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大中：我的文革记实（江苏泰县）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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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失败的争论（一）

　　 八一红卫兵区分为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和泰县八一红卫兵，但是两个总部合二而一，按照文革后通行的说法，叫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文革初期的姜堰中学“高三（1）班纪大中九人小组”成员是：纪大中、郑桂秋、夏海清、缪辉（女，原名缪素琴）、张国祥、范健、朱久华、于国治、林汉桥。其中，有三个人后来成了八一红卫兵总部的头头，或者称勤务员：我（纪大中）是总勤务员，郑桂秋负责组织，夏海清负责宣传。
　　 八一红卫兵总部的头头一共五个，其余两个是：王向东，郁兴德。王向东主要负责编辑《八一红兵报》，后期的《八一红兵报》改由郑桂秋编辑，出版至第100期，顺应形势主动停刊。郁兴德是姜堰中学初中语文教师，农民的儿子。姜堰市姜堰镇郁园村人，家庭出身下中农。
　　 姜堰中学的另一个初中语文教师周松林与郁兴德在八一红卫兵成立以前就介入了造反派的活动，八一红卫兵成立后不久都参加了八一红卫兵。但自从1967年初我被非法拘留后，这二人就以参加社会上红联总站的活动为主，基本上不管姜堰中学的事情。相反，郑桂秋和夏海清却基本上不管社会上的事情。这也是在以后的深入挖“五、一六”运动中，之所以只有周松林和郁兴德两人被社会上的八派拖进了“五、一六”的深坑，而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的其他人一个也没有被打成“五、一六”的原因所在。我没有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可以保护社会上认不得的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不被打成“五、一六”。但是，对于周松林和郁兴德，我无能为力了。
　　 在参加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的时候，周松林和郁兴德都远比华耀祥年轻。朝气蓬勃。如日之初升。周松林能写一手好文章，虽然不及华耀祥快捷，但是比华耀祥的文章健康、沉稳，文字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的要求：准确、鲜明、生动。周松林的字也写得很漂亮。不仅如此，周松林还是一位运动健将，尤其篮球打得好，动作敏捷、投篮特别准，远近公认。郁兴德是一个天才演说家。他的演讲，逻辑性非常强，语言十分生动，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能够紧紧抓住每一个听众的心。
　　 可是现在，周松林和郁兴德先后病逝了。
　　 显然，如果不是遭到深挖“五、一六”运动的极度摧残以至身心俱裂，这两位全姜堰市知名的“老造反”教师，是决不可能英年早逝的。
　　 不亦悲乎！



九十二、失败的争论（二）

　　 在文革初期的姜堰中学“高三（1）班纪大中九人小组”当中，我和郑桂秋、缪辉（女）、范健四个人是共青团员。郑桂秋是高三（1）班的团支部书记。
　　 我的初中母校是泰县叶甸初级中学。1961年夏-1963年夏，我在该校读书。我们的校徽上只有四个字：“泰州叶中”。过去叶甸曾经隶属于泰州，校徽上这四个字就是那时候设计的，以后改属泰县，校徽却没有改。学生的校徽是白底红字，老师是红底白字。不知情的人见了，总误以为是泰州的一所学校。
1963年夏天，我参加中考（初中毕业考高中）。考场设在姜堰中学。
　　 叶甸是水乡。起步就要坐船。中考以前，我到过的最大城市就是泰州，也没有到过姜堰。赶赴中考的路线是，坐船到泰州，然后，转乘汽车，沿姜泰线到姜堰。
　　 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我靠车窗坐着。车子轻微颠簸，窗外的树一棵接一棵向后倒去。我的感觉神奇极了，心情舒畅极了。由于好奇和特别激动，我在车上的话特别多，声音也最响。这是我走向新生活和迈向现代社会的起点。中考的精神压力，一时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的学习成绩，在叶甸中学名列第一。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当之无愧。这不仅得益于大脑聪明，更由于超人的勤奋。我真奇怪当时何以有如此充沛的精力。从中考前好多天开始，我都是每天3点多钟就起身读书。而且每晚都睡得很迟，要到10点以后；也不午睡。《社会发展简史》这一本教科书，不知怎么弄丢了。我向同学借来一本。硬是每晚坚持，在火焰只有黄豆大小的煤油灯下，一字不漏地抄了整整一本书。中考有一道填空题：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很长，而且佶倔聱牙，我估计能够答出来的不多。但是，我滚瓜烂熟，确保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错。
　　 但是，中考给我的压力仍然很大。叶甸中学上一届只考取了半个：史绵学，备取在溱潼中学。因是备取，故只能算半个。所以，我对自己的成绩在全县范围内能否上数，心里没有数。中考的作文题目是“可爱的母校”。我对这篇作文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作文的最后一句，我画龙点睛：“这就是我可爱的母校——泰县叶甸初级中学。”会不会因此说我作弊，是在向改考卷的老师透露相关信息呢？我的心里也没有底。
　　 同时，我后悔自己在填志愿的时候没有填姜堰中学。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溱潼中学（简称溱中），第二志愿是江苏省泰州中学（简称省泰中，胡锦涛总书记即毕业于该校），第三志愿是张甸中学（简称张中）。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全县完中只有三所：姜中、溱中和张中。我之所以没有填姜中，是因为对这所学校不了解。但是，走进中考考场之前，我看到了姜中雄伟壮丽的五四堂，看到了姜中广阔的大操场，我再一次激动了。我后悔自己没有把姜中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
1963年夏天，我家双喜临门：我的姐姐，省泰中高中毕业，考取了南京医学院；我考取了姜中。
　　 不可思议的是，填志愿的时候，我并没有填姜中。怎么可能录取这所学校呢？这是我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而且，这种情况，我也不曾听说过其他一例。如果填志愿无用，又何必多此一举？1963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高中录取率很低，考取高中是比考取大学还要困难得多的事情。我不仅考取了高中，而且意外地录取在姜中，如愿以偿。
　　 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破格录取我进姜中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如果按本人志愿录取，不让我进姜中，则泰县文革必定另一番景象，我也不至于遭如此摧残。
　　 开学以后，进入姜中。我意外地发现，同班同学夏海清竟然早已经认识。中考期间，利用两场考试的间隙，我俩曾经在姜中校园内一棵大树的树荫下切搓过试题的答案。我俩分在同一个考场。而且，我的坐位刚好就紧靠在他的前面。答题时，他曾经向监考老师王宛劲（女）大声发问。他的大胆和王宛劲（女）的和蔼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想不到高中三年同窗之后，文革刚开始，作为“高三（1）班纪大中九人小组”的成员，我俩又走到了一起。
　　 我佩服夏海清的潇洒和胆大。文革期间，因为夏天太热，夏海清嫌头发太长不凉快，一怒之下，竟将满头秀发剃得精光。为此，铁派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海和尚。每想到夏海清的光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问自己：你敢吗？答复是：不敢。我可以冲锋陷阵，但是不敢给自己剃光头。
　　 与夏海清相比，我是一个不敢向世俗挑战的人。



九十三、失败的争论（三）

1963年上半年，在我初中毕业前夕，泰县叶甸初级中学团组织经开会通过，决定吸收我为共青团员，但是当时并没有公布这一决定，也没有与我见面。其原因：据我填表提供的信息，我的家住泰州以西周家楼的大姑夫徐国梁解放前当过匪乡长。对于这一社会关系，团组织拟作一番实地调查。
　　 转眼之间，高中三年也就过去了。一直到高中毕业考试的时候，我有一次星期天回家，偶然遇到了我初三时的班主任丁政德老师。不知为什么，我在与他闲聊中忽然想起了我在初中阶段不能入团的问题，查点他是何原因，因为我在初中时打过入团申请书。想不到丁政德老师突然十分惊讶：“怎么了？你难道还不知道？你的入团问题早已经解决，团龄从1963年春天叶甸中学团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你入团之日开始计算。这次支部大会以后，我们派人调查了你大姑夫的情况，认为对你的入团没有影响。鉴于你当时已经录取姜中，所以在1963年夏天，暑假期间，我们把你的团籍转到了姜中团委。”
　　 回姜中以后，我几次到团委找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追查我的团籍的下落。开始时答复“不知道”、“没有这回事”。但是，我相信丁政德，他不仅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亲密和真诚的朋友。他不会骗人的。团籍问题，关系到我的政治生命，非同小可，于是我穷追不放，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团籍，真正被姜中团委扣压了整整三年！
　　 高三（1）班团支部书记郑桂秋接姜中团委通知，我正式参加团组织活动。然而，我只参加了两次团组织的活动，文革开始。此后，一直到1975年12月，我28周岁的时候，泰县化肥厂团委突然发给我一张因我到了离团年龄所以批准我离团的通知。
　　 从1963年春到1975年冬，12年半，两次组织生活。———这就是我的团员经历全过程。通过这一经历，我不仅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官僚主义，并且懂得了，坚持真理到底，就是胜利。
　　 从高一起，我一直是班委会当中的生活委员，兼英语科代表。所谓科代表，其作用不过是负责该学科全班学生作业本子的收缴和发放而已。英语科代表当然也不例外。
　　 至于象我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当了几年的生活委员，连我自己也感到可笑，因为我是在生活方面最马虎的人。在全班甚至全校学生中，我最不修边幅，从来不注意衣着打扮。高一的时候，夏天天热，我就穿着花短裤，外面也不加长裤子。整个高中阶段，我的衣服破了从来不补，甚至到了衣服被撕成的布条随风飘舞的地步，几乎被每一个见到的人嘲笑。但是，我毫不介意。我的经常挂在嘴边的独特看法是：“讲实学的人重吃喝，爱虚荣的人好打扮”。
　　 由于经济条件太差，当时的吃喝也是讲究不起来的。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填饱肚子。然而，填饱肚子谈何容易？从高一到高三，文革以前，除寒暑假和星期天外，我基本上每天上午课间操结束后买一个烧饼充饥。三分钱，外加一两粮票。那时候，每到课间操时间，就会有两、三个卖烧饼的人挎着竹篮，挎着或顶着直径约50CM的园匾子从学校南大门进来。竹篮或园匾子里是满满的烧饼。也不深入学校腹地，其活动范围距南大门不超过30米。
　　 课间操一结束，总会有人不进教室，而是向烧饼飞奔。每个卖烧饼的周围，都围满了学生。人头上收钱和粮票，人头上接烧饼。这些学生中，有我一个。
　　 烧饼喷喷香，味道真是美极了。我狼吞虎咽：如果能够每天吃上两个烧饼，该多好啊。世界上，饥饿是最好的味精。
　　 那时，课程安排，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课间操在上午第二、三两节课之间。上午第四节课一般是自习课，但一个星期也有两天，第四节课是体育。下午第四节课是活动课。最难熬的是上午第四节的自习课。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我总是感到这一节课特别长。一心盼着下课铃声响，吃到中午饭。
　　 我最希望体育课和活动课。因为可以在学校操场上通过激烈运动消除饥饿。实际上，这是自己骗自己。准确地说，消除的不是饥饿，而是饥饿感。我的感觉是，如同长跑有一个极点、过了这个极点就会有轻松感觉一样，饥饿也有一个极点，过了这个极点就没有饥饿感了。
　　 最香最诱人的当然是红烧肉。一般只有重要节日，比如国庆节，可以吃肉。平时极少吃肉。一个月吃肉平均不超过两次。每次肉也很少。
　　 全班学生，固定每八个人一桌，同一桌的人轮流值日到学校食堂端饭桶和菜盆。值日生还负责分菜和洗饭桶、送饭桶。分肉的时候，同一桌的人，包括女生，大家全神贯注、目不转睛、馋涎欲滴地紧盯着肉。众目睽睽基本上保证了值日生分肉的公平和公正。肉分好以后，经本桌全体人员评议，由值日生适当加以调整。没有不同意见了，各人端走自己的肉碗，享用人间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极端的美味。并且，饭后，余味无穷。
　　 除红烧肉以外，我最盼望吃烂面条。因为烂面条再加其中掺杂的烂青菜，可以在数量上满足肚皮的需要。饱，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主要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除不能室外活动的雨天和大雾天外，我坚持在星期日和每天的活动课跑步1500米。不仅如此，我对自己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措施：我花三分钱，一两粮票，买来一只“京江齐”，放在枕边。每天晚自习以后，入睡前，只准闻，不准吃。
　　 “京江齐”者，当时姜堰地区生产的一种有着六个角的面制食品，我国其他不少地方可能也有售。晚自习下课前，我就已经饥肠辘辘，睡觉前，更加饥饿难忍。在闻着“京江齐”的香味、馋涎欲滴的情况下强迫自己无条件入睡，需要有什么样的毅力，非亲身尝试者是感受不到的。
　　 久而久之，极端宝贵的“京江齐”终于变质了，只好扔掉，再换一个。这种浪费，有效地磨炼了我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文革中，我之所以能够“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有“京江齐”精神在起作用。这是一种必要的“浪费”。
　　 多年刻骨铭心的饥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饿死人的惨痛教训，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并且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吃饭问题。必须保证全国人民个个有饭吃，个个吃得饱。毛泽东的话：“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是客观真理。永远的真理。什么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那主要是政府的危机，富人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普通老百姓的首要问题是肚皮问题。
　　 实践证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动摇不得的。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九十四、失败的争论（四）

　　 争论在我和夏海清之间进行。时间是1968年春天。地点在姜堰中学教学楼下面的一间教室。参加人员：除了我和夏海清，还是我和夏海清。没有裁判，也没有听众。历时不到5分钟。
　　 争论的焦点是：八派和铁派之争，是不是造反派打内战？
　　 夏海清比我长一岁，中等身材，长圆脸，不胖也不瘦。说话从不拖泥带水，走起路来一副冲锋陷阵的架势。从他敢于在中考的考场上旁若无人地大声讲话和敢于给自己剃光头这两点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敢于反潮流的人。
　　 夏海清在文革中的特点，是极力主张排除干扰，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他在《八一红卫兵》报上撰文，联系实际，对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必要性和垂要性加以阐述。1966年10月初“一0、二”事件前夕，泰县人民印刷厂工人在姜堰文革场贴出全县文革中的第一张巨幅标语：“纪大中当了可耻的逃兵，不敢和工人辩论了！”对这幅标语，夏海清坚决主张：不予理睬，不要中其激将法；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都必须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必须把斗争的矛头直指走资派，而决不可指向群众。我采纳了夏海清的意见。没有对泰县人民印刷厂工人作任何答复，而是贴出大字报，邀请分管文革的泰县县委副书记徐锦宽辩论。
　　 在造反派队伍分裂以前，夏海清积极参加文革，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我和他，观点是一致的，动作是协调的。也有人在我面前诉说对他的不同看法，但是我对夏海清的印象一直很好。原因很简单，而且是唯一原因：夏海清是一个战士。不管人缘多好，多么温良恭俭让，也不管长相有多帅，只要他不积极参加运动，无所事事，那我就无法对其有好的印象。反之，象夏海清这样一门心思扑在运动上，积极参战的人，我和他的友谊是任凭别人怎么说也仍然牢不可破的。
　　 然而，1967年初，几乎与两派分裂同时，夏海清不见了。比典型的逍遥派更加逍遥。典型的逍遥派还可以在姜中校园内偶尔碰到，夏海清却几乎是无影无踪，见不到面。夏海清是姜堰市苏陈镇的人，估计是回家去了。
1968年春天这一次见面纯属偶然。夏海清到姜中来也不知为了何事。但是，既然好不容易碰上了，我当然不肯放过机会。我真诚地挽留夏海清，希望他留下来，一起搞文革，并肩战斗，还象运动初期火热岁月那样。
　　 想不到夏海清脱口而出：“现在，是造反派在打内战！”
　　 “不对！”我说：“这不是造反派的内战。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争论就这样开始了。
　　 夏海清毫不犹豫地说：“八一红卫兵是造反派，八铁军也是造反派。纪大中是革命小将，吴达宣也是革命小将。”
　　 我吃了一惊。显然，这是夏海清经过很长时间、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不然不会如此不假思索。吴达宣，是红铁军的头头，姜中高二（2）班的学生。
　　 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老战友夏海清么？一种莫明的陌生感油然而生。
　　 “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但是，有的人不搞大联合，个人野心，私心杂念，单方面夺权。你说，这不是路线斗争，又是什么？”我问。
　　 夏海清语塞。
　　 我接着问：“八一红卫兵拥军；红铁军反军，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揪出军内赵永夫式的人物。你说，这是不是路线斗争？”
　　 夏海清又语塞。
　　 我于是乘胜追击：“八一红卫兵坚持文攻武卫，虽然相对力量强大，但是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进攻别人，坚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红铁军则发动进攻，制造和参与苏陈事件、溱潼事件，致无辜人民群众死了多人。你说，这是不是路线斗争？”
　　 夏海清无言以对。
　　 然而，就在我稳操胜券，一场争论即将结束的时候，夏海清却实施反击，靠了一句话反败为胜。这一句话是：
　　 “抗战以前，国民党反动派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的人民。你说，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不是内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难道不正确？”
　　 我沉默了。夏海清扬长而去。
　　 这一场争论以我的失败告终。也许，夏海清并不当一回事。也许，夏海清事过不久就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但是，我不会忘记这一件事。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我认识到，是我错了。八派和铁派的矛盾再尖锐，也不会超过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连国共战争也属于内战，八派和铁派当然也是在打内战了。
　　 我是一个从善如流和知错必改的人。我确实很难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心不服口就不服。我只服从真理，只尊重事实。但是，只要摆事实、讲道理将我说服，我认识到错误，一定立即改正。
　　 联系实际，我不仅认识到八派和铁派是在打内战，而且痛切地感受到，已经到非停战不可的地步了。再打下去，将更加脱离群众。证据是：逍遥派越来越多了。一连多少天的夜里，辽阔的姜中校园内，就住着我一个人，其余的寄宿生，全部回家了。白天，姜中校园内的人也廖廖无几。很多的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两派内战失去兴趣，甚至感到厌倦了。
　　 以这次失败的争论为起点，我开始了对于两派大联合的推动。我委派郑桂秋代表八一红卫兵到红旗农场在解放军主持下与铁派具体谈判两派联合问题。我多次主动到红铁军的总部，以高姿态与其主要头头谈联合问题。
　　 当时，我只是感到，没有大联合，革命就不能推向前进。但是，我不知道，大联合是在为自己挖掘坟墓。此后不久，我同意实施了倒旗大联合。红铁军也同意实施了倒旗大联合。实质是，八一红卫兵和红铁军都解散了。造反派头头们失去兵权，再也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成了孤立的个人，任人宰杀的羔羊。
　　 我忘记了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必须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两派内战性质之认定，可以比照抗战前国共两党之争属于内战这一例子加以说明。但是，国共合作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两派联合的方式却是倒旗。这是根本性的区别，也是两派以后共同悲剧的根源。
　　 只要不倒旗，那就谁也奈何造反派不得。否则，天下大乱。
　　 当然，倒旗大联合的现象全国各地皆然。想要不倒旗，是不可能的。
　　 倒旗，是中国共产党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消灭全国造反派势力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九十五、黄广文其人（一）

　　 文革中，我喜欢听社会上各种人包括逍遥派对社会现象的不同意见。依据毛泽东思想，我对于各种意见加以分析，对其中我认为是正确的，即行采纳，并立马见诸行动。
1968年春夏之交，一段时间，不少人向我反映社会治安问题：有人打着八派旗号，一般晚上出来，趁夜色掩护搞流氓活动。此人影响极其恶劣，使得妇女夜晚不敢出门。由于没有受到打击，公检法陷于瘫痪，此人胆子越来越大，活动日益猖獗，有时候甚至太阳未落就四出活动，寻找猎物了。人心惶惶。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妇女的人身安全，我决定实践毛泽东所说的“群众专政”，打击这一流氓势力。
　　 我调集八一红卫兵，布置任务，强调注重证据，必须当场抓获犯罪分子，切不可冤枉好人。
　　 八一红卫兵很快园满完成了我布置的任务，将侮辱妇女的流氓分子抓获。
　　 第二天下午，在姜堰东街最东边，东板桥北侧，我对被抓获的流氓分子进行了公开审讯。这一次，我并没有专门通告召集审讯的群众会。除了抓获流氓分子的八一红卫兵以外，绝大多数是路过的行人，驻足参加。因为是当场抓获的，流氓分子无法抵赖，所以供认不讳。他承认自己被抓获时侮辱的是一个叫“兰英”的妇女。
　　 审讯会不到10分钟。会后，大家将这个流氓分子扭送至附近的派出所。派出所将其收押。
　　 这次行动以后，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晚上，妇女敢于出门了。
　　 ——-这就是有文革特色的群众专政。


九十六、黄广文其人（二）

　　 对于将侮辱妇女的流氓分子扭送公安机关的有文革特色的群众专政行为，黄广文有不同看法。他认识这个流氓分子。第二天晚上，在姜堰镇民办初级中学（简称姜堰民中）一个教室内，他对我说：“被捉的这个人是姜堰街上有名的铁杆八派。你的做法伤害了大家的感情。人们对你很有意见。”
　　 我什么也没有说。沉默。过了一会儿，经过一番思考，黄广文又说：“其实，伤了感情的，对你有意见的，也只是与这个人一类的人。是少数人。”
　　 黄广文，中等身材，细眼睛，园脸。胳膊粗，力气大，体质很好。微胖。那时候的中学生，都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一般都很瘦。象黄广文这样胳膊粗而且微胖的，极少见。我既羡慕，又感到不可思议。黄广文当时是姜堰民中三年级的学生；姜堰民中八一红卫兵头头，第一把手。从文革中认识他的第一天开始，直到今天，他都是我的非常要好的朋友。
　　 几十年一转眼过去了，今天，黄广文还是老样子，胳膊粗而且微胖，只是多了几根白发。
　　 黄广文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他曾经与一个极不平凡的人交上了十分亲密的朋友。这个极不平凡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的父亲胡静之先生。
　　 插队上调回城以后，黄广文被安排到姜堰市商业系统的土杂公司担任该公司仓库保管员。该仓库在当时的姜堰市人民医院东侧。也是大门朝北对着老通扬运河。仓库里长期关押着一位老人，胡静之先生。
　　 土杂公司仓库是一个很大的院落。没有楼，但高大宽敞的平房有好几十间，占地面积100亩左右。黄广文很寂寞。胡静之先生也寂寞。为了排解寂寞，黄广文和胡静之先生走到了一起，并很快谈到了一起。终于成为忘年交，而且是莫逆之交。
　　 黄广文告诉我，土杂公司之所以关押胡静之先生，是因为诬陷他在解放前曾经资助过一个后来逃到了台湾的国民党军官。黄广文象姜堰市很多胡静之先生生前的老熟人一样，尊称胡静之先生为胡三爹（胡静之先生在兄弟中排行第三）。黄广文说：“胡三爹的为人真是太好了，这个人真是太老实了。”黄广文对胡静之先生的遭遇深表同情。
　　 我不认识胡静之先生，但是，凡是我认识的胡静之先生生前的朋友，以及姜堰市广大人民群众，对胡静之先生都有好感并充满同情。
　　 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曾听到有一个人说胡静之先生的坏话。


九十七、黄广文其人（三）

　　 黄广文告诉我：“胡三爹对我说过：‘我的两个女儿没有用。 但是，我的儿子将来有大出息。’”
　　 我问：“为什么？”
　　 “胡三爹说：锦涛站得高，看得远。不但眼光远大，而且想问题很深刻。”黄广文回答。真是：知子莫如父也。
　　 胡锦涛同志有一个妹妹插队在泰县马庄公社。胡锦涛同志去探望她，与一个光棍汉农民同宿。除了到田里视察和与农民交谈外，就是读书。胡锦涛同志象毛泽东一样，酷爱读书。
　　 不过，当时姜堰市的大小的官员们，根本不考虑胡锦涛同志将来是否有出息这一问题。1978年胡静之先生去世，有关官员们对于回家乡奔丧的胡锦涛同志的态度不仅是冷漠的，而且是冷酷的。
　　 当时胡锦涛同志任甘肃省团委书记，回姜堰后备受冷遇。因为借不到汽车，万般无奈，胡锦涛同志和妹妹胡锦蓉、胡锦莱只得借来一辆板车，用绳子拴牢板车两边的把手并对称地固定在自行车衣架上。胡静之先生的遗体就放置在这辆板车上，用自行车拉到姜堰火葬场火化。胡锦涛同志兄妹三人无限悲伤步行3公里左右，护送父亲的遗体。
　　 火化后，胡锦涛同志兄妹将父亲的骨灰盒装进塑料方便袋挂到自行车车把上送往姜堰公墓安葬。
　　 姜堰市有关官员没有按当时流行的做法为胡锦涛同志的父亲召开追悼会。
　　 尽管如此，胡锦涛同志在离开姜堰返回工作岗位以前按当地风俗在姜堰饭店举办“干儿饭”———专为丧事办的以红烧豆腐干为主菜的宴会。邀请亲友和相关官员参加。对于胡锦涛同志的真诚邀请，姜堰市全体相关官员包括胡静之先生生前所在单位的小头目，为表示与胡静之先生划清界线，一概予以拒绝！为此，胡锦涛同志只得请饭店的认不得的服务员入席，以免冷场。
　　 今天姜堰市委、市政府对胡锦涛同志态度的180度大转弯，完全是因为胡锦涛同志的地位起了变化，也仅仅是因为胡锦涛同志的地位起了变化。
　　　　古人云：“人生在世，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


九十八、姜堰是一座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城市。

　　 江泽民同志的家乡在江苏省扬州市。对此，社会上并无争议。但是，关于胡锦涛同志的家乡，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而且都是来自官方。
　　 第一种说法：安徽绩溪。这是来自中共中央的说法，当然也是胡锦涛同志自己的说法。对国际对国内，这是中共中央统一的宣传口径。
　　 胡锦涛同志的家乡是安徽绩溪。这种说法对吗？胡锦涛同志祖籍安徽绩溪。从胡锦涛同志的父辈起，即已迁离安徽绩溪矣。
　　 第二种说法：江苏泰州。这是来自泰州市委的说法。
2009年国庆节这一天，泰州园博园向社会免费开放。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公园。地处泰州南郊，占地面积1500亩。之所以取名为园博园，是由于此公园内含有南京园、苏州园、无锡园、常州园、徐州园、扬州园、南通园、盐城园、宿迁园、连云港园和泰州园等江苏省内各个大市的各具特色的园林。此外，还含有高大宽敞的展览厅和广阔的湖面。在我国的地级市公园中，象泰州园博园这样规模的，恐怕并不多见。我为其作《七绝》一首：
　　 太平盛世欲何求？ 浩瀚工程在泰州。
　　 千亩良田不足道， 多园风景一园收。
　　 因所占地盘太大，泰州园博园建有五处大门，东边和西边各两处大门。南边大门是正门，比另外四门更豪华更气派。出泰州园博园南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油画，至少几十平方米。这幅油画，与几年前早已树立在泰州东郊、328国道与至泰州火车站公路的“丁”字形路口的那一幅巨大的油画内容相同：左侧，胡锦涛同志微笑着招手致意，右侧一行大字：“牢记胡锦涛总书记对家乡的嘱托，把泰州建设得更加美好”。
　　 胡锦涛同志的家乡是江苏泰州。这种说法对吗？
　　 胡锦涛同志的父亲胡静之先生在江苏泰州有住宅。解放初期公私合营以前，在泰州有资产。胡锦涛同志在泰州大浦小学毕业。胡锦涛同志是江苏省泰州中学（简称省泰中）1959届高中毕业生，当时所在班级是高三（4）班。校长吴一平。
　　 第三种说法：姜堰。这是来自姜堰市委的说法。姜堰市委当然不敢与中央的统一宣传口径唱反调，也不敢向泰州市委公开叫板。但是，放弃“总书记家乡的父母官”这一份荣誉心有不甘，何况，伴随着这份荣誉的，还有意想得到和意想不到的其他实惠。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中央和泰州市委都怪罪不得的妙计：含含糊糊宣称“姜堰是一座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城市”。
　　 至于“特殊”在哪里？公开场合缄口不言；私下里解释：特殊在“姜堰是胡锦涛总书记的家乡”。
　　 胡锦涛同志的家乡是姜堰。这种说法对吗？
　　 姜堰原来隶属扬州，现在隶属泰州。原为泰县，后改为姜堰市，县级市。文革以前和文革期间的泰县县委机关，以及文革以后县改市而设立的姜堰市委机关，都在姜堰镇。胡静之先生在姜堰有住宅。公私合营以前，在姜堰有资产。公私合营以后，胡静之先生被安排在泰县土杂公司一个下属商店工作，直到1978年病逝。
　　 胡锦涛同志的旧居座落在姜堰镇刘家桥。在坝口（即文革场）东北不到200米处。胡锦涛同志在姜堰出生，在姜堰上过小学，在姜堰度过了金色的童年。
　　 与安徽绩溪和江苏泰州不同的是：姜堰有胡锦涛同志父母的墓。
　　 东西走向的328国道在泰州以东21公里处穿过姜堰镇。从姜堰东转盘再向东，大约300米，在328国道北侧，面朝328国道，是全姜堰市规模最大的公墓。公墓大门门楣上题字“安泰园”。进安泰园北行20米左右，迎面站立着高大的观世音石膏像。观世音身后便是数以百计的墓。其中，从观世音身后15米左右的十字路口向西，约30米，路北，紧靠路边，有胡锦涛同志父母的大理石墓。
　　 墓前一对不大的石狮子。墓碑正中刻的大字是“显考胡静之、妣李文瑞之墓”。墓碑上款为胡静之和李文瑞的生卒日期，分别是“一九一九—一九七八”和“一九二0—一九四九”。 墓碑下款：“儿女 锦涛、蓉、莱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敬立”。
　　 前不久，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原姜堰小学校长刘文英（女，现已退休），代表姜堰市人民邀请并欢迎胡锦涛同志回家乡姜堰看看。胡锦涛同志很高兴，满口应允。


九十九、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一）

1968年2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的语录：“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从此以后，全国各地，学习班如同雨后春笋，包罗万象、无穷无尽。就内容说，有政治的，也有经济、教育、文化、卫生各个领域的，五花八门。就时间说，有短至几个小时甚至不到一个小时的，也有长达几年的。
　　 比如文革后期，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以前，南京中医学院经批准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性质相当于研究生班，录取率为20%左右，时间两年。当时承诺：定向培养，学习班毕业后三个去向：1、留校当教师；2、江苏省中医研究所研究人员；3、江苏省中医院医生。
　　 我的姐姐纪大新是南京医学院1969届医疗系毕业生，学制六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有数年临床经验后考取了该学习班。毕业后办学方却食言而肥，不同意将学习班毕业生分配到南京。我姐姐被分配到扬州医学院（现为扬州大学医学院）做教师。
　　 兵不厌诈。民亦不厌诈乎？上行之，下效之。毛泽东在反右前的“言者无罪”可以不算数，邓小平在台下的“永不翻案”可以不算数。学习班毕业后分配去向的承诺不算数，何足挂齿。
　　 这是医学界的学习班，实际上是研究生班。政治学习班与其他领域不同的是，在“学习班”三个字的前面应当加上“毛泽东思想”五个字，称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多么好听的名称！我在文革期间参加过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择其要者，有：
　　 一、泰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68年春天在姜堰二招举办的两派大联合学习班。在这一期学习班中，我曾和王兰卿、张秀云、张永珍、王月华等四位红铁军女生赴苏陈红旗农场请解放军。具体情况，我已经在《文革记实（连载）》之“七十六、步行100里，去请解放军”中有过详尽叙述。
　　 二、泰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68年春天在泰县蒋垛中学举办的旨在成立泰县革命委员会的学习班。
　　 三、泰县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底在泰县陈庄部队驻地举办、历时69天，于1969年元月15日结束的旨在清查泰县“三大事件”的“陈庄学习班”。
　　 四、扬州专区革命委员会在鲁迅大学（文革前为扬州师范学院，现为扬州大学师范学院）举办的，从1969年3月初开始至同年5月结束、历时两个多月，旨在实现扬州专区两派大联合的“扬州千人学习班”。
　　 五、中共泰县县委于1971年初在泰县兽医站举办的旨的清查“五、一六”的“兽医站学习班”。
　　 六、中共泰县县委于1971年初秋至1972年夏的8个月零20天内在泰县化肥厂对我办的深挖“五、一六”的“帮促学习班”。
　　 七、中共泰县县委于1977年3月6日至1978年12月5日历时1年零9个月在泰县磷肥厂举办的旨在将我打成“泰县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黑头目”的“专题学习班”。
1978年12月5日晚8时，因我要求学习《列宁选集》，连“莫须有”罪名也没有，将我非法拘留，关押到泰县看守所，以拘代捕100多天。这是将我打成“泰县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黑头目”的“专题学习班”的继续。
　　 至1979年春节后，国家颁布实施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拘留的法定期限作出明确规定，并要求坚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对于超过法定期限的，不能转捕则必须释放。
　　 中共泰县县委书记姜永荣亲自跑地委、省委，要求将我转捕，但是因为拿不出诬陷我犯罪的丝毫罪证，所以不能得逞。当时，江苏省委分管政法的最高负责人、原江苏省长惠浴宇同志亲笔批示：“放”。仅此一字。我走出了泰县看守所。
　　 上述学习班，开头两个，和风细雨。春意融融。可是，越到后来，逐渐可怕。最后，血雨腥风，刀光剑影，比监狱更加狰狞。
　　 中国老百姓有个成语，叫做“挂羊头卖狗肉”。文革期间，全国有成千上万深挖“五、一六”“学习班”和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黑头目”“学习班”。这些“学习班”，称之为“挂羊头卖狗肉”欠妥。准确说法是：“挂羊头卖人肉”。
　　 这是一家家连锁黑店。连锁黑店的大老板，可不是《水浒》草寇孙二娘。而是身上笼罩着光环，掌握了全国政权，手执利刃，任意宰割造反派的中国共产党。
　　 这些造反派，紧跟中国共产党造反，天真地相信了“造反有理”的口号。被关的，罪有应得。死了的，死得其所。
　　 上当受骗，活该。
　　 再后来，一夜之间，谁也没有留意，“学习班”这一文革中诞生的新生事物从地球上静悄悄地消失了。
　　 其存活时间，从1968年2月算起，大约10年。


一00、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二）

　　 泰县军管会于1968年春天在蒋垛中学校园内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宗旨为成立泰县革命委员会。我参加了这一期学习班。
　　 文革期间，泰县隶属于扬州专区。扬州专区下辖七县二市。二市为扬州市和泰州市，七县中包括泰县。泰县下辖41个社镇。其中，姜堰镇和溱潼镇被纳入城镇范畴，合称“姜溱两镇”。另有农村社镇39个，行政编制为人民公社，下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也。这39个社镇中，包括蒋垛镇。
　　 蒋垛镇在泰县的最东南部。东边和南边都与泰兴县接壤。
　　 蒋垛镇是一座美丽的集镇，蒋垛中学也是一所美丽的学校。之所以美丽，是因为有一条东西大河横穿蒋垛镇。蒋垛中学设在蒋垛镇的西南部。背靠着这条大河。河水清澈见底。有了河水的滋润，才有了绿树成荫，环境优美。
　　 蒋垛中学校园内已经完全没有学生和老师，当然，也看不到校长。之所以如此，我的估计，并不是泰县军管会动员留校人员撤出，以腾出空间来办这个学习班，而是本来就没有留校人员。大家都已经无事可做。留校干什么？姜堰中学就是这样。蒋垛中学难道例外？！
　　 在蒋垛中学校园办的学习班大约一个星期。主要内容是落实即将成立的泰县革命委员会中群众代表的名额和具体名单。
　　 当时，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指示是要搞革命的三结合，实行一元化领导。所谓三结合，是指军代表、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并特别说明，干部代表是革命委员会的中坚力量。言下之意，群众代表不过陪衬而已。
　　 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的威望至高无上，怎样说的就怎样办，谁也不去考虑其是否正确。何况，两派内战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不少人已经焦头烂额，甚或自身难保，胆子小了。哪里还敢多说话？
　　 军代表和干部代表的名额和名单都不关我的事。从1967年2月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开始，不光是我，整个八一红卫兵没有对任何“走资派”批判过一次，没有动过任何干部半根毫毛。除泰县机关造反兵团以外，所的的八派和铁派，据我所知，谁都没有批判过“走资派”。当时，大家都把“走资派”当成了“死老虎”。
　　 打“死老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出息？
　　 泰县机关造反兵团不但八派观点，而且是公开的八派组织，是泰县红联总站的成员。从1967年初开始，我就认为对走资派的批判只是泰县机关造反兵团的事。对于县级机关领导干部的解放和结合都是泰县机关造反兵团与泰县军管会联合操作的。我完全没有插手，也毫不知情。泰县革命委员会所结合的干部代表，我一个也认不得。
　　 这种从1967年初开始放弃对于“走资派”批判的情形，全国皆然。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对“走资派”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变化。同时，当然，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对造反派的态度，向着相反方向，也来了个180度的变化。
　　 对于这两个180度的变化，尤其对后一个变化即对造反派态度的180转弯，全国广大的造反派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清楚。
　　 如果人们将青蛙扔进一锅正在沸腾的开水。那么，这只青蛙受到强烈刺激，为了活命，会本能地反抗，猛地跳出沸腾的水面。但是如果采用另一种做法，将青蛙扔进一锅常温下的冷水，然后将水慢慢加热至沸腾，这只青蛙必死无疑。因为它失去了警惕，得过且过。发现这另一种做法的人，给这种做法起了一个好听的名称，叫做温水效应。
　　 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对于造反派的做法，亦即温水效应而已。
　　 “走资派”这一用语，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该文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是有名的“一斗二批三改”，简称“斗批改”。　　
　　 但是，造反派被蒙在鼓里，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却随着文革的发展，对“走资派”的概念进行重新认识，提出了“犯走资派错误”的新概念。
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轻描淡写地说：走资派只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认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要团结这些人。按照这个观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中写上了这样的话：“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九大和九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再也没有提到过“走资派”一词。
　　 后来的实践证明，1968年春天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之际，就是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对于造反派开始实施温水效应之时。


一0一、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三）

　　 尽管泰县八派的势力比铁派占了压倒的绝对优势，但是，八派采取高姿态，在泰县革命委员会中群众代表名额分配上，同意铁派的要求，实行了对等原则。八派代表有：周夕荣、丁金淦、钱中奇、钱中必、李秀之、纪大中。铁派代表有：金兰、郭金录、翟玉生、刘志明、钱存旺、吴达宣。其中，我（纪大中）和吴达宣分别为八、铁两派学生的代表。
　　 干部代表主要是“三马”：马赢亭、马炳兴、马志庆。
　　 周洛、马赢亭、马炳兴、马志庆、周夕荣、金兰是县革委会常委。周洛任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马赢亭为副主任。
　　 此外，干部代表还有刘传旺、于群英等人，群众代表还有来自农村各公社的花万祥、王存喜、刁勇夫、陈长义、陈红本（女）等人。
　　 蒋垛中学学习班以后陆续结合进过泰县革命委员会的有陈忠善、王文斌、刘树旺等群众和干部代表，还有军代表张万选、李庆华、裴秀、朱玉成等人。陈忠善是全县学大寨样板河横大队支部书记，任县革会副主任。
　　 另外，有扬州专区革命委员会群众代表倪朋堂，为叶甸公社农民。列席县革会常委会。
　　 蒋垛中学学习班以后不久，扬州专区革命委员会专门分配一个群众代表名额到泰县，指定给我。但是，我因为自己已经是县革会的委员，就让出了这个名额。当时，我的想法是让给八一红卫兵的其他头头。但是，由于八一红卫兵内部意见不能统一，扬州专区革命委员会这一指定给我的群众代表名额没有转让成功，最终烂掉了。现在看来，烂掉了这个名额并不可惜。实践证明，只要是群众代表，就毫无用处。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泰县革命委员会是报经60军党委批准成立的。钱祥文同志告诉我：“为了报批泰县革委会，我和孙治淮（——泰县人武部干部，县革会办公室负责人）跑了两次60军党委才批准。我那时是泰县人武部政工科的副科长。60军党委对泰县革委会的成立是很重视的。”
　　 泰县革命委员会经60军党委批准成立后，在姜堰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庆祝大会。
　　 到上世纪80年代初，革命委员会这一具有文革特色的政权形态在全国范围内悄然消失。


一0二、八个字遗书留下的谜团（一）

　　 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我认识了丁金淦。他是泰县机关造反兵团头头，第一把手。是以八派群众代表的身份成为县革会委员的。经过县革会全委会上的接触，我和丁金淦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起先，我很奇怪，干部队伍中怎能产生如此杰出的人物。后来经过调查我才知道，他虽然干部编制，但实际上是工人。他是县级机关的一名打字员。
　　 丁金淦，当时30岁左右，1、75米左右的身材，长方形脸。因为幼年得过天花，所以并不漂亮。五官端正，不苟言笑。偏瘦，身体健康。衣着十分朴素，极端平易近人。很健谈，基本上算是外向型的人。
　　 他的毛笔字很好，善隶书。他对写字有研究，曾经在县革会一次全委会的休息时间对我说过一句话：“字无两撇”。他认为一个字要是有两撇就不好看了。只能有一撇，其余的撇必须根据字的具体情况写成“点”或“横”或其他笔划。
　　 这只是丁金淦一个人的见解。此前、此后，我未曾听到其他人有同样说法。对此，我不以为然，但我没有反驳他的话。我认为“字无两撇”这一原则也许对于隶书适用，但对于其他字体尤其对于硬笔书法是不可行的。
　　 不管怎么说，总之不能写错字。字写得再难看，总比写错字强。把一个字的笔划写错了，不就成错字了吗。我历来认为字要写对、让人认得就行，不苛求好看。这与“字无两撇”的原则显然是对立的。
　　 除县革会全委会上的接触以外，其他时间，我只同他见过一次面。
　　 那是在我所参加的最后一次全委会以后，在我的一个朋友的家中，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丁金淦。大约，我的这个朋友同时也是丁金淦的朋友吧。
　　 谈话并不多。但是，我看到了丁金淦的追求，看到了他的内心世界，看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和热爱。有了这一次交心，我才获得了解开他后来的遗书的钥匙。
　　 丁金淦十分诚挚地问我：“你知道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追求什么吗？”
　　 我感到奇怪：怎么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追求什么，我怎么知道？我回答：“不知道。”
　　 “我只有一个追求。”丁金淦一脸、而且满腔虔诚：“我的追求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
　　 说话的时候，只有我和丁金淦两个人在场。
　　 我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我的追求。丁金淦的话，说到我的心里去了。我确信，丁金淦说的是真话。他没有必要在我的面前说半个字假话。
　　 因为丁金淦的话引起了我的共鸣，所以，我沉默了。
　　 我和丁金淦，就这样在沉默中咀嚼着我们的共同追求，憧憬着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天的到来，向往着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后的幸福和历史使命。
　　 共同的理想，把我和丁金淦的两颗心，紧紧地拴到了一起。我们坚信，总有一天，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在文革全过程中，我坚持按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认为，思想上入党，比组织上入党更重要。
　　 我在整个文革期间的政治表现，可以与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比高下。
　　 我和丁金淦，就这样，心心相印地沉默不语，一直到分手。
　　 万想不到，这竟然是我们的永别。
　　 “我的追求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 ———丁金淦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一0三、八个字遗书留下的谜团（二）

　　 八个字是：“不急不死，不死不急”。
　　 这就是丁金淦在死之前留下的遗书。这八个字的遗书，什么意思？所有知道这一遗书内容的人，包括丁金淦的妻子朱华和儿子小西（也许是小名），全部认为这是破解不了的谜团，而且，直到今天，仍然解不开这个谜。
　　 丁金淦是在泰州投河而死的。时间是1972年底或1973年初。我是在丁金淦死后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朱华携小西到姜堰有事，正好遇到我，我才惊闻这一噩耗的，其时丁金淦的后事早已料理结束。所以，我既不知道丁金淦辞世的准确时间，也不能再与他见一面。
　　 呜呼哀哉，痛失知音。
　　 丁金淦工作在姜堰，但并不是姜堰人。他是泰州人。他在姜堰并没有家，家在泰州。妻子朱华是个工人，工作单位在泰州，既年轻又漂亮。儿子小西当时虽然才七、八岁，但是既聪明又调皮，很懂事。长得也漂亮，俨然一个小帅哥。
　　 丁金淦之死，有三个特点：
　　 其一、这是一个心胸开阔，高瞻远瞩，有政治眼光的人的死。
　　丁金淦之死，不可能为了家庭生活琐事。而只能是、完全是政治原因。朱华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夫妻关系极其和睦。从结婚之日起，直到丁金淦死之前，妇唱夫随。夫妻之间，未曾发生过一次争吵，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
　　 其二、死的时候，丁金淦已经从深挖“五、一六”的专题学习班解脱。而且，丁金淦在专题学习班中，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因此，他不可能有愧疚感或后悔之意。
　　 姜堰市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被迫自杀者多达14人，都是在深挖“五、一六”的专题学习班中因不堪迫害而死的。丁金淦之死却是在专题学习班结束以后又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不同之处。
　　 其三、有遗书。姜堰市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被迫自杀者都没有遗书。丁金淦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据朱华说：深挖“五、一六”的专题学习班结束以后，丁金淦在精神上始终不得解脱，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一直到投河自杀之前，基本上不讲话，不知道想些什么。
　　 我忽然想起了戴季陶这个人来。这是国民党的政客。全国解放前夕，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对前途失去信心，于是自杀。当时，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亦然。中国历史上，屈原之死，大约也是这个情况。
　　 这些人的死，都不是因为自己个人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政治信念破灭，感到活着没有意思。
　　 我认为，丁金淦就是屈原、陈布雷和戴季陶。
　　 通过深挖“五、一六”的惨痛经历，丁金淦对于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的信念破灭了。天真幼稚的丁金淦认为，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是不可能用深挖“五、一六”这样的办法向成千上万紧跟自己的造反派开杀戒的。通过与他的最后一次谈话，我深深地知道，丁金淦对于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的信仰高于一切，丁金淦对于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的爱远远超过了爱自己的生命。
　　 他决心用自己的死唤起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的重视，认识并改正错误。
　　 除死以外，他想不到其他办法了。
　　 他的这一思路的证据，就是他的遗书：
　　 “不急不死”，是说他的死因。这个急，决不是为个人的事而急。他是为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而急。
　　 “不死不急”，是说他死的目的。这个急，是对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的希望。希望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能够因丁金淦之死而急：居安思危，改弦更张。
　　 丁金淦错了。“不急不死”属实，“不死不急”是幻想。文革中死的人成千上万，对此，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眨过一次眼睛么？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所急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死多少人，务必迅速、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造反派势力。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消灭造反派势力，而不是消灭造反派的肉体。
　　 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不知怎么的，突然感到造反派势力的存在是对自己所掌握的政权的威胁，不把这一股势力打下去，自己是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的。无中生有，挖了成千上万“五、一六”，不过小菜一碟。
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是怎么干的？“宁可错杀千百，不可放走一人”。共产党在深挖“五、一六”中对造反派是怎么干的？
　　 “何妨冤案万千？不要半点罪证。管他死人不死人，只要我睡得安稳。”
　　 国民党是师父。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除了深挖“五、一六”，向造反派下手还有其他手段吗？有。
　　 丁金淦：你的血，白流了。


一0四、姜堰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一）

　　 第一个向我提出解放叶茂华的是郑桂秋。叶茂华是姜堰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从我进姜堰中学读高一时起直到文革前，他都是该校第一把手。泰兴人，老革命，16级干部。与如皋一样，泰兴也是革命老区，所以在泰县做干部的也不少。黄桥战役全国有名，黄桥镇就在泰兴境内。
　　 郑桂秋的理由只有一句话，九个字：“叶茂华大节没有问题。”不过，这九个字理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加一个字。
　　 我同意并采纳了郑桂秋的建议。
　　 什么叫大节？大节就是在在解放以前有没有叛变。叛变，则大节有问题；没有叛变，则大节没有问题。
　　 林彪有一个“小节无害论”。认为：对于干部不要求全责备，只要大节好就行。所谓大节，就是忠于毛泽东。很快，演变为历史上没有变节行为，即解放以前没有叛变。老干部只要不变节就是忠于毛泽东，就是大节没有问题。所谓小节，就是除了大节以外的其他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小节无害论”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
　　 其一，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别有用心的人，往往诬陷党的这些优秀干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于是，捕风捉影，先隔离审查、办个封闭式学习班再说，最后，查了没有问题，只要抬出八个大字便可完事，这八个大字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诬陷是不要负责任的，因为：“事出有因”。查不出名堂也不要紧，不但对办学习班的人不问责，受害者还要对这些加害者感恩戴德：“查无实据”，将你解放；而且，查清问题，是对你负责，为你好。
　　 隔离审查期间，不但剥夺被审查者的人身自由，而且实施体罚和变相体罚，大搞逼、供、信。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以，对“学习班”中的过火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要正确对待。这是党对你的考验。谁如果吃不消，自杀了。立即被扣上“畏罪自杀”的罪名，大标语上墙。
　　 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在文革中还订了一条规矩：共产党员自杀的，作叛徒论处。所以，这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党的优秀干部，被关进“学习班”以后的悲惨处境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实践证明，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关进“学习班”审查的老革命，基本上都是以“事出有因”开始，以“查无实据”告终。即：基本上都不是叛徒。我这里说的“基本上”三个字，不是指60%，而是指99%以上；也不是指某一个局部地区，而是指全国各地皆然。
　　 毛泽东在《毛选》中说过：“叛徒如能回头，还可接待，但不许重新入党”。这句话还算不算数？即使对真的叛徒，既然“接待”了，又有什么理由再把人家整得死去活来？“不许重新入党”，就是敌我矛盾么？
　　 既然早已有叛徒“不许重新入党”的纪律和规定，那么，所有党员在入党时当然要对其是否当过叛徒进行审查。当时，对这一问题的审查要比现在容易得多。因为到现在，相隔时间太久远了。
　　 这就是说，由于经过了入党时的审查，即使在全国范围内，漏网的叛徒毕竟只是极少数；而且，这些漏网的叛徒只要回头还是可以接待的，未必就是敌我矛盾。这一情况，这一政策，别人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难道不清楚么？
　　 《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隔两年，变成了：这次运动，是挖入党审查时漏网的叛徒；这些人是反革命，不可以重新接待。
　　 为了挖出几个当年入党审查时漏网的叛徒，所以发动文革，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制造无数的冤、假、错案，死无数的人。值得吗？
　　 其二，庇护了一大批“大节”上没有问题的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脱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
　　 必须强调说明的是：文革中，把广大革命老干部打成“叛徒”的是谁？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
　　 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是：在文革中，把广大革命老干部打成“叛徒”的是造反派。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这是社会舆论的误区，是对造反派的诬陷。是扣在造反派头上的狗屎。
　　 必须还历史本来面目！
　　 造反派在文革中做了些什么？中国人民有目共睹，世界人民有目共睹。文革初期，造反派响应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的号召造党内走资派的反，立即遭到走资派的反扑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的支持，造反派在1967年初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从此时起，造反派就没有再碰过走资派。1968年全国各地建立革委会之时，由于倒旗大联合，造反派头头已经无力调动一兵一卒，自己本身成了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的砧板上的鱼肉，任凭宰割。这就是说，从1968年建立革委会之日起，不但不存在造反派把广大革命老干部打成“叛徒”的可能，而且残酷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利用没有被打成“叛徒”的、“解放”了的“革命老干部”消灭造反派势力。造反派势力与没有获得解放的“叛徒”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推下了同一个臭茅屎坑。
　　 最后，还有一个大家都忽略了的原则问题：走资派是大节问题还是小节问题。事实是：文革初衷，这是大节问题。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怎么可能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解决一个不是大节问题的问题呢？但是后来，走资派问题已经不但不是大节问题，而且什么问题也不是了，连小节问题也不是。是零问题。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虎头蛇尾。走资派问题，是虎头无尾。
　　 后来的后来，“四人帮”看到邓小平上台以后不对劲，提出了一句口号：“走资派还在走”。但是，已经没有人去理会他们了。其原因：1、这不是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提的口号，2、当年造走资派反的造反派势力已经土崩瓦解了，3、大家都知道，这句口号的提出，不过是为了少数人的夺权谋私利。
　　 所以，“走资派还在走”并不能称作文革中“走资派问题”之结尾。这是“四人帮”硬装上去而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并不认账的假尾巴。
　　 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而言，在文革全过程中，走资派问题，仍然是虎头无尾。这也是造反派悲惨结局的根本原因。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没有走资派，造反派固当烹矣。


一0四、姜堰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一）

　　 第一个向我提出解放叶茂华的是郑桂秋。叶茂华是姜堰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从我进姜堰中学读高一时起直到文革前，他都是该校第一把手。泰兴人，老革命，16级干部。与如皋一样，泰兴也是革命老区，所以在泰县做干部的也不少。黄桥战役全国有名，黄桥镇就在泰兴境内。
　　 郑桂秋的理由只有一句话，九个字：“叶茂华大节没有问题。”不过，这九个字理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加一个字。
　　 我同意并采纳了郑桂秋的建议。
　　 什么叫大节？大节就是在在解放以前有没有叛变。叛变，则大节有问题；没有叛变，则大节没有问题。
　　 林彪有一个“小节无害论”。认为：对于干部不要求全责备，只要大节好就行。所谓大节，就是忠于毛泽东。很快，演变为历史上没有变节行为，即解放以前没有叛变。老干部只要不变节就是忠于毛泽东，就是大节没有问题。所谓小节，就是除了大节以外的其他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小节无害论”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
　　 其一，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别有用心的人，往往诬陷党的这些优秀干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于是，捕风捉影，先隔离审查、办个封闭式学习班再说，最后，查了没有问题，只要抬出八个大字便可完事，这八个大字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诬陷是不要负责任的，因为：“事出有因”。查不出名堂也不要紧，不但对办学习班的人不问责，受害者还要对这些加害者感恩戴德：“查无实据”，将你解放；而且，查清问题，是对你负责，为你好。
　　 隔离审查期间，不但剥夺被审查者的人身自由，而且实施体罚和变相体罚，大搞逼、供、信。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以，对“学习班”中的过火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要正确对待。这是党对你的考验。谁如果吃不消，自杀了。立即被扣上“畏罪自杀”的罪名，大标语上墙。
　　 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在文革中还订了一条规矩：共产党员自杀的，作叛徒论处。所以，这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党的优秀干部，被关进“学习班”以后的悲惨处境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实践证明，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关进“学习班”审查的老革命，基本上都是以“事出有因”开始，以“查无实据”告终。即：基本上都不是叛徒。我这里说的“基本上”三个字，不是指60%，而是指99%以上；也不是指某一个局部地区，而是指全国各地皆然。
　　 毛泽东在《毛选》中说过：“叛徒如能回头，还可接待，但不许重新入党”。这句话还算不算数？即使对真的叛徒，既然“接待”了，又有什么理由再把人家整得死去活来？“不许重新入党”，就是敌我矛盾么？
　　 既然早已有叛徒“不许重新入党”的纪律和规定，那么，所有党员在入党时当然要对其是否当过叛徒进行审查。当时，对这一问题的审查要比现在容易得多。因为到现在，相隔时间太久远了。
　　 这就是说，由于经过了入党时的审查，即使在全国范围内，漏网的叛徒毕竟只是极少数；而且，这些漏网的叛徒只要回头还是可以接待的，未必就是敌我矛盾。这一情况，这一政策，别人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难道不清楚么？
　　 《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隔两年，变成了：这次运动，是挖入党审查时漏网的叛徒；这些人是反革命，不可以重新接待。
　　 为了挖出几个当年入党审查时漏网的叛徒，所以发动文革，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制造无数的冤、假、错案，死无数的人。值得吗？
　　 其二，庇护了一大批“大节”上没有问题的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脱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
　　 必须强调说明的是：文革中，把广大革命老干部打成“叛徒”的是谁？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
　　 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是：在文革中，把广大革命老干部打成“叛徒”的是造反派。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这是社会舆论的误区，是对造反派的诬陷。是扣在造反派头上的狗屎。
　　 必须还历史本来面目！
　　 造反派在文革中做了些什么？中国人民有目共睹，世界人民有目共睹。文革初期，造反派响应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的号召造党内走资派的反，立即遭到走资派的反扑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的支持，造反派在1967年初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从此时起，造反派就没有再碰过走资派。1968年全国各地建立革委会之时，由于倒旗大联合，造反派头头已经无力调动一兵一卒，自己本身成了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的砧板上的鱼肉，任凭宰割。这就是说，从1968年建立革委会之日起，不但不存在造反派把广大革命老干部打成“叛徒”的可能，而且残酷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利用没有被打成“叛徒”的、“解放”了的“革命老干部”消灭造反派势力。造反派势力与没有获得解放的“叛徒”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推下了同一个臭茅屎坑。
　　 最后，还有一个大家都忽略了的原则问题：走资派是大节问题还是小节问题。事实是：文革初衷，这是大节问题。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怎么可能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解决一个不是大节问题的问题呢？但是后来，走资派问题已经不但不是大节问题，而且什么问题也不是了，连小节问题也不是。是零问题。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虎头蛇尾。走资派问题，是虎头无尾。
　　 后来的后来，“四人帮”看到邓小平上台以后不对劲，提出了一句口号：“走资派还在走”。但是，已经没有人去理会他们了。其原因：1、这不是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提的口号，2、当年造走资派反的造反派势力已经土崩瓦解了，3、大家都知道，这句口号的提出，不过是为了少数人的夺权谋私利。
　　 所以，“走资派还在走”并不能称作文革中“走资派问题”之结尾。这是“四人帮”硬装上去而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并不认账的假尾巴。
　　 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即毛泽东而言，在文革全过程中，走资派问题，仍然是虎头无尾。这也是造反派悲惨结局的根本原因。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没有走资派，造反派固当烹矣。




待续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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