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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岁月
(1966—1976) 郭义山
1966年，在党中央领导下，通过几年努力，中国人民刚刚摆脱了l959—1961年天灾人祸造成的饥饿和死亡，一场更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又粉碎了大家企盼过好日子的美梦。从此，中国人民经历十年血雨腥风的动荡岁月，龙岩一中师生也不能幸免。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此后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断，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成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这条极左路线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l966年5月10日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文章在报刊发表，上纲上线，将文化学术问题政治化，诬陷吴晗、邓拓、廖沫沙同志。5月l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帜，向党、政、军、文化、教育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权。这些是“文革”全面发动的信号，它像一颗颗重磅炸弹轰向单纯幼稚的师生，打破丁龙岩一中温馨宁静的学习环境。
1966年6月1日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招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后无限期延期)。紧锣密鼓，推波助澜，一中师生已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埋头学习，准备考上大学的高中学生的美梦破灭了。一中校园充满火药味，一场“反修正主义，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一触即发。
“横扫牛鬼蛇神” 1966年6月5日，“文化大革命”在一中拉开序幕，高66(四)班学生贴出批判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整版大字报。此后一中校园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紧接着揪斗正副校长蓝天、魏稼秋。又揪斗有历史问题，组织早有定论的老教师郭己、章葆真、魏应乾、练平、邱柏青、连良平等，又揪出“大右派”陈丹心、蔡望怀、薛天森、陈宣练及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戴焕文、卢如模、卢衍浩、阙焕清、曹柏龄及其他“黑帮”分子，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组成“牛鬼蛇神劳改队”，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改。6月上旬，学校“停课闹革命”，校领导班子瘫痪。龙岩地委派出工作组进驻一中，组建一中文革筹委会。l965年“全国学解放军”时被上级派进一中“掺沙子”的5名复员军人，他们对学校工作一窍不通．如今却得到重用，他们骄横跋扈，磨刀霍霍。而在反右斗争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培养起来的批斗能手、“运动老将”也有了用武之地，神气活现，跃跃欲试。他们在教师和学生中大搞唯成份论，宣扬“龙生龙，风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谬论。他们在教工内部排队，分成四类，近l/3教工被划为三、四类,成了专政对象。他们以家庭出身划线，挑动师生矛盾，岐视、打击出身不好的师生。更严重的是将敢于同工作组较劲的政治教师陈友南打成现行反革命，挑动不明真相的师生进行无休止批斗，陈友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以致患了精神分裂症，直至文革后期，死于非命。
“破四旧”和外出大串连
1966年8月10日至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全会公布了毛泽东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和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方式，斗垮走资派、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场，不可逆转。8月8日，一中工作组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撤离，学校成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文革领导小组，并把校名改为红卫中学。8月中旬，一中文革领导小组选派红五类红卫兵代表赴京接受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检阅。8月21日，龙岩一中师生参加龙岩地县举行的集会游行，贯彻“十六条”。8月24日，一中等校“红卫兵”首次上街演说，散发传单，并成群结队,在城乡横扫“四旧”，游街、抄家、打砸抢，焚烧、破坏寺庙神像、书籍和文物，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文化遗产遭到难以弥补的损失。
1966年9月10日，龙岩一中林根河率红卫兵首次“炮轰”龙岩地委，“火烧”地委书记赵毅，随后，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先后受内外冲击而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被造反派揪斗、游街、关押软禁或分散在各单位强迫劳改。
1966年10月．人民日报刊发《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鼓动红卫兵“外出革命大串连”。一中大部分学生先后外出串连，到全国各大专院校和革命圣地“经风雨，见世面”，少部分学生心灰意冷，归隐田园。轰轰烈烈的“大批判”暂告一段落，直至l967年2月，中央发出停止大串联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各中小学学生迅速回校“复课闹革命”。2月下旬，一中外出串联学生陆续返校。
二·八夺权与军管
1967年1月，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号召，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介入文化大革命。2月，龙岩军分区派出以教导员王钦为领队的军人，对一中师生进行军训。
1967年1月，上海掀起“一月风暴”，向“走资派”全面夺权，2月5日，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后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此后夺权浪潮波及全国。2月8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龙岩专区造反派夺权，成立“龙岩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临时勤务委员会”，简称“临勤委“，临勤委主任是分区政委赵凡夫，副主任是革命老干部罗炳钦、邱锦才，军分区副司令张洪林、政治部主任彭湃、参谋长高希山都参加临勤委，分别主持生产、政工和保卫等部门工作。这一有军分区主要领导、闽西老干部和群众组织负责人“三结合”组成的领导班子得到了省军管会副主任廖海光的认可，也得到龙岩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但遭到军分区司令柴裕兴、参谋长高希山和少数群众组织的反对，这就为将来的派斗埋下了隐患。
1967年3月，一中学生傅恭生，邱育鸿率先成立“复课闹革命战斗队”，后易名“临战组”。此后一个多月内，一中校园各种名日繁多(约60个)的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其中包括教工的“向太阳兵团”。由于各组织观点的相同或相异，初步形成了两大派。l967年4月29日，新一中公社正式成立，其中包括“四·二五独立团”、“遵义”、“井冈山”、“狼牙山”、“淮海”、“红核云”、“六·一七氢弹部队”、“向太阳”等八大兵团(吴智安、章开洋、廖益华、林桂模、曾长富、陈镜坤、陈友雄、陈荣炽分别为团长)和一个文艺宣传队(队长林品仁)。新一中公社由林根河任社长，邱育鸿、庄国泰为副社长，傅恭生、杜南璋、廖小安、罗潮江、张惠新、高若亭(女）及教工连添筹、倪新荣为常委。公社组织严密，阵容强大，成员总计800多人，约占师生员工的2／3。与此同时，另一派组织也联合组建“东方红联合总部”，他们大多数为保赵毅的“红五类”和南下干部子女。两派分属龙岩地区两大派组织，新一中公社与新二中、新侨中、新卫校等兄弟校组织共同成立中联站，加入67年1月25日成立的“闽西老区人民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闽老”)，而一中“东方红”即加人“红色闽西”。
1967年1月26日，福州革命造反委员会和“八.二九”冲击福州军区，反对司令韩宣楚，遭到镇压。他们派出联络员到龙岩宣传自己的观点。在龙岩也形成“一·二六”好得很和“一.二六”糟得很两大不同观点。1967年2月t 0日，军分区参谋长高希山带领军分区干战，全副武装抓捕来龙岩串连的福师院长征团。并带领工交总部头头邓欢元，林光尧等人突袭闽西老区人民革命造反委员会，抓捕其负责人赖长银、张祖道、卢超良等(后平反出狱)。2月l3日，高希山成立“二.一三行动指挥部”，逼“临勤委”开除卢超良、赖长银等委员，这就加剧了军民和两派的对立情绪。
1967年6月1日．邱锦才公开表态支持闽老、地专革造会组织。6月4日，红派属下的地区政法总部在龙岩街头贴出《邱锦才是大叛徒》的大字报，与林彪、江青、康生揪薄一波、安子文等“叛徒集团”遥相呼应，将福建省委早已作出审干结论的邱锦才诬为大叛徒。从此高希山、郭安兴等一些人上串下跳，蓄意制造“闽西叛徒集团”、“闽西敌特地下司令部”的大冤案、假案。其矛头对准邓子恢、谭震林、张鼎丞、魏金水、刘永生、罗炳钦等闽粤赣苏区老干部，他们或被诬陷为大叛徒，或被诬为叛徒集团的总后台，甚至连早已牺牲的英烈郭滴人．从未被捕，也被诬为叛徒，致使郭滴人在烈士陵园的墓碑被毁。保邱与反邱进一步加剧两派的对立。
1967年7月，龙岩正式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主任名义上还是分区政委赵凡夫，实际大权已旁落军分区参谋长高希山手中。围绕军管，一派拥护“临勤委”，反对军管；一派拥护拥护军管，反对“临勤委”。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又一次加剧了群众组织的分裂，并造成势不两立的僵局。
1967年6月，闽西革命造反委员会正式成立。它与福州的省革造会观点相同，保持密切联系。其下属组织比它的前身“闽老”更加扩展。其中有新闽西工人总部、新闽西农民造反司令部、地专革委会、中联站(含新一中、二中、侨中、卫校等公社)、新政法总部和龙岩县革造会。新一中公社是闽西革造会的突击队之一。闽西革造会反对韩宣楚支派，反对军管，拥护临勤委，保护老干部邱锦才。因为这些组织名称都有“新”字，后来被称为新派。井被对立派寇之以“反军派”的恶名。
与此同时，与闽西革造会针锋相对的群众组织“闽西拥军总司令部”，下属八·二九工交总部包括风动厂“红卫”、电厂“硬骨头”、水泵厂“五一兵团”。“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包括龙岩地直、县直机关，一中东方红及二中、侨中等学生组织以及“农民联合总部”包括曹溪、红坊、湖邦等公社少数农民。“拥总司”自称拥军派称红派，拥护韩宣楚，拥护龙岩军管会，反对“临勤委”，并声言要揪以邱锦才为代表的闽西叛徒集团。他们在龙岩没有群众基础，在龙岩县城乡成员总数最多不超出2000人，但他们得到福州军区司令韩宣楚，副司令皮定钧和龙岩军分区柴裕兴、高希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造反组织“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土革会”)的大力支持，并由高希山出谋划策，进行反对闽西革造会的活动，因而发生了1967年6月26日，闽西革造会(以新一中公社为主力军)上千人在龙岩军分区大门的静坐抗议事件，持续约一个星期。
武斗、夺枪和武斗的升级 1967年7月14日，红派准备在中山公园召开拥护军管、打倒叛徒邱锦才的集会。革造会新农司农民出于对苏区老干部的热爱，仗着人多势众，提着扁担进城，围攻、殴打红字派，以致数百名红派受伤，拥军揪叛大会无法举行。几十名从中山公园进出的红派成员躲进紧邻公园北面的中级法院，新派农司农民拟冲进法院追打红派。在此紧急关头，新一中公社领导层不忍流血事态的扩大，紧急召集200多名身强力壮的成员，赶往出事地点，手挽手组成一道人墙，解救了不同观点的红派群众，使红派免受农民的棍棒，而新一中公社成员却遭到了不理解的农民的嘲弄和拳击。由于新一中公社的明智，“七.一四武斗”得以平息。这是龙岩首次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革造会农司未能正确对待不同观点的群众，恃强凌弱，激化了两振矛盾。
“七.一四”事件后，红派骨干组织风动厂“红卫”，拿起自己生产的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等武器，赶走厂内以技术人员为主体的新派组织“东方红”，逼使他们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红卫”还在厂外条围、西山、下洋等村全副武装示威、骚扰，严重威胁农民生命财产安全。8月6日，风动厂“红卫”在红坊山用枪打死新派农民1名，伤数人，引起农民义愤，他们抬尸进城游行示威。鉴于“红卫”手持兵工厂武器威胁新派，而新派赤手空拳，在此情况下，新派仿效外地造反派，开始抢夺枪支。8月7日，革造会以新农司为主干，组织了2000多人。前往中粉人武部仓库，夺取民兵使用过的旧枪械计2000多件，子弹无数，又前往弥勒溪577部队仓库，抢夺枪支数千件。在夺枪过程中，新一中公社学生汤新民被577部队一战士发射的子弹击毙。汤新民的死换取了新派夺枪的胜利。为此由新一中公社主持，新派于8月9日在中山公园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8月7日夺枪后，新派立即按军事建制，组建了20多个武装连、排，武装人员约有5000多人。8月8日，新一中公社武卫连在一中正式建立，由罗潮江担任连长，闽西革造会委派转业老军人孙桂生、薛明札为正副指导员，又委派4名复退军人为教官。武卫连下设四个排，每排4个班，并设后勤部和两个救护班(全由女生组成)。盂卫连共有200多件武器，都是他们自己抢来的，其中机枪l0多挺，50式冲锋枪l0多支，各式手枪l0多支，其余为53式步枪。这支队伍．后来在两派武斗中起了中坚作用。
新派有了自卫武器，立即开始了围困风动厂“红卫”的行动。目的是遏制“红卫”的嚣张气焰，保障厂周围农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为此，新派成立了指挥部，罗炳钦、邱锦才参与了指挥部的工作，他们主张围而不攻，及时制上了新派部分战士要炮轰，药炸风动厂房、从肉体上消灭“红卫”成员的过激想法，明智地避免了两派的重大伤亡。
1967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九·五命令”下达，严令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在罗、邱和军管会的动员下．新派主动撤离包围风动厂的全部武装，上缴了大部分武器(其中含新一中公社上缴的三个武装排的武器)鉴于红派在军管会的纵容下，不必上缴武器，新派也打了埋伏，并没有全部上缴。
新派撤离风动厂后，红派以风动厂为基地，开始了武装夺取龙岩城的计划。10月30日上午，“红卫”全副武装进城，突袭中山路新农司总部。砸牌抓人，井向阻拦的人群开枪点射，打伤了新派红九二总部负责人林振鸿。与此同时，“红卫”和建井公司红派全副武装在总指挥闵万江指挥下，进军纪念碑，占领了龙岩城西纪念碑制高点，并进占了龙岩西门外的汽车运输总站和水泵厂，立即加固工事，准备越过西兴桥，直捣“临勤委”。另一支队从南面直逼工人文化宫，准备摧毁驻扎在此的风动厂东方红总部，得逞后跨越龙津桥，直捣龙岩县革造会总部，同时，东线火车站、大旅社都作了部署，只等一声令下，全面出击，武装夺城。
红派突如其来的袭击，迫使革造会仓促应战。10月30日晚，激烈的战斗在运输总站、水泵厂进行，战斗持续两天，由于“红卫“、“建井”势单力薄，打了败仗，死7人，伤多人。而新派也负伤4人，其中包括2名指挥人员。新一中公社在“一0·三0”事件中，起用了埋藏在乡下的武器，重新组建了一个武装排，参加了水泵厂的战斗，新一中战士陈镜坤腿膝部负枪伤。
抢夺龙岩城的殊死决战 “一0.三0”红派武装夺城失利后．高希山和红派总结了失败教训，开始新的攻打龙岩城、武装夺权的部署。他们以龙岩风动厂、军分区、上杭矶头水电站为基地，集中训练全区各县的红派武装人员，伺机攻打龙岩城。1967年l2月l4日，由闽西各县调集的红派拥总司武装在高希山的策划下完成了攻打龙岩城的部署，来岩支左的6698部队通知革造会，放出今晚要实弹演习的烟幕弹，以麻痹新派。l2月14日晚l0时，拥总司武装约计1000多人，开始了攻打龙岩城的决战。军分区和709部队“士革会”的指战员赤膊上阵，参与指挥和战斗。守在城内的新派武装约3000多人仓促应战。拥总司武装首先占领了城西虎岭山番仔楼制高点，东边占领了大旅社，又从军分区大院越墙攻占紧邻军分区的交际处，南边攻占林保场。12月15日凌晨3时，军分区教导员王钦带领100多名拥总司武装和20多名军分区士兵攻打一中后山，这是龙岩城北的制高点，地势险峻。王钦在一中搞过军训，对一中后山地形了如指掌，志在必得。他们用冲锋枪袭击防守在后山的新一中公社战士。新一中学生傅恭生、鄢建成，郭志勇当场被打死，苏新荣、邱峰、林新辉、邱东江、邱希贤5人负伤。新一中战士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奋起还击，击毙拥总司2人，击伤指挥官王钦(腰部脊椎骨被打断，下身瘫痪。后被送往漳州部队医院治疗)，革造会保住了龙岩城北的制高点。与此同时，地区行署大楼的制高点也控制在新派手中，新派仍控制大半个龙岩城，形成新红两派武装在龙岩城的对峙僵持局面。（新派仍控制着一中后山，行署大楼和登高山三个制高点，因此龙岩城区范围基本还在新派手中，只有九一路部分地段在番仔楼红派的射程内，时不时有过往的群众中弹，一中高682班一学生没有参加武斗，在亲戚家中避难，于12月 日在被红派击毙。——编者补充）此后番仔楼制高点和纪念碑的争夺战持续不断，新派遭到虎岭山301军队干休所内发出子弹的突然袭击，死伤惨重，无功而返。
12月21日下午3时，新派指挥部决定，为避免更大伤亡，摆脱被动挨打局面，主动撤出龙岩城，分散到东肖、红坊、龙门等农村活动，建立新基地。新一中公社200多名成员(包括l0多名教师)跟随革造会队伍最后撤离龙岩城，后转永定高陂、湖雷等地活动。
“一二.一四”新红两派的大决战，据不完全统计双方共死亡44人，伤60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闽西革造会成员，匆匆忙忙被赶出龙岩城，四处流亡达两年之久，个人财产遭到抢砸，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1968年1月6日，春节将临，拥军总司和军分区警卫排武装护送各县来岩武斗的红派人员回乡过年，车头配备机枪护卫的7部客、货车在龙门公路段遭到了满怀仇恨的新派武装部队的狙击。红派仓促应战．死伤惨重。事后新派打扫战场，计收尸22具。
1月7目至8日，拥总司赴铁山围剿新派农司直属连。双方战斗激烈，军分区郑副司令员的两个儿子参加战斗，不幸双双死亡。
以上是“一二·一四”龙岩城殊死决战的尾声。
北京学习班 1968年2月，党中央为促进福建两派的大联合，商讨尽快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问题，在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开办“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福建班”，通知福建各地市两派群众组织选派代表参加学习班。闽西革造会总部经慎重研究，选派卢超良、陈殿南、邱柏林、张汉中、李来鉴、陶圣友、孙桂生、郭义山、陈友雄、王楷洲、陈佳川为代表。他们于2月12日由广州乘京广线火车赴京，并于14日到达学习地点。参加学习班的还有地方干部罗炳钦、刘维新、魏成水、环加银等人，军分区高希山及各县武装部负责人也参加了学习班。红派也选派了自己的代表，其中有一中“东方红”的负责人陈真。
郭义山、陈友雄原是新一中公社“617氢弹部队”负责人、主笔。“氢弹”是新一中公社的宣传部。集中了一中师生中的笔杆子和书写能手，如钟怀杰、傅小清、郑立礼、林文贵等人。后郭义山奉调“临勤委”机关报《红二八》任编辑和主笔，他与“闽老”章文勋以“磨刀匠”笔名撰写大量尖酸刻薄的杂文，宣扬了闽西革造会的派性观点．被红派骂为“反动文人”。此次郭义山作为闽西革造会正式代表赴京．成为闽西革造会代表团的秘书，其职责是整理和撰写龙岩“一二.一四”红派武装攻打龙岩城，围剿新字派的材料，通过各种渠道向周总理、中央文革和省军管会书面和口头汇报。
可是龙岩新字派的种种努力，犹如石沉大海，未能产生预期的效应。中央学习班闽西组长是省军区政委刘健挺少将．他要求两派要斗私批修，搞好大联合。l968年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福建班训话。4月4日下午4时，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员，龙岩一中三名学员也在被接见之列，甚为激动。五一劳动节，首都举行五—联欢焰火晚会，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应邀上天安门观礼台东台观礼，闽西新红两派学员，包括一中郭义山、陈友雄、陈真也在应邀之列。
1968年7月23日，经过了5个多月的“斗私批修”、大批判，福建三派代表在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敦促下，签订“七．二三”大联合协议。与此同步，龙岩两派也签订了大联合协议。
1968年8月l7日下午，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福建班学员驱车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参加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康生、陈伯达，江青、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及韩宣楚、蓝荣玉等参加大会，江青主持大会，周总理作了长篇讲话，祝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8月18日，福建班学员经过七个多月的学习，完成了使命，宣告结业，福建各派代表分头回闽。闽西革造会代表面临派性专政下生命安全的威胁，有家不能归，只好化整为零，通过各种秘密途径潜回龙岩。
“四·六事件”与“八·八惨案” 1968年3月．省军管会发出通知，要求外出人员一律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与此同时，闽西革造会在福州军区派出的6657部队的动员下上缴了所有留存的枪枝弹药，新一中公社仅存的一个武装排的武器弹药也全部上缴，这是对6657支左部队要保证革造会人员安全许诺的绝对信任。
1968年4月6日，新一中公社驻留东肖的战士追随以“工司总部”为首的约1000多名革造会战士，扛着大旗，整队回龙岩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队伍到达西安路水泵厂，就遭到闽西拥总司砖头木棍的袭击。革造会为顾全大局，不予还击，继续冒着石块、拳头、棍棒向中山路大街进发。队伍走到大众影剧院和南门时，又遭到红派成群结队的阻拦和攻击，革造会人员手无寸铁，四散奔逃，致使刘永生司令员的侄子刘发祥惨死在乱棍下，这就是“四．六事件”。此时的革造会无家可归，只好连夜赶回东肖，继续过着流亡生活。“四·六事件”造成革造会战士心灵的创伤，“缴枪就是缴脑袋”，在派性掌权的情况下，不幸而言中。
在红派扬言攻打东肖、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革造会的铁杆们又产生了夺枪念头。于是就发生了7月20日革造会夺取龙岩侨中红派“联司”56式冲锋枪事件(要知道，此时红派特许保留枪支，不必上缴)。在夺枪过程中，因枪弹走火，造成了“联司”学生一人死亡的悲剧。
1968年8月7日，新一中公社在“为保全自己，必须武装自己”的思想指导下，经过精心策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小洋军分区教导队留守处，仅用几分钟时间就抢夺了56式冲锋枪两支，步枪三支，弹药若干，军用望远镜一个。并迅速分散跑回龙门集中，然后乘汽车回东肖基地。当晚，住进龙岩三中（东肖中学）居高临下的实验楼，与工司、农司几名成员汇集，枕戈待旦，以防不测。
8月8日，拥总司策划已久的围剿东肖新派的计划，在新一中公社八·七夺枪的导火线引燃下，迅速付之实施：红派武装在闵万江总指挥率领下，兵分三路，由压土机改装的土坦克开路，浩浩荡荡杀向东肖。新派战士大多数手无寸铁，在红派攻占革造会后勤总部东山楼时，躲避在一间新娘房里的8名新派战士，只好拿起《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试图感化手拿冲锋枪的暴徒，可是那个暴徒嗜杀成性，居然扣动板机，喷出30发罪恶子弹，8名无辜就这样惨死在他的脚下。与此同时，红派另一路武装于上午8时在土坦克的掩护下开进东肖中学，逼近实验楼新一中公社驻地，猛烈射击。新一中公社20多人及工司、农司、新二中战士总计40多人英勇还击，击毙红派武装两人,其中1名即是一中红派吴克禄。
实验楼战斗，双方对峙了一天，红派死两人，新派有两人受伤：强声远和翁妙祥都腿部受伤，忍饥挨饿困守一天后，乘夜幕降临，通过地下水道安全转移到球盂头村后。这一天，新派成员共死伤20多名，被捕l00多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八.八惨案”。要知道惨案是在两派刚刚在北京签订“七·二三”大联合协议，墨汁未干的情况下发生的。
惨案发生后，北京学习班新派代表连夜发传单，写标语，控诉暴行，引起学习班极大震动。新派代表赶到党中央、国务院接待站递诉状，并当面向福州军区和省军区领导哭诉。在8月l7日福建省革委会成立大会上，工司陈佳川代表还直接向周总理报告八·八事件．周总理当即指示韩宣楚要正确处理福建已暴露的问题。
赴京代表还打电话给龙岩军管会主任齐光熙，抗议军管会纵容红派武装作恶。齐光熙以“事先不知道”搪塞，并答应保护新派被捕人员的人身安全。
学校“斗批改” 1968年春，成立红卫中学革委会，名义上说是两派大联合，但新一中公社师生被赶出龙岩城，新派教工的住房都遭到打砸抢，勉强留校的新瓣一般成员战战兢兢，随时有挨打的可能，何来两派大联合?一中当时曾一度是拥军总司的兵营。直至1968年8月，一中还是拥总司围剿东肖时抓捕到的新派群众的牢房。
1968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学校“复课闹革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9月29日，福建省革委会召集龙岩新红两派干部、工、农、学代表赴榕筹备龙岩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事宜，龙岩一中邱育鸿、林水兴作为地区新红两派学生代表参加。10月9日，龙岩地区暨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中两派学生代表林根河、翁金洲当选为地区革委会常委。龙岩地区革委会成立，并没有改变支一派、打一派的老格局，在革委会中新派虽有数位常委和委员，但他们都是有名无实，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地县革委会成立后的龙岩一中，仍然是文革初期进校“掺沙子”的5名复退军人及“东联”红派单派专政。他们执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极左路线，肆无忌惮打击迫害甚至用暴力毒打持不同观点的回校教工和学生。据不完全统计，被打的一中新派教工（不包括文革初期被揪斗打骂的“牛鬼蛇神”）约20名。要知道，l967年“一二·一四”事件前，新一中公社亦曾一度单派掌权，他们也不能正确对待持不同观点的红派群众，但公社领导和师生社员从未动过红派教工的一根汗毛。也从未打砸过外出红派教工的分毫财物。在这点上，红派教工该有一个半个说句良心话吧。
1968年l月，新一中公社职工、一中农场场长黄仁森，被冲进一中的“建井”红派活活打死。奇怪的是，黄仁森被打那天．红派掌权者恰恰没有一个在校，他们都到某红派教工家里吃喝去了。
以上叙述的是新派一般教工的遭遇，对于新派铁杆教工，他们遭到更加骇人听闻的迫害。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在北京被称作“革命战士”的郭义山。回到龙岩不久，即遭到抓捕，挂牌、游街、毒打等酷刑无所不用其极，直到大小便出血，家属进药酒，红派打手不准送进，还当着家属面砸烂酒瓶。他们使用拳头棍棒等逼供信手段，无中生有的要郭供出“新一中公社暗杀队”名单，遭到郭义山的断然拒绝。打不出名单，就抓去活埋，已丢在大坑中，差点盖上土，只因打手中有人怕承担责任，郭才保住了一条生命。此后郭加入“牛鬼蛇神队”，在一中农场劳改，井接受无休止批斗，挂牌、坐飞机、罚跪。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又捏造“现行反革命”罪名，将郭囚禁于韭菜园监狱达30个月之久，直至林彪死党垮台后郭才无罪释放，并于粉碎“四人帮”后彻底平反。
此外如连添筹、戴朗曾、倪新荣、陈德成等新派骨干教工，都遭受不同程度的皮肉之苦，写检查、挨批斗。1969年9月初。新一中公社教师连添筹、学生骨干邱育鸿、罗潮江、廖小安、陈国金、汤国华等，先后被地区革委会关押于孔子庙(现区政府所在地)，参加“三清”学习班，被迫参加“一0·二0”人防工程超强度劳役长达三个多月之久。与此同时，新一中公社学生陈炳坤、杜南璋、张村河、熊宏等4人被拘捕关押在省一狱达2-5年不等。l969年1l月9日，新一中公社学生傅小清被地区革委会关押在省一监，这是他继1968年后第二次入狱。
1971年4月，龙岩县委按照中央、省地部署，着手清查“五·一六”分子，龙岩县公安局传达龙岩地区革委会清查“五·一六”的意见，罗列1967年新派二·八夺权、围攻风动厂、军分区静坐、火烧水泵厂等11个大事件为“五·一六行动”。以“是不是反军”、“要以对待韩宣楚态度为准”，再一次将矛头对准新派负责人，一中公社教师连添筹等再一次被关进了“学习班”，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因笔者见闻有限。以上所述仅是举例而已。
1969年2月，一中“文革”在校生，即初中和高中66、67、68届学生(俗称“老三届”)全部毕业离校，后来几乎全部被特定历史潮流推向农村“广阔天地”．饱受辍学、失业等磨难，直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才云开日出，大展鹏程。
1969年3月，学校恢复初中招生，免除升学考试，实行推荐制，学制两年。“出身不好”的小学毕业生在入学问题上遭到了岐视。
1969年2月24日，龙岩地区革委会派30多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龙岩一中。
1969年5月6日，经龙岩县革委会、人武部批准，龙岩一中改名五-七中学，并成立五·七中学革委会．仍是以派划线，派性专政。l970年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正式下达，抛出教育界十七年“两个估计”和“黑线专政论”，教育领域更为混乱。
1969年6月，教职工参加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清理阶级队伍。新派部分教工成了“阶级敌人”，被拘禁、写检查、挨批斗。走资派蓝天、魏稼秋，“反动文人”郭义山及一部分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工被冠以“牛鬼蛇神”，继续在一中农场劳改。
从1970年起，龙岩一中大批新派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因“站错队”先后被“下放”流配，如郑庆昇、郑家琨、魏月珍、吴国恩、陈宣练、薛天森、邱梓振、郭潮泓、郑朝熹、林光沛、陈炳星、郭义山等等，师资的严重流失，导致教学质量的明显下降，好在当时“读书无用”，也不必讲什么教学质量。
1971年春，学校恢复高中招生，学制为两年，实行推荐上学制。从1972年开始，教育界学习“朝阳农学院经验”，开门办学，工农兵上讲台。l973年7月“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12月28日《人民日报》鼓吹小学生黄帅反“师道尊严”的来信和日记摘抄，l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和1974年3月马振扶中学事件，1975年8月31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及l976年“四人帮”刮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镇压“天安门四-五运动”等等，一次次运动和事件使师生昏头转向，学校陷进更加严重的混乱。
沉痛的反思
一、l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恶梦。历史证明，“文革”是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龙岩是老区，由于种种“特殊原因”，两派对峙严重，武斗不断升级，动用枪炮，其规模和严重程度，成为“福建省之最”。据初步统计，仅龙岩一县，两派群众死于武斗或被对立派折磨而死的约800多人。“文革”中龙岩一中死于武斗学生5人，被活活打死职工1人，被迫害致死教工1人，自杀未遂致残教师l人，实弹射击演练，误毙侨中学生1人，学生抓捕、殴打外县来岩武斗人员致死1人，溺水身亡学生l人，总计非正常死亡10人。新派在武斗中负枪伤近10人，红派伤亡不明。学校校舍、图书、仪器设备受严重损坏，教工财产被打砸抢，更重要的是师生心灵遭到难以弥合的创伤。史无前例的龙岩十年内乱，留下一曲不堪回首的悲歌，所有善良的人们应正视而不是回避这段历史，并以史为鉴，今后决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二、l978年l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重新确定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80年11月20日~l 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1979年1月8日，中共龙岩地委作出决定：1968年10月2日龙岩专区军管会政法组立案审查”闽西叛徒集团”、“闽西地区敌特地下司令部”纯属假案．应予彻底推倒。1980年7月1日，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中共福建省委以闽委(1980)50号文件下达《对所谓“闽西地区由坏人操纵的武装集团”案平反的通知》，指出该案是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的一起错案，应予彻底平反。在此前后，龙岩一中在“文革”中被陷害的新派教工，以及“文革”初期被批斗的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等所谓“牛鬼蛇神”，全部落实了政策，从政治上得到彻底解放。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执行正确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胜利。
三、除了极少数阴谋家和奸诈小人外，龙岩新红两派广大群众都是怀着朴素的感情，响应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积极投人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两派群众都头脑狂热，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派性十足，不能正确对待不同观点的群众，致使武斗不断升级，做了亲痛仇快的蠢事，这一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四、龙岩军分区柴裕兴、高希山等负责人及“士革会”和龙岩军管会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支左”任务时，违反了“三不”和“一碗水端平”的指示，支一派，打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为一派出谋划策，制造“邱锦才是大叛徒”、“闽西叛徒集团”、“闺西敌特地下司令部”等假案，并赤膊上阵参加和指挥武斗，杀害新派群众。谎报军情，制造新派成千上万人“上山为匪”的谎言，制造所谓“张蓝赖等坏人操纵的闽西武装集团”冤假案。运用专政工具镇压持新派观点的革命老干部和群众。火上加油，加剧了新红两派的矛盾，酿成龙岩骇人听闻的历史惨剧。
马克思女儿燕妮，曾向当时德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请教，能否用最简炼的词句概括古今历史。历史学家巧妙地引用四旬谚语作答：“当上帝要灭亡某人时，往往令其有炙人的权势”，“时间是筛子，最终反淘去一切历史的陈渣”，“蜜蜂盗花，结果反使花繁盛”，“暗透了便望得见星光”。回顾十年浩劫，觉得这四句谚语，很有深意。
往事如烟，心绪难平。让我们永远记住百年母校这段沉重屈辱的历史，擦干血污，弥合伤痕，厚德载物，奋勇前行。
笔者注：本文撰写时，参阅了中共新罗区委党史研究室出版，郑学秋、符维健、陈殿南主编、撰写的(龙岩“文革”概况》、邱育鸿《龙岩一中“文革”大事记》(稿本)和龙岩一中校办《龙岩一中大事记》(征求意见稿)。
http://longyanhtd.com/lsjzq/lsjzq.w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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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1 15:5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