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仰东：峥嵘岁月的回忆——记我父亲安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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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十一）

——记我父亲安力夫在保卫解放区的战斗中



组织上原本安排父亲参加南下。在准备南下时，父亲病倒，在邯郸市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在这个期间，南下的队伍已经出发。当父亲出院后计划追赶南下队伍时，1947年7月9日，太行区委书记赖若愚同志通知父亲说，安阳市就要解放，要父亲尽快赶到安阳。

父亲和赖若愚同志最早相识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那时，有很多遭到国民党追捕的领导人隐蔽到平遥。如孙志远同志。孙志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一机部部长。当时，国民党追捕赖若愚同志。赖若愚同志和夫人王子如同志转移到太原。随后又隐蔽到了平遥，住在北匀村冀云程同志家。赖若愚和朱宝善、冀云程同志组成一个特工小组，进行党的地下活动。王子如同志到北匀村小学任教，一方面掩护身份，另一方面，解决生活的经济来源。那时，父亲在平遥任民先队负责人，也是我党平遥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在接待和掩护赖若愚同志夫妇的过程中，和赖若愚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9年4月，父亲到岢岚传达秋林会议情况时，还曾见到朱宝善同志。当时，他在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工作。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就驻扎在岢岚。主任是续范亭，武装部长是程子华，组织部长是南汉宸，宣传部长是张平化。

父亲接到通知后即赶赴安阳。路经五地委，遇到地委书记陶鲁笳同志。父亲在五地委住了一夜。第二天，和陶鲁笳同志一路同行，于1947年7月15日，到达安阳市郊区曲沟镇城工部驻地。这里已有等待进城的一些同志，基本上是由五地委调来的。陶鲁笳同志也在曲沟镇住了几天，然后离开。

当时的安阳市，国民党蒋军已被我军包围。市内的敌军，每天靠飞机空投食品维持生活。我军围而不打，要敌军投降。

我听一些和父亲一起在安阳工作过的老同志介绍，父亲是以太行区委代表的身份去安阳组建安阳市委的，俟安阳市解放后出任市委书记。有的同志回忆父亲挂了五地委副书记的职务，也有回忆父亲挂的是安阳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实际上，父亲在五地委和安阳县均无任何职务。当时，他是受太行区委派遣，到安阳组建市委的；他也是到达安阳的唯一的市委负责人。由于尚未进入安阳市，接收人员均没有正式的工作任命。

河南省安阳市位于河南省最北部，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汉字之都、甲骨文之乡、《周易》的诞生地、上古颛顼帝喾二帝陵墓所在地、隋唐著名的瓦岗寨起义地、岳飞故里。同时也是中原经济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1945年6月份，太行军区组织三、四、五、七、八等5个分区主力，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和林县、安阳等县地方武装，共约10个团的兵力，结合3万多民兵，对日军开展了安阳战役。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对日作战规模，安阳战役仅次于“百团大战”。毙伤日伪军800余人，反正和俘虏伪军将官3人、校官22人、尉官169人、士兵2000余人，还俘虏日军5人。收复失地1500多平方公里，收复包括日军重要据点水冶镇在内的10多个据点。解放了35万人。

1946年10月，蒋军向我豫北根据地大举进犯，在侵占焦作等地的同时，也占领了安阳重镇水冶。妄图以豫北地区为前进基地，打通平汉线。

1947年3月，我军动用了60个团约10万人、10多万民兵和近20万民工，举行了豫北战役。作战历时近2个月，歼敌近5万人，解放了南北长300余华里、东西宽200余华里的地区。迫敌缩于安阳、新乡等少数孤立据点内。包括安阳水冶、曲沟等重镇的广大地区再次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父亲到达安阳曲沟镇后，就在曲沟镇等待解放安阳市进城，在曲沟镇等待了14天。有的同志坐着无聊，就坐在室外，看敌机来往空投，数一天有多少架次。

因我军主力部队撤围南下，解除对安阳市敌军的包围。安阳市内蒋军，开始出城向我进犯。形势日趋严峻。五地委来的同志均返回五地委。只有父亲继续坚持在安阳。这主要是因为太行区委一直没有就父亲工作下达新的命令和安排，从组织关系上说，父亲依然还主持着安阳市委的工作。其实，这个时候，安阳市委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29日，父亲撤离曲沟，到了水冶镇的安阳县委机关驻地。

父亲到水冶镇后，恰逢安阳县委书记离开学习，县委有什么事情，县委的同志就来征询父亲的意见。因此，尽管父亲在安阳县委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在无形中，父亲肩负起安阳县委的工作。那时，母亲也调到安阳县，任水冶区区委书记。

8月1日，敌军出城到曲沟周围村庄侦察活动。9月18日至20日，敌军到南段村，曲沟、流寺一些村庄抢劫粮食财物，并逐渐扩展深入，向水冶一带村庄扩展渗透。

10月21日，跑进安阳城内的地主、恶霸、特务分子、随蒋军武装出动，里应外合，跑回北漳武村进行反动复辟，打死民兵蔡二郝，抢走枪支，带走被斗地主，村民恐慌逃散，人心动荡。

11月23日，敌军又向我五区所在地区围攻，抢劫粮食。

从8月开始到年底，5个月的时间，敌军多次出城，大肆向我进攻。逃亡进城的恶霸、地主、特务，叛变分子也随蒋军一同出动，勾结内奸，所到村镇抢劫粮食、财物、衣服，进行反攻倒算，杀害我村干部，民兵积极分子，抢夺枪支，奸淫掳掠、烧杀抢夺，无所不用其极。会道门乘机大肆猖狂活动，传播封建迷信，欺骗老百姓说他们刀枪不入。

有的村庄，基层组织不纯，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窃取了领导权。

当时父亲组织人员对基层组织不纯的问题进行了几个村的调查。从杨正明同志对南磊口村、南阳城和天地村的报告情况来看，突出的问题有：一、有的村中的政权，农会和党组织干部不纯，贫雇农未掌握权；二、搞假土改，假平均土地，如南磊口村；三、斗争果实被干部摄取，贫雇农未得到实惠，如天地村；四、杀害贫雇农，如南阳城村。有的村问题很严重。

保卫根据地，保卫胜利果实，成为解放区军民面临的重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区军民迅速动员起来，一方面开展自卫战争，以军事力量反击国民党蒋军的进攻；另一方面按照中央“五.四指示”开展土改，激发广大农民参加自卫战争的热情。

为了给自卫战争奠定牢固的群众基础，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改变解放区土地政策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日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支持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为巩固解放区而斗争。

安阳党政和人民团体全部积极行动起来，发动群众，分田分粮。广大农民群众在控诉地主、恶霸、特务的反攻倒算，抢劫掳掠，杀害群众的罪恶时，出现群众极端仇恨愤怒的情形，形成反恶霸地主、反敌特的高潮。广大农民取得土地后，农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1947年。秋收、播种工作形势很好，种麦面积已达到60%以上，创安阳历史上的奇迹。但在群众运动中也出现对地主扫地出门，不给生活出路，侵犯中农利益，摊派中农公粮过重等过左过火的问题。

在开展土地改革的同时，也进行军事上的自卫反击。我军主力部队南下，安阳只有五地委的52团和武委会领导的民兵。敌我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父亲等人研究决定，着手将民兵组建为安阳独立团。

8月17日，父亲到了52团，商讨部队整训问题；讨论了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三查运动”，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

土改和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军民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的积极性。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同时，我军也开始了强有力的反攻。9月11日，我军即开始向蒋军大举反攻。消息传来，人心大振，军事形势的发展比人们所预料的更快，水冶人民敲锣打鼓，宣传人民解放军对蒋军大举反攻。又恰遇中秋佳节，街道人山人海，举行各种庆贺欢乐的活动，入夜，男女老少欢天喜地欣赏一轮明月，欢度节日。

9月30日开始扩兵工作，翻身的广大农民非常踊跃，大批青壮年积极参加人民解放军，仅一天一夜时间，就胜利完成扩兵工作。10月1日，党政、人民团体和广大群众欢送新兵入伍。

同时，组建独立团的工作也加紧进行。为了尽快投入战斗，把先期集中起来的民兵先组建成为安阳独立营。13日，举行新组建成立的安阳独立营庆贺大会，父亲代表安阳党、政、人民团体出席大会并讲话庆贺。

10月24日，父亲主持召开党、政、军、群负责干部会议，讨论各项备战工作：一、反击敌人的进攻，开展游击战争，爆炸运动，对敌进行封锁政策；二、加强民兵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三、对会道门，分别对待，进行瓦解，展开政治宣传攻势，破除刀枪不入的封建迷信害人欺骗。四、加强党、政、农会，加强对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确实把权力掌握在贫雇农手中；五、干部要树立对敌人的主动进攻，消除幻想敌军弃城而去，依靠和等待我军主力的想法。

11月13日，传来我军在12日晨解放石家庄的消息，俘敌2万余人，取得大胜利，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人们听到后，都欢欣鼓舞，激励了主动进攻敌人的热情。

12月15日，传安阳市内蒋军南调，师部八大处已走了一部分，市内敌军116团已调走，逃到安阳城内的地主都南逃，城内恐慌。军区来电亦说，敌军40师南调。20日，又传说，敌军116团返回原地，南调敌军的消息不准确。一时间，传来各种不同的消息。

12月25日，早起，就听到枪炮声。饭后，父亲正在区委训练班准备开学的各项工作。从前方传来消息，报告说，敌军已越过北段村南地，向水冶进攻。父亲急忙返回指挥部，做部署，准备战争。这时又来人报告，敌军已到茶棚。枪声越来越近，街上的人们已乱成一团，已有一些人往镇外跑。

我军顽强地阻击敌人。午时，党政团体等各部门退出水冶。敌军占领天地府城，向我方发射炮弹。

在我军的猛烈反击下，当夜敌军退到孤庄一带，父亲返回水冶。水冶街上鸦雀无声，所有的门户紧紧关闭。

26日黎明，敌军发起反扑，进攻水冶，天空雪花纷纷飘扬，地上盖满着白雪。枪炮声密集，敌我战斗十分激烈。在敌人的进攻下，我军边战边退，父亲和部队退到水冶北山。

27日，从早，我军就与敌军激战在北山。至午，敌军分三路进攻上来，我军再次退出水冶。

当晚，我军组织向敌人发起反攻，重新占领水冶。

28日，敌军全面出动，再次发起进攻。我军在徐家沟，幸庄，小寨一带进行阻击，战斗十分激烈，尤其小寨的战斗最为激烈。在我军的反击下，约夜10时左右，敌军退到孤庄，姬家屯一带。父亲连夜赶往水冶，一轮明月伴行，但冬夜的寒风袭人刺骨，夜半，回到水冶。

29日，早饭时，敌军又向阜城，水冶进攻。群众又跑出水冶。在我军阻击下，敌人进攻失败。下午，敌军退到幸庄一带。父亲晚上就住在小寨村。

30日，一早，父亲赶回水冶。还未吃早饭，敌军又向阜城，水冶进攻，我军与敌军战斗很激烈。黄昏，父亲又赶到小寨村，连夜讨论当前的工作和对敌斗争。

31日，早饭后父亲又赶回水冶。敌军被我军阻击在孤庄一带。下午敌人退走。

在炮火硝烟中，父亲在水冶接到区委电话，通知父亲带干部15人到区党委参加会议。

25日至31日，敌军向我大举进攻，在这7天7夜的战斗中，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在激战中，安阳县武装部长王觉民等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1948年1月1日，党、政、军、民陆续返回水冶，6日，举行了追悼、公祭王觉民等同志的群众大会。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党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除了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还决定结合土改在解放区农村普遍整顿党的队伍。开展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作风和成分不纯问题。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彻底平分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

1月8日，父亲带领干部15人，到区党委参加土地会议。步行两天，于10日下午到达涉县赤岸村太行区党委。1948年1月11日，区党委召开土地会议，2月20日会议结束，会议开了1个月11天。

在这次土地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土地会议文件，贯彻中央土地会议精神，批判了在群众运动中的“左”的错误。提出，土地会议后，要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进行整编队伍，平分土地，为今后的方针任务。

父亲于2月27日回到安阳水冶，召开会议，贯彻太行土地会议的精神。经过讨论，把该县三区作为试点区，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3月3日派往三区各村工作。

在这个区把积善村作为试点的重点村，区干部介绍了该村大概情况，全村有250户，每人平均有耕地4亩，全村有党员20多人。

3月4日，父亲到积善村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说明来意，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组织农会、贫农团，进行整党工作。

父亲根据抗日时期在农村建党整党的经验：一是整党，首先是从党内，而后是党外，党内党外结合，不能抛开党支部，由农会，贫农团来进行整党。二是组织成立农会、贫农团之前，先划阶级，把地主、富农划出。三是划清地富后，成立农会，农代会选出负责人，而后再组贫农团。

在积善村，首先组成村民小组，进行划阶级的讨论，把地主富农划出来，展榜公布，由群众提意见，这样反复几次，最后群众通过。才算最终完成划阶级的工作。划阶级时，特别强调不要把富农划为地主，中农划为富农。

第二步，组建农会、贫农团。划阶级工作完结，迅即成立农会，农代会。选举农会，农代会的负责人。农会建立后，再经过调查讨论，组织贫农团。在组织贫农团工作时，父亲还参考了在苏区组织贫农团的小册子。

第三步，整党。农会、贫农团组建好后，开始整党，首先召开支部会，党员进行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经检查后，再召开农会（贫农团是农会会员）会员大会，或农代会，群众对党员提意见，进行批评和评论，有的党员大会通过，有的党员要经过支部开会再检查，群众大会再评论后才能通过。只有两三人大会通不过，有的是在群众运动中打骂过人，有的是在群众运动中伤害了中农个人的利益。

经过划阶级、组织农会、贫农团和整党，两个半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贯彻土地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尽管出现过一些矛盾，但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在这段工作期间，父亲经常吃住在区公所。区公所有个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通信员，是个年仅17岁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叫傅八忠，照顾父亲吃住。当时，区公所工作人员很少。区长不在时，群众有什么事情来，全由傅八忠接待和处理。所以，老百姓都叫傅八忠“二区长”。父亲在焦作工作时，有两个警卫员。在离开焦作时，一个警卫员留在了焦作，一个跟到了安阳。到安阳后，父亲把跟来的警卫员也送到了野战部队上。当时，恰好父亲需要选配警卫员。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叫傅八忠的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傅八忠也希望跟着父亲。这样，傅八忠就调到父亲身边，做父亲的警卫员，一直跟随父亲，进了天津、进了北京。在父亲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时候，要求傅八忠同志揭发父亲。傅八忠同志客观地反映了和父亲在一起的经历和对父亲的看法。结果，傅八忠同志被指责为替父亲“评功摆好”，也被株连批判。很短的时间，傅八忠的头发全由黑变白了。后来，傅八忠先后调到华北局、北京市司法局工作。现在已经离休。作为一名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离休后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同志，傅八忠同志至今仍蜗居在一处两室无厅的老房中。

5月26日，参加区党委会议的地委负责人张维汉同志回来，传达区党委负责同志的报告。这次讲的与上次太行土地会议讲的完全不同了，主要是说上一次太行土地会议发生了“左”的偏差。受“左”的偏差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工作会议精神是针对全国的。土地制度改革，要从减租减息转移到把土地分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为实现这个土改目标，需要采取发动群众，进行整党，组织贫农团等动员措施。但是，太行区是老区，情况比较特殊。在落实中央“五.四指示”的时候，已经从整体上完成了从减租减息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转变。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大部分村是一类村，即已经完成分地工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然而，在上次土地会议上，没有根据太行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反而认为太行区土地改革不彻底。不彻底的原因是党内不纯。党内不纯，是土地改革的主要障碍。解决党内不纯问题，整编队伍是当前的主要任务。要求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采取党内外结合等方法，解决党员的思想和成份不纯。组织贫民团，农会、农代会，人民法庭，特别强调划阶级。这样做，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是太行区的干部，绝大部分参加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和审干，干部中的各种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有的地方把解决了的问题再次翻出来，致使在整党中有的干部受到过火的批评和处分。在村子里的党员和干部得知工作组到村进行整党，都很紧张，特别是在群众运动中有过火行动，打过人的党员、干部、更是情绪低落，认为工作组来要整他们，等着挨整。对整党有一种消极态度，表现出不满情绪。二是在成立贫农团中，也发生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有的共产党员，不是贫农，能不能参加贫农团？第二个问题是贫农团的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关系问题。贫农团是不是要代替党的支部？太行区大部分是一类村，党的组织已经很有基础。三是否定了过去土改工作。已经进行的土改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按照会议说法，叫做“土地改革不彻底”。四是安阳市周围的村庄，敌人经常出来抢劫骚扰，要随时进行对敌斗争，这跟腹地的根据地老区不一样。在前方对敌战斗的同志，意见很多，情绪低落。

张维汉同志传达说，区党委对太行区的地土改革作了新的认识，目前是要搞生产，秋后再整党。太行区大部分是第一类村，因此，不组织贫农团，否则就只有斗争党员和干部。对党的基础亦作了新的结论，不是成份不纯，而是思想作风不纯；不是党员阻碍土改，而是土改已经彻底完成。还传达说，少奇同志批评上次太行土地会议为“出手不高”。区党委叫这次会议是“扭转乾坤”的会议。

听传达后，村干部、党员、群众都非常赞同。对前一阶段也发表了很多议论。有人说，贫农团是不是要代替党的支部？有的共产党员不是贫农，就不参加贫农团，这不是农民超越共产党员了吗？组织贫农团，一脚踢开“老基础”，一些“老基础”躺倒不干了，影响了党的正常工作。等等。

第一次太行土地会议发生的偏差和问题很快就被发现并得到纠正。整党工作实际上停止了，从5月下旬，工作重点转移到保麦保秋斗争，粉碎蒋军抢粮计划。开始组织群众麦收、打场。是年夏天，麦田多，长势又好，男女老少都忙忙碌碌夏收，夏收后又要忙评产量和征粮工作。52团、安阳独立营，和各地民兵全部出动，面对蒋军大规模抢劫进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保护群众抢收抢运。经过1个多月的战斗，胜利地完成了保卫麦收的任务。群众说，如果今秋再又一个好的秋收，就大翻身了。

在保麦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保秋斗争的准备。安阳市委和安阳县委抓紧对保麦斗争胜利的工作总结，同时对52团和安阳独立营进行整训，训练基干武装和民兵，作好打击敌人的抢粮进犯，更好地保卫秋收和囤粮任务。尽管父亲7月份奉调离开安阳，但这段时间的总结和准备，对于保卫秋收，打击蒋军抢粮，发挥了重大作用。父亲离开安阳后，8月21日，安阳、磁县蒋军分两路到曲沟等地抢粮，52团和安阳独立营迅速出击，各地民兵积极配合，歼灭敌200余人，击退蒋军进犯。10月12日，安阳蒋军3000余人到曲沟等地抢粮。52团奋勇阻击，安阳独立营和广大民兵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仅52团就歼灭敌人200余人。这次战斗，标志着保秋斗争胜利结束。自此，蒋军再也不敢进犯我安阳解放区。

为准备解放太原，中央调集干部在河北平山县集中。1948年8月1日，父亲离开河南安阳县西积善村，行程11天到达河北平山县。住在东庄村的华北局招待所。组织上安排父亲担任山西省委党校校长，只待太原解放，父亲即进城赴任。

1948年7月下旬晋中战役结束后，山西省除太原、大同外均告解放。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的所辖部队已大部被歼灭，余部5个师和1个暂编总队收缩于太原及其外围地区，企图依托险要地形和坚固设防进行固守。为夺取太原，歼灭阎锡山集团，我解放军第1兵团、华北军区炮兵第1旅、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晋中军区3个独立旅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警备第2旅等部共18个旅11.5万余人，乘晋中战役胜利之势进逼太原，集结于榆次、太谷、清原（今清徐）等地并进行整训，准备于10月中旬发起太原战役。

在华北局招待所，父亲聆听了领导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8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听了周杨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报告。

28日听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形势的报告。

10月5日，听了贺龙同志关于西北工作的报告。

父亲和母亲在东庄村华北局的招待所住了约4个月。在这里，母亲见到了刘少奇同志的前夫人王前同志。闲暇无事时，经常打扑克牌。母亲对王前同志的印象非常好。

11月上旬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中共中央军委考虑到太原攻克过早，有可能使傅作义集团感到孤立而由平津地区南逃或西撤。为稳住傅作义集团，于11月16日发出缓攻太原的电令。

根据这一形势变化，中央对干部安排做了调整。父亲被调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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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十二）

——记我父亲安力夫在天津



父亲在平山县接到中央通知，要父亲到中组部报到。父亲和母亲于12月13日，到了中央组织部所在地段庄村。12月24日，中组部通知父亲，要父亲尽快到天津去。当时，天津已被我军包围，很快就要发起总攻，解放天津。父亲和母亲及警卫员傅八忠当晚到了石家庄花园饭店。

1949年1月2日，到达天津市郊的胜芳镇。这里暂住天津市委和各机关从四面八方来的干部，准备进城接管工作、学习党的城市政策、进城的纪律。天津市地下党的同志们介绍了天津的社会和历史，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国民党时期的市民、工人生活和社会状况。

10日，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同志同父亲谈起在太行、冀中(黄敬同志曾任冀中区党委书记)的往事和一些同志的情况后，通知父亲任天津市二区区委书记。父亲便着手组织分配到二区工作的同志们准备接受工作，诸如住在什么地方，谁到什么岗位工作，以及具体工作分工等等。

1949年1月14日，驻守天津的国民党军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投降，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经过一天多的激战，活捉陈长捷，歼灭敌军13万余人。15日，天津市我们的电台开始广播，天津解放。

天津是华北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天津解放后，为华北政府直辖市。华北政府辖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和平原等省。由董必武为华北政府主席，刘少奇、薄一波先后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随着在华北政府基础上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华北政府并入中央政府，天津转为中央直辖市。全国解放后，天津是第一批的中央直辖市。1958年2月11日，天津改为河北省省辖市，省会由保定迁天津。1966年5月河北省省会迁保定，天津复改为中央直辖市至今。

15日凌晨，父亲一行向天津进发，途经荣成、杨柳青时，始见被我军俘获投降的大批大批蒋军官兵，帽子前沿向后戴着，表示已投降。有的人肩上背着一条绳子拖着地上一卷衣物、被褥似的东西，东倒西歪，狼狈的低着头，被民兵看守着从天津市带出。

进入天津市，看到街道两旁躺卧着的敌军的尸体，还尚有埋设的地雷，行进的人流，只能单行从路中间白线划出的一条小道上行走。

二区地处天津市中心，区委设在罗斯福路的海河之滨，是一座二层的西洋式楼房。父亲的办公室在二楼，是一间宽大的西式房间。这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稳定、宽阔、漂亮的办公地点。

战争刚结束，社会必然会出现一些混乱现象：工商业停顿，市民关门闭户，街上很少有人来往。防空警报不断发出尖叫声，国民党飞机在上空盘旋。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长期占领和统治下，有的人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不了解，对新政权持怀疑态度，在观望新政权的政策，观察党政人员的言行。有的说共产党接管城市是“小鸡吃黄豆够受了”。个别人造谣、逃走。面对这种形势，各级党政组织首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展开了宣传党的政策的活动。党政干部分赴街道进行工作，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清理战场、救济贫困工人和市民。经过一段工作之后，商店开门，娱乐场所、电影院、戏院开始营业。社会秩序稳定，市区又繁华、热闹起来。

跟随父亲进天津的警卫员傅八忠同志曾讲过当时一个买戏票的事情。戏院开业了，父亲喜欢看戏，傅八忠同志身着便服，到戏院外排队买票。突然，排队买票的队伍乱了起来。原来，几个当地的地痞流氓、地头蛇来了，插在队伍前面，强行要大家按他们的要求排队买票。其行径有些类似于我们今天一些医院、火车站前猖獗的号贩子、号霸、票贩子、票霸。傅八忠同志年轻气盛，就上去理论。那些地痞流氓、地头蛇以为傅八忠同志是进城务工的乡下人，就动手围打傅八忠同志。于是，傅八忠同志就和那些地痞流氓、地头蛇们撕打起来。拉扯之间，傅八忠同志掖在衣服里面的手枪掉了出来。那些地痞流氓、地头蛇看到手枪，始知傅八忠同志是解放军进城人员，吓的松开手，跪地求饶，有的还吓出了眼泪。这件事情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天津，黑社会和欺行霸市情况是何等的严重。

1月28日，是农历大年除夕，市民开始欢度新年。妇女们穿着红衣红鞋，一身的节日装扮。大家纷纷走出家门，互相拜年，庆贺佳节。秧歌队锣鼓震天，在街上舞蹈歌唱，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父亲回忆，农历新年后，区委区政府召开工人座谈会，讨论生产问题。工人要求复工；已复工的则提出工资问题，改善伙食，减少工作时间，建立工会，各种生产和生活问题要求解决。同时，召开了私营厂主座谈会，他们提出借贷、订货、原料、出售、运输等各种问题。工商业有序地恢复和发展。

2月12日，是农历正月十五，各级党委和政府又组织了各种欢度节日的活动。妇女们又穿起了红衣红鞋，一身红妆，很引人注目。

两个节日欢度后，到2月15日，全区有80％以上的工商业复工。这时，人们的议论不同了，说“菠萝皮难看，心里甜”，“凤凰落在梧桐树。”

天津二区有14多万人口，25个保，地处全市中心，在罗斯福路，各国银行云集，解放前是帝国主义的租借地。水陆码头，外商轮船往来于海河，是码头装卸搬运工人聚集的地区。

这时，天津市长期饱受压迫剥削的码头搬运工人，开始零零散散的自发结队，清算封建脚行头的血汗帐，要求区委区政府支持他们的斗争。父亲和区委区政府的同志们同情和支持他们的要求，开始进行调查，了解情况。

父亲亲自制定了调查提纲和各种调查表格，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工作组，在天津二区选择了两个典型，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而后全面铺开，对全区30个脚行头子的封建把持制度进行了调查。在天津二区调查的基础上，对全市11个区227个脚行头子封建把持制度进行了全面调查。在调查中，走访了工人、工商界人士、小脚行头子。开调查会，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查阅了历史的资料，经过分门别类的整理，作了综合讨论研究。经过大量工作，父亲向市委作了详细的报告，并提出具体建议。

天津市是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当时有人口200多万，是华北、东北、西北这“三北”的商业枢纽，是对外通商较早的城市之一。满清定都北京，官员来往都要路经天津。天津县衙门划分东、西、南、北，四方地界。指定专人按四方地界接送来往官员的包裹行囊等。南来的南接，西去的西送，各负其责，各行其路，互相不得越界接送，就叫四口脚行。历代官府又以舟船码头、工厂、货栈、铁路所占用的民地，分割给所在居民，发给他们“龙票"、“官批”“碑记”，以装运谋生。市民叫他们为“脚行”。“脚行”内部推举头目，大脚行头坐管一切，二脚行头经管账目钱财，小脚行头指挥工人装运劳动。子孙世袭，代代相传，逐渐形成封建把持割据的局面。脚行头对工人层层剥削，工人中流传着顺口溜：“天天扛大包，压得弯弯腰，一年到头来，什么都光了”。工人稍有不满和反抗，就被鞭笞和打骂，诬陷暗害。脚行头为争夺地盘，抢夺业务，产生了利害冲突，就互相殴斗残杀。1900年(光绪26年)，英、法、日、俄、德、意、比、澳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划分租借地，强占民房土地，设立洋行，创办公司，建设栈房，盖楼房教堂，筑马路，建码头，所占土地，由脚行头承揽包办，加深和扩大了割据局面，加强和巩固了封建恶势力范围的把持。国民党时期，一些脚行头子又成为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伪国大代表、伪国防军特务、CC、三青团、青红帮头目、社会上封建迷信组织和黑社会“一贯道”、“黑旗队”、“忠义社”的头子。他们开设货栈、旅馆、妓院、赌场、戏院，成为封建、资本、特务一身三任的结合体。形成城市中封建割据、封建压迫、封建剥削的封建制度，他们逞凶霸道，无恶不作，工人、市民和工商业界十分痛恨。天津脚行头封建把持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扰乱了社会稳定，破坏人民政权的法令和权威，损害人民群众的财产，伤害广大工人和工商业经营者的人身和生命安全。脚行头封建把持制度是一个社会毒瘤，必须坚决地予以清楚。

解放初，资本家大都长期听国民党的宣传很多，对我党不了解，也很害怕。怕要“共产”，怕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抽逃资金，流亡海外……。

当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社会还未完全安定，毛主席暂时住在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中央五位书记也都住在香山。一天晚上散步时，毛主席对刘少奇说：你准备一下，到天津去看看；看看那里的工商界，要稳住工商界，要向他们传达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要团结资本家。

按照毛主席的要求，1949年4月间，刘少奇同志到天津视察和指导城市工作。刘少奇到天津的目的非常明确，解决劳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工商界的生产信心。

4月21日下午4时，父亲到少奇同志住处汇报工人市民工作。父亲多次回忆过这次见面的过程：少奇同志叫父亲坐到面前，详细询问街道和工人的情况。父亲把街道工作，市民生活、思想、治安等情况汇报后，少奇同志说，要用领导城市的方法领导城市，不能用领导农村的方法领导城市；领导城市工作要设立派出所，管理治安，管理街道和市民的工作。当父亲汇报到天津是中外码头装运的集散地，全区有30个脚行，全市11个区有227个脚行，由脚行头子把持割据，强装卸，强运输，高价勒索，工商市民不能自由装运，过境要“过街钱”，不给就打架殴斗，挡道拒行。脚行头子层层剥削工人，工人劳动收入的70%到80%被脚行头子拿去。搬运工人自发的起来要求清算脚行头子的血汗债，要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支持他们的斗争。少奇同志听到这里说，对工人的正当要求要支持，可能解决的问题要适当予以解决，不要拖延。城市中的封建恶霸势力严重阻碍恢复和发展生产，要彻底废除这种封建把持制度，设立全市的运输公司。要运输公司统一全市的管理，统一运价，取消脚行头子对工人的剥削。这样，工人收入就可增加。要用一部分钱为工人做一些事情。当父亲汇报到对工人的组织和教育时，少奇同志说，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工会。按区组建工会组织，不利于组织全市统一的反封建反把持斗争。要建立产业工会，统一领导全市的反封建把持制度，进行民主改革。对工人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广泛普遍地进行政治教育。工人政治觉悟提高了，就可以发展党员，才有条件进行建党工作。区委书记要调到产业工会，加强工会工作。少奇同志还详细询问了各方面情况，父亲的汇报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当时在座的有市委书记黄敬和市委副书记黄火青同志。

华灯已上，少奇同志请黄敬、黄火青和父亲共进晚餐，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同志。正进餐时，北京来电话，党中央告诉少奇同志：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解放军在500多公里的战线发起总攻，横渡长江，解放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大家听到后，都眉开眼笑，喜形于色。少奇同志平静中带有喜悦，表示出党中央早已运筹帷幄，万事俱备，只待命令。

晚餐后，少奇同志又要父亲稍坐，随便聊了一些家常。当父亲告辞出来后，大街小巷，报贩子大声叫喊：“毛主席命令攻克南京！”，“解放军横渡长江！”叫卖声，喧哗声，欢笑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少奇同志在天津指导城市工作时，对国企、私企、市区、街道工作、工会工作等作了分析和具体指示。父亲于4月24、27、28日，5月5日，听了少奇同志向干部所作的四次报告。少奇同志还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了解。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提到国企内部也有矛盾问题，要用调解的方法解决。

5月1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主持全总工作的副主席李立三同志在天津也作了报告。立三同志在与大家第一次见面时，坦率地说：我就是犯过错误的李立三，立三路线。有些同志才顿然知道，他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李立三。立三同志讲了工会的性质、作用；提出工会经费要独立，工会要民主，由官办的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是工人的学校，是新民主主义的支柱。还讲国企也有劳资问题，还存在内部矛盾。但是这种矛盾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没有对抗性，是可以用协调的方法、公私兼顾的方法解决的。在他报告后，有个别人有不同看法，随后向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反映。

根据毛主席要把好干部给工会的指示精神，少奇同志提出，要搞好党的工作，先要搞好工会的工作；要按产业组织工会，取消分区领导。通过产业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吸收先进分子入党，才能搞好党的工作。因此，少奇同志要求把区委书记安排到各产业工会。1949年5月13日，天津市委宣布各区区委书记分配到各产业工会工作。父亲调到市搬运工会联合会任主任。同时，天津市总工会也成立，市委副书记黄火青同志兼任市总工会主席。

1949年6月25日，天津市召开了搬运工人代表大会，贯彻党的废除脚行头封建把持制度的方针政策。当天的大会由父亲主持。黄火青等市委、市工会领导出席并讲话。父亲作了主题报告。原天津市十一区区委书记张羽时作了关于成立天津市运输公司的报告。参加大会的有码头工人、运输工人、铁路装卸工人、三轮车人力车工人、挑担工人等五个行业的代表。第二天，进行分组讨论。大会选举父亲为市搬运工会联合会任主任、张羽时为市搬运工会联合会副主任。成立了天津市运输公司，张羽时为运输公司总经理。当时的管理体制和现在不同，行政部门是隶属于工会的。比如，天津市运输公司隶属于天津市搬运工会联合会，由搬运工会的副主任担任运输公司总经理。运输公司人员的党政关系在搬运工会。以后，随着行政管理部门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产业工会不断弱化，这一管理体制也逐步改变，形成现在这种以行政为主体，工会置于行政领导之下，工会人员党政关系在行政部门的体制。

天津市搬运工会联合会，是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在天津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也是全国在省市级成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

代表大会之后，全市搬运工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封建脚行头的斗争。成千上万的工人结队游行，抬着毛主席的像，高举“共产党万岁”的牌子，高喊着“打倒脚行头子”、“消灭脚行”、“打碎封建割据”的口号。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大长了工人的威风，彻底摧毁了数百年来搬运事业中的封建压迫、封建剥削、封建割据的封建制度。消灭了全市227个封建把头把持的“领地”，扫清了妨碍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障碍。由运输公司同一承揽装运业务，统一全市运价，统一调配工人。“脚行”、“脚行头”、“封建割据”成了工人反对和厌恶的名词。工会的基层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工人踊跃参加工会。“团结起来有力量”、“天下工人是一家”。一时间，未入工会的工人觉得不光彩，也主动交工会会费。三个多月的时间，工人基本组织起来，参加了工会。

在反脚行头子斗争中，脚行头子多次向工人打反攻，造谣、陷害、挑拨宗教矛盾，以至开会斗争，捆打基层工会干部（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工人）、积极分子，解散基层工会，成立脚行头工会。父亲到码头工地、基层工会工作时，经常有三三两两工人跟在后面。开始父亲没有在意。后来，同志们告诉父亲，工人不放心父亲的安全，经常自发地暗中保护父亲。父亲听后十分感动。工人需要工会，工会要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工人爱护干部，干部要关心工人。工会、工人、干部要心心相印。

废除封建把持制度，消灭脚行头的剥削后，运价减低了，货运增加了，工人收入增长了。工会举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配售粮食、面粉、食糖、布匹、日用品等。开设医院、疗养院、修理厂、煤球厂、造胰厂，组建了工人互助会。工会与有关方面协商，工人减价理发、洗澡、看电影、看戏、廉价购买日用品，子弟学校减费。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组织歌咏团、秧歌队、开展国术、戏曲、音乐、狮子舞、高跷、拔河、赛跑等，组织开展比赛和演出活动。

1949年7月，父亲赴北京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工会工作的重要会议，各方面都很重视。周总理、朱老总、李富春、彭真、冯文彬、蔡大姐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全总李立三、刘子久、刘宁一、许之桢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省市工会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天津市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黄火青也参加了会议。

23日下午3时，李立三同志讲了这次全国工会工作会议的重要意义后，朱总司令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同志作了政治报告：一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二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新中国；三是团结问题。

24日，李立三同志作了工会工作的报告。

8月9日，薄一波同志作了经济工作的报告。

8月11日，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请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吃饭，并作了重要讲话。在组建工会、吸收工人参加工会问题上，毛主席指出：“关门主义不好，把许多人关在门外，使我们的队伍缩小了。关门主义必须打破，应该除了反动分子，破坏分子，资本家不让参加工会，其余工人统统要吸收进来，包括落后的、犯过错误的、参加过国民党的，都让参加。把他们团结起来，变成力量。我们有了力，也有了理。我们的门不能乱开。冬天开门是冷的。就是大家要警惕，不让反动分子、破坏分子、资本家参加工会。就如同农村不让地主、富农参加农协会是一样的。他们参加进来就要捣乱破坏。”

12日，蔡畅同志作了妇女工作报告。李立三同志作了工会组织工作报告。报告中强调打破关门主义，指出短期内，一、两个月就可以把厂内大多数工人组织起来。要学习天津的经验，反把头斗争与组织工人入会结合起来，几个月就可以把工人组织起来。

13日，华北局宴请华北代表。宴会前，各地同志反映和提出一些问题。一波同志作了解答。下午3时，立三同志在全总小礼堂作了劳资问题的报告。

15日，立三同志作了工资问题的报告。把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工资作了分析，提出解决工资问题的几个原则。

16日，刘宁一同志传达了国际工会关于召开亚欧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全总迎接11月在北京召开亚欧会议的通知。朱学范作了失业工人的报告。朱总司令讲了当前的形势及工会的工作。最后，李立三同志作了会议总结报告。全国工会工作会议结束。

从北京回来后，8月份，黄火青同志在天津干部会议传达了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在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工会任务之一就是把落后的工人组织起来，好教育他们，团结他们。工会是包括全体工人的组织，东北反对关门主义的错误是有成绩的，但提出90%以上的口号是错误的，应该是100%。90%以上的口号是农村的提法”“我们要管理他们，教育他们，就要把他们吸收进来、组织起来”“凡是雇佣劳动者，本人以薪资收入为主要来源者，都可以加入工会，此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群众自己决定”“在发展会员，在短期内（一、二月内）就可以把厂内大多数工人组织起来，现在基本上是手续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唯一最大的障碍就是关门主义倾向。”

1949年11月8日，李立三、刘子久同志到天津，黄火青同志介绍工会工作，父亲汇报了搬运工人反封建脚行头封建把持制度的斗争情况。第二天，刘子久同志带着两位同志到市搬运工会，把刘少奇、陈云、薄一波同志的一封信给父亲看了。信中说要彻底废除封建把持制度，以利恢复和发展生产。并说，全总要在天津召开城市搬运工作会议，要父亲负责筹备。父亲陪同子久同志到基层工会，看了工人的壁报、学习和宣传村料。访问了工人和基层不脱离生产的干部，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子久同志还收集了搬运工会的刊物、资料和报告文件带走。后来，全国总工会把调查材料、每月的工作报告和总结，编成《搬运工人工会工作参考资料》一书，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1949年12月4日，全国总工会在天津干部学校召开了上海、武汉、大连、天津、郑州、安庆、安东等城市搬运工作会议。会议由刘子久同志主持。各城市介绍了工作情况，父亲汇报了天津废除封建脚行头把持制度的情况以及工会和运输公司的工作。

60年一晃过去了。在2009年，我陪父母重返天津，参加庆祝天津解放60周年的活动。6月25日，以《辉煌的历程》为主题，隆重纪念60前的这一天。60年前的这一天，解放后成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天津搬运工会成立！当父亲在会场和大家见面时，全场掌声雷动，久久不息。天津市人大副主任、总工会主席邢明军同志向父亲授予《天津工会重大贡献奖》。天津市交通集团总经理武岱同志代表天津市交通集团向父亲授予《天津交通工运终身荣誉奖》。父亲十分感动，天津人民没有忘记他！天津人民没有忘记为天津解放和建设做出贡献的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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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十三）

——记我父亲安力夫在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中



天津废除脚行头封建把持制度后，中央予以高度重视，决定在全国城市中进行民主改革，彻底铲除封建势力和反动势力，为发展工商业扫清障碍。天津解放后，组建了黄敬、黄火青等5人为市委委员的天津市委（开始还有黄克诚同志，1949年夏，黄克诚同志南下离开了天津）。当时，父亲虽然不是市委委员，但一直列席市委会。这时，本来已经决定父亲进入天津市委，并负责工业方面工作。1949年12月23日中央突然下发调令，通知天津市委，要父亲带三四人到全国总工会筹备全国搬运工会代表大会的工作。父亲是第一批进入天津开始新天津的建设工作的，对天津很有感情，因此希望能够继续留在天津工作。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黄火青同志告诉父亲，调父亲进京是中组部报中央批准的，中央直接发来的电报，并催促父亲尽快动身。

父亲带着秘书、警卫员，和母亲共五人，马上赶赴北京。到全国总工会后，李立三和刘子久同志和父亲谈话，告诉父亲说，中央把搬运事业中废除封建把头把持制度的工作交由全国总工会负责，并决定1950年1月25日召开全国搬运工人代表大会。这样，父亲就在李立三，刘子久同志领导下开始筹备全国搬运工人代表大会工作。

代表大会之前，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父亲主笔起草《搬运工会代表大会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和《政务院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草案》两个文件。

少奇同志还特别指示，天津搬运工人工作写一个报告作为大会文件。按照少奇同志要求，父亲写了《天津市搬运工人报告》，给李立三，刘子久同志阅后，送少奇同志审视后，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工人日报连载，人民日报发表了《介绍一本好书》的短文、作为代表大会文件，中央有些部门要去作参考。

1950年1月28日，中国搬运工人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会。经过代表大会的热烈讨论，一致通过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和暂行处理办法两个文件，报送党中央审示。大会并通过《中国搬运工会章程》，《中国搬运工人劳动公约》，《关于举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决议》，《关于中国搬运工人疾、伤、残、亡待遇问题的暂行办法》，选举产生了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大会选举父亲为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产业工会代表大会。

父亲曾经提出，不担任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希望筹备完成中国搬运工人全国代表大会后能够回天津继续搞党委或工业工作。刘子久同志对父亲说，按照干部管理规定，中组部已经报中央批准了对父亲任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安排。李立三同志告诉父亲，这个工作安排报经了少奇同志同意，也是全总的意见，不好改变。这样，父亲就留在了北京。

1950年2月26日，李立三、刘子久同志和父亲联名向少奇、党中央书记处同志并陈云、一波同志送上《搬运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及所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并附上《搬运工会代表大会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草案》，请中央审查指示。

代表大会之后，代表回到各地，召开各种会议，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大会通过的各项工作。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如果没有新的成熟的详细办法与新的人来办，废除旧办法和旧人员是会出乱子的。”“而且可能演变成各城市中重大的事变。”“全国搬运工会应从党员及学生中抽出人来办训练班，以便派到各地去组织搬运公司”，中国搬运工会和各省市先后开办了训练班，学习和贯彻中央的方针和政策。

党中央特别重视这一破旧立新的政治运动，特意在父亲办公室安置了直通中央毛主席、少奇、周总理、陈云等领导同志的绝密电话，定时报告请示，特殊问题随时报告请示。父亲经常说起当时大家同心协力，向上，大家一心一意，从早到晚，一年到头，眼睛向着党中央，向着中南海，研究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按中央的部署进行工作，及时向中央和上级领导报告请示；向下，眼睛向着群众，到工人中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进行社会调查，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向上级报告请示的情景。

1950年3月20日，全总向党中央送上父亲主持编写的《全国搬运工人情况报告》，报告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搬运工人情况。周总理打电话告诉父亲说：送来的报告和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看了，按中央和少奇同志的批示办。

1950年3月24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办法》。1950年3月31日，政务院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接受中国搬运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之建议的决定》，“并批准《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即予公布实行”。《决定》中说：“要扫除搬运事业中封建恶霸势力，必须依靠搬运工人的觉悟和组织。因此各地人民政府在进行此项工作时，应首先帮助搬运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并巩固搬运工会的组织，以便依靠搬运工会的支持与拥护建立统一的搬运公司。”这是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接受工会组织的第一个建议，并做出的决定。

1950年4月3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发表了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的《全国搬运工人情况报告》，向全国人民说明搬运事业的情况。报告中说，中国搬运事业中把头、帮头、脚行头的封建把持制度的形成始于宋，成于明清，他们有封建官府的“龙票”、“官批”、“罗契”，帝国主义的“执照”，各地划界，各霸一方，子孙世袭，世代相传，形成“封地”、“王国”，垄断把持，巧立名目，强装强运，高价勒索，工商市民不能自由装运，所过境内，雁过拔毛，要“过街钱”、“买路钱”，如蚌埠客商从船上卸货到店铺，要交13道“过路费”，否则，当道阻行，斗殴行凶，造成人命惨剧。他们为争夺业务，群殴伙拼，对工人市民为非作歹，凶恶残暴，人们叫他们“活阎王”、“五虎八将”、“四霸天”、“二熊五毒”、“三十六大汉、七十二只狼”，严重妨碍物资交流，扰乱社会秩序。国民党时代，官匪勾结，与伪军警特务结盟拜把，成为三青团、青红帮的头目，军统特务、帝国主义的走狗，社会上“单白党”、“菊花会”、“黑旗队”、“白衣党”、“别动队”、“一贯道”的头子。一些头子开设烟馆、赌场、妓院、戏院、旅馆、澡堂、货栈，放高利贷，经商做生意，要工人无偿劳动，横行于世，工商业者和市民深受其害，对它们深恶痛绝。把头、帮头、脚行头，对工人劳动层层盘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有的叫“随爷赏”。这些毒蛇猛兽，吃尽了工人的血和肉，工人生活十分贫困悲惨。有的一生是光棍，有的卖儿卖女。只杭州一市，解放后工会为工人寻觅儿女，就找回7个孩子。把头对工人百般蹂躏，专横施暴，家设“公堂”、“水牢”，非法拷打工人。灌凉水，跳油锅，压杠子，火烙，狗咬，镇压工人的不满和反抗，迫害工人致死，家属收尸不准哭。解放后，广大搬运工人群众要求清算把头、帮头、脚行头子的血帐，迫切要求消灭封建压迫、剥削、封建把持制度。

报纸发表《全国搬运工人情况报告》次日，即1950年4月4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公布了政务院《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之建议的决定》。全国各地的搬运工人放鞭炮，敲锣打鼓，欢天喜地，一片欢庆景象。国务院公布的两个文件，大大激发了工人反封建把头、帮头、脚行头的斗志。在群众大会、公审大会上，工人们愤怒控诉、检举、揭发把头、帮头、脚行头杀害工人、强奸工人妻女、凌辱打骂、压榨、行凶作恶的罪行。在反把头斗争中，收缴把头们的枪支152支，机枪3挺，子弹1620多发，还有电台、反动文件等等。对罪大恶极、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痛恨的犯罪分子，依法惩处。一般的封建把头、帮头、脚行头，其恶劣行为不大，既往不咎。愿参加劳动的小把头，通过工人讨论，吸收一部分参加劳动，按劳动情况，分别给予适当的待遇。

反封建把头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封建把头为维护他们统治压迫的权利，不甘心毁灭，一有机会就进行反攻、复辟、倒算。他们拒不交出枪支和各种残害工人的凶器，捣毁搬运公司，杀害工会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如陕西三原市把头乱刀刺死会计王宝荣，刺伤工会主席刘国恒十一处。武汉的恶霸头佬范庆国主谋杀害工人杨政。有的建立和发展“反共救国军”，破坏抗美援朝，成立冒牌工会、公司、消费合作社，篡夺领导权。有的拿出金条、争夺装运业务。他们造谣说：“政府要工人上前线”，还威胁工人说：“扳不倒的油瓶，撒不了油”，“山在虎还来”。他们挑拨宗教矛盾，利诱工人闹事。用金钱美女，送礼物、宴请收买、分化、软化干部，企图内外勾结，上下合谋，压制和打击工会基层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并成立把头工会，篡夺领导权。我们有的同志，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不清楚明确，把反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看成工人与把头的一般劳资纠纷，想用协商的办法解决。个别的同志，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工人的行会思想。殊不知行会思想是封建把头封建割据、封建把持制度造成的。只有消灭封建割据的把持制度，才能消除工人中的行会思想。更有甚者，同流合污，内外勾结，把斗争矛盾指向工人。天津发生了西沽车站事件，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惊。

西沽车站事件是天津铁路局公安处西沽东站于1950年1月31日至2月2日，脚行头子林长富（伪保长、国民党员、红帮队长，曾犯有强迫工人当反动保安军、贩卖“华工”、利用日本军殴打欺压工人等罪行），马金声（日本“东北陆军”兵站处伪军、恶霸、流氓，曾独占西沽东站，绰号“马家寨”，犯有勾通日本特务，打骂诬陷工人等罪行），刘春（是“四合成”“后福成”的脚行头，世袭的脚行头子、恶霸、青帮）；脚行头马金棠，是黑旗队；脚行头韩金铭，是“十大恶之一”，他们勾结车站公安组所长刘振华，唐警士等，向工会、工人打反攻的严重事件。

上述反动脚行头子公开宣言说：“首先压倒工会，然后铲除穷人党”“共产党也没多大待头”“山在虎还来”。并开除八个工人工作56天，以向共产党示威。

1950年4月8日，车站装卸工会张世荣、谷振庭向全总刘子久写了报告，报告说：3月23日，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本想与子久同志面谈，因子久同志工作太忙，派全总同志到天津调查，全总同志调查后走时告我们说，已经向黄火青主任面谈了。全总同志走后，迄今尚未解决，千万求子久同志面谈，将这个问题彻底解决。”

1950年4月10日，西沽车站王林祥、杨文材、王久向、刘发林、许贵五人又写了报告，说明脚行头子的反攻活动事实。

1950年4月10日，刘子久同志给天津黄火青等同志写去信，信中说：“兹将关于西沽车站脚行头子勾结公安人员向装卸工会打反攻的材料二份（一部还不全）送上请阅。……工人日报驻津记者王源同志所搜集的材料与我所听到的材料及认识大体上是一致的，我已交王源同志再去深入地进行了解采访一下，以便将所了解的脚行头子勾结公安人员向搬运工人打反攻的报道，写好请你们审阅后即在报纸上发布，引起大家的警惕与注意。……作一个适当的处理，谁是谁非，弄一个水落石出，各得其所，我认为是完全必要的。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请复”。

1950年4月20日，工人日报刊登记者王源、齐武的报道，标题是：“脚行头子勾结车站公安组竞向装卸工会打反攻”。副标题为：“他们非法审讯工人并无理停止车站装卸工会分会主任许贵等八个人的工作。”文中详细报道了脚行头子打反攻的经过。

西沽车站事件发生时，父亲正在北京医院动手术，不了解详情。后来看到了报纸的报道，听到了同志的谈论，对刘子久同志支持工人反脚行头子的坚定立场精神感到敬佩，认为工人日报的报导，天津市铁路局公安处对问题的处理、刘子久同志和工会干部以及当地工人对发生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并表态支持。

在刘子久同志的关注下，西沽事件平息了。

但是，这件本身与父亲关联不大的事件，却为日后父亲含冤被屈埋下了祸根。

为日后父亲含冤被屈埋下了祸根的还有李鸿书事件。在阻碍城市民主改革的倒算中，有些个别干部被封建势力拉拢下水，利用权力，诬告、斗争工会干部，把工会干部打入监狱。李鸿书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李鸿书是天津市一个抬煤工人，搬运工会19支会不脱离生产的宣传委员。1949年11月间，被封建把头收买的个别干部凭空诬告李鸿书贪污。并未经任何调查核实，违反中央关于初进城市不准召开群众大会的指示，利用权力，于1949年11月26日，召开千人大会斗争李鸿书。12月3日夜，李鸿书被公安局逮捕。12月6日，李鸿书戴镣铐再次被大会斗争。工会支会主任王振祥提出反对意见，被当场扣押，两天后才放出。李鸿书于12月8日送法院监狱，12月12日天津新生晚报登出“严办这个坏家伙李鸿书贪污三千万元。”李鸿书在狱中，个别干部和法院人员逼供说：“你多少承认点，就可以放你出去，你若不说，就送小王庄枪毙。”李鸿书在狱中时，他的老母亲在雪天，领着孩子去求情，被干部推出门外，连冻带吓，生活无着，不久得病而死。

事情发生后，工会干部、工人，不断向搬运工会、市总工会报告李鸿书被斗争事件。全总在天津搬运工会帮助工作的两位同志，工人日报记者，他们调查了解李鸿书被斗争经过，也向工会做了反映。

事发的时候，父亲尚在天津工会工作。当事情反映到工会时，父亲已经调到全总工作。父亲是在全总接到天津搬运工会报告的。

1950年3月10日，李鸿书取保候审，冤狱97天。1950年3、4月间，天津搬运工会干部杜士林同志多次提出李鸿书复工的请求，但均被拒绝。父亲和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认为，李鸿书复工的要求是正当的，李鸿书复工就可以平息这一事件。

1950年7月13日，天津法院给李鸿书判决书“事无实据，教育释放”。

李鸿书接到判决书后，就再次到处奔走，要求复工。以度家庭五个孩子共九口人的生活，但均得不到复工的解决。

1950年10月18日，李鸿书向全国总工会、政务院申诉。全总的领导李立三、赖若愚、刘宁一、刘子久、许之桢同志都表示同情支持李鸿书的复工要求。申诉书转天津。

1950年12月，工人日报记者，经过访问调查，1951年1月31日，李鸿书向工人日报写信控诉，请求帮助解决复工的要求。工人日报印出大样，准备登报，希望天津市总工会、市政府、市法院进一步调查处理，在李鸿书申诉文后有编者按：“李鸿书被诬告，坐了九十七天的冤枉狱，问题拖了一年还没得到解决，我们对这件事非常关心。这是一件不应当发生的事情，诬告人应当受到法律的裁判......”

李鸿书向工人日报写的控诉和编者按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建议由人民日报刊登。转到胡乔木同志处。胡乔木同志意见，还是由工人日报发表，提高工人日报在工人中的威望。

全总把大样送给父亲看，父亲看后，赞成胡乔木同志和全总领导同志的意见，但又认为，此案涉及到天津公安局，天津新生晚报，天津法院等单位，李鸿书已向天津运输公司、工会、市委以及全总、政务院申诉要求复工，都未解决，如登报、会增加和扩大矛盾，建议暂不登报，转有关部门。父亲在稿件上批写了“不发表，以免引发矛盾”，并打电话给全总领导说：“不可发表登报，以免引发矛盾。”因此，申诉未登报。稿件转天津有关单位，但并未得到解决。

1951年3月5日，李鸿书向刘少奇同志写了申诉书，1951年3月17日，李鸿书在奔走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申诉后，终于得到复工。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被封建势力拉拢下水的干部还把矛头指向了中央领导同志。1950年4月，全总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搬运公司的干部应由全国搬运工会从党员及学生中抽出人来办一个训练班，以便派到各地去组织搬运公司。”在天津全总干部学校举办干部训练班，贯彻“政务院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设立搬运公司的决定”。在训练班上，就出现了党的干部，公开发表一系列反对中央决定的言论，攻击、批驳中央的方针政策。负责干部训练班的同志和训练班的干部、同学，当即对这些言论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干部训练班的负责同志还于1950年5月14日，向全总党组书面反映了这一问题。1950年5月20日，又向华北局薄一波、刘澜涛同志反映了这一问题。

1950年12月29日，父亲向华北局薄一波、刘澜涛同志写了报告，反映有关石家庄、太原、张家口废除封建把持制度中的问题。一波同志说：“送来的报告我们认为很好。此事经你提出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当督促上述三地党委帮同工会加以解决。”澜涛同志说：“这份报告很重要，已按照你的意见转告各省委切实加以检查改正。以后有关此类问题，望随时告知为盼。”1951年4月23日，父亲又向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报告了有关情况。罗瑞卿部长接到报告后，迅速采取行动，公安部通知各地公安机关，密切与工会配合进行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进行的这一场反封建制度的民主改革，是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在这一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经过复辟与反复辟、反攻与反反攻斗争，终于在369个大、中、小城市内，将几百年来城市中最黑暗，最反动的封建把持制度彻底废除。搬运工人从几百年的封建压迫剥削中解放中来，人民当家作主，成了社会的主人。封建割据的历史在中国大地上一去不复返了。工人们说：“五千年的古树开了花，五万万人民当了家。”这是建国后，在1950年进行的第一次民主改革。

在反封建把头、帮头、脚行头的斗争中，建立和巩固了工会和公司的组织制度，运输公司统一运价、统一装运、统一调配，减低运价一般达50%，最多的减低80%。路畅其通，货畅其流。搬运工人阶级觉悟、政治觉悟提高了，生活得到改善，劳动条件和操作方法得以改善，改进工具，创造发明新工具，减轻了劳动强度。工人劳动积极性高涨，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待工作。自定劳动公约，爱国公约，爱护客货，轻拿轻放，废除陋规旧习，不损坏，不强运，遵守时间，团结互助，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单位。在全国搬运工人劳模大会上，受到光荣的表彰。每年有一些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到中国搬运工会举办的庐山、北戴河休养所去休养或疗养。文化体育活动广泛开展，在全国搬运工人体育大会上进行了各种比赛，在全国搬运工人文艺大会上进行了戏剧、舞蹈、歌唱等表演。

为了教育子孙后代，天津搬运工人自编自演的话剧《搬运工人翻身记》，在天津、塘沽、大沽演出，当演到解放前把头欺辱残害工人时，台下家属抱头痛哭；演到反脚行头斗争，台下呼喊口号，台上台下感情交融成一片。

1951年2月12日，天津工会邀请父亲到天津看《搬运工人翻身记》演出。当晚，父亲看了上集。第二天，父亲到码头工会、六号门现场、西货场工人宿舍、医院参观调查。晚上继续看了演出的下集。剧情紧张生动，把解放前后工人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父亲看后，建议两集合为一集，一个晚上演出。

剧本经过修改后，3月14日开始，在北京演出十数场，引起社会的关注。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的同志要制一个纪念册送演出的工人同志，要父亲写几个字。父亲就写了“赠给六号门的同志”，被印在纪念册封面上。后来，《搬运工人翻身记》改用现场“六号门”为名字。

天津工人自编自演的话剧《六号门》，在天津、塘沽、大沽和北京（包括为中央各部门）演出130多场。《六号门》的演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中央电影局的同志找父亲商讨，把话剧拍摄成电影，作为历史记录下来。中央电影局陈明同志和他的夫人丁玲同志从此和父亲经常往来，听取父亲介绍封建脚行头的历史，搬运工人反脚行头的斗争，并取走这方面的资料。陈明同志亲自到天津，一方面体验工人生活，同工人座谈，物色工人演员，到现场观察；一方面写作电影脚本。1952年2月2日，陈明同志邀请父亲到天津讨论电影脚本，他还约父亲在天津参观工人的演出，到六号门，脚行头的豪宅观察了现场，讨论了剧本写作。并研究确定主要演员。当时，有专业演员，也有业余演员。父亲考虑到这个电影来源于工人自编自演的话剧，业余演员有更深的生活感受，而且从人物形象上，郭振清更为接近。因此，父亲建议由郭振清担任主要演员。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果然，郭振清同志不负众望，成功的出演了角色，而且走上专业化道路。他在以后的电影生涯中，出演了“双抢李向阳”等一系列光彩夺目的电影形象，成为我国著名的电影艺术家。

电影《六号门》摄制好后，内部放映。在电影局审查时，江青也到场看了样片。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江青。旁边的人告诉父亲：那个就是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大家对她很尊重。当时的江青，为人还是很平和，也是很谦谨的。和后来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时的江青完全不一样。由此可见，权力是可以改变人的。

电影《六号门》经过修改，公开正式放映。放映以后，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在工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是建国后的第一部反映工人阶级的电影。

在父亲晚年，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场民主改革运动，父亲强调最多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民主监督的问题；另一个是工人维权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战争年代不突出。那时，我们是革命党，代表并带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压迫者斗争，向压迫者夺权。人民支持不支持，广大党员支持不支持，决定了我们的根据地能否存在，我们的力量能否壮大。我们的干部，要想生存，必须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依靠群众。当时，罗荣桓同志针对审干问题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我们的干部，敌人已经为我们审查好了。”当我们执掌了政权以后，还要不要进行民主监督？如何进行民主监督？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突出出来。在我们掌握全国政权不久，有的领导同志就曾对民主监督问题发出责难：监督谁？难道要监督共产党吗？

同样，当我们成为执政党了，是社会的管理者，如何处理与工人群众的关系，进一步推而广之，如何处理与农民群众的关系，如何处理与其他劳动群众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新的历史性课题。管理不到位，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在大民主的口号下，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进行管理，会不会出现侵犯工人权益的事情？历史证明，这个疑问多次变成了实际的社会问题。存在这样的社会问题，就必然会出现工人维权的问题。忽视工人维权问题，就难以避免侵犯工人权益的事情发生，当然，还有侵犯其他劳动群众权益的问题。侵犯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权益的问题发生的多了，就会把我们的党和政府摆放在了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对立面。因此，民主监督和工人维权，是保证我们党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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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十四）

——记我父亲安力夫在全总工作期间



进城伊始，根据毛主席要把好干部给工会的指示精神和少奇同志“要加强工会工作，要把一等的好干部放到工会去”的要求，工会调集了各路精兵强将，人才济济。刘少奇同志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陈云同志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为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主持全总工作。李立三同志工作能力很强。新中国成立全国总工会之初，由陈云同志任主席。陈云同志当时在主持全总党组会时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充其量是一架木轮车。然后指着党组书记李立三同志继续说，他可是精力充沛，是一辆坦克车，完全可以胜任主持全总工作。中央安排在全总工作的中央委员一直在三人以上。而当时，全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共只有73人。李立三同志主持全总工作期间，中央委员除陈云、蔡畅为兼职外，还有李立三、陈郁、刘长胜、刘子久、陈少敏、张金保。赖若愚主持工作期间，调走了李立三、陈郁、刘子久，增加了刘宁一。这么多中央委员集中在一个机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全国总工会党组在李立三任书记时，多达11人，为：李立三、蔡畅、刘宁一、许之桢、李颉伯、林锵云、肖明、黄火青、刘子久、栗再温、冯文彬。秘书长许之桢。全国总工会9部一厅一室和10大产业工会干部配备也很强。

总工会9部一厅一室领导为：组织部长栗再温；文教部长刘子久；生产部长林锵云，后为董昕；劳动保护部长易礼容；劳动保障部长侯玉田，后为郗占元；青工部长冯文彬；女工部长蔡畅；国际部长刘宁一；工资部长李立三。此外，办公厅主任为许之桢，副主任为刘子久、陈用文；编辑出版室主任陈希文。

10大产业工会主席为：铁路工会李颉伯；邮电工会刘寅；纺织工会陈少敏；搬运工会安力夫；电力工会蔡树彬；兵工工会曹广化；海员工会刘达潮；煤矿工会金直夫；店员工会常景林；教育工会吴玉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有“五老三大姐”。五老为：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五老”中，全总有一位。三大姐为：蔡畅、陈少敏、帅孟奇。三位大姐中，全总就占了两位。

各大行政区工会领导人也是可圈可点：东北区是张维祯、宋平；华东区是刘长胜等同志；华北区是栗再温等同志；中南区是李雪峰、顾大椿等同志；西南区是蔡树藩等同志；西北区是贾拓夫等同志。省市工会多数由省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任工会主席。

年仅33岁的父亲跻身于如此众多的老革命家、革命老前辈之列，不能不说是十分受重视的。赖若愚同志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时候，还组织过一个理论小组，成员有5人，即赖若愚、刘子久、许之桢、栗再温，父亲也跻身其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梦想的时代；是一个发奋图强、奇迹辈出的时代；是一个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时代！在这个火红的时代里，工会工作也进入一个黄金期。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牌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刘少奇、周总理的关怀下，在李立三、赖若愚、刘子久等同志的具体组织下，工会工作热火朝天、蓬蓬勃勃的开展起来。

中央领导同志特别重视和关心搬运工人的工作和生活。1952年8月20日，父亲在组织调查的基础上，向劳动部提出建议，要求召开有关部门会议研究改善沥青包装办法防止工人中毒。劳动部经过研究后，制定了防止沥青中毒的办法，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12月17日公布了《关于防止沥青中毒的办法》的施行，周总理在公布文件时特作了批示：“为了更有效的防止沥青中毒，保证生产、装卸、搬运和使用沥青的工人的安全健康，除责成中央重工业部通令所属生产沥青的厂矿于1952年底以前切实改善沥青包装外，特批准中央劳动部拟定的《关于防止沥青中毒的办法》，公布实施。所有有关单位务须认真执行，各级劳动行政部门应随时督促检查。对于违反此项办法及有关法令造成中毒事故的企业单位和人员，必须追究责任，情节严重者应转送各级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处分。”工人们读后感激地说：“总理关怀我们，政府关心我们。”

解放前，搬运工人是城市最底层的人，叫“苦力”，过着悲惨的生活。居住在低洼潮湿，阴暗肮脏，蚊蝇聚集，疾病流传的茅棚，草屋，窝铺里。有的露宿街头，高楼角下，“风扫地，月点灯”，“一铺一盖，两条麻袋”，“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屋外停了雨屋内还下雨”。工人中流行的顺口溜：“生前不孝二爹娘，今生落在搬运行，吃了多少对时饭，睡了一辈子没脚床。”解放后，工人最迫切要求是帮助他们安家立业。按照毛主席“在今后数年内要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指示，各地工会经过与各方面商讨，由工会、公司、工人代表、建筑公司、地政局、建设局、房管局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建房委员会。建房办法：工人互助储蓄，义务劳动；工会公司出款、银行贷款、政府拨款、工商企业减低运价后助款，发动群众和社会各方的力量，建筑工人住宅。工人和妻子儿女老人搬进新房，欢天喜地，首先挂起毛主席像，说：“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我们茅棚变成了瓦房。”老人们说：“想不到快入棺材的人，还有今天这样幸福的日子。”1952年11月，搬运工会分党组向全总党组并中央就搬运工人居住情况写了报告，中央批示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逐渐解决搬运工人住宅问题的办法。请各省、市委根据各该省市具体情况，协助搬运工会逐渐加以解决。”

搬运工人多是手工劳动，装运笨重的机器、铁、石、木材，流动分散在野外边远地区，经常发生工伤事故。根据这一特点，各地工会在工人操作地区，创设了保健箱，培训了保健员。重伤重病，采取急救措施，送往医院，一般的轻伤轻病，就地消毒、包扎、打针、止血、服药治疗。保健人员宣传卫生常识，协助政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防疫工作。保健箱工作受到工人普遍欢迎和关注。1952年12月，全总把在工人中设立“保健箱”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后，中央作出批示：“全总党组并各中央局，各大市委：中央同意在搬运工人中推广保健箱工作，俟取得经验后，再逐渐向建筑工人、煤矿工人、地质探测队及铁路工程队等工人中推广。此项工作当地卫生机关应给予协助”。

为了解决工人迫切要求文化翻身，学习文化技术的要求，各地工会举办了业余学校、夜校、训练班、识字班，工人之间实行“工教工”、“互教互学”、“小组包教”，开展“工人自习活动”、“一日一字运动”，办起“流动图书室”，组织“读报小组“，开展各种适应工人学习和教育的活动。

随着城市工作逐步进入正轨，城市中各级党组织和各行政部门、国营企业逐步建立，以搬运工会为依托开展党的工作，以搬运工会为载体履行行政职能的体制也应该随之改变。1953年4月，父亲提出建议，全总党组、交通部党组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鉴于从1950年起，在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领导下，三年来全国大、中、小城市基本上废除了封建把头把持制度，建立了搬运公司与搬运工会的组织。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制度建设和巩固工作后，完成了废除旧的、建立新的制度的任务。为适应各企业的需要以及行政与工会组织领导的一致，铁路车站、码头、各企业仓库、货场的装卸运输工人的人员和行政方面的管理，逐步移交各有关部门。搬运工会改名为公路运输工会。并于适当时候召开公路运输工会代表大会。这一报告，经党中央批示后，于1953年10月30日，中国搬运工会正式改名为中国公路运输工会。

中国搬运工会正式改名为中国公路运输工会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根据党中央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指示，全国职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为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任务而奋斗。

公路运输系统中开展劳动竞赛，应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竞赛的内容应根据国家计划筑路、养路、汽车运输的各项指标、各工种的生产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工作的发展程度等来具体确定。

在公路勘测设计方面应着重选择经济合理路线，降低设计预算，提高测设质量和测设技术等方面。

在公路建设方面，着重超额完成平均先进生产定额，保证质量，节约材料，节约人力和运输力，提高机械利用率。保证良好的养护机器和工具，安全生产等方面。

公路养护方面，提高公路养护质量，提高汽车通过能力，保证行车安全，降低行车消耗，改进工具和操作方法，推行养路负责制，遵守劳动纪律等方面。

汽车运输方面，提高车辆利用率和运输质量。贯彻三级保养制度，延长汽车大中修间隔里程，降低汽车修理率，节省汽油、轮胎和燃料，减少空驶，缩短停息时间，降低运输成本，保证安全行驶等方面。

汽车修理方面，超额完成平均先进生产定额，提高修车质量，缩短修理车日，利用废旧料，降低修车成本，逐步减少手工作业的比重等方面。

科室工作，建立健全责任制，特别是技术管理、调度、材料供应、财务成本责任制，编制先进的作业计划，保证准确的调度和材料供应。

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开展提倡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工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总结在群众运动中各个工种的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样使劳动竞赛运动中，一浪高过一浪。

公路建筑方面，推广级配路面流水作业，先进的土方作业、石方作业。推广赵永喜小组土方作业法，袁英春挖基及混凝土作业法等。

公路养路方面，推广养路负责制、土路改善，泥结碎石路面养护技术规程，稳定土壤路面、木材防腐、安全过渡、绿化公路。推广湖南三十七道班的养路经验，谭福巨小组级配路面流水作业法，云南杨风瑞小组的经验。

汽车运输方面，推广安全驾驶，先进保养，延长大中修间隔里程，节约汽油，延长轮胎里程，推广陈荣材的汽车驾驶先进经验，王琋源小组安全行驶无事故经验。在城市，推广沈阳“循环运输法”的经验。在长途运输方面，推广“班车运行图”“车日写实制”的经验。

汽车修理方面，推广大中修交叉作业指示图表、先进检验方法。改善手工作业，各工种先进作业，缩短修车时日，提高修车质量，降低修车成本，推广徐璋小组的修理经验。

科室工作方面，推广“个人工作日写实制”，编制先进的作业计划，保证准确的调度和材料供应，“个人负责制，交接班制”的经验。

在基层、市、局、省，定期召开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会议。总结经验，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进行表彰奖励。举办先进经验展览会、实物模型、图片等陈列展览。进行现场表演，组织互相“留学”，举办先进经验学校，聘请先进经验推广员，设置流动示范车巡回表演、观摩、展览。用各种形式和方法进行宣传和推广。开展业余技术教育、技术培训。开设技术学校、技术训练班，举办技术研究会、技术座谈会、技术交流会、技术大比赛。新老工人互助，签订师徒合同，提倡科学技术和工人劳动相结合等，用各种形式和方法进行宣传和推广。

1955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公路运输第一次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总结和交流了各项工作中的394项主要的先进经验，举办公路运输展览会，展出比较重要的先进经验375项，这些先进经验，对改进技术和提高生产率起了重要的作用。大会表彰奖励了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进单位。号召全国公路运输职工深入开展劳动竞赛，保证全面超额完成国家公路运输任务。

汽油和柴油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物资。它在发展近代工农业生产和巩固国防建设起着巨大的作用。随着国家建设和发展，汽油和柴油需要量日益增加。节约汽油和柴油用到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方面，这是汽车运输工人为实现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厉行节约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

    汽车运输是汽油柴油主要的消耗部门，汽油柴油在公路运输成本中又占很大的比重，一般占成本的30%左右，在公路运输节约汽车用油，不但可以给国家节省大量汽油和柴油，并将大大降低汽车运输的成本。

    1955年9月，全国公路劳动模范，首都汽车运输工人艾肇昌、杨茂林，和北京市工业劳动模范葛正中三位同志，向全国汽车运输工人提出节约汽车用油倡议。中国公路运输工会全国委员会、交通部公路总局同意和支持这一倡议，并号召全国汽车运输工人响应这个倡议，努力节约汽油，支援国家建设。在这个倡议向全国汽车运输工人发表后，在四十天内就有五万六千余汽车运输工人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很快就形成全国公路运输工人节约汽车用油的群众竞赛运动。

    在开展节油运动中，改变了历年汽车用油达不到定额的状况，历年上半年，21个省，3个直辖市，两个自治区的统计，超耗汽油柴油2645000余公升，而第三季度已转变为节约127000余公升。第四季度，按往年，由于运输忙，汽车实载率大，天气冷，一向亏油，而这年，根据上述省、市的报告，计划比定额节约257万公升，折合1.928吨。

    在这一运动中，工人普遍要求改善汽车技术状况，学习技术。提高技术水平，成为迫切的要求。

    在这一运动中，由个人节油转变为成组成队的集体节油，由突击的节油转变为经常的节油行动。

    在这一运动中，由节约车用汽油，发展到延长汽车大修间隔里程，减少汽车空驶和停歇时间，延长轮胎行驶里程，加强各部件的保养，推行拖带运输，推行空车带空车，严格执行调度计划。执行班组经济核算和单车成本核算的经验，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安全行驶等劳动竞赛。

    北京市运输公司驾驶工人艾肇昌，用心钻研驾驶技术，正确执行先进驾驶法，掌握行车的经济速度，保持车辆技术状态经常良好，1954年不仅完成了全年运输任务，并为国家节省了2千公升汽油。四川省先进驾驶工人卞介秋，平日吸取别人经验，提高驾驶技术，精心细致的保养汽车各部件，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底盘润滑保养经验。减少启动和运行中的阻力，显著地减低了汽油消耗。天津市汽车运输公司驾驶运输工人高虎臣，在驾驶技术熟练的基础上，又学习了卞介秋保养汽车经验，节约汽车用油进一步提高，每加仑汽油行驶里程比过去提高11%。沈阳运输公司创造的“循环运输法”减少了汽车空驶，提高了里程利用率，汽车耗油逐渐下降。福州市汽车保养厂职工，推行汽车拖带法经验，运量提高29-44%，汽油消耗每吨公里减低21-27%。

    节约汽车用油运动，带动起公路建设、公路保养、公路测设、汽车修理，公路各工种的劳动竞赛。科室工作准确调度保证材料供应，编制先进的作业计划，领导制定表扬、奖励、评选条件，都围绕汽车节油，开展各工种、全产业、全面的劳动竞赛。

艾肇昌等同志提出的节油倡议，9个月以来，仅浙江、山东、江苏等6省，安全、节约、行驶10万公里无大修的驾驶工人，就已经有891人，其他如轮胎保养、机件保养等先进经验推广后，都有显著的成效，为国家创造了财富。



安力夫1958年2月在中国公路运输工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在主席台上就坐的为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交通部长曾山

在蓬勃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同时，个人的生活与文化体育活动也得到极大的丰富。

公路勘测设计工人、公路建筑工人、公路养护的道班工人和长途运输的汽车驾驶工人，他们工作特点一是分散流动，二是很多在旷野、山地、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改善他们的生活、建设文化体育的设施，要根据各个工种的特点，同时，还要照顾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农村农民生活情况，设置到工人经常工作，经常生活，能就近享受到的地方。

    沿线食宿站。在公路沿线建设工人食宿站，供野外作业的工人吃饭、睡眠、休息，长途运输工人不再睡驾驶室，或去投宿私人住房，消除吃不好、睡不好引发的事故的隐患，也便利于汽车养护，道班工人也有安身的住所，安置工具和修理工具的地方。工人们叫“沿线食宿站是工人之家”，说食宿站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大家庭。

    在公路运输的终点，建立工人公共食堂、寝室。“公路运输工人之家”，解决员工的食宿问题，有的设立营养食堂、浴室，举办疗养院等。

    设置保健箱。在野外作业的工地、工程队、道班，设置保健箱，保健箱可以手提肩背，由保健员负责管理，箱内有数十种外用药和内用药，这些日常用药、注射器等，用来急救、医治伤病职工人员。

    开展文化活动。在“沿线食宿站”，设置小型图书馆，图书室，展览室，有留声机、收音机、报纸、刊物、先进经验刊物，先进人物图片和经历、工人书画展、科技知识、时事政治、文化宣传教育的报刊，成为工人学习、阅读、宣传教育的场所。

    在工程局，工地、道班，设置文化车。文化车内有电影机，由电影放映人员负责管理，文化车有报纸、书刊、杂志，先进经验报刊、时事政治等图片。

    工地、道班，根据具体情况，设置流动图书箱、留声机、收听机，广播时事政治，供工人在休息时读书看报，收听新闻和时事。

    开展文艺活动。组织各工种、各单位开展文艺活动，业余文艺队到工地为工人巡回表演。

    1956年2月，在北京举行了公路运输职工业余文艺观摩汇演，参加会演出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工程局、设计局37个单位，481人参加，有汉、回、蒙、维吾尔、藏、苗、彝、满等14个民族，有筑路、勘测设计、养路、长途汽车、公共汽车、汽车修理等各工种的男女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职员、政治工作人员、行政人员、工会工作者、工人家属，有51岁的老工人，有5岁的工人子弟。演出的节目有183个，其中，曲艺51个，音乐55个，歌舞16个，舞蹈45个，歌剧5个，戏曲13个。这些节目半数是工人自编自演，歌唱工人在生产中的新人、新事，各民族团结友爱，生产劳动中互助合作，反映职工生产和生活。这次文艺演出，拍成电影，在基层职工中放映，大大激活了职工开展文艺活动。

    开展体育活动。“沿线食宿站”内，备有各种球类、棋类，供职工体育活动。提倡开体育活动，组织各种体育表演比赛，参加体育活动的男女职工，一年比一年增加。1956年参加各类比赛的球队，就比1955年增加11倍。各省、市、自治区、工程队、设计局、运输公司都有各种球类的体育队伍。职工的体育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1956年7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公路运输职工男女篮球排球联赛，参加联赛的24个球队，是从128个球队中选拔出来，参加的288名运动员，是从1260名运动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们代表着22个省、3个直辖市、2个自治区、13个局、4个学校、45个单位的职工。运动员中有筑路工人、养路工人、勘测设计工人、汽车运输工人、汽车修理工人，有工程师、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有年轻姑娘，也有两三个孩子的妈妈，他们是体育运动的积极分子，有不少是先进生产者、三好运动员。运动员中有汉、满、回、维吾尔、朝鲜、蒙、僮等7个民族。全国职工联赛，推动了全国公路运输业职工开展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体育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

工会工作，还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

1953年4月间，有的地方码头搬运工人闹事，蔓延到个别的工厂。5月27日，父亲接到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同志的电话。赖若愚同志在电话中对父亲说，党中央问武汉工人闹事问题，并说武汉是南北交通来往的中心，外国人从南到北京都要经过武汉，是影响问题，要求派人去了解一下情况，协助地方解决工人闹事。赖若愚同志要父亲立刻带人到武汉去。

5月28日，父亲乘火车起程，29日到武汉。马上到武汉市码头搬运党委，听了他们的汇报。又到武汉搬运公司，武昌分公司，汉江二公司，武汉二公司六站，武汉一分公司，汉阳分公司，听了他们的报告和意见。6月5日，到中南区总工会向中南区总工会副主任何英才同志了解情况，6月6日同市委秘书长交谈，7日同市委书记王任重同志进行了交谈。父亲在了解工人闹事时，发现主要诱因是，在工人和干部中流传着“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的说法，并说是毛主席讲的。基层党组织和干部对此无法进行解释说明，稳定工人情绪的工作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6月10日回北京。父亲向全总党组作了汇报，并于1953年7月22日，送上向全总并党中央的书面报告。父亲在报告提出：“在干部和工人中，在集会的报告和个别文件中，有用这样的言语：‘生活跟着生产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来表明生产与福利、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尤以‘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句话在干部和工人中流传甚广，并说是毛主席讲的，加以引证。但在一些文件中所看到的，毛主席和中央所指示的是‘要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这与‘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并不完全相同。用‘生活跟着生产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的口号和说法来表明生产与福利、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的思想是不够完整不够确切的。”并建议以中央和毛主席讲的“要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来代替“生活跟着生产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的说法。

父亲的报告引起全总党组的高度重视。全总党组也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出了报告，汇报到：“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 的口号，确实流传甚广，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有加以改正的必要。兹将安力夫同志的请示送上”。

报告送上不多日子，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就给父亲打来电话，告诉父亲说：你的报告中央领导同志看过了，在你的报告中增改几个字，中央要发一个文件。

1953年8月，党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引用毛主席或中央其他负责同志言论应注意事项的规定》，中共中央规定中指出：一、安力夫同志提出，应当以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的说法，来代替现时流行甚广的“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个说法，以确切地表明在工矿企业中生产与福利、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中央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二、“生产长一寸”这句话，毛主席是说过的，而“福利长一分”这句话，则是别人加上去的；把这两句话连接起来，编成口号，把它当作全是毛主席讲的，加以引证，乃是一种在政治上不严肃的表现。这类问题，最近在其他方面也有发现，以讹传讹，十分有害，确有加以纠正的必要。为此，特规定：今后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不论是公开作报告或发布文告，凡引证毛主席或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言论时，均应以其正式发表的文章或公开的文件为准；对于毛主席或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在党内会议或政府会议上的口头指示，在中央未予公开发表之前(或未经中央批准可以公开发表),任何机关、团体一律不得在对内或对外的文件上加以引用；即使在党内会议作口头传达时，亦应将传达部分与传达者的个人领会和个人见解部分严格分开，禁止随意引伸，或把个人见解夹杂在所传达的毛主席或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指示当中，以免混淆不清，发生错误。但在指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种说法不甚确切时，不要使工人们觉得今后好像只要生产，不要福利了，而要说明这句话不如：“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这样说较为确切些。

在中央文件中“但在指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种说法不甚确切时，不要使工人们觉得今后好像只要生产，不要福利了，而要说明这句话不如‘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这样说较为确切些。”这一段文字是毛主席亲自加写的。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怀仁堂召开。父亲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作了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在人代会期间，父亲恰好和著名女作家丁玲坐在一排。丁玲是著名电影导演陈明同志的爱人。在摄制电影《六号门》时，父亲就和陈明丁玲夫妇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丁玲没有车。每次回家，全是父亲用车送她回去。丁玲还建议去看望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同志。父亲也是在摄制电影《六号门》时结识的吴祖光。父亲用车接上陈明同志，和丁玲同志一起去的吴祖光家。吴祖光非常热情，一定留父亲、丁玲和陈明同志吃饭。吴祖光的夫人，著名平戏演员新凤霞和她的妹妹做的饭。大家边吃边聊，说说笑笑，气氛十分的热烈。

1959年4月17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父亲作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有趣的是，40年后，我于1999年成为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2003年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我们两代人，作为政协委员，之间相隔40年。这40年，我国民主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的看是一个马鞍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延续着战争时期形成的民主气氛，社会上的民主气氛也很浓郁。政治生活正常，也很健康。人大代表很有权威性。当时，各界人士对人大中的共产党员代表非常尊敬，特别是对从战争中走来的党员代表非常崇拜。党是通过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和党员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亲和力、人格魅力，团结和凝聚各界人士，发挥领导作用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的。各界人士，由衷的自愿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比如，在一届全国人大上，讨论中涉及到中印领土之争时，文艺界人士向党员代表提出，要用武力保卫我国的领土。父亲记忆最深的，有丁玲同志，发言慷慨激昂，发言时几乎是对着父亲讲的，那种信赖的目光，难以使人忘怀。当时，各界人士，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依靠，作为民族的中流砥柱。党员代表，特别是披着战火硝烟走进人民代表大会的党员代表，就成为了这种中流砥柱的化身。丁玲同志一直想在前线参加真正的战斗。但未能如愿，成为她终身的遗憾。在人代会上，她和父亲的座位靠的比较近，父亲喜欢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和她有共同话题，加上在拍摄电影《六号门》中，父亲和丁玲同志的丈夫陈明有过合作，因此，父亲和丁玲同志来往比较多，也比较熟悉；对她的发言，记的也比较清晰。

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民主空气逐渐单薄下来。到1959年，父亲成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时，会议气氛就远不如第一届全国人代会时那么活跃了。在那一届政协会议上，父亲记忆，只象征性的提交过一份提案。当我当政协委员时，民主气氛再度高涨起来。我每年都要提出好几份提案，经常接受记者采访。政协委员受到极大的重视。但也派生了一些不好的现象。突出的是特权提案和花钱买提案的现象。我在听一次政协报告时，报告人谈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两个西北的委员，提出在北京划出地方，让一家浙江的企业建“东方卢浮宫”。西北、北京、浙江，这三个在地理上并不关联的地方，被政协委员如此微妙的联在一起，使人疑惑。后经了解，是该企业曾经提供过赞助，这两人才为这个企业提出这个提案。父亲听后，深思了好一段时间，感叹道，社会上不良风气影响到党内，党内的不良风也会气影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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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十五）

——记我父亲安力夫出访波兰苏联



新中国成立伊始，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和军事封锁，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我国当时的外交重点。1952年，我国组织了几个代表团，分赴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五一劳动节”庆典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波兰。赴苏联的工会代表团由刘子久同志率团；赴波兰的工会代表团由父亲率团。参加波兰“五一劳动节”观礼，这是父亲第一次走出国门。

父亲一行于1952年4月23日一早就到了首都机场。全总栗再温等同志到机场送行。去送行的还有波兰驻华大使馆的同志。母亲也到机场送行。

去的时候乘坐的飞机，路经蒙古的乌兰巴托加油。这里人烟稀少，天气寒冷，父亲他们只看到了蒙古包。下午飞抵苏联的依尔库斯克。24日，飞机分别在克拉斯乃亚鲁斯克、新西利亚作了短暂停留，于晚上到达鄂木斯克。在宾馆，与苏联赴中国参加“五一劳动节”庆典的苏联工人代表团会面并共进晚宴，相互祝贺。25日上午飞机起飞，在达斯维尔得罗夫斯克、克沙短暂停留和加油，于晚上到达莫斯科。全苏总工会的同志、波兰驻苏联大使馆的同志，和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同志到机场欢迎。先期到达苏联的刘子久同志也来到了机场。

父亲一行在莫斯科仅停留一天，但安排的却十分紧张。上午在高尔基公园参观了机械展览，看到了载重25吨的大卡车和其它各式汽车，还有播种机和其它各种农业机械。随后参观了列宁墓。父亲怀着敬仰崇拜的心情瞻仰了列宁遗体。列宁遗体装在水晶棺内，覆盖着党旗军旗。父亲一行向列宁墓敬献了花圈。下午到克里姆林宫参观。这是苏维埃部长会议开会的地方。还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地下铁路。

父亲一行27日离开莫斯科。波兰驻苏大使馆的同志、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同志和全苏总工会的同志到机场送行。当晚7时到达波兰首都华沙。欢迎仪式非常隆重。不仅波兰工会的同志和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同志到机场迎接中国工人代表团，机场上还有身着鲜艳美丽衣服，手舞鲜花的波兰姑娘向代表团同志致礼鲜花。

父亲一行在波兰参观访问23天。回国的时候乘坐的火车。从华沙到莫斯科用了2天的时间。到莫斯科后，住了5天。从莫斯科回北京用了11天。回国后，由父亲执笔就出访参加波兰“五一”节写出了给全总党组和赖若愚、栗再温、刘子久的报告，和供对下传达报告时用的《赴波兰参加“五一”回国报告提要》，以及赴波兰的观感文章《波兰二十天》。通过这三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我整理出了父亲一行这次的出访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波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父亲一行到达华沙的当天下午，波兰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就设宴款待。5月1日，波兰人民领袖、波兰总统、党总书记贝鲁特接见了父亲和苏联代表团团长，而后一起步入观礼台。观礼台是用木头临时搭建的。上观礼台的人很少。父亲和苏联代表团团长分站贝鲁特同志两侧。还有波兰国防部长等很少几个人。显示出新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崇高威望。其他国家代表团和中苏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坐在观礼台下的座位上。波兰其他党政领导人也坐在观礼台下的座位上。

在“五一”节日庆典上，出席的有中国、苏联、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西德、意大利、英国、瑞典、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团共40人。法国因未获护照而未能出席。波兰人民领袖贝鲁特总统发表了慷慨激昂、热情洋溢的演说。四十余万群众举行了盛大游行。人们高呼着“贝鲁特万岁！”“毛泽东万岁！”“斯大林万岁！”“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等口号。在众多社会主义国家中，群众除了波兰人民领袖“贝鲁特万岁”外，还欢呼了“毛泽东万岁”和“斯大林万岁”。在各种场合如讲话或座位，都是把苏联、中国排在前面。如果苏联缺席，则以中国为首。由此可见，波兰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和波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参加完“五一”节庆典活动后，又访问了卡托维兹城、克拉科夫城、革旦斯克城、罗兹、等城市；参观了体育学校、工厂、集体农庄、工学院、中央党校、海港、码头、住宅区、休养院、文化宫、国王的别墅等。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波兰群众见到中国同志就欢呼“毛泽东万岁！”在革旦斯克、罗兹，举行了数百人参加的欢迎会。很多地方挂着毛泽东像和中国国旗。

波兰人民对中国很关心，提了很多问题，如北京最热多少度？中国是不是有7个党派？国旗怎么解释？还问到中国的汉字有多少个。

父亲参观造船厂时，波兰同志指着两艘新建的即将下水的商轮告诉父亲：那两艘在船坞的新轮船是专往中国去的！

在集体农庄，为中国同志准备有丰盛的晚餐。年轻的姑娘们身穿漂亮的衣服，尽情地舞蹈。

第二个感觉是，波兰在飞速的发展着。父亲在《波兰二十天》一文中，以欢呼的口吻写到：“华沙已经从废墟中站立起来，而且正在每一天每一小时地成长着。她将比从前更为美丽，更为舒适！”

华沙是一个被希特勒法西斯毁坏严重的城市。父亲访问时，还看到战争破坏的残伤。战后，波兰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工作。建设速度十分惊人，很快的勾画出一个新的近代化城市的远景。

波兰人民掌握政权不过几年的时间，不但把被毁坏的工业恢复起来，而且扩大了，现代化了。建成了自己的汽车工厂、拖拉机工厂、造船厂。华沙街道上奔驰着波兰自己生产的“华沙”牌汽车。

第三个感觉是，波兰人民享受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华沙，有玛利安斯、马克多夫等工人住宅区。房子美丽整洁。父亲到了波兰南部，与捷克交界的地方。那是喀尔巴阡山麓，是波兰第一条大河维斯杜拉河的发源地，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富有盛名的疗养地。有六百个休养所供工人假期休养或疗养。每个月有5000多个工人去休养。一年要接待6万到7万名工人。休养的工人还可以带上自己的爱人和孩子。

父亲还参观了集体农庄。农庄有托儿所、小学校、俱乐部。除集体牲畜外，庄员有自己喂养的牛、猪、羊、鸡等。

在卡托维兹贝鲁特青年文化宫，每天有2000到3000人业余学习。文化宫设有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理卫生、机器车床、发电、建筑、飞机、汽车、轮船、雕刻、音乐、体育、舞蹈等40多个陈列室。各个研究组有专家教授指导。学员不需要付任何费用。

第四个感觉是，波兰是一个饱受苦难的国家。父亲在奥斯威辛城参观了集中营。那是一个希特勒法西斯的杀人工厂。有18个国家400万和平战士在这里被杀害。法西斯分子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进行妇女腹胎实验。用烈士的头发制成毯子。集中营里还堆积着烈士门的鞋子、牙刷、眼镜、头发、茶杯，等等。使人非常沉痛。父亲带回了很多珍贵资料。回国后，有关部门作为重要资料要走了。

父亲他们还拜仰了列宁在波兰的故居。距捷克边境不远，与克拉科夫约100公里的地方，有个普鲁尼努村。列宁在1912年7月到此，领导革命运动。当年与斯大林在此会面两次。1913年在此举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22人中，有波兰社会党2人。列宁于10月份离开普鲁尼努村去往克拉科夫。1914年5月有来到普鲁尼努村，与高尔基取得了通讯联系。在这里，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等280篇文章。其中有50篇是用波兰文写的。1914年8月7日，反动的奥地利警察到此搜捕列宁，并于第二天逮捕了列宁。但由于波兰、奥地利作家的营救，8月17日释放了列宁。1914年8月21日，列宁离开普鲁尼努村去了瑞士。普鲁尼努村很多人见过列宁，向父亲等中国同志回忆说：“他们经常看到列宁在对面山上看书、写东西、散步。”留声机里还播放了列宁和村民们谈话的留声片。

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善交际。但酷爱摄影。在访问波兰期间，摄制了大量照片，非常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照片，在十年动乱中遗失了。

1957年10月，父亲第二次率团出访，是带领中国公路运输工会代表团，应全苏汽车运输与公路工会中央委员会邀请，参加十月革命节40周年典礼，并进行友好访问。

据父亲日记记载：12日，早上8时15分，飞机从北京机场起飞。12点39分，停靠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机场。在休息室喝了服务员送来的红茶，即上飞机，在下午3点54分，到达苏联伊尔库次克。因莫斯科天气不好，机场关闭。当晚就住在伊尔库次克。13日下午1时零4分，父亲一行改乘“图——104”喷气式客机起飞。到4时40分降落在鄂木斯克机场。10月的北京，正是秋高气爽，而在鄂木斯克，地上已经满是积雪，寒风刺骨，人们已经穿上了厚厚的冬装了。5时，飞机又起飞。45分钟后，在莫斯科市郊西南30公里的伏努科夫机场降落。北京时间比莫斯科时间快5个小时。父亲把手表从北京时间的10时45分拨至莫斯科时间的5时45分。当晚，苏联工会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委员会设宴招待。苏联同志非常热情和激动，席间几次握手拥抱说了好几次“真诚、忠厚、坦率，这就是我们兄弟般的友谊。”

14日，父亲一行拜访了全苏汽车运输与公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书记日格诺夫和高列洛娃同志介绍了工会组织的情况。全苏，15个加盟共和国，除俄罗斯共和国工会组织直接由中央委员会领导外，其他都有共和国委员会。下面州，有的设委员会，有的不设。市，莫斯科市有委员会，其他市没有市委员会组织。工会基层组织由共和国或州委员会直接领导。

中午，高列洛娃同志告诉父亲：“列宁格勒同志来电话问候你们，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待你们了。”夜晚11时55分，父亲一行从莫斯科的列宁格勒车站乘火车前往列宁格勒。

15日上午9时36分，父亲一行到达列宁格勒，住进欧洲饭店。下午，游览列宁格勒。这是革命的摇篮，也是苏联第二大工业城市。在秋末的阳光下，列宁格勒分外美丽。苏联同志和父亲说，列宁格勒一年中只有36天是晴天，连天气都在欢迎中国同志。

列宁格勒，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在卫国战争中，创造了城市保卫战的奇迹。英雄的列宁格勒军民，面对凶恶的法西斯强盗，坚守了900天，苏维埃的旗帜，始终在这个城市上空飘扬。残酷的战争，使这个城市受到严重毁坏，化成一片废墟。战后，苏联人民辛勤劳动，迅速地把她建设成为一个更加美丽的城市。

在列宁格勒，父亲一行拜访了州工会委员会。参观了列宁格勒第一公共汽车公司、斯莫尔尼宫、列宁格勒中央调度所、停泊在尼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彼德宫、冬宫、爱尔米达油画馆，还访问了养路工人的家庭。

在列宁格勒第一公共汽车公司，看到工人的生活福利非常好。公司设有医疗所，内有电疗、温泉疗、内外科等。公司经理还给父亲看了公司幼儿园、少年夏令营、工人住宅和文化活动的彩色图片。他对工人情况非常了解，甚至到一个孩子的名字，是谁家的，在夏令营生活怎样，全了如指掌。

斯莫尔尼宫是1917年革命的司令部。1917年11月6日，列宁来到这里，直接领导十月革命。斯莫尔尼宫有个礼堂，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文件就是从这里发出的。1917年11月7日晚，在这个礼堂举行了全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8日晚，海军和其他代表650多人在这里举行会议，列宁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列宁在斯莫尔尼宫的住所非常简陋。房间不大，用木板隔开，外边办公，里面是卧室。列宁在这里住了4个月。1918年3月10日，列宁从这里迁往莫斯科。

在列宁格勒，任何一个苏联公民，只要拨00022，就可以由中央调度所在60多个停车场中选最近的派车前往，一般在3——5分钟到达。出租车是胜利牌、吉姆牌、吉勒110牌，每公里1个卢布5个戈比。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1917年11月7日，即俄旧历10月25日，晚上9时45分，向俄国反动政府所在地冬宫开了第一炮，宣布了人类史上的新纪元。

在养路工人家庭，父亲看到，房屋四周绿树成荫，房内摆设有电视机、留声机、照相机、盆花。这样的住宅，不仅让我们中国同志很羡慕，而且也让西方国家的工人十分羡慕。客观的讲，当时的苏联，工人群众的生活，是很好的，让全世界为之瞩目。

在列宁格勒的最后一天，父亲一行参观了列宁当年避难的地方：拉兹里夫。

1917年反革命势力利用七月事变实行对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临时政府颁布了逮捕列宁的命令。7月24日夜，列宁剃了胡子，躲到拉兹里夫一个工人家里。父亲见到了当时保护列宁的老人叶米里扬诺夫。老人已经白发苍苍、行动不便。他坐在自家的台阶上接待了父亲一行。父亲观看了当时列宁藏身的一间小木房。列宁在这个小木房住了几天，就迁移到拉兹里湖后面的一个草棚。就是著名的“列宁草棚”。草棚对面几十米有一个树墩。列宁在这个树墩上写成了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

10月19日上午11时10分，父亲一行告别了列宁格勒，开始了对各加盟共和国的访问。

访问的第一个加盟共和国是拉托维亚。

父亲一行乘火车，于20日下午1时10分，到达拉托维亚共和国首都里加市。一下火车，身着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的姑娘献上了美丽的鲜花。然后，父亲一行住进新建的里加饭店。

里加位于波罗的海的里加湾畔，是一个巨大的海港城市，是波罗的海沿岸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拉托维亚的同志非常热情，希望父亲一行多走多看。父亲一行在里加参观了市容，拜访了全苏汽车运输与公路工会拉托维亚共和国委员会。第二天，就乘车赶往距里加44公里的伊尔卡瓦市。访问了伊尔卡瓦市综合运输公司。公司经理从橱柜中拿出了各种水果、糕点、香槟酒。说话之间，伊尔卡瓦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赶来与我代表团会面。

从伊尔卡瓦市回到里加市后，代表团又参观了里加第一运输公司、第五运输公司、出租小汽车公司。各个公司都有俱乐部、图书馆、医务所、淋浴室、更衣室、休息室。企业十分重视工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合理化建议用实物显著地陈列在工人集中的场所，并标明建议者的名字、提出的时间、对生产的经济价值。企业还奖励合理化建议者。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翁。

里加同志对中国同志很友好。父亲一行所到之处，都摆放有各式糕点、糖果、酒、肉、果子、水等。主人一再要求中国客人多坐一会，多吃一点。我代表团到里加后，各个单位一再要求请中国客人去他们那里做客。对没有安排上的很有意见。拉托维亚共和国委员会只好向莫斯科中央委员会打电话协商，把我代表团在里加的时间延长了一天。我代表团参观了拉托维亚第一汽车修理厂、图古木斯机械筑路站建筑工地、汽车运输与公路技术学校、里加市公共汽车公司。父亲他们到工人家里聊天、下棋。工人拉起手风琴，在欢快的拉托维亚舞曲下一起跳舞。父亲一行还到莫约里休养和疗养胜地欣赏了波罗的海的风光，到郊外希古尔得野游。

在离开拉托维亚前的晚上。共和国运输部长举行送行宴会，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工会委员会的同志，以及我代表团访问过的企业厂长、经理和工会主席参加。出席宴会的还有格鲁吉亚共和国运输代表团。宴会进行了4个多小时。充分显示了各国同志的深情厚意。

告别了里加市。父亲一行乘飞机飞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稍做停留，就飞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共和国运输部长、工会主席到机场迎接。热情的把我代表团接进乌克兰旅馆。

在基辅，父亲一行参观了乌克兰大诗人和画家舍普钦科博物馆、基辅的古代建筑包括十一世纪的教堂。参观了基辅第一汽车修理厂。在基辅郊外参观了机械筑路站、桥梁配件预制厂、养路段和养路工区。还参观了少年夏令营。

基辅非常美丽。在水清如镜的第聂伯河畔，父亲感受到大诗人舍普钦科为什么如此热爱乌克兰的情怀。父亲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舍普钦科的诗篇：

“当我死后——将我埋葬在

亲爱的乌克兰的

广阔的原野，

在奔腾着的河边山岗上

给我掘好一个墓穴——

好让我躺着也能听到

苍老的第聂伯河

怎样在崖下怒吼。”

在基辅第一汽车修理厂，父亲一行参观了工厂女工的集体宿舍，还访问了一个电焊工人家庭。这个工人家庭，房屋很宽敞、漂亮。有两间卧室，一间客厅，另有厨房、卫生间。家具十分考究。主妇要求父亲一行无论如何也要在她家坐一会。她告诉父亲：当地习惯，到了有未出嫁的姑娘家里，要坐下来吃东西。父亲一行和主人围着摆满糖果的桌子坐下，边吃边谈。她大女儿上中学，小儿子上小学。孩子们还跑到父亲身旁，让看照片、图片，交换纪念章。

乌克兰同志对中国非常友好。他们告诉父亲，苏联人民都知道毛泽东，就是连小孩也知道，毛泽东是个伟大的人物。共和国公路运输部长诚挚地向父亲表示：“你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

结束了4天对乌克兰的访问，父亲一行返回莫斯科。

莫斯科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父亲一行瞻仰了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工人们忙碌在红场上，进行装饰，迎接伟大的十月革命节。在红场上，我代表团晋谒了列宁、斯大林陵墓。陵墓背后，沿克里姆林宫墙，长青的枞树林中，安葬着加里宁、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伏龙芝、日丹诺夫的灵柩。克里姆林宫宫墙上安放着更多的苏联杰出活动家们的骨灰罐。父亲一行还参观了莫斯科郊外哥尔克村的列宁别墅。1918年开始，列宁不断来这里养病和休息，写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再论职工会”等经典著作。列宁卧室里有一个年久褪色的日历，翻在1924年1月21日这一叶。这天晚上6时50分，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列宁与世长辞！

父亲一行还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全苏工农业展览馆。在列宁运动场，观看了莫斯科“狄那莫”足球队与“斯巴达克”足球队的比赛。在莫斯科大戏院看了苏联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演出的芭蕾舞“罗米欧与朱丽叶”。在苏联马戏院看了前来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的中国、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法国等国家演员和苏联优秀演员联合演出的精彩表演。中国演员表演的是狮子舞。访问了莫斯科第一小卧车出租公司、莫斯科第二货车出租公司、莫斯科第一公共汽车公司、利哈乔夫汽车工厂、莫斯科汽车修理厂。还访问了俄罗斯共和国汽车运输与公路部，举办了座谈会。

在莫斯科第一公共汽车公司，全苏汽车运输和公路工会这样委员会主席叶果洛夫同志赶来，见父亲后紧紧握着父亲双手，激动的说：“想和你们见面有两年了。”他在布拉格养病，刚回莫斯科，下飞机就直接赶来看望中国同志。

父亲一行还到莫斯科郊外参观了第二汽车修理厂和第一汽车运输公司的少年夏令营。第二汽车修理厂夏令营占地9公顷，建有8幢房屋，有卧室、俱乐部、饭厅、医务室、图书馆、工作室。卧室窗户宽大，阳光充足，一间住4人。工作室有钳工、电工、木工等各种工具，有各种汽车机件，教育孩子劳动学习汽车构造和科学知识。院子是一个大花园种植着各种花草、树木，还有苗圃、花房。道路旁树立着少先队员各种姿势的雕塑。院子中央是以列宁为中心的少先队员群雕。院内还设有体育场。大草地中央竖立着高高的旗杆，少先队员在这里举行升旗降旗仪式。父亲在日记中感叹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孩子们，是多么的幸福和愉快啊！”

11月3日，苏联各报登出了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发表了毛主席的照片和在机场上的讲话。苏联同志告诉父亲：“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这句话给了帝国主义一个很大的打击。”

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进入高潮，每天都有各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莫斯科披上节日的盛装。这时，苏联同志兴高采烈地告诉父亲：苏联发射成功第二颗地球卫星，还带上去了狗。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

11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进行联席会议，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

庆祝大会在列宁运动场庐日尼基体育馆举行。9时40分，父亲带领代表团到达会场。主席台正中是巨大的列宁半身塑像。周围摆置鲜花。两旁有苏联国旗和红旗。宫内挂着15个加盟共和国的国徽和国旗。

10时，会议开始。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并排，首先出现在主席台。全场人都站立起来，掌声雷动。毛主席走到台前挥手致意。主席台上坐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袖，还有社会名流。有6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了会议。赫鲁晓夫作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报告。报告有5万多字。下午2时5分休会。

下午4时，大会继续进行。毛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再次全体站起来长时间鼓掌。随后，波兰的哥穆尔卡、捷克斯洛伐克诺沃提尼、民主德国乌布利希、罗马尼亚斯托伊卡、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匈牙利卡达尔、越南胡志明、阿尔巴尼亚霍查、朝鲜金日成、蒙古达姆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庆典活动达到高潮的顶点。这是父亲一生中难忘的一天。赫鲁晓夫、毛主席和各国领袖站在列宁、斯大林陵墓的台上。父亲和各国来宾站在两旁观礼台上。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9点，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开始了。各式各样的最新式武器出现在红场；军队分列式走过。随后是群众游行的人海、鲜花、标语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巨幅画像。游行群众向中国同志欢呼“莫斯科——北京！”

夜晚，列宁像和苏联国徽在天空放出光芒。

8日，父亲一行在庐日尼基体育馆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文艺演出。在十月革命电影放映结束后，15个加盟共和国一千多人的著名音乐家、舞蹈家、演员、合唱团、艺术家参加了演出。演出在全场齐唱《国际歌》中结束。那种震撼，父亲终生难忘！

访苏归来后，父亲写的《访苏日记》，由工人出版社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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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十六）

——记我父亲安力夫经历的工会工作的分歧和争论



在父亲晚年，我交流到辽宁工作，兼任单位的纪委书记和工会主席。这个期间，我经常和父亲谈到工会工作。讨论中涉及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会工作中两个重大问题的分歧与争论。一个是，人民内部是否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另一个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工会应该是什么样的管理体制？客观的说，这两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彻底的解决。

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史上，工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会是最早成为发动和组织民众的革命组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工会是共产党团结和组织工人群众进行对敌斗争的载体。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和结论》中指出：“苏区工人是组织了坚强的阶级工会，这种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同时它又成为广大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问题》中指出：“工会、农会是抗日政府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柱石。没有强大而有力的工会、农会作为抗日政府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柱石，抗日政府是沙洲上建设起来的房屋。”

我党接管城市初期，城市中各级党的机构和行政机构建立尚不完善，工会发挥了组织工人群众，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执行党的各项决定，进行行政管理的作用。随着各级党的组织建立和完善，各级行政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国营企业的建立和壮大，工会上述作用回归于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和各个国营企业中的党政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工会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如何定位工会的作用，很自然的浮现出来。

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人民内部是否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和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工会应该是什么样的管理体制这两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当时，出现对于工会存亡和作用问题的不同看法和争论，也是正常的。

这两个问题，既有区别，也互相联系。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矛盾决定了新中国工会有没有必要存在，以什么形式存在，采用什么样的体制。

在党内，刘少奇、李立三是最早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起源于1949年，刘少奇同志受毛主席委派，到天津调查了解研究城市工作时，少奇同志提出了在人民内部存在矛盾的问题。随后，李立三同志也在天津阐述了同样的看法。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因此，处理的方法是不同的。当时，封建势力及其典型的表现方式：封建把持制度，是压迫工人，阻碍城市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主要障碍，必须用斗争的方式，坚决的予以废除。对于工人中的行会思想、落后的观念，则需要用教育的方法、团结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绝对不应该用斗争、专政的方法。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思想的指导下，在党中央和政务院领导下，全国城市顺利的完成了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了城市工商业。

李立三同志在1949年6月12日《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政策问题的几点意见》中提出：“在公营企业中公私利益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是不宜否认的（否则就谈不上‘兼顾’）。这种矛盾的性质就是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长远利益与日常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没有对抗性，是可以协调的。”这里，李立三同志说明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种公私之间存在的矛盾是客观上存在的，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李立三同志在1951年9月28日《关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会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初步草案中指出：“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不是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因而是可以而且应当用协调的办法，即公私兼顾的办法来解决的。”李立三同志在这里进一步说明，解决矛盾要坚持用兼顾的方法和协调的方式。李立三同志的观点意见是很明确的。

这样的提法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理论的。列宁曾经说过：“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列宁特别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分析道：“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我们则利用这些工人组织起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利用这些工人组织起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列宁还说过：“劳资之间的阶级利益对立无疑是存在的。因此，今后工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做斗争时，要从各方面尽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我们这种过渡形式的无产阶级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任何斗争，比如，同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病，同它的错误和缺点，同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做斗争等等，其最终目的只能是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

刘少奇、李立三这样的提法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8月11日工会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说道：“六次劳大决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这个是很好的。……这次我们实行劳大的方针，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是贯彻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时期。”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

1949年4月间刘少奇同志和李立三同志在天津讲话。5月10日，李立三同志作报告，首先严肃沉痛地自我介绍说，我就是当年犯过“立三路线”错误的李立三。使革命遭受到损失。------。李立三同志勇敢的公开向大家承认错误，自我批评，深刻检讨，与会同志为之感动，深受教育。随后，李立三同志充满激情地说，中国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胜利。我能回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身边，投入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兴奋，这是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要用心学习毛泽东思想，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毕生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党和中国的建设事业，为人民服务。

李立三同志在报告中，讲了工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工会工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把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工人都要吸收进来，组织建立工会。工会是群众性团体、是政府的支柱，党领导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民主是工会的灵魂。干部要民主选举，不要委派，成为官办工会。经费要独立，要走群众路线，不要行政命令，要群众监督，要给工人办实事，代表工人说话，关心群众困难，保护群众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在国营企业，有公的一方，有私的一方；在私营企业，有资的一方，有劳的一方。这就有公私矛盾、劳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矛盾，所以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办法，用协商的办法解决。

对于刘少奇同志和李立三同志在天津讲话，天津市委有不同看法，有人向中央做了反映。反映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不同意刘少奇关于“剥削有功”的说法。二是不同意李立三讲的关于工会领导的产生不应采取委派制，而应该采取民主选举方式的意见。其实，天津有的人反映李立三讲话中的问题，批判矛头，也是指向刘少奇同志的。只是因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威望很高，因此，从策略出发，把矛头对准的是李立三同志。

毛泽东主席听到这些反映意见后，一方面肯定了刘少奇同志在天津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刘少奇同志有些说法还值得讨论。说，尽管某些言辞矫枉过正，但总的精神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个别言辞不一定准确，可以推敲。

反映的问题，还有李立三在讲话中提及“群众监督”的问题。中央有的领导同志听到这个反映后，针对李立三谈的“群众监督”的问题，非常生气，责问道：“群众、党员监督谁？不是要监督共产党吗？”从此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正是由于缺少监督，才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误，甚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

这些向中央的反映，也为日后批判李立三埋下了伏笔。

其实，这几个问题的核心，是承认不承认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存在，解决“劳资矛盾”，就不应该采用斗争、消灭资方的方式；在国营企业内部，也就存在群众监督和民主管理的问题。随后，1950年7月30日，中共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同志在中南工会筹委会上的《关于中南地区的工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公营企业中，有共同立场或基本立场和个别立场或具体立场的问题。但这不是对抗性矛盾，要用协商的办法、协调的办法解决。工会同行政管理人员虽然双方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彼此岗位不同、任务不同。工会不代表和保护工人利益，取得工人的信任，就要脱离群众。邓子恢同志致电党中央、毛主席，把工会工作情况和他的讲话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在这里，邓子恢同志提出了共同立场或基本立场和个别立场或具体立场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8月4日，党中央批发了邓子恢同志的这个讲话。刘少奇同志在上面批示：“毛、周、朱、任（弼时）、李立三已阅”。

邓子恢同志的讲话先后在《长江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刘少奇同志批转了这个《讲话》，指出：“这个报告很好。各地可照邓子恢同志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讨论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以加强各级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改善工会工作。”

刘少奇同志在11月全总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表示赞成和支持邓子恢同志的讲话。父亲参加了那次会议，听了刘少奇同志的讲话。

其实，邓子恢同志关于共同立场和具体立场的问题，最早是由李立三提出的。邓子恢同志是在1950年提出的，而李立三同志在1949年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邓子恢同志的讲话，正式引发了关于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矛盾的争论。出现了不同和反对的声音。焦点是国营企业内部是否存在矛盾。对人民内部存在矛盾的反对意见，得到了当时国家副主席、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的支持。高岗明确反对邓子恢的意见。高岗在东北总工会召开的会议上讲：党、政、工、团在公营企业立场是一致的，不存在矛盾。反对和否定“具体立场”的提法。高岗还主持和组织马洪写文章反对邓子恢同志提法。陈伯达也批评邓子恢同志的讲话是“机会主义”。

东北一些报刊上，对邓子恢同志共同立场和个别立场的提法进行了批判。在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有人指责邓子恢同志宣传“机会主义原则和理论”。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组织撰写了《论公营企业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批判邓子恢同志的文章，认为“具体立场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私企业的本质区别。”这篇文章发表前送党中央和毛泽东。1951年4月22日，高岗还给毛泽东写了有关这些问题的信。5月16日，刘少奇给高岗写信说：你的文章暂不发表，待七届四中全会开会时研究讨论。

高岗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对李立三进行批判，也要对刘少奇进行批评。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随后就离开北京，去了杭州。毛泽东用自己的行动，否决了高岗的这个提议。

刘少奇同志是赞成邓子恢同志的观点的。1951年5、6月间，刘少奇读邓、高两人文章的笔记，准备在四中全会上使用。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在国营企业内部是没有阶级矛盾了，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矛盾呢？一切事物的构成都是矛盾的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结构当然也是矛盾的结构。什么是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基本矛盾呢？这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这种矛盾与资本家工厂中的阶级对抗完全不同。它是一种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但它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的、真正的矛盾，是在长期内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调整和处理的矛盾。”刘少奇同志的这篇文字一直没有发表。直到作者逝世后，以题为《国营工厂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编入《刘少奇选集》而公诸于世。

刘少奇同志在笔记上还记载：邓子恢同志的文章是从当时工会严重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出发来写的。文章分析工会脱离群众的几个原因，确实是当前直至现在工会工作中存在而没有完全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认为，构成国营工厂内部的基本矛盾，就是管理机关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能处理其它一切问题。

李立三同志也是赞同邓子恢同志的观点的。他在1951年9、10月间的《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会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的争论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中，强调：公私利益中是存在一定的矛盾的。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中还需要有代表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以及还需要执行保护工人群众利益任务的客观基础。他在向毛主席的请示信中指出：“有的同志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无所矛盾，甚至否认‘公私兼顾’的政策可以适用国营企业。另一种意见认为，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但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因而是可以而且也应当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求得解决的。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

这次争论，标志着党内对工会认识上分歧的扩大和公开化。

1951年，这个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作为中心来研究。”并且指出：“有些企业中党和工会同群众关系不正常，脱离群众现象很多，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但是，在1951年12月，中央突然改变了原来拟定的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工会问题的计划，决定召开全总党组一次扩大会议，研究工会工作问题。并决定，由刘少奇、李富春、彭真、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六人组成全总党组干事会，取代全总党组，并领导全总党组一次扩大会议。

1951年12月13日至22日，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由于刘少奇和彭真请假，未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由李富春同志主持，陈伯达参加会议并为会议定下了调子，包括几次定调性的讲话和全部会议文件的编写。会议突如其来的点名批判了李立三同志。

1951年12月13日，全总党组一次扩大会议召开，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父亲作为现在唯一还在世的全总党组一次扩大会议参加者，多次谈过对这次会议情形的震惊。

会议在全总会议室召开，会议开了10天。会议初期，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全总参加会议的人不多，只有总工会主席李立三，全总有关部部长刘子久、许之桢，办公厅主任、机关党委书记栗再文，产业工会主席陈少敏、金直夫、李颉伯和父亲等共十几个人。由陈用文同志负责记录。会议后期，除主持会议的李富春同志外，陈伯达还参加了几次会议，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就没有再参加。全总的参会人员逐步增加，机关各职能部的部长和产业工会的副主席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人员最多的时候也就二十多人。会议后期，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同志也参加过一次会议。

陈伯达插手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讲话：“立三同志的发言，我未听到，很遗憾。只看到刘宁一同志的记录。……。”陈伯达在根本没有听李立三同志的检查的情况下，仅粗略地看了一下刘宁一同志的笔记本，就在会上对李立三同志进行批判发言。他在发言中，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无限上纲，颠倒是非，对立三同志污蔑陷害，说：“立三同志是以分配为中心的分配中心论，是从分配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生产出发，这是立三同志的全部错误。”强加给立三同志狭隘的经济主义的罪名。把“经济主义”、“工团主义”两顶帽子硬按到李立三同志头上。还把德国机会主义、折中主义拉萨尔、杜林的“公平分配论”也扣到李立三同志的头上。

会议根据陈伯达定的调子，指责李立三同志犯了经济主义的错误。具体错误为三个：一，在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上犯了狭隘经济主义的错误。表现为，在国营企业，不是强调公私利益的一致性，而是特别强调公私利益的矛盾，并且形成一系列的错误观念；在私营企业中，忽视了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矛盾，只看到劳资协商，没有看到劳资斗争。二，在工会和党的关系上，离开了党的领导，犯了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三，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的、形式的、事务主义的甚至于是家长制度的错误。

李富春在会议上作了《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的结论。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这两个文件指出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李立三同志犯了“三大错误”：一、工会工作的方针犯有狭隘经济主义错误；二、工会和党的关系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三、工作方法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错误。并指出：上述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

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回过头去看，对李立三进行批判的真正目标，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同志的。

其实，当时已经有十分明显的针对刘少奇同志的迹象了。作为中央分管全总工作，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对工会工作呕心沥血、关心倍至，经常出席工会各类会议和活动的刘少奇同志，却始终没有出席这次如此重要、有众多中央领导参加的会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同志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前的几天，有一次，在半夜，把父亲叫起来，紧急收回有关刘少奇同志的几个讲话稿。刘少奇同志是最早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领导同志之一。李立三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刘少奇同志那里来的。李立三所有的讲话和文章，都是经过刘少奇同志的审定和同意的。对实行劳资协商、推行集体合同，是刘少奇同志逐字逐句修改的。推行工厂企业管理民主化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解放初期刘少奇同志和李立三同志在天津搞的，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总理都圈阅了，周总理还逐字逐句进行了修改。李立三有什么想法，均及时向刘少奇同志请示汇报。

对李立三的批判，也是不指名的对刘少奇的批评。1956年2月6日，刘少奇在自我检讨上讲：李立三的错误我有责任。

会议结束后李立三调离全总，改任劳动部部长。后来，刘子久同志也调离了全总。毛主席亲自点将，把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同志调到全总，任全总秘书长，主持全总工作，后经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当选为总工会主席。

1953年，经中央批发，把对李立三同志犯错误的《结论》和《决议》引发各级党委学习，结合检查工作，肃清影响，从而把批判李立三同志的运动扩大到全党全国和各级工会组织。工会工作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广大工会干部心有余悸，处在一种步履艰难的状态下，生怕“经济主义”、“工团主义”两顶帽子扣到自己头上，不敢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不敢代表工人说话，以免犯“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错误。工会处于休眠的状态。工会工作沦落为“吹拉弹唱，打球照相，布置会场，带头鼓掌”。工会成为“应景”组织。再也没有了解放初期那种生动活泼、富有生气的场面。

1954年，高岗问题爆发。1954年3月4日下午2时30分，父亲在中南海怀仁堂礼堂听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报告。周总理传达了四中全会的决议。并着重分析了高岗自杀叛党的问题。陈毅同志重点讲了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活动情况。

传达说，1954年2月17日，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8月5日开始看《人民日报》陆续报道选出的人大代表的消息。他没有当选为人大代表。因为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却连人大代表都未能当选。高岗完全绝望，于是他精心选择了8月17日，即，是他第一次自杀半年的日子，一口气吃了一大把安眠药，实行了第二次自杀。

传达中还讲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高岗一直是采取挽救的态度。毛主席原本是调高岗到陕西去工作的。但是他自杀了。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的说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毛主席的这篇马克思主义的报告，明确地说明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刘少奇、李立三为代表的认为公营企业内部存在矛盾和以高岗为代表的认为公营企业内部没有矛盾的争论宣告结束。

尽管关于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解决了，由于这一问题引出的关于工会是否有必要存在、工会的作用是什么等问题本也应该得到解决。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工会有没有必要继续存在？应该是什么样的管理体制？因此，关于工会是否有必要存在、工会的作用是什么等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而是以工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最终是不是要消亡的争论继续了下来。

其实，工会是否有必要存在、工会的作用是什么等问题，刘少奇同志在1951年6月的《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中已经论述的十分清楚：“在国营工厂中由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并由工会代表工人群众和工厂管理机关协议并调处各种有关双方的问题，以至签定集体合同及其他协定等，这是必要的。”李立三同志在1951年9月28日《关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会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中也论述的十分清楚：“公私之间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工会组织应当首先强调这种公私利益的一致性，来对工人群众进行不断的教育。但另一方面，在有关工人生活的具体问题上，在劳动条件问题上，公私利益之间，还是存在有一定的矛盾。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中，还需要有代表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以及工会还需要执行保护工人群众利益任务的客观基础。”

按照刘少奇、李立三同志的意见，工会有必要存在。但应该如何存在？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工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管理体制？

刘少奇同志认为：“城市人民主要组织形式是工会，工会应该大，不应该小。”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刘少奇同志一进城，就强调要按产业原则建立工会。这种以条条为主的体制，是与做大工会相适应的，也是与国际做法接轨的，有利于发挥工会的独特作用。

1949年4月21日下午，父亲向刘少奇同志汇报时，当汇报到对工人的组织和教育时，刘少奇同志插话道：“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建立产业工会，区委书记要调去加强工会工作。对工人要宣传教育，广泛普遍地进行政治教育。工人政治觉悟提高了，可以发展党员，进行建党工作。”

刘少奇同志始终强调，要按照产业原则建立工会。要把工人组织到同一产业的工会里，才有利于工人团结，有利于教育和团结工人搞生产，有共同语言，便于交流经验，解决共同的利益问题。工人要求按产业组织起来恢复生产，发展生产。中央有这个要求，社会主义建设也有这个要求。

刘少奇同志关于建立产业工会有过很多指示，而且有文字论述。当时有少数同志传阅过。那时，苏联也是这么做的。

建立产业工会不仅是我党的要求，也是国际工会活动的要求。当时，刘宁一就曾从国外打来过电报，说世界工联要召开皮革工人代表会，要我国派皮革工会代表参加。尽管当时我们没有皮革工会，但也临时派兰州皮革厂的一位叫戴国义的同志，以皮革工会代表的名义去参加了会议。此事凸显出组织产业工会的重要性。

1949年平津解放至1957年这8年期间，李立三、赖若愚同志主持工会工作，坚决地贯彻了刘少奇同志的这一要求。全国组建了十大产业工会。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工会组织迅速建立起来，工人群众踊跃参加工会。工会工作十分活跃，富有生气。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广先进经验，广大工人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社会政治舞台上。这个时期，工会理论研讨、群众运动发展规律研讨，都有创新和发展。人们称这一时期的工会工作为工会的“黄金时代”！

李立三同志在这方面还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思考。他在1951年10月2日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建立全国产业工会过早过多。应当合并一些产业工会而加强地方工会的领导机构。另一种意见，认为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准备的需要，适合中央各产业管理部门建立统一计划、统一制度、统一管理的需要，为了给工人以全国观念和阶级整体观念的教育，打破他们狭隘的行会观念和地方观念，建立全国产业工会是必要的，而且事实证明是有益处的。问题在于过去有些产业工会过于强调统一，过多的干涉下面的具体工作，因此与地方工会组织发生摩擦。今后应当规定属于产业统一性的问题由产业工会解决，但必须通过地方工会去实现；属于地方统一性的问题，由地方工会组织解决，但必须通过其所属产业工会去实现。这样既可加强产业工会的组织，又不妨碍地方工会组织的领导。”

在赖若愚同志主持工会工作期间，刘少奇同志还反复要求扩大产业工会。1955年11月17日，赖若愚同志传达刘少奇同志对工会工作的指示。刘少奇指示：一、产业工会要扩大为31个。二、产业工会的干部全国统一管起来。三、产业工会的财务全国统一管起来。

当时，干部和财务全国统一管起来的有铁路和搬运（后为公路运输）两个产业工会。由于搬运工会从天津创办时起，就在刘少奇和李立三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建立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按照刘少奇同志的要求，统一管理干部和财务。并且由搬运工会创立各省市国营的运输公司。运输公司的负责人由搬运工会选派，运输公司干部职工的党和行政关系在搬运工会。运输公司的收入也由搬运工会支配。搬运工会用这些钱在北戴河、庐山等许多疗养胜地建起了工人疗养院。

1956年，1月30日，工会七届四中执委会通过《加强产业工会的决议》，提出在十大产业工会的基础上扩大到18个产业工会，即增加民航、地质、财政、医务、外贸、文化、粮食、供销、机关等8个产业工会。所有工会，参照铁路、搬运工会的体制，分期分批，2年内实现系统领导。

对于做大工会，以产业工会为主的工会体制，邓小平同志与刘少奇、李立三、赖若愚有不同看法。邓小平同志提出：建立地方工会。地方工会的特点是以块块为主。这种以块块为主的体制，有利于党的统一领导，符合中国的特点。在中国工会七大时，邓小平同志向中央提出，建议刘少奇同志不再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1957年12月，赖若愚同志组织起草工会八大报告，提出：按产业原则，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组织起来。报到中央后，调整为：按产业和地区相结合的原则，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组织起来。

邓小平同志的这种意见集中反映在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有关全国总工会体制的决议上。中共中央于1958年3月8日至26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各部门一些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共39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成都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树立经济建设高速度的思想，确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的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指标，即后来被称为“大跃进”的高指标。周恩来、陈云在会上做了检讨。在这个大背景下，工会工作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提出：产业工会要调整，有的保留，有的合并；有的名义保留，实际上作为全总机关的一个部；有的可以取消。成都会议后，全总各产业工会实际上转变成为全总的内部机构。有的保留，有的合并，有的保留名义，挂个牌子。全总机构大大精简，实行工会权利下放。邓小平同志1958年7月24日《在接见全总党组和省市、产业工会负责同志时的讲话》上，就工会体制问题说道：“这一件事情我就树旗帜了。这个旗帜实际的表现是成都会议，成都会议就提出，叫什么共同原则，叫什么产业和地区相结合的原则，那个章程可以不管，就是归地方党委领导，就是冲破条条，搞块块，各级党委领导。……假如说我们过去有错误，这一件事情我们纠正了错误。一是成都会议作了个决议，还有开这次会，放了一把火。”这两次会议以后，工会体制就从以产业工会为主的条条管理的模式转变以地方工会为主的块块管理的模式了。工会也就从“要做大”的指导思想转变为逐步自动地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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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十七）

——记我父亲安力夫经历的工会动荡





关于工会问题上的争论，开始的时候还是在正常的工作意见、看法不同的范围内。但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展，这种工作意见、看法的分歧逐步上升为政治观点上的对立，并逐步演变为极不正常的残酷斗争。特别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党内生活气氛被严重扭曲，党内民主被破坏，党员的权利被剥夺，一大批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这个时候，在意见看法的表达上不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根本不存在对问题进行争论和讨论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意见被批判，很多忠诚于党的工会事业的好同志受到迫害。

1958年，中共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这是我党历史上非常特别的一次会议。按惯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五年一届，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代表都来参加。这就是所谓的“届”。在这五年届中，是由中央委员会行使权力。而“八大二次”是迄今为止，我党在一届五年内，召开的唯一一次让所有代表又出席的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科学分析，为其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右倾斗争开辟了道路。工会无端地卷入这场风暴，成为第一个受害者。

1958年5月20日，赖若愚同志因肝癌病逝，终年48岁。

赖若愚原任山西省委书记。1952年，中央调赖若愚同志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赖若愚同志是有顾虑的，提出，一直做行政工作，没有做过工会工作。薄一波同志出面做赖若愚同志的工作，告诉他说，调他到全总工作，是毛主席点的将。当时，毛主席看好了三个年轻有为的同志，一个是赖若愚，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华国锋。

赖若愚同志从1952年至1958年主持工会工作6年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不论在工会工作理论方面，还是在实际工作方面，工作是很出色的，有贡献的，被誉为是工会的“黄金时期”。

毛泽东十分器重赖若愚同志。毛泽东曾经组织过一个范围很小的理论研究班子，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理论问题。班子只有5、6个人。毛泽东自任组长，班子成员中就包括赖若愚同志和胡耀邦同志。

赖若愚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期间，没有停留在全总党组一次扩大会议结论上，而是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共同任务”和“独特作用”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他在党的“八大”上的发言中。他说：“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并不是工会独特的任务，而是所有党组织、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工会的作用就是在于联合和团结全体工人阶级，保护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并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影响教育广大职工群众，使广大职工群众和自己的先锋队紧密地联系起来。”

1956年，赖若愚更加明确的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而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则相对显著起来，处理不好，有时还很尖锐。

对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矛盾的这场争论，一直到毛泽东同志1957年2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所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后才得了结论。但是，维护工人正当权益的“维权”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至今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赖若愚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要求，提出：充分发挥工会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的调节作用。

1956年末到1957年初，很多同志指出：对李立三的批判是错误的。但是，恰在此时，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转向反右派运动。在整风和反右斗争中，这些意见被压制下去了，持这种意见的一些同志被打成右派。

在这个背景下，1957年9月召开了全总党组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维护了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结论，对不赞同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意见进行了批评。在会议上，赖若愚同志虽然维护了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结论，但也提出：“在学习中不要扣帽子。”实际上把很多同志保护了起来。对全总一些同志只是作为思想认识问题来处理，没有给予组织处分。

赖若愚同志逝世后的第二天，即1958年5月21日，父亲和工会的同志们到北京医院瞻仰了赖若愚同志遗容。大家万分悲痛，想不到正处在风华年龄，应该多为党为人民做工作做贡献的时候，赖若愚同志却积劳成病，过早的去世了。

5月23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了隆重的公祭追悼大会。上午，全总各产业工会和各部门负责同志从火葬馆接赖若愚同志骨灰到中山堂。父亲参加了公祭追悼赖若愚同志的活动，并和另外一名同志担任了守灵的任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大会。李雪峰同志读祭文。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悼词对赖若愚同志的工作十分赞誉，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李雪峰同志在悼词中指出：“赖若愚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1952年到全总工作以后，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工会工作，坚持了党的工人运动的正确方针，在向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作斗争中，表现了坚定明确的立场，紧紧地依靠着党的领导，依靠着广大职工群众，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一个勤学苦练的人，他经常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并且很注意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善于发现新鲜事物，支持群众的创造活动。这些都是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干部和工人群众学习的榜样。”

追悼会结束后，由刘长胜同志捧骨灰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葬。

然而，仅过3天，1958年5月26日，全总召开了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赖若愚等同志“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倾集团。”指责批判在全总党组第二次扩大会议上：“赖若愚耍了阴谋手段，玩弄权术，转移目标，只是对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重新作了表面上的肯定，而对全总领导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却作了回避。”

在追悼会上对赖若愚同志的赞誉声犹在耳畔，全总第三次党组扩大会，就毫无理由地宣布赖若愚等同志“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倾集团”。这样天翻地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使人们所料不及，难以接受。

全总召开了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要求在全国各级工会拔白旗，肃清影响。使工会遭到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挫折和打击。

1958年5月26日至8月5日，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共进行了两个月零十天。会议在北京全总干校召开，由调回全总任主席的刘宁一、副主席李颉伯主持。会议后期人员逐步增加，不仅有全总机关的同志，还有各省市来的，最多时达到370多人。

会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中央文件，主要有成都会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领会“产业工会要调整，有的保留，有的合并，有的可取消……”精神。批判李修仁同志及他所写的《八千里走马观花记》和陈用文同志及他所写的《西行纪要》、《南斯拉夫工人自己管理制度》。目的是“拔掉右派分子的白旗，反革命分子的黑棋”。李修仁同志陪同刘少奇同志沿京广线视察11个城市后，记录了刘少奇同志一路的讲话和活动等重要内容，正式发表时取名为《八千里走马观花记》。《西行纪要》是陈用文同志随赖若愚同志视察西北后成文的，主要记述了赖若愚同志的一些讲话。这次会议以批判这两篇文章开始，其用意不言自明。

6月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传达了邓小平、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同志的讲话。提出要批判赖若愚，并指出：死人的问题不应回避，不然会议就开不下去。要清算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

父亲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会议指责赖若愚等同志“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倾集团”难以接受。赖若愚主持全总工作期间，父亲一直在赖若愚同志领导下工作，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给予赖若愚等同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倾集团”的结论。所以也一直没有表态支持对赖若愚的批判。在这一批判运动50年以后的2009年12月24日，我陪同父亲参加《纪念赖若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时，全总几任领导同志在和父亲谈到当年全总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揭发批判赖若愚同志的时候说到，因为当时对赖若愚的批判来的很突然，大家全都感到茫然不解，思想上有抵触，所以与会人员反应很冷淡，发言很冷清。只有上海工会的一位领导人发言比较积极。以至于邓小平同志在7月24日接见与会代表的讲话中一开始就说到：“大家不讲，我讲一讲好吧？……他们两个（指会议主持人刘宁一、李颉伯）可以不可以代表你们的意见呀？如果你们承认，也算你们说了话，要不然，你们根本没有说话，如果算，也算是大家讨论了。”

7月24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目的是统一思想。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参加的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有彭真、刘澜涛、李雪峰等同志。全总书记处同志，各产业工会主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工会主席参加了这次会议。父亲也参加了这次怀仁堂会议。李颉伯、刘宁一首先汇报了会议情况。然后，彭真、刘澜涛、李雪峰发言。最后，邓小平同志讲话。他说：“这次会，我看是很好的一个会，是开得很成功的一个会议。……工会的问题,从中央来说,反对立三同志错误那一次，在原则上肯定了的。但是整个工会系统解决了问题没有？没有。所以，同志们说，十年的问题这次解决了，我看这次确实比那次解决得透一些。”邓小平同志的话讲的很重，提出“无非就是你这个工会系统接受不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问题，……。”“找赖若愚不可能解决问题，就是撇开全总党组来作一个决议！”“要拿赖若愚的性质来说，开出党籍也完全够，没有疑问，在性质上来说，是党外性质，如果要放到党外来处理，完全够。”指出：“立三错误影响工会工作多大呢？应该说赖若愚比他的影响大。”“赖若愚的奥妙在那里呢？他是工会跟党唱对台戏。”“他监督不是监督行政，而是监督党。……你整个工会监督党就不对嘛！工人阶级监督党也不对嘛！”并提醒到会人员说：“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赞成中央这个方针，这样更有益处。”在讲话最后，是用“今天只是我们中央同志讲，你们两个（指刘宁一、李颉伯）算不算工会的呀？你们承认不承认他们两个？如果承认，今天这个会总不是中央同志包办了嘛！”这样的结束语结束了这一天的会议。

在邓小平同志讲话过程中，刘澜涛插话比较多。李雪峰和彭真也进行了一些插话。

根据邓小平同志讲话和刘澜涛同志的发言，做出了对赖若愚等同志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的定性。属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共罗列了5条罪状：一、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二、向政府争夺权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三、修正工会的任务和作用；四、歪曲党的群众路线，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五、进行严重的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

怀仁堂会议后，会议继续在全总干校召开，转入批判赖若愚等同志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用诬蔑不实之词，批判赖若愚同志工作中存在一条“以赖若愚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没有李立三的李立三路线”，是“坚持了李立三在全总所犯的错误”。会议指责赖若愚诽谤“农业高级合作化太快了”，指责赖若愚说过公私合营是“先结婚，后恋爱”的话，指责赖若愚关于“主要问题是脱离群众的问题”的提法，批判赖若愚强调了“知识分子政治上思想上进步”，等等。就连赖若愚提出“技术革新”也被批判。有的高层领导就指责道：“技术革新开始是工会搞了，搞了以后才提的，这样的问题不应该工会先搞，实际上是先搞了以后政治局追认。”这样的指责应该说是很滑稽的，既然政治局追认了“技术革新”，就证明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是正确的，既然是正确的，就应该提倡。而赖若愚的错误之一就是先提倡了正确的东西，因为先提出了正确的东西就成为罪大恶极的错误！这样的逻辑是难以服人的。

在对赖若愚的批判中，还追索到抗日战争时期赖若愚同志在太行区工作时，不听某位领导招呼的问题。还涉及到，赖若愚同志担任总工会主席时，在一次工作汇报中，有位负责党的工作的领导同志不满意，说：“工会干部人数多，应该减少。”赖若愚同志不服气，当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了一句：“党委人数更多，应该先从党委减。”对赖若愚的批判中，搀杂进了许多个人恩怨的因素，这也反映出党内生活极度的不正常。如有的高层领导在会上就讲：“我开道他（指赖若愚同志），他一出门，就在汽车上骂娘，相当猖狂！”

会议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工会以后的工作问题。

陈伯达插手这次会议，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陈伯达为整赖若愚同志定调子，仅对刘澜涛同志的结论发言，陈伯达就详细修改了七、八次之多。中央分管全总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和华北局的薄一波同志依旧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二十一年后的1979年，当中央有关人员就赖若愚案件平反工作调查了解情况时，薄一波同志就当时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明确表态道：“当时不赞成对赖若愚的批判。”刘澜涛表示，对当时的情况记不清了。

全总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进行了71天。要求各级工会整风，拔白旗，消除影响。提出，“工会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要做“陕北的小毛驴”。12月4日，正式提出县工会要“消亡”，提出，“今天的工会，就像小孩的尿布，孩子长大了，尿布就不需要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对李立三的批判还局限于内部、高层次、小范围；而五十年代末对赖若愚等同志的批判，则是大张旗鼓，范围很大，带有很强的火药味。从上到下，大批工会干部被株连，受到批判处理。有的同志被戴上“反党”的帽子，还有人被整致死。工会由“阳春”突变为“寒冬”。

在这次会议上和会议后，有的人变脸了，从以前倍加称赞积极信任拥护赖若愚同志突然变脸为反对斥责，对赖若愚大加鞭挞。凡是与赖若愚有关的人和事全都是错的，全面否定，颠倒黑白，批判斗争。

在这场运动过去50多年的今天，我们进行反思，这场运动反映出了在我党历史上，由于党的地位的巨大转变，导致了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同志思想意识的转变。我党的地位的巨大转变就是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了执政党！这个转变使我党拥有了巨大的行政权力和资源。随着行政权力资源的获取，我们很多同志在思想意识上也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依靠群众转变为依靠行政权力，从发动群众转变为行政命令，从需要群众支持转变为与群众对立。因为，依靠行政权力，进行行政命令要比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简单的多，省事的多，效率高的多。但这样做，必然会产生官僚主义，伤害群众利益，从而导致与群众在某些利益上的冲突。这一转变，还使我们很多同志丢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党的优良作风，金口玉言，听不得不同意见，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更有甚者，有的领导同志错误的认为，党作为执政党，党员必须维护党和各级领导人的权威，就是错了，也不能指出，不能批评。这样，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否则，就是丧失党性，甚至扣上“反党”的帽子。如此一来，使我党失去了纠偏机制，以至于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巨大的错误。同时，也造就出一种人，今天是红脸，明天是白脸，为人不正，品行不端，“墙上草，随风倒”，玩弄是非，造成了不少冤案错案，伤害了很多好同志。

这时，工会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工会系统是以产业工会为主线进行管理的。这种体制模式，是世界上通行的。比如以搬运工会为例，全国的组织是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天津的组织就是中国搬运工会天津委员会。这种以产业工会为主线的工会体制改变为以地方为主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国搬运工会天津委员会就改变为天津市搬运工会。并逐步把工会纳入行政体系之内。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热潮中，有的地方提出取消县级工会。据11个省、自治区统计，当年，34.1%的县级工会被取消。

1959年1月，全总召开了第四次党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一次非常惨淡的会议。会议由全总主席刘宁一和副主席李颉伯主持，没有任何中央领导人出席。会议正式宣布，新中国工会的前途是自动消亡，即“工会消亡论”。提出，“要为消亡而斗争。”随后，开展了20年的“撤庙搬神”运动。

在错误批判赖若愚同志20多年后，197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总工会党组复查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总结和报告，彻底平反对赖若愚和一些同志的批判斗争，撤消处分决定，恢复名誉。

文革结束后，在父亲平反期间，1979年2月5日，父亲和我的一个叔叔徐一星曾相约去看望赖若愚同志的夫人王子如同志。我的那个叔叔和我父亲是叔伯兄弟，一个爷爷。在老家的大排行中，父亲排行老八，徐一星叔叔排行老九。徐一星叔叔原名安景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进了牺盟会和决死队。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同仁医院和朝阳医院担任领导职务。文革后在北京市委工作，曾和王子如同志共过事，知道王子如同志的一些情况。他带着父亲去找王子如同志的住所。父亲和徐一星叔叔到市府大楼，被告知说王子如同志搬家已两三年了。父亲和徐一星叔叔展转坐公共汽车找到龙潭北里，打听了有半个多小时，才问寻到她家。赖若愚同志在世时，父亲在很多活动场所经常见到王子如同志。自从赖若愚同志去世和被批判后，父亲很快也受到批判和斗争，就再也没有见过王子如同志。相隔20年，才又能见到王子如同志。王子如同志讲了赖若愚同志被斗后的痛苦遭遇，并告诉父亲，她的三个孩子也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要求为他父亲赖若愚同志平反。

为赖若愚同志平反30年的时候，即2009年，父亲和康永和、陈宇、刘实共四名老同志，联名向全总党组并王兆国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纪念赖若愚同志诞辰100周年。2009年12月24日，于赖若愚同志诞辰100周年前夕（赖若愚同志出生于1910年1月1日），在全总会见厅，召开了《纪念赖若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同志出席了座谈会。会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乔传秀同志、全总原副主席王家宠同志、山西省人大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海亮等同志做了缅怀发言。父亲以93岁的高龄出席了这次座谈会。是参加座谈会年龄最长者。

父亲非常怀念赖若愚同志。父亲多次谈到过，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赖若愚同志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六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工运路线、方针、政策。并且从实际出发，对工会工作在理论上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观点，有所创新，对工会工作有巨大的贡献。赖若愚同志特别强调在工作中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发扬民主，加强群众监督。强调发挥群众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的作用。那时，工会敢于替工人说话办事，工人吧工会当成自己的家。工会工作很活跃。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开展群众性生产运动，生气蓬勃。那个时期，被称为工会的“繁荣时期”、“黄金时代”。至今，一些经历过那个火红的时代的老工人，依然十分留恋那个时候的工会，对工会始终抱有深厚的感情。老工会工作者们，回忆起那个充满激情的时代，会不自禁的心绪激奋，眉飞色舞。

父亲曾经跟我说过有关赖若愚同志的几件事。赖若愚同志非常重视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他任山西省委书记的时候，在取缔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时候，采取“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方法，先下大气力进行调查，弄清“一贯道”的详细情况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坚决彻底的摧毁之。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赖若愚同志对工人有一种炽热的感情，关心工人的疾苦，热情为工人办实事，排忧解难。1952年，全国44个城市报告，有2141名搬运工人搬运沥青中毒，父亲和赖若愚同志一同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指示劳动部召集有关方面开会，制定了《中央政府劳动部关于防止沥青中毒的办法》。周总理还亲自批示：“为了更有效地防止沥青中毒，保障生产、装卸、搬运和使用沥青个人的安全健康……特批示中央劳动部拟定的《关于防止沥青中毒的办法》公布实施，所有有关单位务须认真执行……。”赖若愚同志特别关心工人的生产运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号召增产节约，全国公路劳动模范艾肇昌、杨茂林和北京市工业劳动模范葛正中向全国运输工人提出节约用油的倡议。当时，我国石油工业刚刚开始建设，不能满足各方面需要。汽油又是工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重要资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路运输时汽油的主要消耗部门。响应中央号召，开展节约用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赖若愚同志十分重视这个活动，他亲自参加先进人物座谈会，听取先进经验交流，参加讨论，鼓励和表扬工人的劳动竞赛热情和冲天干劲。1955年开始的汽车节约用油运动到1956年发展为“安全、节约，十万里无大修”的劳动竞赛运动。赖若愚同志亲自参加了全国百位劳动模范的倡议活动，他高兴地说：“你们这段工作说明，把劳动竞赛引向高潮，就要到群众中去，进行切实的组织工作，放手发动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推广先进经验……。”1956年，全国公路运输工人文艺汇演，赖若愚同志不仅兴高采烈地观看演出，在北影制片厂拍摄工人文艺节目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参加工人娱乐活动。工人们吧民族服装给他穿戴上，他拿起民族乐器，同工人们载歌载舞，欢乐一堂。他的思想和脉搏是和工人联在一起的。父亲特别提到，赖若愚同志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他坚持真理，伸张正义。他不唯上，不是看什么人，从不趋炎附势，不是看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而是看谁的意见正确。他即便处在困难境地，也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坚持正确的意见，不屈从于来自任何方面的权势和压力。保持了崇高的品德，赢得了同志们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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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十八）

——记我父亲安力夫无故蒙冤





在批判赖若愚同志一年以后，即1959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判彭德怀等同志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1959年7月，中央在庐山举行会议，由彭德怀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引起一场反右倾的斗争。8月2日至16日，中央举行八届八中全会，展开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的批判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决定》，定论彭德怀等同志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1959年下半年，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反右倾斗争，批判彭德怀等同志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议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批判，不少被定为右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父亲也在这场斗争中遭到批判和组织处分。

至今我还难以理解，父亲为什么会在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中受到批判和组织处分。父亲和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毫无关系，却在这场斗争中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分子，开除了党籍。

1959年11月，全总开始整风，反右倾。有人指责父亲的办公室的分党组成员魏焉同志是右倾分子，说他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还揭发道：魏焉对有的人说，邻居买了一个铁锅，砸碎后献钢铁。还揭发，同样的话，魏焉也对父亲说过，父亲没有表态。说父亲包庇魏焉，影射父亲是魏焉的后台。对父亲的指责还涉及到，在反右派运动中，上面曾经交给父亲一个公路运输工会包括魏焉在内的5人右派名单，父亲不同意将这5人划为右派。结果，全总各部室厅和产业工会，只有父亲担任主席的公路运输工会，没有抓出一个右派。最后，还是硬调进一名已经被划为“右派”的同志到公路运输工会，才“解决”了公路运输工会没有右派的问题。

对父亲的指责还提出，父亲过去的工作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并说这与全总李立三，特别是赖若愚等同志的支持有关。指责赖若愚主持工作时期赞同父亲的工作、对父亲工作的支持都错了，要求反对、批判、斗争、清算。

1959年12月17日，全总机关党委书记栗再温、全总书记处书记顾大椿告诉父亲：有人告你们的状，说父亲在全总李立三、赖若愚、刘子久指使下做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并且提出魏焉是右倾分子，父亲不同意，包庇魏焉的问题。这样，就把父亲与赖若愚联系起来，与右倾、反大炼钢铁联系起来，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如此一来，父亲的问题就成为严重的大问题了。他们对父亲说：你要认真检查，把天津问题弄清楚，做出结论。全总机关党委派人参加你们的支部会议，由派来的人主持会议。此时，把1956年已经结案、中监委已经做了结论的“天津问题”又重新翻了出来。

所谓“天津问题”，是指在1953年，中央接到有关天津市三反问题以及其它问题的报告，说父亲和其他一些人借用三反运动进行宗派报复；指责父亲反对建立运输公司，要设立劳动合作社；还指责父亲滥肆发展工人入会，扩大工人队伍。此外，还涉及到李鸿书事件、西沽车站事件。另外，还反映父亲在1952年去过天津两次，没有和市委打招呼。

父亲准确地记着那个时间，是1953年4月14日，全总许之桢同志找父亲就这个问题谈话的。

这是一份没有任何可以站的住脚的告状报告，成为父亲冤案的开始。

事情追溯到父亲按照刘少奇、李立三同志指示和要求，在天津市委领导下，在天津开展反封建把持制度的民主改革。党内个别被封建把头和敌对势力收买的干部，反对废除封建把持制度，和封建把头同流合污，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戒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从进城后一些干部的堕落情况来看，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提醒是非常具有预见性、及时性、针对性的。后来，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震惊全国的贪污腐败案件。尽管当时有人为刘、张说情，但这个案件直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顶住了说情风，说，杀掉一个刘青山、张子善，可以挽救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但是，刘青山、张子善现象，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在天津，群众干部就对个别干部的贪污腐化问题有一些反映。如有的领导干部接受小汽车贿赂。当时，天津市党政机关一共只有两部小汽车，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使用。其他干部，条件好的，配备一辆自行车。大部分人，只能依靠步行。因此，收受小汽车，是非常显眼，影响非常大，也非常坏的事情。更为恶劣的是，当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一些医院等特殊单位配备汽车时，收受贿赂的小汽车又凭借着权利卖给了工人疗养院，售车款尽入私囊。随后，该领导又收受了更为高档的另一部小汽车。此事尽管进行了查实，用今天的话说，因为有保护伞，最终不了了之。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些问题被揭发出来。如揭发出一个干部大量贪污受贿，和封建把头勾结打击迫害工会干部的问题。对此，天津市委和市委机关的负责同志明确表态说：“这个人思想很坏，要求脱离革命，说革命不如当商人好，就到哈尔滨去了。日本投降后，跑到东北与地主勾结起来，反对苏联红军。”并提出：“不但要弄清他的贪污问题，还应该弄清楚他的政治问题。”

1952年1月20日，刘宁一同志在全总干部会议布置“三反”工作说，机关“三反”大体结束，今后主要是打出去，到工业部门、地方上，发挥工会的作用，各产业工会，准备派人下去。

按照全总干部会议部署，父亲提出派工作组到河南郑州去。刘子久同志说，反封建把头从天津开始，作为全总派出的工作组，应该到天津去，工作组直接向全总报告。

工作组作为全总派出的工作组，到天津市在搬运工会帮助搞“三反”工作。工作组到天津后，经天津市委决定，把天津搬运工会三反工作同运输公司三反工作合并一起，在运输公司开展三反工作。所以，工作组直接向天津市委报告，也要直接向全总报告。

因此，派工作组到天津等事情和父亲毫无关系。而且，群众和干部，包括天津市委一些领导同志反映的个别人贪污腐化、收受贿赂的问题也查证属实。

在三反运动中，天津运输公司下属汽车厂发生打人，隐瞒不报，后经发觉，召开全体打虎队员开会，进行检查批评，开除三个打人的打虎队员，并经天津市委批准，给全总去的组长当众警告处分，撤销组长职务，工作组报告全总批准后，调离天津，回了北京。

在三反中，有关问题，都是经过天津市委有关领导同志同意和决定的，如工会与公司工作组的合并；到运输公司开展三反，工作组向市委历次的报告和对有关干部贪污受贿问题的指示，汽车厂打人问题的处理批准等。

因此，关于全总派工作组到天津运输公司三反，是父亲打击报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三反运动中，个别干部贪污受贿、贩卖烟土等问题，有的是群众揭发的，有的是有关市委负责同志提供的，按照运动的要求和部署进行调查并且得到核实，更不能列为宗派报复。

至于指责父亲要设立劳动合作社，反对建立运输公司更是牵强附会。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成立运输公司。父亲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要求，在全国第一个发起组建运输公司的。在废除脚行头子封建把持制度的过程中，天津市的运输公司，就隶属于天津搬运工会。而搬运合作社，是由大连发起设立的，在天津塘大成立搬运合作社，父亲是在成立后才知道的。这种形式是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的，也是从中央到地方很多领导同志所倡导的。

1949年12月4日，按照刘少奇、李立三同志的指示，全国总工会在天津干部学校召开了上海、天津、武汉、大连等城市搬运工会座谈会，刘子久同志主持会议。一些城市的同志介绍了工作情况，大连的同志介绍道：大连的码头是由苏联同志负责管理，共1800多工人，成立搬运劳动合作社，领导并分配工作，合作社抽20%的福利金等内容。

刘子久同志在会议最后总结说，“我们把封建组织打垮后就要建立起一个新的组织来代替，这样就很需要在工会下组织搬运劳动合作社，武汉的管理处，大连的合作社，天津的运输公司，郑州的运销合作社，都是这种性质。”

1949年12月，天津塘大搬运工会学习苏联在旅大的经验，经过工人的讨论，和领导的研究，军管会的协助，行政方面的配合，并订出劳动合作社章程，全体码头工人都参加劳动合作社。招商局、渤政、聚和三家驳运工人也参加了。12月30日，召开了社员一千余人的大会，正式成立了塘大搬运工会劳动合作社。从此，调委会就过渡到劳动合作社。在塘大搬运工会劳动合作社成立后，给天津市总工会报告，由天津市总工会转送给天津搬运工会该报告后，父亲才得知此事的。

父亲在向党中央的《天津市搬运工人工作报告》中，既写到了运输公司，也写到了劳动合作社。

    在报告中，父亲先写到了建立运输公司的情况：“组织运输公司，代替封建脚行制度。由运输公司统一管理运输业务，承揽运输全市公私营企业的货物，议定统一的运价（运输公司可与公私营企业订立搬运合同），并统一调配运输工人运输……。”然后，也写了劳动合作社的情况：“塘大搬运工会把码头工人组成劳动合作社。废除包工头的占领码头、承包业务、剥削工人之后，劳动合作社统一把码头的业务包揽起来，组织工人劳动力的调整和劳动力的互助合作，解决工人内部问题……。”

1951年，已调到全总搬运工会工作的父亲还组织人员到北京、天津、沈阳等地作了调查。1952年11月6日向中央写了关于搬运者中几种人的成分问题，是工人还是独立劳动者的报告。

需要指出，对于组织劳动合作社的问题，在随后的几年里，很多领导同志也提出了相同或相类似的意见，而且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肯定。

1953年，农业合作化时，王首道同志在中央会议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不同意运输公司的组织，要组织合作社，毛主席表示同意。赖若愚同志向父亲作了正式传达。王首道同志的报告，发表在交通部内部刊物“交通工作”上。

1954年1月9日，赖若愚同志指出运输业可以采取合作社方式。

1954年1月19日，全总书记处讨论自有车马运输者的问题：一、已参加工会者不变，未参加者不吸收。二、组织形式，有主张建立合作社，也有不同意见。三、要交通部公路局提出意见。

2月27日，交通部党组向中央报告，在城市组织私人运输管理处，撤销搬运公司，要求把电报发各地。

1954年4月23日，王首道同志正式报告，搬运业走合作化道路。王首道同志的报告得到中央的同意。

1954年4月6日，父亲根据调查经过向全总党组并中央写了报告请示，附上调查报告。指出自有车马运输是独立劳动者，不加入工会。1954年10月27日，中央批示 “同意你们四月十六日关于城市运输、搬运中几类人成分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对父亲滥肆发展工人入会、扩大工人队伍的指责更加令人啼笑皆非。发展会员，扩大工人队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

1949年7月，黄火青同志和父亲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在组建工会、吸收工人参加工会问题上，毛主席指示：“关门主义不好，把许多人关在门外，使我们的队伍太小。关门主义必须打破，除了最反动分子，破坏分子，资本家之外，其余工人统统要吸收进来，包括落后的犯过错误的工人，甚至参加过国民党的工人，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向他们教育，变成力量。我们有了力，也有了理。”发展工人入会，扩大工人队伍的做法，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指示。1949年8月黄火青同志在天津干部会议传达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说：工会任务之一就是把落后的工人组织起来，好教育他们，团结他们。工会是包括全体工人的组织，应该是100%。现在基本上是手续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唯一最大的障碍就是关门主义倾向。

父亲在1952年确实去过天津两次没有事先通知天津市委。第一次是在2月20日。应中央电影局的要求，根据全总党组安排，协助制作电影“六号门”。去的目的是和陈明、吕班同志看电影脚本，商讨研究。并到现场“六号门”观察，访问工人。为了不给天津市委添麻烦，就没有事先通知天津市委。在完成工作任务后，父亲曾给黄火青同志打电话，黄火青同志的秘书说黄火青同志正在开会，不在。下午父亲就离津回北京。

第二次去天津是3月18日。刘子久同志急于要一个基层的三反材料，要父亲到天津到一个基层单位去。并说最好当天去就回来。父亲马上赶赴天津，事出急促，来不及通知天津市委。父亲当晚到东货场的基层同干部开会，把材料整理出来，19日离津回北京。

对父亲的指责中，还涉及到李鸿书事件和西沽车站事件。西沽车站事件是脚行头子勾结车站公安人员向工会、工人打反攻的严重事件。刘子久同志坚决支持工人反脚行头子的斗争。天津市铁路局公安处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尽管父亲当时正在北京医院动手术，没有参加这个事情，但支持刘子久同志和天津市铁路局公安处对这个问题的处理。

李鸿书事件是个别干部利用权力，诬告、斗争工会干部，把工会干部打入监狱的事件。事发的时候，父亲尚在天津工会工作。当事情反映到工会时，父亲已经调到全总工作。父亲是在全总接到天津搬运工会报告的。父亲和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认为，李鸿书复工的要求是正当的，李鸿书复工就可以平息这一事件。全总领导同志李立三、赖若愚、刘宁一、刘子久、许之桢等同志态度十分明确，都表示支持李鸿书的复工要求。但是，父亲在具体处理这个事件时还是十分慎重的。如李鸿书向工人日报写的控诉和编者按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建议由人民日报刊登。转到胡乔木同志处。胡乔木同志意见，还是由工人日报发表，提高工人日报在工人中的威望。

全总把大样送给父亲看，父亲看后，赞成胡乔木同志和全总领导同志的意见，但又认为，此案涉及到天津公安局，天津新生晚报，天津法院等单位，李鸿书已向天津运输公司、工会、市委以及全总、政务院申诉要求复工，都未解决，如登报、会增加和扩大矛盾，建议暂不登报，转有关部门。父亲在稿件上批写了“不发表，以免引发矛盾”，并打电话给全总领导说：“不可发表登报，以免引发矛盾。”因此，申诉未登报，稿件转天津有关单位。在李鸿书在奔走申诉了一年多的时间后，在从中央到地方领导的关注下，最终得到复工。

显然，李鸿书事件和西沽车站事件并不能构成父亲的任何问题。

现在回过头去看告状报告这个事情，显然，告状的直接目标是父亲，实际上是指向刘少奇和李立三等全总领导同志。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父亲是按照刘少奇、李立三同志的指示和要求进行废除封建把持制度这项工作的，很多事情是按李立三、刘子久同志的具体指示办的。而且，很多事情，也直接涉及到刘少奇、李立三，以及刘子久同志。

还应该提到，父亲在天津的工作，是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的。在1949年，黄火青和父亲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汇报了天津搬运工会的情况。毛主席高兴地说：“中国工会的大门就应该向所有的工人敞开，全国的港口城市都要向天津工会学习。”

1953年4月15日，父亲和其他当事人向全总党组并毛主席写了报告，说明有关问题，并明确表态，不同意告状报告的意见。

1953年5月12日，父亲等三人向全总党组并毛主席写了第二次报告，再次说明有关问题。父亲等人在报告中提出：是否执行中央关于废除封建把持制度的民主改革要求，是原则问题，绝对不是宗派主义，更不是无原则纠纷。对个别人在干部训练班的讲话中直接攻击党中央、政务院的方针政策进行批评斗争，是维护中央的威信与决定，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也是原则问题，不能归为宗派主义的争论。

父亲在报告中，还特别说明李鸿书事件和西沽车站事件。李鸿书事件是个别干部利用权力，诬告、斗争工会干部，把工会干部打入监狱，逼迫李鸿书承认贪污。在李鸿书无罪释放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不让复工，工会干部出面维护李鸿书合法权益，反对违法乱纪。西沽车站事件，是封建脚行头子勾结车站人员，向工会、工人反攻复辟，建立伪工会，不是“脚行头子内讧”。这绝不是宗派斗争，更不能说成是反领导反党。

   中央收到父亲等人的说明报告后，于5月间，中纪委批转华北局处理。

    5月17日，有关的同志向全总党组写了三反问题的报告，就告状报告中的问题进行了说明和反驳。5月19日再向全总党组写了关于李鸿书、西沽车站问题的报告，就事实真相原因进行了说明。

    5月20日，负责天津训练班工作的同志给华北局薄一波、刘澜涛同志写了报告。说明在干部训练班个别干部讲话中攻击中央、政务院关于废除封建把持制度的决定的具体情况。

    5月22日，负责带工作组到天津搬运工会协助三反的同志到华北局纪委当面汇报了三反问题。

    7月21日，父亲到华北局纪委谈了有关天津问题的意见。

    全国总工会李立三、赖若愚、刘子久、刘宁一、许之桢等同志赞同父亲的意见，华北局和中监委的负责同志也表示赞同父亲的意见。

    在其后的两年时间里，这个问题多次反复，父亲多次向中监委汇报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直到1955年12月，中纪委提出要处理天津问题。

   1956年 8月8日，父亲到全总书记处书记董昕同志处，董昕同志说反映父亲涉及天津的问题，全总党组进行了讨论，基本上是支持父亲的，他本人也到中监委谈了。中监委说，要父亲写一个检讨结案，有关父亲涉及天津的问题，由中监委负责，就不要全总管了。

    8月28日，父亲到中监委。中监委同志明确表态：关于“三反”问题，并非打击报复，是天津市委、市纪委参加研究决定的。并告诉父亲，这是中监委作了的结论。

    1956年8月30日，父亲向中监委并中央写出报告，除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外，也在一些工作方法上作了检讨。

问题就这样结案了。父亲认为这个事情已经很清楚明了，因为，中央已经做了结论。

父亲没有想到，在事情已经结束的三年之后，这个已有明确结论的事情又被翻了出来。

1959年12月26日下午，在分党组会交心检查时，有关天津的问题方面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指责过去在天津问题上全是错的，如李鸿书事件，西沽车站事件等。赖若愚、李立三、刘子久等同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处理都错了；指责父亲和其他参与了天津工作的同志在这些问题上也是犯了错误的。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全总在天津问题上没有错。父亲明确表态，赞同后一种意见。

但是，很快，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了先定性、后批判，先设计、后施工这样严重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无限上纲、滥加罪名的方式。

1960年3月21日，父亲向栗再温，顾大椿汇报机关整风后，顾大椿说，天津问题要彻底检查，作出结论，要父亲很好的检查，全总派人参加会议。

1960年4月12日，支部再次召开会议，全总栗再温等二人参加会议，还请中监委、天津监委派人参加。栗再温说主要是天津问题。首先表扬了告状的人，说他揭露了错误的行为，与错误划清了界限，等等。凡是过去跟着赖若愚的人，犯了错误，现在要批判这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动员号召在座的同志揭发批判，与错误决裂。并要求父亲等人要认真地进行检查。这就清楚地表明，父亲是重中之重。会议成为批判会。

在批判斗争会上，每个人都要发言批判。凡是与父亲在工作中接触较多的同志都要积极站出来进行揭发批判，否则，就要受到点名，并和父亲一同受到批判。很多同志还被批评为批判不彻底，没有揭露问题。还对几个被认为态度不明朗、不积极的同志进行了批判。

此时，已经没有了对问题讨论和争论，政治上的狂风暴雨降临到父亲头上。

在对父亲的批判中，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不问青红皂白。父亲要说明情况，就被批判为态度恶劣，拒绝检讨；父亲要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就被批判为对抗，不承认错误。根本不让父亲说话。整个过程就是批判、检讨；检讨、批判。当是，父亲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虽然不同意那些批判意见，但处在当时的大形势气候的压力下，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心的进行检讨，承认错误。

从1960年4月12日开始到6月20日结束，批判共两个月零八天

批判很快发展为罗织罪名，共给父亲罗织了七条罪名：

一是争权夺利，主张建立搬运合作社，取消运输公司；不执行天津市委“编队”整顿搬运工人队伍的决定；滥肆发展会员，扩大工人队伍。

二是委派工作组到天津市运输公司帮助搞“三反”的机会，破坏“三反”政策，挟私报复。

三是写信给毛主席，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

四是对全总的决定不执行，两次拒绝全总派副主席去全委工作。

五是敌我不分，培植亲信。

六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夸大缺点，向社会主义攻击。

七是思想作风上极端的自私自利，手脚不干净。

对于这七条罪状，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颠倒黑白，没有一条能够站的住脚。因此父亲是不接受的。

当时，有人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把斗争矛头对准工人。并具体化为在工人内部划分谁是谁的敌人，把斗争矛头直指工人。当时在天津极个别干部有一种说法：“马车是人力车的敌人，汽车又是马车的敌人，集中运输力，又是零散运输的敌人。”并且，把这种说法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说成“这也就是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新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以上几点就是我们搬运工人运动总的路线和政策”。另一方面，又搞宗派，把封建势力和反动势力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这些极个别的干部还同时明确提出：“要响亮地提出：编队即站队，但看你站在好人一边，还是站在坏人一边，哪怕以前是脚行头、恶霸、杀过人、黑旗队等。只要今天悔改前非，向群众坦白，抛弃旧生活。坚决站好人这边来反对坏人，这样仍是好朋友、好同志。”而且还提出：“不仅我们干部在关心工作利益上，在运输技术上，要向脚行头学习，我们还要教育我们工人使每个工人都要向这个方向学习。……只有这样，我们的政治地位才能提高，散车和自用车才能挤出去，我们的生活才能有保障。”

父亲认为：上述说法不符合中央精神、违背了少奇同志的指示。向脚行头学习，对封建势力让步，才能提高工人政治地位和提高群众生活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父亲反对“向脚行头学习是干部和工人的方向”的说法；更反对所谓“编队”，反对把封建势力的典型代表脚行头、恶霸、杀过人、黑旗队当作“好朋友”、“好同志”。父亲认为，要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工商业，必须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坚决清除掉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封建势力。

父亲明确提出：“我在向市委、市领导同志报告和每月工作报告中说：‘我们的方针：团结全体工人，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工会，彻底废除脚行头的封建制度，消灭帮派行会组织。’……教育工人，工人是一家，反对行会主义，封建割据，告诉工人，封建帮派、行会，是脚行头统治工人，分裂工人的毒辣手段。……大的脚行头，是封建、资本、特务，一身三任的结合体。开货栈、旅馆、戏院、妓院，为国民党、CC、青红帮、道门、黑旗队的头子，……头子承包，工人劳动，层层的剥削压榨，‘红签分了黒签分’，大头分了小头分，有的任凭头子‘赏与’。剥削工人70%，80%。甚至90%，工人生活不能维持。……我们的政策是：争取多数，打击少数，采取分化办法，愿参加劳动的小脚行头，吸收一部分参加，按劳动条件，分别给予适当的待遇，对一般的脚行头，其恶劣行为不大者，既往不咎，极少数的，罪恶昭彰，为大多数工人痛恨的犯罪分子打击之。”

父亲忠实的执行中央精神和少奇同志的指示。而且也得到全总李立三、赖若愚、刘子久等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华北局和中监委的领导也赞同父亲的看法。

有些指责到了极其荒唐的地步。如指责父亲“不执行天津市委‘编队’整顿搬运工人队伍的决定”，而天津市委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

父亲写信给毛主席是一个党员的权利，而且，经过后来的复查，父亲的情况说明完全是事实。

其他的指责也根本站不住脚。

某部有一年老体弱，文化水平低的同志不好按排。要安排到某省、市，当地不同意；而后转为要安排到全总作为父亲的助手，担任副主席。全总不同意，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表示同意全总的意见，却被诬陷为“两次拒绝全总派副主席去全委工作”。

父亲不赞成和反对违反中央规定，动辄召开群众大会对工人和工会干部进行批斗；不赞成和反对仅凭个别干部的好恶，动辄动用公安力量，随便抓捕没有犯罪行为的工人和工会干部；特别是，父亲在反右斗争和反右倾斗争中，不赞成和反对把一些没有任何证据和善意提出意见的同志草率的划为“右派”、“右倾分子”。但这与“敌我不分，培植亲信”毫无关系，而且，父亲和很多当事的工人和工会干部并不认识。

“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思想作风上极端的自私自利，手脚不干净”，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

审视强加给父亲的七条罪状，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什么叫做“莫须有”！

但是，父亲很难辩白。因为根本不给父亲辩白的机会和权利。这样充满污蔑和不实之词的批斗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对于这些无耻的诽谤和污蔑，父亲也进行过抗争。当父亲第一次见到给予自己“反党”的定性结论后，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没有签字。

1960年9月1日，又要父亲在结论文件上签字，在巨大的压力下，父亲内心不想签字，但又无可奈何，在上下左右围攻的形势下，只好签了“基本同意”四个字。

1960年9月12日，结论文件被退回。有关人员对父亲说“基本同意”四字不好，要求父亲维护党的威信，一面强迫、一面说服，强迫父亲必须要签“同意”二字。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只好又违心的签了“同意”二字。

1961年3月21日，宣布开除父亲的党籍，停止工作。与父亲在工作中往来较多的人，有的下放，有的调离工作。并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公路运输干部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

对父亲开除党籍的处分，不仅父亲没有想到，而且所有的人全没有想到。当时，全总党委副书记向明华同志曾悄悄的告诉父亲：全总上报的给父亲的处分并不是开除党籍，但是上面批复的却是开除党籍。比照党章的规定，对父亲开除党籍的处分程序也是违反党章的。当然，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对彭德怀同志、赖若愚同志的处理也不符合党章的规定。

父亲到全总工作后，和历任全总领导在工作上相处的十分好。当时的全总副主席刘宁一、李颉伯同志在以往的工作中很支持父亲。在全总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时，刘宁一同志指定父亲为各产业工会的召集人。刘宁一同志在全总工作中，经常就他草拟或主持编写的文件和文章，以私人身份征求父亲的意见，请父亲帮助修改。其中，刘宁一同志请父亲帮助修改全总生产部的两份材料，上报到中央，得到高度评价和表扬。为此，刘宁一同志还特地向父亲表示过感谢。他们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很同情。并明确表示过对开出父亲党籍的异议。全总其他领导同志，包括参加和主持对父亲批判的领导同志，也对父亲十分的同情。因此，对父亲的定性和开除党籍的决定，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十九年后，在父亲平反时，工作组向相关人员了解情况，黄火青同志就明确表态：天津市委不清楚处分父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