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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9 13: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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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一滴
第十章马塘生涯
14 参加DDNP（二硝基重氮酚）污水处理项目
我们厂的主要产品是民用雷管，雷管的装药为两部分——猛炸药和起爆药。根据五机部部标准的产品图，猛炸药是黑索金，起爆药是二硝基重氮酚。二硝基重氮酚字数多且拗口，所以在厂里都叫它的代号DDNP。黑索金从生产厂家买来稍加处理即可使用。而DDNP敏感度（敏度）特别高，火星、撞击、震动、摩擦等原因，甚至皮鞋底上的钉与地面的摩擦，都可能引起爆炸。敏度高就是它用作起爆药的原因。这种药难以运输，也不便长期储存，在厂里是现制现用。
DDNP的原料是从长寿四川化工厂买来的苦味酸，在402车间再进一步制成起爆药。这个过程是化工生产，会产生较多的工业废水。又叫污水，呈咖啡色，很浓很浓，且有毒性。建厂的前些年，污水是排放到水沟，再流到不知名的溶洞里。我们这个地方属于喀斯特地貌区，溶洞多，地下的阴河错综复杂。污水排放了好多年，也没有谁知道流去了哪里。随着生产的发展，污水量越来越大，往阴河里排放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就有了必须进行污水处理的问题。
这是关系到国家环境保护的重大项目，也是一个热门课题。厂里下决定要根本解决，于1973年7月，成立了污水处理项目组。并上报国防工办，很快予以批准立项，资金是有所保证的。
项目组技术上以薛成钦为主。老薛当时30多岁，山西人，毕业于太原化工学校，一所4年制的中专。他原在阳泉104厂，来我厂后在理化室。从他的表现和能力看，是一个众人称道的有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由于薛为人诚朴，不善言谈，不善交际，所以另找了同在理化室当副主任的李承民来当项目组组长。李承民，近40岁，河南社旗县人，原在抚顺474厂，辽宁函授学院化学系自学毕业。他具有行政管理的能力和经验，也懂技术，来当组长是合适的人选。我的老同学何止敬的爱人熊光葵已从昆明调来，也在这个项目组。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把废水分成碱性污水和酸性污水，根据有关的化工理论，列出化学反应式，进行有关的计算，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方法。经实验室的试验，得到初步的印证。
酸性废水用磺化煤吸附，除去硝基化合物，经石灰石中和后排放。磺化煤可用氢氧化钠再生，重复使用。
碱性废水先将其中的碳酸钠、氢氧化钠、硫化钠转化成多硫化钠，然后在130°C温度下对多硫化钠进行还原反应。含有的有机物生成有机硫化物沉淀出来，无机物全部转化成硫代硫酸钠予以回收。
1974年初，项目组计划外出考察。实际上，他们的处理方案或方法，出不出去参观都没有多大关系。但在我们这样的山沟工厂里，出差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是一项很有实惠和荣耀的事。出差，到几个大城市逛一圈，开开眼界。吃点好吃的饭菜，解一下山沟里长期清汤寡水的馋。购买一些紧缺的生活用品，还可以顺便旅游风景名胜。能够得到出差的机会，表明得到领导看重。另外，组织一帮人到全国各地考察，这个浩浩荡荡的举动，还能够达到为项目造势的目的。对国防工办表示了厂领导的高度重视，也是一个有所交代的好方式。
从上所述，污水的处理属于化工专业。但最终要投入大规模运行，必须要有配套的机组设备，形成一条生产线。厂里的机械设计业务，当时是放在405车间技术组，我的分工就是非标设计。李承民就给我吹了风，希望我参加项目组，完成一系列化工机械设备的设计工作。我就等着通知，跟项目组一道去“周游列国”。
结果车间领导进行了研究，由于技术组组长樊荣堂想要出差，就决定由他承担这个项目的机械设计，而叫我搞车间的冲天炉。那天来找我谈话的是贾福元副科长，他说安排我到重庆出差，找一两家铸造厂，参观一下冲天炉。因当时车间正在建铸工班，最主要的设备就是化铁用的冲天炉。他们想以这个名目，既让老樊参加项目组，又可以安抚我的情绪。老贾还说：“你不是夫妻关系有点紧张吗？回重庆看望一下不就可以好转了吗！”当时我很生气。原来与李承民说好的事突然发生变化，我本来就很失望了。结果还背了一个领导关心，照顾回重庆出差，解决夫妻关系的人情，好堵我要求调动工作的嘴。实际上，当时我的家庭关系恶化的状况，不是回趟重庆就可以解决的。父亲去世后我不是回去过一次吗！谷妹连理都不理我，也不接待我。这次回去还不是一样的吗！所以就很干脆地答复贾副科长：“你们不要我参加污水项目组，我也没有办法。要我搞冲天炉设计也可以。但我不去重庆出差。”我的意思是不接受你们的照顾或者说是恩典，不客气地扫了贾副科长的面子。
李承民来向我解释：“我们是一直要求让你参加的，但你们车间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好干预……”我对他说：“谢谢你们了，要不要我搞都没有关系！”
樊荣堂是山西人，从阳泉104厂调来，在老厂是技术科的描图员，写得一手好字。描了多年的图，对机械制图国家标准略知一二，可以学着画几笔图。那时我们厂用人的标准，首先是部队转业的人。尤其是干部，因为他们是从“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来的，政治上可靠。其次是老厂来的人，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对火工厂的管理和技术具有一定的经验。老樊到厂后，很会“来事”，自然得到领导重视，当上技术组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改造的对象，属于异己力量，处于被防范的地位。加上我闹着要调走，时不时给领导出难题，得不到他们的喜欢是很正常的事。不是说“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吗！就是要让工人阶级搞出点名堂，看你几个“臭老九”翘尾巴！
他们走了以后，我到昆明去参观了冲天炉，以我们《金属工艺学》教科书的插图为参考资料，费了几个月时间，完成了冲天炉设计。我目前保留的设计资料参数为：生产能力1吨/小时；有效直径500毫米；有效面积0.196平米；有效高度4.1米；风口总面积0.049平米；主风口直径0.11米；二、三排风口直径0.04米。所画图纸有：总图、炉底、炉体、炉胆、上段炉体、烟囱、火花捕捉器、前炉、加料爬车等。根据参观的情况，决定采用罗茨风机，这是一种风压高，效果好的特殊风机。冲天炉制作完成投入运行，性能达到使用要求，效果较好。
再来说污水处理项目组。他们回来以后，根据计划，先要开展设备的设计工作。这是一个不小的设计项目，老樊拍着胸膛说能搞。结果时间过了五个多月，一张图纸都交不出来。这个污水处理项目是国防工办抓的重点科技工作，也得到五机部的重视，说要来厂召开现场会，所以上级不停地催。厂领导也着急，李承民三天两头来问。在各方的压力下，车间领导非常被动。大家都看得很明白，老樊确实是力不从心。他们原以为搞点机械设计，那有多难的事？老樊从老厂来，什么没有见过？殊不知，搞设计是需要专业技术理论知识的，要根据工艺要求，运用机械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许多计算，然后画出大量的图纸，哪里是一个描图员就可以胜任的事！
这样，陈国瑞科长就来找我了，说：“小黄，老樊确实搞不出来，还是只有请你出马了！”我就不客气地说：“你们领导不是决定叫他搞的吗？去找他要图纸就行了嘛！何必要来找我呢？”僵了好半天，老陈很为难地说：“小黄，车间原来的决定有问题，总不能叫领导都来给你认错吧？我现在已经很难了，希望你不要再难为我了……”因为我听说过，陈科长是主张由我参加的，是支部书记李培埠和贾副科长坚持要老樊搞。现在他们二人躲在一边，陈科长身为行政主管，躲不掉，只好独自来承受各方的责难。看着他确实可怜，我就只好承应下来。
实际上，我也没有搞过化工设备设计。就去厂资料室借了一本《化工机械设计教程》。拿回来一看，才知道从绘图的方面看，化工机械设计比通用机械更简单。通用机械设计要求有总装配图、部件装配图、零件图等。零件图必须是一个零件一张图，且标准化要求高，标题栏里有一栏“标准化检查”，稍有不合之处就要打回来改正。化工图则允许把零件图与总图画在一张上。化工图的零件大多是焊接件，没有公差配合、粗糙度（光洁度）要求。当然如减速器之类的部件属于通用机械范畴，还是要遵守《国家标准•机械制图》的要求。不同之处是增加了接管表，各个接口按a、b、c、d等进行编号列表，注明每个接口的的尺寸、与外部管道连接的方式是螺纹还是发兰。另外对于焊接要求的要求比较高，焊接符号比机械图多。
因为时间很紧，我和项目组商量，为提高工作效率，加强联系，减少为技术协调的来回奔波，决定搬到他们组上搞设计。我们厂在山沟，平地不多，房屋建设得很稀，车间与部门之间大多相距很远。另外，毕竟是根据他们的工艺要求进行设计，要沟通的内容很多。我就把办公桌和绘图板、技术资料等搬到项目组，每天直接去那里上班。
1974年中后期，我在项目组埋头苦干，完成了全部化工机械的设计工作，共有非标准设备13台套，另有配套装置多套，如真空罐、化碱锅、结晶器、吸收塔、中和氧化塔、旋风分离器、浮力排气阀、气液分离器、放料阀、文丘里管、皮带减速装置、蜗论减速机等，图纸200多张。其中主要设备薄膜蒸发器、反应釜、吸附塔是先画出中试设备图，经中型试验取得有关参数后，再设计正式设备图。反应釜还带有减速器传动的搅拌奖，轴与顶盖封头孔之间加有密封装置。
设计完成，我自然地成为加工制作的现场施工员。和车间的同志一道，抓紧时间，把设备制造出来。化工设备冷作铆焊工作较多，王宝贵、王荣良等“老上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反应釜等的本体和封头，是到昆明外协或购买的。记得直径1.6米的封头只买到3件，对于2台反应釜来说还差一件。老师傅们现场商量，另买了一个1.8米的，运回厂后，用了顶部的一圈，中间割掉一圈，外环圈割去一部分，分成等8分，再拼焊成一个1.6米的封头。反应釜、设备薄膜蒸发器等设备要用蒸汽，与前面说过的锅炉一样，属于压力容器。但在那时，执行有关法规的要求不严，我们自行设计和制作，也没有谁来干预过，算是钻了一个空子。
1976年，按照计划，安装工作又开始了。厂里加强了力量，调配402车间副主任潘明刚副工程师（技术职称改革后，这一职称已不存在了）来主持领导安装工作。事前，工房的建设，已由基建科的陈太华根据工艺要求负责设计建造完成。是一座有一千多平米的长条形的，里侧带有一排平台的建筑。设备分别由吊耳支持在平台上，或者用支架安装在地面，上半部分从工艺孔中伸出平台。人在平台上执行加料等上层操作，在地面上执行放料等下层操作。在潘明刚的主导下，我们苦干了四个多月，安装工程终于完成了。经过调整试车，进行必要的改进完善后，1977年9月，设备正式投入运行。
厂里成立了污水处理车间，李承民担任主任，薛成钦为副主任。熊光葵也在车间当了技术员。
陈科长请我上他家吃了一次饭，拉了东北来的老师傅李兆林作陪。记得有一样云南的特色菜——豆腐丸子，味道很鲜美。我知道陈科长的意思。
老樊开始不懂装懂，硬充好汉。后来又极力推脱、掩饰，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尽管还当着技术组长，但没有多少威信。不久，他通过老家亲友的帮助，调动工作到新成立的阳泉手表厂，当了销售科副科长。那时八级工资标准全国是一样的，到哪都拿一样的多钱。许多人非常羡慕，因为全家终于从山沟又回到了城市。但好景不长，过了些年，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国营企业从体制内剥离，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逐渐紧密挂钩。低端手表市场趋于饱和，手表厂变得很不景气。这也难怪，连上海手表厂这样的规模大、资格老的工厂都很困难，不用说这些新厂了。阳泉手表厂成了破产企业，老樊和爱人下了岗，日子过的很艰难。后来他在50 多岁时患癌症去世了。现在来回想，老樊没有什么大错，无非就是想占点便宜，出去玩一玩，回来干得了干不了管他娘。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生道路上的误判。如果不去阳泉，留在燃料一厂，以他后来的副科长级别退休，其晚年生活会幸福得多。
1975年春，云南省革委在昆明翠湖农展馆举办工业学大庆展览会，DDNP污水处理项目经国防工办推荐参展。我又设计并参加制作了有机玻璃的工艺设备模型，制作了展板，并在展览会担任项目顾问。厂里派了黄力健、黄曼云两位小姑娘担任讲解员，因为她们的普通话比较标准。在展览会上，我见到一家工厂展出了一个焊接的三岔管（他们叫“大裤衩”），因是工人制作的，就认为是很了不起的成果。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东西，用我们学过的展开图的方法，十分钟就可以把任意角度、任何尺寸的三岔管画出来。这样的东西居然能上省级展览会！说明那个时段人们的科技认知水平之差，也反证了我们这个项目是展览会上货真价实、出类拔萃的成果。
DDNP的污水问题，是我国雷管行业的老大难问题，多年来一直严重地困扰着有关企业。现在有了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前来学习参观的厂家络绎不绝。一家地处山沟的小三线工厂能够研究探求出这样的成果，这就为燃料一厂赢来了相应的声誉。
这件事，为厂里的知识分子争了一口气，科技人员在人们的心目中多少有了一点地位。部分领导对技术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对科技人员改变了看法，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更重要的是，为后来厂里的重大技术改进、新产品开发等项目，在技术力量的使用层面上打下了基础。对我个人来说，得到了一点声望，使领导对我的能力有了新的了解，但调动工作的愿望也就越发难乎其难了。
1978年3月，在华国锋主政期间，我们国家召开过一次非常隆重的全国科学大会。燃料一厂的DDNP污水处理项目得以参加，并受到奖励表彰。李承民代表燃料一厂到北京出席大会。他回来后，给我们展示了大会颁发的金字《奖状》，讲起受到多少高层领导的接见，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如何如何等。
科学大会后，根据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宣传舆论的鼓动下，全国形成了一股热爱科学技术的风气，掀起了一阵重视科学技术的热潮。省国防工办根据上级指示，也在单位名称中间插入了“科学技术”四个字，全称是云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科工办，或科工办。
后来，李承民当了技术科科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94年因脑溢血在总工程师任上逝世，时年58岁。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事物，这个项目也是如此。有成就，也存在着不足之处。这里我不细说了。
80年代后期，这时我已离开燃料一厂。因为DDNP的敏感度太高，在制药、装药和雷管运输过程中多次发生事故，造成数量不少的人员死伤。另外，处理污水要占用人力，花费较高的成本，且不能保证彻底的净化。厂里就一直在考虑，是否要别开蹊径，替换一种装药。于是，成立了技术上以薛成钦为主的科研组。科研项目组经多次试验，研制筛选出一种混合型的新装药。可以同时具备原来起爆药和炸药的功能。也即是雷管只装一种药，这就是无起爆药雷管。项目试产取得初步成功，1987年8月，由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到厂来主持设计定型技术鉴定会，获得到会专家的高度评价。鉴定意见说：这“是一个创新，是对传统雷管更新换代的一大贡献，……这项成果对我国民用爆破器材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1989年12月荣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后数年间，经过科技人员持续不懈的努力，该成果的工艺技术日臻完善，具备了投入大规模生产使用及推广的条件。厂方对无起爆药雷管技术申请了专利，国内外众多的厂家前来学习及要求转让专利。创造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
薛成钦因为在科技工作中的突出贡献，1989年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8年获得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尽管他做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大量的技术改进完善工作是后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完成的，但他在燃料一厂科技工作的成就，值得人们纪念。现在他已经退休了。
以后，除了为少数厂家配套，按需方要求生产少量的DDNP装药雷管外，燃料一厂已经不再生产原装药的雷管。少量污水的处理，也有了更加先进完善的方法。既然无起爆药雷管取代了原装药雷管，基本上不再生产DDNP，自然也就没有了污水。大量DDNP污水的处理，就成为了历史。这项先进技术在国内全行业普遍推广，不要说其它方面的成就，仅在环境保护方面，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6 回忆李建
2008年7月9日，我突然得到消息：李建于8日下午因病去世。一下子，简直不敢相信，以为是否听错了。毕竟他才55岁，比我小十岁。平时看起来精神抖擞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离去了呢？后经过确认，这是真的。星期日（6日）晚上，他突发高烧，连夜送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星期一住进三院，星期二下午就去世了，连化验单都没有拿到。医院初步判断是急性病毒性脑炎。
李建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结交了近40年，完全可以说是真诚相处，推心置腹、知根知底。
1970年末，那时我在401车间当技术员。听405车间的周建国（云南省一工校机械专业毕业的中专生，我的朋友）说，水暖班有一个叫李建的小青年，比较不一般。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们的来厂，有很奇特的机缘。在不可抗拒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就有了1970年的那么一次，从初中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中招收新工人。我厂的指标安排在富源县，当年8月，招来了近40名15～16岁的青少年。李建就是其中之一，正在上初中二年级。
李建的家在富源矿厂，这是一家劳改单位。是以劳改犯人作主要劳动力，开煤矿，同时进行铸造生产的工厂。他的父亲李振山，山西运城人，1937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中，成了解放军的第一批炮兵，在战争中曾多次负伤。50年代前期，作为解放军驻越南军事代表，担任炮兵顾问。有名的奠边府战役，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解放军打的，炮兵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国后，安排在云南省劳改局当领导。母亲胡培本，四川自贡人，50年代初参军，随部队到了云南，后在富源矿厂工作。
李建来厂分配在405车间当水管工，与周建国住得近，所以他们先认识。周说“不一般”，是他平时热爱学习，与其他青工不同，喜欢和知识分子接近。因为自己学历低，所以渴求新知识。喜欢接近读书人，仰慕书生气质，说明具有潜在的知识分子“基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和我们长期相处中，他的文化知识逐渐有所进步。同时，有意无意地受到人文气息的熏陶。一言一行，举手投足，就带着些“臭老九”味道。
他对文学颇有兴趣，那时书籍比较少，他就用手抄写。抄录的中外名著精彩段落、古典诗词，就有好几个厚笔记本。我现在手中还保存着一本。一次，他告诉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问怎么啦？答说，他到机二厂同学处借了十多本中外文学名著，骑自行车回厂十几公里路途的颠簸，放在后架上的书包不知掉到了什么地方。我看见他那焦急和惋惜的神情，知道他内心很难受。
1971年，厂里派他和几个人到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财会班参加培训。一年后结业回厂，分配在401车间当统计员。本来像他那样好的成绩，应该分到财务科。但科长岳松鑫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对业务本不很熟，又怕能力强的来，今后不好领导，所以没有要他。这时我已调到了405车间，不巧没有和他在一个车间。
李建和我交往以后，我们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就像兄弟一样，甚至弟兄间不方便说的话，我们之间都可以放心地、信任地讲。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的学识，“臭老九”的气味，和待人坦诚的性格更符合他的胃口。在厂里，我也结交过不少人，但真正信赖的，可以称作朋友的，做到像李建这种程度的却没有几个。
在山沟里的生活，除了精神上的以外，物质生活更加与人密切相关。我在探亲招待所占了一间房，我们的交往就有了一个基地和场所，在这里可以不受干扰地做个人喜好的事。更多的是解决饮食问题，也就是吃的问题。我做了一个电炉，买了一只铸铁炒锅和一只铝锅，可以自己烧煮东西吃。那时肉、蛋之类好东西很缺乏。我有几次去板桥赶街，买回一点高价肉、鸡蛋，都叫他来一道打牙祭。但更多的是下面条，煮白菜、洋芋、小瓜等蔬菜，可以做到口味比食堂好一点。那时厂里办有保健食堂，给一些危险和有害工种的职工发放保健菜票，晚餐时可以打一个串荤菜。他在401车间，年青人多，遇有人请假或外出，就把票让给他。他打上菜也是端来我们一道吃。那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难，说来现在的人不相信。有一次我们在食堂买到了卤猪蹄，肉啃光后，把骨头收集起来，用开水涮一下，再熬成汤。那汤还会凝结成冻，煮出来的白菜味道也还不错。
我随身的衣服不够替换，李建借过一条黑色的锦纶裤给我。这种料子很结实，穿了三年多才还给他。
有一次，李建对我说，周建国批评他了。原来是他与某已婚女工拍了十多张照片，拿给周建国看。周正色劝导说：“你这样做不对。你想一想，如果是你的爱人与别人这样做，你该作何想？”这时，我也对他说：“这事周建国说得对。没来由的照那么多相，你想过没有，会有什么后果？”那位女工比李建大了好几岁，与丈夫分居两地，关系本已有点微妙。我相信，从李建的条件看，绝对不可能与之产生感情纠葛，也不会有当第三者的意思。很可能是不懂事，闹着玩。面对女方的现实处境，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不应当做可能把事态变得更复杂的事。李诚恳地接受了意见。可见我们的相处，不是一般的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而是真正的诤友和畏友。几十年后，我们一起回首往事。李建还说，那时年纪轻，有幸得到朋友的教益。认识到在人生道路上，应当洁身自爱，不要放任自流。
为了增添山沟里生活的乐趣，丰富年轻人的体育生活，由我们几个足球爱好者发起，成立了一支足球队。在大马塘的大草坪上开辟了一个标准足球场。我在405车间，有加工的条件，操办着用钢管焊了一对球门架。山沟里还能踢足球，这就引起了年轻人的极大兴趣，来参加的非常踊跃。李建也是球队队员，他在小县份上初中，接触足球的机会不太多。但他练球很认真、很活跃，在我们老队员的指导和带动下，进步很快，脚法和战术都有了初步的基础。星期天，我们安排过较多的比赛。我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又是绝对主力，有些发言权。每次比赛，都尽量争取让他上场。李建和我们的这段足球经历，对他来说，恐怕是一生中难忘的美好回忆。
有一段时间，我在经济上十分紧张，抓拿不开，这就需要借钱。找老师傅借，大多数情况都会遭到婉拒。因为那个时代人们都很贫困，老师傅家人口多，开支大，余款不多。也有担心不会及时归还的意思。我就找李建借，每次他都很爽快，需要借多少，从来不会打折扣。我借了还，还了借，总数最高时达到120元。有人会问，你一个大学生，收入高，怎么还要找青工借钱？情况是这样的，我参加工作后的实习工资每月46元，5年后的1973年才转正，拿55元。因婚后两地分居，有了一个小孩，要负担抚养费20元，父亲去世后我要负担母亲赡养费5元。我要吃饭，日常用度，还要存钱供探亲时的路费和开销，这样算来是不是很紧张了？李建是单身，一级工工资33.4元，升二级工后39.6元，比较起来，还是比我宽裕。后来我为离婚的事在燃料一厂和重庆两地间奔波了几次。来回一趟，光火车票（硬座）就要34.8元，还有汽车票和其它花费。请假要扣工资，没有收入，经济上有出无进。一次，我向他借80元，他说手中没这么多。那时他家已搬到昆明大板桥园艺场，也是劳改单位。正好我要去昆明出差，他就写了一封信，叫我去他家拿100元钱。他母亲看信后，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告诉我，钱已寄去厂里了。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是第一次去他家，与他的家人不熟悉，100元不是一笔小数，谨慎些很正常。回厂后，我拿到了80元钱，解了燃眉之急。
这次在他家，我看到一本科普读物，叫《宇理图》。书中假定北京郊区某人的手上有一粒盐，然后把这粒盐按10倍的比例逐次放大10 次，作出每次的图片；再按1/10的比例逐次缩小10 次，作出每次的图片。这个空间，宏观就大到了银河系、宇宙，微观则小到物质的分子、原子、粒子。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几十年后都还记得，很想买一本。但现在书店里滥竽充数的读物充斥如山，这类能启发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优秀读物，却再也没有见到过。
李建给我最大的帮助，是促成了我重建家庭。
1974年10月我离婚时，正是30岁，找对象重组家庭是自然的事。以后几个月中，有朋友介绍了几个，我都觉得不合适。这才发觉，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现在来找对象，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如果随便找个剩女，又不甘心，只有往年龄更小的人中去找。
我就想到一个人，感觉是很中意的，估计也有成功的可能。这就是他们富源一中的同学——401车间的杨桂兰。为什么会看上她呢？因为我在401车间的宿舍住过多年，互相经常照面，但没有说过话。她的容貌出色，可说是小家碧玉。听401车间的人讲起，她是一个诚实善良，本分纯洁的人。但我有两个弱点，一是结过婚，并已有了一个小女孩，二婚的人要找一个黄花闺女，有一定难度。二是年龄较大，比她大了十岁半。
1975年2月，我对李建说了我的心愿，请他帮忙做工作。李当即就说：“这事我倒没想到。但杨桂兰确实是一个好女孩，如果你找到了她，相信一定很幸福。你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同学，这件事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此，他抓紧行动起来。他们都在401车间，又是同学，就有了方便的条件，不至引起人们的诧异。我抱着期待的心理，等着好消息到来。终于，一个来月后，李建告诉我，事情有希望了。又过了几天，就带着杨来到我的小屋，与我开始面对面的接触。在以后的交往中，杨桂兰了解到我是一个坦诚的人，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我们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相处一年多，我们结了婚，开始了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
后来，我从妻子口中了解到，她先是不打算同意的。但在李建反复的介绍、劝说、动员和催促下，她的态度有所松动，愿意先接触交往。所以，如果没有李的帮助和促成，我不可能得到杨的爱情。几十年后，我和妻子谈起李建，都觉得应该衷心地感谢他。
也正是在帮助我谈对象的过程中，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婚恋问题。以前，认为自己还小，好像这事太早，现在看到了事态的紧迫性。因为我们这样孤悬山沟的工厂，就那么一点天地，好的女孩是一种稀缺资源。机会稍纵即逝，弄不好就会名花有主，造成自己的被动。不久，他就告诉我，已经和孙晓蓉建立了恋爱关系。孙也是他们富源一中的同学。他们有许多相同之处，山西人，父亲是南下干部，转业到劳改局，双方父母都在矿厂工作。孙是一个温婉、沉静，爱助人的女子。人长得端庄秀丽，身材高挑，厂女篮的主力队员。与他是很般配的。我们相处了几十年，没有看到过她厉言疾色地讲过话，粗心毛糙地办过事。
1977年10月，报纸上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在李建心中产生了很大的激荡。想参加报考，但顾虑自己学历低，能不能考上？这时，我们都鼓励他，机会难得，不要放弃。即使考不上也没关系，权当做一次演习，为今后再考积累经验。这样，他开始积极准备，复习有关的功课。那时没有电视，他用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每晚的英语教学节目。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以一个文革中的初中二年级学历，得到曲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本科班录取。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他渴求知识，爱好学习的决心和毅力。
我有一次因咽喉异物感，到曲靖的解放军69医院看病检查，这是曲靖地区最好最大的医院。在李建学校的宿舍借住了两晚。他们课程很忙，但文学书多。我除看病外，都是在宿舍里看书。两天之内，看完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还和李建讨论了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中的思想和情节。
李建毕业后，到了省劳改局（后改称监狱管理局）工作，妻子孙晓蓉随调到他们单位。家也搬到了昆明，这时，他们已有了一个儿子。
我到昆明出差时，常去看望他。有一天，我在他办公室谈论调动工作的事，他马上带我去劳改局组织处，向处里的干部作了推荐。介绍了学历、能力、工作成绩等情况。那是两位中年妇女，当场答复说：“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同意接收你来工作。你是学机械专业的，可以安排到我局下属的金马拖拉机厂。”那时候我既要找到接收单位，更要设法让燃料一厂同意放我走。而后一条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到劳改局的事肯定没法办成，但李建的诚意非常难得。
后来，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国防科工办终于同意我调入昆明市，在办理有关手续的过程中。李建非常关心，主动帮我询问催促。我的同学，科工办政治处处长赵××后来对我说：“你怎么还动员了一个警官来帮你催调动？”说是有一个穿警官制服的来他们处，询问我调昆明的事。
我在办手续期间，与妻子、女儿到昆明，都是住在他家。
我到昆明后，先在国防科工办汽修厂（黑土凹），后又到市自来水总公司。二十多年时间，我们两家常来常往，联系非常密切。连我家添置购物，装修房屋，都请他们参谋意见。我们还互相借书看，一起爬西山、金殿后山。一起到云安会都、大自然风情园等名胜地度假。
不久，李建被提拔为某监狱的副监狱长。他们监狱对外还有一个名称，即C城建筑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领导人只是换一下称呼，叫总经理、副总经理。C建公司在昆明和省内较有名气，承担过不少大型建筑工程，如人民中路的翠怡大厦、监狱管理局办公大楼等。当了副经理后，我见他经常是颜面黧黑。就问：“你怎么就像大禹治水一样了，满脸风霜，风尘仆仆的。”他说，经常下工地，爬脚手架，只能戴安全帽，太阳晒的。
还听说，他负责公司基地的整顿工程。拆除了一些老旧的危险建筑，开辟绿地，种植草和树。费了不少力气，使公司大院彻底改变了模样。
一次，他来找我，想在自来水公司找点工程做。我带他去见了公司工程管理处的李处长，但后来没有得到回应。实际上，处长也没有决定权，在老板面前，也就是一个办事员。在中国当前现实社会中，找工程就是找钱。建筑市场粥少僧多，要想得到工程难乎其难。我们公司的工程分管道和建筑两类。管道工程很多，每年的大中小项目数十上百项。但在行业自然垄断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都是内部消化。自来水公司内部的大小安装公司、施工队就有十几家，一千几百号人就靠这些工程吃饭。建筑工程方面，大项目如公司的29层综合大楼，上亿元的造价，从头到尾被权势人物瓜分得干干净净。设计是建设厅厅长夫人的设计院；施工是某副省长打招呼的建筑公司；装修是某副市长的哥哥；通讯是省人大某主任的儿子等。我们院会议室的大会议桌，价格是1.4万元，而我们在家具店看见大小、质量相近的桌子才8千多。但领导不准自己配，只能用装修公司的，费用却要我院支付。公司新建的职工住宅小区，是老板指定的房地产公司全面开发。原计划连装修都要全包给这家公司统一承担，后职工普遍反对，反映到省电视台的都市条型码节目组。电视台来采访并给予曝光，才改有职工自行负责装修。小的修缮工程，自来水公司有自己的建安公司，“肥水不流外人田”。我毕竟只是公司内部设计院的一个小头头，与工程的安排不沾边。于公于私，都没有权力和能力把工程协调给他。
一次，他们承接了安宁某盐矿的一项建筑工程。完工后，盐矿欠了几十万工程费。要了多次，盐矿说确实没有钱。提出可以把用剩的钢管和一批阀门，由C建公司处理后，折抵部分工程费。李建来找我，说钢管和阀门自来水公司应该用得上。我找了三家与钢管有关的单位联系。设备公司说他们的业务就是买钢板来卷制钢管，为了自己的销路，不便于再买别人的钢管。服务公司说，他们的业务分工是安装小管子，那么大的管道用不上。最后我找原来是我院职工，分流出去开管道安装公司的郭经理，他同意去看一看。我们便约好时间去现场。情况是那些管子大小规格不一，各种的数量都不多，如果买下来，要等很久的时间才能遇到合适的工程来使用。再就是管子长期暴露在盐矿含盐的潮湿空气中，锈蚀非常严重。使用前的防腐处理比较困难，成本高。而那些阀门数量很多，有数百件，但都是化工管道用的高压阀门。自来水水压低，用的是低压阀门。最后，郭经理看在我的面上，报了一个管子的价，只比废钢铁高一些。李建觉得太低，没有实际意义。这事也没有办成。
李建自己忘我地工作，把C建公司看成自己的家。还动员所认识的人脉资源，来为单位办事。这种种的努力，却没有得到组织上应有的回报。不久，C建公司总经理缺位。从资历、能力、学历的条件，都该他来接位。结果，上级另派来一位监狱长。此人年纪比他轻，能力也不怎么样。李建服从安排继续当副职，但不想遇到了一个难以相处的主官。设身处地，我很能理解，因我也面对过同样的问题。二把手难当，处境尴尬，这是中国官场常见的事，是体制形成的痼疾。不是说“权力过分集中”吗！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
朱容（加金旁）基当国务院总理期间，搞了一个精简机构的运动，精简的面和比例相当大。还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干部分流”。其中的一条出路是提前退休，针对那些年龄、工龄达到一定年限的干部，给以增加一二级工资，然后办理退休手续。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一股分流风暴，云南省出台了相关的政策。面对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要求，基于现实处境，李建决定提前退休，在2001年办理了手续，这年他才48岁。
这时，他的妻弟——云南省知名高级规划师、某规划设计公司的总经理孙×，开办了一家园林绿化公司，让他去当总经理。李建便从国家公务员，一级警督，变成了民营公司的老板。他接手后，承接了多项园林工程。我所知道的就有昆明世博园的部分项目、大理某电视摄影基地、燃料一厂中心广场等。但听他说，工程好干，钱难要。说明在江湖上闯荡打拼，还是很艰难的。
一次，园林公司准备承接一项排水工程，但自身资质不够条件，需要借用其它公司的资质证书。他来找我，我推荐了自来水工程公司，拥有给排水施工一级资质（最高级别）。因我原设计院的副院长陈×，正好调在这里当总经理。我介绍他们认识，讲明来意，双方同意合作。后来李建以工程公司的名义参加投标，成功中标。这项工程的造价上千万元，应该赚了点钱。
2004年6月，李建约我去山西。因老家的表弟开发了一种棉桃剥离机，以解决棉桃的剥壳问题。让我去看看，怎么改进一下，使机器的性能更可靠些，顺便旅游一下。他的二弟已经在那里办了一家临时农机厂，几兄弟都投有资金，希望能成功，大家赚点钱。我们就乘飞机到了西安，二弟开车来接我们到运城楚侯镇，住在农机厂。第二天，我们看了农机厂和剥棉桃机。那是临时租用的厂房，场地不小，租了几台电焊机。那台样机的工作部分是三根平行的轴，轴上装了一些切短的三角皮带条，轴带动这些皮带条快速旋转，抽打着从漏斗落下的棉桃，棉桃经三次打击后从出料口飞出。出来后的棉桃有的剥去了外壳，有的没有剥掉，成功率不高。随后的几天，大家围绕机器讨论改进的办法。面对实际情况，我觉得很难办。因为这个核心工作部件是已经确定了的，光靠调整三根轴的转速和位置，改进的效果不明显。摘棉花的时间就要到了，想在这个期间把机器销售出去。要重新考虑更好的工作原理，时间太紧，一时又想不出来。另外，机器的机架已经投入生产，按150台下的料，很大部分已经组焊成型。用的是单边25毫米、壁厚1.5毫米的角钢，材料尺寸小而薄，焊成的机架稳定性很差。今后在田野里由锅驼机或拖拉机带动工作，肯定不稳当，可靠性低。如果要改进，下好的材料要废掉重来。他们是私人企业，那样做损失太大。所以，我很难提出什么改进的办法，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件事，我觉得他们过于匆忙，把机器的难度想得太简单。最后这事怎么样？李建没有说。
离开楚侯镇，我们一道游览了舜帝陵、普救寺、鹳雀楼、乾陵、华山等处风景名胜，然后回了昆明。
2004年，园林公司在拆除一处旧建筑时，不慎弄断了自来水管，漏淌了不少水。自来水公司要求赔偿5000元。他觉得一根50 毫米的水管，修复加漏水损失不会要这么多，希望我帮忙协调一下。我当即给当事的市自来水官渡区分公司的王书记打电话，他答应给予适当减少罚款。因我原也是书记，两人的接触比较多，比较熟。后来大约减少了1500元。那天，因不知道他们当时就要处理这事，所以没有跟着去。不然的话，我到现场与官渡分公司接洽，肯定比较好说话，减少的额度会更高。
就在2008年五一节，我还邀请他们夫妻来家包饺子，大家热热闹闹地相聚一堂，说了许多的话。才过了三个月，李建就突然去世了。
追悼会后，我和妻子到他家，表达对李建的悼念，及看望、安慰孙晓蓉。听孙说，李建这几年心情很苦闷，很烦恼。一是在48岁上就提前退休。这样的年龄，在官场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他却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岗位，尽管在外面经营公司，挣的钱不少，但总感觉被体制所抛弃，心情很落寞。另一件事，他借了几十万元给一位“朋友”，因为信任和义气，办理的手续不完备。结果那人不但不还钱，还耍赖说没有借过。李建起诉到法院，因举证不力，被判败诉。因此，他心里很窝火，长期失眠，睡不好觉。
我说：“有几次来你们家，正谈着话，忽然他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过一会又醒过来。我还以为是晚上打麻将熬了夜，现在听你说，才知道是他有心事。”
另一位朋友分析，可能是长期失眠，免疫机能减退，身体容易被感染，导致了他的早逝。
李建离去了。从此，我少了一位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我为此很悲痛，也为他惋惜。写了一首挽诗，表示我的悼念：
挽 李 建
（作于2008年8月12日）
好友李建因急病于2008年7月8日故世，享年55岁。余心思及往事，久不能平。遂以情入诗，谨留怀念之意！
人生巧遇君，马塘兄弟情。
管鲍①肝胆照，诤畏影响诚。
陋室瓜芋爨，球场锋卫蹦。
赤忱助我难，夫妻犹谢冰②。
少年志高远，结交多书生。
渴求知识久，机遇大学庭。
善良襟怀阔，节操风气正。
任事勇业精，官场意不平。
激流勇退早，转向兼民营。
兰交③三八载，江湖如水④名。
英年忽病逝，众友抱憾惊。
仙界无烦忧，愿君坦荡⑤行！
注：
①管鲍：春秋时代的管仲和鲍叔牙。后世人比喻友人之相知。详见《史记·管晏列传》
②冰：冰媒。李健是我的婚姻的介绍人。
③兰交：比喻意气相投的友情。见李峤《被》诗：“兰交聚北堂”。
④如水：“君子之交淡如水”。语出《礼记·表记》
⑤坦荡：“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语出《论语·述而》。
17 我所知的“沙甸事件”
1975年8月初，厂里传达了一份云南省革委的紧急文件。大意是：经中央批准，解放军对沙甸回民反革命武装叛乱实施平叛，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有部分叛乱分子逃亡各地，图谋新的反革命活动。要求各地革委会立即行动起来，组织教育群众，积极支持平叛工作。各地的旅馆、饭店不得接待不明身份的人员。人民群众不得收留来自沙甸的回民，有探亲访友的要向组织报告，发现可疑人员要扭送公安机关等等。
沙甸，其全名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鸡街公社沙甸生产大队，是一个回民聚居的村落。地处开远至个旧的公路边，距昆明230公里（公路里程），离我厂200公里左右。有回民1500多户，7200多人。其周边还散落着大庄、茂克、新寨等几个小的回民村。云南有点特殊的地方，不管在城市或农村，都有回民聚居的现象。昆明就有一条街，叫顺城街，那里的居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回民。在农村就更普遍了，几乎每个县都有回回哨、回子营之类的村落。我在四川没有见到这类现象，四川的回民一般都是在汉族中间散居的。
早在1974年1月，就传达过中央文件，指称沙甸回民“闹事”，在昆明拦截火车，在街上贴大标语，出动宣传车等。我们还从其他的渠道不断地听到一些有关沙甸的传闻。说沙甸是回民“反革命叛乱”黑窝点，妄图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他们抢枪，搞武斗，不准解放军进村，甚至杀害解放军。
再以后，“平叛”的消息更多地传来。大抵的情况是：1975年7月29日，解放军出动几个团的兵力，层层包围了沙甸和周边的几个回民聚居村子，先用重炮轰击，然后进村围剿。部队进入村庄时，村内已经几乎没有活人。这次行动持续了七八天，共计打死回民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摧毁房屋4400余间。回民领导人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等均被打死。平叛结束后，判处死刑和重刑的达数十人，强行进学习班的几百人。这就是“沙甸事件”。
据事后进入的工作组队员的回忆，沙甸和茂克等村落，到处是断墙残垣，血迹斑斑，到处是死伤者家属在哀哀地痛哭。工作组的一项工作，就是从别的地区迁移回民来填补沙甸显得空旷的村庄。
此后，我在昆明看到了名为“沙甸武装叛乱罪行展览”。展览把沙甸回民说成是一伙丧心病狂的暴徒，妄图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了“罕指奔拉协”，派人与苏修联系，妄图背叛祖国，私藏新式武器等等。现在记得很清楚的是，展品中有枪支弹药，还有一个一米大小的，铁皮焊制的星月徽标，说是“伊斯兰国”的国徽
“沙甸事件”，是我第一次遇到的在和平年代调派武装力量镇压群众的事件。而且是在离我住地这么近的地方发生的。说是回民“反革命武装叛乱”，我总觉得有些将信将疑。一个小小的村落，区区数千号人，竟敢于与执政党叫板，使人不敢相信。总的来看，回民的文化素质相对比较高。以卵击石的后果，是谁都知道的，回民不是傻瓜。稍加思考，便觉得此事背后必有隐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有戴上“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帽子，才有了血腥镇压的理由。清剿之后，还不准逃跑，有侥幸逃亡的，也不准社会各界收留接待，只能乖乖地守在原地接受打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云南回民给我的印象是，人心齐，讲道理，遇到不平事一般能够忍让。但有一定的限度，也可说是底线。如果超越底线，反抗起来则非常暴烈。这个底线一个是生命权，另一个是信仰权。
清咸丰七年（1857），就有因南安（今双柏）银矿纠纷，云南总督恒春、巡抚舒兴阿密令“痛加剿洗”、“聚众杀回”，而引起的回民大起义。起义坚持了数年，占领了滇中十数县城，三次围攻省城昆明，逼得恒春自缢身死，造成数万人死伤。
随着时间的流逝，“沙甸事件”的若干真相逐渐明朗，并通过各张渠道透露了出来。其实质，就是在极左路线和错误政策下，漠视回族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对回民进行政治打击，实行的残酷镇压行动。主要表现在：
违背党的宗教政策。以“破四旧”为名，封闭清真寺，禁止回民做礼拜；把教长、阿訇说成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批斗；借“批林批孔”批判伊斯兰教；不尊重回民生活习惯，支左部队和工作组在清真寺里吃猪肉，乱丢猪骨头。例如云南出席党的九大的代表金桂仙（回族）回乡时，为了表现她的“革命”，大破“四旧”，发动捣毁清真寺等。
在政治上打击回民。谭甫仁到云南后，提出以拥护还是反对赵健民作为“划线站队”的依据，拥赵的“炮派”成了反动组织，反赵的“八派”成了革命群众。沙甸回民多数参加的是“炮派”，长期遭到政治打击和迫害。周兴上台后继续坚持谭甫仁的错误，打一派、拉一派。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也有不少回民受到政治上的伤害。
在回民的几次上访中，提出的诉求仅仅是：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纠正“划线站队”和派性错误，为被批斗的群众平反；清理生产队工分帐目，撤换多拿多占的队干部；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就现在看来这些很平常的要求，居然被周兴等省委领导人看作是“宗教复辟”，“否定文革”，“反攻倒算”。以各种手段继续打压，把错误引向更大的错误，又激起更大的反抗，最终导致了武装镇压。在好端端的地方，在没有外国入侵的和平年月，人为地制造出这样的大惨案、大悲剧。
“剿”平了，就开始“抚”的一手。于是派出了工作组，埋尸、治伤、盖房、给种子、送耕牛，花了大笔的钱。当然，追查“黑手”、“幕后高参”，抓人，关“牛棚”，判刑等等，也在密锣紧鼓地进行。
我因出差曾经几次路过这条公路，每到沙甸附近，望着那几公里外的一片村庄屋舍, 同车的人都会指着说：“呵！那就是沙甸……”
对于这样的冤屈，沙甸回民心中始终难以平复，一直在不停地抗争。他们利用各种渠道向党中央反映问题，采取各种办法进行申诉。后来，中央派出调查组，经过反复调查落实，认定“沙甸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冤假错案，应予平反。1979年2月，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发了(1979)7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通知指出：“一九六八年以来，由于谭甫仁、周兴推行林彪、“四人 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支一派、压一派，严重分裂了各族干部群众，甚至采取了侮辱回民群众的错误做法，伤害了民族感情，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一九七四年五月，中央作出了正确指示，要周兴亲自处理，落实政策。周兴却坚持错误，采取一系列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酿成了一九七五年七月沙甸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沙甸事件并不是反革命叛乱，采取军事解决是错误的。经党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予撤销，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
但这次的平反仍然带有一些尾巴。到了1987年8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云南省委发布1987（31）号文，再次对“沙甸事件”予以全面、彻底的平反。
文件指出：
“一、关于‘非法秘密组织’，是指‘罕指奔拉协’，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少数人搞起来的一个宗教性组织，不应作为罪行。
二、关于‘妄图背叛祖国’问题，查无实据。所谓背叛祖国的罪行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三、关于打砸抢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打砸抢是错误的。鉴于‘沙甸事件’这一特殊情况，不再追究。”
但官方文件的说辞却把“沙甸事件”的罪责推在“四人帮”头上，说是王洪文下令“打土围子”、“武装平叛”。王洪文有权决定动用军队“武装解决”吗？他有权调动军队吗？他调得动吗？找替罪羊是专制统治者常用的手段，真正的决策者和批准者被保护了下来。
沙甸回民是极其不幸的！他们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抗争，最后终于平了反。不然的话，回民心中的伤口还将继续流血，1600多个冤魂还要在天空中久久地游荡！
(为了能够顺利发出,已对文本进行了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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