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老高 我知道的郭桂发

tuffy05

我知道的郭桂发

　　高致贤

　　郭桂发何许人也？从大方县广播局长岗位上退下来的“怪人”。
　　我与他首次谋面于1965年大方县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后来相处了较长一段时间，君子之交，患难与共，本已在之前的回忆录中零零星星地写了他，但今天看了一位网友对我回忆录中一节的评论，不禁想单独写写他。
　　网友对《夜袭苗村》一节回忆录评论道：在老高上文中，我从一个角度了解了家乡那年发生的那事的一些镜头。
　　 老郭，英雄啊！文革难乱铁杆心，半夜三更举红灯。洋芋苞谷不忘本，直面屠刀护苗民。
　　 叹其生不逢时，不过他还是引出了几个大方俊杰：段胖子、宫晓兵等。
　　 ——老高的大方老乡感怀
　　英雄称号没有组织批准，敢做敢当确是他的秉性。1950年代初叶的初中毕业生是香饽饽，参加工作比现在的博士后容易得多;正当各种组织机构在农村搜索文化人员工作时，为了尽孝，初中毕业的郭桂发却当了回乡知青，听说是全县第一个。
　　县里办了广播站，他被安排进站工作，站里人员少，采、编、播和机修他一个人大包大揽，不时还要代做县委书记的秘书。因为他们曾采用过我的稿件，故他在县“积代会”上与我一见如故，推心置腹。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位专职新闻工作者，他的坦诚直率给我留下深刻而良好的第一印象！
　　我调县委宣传部任专职通讯干部后，广播站属于宣传部直管，我们成了一家人。当时只有他和王远德搞编播，他还要负责全站工作，实在太忙了，故尔他随时叫我义务协助他编播。就在县委、县政府被夺权之后，广播站未被夺权之前，他与我合作组稿、播出了一次超长时间的批判“主乱派”的节目，在听众中影响很大，于是，县造反派司令部便公开印发、张贴通告，并发动造反派写大字报、大幅标语。内客是：不准走资派勾结臭老保利用新闻舆论攻击造反派！把我赶出宣传组。广播站也由章昌X等夺了权！
　　从此，我和老郭一起被打下“屙鼻地狱”，他被戴上“双料货”的帽子。所谓双料货，就是走资派加保皇派，而对他定的罪名是铁杆保皇分子。我们一起被送进“交待揭发组”，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斗争。
　　他和谢明俊被打成全县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是文革期间大方县被斗争次数最多的两人。为什么呢？全县性的、系统性的批斗县委、县政府的“走资派”时，他们两个都被拉去陪斗，还有不少单独批斗他们个人的时间。
　　被斗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他便总结出口含水果糖来转移腰痛感受的经验，并密传给其他人。他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勇于正视淋漓鲜血的硬汉子。不管怎样斗他，他都没有被吓倒。他率先成立的“真理战斗队”被打成保守组织、砸烂后，人家定他成铁杆保皇分子。他说铁杆算什么？老子是合金钢铸成的，遂以“合金钢杆战斗队员郭桂发”的名义写大字报继续同造反派斗争！他的“顽固不化”精神，连累了他的夫人陈璠。陈也和谢明俊的夫人郑廷秀一样，不时被拉去批判斗争。
　　贯彻中发（1969）71文件对革委补台的时候，大方县是以“两派三个山头”（通派与不通派，不通派中又分为武、吴和王、黄两个山头）进行联合的。我们原县委机关被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右倾翻案集团”的一大批无派人员怎么办？我们以“平地派”（被那两派斗争中踏平的群众）身分派代表参加补台联合学习班。我们便推举郭桂发和谢明俊作代表参加。
　　学习班全天进行封闭式的揭发批判，我们在外面写大字报，晚上他俩出来抱我们写好的大字报进去张贴。那两派和山头的代表平时作恶多端，深感自身难保，郭桂发、谢明俊和我们被压多年的怒火一下迸发出来，他俩发言有理有据，所向披靡;我们写的大字报证据确凿，看者叹服！他俩一下成了该学习班中最耀眼的明星！
　　郭桂发是个急性子，大事不糊涂，小事很马虎。他搞采编，写字从不受格子限制;文革中无事可干时，我们一起学木工打家具，我们都用拖槽斗榫，他只会做“钉子木匠”，木板粗糙，铁钉连接，常被好友笑骂，他却毫不在乎。因他十分豁达大度，大家最喜欢和他开玩笑。
　　补台结束，我们都恢复了名誉和工作，我与他又成了老搭档。到大方支持补台的0276部队完成任务离开大方那天，他让我义务主持欢送支左部队的广播节目。是解放军支持我们翻了身，我写了一篇饱含激情的广播稿，感谢并欢送支左部队。为让支左干战能听清楚，在两个多小时的欢送节目中，我一改过去的方言播音为普通话播音，并将欢送稿与《解放军进行曲》轮番播放，受到领导和听众好评，他十分高兴，饮酒庆贺！
　　他官复原职后，广播站升格为广播局，他升任局长，业务升格，编制扩大，人员增加，他仍像个小工一样与大家一起干活，毫无一点官架子。对县委县政府机关的不正之风，他坚持抵制，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被他保护过的领导干部，他更是不时诤谏，直言不讳，哪怕把关系弄得很僵！故有“直面屠刀护苗民”之誉。
　　1970年代初期，全国迅猛发展农村广播事业网，城里不少初、高中毕业生要下乡当知青，吃住困难、家长担心。尽管当时他的子女还小，达不到知青条件，但他了解许多家长的难处，便牵头在县城东郊萝卜园办起“12.26”知青队，让广播局的职工带着知青们下乡建广播站、安大喇叭，知青们也习惯，且有收入。广播局没有活干时，他就率知青们在城里打小工，或在城郊开荒种地栽药材等，让知青们能就近劳动，在家食宿，具有复习功课的条件。
　　恢复高考后，该知青队的知青们考的考入大学，参的参加工作，不少留在广播局、站工作的，成为广播战线上的骨干;考进大学的人才不少，有如文前引用那位网友评论中说的段胖子、宫晓兵等部长级干部，厅处级干部不少;学士、硕士、博士也不乏其人，可他从不想什么回报。
　　1980年代初，我被贬到县文化馆工作，两年后，他便到人事劳动局去把我要到广播局来搞专职采编，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年。
　　“12.26”知青队解散后，他便利用知青队集体留下的工房、土地、农具等设施办农场，吸收贫困农户进场，亲自带领农户发展商品生产、脱贫致富。为帮助这些农户脱贫，他要求留职停薪去办农场。由于他无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心切而虔诚，县委特殊批准他“留职留薪”去办农场，率领场员发展商品生产，仍然管着一些广播业务，最后才渐渐离开广播岗位。
　　1996年8月29日下午，我送稿到县广播站，正与刘福泉、陈永德、熊益强在办公室聊天，突然接到郭桂发正在县医院抢救的电话，我们便立即同去医院看望他。当我们赶对医院时，他已处于高度昏迷状态之中，呼吸急促而带吼声，不能说话了，只凭强压输氧维持生命。他妻子陈璠讲：吃过早餐后，他拟去文广局看看，谁料穿鞋时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也不会说话……终因人无回天之力，于16时05分逝世。一位挚友英年早逝，他才60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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