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纪实：宁夏派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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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开始的派性斗争,是以革命的名义,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的说法开始的,他是这个国家政治上的一个污血的怪圈.因为亿万人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甚而付出了许多无辜的生命.是当代历史一大悲剧.我们就从北国的一个角度开始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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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军方的介入，开始变得尖锐复杂，朴朔迷离起来。早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银川群众就不止一次冲击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揪斗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书记处书记马玉槐、甘春雷、江华；自治区政府主席马信，副主席杨一木等人。为了保护这一大批与自己同僚的老干部，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动用了军区的警卫力量，将这些老干部统统安置在军区大院自己的羽翼之下。但是上海“一月风暴”终于席卷了全国，朱声达的翅膀硬不过中央文革的声音。随着夺权斗争的胜利，杨静仁、马玉槐们终于完完全全被置于宁夏革命造反派的监管之下。而夺权以后，如何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谁来执掌革命委员会的大印，则成为参与夺权的各派群众组织争论不休的话题。争论斗争的结果是，银川革命群众组织最后演化为对立的两大派。拥护朱声达与宁夏军区的一派，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反对朱声达的一派，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指挥部的各级领导成员是宁夏大学学生会主席安建国，革干子弟冯贤，复员军人出身的文科大学生杨长春；以及物资局干部牟元礼，区文工团干部华方佐与若干工人代表。结合革命干部，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甘春雷等。筹备处在银川党政机关及中等学校势力较大，主力为西北野战军，区党委革命造反兵团及部分厂矿群众组织。他们笃信跟着解放军走没有错的信条，坚定地站在以朱声达为首的宁夏军区一边。指挥部将斗争矛头坚定地指向与刘邓、习仲勋关系密切的大小杨马以及以朱声达为代表的军内的刘邓路线。此时“大土匪、大野心家”贺龙因着“二月兵变”已成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而朱声达身为长征时贺龙的警卫排长，自然属于贺龙派系该打倒的高级将领之列。不管群众组织以谁来划线，都本着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唯毛主席马首是瞻。拥护解放军是因为毛主席说“全国要学习解放军”；“打倒朱声达”是因为他不属于毛主席的嫡系部队，而属于应打倒的大军阀贺龙的亲信之列。无论持有何种观点，在整个大是大非没有辨清之前，谁又能说谁是绝对正确，谁是绝对错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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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7年3月，宁夏各县市因着首府群众组织因观点认识的分歧分化为两派的形势，也相应地分裂为“筹备处”与“指挥部”两大派。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始作俑者实际仍是中央文革与文化革命的发起者。因着观点、认识的不同，同学、同事、亲戚朋友，势同水火；父子、兄弟、姐妹、夫妻反目成仇；甚至酿成无数流血事件，皆因双方都要表现自己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捍卫者。西欧历史上的无数宗教战争，都源于在政客、阴谋家操纵下，不同信仰的教徒们狂热而过火的行为。而在毛泽东这个伟大的神祗面前，欲献忠心的各类、各派信徒，其狂热乖张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一次宗教战争的殉道者。亿万人都用一个声音说话，一个头脑思维， 这个僵化的教条的民族，除了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外，还会有什么辉煌与光明呢？

幼稚的我们，并辨不清当时的政治方向，但我们坚定不移地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因此，党中央的声音，严格地说，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便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若干年后，许多事后诸葛亮们和沦为保守派组织的成员们纷纷表白自己如何逆潮流而动，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时，偏偏忽略与隐瞒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谁人不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实捍卫者自居？谁人敢于质疑：一个一贯英明伟大、正确的党的中央，竟然给八亿中国人民指引了一个错误的政治方向，一条充满血腥而没有光明的自戕道路？只是在腥风血雨之后，在风雨萧条的日子里痛定思痛，反思历史，我们中的佼佼者才终于觉悟到这一场伟大革命的无聊，极端和暴戾。它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只不过满足了一小撮营营于权利之争的政客们的私欲，而把一个光明的中国推向了苦难而濒临毁灭的边缘。但是，这种先行者的觉醒总要伴随着他们自身的牺牲与毁灭。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是“撼树的蚍蜉”，只能自取灭亡。懵懵懂懂，随波逐流，对无数中国人来说，是明哲保身，化险为夷的良方。事后诸葛亮好当，作逆境中的中流砥柱则难。高明如周恩来，也只能在毛泽东、中央文革、反对派甚至与林彪之间左右逢源，虚与委蛇，而不能随心所欲，逆权势而动。何况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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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两报一刊”不间断地学习，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要打倒刘邓陶及一大帮追随者。在军内，除了红一方面军的大多数和在军界掌握实权，自抗战时期就已失去最高领导人，现时已无核心人物可以构成一派势力的红四方面军旧部外，彭德怀系统、贺龙系统的军人覆巢之下无完卵。朱声达的倒台是迟早的事。我们当然会选择它作为自己战斗队的归属。确切地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也是指导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领袖与中央文革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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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3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祁本禹署名文章《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文章以刘少奇褒扬建国初期新编的反映戊戌政变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为由，批判刘少奇站在洋奴、买办的立场上，为帝国主义大唱颂歌的所谓罪恶行径，给他戴上了一顶“卖国主义头目”的吓人帽子。第二天《人民日报》及各报都转载了这篇奇文，称刘少奇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月6日，中南海革命群众冲击刘少奇办公室，要他交代反革命罪行。4月 8日，王光美被勒令去清华大学检查。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三十万人批斗大会，批斗刘邓陶。以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余人陪斗。王光美被强迫穿旗袍，戴兵乓球项链接受批判。紧接着，刘少奇那本被视为有很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共产党员修身养性必修的小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视为修正主义的大毒草，遭到彻底地批判。全国人民都知道，刘邓的倒台已是不可挽回的事实。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也只能听凭形势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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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否认，派性斗争缘起于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原则。选择什么样的老干部，由谁来担纲革委会领导之责。一方面是不同的群众组织在选择适合于自己意愿，能和自己联盟的代理人；一方面是支左部队站在各自的历史渊源上保护或选择自己的意中人。因此，不同群众组织有不同的选择，不同兵种，军种，历史渊源的部队也有自己不同的选择。一时各持一词，各执己见，剑拔弩张，势同寇仇，最后发展到兵戎相见，流血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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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宁夏军区和后来奉中央之命介入地方文化革命的二十一军六十二师，各自支持一派组织，群众组织就有了造反与保皇之分。在甘肃，兰州军区，甘肃军区，老干部各支持一派，才有红三司、革联，红联的三足鼎立。在武汉，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支持“三钢三新”，“工人总部”去打压势力强大的“百万雄狮”，才有了中央文革介入事件。在河北，中央军委调驻承德、保定、张家口、天津四地以拱卫京师安全的三十八军等与河北军区的矛盾，才引发了高蠡、安国等地大规模的武斗。在旅大，海军司令部和陆军警备区各支持一派，城市才处于全面军事控制之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自己不会制造派性，也不会自己提上脑袋去参加武斗送死。他们不过是被政治家愚弄的阿斗，或是宗教虔诚的信徒，心甘情愿地去为上帝殉道。到头来只不过是作了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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