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文革日记选辑》（1969-1976）

tuffy05

高致贤文革日记摘抄之七章 1
　　   
　　    1973年8月25日，周六 晴
　　     我和赵洪恩书记计划下乡。今天从县城出发，此行计划是先沿我县东边和北边各区最边远的公社巡回调查研究。
　　    昨天傍晚，妻子从乡下赶来探我，本可在家陪妻两天，但不能因此推迟我们的计划，妻子也支持我今天起程，故一早她就回瓢井小学上班去了！
　　    我们决定此行徒步调查不乘车，出东门必经六龙区。六龙离县城12.5公里，是个“内陆”区，周边没有一处与外县接界，但它是到东线各区必经之地。
　　    我们出城不远，刚走到雷打坡垭口下，便有一辆同向行驶的货车嘎然停在我们前方十余米处。百纳区供销社的押运员章昌会打开驾室门下来请俩上车，他是赵洪恩的同学。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坚持步行到五凤公社。
　　    进入五凤公社境内，我便联想到胡华勋、廖朝栋两位老干事转达张清濂主任的指示：“县工作队员下乡，在两派斗争严重的公社讲话，要走得拢，站得开，不要支持哪一派。不要陷进（派斗）去！”县长张清濂被夺权后就先被解放出来任县革委主任，他并未陷入派性斗争污泥浊水的漩涡中。他的上述指示曾被造反派批为右倾、和稀泥。县里两派斗争最严重的时候，他便个人到最偏僻边远的油杉河一带去避风，此次我们也计划走他走过的路线。这才想到他那是经验之谈。
　　    先到五凤公社，团干不在机关，我们便与在机关的公社干部交谈，并参观了他们的学习园地。五凤是县革委宣传组搞“农民人人写诗歌”的试点。写诗也是青年人的任务，属于我们此行的调查范围。县革委宣传组曾把办公室搬到五凤公社去上班。但县机关对此试点的反映各异，我们不敢随便表态。晚上我们便赶到位于六龙公社凰山脚下的六龙化肥厂住宿，那里有不少县机关去的熟人，我们顺便了解了厂团委的工作情况。
　　   
　　    1973年8月26日，周日，阴转雨。
　　    去到六龙区委会。六龙号称小金州，是全县文化最发达的区，文化名人不少，这里曾有人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出过辛亥革命的烈士，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1969年3月25日到29日大方县最严重的武斗就在六龙和五凤交界处进行。“通派”以六龙为据点，“不通派”从县城调武装民兵向六龙进攻。当场打死5人（通派1个，不通派4个）。一次聊起六龙武斗时，魏开君谈了个细节：不通派用大卡车送全副武装的民兵开赴六龙，通派的吴维茂抱着一个炸药包冲向小桥，拟藏在桥下与进攻者同归于尽。前进中他高呼革命口号。并说：“战友们，请告诉我的亲人，我是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身的！”，后被同学劝止。六龙受派性的影响更大。我们不愿在六龙久留。
　　    在六龙街背后找到五凤公社秘书陈锦明，他是我的表兄，可以说真心话。从他口中了解到该公社的人人写诗并不受老农欢迎。勤勤恳恳劳动的老农说：我们老实人干农活，他们青年人去唱歌，写诗又写不出粮食来，唱歌唱得饱？！
　　    此时，五凤公社青年专干小张也来了，正好补了昨天所缺之课。
　　   
　　    1973年8月27日，周一，晴。
　　    今天，先与六龙公社的青年干部王中华交谈。他说：该公社处于六龙镇上，区机关多，社会情况复杂，青年思想很难统一。我们又不便发表什么具体意见，只好说些“走得拢，站得开”的意见。当夜住在我表哥家，一夜拉家常。
　　    次日午饭后，我们匆匆离开那个是非之地，经凤山公社到渣坪公社。
　　   
　　    1973年8月28日，周二，晴。
　　    下午，我们赶到渣坪公社。渣坪是全县学大寨的先进公社。那里的马干山麓有个毕节地区牧垦场，是用于“改造右派”的地方，文革初期一些场员起来造反，后又“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把那些“右派分子”镇压下去！
　　    到公社作了一番交谈之后，公社领导便邀我们和他一起去听该公社店子大队党、团支部上的党课。党课内容是全县统一的，那些内容我们已经听过许多遍了，但还得老老实实的坐下来跟着听。
　　    党课结束后，我们专门听了团支部的工作汇报，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如何开展共青团工作。
　　   
　　    1973年8月29日，周三，晴。
　　    当天，中共第十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并不知道此消息，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大会新闻公报。报纸从省城送到区、乡要三天以上。当时大方县尚无电视机，直到1977年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我才带县三干会的公社书记们到海拔2000米的火焰山头去看到电视。那是县里买来测试建立电视差转台的业务专用机。所以收音机，有线广播成了区乡收听中央新闻的主我媒体。而那时县里的有线广播通到多数农户。
　　    公社机关职工集中在一起收听中共十大新闻公报，我们就在渣坪公社和大家一起收听，一遍两遍……次日（30日）就在渣坪参与公社干部一起学习讨论“十大”公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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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贤文革日记摘抄之七章 2
　　   
　　    1973年8月31日，周五，阴。
　　    结束六龙区的调查之后，下一步就到百纳区。百纳是我县东路的大区，几个公社与黔西县毗连。这就到了我们要调查的周边地区。
　　    今天首先进入的是百纳区的百合公社。我们没有收音机，便直接赶到公社去收听周恩来同志在“十大”上作的政治工作报告，并同公社干部群众一起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山区群众也很关心国家政局，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要结束了？因为我们是县里去的，公社干部多让我们作中心发言。我们也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体会。大家都盼望党的“十大”后能过上安定团结的生活，但谁知文化大革命何时结束？
　　   
　　    1973年9月1日，周六，晴。
　　    我们到了该区的三元公社，该公社偏僻边远，山高谷深，我们几次险些从溜沙坡上滚下深谷。那里是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方，我们就住在那里，和公社干部一起收听了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参与讨论。王洪文的受宠，一些人已感造反派青年人的春天来了！
　　    我们和团支部的同志走访几个团员，感觉那里有的生产队还不错，十分工还可分到4角多钱，但团组织生活刚在恢复。
　　   
　　    1973年9月2日，周日，晴。
　　    我们从三元赶回百纳区，团县委办公室的罗明华打电话通知我们回县参加四级干部会，可是，我们已经到百纳区邮电所买到一套“十大”文件的报纸，需要学习的文件都有，县“四干会”就是传达学习“十大”精神，我们何必去搞形式、凑热闹？于是，打电话向县委请假，由留守机关的罗明华副书记去参加，我俩联系工作实际，继续在农村边调查边学习。当天到百纳中学去找吴道兴等几个认识的老师坐坐，晚上住进区供销社的旅社，可以一人享受一间床，好好补一夜瞌睡了！
　　   
　　    1973年9月3日，周一，晴。
　　    从百纳赶到鹏程公社，鹏程自然条件较好，有个大田坝，也有个大荒坡，解放初期还有人在那里装神弄鬼欺骗群众，搞什么“封家评起义”；大荒坡块煤藏量丰富，当时县工交系统的知青队就办在那里！但离公社较远，我们就直接到公社了！
　　    这个公社团干部比较得力，共青团的团组织生活大多数已恢复，青年人开始做好事了。从交谈中得知：白果大队的共青团员陈家贵在山洪暴发时奋不顾身堵塘堤，保住了百余亩稻秧未被水淹。大桥团支部开展忆苦思甜教育……
　　   
　　    1973年9月4日，周二，晴。
　　    在公社团干刘孝明陪同下，我们到张菊英家，重点了解她移风易俗的先进事迹。
　　    当天她因病没有出工，得以与之交谈，她与几个姑孃相约，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外，她们还抵制了包办婚姻……
　　    下午回到公社后，我们将收集的材料整理成初稿，通过公社党委审定后，带回团县委发简报。
　　   
　　    1973年9月5日，周三，晴。
　　    从鹏程翻山越岭，跋涉去到普底公社。普底，彝名叫普底根，民间称为黄家坝。那里集中住着黄姓彝家，文化发达，解放前外出求学的人多，就有人用诗描写过《黄坪八景》；解放后，那里出了不少人材。那里是而今闻名中外的百里杜鹃自然风景区的腹地。那时只知那里有个艳山红坡，《大定府志》上写黄坪十里杜鹃。红军长征途中曾在那里打过大胜仗！
　　    我们到公社交换了一下意见，便下到该公社最为偏僻贫困的红枫大队。那是一个仡佬族较为集中的大队，耕地贫瘠，同等收入的农业劳动投入，要大于田坝中的十来倍，群众要走一二公里去背水吃。农民很穷，有的也很勤奋。
　　    是夜宿我们团县委常委陈世碧家。陈世碧的妹妹翊日凌晨两点过钟就赶着马去驮煤，驮煤回来就马上去背水，背水回来就一边做饭一边扫敞坝，到我们吃中饭时，从未见她双手停过一分钟。我和赵洪恩悄悄说：谁娶到这个姑孃，定可劳动致富。
　　    临别时，我们建议陈世碧组织当地社员就近掘井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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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贤文革日记摘抄之七章 3
　　   
　　    1973年9月6日，周四，晴。
　　    结束了百纳区的调查，来到沙厂区，该区也称十三区。十三区与黔西、金沙两县交界，是我县最边远的区。
　　    首先抵达的是沙厂区坪寨公社。原想在此了解一下情况后，便直到沙厂区委驻地。但因该公社的青年工作尚未开展，我们便在公社附近走走看看，晚上与分管青年工作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交换了意见，他作了检讨，表示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1973年9月7日，周五，晴。
　　    一早，我们便向沙厂区革委进伐，通过渺无人烟的九里冲，那里虽是公社通往区里的必经之路，但却很少行人往来，在那亚原始森林中穿行，一路皆有天然矿泉水常流，饮水毫无问题。我们便将斜挎的水壶当成酒壶用。但当时的乡下没有粮食酒卖。可因我们是县里下乡的干部，公社书记与公社分销店通融，卖给我们两斤土茯苓酒。
　　    正值秋老虎肆虐，酷热难当。我们走走歇歇，不时喝两口小酒解乏充饥，20多里山路竟然走了3个多小时，一路眼观青山绿水，耳闻乌语花香，但走到沙厂街上时已疲惫不堪。当天住在区革委招待所，与区委青年干部萧文福交谈工作。
　　    按计划，第二天我们要到黄泥公社，可从交谈中了解到区里的新老同志之间尚有些融洽工作要做。好在那里的王成龙、曾庆光等一些老同志，是一年前我在那里当县委路线教育工作大队秘书时培养入党的，与他尚有感情，谈话容易收效。故尔留一天，作些交流，消除一些矛盾。
　　   
　　    1973年9月9日，周日，雨。
　　    我们一早从沙厂区委出发，一路接受山雨的充分洗礼。去到黄泥公社，公社里没有干部值班，我们在公社食堂里借米煮稀饭吃。没有菜，我们去公社菜园里摘新辣椒烧来凉拌。那里的辣椒不辣，赵洪恩就咬着红红的生辣椒下饭。
　　    饭后，我们到小坡大队，先看望了在家养病的区委组织委员樊秀山老朋友。接着到小坡民办小学去看望团县委委员李亮周老师。再到穿山生产队调查。
　　    穿山属于坝子大队，那里有个穿洞，穿过长满青松的石灰岩，外景很像毛泽东为李敬题照的庐山仙人洞，洞内面积千余平方米，大队电影院和小学就建在洞中。李亮周告诉我们，从小坡民校到穿洞大约2里多路。可因我俩走错一个弯子，走了十多里路。［后来沙厂区青年妇干李武珍告诉我：在沙厂任职十多年的闻家驹老区长，已觉对油杉河很熟悉了。一次，他带着李武珍、方世明等4人下到油杉河片区去调查民情，走错一条山谷，雨大雾浓，不知赶了多少路，就是出不来，又找不到人家，只好在峡谷中过夜。三个大男人带个大姑孃竟然在山间住宿，闻老区长很不过意，连连自责。后来，他们只好在山谷中生起大火，又怕山洪暴发，大家只好烤火坐夜，等待天明。］到穿洞时，衣裤淋湿，己近旁晚。生产队正在开会。为不影响他们，我们在洞内休息。社员散会时天已黑了。我们住到李队长家。
　　    通过一阵聊天似的访谈，那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得知他们生产队集体养了五六头猪，大的两头，一头已有三四百斤重了。当时属于奇迹。我们将这条消息上报县里后，立即引起有关领导注意。县科委等单位去那里开养猪现场会，省商业厅下文不准下面杀那两头大白猪，并由粮食部门特供饲料，专人饲养了三年，一头重达600多斤，由省商业厅派专车运去向中央献宝，以此证明“农村养猪事业普遍大发展”！
　　   
　　    1973年9月10日，周一，阴雨。
　　    我们从茫茫大雾中，通过羊肠小道，一步二步地登到冒连垭口。翻过垭口就进入雨冲公社境内了。浓浓山雾裹着纷纷淫雨，杷整个山谷填平了！这条小毛狗路我在5年前走过，前面十来里路无人烟，而当天眼前的能见度不过一二米，两人必须脚跟脚的走。眼前一片雾海，分不清东南西北，又无人可以问津。
　　    我们深感处于彷徨迷惘之中，谁来指点迷津？极目四望，右前方隐隐冒出一个碑帽，我赶忙朝它奔去。我知道雨冲公社在此去的东方，一般墓碑上均刻有指示方向的碑文。我懂得“A山B向”便是该墓的方向。A为墓尾，B是坟头。再对应东西南北的“干支”便可确定它的方向。如“甲山庚向”便是坐东向西等。这便可作为方向指示标。
　　    向着东方走去，大雾越来越浓，方向找到了，但道路并非纸上作图，安上坐标就画直线。山区之路，爬高下低，蜿蜒复回，转弯抹角，身边没有指南针，一会儿就把方向转糊涂了，又回到原来走过的路上，使我们四顾茫然……
　　    不是老天开眼，邂逅村民善行，当我们正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定之时，猛然看到一块指路碑。碑虽不大，刚立不久，字很清晰：“东走雨冲通和平，……。”字虽缺少书法艺术，但还工楷好认；刻工也欠精当，但却比“醉翁亭记”解我们燃眉之急，比看王羲之的书法管用。尽管这指路碑上还有一些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语言，客观上却真正起到了为民指路的作用，我们朝着东方走去！
　　    到雨冲公社时，区委青年专干萧文福也如约来到雨冲等我们了。大雾尚未散开。我们走了3个多小时，公社的肖佩文书记说我们才走了10里远，可我们实际走的路10公里也有多！
　　    夜宿雨冲公社，公社书记肖佩文说：一年难见县里的干部来几次，便召集机关干部职工学习会，请我们作中心发言，我却利用发言中的提问、反问、设问等方式从他们口中获得不少第一手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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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贤文革日记摘抄之七章 3
　　   
　　    1973年9月6日，周四，晴。
　　    结束了百纳区的调查，来到沙厂区，该区也称十三区。十三区与黔西、金沙两县交界，是我县最边远的区。
　　    首先抵达的是沙厂区坪寨公社。原想在此了解一下情况后，便直到沙厂区委驻地。但因该公社的青年工作尚未开展，我们便在公社附近走走看看，晚上与分管青年工作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交换了意见，他作了检讨，表示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1973年9月7日，周五，晴。
　　    一早，我们便向沙厂区革委进伐，通过渺无人烟的九里冲，那里虽是公社通往区里的必经之路，但却很少行人往来，在那亚原始森林中穿行，一路皆有天然矿泉水常流，饮水毫无问题。我们便将斜挎的水壶当成酒壶用。但当时的乡下没有粮食酒卖。可因我们是县里下乡的干部，公社书记与公社分销店通融，卖给我们两斤土茯苓酒。
　　    正值秋老虎肆虐，酷热难当。我们走走歇歇，不时喝两口小酒解乏充饥，20多里山路竟然走了3个多小时，一路眼观青山绿水，耳闻乌语花香，但走到沙厂街上时已疲惫不堪。当天住在区革委招待所，与区委青年干部萧文福交谈工作。
　　    按计划，第二天我们要到黄泥公社，可从交谈中了解到区里的新老同志之间尚有些融洽工作要做。好在那里的王成龙、曾庆光等一些老同志，是一年前我在那里当县委路线教育工作大队秘书时培养入党的，与他尚有感情，谈话容易收效。故尔留一天，作些交流，消除一些矛盾。
　　   
　　    1973年9月9日，周日，雨。
　　    我们一早从沙厂区委出发，一路接受山雨的充分洗礼。去到黄泥公社，公社里没有干部值班，我们在公社食堂里借米煮稀饭吃。没有菜，我们去公社菜园里摘新辣椒烧来凉拌。那里的辣椒不辣，赵洪恩就咬着红红的生辣椒下饭。
　　    饭后，我们到小坡大队，先看望了在家养病的区委组织委员樊秀山老朋友。接着到小坡民办小学去看望团县委委员李亮周老师。再到穿山生产队调查。
　　    穿山属于坝子大队，那里有个穿洞，穿过长满青松的石灰岩，外景很像毛泽东为李敬题照的庐山仙人洞，洞内面积千余平方米，大队电影院和小学就建在洞中。李亮周告诉我们，从小坡民校到穿洞大约2里多路。可因我俩走错一个弯子，走了十多里路。［后来沙厂区青年妇干李武珍告诉我：在沙厂任职十多年的闻家驹老区长，已觉对油杉河很熟悉了。一次，他带着李武珍、方世明等4人下到油杉河片区去调查民情，走错一条山谷，雨大雾浓，不知赶了多少路，就是出不来，又找不到人家，只好在峡谷中过夜。三个大男人带个大姑孃竟然在山间住宿，闻老区长很不过意，连连自责。后来，他们只好在山谷中生起大火，又怕山洪暴发，大家只好烤火坐夜，等待天明。］到穿洞时，衣裤淋湿，己近旁晚。生产队正在开会。为不影响他们，我们在洞内休息。社员散会时天已黑了。我们住到李队长家。
　　    通过一阵聊天似的访谈，那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得知他们生产队集体养了五六头猪，大的两头，一头已有三四百斤重了。当时属于奇迹。我们将这条消息上报县里后，立即引起有关领导注意。县科委等单位去那里开养猪现场会，省商业厅下文不准下面杀那两头大白猪，并由粮食部门特供饲料，专人饲养了三年，一头重达600多斤，由省商业厅派专车运去向中央献宝，以此证明“农村养猪事业普遍大发展”！
　　   
　　    1973年9月10日，周一，阴雨。
　　    我们从茫茫大雾中，通过羊肠小道，一步二步地登到冒连垭口。翻过垭口就进入雨冲公社境内了。浓浓山雾裹着纷纷淫雨，杷整个山谷填平了！这条小毛狗路我在5年前走过，前面十来里路无人烟，而当天眼前的能见度不过一二米，两人必须脚跟脚的走。眼前一片雾海，分不清东南西北，又无人可以问津。
　　    我们深感处于彷徨迷惘之中，谁来指点迷津？极目四望，右前方隐隐冒出一个碑帽，我赶忙朝它奔去。我知道雨冲公社在此去的东方，一般墓碑上均刻有指示方向的碑文。我懂得“A山B向”便是该墓的方向。A为墓尾，B是坟头。再对应东西南北的“干支”便可确定它的方向。如“甲山庚向”便是坐东向西等。这便可作为方向指示标。
　　    向着东方走去，大雾越来越浓，方向找到了，但道路并非纸上作图，安上坐标就画直线。山区之路，爬高下低，蜿蜒复回，转弯抹角，身边没有指南针，一会儿就把方向转糊涂了，又回到原来走过的路上，使我们四顾茫然……
　　    不是老天开眼，邂逅村民善行，当我们正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定之时，猛然看到一块指路碑。碑虽不大，刚立不久，字很清晰：“东走雨冲通和平，……。”字虽缺少书法艺术，但还工楷好认；刻工也欠精当，但却比“醉翁亭记”解我们燃眉之急，比看王羲之的书法管用。尽管这指路碑上还有一些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语言，客观上却真正起到了为民指路的作用，我们朝着东方走去！
　　    到雨冲公社时，区委青年专干萧文福也如约来到雨冲等我们了。大雾尚未散开。我们走了3个多小时，公社的肖佩文书记说我们才走了10里远，可我们实际走的路10公里也有多！
　　    夜宿雨冲公社，公社书记肖佩文说：一年难见县里的干部来几次，便召集机关干部职工学习会，请我们作中心发言，我却利用发言中的提问、反问、设问等方式从他们口中获得不少第一手好材料。
　　   
　　高致贤文革日记摘抄之七章 4
　　   
　　    1973年9月11日，周二，大雨。
　　    天亮起床一看，雨仍下个不停，雨一阵大过一阵，大雨稍稍减小一些，我们就冒雨向雨革公社进伐了！刚走出公社一里多路，大雨又来了，我们在雨中跑了里把路才找到一家避雨的破茅屋，险些被雨冲走了！
　　    雨稍小些我们又上路了。雨未停，我们的脚也未停；雨大一阵小一阵，我们就慢一阵快一阵，雨大我慢，雨小我快；大小快慢交叉行进，傍晚才赶到雨革公社。赴开文副书记问我们为何这么晚了才到？我说：咱们被“雨隔（革）”了！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公社食堂头天才开火，我们有了吃饭的地方！雨革，处于全县最偏僻最边远的代名词——油杉河的腹地。地广人稀，农民没有饿饭，还因卖杉树有钱，当时的青年人就多数戴了手表！但最远的生产队离公社有三四十里。所以，该公社使用了一台12门的电话总机。有个县先进生产队——麻窝生产队。
　　   
　　    1973年9月12日，周三，雨转晴。
　　    一早，天气开始转晴，我们前往麻窝生产队。途经明凤生产队，进入团支部书记家，我实在疲惫不堪，倒头便睡。萧文福便和他家去推豆腐招待我们。我睡着一会儿醒来，小萧又去和他们挑水来了。我暗赞小萧这个城市青年已适应农村生活了！
　　    麻窝生产队地处响水河，没有个像样的麻窝，人烟稀少，但却是个富队；分为上半队和下半队，半队劳动记工，全队统一分配。他们除超额完成国家公、余粮任务外，社员口粮“按需分配”，这在全县，乃至全地区或全省都是仅有的。一个生产队安了3部电话机：上、下半队各一部，在县委书记家还没有安装电话的1975年，生产队长李子成家却安装了电话。该队的小钟是县团代会代表，是李子成之儿媳。我们便吃住在他家。
　　    油杉河的公路太差，当时很少有车去到雨革公社，可是，李子成要到区到县开会，一个电话就有货车司机竞相去接他。何也？司机用公车公油公时间，可从他那儿获得二三十斤包谷籽，或一节杉木的私利。那里本是个生活环境最差，平时人迹罕至的偏僻边远之地，那年月却有一度称为“小贵阳”的羊场坝的农户开后门迁到那里去住，就因那里可以得点饱饭吃！我们决定在那里开个青年座谈会。
　　   
　　    1973年9月13日，周四，晴。
　　    一早，就有人到生产队的公房里等着开会了。为让更大范围内的人员参加，我们决定把会议移到公社党委副书记赵开文家去开。这样，参加会议的人员就有普通团员、团小组长、团支部委员、党支部分管青年工作的支委和公社党委副书记，让我们能听到多层次的声音，了解到党对团的领导怎样逐步走上正常化？
　　    雨革原始林木较多，我们看到不少农家用合抱粗的杂木划为两半来做菜园篱笆，有一户农家为牵有线广播线，就用去50多根3米多高的杉木做电线杆。
　　    在赵开文家吃中饭后，我们便前往四新团支部调查。四新大队是大方县最为偏僻边远落后的深山野岭之地。那里是个“世外桃源”，人们当时还过着半原始状态的生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很差，山高谷深，人户分散，户与户之间相距的水平距离可以互相大声喊话，可要走到对方家去，却要花两三个小时。沙厂区公安员杨在立告诉我说，那里的男女关系较乱，乱伦时有发生。我们打算在那里参与一次团支部生活会，强调精神文明。当晚我们找到团支书交谈后，他说最少要两天时间才能通知到团员，我们便住在四新民校里，我俩与高永X老师挤一床！
　　   
　　    1973年9月14日，周五，阴雨。
　　    一早，我们便由团支部副书记（记不起姓名了）作向导，一起去通知人，一路穿行于油杉河的旖旎风光里：只见四面夹壁之中，一株石笋兀地耸立几十米，副支书说那叫石笋。好形象哟，周围活像剥掉笋叶壳一样光溜，只有猿猴能攀缘。早上8点出发时还是晴空丽日，站在高处放眼，看四周的崇山峻岭美不胜收，我们还下到油杉河中去洗个澡。当时我们就说：很多人知道油杉河的名字，但一辈子没有见过油杉河，更不要说在油杉河中去洗澡了！〖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当时与我同行而比我年轻的萧文福和赵洪恩早已先后作古了！后来大方电视台去拍油杉河自然风光电视专题片时，成立了领导小组，还下设了摄影、后勤、保卫、医药等组织才敢开进去！〗两小时后天气突变，我们就被浓雾紧紧地罩入其间，到中午12点过钟我们才通知到一个人。
　　    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全县的杉树王。油杉河是全县唯有的原始杉树林，1958年也没有遭到大破坏。那株杉王，胸围两人合抱不完，通高二三十米吧。这又使我联想到：油杉河的青年农民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戴手表、玩收音机，靠的就是卖杉树。前天，我们到雨革公社秘书苏中明家接洽工作时，看到他屋后有一大堆棺材散板，听说是社员们来请他开条子去伐杉树卖时送他的。随便看看，最大的那一合有一尺八寸的头。即整块棺木盖的头底面宽一尺八寸。时价300多元，相当于当时我一年的工资总额。他们真是殷实户！
　　    边走边想，开始下雨了，副支书催我们赶快回去，否则就回不去了！他穿着一双长统胶靴，踏泥浆而涉浊水，有力前行；我们下乡特购的长统胶鞋，早已涉翻鞋口，污泥浊水灌入鞋中。那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常年阴雨连绵，没有多少晴天。那副支说：当地男女老少都必备长统雨靴，否则就只有赤脚走路。
　　    我头天在赵开文家吃了半生不熟的火烧包谷，一路喝生水，我拉肚子了，一夜拉了七八次，那里无医无药，我便想起头两天在雨革分销店找我的表姐夫刘功先打的两斤青杠籽籽（广东人叫橡籽）酒，靠饮酒来为肚内造热止痛。实在开不起支部会了，就改为开支委会。
　　   
　　    1973年9月15日，周六，雨阴。
　　    支委会开到中午，天转晴了！这是当地很难碰到的晴天，可说不定一会儿又会下起雨来。吃过午餐，我们便向和平公社进伐。一路观山赏景，大饱眼福。三四十里路程，很难见到一户人家。好在秋果已经成熟，路边野李子很多，一个个深红如鸡血玛瑙珠子，边走边采，既充饥又解渴！
　　    紧赶慢走，好容易在晚饭后赶到公社。公社书记曾居义是三年前我们在该区搞路线教育时培养的半脱产干部，可他不在公社，其他干部也不在机关，只有一位长期坚持留守机关的老同志接待了我们。公社附近只有两户人家，找人去通知公社干部都找不到。因为农户住得太分散，远的生产队有几十里。公社干部除每月两次碰头会时间回到公社汇报工作，反映问题，学习文件，接受任务外，平时各自到自己分片包干的大队去工作，有的就干脆呆在自己家里干农活，碰头会上随便杜撰几句来汇报，谁又去调查其真伪！
　　    通过与那位老同志头天夜间和翊日上午的交谈，我们了解了不少新鲜情况。公社机关只有他个人长期留守，群众到公社办事多只找到他，在那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年难见县区干部去捡查一次工作，他自然成了上传下达，处理日常公务的全权代表。他确实做了不少具体工作，也很受当地群众尊敬，但因一种排外思想，令他与一些当地干部的关系并非真正融洽。当时我拟写他一篇人物通讯，可惜后来未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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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贤文革日记摘抄之七章 5
　　   
　　    1973年9月16日，周日，阴雨。
　　    走完与金沙县毗连的黄泥、雨冲、雨革、和平4个公社后，按计划我们就要进入长石区了。
　　    长石在县城最北边，它与四川古蔺县和贵州毕节县、金沙县接壤。该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兴建起官田、新源和锅圈洞三大水利工程，结束了长石人民“要吃大米饭，除非二辈子”的无田历史，曾一度成为全国学习的先进典型。全国妇联会议曾到长石召开，它比山西昔阳大寨出名得早，可惜毁于1958年的虚报浮夸风。但要从沙厂到长石，还需再经百纳区过渡一下。故尔今天我们又巡回到百纳区的星宿公社。
　　    该公社里没有人值班，我们便到星宿小学看看，少先队工作是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星宿小学里有熊、傅夫妇两位老师是赵洪恩的中学同窗，傅老师又是我的小同乡，我们便住在他们家里，吃喝方便，说话无拘无束，使我们获得不少“内参”。那时公社上班根本不正常，县里两派斗争的观点已影响到农村，在“抓革命，促生产”的两项任务中，革命往往强奸了生产。公社小学的校舍也很破旧。
　　    回忆到此，我不禁想起10年后我再赴百纳区采访时，县政府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李志远正在那里处理星宿小学校舍垮蹋事故，他表态由县财政拨款几万元重新修建该校舍。学区辅导员杨XX老师当着李志远的面高度赞扬了李县长如何关心教育工作的“丰功伟绩”后说：“高老师，请你写篇李县长关心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工作的报道。”我说“这不好写吧。”李志远一笑，便向杨说：“算了，杨老师。高老师是不会写我们（当官）的。”我说“那到不一定，因为钱是国家财政的，批准拨款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职责。如果是你个人捐资，不要说几万，就是几百也可发一条简讯。我还写过你父亲的人物通哩，是不是？志远！”李志远回答：“是的，我父亲读那文章时，感动得哭了！”我接着说：“幸好校舍垮塌那天是星期天，没有产生伤亡事故，如果是在上课时垮塌，那我真要写篇大报到了！不过呢？……”
　　    话又说回原处，因为第二天我们要赶到长石区，崎岖山道漫漫，路滑泥泞难行，我们便在学校里好好睡上一觉，未去公社等人了！
　　   
　　    1973年9月17日，周一，雨。
　　    山雨不断，路滑泥泞，山近路远，我俩择捷径奔长石区的东南边远片区。这个片区包括大山、施梨、松鹤、柿树4个公社，离区委所在地有六七十里，离县城就更远了，实属又一个天高皇帝远的高寒山区。前文中所写的油杉河的源头就在施梨、大山。这一带常有虎豹野猪之类的大型野兽出没，60年代的施梨公社书记李志全在去公社途中就曾打倒一只老虎。森林资也很丰富。
　　    有人民代表提议在那里建个区，以全县公社所在地海拔近2000米的大山公社为主，取名大山区。有人民代表说：那就是个极贫区。因而未建成。
　　    循着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我们穿过大山边境，路过施犁一角，终于赶到松鹤公社。公社设在一个十来户农家的小村子里，村前有一株很大的香樟树。比起之前我到过的仅有公社、学校、分销店三栋孤零零的草房的施梨公社所在地来说，这里算是比较热闹的地方了！
　　    这些边远公社，平时在公社很难找人办事，当天我们有幸找到了分管青年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时，他正忙带人去为公社武装部长家迁居“烧锅底”。见我们到了，他也不便立即走。我们也不难为他，只请他为我俩安排个住处就行了。
　　    当时公社尚无招待所，大多数公社所在地没有街道，因而没有旅店。我们下乡就是同公社干部挤着睡，多是三个人挤一床。他们那里当然也无私人旅店，我俩就约定和那位副书记一起过夜了，幸好他是个男的。否则又难办了！之前，县里一个工作组临时到沙厂区办事。区里让妇女干部按名单安排县工作组员与区干部同宿。有个叫蒙世英的被区妇女干部安排与自己同住，当那妇女干部点名安排完其他组员的住处后，最后叫“蒙世英同志同我睡”时，惹得县工作组员轰堂大笑。此时，她才看到蒙世英是位男性，弄得双方十分尴尬！
　　    话又说回来，乡里无水无电，不说找人了解情况，连想整理资料也不行。当那位副书记喝得醉熏熏的回来时，我们早已入睡了！第二天从他支支吾吾的汇报中得知，那里根本没有开展青年工作。
　　   
　　    1973年9月18日，周二，雨。
　　    冒雨来到柿树公社。这里的老地名叫柿窝，一个产柿子的山村，没有街道，公社设在村寨之中。这里上班较为正常些，得以向公社党委领导人汇报我们的来意。
　　    但在事后的个别交谈中，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很不了解，深感郁闷。以为我们在县里工作，了解上面的情况多。不时探问：这种老老实实干工作的人受气，偷奸耍滑的人吃香的局面到底要搞到什么时结束？我们本有同感，但我们不敢正面答复他们，只有模棱两可的叹气。为什么呢？人心难测——
　　    此前我到该区所在地的长石公社去采写长石民兵连的先进材料，拟报为毕节地区民兵先代会的大会发言材料。当时我在县革委宣传组工作，主要负责写材料。县里开完三干会后，时任长石区革委主任、区武装部长的聂忠成就请我同他一道去采写。到了那里，我听民连长刘XX的汇报后，就分别找一些青年民兵核实、补充先进事迹。
　　    晚上他们开批斗大会，会前，我看到我三年前同在毕师进修毕业的同学杨福熙和我在井小工作时的李琼光老师的丈夫刘泰裕闷头坐在会场后面的一段圆木上，便过去同他们坐在一起随便聊聊，后来他俩被揪上台去斗争了！
　　    次日我再找已夺权任长石公社革委主任的民兵连长刘XX补充材料，他就有些吞吞吐吐了。不料到吃中饭时，区革委秘书唐光学，区武装部副部长宋XX便对我发难：问我到长石干什么？我火了，便说：“这问你们的主任聂忠成去！”他们便问我到长石与哪些人接触过。我把饭碗一放，一拍饭桌：“这你们管得着吗？？！”
　　    “我们造反派怎么管不着？！”闹开之后，他们说“杨福熙和刘泰裕是反革命”。我便叫他拿出文件来，他们说“不需要文件”。我便告诉他们：“杨福熙是革命烈士的儿子，你们把他当成反革命，你们算什么！！”……问题在于，此时的聂忠成却避开了我。
　　    我一气之下，离开了长石，到瓢井去采写另一个民兵连了。我以他们排外而不写他们，结果当然是长石民兵连没有材料而未评上先进，但柿树的干部中就没有唐光学那种人吗？故在内心同意他们的看法，表面就以官冕堂皇的政治外交词令应付过去了！当了一次口是心非之人！
　　   
　　    1973年9月19日，周三，雨转晴。
　　    白天到公社附近的村子转转看看，有栋破茅屋里传出一阵阵读书声，向导说：公社小学开学了！
　　    调查少年工作也是我们共青团的任务，我们便到学校里去调查。天呀！这哪里像一所公社小学？三间教室，正中那间的屋脊通天大亮，教室里泥水成氹，学生们挽着裤腿、打着赤脚听课，真不可思议。陪我们去的青年干部说：“这里还算好的了，黄老师很负责，还把学生团拢来开学了。其他学校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没有好好上过几天课，开学几天，就放假闹革命了，谁敢管？……看来还是社员（农民）老实……”
　　    田野踏勘，这里的农业学大寨干得真不错：那里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那30几度的陡坡上，一条条石坎彻得认真，梯田内已填上了活土。这真令我俩佩服，连声赞美：“多么可贵的实干精神啊！”为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表彰他们改天换地的精神，我们决定在那里召开一次座谈会。
　　    根据公社安排，当天晚上我们在柿树大队的重新生产队召开了“‘三改’常修队员座谈会”。三改中的坡改梯、瘦改肥、土改田。在他们那里主要是前两改；河流太低，还没有搞土改田。主要听取他们坡改梯的经验。
　　    这个“常修队”由党小组长、团小组长，民兵连长、妇女组长组成领导小组，经多方努力，排除干扰，逐步修改计划、完善制度，坚持春种、夏管、秋收之外的农闲时间砌石坎，当时他们已经砌成平均2米高，50公分厚的石坎400余米。我们为那里总结出一份“多用经验”，可以应付上级党、团、妇、农、民兵等多方面的表彰材料，使那里成了一个大寨式的综合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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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贤文革日记摘抄之七章 6
　　   
　　    1973年9月20日，周四，晴。
　　    从柿树下到深深的大峡谷底，穿越由西南流向东北的慕都河就进入路布公社境内。路布公社属于瓢井区，瓢井镇曾是川盐入黔后的四个集散地之一，是仅次于县城的大集镇。路布在瓢井东南边境。它的西北边与毕节县的几个区接壤。
　　    路布是瓢井区海拔最的公社。这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老同志们进行一番寒暄之后，我们便先到学校中去看看。
　　    1960年夏天，区里安排我带井小六年级班的学生来此搞抢种抢收的“双抢”。刚到老街那边，就听到一男一女的哀嚎，声音非常凄惨，迄今一轮花甲了，那哀声仿佛还在我脑际回荡。当时我就去看，原来是一对老农夫妇被捆吊在食堂门外示众，原因是他俩偷了公社麦田里的几个麦穗生吃了！我悄悄向公社领导说：“人都快死了，放他下来吧！”但他根本不把我这个小学教师放在眼里，令我深感教师有能无权，难解民苦。
　　    不是吗？就在大饿饭那时，我的一个学生，也是我的表侄女文开群，被其母和后父许配他人，她非常不同意那门婚事，哭哭啼啼求我帮助，但我一介书生，自身难保。深知该生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可她父母也是处于无奈，我不能帮助他家解决无米之炊呀！只能深表同情。后来，她告诉我，那天她从我家中出去后，悄悄躲在六年级的教室里哭了一夜，终于逃不掉那门婚事。唉——
　　    还有比这些更令我难过之事：我带学生向公社报到后，本是来搞抢耕抢种的，到那里却改为去抢埋人了。当时老街生产队饿死的人多，有些死在家中无人埋，我便带着学生去查户，有的人家门前已长满青草，好似久已无人出入了。可进屋检查，有的尸体摆在床上，有的奄奄一息。对死者，我们拉到屋外草草埋掉，对未死者，我们只能汇报，无力解难……
　　    “走吧，致贤！”赵洪恩的招呼，把我从痛苦的回忆中唤回，我们便到学校去和老师们交谈了！
　　    20多天的连续跋山涉水，夜间休息不好，实在太累了，见了老熟人，先找间床躺一下，躺下就睡着，权当放假了！
　　    夜间与老师们一起进餐，交流思想；夜宿街上小店，暂时放松一夜！
　　   
　　    1973年9月21日，周五，晴。
　　    上午到公社联系一下，便到小学去作具体调查。见了老朋友，我们以聊天方式交流，边谈工作边叙旧。涉及该公社所在地的新街、老街一些学校时，老同志的介绍不禁引起我的一番感慨：那是1959年，我与在此教民校的刘开嫦结婚。皆因1960年的大饿饭，民校夸了，她无口粮来源，我又顾及不了她，她便自己逃生去了（详情见我回忆录第十三章：《我的爱情“三部曲”》）！但我不便过多涉及个人私事，故意把话引入正题。
　　    学校里有4位教师是团员，但文革以来还未正式参加过团组织生活，农村整党建党他们也未参加，机关团组织生活很不正常。文革前的公办学校教师是以学区建立党、团支部；文革中又要以公社建支部，有的公社教师中团员少，达不到建支部的条件，是不是可以参加农村支部？学区领导者和公社领导人的认识尚未统一；动乱尚未结束，人心尚未安定；贯彻“十大”精神，各级造反派又学王洪文瞄准那个第一接班人的职位。他们征求我们的意见怎样建学校团支部好？我们先把问题推给公社，并留下一个话柄：回县研究再答复你们。
　　   
　　    1973年9月22日，周六，晴。
　　    路布是个缺口盆地，西南北三面环山。我们一早从路布街上出发，便沿着蜿蜒崎岖的山间便道，往西边山岭上爬去。爬完高高的溜沙坡，翻过青山梁子，进入中洞公社境内。
　　    中洞是瓢井区的南大门，是县委直接抓的全县农业学大寨的样版公社。大方至长石的公路穿越其间，经过公社办公室门外，是我们此行交通最方便的公社。常有一位县委常委或县委副书记在此蹲点，我们便先到公社联系，同时向县委蹲点的领导汇报。可县委蹲点的负责人回县学习去了，公社书记也不在家，我们便参观了“点”上工作。
　　    点上学大寨的业务主要由县农业局具体抓。我们在那里遇到了县农业局的老副局长刘代文。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讲实话的干部。1961年整风整社运动中，八堡管理区书记沈XX被逮捕后，县委派他带工作组到瓢井指导工作，并临时任瓢井区副区长，具体接管八堡管理区党委工作。他到八堡任职后，检查了全管理区的粮仓，发现没有多少粮食了，便向县委汇报，要求减免上调粮食任务，留下一部分口粮为农民充饥，拯救了饥民。
　　    整风整社运动结束，他要收队回县了，八堡管理区老百姓家家签名盖章，联名向县委写报告：要求刘代文留在那里当书记。县委没有批准。他回县继续任农业局副局长。可在以后的抓阶级斗争中他却成了“老右倾”。所以在点上工作他也只抓农业生产，团组织建设他管不了，主要是他不愿管，他也管不了那些造反青年！陪这位老领导聊了一阵后，我们便到了公社小学。
　　    公社的公办小学校舍就在公路边，和我们此行走过的所有公社小学一样，也是一栋土墙茅草房。校长龙登榜1960年曾与我在瓢井小学一起教过书，是一位工作踏实负责的老实人，尽管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上课很受学生欢迎。该校的刘维淑老师也是瓢井小学毕业的，故将我们当成朋友和客人，互相能说知心话，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农村的派性斗争。
　　   
　　    1973年9月23日，周日，晴。
　　    白天，与公社青年干部看了他们在县委点上的试验地，顺便找几位共青团员谈话，鼓励他们在学大寨工作中带好头。我将我的创意告诉他们，并向他们提出建议：让他们以公社团委的名义向全省共青团员提出在农业学大寨中当先锋的倡议。他们完全赞同，我为他们代写了《倡议书》，由他们召开团员大会讨论通过，刻印盖章上报省、地、县、区团委，同时寄《贵州日报》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不久就被这两个新闻单位分别刊播。
　　   
　　    晚上，我们到小坑民校，听学校老师总结上周工作情况，安排本周教学工作。这里再上一周课就要放农忙假了，而松鹤、柿树那边有的民校还未正式开学，边远山区工作落后呀！
　　   
　　    1973年9月24日，周一，晴。
　　    调查了路布、中洞两个公社之后，今天才瓢井镇找瓢井区委联系。瓢井是我参加工作的地方，从瓢井调县委机关工作才7年，我的家属又在瓢井小学工作，汇报也就十分随便了！
　　    原来送我到县委会报到的区委副书记傅光汉已官复原职，升任书记。原来的区委通信员熊恩华已任区团委书记、团县委常委，后又任区委副书记，与我们的工作配合得十分默契。
　　    工作很快交谈结束，在区委共进午餐后，洪恩住进区委接待室，让他美美地补上一觉。我回家安排晚餐，晚上约几位老朋友陪洪恩喝酒。
　　    至此，我们从县里出发整一个月，经5个区的20多个公社，并在18个公社的30多个大队作了调查。多是沿着县边境的偏僻边远山区步行，从不坐车；白天跋山涉水、不少时间顶风冒雨，行程千余里；晚上，多数住地无电缺水无旅店，便与基层干部挤着睡，根本没有整理资料的时间和条件。
　　   
　　    1973年9月25日，周二，晴。
　　    洪恩让我在家休息几天，就算补这一个月的星期日吧，顺便让我处理一些家务，并把这一路收集材料整理一下。他先回县去了！
　　    但一理起材料来就想把它整好，哪里还有时间处理家务？
　　    过了国庆假我回县里后，洪恩又带着另一名团县委常委周国庆，从响水、经双山、坡脚、马场、理化、鸡场等西南6个区的部分公社走了一圈，两个月完成了我们徒步沿本县周边公社调查的工作计划！
　　    本次调查收获颇丰，故摘抄上述调查日记，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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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贤文革日记摘抄之八章 1
　　   
　　    1974.3.3. 星期日 晴
　　    今天，县委召开万人批林批孔大会，各方面的代表在会上发言。他们口诛笔伐卖国贼，声讨孔老二，将那些遗老遗少们的丑恶东西全揭露出来，严加批判。
　　    批林批孔声势之大，来势之猛，是史无前例的。要通过群众性批判才能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流毒。
　　    当然，我们批其槽粕，是为了树立正确的东西。对于不错的东西，也要批判吸收！
　　   
　　    1974.3.5. 星期二 晴
　　    今天，我们（团县委）主持在县体委球场召开城关地区青少年批林批孔大会。学校师生和机关、厂矿、街道企事业单位的青年共五千多人参加。会场上红旗招展。这些革命战旗代表了青少年的斗志。
　　    批判发言开始了，一个个以战斗的姿态狠批林彪、孔老二所散布的流毒……
　　    一个群众性的批林批孔新高潮到来了，每个革命同志都要在这场斗争中经受考验。
　　   
　　    1974.3.11. 星期一 阴
　　    街上已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大字报。很似文化大革初期的苗头。但这个运动究竟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据知，省以下的干部也心中无数，只好按中央之有关规定办理，有些办得很不得力，大概是不了解之故吧！
　　    对于运动，要明确它的目的和意义，方能很好地参与和推动其发展。若心中无数，又不了解上级旨意、方法、步骤，有时成了盲动！“共产党员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个为什么？”这是必须记住的。
　　   
　　    1974.3.14. 星期四 晴
　　    晚上，我们总是邀了机关上这些家居农村、平时均在机关食堂吃饭的同志们在一起聊天，或下棋，打卜克。大家玩得很有趣。都不愿到社会上参与那些不正当的活动。
　　    最近，城关地区社会上有一股歪风：爱打群架。倘或谁有一点不合另一个的意，动辄就出手。这种事后，便引起某一伙人，或某个家族的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打群架。其余人或熟视无睹，或不以为奇。没有打出人命来，专政机关是不出面的。大家怒而不言。
　　   
　　    1974.3.16. 星期六 阴
　　    这几天，到处风传着各地的革命形势，特别是我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贵阳市。据说变化很大。收权呀！揪出干部来批判呀，对某些人的文章的分歧等等。总之，两派势少孽种复活，又将形成两派斗争！
　　    当然，我们坚信只要中央对这种行为有明确的指示，也是不难解决的。
　　    一些单位停产，影响到国济民生。这是很多革命同志都感到痛心疾首的。
　　   
　　    1974.3.17. 星期天 阴雨
　　    街上，竟然有人将三月九日《贵州日报》刊登孙昌德、徐英年的文章抄为大字报张贴，以示这篇文章的威力。其实，那篇文章看似为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实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似乎没有这种大势宣扬的必要。要的应是加以批判。
　　    文章否定中央处理贵州问题的（69）71号文件和（71）38号文件。把贯彻这两个文件所取得的成绩一笔抹掉，而祭起他们“三反一粉碎”的破旗，想重新搞乱贵州。
　　   
　　    注：孙昌德、徐英年是已下台的李再含时期的贵州省革委常委。
　　   
　　    1974.3.18. 星期一 阴
　　    人们在谈论社会发展中的故事，从几个朝代的兴衰成败，几乎都有一个规律。那就是：
　　    开国元老甚英明，随着国兴妖孽生；
　　    无辜贤良遭谗难，识破妖时国已倾！
　　    这是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情况。吸收前人的教训，今天，我们不断开展革命运动，消出隐患，就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追记：当时我并不知什么“四人帮”，只觉得江青、姚文元们太狂妄了。江青像武则天、貂婵、慈禧那样要祸国。但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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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贤文革日记摘抄之八章 2
　　   
　　   
　　    1974.3.24. 星期天 晴
　　    风传今天某些人成立的一个什么组织，要揪县委的领导同志戴尖尖帽游街。很多群众对这种方式很反感。大家认为：有意见可以提，可以写大字报批判。若不分矛盾性质，以我为准，对不合意者动辄就揪出来游街，扰乱阵线，就影响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正常开展。如果那样，一些出于私心，泄私愤，图报复的人，就会在人民内部矛盾上纠缠不休，却放松了对林彪和孔老二的批判。这样忽视党的领导而另立山头，使资产阶级派性复活，那就会影响党的工作，也是错误的。
　　   
　　    1974.3.25. 星期一 阴
　　    人们对当前的社会动态议论纷纷，一些人出以私心，另立山头，在大方城关搞了一个组织，四处游说，八方串联，搞发展，拉势力，结果四处碰壁，四面楚歌。他们别有用心，被群众识破。……
　　   
　　    1974.3.28. 星期四 晴
　　    上午，传达省委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在团省委召开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来了两千左右人。传达开始后，学生们便陆陆续续地离开会场，到中途，甚至成批离去，结束时只不过三百人在。传达效果很不好。
　　    ……
　　   
　　    追记：造反几年影响下的学生，还未收心，形成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无所谓纪律。文革未结束，政府还不敢大胆管他们。
　　   
　　    1974.6.3. 星期一 阴晴
　　    阶级斗争的复杂与激烈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近来，一些单位从派性变为个人冲突，斗殴。使很多人不敢大胆工作。凡抓阶级斗争积极者，均会被一些有问题的人反对，甚至被打击报复，这种现象……会挫伤一些同志的积极性。
　　   
　　    1974.6.25. 星期二 阴
　　    由井返方，到县委大楼前，看到一百多老、壮、青年男女社员在静坐，他们是为反对一位局长殴打县委副书记的事，要求县委严肃处理这一打人事件。这是贫下中农对县委的支持。
　　    目前社会上有一股打人的歪风，（陈合江）局长打了（李进修）副书记，贫下中农起来反对，说明群众是反对歪风邪气的，应支持贫下中农的行动。
　　   
　　    1975.7.17. 星期一 阴
　　    批林批孔正在深入，但从批孔老二转向批周公，本人历史知识差，不知周公罪恶何在，还得好好学习。
　　    好多年没有见《三字经》、《增广》等旧书了，报上登出来供大家批判，我们便把它剪贴成一本，光明磊落地放在办公桌上，首先通读，找出它的错误，而后再加以批判！……
　　   
　　    追记：喜读古藉的杨盈森同志悄悄对我说，这好东西你得了没有？他拿报纸剪贴本给我看，我又去找报纸来剪贴。名曰批判，实为学习。
　　   
　　    1975.7.25. 星期二 雨
　　    领导上安排我写篇批判发言稿，怎么老是写不出来？我的脑子太迟钝了，还发叉，想到陡坡大队贫下中农妇女们批判时说：林彪这个砍脑壳的是个大流氓，上飞机逃跑还要带起妻子一群（叶群）……他们没有文化这样说，不怪他们。我能这样写吗？……
　　   
　　    追记：当时贫下中农老人和妇女批判时有不少笑话，但是谁也不敢笑，笑了就要被视为政治问题来处理。
　　   
　　    1976.4.23. 星期五 阴
　　    前天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大风降温预报……
　　    自从天安门广场发生“反革命政治事件”后，人们天天都在认真看报，关心政局的变化。
　　    ……
　　   
　　    追记：县委古打整风会议期间，元月8日我在古打听到周总理逝世消息（当时我是记录员，不准写私人日记）。人们都认定要举行国葬，谁料不但不国葬，还要反击右倾翻案风。人民自行悼念。
　　    有信息称浙江群众要进京悼念周总理，公安机关作为政治谣言追查。4月5日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后，我们拿到刊登此恶讯的《贵州日报》，便与黄光裕、赵洪恩、杨盈森一起到县委财会室关门闭户悄悄看。尽管是挚友，但因形势太严峻，开始谁也不发言。后来杨盈森冒出一句：又是一个“五.四”运动，大家才轻声议论这个案以后是要翻的。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元月8日，我县在东方红小字体育场内举行了隆重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
　　   
　　    1976.7.6. 星期二 阴
　　    沉痛的喇叭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讣告：朱德同志今天逝世了！好似一桶水泼向我的全身，感到周身寒浸侵的！
　　    近年来，中央领导人已逝世了好几个，事实告诉人们，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之重要性和迫切性啊！自然规律是一点也不饶人的；衰老病死是任何人也免不了的。但我们为革命谁怕死呢？不过，朱德这样的老同志之死，不得不在人们思想上引起极大的悲痛：
　　    噩耗惊醒梦中人，顿觉浑身似凌冰；
　　    革命前辈先后逝，回首方知少故人；
　　    忠心为民斗一世，南征北战败敌兵；
　　    大厦建成栋梁朽，顶梁中柱待何人？
　　   
　　    1976.9.9. 星期四 阴
　　    我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听完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因病治疗无效，于今天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我悲痛流泪啊！但怎能表达我悲恸的心情？我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努力完成毛主席给我们提出的革命任务。
　　    日落星殒大地沉，柱倒梁倾愁煞人；
　　    挥泪继承主席志，革命自有后来人；
　　    领袖音容与日在，光辉永远照征程；
　　    泪难尽，情更深，一颗忠心悼亲人！
　　   
　　    追记：毛主席逝世后，县、区、社各级设灵堂悼念，干部、群众日夜守灵。县里听有的区委汇报：不少贫下中农到灵堂里来哭丧，有的当场哭昏过去，县委号召要对哭昏过去的人员做好医疗保护。县机关守灵的干部中也有不少人哭，但灵堂内没有当场哭昏过去的。可在追悼大会上就有人哭昏过去了！
　　     9天之后，全国统一举行追悼会。大方县城的追悼大会在大方一中广场举行，城关镇市民和新庄、五凤、陇公、小屯、大寨、龙洞等县城周边公社的社员等共10000多人参加。当时，我作为大会司仪（请注意：主持是中央统一的。那时地方开大会的司仪不像现在的主持人，只要声音响亮、吐字清楚、表达准确就行。司仪就像司机，由普通工作人员中挑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人们处于默哀之中，会场秩序特别好，领队指定地点，人们就自觉站好。会场内没有高声喧哗，没有互相争吵，更没有无理取闹，追悼会按中央统一仪式进行。
　　     追悼会开始，默哀中便有人开始抽泣了，接着是抽泣声越来越大，进而全场一片抽泣声；有人控制不住感情了，便哭出声来，接着是许多人放声大哭，哀声动天！谁也不敢劝止，更无法制止……这时，我发现后面的人群中偶有人动，赶快问维持会场秩序之同志是怎么回事？他们轻声说：有人哭昏过去了，正在急救。
　　     我知道：大会筹备中，我们就估计到会场上可能会有人哭昏过去，所以，特别成立了一个医疗抢救组。当时正是医疗抢救小组在实施抢救。会后，听说那次追悼会上有好几位老农民哭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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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贤文革日记摘抄之八章 3
　　   
　　   
　　    1976.10.21. 星期四 阴
　　    下午，听县委李巨连同志传达了中央首长讲话：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果断地处理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头子的阴谋纂党夺权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这一行动，代表了全国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意志。砸垮“四人帮”，真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
　　    通过这场斗争，可以相信，我们党是一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到达共产主义的。
　　    风雷妖雾几翻覆，革命终究不回头；
　　    狼子野心必暴露，胜利须度几春秋；
　　    谁也难出斗争律，你死我活无他求；
　　    顺应潮流方能胜，谁逆潮流必碰头。
　　   
　　    追记：文革中各种庆祝活动多如牛毛，唯有庆祝揪出 “四人帮”是发自群众内心的狂欢。
　　    这次活动不像以往那样从上到下、先内后外的层层传达而步步展开的，而是从外国广播、民间流传等“小道消息”中得知中央揪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后，各地干部群众自发起来的庆祝活动。地方掌权者没有接到内部正式通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播出了北京、上海等地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干部群众被压抑了十年的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如大海狂啸，似火山爆发！庆祝中国女排夺取“五连冠”的狂欢算什么？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欢乐哪有那么深入基层民心？真正的群众运动突然爆发，汹涌澎湃，比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来得更快更猛，那些依靠“四人帮”伎俩上台的平时张牙舞爪的造反派已感到他们末日的到来，不敢再管了，平时受他们压迫的人们也不再听他们管了，而且自发起来走上街头纵情唱歌、高呼口号，弹冠相庆，吓得县革委中造反起家的少数人躲避起来。
　　     最朴素的大方民间庆祝方式就是喝烧酒、放鞭炮。县里听到消息的第一天，人们一夜间便将全城的各种酒类买完、所有鞭炮买光，山城鞭炮声不断，家家举杯，人人喝酒，许多平时不饮酒的人也破了戒。但人们就是狂而不醉酒，醉心庆胜利！当年，县革委机关内的花园全种上玉米，时值玉米棒子成熟期，我们连夜加班写大标语、大字报，各人主动买酒来，便扳玉米棒子烧烤来下酒，猜拳行令大狂欢。接着就是连续好几天的自发庆祝活动，渐渐由县委正式出面组织大型的集会游行等庆祝。
　　     而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则是先由群众自发开展，再纳入政府组织行为，华国锋继任了毛泽东的职务，顺应了人心思治的潮流，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后记：《高致贤文革日记摘抄》一共八章十余万字，到今天摘录结束。摘抄也较难选择准确。其中如第四章和第七章摘得详细些，是因为那段时间我远离县城之文革喧嚣，多写农村生产状态，好似与文革牵连不大，但那又正是文革中农村情况的缩影。可第八章却又摘得简略。那是因为1975年下半年到粉碎“四人帮”这段时间，种种原因使我的日记断写过，有些文革事件漏记。日记未写已无法弥补，只能凭追忆来补充事实，给人们一个文革运动的大致轮廓。也算记下了这段史料！
　　    诚然，作为个人日记，它只能记下当日作者所处范围内发生而又被作者记下来的事情，这与一个全国性的浩大运动相比，不过九牛一毛，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可它又是实实在在的史实。像一滴水反映阳光那样可让人见微知著。这又是日记之所长了！
　　    2011年7月27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