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肇炎：沧海一滴--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轨迹 (连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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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朋友和同学

二年级开学不久，有人拿着一封信来找我。我见信封上写着：“面交：重庆大学/ 黄肇炎收 / 张仁托”。噢！是张仁给我的信。打开看，大体内容是：来人叫李荣桂，是他成都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好朋友，头年与他一样没考上。经复读后今年考上了重大采矿系，他的详细情况由李荣桂告之。他今年又没有考上，打算再复读一年，这次下定决心要投考重大了，好来与老朋友在一起。
李告诉我，张仁成绩不算差，但自视甚高，第一志愿非要报上海交大，结果两年都没考上。他本人也是听张仁说他的好朋友黄肇炎考上了重大，说重大是一所好学校，结果今年如愿以偿。张说，他准备再复读一年，这次一定报重大，好来与老朋友相聚。
又过了一段时间，收到张仁的来信，说他决定不上大学了，要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那时大规模的强制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开始），去向定在西昌。他的这个想法，我有些出乎意外，按理说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他父亲对他寄予了那么大的期望，再复读一年，不管怎么说，考个大专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他就是那样决定了。
李荣桂个子不高，比较魁梧，看起来大大咧咧的，是个好接触的人。我和他后来就是那种见面打招呼，寒暄一下的交往。“文革”中他也是815派，但我们没有更紧密的联系。
蔡汝哲高中比我早一年毕业，考在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化学专业，也在沙坪坝。听说我考进重大，来学校找我玩。他来时带了一个女同学，介绍说他们同班，是他的入团介绍人，从高年级留级下来，是团支部指定来帮助他争取进步的。后来我去他们学校回拜，蔡给我看了他宿舍里的一个大抽屉，打开来全是电工和钳工工具，有万用表、电烙铁、锯弓、锉刀、锤、钳、剪等，还有一些铁皮、电器等材料。这真使我既羡慕又钦佩，因为这些也是我所爱好的东西。他送给我一张他在装电子管收音机的照片。
蔡毕业时又来看过我一次，说分配在宜宾专区一所中学。还告诉我，他已经与那位女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因比他大两岁，便叫她桦姐，恐怕是欣赏苏联的白桦林里浪漫情调的原因。他解释说：“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不是也非常美满吗？只要感情好，其他都是次要的”。这位桦姐，长得很白，双眼皮，还是漂亮的。人们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找寻自己的另一半，对此，我表示了祝贺。
此后，我和蔡汝哲再没有见过面。1967年夏天，“文革”中我因躲避武斗回家乡，见到了一次桦姐，她是回婆家看看。她说蔡已经不教书了，调到宜宾市的一个内河航运技术部门。搞出几项有关航运控制的发明创造，有的已经投入使用，得过奖。就是他为人处世还是那样单纯，吃了不少亏。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年级组织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重庆市技术革新展览，展览内容大多是机械类的，对我们机械系的教学内容任何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在参观中，我们与另一队参观者擦肩而过，这时那队人中就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眼睛近视，走近一看，原来是程嘉元，我父亲纱厂医院老同事程宗颐的大儿子，我少年时代的好朋友。他原在合川一中上初中，随父母亲调动工作到了重庆市。初中毕业后，考上了位于红岩村山上的重庆市工业学校铸工专业，这次也来参观展览，不期而然地我们又相遇了。因时间短促，我们只交换了联络方式。后来我们多有来往，我也去过他家，在五一路五一电影院附近，见到了他的父母亲。
我在大学的同窗中，最好的朋友是涂植辉。他是宜宾人，其父叫涂心一，解放前在宜宾市开了一家新时代照相馆，听这店名就知道是比较前卫的人物。我见到他父母的好多照片，穿戴、发型、表情等都可说是相当时尚的。如果在当今社会，其父靠自己的资金和技术，兴办小型企业，为社会提供第三产业的服务，解决数人的就业，养活自己的家人，缴纳税务，对社会就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属于个体经营者，说好听点是民营企业家，都属劳动者，同样受宪法保障。但在那个时代，可就了不得，私营老板，涉嫌剥削，与资产阶级占边。尽管在公私合营中把照相馆无偿地交给了国家，但“剥削阶级”思想还在。所以涂的出身无疑属于麻五类，在政治上也很艰难。他的体育技能很不错，打得一手好排球。他发的上手球，刚刚好在网上边一点点飞过，力量大，速度快，对方很难接好。他的扣球和接传也有不俗的表现，堪称高水平。本来他可以去校男排，可惜个子矮了一点，只有一米六几，所以只好在系排球队。经大家推选，当了系男排的队长。我们家庭出身的地位相近，政治上的处境相似，学习成绩也差不多，有共同语言，我们的友情就很不错，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比较知心。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在体育方面，他在系排球队，我在系足球队。他在美术方面也有爱好，画过几张宣传画，写着很好看的美术字，贴在宿舍里。在音乐方面也都有兴趣，我们的口琴二重奏《我是一个兵》、《深深的海洋》等在班会上多次演奏过。我们有时进城去办事或玩，回校时大多是走路步行，有十多公里路吧，为了省那0.20元的公共汽车费。没有想到后来我们都分配在云南省国防工办的厂子里，这就更形成了我们几十年的友谊，当然这是后话了。
其他值得记忆的是苏贵琦。苏的祖父是上海人，早年的民族资本家，主要经营纺织工业。为了自己事业的兴旺发达，把几个儿子都送出国学纺织。他在长江沿岸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都建有纺织厂，一个儿子负责一家厂。苏的父亲叫苏先劼，是他爷爷最小的儿子，解放前曾留学德国专修纺织工业技术。回国后在重庆裕华纱厂当老板，民族资本家。据苏说，他父亲是伯叔辈弟兄中思想最进步的，跟共产党最紧的，在公私合营运动时把工厂无偿地交给了国家，自己在工厂里从事技术工作。工厂交掉了，但成分肯定是划成资本家。苏贵琦也就带着黑五类子女的帽子，度过了他艰难的人生。在学校时，他在政治上累遭歧视，连入团申请书都不敢写，平时只敢和我们几个麻五类的同学往来，说几句心里话。他的性格比较开朗，为人大方，乐于助人。他学习努力，成绩很不错。“文革”一开始，他家就被抄了家。家庭老，东西多，据说抄出来一张蒋介石像，就被说是幻想蒋回来反攻倒算，一家人都被整得抬不起头。他的母亲大学毕业，在家当太太，没有参加工作。家属居委会同样“左”得要命。他母亲从5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被批被斗，长期抑郁中得了神经分裂症。后来在“文革”中受到的打击更大，不幸在“文革”的后期去世。“文革”中苏贵琦顶住各种压力，加入了815派，但不大出头露面。毕业后，他分配到甘肃刘家峡化肥厂。有一年春节我回重庆探亲，他正好也回重庆，和戴桂清来看过我一次，以后我们再没有机会见面。只听说他因家庭出身的影响，在政治上一直受打击，遭人看不起。岁月蹉跎，竟连对象都找不上，一直没有结婚。改革开放以后，他父亲落实政策，重新出来工作。才以年老身边无人照顾的理由，把他调回重庆，先在重庆市纺织工业研究所，后在重庆市纺织职工大学。苏贵琦退休以后，因孤家寡人的老头子一个人，生活上太孤寂，只好到武汉去投靠他弟弟一家。
还有方大东。方是泸州人，他父亲是泸州市税务局的干部，应该是好出身了吧？不然，因是留用的国民党时代的旧人，可能也有些历史问题，所以也是麻五类。他母亲没有工作，且子女多，所以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他请有部分的助学金，在校时见他生活上很俭省。方大东和我一样，也是耳朵聋。不同的是他因为鼓膜化脓穿孔，我是神经性耳聋，在校时他比我还严重一点。方的性格爽朗热情，待人坦诚。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经济情况稍差，他为人比较低调。他最大的特点是动手能力强，是天生的工程师的材料。宿舍住七个人，面盆放得很乱。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找来一点废旧材料，做了一个盆架。材料旧，虽说不够好看，但非常地适用。他最有名的笑话是“早吃早吸收”。说的是在一年级时，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在饿着肚子，有好长时间没有吃肉，大家都馋得要死。机二食堂搞来一批腊肉，每人可得1市斤，同学们高兴得不得了。不知什么原因，食堂决定只承担免费加工，具体分几次吃由同学自己定。我们都是分二或三次吃，原因是营养物质可能会吸收得充分一点。他却提出要一次吃完，理由是早吃早吸收。一天中午，他把腊肉炒了蒜苗，一顿全部吃光。不知是哪个环节的问题，到晚上就拉了肚子。从此有人一见面就叫他“早吃早吸收”。我在这里写出这段笑话，绝对没有嘲笑他的意思，只是想说明在饥饿年代里大学生生活的辛酸，和想说明方大东性格的诚朴。方在系足球队当副队长，后来当队长。他把我拉进足球队，给了我一个参加心爱的项目进行体育锻炼的好机遇，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他毕业分配的运气好，直接分在成都40信箱，是四机部的重点厂，在成都市内的梁家巷。可能是接收单位不认为他父亲有什么问题吧！他和重庆交通学院毕业的泸州老同学皮桂贞结了婚，皮分在成都市规划局，也是好单位。后来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但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难处，方竟因患肺癌，于1989年初病逝，时年46岁。具体的情况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讲述。总之，我是很怀念他的。
与我来往较多的还有李经未，他是合川一中比我高两级的同学，是何川生的高中同班和朋友。他在重大机造专业65级，给我介绍过不少学习上应当注意的事，还谈过今后要干出一番成就的打算。毕业后他分在西昌工作，后来与何川生的妹妹何玉珍结婚。80年代初，何川生设法把他们俩调回合川，安排在食品厂（即原来的蛋粉厂）。合川正经的工厂不多，食品厂算有一定规模的国营企业。我有一次探亲去看望他们，景况很一般，厂子是半死不活的。李后悔地说：“还比不上在西昌，真不该调回来！”再后一段时间，他退休了，靠一份微薄的养老金度晚年。
我在一舍207室时的同学有成有爱、钟履鑫、李曾平、王明才、李林森、戴桂清、王瑛、黎定一、傅培林和我。大约在四年级时搬到了九舍414室，房间小一点，住的是后边的六个人。
在我同宿舍的同学中，有几位要说一下。
傅培林，住在我的下铺，他是高中时入的团，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他的父亲是市砂眼防治所所长，母亲是长江航运管理局的医生，双职工，经济条件比较好。几十年后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被残酷斗争，自杀身亡。原因是在解放前也在国民党的军医院里工作过一个短时间，罪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傅是我班同学中毕业后官当得最大的人，"文革"后曾官居重庆钢铁公司重钢三厂的厂长，几万人的大型企业，可能是正厅级吧。他退休后经常在加拿大的儿子处住着，算是处境较好的一类人。
王瑛，云南邱北人，有文艺天才，唱歌跳舞表演样样能干，但因其地主家庭出身，在校时饱受政治歧视。几十年后他告诉我，他父亲解放前数年即已离开县城，在外求学和谋生,刚一解放即回县人民银行工作，所以他家的成分获得改正为职员。他父亲解放前还帮助中共云南地下党干过某些工作，但土改运动划成分时有谁来管你这些呢。成分是改正了，那几十年所受的辱屈和辛酸又有谁来“改正”呢！？他的字写得尤其好，有书法家风范。毕业时他改了名，因为平素仰慕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所以改名为王景之。他分到云南个旧市标准件厂，后与冶金系70级分在成都的袁××结婚。经小袁的活动，他较早就调到成都市铝材厂。改革开放中，因突出的工作能力和成绩，当上了厂长，后又提拔为成都市冶金工业局副局长、局长。是我相处比较好的同学之一，直到退休后的现在，我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好的人，我看要数王明才。他在我班年龄最小，同时又最聪明。他的家庭出身肯定不好，所以非常地守份随时，不多言多语，不出头露面，一心一意埋在学习中。有这几点，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自然不在话下。“文革”中，他开始参加的是保守派赤卫军，后来倾向于反到底，从他的出身和性格来看，这也很自然。从此，我们的交往就少了。
黎定一，西昌人。好像听他说过，他的父亲和继父都是国民党下级军官，解放前夕流落到西昌。继父没有正式的工作，靠摆摊修钢笔维持生活。黎的家庭出身就“很有问题”，家庭经济状况也就很困顿。黎从小到大，在政治上抬不起头，经济方面长期受困窘的折磨，家庭关系可能也不理想。所以养成内向的性格，遇到不顺心的事，只敢藏在心里独自生气。幸运的是遇到了1962年的宽松政策，有机会考上重大。所以他把心思集中在学习上，别的事不敢想，在班上是一个成绩好的学生。可以说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那时很不懂事，在班上的同学关系处理得不是很好，不太讨人喜欢。主要原因一个是生活上不拘小节，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考虑对旁人是否有影响。另一个是任性，讲话处事只凭自己的兴趣。还缺乏同情心，例如对黎定一，我没有给予一点可能的帮助，反而讲话不注意场合分寸。记得有一次我在言语上伤了他的心，只见他埋着头生气，半天没有缓和，我也不去劝解或解释，更说不上道歉。现在想起来我只觉得脸红。幸好同学们大多是宽容的，毕业分配时，听到从反到底派那边传来的话：“黄肇炎这人讲话太冲，难听。但没有坏心，属于心直口快的那种人”。815这边当然更不会有大的意见。
9  简短的结语

在重大求学的这几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这期间，除了刚进校很短的一个时期外，全国的政治空气是“左”的，重大也是“左”的。但在重大这样的高等学府，悠久的教学传统，浓厚的学术气氛，形成一股无形的习惯势力，在教学领域里有意无意地冲淡了“左”的政治气氛。所以，我们还是高质量地完成了绝大部分的教学计划，比下面的几个年级好得多。后来，由于“四清”和“文革”，有的课程没有学。这可以算是“不可抗力”，怪不得重大的。
重大，给了我机械学的理论和专业知识，给了我从事一门职业的高级技能，为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大，给了我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如何去解决问题的方法。重大，这个高等学府，给了我尊重科学，崇尚民主的人文精神。在重大那几年，我还有了一付健康的体魄。
从我几十年工作的实践情况回头来看，这几年中是否有值得思考的问题呢？
我以为，把重大定位于“工程师的摇篮”，那是够格的。但要再往高层次讲，看来还存在某些欠缺的地方。
它的教材陈旧，缺乏新知识的信息，不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它的课程设置存在某些不合理的地方，如学机械的不懂相关的电控基本知识等。专业范围太狭窄，如机造专业太局限于金属切削加工，稍微接近的冲压、精密铸造知识就说不上来，不适应后来大量涌现的家用电器机械设计制造的需要。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造成探索意识不强，创新精神不够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时至今日，从报端揭示的情况看，有的已经得以部分改善，但大多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最近，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号召，我希望重大今后能做得更好些。

附录：重庆大学机造专业67级四班同学完全名单
                     （共35人）
   排名顺序主要根据《重庆大学机械系67级同学通讯录（2003年版）》   

傅培林  黎定一   戴桂清   苏贵琦  许在龙  童正蓉   王明才  万太学
谭泰秀  黄肇炎  李林森   杨馨琴  范定芳  钟履鑫   张崇辉  薛运芳   
王承信（1984年病逝） 尹大清   刘恩茂  司光弟   曾宜坪  王景之（瑛）
马安全   郭学江  万国英  涂植辉  郑登厚   徐孝信   邱华东  袁淑林
明  军（道君）  方大东（1989年2月病逝）  成有爱  郑自碧  李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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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四清”记事


在大学期间，曾经参加过一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时间是1965年5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中间的暑假时间也在内，前后近半年。地点是在万县龙驹区龙驹公社苏马大队。


1  到万县

当年夏天，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组织高等学校理工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精神，全省理工科大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都安排参加农村社教。文科师生则在一年前就开始参加了。重庆大学在这类活动方面，一向不落人后，所以我也就难得地以工作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
我们坐轮船到万县，船名“民万”轮。前文说到，卢作孚先生的民生公司的150来条轮船在公私合营后全交给了政府。几经变迁，由国营的长江航运管理局在管理和营运，但船名没有改。大船为“江”字系列，例如毛泽东两次乘坐过的江峡轮。我们坐的民万轮属中小型船，属“门”字、“民”字等系列。后来“文革”中，把江峡轮改名为“东方红号”，其余按大小顺序排为“东方红×号”，民万轮恐怕排到了一百多号了吧。我们第一次坐船在长江上航行，还是很新奇的。学生乘统舱，即在底层的铁甲板上打地铺，好在带有行李，轮船的摇晃和发动机的震动使我们睡得很香甜。教师坐三、四等舱。我们白天去机械系王官循老师的四等舱，听他讲《一双绣花鞋》。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搞到了一本手抄本，讲得很是惊险和离奇，特别是开始的那段简直令人毛骨悚然。王老师在系里管教学计划、课程安排等工作，属于行政管理干部。他平常爱接触学生，同学们也都喜欢和他在一起。此外，还记得路过长寿时，轮船上的广播讲了某皇帝在此遇到一家几个长寿老人的故事，并说是长寿县名的来历等。
到万县后，在城里只呆了一个多小时，随便走了走。记得吃了一碗馄饨，这里叫“包面” ，味道相当不错。然后赶到驻地万县的所在地沙河子。万县当时叫万县市，是一个专区，下辖万县、开县、梁平等好几个县。专员公署设在城里，同城的万县县级机关就被赶到了郊区的沙河子。我们在这里集训了十多天，住在一所临时的招待所里，睡的是上下铺，一大间房子，住得满满的。记得还看了一场县文工团的表演，水平还可以。因为我们班上不少人在学二胡，我们把那位拉二胡的演员请到宿舍，听他拉了几只曲子，有一曲《二泉映月》。他确实拉得好，面对面地听、看专业演员的演奏，我是惟一的一次。他的指法、弓法，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拉出来的优美的旋律，使我们赞叹不已。他说他是重庆人，沦落到了万县，我们大家为他唏嘘不已。
在集训时，我们学习了《二十三条》，全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其他的一些中央文件。还知道了运动的内容已经从“小四清”——“清账目、清财物、清库房、清工分”，发展成为“大四清”——“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四清”运动搞了几年，当时各阶段的运作步骤已经有了一些套路。从我们后来的执行和操作来看，大体上是这样的：首先是摸清阶级斗争基本情况，始终注意坚持党的阶级路线，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等等；然后是充分发动群众，揭发问题，要求揭深揭透；第三是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开展“四清”。先从“清经济”入手，因为这样才容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第四是集中火力，对敌斗争。要对“走资派”和“四类分子”开展批判斗争，对有问题的干部进行组织处理，并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最后是整顿组织，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大搞生产，巩固运动成果，等等。
2  苏马大队

我们班全部安排在龙驹公社分团，我在苏马大队工作组。我们乘汽车到公社的所在地龙驹镇，听说龙驹公社是万县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公社之一。镇子周围有一块小坝子，叫龙驹坝。一条名叫磨刀溪的溪河，从南向北流，从镇边流过，再流四五十公里入长江，算长江的一条很小的支流吧。
溯磨刀溪步行，一溜的石板路进山，十多公里到驻队地点。我们这个组的全称是万县社教工作团龙驹分团苏马大队工作组。组里有十多个人，组长郎勇志，副组长李亭辽，其他有晋月科、谭曾优、夏得开。有一位干部老周，名字记不起来，他年纪最大，50来岁，一只眼睛老在流眼泪。还有三个农村青年（两男一女），叫农村积极分子，可能是初中以上文化，因干部不够，吸收来搞运动的。学生有同班的傅培林、郑登厚和我。从保存下来的记载来看，进村是在1965年6月14日。
从龙驹镇到苏马大队，一路上都是美好的田园和山林风光。记得路上还要经过一座廊桥。我把它叫作“廊桥”，是在几十年后看了美国的获得奥斯卡金奖的影片《廊桥遗梦》的原因。当年我们就叫作木桥。这座桥有20-30米长，2米来宽，跨在磨刀溪上。桥全部是木结构，顶上有人字形的瓦顶，桥板用厚木板钉成。两边有半米高的矮栏杆，也钉了一块厚木板，可以让人们坐着休息。人们在野外行走，遇到风雨，到桥上来避风雨，那真是太好了。桥已经有些残破，瓦顶缺损不少，但没有修理，可能是没有钱吧。桥下的溪水清悠悠的，桥的一边不远是山坡，另一边可以看到远远的田畴、清溪、农舍、行人、树木、竹林、牛羊等。我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曾经好几次梦见在这座廊桥上行走。只是每一次梦见的桥都不一样，都有些变形，都比实在的那座桥要好。
工作组的安排是：郎组长、夏得开（任文书）和我驻在一生产队，这个队地点比较适中，在整个大队的中心地段，加之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这个队。李副组长到七队，在附近的山上，因为大队长家住在七队。其他人员分到了三、四、五、六、八、九队，都在周围几公里外的山上。
我们住在老贫农曾宪堂家，曾宪堂五十来岁，但看起来苍老得多。曾家属于非常贫困的那一类，土改时分得三间瓦房，我们住一间，厨房、厕所、猪圈在屋外搭建。三间房前有一溜阶檐，放着一盘石磨和农具之类。老曾的大儿子前几年死去了，二儿子是主要劳动力，小儿子上小学。还有一个女儿是弱智，十三四岁左右，经常蓬头垢面，衣服脏乱，在家附近走来走去，自言自语。他的老婆是看见家里太穷，自个儿走掉了。老曾在家操持家务，种自留地，喂猪等，也参加一些集体劳动。他们家真可说是徒然四壁，除了床以外没有任何家具，床上只有很烂的被盖。二儿子穿得稍好一点，其他人都是破衣烂裳。早餐是泡菜下洋芋和很稀的稀饭，中、晚餐一般是掺有大量包谷的米饭，菜就是放一丁点油的白菜汤。还吃过几次咪咪洋芋胙。胙是四川用米粉蒸制的食品的统称，如粉蒸肉叫胙肉，米粉腌制的剁红海椒，蒸熟叫海椒胙等，应该是比较好的食品。但他家的这个咪咪洋芋胙实在难以恭维。是把大如鸽蛋，小如豌豆的洋芋洗净，放在箩筐里用菜刀胡乱一剁，加一点盐和辣椒面，抓两把炒过的米粉拌一下，放在甑子里一蒸，就行了。咪咪洋芋胙既当饭又当菜，吃起来满口麻味，饭后一小时之内嘴都是麻的。但看见老曾一家、郎组长、夏得开都吃得下去，我也照吃两大碗。如果不吃，那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只有挨饿。
在发动群众的阶段，有一个忆苦思甜活动，在小学校里举行，学校老师帮了不少忙。把一队二队的社员召集来，先看展览。有收集来的解放前穷苦人讨饭的碗、打狗棍、破衣烂裳等。其中有曾宪堂的夹袄，这件夹袄非常旧，有好几个大破洞，补过许多次，疤上重疤，衣服上找不到一块比扑克牌大的布，棕黑色，发着油亮的光。上面别着一张纸条，上写“贫农曾宪堂解放前穿的衣服”。然后由曾宪堂代表贫农诉苦，讲解放前如何受地主的压迫剥削，讲了几件事，他便声泪俱下，大家听着也受感动。说着说着就走调了：“那时候，吃食堂，几颗米的稀汤里飘点菜叶子，捞都捞不起来。还要被队长扣饭。我儿子得了肿病，十几天没吃的，活活地饿死了……”。郎组长发觉不对，赶紧宣布忆苦会结束。因为老曾是真正的贫农，谁也不好计较这事，事情过了就算了。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农民,实在不能过高地要求他.
在一队，才十几天夏得开就和我闹起了矛盾，具体为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很可能是我这个人生活上不拘小节，和书生的“酸气”使他看不惯。我们当时是来接受教育的，是处在下风的，不可能主动挑起事端。记得他虎起一张脸，训斥我什么什么不对。但过后几分钟，他就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马上又变成一张笑脸，来和我说东说西。我就借此要求到二队去驻点，原来二队没有安排人，说让郎组长兼管。郎组长可能也看出同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住在一起，他们不方便，便同意了我的要求。所以我对一队的情况不很熟，只知道有几个相连的院子，背靠着山，面对着磨刀溪。院子边有一条流向磨刀溪的小溪，溪边长满了茂密的竹林。生产队就开了一家制造草纸的作坊，在溪上扎了几个小坝，拦了几池水，加上石灰浸泡着许多竹枝叶。因“四清”运动，作坊停工，我没有看到如何制浆，如何抄纸等。
郎组长是一个公社的中层干部，40来岁，白净面皮，眼睛有神。参加过好几期“四清”，据说将被提拔为该公社的党委副书记。他为人正直，比较公道，话不多，属于那种忠实地执行上级指示，自己没有多少主意的干部。凡事听夏得开的比较多。
夏得开是一个区供销社的会计，当时正在申请入党，所以处处表现很积极。看他对郎组长嘘寒问暖，点烟倒茶的热情劲头，傻头傻脑的我真不知怎么好。他也搞过几期“四清”，工作是熟悉的，写报告，搞小结，编报表，他都弄得井井有条，讲起话来也是头头是道。他的签字为了简便,自己简化为"下得开",那个"下"字写得很大,后两字要小得多,看来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工作组的报表是很多的，差不多每周都有报表要上报。开始的时候，如什么大队基本情况，人口数、贫下中农数、地主富农分子数、第富子女数、其他人口数等。后来的开座谈会次数，规模，那类人参加、参加人数等。后阶段的揪出的地富反坏右人数、走资派人数等等。经常见他在搜集数据，用万能表格、复写纸和算盘搞报表，复杂烦琐得很，也亏得有他才能弄得下来。我也协助他搞过不少文字方面的工作，郎组长之所以要我和他们在一起，后来我到二队离得也近，也就是看见我在这方面还有一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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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在苏马二队搞运动

二队和一队隔溪相望，一队在西岸，二队在东岸。二队的自然条件不错，也是背靠山，山上有茂密的树林，山坡上开垦着许多梯田，种着水稻，坡地上种着包谷、豆类等农作物。磨刀溪宽的地方有几十米，窄的地方只有十来米。水少的时候，可以从满是大小石头的河滩上涉水而过。水大的时候，要绕道从桥上过，但水大的时候不多。窄的地方溪水很深，形成几处深潭。
二队有几十家人，大多集中住在一个大院子里，这个大院子由四个大小不一的，相连在一起的四合院组成。原来都是一户黄姓地主的房子。据说黄地主的先辈在外面当官，弄了些钱回来，买了不少地，盖了房子。可能建造的时间有先有后，所以形成这个怪样。土改的时候没收来分配给几十家贫下中农居住，同时留下两间房子给他家。院子的周围全是社员各家各户的自留地，离家近好管理，取食蔬菜等也方便。还有几块用三合土打的晒坝，很平整，也很光滑。其余还有十几户住在磨刀溪上游的几个小院子里。往下游走，也有一条小溪流入磨刀溪，顺溪进去一两公里处还有几户人家。小溪的交汇处有一座石拱桥，桥边的山坡上建有一所小学校。有几间瓦房，教室里有些木桌凳。这是附近几个生产队共同的学校，小孩都在这里上学。
四川的农民，可说是全国农民中最勤劳，最善于精耕细作的了。他们经管自留地像绣花一样，下了很大的功夫。哪怕巴掌大的一块地，也要想办法种上点什么东西，让它有所收获。他们的辛勤劳作，使平均每人不到二分的土地上，可以产出生产队大田里几倍的收成。就连队里水田的田埂，梯田的田背埂，都要按人头每人几丈进行分配。他们会在窄窄的田埂上种上一行萝卜、黄豆或蚕豆。田背埂上一般是种豌豆：用一把小锄挖一下，稍往外一别，土坡上形成一个小缺口，丢几颗豆种进去，再抓一把鸡屎灰（垫鸡圈的柴草灰）一盖，好了，豌豆种好了。高的田背埂可以种两三行，到成熟的季节，田背埂上挂着一小丛一小丛的豌豆枝叶和豆荚。
我住在大队民兵队长石世元家。石是贫农，复转军人，中共党员，三十多岁。他的妻子叫邵太菊，相貌中等偏上，有一个吃奶的娃娃。石的父母都死在前几年的“灾荒”中。石家房子稍宽，在四合院靠边的一侧，房屋是木结构，瓦房。这房子是在土改时分得的，有两楼两底的四间房，楼上两间没有隔墙，形成一大间。我就住在楼上，有一把窄的木楼梯上下。楼上摆了一张床，一个装粮食的大木柜，一把条凳，堆了些杂物，还放了一个尿捅。木柜就成了我的办公桌，农村是没有电的，晚上写字要靠煤油灯。石家的伙食就好得多了，尽管很少有肉，但素菜也能搞得有盐有味的。有一次，邵太菊在龙驹镇的娘家托人带了一块马肉来，我还是第一次吃马肉，味道也真不错。   
夏天，青辣椒下来了，饭桌上多了一样菜——捣糊辣椒。它的做法很简单，拿几个青辣椒丢进灶洞里烧糊，夹出来放在一个专门的口径不到两寸，深四五寸，口小肚大，白底青花的陶罐里，撒一把盐，再用一根一寸多粗，六七寸长的圆木棍捣成茸，这就是菜了。把木棍取出，大家就用筷子往里拈。奇怪的是，这个陶罐和木棍是从来不洗的，辣椒吃完了，再烧几个，再捣再吃，一直吃到几个月后辣椒下架为止。在没有什么菜肴的情况下，这个菜的味道确实还是不错的，咸咸的，辣辣的，很下饭。还有一点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捣罐，都有这个菜，只不过罐子大小、深浅、花色不一样。那根捣棍在有的人家已经用成黑黄色，滑滑的，看得出有些年头。
据我看，石世元不论从那方面看，都是一个不错的人。当过兵，见过世面，这就比一般的农民多了许多见识。按当时的要求，政治条件好。他话不多，但心中有主意，待人接物不卑不亢。可能就是看在他人不错，靠得住，邵太菊才愿意从镇里的市民家庭嫁到村里来。但为什么他不能当上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我猜想可能是外姓的缘故。因为一队和二队的社员中，姓成的占了大部分，而且青壮年都是“坤”字辈，叔伯兄弟等沾亲带故的比比皆是。一队的成坤华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会计等也姓成。二队的队长叫成坤大，一个40岁上下，很精干的下中农。但石具有那几条优越条件，我看他在队里不会吃大亏。
我们学生下乡来搞“四清”，是自费的，没有工资等收入。原来有助学金的照拿，如我没有助学金的就全是自己承担。记得每个早餐一角钱、3两粮票，中、晚餐一角五分、4两粮票，每月分两次交给房东。那几位农村来的积极分子从哪里拿工资？拿多少？现在已经忘了，可能是在工作队吧。
一天上午，郎组长叫人来通知我马上和他们到七队去，说那里发生了山体滑坡，死了不少人。我便跟着一道上山，头天下了一天一夜的暴雨，山路泥泞，很难走，爬了两个多小时，到了现场。见李副组长和秦大队长已经在指挥人们从冲垮的房屋处挖土救人。我第一次看见这样惨的情景，大约有十多间房屋的一个院子，被从后山上泻下来的大小石头、大树、乱草等混合着的泥浆，掩埋了个严严实实，有的地方还可以看见几块歪斜的瓦顶。后面陡峭的山壁上有约二百米高，五十米宽的滑坡带，裸露着红色的石头和泥土的山体，与两边墨绿色的树林和植被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山脚到房前全是这样的泥石流，把院子前边的堰塘也埋了一大半。抢救的人们只在边缘部分埋得浅的房屋中救出两三个人（具体数已记不清），挖出几具尸体，就陆续停了下来。看样子其余的人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要把尸体全部挖出来不是一天两天办得到的事。
工作组就在现场开会，李副组长介绍情况：事故发生在深夜，事前没有预兆，很突然，一下子就冲下来了。主要原因是房屋离山体太近，后山太陡、太高。四川农民有在山湾湾窝建造住房的习惯，背靠着山，院子前一个堰塘，然后是一湾湾的梯田等。这个院子共七八家，三十多口人，估计埋在里边的还有二十多人。他们住在本队其他院子的亲戚都已到现场，住得远的已叫人去通知了。看样子李副组长以前处理过这类的事情，很老到地提出：“工作组不单要管运动，也要管救灾，我们要向上级报告，争取要一部分救灾款，帮助生产队解决问题”。于是，他亲自动笔写报告，然后念给我们听。我的感觉，他确实是有水平有经验的。后来上边发下来一笔救灾款，李副组长说：“这件事要多宣传，对于打开局面，广泛发动群众有好处”。
李亭辽是万县市委党校的政治教师，留着长发，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瘦瘦的，脸黑黄色，爱穿一身米灰色的中山装，有些知识分子味道。有一次见他拿着一本李六如著的《六十年的变迁》，封面上有毛笔写的“铁牛”和“李庭燎”的签名。我知道“庭燎”是古时候大厅或者兵营里燃烧的松明火把，心想这恐怕是他的小名和曾用名吧。听说他因男女关系问题受过处分，在政治上难再有什么前途，所以讲话比较自由，敢讲几句真话。有时还把《参考消息》上的事给我们透露一点，我们也觉得很稀罕，因为那时《参考消息》对我们来说还是神秘的东西。毛泽东说过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我就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的。
在发动群众的阶段，依照“阶级分析”的观点，要坚定不移地依靠贫下中农，孤立和打击地、富分子，把矛头对准走资派。说实话，我对地、富及他们的子女同样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提防着他们会不会出来破坏运动。现在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悲剧。
我们召开了好多动员会、座谈会。有全队的，有贫下中农的，有积极分子的等。有大会，也有几个人的小会。在各种座谈会上，揭发问题发言一般比较踊跃，但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大都是些鸡毛蒜皮，道听途说的事。“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也就是这段时间听陈副组长说的。
有一个贫农叫向光发，发言挺积极。我主持会议，自然要表扬他几句。但他就有了几分得意，会后往自己的猪圈粪坑里挑了十几担水，然后到队里投肥，说要按高档次评工分。队长成坤大不同意，他就振振有辞地说：“我是贫农！”成坤大说：“你干脆挖一条河冲到你猪圈里，我都给你评工分得了？！”我在旁边听着，觉得成坤大这人还可以，尽管当队长的目前是运动的对象，但他还能坚持原则，不由得有了几分敬意。
工作队员们，除了组长和几个老队员有手表外，我们都是没有钟表的。也没有收音机，那时连半导体收音机都很稀罕，所以听不到广播，没有报纸。全凭着发的一两本文件，一个笔记本，就这样搞运动。工作笔记本是保密的，用后要收回。更没有电话，工作组要通知事情是请人带话或带信，大多由便人顺带，特别重要的专门派贫下中农送信。
工作组一周或十天开一次会，研究运动的有关问题。开会的地点在小学校，我没有见到有大队办公室之类的房子。中午吃饭会找一家咸菜做得好的人家去吃饭。因为没有肉，工作组也不敢自己去买肉请哪家做饭，那样作就会被人说是特殊化，不符合“三同”的要求。蔬菜没有油又不好吃，所以只好找有咸菜的人家，好下饭一点。当然钱是不会少给的，不给钱又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后来，我们开会时一般都在小学对面的小饭铺吃饭，让他们准备一点肉。记得每次都是用莲花白泡菜切细加辣椒酱炒剁肉，红红的，酸酸的，辣辣的，很下饭。饭是罐罐饭，每罐六两米。那时年轻，营养不太好，一次我吃了一罐后觉得不饱，再要了一罐，居然也吃完了。
工作组开会，有时天晚了，傅培林就来和我挤着同住，一起吹吹牛。我也安排过郑登厚挤住在二队的贫农家。
社教工作分团一般一个月左右召集全体队员到龙驹镇开一次会，总结前阶段的工作，布置下阶段的任务。我们通常是下午到，住一晚，住在中学校、招待所、旅社里。每次都是听取分团副团长作报告，然后分工作组讨论，组长去汇报等。分团也知道大家营养不良，所以每次开会都会为大家改善生活，当日的晚餐和第二天的中餐都是非常丰盛的。十来样菜肴，也就是作为川菜程式的“三蒸九扣”：烧白（千张肉）、膀、蒸胙（粉蒸肉）、酥肉等，鸡、鱼等是没有的。晚上和第二天上午的空闲时间，是我们找同学聊天、吹牛的好机会。第二天中饭后，我们就陆续各自回队。
从龙驹镇回苏马，要经过涂植辉驻点的村子。他住的这家的家境看来比较好，是瓦房，有几间房子。我一般都是在这里呆一会，与涂吹半天牛，交换些看法，然后在他这里吃晚饭。这也是我的一个目的，因为这家的咸菜做得特别好吃。尤其是腌的那个大头菜，腌成黑黄色，脆脆的，咸甜酸鲜俱有，味道好极了，我每次差不多都要吃一碗。四川的农民，在没有多少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能够把普通的蔬菜腌制成如此的美味，来丰富和改善自己的饮食，真是对人类的一份特殊贡献。
从分团开会回来，我就要召开社员大会，传达会议精神，主要是按笔记本的记录照本宣科。几次过后，只要我去分团回来，社员们就知道要开会，甚至有几个熟悉点的还会来开玩笑：“老黄，你又有讲的了”。四川人称呼干部，都是“老”字辈，不管比我大的还是比我小的，都是叫我“老黄”，也有的叫我“黄同志”。开会都是在晚上，在晒坝上点起煤油灯，大家自带小凳，围着听我传达文件或讲解形势。一般来说，人会到得很齐，因为他们说，多少年都没有开这些会了，也很少听到什么文件精神的传达。开完会后，生产队有时会分东西，如当天收获的洋芋、包谷杆（青饲料）、蚕豆、豌豆等。分成一堆堆的，队长点名，各家来背走。
那时候，阶级斗争意识很强，凡事要“突出政治”，也闹出一些笑话。有一次，郎组长对我说：“有人反映，姜洪春在与××大队（邻接的一个大队）陈书记的女儿耍朋友。你去告诉他，叫他考虑一下，不要影响了自己的前途”。姜洪春是苏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贫农出身，平时谨言慎行，劳动积极，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比较好。小伙子高中文化，在农村里更是凤毛麟角，今后可能会有抽调到公社当干部的机会。郎组长这样提醒，实在是关心的意思。我回去问小姜，他说这是以前的事情，后来没有谈成。况且那个小妹子的父亲叫程子树，也没有当过书记。哈！既是张冠李戴，又好像凡是党支部书记，搞不好都是有问题的，连和他的女儿谈恋爱组织都要干预。
姜洪春家住在小学校紧邻的溪沟里边，比较偏僻。一个大队的范围太大，团支部的集体活动很少，他主要在二队参加生产劳动，同二队的团员青年一起活动。他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父母健在，都是劳动力，所以家境比较好。我同他比较谈得来。
一天中午，贫农成坤国拿着几个烧包谷来到我住的楼上，请我吃。嫩包谷尝新，又是烧来吃，味道当然是很好的。然后说，他家六口人，才只有一间房，这次运动应该帮他们贫农解决房子问题。我当然是打点官腔，说：“今后生产发展了，队里盖点房子，肯定是贫下中农先分。”他指指我住的楼说：“你看，他家才三口人，娃娃又那么小，就可以住四间……”。我才知道他是想叫石世元调点房子给他。我说：“那是土改分给他的，他又是贫农，怎么调？土改时怎么分的房子？”他说：“土改时石家人多，他父母亲前几年饿死了。我那时单身一个，只分得一间正房。”我说：“那没办法，没听说这次运动解决房子问题” 。成坤国不到四十岁，家里娃娃多。他的老婆叫向承英，是有名的会过日子的女人，她的嘴特别的厉害，没几个人能说得过她。
还有人来找我说：前几年，他的哥哥失踪了，希望工作组帮助调查解决。说那时他的嫂嫂在食堂当炊事员，有人看见她与人通奸。后来在磨刀溪的一处深潭里发现一具尸骨，所以怀疑是她害了他哥哥。他嫂子后来改嫁了。我问他报告公安局没有，他说公安局来查过几次，没有结果。我把这事在工作组开会时说了说，大家都说没法管。
“四清”进行到组织处理阶段，根据各生产队收集来的揭发党支部书记成坤华的材料，工作组认为他应定为“四不清”干部，指定我来整理他的综合材料。我是第一次搞这种整人的材料，什么都不懂。在老队员的指导下，弄出一个稿子。开头是：“成坤华，男，50岁，汉族，贫农，小学文化，现任苏马大队党支部书记……”，再加几句话作为一个“帽子”。然后第一部分是政治方面的，“与地主分子划不清阶级界线，在一起吃吃喝喝”。例子是黄地主请他吃过饭等。其中有一条现在看起来很可笑，那就是他和老黄地主（黄地主的父亲，前几年死于“灾害”）互相称“眼儿”（这是当地一种表示尊称的方言的发音，用在“您”的地方，意思是“您老人家”，到底是哪一个字我没弄清），这也算问题。第二部分是经济问题，无非是多拿了一点粮食蔬菜之类。第三部分是生活作风，有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把他们拿来的揭发材料作为旁证附在后边。那时整材料惟一的笔法，就是借一点似是而非的事，上纲上线，往政治的高度上拉。工作组的意见，尽可能争取把成坤华搞成“四不清”。这也不能怪工作组心狠手辣，当时共产党奉行的就是“斗争哲学”，工作组主要就是搞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是要有成果的，成果是有量化指标的。给苏马大队工作组下的指标是“至少搞出一个‘四不清’干部，清查出三个漏划地富分子”。郎组长生在农村，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对农村的情况了如指掌。李副组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具备着起码的恻隐之心。在那样的形势下，不得不暂时把良心放在一边，硬起心肠来斗吧。“四不清”干部的目标就是成坤华，他的材料经过多次修改，反复上纲后交上去，最后还是不合格。因为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上面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同意给他定“四不清”，只好让他“洗澡下楼”。所以清查“四不清”干部的任务是没有完成。
“三个漏划地富分子”的任务，我所在的二队、我所了解的一队是没有搞出来。最后全大队完成得如何，我已记不清了。
对敌斗争还必须要办一件事，整一下地主分子，叫做打击“四类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揭发，我这个队的黄地主曾经说过，他“一晚上干了六回”。工作组的意见，就凭这一句，就要批斗一下。在农村里，晚上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活动，又没有电，大家睡得早，夫妻之间的事可能会比较频繁。他是在集体劳动的休息时间，大家闲谈吹牛时说的这个话，据说当时大家哄堂大笑。但反映上来了，那就是一个大问题，罪名是“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青年”。再说，他还请干部吃过饭（也就是在自己家里炒两个菜，喝一点酒），是“拉拢腐蚀干部”。在批斗前，工作组要我先找他谈一次话。我是一本正经的，还找了一个团员来做记录。黄地主40来岁，高个子，瘦瘦的，颧骨高，凹眼睛，乌黑的脸，穿的衣服很破，与他的脸一样也是乌黑色，卷着裤脚，赤着脚。结果我这样的年轻书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反而被他糊弄了一番。后来又叫谭曾优来同他谈，我见谭带着笑，边训边挖苦，黄地主也带点苦笑，老老实实地认了“罪”。队里开的斗争会，因为发言的人太少，开得不是很成功。
我后来想起，有一次在“廊桥”上路过，曾经见到过黄地主的老婆。不到40岁的样子，蓬乱着头发，穿着破烂的黑布衣裳。看得出来，如果条件好的话，应当还是有几分风韵的。她手提一包中药，和人打招呼，说去镇上抓药。问她怎么了？她答：“下边淋漓不止”。当时我不懂得这些事，只是有个感觉，地主婆比地主还要苦。
在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段，为了把农村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贫下中农手中，要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我们按要求在大队成立了贫协，在二队选了三个贫协代表，开过几次会。但贫协只是开始热闹了一下，根本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活动，徒具形式而已。中央原来决定成立如同总工会、妇联、共青团那样的全国性组织，统一领导全国的贫协，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正式文件，最后是胎死腹中，没有看见组织起来。
除了和工作需要接触的人以外，我比较喜欢同年轻人乃至小孩在一起玩。我叫姜洪春把团员和青年组织起来，请石世元带他们进行队列操练。立正，稍息，一二一，正步走等等，大家都非常认真，玩得很高兴。我还教他们唱革命歌曲。好几次组织他们到磨刀溪的一处深潭去游泳，他们一般不会蛙泳和仰泳，我作了一些指教。我们班上有一套理发工具，这次带到农村，传到我这里。我帮他们理发，一两天内理了二十多个，他们更是高兴。因为队里除了大人稍微注意一点外，小孩的头发都很长很长，农家是尽量减少理发的次数，能够省下几分钱。我还到龙驹镇买过一种洗头的药，给曾宪堂的弱智女儿治癞子。
我也经常去那个深潭游泳，潭有60来米长，20米来宽，不知有多深，四周都是树和竹林，很幽静。水真清，碧绿碧绿的，可以看见水下一米深的东西。我顺便带点肥皂毛巾，游完后就洗个澡。有一天游泳时见一条大蛇游水过河，看见那蛇贴在水面上游成正弦波形的曲线，一会儿就过了河。我是吓了一跳。，以后更加注意些。
我曾经独自沿着磨刀溪边的石板路往南走，因为听说可以走到湖北省。那时我们没有到过什么地方，连外省都觉得挺神秘的。一路上风景真好，两边的山、树、竹林，真叫人一饱眼福。每过一两公里，溪上就会有一座石桥，连接两岸的交通，对岸一般也会有一条石板路。桥都是不大的石拱桥，有的桥栏杆上雕着图案，细看还有故事。两边石拱的上方，无例外地雕着一个龙头，作吐水的模样。使人感到民族文化的深厚，即使在这样的偏僻之地，照样有它在流传。桥侧长着厚厚的青苔，桥下是清澈的溪水，桥头一般还有几棵大树，几间草房。石板路有的地方很幽静，溪两边是深邃的树林，走半天见不到人，使人有些害怕。所以我最远走了七八公里，没有走到湖北。
运动后期还有一件较有影响的事，那就是大学郑思群校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接通知后提前到龙驹镇，住在龙驹中学。第二天上午，郑校长来了，他的黑色轿车停在镇口，下来一个瘦高个子的老头，穿着旧的土黄色的军用棉大衣（那时还没有橄榄绿），戴一顶旧军帽，背微微有点驼。他的驾驶员四十多岁，比他矮，穿着阴丹蓝的中山装，脚穿皮鞋，梳着头发，有点富态，走在他边上。进镇的土路两边站满了来欢迎的重大师生、社教工作分团的领导和干部，更多的是来看热闹的老百姓。对于地处山区的老百姓来说，听说要来一个七级大干部，大学校长，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想来看看大干部的风采。镇里还特意安排他们打扫清洁，铲除路上的杂草等，做了相当的准备工作。那时一个地委书记、专员才是十三级干部，算高干的起码级别。我们听见他们谈论，都以为那个驾驶员是郑校长，那个老头是开车的。进到龙驹中学后，郑校长接见了我们，召开了座谈会，他讲了话，和我们照了相，中午在一起吃饭。下午他要和社教工作分团的领导见面，我们就各自回驻地。我现在还留着郑校长和我们在龙驹镇山坡上的照片。
运动后期，我们组又来了一个人——机五的回光文。回在校算是一个名人，他是校足球队的主力球员，球踢得好。因为我喜好足球，水平不是多高，所以他也是我的可望不可即的崇拜对象。他的相貌比较独特，眉骨高，鹰钩鼻，有连腮胡，所以有人为他取绰号“阿登纳”，还是比较像的。他们先去参加全国八大城市大学生运动会的足球赛，赛完后才来参加“四清”。因为各驻在各队，我们交谈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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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力磨面机

大学生参加“四清”，不单是参加运动，还带有深入社会实践，学习毛主席著作，树立革命的世界观，进行思想改造等项要求。学校年级党支部还要求我们写思想改造笔记。要我们真心实意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的一个思想改造笔记本上有这样的记载：“劳动记录：8月14日，参加收包谷，6小时。8月18日，打整晒坝，5小时。8月20日，掰包谷，4.5小时。8月21日，撕包谷皮，2小时。8月22日，撕、掰包谷，8小时。8月24日，解料（可能是锯木头之类），0.5小时。总共28.5小时（原文如此），折合三天半”。其他我记得还参加过打桐籽、摘棉花、车水等。我的本子上还有工作组召开民主生活会的记录。关于我的内容是批评我“心直口快，说话太冲”。例如有一次，老周谈到有一家贫农装穷，我就说：“你太主观，人家的门都没进，就知道人家是装穷。‘下车伊始’，简直是对贫下中农的污蔑”。说我的这些话“容易伤人”等。笔记本上，还有年级党支部书记，政治辅导员审阅后的批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用毛主席的话对照思想，指导工作，才能不断前进，把愿望变成现实。——周愈俊 9月3日”。他的意思是我写得太好，实际行动还不够。
同吃是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们没什么钱，有钱在村子里也买不到东西。农民家里除了洋芋、包谷、米饭以外，比较好吃一点的饭菜那就是面条。在农村，吃面条没有在重庆那么复杂。在城市里，哪怕是小面，也有十来种佐料。农村的面条，就是抓点油渣烧碗汤，放盐、葱、辣椒，还要舀上一点泡菜坛里的老卤。城里人放的酱油、醋、味精等，都是没有的。但在那种生活条件下，这样的面条也已经是很好吃的食物了。
面条是农民自己加工的，面粉是自己磨的，麦子是自己种的。磨粉的办法是一盘大石磨，绑一根木杠，套一头黄牛，黄牛的眼睛用破布做的眼罩遮着，人拿一根鞭子赶牛，那牛就不停地绕圈。麦子堆在磨盘上，上方悬一块小木板，石磨转一圈，木板就刮些麦粒进磨眼，麦子就磨成粉了。黄牛也能役使来干活，我原来还不知道，原以为黄牛只能养来吃肉的。筛面是木头做的筛箱，箱里面悬着一把木筛。动力是靠人用脚踩一块中间装有铰链的木板，像小跷跷板一样，木板两头有绳子连着木筛，人踩着像鼓点一样的节奏，筛子便不停地晃动，粉就筛出来了。麦麸是喂猪最好的饲料。石磨、筛箱等是生产队集体的，谁要磨麦子谁去用。队里有手摇的压面机，黄牛也是集体的，谁用要抵扣一定的工分。
一天，队长成坤大来找我说，想在靠上游的院子搞一台水磨。我说怎么搞法？他说，那里以前就搞过，地点合适，磨刀溪上原来筑的坝还在，坏的地方重新修整一下就可以了。水磨是用木头做的，上山砍几棵柏树，解（读Gai ）成板子阴干，请个木匠来做就行了，不太费事。
我想这是方便大家的好事情，便同意了。因为在“四清”期间，生产队的稍大一点的事都要来问一下工作组。过了几天，这事不知怎么吹到了郎组长耳朵里。在工作组开会时，他说：“这是‘重副轻农’的表现，你为什么不先请示？叫他们停下来”。我说：“树都砍好了，板子也解好了，怎么办？”他听后没有再说什么，我也就没有告诉队里的人。那时候，政治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领域工业是“以钢为纲”，农业则“以粮为纲”。多种了点经济作物都可能是错误，更不要说搞副业。
我赞成办这事，也有一点我的“私心”。我心想，我是学机械的大学生，你们这个水磨要用到一些机械方面的知识，到时候我多少可以露一手吧。谁知他们根本就不要我管，这个水磨完全装在木匠的心里，他也不要什么图纸，自顾自就做出来了。装好后，我去看，才知道这个东西和我们教科书里面载的宋应星著《天工开物》的水磨插图非常相似。磨刀溪的水经坝拦截后，有一部分改道，冲向一个直径三米许的木头叶轮。叶轮连动一个直径一米多竖着的木齿轮，这个齿轮再传动一个水平木齿轮，水平轮直接带动磨盘。这个水磨，除磨盘是石头的，其余全是木头做的，木轮、木架、木轴、木轴承，连一根铁钉都不用。他们说，木头有铁钉，泡在水中容易腐烂。齿轮是在木头拼成的有幅条的轮盘上凿方孔，打进去一小段带榫头的方木条，根本没有什么渐开线的概念。但是它确实能磨面，只是转速比较慢，好象和黄牛拉磨差不多。
现在回想起来，我搞了近半年“四清”，可以说作的全是无用功，没有多少有用的事。要说真的为农民办了一点事，或者如现在官场上说的有一点点“政绩”，这个水磨可能还算一件。它多多少少还能帮农民磨面，不用人工赶黄牛。当然我本人什么也没干，只不过同意过，帮助承担了一点风险而已。
再探究下去，宋应星是明朝末年的人，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还在沿用几百年前的技术，什么改变，什么进步也没有。在技术方面，时间仿佛凝固了几百年，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5   苏马大队运动的结局

运动快要结束了，工作组开了些总结会等。据反映，九队的那位驻队干部（农村青年）什么事也不干，不开会，不传达文件，不参加劳动，不找人谈话，成天光睡大觉。还有说李副组长和驻八队的女干部（农村青年）关系暧昧。人们说，经常见这个女的在他那儿一住几天。但我见郎组长也是置若罔闻，没有见他有什么表示。
苏马大队“四清”的最后结局，大队党支部书记仍然是成坤华，大队长仍然是秦大队长。我所在的二队，经过选举，队长也仍然是成坤大，队干部是原班人马。
石世元也还是当他的大队民兵队长。临别那天，我和他都觉得有些依依不舍，他送给我一张他和邵太菊的结婚照。他说：在部队时，有报纸，每天组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连队指导员经常作时事政治报告，这样就能知道许多国家大事。回到农村后，每天就是劳动，吃饭，睡觉，带娃娃。偶然出去参加民兵会议，一年只有次把机会。“四清”运动，“工作组一来，把我们队的这潭水搅转了。这下你们走了，又要恢复死水一潭了！”我在二队，不管是工作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石世元给我的帮助都是很大的。
姜洪春到县里学习养柞蚕。因为我听说过苏马大队的山上有柞树，可以在野外养蚕，正好县里要办柞蚕培训班，我便推荐他去参加。我走的时候，没有见到他。
工作组成员中，我最喜欢谭曾优，他是个小学教员，大约30多岁。脸色白净，个子比我高，说话风趣，经常带点幽默的微笑，办事也很能干。他还喜欢古文。从黄地主家搜出来的一大堆古本线装书，放在我那儿，他看见后拿了几十本走。我的胆子小，只拿了三本，其中有一本《古文观止》，是有欧阳修《秋声赋》的那一册，还有《唐诗三百首》和一本像字典又像字帖一样的《字汇》。
夏得开后来肯定是如愿地加入了共产党。
四十年后来写这段经历的回忆，很多事情已经遗忘，记得起来的大多是身边的生活小事。关于运动的情况，实在想不起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好在我不是写工作总结。况且，我现在看，对于农村当时的需要来说，这场运动本身就有些多余。
从我对苏马大队，特别是对二队的观察，我没有看见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我看到的是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看到的是农民们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境况中挣扎出来，大多数人已经能够吃饱肚子，但很少有肉。从他们养猪的情况看，来年生活将会改善，有较多的肉吃。生产正在恢复，社员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忙着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更多的心思放在自家的自留地上，因为那才能够为自己的家庭提供蔬菜、饲料，补充粮食。买油盐等完全靠鸡屁股下蛋，到镇上自由市场卖一点钱。没有发现农村基层干部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少量的多吃多占是因为太穷。干部好像都是不完全脱产的，我见到过支部书记成坤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可能会另有一点补助。队长等干部要组织社员劳动，自己还要带头干活。他们办事还是有基本道德和觉悟的，他们更有着农村环境千百年所形成的为人处世的章法。地主及其家庭成员生活在农村的最下层，他们的付出比其他社员多得多，而回报却少得多。重活、赃活、累活是他们干，但工分却被评得较低。政治运动多，经常挨整是少不了的。他们要随时提心吊胆，注意不要说错话，做错事。他们偶尔请干部吃饭，不是为了“腐蚀干部”，或者“反攻倒算”，仅仅是为了不要被整得太凶，希望干部手下留情，希望能多少改善一点自己被歧视的处境而已。
农民，或者说社员，对那些不着边际的政治说教，诸如“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铲出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打倒党内“走资派”，“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等等，根本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是最现实的问题：不要再饿肚子，能够多吃一点肉。希望多发点布票，好把多年来的破衣服换一换，补一补。用规范的话来说，就是继续落实1962年开始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注意发展生产，进而改善已经非常贫穷的生活。
参加了一期“四清”运动，我认为，真正的意义在于给了我接触农村现实社会的机会，让我看见了一个真实的，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农村。尽管我是以第三者的身份，以指导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观察。而不是以一个普通成员的身份去切身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但总归还是获得了相当真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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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到学校

我本子上的记载，这期“四清”于11月10日结束。离开万县前，我们班的同学到万县西山公园游览，在抗日战争中阵亡于此的苏联空军飞行员库里申科墓前合了影。
回校后，我回家了几天，做了两件事。因为我的入团的事一直没有解决，我要有争取进步，积极靠拢组织的新的表示。
我去参拜了刘文学墓。刘墓在合川县渠嘉乡，也就是渠江流入嘉陵江的交汇处，距我家有十六公里左右，来回要步行三十多公里。我去参拜它，目的是向少年烈士学习，表达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虔诚。刘文学是双江小学的学生，死时14岁。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天夜里，他发现地主分子王荣学在偷队里的蔬菜，便去制止，两人发生冲突。王荣学怕他讲出去会受处罚，便把他掐死了。这个事件被认定为保卫集体财产与阶级敌对分子作英勇斗争的典型。刘文学被批准为烈士，为他修了墓，墓碑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题写的“刘文学之墓”，碑文是四川省省长李大章题写的“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地主分子王荣学后来被判处死刑。枪决，四川俗称为“敲（四川话读Kao）砂罐”。很偶然，这是我生平惟一的一次看见敲砂罐。那天在合川体育场召开公捕公判大会，连我们中学生都要参加。会上宣布逮捕了一些人，其中有我校的教师欧阳煜，好像是“反革命罪”。会开完后，即宣布执行王荣学死刑。当时情况是，带出一个五花大绑，插着木牌穿着蓝色破衣的人，跪在草地上，一个身穿制服的人距他三五步远，用步枪对准他的后脑勺，一声枪响，只见一片黑红色的天灵盖升向空中，飞起近两米高，周围溅起紫红色、黄白色的血浆和脑浆，王荣学扑通地侧向倒在了地上，因为还绑着，他曲着身体，保持着下跪的姿势。周围的人们一声欢呼，一哄而散。
从现在的眼光看，刘、王二人可以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牺牲品。一点小事，因为是地主，就必须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最后导致了两条生命的消失！
我记下此事，不想掩饰当时思想的幼稚。但现在的合川的一些领导人，好像没有反思到这一点。他们把刘文学当作合川的“名人”，近年还在城里新建了一座刘文学广场，塑了像，有花园草坪等。如果原来就有，保留历史尚可说得过去，专门新建如此规模的广场，我看大可不必。
有人会说：刘文学为了保卫集体财产，难道不应当表彰和纪念吗？我的看法是：诚然，刘文学的精神是应该表彰和纪念的。但如果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人为地大张旗鼓地挑动阶级对立，长期进行敌视地主分子的教育，刘和王会为一点小事发生那样的殊死搏斗吗？如果偷菜的不是王，而是另外一个贫下中农，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况且，王荣学偷点劳动果实，在“灾害”年间的特定背景下，实在太平常，差不多百分之百的农民都偷。肚子饿，拿点自己生产的东西，是生存的需要，应该可以理解。后来的中央文件对此类问题没有说“偷”，而是说“群众性的拿摸行为”，还说“不予追究”，便是证明。
我做的另一件事是向父亲了解更多的“历史问题”。团组织已明确指出：“对你父亲的历史问题，要交代清楚，划清界线……”。我之所以不能入团，主要就是抗日战争中父亲在国民党第九陆军医院工作过，并集体加入国民党，另外在“三反运动”时受过冲击的原因。我向父亲提问后，父亲恼怒地说：“我没有贪污。解放前，当军医那是没办法，一大家子人要吃饭，总要找份工作……。”闹得大家很不愉快。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认为，他的这个儿子“偏德”。父亲可能解放后历次运动都当“运动员”，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的火，面对我的动问，反应比较强烈。
回校后，我再一次详细地向团组织书面交待了父亲的“问题”。还把我瞻仰刘文学墓的事，详细地写了一篇报告，交给了团支部。后来，我终于获准加入了共青团。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回首往事，还觉得心潮难平，为之汗颜。父亲对我的批评真是太正确了，揭示了我灵魂深处的一条自私的劣根。“偏德”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中都没有找到，我思忖就是“不讲道德”的意思。我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讲亲情，置父亲养育我的深重恩德于不顾。连真相都没有弄清楚，就去抠父亲“历史问题”的伤疤，确实有违道德。我真该死！我真混蛋！父亲故世30多年了，我现在无论怎么办，都不能挽回对父亲的伤害。但那个时候，我确实是真诚地想无限忠于神圣的、无所不知的、无事不能的组织。向组织完整地，毫不隐瞒地交代清楚所有的问题，以求得组织的信任，使自己能够纯洁地投身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事业中。
个人对组织忠诚，本来应当是正确的态度，肯定没有疑义。问题在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组织，个人无比信任的组织，却玩弄了个人的忠诚，反而把所交代的材料当作打击制裁当事人的罪证。后来察觉到对我和其他人产生的后果，却是背离我们的主观愿望的。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相当多富有生活经历，富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都为这类事承担了严重的后果。最近读到关于张若名的回忆文章。张若名是五四运动时的女界先锋，著名的学生领袖，和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一起在天津领导过学生运动。她1922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在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周恩来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还曾经考虑过她，周后来说：在旅欧初期，他曾经接近过一个女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工作也很积极，但“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邓颖超）”。由于各种原因，张于1924年下半年退出了“少共”。她专心读书和研究，1930年取得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中，它和丈夫杨堃这对博士夫妇出于爱国之心，返回祖国，共赴国难，先后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1948年她被云南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建国后，她发自内心地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多次受到表扬，她还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国访问路过昆明时曾专门抽时间接见过她们夫妇。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她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竟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没顶之灾。反右运动中，她把长子杨在道写给家里的信全部交给了组织，没想到杨在道却为此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21年）。她自己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积极向党交心的汇报材料，却成了右派言论的证据。22岁时退出“少共”的事被说成是“叛徒行为”。在组织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她于1958年6月18日投河自尽，结束了自己56岁的生命。
这个悲剧的发生，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人性扭曲的一个具体例证。难道我们不应该讨论为什么会发生扭曲的根源吗？
现在来看关于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具体的情况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讲述过。父亲在1938-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他（还有母亲）作为国民政府陆军医院的普通医务人员，和他的同事们，在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下有日本兵追赶，医院驻地辗转流动，医疗器械简陋，药品极度缺乏，工作繁重，待遇差的情况下，救治了不知多少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中负伤的中国军人。以他们的艰苦工作，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实际的贡献。我们现在冷静下来，客观公正地来看待这件事。我相信，只要有点起码的爱国心的人，都会认为他们没有任何罪过，而只有功劳。父（母）亲的这段经历，实际上是他们人生道路上最值得自豪的历史功绩和光彩亮点。再说“三反”运动中的遭遇，共产党在建国后搞了那么多的运动，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很多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但也有好多运动中的问题，只是笼统地宣布予以改正，并没有一个人、一个案件地进行清理，那样的事情太多太多。父亲的“问题”应该属于此类。
我那么热衷加入共青团，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对革命的热诚追求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希望摆脱一种歧视。多年来，父亲的“历史问题”是压在我头上的一片阴霾，是我在政治上承受的巨大的精神负担。别人可以办到的事，我不行。别人能够参加的活动，我被排斥在外。眼看着一些人优越感的表露，他们不经意的一丝蔑视的眼神，都会搅动我宁静的心灵，刺激我脆弱的神经。这种感受，除非亲身体验过的人，是难以言说的。但是，加入了共青团，又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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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清”中的某些高层动向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四清”运动是“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这个结论是非常正确的。
在运动中，特别是在前期，规定由工作组夺权，基层干部靠边站，搞背靠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要找真正的苦大仇深的贫农，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对干部无情打击，逼死过不少人等。工作组自己也担惊受怕，动辄就犯错误，住错了房东，扎错了根子等都要写检讨，弄不好还要装档案。
几十年后，看到了不少有关的历史资料，多少知道了一些高层的情况。当时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毛泽东提出搞“四清”，刘不得不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中抽出身来，投入“四清”运动的领导。按照当时的指导思想，他不可避免地要贯彻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决策。他和毛泽东在领导运动的开展当中，和在制定《前十条》、《后十条》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分歧。这些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和看法，本来属于党内正常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就引起了毛的反感和不能容忍，刘被指责为“形‘左’而实右”。毛进而把这些分歧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最后导致了刘被打倒的后果。毛泽东后来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对全国运动的政策作了某些调整。但是，毛泽东又提出了新的精神：“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理论的高度在“左”的错误道路上走得更远。
毛泽东可能也看出“四清”运动的一些问题。从1965年开始，毛开始对这场运动不那么感兴趣了，又计划着新的重大举措。他在视察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时，与当地领导讲的是打仗、备战、抓生产，而没有讲关于“四清”内容的话。
据统计资料，截至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的地方有694个县市，占总数的32%。除上海已经全部完成，北京完成92%以外，四川、江西、安徽、江苏等完成21-30%，云南、贵州、陕西等才完成11-20%。1966年初，农村“四清”运动还进行过一期，由于“文革”的冲击，没有搞完就半途而废了。再以后，毛泽东忙着他的新运动，“四清”运动实际上就中止了。
前几年，有一位党史研究专家在探寻这段历史时，曾著文说过：毛泽东为“四清”运动费了那么多的心血，甚至不惜与刘少奇拉破脸，但全国在按他钦定的部署进行过几期以后，竟然不了了之。他的讲话中再也不提“四清”运动，也不按他原来设想，在几年内要把全国农村全部“四清”完。这中间是什么原因呢？这位专家分析，可能是经过几期“四清”以后，毛泽东发觉中国的农民已经不是几十年前他闹革命时候的农民了。现在的农民在他制定的各种法规政策的束缚下，只能在自己所属的生产队（大队、公社）那方圆几公里范围内进行活动，而且是属于吃饭穿衣等低层次的生存活动，远不能适应他要搞“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那种全国性的波澜壮阔的“伟大”运动的需要。他的目光已经转移，要找一支更合适的政治力量，毛开始把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1966年上半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让傻乎乎的学生充当了急先锋，开始了全国范围内长达十年的空前大浩劫。
第九章  “文革”亲历


从1966年上半年开始，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由党的最高领导人发起和推动，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规模无比巨大的群众运动，史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历时十年。在运动的第一段（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段）两年多时间，也可说是高潮阶段，笔者正上大四（五年制），所在的重庆大学又是西南地区有名的“文革”中心之一，我顺应潮流，亲历了这场运动。作为一个基层参加者，参与了“文革”中的一些活动。现把我的亲身经历，我的所见所闻，大体上按照时间先后写出来。因为个人留下的书面记载不多，本章基本上凭笔者记忆写出，大的脉络不会错，小的地方可能有不准确之处。另外，我是一名普通参加者，只讲得出一些场面上看得见的东西。“文革”后期的有关情况，笔者已在工厂工作，将在下一章予以叙述。


1  “文革”之初潮

从农村搞“四清”回校，大家都想把落下的教学工作补上来，教学计划安排得很紧。中间又穿插安排了“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时间就显得更加紧张。我们的专业基础课基本上学完了，专业课差得还不少。《公差配合及技术测量》、《机械零件》已接近尾声，正准备总结和考试；《刀具设计》才刚刚开始，我们正通过画图来认识刀头上的几十个面和角；《金属切削机床设计》、《模具设计》、《液压传动》等好几门对我们非常重要的课程即将开课。同时，系里还在张罗毕业实习，我班司光弟还随同系里的老师去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联系实习的事。结果呢，运动一来，这些全都扒到一边。正应了那句话：“偌大的大学校园，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运动冲击着教学活动，有的课被冲掉了，有的课老师不来了，有的课老师来了但学生到得少。上课时断时续，后变为实质上停课。
大概从3月开始，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开展大批判：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的批判正在声势猛烈地开展；批判《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和《舞台姐妹》等电影；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及其《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记》；见郭沫若在报上说：要把他以前发表的文章全部烧掉；后来，公开批判《二月提纲》，把矛头指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彭真；开始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四川在批判马识途(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黎群(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沙汀等。重庆在批判萧（泽宽，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李（止舟，原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伯康，原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到处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学校的运动，紧跟全国在同步地进行。我们学习有关的《人民日报》社论，天真地以为运动就是“反修防修”，“破四旧”，“扫荡一切污泥浊水”，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等。我们的批判活动由年级党支部领导下的团支部组织，主要是开会，读报，发言，写大字报等。校内开始出现大字报，大字报栏在学生宿舍的中心地区——新广场（运动中815派称作815广场，“文革”后定名为思群广场）边的主干道与二舍和三舍之间的道路相交的丁字路口一带，在下面的文字中我把它称作“三岔口”。我写过批评教学工作的，批评学校出现的一些不良风气等内容的大字报。我亲眼见到机械系副主任、副教授杨绪灿在下雨天举着雨伞，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看大字报。这个杨副系主任是我们造一班杨石林的叔父，他在稍后一点时间被校内的思想兵和赤卫军批斗打倒，但在“文革”后获得晋升为重大副校长。那时我们师生都是真心地投入运动，从灵魂深处“斗私批修”，决心在运动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由校党委组织批判的学术权威是副校长金锡如。这位曾经当过张学良秘书，参与过“西安事变”的机械学教授，就成了重大最早的批判对象。由各系总支组织批判的目标则更多。一个星期天早上，我起来打早餐，见所住的九舍对面的三岔口大字报拦张贴了一张大字报，据我的记忆标题是《把雷闻宇、×××、×××（这二人姓名记不起来了）揪出来示众！》大字报署名的人名列第一的是机五的梁经权，我班的两位同学的大名也赫然在上，还有其它班的人共20多人。一眼看去就知道都是各年级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所钟爱的人，也就是“左派”。其它系也有类似的大字报出笼。
这几人都是机械系的老教授，年事已高，早已不再担任教学任务，也不接触学生。大字报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都是些老问题，如解放前的事，50年代初的事等，用当时的话来说都是标准的“死老虎”。这几个教授我们从没有见过面，平时也极少听说过他们。我很奇怪的是，这些“左派”怎么会知道这他们的历史问题？不用说，肯定背后有人布置和操纵，提供材料。
我分析大字报涉及的各方面人员的目的和心态：操纵者，无非是校党委—系总支—党支部（政治辅导员），显示他们正在积极领导运动的姿态；“左派”一个个沾沾自喜，自以为得到了组织的信任，有靠山，相信今后的前途会无比的美好；被批判者提心吊胆，但揭发的都是老问题，以前处理过，暂时只是口诛笔伐，没有其它的实际行动；其它大部分被排斥在“左派”之外的人，感到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心理上对操纵者和“左派”产生了不满。我就属于这一类的人。可以说，这批大字报的事件在学生中明确地制造了分裂，拉开了“左派”和“右派”的分际，后来运动中的两大派基本上沿习了这个格局。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一张大字报《邓拓、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并说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犹如晴空霹雳，使我等对政治不太敏感的人都意识到，要出大事了。
从此，“文革”由学生运动的正式公开加入，开始迅猛地向高潮发展，北京如此，全国如此，重庆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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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思群校长之死

重庆大学乃至重庆市的“文革”，实质上讲是从郑思群事件开始的。
郑思群，广东潮汕人，青年时期受中共党员彭湃领导的革命活动的影响，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党。大革命失败后受党组织派遣，赴日本求学。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遣送回国。以后又两次（共三次）受党派遣赴日留学，曾考入东京大学政治科学系专修马列主义。抗日战争中曾任八路军政治部敌工科长，解放战争曾任二野一、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定为七级干部（据说比市委书记任白戈还高一级），一直担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凡15年。他廉洁朴素，平易近人，爱护学生，有不少佳话在学校内广为流传，是深受师生爱戴的好校长。他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含冤死去，十多年后的1979年3月15日，中共重庆市委宣布：“推倒强加于郑思群的种种莫须有罪名和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为郑思群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94年10月12日，他的骨灰安葬在民主湖畔，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真理永驻，浩气长存”八个金字。
从现在知道的情况分析，西南局、四川省委、重庆市委一开始就打算以郑思群作为西南地区“文革”运动的突破口。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后，校长陆平等被打倒。稍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民等被公开点名批判。为了表现西南地区各级党委在落实中央的部署，积极投入“文革”运动，他们需要公开点名批判某个相当级别的人物。在四川、重庆只有重大郑思群才是合适的重量级的大学校长。加之郑为人一向落落寡合，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正好运用这个机会来排除异己。我们来看围绕着郑思群的事态发展。
6月初（6.8.圆括号内的日期为从有关资料中查出，下同。——笔者注）市委即向重大派出了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来校时保持相当的“低调”，声称是来“协助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
他们来校十来天后（6.17），三岔口突然贴出一张标题为《以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帮！》署名的是冶金系四年级学生佘国华等五人。奇怪的是这五人全是校团委、学生会的干部，受组织信任的“左派”人物。当群情激动和茫然不知所措的人们找他们要具体事实时，他们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人们便怀疑是校党委宣传部长邓时泽和团委书记刘稚民操纵他们搞的一场阴谋。在那几天中，贴出了许多质问他们的大字报。而佘国华面对众多的当面来质问的人,拿不出丝毫的证据,不得已只好躲了起来。这时他同宿舍的同学,睡觉时要在床上贴一张纸,上写“我不是佘国华,请不要叫醒我”。此情此景,后来当了高官(乐山市市长、市委书记、四川省经委主任)的佘国华,如果回想起来,不知会有何感受。
当时许多人都倾向于相信这个推断，认为很可能是市委工作组按照上级指示，通过邓、刘幕后操纵佘等五人干的，目的是把郑思群抛出来。理由是：“反右”运动时，毛泽东说的“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对党中央”等话言犹在耳。佘等几个学生，是组织信任的“左派”，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无论如何不敢也不会贸然跳出来反对以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基于同样的理由，邓、刘二人在没有更上级的明确授意下，也绝对不敢向以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公开叫板。他们是有相当政治经验的领导干部，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况且，自己就是校党委的重要成员，校党委真的被打倒了，自己也没有好结果。再看工作组，他们是直接受命于市委的，他们的意图即是市委的意图。如果说是他们直接找佘国华等，条件还不成熟。因为刚到校，干部的政治态度尚且没弄清，更不用说学生。特别是要交代这么重大的政治任务，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必须有中介。而这个中介，以党委内部的邓、刘最为合适。从后来重庆市委的表现看，只有市委及上面的省委、西南局才是打倒郑思群的受益者，只有他们对此才有积极性和必然性。
第二天（6.18），重庆市委宣布这个“低调”工作组代行校党委职权。
刚过去了几天，6月21日的《重庆日报》又突然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重庆市委关于让郑思群停职检查并派工作组进驻重大的决定。（6.22）市委副书记辛易之率以副市长余跃泽为组长的市委工作组进驻重大。这个工作组规模之大（200多人），级别之高是建国后重庆历史上罕见的。工作组一来就召开全校大会，余跃泽踌躇满志地在大会上讲话，声称他是来“支持重大革命师生”，楸“郑思群黑帮”，来“摸郑思群的老虎屁股”的。余是分管财贸商业的副市长，方面大耳，个子高，体态丰满，保养得很好。
从此，余氏工作组就掌握了校、系等机构的全部领导大权，年级党支部、团支部等都由工作组控制。见他们经常找人谈话、开会，还有搞“扎根串连”等的那一套做法。我的一个同学记下了那些会议的名目:见面会、打招呼会、骨干会、“左派”学生会、依靠对象会、划线会等等。“左派”又开始汇集在工作组周围，传达他们的指示、决定、意图等。工作组的频繁活动，“左派”的底气就足了。见他们也在通知人搞一些活动，但不让大多数同学参加。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怕将来会犯错误，也就跟随着“左派”。而那些在思想上比较爱独立思考的学生，也慢慢地汇聚到一起，在班里，在年级，都发生了人员的分野。对运动，对郑思群问题，对工作组的一些做法，都有不同的看法。在班上的讨论会上，经常发生争论，在大字报上也可以看到对立的意见。不同意见的同学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
如果郑思群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重大师生肯定会拥护市委的这个决定。但工作组却迟迟拿不出郑思群的有关材料，引起了很多同学的疑问。
这时，学校最热闹的地方是工作组的驻地——党委办公室。校党办有一座单独的院子，迎面是一排十来间的廊式平房，一间最大的房间成了工作组的群众接待室。接待办公室的主任是孟繁均。这里每天从早到晚，有时到晚上12点，任何时候都是几十个学生围着孟。有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工作组一来，就说“郑思群是黑帮”，工作组是不是下车伊始？有的同学质问工作组迟迟拿不出郑思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是什么原因？还有的问：校内风传郑思群被打倒后，余跃泽将来重大当校长。这是否是事实？是否是市委及工作组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挟嫌整郑思群？学生们提的问题很尖锐。孟30多岁，比较瘦，特别能说会讲。据说参加过多次“四清”，应付群众非常有经验，结果大学生不是余跃泽和孟想象的那样好对付的。大学生有理论，有政策，有事实，经常驳得孟理屈词穷。我几次来这里，都看见孟繁均色厉内荏的样子，他给我留下的最大印象是脸皮厚，特别赖。他开始时摆出一付有多大来头的样子，以“反右”的例子来恐吓，后来的办法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直接回答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实在没办法，他就拿出几个药瓶放在桌上，一只手靠在椅子背上，慢条斯理地地喝水吃药，尽量拖延时间。
学生们对很多问题想不通，对工作组的作风和态度很不满意。向工作组提出质疑的大字报开始贴了出来，有的甚至怀疑到重庆市委，工作组陷于被动之中。（7.4）工作组召开全校团干部及“左派”学生保密会，余跃泽在会上讲话，重申要把矛头对准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和系党总支。同时宣布：重庆市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任白戈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是经过考验的好领导！任何怀疑都是错误的!反动的!据说他讲到激动处，拍案而起，桌上的茶杯都差点震倒。工作组想通过“左派”，来加大对其它学生的压力，以有效地控制局势。
余跃泽根据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认为他的恫吓可以收到奇效，等着抓“右派”吧！不料他讲话的第三天，7月7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穆欣的《“国防文学”是王明机会主义的口号》长篇批判文章，文章的注释中说：任白戈是文坛“大黑帮”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狠狠地打了余跃泽一个耳光。
中央大报批判任白戈是一次突然袭击，任本人事前不知道，竟连他的上级四川省委、再上级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都不知道。重庆的干部纷纷打电话问市委，受批判的任白戈是不是另外一个任白戈？重庆市委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任的被点名把李井泉搞得非常被动，只好把任白戈送到一处农村躲避，说是归国华侨。
后来一段时间，中学生抄了任白戈的家。谁抄的我不知道。有大字报披露说他一家三口住着一座大花园，有中式、西式的两幢别墅楼，有多少面积，有单独的洗澡间和厕所。抄出来的东西有什么什么，特别提到有禁书《金瓶梅》，以证明任的堕落腐化。还办了“任公馆”的展览会。这在当时人民群众普遍贫困的状况下，对于上百家人才能有一所公共厕所的人民大众来说，证明任白戈是“修正主义分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任白戈被点名后，重庆市委由原来主管工业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7月底（7.29），从北京传来了毛主席指示和中央的声音：“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镇压学生运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等。学生们受到鼓励，工作组开始灰心丧气，不再经常出头露面。
每班又派代表去市人民大礼堂听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检讨的录音传达（8.3），后又把录音带拿到学校广播中播放。我们都听到了刘用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迷茫地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其实，他们派遣工作组到学校，是共产党自土改以后搞群众运动的一贯做法。
但工作组还有一件大事未了，那就是郑思群问题。如果不尽快把郑案定死，工作组受批判或离开后将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大问题，于是他们迅速加大了整郑思群的力度。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7.30），宣读了《关于郑思群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初稿）》。其中最“钢鞭”的一条是：6月初，郑从成都参加省委召开的“‘文革’动员大会”回校后，为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提出当前运动要搞，但教学秩序也要维持，要求把贴在办公室的大字报移到指定地点，贴得规整一些。这就是郑思群“压制群众革命运动”的罪状。还有一条为：1962年苏联教授撤退回国时，学校送给每人一套重大校园的风景照片。这是“里通外国”的“间谍罪状”。其它的也是些牵强附会的东西。工作组声称：“如果现在还有人对郑思群抱有幻想，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但同学们纷纷议论，工作组说郑思群是“黑帮”，但公布的材料根本说明不了这个问题。于是，学生们对工作组及市委的对立情绪更大了。
几天后的8月2日，炎夏的天气空气本来就燥热，人心更是烦乱不安。傍晚，工作组突然说有重要事情宣布，我们机械系是在新广场上开的会。天将黑了，两千学生站着，工作组驻机械系的负责人站在广场边的台阶上,他拿出一张纸，用急促的口气读着：“郑思群于今天凌晨，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杀身亡……”。记得当时我是“呀—！”了一声，便说不出话来了，感到非常地震惊。这位领导还要求立即组织对郑思群的罪行进行批判。那个时候认为，只要是自杀，那就一定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工作组宣布，事件的经过是郑用半片刮胡刀片割断颈动脉，失血过多死亡。据猜测，刀片是夹在一本《毛泽东选集》中带进去的，因为当时不准他带其他书籍，他的物品也都经过仔细搜检。在那个本来就人心惶惶的运动当中，尽管有工作组的高压，但这样重大的爆炸性事件，在躁动不安的学生中会产生什么后果，那是难以预计的。
我们都写了“批判”郑的大字报，当然花样百出，动机也不一样。三岔口贴出来的大字报，更发现了杂音，如“我坚决批判郑思群叛党叛国叛人民的罪行（如果他真的是自杀的话？）”以后，又有了“郑思群在工作组的监护关押下‘自杀’，工作组该承担什么责任？”再后更有了《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我们要怒吼一声：郑思群事件必须重审！》等。一时里，向工作组兴师问罪的大字报越来越多。
看着工作组压不住阵脚，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亲自来校召开全校声讨大会（8.4），宣布开除郑思群的党籍，命令学生回班级表态支持市委决定。
市委的这些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大字报上更有了郑思群被工作组逼供信的内容。有一张大字报上说，工作组组织对郑思群围攻，十多人对郑拍桌子，打板凳，要郑交待问题。还有说，看见工作组让郑赤着脚，在大太阳下的路上走到关押地点松林坡。还有说，有人向公安局报案，郑是工作组谋杀的等等。
其中有一张大字报说：“余跃泽竖起狗耳朵听着：你好大狗胆，竟敢凌驾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之上！现勒令余跃泽从今日起把名字改为余拜泽，如若不改，格斗勿论，无谓言之不预也！”竟拿余跃泽来搞笑，可见余及其工作组已到了很狼狈的境地。
按照中央的说法，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重大的工作组即将撤离。大约是8月6日，工作组在风雨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由余跃泽代表工作组做检查。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余辩解了一句“言多必失”，成了他的千古笑谈。
有一天（8.7），三岔口贴出通知：几点钟，余跃泽要在七教楼回答学生的问题。这时工作组已搬到了七教楼。于是我就赶去了，只见走廊和楼梯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分几层贴得满满的，可以说是大字报的海洋。楼梯口粗大的柱子上贴着一幅大字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 / 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横额是“又圆又滑”。这幅对联出典是理工科的专业技术知识，又与工作组和余跃泽的作风完全贴切，字又写得这么漂亮，堪称“三绝”。我当时觉得，哟！重大真不简单，藏龙卧虎，有的是人才。是谁的大手笔，我到现在也没弄清。
我去时，余正好站在七教楼门厅楼梯的中央台阶平台上，周围有几个工作组的干部保镖。门厅里外和楼梯、过道等地方站满了学生，有好几百人吧。余的周围全是学生，最近的不到一米远。余跃泽全然没有了往日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态，微弓着腰，两手相握，放在肚子前，哭丧着脸，装出一副可怜相。学生们主要是质问关于郑思群的问题，余跃泽在学生们尖锐的问话中张口结舌，东拉西扯。第二天（8.8），工作组就不知去向，人去楼空了。
就在8月8日的晚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直接传达到了全国。“革命青少年……，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校园里一片欢呼，大字报上充满了对工作组，对市委的批判和声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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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15派在打压中成长(1)

重庆大学内部对“文革”的思想倾向已经基本形成，大多数人站到了反对市委及工作组的立场上，但在全市人民心目中对此极不理解，很多人认为是“右派”翻天。重大的一些学生决心要走出学校，向社会公开宣传自己对“文革”的认识和看法。
8月12日，三岔口贴出了名为《致全市大专院校师生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原文恕不赘录）。署名为吴庆举、杨礼仁、周孜仁。都是校体育大队和文工团的。吴是乐队队长，杨是篮球队队员，二人是机四学生，我的同系同级。周是美术队队长，电机系五年级学生。后来得知，它的作者实际上就是周孜仁，吴、杨二人因是“响当当的红五类”，拉来为周壮胆的。大字报征集赞同者签名，几千人的名单拉到了民主湖，有近百米长。大字报要求支持者去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宣传“十六条”。于是，两千多人组织起来浩大的队伍，由校摩托车队的十多辆摩托车开道，文工团二十多人的铜管乐队打头阵，用架子抬着那张大字报，打着大幅横幅和数面红旗，其他人手拿小旗，到建工学院开大会及游行。这天的活动，我参加了。
重大有重视文体活动的传统，组织有体育大队和文工团，他们集中居住在一起，不与班级的同学同住，只在一起上课。这些人社会活动相对较多，与社会联系较广，思想比较开放，见识也丰富些。见识多主意就多，集中住就形成了信息的集散地。在当时学校内部消息闭塞，缺乏交流的情况下，这是一项极其优越的资源。客观上就形成了当时群众运动的发动机和参谋部。后来，吴庆举成了重大815的学生领袖之一，羽毛球队队长周家喻成了重庆815派的总头目。
8月15日，应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学生的请求，重大学生同样地要去声援该校的学生。还是抬着那张大字报，摩托车队开道，铜管乐队打头，人数比12日更多，有三千多吧。我也参加了。但这天就出了事。在师专，校党委的力量很大，组织了一帮人来反对和驱逐重大的学生。贴出的大标语有“我们不要救世主！”“重大一小撮右派滚回去！”等等。在烈日的阳光下，双方各有几千人在主教学楼前的广场上对峙了几个小时，发生了不少冲突。天太热，有人脱成赤脖。口号声，叫骂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后来，为了把一张大号的毛主席像挂上正在修缮的主教学楼，重大的学生坚决要往上挂，师专的坚决不让挂。双方开始有肢体接触，冲突就闹大了。重大有摩托车队，便开上摩托去找市委来公断。市委领导不愿管，摩托车就接二连三不停地跑。一直拖到晚上，来围观的工人、市民越来越多，有上万人吧。在运动的情况下，市委也怕出事，市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只好硬着头皮来了。重大学生要他宣布声援行动是革命行动，师专要他表态说重大学生是反革命行动。他支支吾吾地就是不表态，拖到深夜，重大学生没有了耐心，便敲锣打鼓回了学校。
市委的态度是重大学生不能容忍的，加上郑思群事件的积怨，第二天，就有了《辛易之是屠杀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打倒重庆市委！》等大字报出来。从此，重庆市的“文革”便从学校内部正式杀向社会，革命的矛头开始公开地指向市委。
以上就是在“文革”中引起轰动的“重庆815事件”的简要经过。我专门写过一张《815是怎么一回事？》的传单，介绍815事件的情况，曾被反复传抄翻印，我见到过好多种版本。
由于815事件的轰动性效果，周孜仁写的那张《致全市大专院校师生的一封公开信》便被称为“轰动山城第一炮”的“重庆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这时就有人悄悄地去北京。目的主要是学习北京运动的经验，因为已经得知，北京的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另外是想寻求与高层的联系。徐光明是其中的一个。有人告诉我，说徐光明从北京回来了，将在某宿舍介绍北京的经验。我按时去了，见一屋子有20来人。徐中等个子，满脸倦容，微眯眼睛，但又异常亢奋地讲了北京的大好形势，学生运动如何如何，在场的人都很受鼓动。他说见到了谁谁谁，反映了重庆的问题，受到中央的重视。拿出的证明是他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一个比一分硬币还小的像章，说是谁发给的，有多么珍贵。一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在当时就能产生强烈的感召力，使急于获得支持的大学生诚惶诚恐。哪里知道，一年以后，像章就泛滥成灾，我所见到最大的像章直径有25厘米，以致于中央要下文件限制像章的生产。
接着，又有人从北京回来。按北京的作法，要成立造反派组织，就有了重庆大学815战斗团的成立（8.20）。为什么要叫造反派？是源于当时流传甚广的一段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为造反派。
重大815战斗团成立时开没开成立大会？我记忆不起来。具体是怎么操办起来的？我只是基层人员，当时就不清楚。只知道有总团，勤务员排序为周家喻（无68）、熊代富（冶69）、黄顺义（电67）、秦安全（无66）、吴庆举（机67）、查正理（冶68）、张洪际。最后一人是教师，研究生毕业，当时还没有设立硕士、博士等学位。这些人是通过什么程序当上勤务员的，我也不知道。各系组织分团，各班成立战斗队（组）。我班815派战斗队名为“要武战斗组”，是我按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为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改名为“‘要武’嘛！”而取。组长是童正蓉，我班原来的团支部宣传委员，正统的工人出身。
造反派成立红卫兵，红卫兵发红袖套，上有“重大815红卫兵”字样，要“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军、革干、革烈）出身的人才能参加。其它人发胸章，上写“重庆大学815战斗团”。我也想参加红卫兵，但我们的童组长不同意，说：“红卫兵的组织要纯洁。你老汉是国民党军医，哪里能加入红卫兵……！”顿时，我觉得好象是祥林嫂一样，即使费了很大的力气，捐了门槛，但仍然还是被打入另册。从此，我再也不提加入红卫兵的事。好在很短的时间后，是不是红卫兵就不重要了。所以，在整个“文革”中我实际上不是红卫兵，我也没有加入过红卫兵。当时以家庭出身的阶级成分划线，有“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麻（灰）五类”等。如我家庭成分为职员，但被认为有“历史问题”，那就是“麻五类”。
我写出这件事，只是描述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是对童有埋怨的意思。运动初期还流行过谭立夫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来如此”那样的对联和宣言。还有在参加辩论等场合时要先报成分的闹剧。就连我自己在多数时候也是“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个现实的。甚至在家庭出身比我还要“差”的同学遭到更不公正的对待时，也认为是应当的！所以，这是那个时代的“阶级路线”和政策形成的大趋势，个人往往是无奈的。
机械分团团部在四教楼，要武战斗组也有了一间房。在这里抄写大字报，印传单，传递各自得来的消息。要武战斗组的大字报，由我执笔的比较多。那时的油印机很简单，买一个油印机纱网，蒙上刻好的蜡纸，涂上油墨，用一块竹片一刮，就可以印出传单。纸、笔、墨汁、蜡纸、油墨等是去学校领。
机械分团要写一篇批判任白戈的大字报，要求分量重一点。组成了一个写作组，组长是同级造二班的汪树荣，要武战斗组派我参加，总共四五个人。我们在四教楼找了一间会议室，像模像样地搞起来。其实我们完全是虚张声势，因为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就只有《光明日报》那篇文章中引用的任的言论。我知道任白戈是文人当大官，也知道他有不少大作，但从来没有看过。就连任白戈这个人也只是在“文革”前的国庆节群众游行大会上，他在解放碑主席台中央站着，我们游行时可以远远地看见他，据说是个矮胖子。我们批判他的文章的写法是：任白戈怎么说，而马恩列斯毛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论述的，二者有什么不同，所以任是反动的，然后上纲上线地批判一通。这篇文章交上去后，没有见抄贴出来，不知分团拿去干什么了。
要武战斗组曾到社会上去宣传过“十六条”。我和几个同学去过建设厂，在厂食堂里一边读报，一边揭露市委及其工作组犯下的方向路线错误。正是午中时分，有不少人端着碗边吃饭边凑热闹。职工们忙着吃饭和准备上班，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情。
我还和北京来的两个女大学生到市机器制造学校（在石坪桥）去串联过，那天就遇到了麻烦。我们被思想还比较保守的师生团团围住，和我们展开辩论。被他们纠缠到晚上，不让我们走。天气正热，我比较直率和冒失，有点狼狈。幸好那位女大学生经历多见识广，以柔克刚，善于应付，处于劣势的我们才得以安然离开。后来该校的造反派来重大找我，他们也要成立815派的组织，我带他们去找了吴庆举。
特立独行，观点怪异的老造反徐光明也成立了以他为社长的造反组织——“红岩公社”，有十来个人。重大815挖苦地称之为“光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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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15派在打压中成长（2）

下面再讲造反派对立面——市委及校党委的活动。后来有资料披露，重大在工作组撤走后，市委成立了地下的临时校党委，书记是原党委组织部长程地全。说它是地下党委，因为它不敢公开露面，好像搞地下工作一样，通过组织渠道，暗中指挥“左派”们的活动。
9月上旬，重庆市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赤卫军，后来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赤卫军。前者是红五类才能参加的，后者是其它非红五类参加的作为红卫兵外围的组织。大家都把这个红卫兵叫作“思想兵”。这个红卫兵和赤卫军肯定是由市委组织成立的，众所周知的保守组织。为什么说它是市委组织的？我们当时没有见到有关的文件。但完全可以分析得出来，因为他们的观点、行动都是拥护市委的。他们的领导都是党委信任的“左派”，他们的传单有机器印刷，出行有车坐，饿了有麻饼吃等。因此，被蔑称为“麻子兵”，是十足的保守派或称“保皇派”。
几十年后，从重庆的“文革”史研究家揭示的材料中证实了我的猜想。材料指出，李井泉8月底到重庆，即指示工人不成立红卫兵，按历史上的惯例成立工人纠察队。首家工纠组织是在中梁山煤矿成立的。9月6日，由市委工交政治部组织，成立了重庆市工人纠察队总部，简称“工纠”，重大汽车班班长楚光辉被指定为市工纠总部第一勤务员。9月7日，李井泉召开全市学生代表座谈会，提出要“成立红五类子女统一的红卫兵组织，要在十天半月内取得优势，压倒815战斗团……”。会后李指示市委，发动号召全市工人阶级动员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同日，李井泉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50多家大型工厂党委书记会，研究工纠如何打击815，及对付815的办法，并作了有关的布置。9月8日，市委授意由市学联出面串联，选拔红五类子女组织成立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设在红（鹅）岭公园。总部政委是重庆医学院的刘桂兰，据说是某位高干的女儿。总司令是重大无线电系的李长春（不是当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个人），此人后来官至重庆市市长。赤卫军军长为重大机五的梁经权，就是前些日子打“死老虎”，写揭发老教授罪行大字报的领衔者，标准的“左”派。后来一般都叫他“梁军长”或“梁军座”。市委根据李的指示，在工交系统发动了“送子参军”活动。9月15日的《重庆日报》通栏套红大标题《全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举行誓师大会》，并配发社论《热烈欢呼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长壮大》。为思想兵的开张奏响了开台锣鼓。
大约半年后，思想兵的政委刘桂兰等人反戈一击，宣布造反，披露了市委操纵保皇组织的许多内幕，则更清楚地说明了问题。
重大由于在郑思群事件中，市委及其工作组的拙劣表演引起了大多数师生的反感，群众的倾向性很明显，815派占了绝大多数。没见到正式的统计资料，我估计学生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教师是大多数。参加思想兵的绝对是原来校党委信任的“左派”，加入赤卫军的大部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怕将来被“秋后算账”，姑且跟着“左派”干吧。他们“不可一日无君”，先紧跟校党委，又紧跟工作组、地下临时党委，再紧跟市委。市委被中央点名打倒后，一段时间里，他们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其中的一部分在政治上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参加了反对革联会的“砸派”，这是后话。
重大的保皇的组织成立了，就要开展活动，这段时间他们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句观察，思想兵和赤卫军从事活动的主要内容大体上有三点。
首先，是“誓死保卫市委、省委、西南局的正确领导”，在城里举行过好几次大型集会和游行。
其次，是自认为“坚持运动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学校校系领导和部分老教授。他们凭借有“组织”掌握的档案资源优势，频繁地贴出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钢鞭材料”的大字报，抛材料，揭老底，组织各种形式的对“走资派”和“学术权威”的批斗会。形成一阵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大字报、大批判、大揪斗、大抄家、戴高帽、挂黑牌、喷气式的狂潮。他们把早已调离重大的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宋殿宾和他的妻子张道臻揪回重大，在风雨操场召开大型批斗会。陪斗的有邓时泽（校党委宣传部长）、刘稚民（校团委书记）、陆正荣（无线电系党总支副书记）、贺学洪（冶金系党总支副书记）、王德伦（教务处副处长）等十多人，主席台前跪了长长的一排。还邀请外校师生上千人参加。为宋、张和陪斗者戴上高帽，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黑牌，搞“喷气式”。其实张道臻是重庆卫校的教师，根本不是重大的人，而且本人除了家庭出身是地主外没有其他政治问题，他们也要越俎代庖，横加罪名开展批判斗争，足见思想兵搞起残酷斗争来真的是“左”得可以。重大机械系主持工作的系副主任黄某某等几个领导自杀的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间。这些就是重大保皇组织搞的“红色恐怖”导致的恶果。还有一些在“反右”运动中被反过（似划非划）的“右派”教师也被他们批斗。
第三，他们密切地注视着造反派的一举一动，搜集材料，准备今后抓“右派”。
涂植辉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当时我班赤卫军的某同学曾私下和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平时还是不错的嘛！他们说，别看你几个跳得凶，到时候，你涂儿是我班第一号大右派，黄肇炎是第二号，第三是钟履鑫。你们要注意一点哟！”
几十年后，我还得知了一个情况，他们划“右派”的材料保管在时任年级党支部委员的某同学处。但运动进展太快，工作组被撤消，市委被打倒，党组织形同瓦解，他手中的材料竟没有地方可上交。毕业分配后只好把材料随身带到了工作单位。又过了若干年，见这些东西实在没有用处，倘若传了出去，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他才自个儿烧掉了。
把群众分成左、中、右，进行阶级分析，“排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基本程序之一。其理论根据就是那句著名的论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支部、工作组及后来的思想兵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仅凭一点印象，就可以组织几个学生对其他同学进行决定其政治生命的秘密行动，这就是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的真实情况。现代的人们看起来是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感慨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在多么恐怖的政治气氛中！党支部、工作组、思想兵是接受谁的布置？不用说，肯定是地下党委，及上面的市委、省委、西南局。
实际上，从工作组进校开始，就一直在扬言和布置要抓“右派”。现在，“左派”们又在地下党委、市委的部署下准备抓“右派”。完全可以假定，如果工作组和市委执行的不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重复了10年前的“反右”运动，我和相当大的一部分学生百分之百地将成为大“右派”分子。哪里知道毛泽东会不按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出牌，历史竟然没有重演。所以，那时认为是毛主席解放了我们，所以我们发自内心地感谢毛主席，衷心地拥护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地投身于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外，工作组和市委确实存在着“打击一大片”，“挑起群众斗群众”，“镇压群众运动”的问题，这也成为重大815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能够在重大占踞绝对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实在话，对是否会当“右派”的问题，确实在经常地咬噬着我的心。因为面对的是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掌握着国家强大的专政机器的执政党的组织。它在“反右”斗争中先以欺骗的手段让大家发表意见，然后再来逐个地进行打击。当上“右派”的那种生不如死的凄惨遭遇，有谁会不怕呢！？这段历史的发生才不过十年，大家都记忆犹新，整个社会都在提防着不要当“右派”。父亲写信制止过我，大哥规劝过我，其它亲近的人劝告过我，都说不要去造什么反。我自己也反复地认真地进行过思考：为一些与自己无关的事去声张正义，最后自己来承担灾难性的后果，有没有那个必要？但眼看市委及其工作组那些所作所为，难道真是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吗？最后，还是纯扑的良知占了上风。况且，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在首都红卫兵接待站讲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些，看起来不像是“阳谋”，不像是“引蛇出洞”吧！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作了检查，今后叫他们都来推翻，那种可能性不会太大吧！所以，我还是义无返顾地投身于“文革”，也就是说积极地参加造反。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局势越来越乱，当“右派”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最后我没有当成“右派”。
但是，以后的“清查”还是有好几次，如我这样的一个造反小兵都不放过。特别是在1983年的整党运动中，把我当成“三种人”嫌疑来清查，取消了我的中共预备党员资格，徒然增加了我的思想负担和精神压力。且容我在后面慢慢地讲吧。
3  815派在打压中成长（3）

面对重大815连篇累牍的大字报的炮轰和批判，重庆市委肯定是痛恨的。他们必然地要反击，想要把815战斗团扼杀在襁褓之中，这就出来了“828事件”。
从8月29日起，全市的大字报突然铺天盖地地声讨“重大815暴徒”在江北区制造了“828惨案”。大字报清一色都是刚成立的思想兵、赤卫军所写所贴，内容如出一辙，说“重大815一小撮暴徒”于8月28日在江北下横街小学围攻教师，拔女教师的头发，脱女教师的衣服，打伤了不少人。最突出的例子是把一位驼背的女教师用门板压在地上，几个人站在上面踩，为她“治驼背”。还说把一位教师打成脾破裂，后来找到神医季开阳才治好。“828惨案”在重庆一时引起轰动。
机械分团即派我和机三的几个同学到现场调查，记得有一位同学眼睛可能有毛病，任何时候都有眼屎，要经常不停地揉。我们住在下横街附近的一所初中（36中？），经到现场察看，走访群众和部分当事人，得知事实的真相是：8月28日，有重大815的学生到江北区革命串联，宣传“十六条”，贴出了一张《集中火力炮轰市委》的大字报，被在下横街小学集训的部分教师认为是“反党”，用“毛主席万岁”的大标语将其覆盖，双方发生争执。时值暑假，一些学生和群众也参加进来，辩论争吵中发生了抓扯。在运动初期，长期受党的教育，对党抱有深切感情的群众，在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情况下，和正起来革命的大学生发生纠纷是很正常的事。但被市委编造谎言，利用来作为攻击重大815的“钢鞭材料”。我于9月2日回校向分团作了汇报，机三的同学晚回来几天。815战斗团随即有人写出了揭露真相的大字报。
有资料说，在下横街小学举办了“重大815暴徒罪行展览会”。实话说，我在那里的两三天，没有看见有什么展览会。是不是后来另外搞的？
后来听说，那位“眼屎多”对一个漂亮女中学生有不当言行，回校后成了众人蔑视的“狗屎堆”。其实，20多岁的大学生看上青春少女，有一点挑逗举动，是很平常的事。但就会遭到大家的不齿，说明那时大中学生真纯洁得可以。
谎言一经揭穿，谎言的制造者必然地会尴尬、狼狈乃至恼羞成怒，更不用说如市委这样的道貌岸然者了。
说是市委造谣惑众，制造事端，企图打击重大815战斗团，镇压刚刚兴起的群众革命运动，我没有直接的证据。我的理由是两点，一是从思想兵大字报的高速度，高效率，内容的高度统一来看，肯定是有人在幕后操纵和指挥，这个指挥者非思想兵的操纵者市委莫属。二是重大815战斗团进行反击后，没有见到市委否认过是它之所为。
9月3日，重大815战斗团即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大会，目的是向市民说明“828事件”的真相，向市委制造的阴谋进行抗议和示威。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重大815战斗团打着硕大的团旗和团名横幅，横牵着揭露市委造谣的大标语，手拿小三角旗，摩托车开道，铜管乐队带头，加上支持重大815的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有一两万人参加。在市中区的主要街道上游了一大圈，观看的市民更不知有多少，声势非常浩大。这是重庆“文革”史上第一次群众自发（非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应该说对市委的冲击是相当大的。
93游行后，当天我没有回校，在父亲的老同事程宗颐家留宿，他家住在五一路。我的目的是向他们解释“828事件”的真相，程老伯作为长辈，忠告我注意“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9月4日中午我回到学校，见往日热闹的校园变得异常地清静。一问才知道815战斗团又上师专了。
为什么又到师专去？据说是市委副书记辛易之正在师专召开各大学党委的领导开会，重大815得知此消息，便在4日的凌晨，迅即组织了几千人的大队伍到师专去找辛，要市委对“828惨案”拿一个说法。
我是中午赶到师专的，见仍然在半月前的主教楼广场上，同样的人山人海，旗帜飘摇，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这时师专的815已经造反成功，成了重大815的亲密战友，党委的号召力也小了。主席台上，两校的815勤务员和市委领导辛易之等在激烈辩论，要求市委承认编造谣言的错误，向重大815战斗团道歉，承认重大815是革命群众组织。以辛为首的市委领导采取拖延战术，实际上是坚决不同意。815则宣布以绝食为对抗。重大食堂送来了馒头，也有市民送食物来，但那天下午和晚上我们确实没有吃饭。双方坚持了一个通宵，没有结果。815就下最后通牒，要上北京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告状。辛仍不表态，僵持到凌晨，815无可奈何，于是，悲壮的重庆红卫兵第一次北上告状事件就发生了。天才蒙蒙亮，我们整队集合，高唱着国际歌，步行出发，在沙坪坝的大街上行进。市委领导的七八辆轿车鱼贯而行，从我们队伍旁边驶过。“打倒重庆市委！”“重庆市委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等口号声伴随着他们的离开。这就是重庆“文革”中的“934北上告状事件”，这一天是1966年9月5日，又叫重庆“95事件”。
几千人高呼着口号，打着旗帜和标语，步行近20公里走到茄子溪火车站（成渝铁路重庆出发第三站）。为什么要走这么远？恐怕主要是为了造声势，让更多的人知道重大815在市委的迫害下不得已北上告状。一路上，确实有许多不知所以的市民围观。
到了茄子溪，我才去吃了两碗小面，找水随便洗了一下脸。事发突然，我们什么都没有带，连牙具毛巾都没有。我身上只有2元钱，穿的背心、衬杉、长裤，见有的人只穿了背心和短裤。这些都管不上了，几小时后，见来了一列火车，大家一拥而上，是慢车。不怕笑话，这次坐火车，竟是我平生的第一次。那时火车上人不甚多，挤着坐大家都能克服。我们经成都，在西安停留了一两天，我到过一次西安交大。然后再上火车，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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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15派在打压中成长（4）

这次北上告状，在车上的负责人是黄顺义、吴庆举。我与吴比较熟，但见他紧锁双眉，忧心忡忡，精神负担很重的样子。他和整个队伍的思想压力都很大，这是可想而知的。毕竟是真刀真枪地造反，面对的是重庆市委和中央西南局、李井泉，今后的前途如何，谁也不知道。他组织部分人写告状的材料，我也被抽出来，在餐车里写了一些东西，无非是市委在郑思群事件中的所作所为，“828事件”重庆市委对我们的污蔑打击等。
这是我第一次到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不用说有多么激动了。但我们的北上告状，实际上处境很凄惨，或者说可怜的。重大815及支持者最后到北京的人，估计有两千左右。北京到处贴着标语：“革命的留下来，不革命的滚蛋！”“红五类，欢迎！黑五类，滚蛋！”重大815怕惹事，就动员出身差的人离京。我们年级的杨石林，我班的谭泰秀等好多“黑五类”在北京只呆了两三天就回校了。那时已经有了“红卫兵大串联”的号召（中央“9.5通知”），食、宿、交通不要钱，北京有了许多的接待站。我们开始住在北京展览馆，展览厅摆满了芦苇编的粗席子，没有被盖等物，地方大，你愿怎么睡就怎么睡。北京的天气不像重庆，九月的晚上已经很冷，我们三个人冷得只有找了一床稻草荐，也不管它脏不脏，横着压在胸腹部，这样它才能弯曲着靠近一点我们的身体。后来住在前门外的井冈山战斗中学（北京43中），住在教室里，被盖是学生们从家中借来的，几个人合盖一床。这样我就感冒了，发着烧，成天头脑昏昏沉沉。穿衬杉白天也觉得冷，冶金系的袁炯借了一件旧军装给我，这件军装袖口和门襟烂得起筋筋，但它伴随了我在北京的二十多天，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什么不买一件呢？一是没有钱，二是没有布票。接待站供应三餐，早餐是稀饭，有咸菜。中餐和晚餐是四个火烧，有清汤。火烧是北京人对烧饼的称呼，面发得不透。清汤是酱油汤，飘着一些舀不起来的碎菜叶和几星油花。天天如此。我们有时在外面吃饭，就是学着北京的下层劳动人民，买一个大馒头，再花2分钱买大拇指大小的一块大头菜（咸菜），找自来水龙头喝点水就解决问题。北京的咸菜特别咸，只要黄豆大一点就可以下一口馒头。重大815每人发10元钱生活费，可以买些必需的物品，如洗漱用具等。那些跟来的中学生发没发？我不知道。
天子脚下告状也是难的，就连我们到北京大学借操场召开声讨重庆市委的大会，还被赶了出来。被赶出来还得高呼“感谢新北大公社对重大815的大力支持！”不敢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头头们怎么对外联系，怎样活动？我不知道。我们每天就是看大字报，抄大字报。这样就到过一些单位，看到了许多大字报，许多不熟悉的“走资派”的名字，和他们的“罪行”。看见了批斗“走资派”，戴高帽，喷气式，挂黑牌之类。
我们几个人有一天到某高校看大字报，晚上看见有电视，那时的电视是黑白的，而且图像不清楚，经常是雪花飘飘，但看的还是有很多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电视，知道了赵忠祥。
那时不准游览风景名胜，说是来革命的，不是来玩的。我班有人去了北海公园，回来就遭批评，所以我就只到过海淀大学集中区，和天安门、王府井等大街上走过，此外任何风景名胜都没有去过。那时没有照相机，连在天安门都没有照张相。
9月15日，我们作为革命小将参加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头天晚上，就有联络员来中学通知，明天有接见活动。为了安全，不得携带小刀等物。第二天上午，他来带领我们到指定地点，在革命烈士纪念碑的紧西边。整个天安门广场，那真是人山人海，群情激昂，一片红海洋。下午3点正，接见开始，高奏《东方红》，呼口号，在欢呼声中林彪讲话，周恩来讲话。毛泽东带领其它领导在乐曲和口号声中缓慢走向城楼两侧，隔着栏杆向群众挥手，除毛外，每人都手拿一本《毛主席语录》。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亲眼看见了毛、林、周等中央领导，尽管距离远，每人只有蚕豆大的身影，但毕竟是亲眼所见。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通栏大标题为《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的大块新闻报道。
因为大串联交通食宿是免费的，同班的李林森悄悄来约我，说借此机会到全国去串联一回，走南闯北玩一趟。我没有答应，一是革命的大事了无头绪，二是胆子小，三是身上没有钱，四是感着冒。他独个儿走了，后来听他讲起一路上到天津、山东、上海、武汉、湖南、广西等地的经历，我才后悔没有和他同去。
我们于9月下旬离开北京，25日回到学校。我的第一次到北京，留下的印象是：天安门城楼很雄伟，广场非常宽阔；公共汽车上朗诵毛主席语录的小姑娘（中、小学生）的北京话好听；老百姓吃得太简单，馒头加咸菜就行；面条太粗，佐料少，都要加一勺粘糊糊的卤；街道很宽，但一进胡同全是铁灰色的四合院、平房；除有的部级单位有大楼外，大机关如北京市政府等的门脸都很小；东安市场里的小街巷纵横交错，曲曲弯弯，各家店铺的房屋保留着各自的特色，有的饭馆有二层小楼，整个市场具有南方小城镇的风味。
回校后，才知道我们上北京告状的这段时间里，留在学校的815成员处境极其艰难，经受了极大的磨难。既然重大815已经与重庆市委决裂，要“砸烂重庆市委”，当然市委也决不会对重大815手下留情，这是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所决定的，于是在重庆开始了一场对重大815及其支持者的围剿。只要有815的人上街贴大字报，就会有人来撕，来围攻，来“誓死保卫重庆市委”。反对815贴大字报的人主要是被称作“报皇四军”的思想兵、赤卫军、工纠和文艺思想兵，以及不明真相，受裹胁的热爱党拥护党的群众。重大思想兵、赤卫军总部贴出了《敦促815投降书》、《勒令815战士悔过》等大字报。称：“如不悬崖勒马”，今后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勿谓言之不预也！”。不少思想兵、赤卫军也跳出来，在校内制造事端，和频繁到社会上举行活动。听几个到北京先回重庆的“黑五类”出身的同学说，那段时间重大815的心情是极其悲凉的，但又是极其地不服和愤懑的。不少人便只好龟缩在学校里，在重大因为815人数多，一般还是比较安全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重大815采取了极端行动，不顾保皇四军的围追堵截，在解放碑钟楼上强行挂出“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的巨幅标语。并派出了身穿赝品军装，腰扎皮带的红卫兵日夜值勤，大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悲壮气概。
这段时间便是被815派称作重庆“文革”中最残酷的“白色恐怖”时期。
这时还有了《815战歌》。这首歌是北京音乐学院的一位到重庆来串联的学生，受到815精神的激励和感动，自动地用上述大标语作题材，谱写的词曲。他送到重大815设在四教楼的接待站，由接待站负责人张宝鑫（机67）收下。总团的铜管乐队很快就演奏了这支曲子，并成为整个重庆815派的主打演奏曲。《815战歌》从此在重庆815派中广为流传，唱响了重庆市，为鼓舞造反派的革命精神，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其实，谁对谁错的问题根本不由市委或者815造反派说了算，一切要看当时北京的运动掌控者的意图，看他的运动要如何进展的需要。
几天后，从北京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大好消息，重大815留在北京的人员受到陈伯达等中央首长的接见。这是吴庆举等留在北京的同学，克服各种困难，历经艰辛，坚持努力得到的成果。我手边没有接见情况的资料，首长们讲了些什么现在想不起来，只记得说陈的福建话听不懂，是叫王力翻译的。实际上讲话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有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接见，这就肯定了重大815革命大方向的正确。
这时就发生了重庆大学的“夺权事件”。我很偶然地找到一张旧纸片，纸上记有事件发生的时间：1966年10月19日。重大的夺权，比上海号称的“全国第一”更早。那天我们要武战斗组和其它一些人被安排到后校门站岗，就是通往松林坡的那道门。为什么事没有讲，只说如果有外来人员进校，要问明身份，来干什么？如有意外情况要赶紧关闭大门。我们等到中午时分，没有见到什么动静，便解除了值勤。这才听说学校已经夺权成功。有815的人以出差名义去校长办公室开证明盖章，当经办人一拿出公章来就被几个人抢了过去，并宣布是815战斗团来夺权。管公章的那位干部脸上长有麻子，便躺在地上大哭大闹，当然是无人理会。同时，还有人去夺了财务处、总机室、广播站、印刷厂、汽车队等重要部门的权。重庆大学的实际控制权便从地下的临时党委手中被815战斗团所夺取，这为815派的活动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
这以后，重庆市逐步形成了以重大815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简称山城815派，其势力越来越强。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就了重大815战斗团这样的组织，它对重庆的运动进展具有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已经初步获得公认。由于“828惨案”的被揭穿，市委的威望扫地。思想兵、赤卫军、工纠、文艺思想兵越来越不得人心。用当时的话来说，重庆“文革”的形势大好。而造反派的分裂，是后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