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州文革往事[21-30]

tuffy05

文革往事（二十一）


(2013-01-07 18:13:23)

7月18号下午，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出席会议的只有军区和有关部队的负责人约30多人。周讲话主要内容是，武汉军区把“钢工总”（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打成反动组织，镇压了那么多工人，是不对的，应当平反。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在于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广大群众实现大联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他们会起变化。总理最后说，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我的意见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会议结束前，周宣布了一条纪律，今天会议的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不要上大字报。先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另外，武汉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没有表态。
这次军区连续几天会议的总结讲话，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基本态度；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亲自拟订，且由毛泽东在17号看过。

在军区的会议上，周恩来讲：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号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号‘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号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按：这里点的“中间偏保派”）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最后，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18号总结会议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再次讲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毛泽东接见有关人员，宣布中央对武汉的态度，对周、谢、王、余，李作鹏、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等谈到：为什么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也谈到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为8月份抢抢提供了依据）？也夸奖了钢工总在水利学院修筑的自卫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毛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只讲“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治、王力做“三钢”、“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再道司令员。
上面毛讲话的斜体部分，后来公开发表，成了当年很流行的毛语录。
这次会见明确了关于军区支左、造反派、“百万雄师”问题的三条基本方针。 陈、钟在毛亲自指示和安抚下，接受了批评，表示要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做部队的转弯工作。周恩来在毛泽东接见之后，连夜就回北京了。陈、钟亲自去释放了被拘禁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和胡厚民；并让军区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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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往事（二十二）

中央大员们以为武汉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可是，他们哪里料到，在长时间的支左中，武汉部队的干部战士与百万雄师早已结下深厚的感情和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当时造反派的标语说，“工总翻案，武老谭完蛋。”直截了当地把工总翻案和百万雄师、武汉军区的政治生命联系在一起。军区主要领导、“百万雄师”的头头都认为“工总”一旦命运逆转，将是他们政治失败的标志。 所以当时武汉的大多数军民对此是十分不理解的，也不接受，就连陈、钟都是心中不服。正如钟汉华后来所说，那时的气氛就像一堆浇满油的干柴，只差一根火柴来点燃。
16号起，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署名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这时，中央精神并没有转达到群众中，百万雄师的这种举动只是一种猜测和担心。
导火索在19号出现了。这天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19号凌晨，谢富治、王力前往工人和学生造反派“逃难”集聚的武汉水利学院，水院当时是钢二司的总部。向在场的五千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并激情地表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
王力和谢富治并没有透露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全部指示，但是敏感的造反派从他们带有倾向性的讲话中嗅出了味道 ，欣喜若狂的一些造反派把大会录音拿到武汉三镇播放。这个消息如同原子弹爆炸一样，一下子把百万雄师和8201独立师积聚了几天的火气点燃了。
另一件事就是，18号当晚，8201独立师政委开完会回去后，立即向团干部传达了军区党委扩大会上周的讲话精神，第二天又传达到排级以上干部。19日下午三时到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了武汉军区干部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谢富治传达了总理讲话精神。这两次传达，由于军队上层干部思想不通，不仅没有消除军队干部战士的对立情绪，反而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风暴。
根据回忆，军区传达会没开完，蔡炳臣政委就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怀龙师长继而也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6时左右，8201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战士的工作。独立师的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区大院，却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实际上加重了情绪的蔓延。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
19号的夜晚对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据当年8201部队宣传车上的广播员回忆（此人后来转业，历经磨难，最后成了湖北日报记者），7.20军民车队武装游行就是从7月19日晚七时许开始集结的。
此刻，在汉口利济路的一个8201驻军军营里，一群一群的战士围在那里议论中央的决定，大家感到很不服气。有几个宣传队的战士，鼓动着把宣传车开上街，有许多人开始响应，司机把宣传车发动起来，宣传车轰鸣着，正要冲出营房大门，忽见团长贠恩良、政委周德芳急急赶到，他们双双挺身站在车头前，政委还俯身趴在车盖上，苦苦相劝：“同志们呀，这样做不得呀！有什么意见就告诉我们，我们负责往上面反映。”战士们在车上议论：他们谁敢去向中央领导讲真话，他们怕掉了官帽子，我们没有什么帽子，我们不怕。与此同时，营房里的一群群战士，也一个劲为车上的人鼓劲。相持一阵后，有两名战士靠近团长和政委，分别将他们熊抱起来，离开了车头。于是，“轰”的一声，载着全体宣传队员的卡车冲出了营房，驰向汉口利济路。“820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幅红旗，在明亮的路灯下猎猎飘扬。
“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到连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
“解放军战士坚决支持百万雄师革命群众！”
“8201战士永远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王力支一派压一派，绝没有好下场”
宣传车上一遍遍响起这些紧急拟定的口号，一次次划破沉静的夜空。这样的口号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声音，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飘着部队旗帜的卡车，响着立场鲜明的口号声，从汉口到汉阳，再到武昌。自7月19日晚7时左右，到7月20日凌晨，一直奔驰不停。宣传车每到一个地方，凡赞同8201部队观点的部队单位和百万雄师群众以及当时的公、检、法军管会人员，且又有车辆的，立即组织人员乘车参与到游行的车队行列中。
车队游行后来演变成武装大游行，一直持续到24号。上街的车辆有千辆之多。公安人员，军人均把领章、帽徽摘掉，衣领敞开，袖子挽起，有的还戴上百万雄师的袖章。游行的车头上方架起机关枪，子弹带搭拉在车墙板上，车上的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百万雄师的人员都带着柳条帽，手里拿着自制的长矛。还有的车驾驶室的踏板上也站着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当时，我正在汉口汉正街我舅舅家玩，有幸亲眼目睹了这场武装大游行。我们挤在江汉桥头的栏杆旁，边看热闹边看游行，只见一车一车人的呼啸而过，口号越来越激烈，什么“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等等，响彻武汉三镇。那种场合，没有人敢发出对立的声音，造反派全都销声匿迹，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据说，那几天，武汉往外跑的人是一群接一群，怕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tuffy05

文革往事（二十三）
(2013-01-10 18:04:18)

同时，在东湖客舍，也上演了一出好戏。
东湖客舍的地理位置就在到东湖的公交路线上，以前叫蔡家嘴的地方，现在可能早不在了，那时坐公交车能看到那片树林遮蔽下的点点。客舍与马路之间用十几米宽的湖水隔开，水中种有荷，夏天荷花开时，别有一番风景。到客舍只有一条马路进去。里面的楼房最多两层，外面树林遮蔽下，只能隐隐约约的看见房子。至于哪里是梅岭一号，哪里是百花一号，就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了。
7月20号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14人，冲击东湖客舍北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阻拦。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独立师干部）开的介绍信，说“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亮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在大门内100米处，双方对峙下来。
王振英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汪东兴通知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赶到北门。王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首长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8199部队来。
  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意指20号下午）就准备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3点左右，8199（武空）的张昭剑政委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8201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8201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7月20日清早6时，8201部队的宣传车也来到东湖客舍的西门，他们与保卫的警卫人员同是8201部队的，有些人相识，混乱中，车队冲进了客舍。在院子里不大的草坪上，站满了军人和公安，还有百万雄师人员。有些人还爬到树上拍照。谢富治、王力、陈再道等人都在房间里。群众在外面喊，要谢富治，王力出来。谢富治先出来了，人们立即上前纷纷发问。
“您说，我们武汉军区的支左大方向真的错了吗？”军人们问。
“解放军三军指战员们，”谢富治神色平静地答，“你们不论支持哪一派，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您说，我们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吗？”群众组织代表们问。
“百万雄师的同志们，”谢富治依然平静地答，“你们无论是什么派，都是忠于毛主席的好同志！”
久经战场的谢富治表现出很老练的水平，对他的回答，一开始，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一回味，好像他并没有回答出实质性的问题。人们觉得不满意，又一时无计可施。冷静一阵之后，一位百万雄师的人捋下自己的红色袖章，让谢富治戴在胳臂上，谢富治微笑着照办了，人群中响起了掌声。接下来，红武兵、红卫兵、红城公社（均被称为武汉“保守组织”）的袖章，也如此这般地一件件戴上了谢富治手臂。左臂戴满了，又戴右臂，最后，谢富治伸开两只手臂，让人们把袖章一直戴到他的中手指尖，还转动身子，绕场一周。场内再次掀起掌声，人们从谢富治的做法里多少得到了一些精神安慰。
人们把谢富治送回房间，又将王力请了出来。
此时此刻，王力与谢富治的表现迥然不同。
“王力，你凭什么说武汉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凭什么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王力一言不发，一脸不屑地傲视天空，不与人们对视。
接着，有人取出袖章，要他戴上。他竟然一言不发地把双臂紧紧抱在胸前，以示拒绝。
“王力，你不配佩戴我们的袖章！”僵持了一会儿，人们终于愤怒起来，“把他带上车，上街听听武汉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
这个过程中，很多资料都说此时发生了打斗王力的行为，甚至把陈再道也当成王力打倒在地，说在场的人都拦不住群众和军人。这点我相信，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王力被架上车。汽车向军区大院开去。中央文革人员张根成和北航红旗的两个红卫兵也上了汽车跟去。牛怀龙等部队干部也随部队驱车赶到军区大院。
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军人和百万雄师人员，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声震天。王力揪到军区后，先是被送进军区二号楼3楼46房，后又被转移到四号楼，军人和群众围攻王力，要他回答“四点指示究竟有没有”。王力没有回答。九时过后，“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刘敬胜陪同王力，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到四楼楼梯边的阳台示众；楼下挤满愤怒的人群。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王力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就群众要求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并面对愤怒的军民表态：“武汉“百万雄师”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湖北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等等……。 群众对王力的表态显然不满意，围攻继续进行。
   钟汉华此时也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 面对事态，钟汉华、叶明急得哭啼制止，然而无效。钟甚至向群众作揖、磕头劝阻，说“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但乱中无人理睬他，后来他心脏病发作，躺在里面的办公室里。
  在军区孔庆德副司令指挥下，8199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与群众相持，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8199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8201军人与王力隔开。”百万雄师“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独立师战士的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午后，孔庆德副司令指挥，军区警卫营将钟汉华从人群里救出。三点左右，孔与揪斗王力的头头达成临时协议，让王力吃饭，休息了再说；8201一位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8201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同时，告诉群众，军区食堂准备了饭菜，让他们去吃，武汉的七月，热的像火炉一样，群众从早上闹到下午，也是又热又累，于是一些人到食堂去了，现场的人少了很多。
  孔庆德利用这个机会，命8199部队师政委，调87团四连、六连和师侦察连、军区警卫营相互配合，巧将王力转移出军区大院，送到洪山8199驻地。四号楼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战士发现王力脱身，气的大叫：“王力跑了！打倒孔庆德”！呼啸去追。
关于王力从军区大院救出的过程，有些资料写的像传奇小说。不过，在此过程中的有功人员，7.20后都有提拔。如孔庆德，武汉军区陈钟被打倒，就只留他一个原来的领导没有打倒，张昭剑后任空降兵15 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

tuffy05

文革往事（二十四）
(2013-01-11 20:04:14)

在军区大院围攻王力的同时，东湖客舍那边也有很多人在继续围攻中央代表团驻地，到了下午三点过后，陈再道让秘书打电话给百万雄师，最后才撤走。
8341部队的卫队长回忆说：群众在东湖宾馆闹事，把中央警卫团紧张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那些解放军与“百万雄师”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8341的中队长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8341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其实闹事的群众哪里知道毛住在东湖。
话说北京，20号一早就传来武汉的消息。中央文革召开紧急会议；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一致要求毛泽东立即转移。林、江写信给毛，要毛转移；周总理亲自作军事部署，并立即赶回武汉，劝毛转移，周并带上两飞机的8341部队战士保卫毛。会上确定海军在汉舰只（是为了保护毛游泳而从上海调来的东海舰队军舰）水兵上岸行动，空15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林彪给毛泽东的信，由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修改后，江青也签了名，再由邱会作亲自带着飞抵武汉，交毛泽东；邱会作到达汉口后，过不了江，信件于21号晨才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上，面交毛泽东。
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知道王力被空军救走后，立即在武汉三镇组织寻找，并封锁机场，车站，码头，防止王力跑回北京，他们还想抓住王力解决问题。
  20号下午当听说周恩来要来武汉，有百余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卡车冲进汉口王家墩机场，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机场空军同志讲“总理不在这里”。8201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机场跑道上都停着汽车和人群，飞机降落是不可能的了。
  7月20日下午3点多，周恩来的座机和运送8341部队官兵的两架运输机从北京起飞，40多分钟后，机长报告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满载人群的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条件较差的武昌山坡机场。到达山坡后，周首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联系已在汉口机场的邱会作（离北京前，周命令邱带上电台和医生，做了最坏的准备）；刘丰从王家墩赶来，商量进城办法。等汉口机场群众劝离后，周恩来再飞王家墩，天黑后由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
  周恩来抵达东湖后，立即与毛泽东商议转飞上海，并指挥安排转移、飞行等安全事宜。
  空15军上甘岭特功八连调至武昌护卫毛泽东乘专列到汉口。深夜2时许，毛泽东和刘丰，杨成武、李作鹏乘坐武空小车转移到汉口机场。21号上午，毛泽东一行乘飞机飞上海。这是毛多年没有坐飞机后被迫乘机。据说，毛一直不愿意离开武汉，他不相信陈再道会对他怎么样，可是架不住周等人的劝说，另外，林彪、江青签名的信也起了关键作用。
毛到了上海后，亲自打电话把陈再道骂了一顿：“你是陈司令吗？我告诉你，我毛泽东还活着。我正式命令你和钟汉华同志，无论如何给我把王力找回来，否则，惟你是问！……什么？你也挨打了？百万雄师还敢打你这位堂堂的陈司令吗？不管怎样，我毛泽东向你要人！”
  毛在上海决定：
  “武汉由15军或2个师（指44、45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原梅龄、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
  飞机场到梅龄的通道要15军部队或29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
  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
周恩来安排毛离开武汉以后，鉴于陈再道严重失职的言论和行径，临时对他采取了措施，指定孔庆德、叶明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并要求军区找回王力。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气愤地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又对孔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
   21号，周亲自组织平息事端，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分别与海军、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周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再道怨气不消，仍然表示无能为力；周又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叶），控制局势。
21号，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奉命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二、8201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周和三军领导调动部队，空15军一支支在武汉周围的部队，开始迅速调派入城。此间，周总理三次要求军区设法找人，到黎明前，仍无王力消息。22号早上，总理决定要刘丰去找到王力。刘带领空军司令部王惠民、叶锡洪出车去8199部队；结果，王力就在8199部队。于是，8199部队七连在张绪师长和解参谋长率领下，全副武装掩护，刘丰、王力等坐司机郭景元的小车，穿科学院、武汉大学间，经街道口，转移到武汉空军司令部。王力失踪是历史事实，其中有很多情节就像金庸的小说，不细述。
   王力到空司后，刘丰去东湖向周、谢汇报。周当即决定，东湖宾馆和武汉空司的北京来人，深夜分两个车队，在山坡机场汇合。22号凌晨5点，中央来人又乘专机从山坡飞到王家墩机场；周恩来马上召集军区、空军，和8199负责人开会，部署和调动部队，稳定武汉局势。8点多，周通知在上海的杨成武“我们都到了”；说他正在同林彪商量部署，商定后再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还建议，他回北京后把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毛泽东作了许多考虑，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武汉）好”。周恩来在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开会，明确孔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转告陈、钟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同时决定派空15军进驻造反派群众集聚的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等学校和武钢，防止百万雄师报复。
  当晚，支左的空15军部队迅速抵达几个预定位置，开始控制市内制高点。
  22号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作鹏）等分头登机回京。周恩来临行前，还专门督促军区，落实释放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抓走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高天堂等三人。周恩来与代表团分别乘机，自己先行降落北京，来掩盖自己刚从武汉回来的事实。正式报道是，北京机场此时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周恩来总理（实际上是刚下飞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以及三军指战员和数万革命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胜利回到北京。
  深夜，持折叠式冲锋枪的百余空降兵战士进驻红水院，另有部队进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等院校，宣称是接受中央命令前来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
   此时武汉“7•20”事件已被外电炒得沸沸扬扬。不少外电说王力已被杀害，毛泽东、周恩来已被叛军扣押，中国已大乱……
此时，武汉百万雄师还在做最后的挣扎。连日来，“百万雄师”继续在全市游行，22号全市“百万雄师”出动车辆约1500辆。在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巨大声浪下，连日来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扫荡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等十余单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学生、教师200余人。
24号，还有18车“百万雄师”去包围武汉体育学院大楼，驻测绘学院和华中工学院的战士前去制止武斗；25号凌晨5时，“百万雄师”出动38辆卡车、3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同时数十辆车包围测绘学院，直到25号上午11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tuffy05

文革往事（二十五）
(2013-01-13 19:19:32)

7月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特大喜讯的形式连续三次广播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一行回到北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到机场欢迎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爆炸了，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纷纷奔走相告；部分“百万雄师”汽车的游行还在持续，但不少群众已对他们宣扬的舆论产生怀疑，开始退出街头的“造反”行动。
  23号晚上，百万雄师内有人针对中央广播王力等回到北京的消息，秘密制订计划，甚至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准备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百万雄师”头头还召开会议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
可是这个计划还来不及实施，就大势已去，兵败如山倒，这句话一点不假，仅仅几天功夫，号称百万的组织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
  22号夜，周恩来与林彪商议，下半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并代中央起草电报，召武汉部队和市人武部领导到京。
23号清晨，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庭（武汉市武装部长）抵京，不久即被批斗，隔离审查。
连续几天，一支又一支的空15军的队伍开进武汉市，宣布支持革命造反派，谴责8201部队的行为，并接管8201独立师所控制的战略要地，后者则接受换防，离开市区集中整训。驻守东湖宾馆的8201战士，痛哭失声；按命令于8月1日将防务移交15军部队，离开武汉市，留下了枪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部队的交接、换防都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当时的谣传是，8201就地缴械解散。7.20过后的一段时间，在黄州街头，我们还看见过三三两两的身穿没有领章帽徽的军服的军人，不知是不是8201的散兵游勇。
在北京这边，25号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谢富治、王力及中央文革、军委成员出席。北航的井岗山同学在会上代表北京学生讲话。林彪对蒯大富、韩爱晶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王力成了天安门上的英雄。
  25号，周恩来为次日召开的中常委扩大会召集预备会；并接见河南的军队干部，讲述武汉情况和问题实质。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碰见“湖北日报”的一个在京记者刘某（按：周原来认识）问他武汉局势，周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某某、某某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北京支持你们》
七月廿六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在天津、成都、哈尔滨、济南、青岛、太原、长沙、郑州、贵阳、西宁、昆明、西安、乌鲁木齐许多地方，都有几万、几十万的人集会游行，表示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
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会上批判了陈再道，周恩来主持会议，说“七二零事件”是“叛逆行为”；听到常委会开始的这一宣判，对自己命运已有思想准备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也几乎当场瘫倒在地。谢富治则说“七二零事件”是陈再道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会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甚至激动地打了陈再道一耳光。会后，陈钟即被关押。
自25号开始，武汉及黄州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造反派彻底翻身了。那时最著名的一幅标语是：“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因为以前，百万雄师说，“若想工总翻案，除非公鸡下蛋”。现在真的公鸡下蛋了。哈哈哈，翻手是云，覆手为雨，文革中见怪不怪。
百万雄师的头头慌了神，一方面布置下面的人解散组织，主要人员逃离武汉市区，躲到东西湖或汉阳一些农场、农村避难。另一方面以一号头头俞文斌为首的七八个主要领导到军区寻求庇护，军区不理睬他们，他们又来到他们自认为比较温和的新华工以求谅解，可新华工的造反派马上报告公安联司（公安的造反派），把他们几个抓走，直到72年才放出。
中央于8月3号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曾以前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他到武汉后，做的第一件事，全湖北省的小孩子都记得，就是把湖北的雪糕降了一分钱。因为沈阳的雪糕是四分钱，武汉乃至全湖北都是五分，他一来，即命令改成四分。不知他是何心理。曾刘受命于危难之时，湖北人都尊称为曾刘首长，可是他们都是林彪的人，后来林彪倒台，他们也受到牵连。
7.20事件随着陈钟等人的批斗；百万雄师的垮台；8201独立师的改编；造反派的完胜结束了。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事件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其目的究竟是什么，没有人（包括事件的参与者、领导者）能讲的清。
67年8月1号，胜利了的造反派为了庆祝胜利，决定再次渡江。武汉、黄州等地同时举行。黄州是风平浪静的举行了造反派的渡江活动。武汉的渡江却因为造反派的组织能力太差，酿成惨案。事发当天，造反派组织的渡江人员比较多，现场看热闹的人也很多，武昌大桥下汉阳门江边，人山人海，天气又热，人群最早的是早上三、四点钟从武汉各地来到此处。下水前还要开会，人们顶着烈日，焦急的等待下水的时刻。上午十点，一声令下，开始下水，参加横渡的队伍站起来，开始向前移动。打头的是产业工人队伍，排队顺序靠前。开始时，渡江还比较有秩序。渡江队伍最前边是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后面方阵是很多块语录牌，接着是红旗队，几十面上百面旗帜。语录牌长的有十几米二十几米，用方木钉成，有的两面安装玻璃，里面是毛主席照片或语录。下面有抬的木杠子，绑上充气的汽车内胎，可以浮在水面。渡江队伍要把语录牌游泳推过长江去。下水的码头开口处不到20米宽，台阶有50多级，坡度大于30度。长语录牌要20来人抬着走，下台阶速度缓慢。渡江的队伍在烈日晒烤之下，本来就个个盼望早点下水，只嫌前面走得慢。大喇叭又指挥队伍要跟上，于是排与排之间距离越靠越近，竟至挤得前胸贴着后背，后边的队伍还纷纷向前挤。
据当事人回忆：
“当武汉冷冻机厂的队伍走到渡口处时，惨案突然发生了。前面抬语录牌的有人摔倒了，语录牌失去平衡，摔在台阶上，玻璃碎了，木架散了，钉子露出来了。但下水的人流停不下来，成百上千的人推挤着从渡口往下涌，跌到的人爬不起来，后面的人又跌到在他们身上，甚至压了四五层！台阶上的木头断茬、钉子、碎玻璃、铁皮，都变成了凶器，使很多人被踩塌时又受了外伤。
在渡口维持秩序、参加抢救的人数太少了，他们的呼喊被淹没在一片噪声之中。血迹斑斑的台阶上还横七竖八地躺着好些人来不及抢救，新的一轮下水人流又涌了过来，重复刚才发生的惨案。甚至坐在渡口边防洪堤上看热闹的人，有的也被挤落江水中。往渡口下边看，渡江的人就像倒土豆一样落入水中。先下去的人倒在水里，被后下的人压在身下，无法出水；后下去的人有的被水下的人拽住脚动弹不得，大量的人还在不由自主地向下涌，在水中抱成一团，顺水沉浮，拼命挣扎，真是可怕极了！”
这次惨案没有报纸报道，没有新闻记者的记载，也没有官方的统计（那时武汉还没有官方），只有老百姓的口碑。据说是死了一百多人，多数是大学生。比之前的两派武斗死亡总人数还多。
事后流传到黄州的说法是，百万雄师的水鬼躲在长江里，下来一个杀一个，血水染红了长江，说那水鬼比神仙还厉害，可以呆在江里不起来换气等等。不知道是什么人编出来的无稽之谈。
造反派真是不怕死，第二天，武汉又举行了再次渡江，我想参加的人数肯定大大少于头天的人数。
八一渡江后，7.20事件就告一段落。

tuffy05

文革往事（二十六）(2013-01-14 19:39:24)

7.20事件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这件事后来在1978年由中央下批复的方式平反了，那些当年在事件中的风云人物今又何在，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也想看看这些人的命运如何。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搜集资料，可是正式的渠道是看不到这些当年的风流人物的情况，所有的官方媒体对7.20都是保持着高度统一口径的说法，对事件中的人物特别是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更是渺无声息。在我搜集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大量的当事人的回忆录，只有在他们的回忆中才能看到这些人点点滴滴的近况，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下以下文字，以了心愿。

中央方面：

一、中央到武汉的代表团成员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北航红旗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吴介之。

谢富治：湖北省红安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富治历任西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中共川东区党委书记、川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昆明部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等职。

1966年文革开始后，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在九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外，他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病逝于北京。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鉴于他们两人的罪行，党中央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对他们的悼词。12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审。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康生、谢富治死时风光，死后十几年被论罪，他们的灵魂不知知晓否。

王力：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后任中联部副部长。

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王力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他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王力不光在做实际工作方面有一套，而且笔杆子比较硬，曾经参与写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此文起草工作。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

“七二O事件”，是王力政治生命的转折点。那时，毛泽东对文革乱军已经十分不满了。在武汉，他看到了愤怒的群众的表现，他也怕继续搞下去，会把千秋基业搞垮。王力正好充当了替罪羊角色。

67年8月26日晚上（距7.20仅一月时间），中央小型碰头会准时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王力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政治生命结束之日。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字一板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和现代王立军事件中的休假式治疗同出一辙。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这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里，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清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和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967年10月16日，中央派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在这里，有一条他与众不同，毛泽东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他的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王力是文革中关在秦城监狱里最长的共产党干部，一共14年。最后也没有定罪，这点与谢富治不同，也和林彪、江青集团其他成员不同，内中玄机无人知晓。

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但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不满意：门口有人站岗。于是王力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共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王力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王力喜欢读书，还动笔写一点小文章。

从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他著有《王力反思录》，在香港出版。

王力晚年对陈再道，钟汉华也给予较公正的评价。钟汉华逝世时，其家人还通知王力，王力作了悼念。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余立金：湖北大冶人，720事件时任空军政委，中央代表团成员。1913年出身于贫寒的农民家庭。1928年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参加了鄂东南武装起义。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鄂东南独立第三师机枪连副排长、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红十七师直属队总支书记、红六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政治委员。

　　1935年11月参加长征。

　　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师，任第十八师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华中总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中党校副校长、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常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革中被调任空军政委，67年720事件中随中央代表团到武汉处理问题，事后没有挨整，但是他没有躲过68年。1968年3月22日深夜，杨成武（时任总参谋长）、余立金、傅崇碧（北京军区政委）三位将军飞来横祸，被诬称“武装冲击中央文革”，被秘密逮捕，史称“杨余傅事件”。 妻子陆力行（当时在农业部外事处工作）也被秘密逮捕。

当时，余立金的大女儿余苏宁在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说她是“五一六分子”，“‘杨余傅’在江苏的总代理”，被抓关了两年多。大儿子余华栋在南京军事外语学院当教师，被强迫复员，到南京无线电厂当工人，没多久又说这是军工厂，政审不合格，弄到南京化工厂烧锅炉。在清华大学的二女儿余慎平住校，第二天回家时也被关了起来，以后被分配到青海西宁的轴承厂，开了好几年磨床。老四余小敏在余立金被抓的前几天刚参军，被迫脱下刚发的新军装，关系退回学校。68年招工到门头沟煤矿当井下工人。老五初中毕业被“安排”到内蒙古插队。

1974年7月底，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杨、余、傅三人平反恢复名誉，说：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一句话，关了他6年。中央、中央军委安排余立金当空军第二政委。1979年春，中共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这是他死后的事。

余立金在秦城监狱出来时，穿着中式黑平布囚服，瘦得厉害，几乎没有了人形；刚60岁，头发就全白了；嘴里没有一颗牙，使得方方正正的脸走了形；脸上堆满皱纹，显得格外苍老。他出来时是7月30号晚上，军方找一件白衬衫，一件蓝军裤，就进了人民大会堂参加八一纪念会。

1978年12月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5岁。

张根成：他是普通人，不像谢王，现在在百度上找不到他的介绍，只是在一些回忆的文章里可以找到点点记录。张根成是河南人，文革前是部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团级干部，后上调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7·20”事件后的一天，在北京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找他谈话，突然宣布对他拘留审查。谢富治说：“进去以后不要自杀，将来还要为党工作。”陈伯达说：“你主要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不要胡说八道。”出门时，周总理看见了他。周总理急忙赶过来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但什么话也没说。告别了总理，几个当兵的突然从屏风后冲了出来，把他押上了汽车，直接送到了秦城监狱，一下子就关了七年半。放出来时，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送回了原部队，不久转了业。张根成现在南方开公司，办工厂，当老板，日子过得还潇洒。

吴介之：吴介之是66年北京航空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因文革原因当年没有分配工作，文革中，是北航派往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代表团时经历过7.20事件。他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吴大任之子，吴大任四兄弟是当年著名的“南开四吴”。在海峡两岸享有盛名。

吴介之曾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工程师、副研究员（1986）、研究员（1987）。1980－1982 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学者，1986年起迄今为美国田纳西大学空间研究院访问学者、研究教授，1999年起为北京大学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北京大学工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他是我国湍流室学术带头人，在这一方向上取得了从理论、到计算、再到应用的系列性成果。他是当年中央代表团中硕果仅存的人。
他为什么没有被整，是不是因为其家族原因（其堂叔吴大猷是中国物理学之父，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不得而知。
井岗山：井岗山是黑龙江人，父亲是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早年去世。文革中曾是北航革委会副主任，北航红旗第二把手。文革后改名井然。他没有受7.20事件的影响而被关押。他曾和清华的造反派学生孙毓星同于1980年报考哈工大研究生。孙毓星考试名列榜首，井岗山考试成绩也很好，虽然负责招生的哈工大科研处等主管部门很想招收，但因两人文革中的表现，政治审查都通不过。孙毓星和井岗山寻找渠道，据理力争，终于达成结论，哈工大向清华和北航做进一步调查。清华大学当时的党委副书记罗征启不计前嫌，为孙毓星出具了证明材料，同意哈工大招收孙毓星。

北航党委仍坚持反对哈工大招收井岗山。哈工大的领导无法决定，找到当时在京开人大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杨也无法决断，经人指点找到负责落实政策的中纪委二办，由主持中纪委工作的副书记王鹤寿汇报给胡耀邦。胡耀邦批示：“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这样，井岗山（井然）才如愿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工作。

胡慧娟（女）：胡慧娟是云南昆明人，68年毕业分配后，情况不详。据她的同学戴维堤回忆，也没有受到7.20事件的牵连。

尹聚平（女）：尹聚平的老家是河南省清丰县，在黄河北岸，是黄泛区。生父曹从之1938年入党，1946年任延津县委组织部长时牺牲，当时她才五个月。母亲也是38年入党的，当时才23岁，抱着她到了冀鲁豫解放区根据地，认识了继父蒋中岳。继父1929年入党，是河南省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当时同万里、吴德、赵紫阳等人同在冀鲁豫工作。尹聚平完全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从小靠供给制生活。六六年文革时，她刚20岁，参加了“北航红旗” 。68年12月底，她和男朋友戴维堤（同是北航红旗造反派学生，曾任作战部长）毕业分配到北京738厂。70年12月，因曾和王力一起工作，被定为“王力的黑秘书”，被军管会隔离审查。戴维堤也同时被隔离审查。72年5月释放。78年之后，被定为三种人，档案中被记上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不准出国，不准入党，不准提干。在北京738厂工作至退休。她是当年720事件中央代表团的四个红卫兵中最悲催的一个。

tuffy05

文革往事（二十七）(2013-01-15 19:46:21)

武汉军区方面：

陈再道：1909年1月生，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人。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从战士一直当到军区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钟汉华：1909年1月30日生，江西省万安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1955年授予中将，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陈再道、钟汉华二人在7.20事件后被当成“反革命叛乱”的头子被隔离批斗，先后住在京西宾馆、西山部队营房、总参海运仓招待所，三军造反派经常将陈再道等人押到三总部、空军、海军大院去接受群众的批斗和“示众”。这种大规模的批斗会，无非让挨斗的人低头弯腰听批判者发言，等批判者发完言，则被揪起后衣领“示众”，然后在口号声中被推上汽车。后来还有湖北、河南来京学习的造反派也加入到批斗的行列。陈再道战功卓著，据说毛泽东对他是采取保的态度，毛对陈再道有三条指示：第一条，好好休息；第二条，注意安全；第三条，有错误就检讨。尽管有毛泽东的指示，陈再道等人仍然不断地遭到批斗。

69年10月，在加强战备的号令下，陈再道和钟汉华被送到江西部队农场，陈再道单独分到驻高安县江西军区独立团农场，化名陈新分配到2营机枪连，他在这里与战士们一起生活，劳动，直到71年初。

71年初，福州军区把陈再道、钟汉华接到福州，说是检查身体。结果就在福州军区招待所住下来了，再没有回到部队农场。

72年6月，陈再道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先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陈再道于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他著有《陈再道回忆录》，书中对7.20事件也有他的说法。

钟汉华72年5月后解放重新工作，历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委员。1979～1982年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月2日在成都逝世。

孔庆德：720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他是山东曲阜人，孔子73代后裔；1911年2月14日出生，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31年2月在安徽六安参加第46师138旅272团2营营长魏孟贤等领导的起义（史称六安兵变），随部编入鄂豫皖苏区红军中央教导第2师，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历任营长、团长、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阳明堡、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历任旅长、纵队副司令员、军长等职，参加了上党、邯郸、邓县、襄樊和进军大别山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炮兵代理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3年10月离休；2010年9月29日在武汉逝世，享年100岁。

孔庆德在文革中被误传为是毛泽东的儿女亲家，其实是孔从洲，不是孔庆德。但他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批斗，7.20后更是仅存的武汉军区老领导，可谓不倒翁也。

刘丰：1915年生，河南省渑池县人。1929年14岁时因生活所迫，随同乡人抢地主粮食，加入杆子武装。翌 年春，被冯玉祥部收编。“中原大战”后编入孙连仲的第26路军。1931年12月参加由赵博生（共产党员）、季振同、董振堂等领导的江西宁都起义，被编入红5 军团13军39师，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入团。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129师 挺进支队第二区队连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太岳区游击大队队长、山西决死队一总队42团副团长、团长兼太岳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和决死一总队25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太岳军区第24旅（独立旅）71团团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后称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11旅副旅长、旅长，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14 军40师师长。
新中国成立后，刘丰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大理军分区司令员、空军某师师长、空军第2航空学校临时党委书记、第2航空学校校长、第9航空学校校长、 空军某军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7年7.20事件后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11月被撤职，他的罪名就是向李作鹏讲了毛泽东南巡的内容。刘丰在监狱中怎么也想不通，他选择了自杀，未遂。1973 年被开除党籍。1982年他被免于起诉，退出现役。政治、生活、医疗按师级干部待遇。 1993年2月因病在武汉去世。

　 刘丰是跟对人走上坡，跟错人被关押的典范，难怪他想不通，把哪个人都想不通！！！！

牛怀龙：7.20时任8201部队师长，1922生，山西定襄人。1935年10月参加红军。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第一军团司令部警卫员、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排排长、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四大队区队长、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八连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山东鲁南军区一大队政治指导员、东北野战军一纵队一师一团二营营长。英勇作战，多次负伤，荣立10次战功。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大学上干一大队大队长、汉口第四高级步兵学校练习团团长、公安部队第二师副师长、公安军内卫第一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北京警卫师副师长兼参谋长。1965年11月，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湖北省总队总队长。1966年7月，任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1967年“七二Ｏ”事件后与陈再道等一起被批斗。1973年4月重新工作，任湖北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获得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75年去世，才53岁，英年早逝。

牛怀龙在北京被批斗时，曾被造反派吊在屋梁上，一会儿放下来，一会儿拉上去，名为坐飞机。他死的那么早，与批斗时体罚应该有关系。

蔡炳臣：7.20时任8201部队政委，河南商城人，1915年出生。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5军73师217团排长、商城县区游击队指导员、黄广麻英太边区便衣队队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叁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4支队7团政治处主任、2师4旅11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第2军分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3纵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四野战军40军153师政委。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广西等战役。建国后，历任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广东公安总队政委，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政委。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叁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67年“七二Ｏ”事件后与师长牛怀龙等一起被批斗，1973年重新工作，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陈再道任铁道兵司令员后，蔡炳臣1978年任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当年去世，英年63岁。

张昭剑：1923年生，河北栾城县人。1938年4月参加八路军，1939年4月入党。建国后，历任武汉军区干部部副部长，群工部部长，陆军二十九师政委。67年7.20事件中，因保护王力有功，提拔为空降十五军副政委，陆军十七军政委兼武汉警备区政委。2008年3月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

tuffy05

文革往事（二十八）(2013-01-16 20:55:05)

再来说说群众组织的头头，先说说百万雄师的头头。

百万雄师共有十三个常委：俞文斌（一号头头）、杨道安（二号头头）、孙运东（农民部长）、谢敏华（政委、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刘敬胜（作战部长）、汤忠云（雄师支队负责人）、孙德州、章迪杰（作战部副部长）、蔡俊善（政参部长）、李本富、陈德松（后勤部长）、耿汉卿、纪登清。7.20事件后，俞文斌、杨道安、章迪杰、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陆续被逮捕，关押于宝丰路湖北省第二监狱，曾交由造反派批斗，吃尽苦头。1972年3月解除监禁。被关押4年零8个月，没有定罪名。其中纪登清死于牢中。汤忠云在67年8月20号被公安联司追捕时枪杀。蔡俊善被抓在牢里只关了一个月，后来他被要回本单位监护审查。其余人等均没有坐牢。1978年9月，经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向中央写出报告，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七·二零”事件平反、昭雪。但是当时为了稳定局势，在中央文件中提出了 “不要登报和广播”的要求。中共武汉市委发文，为俞文斌、李树春、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汪仕奇、汤忠云等十位同志平反、昭雪。汪仕奇和李树春是武汉公安的干部，当年7.20事件时武汉公安保守派的头头。平反时每人给了200元补偿。蔡俊善由武汉公安发文平反。其余人没有公开平反。

百万雄师的头头自72年从牢里放出来到78年平反，为了解决自身问题，一直在向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申诉，也多次上北京告状。并于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化名“工农兵”的名字重新成立组织，为百万雄师翻案，与化名“革命群众”的造反派组织又展开了一场斗争。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在困扰着武汉的政局。

78年平反后，百万雄师的部分头头被安排到领导岗位工作，但大部分成员都在工厂企业上班。90年代的国企职工下岗，房改，医改给这些人带来不小的困扰，其中有些人因7.20后被造反派关押批斗或在武斗中造成伤残的医药费问题，到新世纪后还在找武汉市政府解决。成为维稳的对象。

这些人中很多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没有留下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关于他们的身世无法查到。只找到几个留下痕迹的人名。
    俞文斌：1933 年生，浙江绍兴人。50年前后参军。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武装部副部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百万雄师一号头头，1967 年7 月底到1972 年3 月因七二○事件被关押，1975 年3 月，到当阳县挂职锻炼，任当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官垱公社党委书记，1978年“七二○”事件平反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 1983 年任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06年前后有人采访他，留有记录。

杨道安：1929年生，“百万雄师”的二号勤务员，，武汉汽车修配厂的职工（8级修理工，1级驾驶员，抗美援朝），“专揪王力指挥部”的总指挥。

百万雄师二号头头，78年时曾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章迪杰：1936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硚口区房产公司第五房管所工会主席，平反后任硚口建筑集团公司三产办主任；写有回忆录《疯狂岁月》。

章迪杰，，硚口房地产公司工人，“职工联合会”的负责人，“百万雄师”的常委兼联络部部长。

李本富：武汉市仓储公司的保卫干部，《红色尖兵》的的负责人，转业军人，“百万雄师”的常委兼宣传部长。

朱德明：在东风造纸厂工作，是“百万雄师”的办公室主任。

刘敬胜：江汉帆布厂的工人，是“百万雄师”作战部长。

?汤忠云，武汉市生产资料公司干部，中共党员，“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

纪登清，（又名纪登树），“百万雄师”的三号勤务员， 1933年生，汉阳人，硚口区街道办事处干部，“野战军” 负责人。“百万雄师”常委。

孙运东，汉桥区委干部，原来“百万雄师”的三号勤务员，后由纪登清代替，是常委核心成员。

蔡俊善，武昌建设基地的技术员，“红色造反军”的负责人，原来是“职工联合会”的负责人，“百万雄师”的常委兼政参部长。

谢敏华，1934年生，皮革联合加工厂的，原来是皮鞋厂的副厂长， “造反大军”的负责人，“百万雄师”的发起人。

?孙德州，汉口铁路医院职工，铁路“红铁军” 的负责人，“百万雄师”的常委，作战部副部长，是“专揪王力指挥部”的指挥。

　汪士奇，现年76岁，“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干部，“文革”中为“武汉公检法”一号头头，“七二○”事件后被关押囚禁4年零8个月，平反后任武汉市公安局正科级干部

汤忠云：文革前为武汉市生产资料公司干部，中共党员，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常委兼雄师支队支队长。1967 年8 月在被公安联司追捕时因拒捕被枪杀，1978 年11月 中共武汉市委发文公开平反昭雪。

关于汤忠云一案，还牵连武汉公安几个造反派的头头。汤忠云67年8月避难于汉阳汤子湖一带。他本人是百万雄师雄师支队负责人。1967年6月10日晚，“雄师支队”的王明荣等将人民仓库会计戴鹏（工造总司的二号头头）从单位绑架至市委大院，关在市委办公楼地下室内，用毛巾塞入口中窒息而死，汤忠云指使百万雄师雄师支队副队长陈昌文等人，将尸体掩埋在市委大院树林里。戴鹏失踪以后，工造总司司令部及戴鹏当时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陈景莲到处寻找，向武汉军区、省军区、武汉市公安局军管会都报了案，但如同石沉大海。七二○事件后，百万雄师涉案人员纷纷投案自首，戴鹏被埋一案浮出水面。8月10日，在公安人员督促下，自首人陈昌文带领 公安人员到市委大院埋尸处挖出了戴鹏的尸体，经戴鹏家属确认后安葬。当时公安联司确定汤忠云为主犯。

8月20号，在百万雄师自首人员朱长春的指认下，武汉公安联司派彭海如、刘祖清、王振友等二十几个公安人员到汉阳去追捕汤忠云。在捉拿过程中，因汤突然逃跑，王振友、刘祖清等人开枪，致其死亡。1970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这几个开枪的民警都因追凶致死人命被关押审查。1975年被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刘祖清有期徒刑8年，王振友6年。两人不服，提起上诉。省高院发回武汉中院再审，1979年武汉中院二审维持原判。另对彭海如判处有期徒刑3年。彭海如于1996年底去世，刘祖清、王振友继续向湖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2004年6月1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申诉通知书》〔〔2004〕鄂刑监一字第00011号〕，称：“本院经审查，1967年8月20日，你们在原审同案被告人彭海如的指挥 下，和朱长春、张柏林等人到武汉市汉阳汤子湖附近，将持与你们不同观点的汤忠云非法拘捕。在押解途中，汤欲反抗，张柏林见状鸣枪警告，汤掉头就跑，你们持 枪一边追赶一边向汤忠云先后射击子弹数发，致汤忠云死亡。以上事实清楚。你们的‘正常执行公务，不是非法抓人的’的申诉理由，经查，本案发生在‘文革’期 间，你们当时虽身为公安人员，但参与了派性斗争，并违反国家的法律政策，违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不办法律手续，非法拘捕与自己不同观点的群众，并造成致 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因此你们提出的此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你们提出的‘汤忠云抢枪拒捕反抗，为了防止他逃跑才开的枪，不是致死汤忠云的直接凶手’的理由， 经查，汤忠云当时和王振友扭抓在起，但是否抢枪不能确认，但你们二人先后朝汤忠云射击八枪，致死亡的事实确凿，因此你们二人应当对汤忠云的死亡共同负责， 你们提出的此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原判决应予维持。”

彭海如：1931 年生，文革前系武汉市公安局九处副处长，中共党员，烈士后代，文革中支持造反派，1967 年7 月下旬至1968 年1 月是武汉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1979 年12 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策划、组织，现场指挥非法拘禁他人致人死亡的罪名判处3 年有期徒刑，1996 年底去世。　　

刘祖清：1930 年生，1949 年3 月 参加革命工作，1951 年入团，1953 年 入党。文革前任武汉铁路公安处刑警队副队长，文革中为公安联司勤务组成员之一。1975 年8 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捕人、随意开枪致死人命判处有期徒刑8 年。1979 年10 月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时维持原判决。

王振友：1935 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侦察员，中共党员，文革中参加公安联司。1975 年8 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捕人、随意开枪致死人命判处有期徒刑6 年，1979 年10 月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时维持原判决。　

田学群：1932 年生，文 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侦缉科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82 年11 月被审讯期间据称突发脑溢血死亡。　

tuffy05

文革往事（二十九）(2013-01-17 19:42:05)

再来说说造反派的头头。造反派组织比较多。一个一个的说。

钢工总：66年11月10日成立，全称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工人总部”， 简称“工总”，67年3月21号被武汉军区解散。7.20事件后翻案重新成立。 67年下半年，改名“钢工总”。

66年成立之初， 工总头头全部为前期“扫四旧”时被省市委，文化革命工作组关押审查批斗的对象。前期主要头头为余平，余福生（机床附件厂干部，党员，）胡国基（武汉工艺美术厂）丁哲生（武汉精细五金厂）余克顺（市商业局）候良正（市粮食局）周光杰等，

这些人主要是小单位的人员，党员也不多。为对付省市委，南下造反大队和二司学生建议工人总部尽量让省委派驻工作组的在汉中央大厂的人担任头头，另外，当时党委，工作组，专案组都对群众说，这些被关押，被批斗的人员都是坏人，是混入群众中的牛鬼蛇神，因此，造反派头头尽量是历史上无问题，没有辫子好抓的人，以便更好地清算党委，工作组专案组的罪行，这样，工人总部开始改选，新班子全部由中央大厂，党员组成（除一号头外）其名单如下：

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胡崇元（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党员）、胡厚明（武昌造船厂，工人，党员）、李洪荣（武汉锅炉厂，工人，党员）、沈复礼，（武汉锅炉厂，技术干部，党员）、夏邦银（武汉汉阳轧钢厂，工人，党员）、张耀宗（电力部，武汉列电站，工人，党员）

朱鸿霞：“文革”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66年底成为工总的一号头头。此人从67年开始就是湖北省的名人了，他的沉浮也和邓小平一样是几起几落。67年年初组织造反派夺权。67年3月17号被武汉军区关押，7月19号释放。1968年2月湖北省成立革委会时任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只可惜没有享受到待遇），68年3月，朱鸿霞等人在武汉和湖北各地策动了所谓“三反一粉碎”运动，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成员进行了残酷打击。68年11月，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受到批斗。69年3至5月，朱鸿霞等人密谋策动了一场“反复旧”运动，来反击保守派的倒退。69年11月，在批斗“北、决、扬”的运动中，又一次遭到批斗。后来安排到基层锻炼，到县里去挂职。1974年，借“批林批孔”之名，朱鸿霞等四处活动，策动冲击各级领导机关，强占办公室，甚至随便抓走中共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湖北一时形势恶化。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以夏邦银、朱鸿霞为主要成员的造反派，从3月至10月，策动一些人多次冲进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机关，围攻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多次要求改组中共湖北省委领导班子，并策划派人到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以及公安机关去掌权。10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朱鸿霞的政治末日也来临了。1982年7月被判刑15年，1994年去世。

八十年代朱鸿霞从沙洋劳改农场释放回来时，农场派了两名干部送他回汉，专门去为他办理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的事宜，另外，还给当地公安部门交代对他进行管辖的要求。因为朱鸿霞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兼省工办副主任时，工作关系1976年夏天已经转到省工办，武汉重型机床厂不肯接收，要省委安排。后来这两人对朱鸿霞说，你回厂工作有困难，你向省有关部门反映，他们就返回了农场。

朱鸿霞和武重厂为此分别写信给省委，省委后来安排朱鸿霞去湖北机床厂去上班，朱鸿霞坚决不去。当时办事人问朱鸿霞，你不去湖北机床厂，生活问题怎么解决？朱鸿霞回答说：“自谋生路。”省委当时对朱鸿霞说：“你说话要算数。”办事人按上级要求，叫朱鸿霞写个东西，说明湖北省委安排你去湖北机床厂，你不愿意去，今后不再找省委麻烦。朱鸿霞按要求写了纸条。办事人对朱鸿霞说，我给你10天时间考虑，你在10天内后悔还来得及，朱鸿霞后来还是不愿意去湖北机床厂。省里问过当地派出所，了解朱鸿霞有没有生活来源，后来听说他在打工，找到了工作，所以就不再安排他的工作了。
    夏邦银：1935年生，湖北新洲人，文革前为汉阳轧钢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67年3月被关押。67年4月，二司汉阳三中的学生在汉阳公安局门口静坐示威，要求释放夏邦银。因他的出身一点问题没有，5月就被放出，比朱鸿霞早两个月。68年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时任常委，他因为出身好，是党员，69年开九大时，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十大也是中央委员。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82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77年11月被开除党籍。服刑期间被减刑6个月，于1989年获释。按省委文件，夏邦银回到汉阳钢厂按合同制工人安排工作，在汉阳钢厂行政科绿化队看花。2001年12月9日在武汉去世。夏邦银有3个儿子，先后在汉轧子弟学校就读。其妻也是汉轧的一位普通工人，在水泵房上班。他们住在汉轧家属区，住房和多数职工一样，并不宽敞。夏邦银是一个老实的工人，如果不是文革，他的生活道路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胡厚民：1937年生，文革前为武昌造船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二号勤务员，他在文革十年乃至八十年代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牢房里度过的。胡厚民是60年华中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在职函授生，文化水平较高，政治敏感度高，是武汉造反派中的核心人物，有人称是黑高参。武汉地区68年的三反一粉碎，69年的反复旧，74年的批林批孔，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都和他有直接关系，没有他的组织能力和策划能力，这些活动是开展不起来的。他的三个长期斗争论是武汉地区流传最广的文革理论。（革与保的斗争，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钢与新的斗争）。所以，湖北省委一直视他为危险人物，历次造反派挨整他都是首当其冲。1966年底他和朱鸿霞等人组织工总，67年3月17号就被关押，67年7月19号释放。68年2月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时，任常委。68年底进学习班（变相的挨整）学习。69年3月到5月，在武汉搞反复旧。5月弄到北京办学习班。69年11月，学习班扩大到湖北省各地的造反派1千多人参加。70年5月30号，和杨道远、李想玉等人一起被捕，押解回汉。74年3月2号，被放出来。他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武汉地区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直接领导了武汉的闹事。他本人被补台到湖北省总工会任常务副主任。75年初湖北执行中央决定，把造反派头头下到县里挂职锻炼，胡厚民被安排到罗田任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实际上是怕他们在城里闹事，弄到农村去劳动。76年2月，省委通知回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又回到武汉，再次投身造反运动中。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胡知道自己要完了，做好了一切打算。76年11月，百万雄师的化身“工农兵”的人把胡厚民等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关押了一个多月，然后交给公安机关，从76年12月到82年7月，关押在武昌民主路45号看守所。77年11月28号，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1982年7月28号判刑20年，送往襄北农场改造。胡在法庭审理时和改造期间拒不认罪。1990年10月31号，省劳改局来人和其谈话，准备提前释放他，农场办了一桌饭菜，他喝酒后，患脑溢血死亡。死时53岁。

胡厚民1964年结婚，妻子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武汉青山良种场任技术员。育有一子一女。两人感情较深。胡在判刑后，执意要和妻子离婚。妻子被迫无奈于83年离婚。84年，胡的女儿胡颖即将参加高考，不幸患白血病去世。

当年的造反派领袖王洪文有一句名言，叫“四不怕”。意思是说造反派要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这四不怕全落实到胡厚民的身上了。

工总其他的领导人就不那么出名了。有几个人还能有记载，很多人都无影无踪了。

张耀忠：1938年生，武汉列电基地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周光杰：1934年生，武汉市硚口纸品厂工人，工总初创时曾任勤务组副组长，1967年底回厂，文革时曾入狱。文革后从事个体经营，已去世。

侯良正： 1934年生，武汉市第二面粉厂工人，工总初创时曾任勤务组成员、生产部长，1967年7月底任钢工总粮食兵团一号头头、武汉市粮食工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入狱两年，2000年去世

沈复礼：1938年生，武汉锅炉厂技术干部、中共党员、清华大学毕业生，文革中为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副主任、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大代表，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1977年底起被关押6年，免予刑事处分，现患帕金森病。

田国汉：湖北印刷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任工总宣传部长，文革中和文革后两次坐牢，现患精神病）

郭洪斌：1942年生，硚口区房地局工人，文革中任工总组织部长、，2003年去世

方斌：1940年生，武汉客车制配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客车制配厂工总一号勤务员、工总组织部部长、武汉客车制配厂革委会主任、市革委会委员

王屏：1935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一厂工人、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曾是九大代表。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留党察看处分

余克顺：武汉带钢厂工人，工总初创时曾任组织部副部长。

胡国基：1940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工艺美术雕刻厂技术人员，文革中为武汉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文革后被判刑19年。

胡秀娟：是胡厚民的姐姐，曾是工总基层组织成员，她与68年的中原机械厂武斗有关，77年10月被捕，80年4月被判刑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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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往事（三十）(2013-01-19 20:58:55)

钢九一三：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为纪念毛泽东1958年9月13日视察武钢而取名，成员以武钢的工人为主。67年7.20事件前，青山一带基本上是九一三的地盘，保守派居少数。历次武斗均没有到武钢进行，相反，九一三还经常出击到汉口、汉阳、武昌。7.20事件后属于钢派。主要领导人李想（又作湘）玉、邓金福、钟锡钢、但功荣、杨玉珍、白玉柱等。

李想玉：1938年生，文革前为武钢机械总厂电焊工，文革中为武钢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一号勤务员。曾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文革后先后被关押十几年，被撤销一切职务，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免予刑事处分，1994年初夏死于肝癌、

邓金福：武钢炼铁厂工人，九一三兵团负责人，68年曾任省革委会常委。已去世。

钟锡钢：1937年生。武钢冶金机修厂工人，九一三兵团兵团负责人，68年曾任省革委会常委。2010年4月去世。

杨玉珍：女，1934年生，武钢机械总厂工人，68年曾任省革委会常委。

武钢工人中最早起来造反的五个人中有一个叫龙克发的，他和杨玉珍66年一起扒火车去北京告状。11月，杨玉珍送龙克发回到武汉，后在厂里为完成生产任务加班加点时，不幸触电死亡。

九一三的头头全是产业工人，文化水平不高，都没有留下文革的记录。现在在世的只有杨玉珍了。

九一三里有一个普通的工人，名叫董明会，在湖北武汉文革历史上，造反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中，他的地位最高。董明会，1934年生，湖南人，58年到武钢耐火材料厂当工人。文革时，参加九一三兵团，是个普通的成员，也没有参加多少造反活动。只因69年初要开九大，从造反派中找党代表，鬼使神差地把他选中了，他是九届、十届中央委员。董明会自从当选九届中央委员后，从不参加武汉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派别活动。所以，董明会还有着其他造反派所从来没有过的许多省、市其他更高级的职务。他曾任湖北省委委员，武汉市委书记，武汉总工会主任，武汉市民兵指挥部指挥长。76年底被捕，1977年11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公职。83年1月免予起诉释放。1999年11月9日去世。

董明会大起大落的个人遭遇充分体现了文革时的时代烙印。他担任武汉市委书记职务后，市委行政处为他分配了解放公园路市委大院对面市委书记院的一套小别墅，院子大门有部队战士站岗，他们全家搬进去以后，出出进进、上班上学、上街买菜都很不自在。由于文革中当官提职不提薪，董明会工资低，住在里面被人瞧不起，他们家也极少去大院里专为高干开设的特供商店买东西。大院内周围那些邻居的主人、小孩甚至保姆都看不起他们一家人。董明会被隔离审查以后，原来分配给他家居住的市委书记别墅被市委收回，他的家属被赶出了书记大院，市委行政处在外面为他家找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临时居住，直到83年董明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家人才重新搬回到原来居住的青山区红钢城武钢职工宿舍。董明会免予起诉出狱后，武钢按中央政策，并未开除他的厂籍，安排他回原厂上班，工龄连续计算，直到正式退休。退休后，95年经人介绍还到广东去打过工。

钢二司：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67年7.20事件后，改称钢二司。1966年10月26日成立，省委书记许道琦代表省委授旗，杨锐志致词，省委领导赵修、张华、史子荣、吴光治等参加大会。主要领导人杨道远、周红星、丁家显、方保林等，

杨道远：1941年生，河南人，文革前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中共党员。原名杨书贵，为与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抗而改名为“道远”，任重而道远也。自此人称杨道远。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一号勤务员。他的组织是学生组织，没有被武汉军区解散。7.20事件前，他极力为工总翻案，7.20后，与工总结成同盟，并称“钢派”。68年2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参加过69年的反复旧。69年5月起进学习班学习，69年11月被关押，1983年1月被判刑12年，83年3月刑满出狱，85年与人合伙做生意时以贪污罪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孙卫旗是杨道远的妻子，原名孙五经，文革中改成孙卫旗。河北人。和杨同是武汉测绘学院学生。69年8月结婚，婚后便是长达27年的离别生活。两个孩子都是在探望杨道远时怀上的。杨道远著有《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回忆文章。

丁家显：1945年生，武汉测绘学院学生，文革中为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革委会主任。文革后68年分配到外地。

庞道铭（又作明）：1940年生，武汉邮电学院学生，文革中任武汉邮电学院钢二司一号头头、武汉钢二司常委、武汉邮电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关押6年，免予起诉，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方保林：1944年生，武汉机械学院学生，文革中为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机械学院革委会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中被关押三年后先分配到沈阳，后又分回河南老家南阳市，在一个机械学校教书，86年起开始单干，87年初和吴恒春合伙人工培育猴头菇。

王彩珠：1945年生，华中师范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华中师范学院革委会主任、武汉市革委会常委，80年代患癌症去世。

钢二司在各中学里还有众多参加者。举几个有名的。

柳英发：1947年生。“文革”前为湖北省实验中学学生，“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勤务员，曾任武汉市革委会常委，武汉市红代会副主任，68年12月插队到湖北潜江。1974年补台到团省委任书记。后顶职到武汉车辆厂工作，77年1月隔离审查，78年3月20号逮捕，79年9月27号释放，免予起诉。87年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谢保安：1949年生，汉阳三中高中生。文革时为汉阳三中红岩的头头，后加入钢二司，为勤务组成员。曾任武汉红代会常委。汉阳三中红岩是文革时闹的很凶的一个学生组织。曾在汉阳钟家村最热闹的地方设广播站，影响力极大。被百万雄师在67年6月5日捣毁。谢保安还组织了67年4月汉阳公安局门前为释放工总头头夏邦银的静坐示威，在武汉市声名大震。1969年5月作为知青下放湖北宜昌，比其他的知青下放晚了近半年。在农村中也是经常被办学习班。到75年12月才招工回到武汉铁路局。从74年到76年，他一直在为二司头头杨道远翻案。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被隔离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