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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文化大革命概况
（广西文革参考资料）
一九六六年
五月下旬，市直机关和文化教育系统单位，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柳州市的“文化大革命”自此开始。 柳州市委为了加强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由市委副书记鲍晓农担任，成员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明清、市委副秘书长肖若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卓克明等人。 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四日，市委用五天时间，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市委书记梁山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关于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韦国清的讲话讲到：“……第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措施：第一、加强领导。第二、放手发动群众。第三、在运动的部署上，不论什么地区，都要以学习“毛著”为中心。第四、清理文化领导机关，调整，充实文化部门的领导骨干。”市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鲍晓农在会上就柳州市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专门动员讲话。 过了十天，市党政群机关干部职工近千人，在市人民礼。堂举行集会，“批判声讨邓拓的罪行”。 七月十七日，全市教师利用暑假放假时间进行集中，传达学《五·一六通知》，漫谈讨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做法。 八月六日，市委在人民广场召开有各中学以上教职员工参加的万人大会。收听中央负责人的讲话录音，传达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关于撤销原来派进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的工作队的决定。市委副书记鲍晓农讲了话。 八月二十日，金市七万三千多人，在人民广场集会，学习贯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鲍晓农主持会议，市委主要领导人梁山、孙芸生先后在会上讲了话。接着工，农、商、学、干部等方面的代表也在会上发言，纷纷表示学习《十六条》、宣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十三日下午六时许至翌晨二时，市委组织大部份机关干部人员，到一些街道、商店，、动手铲除旧街名，砸烂带有“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门牌和商，店名称， 如园林局的干部职工把“柳候公园”的字样铲掉。事后，将柳宗元衣冠墓挖烂，鱼峰山上的“刘三姐”塑像也_被毁掉。 次日，柳高，市一、二、三、四、五、六中和柳铁一、二中学校的五千多名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破“四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九月十四日，新华书店职工，主动把《毛主席语录》共 一万三千本，送到市内各中学以及柳铁一、二中，出售“红宝书”给红卫兵。 一周后，全市十六所中学的红卫兵八千多人，在人民广 场召开成立“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大会，应邀参加大会的有市委主要领导人梁山、孙芸生、鲍晓农、林英等，以及工、农、兵、商、学校的代表参加，梁山在会上讲话，一部份代表也作了发言，表示对成立“红卫兵联合司令部”的祝贺、支持。会后，举行了游行。 十月十日，新华书店在本市范围内设立二十八个站(点)，发行销售《毛泽东选集》共三万三千多册。市委、柳州地区和柳铁的一些领导干部梁山、孙芸生、鲍晓农、王杞桓、张炎等分别到销售站(点)参加出售《毛泽东选集》。 十二月十九日，．全市军民包括柳州地区、柳铁共六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大会横额写：“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新阶段进军!”柳州军分区政委郭鹏致开幕词，出席“广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逢永歧传达了“广州学习积代会”精神。参加大会的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和驻柳部队负责人梁山、王杞桓、王景彩等分别讲话，号召大家进一步掀起学习“毛著”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
一月六日，在柳州日报社的一部份职工和其他“工人卫东战斗队”等十九个群众组织，组成“行动委员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查封《柳州日报》社。 过了三天，报社工人，又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宣布夺权，接管《柳州日报》社。几天内，有“柳州市革命职工造反总部”、“柳州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象州星火燎原野战兵团红卫兵总司令部”等等五十八个市、县的群众组织，表态支持，“欢呼《柳州日报》的新生。” 一月二十五日，柳州市和柳州地区许多单位广大群众，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波及之下，特别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发表以后，柳州地委、专署被以唐彪为首的“柳州地专联司”宣布“全面夺取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柳州军分区及柳州市“市委红旗战斗队”、“人委兵团”、“柳高军区”、“新一中公社”等数十个群众组织，先后发表声明，支持“地专一·二五夺权”。与此同时，“柳州市卫东彪红卫兵造反团”、“五中教职工革命造反队”等群众组织反对“地专一．二五夺权”，认为是假夺权，逐渐明显地分出不同观点的两派。 一月三十日，柳州军分区司令员王宪、政委郭鹏和市人武部政委刘明荣以及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小型会议研究后，认为“捍无卫东战斗队”搞“打、砸、抢”，夺了鱼峰区房屋修建队的权，“属坏人干坏事”，决定在灯光球场开群众辩论会时，宣布拘留刘占云等人。(刘系鱼峰区房屋修建队支部书记，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刘占云、王训华、覃炳洲、 胡志全四人当场被市公安局带走，进行拘留。称之“一卅事件”，拥护或反对“一卅事件”乃是两派群众组织的分水岭。二月三日，驻柳州的各部队举行誓师大会。会上，军分区政委郭鹏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彭清华在会上讲了话，表示部队“坚决执行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命令，坚决支持援助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会后，部队进行了游行。 二月十九日，柳州市郊区农林系统以朱承海、罗天琦为首的“农民造反联合总司令部”夺了郊区党、政、财、文大权。柳州驻军、“广西一反到底红卫兵总司令部”、“郊区农中红色挺进队”、“红卫公社革命农民造反司令部”等群众组织，发表声明予以支持，称之“我市第一声春雷”。 三月九日，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以及驻柳部队共六万多人，在人民广场集会，举行“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柳州军分区司令员王宪致开幕词，政委郭鹏讲话，市武装部政委刘明荣宣读《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会后，进行了游行。 三月底，本市一百二十多所中小学校师生员工共三万多人，在市人民广场举行誓师大会，响应“回校复课闹革命”号召。柳州军分区副参谋长刘祥讲了话，柳机中学、柳高、永红小学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四月四日，柳州市广大干部职工及解放军指战员五万多人，在人民广场集会，欢呼《红旗》杂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发表。会上，市人武部政委刘明荣讲话，有关方面代表发言。 四月廿八日，“五敢”、“卫东彪”、“一卅战团”等群众组织，近百名红卫兵为了“地专一·二五夺权”、“一卅事件”等问题，与不问观点的群众进行辩论，后来，在龙城路口宣传台上静坐绝食，前后持续八天之久。 五月三乱?工交、财贸系统数万人，在人民广场开大会，宣布成立“柳州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工交兵团”，其负责人有张麦生、王心良、李永禧等。会后，举行游行。 次日，一派群众组织数万人集中在人民广场开会，宣布成立由宠家盛、蒙志恒、书正钧、张麦生、张林等人负责的“柳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会后进行游行。 五月二十七日，另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开，大会，宣布成立由白鉴平、明在胜、况既白、廖伟然等人负责的“广西4·22柳州造反大军”。会后进行了游行。 六月四日，“柳州联指”大小群众组织五百七十多个，约七万人，在人民广场开大会。内容主要有：一、“坚决打倒政治野心家伍晋南(当时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支持韦国清(当时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站出来闹革命。”二、 “庆祝‘联指’所属‘柳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成立。”驻柳部队代表亦参加了大会，会后游行。 十四日，“柳州造反大军”的“一卅战团”、“桂林老多”等组织数十个，认为“部队支派不支左”。要求“部队不偏不倚，公道正派。”于是，冲击柳州警备区司令部，并把其司令部、政治部的木制牌子砸烂。不久，柳钢“联指”群众组织，做了两块钢制的牌子送柳警司。 七月四日，柳州两大派“柳州联指”、“柳州造反大军”的代表和驻柳部队代表，在北京办“学习班”时，达成关于制止武斗的“十条协议”。 一周后，“联指”、“造反大军”组织的代表和驻柳部队代表，举行磋商，达成关于执行在京签订的“十条协议”、制止武斗“六点措施”。“六点措施”主要内容：“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2、坚持文斗，反对武斗。3、宣传中央 ‘六·六通令’、‘六·廿四通知’和在京签订‘十条协议’。4、处理武斗设施和摧毁武斗物品。5、不得涂改拆毁复盖对方大字报。6、维护社会治安。” 七月十四日，“联指”组织三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开大会，批斗市长孙芸生。 第二天，市人委和工交、教育等十六个群众组织，共一千五百多人，在柳州地区礼堂，揭、批、斗市委书记梁山。十九日，继续揭批梁山。 八月八日，座落柳州浮桥北端的“柳江旅社”，是“造反大军”群众组织所占据点。“联指”为夺下该据点，由“联指”所属“工交兵团一分团”为主攻打“柳江旅社”。双方用长矛、大刀、弹弓和石头攻守，坚持一天一夜，最后打伤数人，互相抓走对方数人。 八月九日，“联指”所属“工交兵团一分团”，为支援 “柳江旅社”的武斗，路经柳州贮木场，遭到对方“柳北战团”阻拦。双方用鸟枪、长矛、大刀和石块对打，“工交一分团”用改装的推土机作“坦克”，推倒贮木场的礼堂大门和几间房屋，廖斯祥被打死，打伤十多人。是柳州市武斗第一次打死人。 八月十九日，在北京参加谈判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为大联台的代表名额和互相揭短，发生冲突，甚至争吵打架。北京卫戍区警备部队出面，抓了“广西4·22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廖伟然等人。 八月二十四日，原来支持“联指”的驻柳五十五军领导人，根据中央首长在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讲到“联指”是群众组织。“造反大军”是造反派的精神，发表声明支持“柳州造反大军”。此时，不少群众组织分化瓦解，许多领导干部亦表态支持“造反大军”，站出来闹革命。两派群众组织形势骤然变化。 次日，由于上面传来“砸烂公、检、法”的胡言，“联指”群众组织开会，表示不要公安、检察、法院的部份干警参加本派组织。社会上纷传：“不杀鸡，不杀鸭，专杀公检法。”因此，公检法绝大多数人员闻讯外逃，东躲西藏，不逃的也不上班，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市公安局及其部份派出 所办公地方被“一反到底”、“八·一八”、“财贸联司”、 “工交兵团”等群众组织占领。 九月六日，“柳铁工机联”和“柳州造反大军”的“柳江风雷”等群众组织两百人左右，到来宾县武装部抢枪。当时，正是部队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的第二天，部队宣传劝阻无效，双方发生冲突，解放军战土被打死两人，伤两人；群众徐兆焕、李华清、梁忠理、覃光明等十五人被打死，伤四人。先后抢走解放军的一万零八十九支枪、九万余发子弹。 九月二十日，“柳州造反大军”、“柳铁工机联”、“柳州地专总部”等群众组织和驻柳6975、6984、1048等部队共一万多人，在鹅山体育场集会，进行“军民联欢”。 “支左”部队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保护你们。……我们誓作你们 的后盾，用武装保卫你们，与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会上，柳州地区副专员戴春涛和柳州铁路局副局长黄永安也讲了话。 九月二十一日，“柳州造反大军”和柳州地区、柳铁的一些群众组织，以及驻柳部队、空军教导团、支左办、军分区、人武部等军民五万多人，在市人民广场开大会，“声讨揭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罪行”。会上，有各方面代表发言，最后，与会部队领导讲了话。 十月一日，为了庆祝国庆，“柳州联指”、“柳州造反大军”在人民广场联合召开三万多人大会。会后，当游行队伍行至鱼峰路和中山中路时，双方发生冲突，有的打弹弓、打棍棒、砸石头，结果有近百人受伤，队伍慌乱而散。 十月十八日，“联指”群众组织和驻柳部队、柳警司、人武部等共二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召开“响应中央的号召，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大会。会上，有群众组织的代表和、部队负责人分别讲了话。 十月十九日上午和中午，“造反大军”的“五敢”、 “铁拳”等组织的红卫兵，六百多人分成两批，冲进柳警司，责问柳警司关于“支派不支左”等问题，并打伤数名战士，抓走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刘英山，抢走手枪两支、子弹四十发。 十月二十二日，“柳州造反大军”的“红总”、“政法联总”、“工总”等群众组织，五千多人，在地区礼堂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坚决砸烂旧公检法。” 过了两天， “联指”群众组织约六万人，在人民广场开大会，口号是“坚决打倒伍晋南，彻底砸烂旧市委、旧人委、旧公检法!”会上有工人、农民、红卫兵和干部代表分别发言。 十月二十六日，柳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柳部队代表，在北京谈判达成协议，即“实现革命大联合八条协议。”在协议上签字的有：驻柳部队“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孙凤章、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柴世杰、柳州“支左”办公室副主任刘祥、 “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明在胜。柳州联指”代表王克明、纪纲。 从十月起，至十一月上旬，柳州两大派群众组织头头，及柳州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有部队代表，在北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期间，为落实“革命大联合”，周恩来总理同意派专机把两派代表送到南宁后，由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王仲儒筹人带领柳州的人员回柳州，做革命大联合工作。几天后，原班人员转回北京继续办班。 十一月二十日，经中央批准，广西成立了以韦国清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柳州联指”群众四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开大会，庆祝广西“革筹小组”成立。会后举行游行。 二十四日下午，“柳州造反大军”的“捍无卫东”等群众组织为“营救战友”，近百人，到柳州军分区、警备司令部，要求释放原手工业局三机床厂记帐员，“捍无卫东”群众组织头头胡星登，并进行静坐，一直坚持到二十八日下午，静坐人员才离去。 十二月三日下午，“柳州造反大军”的“红卫兵联总”、 “二七风暴”等群众组织，共六十多人，开卡车到柳州军分区黄村军械库抢枪，解放军为执行“九·五命令”劝阻无效，打死曾泽联等四人，伤两人，激起“柳州造反大军”一些群众不满，便把第二天在马鞍山上武斗被打死的一人，共五具尸体抬到军分区礼堂停放，要求部队解决打死人的问题，陈尸半个月之久。最后，经军分区领导多方面做工作，才处理清楚。 十二月十五日凌晨零点四十五分，设在解放南路的“联指”的“工交兵团联络站”，被烈性炸药炸毁，几间房屋倒塌，当场炸死朱其辉，重伤八人，轻伤二十九人。 相隔四、五小时，“联指”为了报复，便在附近的“造反大军”的“城中战团”据点内，抓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卓克明、工交政治部主任乔仁卿和副主任于月杏、市法院院长覃世雄、市档案局局长陈君承等七人，陈君承被拉到九中学校弄死，其他人被打受伤，以后陆续放出所抓的人。 十二月十六日，在驻柳部队代表的参加下，柳州市的“联指”、“造反大军”派出代表，谈判协商，达成关于 “柳州两派就立即制止武斗歪风的紧急措施”协议。在协议上签字的有王本明、王伟民、张麦生、孟宪升、金嘉珍、杨家驹、赵从江、韦才山及驻军代表孙凤章、王宪、田圃。 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驻柳部队、军分区、人武部负责人孙凤章、王宪等的主持下，在柳警司院内召开有“联指”和“造反大军”代表参加的“促进革命大联合座谈会”。讨论通过关于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六条协议”。会后，并向全市公布了这“六条协议”。 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柳州“联指”、“造反大军”、和驻柳一部份指战员六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庆祝柳州两派群众成立“大联筹”，“实现革命大联合。”会上，两派代表表态，驻军代表孙凤章讲了话。会后，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布了实现大联合的“九条措施”。 十二月二十九日，广西“革筹小组”成立，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主持召开柳州市第一次“大联筹”成员会议，强调两派群众务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按照双方同意的“九条措施”去办，并最后提出三点要求：“1、号召两派群众组织，拆除所有武斗工事。2、上交武器，停止武斗。3、整顿市容，干干净净迎新年。”
一九六八年
元月五日，“柳州联指”和部份驻柳部队约五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欢呼《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发表。 过了两天，有武宣、象州、柳城、忻城等县“造反大军”群众三十多人，以“广西4·22柳专各县革命造反控诉团”名义，到柳州军分区院内静坐，要求部部队予以支持。后来，静坐人员陆续增至一百多人。四天后，“柳州造反大军”的“红六九”、“捍无卫东”、“柳州地总”等群众组织派人对静坐人员慰问，送去木炭及食物等。十一日上午，“柳州造反大军”一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开会，表示支持“贫下中农这一革命行动”。会后，举行游行。、 二月九日，融安县发生较大规模武斗，“柳州联指常委”研究后，决定派常委蒙志恒、刘目忠、张麦生等人带领“工交兵团”为主的武斗人员约三百人，奔赴融安参加武斗。 二月十三日’，柳江县县城拉堡发生武斗，“柳州联指常委”决定：由“工交兵团”和“财贸兵团”等群众组织武斗人员出击。在常委书正钧、刘目忠、张麦生等带领下，数百名武斗人员前往“助战”。武斗持续一周之久，最后，刘若章、郑国忠、凌广支、方荣芬、黄保升、许明汉、李巫溪等二十多人被打死；其中带队去武斗的“柳州联指工交兵团二分团”头头之一金成贵也被打死。 二月二十六日，柳州空压机厂“联指”为武斗打死的厂保卫科科长金成贵开追悼会，抓来不同观点的成华、刘林智、石基宏等二十二名群众，跪棺祭灵，出动百余辆汽车送葬。 三月十二日，驻柳部队“支左”办公室、柳州市人武部 “抓促指挥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二月十八日的紧急通知的具体措施》，强调：“对已离职、离校外出的职工、学生和机关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应立印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如在三月二十八日前再不回来的，一律停发工资和助学金。 三月十七日，驻柳部队领导人孙凤章在两派群众会上，对柳州市前段时间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情况作了自我检查。其中谈到：“第一阶段。(1966年6月～12月)是学习破‘四旧’。第二阶段(1966年12月-1967年1月)主要是要不要批判‘四清’中的反动路线，一派要批判，一派不让批判，形成革与保的斗争。第三阶段(1967年元月25日-3月)围绕 ‘一卅’、‘一·二五．’事件，一派支持，一派反对，形成对立。笫四阶段(1967年3月～6月)开展大批判大辩论，分为明显的两大派，即‘柳州造反大军’、‘柳州联指’。大辩论，引起静坐绝食，冲击市公安局等较激烈行动，甚至后来的各次武斗。” ．四月九日上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批准，“柳州钢铁厂革命委员会”成立。两万多人集中在柳州钢铁厂广场开庆祝会，会上，驻柳部队“支左”办公室副主任刘祥宣读了广西区“革筹”批示，即批准由李世禄为主任，谭锐为第一副主任，蒙志恒、祁仕新、郑先绪、郭永宽为副主任的共二十九名委员的“柳钢革委会”。当即由李世禄讲话，驻柳五十五军副军长霍成忠宣读了广西自治区党委、“区革筹小组”的贺信。其他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祝贺柳州市较大的第一个单位“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四月二十日，发生影响较大的“四.二O事件”，柳江县洛满区参加县“三代会”代表，乘坐两部汽车赴县开会。而随车有民兵“押送审理”的九人，以及洛满区上缴国库的现金七万四千五百八十元，路经柳州市汽车渡口时，与“柳州造反大军”的“航运工总”等组织发生冲突，最后洛满区财粮助理员、县“三代会”代表、“县联指常委”覃仁欢被打死，有十二人被打伤，抢走全部现金及民兵的六条枪支，一百八十多发子弹。事后，“柳江县联指”抬尸游街示威，激起两派更为严重的对立情绪。四月二十八日，“柳州联指”和“柳州造反大军”，为争夺铁桥北端的自来水厂，发生武斗。从二十八日起至五月上旬，发生“拉锯战”，“战火”燃烧到附近的郊区公所和柳州市染织厂等单位，房屋被炸毁，打死张明、吴德生、林立新等二十多人，伤数十人，染织厂的数万米各种布匹被抢走，原来占据自来水厂的“柳州造反大军”，被迫退到河南方面。基本形成以柳江河为界，“造反大军”占领河南； “联指”占领河北的对立局面。 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柳州造反大军”的“捍元卫东”、“柳州工总”、柳铁“工机联”等群众组织，抢夺抗美援越物资，共抢走八个车皮的一千八百八十八箱子弹，计五六式子弹一千七百一十一万八千七百二十发，引信三十五个。为首有柳铁“工机联”两个头头李振岭、王反修。并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一张署名为“李向阳”的“收据”。 五月二十五日，驻柳部队前往执行收缴被抢的抗美援越军用物资任务，“柳州造反大军”群众组织人员又把部队围住，抢夺走驻红庙部队的轻机枪二十二挺、冲锋枪二百七十九支、步枪二百一十支、手枪一百一十三支、信号枪十二支、信号弹三百一十七发、手榴弹四百四十枚、其他子弹十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发，打死解放军一人、伤四人。这次事件，使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在广西和全国造成极坏影响，致使柳州的武斗日益加剧。 六月四日，一万多人在柳钢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柳州市郊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驻柳部队和柳钢等一百五十多个单位的代表，以及广州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来宾县武装部副部长罗常源专程前来代表已成立“市委会”的柳城、柳江等十个县，表示祝贺。会上，由驻军“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宣读了广西区“革筹”批示的由郭俊庭为主任，刘永生为第一副主任，陈亚荀、罗天琦为副主任的共四十九名委员组成的“郊区革命委员会”，还宣读了广西军区和广西“区革筹小组”的贺信。郊区“革委”主任郭俊庭进了话，有关代表发言表示“热烈祝贺‘郊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柳州造反大军”抢到大量援越军用物资后，枪多弹足，因此，对探矿机械厂、电机厂、汽车总站、马鞍山、冶炼厂以及窖埠等地大举进攻，扩大占领地盘，占据柳州市河南大片，并放出风声：“要在六月二十号拿下河北!”。“联指常委”紧急开会，区建五公司领导干部赖添才等亦参与研究，准备守住河北一片，作了布防，即：由岑国荣等人带领柳钢武斗人员坚守大桥北端；张林等人带领区建五公司武斗人员坚守东门沙角沿河一带。万一守不住，作出“战略退却”，往柳城县方面撤退，此时造成人心惶惶，空气十分紧张，犹如“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些部队和干部家属已退到柳城一带，称之“六.一O事件”。 与此同时，柳州地区几个县武装部和“柳州联指”，在象州县石龙镇召开“联防会”。柳州地区除三江、金秀县外，所有各县武装部和“联指”群众组织代表参加会议。“柳州联指”一派群众组织“常委”、保卫部副部长郑帝旺和市郊区“革委”副主任罗天琦也参加了“联防会”，“联防会”主要内容是研究部署迅速组织民兵进入柳州市，“围剿造反大军”。决定象州、武宣县的民兵，从河南方向的鸡喇、柳机推进；柳江、柳城县的民兵，从柳江县拉堡、西鹅公社、南站方向进攻；鹿寨县的民兵，从柳州市东边的三门江等地打进市内，总攻目标是“收复河南，把‘造反大军’消灭光”。 五月底至六月初期间，“柳州联指”的“保卫部”，为了配合“大部队”行动，“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紧急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市委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河边集体杀害，共杀害了有名单的四十二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排队站在河边，被集体枪杀；有的被紧绑手脚，推下大河活活淹死，如其中有杨兰生、杨岩生弟兄俩，杨兰生被推下河后，漂游到比较远的对岸，躲避幸存至今。而杨岩生被推下河，漂流到不远地方上了岸，被重新抓获；又被拉到河边杀害，再用竹竿推尸下河。“保卫部”在梁国开、覃绍昌等人掌握控制之下，杀人手段比法西斯杀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梁国开、覃绍昌、龙 镇、吴述生等人最后难逃法网，均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惩罚。 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前不久柳州发生的抢夺抗美援越军用物资严重事件，立即电话通知，作出停止武斗，迅速恢复铁路运输，交回抢走的武器物资等五条决定，而称之为《六．一三通知》，要求广西“区革筹小组”、广州军区、柳铁局，军管会主管部门，责成柳州两派坚决贯彻执行。 六月十九日，“联指”就六月十七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发布的《关于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发表了“总动员令”。其内容有：“1、必须深入彻底揭露，全面围剿。2．配合解放军，发动强大攻势。3．联系‘四·二o’事件，打人民战争。4，清理阶级队伍，纯结组织”。 十月十日，柳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柳铁公安处、柳警司联合发出公告，追查“反团”，直至一九七0年，全市十四个单位，开展追查“反团”工作。前后受审查人员达四百三十八人。其中被关押审查的四十五人；被迫害敢死十六人。如柳州机械厂，从副总工程师到职工共291人，(其中处级干部5人、县级干部20人)被列为“反团”对象，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造成柳州市较大冤案之一。一九八三年“处遗”时，该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钟，“柳州造反大军”据点飞鹅路“柳铁长楼”宿舍被炸，炸毁六十四间房间，后来挖出尸体三十一具。接着_不久，柳铁党校、柳铁中心医院等处，连续发生激烈武斗，死伤不少人。 七月七日，空军部队用飞机散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经毛泽东同志签署的“照办”的《七。三布告》。布告内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的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的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的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盗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七月十三日，在人民广场和市一中广场，分别召开两派群众组织、驻柳部队代表，共约四万人大会。贯彻落实《七·三布告》，与会部队首长阎永让、唐副主任、李政委等在会上讲了话。 七月二十三日，驻柳部队和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的群众，在人民广场，又开十万余人大会。柳州军分区政委郭鹏作报告，报告主要讲到：“坚决响应中央的号召，认真执．行中央的命令，全面贯彻落实《七·三布告》”。 八月十一日，“柳州钢铁厂革委会”，为在六月份武斗中被打死的蒙志恒、谭尚才开追悼会。追悼会由“厂革委”第一副主任谭锐主持，“革委会”委员吴美江、张盛坤分别讲话。“柳州联指”群众约一万人参加了追悼会。会后，为死者送葬，在即将下葬时，放枪鸣炮，把“造反大军”观点 的本厂群众黄鸣皋用炸药包绑在身上引爆，作为陪葬，并将黄的尸体剖腹挖肝，吃肝，泡肝酒，骇人听闻。 八月十九日，广西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一派的头头共九人，包括柳州市的“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廖伟然两人，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进行拘留。后来送回当地处理。(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柳州市公安局宣布逮捕白鉴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自鉴平无期徒刑。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批复“维持原判”。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改为“纵火抢劫罪”，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六年。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白鉴平已构成“纵火抢劫罪”，鉴于“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可以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宣布释放)。 八月二十三日，经广西“区革筹小组”批准，“柳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七十九名委员组成，其中常委二十七名，王国瑞任主任，第一副主任赵云凌，副主任鲍晓农、默双科、刘祥、孙建钧、张友仁、谭志芳。当天，在市人民广场召开有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和驻柳部队军民十五万人大会，宣布成立“柳州市革命委员会”。柳州军分区政委郭鹏、柳州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赵云凌先后讲了话。工人、农民、红卫兵代表在会上发言。此外，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驻军代表詹新泉到会祝贺。会后，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并举行盛大的游行。 九月十日，成立“革委”后，由柳州市“革委”，柳铁局“革委和柳警司一起讨论决定，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公告》。(简称《九一O公告》)。《公告》主要内容是：“l、各级‘革委’(‘革命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把宣传《七·三布告》和开展对敌斗争结合起来。2、认真清理自己的阶级队伍；团结一致，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3。、加强对敌斗争，坚决镇压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群众，刮起一场十二级台风。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和人民解放军装备。5、外来和倒流城市的人员，必须立即到柳州市‘革委会’箭盘山收容所听候处理。6、群众组织或个人，抢夺、盗窃和非法占用国家物资，全部上交专政机关单位’。公告还强调：“为了巩固新生红色政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从此，在九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期间，是受迫害致死的人比较多的阶段。如太阳村公社，在“刮十二级台风中”，公社党委书记潘海煌、公社副主任覃有洛、信用社干部杨应彪、老师廖光明等等被迫害致死五十七人。据不完全统计，．这阶段死了三百多人，仅次于武斗时期死掉的人数。 九月二十九日，经“柳州市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会讨论决定，由赵云凌、蔡玉斌、孙广远、王心良、陈洪远、张麦生等人负责，正式成立“柳州市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由原各个厂矿的十五个连队两千多人，发展到六十五个连队共八千余人。分布市区街道、工厂单位，发挥所谓群众专政作用。 从十月中旬起至十一月十六日，“郊区革委”举办“阶 级斗争活人展览”，把贾俊甫(郊区党委书记)、武钧(农办生产科科长)、纪金和(郊区干部)、刘达光和梁译保(效区农中老师)、钟蔓贤、刘吉荣、诸葛友、黄吉(均为生产队干部或农民)、邱怀寿(插队青年)等十一人，在一个月中，展出一百一十九场次。使这些同志人格受到侮辱，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直到一九八三年、八四年“处遗”时，才全部予以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得到妥善解决。 十一月初，市“革委”决定，对“三旧”即旧市委、旧人委、旧公检法及其他未被结合的领导干部和未分配工作的干部人员共六百七十多人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分别在马鹿山、羊角山、大桥园艺场等地“办班”审查。特别是公检法的干警，在园艺场受“审查”时“支左”的部队负责人李连仲说；“你们以前专人家的政，今天就要专你们的政”。还规定：“①不准乱说乱动。③不准外出。③不准接见家属亲友。④不准通信。”更严重的是被斗、被打、被关押，剥夺“人身自由”，极个别的被判刑劳改，造成妻离子散的严重后果。经“审查”后，极少数人员安排工作，大部份继续到“五·七干校”进行边劳动边“审查”。’ 十一月，“柳州市革委”执行广西自治区“革委”的部署，建立“市革委第三办公室”，抽七十多名干部组成几个专案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柳州市地下党进行全面迫害。如十一月一日宣布对原柳州市地下党工委书记梁山和王少白、邓程章等隔离审查，长达四年零三个月之久。把黄维光、卢志坚、刘达尊、韦竞新等地下党48人长期审查或迫害，有的家属也受到株连。造成了比较大的冤假错案。直到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柳州市委根据广西自治区党委决定，作了全面平反昭雪。 十二月十二，柳州市柳南地区和柳铁三百多名群众，在鹅山广场召开批斗会。批斗柳铁领导张炎、柳州地委书记王杞桓、柳州市委书记梁山、市长孙芸生、副市长徐锡文等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头头王反修、李振岭、白鉴平、廖伟然等人。柳铁军管会负责人赵永信和柳铁局“革委”主任孙连捷先后讲话。表示支持批斗会。号召“深入进行斗批改，把无产价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九年
一月六日，“市革委”向全市各单位发《关于送缴打砸抢物资的通知》，要求各单位立即指定专人清理，并全部送缴打砸抢所获物资。除现金、白银、手表、粮票证券，送缴“市革委”生产组财贸办公室外，其他物资统一送缴到飞鹅路军分区教导认。 二月七日，为完成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整党建党任务，“市革委”研究提出《关于整建党工作初步意见》，要求在一个半月时间内搞完整建党工作。 二月十一日，“市革委”就落实中央“一·一七指示”下发关于拆除武斗死亡人员的所谓“烈士墓”的通知，据检查统计，当时已拆除和迁移的单位四十三个，占单位数54％，已拆除“烈士墓”一百零四座，是总数的60%此《通知》强调迅速地全部拆除所建造的“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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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6 08:5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