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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
刘晋
“红卫兵”最早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当时我是清华附中的工作组长，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学校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京市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出现了高潮，学生自动罢课，领导组织瘫痪。
1966年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北京新市委书记吴德和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参加，决定领导文化革命的八条政策，并把领导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任务交给团中央。当晚在北京市委礼堂召集有关各单位领导参加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中央团校决定由我和滑隆同志参加这次会议，听取吴德和胡克实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第二天6月4日上午，通知我和滑隆同志到团中央去参加紧急会议。胡克实同志讲：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团中央决定成立领导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总团。他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书昌任总团正、副团长，每个区成立分团。海淀区有66所中学是重点,也要成立分团，并决定由周杰、刘晋、滑隆组成领导小组分任分团正、副团长。
进驻清华附中建工作组支持革命
1966年6月4日中午，我即带领中央团校五位同志到达19中，了解了情况后，建立了工作组。经过几天的工作控制了局面。第五天6月8日中午，我接到总团胡克实同志的紧急电话。他说：海淀区清华附中部分学生已自发组织了革命组织“红卫兵”起来贴大字报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但学校当局也组织学生保护学校当局。因为保学校当局的是多数，所以“红卫兵”受压制，处境困难。他要我立即带人去清华附中建立工作组支持文化革命、支持红卫兵、支持全校师生起来揭批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胡克实同志强调，清华附中是一个有影响的中学，是他亲自掌握的两个重点学校之一（另一个是城里的师大附中）。他要我每天晚上9点用直线电话向他汇报清华附中的情况。
我感到任务紧急又重要，立即带领五位工作队员直奔清华附中。我把带来的五位工作队员撒下去，要他们看大字报，找不同年级、不同观点的人谈话，了解情况。我自己在学校也转了一圈看大字报，找校长万邦儒问了问情况，然后又找“红卫兵”的头头了解“红卫兵”组织的情况。据他们讲：5月份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用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学生入团，而王铭、卜大华、张小宾、邝滔生、罗小海等7个人（家庭出身都是高级干部）认为共青团组织应该执行阶级路线,不应该发展这个学生入团。为此，他们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当局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布：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当时这7个人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夜里跳墙出学校到圆明园开会，并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起名为“红卫兵”，并以“红卫兵”的名义在6月2日写了一批批判学校当局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学校当局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
6月8日，我进驻清华附中了解情况后认为，这种混乱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当即决定让学校通知在大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我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工作队名义，宣布成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组，负责领导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我兼任组长。我传达了北京市委“八条”并作报告，报告主要强调两条：（一）支持文化革命，支持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二）要有领导地进行，要讲政策，即“八条”。我的报告受到欢迎。
群众运动起来之后，我立刻发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过火行为：①对一位女体育老师的批斗；②要批斗一位高中二年级的女同学。因为她是北京市一位局长的女儿，她父亲被打成“黑帮”；③初三年级同学要批斗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女儿。
我立即召开大会宣布：第一、不准冲击学生；第二，不准冲击老师；第三，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清华附中的运动开展得比较正常。6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主要精神是逐步引导学生“复课闹革命”，对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的“红卫兵”要采取消化、融合的方针，即把“红卫兵”中的头头，表现较好的，吸收到共青团领导机构中来。
“红卫兵”写“造反有理”的大字报
当时中共中央对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与“红卫兵”的那种革命精神是相抵触、相矛盾的。不过，我当时还未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我正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看大字报，“红卫兵”的头头卜××和邝××拿了一张他们写的大字报给我看，并征求意见。根据记忆，大体内容是：我们要敢于造旧制度的反，要像孙悟空拿起金箍棒一样，敢于造旧制度的反，把它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有人说我们过火了，我们不怕，我们就是要把这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我看了后，当即表示了几点意见：一，造不合理制度的反，揭发批判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是对的，中央也是支持的，但要讲政策，不能乱来。二是大字报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我要他们去读毛选，看看毛主席在这方面有什么论述，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
当时，这张大字报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对我要他们讲政策不能乱来不满意，并说工作组保守了，后退了，他们开始与工作组有矛盾。本来这张大字报也是针对工作组的，但是我建议他们读毛主席著作、按毛主席指示办这一条，他们接受了。
6月24日清华附中出现了一些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后来知道，他们在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上一篇短文《汉弗莱的哀叹》中，找到了一段黑体字，即毛主席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一段讲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经他们修改后，把“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张贴出来。我看到了，还是没有引起重视。真想不到，这张“造反有理”的大字报是那样符合中央文革的要求，并经江青之手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不仅对这些大字报加以赞扬，而且给“红卫兵”小将写了回信，这是后话了。
工作组和红卫兵发生矛盾
根据中共中央统一的部署，7月中旬以前各个学校要转入正规，因此胡克实同志要求我尽快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我的方针是，让“红卫兵”头头中的两个人参加团委领导工作，张小宾为团委副书记，马某某为团委委员。这样一来，与“红卫兵”的矛盾就公开暴露了。
7月中下旬，陆续听到工作组被赶出学校，不少大中学校又失控。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束缚群众的革命手脚，这话又由特殊的通道传到高干子弟那里。但我们却蒙在鼓里，即使是团中央领导人也不知晓。我遇到的一件事足以说明。
那时我们还是想说服“红卫兵”的。我们去家访，通过家长做这几个红卫兵头头的工作。7月27号的夜晚，我们先到张小宾家，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接着我们去×××家。×××父亲是解放军××学院副院长。我还是介绍了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情况，并希望家长帮助我们做工作，我的话还没讲完，这位副院长就打断了我的话，并神气十足地讲：“工作组为什么不能反？！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你们派到101中学的工作组副组长讲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用这种口气讲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话是谈不下去了。
告辞后，我让车子立即开到团中央。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怕是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找到总团副团长惠书昌同志，向他汇报了××学院副院长说的话，并说出我的看法。惠书昌也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拨通胡克实同志家里的电话，让我汇报情况并说出我的忧虑。克实同志回答说，不会有问题，我们派工作组是少奇、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后还飞到杭州得到毛主席的首肯，你放心大胆地工作。
江青企图通过罢免周杰揭开团中央的“盖子”
第二天7月28日我回到清华附中，晚饭后正在院子里看大字报，约晚上十点钟左右，突然院子里一帮学生高呼“周杰罢官了”，中央文革今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大会上罢了海淀区分团团长周杰的官。这消息一传到清华附中，学校一下又热闹起来。
一些学生把我围起来让我表态。我说我们执行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和政策。我们工作组到学校里来，支持同学革命，我们工作组在清华附中的工作你们有目共睹。至于为什么中央文革派王力去罢周杰的官，我没有去参加会，不了解情况。我也是刚才听你们说的。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把工作交代给副组长回到团校，只有马石江同志在。他也莫名其妙，也在等消息。大约十点多钟，北京展览馆的会开完了，周杰、滑隆二人回来。他们讲了一下情况：周杰正在作报告，突然某某中学的学生代表站了起来说：“我们学校工作组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接着又有几个中学学生代表也站了起来提意见。但是有的学生代表不同意这种做法，也站起来说：“你们不同意见可以，但让周杰讲完嘛。”周杰同志赶快表态说：“先让提意见的学生代表把话讲完。”
正在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带着一些随从赶到北京展览馆会场，神气十足地走到台上，不问情况立刻宣布：“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周杰，压制群众起来搞文化革命，压制革命小将。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销周杰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职务，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他还宣布，明天还在这里继续开海淀区中学文革学生代表大会，对海淀区文化革命工作队周杰进行批判，各中学作好准备。这就是所谓的“周杰罢官事件”。
后来我们知道，当天晚上北京师范大学在操场开大会，揭发批判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都去参加。这时在北京展览馆参加会的某中学学生代表跑到北师大操场主席台上对江青说：北展正在开海淀区师生代表大会，海淀区文革工作队队长周杰压制民主，压制革命群众。江青听后立即派王力去北展会场罢周杰的官，还要搞什么“揭盖子”，矛头对准团中央，要通过罢周杰的官打开缺口。
在胡耀邦住处开会
7月28日夜里11点多钟不断传来消息，十九中学、八一中学、十一中学等学校开始打、撵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黑工作组”。胡克实同志让马石江、周杰、我和孙英立即去他那里。胡克实同志要我们到胡耀邦那里汇报情况。
我们有一年多没有见到耀邦同志了，1964年中央调耀邦去西北局任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但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还未免去。他回北京看病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胡克实同志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总团团长，但遇到这种大事，他还是带我们到耀邦那里听听他的意见。
周杰把会上的情况汇报完后，耀邦同志开口了，谈了几点意见：“克实要立即把这情况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要坚信党中央，克实是在少奇、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受任务领导中学文化革命的，派工作组也是中央决定并请示了毛主席。我看现在这种情况（指罢周杰官）很不正常，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要观察观察再说……”
“中央文革小组明天决定开大会继续揭发批判周杰，怎么办？”
“周杰同志继续去听听意见再说，团中央可以派一位书记去表示同意撤周杰的职务的决定。”
这时马石江说：“他们为什么这样胆大？谁是他们的后台？”
克实同志愤愤不平地讲：“他们，几个拿笔杆子的，懂得什么群众运动！”
我说：“这后果很严重，有几个工作组的同志被打，被撵的还要多，我怎么向工作组的同志们回答？”
“除了克实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外，你们也可以把情况向中央反映嘛。”耀邦同志最后讲。
这后来被称为“关东店黑会”，没有开出什么结果。第二天7月29日，周杰、滑隆照样去参加大会，站在那里被学生代表一个一个批判。团中央还派了书记处书记王照华表了个态：同意中央文革罢周杰的官。这次批判会规格很高，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还有王力、关锋都参加了。我因为头天的会议没有参加，所以不用去挨批斗，在团校“坐镇”，不断接到各工作组被批、被围攻、被打的电话，团校的工作人员也非常气愤。
向毛主席写信告中央文革王力的状
马石江和我商量，写一封反映工作组现在被围攻、被打的信，送给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信写好后由我和另一位同志送到北京展览馆，当时康生、陈伯达、江青正在那里开批判周杰的大会。我们天真地送到康生手里，希望他转给毛主席。
这封信不仅没有起到改变工作组被打被撵的作用，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把那封信打印成几份，由我带着工作组的几位同志到处去反映情况，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华北局、北京新市委。反映情况的目的是要求制止打、撵工作组。我坐车整整跑了两天，却如石沉大海，而中学生打人、撵工作组已发展到打“黑帮”（学校的当权派）、批斗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局面进一步混乱。
后来我也被“罢官”，关牛棚三年。罪名是：一、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参加了“关东店黑会”；三、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告中央文革王力的状，实际上是告中央文革的状。
□《炎黄春秋》 2008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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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6 13:4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