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方罗瑞卿秘书忆文革

jiaoyang · 发表于 2010-12-2 04:29:44

* B7 i1 ]! o3 }9 W" W! t" f9 N
无地立足 家破人散

2 G) n" L" G* j7 N9 K8 l

1966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接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罗瑞卿问题的决定，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集团。由于西北军区司令员冼恒汉在会议上点了我和王昭的名，说是与罗瑞卿关系密切，青海“造反派”也蠢蠢欲动。西北局刘澜涛为了减轻王昭的压力，决定把我调离青海，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任秘书长，宁夏书记杨静仁表示欢迎。正当省委做完对我的鉴定，打好行李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杨静仁的紧急电话，宁夏“造反派”上街游行，公安局消防车都上街了，要我不去宁夏，暂留青海。

接着青海的“文化大革命”风暴铺天盖地地起来了。先是揪斗，接着游街。我作为省委政法系统的头头，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在“造反派”簇拥下，站在第一辆大卡车上，第二辆车是省公安厅长郑效先，第三辆车是省高级法院院长郑文卿，第四辆车是省检察长李猛，后面还有一批政法系统的负责干部，共有十几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在西宁市沿大街缓缓而行。前面有“造反派”宣传车开道，高音喇叭大喊：站在第一辆车上的是王仲方，青海政法系统“走资派”的头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黑干将，要坚决打倒王仲方!游了一路，喊了一路，沿街围观者很多，大家感到很新奇。我站在车上，不时用手扶着有二尺高的纸糊高帽子，以免被风刮倒，心情却出奇的平静。游街结束，自己下车回家。这时我忽然想到毛泽东不是屡次教导要反对风头主义吗？领导干部戴着高帽子游街，倒是绝妙办法，以后谁还敢再出风头呢!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也爆发了，他们限令我的八十三岁老父亲王肖山搬出公安部大观园宿舍。幸好有尹肇之同志关照，父亲搬进了西单小酱房胡同公安部政治部干部住的小院。接着公安部限令史洛明离开北京，调往青海。青海省委欢迎她，安排在青海日报社任副总编辑。因为动乱，她一天也没有去上班，陪我在家静观眼前发生的事变。没有多久，我们突然接到北京电话，老父亲又被公安部“造反派”从小酱房胡同赶出去，在我堂妹王仲允(北京橡胶一厂工人)处暂时栖身。我们以为完全脱离了公安部范围，大概可以安静下来。不料接着又来电话，公安部“造反派”经常去威吓，老人害怕得很，想到青海来依靠我们。我们虽然处境险恶，还是要王仲允送老人到了西宁。八十三岁的老人坐了两天两夜火车，车上十分拥挤，只好在硬座车厢椅子下面躺着。最后平安到达西宁家中。我们添置了碗筷，照顾好老人饮食起居，老人倒也安然。我们虽然想到还会有风浪，但是希望老人能在此安居。可是在我头上，乌云密布，外面风声日紧，“造反派”扬言要捉我。

如果我一旦被捉，洛明又是新来的，人生地不熟，老人不但惊恐不安，恐怕生活也无保证。于是我们又联系新疆我妹妹王仲元，她表示有难处。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浙江省德清县有一位堂兄王仲俭，是农业种子站技术员，他知道情况后，勇敢地表示愿意收留老人。于是我们悄悄买了车票，又把老人送往杭州。途中，老人非常不安，不时问：我们到哪里去？路经上海，老人病倒，住了医院，幸好几天痊愈，经过杭州到了德清，把老人托付给王仲俭夫妇。

仲俭从小照顾过我的父亲，非常孝顺。夫妇俩在德清县城关租有两间民房，对老人安排很周到。他们在德清多年，人缘好，邻居都有照应，我们也很放心。在德清陪老人过了一天，请他老人家安心过一段，我们会再来接他回去。老人心里明白，只好如此。我们离开德清时，老人紧紧拉着我们的手，眼里含着泪和我们告别，彼此似乎都已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分别，而是生离死别。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我们从杭州回上海，又路过德清看望老人。老人是位久经患难、经历丰富、非常坚强的人，他反而安慰我们遇事要冷静沉着，要我们记住，他曾教我们学过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名篇，做一只暴风雨中的海燕。他知道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更大的暴风雨，他镇静地拄着手杖送我们到巷口，忍着眼泪，向我们挥手。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回头一看，老人还站在原处向我们挥手。这一回头一挥手竟然真的成了永别。

我们回到上海，住在青海驻沪办事处。从西宁传来消息，省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我即刻回去接受批判。北京回不去，西安不能去，银川不能去，青海也是不能去的。平时很多的亲友，这时不是划清界限，六亲不认，就是爱莫能助，即使有的表示愿意收留，我们也不愿意牵累他们。我们整天在马路上游荡，过着无家可归的日子。当时考虑，面前有几条路：第一，就这样到处流浪，混过动荡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刚刚开始，何时结束，看不到头，长期颠沛流离，也难以忍受。第二，回北京，不就是为了与罗瑞卿的关系吗！我到公安部“投案自首”，大不了关进秦城监狱，也比到处流浪好。又估计公安部不会收留，要把我们遣返青海。第三，去西安，作为西北局办公厅主任，我在西北局接受批判。可是西北局自身难保，哪里会再添我这个“大灾星”呢!考虑再三，我们下决心回青海，自投火海，接受磨炼。这时火车不通，我和洛明自己买票坐飞机回到西宁。真的像两只海燕，在阵阵雷声中，迎着暴风雨飞去。

* e8 R. D i' r

) J/ P* T: I& ^; Y# Y7 G在劫难逃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社论，从此揭开了青海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社论的提法，引起“造反派”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对立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这时一批外来“红卫兵”插手进来，利用这场辩论把矛头指向省委，特别集中于当时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说他是青海省“党内走资派”代表人物，是罗瑞卿伸向青海的黑手。同时也点了我的名。省委常委会瘫痪了，我被责令每天清扫常委楼的厕所、楼道。

第一次批斗会，在印刷厂会议室，印刷厂有两个青年工人到北京“取经”，回来带头造反。首先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问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说：不是，我是有不少缺点错误的共产党员。这时两个青年工人连连动手打我，我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继续殴打，直到把我打倒在地。当时群众还不曾见过这种场面，纷纷提出让我回去，好好反省。下午，“造反派”到家中抄家，翻箱倒柜，搜走了他们认为重要的材料和照片，连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我的亲笔信也取走了，以后也就失落了。抄家后箱子柜子都贴上手写的封条。省委大院的“造反”组成了观点不同、互相对立的几个组织，今天你来抄家，明天他又来抄家，我们干脆把东西散开，让他们抄。后来，这种抄家成为形式，好像不去抄一下，就不是“造反派”。众多“造反派”组织在省级、市级等机关，如雨后春笋，到处都冒出来了。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写着这样那样名称的“红卫兵”。不管是谁，戴上这个红袖章，就可以横冲直闯，批斗、抄家，不经任何手续，在深更半夜把人带走，也不告知带往何处。今天你批斗，明天他批斗。我也习以为常，干脆准备一件旧的棉大衣，装着一支牙刷一条毛巾，说走，披上大衣就走。有时被带到某“造反派”的据点，隔离批斗，写检讨材料，过一两天，又送回来。

这时大字报、大标语贴满省委大院，渐渐地，王昭和我二人成为青海省“党内走资派”的代表人物，到处是打倒王昭和王仲方的标语，名字倒写着，打上红×。我自己也可以出去欣赏这些大字报，开始有些紧张、惊讶，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有些奇怪，青海省委有第一书记杨植霖，有几位副书记和常委，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人点他们的名呢？在一次西宁市委的批斗会上，我才明白。

1963年青海省委改组了西宁市委，调李宁担任书记，免去了原市委书记康建西的职务。后来李宁反映，他们受到原市委一班人的抵制，无法工作。市委组织部长向省委组织部刘秀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的妻子)反映，市委机关有人密谋要推翻改组后的市委。杨植霖很重视，把西宁市委问题提到省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派省委副书记高克亭带检查组到市委检查，高克亭又拉上我陪着他去。杨植霖亲自主持，提出西宁市有两个市委，一个在地面上，一个在阴沟里，要彻底揭发。检查组根据他的指示，揭发出西宁市委有一个以康建西为首的反党集团。杨植霖亲自起草讲稿，到市委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话，再次指出西宁市存在“阴沟市委”，要彻底揭发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建西等人也组成了一个“造反派”，造省委的反，首先是翻反党集团的案。于是在市委礼堂开大会，把杨植霖、高克亭和我，以及市委书记李宁、李扬、赵建新都找来，来了一个“三堂会审”。这时有人质问定市委反党集团的主谋是谁？无人答应。市委书记李宁说，这是省委检查组定的，没有检查组，我们是不敢定反党集团的。又问省委检查组长高克亭，高克亭说检查组是受省委委托，向省委汇报，由杨植霖决定的。杨植霖说，他本来不想定反党集团，是听检查组汇报后决定的。又问杨在市委干部会上亲口说有“阴沟市委”是怎么回事!杨不敢承认，竟然说这次讲话稿子是王仲方代他写的。我没有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本来负主要责任的第一书记以及副书记竟然这样推卸责任，不敢承担。最后问到，我只有大声说，既然如此，我承担这个责任，主谋是我。这样一来，紧张场面才告结束。

又一次办公厅“造反派”在省委常委会会议室开斗争会，有一位托儿所保育员控诉省委王秘书长不该把她开除，是严重的迫害，要求我老实交代。我说不知道这件事。这位女保育员很厉害，走上来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你还不老实交代！我坚持说不知道这件事。保育员不达目的决不甘休，接连打了我好几个耳光，打得我头晕目眩，几乎倒下。我想到今晚这一关恐怕过不去了。这时有人看不下去，就问人保科长李学林，这件事是哪个王秘书长干的？李学林这时才说出是王静先副秘书长干的。而王静先就站在我旁边，到这时候战战兢兢地点头答应，我才过了这一关，可是人已被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血了。

正在这无休止的残酷斗争中，1967年初突然发生了“二·二三”开枪事件。当时青海省两大“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和“捍卫队”，两派势不两立，为控制舆论，“‘八一八’造反派”占领了《青海日报》办公楼。这是违反当时中央不准占领报社命令的。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奉命要求占领者撤出，遭到拒绝。赵永夫派部队包围了报社，双方相持数日不下。2月23日这天凌晨，忽然传出枪声，部队战士以为是报社内部有人向他们射击，于是开枪还击，强行驱散了占领者。战斗中死伤多人，是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当时听说，部队开枪，是得到林彪同意的。事情发生时杨植霖、王昭都不在西宁。我找到值班的省委秘书长张文芳，要他马上打电话告诉军区，立即停止开枪，事情只能和平解决。张文芳表示无能为力。我则表明了我的态度。到时候可以说明我与“二·二三”事件无关。果然，不到一个月，事件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变，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把“二·二三”定为反革命事件。于是局势急转直下，“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开会，决定成立青海省军管会，由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主任，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同时决定撤销赵永夫职务，隔离审查。把本来在洛阳治病、不在青海的王昭也诬指为“二·二三”事件的幕后指挥者，隔离反省，押回青海审查、批斗。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问是哪个部队开的？刘贤权说是独立师(当时有些省的武装民警称为独立师)，并说独立师不归他指挥，由省委政法小组指挥。周恩来问王仲方同志现在何处？刘贤权说，王已离职反省。这时林彪说：王仲方这个人，我找他很久没有找到。他是罗瑞卿的心腹，罗的事他都知道，把他搞起来。

正在四面楚歌、更大的厄运即将降临的时候，西宁市郊区农村彭家寨大队的乡亲们，热烈欢迎我回农村去。这个大队是1964年“四清”时，我带领工作组蹲点的地方，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挨家挨户访贫问苦，进行社会主义教。帮助他们通了电，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帮助他们办起砖瓦厂，改善了生活。他们同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我也回“家”看看，同农民拉家常，吃他们做的尕面片(尕音嘎，小的意思)、蒸洋芋、腌酸菜。他们听到我将有难，就让我回彭家寨，说我们是贫下中农，“文化大革命”不能把我们怎么的，我们保护你。看到村里的庄稼长得那么茁壮，看到家家户户日子比过去好，我深受感动，觉得就是死在这片土地上，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对群众这番深情厚，我只能心领，却不能去。我深知这个劫难是哪里也躲不过去的，我也不能因为我而引起武斗，连累乡亲。再坏的遭遇，我也要自己顶着。

录入时间: 2009年6月6日来源选自《炼狱》作者：王仲方

hachen · 发表于 2010-12-11 20:16:07

以前看过王回忆公安部成立、与胡耀邦的交往等几篇文章，时间交代的都是很清楚，可这篇文章细节处问题多多。
哪来的西北军区？冼时任兰州军区政委。
宁夏的造反派何时才起来的？他何时准备好去宁夏的？
他送父亲去浙江是几月份？
青海工人去北京取经造反是何时？工人早早卷入文革的例子恐怕很少吧。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9-4-14 17:47:13

作者：王仲方

　　我不如地狱谁入地狱

　　中央为青海“二·二三”事件定了案，在青海省昨天受打击的“‘八一八’造反派”又成了革命派，同“‘八一八’造反派”对立的那一派成了反革命派。全省风云骤变，杀气

腾腾，在“二·二三”事件中死亡者的亲属、受伤的“红卫兵”，在西宁掀起了“以血还血”的白色恐怖，到处抓捕与“二·二三”事件有关的人，见到这些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拳打脚踢。

　　我虽然与“二·二三”事件无关，但是“造反派”不会放过我，何况又有林彪亲自点名，更大的灾难已迫在眼前，随时可能被抓。我和洛明也做好准备，把铺盖和换洗衣服、洗漱用具捆好。我们互相勉励；洛明嘱咐我，不管遇到多大磨难，都要坚持住。我嘱咐洛明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老人和孩子。我把一点积蓄、手表、钢笔交给她，历年的日记、笔记都拜托她设法保存。一切都安排妥当，反而轻松了。照样到大院里，甚至上街去看看动静。一位关心我的同志看见我大吃一惊，悄悄告诉我，军管会已决定逮捕你，并告诉我一定要挺得住。临别时，曹毓五同志还紧紧抓着我的手说：活着就是胜利。

　　果然，1967年3月27日夜间，刚过零点，有人敲门。洛明去开了房门，省公安厅两位干部进门就拿出拘留证，宣布将我拘留。两人都是我熟悉的部下，一位是郝明新，一位是秦开华。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在拘留证上签了我的名字。当他们拿出手铐，扣住我的双手时，我笑着对他们说：“怎么还来这一套。”他俩无言以对，只好帮助拿起铺盖，我自己端着脸盆，与洛明告别，上了门前的汽车。洛明在家，看着秦开华作例行的搜查，主要是查枪支，我保存的自卫手枪，在批斗开始时已交给保卫科。汽车在半夜里穿过寂静的西宁市大街，进入南滩看守所。

　　说起来真是笑话。这座看守所是我担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时，根据中央的指示参考北京秦城监狱图纸建造的，准备一旦打仗，就把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的重要犯人转移到青海。因此，建筑规格比较高，开间较大，后墙有一排窗子，囚室内一个大的木板炕，有暖气、自来水、抽水马桶。在建造过程中，我亲自视察多次，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建成使用，想不到我自己负责建的监狱，自己竟首先进来了。

　　郝明新是看守所的负责人，他把我领进一间囚室，铺开被褥，告诉我还需要什么东西可以让家里送来。我让他告诉史洛明放心，告诉她把家里旧的军大衣送来。他把铁门关好，上了锁，又把过道铁门上了锁。由此，我开始了长达五年多的牢狱生活。

　　囚室有电灯，但开关在门外，平时晚上也不开灯，我在黑暗的监房中沉思着。很奇怪，我进了监狱，听到两道铁门上锁的咣当声音，反而有了一些放心宽慰的感觉，耳中响起《白毛女》喜儿的歌声，“大鬼小鬼进不来”。在这里可以安心睡觉，用不着提心吊胆，被陌生人随时带走，也不知带到什么地方，会碰到什么情况，死了也无人知道。也用不着每天去应付大会小会的批斗。那种场合里，说骂就骂，说打就打，人身安全是一点也没有保障的。如今进了监狱，反倒觉得比在外面有安全感。

　　我惟一担心的是洛明一人在家里，我被关押的消息传开，她会受到巨大的压力，她眼前的日子怎么过呢？我托人给张文芳送了一封信，我们两家分住楼上楼下，离得很近，让他看在多年同事的分上，照顾史洛明。而张文芳不仅不予照顾，反把她扫地出门，幸亏有好心人帮助，找到一间房子把她安置下来。我被抓进监狱，史洛明立即回到公安部向谢富治求救，谢富治告诉她，关起来好，比在外面安全。对比眼前的大动乱，她也觉得只好如此，心情也不那么着急了。

　　第二天，我被叫出监房，按规定，作为囚犯，照了正面侧面的相，按了十个指印。这些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他们一个也不敢同我打招呼，紧张地办完就走了。

　　这座看守所是辐射形的，有四个胡同，胡同口有铁栅门锁着，每个胡同有八间监房。辐射中心是天井，围着天井有看守员室、问讯室、医务室、浴室。囚犯有事可以大声喊报告，看守员会开门看望。监房门上有小窗，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里面却看不到外面。

　　开始，我以为他们拘留我是暂时的，因为按规定拘留期不能超过七天。到了第七天，郝明新给我出示逮捕证，说我被逮捕了。我问他是谁决定逮捕我？他说是军管会。我说按中央规定，逮捕我这样一级的干部，必须有中央、毛主席批准，军管会是无权逮捕我的。我要求军管会立即释放我。不久，看守所也军管了，军管小组组长栾春芳，是军区某部团政委。我再次向他说明，他说逮捕你是林副主席点名的，青海省军管会无权决定释放你。我问为什么逮捕我？他说是因为同罗瑞卿问题有牵连。我又问，是罗瑞卿问题大还是我的问题大？他说当然罗瑞卿的问题比你大。我又问既然这样，那么，罗瑞卿没有被捕，为什么逮捕我？栾春芳只好说，逮捕你只是一种审查方式，你就耐心接受审查。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可以要家属送生活用品给你，有事可直接找我。看来，这位组长还是通情达理的。既然是逮捕，我就只好耐心在监房住下去了。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在我入狱之初，他们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有问题我自己负责，希望不要牵连我的亲属。他们说党的政策不株连亲属，你可以放心。在狱中五年多，我什么

消息也不知道，出狱后才知道全家都受到了牵连，遭遇是惨痛的。

　　我的父亲王肖山是老教育家，建国后任国家教育部参事，本来住在教育部宿舍，他的学生李克农看到老师年近八十，要我把他老人家搬到公安部宿舍与我们同住，好有一个照应。我的问题与他毫无关系。竟被公安部“造反派”批斗打骂赶出宿舍，几经波折，安置在浙江德清县我的堂兄王仲俭家中。仲俭夫妇对老人很孝敬，供养是不成问题的。万万没有想到，我入狱后，“造反派”追到德清，逼迫仲俭交出所谓王仲方的黑材料，仲俭莫明其妙，“造反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隔离批斗，连续几昼夜，仲俭忍受不了而自杀。他的妻子也被隔离。家中无人照看老人，邻居也不敢进门，可怜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竟然被活活饿死。父亲死后几天才被邻居发现，草草埋葬在荒山上。我父亲满清末年留学日本，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被派回安徽任皖北宣抚使，后在芜湖办学，李克农、柯庆施、宫乔岩、曹渊等一批安徽省的早期的共产党人是他的学生。他与陈独秀、朱蕴山、高语罕等党的早期革命家关系密切。三个儿子(我是最小的)一个女儿都参加了共产党，大儿子王忠和是黄埔军校学生，在红军中牺牲。二儿子王仲文是高语罕秘书，病死。他自己一生受蒋介石迫害，终于盼到共产党胜利。他万万想不到在全国解放二十年后，竟然遭受如此迫害，活活饿死在家中。我出狱后得知此事，万分悲痛。经教育部报告周总理，将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的妻子史洛明，1938年十四岁到延安，一直忠心耿耿，在各个岗位上为党为国家勤恳工作，曾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女干部。她也受到牵连，被公安部赶到青海，无依无靠。今天抄家，明天批斗。后又被赶出西宁，到牧区干校劳动，受了许多侮辱和折磨。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方方，在七机部工作。我入狱之后，厄运降临到他头上，先后被抓，逼他交出“黑材料”。王方方告诉他们，我父亲年轻参加革命，是无辜的。结果是不仅批斗，还把他关在地下室两年之久。小儿子王天明，是清华附中第一批“红卫兵”的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著名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起草者之一，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因为我的牵连，后来被关在山西省阳泉监狱一年。

　　一家人，因为一个人莫须有的罪名，都惨遭迫害，是我在狱中想不到的。幸好，全家坚信我是无辜的，没有同我划清界限，还通过各种形式给我以安慰。我被关押五年多而不垮，与亲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竟然体现在我的家中。我对家人负疚良深。可是谁为我负疚呢？那些曾经参与迫害我的人，你们感到过内疚吗？

疯狂批斗火的洗礼

　　监所外面有所学校，每天高音喇叭播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消息。有一天，突然听到因胳膊摔伤在外治疗的王昭同志已被押解回到西宁。接着以批斗王昭为中心的高潮掀起来了。省委机关、各系统相继开十万人批斗大会，每次大会也少不了我。王昭、王仲方成了青

海省“走资派”主要代表，每次大会，我俩分别被架在两辆大卡车上，车上放了长桌。批斗会开始，有两位“造反派”把我们架到桌上，面向群众高高站着。王昭右臂有伤打着石膏，左臂被拉到身后，被人按着脑袋，压低着头，只能算是半个“喷气式”。我因为戴着手铐，搞不了“喷气式”，就被揪着头发往后仰。在我们两旁是一排卡车，每个卡车上跪着省委常委和各部部长。不过，已经被认为是“革命干部”的人如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省委副书记薛宏福、副省长李芳远等人，则高坐在主席台上，原来的领导集体，一下子被分成了“座上客”与“阶下囚”。每次大会，都安排好几个人揭发控诉、批判，大约有两三个小时。大会结束，王昭和我被分别押上两辆大卡车，王昭在前，我在后，大喇叭开路，浩浩荡荡在大街上游街示众。有很多陪斗者跪在马路两旁，围观者很多。我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写着“彭罗陆杨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仲方”。他们把牌子用细铁丝系在我的脖子上，勒破皮肤，流着鲜血。最难受的，是用绳子拴住手铐的链条，把我吊在卡车的铁架子上，双脚只有脚尖着地，还时时拉紧绳索向上吊，每拉紧一次绳索，就痛得一身大汗。好容易游街结束，我已浑身湿透，满身泥土，脖子和手腕留着深深的血痕。回到监房，倒在炕上，全身散架动不了。好不容易透过气来，洗洗脸，掸去身上的泥土，把汗湿的衣服换下来。在批斗高潮中的一个多月，正值夏天，人们穿着单衣，我却在最热的时候也不脱棉裤，因为批斗会上他们逼我跪在运矿石的大卡车上，卡车铁皮上钉着露头的铁钉，双膝跪在铁钉上，磨得血肉模糊。后来就用毛巾和一切能用的东西，包在膝盖上，痛苦稍为减轻些。各系统轮流召开的大批斗会，大约有十次左右，批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神经和肉体也麻木了，不觉得痛苦了。在挨斗的时候，在游街的时候，看着两旁陪斗的干部，觉得他们吃的苦比我多；看到面前黑压压的群众，搜寻着有无我认识的人，但是他们大多默默地低着头，看不清面孔。我甚至希望记者照下我的镜头，特别是挂着牌子吊在卡车上游街的镜头，一定很好看，比耶稣受难吊在十字架上也不逊色。我没有感到耻辱，耻辱应该属于那些失去人性的疯子，如果你们有一天也会清醒过来，一定会比我更加难受。你们不是说彻底纠正了“王明路线”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你们不是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你们对这种变本加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竟然熟视无睹。你们在政治上、道义上付出的代价，比我受到的屈辱要大一千倍。

　　每次批斗，都有“造反派”抓住我的头发向后仰，我的一头又黑又密的头发，往往被一把一把抓下来，使我很不好受。我就干脆把头发剃光。这时我突然发现剃下来的头发，不像是我的头发，它本来是黑油油的却变成灰白色的。我醒悟过来，我已成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由青丝变成白发。原来我看这出戏，总以为是艺术夸张，现在亲身体验到这确实是艺术的真实。为了珍视这神奇的变化，我把剃下来的头发塞进我的鞋子保存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头发竟然变成鞋垫，撕也撕不开了。

　　除了大会斗，还有各种小会斗。会虽小，人也不多，但是也会有激烈的场面。有一次省委办公厅开斗争会，与会的人都是我很熟悉的部下，关系比较密切。会议主持者强迫这些人同我划清界限。一位过去每日给我送文件的干部，在压力下竟然上来打了我一个耳光，手很重。当时我想到的是，如果打我一巴掌能够表示你们同我划清了界限，得到解脱，我宁愿挨打，以减轻你们受到的压力。不过，应该感谢他们，在重大压力下，虽然不能不上纲上线，却没有什么造谣诬蔑侮辱人格之词。这在当时已是难能可贵了。通过大小批斗会之后，我忽然悟出人是野兽进化而来的，经过多少万年，人逐渐摆脱了身上的兽性而成人。但是再进化，也总是与兽有血缘关系，人性与潜在的兽性共存。人性战胜兽性则文明，则和平，则幸福；人性被兽性战胜则野蛮，则战争，则灾难。人性使人清醒，兽性使人疯狂。人世间常遇到有人兽性大发，造成大大小小的悲剧。我目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破“四旧”、打砸抢、疯狂打人甚至致人死命，一个和睦的家庭、舐犊情深，突然六亲不认，互相仇视。这都是一种疯狂，失去理性，失去人性的表现。我默默地呼唤着：

　　恢复人性、抑制兽性！保持文明、不要野蛮！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吧！

本文节选自《炼狱》一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news.sina.com.cn/cul/2005-01-11/3027.html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

王仲方 罗瑞卿秘书忆文革

Re:王仲方 罗瑞卿秘书忆文革

王仲方罗瑞卿秘书忆文革

Re:王仲方罗瑞卿秘书忆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