指示？刚才我和谢富治同志同北京中学一些同学谈话，他们说按班级联合就可以联合起来了，几派就可以变成一派，毛泽东思想派。我看这是一个实质的问题，不晓得对不对就是了。你们考虑考虑，我是跟你们商量的。（一代表说：如“大联筹”是大杂烩，五代会更是大杂烩。）他们那里可能混进一些不好的人。我对五代会也不了解，你们比较突出，我就比较了解你们的问题。五代会，我是不大去研究他们的问题，我特别研究了你们的问题。我声明不替五代会打保票，我并不否认五代会可能有坏人，有没有还要调查清楚。　　
刚才讲的按系统大联合，操之过急也是不行的。归口大联合，还要很好协商，很好商量，不能过急，也不能高压。（有人提出对协议搞一些补充）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可以的，可以搞一些补充。但协议已经公布了，在天津群众面前翻来复去不好，可以再搞个补充协议。　　
还有一个问题想和你们说一下。你们对拥军爱民有意见也是真的，拥军爱民是我们党的方针，是毛主席的方针。江青同志讲了几次嘛。天津的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是不是对这个问题你们有不同的看法？你赵健敏发表的声明“大吼几声”，说天津驻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了大量成绩，在某些单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只要检讨错误，还是欢迎的。说的轻一点嘛，不要说的这么重。天津驻军的工作是作得很好的，不要象你们那样上纲上的那么高，天津驻军同志他们也是很辛苦的，他们是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你们也是承认的。但天津驻军有些缺点我并不是不知道。对有些事情他们并不熟悉，比如军管工作，原来不大熟悉，因此，作风就生硬一点，我是很早就知道的，并不是替他们辩护，但我觉得这是很好改正的。只要“大联筹”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军队是好做工作的，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容易改正的，整个天津的工作都可以改进。如果你“大联筹”还是硬棒棒的，采取不能商量的态度，天津问题还要僵持下去，这是天津人民很反感的，天津人民很不喜欢你们这样做。　　
我们开会开得太多了，我看你们再搞一个补充协议（鼓掌）。你们搞这个协议我没有参加，签字急了一些，可以慢一两天。但同志们还是好意，为了好好庆祝国庆，但太匆忙了，这是可以原谅的。有些东西可以补充一下，还可以商量搞个补充协议，搞几条就行了，不要太多了。　　
谢富治同志讲话　　
刚才伯达同志说的话我完全赞成。我说不要去搞那些枝节问题好不好？天津市从二月成立筹备小组到现在时间比较长了，现在所有革命派同志，包括“大联筹”的革命同志，应该到了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了。最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了最新指示，你们要学习几天。你们大家要有一个不搞枝节问题的态度，大家一致努力，把天津市的工代会、学代会搞起来。主要是这两个。然后把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搞起来，要为这件事情做出贡献。这是方向，是我们伟大领袖提出的方向，也是我们当前的大局。不管你千条万条，要服从这个大局，就是按系统把工代会、农代会、学代会，主要是工代会、学代会充实加强起来，应该吸收进来的都吸收进来，不适合的人应加以调整。然后成立革命委员会。　　
我们伟大领袖讲了，今年年底，最迟到明年春节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都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你们天津早就提出来了，不要等到二十八个省市都成立了，最后再搞？那样光荣？不光荣。伯达同志批评你们“大联筹”的负责人，就是你们对大联合不积极。赵健敏同志要积极一点，对搞大联合、革命委员会，要采取积极态度。最近不是许多报纸报道争名额问题吗？不要争名额。其实争一点也可以嘛。不要“以我核心”。不管什么革命派，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刚才伯达同志讲的，所谓补充协议，就是在这里把工代会如何加强、充实，搞一个工代会协议，学代会也搞一个，然后把革命委员会名单排出来，就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批准。主要的是先搞工代会、学代会，你“大联筹”无非要争几个名额。你们这个协议上面的拥军爱民没有错误，解放干部报纸社论上都写出来了。工代会那是个实质东西，革命委员会那是个实质东西。我希望“大联筹”的同志们，你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执行伯达同志的指示，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抱积极的态度。其实你们已经作了很多好事，你们有很多的进步，捉了一些坏人，签订了一些协议，但你们要搞到底嘛！最后要搞个结果，结果就是把工代会、学代会搞起来，关键问题是工代会、红代会的充实加强，还有革命委员会，名单你们排一排，但最好不要争。　　
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以作自我批评，但都写到公告上也不好嘛！你们（指群众）也不要要求太高，天津解放军做的还是好的嘛！你们要求低一点，他们要求严一点，这就好了。你们不要争论枝节问题。伯达同志刚才的指示，所谓补充协议，就是工代会的调整，学代会的调整，然后革命委员会的名单。你赵健敏同志无非就是学代会，你还要管人家工人？到革命委员会当个委员，你还要当什么主任吗？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就给你当。既要看过去，看现在，还要看将来是不是紧跟毛主席，是不是紧跟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司令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现在和将来很重要，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我们这些人吃老本就吃亏了。你“大联筹”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为革命的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为大批判和斗批改作出新的贡献。我还吹过牛皮，说现在已有七个革命委员会，天津可能是第八个，现在内蒙报了名单，他可能是第八个，你天津现在的苗头不是第八个、第九个，弄不好就是二十八、二十九个。天津是个工业城市，大联合应该带头。　　
你们大学学生，过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带头点火，作出了丰功伟绩，当了闯将，这个功劳不能抹煞。但不要吃这个老本，不要指挥旁人，要“斗私，批修”。不狠抓“斗私，批修”，还要去办，那就要把老本吃光，吃光了还要犯错误。现在你们应该在大联合中立新功，在革命“三结合”中立新功，在大批判中立新功，特别是在斗批改中立新功。你们过去有功劳，现在不要吃老本。我这个话可能有错误，有错误你们可以批评。你们在北京好好和五代会商量。　　
今天是你们来开会，对五代会我也要说几句，不能因为有了这个协议，就认为我五代会是正统，你来就进来，不然不要你。筹备小组，军管会要注意，各方面都要照顾嘛！就是刚才讲的，我这里联合，向你那里报到备案，还摆那个架子。我这个人就是专门搞联合的，不联合是不行的，应该搞联合。（有人说，五代会要以我为核心）以他们为核心也不对，以你们为核心也不对。（有人提出去五代会报喜，五代会不接受）那个不对。现在既要从下到上，也要从上到下，如果把五代会充实了，那下边也好搞了。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然后搞革命委员会，可不可以？（众答：可以）你们不要争，也可以争一点，但不要那么争。（许多同志说向他们报喜不要）看军队代表是什么态度，你军队代表不搞大联合，就要打屁股。　　
你们“大联筹”就是要按照刚才伯达同志讲的几点，积极地搞联合，这就好办了。军管会就是专门搞大联合的，厂里军管会，市里军管会都要专门搞这个事情。你们也不要说人家五代会太杂了，他们也不要说你们太杂了。天津四百万人，要是那么纯，也不可能，只要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不要十全十美。（河北大学代表说联合对方不干）那不对，不能用正统卡人家。同时，也不要以你们成为正统。有些人怎么也不想联合，想把自己力量搞大了再搞联合，想等到能压倒人家才搞大联合。两派都有点名堂。你们“大联筹”有少数人，就是认为你们现在人数少，成立革命委员会对你们不利。总之，搞了一年，多数人对付少数人有一套办法，少数人对付多数人也有一套办法，都学了一些歪办法。（有人汇报干代会情况）干代会，我这个北京就没有这个干代会。（有人提出取消干代会）建立了为什么要撤销，不能因为北京没有干代会就撤销。这是你们天津的事情，我们不能干涉。你们都要有一个山头，我就什么会也不加入，我加入了革命委员会。　　
（郊区农民汇报）陈伯达同志说：你们不要把矛盾带到农村去。我对你们天津那个反复辟就有怀疑，是反复辟还是搞复辟？你造谁的反吗？不要破坏农业生产。　　
（小站的代表汇报，说那里有复辟，原来的四不清干部上台，整原来的四清积极分子）陈伯达同志对解学恭同志说：小站这个事情你们抓一下嘛，你现在的五代会有缺点，没人管。那个不对，四清积极分子嘛，怎么都能打成反革命？又让四不清干部上台？你们帮助解决一下。这个事情你们要仔细一点，不能这样搞，把不同意见的人都打成牛鬼蛇神。（转向大家说）好了，我们委托解学恭同志解决这个问题。　　
谢富治同志说：你们“大联筹”，这个女同志（指小站代表）今天还给你们讲了一点道理。　　
陈伯达同志说：委托解学恭同志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不能反过来。对王洪忠同志（四清上台干部，这次与下台干部勾在一起了）要敲警钟。（有人谈到政法公社）政法公社是政法公社，你支持什么组织是什么组织，不要联系在一起。　　
谢富治同志：现在都要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多作自我批评。这个造反派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那个造反派在另外一个问题上犯错误，这个造反派在这个时间，那个造反派在别的时间犯错误，都要作自我批评，实现大联合。当然，你们在这里讲一讲，也没有什么错误，见了面的时候，还要作自我批评。回去以后不能这样，要作自我批评。毛主席讲：“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有了这一本（指主席视察指示）最高指示，我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陈伯达同志第二次讲话　　
你们今天讲话是一边倒，你们的意思我们都清楚了，不用再多说了。请你们单方面来，这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民主作风来做的，向你们做工作。你们不要弄误会了，认为你们就是正确的，绝对正确的，这样想就错了。我们是来给你们做工作，作政治思想工作。当然，当然，我们讲的话怎么说，也不如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现在就你们的一些具体问题谈一谈。　　
你们刚才最大的理由是申报备案他们不给备案。五代会、筹备小组是要考虑你们的意见。但从你们九个印（陈伯达同志指着纺织系统九个系统联合向五代会备案的材料）看出，在你们纺织系统就有九个组织：“天津纺织工业造反大联合总部”，“天津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纺织系统指挥部”，“天津工业系统无产阶级革命联合委员会”，“天津纺织系统战斗兵团红卫军联合革命委员会”，“天津纺织系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天津纺织系统革命联合造反总部”，“天津纺织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天津纺织系统红色联合革命委员会”，现在又搞了一个叫“天津市纺织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究竟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天津纺织系统是很大的罗，但现在有九个系统，你们“大联筹”就有九个系统，假如我是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我可以跟你们商量，但我要了解你们的真相。九个系统都是纺织系统造反总部，都是革命委员会，究竟怎么回事，闹不清楚。你那个系统怎么解决的？怎么联合的？只看那上面弄不清楚。所以，我说你们还是个大杂烩。你们告状没有告赢，可是抓住了你们的狐狸尾巴。只是那个小学教员（指小站的代表）告状还有点道理。你们告状没有什么理由。我们说，革命委员会要考虑你们的问题，和你们协商。纺织系统怎么办，你们今天才去备案，人家还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我们都是好心好意，希望五代会和你们搞大联合，真正革命的大联合。不是你们说的大杂烩，三凑会。（八大局一人要谈情况）不要说了，你这个八大局我是有怀疑的，是有保留的。（谢副总理插话：你们不要讲具体问题了，把工代会搞起来，把红代会搞起来，把革命委员会搞起来。这时有人说驻军的问题，谢副总理说：驻军有问题可以检讨，你们也不要要求太高嘛！这时特邀代表杨茂友揭发“大联筹”的问题，谢副总理插话说：不搞大联合，而想把大联合搞垮，这都是不对的，都是张伯伦政策。革命大联合是人心所向，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谁要违背这个潮流是不行的。当然，革命大联合不是目的，还要搞大批判，斗批改，但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搞好斗批改，反过来，斗批改，大批判，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联合。毛主席讲大联合的四种障碍，一种是走资派，一种是少数坏人，第三种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然后就是保守势力，那个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前三种。年青人不要上了人家的当。真正的走资派最反对大联合，一大联合他就完了。这时，杨茂友继续讲完“大联筹”的问题）“大联筹”对刚才讲话的杨茂友同志要负有保护的责任，你们不能伤害他。要有伤害，我要找你们的。现在，反对赵健敏的意见可以讲，单方面讲不行。不同意赵健敏的意见可以讲。（何光临站起来，揭发赵健敏的问题，当谈到因他积极搞九·三О协议，现在有些人要揪他时，谢副总理说：可不能随便揪谈判代表。）所有参加“大联筹”的人都应当想一想。（何继续发言谈到开秘密会议时，谢副总理说：我们北京，不准开秘密会，这是中央文革的命令，开秘密会是非法的。）　　
这时陈伯达同志拿着“大联筹”的一个传单说：我也不了解，为什么签定这个协议就是对天津工人阶级的出卖，出卖了什么？为什么签订这个协议就是工贼？就是学贼？这不是很荒唐的一种招摇撞骗吗？为了私利，不择手段，什么帽子都可以给人家戴，这种人一定要垮台的，注定要垮台的。签订这个协议失掉什么原则？什么坚持原则，反对投降，投什么降呀？！投降谁呀？对这个协议，我说可以补充，但不能这样上纲。所以小站这位女同志（指刚才发言的小站代表）你要小心，要想一想，不要盲目跟着跑。虽然你在小站可能是对的，可是对天津整个问题你弄不清楚。你觉得他是反复辟，你就参加了。但他可能是以反复辟之名，行复辟之实。反复辟联络站，就可能是复辟联络站。他这个反复辟是假的，我以前就说过，今天又反复地想了，还是假的。实际上是在那里搞复辟的，搞资本主义复辟，搞反革命复辟。但大量的群众是被蒙蔽的，不清楚的，包括在座的大量的代表是不清楚的，可以原谅的。为什么我要说这样一些话呢？因为我看了一些东西，为什么对签定协议上纲上得这样高呢？说这是对造反派的贩卖，是投降，这完全是一种恶毒的挑拨，是使用了他所能够使用的一切词句，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赵健敏，你要反，反就是了，我就不怕你反，你已经反过一次了。我今天不是报复，是说我想说的一些话。我在想，你这个人究竟是什么玩艺？我感到你所采取的词句，就不是革命者。你对待同志间所采取的手法，就不是一个革命者。我说的非常之猛烈。赵健敏，你如果还要革命的话，就要猛醒过来，不能再走这样的迷路了。赵健敏所用的语言不是同志的语言（“大联筹”一人站起来要辩解，说不要听何光临的话）我不是根据他的话来说的。我看到一些东西，赵健敏的活动不是简单的，不是采取对待同志的态度，而是把不同的意见打成反革命。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革命，我看是相反。不能用这么一些语言对待同志，不能用这些语言对待协议，说什么叛卖、投降，怎么能这样说呢？对待同志就不能这样嘛！对待普通群众更不能这样。所以，赵健敏的活动不是简单的。他玩了一个很阴毒的手段，大家如果不看清楚啊，只看他的表面，只看他大叫一声，就以为他革命得很，其实是相反啊！要注意呀！同志们。（会场上发生斗吵。谢副总理插话说：我认为赵健敏从开始谈判到现在，总是对达成协议不感兴趣。革命大联合是大方向，为什么这样！？）不要被赵健敏虚假的革命词句所迷惑。　　
当然，我也不赞成五代会的一些小动作，如果五代会有这些小动作也不好，这样不能团结嘛！（有人说，因为我们签订协议，家里有人说我们修了，要来揪）签订这个协议一点都没有修，完全正确。（郑维山同志插话：刚才伯达同志是批评赵健敏，不是批评“大联筹”。会场上发生争吵，有人说赵健敏有一定的缺点错误。）我说赵健敏不是有一定的缺点错误，是很大严重错误，是很可怀疑的错误，不是什么一定的缺点错误，不要把他缩小了。（有人表示对赵的问题理解不了）理解不了慢慢来嘛！　　
（有人说要和赵健敏一起战斗，陈伯达同志问：你向谁战斗？答：向走资派。陈伯达同志问：那个走资派？答：万张反党集团。陈伯达同志说：你晓得有代表万张集团的人在你们背后操纵吗？）　　
（这时有人提出何光临两面三刀，过去也有很多错误。）陈伯达同志说：好，实事求是，如果何光临同志过去真是那样，今天转变过来，有什么不好？何光临也要有自我批评才能服人。（有人说何把错误推给别人）不能那样，何光临不作自我批评不能过关罗！何光临如果两面手法，在群众面前要作自我批评，不作自我批评过不了关。你们应当把“大联筹”背后有些什么人挑动说一说。（何说出了×××。“大联筹”另一人说今天会议气氛不好。）　　
陈伯达同志说：很好嘛。你们要保护何光临同志的安全，他要作自我批评。（一人发言说到驻军要主动听取意见，郑维山同志说：这个意见很好，天津驻军应该这样办。接着十八中一人发言）要克服派性，你们中学生不要被大学生拉着鼻子走。　　
我现在没有多少话好讲，刚才已经讲了一些话。有些话你们可以思考思考，看对不对。我有点建议，请大家看妥当不妥当。　　
第一、就是现在这个协议，九·三О协议，大家已经签了名，定了下来，应当是有效的。大家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鼓掌）　　
第二、对九·三О协议中没有写到的地方，有些原则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可以搞个补充协议。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鼓掌）　　
如果赞成的话，你们跟五代会代表在北京积极搞一个补充协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充实五代会，最后建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但也不要勉强，不要为争名额打架，能够成立就成立，应当成立了。谢富治同志经常说，天津的革命委员会应该早于北京成立嘛，现在北京已经成立这么久了，天津还遥遥无影嘛。我替天津同志有点不好过，因为谢富治同志将了天津的军嘛！你们还不适当地作一点努力吗？可以作一点努力的。好不好？　　
总而言之，要加强、扩大五代会。你们和五代会，大家互相交心，不要一见面就拍桌子打架，要商量、谈问题。五代会也不能以老子自居，要按照中央原来的决定去做，加强、扩大、充实。不要提以谁为核心嘛！有诚意就可以搞好，没有诚意怎么也不行。（谢副总理插话：你们就不要吵了，比如讲工代会，假如原来有二十个委员，或者十五个委员，有两三个不适当，那还有十来个人，那么再吸收十个八个的。你们协商去嘛。其实按我的意见，就是搞五代会，搞革命委员会，多少名额，有几个人不行，再补充多少人。）现在不管是谁，不能去抓，不能去揪，特别是对起来批评“大联筹”的同志，你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大联筹”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然的话，将来你们就听不到批评的声音，你们不知道你们内部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有人讲出来还是好的嘛！不要去打倒。是不是就准备揪何光临？（众答：不揪，我们回去和何光临提出批评意见。谢副总理说：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郑维山同志问：你们传达了那个指示没有？答：传达了。）要好好讨论一下。（有人说到造反派之间联合不起来）要多作自我批评，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的指示。　　
你们天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干部站出来的很少。因为两大派的斗争，干部没有法子站出来。现在就不要搞两大派斗争了，派性不要这么强。你们要帮助革命的干部站出来，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不能站出来就打。现在天津工业生产跟这个很有关系。厂长、党委书记都不能站出来，影响工业生产。（郑维山同志插话：干部问题我和同志们讲一下，天津和河北干部站出来的很少，所以我们最近准备和天津和河北的造反派研究这个问题。谢副总理插话：站到五代会这边的干部，“大联筹”不要去抓，站到“大联筹”这方面的干部，五代会也不要去抓。）　　
（有人汇报工厂停产问题）谢副总理说：按照北京的办法，从停产日起，停发工资，到那一天恢复生产，再发工资。　　
陈伯达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劳取酬，不劳动不得食。　　
谢副总理：我刚才把最新最高指示给了你“大联筹”，你们要按照最高指示去办，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　　
陈伯达同志：明天就谈，你们现在就是不听最高指示，那不行。一定要听最高指示。　　
（有人提出成立大联合的备案小组）谢副总理说：这个可以考虑。　　
接见结束，群众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接见天津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的讲话摘要　　
都是老话、好话，可以重复地讲。我准备说的都是好话。　　
1．我们还是主张贯彻执行毛主席按系统搞大联合的指示，不赞成跨行业的组织，包括大联筹反复辟，这就可能得罪你们了，你们要打就打。　　
2．要把参加“大联筹”的群众同头头区别开来，“大联筹”有些头头搞了很多坏事，亲者痛，仇者快。他们做的坏事是不能容忍的。对一些头头做的坏事，参加大联筹的群众不能替他负责任。这就没有压力了嘛！　　
3．遵照毛主席关于多作自我批评，少批评别人的指示，继续协商，能快一点成功是好的，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　　
陈伯达同志批评了《政法公社》。他指出：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这个学校里一小批学生组织《政法公社》要在全国夺权，他们到天津帮助万、张反党集团夺公安局的权，在小站帮助张凤琴夺王凤春的权。群众是最后的裁判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1967.12.01；中发 ［67］ 361号　　
很好，照办。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作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二）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和他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　　
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天津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胜利的喜讯：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诞生了！　　
    这是您的战无不胜的光辉思想的一曲新凯歌！　　
    这是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是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创造的又一丰功伟绩！　　
    阳光普照，红旗招展，渤海之滨，锣鼓喧天。在这盛大的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您的伟大的思想哺育我们成长，您开辟的革命航道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前方！您的恩情高过山岳，深过海洋。我们心头充满着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滔滔海河流不尽，曲曲颂歌唱不完。千声欢呼万声唱，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那掌握中国革命之舵的巨手，亲自制定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在您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指挥下，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天津，使这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城市获得了新生，使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从黑暗走向了光明。在这永生难忘的日子里，天津的革命群众第一次放声高歌《东方红》！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年代，亲临天津，视察工厂、学校、农村，对我们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您的教导，您的关怀，您的高大庄严的形象，您的慈祥的笑容，深深地铭刻在天津革命人民的心里，鼓舞着我们沿着您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飞跃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六○年，又莅临天津，和天津四百万人民一起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您给我们的最大鼓舞，最大光荣！激励着我们鼓足干劲，奋发图强。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海枯石烂心不变，风吹浪打志益坚。我们永远跟着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勇往直前！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六三年，在天津受到罕见的洪水威胁的时候，亲自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动员令。您的伟大的战斗号召，表达了海河两岸千百万人民的心愿，百倍地增长了我们驯服海河、根绝水患的信念，调动了千军万马，怀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英勇地向大自然开战！　　
    回顾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这些无比幸福的时刻，我们心潮汹涌，热血沸腾，千万颗红心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您统帅亿万人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了猛攻。就是这个中国赫鲁晓夫，在天津解放不久，便一头扎到天津，拚命地宣扬“剥削有功”，为资本家涂脂抹粉，充当资本主义复辟的吹鼓手。此后，他又屡屡到天津放毒。臭名远扬的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就是首先在天津抛出来的。中国赫鲁晓夫还培植了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做为他在天津的代理人。他们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妄图把天津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　　
    敬爱的毛主席，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您的战斗号令，怀着誓死保卫您，保卫您的革命路线的决心，凝集起对一小撮走资派的深仇大恨，高举革命造反有理的大旗，向他们发起了冲锋，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感到末日的来临，他们惊慌失措，暴跳如雷，妄图扑灭您所点燃的革命熊熊烈火。他们围剿革命群众，武装镇压革命小将；他们耍阴谋，放暗箭，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操纵反动组织，实行反革命夺权，制造白色恐怖；他们伸出黑手，挑动事端，转移斗争大方向，抗拒您的伟大战略部署。在那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的雄文四恚?悄?奈按笏枷牍饣裕??颐侵该?方向，给我们无穷的力量。是您，带领我们闯过一个个急流险滩，战胜一道道惊涛骇浪，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暴中越战越强，把海河两岸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是以您为首的党中央，一直关怀着我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总是您的英明的决策，伟大的号召，为我们拨开了迷雾，鼓舞着我们披荆斩棘，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冲锋陷阵！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最最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我们面对着残酷的迫害，手捧您的革命宝书，日夜仰望北京城。您及时地派来了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我们并肩作战，向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起总攻，经过剧烈的搏斗，终于摧垮了他们所盘踞的顽固堡垒，把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上了您所指引的航程！敬爱的毛主席啊！没有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没有今天的胜利，没有我们的一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敬爱的毛主席，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出的最新指示，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纲领。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工人阶级一马当先，条条战线万马奔腾，以“斗私，批修”为纲，迅速掀起了革命大联合的高潮，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高潮，革命大批判的高潮。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形势空前大好。在以您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日夜盼望的红色政权诞生了！　　
    敬爱的毛主席啊！十八个月来，您领导我们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取得了最大最大最大的胜利！千胜利，万胜利，一切胜利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我们认识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新的战斗的起点，展望未来，前途似锦，光明灿烂。我们任重道远，永不骄傲自满。我们决心更高举起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涤荡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把天津市建设成您的光辉思想的新天地！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灵魂深处开展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的温床，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红！我们一定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天津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让您的伟大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伟大号召，把“拥军爱民”运动持久地深入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向守卫在首都门户，为人民屡建功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虚心学习，争当拥军的模范，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要响应您的伟大号召，依靠群众，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革命新秩序，把新生的天津建设成磐石一样巩固，钢铁一样坚强！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您的光辉的思想，是力量的源泉，是智慧的海洋。大树特树您的光辉思想的绝对权威，是我们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Ｎ颐嵌崛ǎ??的是毛泽东思想，掌权和用权也必须靠毛泽东思想。我们将永远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把天津市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天津市的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把世界引向了以您的光辉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一个学习您的伟大著作的运动正在国际上蓬勃展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正在席卷全球。我们以生活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感到荣耀，为战斗在您的旗帜下而无比自豪。我们不但要做国内的革命派，还要做世界革命派。我们永远不忘国际上一切受压迫的阶级弟兄，全力支援他们的革命斗争，让您的光焰无际的伟大思想，照遍全世界！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七年十　二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光辉照耀下，继上海、北京之后，我国的又一大城市──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渤海湾边红烂漫，海河两岸尽朝晖。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变天津为复辟资本主义基地的黄粱美梦，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在天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恶统治的彻底垮台。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热烈欢呼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我们谨向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解放军天津驻军和天津市四百万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天津市解放十八年来，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严厉批判了在城市斗争中主张依靠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会议刚刚开过，中国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天津，一头钻进资本家的怀抱。他抛出臭名昭著的“天津讲话”，大肆宣扬“剥削有功”论，把资产阶级捧上了天，鼓励资本家“多剥削”，“赚大钱”，极力煽动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斗争”。他千方百计把王光英之类极端反动的资本家乔装打扮，作为他精心培植的所谓“红色资本家”的标本，安插到重要岗位上。他在天津抛出了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和他在天津的代理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爪牙，网罗牛鬼蛇神，妄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天津变成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桥头堡。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天津的代理人反复较量和英勇搏斗的结果。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英勇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在这场夺权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驻天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扎扎实实地进行深入、细致、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满腔热情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革命群众，做了大量的、很好的工作，为人民立下了新功。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新的长征的开始。巩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进行一系列的艰巨工作，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要斗私，批修，就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从灵魂深处来一场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加强思想革命化。当前，处在穷途末路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利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妄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正在用糖衣炮弹来征服我们革命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妄图从思想上腐蚀瓦解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队伍。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在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革命大批判的同时，狠斗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不断扩大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天津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港口，是交通的重要枢纽。我们相信，天津市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必将以更大的革命热情，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为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新的贡献。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天津市革委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在十月十四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中指出，“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之后，人民日报又陆续两次发表了“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的社论。最近，中央在批转吉林省军区“关于教育革命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大、中学校不放寒假，未提及小学。目前小学取暖比较困难，我市大多数小学要求放假，也有部分小学表示，开课不久，刚刚走上轨道，以不放假为好。我们意见小学学生年龄小，天气严寒，应该放假。在放假期间，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整顿小学教师队伍，促使小学教师的思想革命化，迎接教育革命的新高潮。当否，请批示。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批转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1968.01.15；中发 ［68］ 6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中央同意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小学可以在一月中旬开始放寒假四个星期。小学教职员工则仍坚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话　　
当总理、伯达、康老、江青、文元等同志步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江青同志：问同志们好！（热烈鼓掌，呼口号）向同志们学习！今天请同志们来，我们是有这么一些问题和同志们谈一谈。天津是中央的直辖市，两个小时就可以到，本来我们到那里去也可以，你们来也可以，由于我们还有别的工作，所以，麻烦同志们走一遭。　　
我们想有这几个问题和同志们谈一谈，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吧？（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一讲道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给我们讲话。（热烈鼓掌）　　
陈伯达同志讲话　　
同志们！今天走了一天很辛苦了，刚才江青同志说，请你们到这里是有原因的，因为最近天津一年多来，出现了一些怪事，拿江青同志举的两个例子，一个黑会，一个黑戏，那就值得大家考虑了，值得大家想一想这些问题了。在去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过，说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要有三个条件：一个是要拥护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要拥护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三、是要拥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现在，比如说文艺黑会，准备在天津召开，已经破产。这个黑会，就是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些叛徒，一批坏人，他们想借召开这样黑会的机会，来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举世无双的、举世无敌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还有，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想千方百计地破坏她。　　
现在，我们说一下文艺黑线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全国，在我们国家内部，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一个相当的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象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阳等等，比如他们所表演的黑戏《新时代的狂人》，就是由方纪编排的，参加导演的。在天津出现这样的黑会、黑戏，都不是孤立的现象，他是反映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潮，而且反映了这个思潮形成的组织，比如在天津有“大联筹”、“政法公社”，在河北，在保定有“省委兵团”、“八五风暴”、“农大红色造反团”。石家庄，比如“狂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吧？（众答：知道。）在唐山、邯郸等地都有代表他们反动思潮的这些流派。所以天津这个黑戏、黑会，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个是一个侧面。在天津、在河北，还有组织上的联系。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我在天津工作的情况，我大概是五七年冬天，同康老一块到天津，康老调查教育问题，我是调查工业问题，后来做了一些四清的工作，当然，在这里面接触了一些人。比如在天津，在一些工厂里，就受到许多老工人的教育，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知道了很多我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我现在举个例子，我问他们天津工人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他们给我说，在三条石。这样，我就到了三条石去看了，看了原来那个最原始的展览馆，有一些很原始的材料，我很受感动。有一个时期，周扬在天津，我跟他说，你可以去看看三条石，受些教育嘛！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周扬和在天津的一伙人，把三条石展览变了样子，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发家史。这是我原来不知道的，这回我看到了《天津日报》，看到天津一些小报揭发这件事，这就给我很大教育，他们就是这样颠倒历史，资产阶级的剥削史，他们就可以把它变成资产阶级的发家史。还有，有些人，象方纪之流去年不知道什么道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认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过话，我那时跟他们说了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不要伸手啊，不要上当啊，是跟他们这样说的吧，你们小报上反映的，我都看了，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但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呀，要登台呀，所以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他们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这又是一回事。这里就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很多我们原来所不能想象的事情。比如听说他们在天津还隐藏着什么叛徒集团，他们和一些坏人、叛徒，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想登台，想插手，拚命要钻到里面去。这个要和大家说明白一点，我想是有好处的。　　
天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就因此被他们破坏呢？我看天津有强大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进行到底的，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一定会逐步巩固起来的。我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过、说过，天津虽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个别的也不能排除有反复的可能，也有一些变色龙，变颜色，有些小的爬虫，为了适应它的需要，时而变这样的颜色，时而变那样的颜色。我想，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是能够战胜一切的。完了。　　
姚文元同志讲话　　
会议开始的时候，江青同志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怎么彻底揭开天津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的讲话，他剥掉方纪、孙振一伙人的画皮。　　
同志们，江青同志刚才说的，被中央文革去年十一月份就揭露的所谓“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是一个什么会呢？只要看一看这个会的后面有黑手，是什么人，就可以弄清楚，据说有两员大将，一员叫方纪，一员叫孙振。方纪，何许人也？是胡风分子，周扬的死党，刘邓在文艺战线上的代理人，周扬安排在天津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振，何许人也？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就是雪克，就是大毒草《战斗的青春》的炮制者，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象这样一些人召开的一些会，同志们，是不是黑的，（众答：是）该不该揭露？（众答：该。）　　
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他们召开这个会，准备成立“工农兵文艺革命委员会”，要夺权，取而代之，这些胡风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就是要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所以我说，这次黑会带有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的性质，把全国那么多人找来，是这样两个人，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的会。象这样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夺权，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的讲话，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把我们阶级阵线分清。把一小撮坏人彻底揭露出来，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使广大群众得到教育，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更加巩固、更加健康。　　
所以，我想顺便说一下方纪、孙振这两个人。方纪、孙振和我都有一点关系。　　
方纪，我到现在还没有跟这个人见过面。但一九五八年，他写了一篇《来访者》，我是批评过的。《来访者》是控诉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篇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呼口号）这篇作品，不是方纪一个人的，而是周扬、陆定一以及他们的主子刘邓陶的一个代表作。方纪这篇作品是在上海发表的，发表以后就受到读者的批判，广大工农兵起来批判。批判以后，当时他同上海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勾结起来，跟周扬这条黑线勾结起来，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当年，六月十八日他给周而复──大毒草《上海的早晨》作者的一封信，这封信经过林默涵发出的，他把他的《来访者》说是构思不成熟的问题。六月十九日他又写了一封信，他是和刘白羽商量写的，在这以后，他又说《来访者》思想上是积极的，只是艺术上没有达到，而且说，只要帮他的忙掩盖过去，下次到上海面谢。从这里看来，陆定一、周扬他们的一条黑线，在全国有一个网，一个方纪受批判的问题，四面八方都动起来，在北京、上海等等一大群人，都在为他奔走。《来访者》这篇作品发表以后，马上被香港反动报纸转载，并且加了按语，说是大陆的揭露，揭露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而且把方纪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功臣”。同志们，这样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毒草，该不该揭露？该不该批判？（众答：该。呼口号）当时，香港反革命报纸说方纪这篇小说是“良心的发现”，就是这样“赞扬”的，可见他的反动本质。到今天，他的反革命本质一分一厘一丝一毫没有转变。后来我又看到英国有一个特务机关出的一个刊物叫《苦果》（译音），内部发行的，专门搜集社会主义国家内最修、最修的作品，收集中国两篇半，其中就有方纪的《来访者》，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居然他们也要夺权。他究竟夺谁的权？还不是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夺毛泽东思想的权。（呼口号）还有一员孙振，一九五九年的《战斗的青春》，是在上海出版的，上海一些坏书是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天津有些大毒草好多是在上海出版的。这是有联系的，他们是一丘之貉，组织这本书的人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叫刘金，这个人跟雪克转了很久，他也写了很多，后来被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包庇。这本书一出版，广大工农兵纷纷反对，在一篇文章中点了，说它是坏作品，是美化、歌颂叛徒，诬蔑我们军队，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大毒草，刚刚开了一次座谈会，要进行批判，这个时候，上海的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得到了刘邓的黑指示，慌张已极，马上下令禁止批判这本书，而且说：谁批判这本书，就要检讨。陈丕显这个家伙，是根本不看书不看报的家伙，但他三天就看完了这本书，看完就下令不准对这本书进行批判，他们究竟是什么黑关系！这还看不出问题吗？（江青同志插话：陈丕显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还居然看了这本小说。）就是这些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你们天津还有一个人，叫吴雁，又名王昌定，是周扬很欣赏的，为他翻案，写了一本《创作需要才能》，周扬看了以后，为他捧场。这篇东西是经过方纪修改后，才在《新港》登出的。　　
我在这里就是说明这一点，所谓文艺黑会，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他们开黑会能代表工农兵吗？方纪、孙振如果能代表工农兵，那才是见鬼哪，他们只能代表叛徒、特务、坏人、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所以江青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尖锐的，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从这里揭开这个盖子。揭开天津的盖子。　　
天津文艺界有右派，就有左派，有反革命派，就有革命派。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指引下，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希望同志们再看一看去年十一月九日、十二日江青同志的讲话，真正把清理阶级队伍解决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我的讲话完了。（热烈鼓掌）　　
江青同志讲话　　
同志们，革命小将们，（呼口号）打倒周扬！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热烈鼓掌，呼口号）我同意伯达、文元两位同志的讲话。我补充一点，你们这个天津呀，可出奇哩！雪克我找了好几年，不知道叫什么家伙，原来叫孙振，钻出来了。就在天津，他这本书我看了三个版本。文元同志批判了，我不讲了，你们也批判了，深不深，够不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有一个电影，叫《探亲记》你们看过吗？（众答：看过。）这个作者叫杨润身，这个人也在你们天津，也是黑会的积极分子，他这个《探亲记》，算是修到家了，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我看了以后，心情非常沉重。歪曲伟大的解放战争、卫国战争。在他的电影里，写整个战争，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子，无亲可探，但非要探亲。他的第一稿说，儿子当了高官，不承认贫农的父亲，恶毒透顶，歪曲工农兵。但象这样一些家伙，一个月拿着国家的高薪还不说，还要拿着非常非常高的稿费，不义之财，是剥削，我有证据。拿着这些稿费，作为他们黑会活动的经费。这里（江青同志念单据），方纪一百五十六元，杨润身三千元，孙振一千元，多啦！王昌八百元，袁静八千元。举一点例子，同志们听一听，拿着劳动人民的血汗，来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赤裸裸地说明他们要夺权。孙振给一个董阳，不知道是什么人物，大概是伙伴吧，还有邵文宝、滑富强、王静、张贺明写信，指使他们夺权，务请注意，这是他的亲笔信：“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夺权的观点制造舆论。”说：“为了扩大影响，是否考虑与全国各省市已经占优势的或者还在坚持斗争的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联合发表呼吁和宣言。互相支持，造成优势。这一切搞好，夺权才能得到广泛支持。”请问，他们夺谁的权？（众答：夺无产阶级的权，呼口号）这是他的亲笔信啊！（江青同志拿起了信）嚣张极了！狂妄极了！今天请同志们来值得不值得？（众答：值得。）为什么他们会在天津、北京、上海许多地方这样嚣张？他们人数很少的，但他们的活动能量很强，就是因为他们有黑后台，他们有活动经费，现在我们下令冻结，你们说应该不应该？（众答：应该。热烈鼓掌）　　
出现这样一些怪事情，不简单、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的。在历史上看，天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城市，也是产业工人很多的城市，各国租界比较多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个万张集团，你们扫干净没有？能不能说把万张集团搞清楚了？（众答：没有。）在你们那里有这么一个组织，整总理的黑材料，整伯达同志的黑材料，整康老的黑材料，整我的黑材料。请整！这个组织不坏，是混进了坏人，这个组织是立过功勋的。（呼口号）这个万张集团，你不搞清楚，反而整我们，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我去年九月五日讲的第一条，他们就是要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呼口号）对万张集团兴趣不大，搞我们，好，搞吧！请！不过我给同志们提供一点线索，在河北省这么两个县，有大叛徒集团。一个叫献县，孙振的家乡，他都回去安置了的，布置了的，不让搞调查，不让你查出东西来，现在要广大群众动员起来，认识他这个叛徒的面貌。（呼口号）还有一个县叫深泽县，也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革命的同志们，小将们要把这个搞清楚，要不搞清楚它，他们就支持方纪这些人，搞我们。（呼口号）把矛头对着什么人，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我重复说，谁要是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谁要是对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谁要是对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谁就错了。当然，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逐步地使她健全起来，我不是说她没有缺点错误，但不允许坏人钻空子，来搞我们的军队，搞我们的革命委员会。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也向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建议，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证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再一次郑重提出，公检法的问题，一定要彻底地揭开。（鼓掌，呼口号）当然娄，不是公检法一个没有好的，主席教导我们总要一分为二相信大多数，是有许多好同志，坏人只是一小撮。但是万张集团经营很久。建议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学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改造公检法的办法，就是用复员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一千多人？（谢富治同志插话：两千人）三千人也可以，只要需要。（热烈鼓掌，呼口号）这个公检法不把盖子尽快揭开，害苦人了，他不是专了资产阶级的政，而是专了我们的政。主席、林副主席和我走到那里，他们都盯梢，安装窃听器。这个允许不允许？（众答：不允许。呼口号）要不要打倒他们？（众答：要。）打倒他们！　　
同志们，回去要新深入广泛的宣传，要使广大群众擦亮眼睛，那么这一小撮坏人，他们就掉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过街耗子，人人喊打。祝同志们成功。（热烈鼓掌，呼口号）　　
我想问一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有没有这个决心？（有人回答：有。）说的不太响亮啊，这两个盖子一定要揭开。不过你们现在可能还蒙在鼓里，这点可以原谅你们。要有决心揭啊！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天津市的革命工人，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成立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这个革命委员会，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们今天第一次接见了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以及革命群众的同志们，首先祝贺你们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伟大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呼口号）刚才江青同志讲，天津在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下，出现了几种怪事。一个黑会，一个黑戏。这就看出，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决定胜利，全面胜利的时候，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所以今天找同志们谈话的时候，在天津的大好形势下，出现了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特务、叛徒，他们是垂死挣扎，他们企图动摇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是妄想。他们想动摇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想企图瓦解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是白费心机的，白日做梦。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看到这个黑会出现在天津，出现了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黑戏，我想就黑戏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这个黑戏过去我完全不晓得，天津市革命群众告诉我们，揭露了这个黑戏的前因后果。这个黑戏，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大加吹捧，大加赞扬，而且得到社会上、国际上的叛徒、特务大大赞扬。这个黑戏在天津，演了几十场，在北京演了几十场，《天津日报》大加赞扬，我们应该不应该注意。（众答：应该。）（江青同志插话：还造谣说：江青同志看了，报告了毛主席，说很好。造谣！）（总理插话：诬蔑！）这个问题该不该反映？（江青同志插话：还说要做我的样板田的第九个样板戏，见他的鬼去吧！）这件事不是偶然的，通过黑戏，可以从中得到深刻教训。列宁同志讲过，历史的辩证法总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逼得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换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同样毛泽东思想在全国全世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光芒万丈，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逼得敌人伪装起来，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来反对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从天津的事实可以看出来，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革命用“革命”的方法反对革命，把陈里宁这个对革命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伪装成“革命英雄”，编了剧本，演了戏，大加赞扬，这点我们应该得到深刻的教训。毛主席在六二年十中全会上说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他们要采取这个方法为夺权作舆论工作。毛主席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黑戏就证明反革命分子利用戏剧文艺、理论作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舆论准备。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我们利用大字报这种形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革命运动，但大字报没有阶级性，正象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用话剧，资产阶级、汉奸也用话剧。同志们，他们这个黑戏是什么人演的？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呼口号）同志们，在阶级斗争中装疯卖傻是一种手段，鲁迅写《狂人日记》是革命者反对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样反革命也会利用的，反革命分子陈里宁和他们一伙人伪造《狂人日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编造了《狂人日记》到处散发，到处翻印。陈里宁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恶毒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反对毛主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同志们，不要上当，不要光看到他怎么样反对刘少奇，反对叛徒哲学的黑修养，就以为他是革命的，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全删掉了。（呼口号）同志们，不要上当，不要受蒙蔽，不要看到他反对黑修养，这就是革命，他反对的是整个共产党，他把毛主席著作批驳得一塌糊涂。如果不相信，同志们可以到监牢去看一看。（呼口号）陈里宁不是疯子，是反革命！但是，不但有《狂人日记》，还有你们天津人民话剧院编的一个戏，叫《新时代的狂人》，这名字是王力起的，（文元同志带领大家呼口号）看一看人民话剧院革命委员会六七年八月一日剧本前言说了些什么？（当念到国际上反修战士支持时）这就是特务分子李敦白。（江青同志插话：李敦白是个外国特务，还照了像，这有照片，好几个外国特务支持这个戏，同志们说，简单不简单？）这个戏从剧本上看恶毒地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恶毒地攻击了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戏，在天津上演了几十次。而且得到了《××日报》的大肆宣传，登广告登了一个多月，这个剧本，作者是个叫尹淑坤的，在场吗？（众答：已经揪出）（江青同志：好。）还有一个演出负责人叫李启厚的，来了没有？（众答：没有。）揪出来没有？（众答：没有。有人说，回去就揪。）这个黑戏跟你们讲清楚，在天津文艺界里，有周扬黑戏，以及他们的走卒方纪、孙振等等，通过这个黑线，混进了很多国民党特务、叛徒以及外国敌人。这一点，同志们要特别警惕，要擦亮眼睛，当然，也要一分为二，天津人艺的群众还是好的，方才有的同志讲，“八·一四”把尹淑坤已经揪了出来。这很好。同样，外国朋友也是这样，在北京的外国朋友绝大多数是好的，支持我们。当然也有一小撮，象李敦白。同志们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象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你们新生的权力机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把黑戏、黑会的黑后台，方纪、孙振之流揪出来，取得彻底胜利。祝同志们成功！（热烈鼓掌，呼口号）　　
补充一下，这个戏很明显，把反革命打扮成“革命英雄”，不仅在天津而且和北京×学校有关系，希望同志们注意。　　
杨成武同志讲话　　
我完全拥护伯达同志、文元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重要指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示。它揭开了周扬黑线方纪、孙振、白桦、李超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盖子。他们有的是叛徒，有的是特务。刚才江青同志讲，有一个冀中的县，叫献县。这个地方我是比较熟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解放军，那时是八路军，进都进不去的。孙振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又是一个特务。还有一个深泽县，谁都知道的，那个地方有的是坏人、有特务，也有叛徒、地主，有的是。所以这两个据点一定要把它拔掉，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他们出面搞一个黑会，一个黑戏，他们依靠那些，来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企图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是有阴谋的，有计划的。他们在这同时拚命地攻击人民解放军。我们听说，凡是人民解放军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就进行镇压、迫害，有没有这个事情？（众答：有。）我们一定彻底剥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画皮，斩断坏人伸出的黑手，把他们揪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亲自领导的，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坚决执行江青同志去年九月五日指示的，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谁反对人民解放军，谁反对革命委员会，我们就和他作坚决的斗争。（热烈鼓掌，呼口号）我们解放军一定和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热烈鼓掌，呼口号）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热烈鼓掌）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热烈鼓掌）最后，祝同志们在新的战斗中取得新的胜利。（热烈鼓掌，呼口号）　　
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问你们好！（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问同志们好！　　
我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文元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成武同志的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说了，我综合讲几点，我们去年在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今年要取得全面胜利。毛主席说：“越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越是尖锐，越是激烈”。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苏修美蒋日特间谍，还有一些社会渣滓，他们不甘心失败，他们要在死亡的时候挣扎。当然，只不过小丑跳梁，我们还是沿着胜利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不要放松警惕。所以中央、中央文革邀请天津一千二百多位同志来北京开会，讲一讲刚才的事情。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每个地方都有，为什么讲天津？因为天津有一个黑会、黑戏，它代表了全国的阶级斗争的，有它的典型性。去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就讲了三条：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个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讲话以后，在同一个时期，天津刘邓陶死党和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江青同志号召大家要提倡三红，要巩固我们的红色司令部，要巩固红色的军队，要巩固红色的政权，但阶级敌人同时出来捣乱，这就证明敌人不甘心死亡。过去江青同志在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抓坏人，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天津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就要搞他的，作垂死的挣扎，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工农兵文艺座谈会”进行反扑，证明伯达同志刚才说的，北京也有，石家庄也有，还有其他地方也有。找的都是渣滓，听说天津开不成，他们要到长沙去开，有个省文联支持，也是一批渣滓，正受批判。为了把盖子揭开，就是抓天津这个典型。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但周扬以及叛徒、特务掌握的文艺界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我们现在抓住天津典型，不仅要在天津，象方纪、孙振、白桦、李超、杨润身等，其他地方也有周扬的死党，必须号召广大文艺界革命派，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夺权，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要夺以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我们必须认识这个问题。揭穿他这个阴谋。这就是我们今天开会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党内最大的刘邓陶，联系到文艺界的黑线周扬、夏衍，进行批判。不仅是天津，上海、北京也有，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批臭批倒，好不好？（众答：好。）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正是因为这样，康老讲得很对，他们要进行反夺权，编成剧本，在天津演，在北京演，欺骗了一些人。他们就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中国共产党。我们就要揭穿。当然，有一部分是受骗的，但写这个剧本的人、导演的人，是别有用心的，观众可能不知道，这种事情，我们在舞台上同政治舞台一样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要用批判的眼光看，这个戏诬蔑我们党，诬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诬蔑人民解放军，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红卫兵的形象，搞打砸抢嘛。把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毛主席倡导的这场亿万群众的革命运动，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运动，歪曲成打砸抢，用歪曲、丑化，把一个革命的形象丑化了，听说这个剧本还要搬到国际舞台上，诬蔑文化大革命。你们想一想，我们能忍受吗？（众答：不能。）所以我们要把编剧的人、导演的人，中国的外国的叛徒、特务、坏人揪出来批判，批倒批臭。广大人民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只要伟大的毛主席司令部一说，中央文革一说，就会响应。所以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告诉大家，他们开黑会，反夺权，都必须彻底批判。我们说清楚了，大家批判。广大群众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就会响应。这个戏是黑戏，是毒草（江青同志插话：是反动的，反革命。）必须彻底批判，包括事实经过，包括《××日报》鼓吹它，迷惑了我们广大群众，同志们一听，现在还不愤慨吗？　　
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要巩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当然，不是说没有缺点，要看主流，缺点错误是要改的。天津万张反革命集团，不仅是两个人，是个集团，当然是个小集团，有叛徒，有特务，特别是在文艺战线，公检法专政的机关更要做好工作，要改造，要改造公检法，改造文艺界的领导，把坏人揪出来，有错误的检讨错误。公检法是实施专政的，以后必须依靠解放军改造。北京照这样办了，刚才江青同志提出天津也要照这样办，我们欢迎解放军和解放军干部，参加进来改造公检法，好不好？（众答：好。热烈鼓掌）这个会不仅对你们、对我们也是上了一课，我们也知道不久。从“两黑”当中，知道阶级敌人不甘心死亡，进行最后挣扎。在这儿开会的还有各大区的同志，他们也可以受到教育。你们讨论讨论。我们相信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你们根据我们大家的意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公检法，在广大群众中作好宣传动员，相信你们会获得新的成功。我们也从中受到教育，学习一课，谢谢你们。（热烈鼓掌，呼口号）好，讲到这里。（最后，姚文元同志带领大家喊口号。）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没有准备讲话，因为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来啦。我们来的有一些专家，专门写批孔文章的专家，老先生，老、中、青相结合的写作班子。我们还有文化组的成员，领头的就是你们的市委书记。　　
我没有什么准备，想到那里就讲到那儿。我对历史不很知道，就是为了打这一仗而努力学习。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如果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我很抱歉，刚才我迟到了一刻钟的样子，因为有几个文件要急着处理，没有准时来到，希望同志们谅解我。　　
首先，报告同志们一个好消息，在十七号的下午二时，我们又爆炸了一颗氢弹，但是，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听了工人同志们批林批孔，比那个氢弹的威力还要大。　　
有几个问题我想提出来和同志们商量讨论，跑专家商量商量。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刚才这个女同志年龄虽小，她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历史知识是很菲薄的。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但程度不同，都要作具体分析。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残酷极了。孔老二那一套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后来被他的徒子徒孙粉饰起来的，完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吹鼓手，是过街的耗子人人喊打，他到过很多国家，想作官，到处都不要他，好容易在鲁国当了官。他本来不是鲁国的人，他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叫孔父佳，是宋国的后代，是第几代记不清了。孔老二的父亲叫叔梁纥，是个没落的贵族子弟。孔老二到处想作官，到处劝人家要恢复奴隶制。那时候，春秋战国时期，经济上不平衡，有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的经济，有的是落后的反动的奴隶制，所以在历史分期上我们的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功的。在尊孔问题上，他有点问题，特别是对秦始皇的看法上有些问题。他有一本书，叫做《奴隶制时代》，是值得看一看的。主席肯定这一本书，就是说中国奴隶制跟封建制的分界是春秋战国，这是对的。我看历史材料跟专家比起来看得少得多了，主席说郭老这一功是肯定的。　　
实际上，四书五经起到了束缚人们的思想的作用，最大的束缚人们的思想的还是宋朝，就是程朱理学，就是程颐、程颢、朱熹，他们是理学家。从宋朝以后，做官要用四书五经作考试，人就不要自己去想了，所谓十年寒窗就是自己去背四书五经，学了以后思想很受束缚。最近，《参考消息》上（同志们有参考消息吗？大家答有）有篇英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很长，他说，欧洲人的科学是从中国的古典的科学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们祖国的天文学最早了，指南针、造纸、火药、排字，这都是很早的，还有炼丹，从炼丹发展到火药。火药，欧洲原来是没有的，怎么到的欧洲呢？成吉思汗不是一直打到莫斯科，打到欧洲匈牙利嘛，同志们知道吗？这样就把我们汉族发明的火药带过去了。比如足球，宋朝就踢，这是我看《聊斋》知道的。就是说，不要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也不要肯定得过分，过分了就象主席批评我们的成了大国沙文主义了。对自己的祖先有哪些好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全部否定是不对的，当然全部肯定更是错误的。《参考消息》上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的影响，有一些说的是不错的，有一些说得有遗漏，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学者，工农兵集中起来，整理起来。　　
我建议全国各省市都要建天文馆，这不仅对儿童需要，象我们这样的人也很需要。北京的天文馆什么东西都是外国人的，只有一幅是中国的，其实这一幅也是错误的。你们天津建立天文馆，应该着重从历史上整理我们自己的。二十四史同志们看一看，对天文学记载特别多。　　
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听到薛清泉同志讲到的孔子修《春秋》的问题。这本书可能是假的，我没有考证，据说是后来人搞的，当时他可能有这个意思。这一点请专家来考证。《论语》也不是孔老二写的，也是后来他的徒弟写的，他有那些话，他的徒弟给他记载下来的。《春秋》也不是孔老二亲自搞的，可能他有这个思想，传下来的。时代的问题不要说死，我们还要做一些工作。　　
刚才讲到“星火燎原”的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主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主席写给林彪的信，是主席批评林彪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林彪要主席改掉许多话，现在《毛选》上的不是那时候的东西了，我找到原来的东西看了，批评得很厉害。刚才那位同志批到：林彪的“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但是没有讲到这个情况，我补充一下。　　
奴隶、农奴、农民是有区别的，奴隶跟农奴有区别，农奴跟农民有区别，刚才那个同志提出西藏电影《农奴》就是奴隶，要注意奴隶、农奴、农民的区别。奴隶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而且带着枷锁，就是在井田上劳动，而他们本身是那样的不值钱。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要四个奴隶一束干肉，才能换一匹马，殉葬的就很多了。刚才说的郭老的那本书，就有大量的证明。现在出土的大量材料更说明这个问题。农奴，就稍微好一点，就是不带枷锁了，个别的也有殉葬的。后来搞殉葬，大量的是做假人，就是墓里挖出来的俑。在我们家乡，我小的时候看到做童男童女，也是一种殉葬的意思。解放以前，我家乡的土地还残存着“圈地”的痕迹，不象江南，当然这是极少数的。我的家乡主要是实物地租，江南是交货币地租。在我们那里地契都刻在地主的房基石上。在土改时候，我们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不敢要，问我们，你们分大地，房屋是真是假？我们说是真的。他们说你们跟我走，就到了地主房前，把房子扒开一看，房基石上都刻着×××欠我多少租子。农民，农奴，奴隶这三种东西不能混淆。西藏的农奴，就是比较偏向于奴隶制的，但是他们不等于完全的奴隶，不是奴隶制时代的奴隶。少数民族地区，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一些兄弟民族如海南岛，解放的时候，还是刀耕火种，就是用一把刀耕地，放一把火烧了草当肥料，就种田，单位面积产量很少，现在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海南岛收获三季，如果有水的话，恐怕四季都可以。水不够，东部，北部好一些。　　
解放以后，在汉民族帮助下，少数民族很快摆脱了类似奴隶制或者农奴制，一下子就过渡了，当然经过一个民主改革了。最近一、二年前还进行了人民公社化，现在合作化基本上搞完了。有些地方还残存着个体生产，象黑龙江、江西的山上，也有一家一户开荒种地的，这是少数，例外。整个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　　
我建议同志们看两篇文章，就是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原来登在十五日北京日报上，我当天就批给《人民日报》转载，十六日人民日报就转载了，我看你们今天也转载了。现在人民日报又出第二篇了，我刚收到还没来得及细看。第一篇先秦的，也有遗漏，第二篇从秦始皇一直到西汉，有一部分没有写全，主要的代表人物写上了。有不少的遗漏，有一些缺点。　　
刚才薛清泉同志讲秦始皇是有功勋的。我想，他的功勋还不单是郡县制，他统一全中国，实现郡县制，统一中国的文字，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等等，都是很先进的。我最近在《文物》上看到，商鞅变法用的斗是长方形的，现在出土了，秦始皇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改的。　　
还有一点同志们也要知道，所谓西周，就是指文王、武王。武王伐纣，他名义上统一了，实际上有八百诸侯。到了春秋战国时候，就是七雄，这在中国发展史上就是很大的进步。而秦始皇能够消灭六国，统一全中国，是了不得的。筑长城的不单是秦始皇，而是到了秦始皇时是大量的修。同志们看到八达岭吧，见了长城吧，我到过雁门关，沿着长城走过，很了不起，是很大的工程，是抵抗外来侵略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先进的农业国家，要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犯。当时顶住了匈奴的侵犯，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秦始皇的时候，就存在着匈奴，还有其他游牧民族，还有那些反动的，没落的奴隶主，一直到汉代初期还有很大的奴隶主。刘邦分封了同姓王，异姓王都干掉了。当时最大的是吴王濞。当时也存在着不平衡，四川的大奴隶主卓王孙（有个卓文君大家知道吧，她是司马相如的老婆，是卓王孙的女儿），他家有家奴一万，我们讲的一万是个数目字，可能还不止。吕不韦也有家奴一万。　　
自从我们进入批林批孔，世界上都很震动。苏修是尊孔的，拼命骂我们，美帝还不这样。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震动得很厉害。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日本的友好人士，来了说：不得了了，你们批孔老二，我们受不了。一个友好人士说：你们这么搞，我们受不住了，批到我们这儿来了。还有回教，批孔对他们也有影响，有人说“汉族兄弟批了他们的圣人，也批了我们的圣人，我们的穆汉默德也是这样”。对基督教也有影响。欧洲的朋友说，他们那儿也有圣人，都受影响。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都受影响，有的跟着批孔，有的反对批孔，日本的反动组织青岚会反对我们批孔，苏修最卖力了。所以不要以为批林批孔这只是中国的斗争，现在是涉及到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大斗争。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跟中国人学，都是学的四书五经，孔老二是“大圣人”，你们怎么批起圣人来了？　　
刚才那位同志讲到荆柯刺秦王。当时燕太子丹要报仇，他是没落的奴隶主的头子。太子丹有一个征求人才的黄金台，荆轲是很反动的侠客，是个小丑，他一定要找一个人作助手，这个人叫秦舞阳。当时为什么要搞“图穷匕首见”？因为秦王在殿上，卫士在殿下，荆轲刺秦王，秦王跑到柱子后边，荆轲没有刺着，卫士就跑上去了。实际上荆轲是一个遗臭万年的小丑。我们一个电影叫“狼牙山五壮士”，本来五壮士是非常英雄的，牺牲了三个，剩下两个，但是，电影还弄得凄凄惨惨的，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把五壮士比做荆轲，这是不对的。　　
刚才那位同志讲到秦始皇的时候。当时，儒、法对立一面是秦始皇、李斯，那一面是吕不韦，××以及没落的，搞复辟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就是皇帝的亲戚朋友、内戚、外戚。吕不韦不是秦国人，是赵国人。那时候，秦国有一个公子叫异人，被质于赵。吕不韦是大商人，他看到异人便和自己父亲说，这人奇货可居。吕不韦就要在异人身上投资，把他弄到他家去，把他的赵姬给异人做老婆。后来，他又到秦国去，买通了华阳夫人，因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要她把这个异人做为她的儿子，将来年老气衰就可以巩固她的位置。当时华阳夫人接收了异人为儿子。秦王死去后，就把异人接回去了，做秦王。异人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始皇很年轻的时候就当政了。吕不韦为仲父，他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搞了一部书叫做《吕氏春秋》。我建议同志们很好地看一下那篇文章，就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吕不韦勾结没落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内戚，一块搞政变，被秦始皇扑灭了。然后秦始皇任用李斯。　　
为什么秦始皇死了以后，秦就亡了呢？因为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信奉儒，秦始皇不喜欢，就派他到大将军蒙恬那里守卫边疆。秦始皇死在路上，政权落到宦官赵高手里，这是秦覆灭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个剥削阶级代表，封建帝王，有对人民剥削压迫的一面。要看到他的功勋，同时要看到他的剥削。同时他杀人太少。他迁了几十万户豪强到咸阳，把很多儒都养起来了。他坑的知识分子是儒家的一派，就是胡说八道搞政变的，而且是宣传天老爷的，宣传迷信的，杀的对。焚的书更少了，他下令保护好书，对农业，医药有帮助的书不许烧，只烧儒家的书，全国那么多儒家的书那能都烧掉。杀人四百六十个，杀的太少了。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年龄小，不懂事。代表没落奴隶主的赵高执了政，赵高是代表儒家的。汉朝打的时间并不长就灭了秦，统一了中国。刘邦有一定的妥协的，采取了分封制，封了同姓王，搞掉了异姓王。吴王濞最大，他可以自己铸钱，可以晒盐，他比中央集权要富的多。　　
刘邦，吕后是法家，以后的文、景、武、昭、宣帝都是法家。他们用的大臣不是儒家，是法家。汉武帝用的大臣不是儒家，主要是法家。有一个大臣叫汲黯，在朝上当面对汉武帝说：“你内多欲外施仁义”。汉武帝一听，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罢朝后回宫去了。别人都替汲黯担心，都以为要杀他，结果没有杀，汉武帝说：汲黯戆也。　　
刚才说的刘少奇、林彪那一段，同志们提供了很新鲜的材料，我知道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刘少奇进城初期亲自祭过孔。一九六二年他亲自组织好多人到曲阜去，有上千把人吧。全国很多单位都去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去。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刚才讲了刘邦，就是汉高祖。吕后、张良、肖何、曹参、晁错、桑弘羊都是法家。　　
刚才有的同志说到了男女不平等的事，孔老二的东西到董仲舒才增加上夫为妻纲。其实孔老二老早就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过到董仲舒成了一纲。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唐朝的女人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不自由，因为唐朝的女人不自由就可以出家，做女道士，尼姑；在劳动人民中就有更多的自由了。只有到了宋朝就倒霉了，这可能是与封建制的经济下降不是上升有关。他们奴役，束缚的厉害，反抗就更强一些。中国的农民暴动是上百万到几百万人，两汉有黄巾、赤眉、铜马，唐朝有王仙芝、黄巢，元末有张士诚、陈友谅，明末有李自成，清朝有太平天国，义和拳，这是最大的两次。朱元璋也是反儒的。　　
再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贫下中农为巩固的同盟军的革命，特别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使我们的国家得到解放。十年内战，抗战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半，把蒋介石打得滚到那个岛上去了，蒋介石是个大儒。　　
我昨天晚上才把《盐铁论》的本子读完了。我建议你们读一下。斗争很激烈，主要是昭帝坚持执行汉武帝的路线，另一批王八蛋要反对。刘邦开始不信儒，他不愿见郦食其，说老子不见儒生，郦食其就骂：“我不是什么儒生，老子是高阳酒徒.”刘邦当时正在洗脚，光着脚丫子就去见郦食其，他不是真的儒。刘邦为什么尊儒呢？因为他统一天下后，不好支配他的几个大臣。后来叔孙通给他制礼作乐，刘邦说我才知道当皇上的滋味。　　
《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叫《读（盐铁论）》，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林彪不是骂我们笔杆子压枪杆子吗，他的笔杆子可多了，反革命舆论多的很，造谣诬蔑我们中央的同志跟主席革命就是笔杆子压枪杆子。我也算笔杆子，我也不会动笔，我压了你们没有？你们今天来了一百多个战士嘛。造谣，他用这个骗人，什么“民富国强”！他是大叛徒，大卖国贼，是大盗窃犯！“一平二调”！我举一个例子，云南有他的一个相当大的死党，给他送茅台，一次一千，一次一千五百瓶，还有云烟几百箱，他有那么高的薪水吗？是不是贪污来的？（大家答是）“一平二调”！他吃的东西全国进贡，家里有很多灵芝草，他还抽鸦片烟，他想长生不老，过去我们不知道。毛家湾有工作人员去过，看到前面两间小房，后面可了不得，从来不让我们去。我去过几次，很隐蔽。他在北戴河也修了行宫，楼梯很宽，只有人民大会堂有那么宽的楼梯。有两个放映室，在中间还修了个大游泳池，说林彪怕水，混帐！造谣骗人。说他小腿出汗，其实他一走道走多少公里。这个人是胆小鬼就是了。主席在“九·一二”晚上回来前他就跑了，他不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吗？他就是独往而没有独来嘛。他说吃茶叶还膀胱出汗，谁看得见？　　
诸葛亮虽然维护正统，过去以为他有正统思想，实际是法家。　　
曹操是很了不起的法家。他用的郭孝直很年青就死了，是个大法家。曹操很能用人。袁绍有个谋士叫陈琳，他写了一篇檄文骂曹操，骂得很厉害。曹操正在生病，头疼，看了他这篇文章后，出了一身汗，连头也不疼了。后来曹操把陈琳俘虏了，他问陈琳，你为什么骂我骂得那么厉害？陈琳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没有杀他，留用了。还有个大将庞德被俘虏了，放回来也没有杀。在历史上法家杀人少，儒家杀人多。孔子上台三个月就杀了少正卯。少正卯影响很大，孔老二的门下三盈三虚，只有颜回一个没有走。孔老二上台以后杀了少正卯，七天不准，三个月可靠。少正是官名，是个大夫，杀要有手续，三个月比较可靠。　　
唐朝李世民，要做具体分析，恐怕法家的成分多一点，希望专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李渊，给隋皇帝守行宫，在晋阳，不敢起来造反。李世民手下有一个人叫刘文静（晋阳令），说要起来造反。李世民用了他的建议，取得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做了皇帝。他还用一批农民暴动的领袖，就是瓦岗寨的人，同志们知道不知道？比如李绩，原来叫徐绩，就是徐茂公。魏征是法家还是儒家，还值得研究。武后用武元衡、狄仁杰、姚崇、宋景、裴度等，这些人都值得研究。　　
后来有韩愈。韩愈是儒家有点法家味道，要分析。柳宗元是法家。王叔文是法家。所谓八司马，其中也有韩愈。韩愈被贬到了潮州，哭哭啼啼的，有一首律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而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就不那样。也有一首诗，题为《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芙蓉水，密雨斜侵辟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韩愈作为文学家不能完全抹煞。他是儒家，还有点法。对他不能绝对化，要具体分析。他就批评过孔丘，说：“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石鼓歌》）当时对孔丘是不能批评的。　　
武元衡，裴度，李塑等是儒家还是法家值得研究。他们都是反对藩镇割据的。李师道派人去刺武元衡和裴度，武元衡被刺死了，裴度滚到沟里去了，没有死，这时就有人把刺客抱住喊“有贼”！刺客把抱的人的臂砍断逃跑了。　　
李塑在雪夜攻蔡州时，抓了一个俘虏，大家要杀掉，李塑不让杀。后来他写了一封信连俘虏带到皇帝面前，皇帝把这个俘虏赦免了。　　
八司马是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人。　　
宋朝的赵匡胤，赵匡义也要研究。　　
寇准是爱国主义者。岳飞也要研究，是法是儒，也许又是法又是儒。　　
王安石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变法除了维护较先进的封建制度外，还是为了防御异族的侵略。李世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游牧民族侵略我们，每到草肥马壮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靠轻骑兵，重骑兵。轻骑兵两匹马，重骑兵四匹马，不带干粮，吃马奶就可以，马奶没有了，就用锥子扎马腿喝马血。他们不要辎重，不象我们的部队要有很大的后勤。　　
汉朝的霍光有个兄弟，叫霍去病，此人很了不起。大将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奴隶出身。还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是卫青的姐姐，最初是平阳公主的歌奴。汉武帝用人很了不起。当时两派斗争，挑拨武帝父子关系，戾太子受一些人鼓动，反对汉武帝。武帝劝他不听，后来才把他干掉了，并且追查余党。戾太子的孙子关在狱里，在搜查时，邴吉拒门说：里面有皇帝的骨血，谁也不能进去。后来武帝觉得杀人太多，就宣布赦免。邴吉就这么顶一下，汉宣帝就这样保存下来了。　　
刚才那个同志的报告说孔融和弥衡都是曹操杀的，这不对。弥衡不是曹操杀的，是黄祖杀的。弥衡是个大文学家。要看《三国志》，不要看《三国演义》。小说不可信。李白有一首诗讲这个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弥衡，　　
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　　
唐朝有三个姓李的大诗人，二李是法家：李白，李贺。李白的诗说：“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见《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中国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日刘彻、刘郎，……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我这是念的主席的原话，李白也是这样。主席讲学马列要有势如破竹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批林批孔，也要有这种精神，同志们说对不对？没有这种势如破竹、风扫残云的精神是不行的。主席讲批林比较好办，批孔就难了，我们就是要知难而进。　　
王安石变法，许多是针对外族入侵的，都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国家强盛起来。司马光的后台是皇太后，太皇太后，是宋神宗的祖母；王安石的后台是宋神宗。后来宋神宗怕了，王安石也就下台了。　　
明朝的李贽，他的书我没有全看，《焚书》翻过一点，不多。上海新发现了一种李贽的《（四书）评》，已拿到北京去印，不久可以发行。厦门大学还发现了一部《史纲评要》，现正出版。他是不能忍受凌辱，死在监狱里的。　　
对清，也要很好做点研究。比如康熙，康熙是顺治的儿子。有人说顺治死了，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顺治的母亲下嫁给多尔衮，多尔衮统一了全中国。康熙八岁登基，他的辅政大臣是鳌拜，他没有自由。他想了个办法，搞了一些小孩和他一起玩。到十六岁时，等鳌拜来的时候，这群小孩一下子围上去，将鳌拜捕捉下狱质罪，他就自己搞。十六岁他就过问政治。这样的人值得研究。要注意这些人，但不要过了，过了就要回潮，就又出来让步政策了。那来什么让步政策是绝对没有的，是反革命造出来反对历史唯物论的。他们反对历史唯物论就来一个让步政策；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就来一个合二而一。让步政策实际是合二而一在史学中的反映。　　
同志们，我自己的历史知识也不多，你们讲得不够的地方，或者错了地方，我加以补充，少数地方加以纠正。我们是来学习的，我也向在座的两个写作班子的同志学习，向天津市的同志学习，我们共同学习吧！我可能说的有错误，有缺点，同志们允许我改正，不然，我以后就不敢来了，也不敢给同志们讲话了。我的话完了。　　
当薛清泉同志讲到孟姜女哭长城的事时，江青同志插话说：“那么远，她怎么去呀？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即便是有的话。”　　
东晋的刘昆也是爱国主义的。　　
(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以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材料。)　　
　 　
江青在天津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江青
1974.06.19　　
　 　
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之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我昨天晚上才把《盐铁论》的本子读完了。我建议你们读一下。斗争很激烈，主要是昭帝坚持执行汉武帝的路线，另一批王八蛋要反对。　　
　 　
《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叫《读盐铁论》，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　　
　 　
我建议同志们很好地看一下那篇文章，就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吕不韦勾结没落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内戚一块搞政变，被秦始皇扑灭了。然後秦始皇使用李斯。　　
为什么秦始皇死了以後，秦就亡了呢？因为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信奉儒，秦始皇不喜欢，就派他到大将军蒙恬那里守卫边疆。秦始皇死在路上，政权落到宦官赵高手里。这是秦覆灭的一个原因。……同时他（指秦始皇）杀人太少。他迁了几十万户豪强到咸阳，把很多儒都养起来了。他坑的知识份子是儒家的一派，就是胡说八道搞政变的，而且是宣传天老爷的，宣传迷信的。杀的对。　　
　 　
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但程度不同，要作具体分析。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残酷极了。　　
康熙八岁登基，他的辅政大臣是鳌拜。他没有自由，他想了个办法，搞了一些小孩和他一起玩。到十六岁时，等鳌拜来的时候，这些小孩一下子围上去，将鳌拜捕捉下狱治罪，他就自己搞。十六岁他就过问政治。这样的人值得研究。　　
韩愈是儒家，有点法家味道，要分析。柳宗元是法家，王叔文是法家。所谓“八司马”，其中也有韩愈。　　
(来源：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根据北京市委科教组推荐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字报选编翻印《大字报选编（二）》（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第1－7页。)　　
　 　
《陈里宁案材料》　　
　 　
说明：在以思想言论定罪的制度下，精神病患者，因为其异于常人的思想言行，常有被定为犯罪的危险。上文中的陆洪恩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但是，这样的悲剧并不始于文革。陈里宁在文革前因持有怀疑、反对刘少奇等人的思想言论，转辗于精神病医院和专政机关之间。文革的风云变幻使得他原来的“反动言论”成了先知先觉的“革命言论”，他本人也从“反革命分子”一夜间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一时间被誉为“新时代的狂人”，他的日记被冠以《狂人日记》的标题在群众组织的小报上广为刊载，他的事迹被编成剧本在京、津等地演出。后来，由于有人揭发陈里宁也有涂改毛泽东及马列著作的行为，他被再次打成“反革命”。这里收集到的材料摘自１９６７年２月陈里宁被“平反”时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印的部份材料。——编者　　
清华大学红教工宣传组发表“陈里宁日记”的说明　　
这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由于怀疑和批判刘少奇，因而遭到刘邓反动路线和反革命分子罗瑞卿之流的残酷的政治迫害的情况。　　
共产党员陈里宁同志，现年３２岁。他初中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原职湘潭市人委资料员。１９６０年在参加××公路工程中，获“劳动模范”奖状；１９６２年获市委机关“优秀党员”奖状。　　
自１９５７年起，他从刘少奇的著作及其言行中，逐步看出了刘少奇的问题。他感到问题很大，自称这个问题“把我急疯了”、“使我的神经到了错乱了的地步”、“害怕刘主席反对毛主席”。他把自己对刘少奇的批判在同志间议论，但遭到了“批判”，精神受到极大的压抑、刺激和摧残，并被当作精神病人，在１９６２年４月至１９６４年１２月间，三次关入湖南精神病院。可是他对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一直进行着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每次出院之后，他仍继续“琢磨”着刘少奇的问题。１９６４年１０月间，他“忍不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不怕死{，利用时间，写了三十多封信扩大影响，并把一切行李拿回家，准备不怕死大斗一场。”但是，他给毛主席、林彪同志、康生同志等首长的信，却落入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证”。　　
１９６５年１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刘少奇和他是什么关系？！）派人将陈里宁从精神病院“秘密逮捕”入狱。当时，迫害他的“凶手”丧心病狂地威胁陈里宁说：“毛主席年岁大了，只挂个名了，真有权的是刘主席，你反对他是自取灭亡……。”入狱后，他被连续审讯了七个月之久。在狱中，他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不准看书、看报和写信。为了与外界取得联系，他想出了唯一的办法——装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底，他第四次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即现在的红卫医院），这是他第七次被关入精神病院。　　
这个“精神病人”，无论是在狱中或是在病院中，对刘少奇的问题，一直做着十分正确的批判，对党对毛主席无比热爱。他经过了绝食斗争，才获得了看书、看报的权利。但他从病院中送出的信件，却一直被扣压在“病历”中，成了他新的“罪证”和“病证”。直到去年十二月底和今年一月三日，主管陈案的人还两次对他扬言说等他病好了就送他去劳改，并不准他与红卫兵接触。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波涛，早就震撼了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派统治着的害人医院，他第四次进入安定医院的主管大夫从陈里宁的言行及“病历”中看出了“问题”，文化大革命启发了这位共青团员的政治责任感。她看清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迫害，她否定了以前好些反动权威对“病人”的诊断，冒着风险，帮陈里宁把信件发出去了！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红卫医院的革命造反派，联合了清华大学井岗山、清华大学红教工和其他院校的革命师生，造了医院的反；接着于今年一月六日，又造了与陈里宁有关的某上级单位的反，把有关材料直接汇报给中央文革小组。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陈里宁等“病人”被解放了，造反行动的第一个回合胜利了！　　
下面，我们把已搜集到的有关陈里宁的部份材料，分类按日期先后编篡起来。（材料原文有作删节的，均用“……”表示，原文中的用词用字，均按原来面貌，未加修改，阅读时请加注意。）这些材料，是对刘邓路线的重要揭露和迎头痛击。它把刘少奇剥得体无完肤，把王光美打得狗血喷头，也是对那些精神病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有力审判和“诊断”！　　
编入的材料极不完全。希望同志们读后多给我们提出意见！　　
                      清华大学红教工宣传组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　　
　 　
第一部份：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向刘少奇这个“庞然大物”开炮！——陈里宁日记和别人对他的“揭发”　　
日记：　　
１９６３年４月２３日　　
在人们把我推上吉普车（送去精神病院）时，我向××同志说了一遍，我是故意说的：我要给×××（机关领导）一粒象征性的子弹，表明我将以毛泽东思想来打击敌人，作为一颗子弹一样。　　
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１日（这一天，陈里宁第一次出院）　　
我没什么病。我可以清楚地合逻辑地想起当初的情况……。　　
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４日夜　　
韶山，花明楼，两者真有天地之别。毛主席爱的是山，气势磅礴；这个爱搞什么楼，真是与毛主席唱对台戏！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日夜　　
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把好得很说成糟得很。他也大谈其政治、阶级斗争，等等。实质内容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那末这种只不过象红薯一样，红皮白心。可怕的是：这种人党内混入很多，发号施令，不可一世。我看就糟了。还是要彻底清理一番，照毛主席说的那样做。　　
大干部想特殊，以为他就是救世主，他没有想到：他作一个报告，中间的数字句子，都是集体的创作，没有群众的劳动，他不可能作报告。我劝他谦虚一点……{。　　
有些人喜欢把问题复杂化，迷惑人的注意，接触到原则问题，就息事宁人，实质就是为反动派效劳。他们被阶级的有色眼镜迷住了眼睛，把真理当毒草，似乎只有某人说的就对，毛主席说的就不对。他们口头拥护毛主席，实质反对毛主席。　　
林彪作风很可取。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见有益无害的事情就干，战备观念强，随时准备打仗，这就是无声的命令。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５日　　
不要把那些资产阶级人物当宝贝，他们有些人顽固得很，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是死要面子，名利都要……。　　
有的人专干坏事，但是他到处吹嘘他就是党，代表毛主席，真是怪事。　　
　 　
别人对陈里宁的“揭发”材料：　　
第一篇：《陈里宁的反动言论之一二》　　
一、说刘主席是大流氓、政治骗子：“自己本来有爱人，离了婚，又找一个年轻的学生王光美做爱人，带着游马路，还要游到外国去。”“……照他（指刘少奇）的说法，好像毛主席、周总理、林彪同志的被人民群众崇敬，都是他搞个人崇拜搞起来的。”“安源煤矿的大罢工，写成是他个人的劳动，实际上，工人们的死伤很大。”　　
二、说刘主席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八大《政治报告》是错误百出，并将该~}　　
~{书乱加批语：“我看了一下，这两本书至少有五十个错误：《论共产党员修养》第一句话……显然是荒谬的。……他教育党员修养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政治报告》（１９５６年）中，他宣布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消灭了，……等等，这是否认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是与毛主席的学说唱对台戏。其实哪里消灭了。”还在该书上批着：“既不可能，又不需要”、“此处猫屁不通”等等。　　
三、说苦日子都是刘主席带来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哪里是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都是他搞的不好带来的。”　　
四、说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是假的：“她作的报告都是假的，我听了几句，觉得冒（湖南话，没有）一点味道，讲了一天，结果是自己在农村里没有吃到饭。是她没有找中地方，象妖精一样，我在河东河西都走过，农民是很欢迎的，没有吃不到一餐饭，就要搞社会主义教育。”　　
五、说×书记是婊子养的：１０月４日上午在办公室他对我说：“……×书记这个婊子养的，到×××厂去工作，看见一个女学徒长得漂亮，就说她看问题水平高，将她调来市工作……”　　
                                        ×××　１０。４　　
　 　
第二篇：《陈里宁的言论非常反动》　　
陈里宁在群众中对刘少奇主席、×书记（机关领导）进行了恶毒的谩骂和攻击，他在１０月２日说：“我就不拥护刘少奇，就是要反对他……他写了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有５０余个问题，我要和他进行辩论。”又说：“我不怕，要杀就杀……宪法上有规定，党章上也有规定，党员对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直至中央有意见，有权利提，就要提。要杀，你们就杀，我只有一只笔。”“……他要杀我，我倒不怕……，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陈里宁经常说：“我姓陈，是东边挂锄头，他锄禾苗，我要锄毒草。”“你要不相信，我说的是有根据的，将来历史也会作结论的。”　　
                                ×××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４日　　
　 　
第三篇：《检举陈里宁的反动言行》　　
……　十月一日　晚上十一点钟，交际处前坪的电影结束了，这时陈在桌旁看书，　　
见我进了房，忙说：“……刘少奇过去自己有妻室儿女，丢了不要，而不知从哪个学校里找了个３０多岁的女学生，转山游马路，带了出国，唤做夫人，还拍成电影，真是当了婊子还要起牌坊。他是大骗子，大流氓，到处招摇撞骗。有的人还选他当人民代表，我是坚决反对他。我姓陈，我东边挂锄头，到处去挖。……”　　
陈说到这里开始上床睡觉，我插嘴问道：“你刚说的这些向组织谈过吗？”他说：“我谈一点，他们就讽刺我，我懒得说。……今晚我又写信给中央，我不信鬼，说不得硬要说。”此刻，陈从床上爬起来，急忙翻阅《宪法》和《党章》，并说“……我是个共产党员，还怕什么！我拿了这本宪法和党章可以走遍全国。”我提出要他把《论共产党员修养》那本书给我看看，他不但答应供书，还将写好的信递给我看。我估计，他是先看书，后写信的，书上批语和信上写的全部系谩骂刘主席的一大堆话。我说：“你这情况应找组织上的同志谈谈。”他冒作声。第二天清晨，我便把陈的反动透顶的言行向党支书×××作了口头汇报。　　
十月三日晚上，陈很生气地说：“我就是恨透那些人，造了我一些谣，说我想爱人，疯了，隐瞒家庭情况。×××假名送我去长沙治疗，结果他在宾馆住了十几天，他和市委书记×××把手枪扳起来要杀我……近来也好，有人跟随我，监视我，我写了信，别人告了密，被拿去了。我向党小组长谈谈个人思想，又说我是会后议论，这真叫我只有死路，冒得路走。”　　
上述两晚陈的反动言行，我认为不能作为是疯子的表现，陈并不怎么疯，从他恶毒的谩骂刘少奇主席，要以笔去杀革命同志，看来是有极其反动的政治思想作指导的，是有意的在我国庆节的夜晚放肆发泄阶级仇恨。　　
                     材料检举人　教育局干部××　１９６４．１０．４　　
　 　
第二部份：用生命来保卫党！——陈里宁信件　　
下面的信，有的是陈里宁在湖南时所写，从时间上看，多是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写的。但他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冒死所写的给首长的３０多封信，大部份未搜集到。信的另一部份是他在红卫医院中写的，它们（除了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外）都被扣压在“病历”中，没有寄出。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２日给《新湖南报》的两封信　　
第一封：　　
中国有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代言人，一再修改他的唱本，向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说教：“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共产党员深深知道：有志不在年高。新中国青少年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应当做党的孩子，入党入团那更不用说了。伟大的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写出了“天不怕，地不怕，鬼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等豪言壮语。抗日战争时期、朝鲜战争时期就有英雄小八路，少年游击队。既然如此，为什么此人念念不忘孔子的说教呢，文章并不是没有修改的机会呀！　　
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封建说教：“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很苦的锻练过程……”　　
这段话证明：此人连历史都不懂。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斗争史，孟子所指的那些担任‘大任’的人物，可惜都不是什么锻炼。他们锻练的是如何杀人民，剥削压迫人民的本事，那些锻练方法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如此等等。这种既不加批判、不加分析、盲目说教的人，正是“伟大的”刘少奇主席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告诉我们的。“既然这样，我们还要去……学习那些所谓圣贤之道干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这一段话用在这里，岂不是十分恰当的帽子吗！……　　
第二封：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是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应当象雷锋同志那样做。　　
但是奇怪的是：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人，写了一本著名的书，流行国内外，甚嚣尘上。书上说的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呢？人们为了要生活，就必须……。”　　
按照这种奇谈怪论，岂不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以及陈立夫之流的“唯生论”等论调，同出一辙吗！……　　
我们再看此书的结尾吧。　　
“……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精练的模范党员和干部。”　　
由此可见，他说半天是劝共产党党员当模范。我们知道：模范的称号，不是共产党员修养的目的。共产党员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毛主席也一再教导。退一万步说：模范党员和干部，并不是某人去封的，也不是自封的，共产党员不应当在思想改造中抱着这样一个目的……。　　
为什么此人如此放肆呢？还不是廿多年前刘少奇主席英明的预见吗：“……人，都是有人的思想意识来作指导的。而人的思想意识又常常和他的世界观分不开的。”　　
这真是一个极端严重的原则问题……。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６日给江麓机械厂党委信，揭发刘少奇霸占国家物资为其地主家庭修“花明楼”　　
江麓机械厂党委：　　
我记得１９６０年时，贵厂支持农业成绩很大。但是其中有一部份是值得研究的。比如说，有人唆使一些坏东西，另搞什么花明楼，架子大，气势汹汹，硬拿强要马达、水泵、钢材之类，……供地主阶级祖宗搞什么“光宗耀祖”之类的低级趣味。这是很值得追查的。……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７日给湘潭市公安局的信　　
湘潭市公安局王局长等同志们：　　
毛主席是我们最热爱的领袖，也是世界人民最爱戴的无产阶级导师之一。我记得解放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五位无产阶级导师的像片并排挂的，后来不知为什么只剩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四位导师的象并排挂了。我很奇怪一九六二年正当赫鲁晓夫与帝国主义等反华大合唱的时候，有人在一本很“著名”的书内，又用笔砍掉了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此人胆子真不小呀！为此事，我急疯了！　　
                      中国共产党员　陈剑鸣　一九六四．十．七夜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９日给湘潭县委信，再次揭发刘少奇为其地主家庭修“猪楼”事（信封上有“特急”二字）　　
中共湘潭县委：　　
我们知道，有人以皇帝的派头，大建什么猪楼，到湘潭全民所有制工厂横行无忌，侵占工人阶级创造的财产，实际上就是对劳动人民犯下了罪行。……　　
俗语说：擒贼要擒王，打蛇要打七寸。这些看法如无不当，请你们准备一下材料，掌握敌人的罪证、证明人、找出真正的为首分子，不管他的官有多大，都不要怕。我相信六亿神州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群众的天下，什么鬼都是不可怕的。不管它如何诡计多端，我们也采用“三打白骨精”的精神，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无声的命令，统一思想，将旧世界杀个落花流水，必获全胜！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３日夜给林彪同志信　　
林彪元帅同志：　　
我有一个事情向您反映一下，近期《解放战争回忆录》见《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这一文章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有人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挟天子以令诸侯”，主持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调驻北方，这样即可巩固北京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旦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云云。我仔细想过此问题，认为与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实质是与蒋介石遥相呼应，摧残有生力量，布置一次围剿，使伟大的工农红军集结一处，便于在半路拦击，暴露我游击队目标。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我认为：全国都是工农革命人民的天下，游击队应当在这些地方扎下根子，与群众有如鱼水关系，不断壮大，迎接主力红军的到来，长期隐蔽，待机破敌。　　
我觉得琼崖纵队孤悬敌后２３年，红旗不倒，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安徽、江苏游击队也坚持得很好。但是有些却复没了，如洪湖赤卫队，……有些被敌人破坏，如新四军等。这些事情决不是偶然的。现在东风绝对地压倒西风，我建议中央军委和您是否能听取这个意见，派人专题调查研究一下这些事件的真相，则无产阶级事业幸甚。　　
我认真看过您的书，知道您对于党和毛主席的事业是忠诚的。我祝您身体健康。顺致布尔什维克式的敬礼！　　
                  同志　陈剑鸣　１９６４．１０．１３夜　湘潭市人委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９日给他的女朋友的信　　
……现在，领导正在追查我，说我是混进革命阵营里的反革命分子，所以我害怕得很，病又复发了。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２６日给他的女朋友的信　　
~{小×同志：　　
……我神经病又发作了，最近以来，我写了很多信件发到中央和各地。追查起来，我是犯错误的。我一定承认错误，但以后还会处处犯类似这样的错误，除非我的生命停止了跳动。我知道这样作的后果是什么，但是我决定坚决地做下去，直至有人打击我为止，再和他说道理。……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日给妹妹的信　　
××妹：　　
看到你的来信，我认为你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得更纯了。党和毛主席太阳一般的光辉，赋与每个革命青年新的生命……　　
但是，我又被当作一个疯子，早几天送到湖南医学院和省精神病院看病，估计又要住两个月，……我厌倦医院那种生活，希望作一个健康的自由人，生活在太阳照耀下的大地上。……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给母亲的信　　
母亲：　　
一月十五日我被逮捕了，关在北京×××看守所，审讯记录写了半尺高。这件事我感到惊奇和可怕。但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对我的问题的处理是不会错的，希望母亲不要大惊小怪。……如果母亲找到组织连系，也不要过于激动，客观地说明情况就可以了。　祝　　
安好　　
                          儿里宁上　６５．１０．３１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９日给妹妹的信　　
××妹妹：　　
……我相信在党和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一小撮牛鬼蛇神的捣乱，只不过是“蚍蜉撼树谈何容易”罢了，它们的灭亡是必然的。党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哥哥　里宁绝笔　６６．９．１９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３日给母亲的信　　
母亲：　　
……此外，请母亲写信给中共湘潭市委政治部或湘潭市人委组织上，请求他们营救我出狱。万一我有不幸，也请母亲弟妹放宽心怀，因为人总是要死的，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死，也是义不容辞的，希望母亲不要忧伤，好好保养身体。希望母亲和弟妹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老三篇，把心怀放开一些。我于十月二十九日到红卫医院，现在感到好多了。　　
                  儿里宁　上　一九六六、十一、二三于北京红卫医院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现在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我这个失去自由的人，情不自禁地高兴得跳起来，我虽然没有参加运动，但我对文化革命有关消息感到十分亲切！内心里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在北京时间内，有关当局（不明身份）曾经对我审讯了七个月，我尽可能把一切想法和问题，向政府有关当局作了彻底交待。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说我是反革命、阶级异已份子等等，扣了一些帽子，使我感到惊奇。在看守所，我看不到报纸，直至今年五月才如愿以偿。我一直坚持“党是不会冤枉人的。……”（下略对刘少奇的揭露和批判）　　
……我对以上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如果我错了，又错在什么地方？我承认我水平很低没有社会经验，我怀疑了一个庞然大物——刘少奇。但是矛盾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既有明显的矛盾，我有权利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名义，理解这些矛盾。头可断，血可流，都在所不辞。问题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死不瞑目。　　
敬爱的首长，由于我失去了自由，我一无所有，我连信纸都是千方百计借来的，有信封了，又没有钱买邮票……。　　
最后，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内心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陈里宁　于红卫医院四病区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日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４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我回忆我所作所为，主要是对刘少奇有了怀疑，发现他的《八大政治报告》、《论共产党员修养》、《在１９５９年军委扩大会的讲话》，有许多问题自己　　
解决不了，一共有五十多个问题，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可能没有收到。我对刘少奇有怀疑的地方，例如：八大报告中一开头说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富农、变为自实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与毛主席思想相违背的。在１９５９年军委扩大会上，他说他过去搞毛主席个人崇拜，现在搞邓小平个人崇拜，这是谩骂毛主席。他还说掌握党的政策要象开飞机到莫斯科一样左一下右一下，才能到目的地……。　　
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我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怀疑刘少奇，并不等于就是反党。最近从红卫兵传抄的材料中，我看到聂元梓等十一人写的大字报以及其他材料，说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二号人物，而刘少奇则是一号人物。他们并没有犯法，而我却犯了法，使我十分惊奇……。致以　　
最崇高的敬礼！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里宁于红卫医院　１９６６．１２．１４　　
　 　
第三部份：赤胆红心永远忠于毛主席——陈里宁狱中言行（狱中看守人员所记　　
１９６５年２月９日　　
犯人（指陈里宁，以下同）用小棍在草纸上刺下了动人的词句。他刺道：“妈　　
党：儿１月１７日到北京，２月９日　　永别了。您万岁！里宁”　　
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１日　　
犯人自言自语说：“毛主席，救救我！”　　
下午，犯人被提出受审讯之后，搜出犯人用手指甲在上面刻着字的肥皂，上刻着：“毛主席万岁！妈，永别了！共产党万岁！共产党员　陈里宁　１９６５．２．１１”　　
１９６５年２月２１日　　
“不知你们怎么搞的，把我当成了反革命，当成了叛徒。我没犯错误，我是一个红色革命干部……。”　　
１９６５年２月２２日　　
犯人用草根在手纸上刺小洞，让小洞排成字名：“毛主席：永别了，我无罪，　　
祝您万岁！”　　
１９６５年２月２３日　　
犯人向看守人员要毛选，要雷锋日记，要报纸，说要进一步学习政治。还说：“他们就是不给。”犯人被提出去审讯后，在床上搜出了他用草在脏手纸上刺的五张字：“妈，儿已被杀！勿悲伤，祝安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陈里宁！还有后来人！”　　
下午五时，犯人大哭：“妈，我没罪，人家犯法我倒霉。”“看守，什么时候枪毙我？死时我写个字条送妈妈。”　　
１９６５年２月２７日　　
犯人在观察孔的玻璃上哈气，不让看守人员看见。并且高唱：《学习雷锋》、《洪湖水》、《红色娘子军》……等歌曲。　　
１９６５年３月４日　　
“同志，你太辛苦了。我给你唱《白毛女》的歌。”说后就歌唱。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７日　　
中午，用小草根在手纸上刺大字：“天涯何处觅真理？”　　
下午被审讯回来，又大唱《娘子军歌》。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８日　　
“我都快死了，给我一本书看看吧！”　　
并举起了拳头，呼“我要为真理作斗争！”　　
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５日　　
犯人被提审完回到住室后自言自语说：我要去看天安门！我要跟着共产党走，走毛主席的路。你们把我关在这里，我跑也跑不了，你们把我放了吧，我死也死个光荣呀！我要看看毛主席，看看天安门。说后就对着看守人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９日　　
“我只骂了皇帝一句，你们就要把我杀掉了。”　　
１９６５年４月５日　　
犯人说：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出反革命的影子来！　　
１９６５年４月×日　　
“我光吃饭不干活，这不是成了二流子吗？叫我劳动改造吧。”　　
他还对看守人员说：我要交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检举一个大反革命，就是我死了也要检举清楚。　　
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５日　　
今天仍然对看守人员说：我不是国民党反革命。国民党时我还是一个小毛孩子。共产党要杀国民党和反革命的脑袋，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害怕。　　
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０日　　
犯人问：“你把我关在这里干什么呀，把我养肥了杀肉吃吗？……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把我抓错了。”　　
１９６５年４月×日　　
犯人自言自语：可惜呀我没有长上翅膀呀，如果我有翅膀，早就飞跑了。接着又问看守人员：这里离北京市有多远呢？不知道有没有公共汽车？　　
１９６５年５月１日　　
犯人坐在床上说：今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算了一算，是国际劳动节。　　
犯人被审讯回来后，对看守人员说：那位穿呢子制服的审讯首长说我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贩卖私货。我没有披过马克思的外衣，我披的是破棉衣。……法官还说我是贩卖私货，我检查了一天也没检查出来，我连一分钱都没有怎么贩卖私货呀。　　
我没有披马克思的外衣，县里的一个书记披过马克思的外衣。他报告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三面红旗。反而把我给抓来，没有抓他，叫我当替死鬼。　　
    ~{赫鲁晓夫披过马克思的外衣……。　　
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０日　　
上午犯人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呀，我要去给农业社干活，在这里没有什么意思。……你们干吗不给我书看呢？”　　
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９日　　
“他反对毛主席为什么不杀他的脑袋呀？我不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杀我的脑袋呀？不行，我得找个地方去讲理。”　　
“难道我相信马克思、列宁的话我就反动吗？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教，我不信天主教和蒋介石的鸡巴教，我就反动吗？我思想搞不通。”　　
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２日　　
犯人在地下走着说个不停：“审讯我的首长说我的脑袋中毒太深，要我消消毒……那个老头子可厉害了，我斗不过他，咱一个跟头打十万八千里还是出不了他的手心。”　　
１９６５年６月９日　　
犯人自言自语：那个鸡巴毛把我关在这里，我犯了什么错误，要杀我的脑袋。　　
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你就把我抓起来不放。抓我的人是坏家伙，我出去以后非要枪毙他不可！为什么随便把一个共产党党员抓起来？真他妈的不讲理。　　
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２日　　
犯人用手纸叠了一只鸽子，并和它说话：“我骂了皇帝，骂皇帝是要杀头的呀。……反革命分子真厉害，想作皇帝。”　　
附：看守所人员对“密捕”陈里宁以后的情况的报告二则：　　
（一）×××同志：　　
逮捕陈的保密工作，想继续下去很困难，×××意见是否可通知××，公开向其家属宣布陈已依法逮捕。　　
                                  ×××　１９６５。４。１６　　
（二）……陈母找陈犯，她怀疑，着急，据她自己说，她急的有些疯疯癫癫。……四月二日，陈母借了五块钱，到了××落脚，并去了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的一妇女同志×××拿了陈里宁调动工作通知的存根给她看，说是已被省人事局调走。~}　　
四月五日，陈母去省人事局寻找，人事局的两个女同志答复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现在，陈母的态度是：认为不该瞒着她，她说：“……就是犯了什么事情，只要告诉我一下，也没问题。有什么问题，就办到那里，我也不会有什么顾虑。即或犯了错误，他也不是当权派，我想也没有蛮大的错误犯啊！……我的崽女都是政府养大的。……我若不是想得宽，看着几个细伢子遭孽（湖南话：可怜），就死了……”　　
                                      １９６５年４月×日　　
　 　
第四部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你们才有精神病　　
——~}陈里宁“病历”及他自己在病院中所写的“病情小结”　　
一、湖南省精神病院大夫所写的陈里宁“病历”二则：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日　　
病人对刘主席有十多点怀疑：　　
（一）刘主席所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论党内斗争》违背了《矛盾论》和《实践论》。　　
（二）与普列汉诺夫亲密一家、拥抱。　　
（三）带爱人出国游马路游山玩水。　　
（四）刘主席当权以来，不是过左，就是过右，刘主席的主张象开汽车一样，一左一右。　　
（五）疑刘主席的爱人是特务。　　
（六）刘主席发表的反修文章观点不对，很勉强。　　
（七）刘主席工作不深入基层。　　
（八）刘主席访问越南后多了一个万岁“刘主席万岁”。……　　
病人还说要到省委去证明他不是疯子。　　
……因此又送来住院，胸部透视无异常发现，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态清晰……。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７日　　
……九月下旬，忽然又大写文章，谩骂刘主席，说刘主席《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有五十多处不正确的地方。说刘主席的观点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受鉴定人陈里宁生活上一直表现尚正常，仪态整洁，表情自然，意识清楚，定向力、理解判断力、记忆力，相当好。　　
受鉴定人自己感到几年来变得特别喜欢思考问题，看了毛主席著作，就用毛主席思想来看别人的问题，所以发现刘主席的书有５０多处错误……。　　
谈到自己别名叫陈剑鸣时，说要使他变成毛主席手中的宝剑……。　　
结论：　　
(1)此员精神病复发，其所以出现反动言论，乃是原来反动思想在精神病症状上的反映。　　
(2)~{诊断：仍为精神分裂症。　　
                        医生×××（签字）　１９６４．１１．７　　
二、北京红卫医院大夫及护士所写的陈里宁“病历”　　
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６日~　　
……伴诊×同志述：目前病人正在京×××受审讯，因病，影响审讯。已和我　　
院联系，先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后，继续审讯。　　
查体：一般情况佳。~　　
精神状态：意识清醒，接触良好，对答切题……。但无自知力，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被审。　　
印象：精神分裂症（妄想型）。　　
                                          ×××（签字）　　
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８日~　　
说话滔滔不绝，语流快，未听有破裂性思维。被动接触良好，能回答护士提出的一切问题，能将自己家庭历史详细叙述。　　
大量地看报，而且是过期的报纸。　　
问你有什么病，说有时给毛主席写信，想见毛主席。　　
                                              中班×××　　
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９日　　
病人自述“我最恨尼赫鲁、肯尼迪、赫鲁晓夫，我恨死他们，要揍他们。”　　
观察病人情态仍是活跃，说话时表情丰富，形像，动作神神彩彩，内容丰富，语流快，常常引来许多人围着病人。常常把自己经历和家庭历史毫无保留地滔滔不绝告诉给病友和护士，常常向病友讲解天文、地理等知识，被动接触良好，对护理合作，大部份时间，专心地看报，甚至一口气能看三、四小时。　　
                                              早班×××　　
病人夜里睡眠好，早起料理生活好，在床上阅读毛选《为人民服务》，自述昨晚吃了药夜里睡得好，脑子什么问题都不想了，表现愉快。　　
                                              夜班×××　　
１９６５年８月２５日　　
病人上午很兴奋，自己滔滔不绝地向别人述说自己的看法：“刘少奇是地主出身，在家盖自己的房子是光宗耀祖，没有阶级观点，曾经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出二十个问题，他们不解答，说我是右派，没关系，我坚持原则，向毛主席写信告他们。”说时感情很激动，比手划脚。　　
                                              早班×××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５日~　　
患者夜间睡得好，晨起主动地帮助工作人员进行劳动，能积极地参加集体活动。生活饮食均好，未见异常情况。　　
                                              夜班×××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９日　　
病人仍无自知力，不知道自己得了精神病。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４日~　　
患者积极参加病区娱乐活动，协助工作人员劳动打扫卫生等，有时独自看书看报，今日问护士：“我什么时候能出院？病基本上完全好了，我在医院一定安心养病，出去好工作。”病人主动接触好。　　
                                              早班×××　　
三、陈里宁在红卫医院亲手所写的“病历”二篇　　
（另一篇未知何时何地所写，好像是“口供”记录）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１日　　
“我在湘潭和北京发病的原因都差不多，……我害怕刘主席反对毛主席。我疑心刘主席的原因有如下一些：　　
１．１９５０年刘主席作土地改革报告，说地主三年可以改变成份。这个说法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很明显是一种阶级斗争息灭论。　　
２．１９５６年他说：地主阶级消灭了，富农快消灭，资产阶级正消灭。这很明显是种修正主义。１９６２年中央农村工作双十条说明地主阶级存在，并没有消灭。经济上改变了，政治思想上没改变，不能算阶级消灭。列宁说：要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消灭阶级社会带来的一切痕迹，才能算消灭阶级。　　
３．刘主席在１９５９年军委扩大会上说：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搞林彪、×××人的个人崇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党和毛主席从来就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提高领袖的威信与个人崇拜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拥护毛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正确，并不要别人去搞个人崇拜。~}　　
４．毛主席一贯主张掌握党的政策要反右防“左”，坚持正确的路线政策。可是刘主席１９５９年说：掌握党的政策要左一下，右一下，象开汽车、飞机一样。我认为这是对党的政策开玩笑。　　
５．刘主席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上修掉了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１９６２……正当赫鲁晓夫反华之时，这是不是相呼应？如此等等还有许多许多，我在×××看守所交代过了。这些矛盾我提出来，总是遇到批判，我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我害怕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就会与蒋介石呼应，人头滚滚。　　
６．１９６０年湘潭市都说刘主席故居要修花明楼。党委书记不通过手续，跑到湘潭市×××厂要马达、电线、木材、水泥。刘主席家是地主，房子本来就比农民好，再修好让别人参观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算不算背叛地主阶级？　　
                              陈里宁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１１日写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９日　　
“现在我感到自己的病情好转，……　　
对刘主席的看法问题：　　
……我把刘主席的文章《论共产党员修养》、《八大报告》、《在军委扩大会~}　　
~{议上的报告》等与毛泽东选集对照，这时我看问题不同了，把《论共产党员修养》烧掉了。１９６４年后，我更发展到写信给毛主席，说刘主席与毛主席唱对台戏……我认识到：我们党有毛主席领导，党的团结有如钢铁一般，……　　
                                                ５４床　陈里宁”　　
１９６×年×月×日　　
一、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市人委把我抓到长沙湖南精神病院，正在等床位，我向湖南省委张平化书记交了一大包信，信是我找到省委交给传达室，其中包括毛主席和张鼎丞检察长、谢觉哉院长的信。　　
二、１９６４年９月向政治局、毛主席写信一包，寄去的。里面攻击刘主席及××书记、××书记等（地方的）领导。攻击刘主席已花甲，怎么又结婚，访问四国没有宣传马列主义。　　
三、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向湘潭市公安局王局长写信，建议查清为什么马恩列斯毛主席的象解放初放在一起，后来又分开挂。此信由市人委传达室转去。~　　
四、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向湘潭县委写信，又提起五风为什么这么严重，要查清原因。　　
五、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向宁乡县委写信，攻击刘主席是地主，为什么要修花明楼。是什么人到湘潭大厂子搞材料去用？　　
六、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向康生等同志写信，攻击刘主席不好。　　
七、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向湖南省委社教团写信，诬蔑刘主席和××书记，××书记（地方的领导，与本项第二条同）搞私人关系。　　
　 　
第五部份：砸烂刘邓反革命专政，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陈里宁和金大夫在“红卫医院控拆刘邓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１９６7年１月１０日　　
陈里宁发言：　　
敬爱的同志们——敬爱的红卫兵战士们！　　
您们好！　　
我能够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我真是高兴极了，我的心好像是要跳出来！一月七日下午，中央首长王力、戚本禹同志接见红卫兵并向我宣布“你自由啦！”我真是高兴得要跳起来！我禁不住要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毛主席和党救了我！是革命群众救了我！是亲爱的红卫兵战士们救了我！我内心里说不尽的感激！没有这些，我早就完了。　　
下面我把我近几年的遭遇，向大家作一个汇报！　　
事情是这样的，我叫陈里宁，在湘潭市人委办公室工作，一九五四年入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对刘少奇产生了怀疑。刘少奇一九五六年在八大会议上一手遮天地作了一个政治报告，说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富农……。我把这个论点与列宁、毛主席著作对照，认识到刘少奇的论点是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从来教导我们，改变了所有制，我国政治思想体制谁胜谁负的问题，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列宁同志教导我们：什么叫消灭阶级呢？就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消旧社会带来的一切痕迹（列宁文选两卷本第二卷）。为什~么刘少奇反对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呢？这条阶级斗争的红线促使我对刘少奇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并成天推敲不已。到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上说：“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不搞了，我要搞邓小平个人崇拜……”又说：“掌握党的政策，就是要左一下右一下，象开飞机到莫斯科一样，才能达到目的。……这使我更怀疑了，我与其他同志陈中虎、陈泽声等作过争论并老是琢磨这个问题。到一九六二年，我又重新对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发现修改本把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勾掉了，并很少很少提毛主席的教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沿着这个线索，带着刘少奇的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我对刘少奇的幻想消灭了，于是在一九六二年独自钻研推敲刘少奇著作，共发现五十多个论点值得怀疑，于是我在个人的笔记上记下了这样一些问题，可是我因公外出，有人爬窗进来，偷看了我床枕头上的这本笔记本。一九六三年四月份，我写了一份材料交给李力秘书长，他诬我精神病，把我送入湖南省精神病院。回机关后，我又琢磨那些问题。在一九六三年十月，我忍不住了就写了信给毛主席谈到了我的怀疑。不久我又被送入精神病院，出院后我继续琢磨那些问题，但湘潭人委办公党支部开大会批判我。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伟大精神鼓舞下，从恐惧到无畏产生了一个飞跃，我忍不住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不怕死，利用时间，写了三十多封信扩大影响，并把我的一切行李拿回家，准备不怕死大斗一场，我认为修正主义也只不过是纸老虎。接着住入精神病院。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有三个人把我从医院秘密逮捕到北京，非法审讯七个月之久，扣上了“现行反革命”、“民族败类”、“叛徒”、“阶级异己分子”、“黑邦”，不准写信，不准说话，挨打受骂，威胁，用墩布棒子打我，把臭袜子放入我口内，夏天光脚走水泥地，并准备把我用绳子吊到窗户栏杆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害人呀！我也针锋相对地作了斗争，如想办法找住院红卫兵，与外界联系等。　　
我听到外界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后，心中高兴极了，毛主席真是英明呀！我总是想法找红卫兵。幸亏第七次住院金大夫冒着极大的风险，帮我与红卫兵联系上了，把给中央文革的信寄去了。我还想通过同乡周齐明弟弟探亲，把给中央文革的另一封信发出去，后来信被扣。有曲折有反复，但我想到毛主席教导，相信党，相信群众，我就什么也不怕了。毛主席说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从毛著中能找到鼓舞，支持，力量，克服私心杂念。认识到光有敢字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善字，从毛著中找到聪明和智慧。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是力量，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掌握了万能武器。我虽然能力有限，但体会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经过这场斗争，我接受了党对我的初步考验。我准备同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去迎接新的考验。对我本人来说，今后更要加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的缺点和错误还是相当多的，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充满信心，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什么也不~怕。现在看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不过是纸老虎！我完全相信自己可以克服缺点和错误，背叛我的家庭。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但是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前途。我要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永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上刀山入火海也甘心情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怕任何艰险，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坚决同刘邓反动路线斗争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金弘敏大夫的发言：　　
同志们：　　
今天在这里开这样的大会，由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直接受害者来控诉，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过去精神病人一旦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就是永世不得翻身，说话没人信，办事不可靠，政治上低人一等。而今天，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方向，过去被认为“疯子”受政治迫害的人也和我们一块起来造反了。我们坚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把资产阶级的精神病院砸个稀巴烂！　　
同志们，陈里宁同志第四次住我院由我来主管，在和陈里宁同志接触时，我认为他是一个革命同志，是一个革命意志坚强的同志，他经受了考验和锻炼。陈里宁同志才只三十一岁，曾先后七次住湖南精神病院和我们医院。本次入院是十月二十九日。病历记录着现在职务是政治犯，由看守所送来，主诉是吃屎、喝尿。面对这样的“病人”，我仔细翻阅了既往病历，发现陈里宁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出于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决心，而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对刘少奇之流产生怀疑，对刘少奇的一系列问题做了系统分析研究，并做了严肃的、非常正确的批判，并于一九六二年开始就有关问题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但是，以刘邓为首的反动路线的黑线，对陈里宁进行了政治迫害，从精神病院中秘密逮捕到京，长期住看守所，进行多次审讯、逼供，遭到了生活上的虐待和政治上的迫害，不许看报纸，不许读毛选，过着与人世完全隔绝的监狱生活。后经陈里宁同志的绝食斗争，才给一本《论人民民主专政》看。了解了以上情况后，感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精神病院的大夫不应无视政治，首先必须对每一个精神病人政治上负责任。毛主席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想，精神病本身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一门科学，一个临床工作者头脑缺乏政治，就会犯错误，就会使革命同志受迫害，使坏人受保护，因此我决心接受主席教导：“周密仔细地思考”，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应盲从”。尽管陈里宁同志每次住院都受到限制，不能写信，不能自由活动，而且病人多次提醒我：“金大夫对我这样，不怕受连累吗？因为我是政治犯人。”但我还是主动给病人寄出去几封信，使病人两年多来第一次和家中亲人取得了联系，和其他病人享有同样待遇，可看电影等等。以后，我又感到，应进一步仔细周密思考，我发现病人最后两次住我院时间只隔一个月，为什么这么快又犯病了？而且为什么病人入院后马上一切在看守所的精神症状全部消失了呢？更值得怀疑的是，为什么每次入院的原因都是吃屎喝尿？一系列问题使我决定不能再做前几次诊断的奴隶了，中国的精神病工作者要做中国精神病学的主人，而不能做苏修、英美精神病学的奴隶。在苏联，反对赫鲁晓夫的人被送到精神病院，而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把怀疑刘少奇的同志打成“反革命”关在监狱、精神病院里，能容忍这一切吗？绝不能！精神病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由于革命师生的革命造反精神，及中央文革首长的支持和关怀，终于给陈里宁同志彻底平反，陈里宁同志获得了自由。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给的。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　　
类似这种事例还很多，应使我们每一个临床工作者深思了，要从自己的工作中看到政治，不能再埋头于业务和大病历的书写中了。陈里宁同志曾对我说过：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们大夫只能管治病，但管不了政治。同志们，陈里宁同志对我们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我们的要害，这不仅仅是陈里宁一位同志的批评，也是多少阶级兄弟对我们的严肃批评！过去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一部份充当了刘、邓反动黑线的工具，陷害了革命同志，保护了坏人，但是毛主席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确应猛醒了，我们也要起来造反，清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在以前工作中大夫也诊断错、治错了病人；但是这一切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责，责任应由他们来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冲垮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安定医院并不安定，里边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最近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同来我院，建议我院成立一个调查小组，要求我们用清醒的政治头脑去审查与政治有关的病历，对被反动路线摧残、折磨的精神病的同志不单治好病，也要从政治上帮助他，从政治上关心他。　　
同志们，这是首长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但是要真正搞好，必须依靠广大革命群众，依靠革命医生、护士、工人等同志，一块大揭发，彻底批判，将资产阶级反动东西彻底砸烂，肃清刘、邓路线恶劣影响。我们还要到全国精神病院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同志们，让我们一块造资产阶级的反吧！~}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叁、本节研究资料　　
　 　
《精神病？政治犯？》（陶德坚·）　　
　 　
（陶德坚：原清华大学教员，文革中任群众组织领袖，后移居加拿大。本文摘自她的遗作《风雨人生》，原载“五柳村”网站。）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外语教研组的红教工成员简秀文、刘韵琪向我介绍他们教研组的一位名叫方天心的党员教师，文革前曾因反对清华党委及陆定一而被送进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出院后又回到教研组担任教学工作。文革开始，据说刘冰曾经下令必需把学校中的危险人物都安置出去，于是他又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当时中苏交恶，中国报刊时有介绍苏联将一些政治上的反对派送进精神病院加以迫害的报道。她们怀疑这是否与苏联的“疯人院”有些类似，认为红教工作为教工的组织，应该过问此事。于是，我约了朱起鸣在第二天早上同往安定医院，朱是共产党员、工程化学系的青年教师。我在病人接待室里见到了方天心，只见他呆若木鸡，脸上毫无表情；我和他握手时，有意将一枚毛泽东像章放在他的手中，并告诉他现在全校都开展文化大革命了，他仍然毫无反应，无从谈起，我只好告别。出来见到朱起鸣正和安定医院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王某、梁某还有金弘敏大夫谈得很投机，说他们正谈到金大夫的一个名叫陈里宁的病人，本是公安部关押的犯人，过去曾送来住院多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又给送来了。金大夫介绍说，陈是湘潭市委机关的一般干部，前几年因不断向中共中央写信，批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用封建主义的一套道德标准来毒害共产党员，他还反对大肆修建刘少奇在家乡的故居花明楼；认为王光美随刘出访印尼时的打扮有失国体……，后来就被秘密逮捕了，在湘潭的老母从此不知儿子的下落。金还说从她和陈的接触看，陈的精神平时是很正常的，只是在作精神病的治疗，施用大量药物后，才出现暂时的精神错乱。我想，仅仅是用信件向中央反应对某一领导人的意见，这完全是一个党员也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竟然就被秘密逮捕，家人至今不知其下落；如果定为犯罪，为何又送到精神病院？如果真是精神病人，就不能定罪，为何又由公安部作为犯人对待？总之，这里面横竖有问题。我问金大夫，医院里还有没有类似陈里宁的病人？她说院方管理很严格，每个医生只能管自己的病人，不许了解别的医生的病人的情况，所以她无法回答。　　
和朱起鸣回到清华，召开了红教工核心组会，我介绍情况后说，我们首先要拿到陈里宁的病历，查清他是否真是受迫害，如果是，就从此打开缺口，查清安定医院是否真是苏联式的迫害政治犯的“疯人院”，我们应当把受迫害的人都救出来。这时大家都很激动，一些不是核心组的红教工成员也闻讯跑来，纷纷表示应该把这个问题查下去。朱起鸣提出，精神病人的病历，院方是作为机密材料保存的，一般不给外人看，看来得给院方施加压力才行。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去安定医院“造反”，即靠人多势众，强迫院方，交出陈里宁的病历。但当时在场的红教工成员谁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大家说看来还得有学生一起干。这时清华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已垮台，由蒯大富领头组织的井冈山红卫兵已从少数发展成多数，并与校内其他群众组织联合，扩建为不问出身，教职工也可参加的井冈山兵团，为在清华大学成立革命委员会作准备，红教工早就与井冈山红卫兵相互支持，许多红教工成员也参加了井冈山兵团，所以我们首先就想到找井冈山兵团的学生参加，便由林贤光把我带去和学生见面。林这时在兵团总部动态组工作，那是专门收集文化大革命各种消息的地方，他和许多学生都很熟悉，所以很快找到了他们的负责人，在我们介绍情况后，他们马上就集合起四、五十人，加上红教工有二、三十人，大家都骑上自行车，立即出发，到达安定医院后，大家齐呼口号，要求医院负责人把陈里宁的病历交出来，但院方拒不交出，大家就聚在医院里，学生们特别有精神，不断的喊口号，还将大标语贴在医院的墙上。如此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金弘敏医生出来说话了，她说，陈里宁的病历就在我手里，我交出来。金医生明知交出这病历得担负多大的政治责任，但是，她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既然已拿到了病历，大队人马就撤离了，朱起鸣表示他有兴趣干这件事，于是就委派他留守安定医院。我立即写了一份向中央文革的紧急汇报材料，报告在安定医院发现陈里宁的情况，由安定医院王某开摩托车和我一起在即将破晓时将这份材料递交中央文革接待站。　　
第二天我再去安定医院时，朱起鸣向我介绍了他看陈里宁病历所作的归纳，因为这病历很厚，要看一遍的确是很费时间的。原来陈里宁被秘密逮捕到北京之前，就曾多次在湖南被捕过，被捕后老母都不知其下落。在对他进行一种是否精神病的鉴定时，要施以大量的药物，造成精神亢奋，错乱等等，最后才经公安部谢富治部长的亲笔签批（朱起鸣将批件给我看了），将陈里宁秘密逮捕到北京公安部十三局，陈在关押期间，时而表现得很清醒，时而又吃草根，甚至粪便，于是才多次送到安定医院来治疗。　　
又一天，朱起鸣告诉我他已见过陈里宁了，陈很清醒，他说自己吃草根粪便都是装出来的，他争取到安定医院来了解到许多文革的情况，他相信总会有一天有人会把他解救出去的。　　
大约过了三、四天，中央文革派联络员王广宇到安定医院来，他对我们说：关锋、王力都知道这事了，他们原来不知道精神病院这种角落还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你们是立了大功了。我们向他汇报说：现在的关键是要拿到陈里宁的档案，下一步工作才好开展。他叫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　　
这样又等了好多天，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了，我和朱起鸣忍不住又去问王广宇，他说：他已经去十三局看过陈的档案了，但未能调出来，你们要看只好由你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了。　　
当时进驻安定医院的，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地质学院“东方红”及北京医学院 “八一八”，当即我们三单位和安定医院的群众组织一起开了联席会议，会上介绍了王广宇的意见，大家都赞成到十三局办公的地方去，迫使他们交出陈里宁的档案，并为陈里宁平反。但十三局到底在什么地方，办公区和监狱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更是首先要弄清，弄不好跑到监狱里去就糟了。北医“八一八”的学生和陈里宁已混得很熟，他们立刻去找陈里宁，不一会儿，他们就拿了陈里宁画的图来了。原来，十三局辨公区和监狱是前后院，中间有围墙隔开，围墙开了一个门。陈里宁说他每次到安定医院来坐在汽车上，眼睛都是蒙着的，所以不知道十三局在什么地方。安定医院的人说他们只知道十三局是在秦城，但没去过。有了陈里宁提供的情况，虽然还不清楚十三局具体在什么地方，但是，对于去十三局的事我们心中都踏实了，我们只要不进后院的门就行了。于是，会议作出决议：这次行动由我任总指挥；各单位负责组织自己的队伍，于今晚１２时整到十三局外集合，出发前对本单位的战士进行教育，绝不允许进后院监狱的院门；十三局的具体地点由红教工负责打探清楚在晚十点以前通知有关单位。　　
我和朱起鸣等赶回红教工总部，已经是傍晚时分，不少红教工闻讯赶来，当时正在召开紧急核心会，研究去十三局的行动，大家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核心组成员了，群情激奋，七嘴八舌地纷纷发表意见，对于这次行动均无异意无需讨论，关键是怎样能快速地得到十三局的准确地址。张昌龄教授说，他时常到秦城那边山上打野鸭子，看到山脚下有一组建筑类似陈里宁画的图，当地老百姓说是圈人的地方，大家都认为那恐怕就是十三局了。于是当即派张先生和来晋炎骑摩托车前去打探　　
在核心组会上，对这次去十三局作了周密的部署：由我和侯虞铿带领红教工第一梯队４０人；张家廉和林贤光作为留守，必要时张作为第二梯队负责人支援第一梯队；林贤光负责组织第一、第二梯队的井冈山兵团的学生队伍；朱起鸣留守安定医院与王广宇保持联系，并在我们出发后及时向王广宇报告我们的行踪，必要时争取中央文革具体的支持（我们去十三局的行动计划王广宇已认可）。　　
我抽空回家与世龙告别，我对世龙说这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万一回不来，两个孩子就全靠你了。他不赞成我们去十三局，他认为这些事由学生做比较恰当。我觉得，从总体来看，我们也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但我们也不能退，这样太不仗义，而且这事从头到尾只有我们是最清楚的，我们对这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也不再说什么了。　　
大约晚八、九点钟，张先生和来晋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们按照张先生的记忆，在山脚下找到了十三局，十三局外有一大开阔地作为停车场，他们怕暴露只在远远的路口上，看清十三局有卫兵守门，院后靠山的岗亭有荷枪卫兵把守。朱起鸣问清了去十三局的具体走法，就立即赶回安定医院去通知各单位了　　
林贤光陪我去井冈山兵团发动了约六十位同学参加第一梯队。晚十一时，红教工约四十人和这六十位同学一起分乘两辆轿车出发了。这次出发前赶印了大批造反守则及造反宣言，分发给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造反宣言为要求交出陈里宁档案及为陈里宁平反。造反守则为不许进监狱院门；不许私自动档案；不许动武器；不许向外泄露十三局的具体地址；这次行动不许向外宣传。　　
晚十二时正，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清华“红教工”及安定医院等五单位分乘五辆车均到达了十三局门外的停车场上，我们又把造反宣言及造反守则分发给其他单位。本来，我想把队伍集合在离十三局大门外一百米处，每单位派一负责人进十三局交涉，但是学生们笑我太胆小，根本不听指挥，一下子都涌到了十三局的门口，近三百人在大门前很有声势，我赶忙挤上前去让　　
各单位负责人先进去交涉，十三局的干部也表示愿意与我们的代表谈判，铁门刚打开一条缝，代表们还没有全进去，学生们已一涌而入。这时，探照灯把院内照得通明，半山上的机枪正俯视着我们。我怕学生们冲过界限，赶忙请安定医院的工人师傅组成十人的人墙，紧紧把住通向监狱的门院以防止我们的人误入监狱。我们在院内寻找档案室，准备贴上封条，以免陈里宁的档案被转移。但所有的办公室都已黑灯锁门，在外面也看不清那间是档案室。这时，侯虞铿告诉我已分别与张家廉、朱起鸣通了电话，朱起鸣说王光宇他们正关注着我们的行动。又过了一会儿，总机房通知我周恩来总理要我接电话，我赶紧对周总理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守纪律的，我们已派人守住通向监狱的门，我们的战士绝对不会到监狱里去的，请您放心。我们来十三局的目的是要求十三局交出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平反。”周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守纪律，很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先撤出来，明天上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说：“这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我们准备向工作人员及家属作宣传，我们可以先撤到家属区，做完宣传后再撤出吗？”周总理说：“好的，我答应你们，你们明天早上撤出，然后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他又对十三局的负责人交代要好好接待我们。我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向各单位负责人传达后，地院“东方红”贾继承说，既然周总理叫撤，我们就撤了吧，别做宣传了。因为十三局的负责人已去组织参加座谈的人了，于是决定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安定医院三个组织的人先撤，其余的人留下作完宣传再撤。大约在凌晨三点，我们全部撤离了十三局。　　
第二天上午，去十三局的各单位负责人及朱起鸣到了公安部，当时，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在入门时，警卫要参加接见的人进行登记，包括姓名、出身、本人成份、工作单位、及住址。红教工的几个负责人出身都不是所谓红五类，这时，我确曾闪过一个念头，谢富治会抓住我们出身当辫子的，但是，事已至此，只有勇往直前了。不久，谢富治就出来了，他说：总理让我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介绍了陈里宁被秘密逮捕的原因及经过，我说：“在陈里宁的病历中我看到，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您签署的。”谢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如果当时你处在我的位置上，我想你也会这样做的。”我只是摇了摇头，表示并不会如他所说，但并不想在此时与他争论，我说：“现在，我们希望您让十三局将陈里宁的档案交给我们；为陈里宁平反；释放陈里宁。”会上还有人提出要在十三局成立联络站，继续清查类~}　　
~{似陈里宁的人，谢说：“联络站就不要搞了，陈里宁的档案可以交给你们，其他的事等你们看了档案后再说吧。”谢在这次接见中，还一再表示，他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　　
一月十日凌晨，朱起鸣到我家叫醒我。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已拿来了，是十三局的李子明处长陪着他一起送来的，李等在外面的车上。我要他先把它留下，等天一亮就去找红教工的人来摘抄，争取中午前抄完，然后送井冈山总部保管，并通知参加这一行动的各单位一起来审查。　　
朱起鸣告诉我，李子明很支持我们的行动；十三局的负责人还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就是在这次会上被开除的），他们就想到给陈里宁平反了。而在陈里宁这件事上，李子明告诉他，当初上面怀疑陈有后台，查后台比对陈里宁本身还更着力，有关的查对材料用了两个房间才装下。　　
这天一大早，我就把陈里宁的档案带到红教工总部，找了近二十人来分头摘录，过了一会儿，马春浦发现档案袋中有一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每一本封面上毛的名字都被涂改了，在当时，这是可以定为反革命行为的。马急忙来找我去看，只见这毛泽东三个字都被用墨笔涂掉，并在旁边写上陈剑鸣三个字，还注有日期；翻开封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不少被涂改过，多是改为与原文相反的意思，但零乱无序，看不出他的用意。从所注明的日期来看，集中在两三天内，正是他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鉴定的那几天。看来是这时由于他被施用药物，出现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所以作出这些不可理解的涂改。但此事关系重大，我们不能自作主张，只能如实上报中央文革由他们处理。为了摘录能继续正常进行，我告诉马春浦，这应是陈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你先将这些书捆起来，由我来处理，现在不必告诉大家，摘录工作照常进行，到中午就结束了。同时，我立即打电话给朱起鸣，告诉他发现了这捆书的事，朱立即向王广宇作了汇报。当天王就派人来把陈里宁的全部档案取走了。我们摘录的材料也暂时封存起来，准备等待上面审查有了结论，再拿出去。　　
后来朱起鸣告诉我，这捆书的事，在十三局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审问记录中都有记载，逮捕他的人原不知此事，是陈里宁自己讲出来的，他不承认给中央写信反映自己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有罪，但说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检查时，服用药物后，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把毛主席的书涂改了，要说有罪，这倒可以算上。审讯员问他这些书在那里？陈答，我把它捆成一捆，放在家里。十三局立即派人去陈的家中搜出了这捆书；他们看后也认为这是精神病发作时所为，所以没有当作什么罪证，以后审问也没再谈到这件事。　　
中央文革把陈的档案取走后不到一个月，朱起鸣就告诉我上面已下来通知，和十三局原来的看法相同，即这是陈在精神错乱时所为，不是他的问题，这个人可以宣传。朱还说这是戚本禹看了陈的档案后讲的。这下我们和其他几个群众组织都向社会公开这件事了。由于陈里宁的档案交给中央文革后别人再也见不到了，而我们手头有一份摘录，红教工的成员曾昭奋据此编了一本《狂人日记》，有陈的日记摘抄，也有这一案件的发生与揭露的经过。我们自己找印刷厂一次印了五千份，没有几天就卖光了，但我们也未再重印，因为全国各地翻印的版本到处都在卖了，而且还在许多城市被摘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显著的位置。大概不仅因为陈里宁受迫害的遭遇使人同情，他的日记中有许多发自肺腑的语言更增强了对人们的感染力，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中央文革下通知后没几天，就把陈里宁接走了，是谢富治亲笔签发的无罪释放证明。我们设在安定医院的联络站也随即撤消，在当时以为这件事就此圆满结束了。陈里宁出去后，我们除请他来清华作了一次报告外，和他也没有其他来往，这时他在社会上成了知名的人物，许多地方请他去作报告，都为他的经历大为感动和激动，一些人还掉下了眼泪；来清华讲演时也是如此，大礼堂坐不下，把广播扬声器拉到室外，外面草地上也坐满了人，这是红教工成立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天津市还上演了根据陈里宁事件编写的现代剧，剧名叫做“新时代的狂人”，新成立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天津日报为这轴戏的演出发了社论，备加赞扬。在社会上，有些群众组织自命为“狂派”。　　
是不是还有类似陈里宁的案件存在呢？我们无力再去查访了，但在安定医院，后来确又放出来一个王景瑞，是北京市的职工，以后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他还当上了委员。　　
　 　
《“陈里宁事件”始末》（王广宇）　　
　 　
（王广宇：１９６６年６月由马列主义研究院调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曾任办事组负责人。１９６７年９月回原单位。１９６８年３月遭逮捕关押，蒙受七年牢狱之灾。１９７９年得以平反。）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陈里宁反革命案”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年。为了澄清这件已被忘却了的事件，我作为当事人愿把这个案件的原委说出来，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资料。　　
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我的叙述不得不涉及许多当事人的名字，这样会再刺激许多被卷入这个案件的同志早已愈合了的心灵伤疤，这决不是我的本意，希望得到这些同志的谅解。当时多少荒唐事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意志使然，许多同志也因之而罹祸殃的。　　
一、“反革命要犯”到“反刘少奇英雄”　　
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后来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作为反革命要案从湖南移送公安部继续审查，再后来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大约在１９６５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北京安定门外的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文革初改名为红卫医院）治疗。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高等学校的红卫兵，不满足于在本校造反，杀向社会。　　
他们了解到当时苏联克格勃迫害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把“不同政见者”打成“精神病人”，关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这个启发，这群红卫兵就到精神病院查找这类病历，并以此为理由去造政法部门的反。　　
大约在１９６６年底，驻扎在红卫医院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红卫医院的造反派清查出六十年代以后，几个政治犯被当作精神病人受迫害的病历，加以渲染，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１９６７年初，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到红卫医院找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医院的造反派开座谈会，了解精神病院把政治犯当成精神病人强迫治疗的情况。　　
第二天，戚本禹向我介绍了座谈会的简要情况。戚本禹说他们在精神病院发现了一个因为写信、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而被公安部门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这个人叫陈里宁。据陈里宁的主治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因为反对刘少奇而遭到关押迫害。他们见到的陈里宁神志很清楚，谈话也很有条理，根本不像精神病人。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据清华大学红卫兵说，陈里宁的文笔不错，能写文章。我想把他接出来，找个安静的地方，叫他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这种人可以现身说法，批判一定很有力度。不过，陈里宁被关在监狱好几年，又在精神病院受折磨，身体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出院？出来后能不能写文章？这些由你同造反派和主治医生商量。　　
１９６７年１月初（我记不得具体时间，是我被囚禁后中央专案组的人告诉我的），我第一次去红卫医院，向金弘敏（陈的主治医生，是她最早发现陈里宁“没有精神病”的）、王志（护士）传达了戚本禹的意图。金弘敏等人表示，陈里宁没有精神病，但由于长期大量用药，对这些药物有了依赖性，不过出院没有问题。　　
我把商量的结果向戚本禹作了汇报。戚本禹让我考虑找一个适合的单位接收陈里宁。我最先考虑的是我的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戚本禹同意了，后来又变了卦，要改到人民日报社，他说已经同唐平铸（文革开始后接管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好了。　　
人民日报那边安排停当，我同金弘敏、王志联系好，便去红卫医院接陈里宁。那天在红卫医院一个小会议室召集了有一、二十人的会，除陈里宁外，以金弘敏、王志为首的部分医院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也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把接陈里宁出院写文章的意思说了说，然后又把戚本禹送的棉衣、我送的旧绒裤交给陈里宁，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陈里宁还没反应过来，金弘敏对陈里宁说，还不快说感谢毛主席，谢谢戚本禹和王力同志，陈里宁跟着说“毛主席万岁”、“谢谢戚本禹同志”。我又把戚本禹给金弘敏和王志的红卫兵袖章当场交给了他俩，与会者都流露出羡慕的眼光。全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问了陈里宁几个问题，陈里宁都一一作答。就我当时观察陈里宁的印象，他的眼光呆滞，反应迟钝，有点恐惧，但回答问题时神志还清醒。会后金弘敏把朱起鸣介绍给我，说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清华大学红卫兵驻红卫医院的负责人，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商量。　　
我把陈里宁送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即向戚本禹汇报。戚本禹问我，你看陈里宁像精神病吗？我回答说：我看不出有精神病，不过他有些迟钝，眼神呆滞，可能是长期受迫害留下的后遗症。　　
二、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几天以后，戚本禹告诉我，有人反映，陈里宁除了批刘少奇以外，还有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你去把他档案调来看看，若有批判毛主席的问题就不能用他了。我向公安部调陈里宁的档案，公安部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早就被清华大学学生抢走。于是，我就给朱起鸣打电话，他说档案在他手里。我问他档案中是不是有批判毛主席著作的材料，朱起鸣告诉我，只是在毛主席著作中有些批改，看不出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我派人把陈里宁的档案取来，给戚本禹送去，他说没时间看，让我看后向他汇报。　　
我的工作很忙，没时间看这些东西，拖了十来天，朱起鸣催要陈里宁的档案，我才大致翻了翻。总的印象是，他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观点明显，特别是他的日记，反对刘少奇是很明确的。然而他批改的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则很混乱，他把作者的名字如“恩格斯”或“毛泽东”改成“陈里宁”，把“辩证唯物主义”改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改动一些连接词，大多是用同义语替代原著中的词汇，就变成他的著作了。他还在著作的扉页空白处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等口号。　　
我看完后向戚本禹汇报，说陈里宁批改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很混乱，不正常，但看不出有反动的观点。公安部并没有把涂改毛主席著作等当成他的罪证（不过在文革中，即使是对毛的著作涂改一个字也是一种罪过）。戚本禹说，陈里宁是不是真的有点精神病？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你再去找金弘敏他们问问，研究一下他为什么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也批改毛主席著作。　　
我去问金弘敏、王志，他们看了档案之后，认为从陈里宁涂改的毛主席著作情况看，没有明显的反毛泽东思想，但也不像正常人干的事。他们说在医学上有一种叫“间歇性精神病”，即患者清醒时像好人一样，而发病时就处于颠狂、无意识状态，涂改毛主席著作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我认为这种解释有道理，金弘敏提议去问陈里宁，陈紧张地说，我都记不得了，好像有一次给我吃一种药，脑子产生幻想，稀里糊涂地就把毛主席的书乱画了，真的不是反对毛主席。我向戚本禹转述了金弘敏等人的解释。戚本禹也感觉到陈里宁是“有点精神病”，但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么严重。　　
就在陈里宁出院的几天内，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做了两件事：　　
一是出版了一本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宣传陈里宁的小册子，名曰《新时代的狂人日记》，从陈里宁档案中摘编了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日记和文章，吹捧他是反对刘少奇的先知先觉的英雄。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陈里宁由此成为新闻人物。朱起鸣一次就送给我一、二十本。我认为，为陈里宁翻案绝不会是王力、戚本禹两人的个人行为，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所以发给了小组成员每人一本。但他们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什么议论和反应。　　
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驻红卫医院的红卫兵在朱起鸣的带领下，冲进公安部，要求为陈里宁作“平反决定”，并开“释放证”。　　
应当说明，这两件事中央文革是支持的，至少是不反对。朱起鸣从公安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公安部推卸罪责，耍花招，认为必须把平反和释放作为一个问题由公安部来解决。他说不达目的绝不撤出公安部。　　
朱起鸣的电话刚打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也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一再解释公安部给陈里宁开释放证没问题，但作平反决定还需要研究。接朱起鸣电话时，王力正好到值班室，我顺便汇报了一下朱起鸣的电话内容。王力说，当然应该由公安部作出平反决定，我们中央文革不能作这种决定。我把王力的意思转达给李震。后来到底怎么开的释放证我记不太清了。　　
陈里宁住进人民日报招待所后开始写批刘的文章。他的文章写得比较长，文笔还算可以，但内容不符合戚本禹的要求。戚本禹先后让闫长贵、陶文鹏、程里嘉等人修改，最后也没修改成。戚本禹利用陈里宁写批判刘少奇文章的计划未能实现。　　
三、恢复党籍，安排工作　　
陈里宁的文章交稿后，住在人民日报招待所也不是长久之计。既然放出来了，总得给找个落脚的地方。戚本禹经过了一番思考，决定把陈里宁放到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交给历史所造反派负责人傅崇兰，算正式调入历史所，恢复他的工资级别和党籍。　　
四、陈里宁到社会上讲演，引发了争论　　
戚本禹对我讲过，先把陈里宁放在历史所，等他适应了外界环境后，愿意回湖南原单位就让他回去。戚本禹对陈里宁的要求是，参加所内的文化革命运动，可以继续写批判文章，但尽量不要到社会上活动，少同外界的造反派接触，更不要支援一派，打击一派。这些意思我当着傅崇兰的面对陈里宁都讲过，并嘱咐傅崇兰掌握好陈里宁的活动。话虽这么说，但陈里宁已经成了社会上的“名人”，北京的高校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请陈里宁去作报告，社会上还散发了一些陈里宁讲话的传单。哪派请到陈里宁就表明他是站在哪派一边，这样就引发了对立派的反感。关于为陈里宁平反问题，红卫医院的内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反对派认为陈里宁确有精神病，金弘敏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是政治需要。这个情况我并不了解，是戚本禹后来告诉我的。在京医务界的各派组织中围绕着同不同意为陈里宁平反，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尽管陈里宁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但反对陈里宁的一派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抓住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这个要害做文章，说陈里宁也反对毛主席。因为都知道是王力、戚本禹给陈里宁平的反，不少人以给戚本禹写信等方式表达对陈里宁的看法。对于有关反映，戚本禹是了解一些的，而我作为做具体工作的人，了解的情况不多，认为给陈里宁平反是中央文革首肯的。　　
陈里宁到历史所后，我去看过他几次，戚本禹还叫我找傅崇兰、陈里宁，专门谈不要陈里宁到社会上活动和作报告。我劝陈里宁尽量少出去作报告，陈里宁表示同意。但傅崇兰解释说，几乎每天都有来请的，我们一般都谢绝，但有的知名的高校造反派，如北大的聂元梓来请，我们就很难回绝。傅崇兰表示尽量严格控制陈里宁外出作报告。　　
１９６７年的５、６月，清华大学井冈山支持的天津市话剧团来北京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朱起鸣和天津市话剧团造反派负责人不断给我打电话，请我去看演出。我告诉了戚本禹，他说，他不去看。我当然也不能去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没有小组成员的指令是不能擅自参加社会活动的，这是江青亲自规定的纪律。这时我已经影影绰绰地感觉到陈里宁问题有麻烦。　　
在此以前，傅崇兰、陈里宁和我见面时，曾提到有人想以陈里宁的事迹为背景编写一部话剧，想叫陈里宁给编者讲讲，以便塑造他这位反刘少奇的“英雄”形象。我表示可以向编者提供些素材。后来中央专案组审查我的问题时，把这件事也当成我的罪行之一。　　
戚本禹大概掌握一些反陈里宁的材料。有一次他有点不耐烦地对我说，陈里宁还是到处活动作报告，他住在北京安静不了，别人找他，他就出场，也是一个好表现自己的人。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躲一躲。当时正赶上中央文革要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筹划记者站，借这个机会把陈里宁派到农村搞调查，可以防止他在北京继续被利用，找麻烦。　　
五、派陈里宁下乡去调查　　
我和傅崇兰一起向陈里宁传达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听后稍微犹豫了一下，表示愿意接受。按照戚本禹的交待，我嘱咐陈下乡后，不能用陈里宁的名字，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各种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出现，可以写调查报告，直接寄给我。陈里宁对我的谈话作了笔记，表示遵守这些规定。我还一再强调千万不能暴露真实身份。　　
陈里宁下乡出发的时间大约是１９６７年６、７月。　　
本来，让陈里宁下乡的初衷是让他出去躲一躲。可是陈里宁却非常认真地把下乡调查看作中央文革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下乡没有几天就急于写报告，而且每次寄来的报告最少一两万字，大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给我寄来十几次调查报告。　　
１９６７年７月末或８月初，傅崇兰打电话告诉我：陈里宁在保定乡下暴露了身份，各派组织纷纷请他去作报告，碍于东道主的情面，他出去作了几次。傅崇兰请示该怎么办。　　
这次戚本禹真的恼火了，他气愤地说：这个陈里宁，我们把他弄出来，现在却成了一个包袱了，看来他真是有精神病，又好出风头，乡下呆不下去了只好叫他回北京吧！　　
傅崇兰告诉我，陈里宁回北京后，心情沉重，觉得犯了大错误。我去历史所和傅崇兰一起同陈里宁谈了话。我批评他暴露了身份，他解释说，他一直用着在监狱里用的写有“陈里宁”名字的毛巾，不知怎么被人发现，就在保定地区传开了。我告诉他回来后一定闭门谢客，谁都不要见。陈里宁当面提出想回湖南老家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我同陈里宁谈话前，戚本禹曾对我说，陈里宁回湖南的想法不现实，那里现在乱得很，他回去又得卷进派仗里去。我把戚本禹的这个意思告诉了陈里宁。陈里宁表示犯了错误，对不起戚本禹同志对他的爱护。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反陈派看准这个时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大肆宣传陈里宁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以此来抨击为陈里宁翻案的这一派。陈里宁已经成为两派斗争的筹码。一派猛打，一派死保。这种形势，戚本禹是知道的。　　
六、策划陈里宁疗养　　
戚本禹同我商量，陈里宁呆在历史研究所，北京两派都知道，最好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躲躲，他在北京会激化两派的矛盾。戚本禹想了想说，陈里宁最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给他找一个郊区的疗养院去疗养一段。随后他又说，陈里宁给我找了多少麻烦，真没办法！王力也不管，你去找王力把陈里宁的情况跟他讲讲，问他怎么办。我向王力汇报后，王力说，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陈里宁去疗养。　　
经过比较，最后选定了离昌平不远的亚洲学生疗养院，时间大约是１９６７年的８月初。然而没想到陈里宁坚决不去疗养，并要求马上回湖南。戚本禹也没辙了。他叫我给傅崇兰打招呼，注意看好陈里宁，不让他出去，并注意防范某些造反派去揪他。就这样，陈里宁不去疗养，也不让他回湖南。　　
七、散发关于陈里宁问题的传单　　
又拖了几天，戚本禹可能得到了什么信息，他感觉招架不住了，不得不设法平息两派为陈里宁问题发生的争吵。有一天晚上，戚本禹找我说：你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给傅崇兰打电话，叫他向社会上散发一个电话记录的传单。我起草的电话记录遵循了戚本禹指示的基本调子，考虑到为陈里宁翻案这一派的不利处境，把基调弄得更平和些，大致是这样的内容：“现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因为陈里宁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陈里宁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一派则认为陈里宁不是坚定的左派，他有篡改毛主席著作的错误。两派组织因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很不利于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希望各派组织不要为陈里宁问题再争论了，陈里宁的问题由我们来处理”，署名中央文革办事组。这个电话稿经戚本禹同意后寄给了傅崇兰。傅崇兰收到以后，又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修改了几处，基本倾向是不要因传单而对保陈这一派产生不利影响。最后散发到社会上的传单是什么样我就再没见过，散发传单的时间是１９６７年８月下旬。不久王力、关锋被打倒，反陈派加紧了对保陈派的攻击。而我也在这时离开了中央文革办事组，回到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陈里宁的问题，戚本禹后来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出狱后听说，散发传单后，对保陈派很不利，反陈派猛烈进攻，要揪斗陈里宁。戚本禹只好派王道明（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去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重新收监。　　
２００１年，陈里宁的妹妹陈里如来北京找我了解情况，我大致把过程给她介绍了一下。原来，“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给我定案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专案组说，陈里宁是“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其实，在１９６７年，刘少奇问题已在社会上公开，并定为“修正主义”、 “走资派”，为陈里宁翻案，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错误和罪行。因此中央专案组就把陈里宁定为真反毛主席，假反刘少奇。陈里如同志告诉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最后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改正原来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陈里如还告诉我，陈里宁现在病得很重，正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和休养。　　
陈里宁案件，反复折腾了十多年，的确有很多教训值得反思。　　
（原载《往事》）　　
　 　
　2008年5月25日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