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玉荣：新田文化大革命纪实

peter

时间：2011年3月1日 20:36，稿源：新田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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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革”风暴席卷新田

1966年，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段大革命”，特别是1967年 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刊登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毛主席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出台后，在全国范围内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北京大学率先成立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聂元梓任司 令。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是“文革”第一个被炮轰的目标。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紧接着上海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王洪文任司令。全国各大专院校和农村中小学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首先搞串连，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车站、码头设立“红卫兵接待站”，红卫兵乘车、餐宿全 部免费。当时新田县有100多名中小学生代表串连上北京。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摆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战场。新田县从1967年元月开始先后成立了工交系统的“湘江风雷”司令部；全县复退军人的“红旗军”；一中学生的“毛泽东思想保卫军”；全县农民的“贫下中农造反军”；财贸系统的“红联”；工商业系统的“城关联总”；教师系统的“教联”；文化系统的“播种纵队”；粮食系统的“敢死队”等10个 造反派组织。各单位成立了“文革”小组，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批领导干部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县城各机关单位、厂矿、学校的每个角落，以文庙为中心设立了大字报中心区。在单位“文革”的主持下，对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揪斗批判，各单位领导班子先后瘫痪，被单位“文革”小 组所取代。县级多数领导干部挂黑牌游街示众。县委书记雷天被打成“假党员”，戴高帽游街示众，县长张明琏被打成了“走资派”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县粮食局长柴林被打成“黑帮分子”捆绑游街，县公安局长赵廉清被关进监牢审查，检察长李土养被“造反派”抓到一中大楼关押，严刑拷打昏死过去，被“支左”部队营 救到人民医院住院，法院院长马志戴高帽游街。公、检、法被砸烂。出身不好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大批判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县城三次在剧院召开批判大会，各单位“文革”造反派押着本单位的“走资派”、“坏分子”到大会进行批斗，大会结束后，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示众。游街队伍的口号声、锣鼓声震撼新田城！

二、新田临时生产指挥部的成立

1967年1月15日凌 晨，上海造反派“二兵团”司令耿金章带队联合“上海市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组织二、三百人突袭康平路、冲击市委大院，夺走了上海市委大印，发布三项通令：一、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 办公。上海市“夺权”行动迅速影响全国，波及新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夺权”斗争开始在新田泛滥。各部办委主要领导全部靠边站。县委、县政府的职能部门瘫痪，无人管事，日常政务中断。为了稳定大局，当年3月份成立了新田县“三结合”的临时生产指挥部，由地方领导干部县委副书记陈土贵、刘庆华、副县长凌作云、军队代表人武科长赖志成和群众组织代表1人，共5人组成“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由陈土贵任组长，刘庆华、凌作云任副组长，从县属机关抽调10多名干部组成临时生产领导班子，负责全县的农业生产，指导春播育秧，防病治虫，防洪抗旱，冬修水利，三冬积肥等农村各项工作，同时派出工作组到农村生产队蹲点。当时新田的情形是：县城轰轰烈烈闹“革命”，农村扎扎实实“抓革命，促生产”，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66年 大幅上升。但也有人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攻击抓革命，促生产。临时生产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顶逆流，排阻力，到农村第一线指导农业生产，他们冒风雨，战严寒，埋头苦干，鞠躬尽瘁，默默奉献，在大轰大擂的“文革”期间，排除干扰，坚守岗位，为全县人民生产生活特别是农业生产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三、“文革”小组的权利

“中央文革小组”，于1966年党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后宣告成立。康生任顾问，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为成员。在那特殊的年月，这个小组手中的权利很大，一度取代了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央政治局！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陈伯达、江青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康生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才结束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使命”。

中 央“文革”小组在陈伯达、江青的操纵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在中央首先提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口号，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成“内奸”、“工贼”、“叛徒”、“走资派”。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等元帅和杨成武大将等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文革”冲击……。大批判 的大字报贴满了中南海！刘少奇被迫害至死，邓小平“下放”江西。

从中央到地方的企事业单位、学校、厂矿、人民公社都成立了“文革”小组，农村生产大队设立“文革”主任。

地方各单位“文革”小组把本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列为“走资派”，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领导直至生产队长（称九级司令部长官）都受到冲击、批判、审查、迫害！在单位“文革”小组的主持下五花八门的“战斗队”或“战斗小组”开展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批领导干部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县城每个角 落，对“五类分子”更是要批则批，要斗则斗。县水利局高级工程师周旋因恐惧单位“文革”造反派的批斗，在家里用红砖砸破自己的脑袋，倒在血泊之中。县广播局干部唐见智害怕单位“文革”造反派的批斗，跳井自溺……。公、检、法被砸，无人管事。由人武部和“支左”部队抽调人员组成军管小组，人武部军事科长孙魁 仕任组长，主持代理公、检、法日常工作。同时成立了县治安指挥部，人武部参谋韩青山任指导员，陈学云任队长，全面负责管理全县治安工作。

全县各公社“文革”小组以武装部长为核心，由“红卫兵”造反司令和在“文革”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尖子货”三人组成，对单位主要领导和党委成员，批判谁、“解放”谁、“结合”谁，“文革”小组说了算，公社召开群众批判大会由“文革”小组主持安排，群众要求杀“五类分子”要由“文革”小组点头。全公社的 革命、生产，都由“文革”小组负责指挥，一度取代公社党委会的职权。从1968年冬开始全县各公社 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多数人进入了新的领导班子，有的提升为副书记、副主任，年轻的“红卫兵”造反司令被列为政治学徒，参加社教工作队，最后当上了国家干部。农村各生产大队设立“文革”主任。大队召开批判大会由“文革”主任主持安排，大队的“五类分子”由“文革”主任监督劳动改造， 各级“文革”小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直到1969年冬春各公社、县属各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才结束了“文革”小组的“历史使命”。

四、新田“湘江风雷”

（一）新田“湘江风雷”在“一月风暴”中诞生

1967年 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元月中旬的一天，一机厂车间主任郑大知找我说：“全国都在轰轰烈烈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新田还是死水一潭，我们都是战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也要对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予以积极响应，应该成立一个组织，看你的意见如何？”我说：“要得嘛，我们再和酒厂的肖光生、 谢岳文商量此事，看他们两人的意见怎样。”第二天我和郑大知找到肖光生、谢岳文商量，他两人一致赞同，并决定首先到外地参观学习回来再定。第三天我和郑大知、肖光生、谢岳文、王亚琴到郴州、长沙学习，参观了长沙“湘江风雷”司令部，受到热情接待。回新田后一致同意以工交系统为主成立“湘江风雷”组织，确定 了司令部的领导班子，我任“政委”，郑大知任“副政委”，肖邦元任“司令”，李良伟任“副司令”，肖光生任“组织部长”，王华祥任“宣传部长”，谢岳文任“后勤部长”。由我起草了宣言印刷张贴。邀请县委书记雷天当顾问。雷天说：“我是县委书记不便介入你们的群众组织”，当即批给我们活动经费400元， 用于制袖章和印资料。司令部成立后，办公地点设在老派出所楼上。工交系统百分之百的工人写申请加入“湘江风雷”，其他战线写申请加入“湘江风雷”的人员也不少，有机关干部和农村社员。金盆圩乡来人联系，成立了“湘江风雷”战团，刘景林任战团司令。据统计，仅九天时间参加“湘江风雷”的人员就达2500余人，组织发展迅猛异常。

（二）新田“湘江风雷”成立九天被取缔，头头被抓

以 长沙市四中教师叶卫东为首组织成立的“湘江风雷”人多势大，联合“红旗军”与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为主体的“高师派”闹对立，经常发生武斗。“高师派”屡遭失败，无可奈何，组织各学校的高干子弟联合到省军区告状。为压制两大派的派性斗争，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云、参谋长崔宁写报告以省军区名义向中央军 委、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情况要求取缔“湘江风雷”、“红旗军”。

1967年2月4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二?四批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头目必须立即采取专政措施。于是，湖南“湘江风雷”成了反动组织，三万多名支队长以上干部成了反动头目，关进牢房，150余万“湘江风雷”战士成了反动组织成员。县公、检、法“文革”小组开列出新田“湘江风雷”“十大罪状”。

2月5日上 午一中“保卫军”在游行中喊出了“打倒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的口号，在城的“湘江风雷”胆成员个个胆战心惊，有的丢掉了袖章，有的四处躲藏。为了稳定人心，“湘江风雷”当晚在电影院召开大会，总结九天来的工作成绩，手工业系统支队长刘福祥正在汇报他九天来所做的工作，武装部和县中队全副武装，冲进电影院手持 冲锋枪四面包围，大声喊道“不许动！”部长孙景森走到台上宣读了“二?四批示”。“谁是雷玉荣！”，“是我”，“跪下！”给我戴上了手铐，当场逮捕了司令部5名负责人，带到看守所关押，把我留在审讯室由孙景森进行了审问，审问结束后把我关进牢房。

2月6日， 在中山广场召开全县万人大会批斗，把我抓到台上后安排三个大汉捆绑我，大坪塘留家田村参会群众邓某见台上捆人太残酷，他在台下背了一条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务必充分注意”。“这是反革命，把他抓上台来”，拖的拖，推的推把邓某推到台上捆绑示众和游行。过了几天,把我和肖邦元押到枧头圩批斗，在一张乒乓球桌上跪下，两名武装基干民兵手持机枪到桌上问：“你们‘湘江风雷’接收了多少地、富、反参加?”“没有”。话音未落，两人用枪托猛击我的前胸，造成肋骨骨折。因牢中的折磨，我的体重由130多斤减到90多斤，由一个健壮的男子汉变成脸黄饥瘦皮包骨的“烤干鸡”。

有一天，看守到肖邦元牢房查监时肖说了一幅对联：“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并说：“今天你管我，今后不一定我要管你！在我面前不要太凶恶了。”看守将此情况报告了队长，及时来了三人把肖邦元拖出外面拳打脚踢皮鞭抽，全身伤痕累累拖进监房，拿来了38斤重的铁链把双脚拷了5天，口干不给水喝，只有用自己的小便来解渴。

（三）周总理给“湘江风雷”平反

4月25日，我提被盖跨出了看守所的铁门回到了单位邮电局，阴云仍然笼罩在我头上。我的住宅仍在查封，被安排在一间长不足2米，宽1.5米的旧澡堂里，并指定专人对我实行监控。“从今天起你不准进入报房和话务室，到机线班跟班劳动监督改造”。我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政治权利被剥夺。一次剧院开大会，我也进去参加，还没等坐下来，监控人员跟在后面敲我的肩膀：“你没有参加大会的资格，快回去!”我只好忍辱负重回到单位在床上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暗暗地回想自己前十年的人生征途。我17岁就开始担任知市坪乡半脱产的团委副书记，今天还是本局的电讯班长、团支部书记，是全县学“毛著”的四个标兵之一，相片还挂在县文化馆橱窗里。1958年桂新合县期间我是新田邮电局的代理负责人，是工交系统的团总支书记兼新田工交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今天落到这地步，真是苍天无眼！越想越悲观，越想越气愤。在监督改造期间度过了60多个不眠之夜。7月中旬安排我到金陵水库鹅木冲搬运电杆。

湖南“湘江风雷”被打成反动组织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首都造反派的高度关注，以首都“北航红旗”(北京航空学院)牵头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湖南“湘江风雷”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情况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作了书面报告。7月27日周总理作出批示：“对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必须彻底平反”。 7月27日晚上12点 多钟单位“文革”负责人给我打来了电话，“玉荣同志你辛苦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周总理表态‘湘江风雷’平反了，武装部要你明天赶回县城。”听到此消息后，我万分激动，流下喜泪，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平反了！我平反了！”全班的同志在甜蜜的睡梦中被我惊醒。我再也无法入睡，于是凌晨4点多钟我提着行李告别大家，一个人从水库边的羊肠小道回县城。走到县武装部门口，200余人列队在那里，武装部孙部长和政委王立山迎了上来，和我握手。“玉荣同志你辛苦了!” 王立山政委拿起事先准备好的大红花挂在我的胸前，敲锣打鼓把我接到武装部会议室。王政委说：“玉荣同志，让你受委屈了，把‘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只有执行，请你理解”。孙部长说：“‘湘江风雷’已经平反，你们可以重新恢复起来，武装部支持你们。”我说：“干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我 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决不会计较，请领导放心。”回到邮电局，郑大知对邮局“文革”负责人吕昌斌同志说：“‘湘江风雷’已经平反，玉荣同志已经回来，请你们对他不要冷眼相待。”“那当然，请放心就是了”。

第二天，郑大知、李良伟、肖光生到邮电局找我，郑大知对我说：“武装部的领导要我们恢复‘湘江风雷’，看你的意见如何?” “我不想搞了，我再搞家属会反对我，亲戚会反对我。”“我们的意见还是要你站出来主持，继续把‘湘江风雷’恢复起来，大家都有要求，请你顾全大局多考虑一下。”我当时没有表态，过了几天武装部副部长周守志到邮电局找我说：“老雷同志，你受了委屈我们都知道，也很同情，武装部党委叫我给你做一做工作，要你站 出来搞，看你的意见如何?”

经过再三考虑，我说：“既然领导如此相信我，我也不能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我搞就是了。”过了三天我找到了郑大知、肖邦元、李良伟等同志表明了我的态度，同意重新恢复“湘江风雷”。司令部设在文庙，组织了“湘江风雷”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黄锦翠任队长，巡回下乡演出，深受欢迎。

8月中旬在支左部队的指导下成立了“新田县无产阶级联合总指挥部”，人武部政委王立山指定我任总指挥长。

紧接着，新田县召开万人大会，为“湘江风雷”、“红旗军”平反。全县农村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县属各机关单位、学校、工厂的全体干部职工在中山广场召开万人平反大会。大会由新田驻军胡吉龙同志主持，人武部部长孙景森代表人武部向“湘江风雷”、“红旗军”赔礼道歉。大会刚开始，大约有10多名“造反派”冲上主席台摘人武部领导的军帽和挂“黑牌”、捆绑“红联”负责人，台下群众意见纷纷，有20余名群众跑到台上要抓那些摘军帽和捆人的“造反派”，整个会场顿时骚乱起来。“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只好到台下带领自己的队伍围绕大会会场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万人平反大会不欢而散。

五、造反派接管武装

1967年 秋，是全国造反派组织之间暴发“内战”的高峰期，因各派观点不同，互相攻击，由文斗开始转入武斗，同观点的“小山头”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武斗的规模越来越大。武汉“百万雄师”在派性武斗中，军队介入动用了武器，消息传开后，在全国范围内喊出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各地武装部门的枪支先后被造反派哄 抢。零陵地区各县武装部的枪支(除新田外)全部被造反派抢光，形势越来越严峻。8月中旬的一天，县人武部领导召集“联总”负责人到武装部商量关于新田的武器由“联总”谁来接管?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最后人武部部长孙景森表态指名由雷玉荣签字接管，我在枪械簿上逐项签了字，有“六O炮”、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等共500余支，各种型号的子弹和手榴弹、“六O炮”弹共40多箱，连同擦枪油、擦枪布和新田军用地图全部移交给了我。当晚叫新田搬运公司的马车队将全部枪支弹药运到了“湘江风雷”司令部存放在文庙会议室。第二天研究组建成立了新田县武装营，由二机厂车间主任王光桂(复退军人)任营长，我兼任教导员，确定了二机厂为独立连，刘登业任连长，下设“六0炮”班和二个机枪班，约60％以上的枪支弹药安排在独立连。一机厂、邮电局、城关“联总”、城关粮站组建了武装排，印刷厂、酒厂和食品公司组建武装班，按人员编制将武器落实到人保管。公安局和看守所的枪支同时移交给我。

新 田武装部的枪支被“联总”接管后的第四天，零陵地区“抗暴总指挥部”来了三部大卡车全副武装到新田包围县武装部，要枪支弹药。人武部军事科长孙魁仕将情况告诉了我，我立即到了人武部找到了他们的领队打招呼：“武装部的枪支我们已经接管，你们必须迅速离开新田，否则后果自负！”他们即时离开了新田，在返回零 陵的途中被嘉禾造反派拦截缴械。

六、派性引发“八?二九”事件

新田县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内部分裂成 “湘派”和“统战派”两大派。因新田文化大革命的局势和权力被“湘派”控制，新田的武器被“湘派”掌握。8月27日，“统战派”到桂阳串连说新田文化革命被老保“湘派”控制，要求桂阳造反派声援支持。经桂阳“红旗军”等组织的头目策划，由其首领李成贵任总指挥，七里农场省知青领队肖某为副总指挥。8月28日七里农场知青30多人乘车到新田公安局抢枪，人和车被“湘江风雷”扣押，从车上搜出枪两支，三角刀15把。消息传出去后，桂阳调集车辆，组织人马于次日来新田报复。

8月29日上午8点左右莲花观察哨电话报告：“桂阳的车已到莲花，第一部是宣传车，后面跟着的全是武装车，在车头上都架有机枪，车上的人员都带有步枪和冲锋枪”。我立即从邮电局跑到南门桥原轻工业局，刚到电话机旁又接到莲花观察哨电话，报告桂阳已有19部武装车过了莲花。当时我心里紧张起来，快步跑到二机厂把独立连转移到了打石岭，眼见桂阳的武装车从榨上像一条巨龙开进了城内。为避免流血冲突，我把独立连300余人的武装拉了出来，集中在打石岭。当时有人提出“桂阳来欺负我们新田，今天一定要和他们搞一场”。逼我下令返回城内迎战。“今天谁也不准开枪!如果和桂阳人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那就会血流成河!这个责任谁都担当不起!”。我当机立断把独立连转移到过肥田大队，叫支部书记陈照林同志安排了中餐，晚上10点多钟返回了县城。

当天上午桂阳七里农场造反派1000多人分乘32辆 大卡车全副武装开到新田城后，首先冲进邮电局用机枪扫射，正在值班的话务员全部惊倒在地。邮电局职工雷柏生手持机枪砸开窗户跑到隔壁新华书店楼上躲避。桂阳造反派在邮电局翻箱倒柜，将我存放在挑箱内的粮票、现金和子弹以及放在床底下的一支自动步枪抄走。他们手持武器在城内横冲直撞，全城人慌马乱，关门闭 户，小摊被撞翻，菜篮被踩烂，满地都是糖食、水果和蔬菜。当桂阳造反派撤离新田时，在武装部门口将政委王立山推上武装车押往桂阳。经清理，这次共被抢走步枪12支，子弹30余箱，手榴弹400余枚，制造了震惊全省的新田“八?二九”事件。

“八?二九”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我给桂阳造反派“工联”主要负责人肖水保通电话(因他原在新田邮电局任会计，我是邮电局的电讯班长，彼此相熟)，告知他我们准备联合宁远、道县、蓝山、嘉禾四县攻打桂阳。肖某将通话内容转告了桂阳“红旗军”等有关组织。引起了全城的恐慌，造反派内部相互埋怨爆发了“内战”，在一次枪战中，“总指挥”李成贵中弹身亡。

七、新田“文革”大转折

一 年多的“文攻武斗”，给新田这个平静的小县带来空前的内乱，人民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无法保障，混乱的现实和流血的教训让新田人民意识到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是当务之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应该到收场的时候了。此时，以战线联合的“三代会”已经组建成立，组建成立新田县革命委员会时机已经成熟。

1967年3月 份新田在全省率先成立了“三结合”的县革筹领导小组，实现了新田“文化大革命”的大转折。王立山任组长，王戊元、凌作云、贾春、胡吉龙、雷玉荣、樊忠贵任委员，下设两个组，即：组织组由人武部副政委贾春任组长，宣传组由雷玉荣任组长。开展了组建新田革命委员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由我和人武部赖科长带队到十字 举办解放领导干部学习班。10月中旬在一机厂食堂兼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参加的人员有驻新田“支左”的6952部队首长刘昕，县人武部领导贾春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共10余人。会议由驻军首长刘昕主持，讲述了革筹领导小组的宗旨，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的重大意义，县革委会委员名额的分配及推荐方法。原县委第一副书记王戊元、副书记肖德明、副县长凌作云、原宣传部副部长段满元等4人参加县革委会委员。统一了委员的分配名额，初定工人代表3人，农民代表3人，领导干部代表4人，军队代表4人，乡、科级领导干部代表3人，共17名委员组成新田县革命委员会。1968年2月22日，由县人武部政工科长余新元和雷玉荣、骆启村到长沙报批，经省革委会批准同意，成立新田县革命委员会。由王立山、王戌元、凌作云、胡吉龙、贾春、陈土贵、雷玉荣7人组成常委会，王立山任主任，王戌元、凌作云、胡吉龙、郑大知任副主任，10月 份增补骆土翠为副主任。下设四个大组，即：一、政工组。由人武部副政委贾春任组长，下辖组织组、宣传组；二、生产指挥组。由原县委副书记陈土贵任组长，下辖农业组、工交组、财贸组；三、办事组。由雷玉荣任组长，下辖秘书组、综合组、行政组、民政组、广播站；四、人保组。由人武部部长孙奇任组长，下辖公、 检、法。总编制为63人。1968年2月28日在新田中山广场隆重举行成立大会。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向大会发来了贺电，零陵地区革委会领导和本地区各县派出代表参加大会。经过两年的“文革”动乱，这一天，终于向全县人民庄严宣告：红色政权——新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八、全国“学大寨”、全省“学新田”

1968年2月28日，新田县在全省率先成立了第一个县级革命委员会，这是对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委员会好”的新尝试。在第一次常委会议上着重提出了要发扬延安精神，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给全县人民树立良好的形象。县革委会成立后，常委会议室安排在县委机关内一栋不足40个平方的瓦屋里。其地面高低不平，非常简陋。我安排人员用水泥打了地板，用石灰水刷了墙壁，受到王立山同志的严厉批评，他说：“新的革命委员会决不能穿新鞋走老路，不能因循守旧摊，不能辜负全县人民的重托和希望，事事都要做艰苦朴素的表率。如何改变新田旧面貌，摘掉‘五保县’的帽子，才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遵 照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县革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讨论，提出了“农业学大寨”必须树立自己的典型。确定了田家农场和欧家塘大队作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点，抽调农技骨干人员驻队指导。同时要求各公社要办好自己“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从而出现了骥村公社的下槎大队、枧头公社的“东方红”大队、 冷水井公社的金子凼大队、城东公社的过肥田大队、前进公社的下塘窝大队等一批“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要把新田的农业生产搞上去，必须把水利建设摆在首位。县革委会主任王立山带领一班人爬山越岭实地考察。1968年6月份作出了新建肥源水库的规划，以及冷水井公社家口岩地下水的开发（现平湖水库），号召全县各公社因地制宜开展修建“蓑衣丘、钵子塘”的水利大建设。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局面得到了较大的改变，粮食总产量大幅增加，全县农业生产形势一派大好。

新田学大寨的做法引起了上级的关注，《湖南日报》记者多次到新田采访，《湖南日报》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新田“农业学大寨”取得的成效。

1968年7月份，湖南省革委会主任、47军军长黎原同志来新田主持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黎原同志对新田的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回省研究讨论后，新田被授予湖南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

1969年， 毛主席回湖南，黎原、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湖南工作时介绍了新田和安乡“农业学大寨”的情况，毛主席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很好嘛，就应该有自己的大寨嘛。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这就很好。”紧接着省革委会发出了全省学新田、学安乡的号召。后来，新田县组织了代表团先后到了大寨和安乡，还参观了洛塔、 野鸡坪在石山窝里造良田改天换地的现场。全国各地也组织代表团到新田欧家塘大队和田家农场参观。各地参观团最多一天我亲自接待过三起，达400多人次，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在县招待所专门设立了接待站，以我为主负责接待。为安排参观团的人员住宿，从一完小腾出4个教室精心打理，抽调5名女服务员为接待参观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