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仰东：峥嵘岁月的回忆——记我父亲安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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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安力夫，是一个十分平凡、十分普通的老人，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作为，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的事迹，没有辉煌骄人的功业，没有彪炳日月的伟绩，也没有位高权重的尊严。甚至，在今天人们的眼里，以他的资历和才智，似乎多少还有些窝囊。但是，在我们眼里，他是不平凡的。我们万分的敬佩他。他在青年时期，在汹涌澎湃的土地革命浪潮中，以十七岁的年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至今已经七十五年了。他以一介儒生，历经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中国革命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他从青年时期，就把自己的毕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七十五年来，他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他历尽坎坷和磨难，却矢志不改，对党一腔忠诚，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执著着理想的追求；他忍辱负重，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甘做默默无闻的普通党员。
他为着理想，对党对人民奉献了七十五年的忠诚！他以九十二岁的高龄，还继续奉献着他的忠诚！
我幼年时候，对父亲的印象，是他非常严肃、十分的严厉，不拘言笑。我非常的惧怕他。好在他的工作十分的繁忙，以至于我很少能够见到他。但每次和他在一起，我都心惊胆战，谨言慎行。而且总想着躲开他。每当知道他出差，我都会感到欢欣鼓舞。其实，当时我并没有他出差的概念，只是知道他要去外地工作，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回家。那个时候，自己就感觉到了解放的喜悦。
年幼的我，对父亲知道最多的，是他身体不太好，战争年代给他留下了一身伤病。他的腿负过伤，发作时，要让人搀扶着才能走动。他中过特务下过毒，留下后遗症，半边脸总是抽动。
那时，母亲工作也很忙，我也难得见到母亲。和我接触最多的是保姆阿姨。在家吃住是和阿姨在一起，去幼儿园接送也全靠阿姨。
当时，我家住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大宅子中的跨院里。院子是花园型的。很大，有高高的凉亭，有长长的走廊和小鹅卵石铺成的花径，有三个巨大的花坛，有太湖石假山，有梨树、枣树、柿子树、桑葚树和粗大的槐树。父亲带着大家，在院子里种过玉米、西红柿和韭菜等蔬菜；种过月季花，还有一种当时我叫做喇叭花的漂亮的花卉。养过很多的鸡。院子旁边是一个汽车库。停放着配备给爸爸的小轿车。但这辆汽车我极少坐。只有父亲带全家外出参加活动时，我才能跟大人一起乘坐。那时节，我们经常在周末，去人民大会堂，或者政协礼堂观看演出，参加游艺活动。每次乘坐小轿车，我都异常的兴奋。母亲和我，从未单独使用过公家配备的汽车。偶尔，妈妈去幼儿园接我回家，或者带我出去玩，全是骑自行车驮着我，或者母子俩挤公共汽车。因为，汽车是爸爸工作用的，我们作为家属，是不能使用的。同样的，还有家里的电话，我连碰也没有碰过。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政治运动中，父亲受到冲击，被定为反党集团分子，开除党籍，停职在家。
我和父亲接触多了起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从幼儿园回家，发现家里变了样子，厅里的沙发茶几没有了，爸爸办公桌上的电话没有了，大书柜没有了，车库里空荡荡的，汽车也没有了。很快，车库被改建为住房，住进了人家。保姆阿姨也走了。从此，爸爸在家里，承担起做饭、打扫卫生一些家务活。那时的父亲，脾气特别暴躁，经常打我骂我。但又特别关心我，每天早上送我上幼儿园，晚上又早早的到幼儿园门口，等着接我。后来，我考入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父亲依然每天早上送我上学，下午早早的到学校门口，等着接我。当时，我们这些孩子，都追求独立。我多次要求上学放学自己走，不要父亲接送。还为此大吵大闹过。但是，父亲仍然坚持早上送我上学。只是下午放学后不再接我，让我和同学们一道回家。
文化大革命寒风乍起，被行政降职五级的父亲下放山东省枣庄市的峄城区，挂名副主任，换句现在的话说，被降为了副县级干部。
父亲离去后，家里的正常生活也难以维持了。一天，我放学回来，看到很多人在我家的庭院里，挥动铁锹镐头，拆除园子里高大的凉亭。后来，他们把很粗的绳子系在亭子的立柱上，然后，许多人拉起绳子，喊起“一、二、三”的号子。随着他们的号子，“轰隆”一声，漂亮的亭子被拉倒了。从此，我的家失去了最起码的安宁。
拆掉亭子后，修建起公共厕所，我家的庭院，也就成为了公众场所。不仅混乱，而且，随着文化大革命风暴越演越烈，安全也出现了问题。为了躲避可能来临的危险，我每天早早的起床，由骑自行车上班的妈妈带到学校。下午放学后，就不再直接回家，而是乘坐公共电车去妈妈单位的食堂，在食堂外面的马路上徘徊，看来来往往的车辆人们。等到食堂开门后，就在食堂坐等妈妈下班。然后，和妈妈一起在食堂吃晚饭。晚饭后，妈妈骑自行车驮我一起回家。
但是，这样的生活也没有能够维持很久。社会动荡起来，越来越乱。我只得在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中断学业，去沈阳的姥姥家躲避。
随着大串联、破四旧运动的兴起，姥姥家也受到影响。姥姥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解放后，由于身体不好退职。和大姨姨夫住在一起。姨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时入党的老党员；大姨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这样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可能风平浪静的。我不得已离开姥姥家。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去山东找父亲。那年，我10岁。我从北京独自坐火车到山东的薛城。夜半时分到达薛城火车站。父亲很早就到火车站等着接我。因为薛城火车站是小站，停车时间很短，父亲担心我坐过站。
这次见到的父亲，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显得十分的憔悴，没有了以往的衣着整洁，没有了以前的威严。如果没有眼镜，就像一个老农民。我们在薛城住了一夜，第二天乘火车到了枣庄，然后由枣庄坐长途汽车到了峄城。那时的父亲，给我的感觉是十分的沉闷，很少说话，不和任何人交往，显得十分的孤僻。他的工作仿佛也不多。听说，他在区里分管文教卫生，但似乎什么事情也不让他插手。峄城区党委和政府在一个大院子里。父亲就住在这个大院子里，办公室和宿舍是在一起的。房子是一个里外间。里间是宿舍兼办公室，外间是会议室。会议室十分简陋，摆放着破旧的T字型会议桌，桌子周围是破旧的木头椅子。我在那里的那段时间，从来没有在这个会议室开过会。倒是我，在这个会议桌上练毛笔字，叠纸玩具。我们从食堂打来饭，也是在这个会议桌上用餐。区政府还给他配备了一辆山东生产的金鹿牌自行车，是倒轮闸的。我第一次骑，因为不习惯倒轮闸，就被结结实实的摔了下来。父亲经常骑车驮着我到田间旷野。城外，有一条河流，父亲也经常带我到河边。他坐在河边，常常一坐就是半天。父亲在房间里主要的时间，就是写申诉书。
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并且爆发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社会局面处于失控状态。那时的县区党委和政府，大门口既没有武警站岗，也没有坚固的大门。只有一个收发室，一般是由退休人员发挥余热，在收发室值班。因此，根本无法阻止群众组织的进入。父亲，最终还是成为了群众组织揪斗的对象。而且，有个群众组织，还在煤矿的矿井下，为父亲和我准备了一间“水牢”。
我永远忘不了那次危险的经历，父亲带着我连夜出逃，在老区干部群众的帮助下，展转台儿庄、徐州、济南，回到北京。在这次逃亡的路上，我们曾躲在一个老乡的柴房里几天，每天深夜，老乡给我们送吃食、清理粪便。我体会到，在久居柴房黑暗的环境后，初次见到阳光那种头晕目眩的感觉。我们还在微山湖上躲避了几天，每天和湖区的工人同吃同住，还一起到湖中用雷管炸鱼。
当我们摆脱危险回到北京时，却无法再回到那个我从小生长的花园式院落了。我家已经被赶出了那个院子，搬到了西城的三里河。母亲也受到冲击，被造反派抄家多次。
那时，沿长安街，西出复兴门，就是出了北京城。三里河属于近郊区。新家位于机关家属宿舍楼，和另一家合住一套四室的单元。我家分了一间半。所谓一间半，是在一套房子里，我家独自占有一间，另外和邻居合住一间，即半间。和邻居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一条走道。
由于母亲也受到冲击，而且，自从父亲出事后，母亲也迫不得已和父亲“划清”界限，不便通讯。有事情，是通过我和父亲通信的方式代为转达。因此，父亲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北京，而且回到了家，显然是极大的忌讳。所以，父亲只做了短暂停留，就离开，避往山西老家的叔叔家。期间，我也曾去山西叔叔家躲避过一段时间。
三支两军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最为急风暴雨的混乱时期，社会秩序渐渐恢复。父亲离开山西返回了山东峄城。1969年初，母亲下放湖北“五七干校”。随后，我也离开北京，去了位于湖北荆州钟祥县长滩区的“五七干校”。1970年12月31日，我从干校返回北京，原想参军。但由于家庭问题，没有人敢于帮助我。所以又争取复学，以便参加1971年的初中毕业生分配，参加工作。但同样因为家庭问题，学校不肯接收我。由于我和妈妈下干校后，北京原有的一间半住房也被收回。因此，我在北京居无定所，只好投亲靠友。但由于父亲的问题，也没有人敢于长期收留我。父亲得知我无处安身的窘境后，不顾一切地强行从山东返回北京，带着我，走门串户，找落脚的地方。最后，是以前我家的保姆阿姨的孩子，伸出了救援之手，同意我住在她家。尽管她家只有一间小房子，已经住着两代五口人了，还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接收了我。我成为这个小房子中住的第六口人。把我安顿了以后，父亲才返回山东，接受种种批判和斗争。
这一次见到父亲，我第一次感受到父亲内心深处对我深深的关爱，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沉的爱。使我受到从小到大，从未有过的震动。我理解了在我小的时侯，父亲的严厉、严肃，他是希望我成材，他不愿意我沾染上纨绔子弟的坏作风。
在初中毕业前夕，我终于回到了学校，参加1971届的初中毕业生分配。同样，由于家庭问题，没有单位肯接受我。一直拖到1972年初，最后一批，全部是家庭有问题或者本人有问题的学生，收底分配到北京建华铸钢厂。那时，我还没有到十六周岁生日，便当上了一名翻砂工人。
在工厂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工厂中，最苦最累最脏的工种就是翻砂工。工厂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车钳铣，没法比；电气焊，凑和干；叫翻砂，就回家。老工人戏谑翻砂工之脏，是这样形容的：媳妇来探亲都要跟着撒三天黑尿。尽管我的岁数在工厂里是最小的，但由于家庭问题严重，只能分配到最脏最累的翻砂工种进行劳动改造。干这个工种的，基本上全是本人或家庭有严重问题的人。我所在的班组，共有二十多人，除了班组长和团支部书记外，还有一个开天车的青年女工，这三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其他的，有解放前的伪军警、黑社会成员，有所谓的敌富反坏右，有走资派，有刑事刑满释放犯，和我这样家庭有严重问题的人。总之，按当时的说法，全是牛鬼蛇神。我在工厂干了七年，除了翻砂工，还干过水暖工、锅炉工。由于工作很累，三班倒，吃饭又不能够很正常。最后，身体垮掉了，患上严重的胃病和腰椎病。1976年后，有一段时间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我进工厂后的几年，父亲在山东接受批判斗争和劳动改造，一直没有见过面。我母亲还在湖北“五七干校”。我一家三口人，联系全部靠通信。而且，在通信中，我还担负着特殊的角色。尽管在“五七干校”中，恢复了母亲的党组织生活。但父母还处在必须划清政治界限的状况下。因此，父母之间是不能有任何来往的，包括通信在内。母亲要告诉父亲什么事情，必须写信告诉我，由我写信，以我的名义，以我说话的方式，告诉父亲。反之依然，父亲要告诉母亲什么事情，也必须写信告诉我，由我写信，以我的名义，以我说话的方式，告诉母亲。
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母亲所在的“五七干校”结束，妈妈回到北京。
母亲从干校回到北京后，也没有地方住，只好住在机关招待所里，也算是集体宿舍。我当时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后来，和母亲同住一间宿舍的阿姨，为照顾我们母子团聚，在另外一个房间找了个空床位搬了出去，腾出这间房给我母亲，我才从工厂集体宿舍搬来，建立了我和母亲的“家”。而做饭，只能在楼道里。好在搞到了罐装煤气和煤气炉子。
此时，社会秩序已经恢复正常，父亲也可以探亲了。父亲在探亲假回来后，竟然幽默了许多。经常戏称我“学徒工”。其实，我已经出师，而且还带了徒弟，俨然是个小师傅了。父亲还取笑我经常和工厂的年轻工友们在一起活动，说我交的是“狐朋狗友、牛鬼蛇神、乌龟王八。”
1976年的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我一家影响最大的，是恢复高考，父母都全力以赴地支持我考大学。但是，父母也好，我也好，都明白，我的基础太差了，仅上过两年半小学。以小学两年半的基础直接考大学，不啻是天方夜谈。所以，父母在支持我考大学问题上，显出心理上的矛盾：一方面，为我创造各种力所能及的条件，让我安心复习，希望我能考上；另一方面，又知道我的基础太差，认为我考上的可能性很小，怕我落榜后心理承受不了。所以，又时常在我耳边吹风，说考上的可能如何小，不要灰心等等。我感觉到，那时的父母，提心吊胆，怕我精神崩溃。
另外一件大事，就是父亲申诉甄别和平反。从父亲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申诉。但是，1976年后的情况和以前大不一样。以前，没有人敢出面帮助父亲申诉。而在1976年后，大批的老干部得到平反。很多老战友、老同志，愿意帮助向上面转交父亲的申诉书了。但是，这些好意，却被父亲拒绝了。他依然坚持自己一封又一封的从邮局寄出挂号信，向党中央提出自己的申诉。他依然坚持一趟又一趟的去到中南海，请门口值勤的战士帮他把申诉书送进红墙里面的收发室。1979年4月16日下午，在父亲的问题甄别已经基本结束，即将平反的前夕，我陪父亲参加老战友，原地质部办公厅主任刘毅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礼堂的休息室里，父亲见到了抗战时期的老领导薄一波同志。薄老幽默地对父亲说：“听说你的申诉材料摞起来比你个子还高，装了好几个麻袋。”当时父亲回答：“历史证明我是对的。”薄老又幽默地说道：“可是你的级别一级也没长过，工资一级也没调过。”
我考上大学后，在学校接到了父亲的平反通知。这是我们期待了二十年的一天。这二十年，消磨了父亲正值黄金的工作年华，也耽误了我少壮努力的宝贵的学习时光。
当时有一句非常激励人的话，叫做：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我白天上大学的课程学习，晚上恶补中小学的课程。而年逾六十的父亲，也焕发出惊人的工作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会工作当中去，像年轻人一样。当时，领导干部已经开始出国考察的活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但从父亲恢复工作后，一次也没有出过国。一方面是工作太多太繁重了，父亲感觉的是时间过的太快，要做的工作太多，总觉的时间不够用。他下基层，一蹲就是几个月，我们经常几个月甚至半年难得见面。他太忙了，没有时间出国。另外一方面，父亲多次说过，四化建设，资金紧张，要把钱用在刀刃上。领导干部出一次国要花国家很多钱。不出国，就可以为国家省下这些钱，用到建设上去。
父亲是山西人，可能有人认为他太抠门。我也曾这样认为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理解了他。一个人，一生喜于两袖清风，克勤克俭，乐于清贫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父亲做到了。父亲一生烟酒不沾，满足于每顿饭一碗素面；家里十分简陋，用品用具朴素到了极点。以至于，家里请来的保姆阿姨，有的忍受不了家里平淡朴素的生活。为此，家里曾为保姆阿姨开过专门的小灶。父亲在北京到基层单位，习惯于自带盒饭，从不吃基层单位的客饭。到外地出差，他最讨厌的的宴请酒席，大吃大喝。一是他不愿意玷污党的形象，怕造成不良影响；二是他从来坚持自己付钱，那样的豪华酒席，他的工资收入也承担不起。
父亲被错误处理的二十年时间，没有能正常的进行工作。在平反后，他多么希望把耽误的二十年时间的工作补回来。但是，当中央决定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制度后，按照组织上的要求，父亲第一批，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离职休养。在离休后，父亲依然关系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建设大计，关心党政党风建设。
父亲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对家人要求也极为严格。对于我，   他主张靠我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道路，不能依靠父辈，更不能走后门，搞不正之风。他特别反对领导同志插手子女的工作安排。如果说他过问过我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我的入党问题。由于我在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中，阐述了自己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四中全会精神，拥护党中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因此，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被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我长期游离于党的大门之外，是父亲心头之痛。父亲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历经坎坷而矢志不改。他多么希望我能继承他的理想，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啊。他长期习惯于严格的自觉的执行党的纪律，从不插手我的工作问题，因此，多少年来，他总是从正面要求我努力工作，积极靠拢党组织，争取尽快解决组织问题。直到1999年全党全国开展“三讲”活动，父亲和我进行了一次关于我入党问题的十分认真严肃的谈话。鉴于我长期从事金融信贷工作，父亲十分担心我在经济问题经不起金钱的考验。在这次谈话中，我告诉了父亲，我在经济上是清白的，在政治上是坚定的。同时，也告诉了父亲，我一直没有能解决当组织问题的原因。这个问题引起了父亲的高度重视。他认为，这是关系到政治原则的大问题。他向中央领导反映了这个问题，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党组织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了调查证实，给予我在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对党的追求，坚持理想信念的结论，并发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的一生，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百折不挠，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他有光荣的历史，却没有赫赫功名。他没有辱没共产党员的称号，他始终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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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二）

——记我父亲安力夫的青少年时期



我父亲原名叫安景隆，于民国六年六月十四日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城东南35华里的一个村庄，村名叫圪塔村。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父亲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父亲填表时，依然写的是民国六年六月十四日出生。后来会务人员通知父亲，经查对，父亲出生日是公元纪的1917年8月1日。从那以后，父亲填表，出生日期才填写1917年8月1日。

我的家乡为什么叫圪塔村？据老辈人说，因为家乡位于黄土高原的太行山上。水土流失严重。每年夏天下大雨，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水十分汹涌，怕被山水淹没村子，叫圪塔村，洪水就淹没不了村庄了。在村中还修了一间小屋，供奉了山神爷，为的是永保村子安全。

距离村东南有一座山，名叫“宝塔山”；山的顶峰有一塔，叫“棒棰塔”，因此，村民们又叫“宝塔山”为“棒棰山”，棒棰山距离村约15至20华里路，在村里能看到“棒棰塔”。

圪塔村中，有二、三百户人家，姓安姓张的是大户，还有姓王姓李的等，都是小户，村子里到外做生意的人不少。

父亲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一个社会风云激荡的时代。父亲的政治思想，是从小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家庭变化和社会变化而变化的。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烟土鸦片攻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古老的中国沦落到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境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抗列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追求社会发展和进步，成为中国仁人志士们的奋斗目标，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在父亲出生的1917年，世界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北方的十月风，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成为新的民主大革命的开始。6月份，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状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新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1921年7月，中国发生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中国共产党成立！它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那年，父亲4岁。

父亲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了，家有几亩薄地。祖父经常不在家，据说是外出到一些城市摆小摊卖纸烟，又说给商店当记帐先生。

有一个姓“安”邻居，村中人叫他“游生”，家贫，只有他和妻子二人，无子女。虽然和祖父不是亲兄弟，但他叫祖父六哥，为人热情，经常来往。家里的几亩薄地，播种时由游生帮忙；收割时，如果祖父在家，父亲就跟随着祖父和游生一起收割；如果祖父不在家，就由父亲帮着游生收割。家里还有两分菜地，也交给游生，夏天种些君达菜、辣椒、葱。秋冬种些红、白萝卜等过冬的菜。山西十年九旱，一年一季，产量很低。没有油，也没有肉，中午劈两叶君达菜和面条下锅。祖父外出回家，带回点烟袋、剪刀一类小商品送给游生作为报酬。

祖父在外做点事，挣得收入，补助家庭生活。尽管生活不很富足，但也不愁吃穿，家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

祖父常年在外，每次回家，都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幼年的父亲，在朦胧的意识中，就开始听大人时常说起共产党。随着年龄的增长，听到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

孩提时代的父亲，十分迷信鬼神。村里的人，也经常传说一些神鬼的事情，天不下雨，要求神，人得了病，要求神，建房要求神，节日要向鬼神烧香磕头，人们头脑里充满神鬼思想，神鬼主宰了一切。每年农历的新年，村里家家户户，都用红纸写上对联，贴到门的两边；再有，就是在红纸上写上皂家爷、门神、土地的牌位。有两个牌位特别重要，一个是文聖人孔夫子的牌位，一个是武神人关云长的牌位，要摆到显眼的地方；皂家爷的牌位要摆到做饭的地方。腊月二十三，把皂家爷的牌位烧掉，说是让他“上天言好事”。腊月二十九，再写个新的皂家爷牌位贴起来，为的是让他“回宫降吉祥”。父亲是家里的长男，祖母、大姑是妇女，叔叔和小姑姑们尚幼小，所以，烧香磕头的差事自然落到了父亲的头上。每年正月初一、十五，早晚，父亲要按时在这些牌位前烧香磕三个头，这是习俗规定下的制度，要人们服从执行。但父亲往往只在文聖人孔夫子和武神人关云长的牌位前按规定烧香磕头，对其它的皂家爷、门神、土地爷，只烧香不磕头，敷衍了事。

父亲回忆，上了小学以后，听到外面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多，外面波澜壮阔的世界，越来越激动着父亲。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次运动高潮的顶点，是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北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进行了血腥镇压，爆发了二七惨案，宣告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结束。

第一次工人运动失败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了经验：工人阶级不能孤军奋斗，不能缺少武装斗争。在这个背景下，从1923年起，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人们又形象地称之为“大革命”。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革命洪流汹涌澎湃。国民政府先后进行了东征和和南征，建立了国民革命军。1926年5月开始了北伐战争，矛头所指，是帝国主义所豢养的北洋政府，掀起大革命的高潮。工农群众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

这个阶段，父亲向往着叱咤风云、轰轰烈烈的生活。父亲的这种向往，和他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关系很大。少年时代的父亲，十分崇尚忠义勇武。祖父爱看历史书籍，家里有很多线装书籍，父亲从小就经常翻看。祖父有时从外回家，带回南洋的纸烟包中的精印的洋片，洋片上印的三国演义里的刘、关、张、赵云、孔明、周喻，曹操等人的故事，他给父亲看，还给父亲讲东周列国的故事，讲孙子、孙浜、伍子胥、荆柯刺秦王、围魏救赵的故事，讲岳飞、杨家将、杨六郎、穆桂英等人的故事。清明节纪念介子推，五月端午吃粽子纪念屈原、八月十五供月饼讲杀鞑子的故事。那时，民间对各种节日看的十分认真重要，用各种办法，表达思念的情感。父亲和一些小同学还看隋唐小人书，对李世民、秦叔宝、陈咬金、魏征、徐茂公、薛仁贵的故事十分熟悉。父亲回忆，小时候，村上还有人请说书的人，晚饭后，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坐一大片，听他说书，除了讲一些神鬼故事外，更多的是历史小说中的忠义人物和侠客的故事。

历史文化造就了父亲十分崇拜讲忠义、爱国家、路见不平一声吼、打破不平的英雄好汉以及侠客等人物。现实社会中，大革命风起云涌，又为父亲在仰慕的想象中融合进了时代的意义。

然而，当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革命阵营的分裂开始明朗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白色恐怖迅速蔓延至东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各省。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捕杀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

1927年4月17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各项职务。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开始限制工农运动。5月12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13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长夏斗寅叛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疯狂镇压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面对反革命的屠杀，共产党人开始了武装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9月份，由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举行了秋收起义。随后，其它地方也陆续进行了武装起义。但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这些起义先后失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探索中的第一次挫折。

在挫折面前，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在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那一年，父亲10岁，在村里上小学三年级。大革命失败的残酷现实，使父亲感受到，风起云涌与英雄豪杰并不是靠扬眉吐气、大刀阔斧就可以一马平川，浩浩荡荡。父亲的思维，开始了从感性的追崇向理性的思考方面转化。

父亲上小学时，家中共有四个孩子。父亲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妹妹。父亲的二姐，在十五、十六岁时得了急病，在坑上难受的滚来滚去，又哭又叫。那时，村上无医无药，得不到治疗。祖父祖母在她身边无奈地哭泣。父亲只能默默地烧香，跪着求神保佑她，请求不要再给她痛苦煎熬。她就这样，在病痛的煎熬下，花季时离开了人间。两三岁的小姑姑，活泼可爱，也是得病，无医无药治疗，离开了人间。后来，父亲又增加了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现实的苦难，使父亲不再迷信鬼神，开始了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的转化。

1929年，父亲小学毕业，到离村五里的东泉镇上第四高小读书。

这个阶段，正是土地革命浪潮蓬勃兴起的时候，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建立后，建立工农兵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队伍。1928年，由周逸群、贺龙同志，在湘鄂地区，领导了湘鄂西武装起义，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随后，由黄麻起义编成的工农革命第七军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还建立了湘赣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1930年，邓小平等同志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根据地革命进入全盛时期。

随着红色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国民党统治区的湖北、湖南、广东、江苏、陕西、山西、河南、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东三省也恢复和重建了中共党组织。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父亲的思想也产生了飞跃。

父亲在读高小的时候，开始接触现代科学，彻底破除了迷信思想。他们学校在前后两个大院的庙内，大门两边是哼哈二将的大像，前院两边房间是两个教堂，神像已搬掉，正面有一通道，通道两边是四大天王，已搬除，成为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后院要比前院大，正面有两层楼高大房屋，房内有一层楼高的大菩萨神像，有的同学打开纸墙，爬到菩萨帽内坐着玩，有的同学坐到菩萨的胳膊上玩。院内两边房间是阴间地狱，阎王面前摆着人们的生死薄，有牛头马面的各种各样的小鬼，有的拿着生死薄捉人，有的拿着铁链、铁叉在门口看守，有的油锅煮人，有铡刀铡人，有的推磨磨人，有铁链吊人，有的用绳绞人，胆小的同学不敢进去看。后来老师组织校友和部分同学，白天怕村子的人反对，在一个夜里，把这牛头鬼蛇神通通打倒，踏上一脚，捣碎搬走，作为两个教室，那时，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也算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大进步。大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推反满清，建立民国。课间操，要向孙中山像行三鞠躬礼，高声齐读总理遗嘱。还讲太平天国、义和团等闹革命，这时，父亲从迷信神鬼、崇拜义士侠客，转为崇拜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人物。

1931年9.18事变，对蒋介石不抗日，打内战，老师和同学非常气愤，怒骂蒋介石。物价上涨，国民党纸币飞涨，不值线，社会混乱，谣言四起。

社会混乱不安，家庭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故。祖父难以在外做事，无奈回家，生活日益艰难，不得不借债渡日。一天，父亲看到家中有三四人，在两张蔴纸上写借债契约，听说借债要付出高利息，限期三年或五年，写明房地产作抵押，到期不能偿还，债主就把房地产收去，契约上写有两三人为保人，是中介证人，写好契约，债主、借债人、中介证人，都要在契约上盖章，按手印。究竟借了多少债，父亲不知道，祖父也不对家中人说。从这以后，就靠借债维持生活，支持父亲上学读书。父亲的一个小妹妹出生后，就送给一姓董的人抱去了。这时，大姑已经出嫁，家中有祖父母、父亲，以及父亲下面的一弟一妹共五口人。

父亲在离村五里的东泉镇上第四高小读书，每天早饭后，带着窝窝头、黑面馒头，步行五里到学校，中午吃窝窝头，喝点水，算一顿午饭。下午课后，放学，再步行回家，家中午饭时，给父亲留下一碗面条，就是晚饭。父亲就这样每天来往上高小读书。

父亲多次提到，有件事情他很难忘记，有一年，村里的头面人物，村长等人，把祖母带到村公所，父亲也跟了去。他们训斥父亲母子二人，并威胁要关押起来，可能是因为交钱粮的事。从这以后，父亲对这些人非常反感仇视。

两年后，父亲高小毕业，进入平遥县城的平遥中学读书。

平遥，是一座历史古城。明成化《山西通志·建置沿革》载：“平遥县，古陶地，帝尧初封于陶，即此。”今平遥古城所在地，当属古陶地。虞舜时属并州。大禹治水后属冀州。西周时为并州属地。春秋时属晋。战国时属赵。秦汉时属太原郡。三国时归魏，属西河郡。西晋时属太原国。北魏太武帝时，因避拓跋焘名讳，将位于今文水县西南的平陶县（汉置，属太原郡）改为平遥县，而作为县治所在地的平陶城也随之改为平遥城。又因西羌内侵，将平遥县从今文水县西南徙置汾河以东的京陵县境，遂废京陵县入平遥县。作为县治所在的平遥城，遂迁至今址。此后，历经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迄今，平遥城名一直沿袭未变。

抗日战争前，平瑶县只有一所中学。学校在城内。校长段静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一个中学任教。1934年，他到北平聘请了一些老师到平遥中学任教。这些老师，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进步人士。父亲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和父亲接触比较多的共产党员老师和进步老师，有孙志远老师，是共产党员，也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建国后，他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有王一夫老师，共产党员，建国后，任民政部副部长。他们给父亲讲苏联十月革命。告诉父亲，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上学吃饭不要钱，人民过着自由平等、生活丰富幸福的日子。使父亲很向往苏联，希望中国有一天，人民也能过上那样的生活。他们讲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介绍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要父亲阅读这些书刊。从这个时候开始，父亲就开始大量阅读马列著作，即便在战争年代，只要有空，就专心阅读马列的著作，如《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左派幼稚病》、《大众哲学》等。有史鼎山老师，据说被捕过。有一段时间，他情绪低落，生病，住在离学校很近的一所房内，父亲还去看望过他两次。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一个中学任教。有梁品青老师，他房内有不少鲁迅、巴金、矛盾等人的著作，他经常和鲁迅信件往来，还介绍父亲给鲁迅写信往来。日军侵占平遥前，他去了陕北，有人说他任陕甘宁边区工会宣传部长，有人说他在陕公当教员。有李长儒老师，这是在学校的名字，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又名为李长路，任北京图书馆长、顾问。他是书法家，爱好诗词。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幅条幅：“鹤舞千年树，虹飞百尺桥；高松来好月，墅竹上青宵”。父亲把它挂在饭厅内，一日三餐，抬头就能看到。在学校，他经常给父亲讲文学方面的知识。

此外，还有任汝昌老师，是附小老师，据说是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历史馆副馆长。金树原老师，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林业厅长。武任关老师，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白下区财税科股长。雷振武老师，任吉林大学外语系主任。以上这些老师，和父亲接触很少，有的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

还有个马延龄老师，太原的宪兵到平遥把他抓走，说他是共产党员，搞的学校很紧张，吓的父亲和学校有的同学，离校躲了几天。学校恢复平静后，段校长把父亲叫到办公室，训斥和警告说，不得在学校进行活动，只能学习。否则，要开除出校，……。他还告诉梁品青老师，要梁品青老师警告父亲。梁品青老师按照段校长的意思，把父亲叫去，也警告父亲不得在学校活动，……。从这以后，父亲对段校长和梁品青老师产生了看法，发展到很不满、很反感，从此疏远了段校长和梁品青老师。

父亲所在的学校有一个图书馆，馆内藏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哲学、马列主义方面的著作，如《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大众哲学》、《资本论概要》等。还有刊物《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独秀文丛》，以及鲁迅、茅盾、巴金，邹韬丰、冰心、丁玲等人的著作。

父亲在中学的时候，最喜欢看的，看的最多的是理论方面的书和马列主义著作。对一些书，开始看不懂。特别是外国翻译过来的书。但对一些历史人物，是干什么的，信仰什么主义，一直记得清楚，难以忘记，如：欧文、圣西门、付利叶是空想主义，蒲鲁东、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康德、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是唯物主义，考茨基、伯恩斯坦是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

父亲还看了鲁迅的《花边文学》《阿Q正传》《狂人日记》，矛盾、巴金、丁玲、冰心等作家的小说《日出》、《子夜》等。还看了陈独秀的几篇文章，认为写的很好。

1934年春，是对父亲生命中有重大意义的时候。一天，父亲在学校传达室取报刊时，一位新到的老师，坐人力车，带着大包小包来到校门前，他是新聘来的孙志远老师，共产党员。父亲帮他把包裹等物搬进卧室，打扫房间，安排物件。他问父亲学校的情况，家庭的生活状况。从这以后，父亲就和孙志远老师熟悉起来，经常来往。他是从东北来的，经常给父亲讲东北的抗日斗争，讲蒋介石反共不抗日，先安内后攘外的投降主义，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刊，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北上抗日的主张。讲反对投降主义和革命斗争的故事等。促进了父亲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父亲在读中学的时候，正值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11月到1933年，蒋介石调集重兵，连续对红色根据地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围剿。而此时，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1933年，国民党再次集中重兵，对井冈山的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在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反围剿斗争受挫。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父亲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即1934年7月1日，在平遥中学，由孙志远老师和李守基同志介绍，父亲以学生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在党的旗帜下，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奋斗历程。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父亲从一个孩提成长为共产党员。父亲入党时，年仅十七周岁。

为避免敌人对家庭的迫害，父亲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安力夫。

那时，父亲和李守基、梁淑嫒两人传阅党的文件，“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是油印的，字也很小，在夜里看。父亲特别崇拜敬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同志，他们领导红军闹革命。这个时期，主要是在青年学生中、社会上，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抵制日货，反对国民党不打日本打内战的活动。

父亲家是举债生活，供父亲上学。“天有不察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35年，祖母大病卧床不起。祖父得急病后数日即去世，全家生活陷入困境。

正在父亲一家悲痛欲绝时，在祖父去世的第二天，债主们和父亲的大爷大娘们，就到家中翻箱倒柜，抢夺房地产契约、家俱物件，就连小孩玩的不倒翁都拿走。邻居对他们的这种行动非常气愤不平，在院内大骂他们没有人心，说正当人家丧事来抢夺东西，算不算人做的事……，引来不少人在院中看热闹，互相议论纷纷。

安葬祖父后，房屋土地被债主掠夺光，父亲一家已经家破人亡，祖母带着父亲和一个七、八岁的叔叔、两三岁的姑姑，一家四口人，搬进一间破旧漏雨的小屋，饥寒交迫，生活十分艰难。父亲身处困境，如入深渊，回家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祖父去世后，祖母重病卧床不起。父亲要给祖母和小的弟妹做饭。别人家有驴骡的，推磨拉碾靠牲畜。父亲却要靠自己推磨。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想到退学，当个小学教员来维持家庭生活。

父亲向学校提出退学。学校老师得知后，鼓励父亲继续上学，并帮助父亲联系写活叶文选，补助学校费用。父亲在星期日，或在夜间，用毛笔浇油墨写在给的油纸上，由学校给商家石印。老师选的文章，是在《古文观止》、鲁迅、陈独秀文丛等人著作中选出的。这样，父亲挣得的收入，就够了每月的饭费。

1935年后，革命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的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1935年10月份，党中央到达陕北。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即“一二九运动”。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开始。在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全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抗日救国运动上。

根据形势变化。父亲按照组织要求，工作重点转向了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工作。

1936年春，北平一位姓赵的同志，经常给父亲寄民先队的资料、宣传品，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大众生活”等报刊。父亲给他写过一信，告诉他寄的报刊收到，问他个人的情况。然而，那位姓赵的同志，只是寄刊物，不给复信，也不说他的情况。父亲始终不知道是谁介绍安排的，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父亲一面上学，一面按照组织的安排，到第一高小、女高小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学校把学生集合到操场上，排好队，父亲就向学生演讲，讲抗日救国；讲东北被日军占领，烧杀抢掠；讲人民抗日斗争，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抗日救国。1936年7月，首先在平遥中学建立抗日救国会。8月，选举成立了平遥县抗日救国会，选举十九周岁的父亲为会长，第一高小一姓王的老师为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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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盟会”全称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6年９月成立。在３年多时间，发展会员达300余万名。它是国共两党建立较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是统一战线历史上的一面光辉旗帜。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步伐，威胁到盘踞山西的阎锡山当局，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对阎锡山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阎锡山的许可下，1936年９月18日在太原召开了纪念“九·一八”５周年大会，组建了一个群众抗日救亡民族革命大同盟性质的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

牺盟会最初是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为会长的一个官办团体。1936年11月，薄一波同志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到山西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主持牺盟会工作。使牺盟会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典范。

在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挺进山西后，牺盟会积极配合，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艰巨活动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牺盟会成立之始，父亲就作为党的干部，积极参与到牺盟会的筹建和发展工作之中。

1936年秋，牺盟总会派村政协助员张联星、张世银到平遥，联系父亲，在平遥县筹组牺盟会。

“村政协助员”是一个担任临时性工作的人员称谓，主要任务是宣传鼓动，发展牺盟会员；预定宣传工作区间为三个月。“村政协助员”这个名称是阎锡山确定的。原来拟叫做“抗日救亡宣传员”。但是阎锡山不同意。阎锡山提出，山西是地方政府，全国没有宣布抗日，山西不宜太突出，因此改为一个比较“灰色”的称呼：村政协助员。

村政协助员张联星、张世银到了以后，在一个固定的饭店用餐，指定父亲也在这个饭店吃饭，随到随吃，饭钱由他们负责。并把父亲吃饭的事，向饭馆掌柜交代清楚。父亲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发展牺盟会员，筹组平遥县的牺盟会组织。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1937年1月，平遥县召开了牺盟会会员大会。大会选举父亲和张世银、张联星、李守基，梁文洲等人为牺盟会委员，平遥县牺盟会正式成立。成为最早成立的牺盟会县级组织之一。父亲成为实际上主持平遥牺盟会工作的负责人。

1937年3月，村政协助员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使命。张联星、张世银离开了平遥县。

由于村政协助员的工作是一项临时的工作，在村政协助员离开后，有的县已成立的牺盟会即由该县县长或公道团代管。公道团的全称是“主张公道团”，是阎锡山建立的一个反共团体。县长或公道团代管牺盟会，使阎锡山部分地控制了一些县牺盟会的领导权。但是，在平遥县，在群众的拥护中，牺盟会的领导权始终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手中。

5月间，牺盟总会派来李庆湖、李文烔为牺盟会特派员，给父亲印的名片是牺盟协助员。他们在街上找了一个不大的院子，作为牺盟会办公的地方，四五个人吃住工作在这个院落内。那条街上，有县政府、公安局等单位。还有公道团。

公道团是一个顽固派组织起来的反动团体，与牺盟会是对立的两个组织。公道团有县长的支持。牺盟会有进步青年和民众的支持。并且，牺盟会特派员有监督县长和县政府工作的权利。一些重大问题，群众反映和要求解决的问题，牺盟会与县长和县政府工作人员谈判并得到满意的解决。因此，牺盟会工作很活跃，社会威望很高。一些学校的学生，到牺盟会，来往不断，有的散发宣传品，有的写壁报，在街上贴标语，有的村民到牺盟会反映村中发生的事情。涉及县里的各种事务，县里都要和牺盟会协商。父亲是以平遥县抗日救国会长、牺盟协助员的身份，同李文烔、李庆湖等同志与平遥县长经常性地交涉商谈各种有关事宜。而公道团，则门庭冷落，清清淡淡。最后难以为继。在太原失守之前，阎锡山创办的这个以反共为目的、以豪绅为骨干的反动团体“公道团”烟消云散。

平遥县牺盟会建会以后，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是牺盟会县级组织最早成立自己的武装的县。队伍成立起来后，进行军事训练，准备搞武装斗争。父亲参加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剿匪。接到村民报告，离城约有50华里一个山中的小村庄有土匪，要求牺盟会带兵去剿灭。这次行动，是由八路军派来的一位姓惠的同志和父亲带领队伍去的。惠同志带着手枪，父亲背着一支冲锋枪。父亲的冲锋枪里没有子弹，那时，父亲也不会打枪，背着冲锋枪只是做个样子。其他的人只有棍棒，少数几个有长矛大刀。他们到棒棰山下一个十几户人家的村庄。一部分人布置在山上，由父亲负责；另一部分人由惠同志带队下山到村子，抓住了二个人，然后上山集合。

那次行动中，父亲第一次看了棒棰山的棒棰塔，塔有裂缝，父亲他们还往里面砸进了几块砖石。

部队返回的路上，在东泉镇高小内休息，父亲趁机绕道回家看了母亲和弟妹。村上大人小孩，都没有见过枪，看着父亲背着枪，十分威武，都很惊奇。父亲在家稍坐片刻，就到东泉镇和部队一齐回到城内。

抓住的两个人，经过审问，是蒋、阎军的逃兵，到村里找点吃喝，不是土匪，就放他们回家了。

1937年11月初，日军进攻太原，平遥开始紧张，敌机轰炸平遥城，平遥县长逃走，牺盟会接管了平遥县政权，把看守所在押的人全放了出来，愿参加牺盟会队伍的可以加入。并解散了公安局，收缴了警察的枪友，愿参加牺盟会队伍的也可以参加。随后，又有两三个县的牺盟会接管了县政府。阎锡山对牺盟会接管县政府，收缴枪支的做法非常恼火，还要对这些县的牺盟会动武，经八路军领导出面讲明情况，进行了谈判，阎锡山方才作罢。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11月9日，日军入侵平遥城，牺盟会及其队伍，和平遥中学以及从外地回去的几名学生，撤退到孝义县的兑九峪，平遥县牺盟会的队伍编入八路军115师晋西支队，同学们到随营学校。

在这里，父亲认识了前总民运部长傅钟同志。傅钟同志是四川人。是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老党员，参加过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傅钟同志要父亲在周围村征粮扩兵。父亲到一些村调查了解地主老财，谁家有藏粮，就写一个条子，写明要的粮数、日期，交给村长等人，要他们按粮数，日期送到指定的地点。

日军第一次入侵平遥县城，前后不到一个月。进入城后，大约有十五天就退出了。我军乘敌人退出平遥城之际，到平遥县的一些村子去扩兵。傅钟同志知道父亲是当地人，就要父亲随部队回平遥县扩兵。部队到平遥后，一部分驻扎在梁村，一部分驻扎在东泉镇四高小。父亲随军到东泉镇，召开周围村的村民大会，由父亲在大会演讲，动员青壮不分男女参加八路军。在东泉镇周围村庄扩兵，参军人十分踊跃，最小的不到十岁，其中有父亲的亲弟弟和叔伯弟弟。但到部队训练时，由于他们年龄太小，被退回家里。

东泉招兵结束后，部队又转移到源词村。在东西源词村子里，动员扩兵，参军的不仅有男青壮年，还有女青年。在日军第二次入侵平遥城前，源词村与梁村部队和新兵集合撤到三泉镇，全部编入八路军115师晋西支队。

1937年11月，父亲调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临县牺盟中心区工作。太原失守前夕，阎锡山实行抗战体制，把山西105个县，划分为七个大行政区，每区设政治主任公署管理。其中，第四行政区辖以临县为中心的16个县。根据形势发展，牺盟会也在山西全省组成十个中心区，第四区即为临县中心区。

临县驻扎有牺盟会决死四纵队。决死队即山西新军。原来提出的名称是“抗日青年先锋队”，阎锡山把它改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决死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是雷仁民同志，他也是牺盟总会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外贸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外贸部顾问。他和父亲是同乡，也是山西平遥人。

在当地驻扎的，还有阎锡山旧军33军，军长郭宗汾。阎锡山官员邱仰濬也住在此地。

雷仁民同志对父亲说，要把各县的自卫队集合起来，进行几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后，编入决死队。由父亲担任工作团长，决死队派军事人员负责军事训练。经过一段工作之后，即调集各县自卫队约五百多人到岚县普明镇集训。

当时，岚县驻扎有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也住在岚县。逢年过节，牺盟会的同志到120师慰问，120师师部的同志也经常来到牺盟会看望、聊天。在这里，父亲认识了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

山西的“青年军官教导团”驻扎在兴县。政治部主任是吕调元同志，他也是牺盟总会领导人之一，待人很热情，父亲和他相处的很好。父亲每次经过兴县，都要到青年军官教导团看望吕调元同志。吕调元同志到岚县，也要相约父亲一些去八路军120师师部看望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吕调元同志后来到秋林工作。1939年“十二月政变”中，吕调元在秋林被捕，囚禁在第二战区吉县南村坡宪兵司令部，1946年在太原监狱被阎锡山杀害。

自卫队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即编入决死队。这一工作结束后，1938年7月间，父亲回到临县，任临县中心区战地委员会主任。同时，负责筹办晋西北青年抗日救国会。父亲先后到方山、兴县、岚县、临县等县组建青救会。在各县牺盟会大力协助下，1938年12月，正式成立了筹备晋西北青年抗日救国会工作的办事机构，有民先队、牺盟会的同志参加。1939年2月1日，召开了晋西北青年抗日救国会代表大会，有党、政、军、牺盟会的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邀请了阎锡山驻当地的33军郭宗汾军长和政府官员政要邱仰濬等出席。从延安路经那里的抗大同志，也赠送了贺信、锦旗。大会经过讨论，发表了告晋西北青年书，选举了晋西北青年抗日救国会委员，选举父亲为晋西北青年抗日救国会主席。晋西北青年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当时，父亲还不到22周岁。

3月，经牺盟中心区研究，父亲到交城县地区（决死四纵队移驻交城县地区）找雷仁民同志商讨有关工作：一是到牺盟总会争取晋西北青救会的合法，请求经济上的支援，二是关于参加秋林会议的问题。雷仁民同志说，他暂时离不开部队，要父亲他们，即临县牺盟中心区和临县牺盟会的负责同志先行。

按照这次商讨结果，父亲两度赶赴秋林。

1938年11月，日军对山西发动了新的进攻，阎锡山不战而节节败退，退出山西，过了黄河，跑到陕西省宜川县的秋林镇。1939年3月25日，阎锡山在秋林召开了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

1939年3月下旬，父亲和临县牺盟中心区苏谦益同志，临县牺盟会特派员金少英同志，从临县到秋林牺盟总会参加会议。新中国成立后，苏谦益历任中共绥远省委代理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处书记兼包头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工业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顾问。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文革后期，苏谦益同志还来招待所看望过父亲。我也陪同父亲到苏谦益伯伯家拜访过苏谦益同志。金少英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饶地委书记，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统战部部长，河南省民委主任，河南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是父亲第一次赴秋林。到秋林先参加了牺盟总会的会议。在牺盟总会的会议上，父亲报告了晋西北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的经过，并请求给以经济援助，总会同志表示大力支持，并安排父亲参加阎锡山即将在秋林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

在秋林，父亲和薄一波同志同住在一大间房内，住在这个房间的，还有太岳区参加会议的六、七个同志。夜里，有的人睡了，有的人躺着。一波同志把一个小方桌放到坑上（陕西山西省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吃饭时把小方桌放在坑上，桌上排饭菜，坐在坑上围着小方桌吃饭），点着一支蜡烛，爬到桌上写东西，说是写牺盟会的性质，任务与作用的一文。

1939年3月25日，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这是一次投日反共的会议，是取消新军、牺盟会、人民团体的夺权会议，是一次投降日军的反革命会议，是十二月政变前夜的准备会议。

参加秋林会议的有牺盟会、决死队的负责干部薄一波、韩钧、戎子和、张文昂、牛荫冠、纪雨秀、王竟成、李林等同志。参加会议的还有我党秘密党员、第二战区战地委员会主任续范亭。

在秋林会议上，斗争异常激烈。阎锡山分析抗战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提出“天快下大雨了，”即蒋介石要投降妥协了；要“准备雨伞”，即山西也要准备投降和反共。并说：我回太原去，日本人一定要郊迎六十里。还说，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他说，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破车，它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就是慢一点。现在用的这个新车，跑的飞快，但能把你翻倒在地。阎锡山还具体提出了“统一方案”，即：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统一待遇。要把新军统一于旧军。阎锡山还提出取消决死队政治委员、取消决死队四个纵队和工卫旅的名义、取消农救会等各种群众组织。以文官不能兼任军职为借口，要求当时兼任专员的薄一波、戎子和、张文昂退出决死队政委职务。要薄一波离开太岳区到秋林“主持”省政府政务；要取消四纵队政委雷任民的政治委员职务，调到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任高级参事。

针对阎锡山的投降和反共言论，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同志进行了坚决回击。薄一波同志指出：日寇进攻山西，牺盟会、决死队抗战最坚决。山西的军队、人民一致起来抵抗，谁抗战最坚决谁就是正统。续范亭十分激昂，说晋西北一带青年对抗战极度热心，不要怀疑他们，不要以防左的口号排斥了成千成万热心参加抗战的青年。参加会议的我方人员，坚决反对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并提出，宁可不做专员也要担任政委，如果一定要取消政委，就争取当司令员，绝对不能离开军队。

从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秋林会议开了近一个月。阎锡山取消牺盟会、决死队，抢夺晋东南、晋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未能实现。

阎锡山没有能在秋林会议上达到妥协投降的目的，便决定以武力实现其妥协投降的目的了。秋林会议期间和秋林会议之后，阎锡山不断指使部下跟日本人勾结。旧军19军68师师长蔡雄飞公开投敌。阎锡山还曾密令第13集团军总司令兼19军军长王靖国、第6集团军总司令兼第61军军长陈长捷派人在临汾与日军清水师团长进行谈判。阎锡山还向决死队、牺盟会控制地区派遣“政治突击队”、“敌后工作团”、“精神建设委员会”，进行侦察、捣乱、暗杀、破坏活动。

牺盟会、决死队坚决地反对阎锡山的投降活动。4月底，秋林会议一结束，父亲一行即启程返回。先到岢岚牺盟中心区传达了会议情况。七月，父亲又陪同牺盟总会李蒙同志到太原地区和临县牺盟中心区进行了视察巡视工作，传达秋林会议情况。

晋西北青救会成立了，白手起家，两手空空。无分文经济来源，父亲等人到行政专署请求支援和帮助。行署在岢岚县，专员是阎锡山任命的郭廷一。到专署后，郭廷一拒不接见，经父亲他们再三要求，郭廷一才满脸不高兴的出来，见父亲等人时还带着一股怒气。父亲说明来意，请求他经济援助。他不但不支援，反而指责和反对成立抗日的群众团体，说这是政府的事，群众不能干预。他还指责与父亲同去的两位同志的名字。那两个同志是从延安来的，一个叫风行，一个叫张凡。郭廷一指着那两个同志说，为什么是两个字的名字，奇里古怪，是从那里来的，是不是从延安来的。双方话不投机，言语对立，不欢而散，败兴而归。

1939年9月下旬，牺盟总会通知，要父亲去秋林筹备山西省青年抗日救国会的工作。这是父亲第二次赴秋林。

父亲绕道于10月5日到延安，到西青救、民先总队总部，受到西青救、民先队的负责同志冯文彬、李昌同志的热情招待。父亲向他们介绍了晋西北青年工作，通报了这次到秋林去筹办山西省青年抗日救国会工作等事宜。

父亲在延安停留了五、六天，而后到达秋林牺盟总会。总会又从太岳区、晋西南区调来两位同志参加筹备工作。11月15日正式成立山西省青救筹备会，起草文件，通知各地区。父亲代表筹委会，到山西省政府请求承认省青救会的合法性，并请求经济援助，省政府梁化之说，这是政府的事，你们不能干予。他两句话就拒绝了，谈不下去。

11月的秋林，弥漫着阎锡山妥协投降反共的气氛，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紧张，宪兵、特务密布，到处跟踪监视牺盟会的同志和进步人士的活动。父亲他们的工作已难以进行。朱德总司令从前线到延安，路经这里，对牺盟总会同志说，阎锡山要投降反共，对新军、牺盟会、人民团体要进攻，迫害夺权，你们牺盟会、进步青年，要疏散撤离。牺盟会开始疏散人员，从太岳区晋西南地区调来的同志都回原地了。

1939年12月3日，阎锡山部在永和附近袭击决死队第二纵队，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洪洞县、蒲县县长及位于隰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制造了晋西事变，即“十二月政变”。

晋西事件爆发后，阎锡山调动陆军、宪兵、军警严密布防，监视。特务、宪兵开始对各处的牺盟会人员采取行动，查封电台，杀害我方同志。

牺盟会、决死队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和八路军一起，坚决地起来反抗阎锡山的反革命政变。牺盟总会决定，要父亲立即到晋西北向决死四纵队雷仁民政委传达军事行动。父亲当即离开秋林，一人日夜在行途中，尽量打听走最近的小路，节省时间，躲避路遇敌人，避开敌人的封锁线，翻山越岭。有一天，一早起来爬上山，到日落下山，一路没见到一个人，又渴又累，只想快点下山。下山后已天黑，看到远处的房子里透出灯光，就一直向灯光走去，敲开老乡的门，请求房主人留宿一夜。老乡问父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父亲告诉他从一早爬上一座大山，走了一天没见一个人，老乡惊奇地对父亲说，那座山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当地人都不敢上山，绕道山下的路走。父亲听后也不禁有些后怕。

第二天，父亲告别房主继续上路。在路途中，不断传闻，阎锡山的顽固军，在晋西南向牺盟会、群众团体、新军进攻。牺盟会、群众团体、新军人员和我党政干部遭到杀害。

经陕北过黄河走十几天，到达山西的交城县地区，决死四纵队驻扎地在交城县东坡底村，父亲向雷仁民同志传达了军情。雷仁民同志立即召集高级军政人员十数人，要父亲再向他们传达一遍。

27日，父亲从决死队返回临县。1940年1月1日，参加干部扩大会议。是日晚，决死四纵队出发讨伐阎锡山的顽固军。八路军120师指战员身着决死队服装也参加了讨伐顽固军的军事行动。

2日，父亲同牺盟总会组织部长楼化蓬同志到马坊村牺盟总会办事处。新中国成立后，楼化篷同志先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干部教育处处长、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司长，退居二线后，担任林业部教育司顾问。1982年12月离职休养，享受副部级生活待遇。1996年12月30日，楼化篷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

7日，牺盟总会的领导人牛蔭冠、刘岱峰同志也从秋林到达方山县的马坊村。至此，牺盟总会我方同志全部撤出秋林，但吕调元同志被阎锡山军抓走杀害。晋西南地区，我军、政、牺盟会、人民团体，有数百人被阎锡山反共顽固军杀害。父亲的同学梁淑媛同志，在洪赵牺盟中心区工作，也被杀害。据传说，阎匪把我方一些同志抓走捆绑到山沟，用石头砸死，残忍至极。

1940年1月2日，我八路军、新军开始向晋西北阎锡山顽固军围攻反击，经过十几天的战斗，阎锡山的反共顽固军被我军有的歼灭，有的击溃，有的逃窜，晋西北地区的阎军、反动顽固势力被我肃清，我军取得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晋西北地区完全由我掌握。

1月18日，父亲由岚县到临县，参加决死四纵队召开的新军胜利会师大会。20日，举行有八路军、决死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政卫旅、党、政、民的反叛军胜利会师大会。

2月2日，在兴县举行了晋西北反顽军胜利后的第一次党、政、军、民会会议，讨论建设晋西北的大计。

粉碎了阎锡山消灭新军、牺盟会和抗日进步团体的“十二月政变”后，由于形势的变化，牺盟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决死队也陆续编入八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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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四）

——记我父亲安力夫的太行区之行



粉碎阎锡山“十二月政变”后，山西牺盟总会及其人民团体的去存，待中央的决定和指示。

1940年4月23日，牺盟总会楼化蓬同志派专人送来给父亲的信，信中说，组织决定牺盟总会转移到晋东南、太行区，那里是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领导所在地。要父亲随牺盟总会到那里筹组山西青年抗日救国会，并要立刻动身，按指定路线，与同行的同志相会合一同行动。

接信后，父亲即准备行军。24日准备一天，25日早饭后，就出发了。

26日午时，父亲与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牺盟会常委、执委，山西新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岱峰同志和他的夫人江东同志会合，一路同行。滕代远同志是苗族人，从苏联回来的，理论水平很高，处世十分稳重，为人也很幽默。1939年冬，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中央派滕代远同志从延安赶赴晋西北，统一指挥反顽斗争。滕代远同志整合我方力量，以革命的进攻对付反革命的进攻，不仅指挥各决死纵队主动出击打击顽军的政变，而且与驻扎在晋西北的八路军120师配合，120师的战士穿上决死队的军装，也参加到打击顽军政变的战斗中。给顽军反共投降行动予以沉重打击，除决死二纵队外，决死队的其它部队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发动和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了在敌后培养干部，滕代远同志此次是从晋西北去中共北方局就任太行山抗大总校副校长兼副政委，同时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委。滕代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任铁道部部长。1954年9月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65年在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副主席。他是中共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此次和父亲同行的还有刘岱峰同志，刘岱峰同志在阎锡山的反革命“十二月事变”后，有计划地用各种名义疏散转移革命干部和地下党员300余名，为保存山西党组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解放后，刘岱峰历任云南省副省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物价委副主任等职。

27日，父亲一行到达临县大峪沟晋西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该部是准备调往山东去的。晋西支队司令员是陈士榘同志。陈士榘同志住在一个小村庄里。部队驻扎在附近的一些村子里，大的村庄有二、三百户人家，小的村庄仅几十户人家。大的村庄驻扎一个营，小的村庄住一个连。战士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陈士榘同志的司令部设在老百姓家的窑洞里。那时的司令部，没有集中办公的地方，更没有标志性的地点。人员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

父亲一行到达时，陈士榘同志已经迎候在村口。刘岱峰同志和父亲均是第一次见到陈士榘同志。大家相互作了自我介绍。陈士榘同志把父亲一行直接引到已经安排好的老百姓家的窑洞里，陈士榘同志只是稍微的坐了一会，询问了父亲一行的行程计划，就告辞了。因为部队要进行长途行军，不仅仅是战斗部队的作战行军，而且还担负着护送领导机关和干部的任务。陈士榘同志负责行军的组织工作，非常繁忙。这段时间，部队要调动结集，动员粮食，计划行军的时间、路线。行军要经过日军封锁极严密的同蒲铁路、白晋路（祁县白圭镇至晋城），蒋介石、阎锡山顽固军的地区，要进行夜行军，躲避敌机的轰炸，翻山越岭，准备战斗，先遣队的侦察，地方党的联系，选好响导，以及走失、疾伤病等人的收容、安置等一系列工作的准备。

滕代远同志、刘岱峰同志和父亲等人在晋西支队司令部住了10天的时间。主要任务就是休息，要求吃好睡好，为长途行军做准备。当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主要的消遣就是散步。再就是打石头。在地上摆上一块大石头，然后拉开一段距离，有时十几步，有时几十步，投小石头击打，投中者为胜。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和滕代远同志、刘岱峰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滕代远同志，向父亲介绍了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刘岱峰同志带着一本《资本论》，父亲带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在行军和敌我战斗后休整的空隙时间里，大家阅读讨论，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比如，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哲学、辩证法、民粹主义、社会空想主义、修正主义等一系列问题。还讨论过共产党这个名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正式把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称为共产党。而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各国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命名为社会民主工党。还讨论了苏联共产党名称的产生：1898年3月，在明斯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对大会政治文件很不满意。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分成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反对列宁的孟什维克派。1912年1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决定在组织上同孟什维克决裂，成为独立的政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二国际分裂。列宁为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工党机会主义相区别，1914年提出改党的名称的问题。1918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建议，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更名为俄罗斯共产党。

51年后，即1991年8月份，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下台后，父亲多次回忆起他们学习讨论的过程。谈到，1952年俄罗斯共产党“十九大”，俄罗斯共产党才改名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2001年，普京建议俄共更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发表文章，声明列宁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毫无关系。父亲深有感触地说过，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政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8年的新民主主义斗争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产生；没有新中国的建立，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没有社会主义的建设，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人民生活的提高，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一向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号召，鼓舞着广大人民。

父亲一行在晋西支队司令部经过十天的准备，一切就绪后，5月8日，开始行军。由于行军多在夜晚，每人发了一个白布条，绑在左胳膊上，并记好口令，以利于辨别和联系，防止掉队。

部队从大浴沟出发，前面有战斗部队开路。父亲一行和警卫部队在一起行动。行军路线用白灰标志在地面上。山路难行，有的时候只能单行行进，部队逶迤能有十几里长。有一次夜晚行军，一侧是峭壁，另一侧是悬崖，中间只能过一个人。刘岱峰同志的警卫员不慎滑落掉下悬崖。幸亏被树木挡住，没有摔下去。大家赶紧把绑腿解下来，连成长长的绳索，垂下山崖，把他拉了上来。

经过离石、中阳、汾阳等县，5月16日到达孝义县境时，蒋、阎敌顽固军17军，向我军进攻袭击，阻挡我军前进的去路。父亲骑的是一匹受过很好训练的战马，炮声一响，就会马上卧到，炮火过去后，自己跃起，驮着父亲飞跑，脱离危险地带。

战斗很激烈。蒋、阎顽军占领了一个山头，我军也占领了一个山头，互相进攻，争夺道路。

滕代远同志、刘岱峰同志，和父亲等人在另一个山头。在枪炮连天的情况下，大家处惊不乱，有人竟然把用纸张剪成的象棋拿出来，大家下起了象棋。父亲喜欢下象棋，先后和滕代远同志、刘岱峰同志下起了象棋。正下着，前面传来消息，敌军被打退，队伍马上出发。结果连棋盘棋子也来不及收拾，就丢在那里，匆忙出发了。

经过激战，我军击毙敌军师长，参谋长，消灭敌军一部，敌军被击退，扫清了前进的道路。

部队有时在山中夜行军，有时白天行军，经常有敌机在头顶盘旋侦察。

队伍在路经敌战区的时候，尽管日军据点密布。但日本鬼子知道是八路军主力大部队通过时，要么主动避开，要么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每当经过日军据点的时候，战斗部队进入战斗位置，对敌人据点实现分割包围，保护机关和大队迅速通过。倒是经常有小股蒋、阎顽军对我军进行骚扰袭击。但一经交火，即溃退，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

在准备通过日军严密封锁的同蒲铁路前，我军经过短时间休整。然后，经过我军细致的侦察，精心的布置，一夜之间的行军，就顺利通过日军封锁的铁道线。

通过同蒲铁路后，就进入太岳区。滕代远同志急于赶赴中共北方局到任，与父亲一行分手，先期赶往武乡县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刘岱峰和父亲，则前往沁源县杨家岭，那是决死一纵队司令部和行政专署所在地，薄一波、牛佩琮等牺盟总会领导同志驻在此地。

23日，父亲一行到达沁源县杨家岭。薄一波、牛佩琮同志，已在路上迎接父亲一行。戎子和同志也从决死三纵队赶到杨家岭，和薄一波、牛佩琮同志一起等在路边。戎子和外号叫戎大炮，说话声音很大，为人十分爽快，有什么就说什么，对人很亲热。见面后，热情地邀请刘岱峰同志和父亲一定要去决死三纵队看看。当他知道刘岱峰带有一本《资本论》，父亲带有《左派幼稚病》等马列经典著作时，就经常参加进刘岱峰和父亲的讨论中。

刘岱峰和父亲在决死一纵队那里休息了数日，一波等同志热情的招待了他们，还召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大会是在一个庙前的广场上召开的。决死一纵队和行署的负责同志到会。那时开会，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限制，领导干部也没有什么架子，大家平等。在会场上，还来了很多决死一纵队的干部战士，也来了一些老百姓，是自动参加会议的。

一波同志主持大会。请岱峰和父亲向大会讲话。父亲在演讲中，分析了阎锡山的两面性，通过秋林会议，反映出阎锡山的反动性、反共本性；揭露了阎锡山在秋林反共降日的活动，和对牺盟会人员、进步团体、进步人士的监视谋害；在晋南地区，对决死二纵队、牺盟会人员、抗日群众组织等进行突然进攻和杀害。晋西北决死四纵队、120师、新军、地方自卫队和群众对阎锡山反动军进行打击并取得战斗的胜利。与会的干部战士群众情绪十分激动，不断高声呼喊口号。讲到我军打退阎锡山反动军，胜利会合时，大家欢呼了起来。

会议还分析了决死二纵队遭受重大损失的教训，主要是丧失了对蒋、阎的警惕性。总结反顽斗争的胜利经验，就是面对反革命的进攻，必须以革命的进攻相对。

父亲和刘岱峰同志在休息的时间，经常与一波、佩琮、子和同志坐在一起，互相介绍太岳区、晋东南、晋西北根据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战斗和群众生活的情况、特点。谈论一些分散后的同志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还研究了“晋西事变”，即“十二月政变”后，山西牺盟会、决死队、新军、抗日群众团体的走向去留问题。

28日，刘岱峰同志和父亲向一波等同志告辞。戎子和同志和父亲一行一路同行，去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

父亲一行顺利地通过日军封锁的白晋路。 5月31日，到达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当天，父亲他们见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戎子和与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已熟悉，见面后寒暄了几句就离开了，去看望总部其他熟悉的同志。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仔细地向刘岱峰同志和父亲询问了一路上的情况。左权同志与岱峰同志热烈交谈中，彭德怀同志把父亲单独叫进他的住屋内。彭德怀同志住在一个老百姓家的窑洞里，房间不大。父亲进门后，首先看到的，是一件挂在墙上十分破旧的大衣。彭德怀同志看到父亲一直盯着破大衣看，就主动介绍说，那件大衣是长征中一个领导同志送给他的。那个领导同志的名字，因历时长久，加上彭德怀同志湖南口音很重，父亲没听清楚，没有能记下来。后来，那个同志牺牲在长征途中。彭德怀同志十分怀念那个同志，一直把这件大衣带在身边，留做纪念，寄托自己的缅怀之情。

彭德怀同志仔细询问了秋林会议的情况和晋西北事件。父亲向他作了详细的介绍。彭德怀同志说，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军从日寇手里收复了大量失地，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敌我形势变化很大，华北已建立了晋察冀、冀鲁豫、晋绥、晋西南、晋东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起党、政、群众团体、各种组织。由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山西牺盟会、决死队、群众抗日团体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急切需要的，是培养各种干部，去组织群众，扩大抗日队伍，扩大抗日根据地，要发动和组织好群众的生产。因此，组织上决定安排父亲到位于河北省涉县太行区革救会工作。

中午，在彭德怀同志住房的院中，彭总、左权同志招待戎子和、刘岱峰和父亲等人共进午餐，饭后，他畅谈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指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逐渐形成。国内抗战形势也很好，并具体分析了华北的局势。彭德怀同志很兴奋，也显得十分乐观和有信心。认为，中国军队已经具备和日军正面作战的能力，八路军也有能力对日军开展较大规模的战役。

晚餐后，左权同志请父亲等人洗澡。左权同志为人十分热情，很亲切，但话语不多。他对父亲说，走了一路，很辛苦，洗个澡，就不累了，很快就会休息恢复过来。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冬天基本不洗澡，天热的时候也就是在河水里洗澡。洗热水澡，是十分少有的事情。左权、刘岱峰，和父亲三个人一起洗的澡。在灶房用大锅烧了热水，用脸盆盛上水洗的。没有肥皂，用一种茴茴菜当肥皂。洗完全身都是绿的。

父亲多次回忆起那次洗澡。那时，既要对日寇作战，又要与蒋阎反共顽固军战斗，战争十分频繁。生活异常艰难，经常翻山越岭，跋河涉水。但是，干部有坚定的思想信仰，强烈的政治意识，乐观的态度，和战士群众一起同甘共苦，艰苦奋斗。虽然生活十分清贫，但一身清白，两袖清风；上下级不分彼此，团结一致，有令必行，行而必果。同志间热情相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每日里充满说笑欢唱。党群关系如同鱼水一般，干群关系如同家人一样，过着欢乐愉快的军旅生活。

父亲在中共北方局见到了北方局统战部部长、秘书长、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杨献珍等同志。在谈话中，他们知道父亲带有“解放”“中国青年”刊物。这两种刊物，是父亲一直精心保存，并用麻绳装订好，经常带在身边阅读的。张友清同志再三要求借阅，父亲不得不割爱借给他。后来，父亲听张友清的夫人陈光同志说，友清同志将这两种刊物视为珍贵刊物，经常翻阅。

6月1日，戎子和同志邀请岱峰同志和父亲到西营村出席晋冀豫宪政促进会，并请在会上向大家讲话。根据戎子和同志的要求，刘岱峰同志和父亲介绍了秋林会议情况和晋西事变的情况。午饭后又返回八路军总部。

6月5日，八路军总部请父亲一行午宴，并请李公朴先生陪同进餐。李公朴先生介绍了大后方，特别是重庆的情况，那里的抗日气氛也十分的高涨。

父亲在九十多岁的高龄时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道，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管出现过“晋西事变”那样的破坏统一战线的事件，但从总体上看，抗战的形势很好。党内外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乐观的情绪，认为能够很快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党内军内，也滋长出一种打大仗，打正规战，企望用几个大的胜利，收复华北失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不对的。对于现在的人们，容易理解当时存在亡国论的观点，但不太清楚当时也确实有些人对于抗日战争的艰苦性长期性估计不足，存在盲目乐观的情绪。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一文，是有针对性的，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

父亲他们在八路军总部住有6、7天，总部热情的招待了父亲一行人。父亲在离别告辞时，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同左权、张友清同志相见，竟是最后一次的握手相别。左权同志在1942年5月25日十字岭反扫荡突围中壮烈牺牲，年仅36岁。为纪念左权同志，把山西省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也是在1942年5月，张友清同志在太行山根据地反扫荡战斗中，不幸被俘，受尽摧残和折磨，坚贞不屈，7月7日，英勇牺牲，年仅37岁。

6月10日，应戎子和同志热情相邀，刘岱峰和父亲一行到达黎城县桂花村决死三纵队司令部，也是专员行署所在地。那天正好是农历的端午节，决死三纵队政治委员董天知同志召开了欢迎会，在会上，刘岱峰和父亲再次介绍了秋林会议和晋西事变情况。

父亲一行在决死三纵队司令部住了两天，告别了戎子和和董天知同志，就开始向河北省涉县行进。两个月后，在百团大战中，在1940年8月20日，董天知同志在山西潞城王家庄战斗中，为掩护部队突围，亲率警卫排奋勇作战。因寡不敌众，28名指战员全部壮烈殉国。董天知同志牺牲时年仅29岁。戎子和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代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财贸办公室主任，财政部党组纪检组组长，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中国财政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6月15日，父亲一行到达河北省涉县长乐村129师司令部，见到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刘、邓住在一个四合院里。他们请父亲一行人在他们的住房院中共同进餐。晚饭后，一同到河边散步，并在河滩上开展了一场投石比赛。对河中凸起的一块大石头投石，比谁能击中目标。当时尽管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人们很乐观，干部和干部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没有距离，也没有隔阂。

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即16日，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同父亲等人长谈了两个多小时。邓小平政委介绍了太行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形势，阐述了根据地建设、政治斗争方针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更广泛地建立民兵组织，向敌战区派遣武工队的设想。刘伯承师长主要讲了军事形势。提出八路军要准备打大仗，当务之急是扩军。刘、邓首长特别向父亲谈到培养干部的问题，要办干部学校，大批培养干部，还要普及政治教育，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

父亲在129师司令部只住了一个晚上，16日就告别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到了河北省涉县的刘家庄太行行署。行署主任李一清同志接待了父亲一行，介绍了太行区的工作情况。李一清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局财委副主任、武钢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南局候补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中南局书记、邮电部第一副部长等职。

在这里，父亲和刘岱峰同志及其夫人江东同志分手，刘岱峰同志调去做行政工作，父亲继续从事群众工作。

由于父亲也在河北省涉县工作，距刘、邓首长住的不很远，此后来往就多了一些。父亲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政委为刘伯承师长祝贺50岁的生日。中午，在村子外的广场上，师部的同志、区党委的同志、群众团体的同志，在大树下面，几个人围坐一圈，中间摆着三个脸盆，一盆炖肉，一盆馒头，一盆烩菜。馒头管够，吃完了还可以拿着盆去装。父亲回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仅就这一次，大肉大菜的吃了顿饱饭。晚上，大家扎起舞台，请来的剧团先演了京剧《杨门女将》，然后演出了话剧《日出》。吃得很痛快，庆祝活动也十分的热闹。父亲回忆，当时的娱乐活动很少，抗日战争八年的时间，一共就看过两次演出。这是其中的一次，这一次演了两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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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五）

——记我父亲安力夫在百团大战中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乘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西欧和北欧迅猛推进之际，在中国战场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活动。同时，以主要力量继续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在华北，加紧推行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

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的有利发展，并影响全国抗战局面，克服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八路军总部决心组织和发起对华北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战役，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百团大战。

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跨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同时，对平汉、同蒲、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重要公路线也使用了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

按八路军总部原来的计划，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参战积极性非常高涨，各部队投入大量兵力，共达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彭德怀副总指挥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由此，正太战役发展成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分为三个作战阶段。

战役的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起至9月10日，是交通破击战。战役第二阶段从9月20日起至10月5日，扩大战果。战役的第三阶段从10月6日起至1941年1月下旬。主要任务是反击日军报复性的大规模“扫荡”。

当时，父亲任干部学校校长，正在筹建学校。

8月20日夜，打响百团大战。太行边区政府组织起两个战地服务慰问团。一个是由行政部门领导带队的战地服务慰问团，前往娘子关一带战地进行服务慰问。另一个是由太行群众团体组织的战地服务慰问团，由父亲带领，前往平西、寿阳一带战地。

父亲率领的群众团体服务慰问团20多人，1940年8月30日出发。这时，战役的第一阶段鏖战正酣。129师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对正太铁路西段日军展开攻击。同时，对平辽（平定到辽县）、榆辽（榆社到辽县）公路进行破击。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下，向正太铁路东段日军展开攻击，攻克晋冀要隘孥子尖，破坏了井径煤矿，使其停产达半年之久。120师在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指挥下，对同蒲路北段和铁路以西一些主要公路破击。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和129师部队在游击队和民兵配合下，对平汉、平绥、北宁、同蒲南段、白晋、津蒲、德石等铁路线和一些主要公路进行广泛的破击战。各部对路轨、车站、桥梁、隧道、通讯设施全面破击，使日军华北的主要交通要道陷入瘫痪。

父亲带领的服务慰问团，有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组成。男女同志背着行李、米袋，有的男同志还背着枪支。那时也没有什么慰问品，但人们都洋溢着抗日热情。一路经过麻田镇、辽县、和顺县、昔阳县，到达平西县。那时，日军占领着公路，沿途设有据点、岗哨。所有公路沿线的县城也全被日军占领。抗日政府的县机关设在距县城十几华里或数十华里外的村子里。公路把这些县分成了两块。因此，我们也要设两个县政府：公路东侧一个，公路西侧一个。如和顺县，就被分割为“和东”与“和西”；平定县，就被分割为“平东”与“平西”。平西县，就是设在公路以西农村里我抗日县政府的所在地。平定县的北面是正太铁路、阳泉县、寿阳县。这一带是我军破击的战地。

慰问团路经抗日政府驻地，受到当地同志们的热烈欢迎欢送。那时侯，县委县政府的人员十分精干。人数多的，包括警卫员、炊事员，也不过几十个人。如果单就县政府而言，少的只有几个人，多的也不过十几个人。在敌后的县委县政府，很少有像样的办公地点，往往是背包加挎包，就是办公室。随时要做好转移和战斗的准备。因为那些县委县政府距敌人据点很近，近的仅十几华里，日军可随时出来袭扰。一闻敌讯，马上就要转移或者战斗。有一次，日军偷袭根据地，到昔阳县政府所在地，有个炊事员，睡觉很沉。机关人员听到集合号令，马上起来撤退转移。没想到，这个炊事员虽然被叫醒，但翻个身又睡着了，没有跟随大家转移。黑暗中，情况紧急，没有人发觉他没有跟出来。结果，这个炊事员睡着觉被日本人抓住，杀害了。所以，那时候的欢迎欢送，也没有什么场面，就是当地县委县政府几个人迎在村口，争着帮助拿背包，互相问候，安排休息、喝水。欢送也是帮助拿着背包送到村外，有的送出很远。尽管没有什么场面、仪式，但很热情、很真诚，是发自内心的。因此，是很感人的。

父亲配备有一匹马。但行军17天，父亲从没骑马。马驮着女同志的背包、行李，和前哨侦察敌情的三位同志的行李背包等物。父亲和大家步行在在行军途中，一路上同志们互相帮助，休息时唱歌说笑，欢天喜地，感到非常亲热快乐。

1940年9月16日，父亲一行到达寿阳、平西一带战地。在平西，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陶鲁笳等同志迎接了慰问团。新中国成立后，陶鲁笳同志历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政委，国家体改委顾问。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后期，陶鲁笳同志恢复工作，担任国防科委主任、政委，我陪母亲去看望过他，一方面是缅怀老战友的情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他打听落实干部政策的事情。陶鲁笳同志谈起了百团大战中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不胜感叹，还就父亲申诉的问题提出了很多想法和建议。

在战地，党组织和政府召开了欢迎会，领导同志作了分区当前抗日形势的报告。此时，我军在第一阶段战役胜利结束，破坏铁路、公路、车站、桥梁，攻击敌人据点，打击摧毁敌伪政权，缴获了大量的各种武器和军用物资，扩大了抗日根据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在到处充满胜利的喜悦气氛中，战役的第二阶段逐步展开，不断传来各个战区打击日本侵略军的胜利消息，抗日气氛空前高涨。

当时慰问团的慰问活动，没有什么宏大的场面和繁琐的程序，而是迅速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组织群众，打击日寇的活动和战斗。慰问团分成小组，男同志到村政府和民兵组织，女同志到当地妇女组织，开展支前、慰问、打游击战、组织群众生产等各种活动。父亲也带领着几个人，深入到乡村，组织和发动群众支援“百团大战”，组织和训练民兵。

当时敌我之间犬牙交错，没有明显的战线划分。有一次，父亲和几个民兵行进在一条山涧小路上。路两侧，一边是大山，一边是深沟。不料，迎面遇到日伪军的大部队。在敌我力量悬殊极大的情况下，父亲一行迅速撤退，分散隐蔽。有的躲入杂草丛生的密林里，有的藏进半山的石洞中。密切监视日军和汉奸特务的行动，一直等到日伪军全部走过去后，大家才长出一口气，从藏身的地方出来，集合起来，继续行军。

还有一次，在一天的深夜，父亲和村干部、民兵队长，正在一个房子里商讨加强民兵队伍、进行游击战工作等一些事情。此外，屋里还有一个村里的会计，在油灯下，低着头，对照着帐本计算村中的储粮和支出。突然，村中的狗狂吠，村干部说：是敌人来了。这时，在村外担任流动哨的一个民兵上气不接下气的跑来报告，发生敌情，敌人包围了我们。已经来不及转移了！屋里的人都紧张起来。因为村子里没有我们的部队，担任警卫任务的，只有很少几个民兵。会计急忙卷起帐本，吹熄油灯。几个人迅速跑出房间，隐蔽在屋后的树丛中，做好战斗准备。民兵们也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父亲回忆，那次夜里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方人员太少，如果敌人进村，后果难以设想。幸好，敌人没有进村，从村外过去了。直到负责村外流动哨监视敌人的民兵回来报告说，敌人已经从村外走过去了。大家才松了口气。

最危险的一次，是和日伪军的一次遭遇战。一次夜间行军，父亲带领民兵走在蜿蜒曲折的半山小道上。突遇出来抢粮的一小股日伪军。敌人人数也不多，有几十个。父亲他们立即展开对敌人的密集射击，枪弹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敌人见我方火力很猛，误以为遇到了我军大部队，仓皇撤离逃跑了。这次遭遇虽然打退了敌人的抢劫掠夺群众的粮食财物的行动，但父亲右膝负伤，伤到了骨头。还有一个民兵的腿部也负轻伤。父亲被同志们背回村子。没有医生和医药治疗，有人介绍了附近村子里一个姓张的放羊老汉，据说他放了一辈子的羊，经常爬山跳崖，常遇到摔伤骨头的人和羊，积累了一套治疗骨伤的办法和经验，能够治疗骨伤。他为父亲进行了治疗。十多天后，父亲就可以下地走动了。同志们很关心父亲的负伤情况。父亲依仗着年轻，不愿意让同志们担心，坚持自己慢慢地走路。尽管很疼痛，但没有对别人说，以免影响大家的情绪。但也从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右腿行动不便，在战争年代，又摔倒过两次，一次是在雪地行军中，一次是在下台阶的时候，加重了伤情。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在北京、上海的著名医院诊断治疗，医院专家们对治疗方法的意见分歧很大，有的医生的意见，是进行手术治疗：把膝盖骨内的碎骨清除掉，把坏骨除掉，安装一个钢筋，就可以自由行动了。也有的医生不赞成，认为风险太大，担心手术出现问题。父亲和家里人都不懂医，拿不定主意，就拖了下来。父亲病痛严重时就拄着拐杖行走。随着父亲年龄的增长，右腿变形，越来越弯曲的厉害，影响到左腿。以至于左腿也疼痛起来，行动困难。现在，不得不乘坐轮椅。就是在房间里，也要靠助行器帮助移动。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取得了辉煌战绩。129师发起榆（社）辽（县）战役，歼灭日军近千人。晋察冀军区部队发起涞（源）灵（丘）战役，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第120师对同蒲铁路北段进行了新的破击，再度切断了该线交通。晋察冀军区所辖冀中部队发起任（丘）河（间）下（城）肃（宁）战役，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八路军攻克日伪军据点多处。平毁了大量封锁沟、墙，沉重地打击了敌伪政权组织，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4日，慰问团工作结束，父亲作了工作总结报告；陶鲁笳同志向慰问团的同志致以欢送词。5日，慰问团准备一天，6日即启程返回。专区各机关团体举行了欢送仪式。

10月14日，慰问团返回涉县的石门村。慰问团活动前后有一个半月。

日本侵略军遭到我华北抗日军民“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沉重打击后，从10月初起，日军调集重兵对我军进行“反击作战”，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空前残酷的“扫荡”，并把“反击作战”的重点置于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领导机关所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尔后相继对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战役第三阶段从10月6日拉开大幕。日军深入到我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领导机关所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使抗日根据地遭受到重大摧残。

父亲回到涉县不久，日军扫荡锋芒逼向我党政领导机关，涉县是重点区域。我党政各机关团体分散转移。

这一阶段，我军民的中心任务是反击日军大规模报复性“扫荡”，展开反“扫荡”斗争。根据地群众进行“空舍清野”，把粮食、重要物资转移到山中安全的地方。妇女儿童也转移到山中躲避隐藏。有些老年人不肯离开，也加入到反扫荡的战斗中。很多人家把院中的大门加修缩小成为一个小圆洞，进出时必须低着头、弯着腰、抬高腿，爬进爬出。各村的民兵站岗放哨，监视敌人行动，传递敌人的行踪情报，保护村民安全。我军精干的小部队和民兵展开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打击敌人，使日军行卧不安。

日寇深入到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主力被牵制在我根据地，日军后方空虚。我军主力部队，一方面在根据地展开反扫荡战斗，另一方面，抽调一部分精干武装，一般是以团为单位，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和敌后抗日政府一起，在日军背后开展游击战争。各党政机关也抽调精干干部，深入敌后，协助敌后抗日政府扩大地方武装，建立民兵、武工队，发挥灵活机动的特点，破坏日寇的交通运输线，分散袭扰敌人。并抓住时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直捣日军占驻的据点和县城的“老巢”，使日军两面受敌。

10月21日，父亲按照上级指示和要求，重返敌后战地。经过2天1夜的急行军，顺利地通过了平辽公路，并于10月30日到达位于和西的路西办事处，11月7日到达平西，开展各项反扫荡工作。这个阶段，父亲频繁地参加战斗。父亲已经记不清参加了多少次战斗和在什么地方参加的战斗。唯一遗留下来的，是在战斗中缴获的一架德国莱卡照相机。更严格的说，是照相匣。形状类似于我国上世纪60、70年代生产的海鸥120双镜头照相机。只不过只能照8张。光圈只有3个档位。靠目力测定焦距，快门也是手动的，完全靠个人感觉控制快门速度。当时，战利品，大家关注的是武器，而后是服装。对于照相机，没人懂，也没人要。父亲在战争年代，一共有两部照相机。这是第一部。第二部是解放战争时在焦作，缴获国民党军的一部德国莱卡照相机。那部照相机是135的，有镜头伸缩皮腔。光圈、焦距、快门也和我国上世纪60、70年代生产的135相机差不多。父亲用这两部相机照了很多战争年代的珍贵照片。可惜的是，这些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时候，大部分遗失了。这两部照相机，父亲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直到父亲出访波兰、苏联，带回了苏制的基辅135照相机和左儿机135照相机。这两部照相机才完成了它们的使命，被父亲珍藏起来。遗憾的是，135莱卡相机，我在工厂当工人时，被我拆了做了照片放大机。百团大战缴获的照相匣，被我儿子小的时候拆着玩了。

当回忆到这个期间的战斗经历时，我和父亲交流了很久，也很多，因为很多事情，要突破我们现代人的想象，才能还原历史的原貌。当时我们的体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军事体制，由野战部队、地方部队、民兵三部分组成。野战部队如115师、120师、129师，和一些独立建制的旅。受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指挥，主要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不局限于一城一地。而进行地方防御作战的部队，主要是地方部队和民兵。另一个是行政体制，实行的是军政合一。地委（包括行署、中心区）建有军分区，地委书记为军分区政治委员。一个军分区根据兵员情况，组建两个或若干个团。由地委节制。在情况特殊的时候，也会由野战部队派部队支援地方，在这个期间，野战部队派出支援地方的部队在编制上归野战部队，但在节制上归地方的地委。每个县委，视兵员情况，建有独立营或独立团。兵员不足时建有县大队。县委书记任政治委员。县委指挥的武装还有民兵。民兵是反扫荡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百团大战中，民兵的任务不局限于看村护庄，也是集中行动，和部队一样配发公粮，在统一指挥下大范围运动作战。除了不按部队规定配发军装外，和部队没有什么两样。

部队和民兵平时分成连 、排，甚至班，分散活动袭扰日军。一有机会，便迅速集中起来，歼灭日伪小股敌人，拔除敌人据点，甚至进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集中军分区的部队和几个县的独立营（团），再加上主力部队的支援，突袭日军盘踞的县城，打击规模较大的运输队。

在反扫荡战斗中，日军主力陷入我抗日根据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军则趁日军后方空虚，深入敌后，打击侵略者，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敌后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使日军的后方变成侵略者的坟墓。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经过两个多月的反扫荡战斗，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迅速扩大。在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抗击下，日军大扫荡以失败而结束，狼狈地退出我抗日根据地。而且，我军收复了大量失地，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1941年1月1日，父亲在平西县参加了人民武装大会，大会总结了开展游击战，反击日军“扫荡”的工作。在县政府过了个“战地”元旦节。

1941年1月4日，父亲在战地的工作结束，启程返回，于19日返回原地，即太行区各救总会的驻地涉县桃城村。

历经4个多月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八路军、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获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拔除日军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支5800余枝（挺）。八路军也付出伤亡1.7万余人的代价，根据地人民也蒙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有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华北敌后抗日军民齐心协力、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百团大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对于百团大战的得失与否，党内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对百团大战是肯定的，认为百团大战胜利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震惊中外，有力地打击了华北日寇，打击了投降妥协势力，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大兵团作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引起日军的注意，导致日寇把主要作战方向转移到清剿八路军方面，对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加残酷疯狂的大扫荡，致使我军损失严重，太行山我军最大的兵工厂也被日寇捣毁。因为在抗日战争前三年，尽管日本侵略军在总体上是进攻的态势，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溃败千里，几乎没有还手的能力。但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战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抗日军民的顽强抗击下，不仅遏制住了日军的进攻势头，而且开始大量收复失地。局部战场的形势逐步向有利于我方转化。而百团大战，导致日军把主要作战方向和作战兵力转移用来对付华北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及其抗日军民，使已经开始向有利于我方转化的军事形势迅速逆转。而且，国民党正面战场压力减轻，使其得以腾出手来和我党我军搞摩擦，掀起新一轮的反共高潮。还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百团大战有得有失。得的方面，主要体现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第二阶段，总体上，我军胜利，但存在有失误，主要表现为和日本人打阵地战，打正面战，遭受了很大损失。失的方面，主要体现在战役的第三阶段，日军深入我根据地，造成了我方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父亲在九十多岁高龄时有一次曾经谈到，在反扫荡结束后，在河北涉县召开过一次干部会议。会议的具体地点是在温村还是赤岸村，父亲记不清楚了。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彭德怀同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涉及到对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斗争的总结。在讨论到百团大战时，也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也有人批评百团大战，还有人指责彭德怀同志发动百团大战没有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请示。对彭德怀的批评，除了军事上的问题外，还扩展到政治上，说彭德怀附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说法，扰乱了党内的思想。

父亲谈到日军扫荡的残酷，从1940年10月到1942年，日军进行了极其疯狂的大扫荡，特别大规模的就有两次，一次就是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第二次是1942年5月的“五月大扫荡”。在这个期间，日军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屋就烧。一个又一个村庄被夷为废墟。扫荡开始时，我军民十分被动，伤亡非常严重，来不及转移的老百姓，经常整村整村的被屠杀。但我抗日军民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反扫荡战斗中逐渐掌握到了战争的主动权。到1942年“五月大扫荡”后期，我抗日军民已经取得了反扫荡的主动权。从那时起，日伪军已经开始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日伪军出来扫荡，就意味着进入我抗日军民的包围之中，随时可能被我八路军和民兵伏击歼灭。日伪军所到之处，见不着人，没吃没喝，不仅找不到粮食，连能见到的水井全被封死。路上到处是地雷，随时有冷枪冷炮。特别是根据地的抗日堡垒村，处处是抗日军民的枪口，到处是地雷，村内村外到处是民兵。扫荡的日伪军不敢贸然进村，更不敢在村子里过夜，要退出村子宿扎在平坦的旷野上。到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的前夕，扫荡的日伪军，不仅要避开我八路军部队，而且要躲避民兵。敌人不敢远离据点，不敢上山进山，不敢小股部队出来。大部分时间龟缩在公路线和铁路线上的据点里和县城里。而我抗日军民，纵横驰骋。甚至几个民兵，就能把出来扫荡的日伪军吓的退回据点。敌人一些孤立的据点，只要有几个民兵封锁在周围，据点里的鬼子伪军就不敢轻举妄动。在华北战场上，我八路军和根据地抗日群众，已经完全占有了战略上和战役上的主动。那个时候的日伪军，不要说到根据地抢东西烧房子，就连住宿行走也战战兢兢。我抗日军民大反攻已经水到渠成。

在很长时间里，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和否定的。文革结束后，对百团大战的评价才全面转为正面的和肯定的。

从积极的方面看，百团大战沉重的打击了日军，使日军短期战胜和占领中国的设想破产。因为，当时正面战场一溃千里。在南线，“七七事变”后，日军仅用半年的时间，就推进至长江，占领了南京、上海等华东大城市，随后又占领了武汉、广东等中南重镇。北线，则占领了太原。如果日军在北线突破黄河天线，形成南北两线的钳型夹击，不仅我陕甘宁边区暴露在日军进攻之下，而且我国西南大后方也受到严重威胁，后果不堪设想。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日军的攻击和压力下，产生了抗战必败、抗战必亡的投降主义倾向。百团大战不仅打击了这种投降倾向，振奋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必胜的信心，而且把日军的进攻注意力和重点、兵力吸引到敌后，迫使日军减缓并最后停止了南线正面战场的进攻势头，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使国民党军队得到喘息和休整，才有了持续数年的长沙保卫战和滇缅远征军在前期失败的情况下，整军再战，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北线进攻被扼制在黄河以东，逼迫日军从南线抽调兵力投入华北战场，造成日军南线兵力不足，侧翼没有保护，不能再像1937年下半年那样在南线正面战场上继续长驱直入。使日军占领中国，并以中国为战略基地进行太平洋战争的企图破产。否则，太平洋战争的战史，也将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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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六）

——记我父亲安力夫在反扫荡战斗中



百团大战结束后，1941年1月，父亲回到干部学校，在任校长的同时，还负责讲授政治课。

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等各个方面急需干部。培养训练干部任务十分繁重。父亲到任就着手筹建学校，筹办学校开学的工作。不久，就是1月27日，正好是农历新年，学校的教职员工一起动手，包饺子过新年。

2月24日，学校开学。干校设有工人班、农民班、青年班、妇女班。来学习的同学都是各县选拔的男女优秀青年，经过短期的学习培训后，派往各地工作。

当时，我们的军政人员生活十分艰苦，每人每年只发一套棉装，一套单装，一双袜子，一顶帽子。而且整天行军打仗，衣服穿的特别费，破损的厉害，衣服上补丁落补丁。不像我们现在电影电视上描绘的八路军那样军装鲜亮。就连毛主席，穿的衣服，也是缀着补丁的。有一张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前讲话的照片，主席身上穿的衣服缀着大大小小的补丁。据说，那是当时毛主席最好的一套衣服了。那时洗衣服没有肥皂，只能用茴茴菜。衣服洗完后是绿的，在太阳光下一晒，绿色就退掉了。还有一种肥皂的代用品就是草木灰，在水里沉淀后，把上面的水倒出来当肥皂。

父亲他们每天的饭菜很简单，只有小米胡萝卜。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打饭时，盛满饭后，用筷子一刮，每人一顿只能吃这样一平碗干饭。

来学习的同学，多数是生活在贫苦的家庭中，过惯了艰苦的生活，能吃苦耐劳，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渴望在学校短期时间学到一些政治方面和抗日根据地的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热情很高，学习刻苦努力，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在我读大学和研究生时，经常和父亲谈到学校生活。父亲曾回忆着告诉我说，他们那时候的学校教学和学习十分紧张，但在紧张中，只要有休息空间，大家就高唱抗日的歌曲，生活过的又紧张又活泼，人们非常乐观。

父亲他们的学校在涉县的桃城村。隔一条河过去，就是塑堡村。塑堡村有一个书店，父亲经常去买有关党史、毛主席著作、中央同志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和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等书籍。那时，战争频繁，交通不便，印刷困难，书店小，书籍很少，需要的一些书根本就没有，能买到的书很少。父亲从中学时代，就喜欢阅读理论方面的书。这时，就尽量给学校买一些这方面的书籍，供同学们学习阅读。父亲还曾出人意料的，买到了一本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书。以往，由于父亲工作调动频繁，经常行军，长途跋涉，一面买书，一面又都散失，很难保存。在学校工作期间，给父亲提供了一个可以坐下来认真学习和读书，进行自学阅读书籍的好机会。父亲结合负责讲授的政治课，参考这些书籍，编写了“政治常识”一书，供同学们参考学习。父亲一生喜欢书。新中国成立后，星期日，总要到各个书店看有什么书卖；出差，也要到各地书店买书。父母的收入，很大一部分用于买书。当时父母都是高工资。有一次，为买一套明代的线装《史记》，用了父母两个人一个多月的收入。可惜的是，这套珍贵的书籍，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时候丢失了。

父亲在太行干部学校任校长的这个时期，还频繁地参加了党政军民的各种活动。父亲记的比较清楚的有几次：

3月21日，父亲到桐峪村出席纪念“三、一八惨案”大会。大会召开了数日。期间还举行了八路军、民兵检阅仪式，进行了武装战斗表演。晚上由文工团演出“亡宋鉴”京剧。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只看过两次演戏。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29师邓小平政委为刘伯承师长祝贺50岁的生日，剧团演出的京剧《杨门女将》和话剧《日出》。

9月1日，父亲出席太行总工会召开的晋冀豫区工人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工人运动的工作经验，提出今后工人运动的工作任务。这是父亲第一次参加工会活动。父亲没有想到，在八年之后，他自己也成为一名工会干部。

10月3日，父亲出席了青年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青年在抗日战争和建设根据地工作中的经验，提出了今后青年工作的任务要求。父亲参加革命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青年工作的。因此，对青年工作十分有感情。

这个期间，日军做了重大的战略性的部署调整。日军从华东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还从其它战场抽出兵力投入华北战场。把侵华战争重点从华东转移到华北，从正面战场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转移到敌后战场对八路军的进攻。敌后抗日战场进入到最艰难的相持阶段。

日军的这次战略调整，是有其历史和战略原因的。

日本侵略者在1931年9月18日预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后，以3万之众的兵力，仅用了4个月零18天占领了我东北三省。东北军20多万大军退入关内。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进一步进逼华北。侵华战争初期的胜利，使日本侵略者霸占我国的野心极度膨胀，也使得侵华日军更加骄横，更加的不可一世。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从本土、朝鲜和我国东北大量调兵进入华北。在占领平津后，日本军队分兵以钳型攻势对我进行战略包抄。南线一路由华东推进，北线一路由华北一带的太行山地区推进。日军在南线，尽管也受到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节节阻击，并且在台儿庄会战、南京保卫战、凇沪保卫战等战役中遭受了损失，但总体上，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很快占领了上海、南京、杭州、济南等华东大城市，轻而易举地越过了天堑黄河。南线正面战场并没有滞缓日寇的进攻速度。历时仅半年，到1937年底1938年初，日军就推进到了长江，并在有些地方越过长江进入江南纵深。但日军在北线一路却被牢牢地牵制在了太行山地区，始终未能西渡黄河。尽管日寇在北线正面战场也取得了攻陷太原的胜利。但在华北军民的顽强抗击下，日军北线进攻受阻于山西等地，致使进展很快的南线军队侧翼得不到保护和策应，暴露在我中国军队的攻击之下。尽管随后日寇沿长江一线向中南地区进行了战略策应和保护动作，相继占领了武汉、广州。但战线拉的过长，侧翼暴露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特别是我八路军分兵山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后肋，直接威慑日军侧翼和后方，更使日寇腹背受敌。因此，南线的日军迫不得已停止了进攻步伐。

对于抗日战争中，国共双方的作用，有两种认识上的误区：一种是历史上，我们强调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却淡化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也进行了抵抗的事实。另一种是随着对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抵抗日军进攻的历史的承认和史料的挖掘，又出现了否定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倾向。我们应该承认国民党军队在抵抗日军侵华中组织了抵抗，并且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否定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对的。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腐败、涣散，及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加上武器装备远远不如日本军队，面对日军的进攻，一溃千里。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上海市区还是于11月12日陷落。1937年12月13日，国民党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当时的首都南京于沦陷。1937年底，日军在山东突破黄河天堑，国民党韩复渠部十余万大军不战而逃，日军占领山东。在南线正面战场，日军占领长江以北地区，历时不过半年。随后，日军又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占领了武汉、广州。并且以长沙会战为标志大举进攻湖南。

而在北线，1937年11月9日太原沦陷。1938年后，国民党军大部分溃退之黄河以西，原在山西省的国民党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转移到黄河以西的陕西。八路军成为黄河以东华北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力，并把日军牵制在以山西为重点地区的华北达8年之久，至到抗日战争胜利。

正是因为八路军在华北战场阻止了日军的北线进攻势头，才逼迫的日军改变进攻战略部署。一方面减弱以至停止了南线的纵深推进，另一方面，妄图通过缅甸，切断我国的国际交通线，直接威胁我国西南大后方。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1942年中国远征军才出师缅甸。中国远征军先败后胜，到1944年才扭转了战争形势，最终取得了对日作战的辉煌战绩。但无论从因果关系上，还是从时间序列上，都不能因此否定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同时，也正是因为八路军在华北战场阻止了日军的北线进攻势头，日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支那”的战略构想破产，日本军国主义迫不得已，在深陷于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的同时，四面出击，进攻南洋诸岛国，发动太平洋战争，陷入四面楚歌、四处受敌、战争资源枯竭的状态。到抗日战争后期大反攻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美国、苏联等国家的援助下，武器装备、空中力量已经优于侵华日军。据有的老同志回忆，居然还出现过日本飞机丢石头砸中国地面军队的滑稽事情。从这一角度看问题，中国华北敌后抗战，不仅使日寇霸占中国的企图成为了妄想，而且使日军不能把对华作战兵力和其它战争资源投入到南洋诸岛国和太平洋战争中去，缓解了对美国等盟军的压力，这是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的巨大贡献。

为什么太行山成为了日军无法逾越的屏障？客观的分析其原因：战争初期，日军在判断上有失误。日军把重兵和精锐部队投放于南线作战。在日军看来，南线是决战方向。因为，江苏上海浙江一带，是蒋介石首都南京所在地，是蒋介石盘据的重点防卫区域。这一区域驻扎有数百万中国军队；其中主体部分是中国装备最好的中央军重兵。从理论上讲，这一区域是由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队伍防守的，是最难攻打的。因此，日军把主要作战目标放在了南线。而北线，只有几十万的中国军队。其中仅有极少量的中央军。其余大部分是杂牌部队晋绥军。晋绥军不仅装备很差，而且队伍训练也很差，没有什么战斗力。这也是被战争实践所证实了的。在日军进攻的锋芒之下，几十万晋绥军一触即溃。至于刚由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共产党的队伍，无论在人数上、还是装备上，更远逊于晋绥军，在日本人眼里，根本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因此，日军并没有认为在华北战场特别是太行山地区能够遭遇到有力的抵抗。所以，日军在这一路也没有配置大批的精锐部队。

但是，日本侵略军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忽视的八路军，却成为他们的最强劲的对手，其战斗力之强，出乎日本军的预料和想象，不仅阻挡住了他们的进攻，而且把他们拖入到魇梦之中达8年之久直到彻底失败。使他们跨越太行山，西渡黄河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个梦。

八路军之所以成为敌后战场抗击日寇的最强有力的力量，是有其必然性的。在1934年的国民党第五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红军反围剿失败，迫不得已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征。随后，其它几个苏区，在国民党的围剿下，也先后失掉了根据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加入长征的行列。各路红军长征出发时共20多万人。在长征途中扩红，招收新战士数万人，累计人数达30万人。而长征结束时仅有约5.7万人。这些人，是大浪淘沙最后闪光的金子，不仅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而且有非常好的战争感觉。我们可以计算一下，红军长征，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红二方面军从1935年11月到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到1936年10月；红25军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9月。四路红军长征历时两年的时间。在长征路上，整日天上飞机侦察轰炸，地面上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仅进行的重要战斗就将近600次。路上还遇上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仅翻越雪山就达21座。幸存下来的指战员，全是身经百余战。红军指战员仅在长征中的战斗经历，就超过其他队伍中的军人一辈子经过的战斗，自然造就了其他人所难以比拟的战争意识和感觉，还有其他人所难以比拟的吃苦耐劳精神。其作战能力特别强，特别是分散成小股部队进行游击战时，他们独立作战、独立判断的长处更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八路军的战斗力特别强大。而这一点，是日军忽略了的。

同时，我党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获得了全体民众的支持，使八路军成为不可战胜的钢铁之师。而这一点，则是日军想象不到，无法理解的。

日本侵略军受到“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后，才使侵华日军感觉到了八路军强大的战斗力，意识到跨越太行山之困难，惊呼“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应有再认识”。加之此时日军南线进展顺利，同时加大了对蒋诱降，可以抽调出兵力转至华北战场，用以围剿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以期尽快穿越过山西，西渡黄河，完成战略迂回，与南线日军互相策应，实现其战略包抄的构想。

日军调集重兵，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作战。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里，领导和指挥华北地区的抗日战争和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八路军总部伫马太行，抗日烽火燎原华北，支援全国的抗日战争，是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战场，所以成为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攻击地区。

在战争中，日军竭尽一切手段，采用了细菌战、化学战等灭绝人性的手段，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连续不断地对华北特别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实行极为疯狂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进行“蚕食”，构筑封锁线，还派遣特务到根据地从事造谣破坏活动。

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摩擦。太行抗日根据地又遭遇到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春荒严重，天旱不雨，蝗虫肆虐，粮食欠收，连年灾荒。有的人们只能以野草树皮为生。

1941年至1943年，是太行抗日根据地历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

在这个环境之下，根据地办学校，一是要学习，二是必须参加对日寇的反扫荡斗争，三是还要帮助农民春耕秋收，进行生产活动。这是战争中办学的一大特点。父亲在学校工作一年多的日子里，是在学习、战争、生产中度过的。全校师生，每人有一个行李卷，一条米袋，一个挎包，挎包内有碗筷、书、铅笔，有的男同学有一支38式步枪或两颗手榴弹，这就是每个人的全部家产。一有敌情，立刻背起行李，挎上书包，背上枪支就可以行动。

1941年10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学校组织同学由涉县到沙河县大转移。20日，父亲带领干校同学从桃城出发，行军17天，11月5日，转移到沙河县阴沟村。阴沟村是一个在大山之间的小村庄，人民生活很艰苦。学校在这里上课一个多月，直到12月11日，反扫荡战斗结束，学校才从沙河县出发于12月17日返回桃城。

为了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1942年太行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农村大生产运动。急需经过学习培训的同学到群众中去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困难，共度难关。1942年2月，学校举行了最后一期毕业典礼。2月9日，学校工作告一段落。父亲和同学们一样，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反扫荡斗争。

1942年2月15日，是农历的新年节。恰遇日军对根据地“大扫荡”。各机关团体都分散躲避敌人的“扫荡”。村民空舍清野，都转移到村外的山中。村中空空荡荡，只有少数民兵巡逻。父亲与几个同志在桃城村外的山中，过了一个非常冷淡的节日。

扫荡的日伪军受到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顽强反击，只在根据地边沿部分进行了一些扫荡活动，没有敢深入我抗日根据地纵深，就匆匆结束了这次扫荡。桃城位于抗日根据地腹地，日伪军没有到桃城一带的村庄。父亲在春节后从山中返回桃城。军民开始了春耕生产活动。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驻华北方面军制定和实施以歼灭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及129师首脑机关为主要目标的“驻晋军总进攻”扫荡作战计划，对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一带进行“铁壁合击”。即“五月大扫荡”。

5月，日军集中3万兵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大扫荡，武安一带是日军攻击重地之一。当时，父亲正在武安县六渠村进行社会调查、组织群众大生产运动。六渠村一带很多村庄被敌人占领。群众转移到山里。我八路军和民兵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使扫荡的日伪军坐卧不宁。白天到村庄里抢掠。晚上不敢在村子里过夜，经常退到村外驻扎。

在这一次的大扫荡中，六渠村一带的村庄被敌人包围。父亲和另外两个同志来不及转移，被围困在村子里。到夜深人静时，村干部二人带父亲一行悄然出村，从敌人的封锁哨中间突围出去，向山里转移。爬到半山腰，发现敌人占领山顶，上山不行，回村不能，村干部说，半山腰有一个山洞，放羊人叫“老虎洞”，洞外草木丛生，无路可走，很少有人知道，只能隐藏在这个洞中，父亲他们弯腰爬进去，不能坐立，只能屈腿躺着。夜里，村干部轻手轻足悄悄从杂草树木中爬来，送点水和鸡蛋，在洞中隐藏了一个多星期，敌人退走后，父亲他们才出洞脱离危险。

这时，父亲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左权同志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镇十字岭战斗中牺牲，北方局张友清同志在离父亲所在的这个村不远的山头战斗中也被俘牺牲，父亲听后感到十分悲痛难受。

“五月反扫荡”结束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作出《关于追悼左权同志的决定》，并于7月7日开会追悼在夏季“反扫荡”中牺牲的左权、张衡宇、何云等烈士。9月18日，晋冀鲁豫政府为了纪念左权同志，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

1942年8月6日，父亲结束了六渠村的工作，9日返回了温村。

1942年10月24日，又传来日军“扫荡”的敌情，形势再度紧张起来，部队和民兵作好反扫荡准备，各机关团体分散转移。父亲和机关一些同志转移到偏城鹿头村。11月8日，紧张的敌情平静下来。日军仅在游击区出动骚扰，没有敢深入根据地。父亲他们当日就返回了温村。

1943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当时，父亲正在左权县的漳漕村搞党建和大生产运动等工作。漳漕村是日军扫荡和抢劫的必经之地，得知日军扫荡的消息，父亲立即组织群众和粮食等物转移，“空舍清野”，退出村庄，进入山中。父亲和村子的民兵，在日军要经过的道路上埋设地雷，开展地雷战。同时，占领住山头阵地，无论白天黑夜，还是倾盆大雨，坚守阵地，保护人民和财产不受损失。在反扫荡战斗中，全体军民全部动员起来，儿童团不断传送鸡毛信；游击队和民兵开展游击战争，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声东击西，袭击敌人，使敌人行走不便，坐卧不安；我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反扫荡战斗打的有声有色。在这次反扫荡战争中，左权县的军民，给日伪军很大的杀伤，留下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动人的故事，受到表彰。

回忆这段时间的战斗历程，父亲已经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战斗，和具体的战斗过程。留存至今的，只有一个缴获日军的铁印章盒。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铁印章盒里的印油，一直到本世纪处还可以用，居然60年没有干涸。

日军扫荡失败退却，反扫荡战争胜利结束。群众陆续回村，开始正常的生活和生产，各级党的组织和行政团体，总结反扫荡经验，又开始了日常的工作。

从1940年至1943年，日本侵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残酷的“扫荡”。八路军和太行山的人民，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克服各种困难，奋起抗击，展开了反“扫荡”战争。度过日军扫荡和我军民反扫荡最初的困难时期，我军民取得了反扫荡的经验，在反扫荡斗争中逐步争取到主动权。日军残酷的大扫荡，没有能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消灭我八路军。我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在反扫荡战斗中，保卫和扩大了根据地，而且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最终打退了日军的疯狂“扫荡”，太行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我八路军在抗日的对敌斗争中，迅速壮大发展。现在，有很多影视作品，有对我军指战员骁勇善战，以一敌百的描写。确实，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我军涌现出很多传奇式的英雄，有很多传奇式的战斗故事。特别是那些经过长征的老红军，特别能打仗。但应该承认，从总体上看，我军的武器装备很差，人员的身体状况不好，军事素质也不高。那个时候，我们军民吃不饱，没有力气，日本人吃的有罐头，粮食，有力气。进入华北战场上的八路军从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近百万人，大部分战士，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还有工人、学生。我们没有条件和时间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有的是刚穿上军装，还不会打枪就上了战场。而且，我们的装备差，有的枪支老的掉了牙，连准星都没有。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有很多老套筒、汉阳造，质量很查。比较好的只有日本三八式步枪和国民党生产的中正式步枪。但数量很少。三八式步枪只有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中正式步枪，国民党军主要配备给中央军，其它杂牌军都难以得到，八路军更难以得到，主要也是靠从敌伪手中夺取。其它武器如机关枪、冲锋枪，和各种火炮，我们很少。而且，我们的弹药十分困难。而日本人，武器好，弹药充足，训练有素。我们正面和日本人接触，非常吃亏。但是，我们却战胜了日军，关键是靠老百姓的支持。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下，我们采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持久战、运动战、游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攻心战、空舍清野，使日本侵略军深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军是聋子瞎子，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敌人打我们时，摸不到，打不着；我们打敌人时，打的准，打的狠。

八路军这些对付日本军行之有效的战法，国民党各派系抗日军队都十分重视，学习研究。然而，他们能学得这些战法，熟悉这些战法，掌握这些战法，却无法运用这些战法。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的支持，没有人民群众广泛的参与。

正如毛主席所讲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日寇犹如一头疯狂的野牛，闯入人民战争的烈火之中，最终要被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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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七）

——记我父亲安力夫在反敌特斗争中





日本侵略军频繁不断地向我抗日根据地“扫荡”的同时，日本特务机关，还在各地秘密设立特务机构，情报组织，训练情报人员，特务人员，刺探收集我军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散布细菌、投放毒药。把太行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129师和北方局，边区政府驻地作为敌特人员活动的重点。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锄奸反特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因为环境很艰苦，我们手里没有什么资源，财物十分紧缺，就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非常短缺。干部战士均是配给制，生活上官兵一致，平等友爱。因此，贪污腐败的现象并不严重。金钱美女的诱惑主要来自敌人的收买。反映在我们的队伍里，就是有的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变节投敌。艰苦的战争生活就像大浪淘沙，投机者，在敌人金钱的收买下，当了可耻的汉奸特务；意志不坚定者，经受不住艰苦生活的考验，脱离了革命队伍，跑回家了。我有个远房的大爷，是由父亲在全国抗战爆发的1937年招收参加八路军的。参军后，作战勇敢，战功显赫，他所在的队伍发展壮大很快。他也快速成长起来，当上了营长。但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脱离了队伍，回家娶媳妇当农民去了。最后终老在村子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世。但是，更多的同志是坚定的、有信仰的，他们不为艰难困苦所动摇，坚持到了最后。这种情况，在我们取得政权后，特别是政权稳定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掌握了政权，取得了极大的权力，有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敌对势力的收买尽管还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反映为贪污腐败。而且，贪污腐败分子同样是经受不起敌对势力的收买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他们不仅贪污腐败，而且也被敌对势力收买，做出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叛卖事情。因此，可以武断的说，今天的贪污腐败分子，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必然是投敌叛变分子。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切为了前线！因此，我们的强壮人员，优先充实作战部队；好的武器装备，也要优先充实作战部队。而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力量相对薄弱，很多是不适于作战部队行动的“老、弱、病、残、幼”。特别是首长身边的警卫人员，往往是由不能参加野战部队战斗活动的“小鬼”担任。直到解放战争，还出现过身为东北民主联军总指挥林彪的警卫员，被人抢去武器和衣服，光溜溜跑回来的尴尬事情。而且，当时警卫人员和后勤人员也没有明确的划分，往往是有事大家干，摊上谁谁干，谁碰上谁干，从首长到“小鬼”，大家抢着干。有些影视作品，描写我军抗日战争领导机关的时候，往往出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镜头，甚至还出现过一个团营领导住处外，岗哨林立。这是由于编导们不了解当时我军政机关的实际情况，按照今天的情形加上想象而制作的。当时，我党政军领导机关极为精练，人员很少；警卫部队也很少，很多时候是依靠当地的民兵武装和老百姓完成警卫工作。就是延安的毛主席，外出时，身边至多跟随一个警卫员。其他领导，有时外出时，身边甚至没有警卫员。而且，当时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全是分散在老百姓家里，也无法在老百姓家家门口遍布岗哨。因此，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对敌特破坏活动的防范是很薄弱的。

敌军收买大量烟鬼和流氓，进行短期训练，然后让他们化装成商人、难民、学生，潜入根据地，到他们熟悉的地方刺探我军情报，散布谣言，进行投毒、暗杀等活动。这些特务活动多是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驻地为重点，深入到八路军总部及129师师部驻地附近，收集八路军军事、政治情报，策反我方人员，暗中收买和秘密发展特务组织，在一些地方建立了秘密联络站点，把细菌、毒药投放到八路军总部、北方局、129师驻地一带村庄的水井和河流中，撒播在成熟的蔬菜上，注射到成熟的瓜果里。活动十分猖獗。八路军总部就曾经发生过食用了有毒的瓜菜导致一些人员中毒的事件。幸好，因为有毒的瓜菜经过炒煮，减弱了毒药的毒性，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总部人员出现了持续一个星期左右的呕吐、腹泻、肚子疼的症状。中共北方局也出现过人员中毒的事件，幸好没有造成人员损失。我华北抗日根据地最大的兵工厂也受到日军的突袭破坏。当时，彭德怀同志就敏锐地提出：敌人怎么会那么清楚地知道我们兵工厂的具体位置？怎么知道通往兵工厂的小路？并且要求：一定要严查！

在随后的反敌特斗争中，我方破获了这个把刺探到我根据地兵工厂地址道路密告日军的日伪情报人员的特务分子。那是一个姓白的特务分子，从1940年开始和日军勾结联系，受日军指使，到太南庄以开饭铺为名，暗中刺探我访情报。在“五月大扫荡”时，他把八路军兵工厂的具体位置和通往兵工厂的道路密告日军，致使我兵工厂遭到破坏。

在1942年“五月反扫荡”后，我方还破获了一个敌特组织——“日本军事情报武辽线”。日伪特务组织在敌占的武安城秘密设置了武辽特务情报人员活动线。这条线经涉县、偏城，到辽县的麻田。正是八路军总部、北方局、129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驻地，是我党、政、军、人民团体的机关重地。

当时，特务活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偏城。偏城北面20华里左右就是八路军总部，南面20华里左右是129师部和边区政府驻地。偏城的特殊地理位置，自然成为敌特活动的重点区域，敌特活动十分猖獗。这一地区，也自然成为我们反敌特工作的重点区域。当时，我们已经发现偏城敌特活动的线索。而且，发现敌特分子已经渗入我方内部。我抗日根据地的偏城县政府就有干部被敌人收买，做了可耻的叛徒、特务，对我们抗日政权和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偏城县距我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129师师部均很近。特务活动直接威胁到我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安全。

因此，偏城是反敌特的重点。1943年10月28日，父亲参加北方局工作队到达偏城。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试点工作。而父亲，则具体负责村党支部的建设和反敌特工作。工作队进驻偏城县政府驻地偏城村。父亲到后，偏城正在进行反敌特工作。父亲即刻召开党支部会议，结合党建工作，开展反敌特斗争，发动群众揭发敌特分子，对敌特分子展开心理攻势。在这种情况下，敌特分子垂死挣扎，对父亲下了毒手。11月5日，父亲在一个村干部，是村财政主任的家吃的早饭。早饭后，父亲到县政府参加反特会议时，头晕、眼痛发暗、全身发高烧、肚胀、大泻、吐血。同志们们将父亲搀扶到房内，父亲疼痛的在炕上滚来滚去。经过医生诊断是中毒，当时，不远的青塔村就有八路军医院。县里的同志急用担架抬送父亲到青塔村的八路军医院紧急抢救。经过几天的抢救，父亲才脱离了危险，但这次中毒，导致父亲左牙倒斜，不能咀嚼食物；左脸痉挛，左眼流泪等后遗症。

当时，干部下乡工作，是派饭吃，轮流在村民家吃饭。父亲回忆，那次，村干部派父亲到村财政主任家吃饭。财政主任从另一房中端来饭给父亲。父亲在吃饭时，财政主任还在一边和父亲说话，分散父亲的注意力。他还传话对父亲说，要父亲到县政府参加会议。父亲急忙吃完饭，就赶往县政府参加反敌特会议，就是这样中毒的。父亲中毒后，6日，保卫部门就把财政主任逮捕审讯，还在他家搜查出毒药，特务信件等，他也承认下毒不讳。8日，罪犯被镇压。父亲中毒事件引起北方局的高度关注，但该特务已经被镇压，线索断了。对此，总部提出了批评意见。

1943年12月，日军又向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当时父亲正住医院治疗。医院要分散转移，就请村民用担架抬着父亲送往一个有两户人家居住的大山上躲避。在山上避“扫荡”住了有半个月，敌人败退后，于28日，又用担架将父亲抬回医院。

1944年1月25日，是农历初一，父亲在医院过的新年，医院同志和驻地的村民，进行了团拜，又互相拜年问候，过的红火热闹。父亲住医院治疗4个月，身体才逐渐恢复好转。同志们开始和他讨论反敌特工作，要父亲帮助，父亲因为还没有完全康复，只能在医院边治疗边工作，主要是帮大家出主意，提供一些参考意见。直到1944年3月1日，父亲才出医院。

父亲出院时，反敌特工作进入高潮。八路军驻地周围村庄发动群众，揭露出一批准备向总部领导投毒的暗藏特务，进行了严厉的打击镇压。

向日寇提供八路军总部情报，导致左权将军、朝鲜义勇军领导人石正、陈光华牺牲，并得到日军特别奖赏的敌特人员逃到石家庄等地，直到抗战结束后才被抓捕归案，最终也没有能逃脱应有的惩罚。

在战争年代，敌特分子活动威胁极大，在1942年5月反扫荡中，敌特分子渗透到我八路军部队附近与日军联络，提供情报，使日军随时获得八路军特别是八路军总部的行军路线和驻扎位置。有老同志回忆，当时，日军在敌特分子指引下，飞机和地面突击部队总紧跟着我们，怎么甩也甩不掉。敌特分子的活动，不仅造成八路军部队的巨大伤亡，而且破坏了抗日根据地，成百成千的根据地抗日群众被日军屠杀。因此，反敌特斗争要求迫切。但是，在当时，我们的侦破手段十分有限。所以，以发动群众，群防群治为主。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敌特分子，很有效，但也很容易出偏差。尤其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出现误判误杀。这种情况，自古有之。有时候，误判误杀会带来重大损失。如《三国演义》中，曹操误信蒋干，中了周瑜反奸计，错杀了蔡瑁张允，导致赤壁大败。苏联在斯大林时期肃反，清除了一些内奸和意志不坚定者，在卫国战争爆发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叛国投敌现象，苏联的核心机密也保密完好。但由于肃反扩大化，导致众多共产党元老级人物和杰出苏军将领被杀，面对法西斯德国的进攻，苏军溃败千里，直退到莫斯科城下才稳住了阵脚。

说到抗日战争中的敌特活动，就不能不涉及到抗日战争期间，特别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外来强敌入侵时，我国出现了极其庞大的汉奸武装。这在世界各国的卫国战争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独特现象。就连雄才大略、傲视寰宇、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在1937年4月5日《祭皇帝陵》的祭文中，也感叹道“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毛泽东还在一段笔记上感叹道：“为何我纵横万里之疆土而屈于三岛，为何我四万万同胞为三千万者之奴？”当时，日本只有三个大岛：本州、九州、四国，而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日本只有3000万人口，而我国有4亿人口。抗日战争，从国与国的关系上看，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但从双方参战的人员来看，真正的日本军人数量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皇协军，即人们俗称的“伪军”在与中国的抗日队伍作战。抗战8年，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多人。171.4万人减去日军52.7万多人，其余的118.7万人全是伪军！日伪比例为：1：2.25。抗战8年，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而仅被这些抗日武装消灭的汉奸武装就达118.7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被消灭伪军，和在抗日战争胜利时向国民党军队投降的伪军。我和母亲曾谈论过这个问题，也向其他一些抗日老战士求证过，在抗日战争胜利受降时，大部分伪军投降了国民党。我党我军接受的投降伪军只是极少的一部分。

如果再加上反正的、逃散的，以及未在战场上被消灭的，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武装人数之众，令人瞠目。

还应该看到，在日军中间，也不是纯一色的日本人，还包括了大量的朝鲜人和中国的东北人。老舍著名小说《四世同堂》就描写了这样一个场面：黄包车夫拉了个日本兵。下车后，日本兵不付车钱。黄包车夫与日本兵扭打起来。当黄包车夫把日本兵按在地上痛打时，日本兵突然用中国话求饶。原来，这个日本兵是中国东北人。

各国在卫国的战事中，都有叛国投敌的人，但人数极少。像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出现这么大规模的汉奸队伍，是罕见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有一段精彩的对白：中国抗战为什么打了8年？汉奸多呗！

中国为什么汉奸多？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提供了答案：中国文化的大酱缸！

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是谋略文化：不问是非、不分好坏，喜欢以谋略机巧获取利益。中国上下五千年，就是一部谋略史。联横合纵，以敌为友，翻云覆雨，屡见不鲜。远的不说，就中国的近代史而言，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中国国门后，哪个军阀不是依靠于背后外国势力的支持，哪个政府没有屈膝于列强。洋奴文化是谋略文化在外敌入侵时的一种具体反映和表现。

当然，在抗日战争中造就了百万汉奸队伍的不仅仅是洋奴文化。谋略文化中还有一种“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人们都想当渔翁。在争斗中，只有在生存的条件下，才可以获取“渔翁之利”。而得到强者的庇护，是最佳的生存之道。挺身抗日，冲锋在前，显然不符合“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原则。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的战士远不如苟存的“渔翁”。

我相信，在汉奸武装中，真正甘心当汉奸的还是极少数。大部分只是为了自保。诚然，日本侵略者是不会让这些汉奸武装自保的，会把他们赶上战场当炮灰的，这些事与愿违的下场也导致这些汉奸武装没有战斗的勇气。伪军尽管人数多，但形成的真正的战斗力和威胁并不是很大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会脱离汉奸队伍，还有很多反正，加入抗日队伍。

中国文化中普及性最高的是崇拜文化：中华是个非常独特的民族，尤其以汉民族为最。没有信仰，只有崇拜。信仰讲究的是奉献。一个民族，有信仰，就勇于奉献，这个民族就是团结的，是有向心力的。信仰缺失，必然导致精神缺失，这个民族就没有了灵魂，就一定会是一盘散沙。

遗憾的是，中华文明中缺少的是信仰。在西方、在穆斯林世界，以及东方很多国度，宗教是信仰的载体。而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以宗教形式出现的迷信。在这个载体上，崇拜替换了信仰。而崇拜，则是索取型的。比如道教，信我的教，拜我的神，有病的病好，没病的身体好，有求必应，荣华富贵，还能够羽化成仙。总之，给几个香火钱，可以用小钱换大钱，用小钱换幸福，用小钱换未来。外来的宗教，也在中华大地本土化的过程中，信仰异化成了崇拜。中国的佛教，佛祖舍身饲虎的奉献精神没有了，取而代之的，也是给几个香火钱，为的是可以修得来世。远离了佛祖的光环，堕落成利益的交换。基督教的礼拜是很神圣的仪式，它清洁人们的心灵。但在中国很多地方，居然增加进了跪拜叩头的内容。无论佛教寺院里的“法物流通处”还是有的基督教堂里的圣物陈列室，异变为买卖场所，充斥着铜臭和私欲。把原本很圣洁的场所变成兜售劣质品的地方，弥漫着浊尘与肮脏。

在迷信的崇拜文化熏陶下，谁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就拜谁，不管他是人、是神、是鬼、是魔。与信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相反，崇拜具有广泛的兼容性。只要能解决我的问题，拜谁都没有关系，那怕和魔鬼结盟。因为，这只不过是交换。

    中国汉奸多，不正是和魔鬼结盟的结果和表现吗，不正是利益交换的结果和表现吗。

中国文化中还有一种将就文化：得过且过是中国人生活的一种常态。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中，很多能贴切地反映这种将就文化的语言，如“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汉不吃眼前亏”、“随遇而安”“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等。苏联在卫国战争中伤亡2000余万人，大部分战死沙场。列宁格勒保卫战，打了900天，将近3年。守城军民，甚至把老鼠都吃光了。老人、孩子，把最后一块面包送给战士吃，宁肯自己饿死。而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伤亡3500多万人，只有少部分是倒在抗敌的战场上，而大部分，则是在不反抗的情况下被杀掉的。鲁迅当初弃医从文，就是看到无辜人民被杀，而同胞则麻木地站在旁边看热闹，甚至有的还津津有味。他有感于医生救得了人的生命，却救不了人民的精神。他要用笔，唤醒民众。

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日寇霸占了东三省，没有满足；霸占了华北，还没有满足。在日寇的步步进逼下，在中国退无可退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实在将就不下去的时候，才爆发了全面抗战。然而，当日军进攻步伐刚刚有所放缓的时候，也就是说，国人可以松口气，将就一下的时候，内部摩擦的烽烟马上燃起。

在日寇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当汉奸、当顺民，无疑是最好的将就形式，自然也就成为将就文化的典型表现。

中国文化中最丑陋的是背叛文化：中国文化是很讲究忠诚的。但这种忠诚是单向的，全是下对上的忠诚。而上对下，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是可以随意背叛的。最为典型的铭言，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水浒》中宋江把这句铭言演绎的充分到了极点：宁可朝廷负我，我绝不负朝廷！众所周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萧何以大义和诚挚追回了韩信，却对刘邦说，或者重用韩信，或者杀掉韩信，以防被他人所用。在此，萧何扮演了一个两面角色：对刘邦，即下对上时，他付出了忠诚，并且以对韩信的背叛和出卖成就了自己对刘邦的忠诚。而对韩信，即上对下时，却是无耻之极的叛卖。萧何的两面角色，既是可叹的，也是可恶的。在被背叛的环境下，怎么可能让被背叛者誓死去捍卫背叛？其结果，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相比较,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缺少对祖国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于是乎，有奶便是娘，数百万汉奸大军和数千万顺民就产生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但是，当中国人在实在将就不下去的时候，也会奋起反抗。而且，这时的反抗，将是非常剧烈、非常激烈的。就像火山喷发一样，压抑的越久，喷发的越强烈。一旦国家对人民承担起责任，国家管理者对民族承担起责任，当中国人民有了信仰的时候，马上团结起来，涌现出超强的内聚力和归属感，变得无比的强大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抗日救亡的责任，承担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责任，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团结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人民军队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迅速扩大，奠定了共产党最终取得全国胜利的基础。抗战胜利的胜利，也使当时的国家首脑蒋介石威望达到顶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全面抗战爆发后，迅即出现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战局面的原因。这也是我们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文化基础。

历史已经证明，只要中国人民有了崇高的信仰，在统一的旗帜和理想之下团结起来，激发出对祖国的归属感和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就是不可战胜的。在此，我们可以用被奴役的屈辱历史和朝鲜战争做一个比较。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第一个进入北京的部队是后来的美军第25步兵师24团。但在50年后，朝鲜战场上，这个曾是八国联军的娇子，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美军24团，已经风光不在，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的一败涂地。1950年11月，在第二次战役中，美军第25步兵师24团C连，因其90%以上士兵是黑人，被称为“黑人连”，整体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投降。这是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第一支向外国军队投降的整编连队，也是唯一一支向外国军队投降的整编连队。此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是东亚病夫，而是威武之师、雄壮之师，强大之师。

我们还可以拿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做一个比较。抗日战争，我国应该说是险胜惨胜，国民党军队曾在日本军的进攻下被打得溃败千里。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投降或改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同是这些人，加入人民军队后，马上变的骁勇善战，在朝鲜战争中，和战友们一起，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而那些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的一败涂地的美军，却是二战中的英雄部队。在太平洋群岛战争中，就是那些美军，凭着优势的火力，往往只牺牲几个、几十人，就消灭几百几千躲在牢固的军事工事里的日军。而且，这些战斗的辉煌还都是在对美军不利的地形中取得的。在二战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对日本未开展过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战役。而在朝鲜战场，对美军而言，其地形比在岛屿战时的地形更有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装备比日本更差，美军的军事供应更好，美军的机械化军事优势更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并且，当时的中国军队还没有制空权，当然更不会有神风队和海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后勤得不到保障，弹药粮食只能打星期战的情况下，靠着两条腿忍着饥饿抗着寒冷从鸭绿江打到38线，并且一度攻克汉城。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将军克拉克曾沮丧地说过，朝鲜战争停战协定上签字，使他成为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此刻的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凭着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付出了巨大牺牲，换来的是：中国人民从此真正的站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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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八）

——记我父亲安力夫在大生产运动中



1940年后，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这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采取各种有力的政策，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的负担，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纱。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艰苦创业，开荒26万1千多亩，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部队吃穿完全自给自足，不要政府一文钱、一粒米、一寸布，反而每年上缴政府一万石公粮，创造了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奇迹，成为全党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同志相继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文章，指明了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方针政策，号召根据地军民切实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度过难关，争取最后的胜利。

大批干部响应党的号召，到群众中去，深入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2年，太行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开始，群众团体干部到各县了解群众组织情况，群众生产运动进展程度，对存在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总结群众运动经验。3月份，父亲到太南的平顺县著名的虹梯关、中共地委驻地，进行了26天的群运工作调查总结。而后，4月又到武安县的六渠村驻村蹲点3个月，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走访群众，进行各个阶级关系、土地关系、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社会调查。

1943年1月1日，中共北方局，在太行的左权县麻田镇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方针政策。在会上，彭德怀同志作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报告，并介绍他到群众中调查社会情况，解决问题的经验。会议开了四天，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号召干部到农村去，到大生产运动中去，帮助农民开展生产运动。

会议结束，各单位干部马上返回驻地，贯彻部署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北方局会议的精神。撤消了太行农救总会、青救总会、妇救总会，只保留工救总会。干部要到群众中去，开展农村大生产运动。

组织上安排父亲去左权县。父亲踏上辽县这片土地，回忆起当年在这里，左权同志热情接待，握手送别。相隔不到两年，1943年3月11日，父亲这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左权同志已经离开我们。父亲曾多次谈到当时那种难以言表的心情，仰望天空，蓝蓝的天，缕缕白云徐徐流散；远眺山川，依然如故。但是，辽县已经更名为左权县。此情此景，令人心潮涌动，久久不能平静；怀念之情，油然而生。左权同志将流芳千古！

左权县委书记是一位女同志，叫杨蕰玉，工作能力很强，性格开朗，为人正直，工作出色。当时，太行山有两名著名、特别能干的女同志，是两个女县委书记。其中一个就是杨蕰玉同志，另一个是刘韵同志。刘韵同志和父亲也很熟。一直到现在，还有联系。

父亲到了左权县后，杨蕰玉同志热情地接待了父亲，并马上召集县委会议，介绍了该县的情况。父亲在县机关住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解全县的情况后，4月11日，就到漳漕村。该村是地处要道的一个重点村，原计划在该村工作几天。但一住下就是一个半月。

父亲到漳漕村后，首先听取了党员、干部介绍情况和提出的意见。随后，以加强党支部同志团结，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和工作责任感，发挥党支部领导全村各种组织的核心作用，进行了党组织的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

跟着，召开了干部会议，讨论“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

父亲还进行了农村社会调查会，调查该村的历史和现状，各个阶级关系，土地关系、生产情况和生活情况。

5月6日，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大扫荡，漳漕村党支部组织群众转移，民兵对敌开展反扫荡战斗。5月18日，“五月反扫荡”胜利结束。6月1日，父亲在漳漕村的工作完结，在村民和干部的欢送下，离开了漳漕村。父亲虽然只在漳漕村工作了短暂的一个半月，但工作十分的紧张，使他毕生不忘。

左权县委在党的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反击了日军的大扫荡的各方面的工作成绩都十分显著。

7月21日，太行分局通知父亲回分局。30日，父亲告别了杨蕰玉和左权县的同志。新中国建立后，听说杨蕰玉同志先后在全国妇联和教育部担任领导职务。

父亲在左权县工作了四个半月，结束后回到了涉县温村。太行分局的同志告诉父亲，中共北方局组织了工作队，通知父亲到工作队去，进行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大生产运动的试点工作。

父亲在北方局工作队，负责偏城村、鹿头村、桑栈村的试点工作。主要任务有党支部建设、社会调查、偏城村的反敌特工作、桑栈村的党支部整顿和建设工作。父亲在偏城村进行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反敌特工作；在鹿头村进行了21天的社会调查；在桑栈村停留了2个月19天，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党支部的整顿和建设。最后，父亲把3个村的社会调查、党支部的调查和建设、组织起来大搞生产运动情况，写出总结报告报送北方局。北方局工作队的工作宣告结束。

中共北方局收到父亲报告后，认为有必要在工作队任务结束后，继续进行试点工作，突破一点，取得经验，以点带面，推动一般。要求父亲继续留在偏城县，深入到农村，“组织起来”，开展生产和减租的试点工作。

经过县委的讨论研究，父亲到偏城县西戌区的一个支点村进行试点工作。

什么叫支点村，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父亲解释，支点村，小的有三、四个村，大的有六、七个村。村与村相距很近，土地相连，风俗习惯相同，村民与村民相互来往频繁。

父亲去的那个支点，有7个村。其中，4个村有百十户左右的人家；有3个村，是二十来户的小村，散落在山上半山上，被干部叫做落后村，被坏人把持，没有干部去过。他们认为这些村的问题复杂，难以工作，怕事情缠身，都不愿到这些村工作。这7个村中，3个村有党的支部。其中，有1个支部只有两三个党员，不大起作用。还有1个支部，支部书记是贫农；村长是富农，又是非党员，各自有一部分人，互相对立。区上的干部，对这个村有不同看法。有的认同支书，有的认同村长，意见分歧。有4个村无党员，是空白村。

父亲研究了这个支点的情况，决定蹲点在一个村，作为重点。经过比较、选择，反复考虑权衡，把一个叫做择莺峧的村子作为重点，父亲蹲点在这个村，进行试点。同时，也经常到其他几个村走动。

父亲曾谈到，在农村工作，要实行“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由村长告知户主，到时，由户主或者他家人领去，一户一天。很少在一户连续三天吃饭。三同可以广泛的接触群众。吃饭时，聊起话来，谈论村中的事，谁家长，谁家短，或是拉家长。在地头劳动时，一面劳动，一面谈论，小到个人的事，村中的事，大到国家的事。在串门闲聊时，无意中也可听到社会上的各种舆论和发生的问题。这是在干部会上，支部会上听不到，不能说不敢说的事情和问题。在这些场合可交到说真话的知心朋友，这也是一种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中的方式方法。

父亲在择莺峧住下后，首先召开支部会议，村干部会议，说明党的把群众“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方针政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日军的封锁破坏的任务；战胜严重天灾，改变困难的局面的要求。经过几次讨论后，召开村民大会，由支部书记和村长，向村民作了开展生产的动员报告。村民在讨论中，提出组织互助组的问题和思想顾虑等。为此，又召开了村民大会，说明，组织互助组，要自愿参加，不得强迫命令；参加户数可多可少，有的三、四户，有的五、六户，都可以；互助组要选出组长，也可增选副组长；要把组内每户的人口、土地、劳动力、畜力等调查、查对，了解后，定出互助组生产计划，生产计划要全组讨论通过才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党员和干部要分散参加到各互助组，不能集中在几个组内。全劳动力、半劳动力、畜力，也要照顾到各个互助组。为什么叫互助组？就是要组内互相帮助，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把生产搞好。各互助组之间，有什么困难时，也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援。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交流经验，开展竞赛，表扬先进个人和互助组，互相促进，掀起了生产运动的热潮。择莺峧是试点中的重点村，要在支点、在周围村带个头，起个模范作用，不要辜负了上级的希望。

经过大会宣传动员，消除了群众中的各种顾虑。全体村民展开热烈反复的讨论，全村组成若干互助组。互助组订出自已的生产计划，全村掀起了生产热潮。白天村中只有不能劳动的老弱病残人，其他家家户户都锁了门，村中静悄悄地空无人声，田间地头成了一片热闹欢腾的景象。

有一次，父亲谈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提到毛主席在1934年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毛泽东说到：“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靶，找什么人去教它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来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父亲深有感触的讲了当时的三件小事：

一天，父亲同村干部聊起村民的生产生活，家里琐碎的事，他们说，自从组织起来以后，都忙于生产，早起挑水做饭，有的晚饭后还要去挑水，以往都是在白天挑水。说到挑水的事，父亲说，每天早晚要在二、三里地的大小乱石头上走来走去挑水，这条路修整一下行不行。这个说，多少年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已走惯了，那个说，全村大家的事，谁能办得了，还有的说，自家的事都忙不过来，还管他人的事，七嘴八舌，你一句，他一句说个不停。最后定下来，召集各互助组的组长开会议论一下。互助组组长经过开会讨论后，都同意各互助组男女老少齐动手，把大小石头搬走，没有几天工夫，就整修出一条平坦的道路，又安全、又省时间，人人都拍手叫好。

另一件事，有的耕地，经过多年的雨水冲没，地堰冲毁，水土流失，各互助组抽劳动力，组织起来，把地堰加高，用石头夯实，经过平整土地，保持水土不再流失，还增加了耕地面积。这件工作，振奋了人心，都说组织起来的优势和好处，不再是“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花椒成熟了，互助组中的妇女组织起来，采摘花椒，大家说，组织起来力量大。

再有一件事，择莺峧村中开办了夜校，小学教员、村中青年知识分子，都动员起来，当夜校教员，写标语，宣传卫生知识，组织各种唱歌表演等。男女青年每晚到夜校学习和识字，进行各种活动。全村开展讲卫生、讲科学，把全村的街道打扫干净，垃圾清理到村外指定的地方，消除蚊蝇，用白灰粉刷墙壁半人高，全村面貌翻然一新，村民素质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吸引了周围村干部不断来参观，看择莺峧发生的变化，学习择莺峧的经验。

择莺峧组织起来，开展生产运动，太行新华日报作为典型，做了报道，而且是连续报导。村干部和党员看到报导，非常高兴，这对他们是很大的鼓舞和促进，他们对村民自豪地说：咱村的工作上报了！

重点村的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父亲就召开支点7个村的干部会议，由择莺峧村支部书记介绍了支部的领导工作，村长介绍开展生产运动的过程和经验。各村都表示回去订出生产计划，开展生产运动，就这样以点带面，推动其它村开展起大生产运动。

在这次大生产运动中，各村都涌现出一些积极分子，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成为生产中的骨干和带头人。有的贫雇农积极分子，要求参加共产党，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也要求进步，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共产党员。

在生产运动中，开始进行整党建党工作。有两个村，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那个不大起作用的党支部，经过整顿，吸收了新党员，加强对村工作的领导。还有两个小村庄，建党工作，也进入考察中，这个支点村7个村，原有3个村有党支部，发展为5个村有了党支部，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

8月26日，突然发生从天而来的蝗灾，蝗虫遮天蔽日，铺天盖地而来，全村男女老少齐出动，站在村中的制高点，敲锣打鼓，有的舞动大扫帚拍打，有的点燃柴火，有的挖一条沟把蝗虫扫进沟里掩埋。蝗虫所经过的田地，庄稼，野草都一扫而光，就连树上的叶子都吃的尽光，有的树枝都压断压折。这场蝗祸，给村民遭成很大的灾害，蝗虫过后，村民开始整地补种。31日，武安一带，也发生蝗祸，要求动员和组织村民前去支援灭蝗，村民们说，邻村有难，大家帮助解救，积极组织起来，前去灭蝗。

10月1日，是中秋节，父亲对村干部说，村民组织起来，搞了大生产运动，今年中秋节不比往年，建议过一个欢乐愉快的节日。干部都鼓掌同意。各个互助组准备表演节目。中秋这一天，敲锣打鼓，吹拉弹唱，自编自演，说笑畅谈。晚饭后，又都有说有笑的欢度赏月，全村群众过了一个从来没有的欢欢喜喜、痛痛快快的美好欢腾的节日，人人皆大欢喜。

在秋耕播种时，群众反映小麦发生“黑穗病”，父亲向他们传授了麦种温汤浸种的方法。这一简单的做法传开后，这家把父亲叫去，那家把父亲请去，要父亲给温汤浸种，忙碌了十几天来。在讨论耕地时、畜力少，不能按时完成耕地，怎么办？只能人拉犁。各互助组把强劳动力组织起来，分组进行人拉犁。这两个问题在各村都不同程度存在。支点村开会讨论布置秋季工作时，顺利地得到解决。

秋忙基本结束后，择莺峧开始发动群众酝酿减租，查土地，查阶级，查租田关系，召开贫雇农会，加强农会组织。在讨论减租时，展开热烈的争论，为什么劳动者的日子过的越穷越苦，地主老财们不劳动，越来越富；为什么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受痛苦，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经过反复的诉苦，阶级觉悟提高，农会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向地主富农展开减租的说理斗争，周围村的干部和贫雇农也来参加群众减租斗争大会，经过说理斗争。地主富农不得不低头认罪，减租大会激发了农民减租的要求。在发动群众运动中，要特别注意地富家庭中男女青年的工作，团结他们，对他们讲清楚为什么要减租，动员和号召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为抗日战争、民族的解放工作、为把村中工作搞好，尽一分力量。择莺峧的减租运动，在新华日报发表后，推动了各村减租运动的开展。

择莺峧在减租后，开始制定个人、互助组和全村的生产计划、冬学计划，展开讨论，准备来春的大生产运动，同时，进行减租工作的复查，减租是不是彻底，有没有走了过场。这对个别村的个别人明减暗不减也是一个警告。推动各村深入复查减租工作，并提出减租与生产相结合的要求。这时，择莺峧已成为先进村，模范村。

减租作为冬季的主要工作，各村展开查租田关系，划分阶级，凡没有农会的建立农会，有的农会组织不健全的加强农会组织的整顿。召开贫雇农诉苦会，发动群众，向地富进行说理的减租斗争。在减租的运动中，加强了党支部的领导，支部成为村中领导的核心。在划阶级中，原来那个支部书记与村长对立的村，村长的那部分人开始分化，村长孤立了，成为被批斗的对象，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了。

1945年1月3日，县委召开了全县干部会议，父亲把择莺峧支点村的土地情况，阶级关系，组织互助组，开展生产运动，发动群众开展减租运动，由点带面，点面结合等工作祥细地作了报告和介绍。会议后，全县开展了减租运动。

一月底，择莺峧进行第二次减租复查。同时，进行生产工作的检查，提出生产与减租相结合。召开了支点村会议，向支点村提出订生产计划，复查减租，生产与减租相结合的工作。新华日报刊登了这方面的经验。

1945年2月13日，是农历新年，父亲在择莺峧同村民过了一个欢乐愉快的新年。

20日至28日，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讨论生产与减租相结合的工作，在全县积极分子会议上，择莺峧支部书记和村长向大会介绍了他们的工作经验。

开春后，两个月冬季为主的减租运动，各村已基本结束，春天来临，一年之季在于春，开始以生产为主结合减租工作的大生产热潮。

这年的大生产运动不比往年，减租激发了群众生产积极性，推动生产运动的发展。在生产与减租两大运动中，不只贫雇农要求参加共产党，一些男女青年也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党组织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加强了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

父亲在支点村工作长达9个月，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凝聚了深厚的感情，不论在地头，还是路遇，男女老少同他一见面叫他一声“老安”。尽管那时父亲还不到28岁。男女青年和儿童，没有正经话说，总喜欢和父亲开玩笑。而主持家庭的男女中老年人，总是同父亲有说不完的话，个人和家中的私事，村中发生的公事，国家的大事，说道起来不停。大家喜欢邀请父亲到家中做客，各村的干部要求父亲到他们村住了些日子，帮助工作。父亲回忆起那段生活，整日间事情琐碎繁忙，但精神愉快，生活饱满，感不到寂寞孤单。

在农村工作，大事小事都很多。大事，组织群众，大搞生产运动，发动群众减租，反扫荡，进行建党整党，对农村社会不断发生的变化进行调查，总结经验教训。小事，村中邻居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家庭中的不和、夫妻吵架、婚姻等，意想不到发生的事情，都得处理解决，群众得到满意。

1945年5月，父亲将要离开支点村。在离开前，召开了蹲点村党支部同志和村干部会议，说明工作结束，即将离村。并把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经验教训，请他们提出意见，并提出今后工作的想法。又召开了七个村的党支部委员和村干部会议，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安排了今后的工作，向他们告辞。父亲始终清楚地记着：从25日至28日的四天中，村干部和男女村民，知道父亲要离开，不断的来看他，有的谈了很多心里话，表示出留恋的心情，要他再回来。29日，早饭后，村干部、男女老少村民，一直送他到村外，才恋恋不舍招手告别。

父亲总结了在支点村工作的经验：

一、在一个支点村工作，首先要选好蹲点和重点村，这个村的党支部要比较建全，干部比较团结，工作积极。再就是要把该村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做到情况明，问题清。

召开村干部会议，进行全村现况的调查，如人口、土地、阶级关系，经济状况。这可以了解到全村全面的概况。访问雇工、贫下中农，他们虽然不知道全面情况，但可以知道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访问村中的老者，他们能告诉你村中历史的变迁。

二、要办群众当前现实的事，群众眼看得到，手摸得到的事。如在择莺峧，平整了一条又安全又省时间挑水的路，再就是，对雨水冲毁地堰，加高夯实，平整地土，水土不再流失，群众对这两件事，就很满意，认为不是指手画脚说空话，而是说到办到做实事。组织起来力量大的好处。

三、在蹲点的重点村，要扎扎实实地地办出群众得益的实事，取得经验后，就可召开支点各村的现场会，由重点村介绍经验，各村可根据具体情况，各取所需的经验，加以推广工作，择莺峧组织互助组，开展生产运动，以及减租运动。每次取得经验后，就召开支点各村现场会，以点带面，推动各村开展工作。每次运动后，发生新的变化，总结经验，进行调查，再认识，再提高。如在生产时，是组织互助组，变工队，在减租时，则组织贫、雇农、下中农、建立和加强农会的组织，根据群众运动的发展进行领导，实现组织的形式，工作方法。一浪高过一浪，推动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凡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村中的大事，都要召开支部会，村干部会进行认真地反复讨论，上面来的干部可以出谋画策当参谋。大事决定后，由支部书记村长向村民宣布。小事，经研究后，由村干部出面解决。对群众反映要求解决的事，经村干部讨论后，由他们出面解决，这样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办事能力。上面来的干部只不过是一个“过路人”，村干部是村中的“当家人”。“过路人”不能包办代替“当家人”，夺“当家人”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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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九）

——记我父亲安力夫参加整风



1941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是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的一次伟大的教育和学习，是一次思想革命的大变化，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准备。

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传到太行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农村调查》报告和讲话陆续发表，父亲就开始自觉的反复认真阅读学习，领会报告的精神实质。那时，父亲还在大生产运动的工作之中。父亲在回忆时说到，把文件的精神实质，运用到实践工作中去，是思想水平的提高和工作能力的一大进步。通过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父亲深刻地感到，党的整风运动，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开展大生产运动，是物质上的保证。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生存问题。这两个问题，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争取战争胜利的根本。

1945年4月24日，父亲接到通知，参加整风运动。父亲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5月4日，父亲到河北省涉县赤安村太行区党委的党校报到。

学习的房间安排在一个庙内。这个庙东西南北有四间大房，还有一个挂院，内有一间小点的房，父亲所在的整风组就住在这间房。按每间房的大小，住一个组，每个组十几人到二十人，五个组共六、七十人。另外的小组，安排在村内。开大会就在这个庙院内。整风时间一年。

5月5日，党校举行开学典礼，这一天正好是马克思诞生日。

开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个人履历。而后学习整风文件。父亲直到90多岁时，还清楚地记得，文件有二十二个。有的文件父亲在报纸已阅读过，有的文件还是第一次看到。父亲感叹到，抗日战争时期，远离延安，看到文件很不容易。整风期间，一下接触到这么多文件，是很难得的机会。

父亲印象特别深刻的文件有《改造我们的学习》、《二.一报告》、《调查研究的决定》、《农村调查》、《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领导方法的决定》、《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其次是：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论党内斗争》、《共产党员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他很认真的反复阅读了这些文件。其他的文件也都阅读，但没有这些文件印象深刻。

学习是按文件内容，分段学习。

首先是认真阅读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和实质，用文件对照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检查，总结经验教训。而后是在小组发言，小组同志开展讨论，提出意见。最后，再把小组内的典型人员的检查总结，在全体学员大会上发言；各小组进行讨论，这样一步一步深入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进行检查，互相启发，这是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学习方法。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增强了党性，提高了理论水平，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总结了工作的经验教训，是一次思想革命的大变化。

8月11日，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日本乞降，全校人人欢腾若狂。

正在这个令人振奋的深刻，是年8月14日，张鼎丞同志从延安经过太行抗日根据地，传达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更加的激励了大家。

张鼎丞同志讲道，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隆重举行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距1928年召开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经17年。党总结了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王明、博古、李立三的路线错误。大会听取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为题的政治报告，决定了党的路线。毛泽东指出：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中，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在报告中，他特别讲了毛泽东思想。新的党章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使全党有了在思想工作上取得了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撰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解放道路》中，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概念的。同一时期，周恩来、朱德、陈毅也提出了“毛泽东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问题。1943年以后，逐渐采用了王稼祥的提法，很快被大家所接受。

刘少奇引用王稼祥这一理论命题，在党章上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章上的对“毛泽东思想”问题的统一认识。从遵义会议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整整10年，终于认识了毛泽东。

大会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七次代表大会总结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指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我们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张鼎丞同志报告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的代表和日本政府的代表，在正式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

9月3日，邓小平同志传达中央的方针，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提出了我党关于和平和战争的方针。明确地指示，我们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民主，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有充分认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准备以爱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我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以避免内战，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

邓小平同志传达中央方针后，连续几天展开了学习和讨论：小组讨论、大会讨论，提出了许多问题，如合法斗争、和平民主、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问题。

党风学习告一段落，延安来人带来整风新的经验，领导开始有意识的转变。

10月4日，李雪峰同志在报告中提到整风新的精神，提出对区党委的领导进行检查和提供意见。

报告后，各小组展开讨论，在全体大会上对领导提出干部政策的意见、党内民主问题等，以及坚持真理与服从组织、坚持真理与不脱离群众等问题。

10月26日，腾代远同志在时事报告中说：全国分为7个大军区，上党战役歼敌三万五千多人，是红军以来的大胜利。还说，正在平汉线组织一个大战役等。

1946年初，整风进入审干阶段。检查阶级思想、检查阶级立场，反对右倾，个别同志检查和解释历史问题。

在太行区的整风中，大部分是比较平和的。有个姓张的同志，是参加了延安整风的。在延安整风中，他也受到了冲击。他在太行区的整风中，告诉父亲，在延安整风中，出现了左的问题，出现了打人、逼供信的现象。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个情况，晚上打着灯笼，到了关押受冤枉的同志的地方，亲自向大家道歉。这位张同志的提醒对大家帮助很大。因此，在太行区的整风中，没有发生打人的现象，在审干工作中，也没有发生严重的逼供信的事情。

在这次整风中，父亲做了典型经验介绍。父亲联系几年来的组织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对敌斗争、反扫荡斗争、建党整党、青年工作等经验做了介绍。同时，联系个人思想、工作，总结检查运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如在农村中，进行社会调查，由不知到知；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发动群众，由明减暗不减，到群众过火行动；在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中，群众从不敢说真话、实话，到说心里话，交知心朋友；在领导方法上，工作方法、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工作方法；群众运动的发展与群众运动不同发展阶段的规律、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群众运动中的思想变化、先进与后进的变化；提高自觉性，消除盲目性，如何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到工作中、群众中。

客观的分析，整风和土改中出现一些“左”的现象，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领导上有偏差，没有能摆脱“左”的思维。特别是在康生等人的错误指导下，出现了过火行为，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另外一方面，在干部群众中也存在一些偏激的倾向。因为在残酷的武装斗争中，我们很多同志和老百姓被敌人杀害了。干部群众特别痛恨汉奸特务。因此，在运动中非常容易情绪化，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也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就盲目的批判斗争，出现了过火行为。父亲曾经谈到，当干部群众情绪冲动的时候，领导同志也曾出面制止过，但有的时候制止不住大家的冲动情绪和过火行为。当时，既要制止群众中的过火行为，又不能挫伤群众的运动的积极性。所以，制止群众在运动中的盲动性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3月初，李雪峰同志传达了党中央“二．一”指示：一方面要全党执行政协决议，准备学习与组织合法斗争；另一方面提出要“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的三件中心工作”，以巩固解放区、提高我军战斗力。随后，大家进行了学习，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父亲多次回忆到，抗日战争结束，我们度过了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根据地遭受了日军频繁扫荡的人祸，还遭受了天旱不雨、蝗虫袭击的天灾。但同志们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的文章、党中央的文件，思想纯洁，精神振奋，无私无畏，两袖清风，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勇敢斗志，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一定能战胜敌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那时候，同志们之间，亲如兄弟组妹，互相关爱，互敬互助，欢声笑语，不分你我，互称同志，或老某小某，没有什么“长”“老总”“师傅”的称呼。同志们平等相待，没有寂寞孤单的感觉。尽管生活很艰苦，一日三餐小米胡萝卜，但吃起来狼吞虎咽，不觉得乏味，大家其乐融融，精神生活很充实。没有，也想不到什么地位权力和钱财。有一次，看到一个电视剧，描写战争年代，我军指战员互相称兄道弟。父亲说他们根本不了解当时的风气。那时候，“同志”是非常崇高的称呼。有的时候，一声“同志”的称呼，就可以让人热泪盈眶！因为作者体会不到，在那种战争环境中，“同志”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奋斗方向；意味着生活在一个光明的大家庭中。而充满江湖习气的“弟兄”，在我党我军内，是十分为人所不齿的，因为那个称呼代表着旧军队的黑暗，代表着旧军队的低俗和腐败，所以也根本没有那样称呼的。

整风还没有结束，1946年3月，区党委决定父亲到焦作市任市委书记。3月23日，父亲提前出校，起程赶赴焦作。

    随后不久，在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标志，开始了第三次国内战争，即解放战争。

在这个时期，父亲结识了母亲谷岚峰。母亲原名叫谷兰珍。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母亲只有姐妹两人。母亲是妹妹。姥爷谷平阳曾任八路军129师先遣支队第八大队游击队长。1938年四月牺牲。姥爷牺牲后，姥姥带着母亲姐妹俩共三人，于1938年参加革命。母亲参加革命时，年仅13岁，在邢台抗日公学学习。1939年调到平汉线剧团成为一名文艺战士。据母亲和剧团时候的老战友回忆，开始时，剧团什么家当也没有，唯一的一件乐器是一只口琴。唱歌伴奏靠它，舞蹈伴奏也靠它。演出化装的衣服，在哪里演出，就向那里的群众借。敲打的锣、鼓家伙，也要到村里去借。最早的道具，是八路军129师先遣支队的首长从作战缴获的胜利品中，送来的日本兵大衣、军装、钢盔、皮鞋、指挥刀。后来，地委拨给了几十块现大样，托关系从敌占区买来了绸缎、布匹，和汽灯。用布匹做了幕布，紫红色的前幕，天蓝色的后幕、侧幕、天幕。前幕上的图案，有“平汉线剧团”五个大字，还有以太行山为背景，一列冒着熊熊浓烟向前行驶的火车。还用绸缎设计制作了漂亮雅致的舞衣和头巾。再后来，还配备了两匹骡子，驮服装道具和体弱有病及年纪小的女同志。当时的化妆品也极其简陋，用凡士林加上红、兰、黑三色调涂上脸。画眉是用燃烧后的火柴柄。

尽管条件非常简陋，但团员们的情绪非常高涨。这从现存的“平汉线剧团”团歌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平汉线剧团”团歌共有三段。由于年代久远，老人们已经记不完整，但能够回忆起的歌词依然非常激荡人心：

沿着平汉，

沿着伟大太行山。

在战斗中学习，

在炮火中锻炼。

我们的舞台在大小村庄，

也在抗日前线。

唤起广大群众去保卫我们祖国，

我们的武器是革命的艺术。

……

沿着平汉，

沿着伟大太行山。

在风雨中奔跑，

在冰雪中呼喊。

我们的歌声象暴雨狂风，

也象洪水巨澜。

我们英勇战斗，

我们艰苦锻炼，

我们永远战斗在民族解放前线。

剧团不仅演出抗日歌舞话剧，也演出苏联歌舞和其他国家歌舞，如《乌克兰舞》、《高加索舞》、《黑人舞》、《网球舞》、《快乐的人们》等。演员要求一律要说普通话。

剧团既要宣传抗日，又要和投降势力顽固派斗争。有一次，路过一个驻有国民党朱怀冰队伍的村子，团员张贴抗日标语，却被国民党军官模样的人当场撕毁。剧团领导带上通讯员去到国民党司令部抗议。司令部的军官只好表示道歉，并为表示“友好”，邀请剧团演出。剧团临时调整节目，有针对性地演出了舞蹈《拥蒋抗日舞》、《火炬舞》、《农民舞》，歌曲《救亡进行曲》、东北同胞的《流亡三部曲》，和《军民合作》等，小话剧《打鬼子去》、《打倒汉奸汪精卫》等。受到国民党官兵的热烈欢迎。剧团第二天离开时，很多国民党官兵和老百姓恋恋不舍的送出很远。

当时，国民党军队吃的是白面大米、猪肉菜。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平汉线剧团”吃的是小米干饭、白萝卜条。后来连这个也吃不上了，常吃没油没盐的荞麦面和黑豆。12月寒风凛冽，还发不下棉装。冻的大家行军时把被子裹在身上御寒。国民党有的人用白面大米、洋布衣服和金钱引诱收买剧团演员，但剧团的同志拒绝批驳了这些收买，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保持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

1942年，母亲在不到17周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最早的一张照片，是1942年太行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秦基伟同志给拍摄的，保存至今，照片已经发黄，影像也有些依稀了。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见过秦基伟同志一次。当时，我母亲从干校回北京不久。我们住在作为招待所的集体宿舍中的一间房子里。有一次，我姥姥和大姨、姨夫一家来北京。我们祖孙三代两家人就挤住在这一间房子里。恰逢秦基伟同志刚调到北京军区担任第二政委不久。老人们通过老战友，联系上秦基伟同志，意欲去看望他。秦基伟同志马上回答：我去看望你们。我家老人说：还是我们去看望你吧。你工作忙，不要耽误你的时间。秦基伟同志回答说：“我住在西山，太远。你们没有车，来很不方便。我一定要去看望你们。”很快，秦基伟同志就驱车来到了我家。我家房子小人多，只能让秦基伟同志坐在一张又破又小的简易沙发上，其他人全坐在床边上。秦基伟同志坐下后说：“多少年的老战友喽，再忙，也要来看望你们。就是坐上十五分钟，也要来看望你们。我不来，你们是要骂娘的。”秦基伟同志还讲了他刚接到电话时发生误会的笑话，说：“他们来电话说，谷峰（我大姨的名字）和胡震（我大姨夫的名字）到北京了，我听成郭峰和傅忱。”郭峰和傅忱也是他们在太行山时的老战友。文革结束后，郭峰恢复工作曾担任过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辽宁省委书记。傅忱是他夫人的名字。秦基伟同志和老人们回忆了很多往事。我记的特别清楚的是他们谈到了战马。从抗战时起，老人们都配备有战马。好的战马通人性，通过训练，知道躲避子弹和炮弹。当炮弹飞来时，会迅速卧倒，炮弹炸过后一跃而起，驮着人跑向安全的地方。但战马非常娇气，需要好好地伺候。每到离驻地二、三里远的时候，人就要从马背上下来，牵着马溜达回去。刚跑了路的马，不能马上喂水喂料，要把马头吊起来，不能让马低下头。在行军途中，遇到河水溪水，不能让马喝水。半夜，还要给马添料。当时，警卫员、通讯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遛马。还有两个有趣的小故事：有一个被击毙的日本军官，人已经死了，可胸前还滴答做响。战士们非常奇怪，死人胸口怎么还滴答响，难道还有第二条命？经过搜查，从这个军官军装上口袋里找到一块怀表。战士不知道什么东西，边在地上狠狠地摔怀表，边骂道，我让你还不死心！怀表很结实，怎么摔，还是滴答滴答的响。气得战士用脚使劲踩，结果把怀表踩坏了，里面的弹簧和好多零件掉了出来，表也不再滴答做响了。战士解气地说：我把你肠子踹出来，看你死不死！另外一个，讲的是在抗日战争后期，日军飞机来轰炸。战士们赶快隐蔽。但日军飞机丢下来的炸弹全没有响。战士们一看，原来是大石头。后来，也发生过日军飞机用石头砸我们地面部队的事情。看到这个情景，大家都明白，日本的战争资源已经枯竭，日军投降的日子不远了！

父母从相识到今天，相濡以沫，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六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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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的回忆（十）

——记我父亲安力夫在焦作



1945年9月份，我军对河南重镇焦作拒绝缴械投降的日伪军发起攻击。9月8日，焦作解放。焦作，是我军从日军手中夺取的唯一一座县城以上的工商业城市。

焦作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太行山南麓，北面是山西的晋东南。远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里就有了村落。古代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女娲补天”、“愚公移山”、“黄帝祈天”、“神农尝百草”、“伏羲画八卦”、“大禹治水”均发生在此地。汉代即为全国较大的冶铁基地，随之出现了机械业作坊和纺织业作坊。隋、唐时期开始采煤。宋代出现了早期的化学行业。清光绪年间，焦作已是工商业重镇。1889年，英国福公司在此办矿务采煤，称之为“香煤”，为英皇室宫廷用煤。1902年开始出现电力使用；1905年建立电厂。1906年，铁路通车。1912年设立的同和裕银号焦作分号是最早的银行。焦作从传统的作坊式的工商业重镇转变为近代的工商业城市。

1946年3月23日，父亲即从河北涉县赤岸村出发，经过12天的跋涉，于4月3日到达河南的焦作市，4月4日，作为市委书记，开始在焦作工作，成为我党最早进入工商业城市，从事城市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母亲也从山西陵川县调到焦作，先后在焦作市恩村区、市内区担任区委副书记。

当时，豫北一些县城还被蒋军占领，焦作处在敌我战争的前沿，既要恢复生产和商业，打击敌特活动；又要时刻要防禦蒋军的进攻，准备战争。情况非常复杂，工作异常繁重。当时，父亲配备有两个贴身警卫员，一个叫赵猛牛，全国解放后在石家庄一个部队当营长，后来失去了联系。还有一个叫小毛，他具体名字，父亲记不住了。全国解放后在中宣部工作，生活十分困难，父亲还接济过他。后来也失去了联系。进焦作后，每晚睡觉，全不敢在房间里面，或者转移到民房里，或者架起木梯，到房顶上，然后抽掉木梯，在房顶上睡觉。两个警卫员，轮流在院外放哨。

4月7日，父亲主持市委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的“二·一”指示，指示提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就不怕和平万一被敌人破坏。”“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的三件中心工作。”坚决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面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决心，坚守自卫立场，保卫解放区，坚决击退国民党向我进攻，发动群众，开展减租息活动，反奸清算的斗争。

“二·一指示”传达到群众中时，掀起减租减息的农民运动高潮。随着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扩大和国内阶级的变化，地主阶级更加反动，农民迫切要求土地改革，在高涨的农民运动面前，地主中的汉奸恶霸逃往投靠国民党军占领地区。在各村召开的群众大会，有的在千人至5千余群众大小会上，群众控诉地主、恶霸、汉奸、特务压迫、剥削、打骂、谋害等罪恶，有的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要求偿还血债，有两位妇女在诉苦痛哭中倒地死去，经医院抢救后才复生。

4月中旬，在焦作成立了我党领导的民主政府管辖下的第一家城市股份制企业——新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发展了私人资本股份。随后，在全市范围恢复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4月26日，举行追悼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同志的群众公祭大会。我党政协代表王若飞、秦邦宪飞返延安，向中央请示报告，叶挺、邓发等同志同行。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4月8日失事罹难。

大会在台前摆满了群众送的花圈、祭品、致哀时，有的妇女、老太太都落泪了，送葬到烈士公园时，街道两旁的群众、商店摆着花圈祭品，有两万多群众，有的列队到烈士公园，有的在街道两旁送葬致哀，到公园的群众焚香致哀后，才陆续散去。

4月27日，焦作市参议会成立，是我党领导下民主政权成立的第一个工商业城市的参议会，有参议员45名。父亲当选为参议长。

5月8日，焦作市文化界联合会成立，文化教育工作蓬勃展开。

5月4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明确指出“解决解放区土地问题是我们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工作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党的《五·四指示》发出后，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土地改革形成群众运动的高潮。解放区开始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这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掀起参军参战热潮，收到极大的效果。

6月底7月初，《五·四指示》传达到焦作。7月4日，父亲主持市委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和讨论贯彻“五·四指示”而后，逐级在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讨论，开展群众运动，贯彻《五·四指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揭开群众闹革命，地主、恶霸被打倒。



焦作市在国民党统治占领时期，就安插在群众中调统局，中统局特务以及美日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国民党撤退时，又把这些特务、走狗、汉奸暗藏在群众中，进行秘密破坏活动，搜集刺探我党，政军情报，有的还持有枪支。在群众运动中，开展反特反奸斗争中，揭露出特务组织和敌特活动，展开摧毁他们组织的政治斗争，收缴他们的枪支，消除一些人的顾虑和恐慌心理。在反特大会上，特务、汉奸向群众坦白交待他们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他们的秘密组织和活动等。经群众揭发，审讯和调查，全市特务组织和人员已基本查实和掌握了。

在这次群众活动中，男女青年踊跃参加解放军，7月16日开始的第一次扩兵工作，三天时间，超额一倍顺利完成扩兵任务。19日，欢送新兵入伍，大街小巷，人山人海，男女老少，拥挤街道两旁敲锣打鼓，手举旗帜花束，欢声笑语，喜送新兵。身上十字披红带绿的新兵，光荣浩然的雄姿，喜气洋洋地列队走过，一派欢乐的景象，场面十分动人。晚，政治部欢送新兵入伍大会，演出各种节目助兴。

10月7日，进行的第二次扩兵工作，要求参军的男女青年成群集队，自动报名参军，一时间形成一股参军热潮，只用一天时间，就顺利地完成扩兵工作，群众再一次喜气洋洋热热闹闹地欢送新兵入伍。

焦作市的社会生活趋于稳定,生产流通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繁荣起来。但是，内战使这一切不得不中断。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战事很快波及到焦作。1946年7月14日夜，父亲接到几次军情告急电话，战争形势日趋紧张。根据当前形势，父亲迅速召开市委会议，研究如何准备战争，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

战争气氛越来越浓，连续几天，敌机不断在市空盘旋侦查，防空警报不时地刺耳长鸣，有的人跑进防空洞去躲避。8月19日，还有5架国民党飞机迫降在焦作。

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惊慌情绪。父亲作为市委书记，采取了果断措施，市委集中全市干部学习，一是总结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发动群众的经验教训，调查研究市内市民和农村群众存在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要求各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准备战争。二是学习有关文件，联系进入城市的思想，查阶级、查思想、查工作，进城以后，是不是经受住考验，有没有享乐、颓废、腐败、蜕化的思想行为，是否滋生不愿再过艰苦奋斗的生活。父亲反复强调，要提高警惕、敲响警钟、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准备战斗。并且指出，国民党军乘我大军南下之机，乘机向我发动进攻，这是敌人失败和滅亡最后的挣扎。我们要团结一致，依靠人民战争，坚决与敌人战斗、敢于战斗、敢于胜利，打退敌人的进攻。

这次学习会议，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准备战争方面。

会议结束不久，8月6日，国民党整编32师、85师各一部约3000人进攻武陟、修武解放区，企图夺取焦作。

8月7日，蒋军继续增兵，准备向焦作进攻，形势越来越紧张。当时，我军主力已经转移，焦作是一座没有防卫部队的城池，只有工人农民组成的民兵，情况十分危急。父亲当机立断，市委召开会议，加强自卫战争准备，就组织群众转移，机关、团体撤退郊外进行备战等工作进行了部署。组织煤矿工人把机器设备和贵重器材转移到后方，保证继续发电和军工生产。同时，其它各项工作继续进行，防止撤退转移中出现混乱。各项战前准备工作迅速启动起来。

为了粉碎和打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防止敌人的骚乱、颠覆和破坏，8月11日，成立了焦作市警备司令部，父亲任政治委员，陈浩任司令员、焦作市长张璋同志任副司令员。同时，筹备建立独立团。

9月1日，在父亲主持下，市委和市政府在焦作广场召开有数万名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参加的“庆祝焦作解放一周年反内战动员大会”，进行临战动员。

9月2日，市委召开了全市干部、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千余人的大会，父亲作了工作报告，就战备工作，加强党组织的领导，民兵的武装战斗，农、工、青、妇的群众组织工作以及反特等工作进行了部署。举办了备战训练班，组织近千名工人上山准备自卫战争。

在我方进行自卫战争准备的时候，敌方也加强了军事进攻和暗杀破坏的步伐。

10月1日，父亲接到李封区委报告，李封村妇救会主任李金花被特务杀害。父亲马上与公安局负责同志前去了解情况，公安局在村党支部的配合下迅速侦破此案：李金花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群众对她反映很好。但她的丈夫是国民党党员、特务，由于夫妻感情还好，上面的特务头子数次要他杀害妻子李金花，他下不了手，没有杀成。最后特务头子警告他，再不杀妻，夫妻要一同被杀。他无奈之下，请求特务们帮他杀妻。其他特务分子准备好杀人的利刀，农历九月初二夜，暗藏在他家房内的隔楼中，夜半一时许，乘李金花熟睡时，特务手持利刀下了隔楼，杀死李金花，把头、两胳膊两腿分解后，投入院中一枯井。随后，他们把衣服收藏起来，打掃并清洗血迹，并传谣说，李金花回娘家去，企图嫁祸于人。村民见不到李金花，怀疑出问题，一面找寻，一面到她家搜索，在房内墙壁上发现血点，最后在院内枯井中打捞出死者的头、胳膊、腿等残体，惨不忍睹，父亲一行到了现场，进行了照相验体。照片至今还保留着。

在下午返回的途中，敌机轰炸了市发电厂。

10月2日，父亲获悉蒋军要进攻的情报，战况紧急，组织市民和农村群众撤离转移，各机关、团体撤退到焦作郊区，准备战斗。

为了威慑敌特活动，10月5日，焦作市民主政府在李封村召开“反特复仇”群众大会，公祭李金花，审判杀害李金花的罪犯，附近村来参加大会村民有万余人。大会公祭时，有的村民献上祭品、鲜花，放声痛哭。在审判罪犯时，会场群众激动起来，怒吼声，呼喊声，愤怒斥责声响成一声，会场失控，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按照群众要求，当场处决了杀害李金花的七名国民党特务。

在国民党紧锣密鼓的军事进攻笼罩下，为了实行停战协定，由国民党、共产党、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组织的执行小组。于10月8日来到焦作，群众闻讯自发聚集起来，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11日，早晨，敌机在市空内轰炸扫射，炸死5人，重伤9人。烧毁楼房3间。国民党以整编85师、32师、38师一部，和地方顽杂军、还乡团，共25000余人向我发起进攻。在隆隆炮声和敌机整日轰炸扫射下，父亲指挥着区村干部组织群众转移，机关撤离，车马人声，忙碌不停。市内只留市委机关数人留守。

12日，从早上起，敌机又开始轰炸，群众已撤离市区，往后方转移。上午，敌军先头便衣队已从市东进入市区。父亲检查群众和机关撤离转移情况完毕。直到上午11时，才在不绝于耳的枪炮声中，带领两名警卫员和机关两名同志，最后一批从市北退出焦作市。此时，敌军已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进入焦作市内，并在飞机掩护下，向西北郊区一带推进。

敌军占领焦作市后，在飞机掩护下继续向郊区以至山区开始进攻，大肆抢劫粮食、钱财、抓人修工事建炮楼，构筑据点。

市委、市政府、公安局少数精干人员在前沿阵地驻守，监视敌军的活动。父亲带领着市委机关就住在焦作城外三十华里山里的一个叫北业村的小村庄里。

在62年后的2009年2月11日，我专程来到了这个北业村。这次访问，给我心灵极大的震撼。

这个小村庄位于焦作市中站区的山里。在村外，我们向路边的森林防火站的一名值班人员打听。当他知道我们是在找寻早期焦作市委旧址的时候，非常热情地当向导，把我们带进村里。在早春的阳光下，分外安恬，像个世外桃源，见不到人，很多农舍的院门都锁着。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一共有180多口人，大部分出外打工，主要是搞建筑和下煤窑。村里只剩下60多个老弱病残。这里的地质状况不能打井，吃水用水完全靠下雨。家家都有储水窖，把雨水接起来储存，以做日用。房子大部分是当地产的石头堆砌的，少数是砖砌的。很多房子是两层。

向导把我们带到一个上着锁的门楼前，告诉我们，这就是焦作市委旧址。向导让我等一下，他去找人开锁。趁这个空当，我仔细看了这个门楼，是石头堆砌起来的，上门框是一根略上拱的圆木。木头门上锁环和锁锈迹斑斑。门前的石头碎片小路也就一米左右宽窄。

向导带来了村干部，村干部告诉我们，拿钥匙的村民在村外干活，有一公里半的路程。让我再等一等，他去叫。这时，邻家院里出来一个老太太，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她家吃中午饭。我谢了她的好意，告诉她，我刚刚吃过。她又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喝水，歇歇脚。我深深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质朴。我再次谢过她的好意，就站在外面攀谈起来。她告诉我，经常有人来探访这个旧址。她今年74岁了。当年才十几岁，还有模糊的印象。那时候的干部，平易近人，吃苦在先，老百姓很喜欢。

拿钥匙的村民赶了回来，为我们打开门。门楼里面，是一个约20平方米的小院。门楼旁边有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可能以前是当厨房用的。正面的正房只有一间，上面似乎有带窗户的阁楼，需要架起木梯才能上去。村民难为情地告诉我们，上面堆着有东西。他一直想腾出来。

村干部告诉我，这个旧址是村民自己保存下来的，政府没有给过一分钱。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没有上级要求，没有政府资助，老百姓在不富裕，甚至吃水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却精心保留着这个旧址。我体会到，他们保存的不仅仅是一个旧址，而是一个珍贵的记忆，是一片凝重的情谊，是一份心底的真挚。

我想象着，62年前，父亲就是在这里，指挥着焦作军民生产、战斗。开始，母亲就住在正房的阁楼里。后来，形势紧张，母亲和一些同志撤退到山西的陵川县。

62年前，当时，父亲就在北业村指挥前敌斗争，其他的群众，则由区、街、村干部带领撤退转移到后方的山西陵川县的一些村庄，安置吃住生活。民兵集中到后方进行短期训练。

前方，后方一切安置妥当后，11月2日，父亲在桃园村召开了干部会议，讨论对敌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战斗活动等问题。一些干部对整个形势的看法不但表现出乐观态度，而且有速胜论的观点。

11月初，民兵经过短期训练，调回前沿阵地。原计划组建独立团，但由于战争来临速度快，没来得及完成招兵和民兵集中工作，人员不足以组建一个团级建制，因此组建为焦作市独立营，上级领导派来军事干部，任焦作市独立营营长，父亲任独立营政委。并组建了多支精干灵活的武工队，按兵法“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时而出，时而没，声东击西，打击敌人，攻其疲惫。涌现出闻名的杨巨和武工队，活跃于敌后，打死敌人哨兵，打坏敌人的汽车。民兵也开始对敌人的攻击，打击小股敌人的抢劫骚扰，镇压敌探，摧毁敌人的炮楼，被敌人抓去的青年村民，不断逃跑回来，敌兵有的向我投诚。我方由退却转入坚持阵地到出击进攻。

父亲回忆这段历史时谈到，那时最大的困难，是部队和民兵的棉衣及粮食的供给。

11月30日，父亲和独立营长带队夜袭敌人后岭的据点，据点在山下，三面是山。晚饭后，夜幕降临，村民的担架已准备妥当，父亲和营长率领战士、担架队、在夜深人静、鸦雀无声，在山上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不停地默默前进，约在夜半一时左右，到达目标地的山顶，一个连的战士部署在山顶作掩护，父亲与独立营长带领战士抹下山去，包围敌人据点。但据点空无一人，战士正在搜索时，敌人在山上向我射击，并从山上往下冲来，父亲急忙指挥大家上山。大部战士奔爬上山，少数几个人也到半山，多亏山上部署的战士向敌人雨点般的扫射掩护，父亲才脱离险境。首次出击敌人，走漏消息，扑空而归，所幸无人伤亡。

父亲和同志们总结第一次夜袭敌人的经验教训，准备再次夜袭敌人的据点，一切都计划好后，12月2日，再次夜袭敌人上白作的据点，夜行军到该村外，将敌人据点包围，用手榴弹，向敌人房内外投去，枪炮声，喊杀声大作，火光冲天，震耳欲聋，敌人不知究竟，不顾一切的急忙往村中逃跑，我军打死敌人数人，俘虏三人，反叛的民兵投诚，被敌人抓去的民工趁机逃回，将敌人据点摧毁，这次袭击敌人，胜利而归。

20日，地委召开各市、县的干部会议，讨论豫北的形势，对路南的局势，意见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是敌占区，有的同志认为是游击区，各有各的道理和看法。

21日，父亲从军分区返回途中，闻知独立营被敌军包围，激战中伤亡6人，被敌俘2人，内有一人是市府的秘书，这是敌军占领焦作后，战争中的第一次大损失。

年终，父亲主持召开干部会议，总结敌人占领焦作市两个半月来的工作：一、战争形势，敌人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但我方在群众方面有优势，在对敌斗争中，由退却转入进攻，打击了小股敌人抢劫百姓粮财的行动，镇压了敌特的活动；二、城市地下工作与敌军的内线工作逐渐开展；三、总结了后方的群众工作，讨论了今后的对敌斗争。

1947年1月1日，元旦节，在战争中，经济困难，也无处买到东西，父亲和市委、独立营的同志自己动手，简单的包饺子吃了，也算过了元旦节日。

1月4日，敌军第二次发动进攻，包围圈很大，从天明激战到午时，敌人才退走。

7日，地委决定筹建党校，要父亲负责建校工作并负责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地址选在北坡村，父亲在领导焦作市委工作的同时，进行筹建党校的工作。

10日，父亲在睡觉中被枪声惊醒。枪声是从焦作方向传来的，父亲迅速起床，了解情况。得知敌人包围独立营。父亲原计划要到北坡村去办理筹建党校事情，但因战情不明，心情焦急不安，故未走。直到11日傍晚，才得到切实的报告，敌军出动3千多人的兵力，包围了独立营，经过激战，独立营一名排长和数名战士牺牲，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父亲在12日返回到北坡村，筹建党校，开始建家立业，困难很多，主要是经济问题。大家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各项准备工作很快完成。1月22日，是农历初一，下了一场大雪。瑞雪兆丰年。党校的同志们在喜庆的气氛中，包饺子过大年。大年过后不久，各县来党校学习的干部陆续到校。2月3日，党校正式开学。

2月7日，传达了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振奋人心，中国处于大革命的前夜，全党要动员起来，准备大好形势的到来，国民党已走向经济、政治、军事的总危机的时候，革命已处于鸡鸣报晓的前夜。

5月17日，党校搬移到沁阳县的西紫岑村，下山了。

30日，父亲接到南下的通知。到此时，父亲在在豫北工作了一年零一个月。6月6日，父亲告别了豫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