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大中：我的文革记实（江苏泰县）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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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步行100里，去请解放军

1978年春节后不久，泰县军管会在第二招待所举办两派代表的学习班。宗旨就是实现两派的大联合。我参加了这个学习班。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班，即：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班，而不是以后办的那种剥夺造反派人身自由的挖“五一六”和抓“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学习班”。想不到代表红铁军参加这个学习班的竟然是姜堰中学高二（1）班的四个女生：王兰卿、张秀云、王月华、张永珍。
　　 文革开始，我贴出姜堰中学、也是全县第一张大字报以后，泰县县委立即组织了对我的第一次围剿，诬陷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中央。当时，姜中校园的上空，乌云翻腾，不可一世。我陷入孤立。全校师生将近1500名，敢于联名贴出大字报毫无保留地对我表示公开、全力支持的，也就是高二（1）班素不相识的五个女生。
　　 文革中有一句话叫做“捞救命稻草”，这是一句带贬义的话。但我当时是一个在政治上陷入了灭顶之灾的人，这五个女生的大字报，确实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是不能理解我当时对这五个女生的感激心情的。一股暖流在我全身的血管内奔腾。从中，我看到希望，有了力量，有了勇气。我的摇摇晃晃的身子又站稳了。我昂首挺胸，迈开大步，投入了新的战斗。
　　 这五个女生当中，有四个参加了红铁军并且在八一红卫兵从红铁军分裂出来的时候继续留在红铁军内；另一个成了逍遥派。参加这一次二招学习班的，就是留在红铁军内的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当中，张永珍在1974年国庆节（中秋节）经张秀云介绍与我结婚。另一个介绍人叫苏惠娟。文革中，泰县有两个剧团。其中，扬剧团是八派；锡剧团是铁派。苏惠娟是锡剧团乐队的女乐师，弹琵琶，文革中绰号“琵琶精”。这两个介绍人中当然以张秀云为主。从开始介绍对象到结婚，只有一个月时间，可谓“闪电式”。1968年二招学习班期间，我连半点恋爱的意识也没有。纯洁的同学感情加红卫兵友谊。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一张白纸，没有负担。
　　 高二（1）班这四个女生各有特点：王兰卿因为不买红铁军头头的账，不听指挥，我行我素，所以绰号“老油条”。这是一位典型的东方大美女，而且在人生道路上总体而言一帆风顺，可算得一员福将。她身高1、77米，在全校女生当中个头是最高的。胖瘦适中，端庄漂亮。长方形的脸，一付福贵相。更为奇特的是，下巴一颗美人痣，正对左鼻孔，竟然与毛泽东脸上的痣同一位置。民间称作“等饭痣”。显然，她是篮球运动员或者排球运动员的好材料。不过，我常想的是：以她的身材和外貌，演观音菩萨是不需要化装的。
　　 其她三个女生都是中等身材，1、6米左右，张秀云略矮一点。都长得不仅端正而且端庄。张永珍绰号“老大娘”，特点是老实而且固执。买东西一般不还价。碰倒南墙不回头。一对辫子虽然不太长，大约只有一尺左右，但是很粗很黑，很有光泽。粗得出众，黑得出众。结婚以后她嫌打辫子麻烦，剪了卖钱。我觉得自己无权阻止她，但很伤心。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以后也没有再见过如此既粗且黑的辫子。
　　 张秀云十分活泼，很有点小调皮，由于家境贫寒，明显营养不良，体质瘦弱。但并没有病。同时，养成了一副看不起权贵的傲骨，且很能耐艰苦。坚韧不拔。似乎心眼较小，颇有点《红楼梦》中林妹妹的味道。她有很多见解与我相同，不谋而合，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张秀云的头发更加与众不同，从不烫发，却象烫过发一样，天然的一浪推一浪。这种天生发型，据说叫做“自来虬”。我想，这是老天怜悯她的贫寒，在赐予她一个漂亮脸蛋的同时又减免了她的理发费。
　　 王月华的身材在四个人当中仅次于王兰卿，聪明伶俐，朝气蓬勃，算得上是个才女，还写得一手好字。
　　 我对这四个女生只有感恩，从来没有丝毫敌意和不好的看法，即使两派矛盾激化到极点之时也是如此。经二招学习班一接触，我才知道，原来，这四个女生对我也一样，从来没有丝毫敌意和不好的看法，即使两派矛盾激化到极点之时也是如此。所以，我与高二（1）班这四个红铁军之间，根本不存在思想上大联合的问题，我们对于文革的几乎所有观点，从来都是完全吻合的。我们很快达成一个新的共识：当前全部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在此共识的基础上，我们又很快达成了另一个更新的共识：找解放军！
　　 随着文革的持久尤其是派战的升级，不少人出现了厌倦情绪，逍遥派日益增多。什么叫“逍遥派”？当时流行一首顺口溜：“逍遥派，逍遥派，不说好，不说坏，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当左派。”这就是逍遥派。这首顺口溜的作者，不仅画龙点睛，用极精简的笔墨为逍遥派准确地画了像，而且颇具先见之明：运动后期及运动以后直至今天之左派，岂非当年之逍遥派乎？———令我五体投地，佩服之至。
　　 当时中央已经号召复课闹革命。但是，凭造反派头头的力量，已经无法号令逍遥派回校了。经过仔细分析，我和这四个女生认为，只有一个力量，能够保证中央号令的落实，在实现两派大联合的情况下搞好复课闹革命，把文革推向前进。这个力量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两派大联合是复课闹革命的前提。显然，姜中的两派大联合光靠我和高二（1）四个女生的联合是不够的，还有很多艰苦工作要做，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文革期间，泰县驻军有两处，一处在陈庄，距姜堰两公里，只有一个营。他们在搞好本身的训练之余很难抽出足够兵力解决姜中的两派大联合和复课闹革命问题。我们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泰县的另一处驻军：红旗农场驻军。红旗农场驻军在苏陈以北十多公里，苏陈至姜堰11公里，加起来应当在25公里左右。路程虽远，但兵力雄厚。此次姜堰二招学习班的军代表唐高今就是红旗农场派出来的。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流血尚且不惧，何况流汗乎。为了解决姜中的两派大联合和复课闹革命问题，我和姜堰中学高二（1）班的这四个红铁军女生决定，从姜堰二招出发，一起步行，到红旗农场去请解放军。
　　 一天早晨，吃过早饭。我们出发了。开头的时候，兴致很高。但是还没到黄村，10里路，兴致就高不起来了。讲话开始减少，但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走到30里以后，腿不听使唤了。脚掌的疼痛越过越厉害。我是一个男子汉，文革前从姜堰跑过泰州，有过锻炼。这四个女生就不堪设想了。尤其王兰卿和张秀云，王兰卿那么高的个子，那么重，跑这么远路，双脚哪堪重负。张秀云弱不禁风，体质极差，怎能适应！但是大家都不讲话，节省体力，暗中比赛，不甘先垮下去。
　　 我们终于走到了从未来过的红旗农场。见到解放军，大家的激情一下子高涨起来，忘记了疲劳，也忘记了腿脚的疼痛。我们找到驻军的首长，要求派部队到姜堰中学帮助解决两派大联合和复课闹革命问题。驻军首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听取了我们的意见，表示一定认真研究解决。
　　 当时，已经超过了吃午饭的时间。驻军首长要招待我们吃饭，我们千不该万不该表示“不吃”，这位首长大约以为我们吃过了，不再挽留。他怎么知道，我们的“不吃”，只是中国传统的“谦虚”罢了，其实肚子早就饿得吃不消了，只不过肚子不会讲话而已。
　　 去的路50里。回来的路也是50里。回来比去增加了两个字：饥饿。但是，我的感觉，回来的路要比去的路好走。因为饿得“过了期”了，即饿得过了极点了，人也就好受一点了。腿脚的疼痛也一样，没有“很快休息”的指望了，疼痛的感觉就会减轻。
　　 唐高今听我们说没有在红旗农场吃饭，气得大骂红旗农场驻军首长，表示：“如果我在家，一定留你们吃饭”。我们急忙解释：谁让我们“谦虚”呢，不能怪别人。
　　 唐高今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偏瘦。他的特点是特别能说。讲起话来口惹悬河，滔滔不绝。能够一口气讲几十分钟。在我至今所遇到的人当中，他在能说方面数第一。他向我们传授的经验是：“说的时候只要注意一点：不要说重复的话。”
　　 姜堰中学高二（1）班这四个调皮的红铁军女生给唐高今起了一个绰号：唐高僧。



七十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姜堰中学高二（1）班这四个红铁军的女生，虽然各有特点，且性格迥然不同，但是抱成一团，齐进齐退，不是亲姐妹胜过亲姐妹。由于各自条件和机遇不同，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以后，命运各不相同。王兰卿、王月华和张永珍都成了教师，其中：王兰卿是姜堰中学高中一级教师，王月华、张永珍是小学高级教师。张秀云和我一样，当了工人。
1966年秋，文革开始后不久，张永珍的父亲病逝。全家断绝了唯一的经济来源，生活一下子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王兰卿主动提出将自己享受的助学金让给张永珍。王兰卿家境也不宽裕，父亲收入少，家庭负担重，每月助学金2元。此举被张永珍谢绝，但王兰卿心地之善良及其与张永珍情谊之深厚可见一斑。
　　 王兰卿父母的子女中，三男三女。文革以后，王兰卿的二姐夫官做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天津市政协主席，副部级。但文革开始时留在父母身边的，只有王兰卿一人，因为她最小。哥哥和姐姐们羽毛丰满，都“飞”离姜堰了。
　　 不幸的是，文革开始后不久，王兰卿的母亲就深度中风，卧床不起。我是与张永珍结婚以后，因为王兰卿是张永珍的朋友才认识王兰卿的。其时，王兰卿的母亲已经病逝。所以，我没有见过这位老太太。
　　 与张永珍结婚以后，我到王兰卿家里去过几次，王兰卿的父亲王少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快乐的老人，四方脸，个子不高。瘦弱。衣着朴素，不修边幅。每次见到我总是笑容可掬。因为我每次去他家见到他的时候他都在喝酒。所以，他到底是因为见到酒而笑容可掬，还是因为见到我而笑容可掬，实在只有他本人才说得清。
　　 他很健谈，但是一开口全是八派观点。文革中一家人分成几派的很多，有的甚至因为势不两立而大打出手。但我认为王兰卿父女不在此列，因为王兰卿虽然参加了铁派组织，但这个在铁派中被称作“老油条”的女生实际上八派观点，父女之间是没有什么争执的。
　　 王少石的工作单位在泰县人民医院，不是医生。大约文书之类吧。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喝酒不管事、油瓶倒了也不扶的人。所以服侍母亲的重任，必须王兰卿独力承担。
　　 王兰卿的母亲个子很高，绰号“高脚排”。王兰卿的高个子，显然是母亲的遗传。王兰卿当时才16岁，虽然个子不小，但还是个孩子，力气小，拉不动母亲。于是王兰卿动脑筋，想办法。把母亲的床移到靠墙壁的地方，自己倚在墙壁上用力，保证自己和母亲不致于同时摔倒。母亲病重期间，大小便失禁，王兰卿不怕脏不怕臭，勤换勤洗。保持母亲身体的干净。更有甚者，母亲便秘，一连几天不大便，王兰卿就用手指伸进母亲的肛门去抠，硬是把大便给抠出来。我想，能够做到这一点，堪称孝女矣！
　　 铁派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一点，在泰县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上，铁派自己也承认。但是，铁派之对于王兰卿母女，却是恩重如山。王兰卿因母亲病重服侍母亲而没有被扯进“五一六”的深潭，逃过了一劫。真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泰县深挖“五一六”期间，铁派相约：因为王兰卿的母亲中风，王兰卿如果被关进“五一六”学习班，则其母亲无人照应，必定速死无疑，所以，一律不得咬王兰卿为“五一六”分子。这一约定是全县深挖“五一六”恶浪滔天，而地处姜堰文革场附近的不足20平方米的王兰卿的家却风平浪静、世外桃园的原因所在。王兰卿因祸得福，能够有一个恪尽孝道的安静环境，并且没有被打成“五一六”，皆铁派之所赐也。
　　 王兰卿插队在泰县兴泰公社甸南大队。后读大学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姜堰中学做数学教师。退休前官居数学教研组长。民主人士，也没有打过入党申请书。
　　 王兰卿天性争强好胜，一定要做第一。这一点与我很相象。无论在姜堰中学做高中毕业班班主任，或者后来做姜堰中学办的高考复读班班主任，王兰卿做班主任的班升学率一直都是全校第一。
　　 今年（2010年）春节前，王兰卿不顾校长的一再挽留，毅然决然退出了工作岗位。其理由是：年纪大了，精力不如从前。有可能高考拿不到第一名了。所以，急流勇退，免得将来不香。
　　 王兰卿的丈夫刘庆华，文革中与王兰卿同班，是品学兼优的的逍遥派。共产党员。退休前做过泰县教师训练班办公室主任。这是一个才子，知识面广，也很扎实。我常常向他请教，得益匪浅。王兰卿夫妇的女儿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国家公务员，现在南京海关工作。
　　 王兰卿之路，是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没有受到过运动冲击的红卫兵包括逍遥派的成长之路，很具有代表性。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先苦后甜。
　　 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有不少都是教师。我所在的姜堰中学高三（1）班，当教师或当过教师的有刘桂庆、苏遵、俞言良、王国华、翟范、潘传寿、徐金高、张永昌、费素卿、孔庆娜、潘殿平、张军，等等，占了一半以上。



七十八、 可怜绣户侯门女 独卧青灯古佛旁

　　 《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对贾惜春有一段文字：“一所古庙，里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经独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
　　 可怜绣户侯门女 独卧青灯古佛旁”。
　　 呜呼！张秀云者，贾惜春也。
　　 张秀云可没有王兰卿那样的福气。在姜堰中学高二（1）班这四个红铁军女生当中，张秀云是受到政治迫害最深的一个。不仅如此，她也是文革期间全姜堰市范围内受政治迫害最深者之一。
　　 张秀云家境极其贫寒。兄弟姐妹五人。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弟一妹，张秀云居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仅仅因为还不起20元债务，张秀云的父亲走投无路，悬梁自尽。这在今天的年轻人是不能理解的。但，这是事实。当然，那时候的20元不同于今天的20元。那时候，烧饼是3分钱一个，今天1、5元一个，涨了整整50倍！不仅张秀云的父亲，我插队落户时房东吴德林的父亲也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死于贫困。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叫你偷，你不偷。饿死你，怪哪个？”吴德林的父亲就是因为不肯偷，活活饿死。俗话说：一钱逼死英雄汉。这句话是用无数鲜血写成的事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
　　 张秀云的母亲没有工作。丈夫死后，硬是靠变卖家产和全家人节衣缩食把五个子女拉扯成人。张秀云的整个学生时代就没有吃过早饭。我虽然每天三顿从来不缺，但整个学生时代留给我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两人字：饥饿。张秀云之不吃早饭，是在难忍的饥饿中不吃早饭，与胖得无聊的肥人为了减肥不吃早饭，与工资花不完的老板为了控制营养不吃早饭，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有一句老话：“饱汉不知饿汉饥”，真是说得再好没有了。
　　 但是，张秀云并没有在极端贫困中倒下去。她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终于活下来了。而且，居然身体没有病。极端贫困的物质生活的磨炼，不仅激发了张秀云嫉恶如仇、敢于斗争和不屈不饶的斗志，而且使张秀云具备了刻苦耐劳、极能吃苦和坚韧不拔的优良品格。
　　 然而，张秀云毕竟还只是一个孩子。文革开始的时候，1966年，她17岁。插队的时候，1968年，她19岁。因为在插队期间表现极好，经贫下中农推荐，1970年，她被招工进了泰县柴油机厂，21岁。这是全县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
　　 她并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也没有钱开后门，更不搞任何歪门邪道。她能够被招工上调，全凭自己的劳动表现和政治过硬，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一致的好评。她和我虽然插队不在一个大队，而且两个大队相距较远，但是都插队在同一个泰县里华公社。我很清楚地知道，贫下中农的眼睛是雪亮的。同时，我更知道，想要赢得贫下中农的信任，必须付出多大代价，流多少汗水。
　　 谁也料想不到，对于张秀云而言，跨进工厂大门，竟然是鬼门关第一步。在1971年的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上，张秀云惨遭突然袭击。大会主持人宣布张秀云是“五一六”分子。几个早有准备的彪形大汉立即冲进人群将毫无思想准备的张秀云揪了出来。
　　 有谁看到过老鹰抓小鸡吗？这就是老鹰抓小鸡。
　　 有谁看到过猛虎扑羔羊吗？这就是猛虎扑羔羊。
　　 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个当年响应自己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弱不禁风的花季少女所采取的手段，就是老鹰抓小鸡，就是猛虎扑羔羊。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言犹在耳。这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凭谁问：少女究何罪，遭此荼毒耶！
　　 张秀云没有能够回家向母亲和兄弟姐妹道别。从此时起，到完全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专题学习班”结束，一年多时间里，张秀云遭遇了怎样惨无人道的肉体摧残、经历了何种崩溃思想的精神折磨，连最富有相象力的诗人也无法想象。
　　 最严酷的是精神打击。人们听说过明末大将袁崇焕的下场吗？他忠于明王朝，且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因为崇祯皇帝中了清军离间之计，他得到的却是凌迟处死和朝野上下一片骂声。直到清朝中叶，冤案才真相大白。中国红卫兵的命运，与袁崇焕何其相似乃尔！
　　 中国共产党的话谁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的“五一六”还会有假？
　　 张秀云这个“五一六”有三大特点：一、在全县最早被关进“专题学习班”，二、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被抓，三、年轻漂亮，新工人，女的。当时，全厂、全镇、全县人民群众对张秀云无不切齿痛恨，骂声一片。
　　 严重的问题是张秀云并没有被关进牢房而是长年被关押在“专题学习班”之中。“专题学习班”是办在厂内的。工人们可以随时骂她，也可以侮辱她。对于“五一六”，骂得越不堪入耳，侮辱得越下流无耻，则越可以证明自己革命，无产阶级立场坚定，谁也奈何自己不得。又何乐而不为呢！
　　 张秀云终于崩溃了，垮掉了。她没有垮在多少年没有早饭吃的极端经济贫困之中，没有垮在文革中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向走资派冲锋陷阵的战场上，也没有垮在插队期间繁重的农业劳动的田间场头，她垮在了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以摧毁造反派势力为目的的深挖“五一六”运动。
　　 “专题学习班”结束时候，张秀云已经被摧残成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废人。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张秀云没有能够走上工作岗位。
　　 “专题学习班”结束以后，张秀云强打精神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介绍张永珍与我结合、成婚。我想，做这一件事，张秀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张永珍并不是泰县人，家住在如皋县。张秀云写信给张永珍，要她到泰县来，信上写了泰县借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好时机清算深挖“五一六”，出现了大好形势，并且热情洋溢地说：即使不参战，来看看也是痛快的。我是在泰县借批林批孔运动以清算深挖“五一六”的主将，张秀云想必对我怀有感激之情，至少与我同一观点、认为我代表她讲了她想说的话。为我介绍一个她最好的朋友作为我的人生伴侣可能与这种感激之情或同一观点有关。
　　 我认不得苏惠娟。苏惠娟也认不得张永珍。因为按照民间惯例，婚姻介绍人应当有两个，所以张秀云拉上了苏惠娟。显然，如果不是张秀云设计请苏惠娟为介绍人，我认不得的苏惠娟是不可能把她自己认不得的张永珍介绍给我的。当然，认识苏惠娟以后，我发现，这个“琵琶精”不但对我没有反感，而且八派派性很强。身在铁派组织，观点却是八派，甚至八派派性比八派组织里的人更强，这在姜堰全市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其中包括了铁派组织的大部分头头。
　　 张秀云与泰县东方红布厂工人江丕太结婚，时间在1974年国庆节（中秋节）。婚后生了两个女儿。我与张永珍结婚是同一天。1975年7月17日，我们有了一个女儿；1976年11月30日，我们有了一个儿子。
　　 江丕太的妹夫虞振兴，东北某大学毕业。原为泰县电分厂技术人员，后从政，官运亨通，从泰县的县长助理一直做到江苏省常州市委书记。江丕太的母亲偏爱女儿女婿，竟将女儿女婿留在家中，反把儿子江丕太媳妇张秀云赶出了家门。
　　 虽然，看在虞振兴的面上，姜堰市的党组织放松了对于张秀云的继续迫害。但是，由于在深挖“五一六”当中遭受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打击太严重，尤其在精神上，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张秀云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她已经对一切绝望，无力融入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她本能地无可抗拒地把自己和社会隔断。
　　 婚后不久，她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做“鹤翔桩”气功。发功时叫声不断。不整天做此功则全身难受，无法生活。人们称这种现象为“走火入魔”。以后，一直到今天，她遁入了空门。仍然是：请息交以绝游。与社会隔绝。
　　 人是变化的。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第一个喊出“砸烂孔家店！”口号的四川人侯虞，后来变化成了抱残守缺的大烟鬼。今天，鼓吹“唯妇人与小人为最难养”的孔家店里生意兴隆，香火甚旺，店老板就是从“百家讲坛”派遣过来的孔老二认为最难养的妇人于丹。我发现，不少挂着共产党员牌子的公务员经过到孔家店进修，也从信毛泽东变化成信孔老二了。
　　 了解姜堰的人都知道，沿姜堰东街向东走，街的尽头有一座桥，叫东板桥。过东板桥一直向南走，路的尽头转弯向东，到十字路口转弯再向南50米，路东有一幢楼。这就是原东方红布厂职工宿舍楼。从西向东数第二个楼梯上云，四楼，朝东的一间，就是张秀云的卧室、厨房、洗手间、活动室兼打坐诵经的佛堂。
　　 女儿都已出嫁，江丕太别室分居多年。张秀云没有变化成抱残守缺的大烟鬼，也没有变化成孔家店里最难养的妇人。但是，她看破红尘，变化成了虔诚的佛教徒。因为信佛，张秀云不沾荤腥。除了下楼到附近菜场买一点蔬菜以外，全部时间都在布厂职工宿舍四楼这一宿舍内，决不跨出房门半步。
　　 前不久，张永珍去探视她。张秀云凄然说道：“我病重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不会有人照料我的。到时候请你帮我找一个保姆。”
　　 我因为门口走不开，没有同去。张永珍回来后，向我转述了张秀云的生活状况。一天24小时的孤独。要是突然有病，谁知道？怎么办？
　　 回想起当年的张秀云，飒爽英姿，朝气蓬勃。我的眼前，不禁出现了1968年二招学习班期间一起步行100里去请解放军的情景，出现了1969年因为俩人都插队在里华公社所以同乘一条帮船赴农村的情景；出现了1973年她拖着因被打成“五一六”摧残致伤的身体拼全力为我和张永珍的结合而奔波的情景。
　　 张秀云的境遇，比起《红楼梦》里的贾惜春，更孤独，更凄凉，更悲惨。我落泪了。我的心在滴血。
　　 中国共产党：
　　 通过文革，你摧残了多少象张秀云这样跟着你走的优秀的年轻人？你心安理得地断送了他（她）们的青春，和一生。
　　 脸不红，心不跳。



七十九、强弩之末 鞭长莫及（一）

　　 在姜堰中学高二（1）班这四个红铁军女生当中，张永珍家居江苏省如皋县伴今公社朱庄大队第六生产队。现在，如皋县改成了如皋市，伴今公社改成了伴今镇，朱庄大队还原成文革以前的村名朱庄村。
　　 这种名称变化的游戏，文革以后全国各地皆然，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部署。
　　 名称变化只是表面文章，并无实质内容，老百姓不能因此获得任何利益。徒然劳民伤财而已。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当然是清楚的。在全国范围内坚持这种名称变化的游戏，只能证明一点：中国共产党不仅决心彻底否定文革，而且决心彻底否定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三面红旗”。
　　 什么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者之统称也。“公社”一词，源于18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一打纲领抵不到一次行动”。 巴黎公社的意义正在于这是工人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是一次行动，而不只是纲领。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斗争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是可以放弃的。但是，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当放弃巴黎公社的原则。否则，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矣。
　　 巴黎公社的失败，诞生了《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中国，一般只有烈士在就义的时候才慷慨激昂地高唱《国际歌》。全国人民唱得最多的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显然，《东方红》是《国际歌》的反调：大救星者，救世主也！有《东方红》就没有《国际歌》，有《国际歌》就没有《东方红》。二者谁是谁非？中国共产党包括毛泽东本人选择了《东方红》，没有选择《国际歌》。选择了《东方红》就是选择了个人崇拜，选择个人崇拜就为封建独裁专制创造了条件。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有一块通灵宝玉，因为性命攸关，所以须臾离开不得。个人崇拜不仅是毛泽东的通灵宝玉，也是邓小平的通灵宝玉。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中把毛泽东的话奉为“最高指示”；中国共产党在文革后决定虽然邓小平下了台，但中央对重大问题的决定仍须经邓小平同意、否则无效。就是证据。
　　 文革中，对毛泽东这位“万寿无疆”的“万岁”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最高峰。毛泽东的确高高地凌驾在中国共产党之上。也许，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自认为文革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错，与中国共产党无关的理由所在。但是，人们都知道这样一个简单事实：不仅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而且，中国共产党至今不敢对已经死了的毛泽东生前所犯的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人民群众作公开批判并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所以，毛泽东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回事，分不开。
　　 我认为，中国应当象当年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样，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仅比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远远超过了古今中外的任何人。简言之，不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不能铲除滋生专制独裁的土壤，中国社会就不能进步，就会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政治上停滞在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是不准确的。定性为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则比较恰当。
　　 正如前面说的，叫什么名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者封建主义）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要让人讲话。让人讲话，就是民主。搞个人崇拜就是不让人讲话。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话都不肯讲：恭维的话，拍马屁的话，听了可以飘飘然十分舒服的话，多多益善；不肯讲的，讲了就会被扣帽子、打棍子，甚至会坐牢和掉脑袋的，仅指反对的话，政治上的不同意见。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整风反右时发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向自己提意见的时候所作出的郑重承诺。结果“闻者足戒”的中国共产党收获很大，捉了一大批“言者无罪”的右派分子。
　　 中国共产党：
　　 哪一天，中国才能实现贵党在半个世纪以前作出的承诺，“言者无罪”呢？！



八十、强弩之末 鞭长莫及（二）

1972年春天，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工作在全国铺开。当时，张永珍已经离开姜堰中学，回乡插队，在如皋县伴今公社新芹小学担任缺额代课教师。伴今公社分配了两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张永珍占了其中一个。不仅推荐的手续完备，而且体检合格，政审的项目就差“文革中的表现”一栏，其余全部过关。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文革中的表现”一栏，也许是可填可不填的。当时看得最重的是家庭出身。张永珍的家庭出身与我一样，是贫农。她的社会关系没有丝毫问题。其父亲张林根虽已病逝，但他是革命老干部，当年的“红小鬼”，当地人谁都知道。他15岁还在读书时即已担任我如皋县薄湾乡冯岱村村长。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北撤以后的最艰苦岁月里留下来坚持斗争，任我薄湾乡乡长。
　　 我原以为象我这么大年龄，被国民党反动派捉过的只有我一个。其实不然，张永珍就是另一个。按时间推算，应该比我被捉的时间还早。
　　 北撤以后，张永珍的母亲怀抱着张永珍被国民党反动派捉去。当时，张永珍才几个月。因为是革命老区，老革命多，所以被捉去的革命者的家属，拖儿带女，很多。那时张永珍家住在薄湾乡冯岱村，但是被押解到朱庄村（即现张永珍娘家住地）敌人的圩子里。关了好多天。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折磨，给张永珍的母亲留下了浑身疾病。
　　 老干部夏策严（当时任我方区长）的妻子就是在这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处死的。行刑时，敌人从远处向她的后背开枪。第一声枪刚响过，她带着喷溅的鲜血拼命将怀里的孩子扔向尽可能远处的河畔的草丛里。第二声枪响过，她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她，不仅是悲壮的烈士，也是英雄的母亲。
　　 行刑的时候，有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小兵跪在他的长官面前为夏策严的妻子求情。其原因，倒不是因为安了什么好心，而是担心遭到报复。张林根等人通过内线向朱庄圩子里的国民党反动派匪首捎去了字条：如不放人，则死三还一：不放一人，则杀死国民党反动派家属三人相抵。张永珍母女和其他革命者的亲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出朱庄圩子获得自由的。
　　 夏策严在全国解放后任革命圣地延安地区的党组织负责人。革命后代、夏策严的妻子在最后时刻用生命保存的孩子，不知后来情况如何。他知道母亲对他的希望吗？
　　 解放前，张林根一直是当地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不仅威信极高，而且人缘很好。敌人胆寒，人民喜欢。全国解放的时候，因为如皋是老区，干部多，而泰县干部不够用，所以中国共产党从如皋的干部中抽出一批人组织了一个赴泰县的工作团。以后，这个工作团的干部也就留在泰县工作。这是姜堰市至今仍有大量如皋干部的原因。这些如皋干部当中，就有张林根。张林根在解放初期的月工资为70多元，与我的父亲正好一样多，这证明两人当时为同一级别。
　　 到泰县后，张林根先在公安局工作，后担任马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林根廉洁奉公，工作认真负责，赢得了干部群众一致的好评。
　　 那时候的马庄公社可比不上现在交通发达、每村都有陆路直达。那时是河沟纵横交错，很多村庄之间无船不能到达。有一次到下面的大队检查工作，大河阻路，无船可渡。张林根为了工作，泅渡该河。中途力竭，沉了下去。后虽被救起，但下沉时间较长，已经呛了很多水。由此，因公致病，患了肺结核。
　　 当时的医疗条件不比现在，肺结核已是不治之症。党组织将其调任泰县公安局副局长。调令虽宣而张林根因病未能赴任。文革前，张林根病退回到如皋。考虑到交通便利和靠近医院，泰县县委按政策规定派人为张林根一家在伴今公社的朱庄村建了三间五架梁瓦房加以安置。从此张永珍一家便从长青公社冯岱大队搬到了伴今公社的朱庄大队。
　　 文革开始后，1966年秋，张林根病逝。既没有遗属补助，也没有任何救济。一家人生活来源立即断绝。张永珍的奶奶，80多岁高龄；母亲因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丧失了劳动能力；一个妹妹 ，一个弟弟（在马庄中学读书），都还小。连同张永珍在内，五张嘴，没有饭吃。这苦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谁也不清楚。
　　 姜堰中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唐静，是张永珍在姜中初三时的班主任，知道张林根病重时全家经济困难，告知张永珍的高一班主任李华。从那时起张永珍每月得以享受助学金4元。唐静关心每一个学生，工作细致入微，后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当之无愧也。但是，对于全家五口人的生活来说，难道能够靠这4元钱？这也是王兰卿想把自己的每月2元助学金让给张永珍的原因。
　　 张永珍一直是城市户口，因为她一直跟随着父亲在泰县生活。父亲为了工作很少住在自己的宿舍里，所以她从小学一年级以前还不懂事的时候起就独立生活。开始时住在公安局宿舍。以后能寄宿时就住在学校。这也许就是她遇事很有主见而又十分固执的原因。
　　 为了谋生，张永珍在离开学校后曾独自一人到新疆去找工作。一年时间。她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了祖国的辽阔和美丽，懂了很多事，但是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只好又回到了家乡如皋。
　　 张永珍的母亲虽然丧失了劳动能力，但是很能说。而且，她也知道，要从根本上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唯一办法是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她找到伴今公社党委书记谢一飞，如实陈述了自己这一个革命家庭的窘迫生活状况，请求安排张永珍的工作。她对谢一飞说：“我不要你帮一钱，只要你帮一言。”
　　 由于伴今公社党委书记谢一飞的关心，张永珍当上了缺额代课教师。每月工资24元。至今不知哪里扣掉1元，到手的有23元。更令全家人欣慰，尤其让张永珍高兴的是，刚做代课教师两个月，公社党委又为她解决了一个带薪上大学的名额。
　　 请注意，这个上大学是带薪的。带薪，意味着上了大学，同时仍然可以解决全家的基本生活问题。文革前，张林根病重时，泰县县委为了解决张林根一家的经济困难，经研究决定，安排张永珍到事业单位工作。但是，张永珍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没有接受这一决定。现在，大学梦就要成为现实了。
　　 如皋县伴今公社新芹小学校长正式通知张永珍：经推荐，你带薪上大学，扬州师范学院文科，体检和政审都合格，请你收拾好行李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到学校去报到。
　　 张永珍太激动了，她庆幸自己的命运从此改变。她从心里欢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八十一、强弩之末 鞭长莫及（三）

　　 晴天一声霹雳，兜头一盆冷水。张永珍傻了眼：自己高兴得早了。后来的实践证明，不是高兴得早了一点，而是高兴得太早了。
　　 就在张永珍已经整理好行装，兴冲冲地按学校通知准备赴扬州上大学的时候，伴今公社革委会教育领导班子第一把手贾明清主任亲自来到新芹小学，代表组织找她谈话。正式通知她写检查，交代文革期间的错误和罪行，说清楚参加“五一六”的情况。她的大学梦，理所当然地就此破灭了。贾明清是泰兴县的人，与姜堰中学高三（1）班“纪大中九人小组”中唯一的女生缪辉是同乡，并相互认识。当时，他是伴今公社教育界最高的权威。
　　 原来，推荐张永珍上大学的材料报到如皋县教育局并且获得通过以后，有人认为政审材料“文革中的表现”一栏没有填写似乎不妥。于是派出调查人员到姜堰中学调查。
　　 在姜中，有人说：张永珍抢了学校物理教研室的照相机，然后跑到新疆去了。调查人员解释：张永珍是去过新疆，但又回来了，现在如皋做教师。为了确认张永珍有没有抢学校的照相机，姜中组织部分师生召开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确认张永珍没有抢学校的照相机，只是保管过几天。但是，同一个座谈会上，说张永珍抢了学校照相机的同一个人，提出：“张永珍是个‘五一六’，你们可以到‘二0’办公室去调查”。
　　 “二0”办公室是直属泰县县委的专门挖“五一六”的机构。座落在姜堰东板桥路南，最南边，门朝西的大院。文革初期是文革接待站，1966年“一0、二”事件的地方。因为深挖“五一六”的依据是中共中央“20号”文件，所以，美其名为“二0”办公室。“二0”者，“20号”文件是也。
　　 坏了。如皋县教育局的调查人员进泰县“二0”办公室一了解，张永珍果然是个“五一六”。还好，泰县“二0”办公室说：“五一六”，不影响工作，不影响上学，不影响当兵，不影响提干，甚至也不影响入党，总之，“工资照拿，米饭照扒”，什么也不影响。
　　 只要交代了自己是“五一六”，那就“工资照拿，米饭照扒”，并且什么也不影响。———这是泰县县委和“二0”办公室“劝”造反派和老干部招供自己是“五一六”时的庄严承诺。“工资照拿，米饭照扒”这八个字，在泰县可算得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现在，泰县“二0”办公室又向如皋县教育局的调查人员兜售起这八个字来了。
　　 但是，泰县是泰县，如皋是如皋。毕竟，“工资照拿，米饭照扒”只是泰县的“土特产”，人们不曾在哪个文件上看到过，更不要说是中共中央的文件了。“五一六”是反革命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个反革命分子，怎么可能“工资照拿，米饭照扒”，什么都不受影响呢。
　　 调查人员从泰县回到如皋。如皋县教育局不是如临大敌，而是真正遇上了大敌。因为整个如皋县没有搞深挖“五一六”运动，没有“五一六”。物以稀为贵，人也是以稀为奇。张永珍是全如皋县唯一的“五一六”，又是“外来货”，一时轰动了如城镇。如城镇是如皋县革委会所在地。如皋县已经世界闻名，因为这是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很多。但如城镇这一地名，外界知之甚少。
　　 然而，如皋县教育局乃至整个如皋县革委会虽然被轰动，却对于这个具有轰动效应的“五一六”束手无策。大家都知道“五一六”是定时炸弹，但是对于怎样拆除这一颗定时炸弹的引爆装置，却没有经验。大员们围绕着这颗定时炸弹转圈子，动脑筋，却谁也不敢贸然下手。何况，据教育局的调查人员汇报，这个“五一六”尚未最后定案，并且拿不出证据。如果今天下了毒手，明天证明不是个“五一六”，如何收场呢？
　　 对于张永珍这类情况，泰县的办法是办“专题学习班”。软硬兼施：一方面承诺“工资照拿，米饭照扒”，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大搞逼供信，无所不用其极，务使“专题学习班”的学员招认自己是“五一六”。一旦招供，立马召开坦白大会。坦白大会的规模越大越好。坦白大会有两个作用。一则可以显示“动力”的功勋卓著，成绩斐然；二则可使“对象”脸面抄地，从此做不起人，永远翻不了案。走到哪里臭到哪里。又何其毒也。对于死不改悔者如顾维国，则列为抗拒从严的典型，召开万人宣判大会，逮捕“法”办甚至判处死刑。
　　 想来想去，研究来研究去。如皋县教育局认为有两个办法是百无一失的：其一，立即堵死张永珍的上大学之路，免得张永珍真是个“五一六”，到时候自己有包庇“五一六”的推不脱说不清的干系。其二，再找泰县，确认张永珍是否真是“五一六”。在确认其为“五一六”以前对张永珍的态度是责令检查、加强监督和暂不作其他处置。贾明清找张永珍谈话，责成其写检查，就是执行如皋县教育局的紧急通知。
　　 从那时起，如皋县教育局先后七、八次派专人到泰县“二0”办公室，要求对张永珍的“五一六”加以确认或者排除。但是，这些调查人员无功而返，因为泰县“二0”办公室的态度一成不变，既无证据确认，又不肯排除。直到1973年，泰县的深挖“五一六”结束，全县连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挖到，泰县“二0”办公室即将撤销，才向如皋县教育局调查人员出具了确认张永珍并非“五一六”的书面证明。
　　 贾明清的谈话遭到了张永珍的抵制。张永珍向贾明清明确表示：“我不写检查，因为我没有错误，更没有罪行。我没有参加‘五一六’。你们就是把我的教师撤了，我回家种田，也决不写检查。”但是，贾明清不依不饶。最后的妥协是：张永珍写一份文革回忆录。
　　 “你们就是把我的教师撤了，我回家种田，也决不写检查。” ———我知道这句话的份量：一旦教师做不成，“工资照拿，米饭照扒”也就泡汤了。不仅张永珍，而且全家人的饭碗都大成问题。此时，名声很好的公社书记谢一飞已经因工作需要调离伴今。即使仍未调走，也未必敢于为“五一六”讲话。
　　 张永珍的左脚在大学校门外，右脚已经跨过门槛。然而，就在这一刹那间，突然飞来一座高墙，堵死了她的大学之路。她的跨进大学校园之梦，一下子凝固了，接着就被粉碎了，彻底粉碎了。
　　 不过，尽管没有能够上大学，但张永珍终于没有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同王兰卿一样，逃过了这一劫。与王兰卿的原因不同。张永珍之所以能够逃过了这一劫，除了坚持原则，不肯讲假话这一主观因素以外，客观因素是：强弩之末，鞭长莫及。
　　 所谓强弩之末，是指深挖“五一六”已经尾声，其势弱矣。强弩之末，不能穿缟素。
　　 所谓鞭长莫及，是指：泰县和如皋，虽然是近邻，姜堰和如城，不过百里之遥，但是不但分属两个县，而且分属两个地区。泰县属扬州专区，如皋属南通专区。泰县无法派“动力”到如皋县办张永珍这个“对象”的“专题学习班”，只好望洋兴叹，而已。
　　 不过，我至今还是弄不明白：
　　 同在中国，为什么江苏省搞深挖“五一六”，上海不搞，难道不是同一个毛泽东？
　　 同在江苏省，为什么泰县搞深挖“五一六”， 如皋不搞，难道不是同一个许世友？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兼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中共中央“20号”文件为什么不覆盖全国？



　　 八十二、 教师转正之路（一）

　　 如皋县的代课教师转正工作与工农兵大学生迈进大学的校门，几乎同时。对张永珍来说，代课教师转正显然比上大学更实惠、更重要，因为，上大学是锦上添花，代课教师转正是雪中送炭。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意味着饭碗转成了铁的。即使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只要工作认真负责，政治上不犯错误，这个饭碗就砸不破，全家人的生活也就有了基本保障。
　　 因为“五一六”，到手的大学已经飞走，同理，代课教师转正也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张永珍不甘心自己的苦命。她相信“人定胜天”不只是豪言壮语，是可以成为现实的。她决心和命运抗争。办法是两个：其一，请父亲的老战友出面为自己讲话。其二，自己直接找如皋县教育局的领导人，据理力争。
　　 在父亲张林根的老战友当中，找谁呢？要找的人必须同时符合四个条件：
　　 条件之一，必须是父亲生前最要好的朋友，生死相依的患难之交，血肉相连。符合这一条件的不在少数。
　　 条件之二，必须在如皋工作。父亲生前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叫顾文清，一个叫丁正之。张林根与这两个朋友的关系，到了连用钱都不分彼此的阶段。可惜，这两个朋友都不在如皋工作，而是在全国解放的时候，都留在了泰县。
　　 顾文清就是担任泰县八派组织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的那一位，泰县农工部指导员。
　　 丁正之虽然没有参加八派的组织，但八派派性比顾文清还强。文革后期担任姜堰镇党委书记、泰县人民印刷厂厂长、泰县工业局局长。
　　 与顾文清不同的是，丁正之有政治头脑，是个明白人。我在结婚后，经张永珍介绍认识此人，并与之多次接触，很谈得来。他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竟然比我还大胆。他也比顾文清交游广泛，三教九流，各种朋友都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张林根生前在交朋友方面与丁正之一个类型，俗称“大朋友”。除此以外，张林根生前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接济穷人，二是敢于承担责任。
　　 他在马庄公社担任副书记期间，每月工资70多元，生活极其朴素，用于子女上学和家庭生活的也不多，大部分用于接济穷苦的农民。所以，一分钱积蓄也没有，但口碑甚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泰县最早出现的民营企业的业主是翟凤鸣、翟春生父子。他们买了大客车，从事姜堰—南京班车客运，曾经轰动全县。
　　 翟凤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被指控制造枪支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而被捕。这时，张林根站出来，证明是自己请翟凤鸣制造猎枪，用于打猎。于是翟凤鸣获释。此救命之恩也，恩重如山。
　　 当时有不少无罪而罪名轻得多的人，枉送了生命。比如张文江，抗美援朝的战士，家居泰县溱潼的年轻人，未婚。无罪而被冠以“反革命串联会”的罪名。在万人宣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了枪决。
　　 后来，张文江的姐姐张素英告诉我，法院已向她宣布：张文江无罪。如此而已。判张文江死刑的泰县的法官刘守志、徐根娣等不仅不因此受到任何批评和处罚，反而继续一路升迁，红得发紫。因为只是对张素英一人宣布了为张文江平反的决定，其他人并不知道，所以，至今，全姜堰市人民除张素英、纪大中等少数几个知情者以外，仍然认为张文江是个“反革命串联会”，该杀。张素英等人能有什么办法？搬石头打天罢了。
　　 如果不是张林根挺身而出，主动证明是自己请翟凤鸣制造猎枪，那么，张文江很可能就是翟凤鸣的下场。
　　 还不止此，张林根的亲人为翟凤鸣、翟春生父子创业筹措了资金。买大客车的时候，银行规定客户贷款创业自己必须有一半资金。翟凤鸣、翟春生父子没有钱。于是通过丁正之的儿子丁和平到如皋县伴今镇朱庄村借钱。该村是丁正之的家乡，村支部书记是丁正之的亲戚丁佐德，副支书兼村长李传高则是张林根的女婿、张永珍的妹夫。
　　 当时，一辆大客车售价3万多元。丁佐德、李传高硬是发动村民集资，筹措到2万元，直接汇客车厂。以此为基础和条件，翟凤鸣、翟春生父子得以向银行贷款，买了第一辆大客车。
　　 当时，我和张永珍已经结婚。不知何故，翟春生和丁和平要求丁佐德和李传高对我保密。翟凤鸣、翟春生买回大客车投入营运当上老板每天大把大把地赚钱。我的一家可遭了殃：翟春生赚到钱以后拒绝按协议偿还所欠村民的借款。原来，他是筹集资金扩大再生产。不久，他用赚来的钱购置了第二辆大客车。至于还债，被搁到了脑后。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丁佐德、李传高只得一次又一次到姜堰来向翟春生讨债，每次都到我家落脚。我们招待。张永珍有一个特点：待人接物热情，对如皋来的客人还要在“热情”两个字的前面加上一个“更”字。被她奉若圣旨的在全如皋流行的口号是：人情急似债，锅盖顶在头上卖。虽然我们不欠丁佐德和李传高的人情，但是，即使锅盖顶在头上卖，也还是每次都要招待这两位的。每次都得有酒，有菜。我们的经济状况本来窘迫。多次招待，更加捉襟见肘，滑到了崩溃的边缘。真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但是，翟凤鸣、翟春生父子对于我和张永珍却是知情而不领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两岸关系松动。我的小舅舅从台湾回大陆探亲，住在我家。我母亲的两个妹妹、我的三姨娘和四姨娘到我处集中，亲人团聚。我的三姨娘家住泰州以西5公里处的泰西乡姚家村唐家网。翟凤鸣、翟春生父子的姜堰—南京客运班车正好从此经过。
　　 在我的三姨娘回家以前，考虑到她已经七十多岁高龄，到泰州转车不方便，我就到翟凤鸣、翟春生父子的售票处，买一张到唐家网下车的车票。请注意：是买票，而不是想不给钱，白搭他们的车子。
　　 卖票的是翟凤鸣的妻子、翟春生的母亲。她明知张永珍是我的妻子，也明知张林根是张永珍的父亲，仍然脸一沉：票不好卖。其理由，直言不讳：我们要赚钱哩！
　　 很简单：卖出一张到泰西唐家网的票，占了一个座位，就会少卖一张到南京的票。他（她）们少赚了两张票的差价。
　　 我只好回家。我终于懂得了两个成语的含意。忘恩负义和唯利是图。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邓小平所称赞的先富起来的人。



八十三、 教师转正之路（二）

　　 想过来，想过去，张永珍认为，找缪永宣最合适。因为：缪永宣不但符合前述两个条件，既与张林根有刎颈之交，又在如皋工作，而且符合后两个条件，即：
　　 条件之三，必须是眼下当官的人。人微言轻。老百姓，说话是没有份量的。即使是在如皋工作的父亲当年的老战友，只要不当官，找他也就不起作用。
　　 比如卢从高，不仅是张林根亲密无间的老战友，而且是亲戚关系。两个人是同村人，当年都住在冯岱村。张林根任我薄湾乡乡长的时候，卢从高是该乡武装力量的最高首长，乡游击队指导员，带兵打仗，百战百胜，令敌人闻名丧胆。
　　 当然，在新四军北撤以后最艰苦的日子里，张林根和卢从高怎样冲击生命的极限，忍受煎熬，也是常人想象不到的。这期间，由于叛徒出卖，如皋县党组织有一个深得民心的高级干部不幸被敌人捉住了，随即遇害。噩耗传来，缪永宣、张林根、卢从高和所有革命战士，全部号啕大哭，比丧考妣还要悲痛。
　　 严重的是，敌人从这位遇害高级干部的皮包中发现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干部名单，立即按照名单实施抓捕。一位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员得知这一消息，估计名单上肯定有自己的名字，立即逃脱，并将消息及时告知党组织。党组织紧急通知有关人员转移。相当一部分来不及转移的同志遇害。
　　 有一个哑巴，外地人，在冯岱村一家油坊做长工。发现敌人进村捉人，估计是冲张林根来的，立即飞奔报信。这个哑巴是张林根的三教九流的朋友之一，莫逆之交。张林根能懂得这个哑巴的手势，立即转移。敌人扑了个空。否则，他已经身首异处矣。解放后，他经常专程探望这个哑巴，并在经济上给予接济，不忘救命之恩。
　　 还有一次，一个后来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发现了张林根。大喜过望。张林根拔腿就跑。这个反动派紧追不放。一边追，一边开枪，一边大喊：“投降吧，你跑不了啦！”然而，张林根凭借熟悉的地形，沿着河岸和田间小路发足狂奔，东拐西转，终于摆脱敌人，并且居然没有中弹，在敌人的枪口下抢得了一条命。
　　 那时河边的芦苇和杂草又高又密，这就是张林根和卢从高等人的藏身之处。他们甚至藏匿在坟墓的棺材里。从河岸边挖一条地道直通附近的坟墓。将洞口隐蔽好，人就睡在棺材里。昼伏夜出。有时没有饭吃，饿极了，就啃树皮草根。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是很能好的。张林根认了很多“干娘”。说来好笑，我在文革和插队当中，也有不少老太太被群众称作是我的“干娘”，其实，她们只是心地善良，对我特别关心，就象是母亲一样罢了。我可从来没有拜过干亲。不过，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一个人的群众基础。
　　 张林根任薄湾乡长那会儿，人们不计报酬。有一个妇女，多次按张林根的指示送党的情报。不论何时，哪怕是深夜，立即出发，从来不讲条件，也不打折扣，总是圆满地完成任务。没有一分钱报酬。那时的人胆子也大。有一个老太太，在深夜，提着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头目的血淋淋的头颅，步行几里路，把这颗人头扔进反动派的圩子里，震慑敌胆。也是没有一分钱报酬。
　　 不仅在枪林弹雨中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而且，两家还是亲戚关系。卢从高的妻子是张永珍大舅母的妹妹。
　　 但是，可惜，解放以后的卢从高不再是游击队指导员的卢从高了。全国解放时，中国共产党调卢从高担任如皋县公安局长。但是，他没有去。原因只有一个：老婆不同意。他被几亩薄田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红红火火的小日子迷住了，粘住了。
　　 同我的父亲纪肇初一样，卢从高也是一个打江山出生入死，坐江山没有福份的人。
　　 这种因一时看不清大势而落伍者，在全国范围内是很多的。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流过血、流过汗，吃过不是人能吃的苦，算得上劳苦功高。共和国旗帜的一角应当是属于他们的。我常想：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队伍中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者，腐化堕落、道德败坏者，尚且讲究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那么，对于这些本质上优秀的革命的功臣，为什么就不能拉一把呢？
　　 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卢从高什么官都不是，普通农民一个，当然放屁更不响。张永珍教师转正的事，找他有什么用呢。
　　 缪永宣不同。他的官并不大，但毕竟还在官场。张林根任薄湾乡长的时候，缪永宣是区长，张林根的上级。当区长的时候，缪永宣又是个木匠。由于文化水平底，缪永宣在解放以后升迁很慢。到张永珍遇到教师转正问题的时候，他在如皋县张黄港任一个大型国有化工厂的厂长。退休前，任如皋县委农工部长。



八十四、 教师转正之路（三）

　　 条件之四，必须为人正派，又肯帮别人的忙。这一条，缪永宣当之无愧。他的特点是：不仅大节过硬，小节也过硬。整个地说，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
　　 全国刚解放，农村干部进城当官那会儿，举国上下刮起了一股离婚的香风。尽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但是在党内还是出了大大小小不可胜数的“陈士美”。自己是大陈士美，当然不管小陈士美。对此，中国共产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35年1月，杨开慧壮烈牺牲的时候，三个孩子。其时，贺子珍已经是毛泽东的新夫人。后来，又换了江青。毛泽东比江青大20岁。毛泽东为什么和贺子珍离婚？千古之谜。解放以后，似乎与张玉凤的关系也不正常。另据文革中红卫兵小报报道：刘少奇前后换了六届夫人。
　　 在这一方面，缪永宣倒象是周恩来。周恩来逝世的时候，我从电视里看到，邓颖超抚尸痛哭，泪流满面。一片真情，如同寻常百姓，感人至深。缪永宣在生活作风方面，无半点绯闻。
　　 我是在与张永珍结婚以后才认识缪永宣的。此人五官端正，中等身材。可以看得出来，年轻时是个典型的帅哥。从他年轻时的照片看，也确实很帅。但是，对他的老婆，我就实在不敢恭维了。尽管五官端正，但是，矮小瘦弱。黑皮肤。又加小时候出天花，留下了印记。可是，缪永宣不嫌。夫妻恩爱，情深意笃。不知何故，缪老太太也和邓颖超一样，没有生育能力。但是缪永宣无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世俗偏见，不听任何人包括缪老太太的劝告，就是不肯离婚再娶以延续后代。也绝不在外面拈花惹草，把种子撒到别人的自留田里。
　　 丁正之的老婆姓杨，有一个妹妹，年轻漂亮，看上了有妇之夫张林根。缪永宣听到这个消息，多次叮嘱张林根，必须站稳脚跟，切不可以抛弃糠糟之妻和三个儿女，中她的美人计。
　　 当时，与张林根一起在姜堰工作的老干部，诸如宋春霞、马志庆、朱开喜等，都已经抛弃秦香莲，另有新欢。宋春霞的祖母去世时，宋春霞新夫妻二人乘小轿车回家奔丧。轿车一停，拍马屁者云集，因为今非昔比，宋春霞已经当上了泰县的县长。但是，宋春霞的新欢林佩芬一踏进大门，发现宋春霞的前妻满身重孝，正跪在宋春霞祖母的灵前痛哭，不禁勃然大怒：有她在，难不成我是小老婆？！拍马屁者急忙连哄带骗加吓，将宋春霞的前妻拖走，一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当宋春霞新夫妇在城里的温柔乡中花天酒地，尽享人间荣华富贵的时候，正是宋春霞的前妻任劳任怨、任脏任臭，侍奉宋春霞的病榻上的祖母。林佩芬既然争正宗孙媳的名份，为什么不争着为婆祖母喂饭煎药、端尿倒屎？伟大的中国女姓，包括宋春霞的前妻，但不包括林佩芬，我认为。
　　 马志庆是张林根的很要好的朋友，生活上也艰苦朴素，曾经踏自行车行50公里从姜堰去如皋探望张林根的家，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马志庆后来也是我的朋友。因为他和我都是泰县革委会的委员，一起参加过几次县革会的全委会，很谈得来。他告诉我，他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洗脸毛巾和洗脚布，从来都是不分的。这句话使我感动，经常提醒我在生活上应当注意节俭。我和张永珍结婚以后，因为马志庆夫妇都不拿架子，并且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不止一次帮过我们的忙，所以，我从心里对他俩很感激。
　　 马志庆在解放初期顺应时代潮流离婚的时候，任泰县公安局长。前妻高大漂亮，当时，已为马志庆生育了四个子女。新妻子比马志庆的长女大1岁。
　　 张永珍姐弟三人，生怕父亲做陈士美，所以对缪永宣夫妇特别有好感。张永珍的母亲卢朝珍与缪老太太有一个共同点，待人真诚而热情，又都是没有被丈夫抛弃的农村“黄脸婆”，所以亲如姐妹。遇到以后，知心的话特别多。
　　 形势紧迫，时间就是饭碗。所以，说走就走。为了解决教师转正问题，张永珍骑着自己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独自一人，上了去张黄港的路。为了不耽误教学，张永珍在下午放学以后才从学校出发，并且必须在第二天上课以前赶到学校。
　　 张黄港在如城镇西南的长江边上，与张家港隔江相望。从伴今公社新芹小学，到张黄港的生化厂，50公里左右。一去一来，大约100公里。问题是，自行车太破旧了。张永珍一直到结婚以后的很长时间，都骑这辆车，所以，我认得它。其特点有三：1、全车无一处有漆，所有的铁都生了锈；2、上了路，车铃按不响，其他部分都响；3、比步行费力，却比步行快不了多少。
　　 结婚以前，有一次，我陪张永珍和张秀云从姜堰出发到我的工作单位泰县化肥厂去，也许是张永珍想去侦察一下我在单位上的群众影响吧。张永珍骑的就是这辆车。张秀云坐在张永珍后面的自行车衣架上。我骑自己的自行车，没有载人。
　　 姜堰到泰县化肥厂的距离是5公里。最后1公里左右，张秀云看张永珍踏这辆破车载人实在吃不消，便从衣架上跳了下来。我要张秀云坐到我的后面来，张秀云不肯，说：“快到了。你们先去，我跑吧。”张秀云不肯上车，我只好下车，陪她一起跑。想不到张永珍没有下车，把我们甩在后面，头也不回，踏得更快了。
　　 我和张秀云到化肥厂门口的时候，先期到达的张永珍正在厂门外东张西望。原来，她还不知道张秀云已经跳下了车。感到一阵轻松，大喜，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车速。到厂门外下了车，才知道是孤军深入。正莫明其妙。说开了事情真相，三个人都哈哈大笑。
　　 结婚以后，张永珍还是骑这辆车。有一次，我和她各自骑自己的车去泰州。回来时，在石黄村公路上，她的车突然出故障，踏不动了。我也下了车。张永珍气得扔下车子，头也不回，一直向姜堰跑去。我追上去，问她：“车子怎么了？”她说：“不要了。”我象哄小孩子一样，好不容易才哄得她回去又扶起了这辆破车。
　　 我的自行车也是旧车，而且只有我一个人会骑。那是在批林批孔期间，还没有谈恋爱的时候。有一天，我和黄永录都在孙兵家中，谈天说地。黄永录是泰县铁业社（后来的建材机械厂）的工人，曾经是八一红卫兵第三分部的头头，我的好朋友。黄永录说：“我最近自己做了一辆自行车，车架是用无缝钢管焊的，很结实。我一共只花去50元。”我说，“卖给我吧。你可以重做。你说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黄永录想了想，说：“好吧。卖给你。60元。你要不要先看一下车子？”我说：“不要。60元就60元。”黄永录又想了想，说：“不行。圈太好了。如果60元，我要把两个圈卸了。”我说：“不要卸圈，你加钱就是。”黄永录说：“再加15元。”“行。”就这样，我花75元买下了这辆车。
　　 从此，我结束了自己无车的历史。那时候，向人借车是很不容易的。用当时泰县化肥厂我所在操作四班指导员钱正豪（简称“嚎叫”）的话说：“老婆可以借，车子（自行车）不借。”
　　 这辆自行车确实很结实，但因为是黄永录自己焊的，前后不太对称，上了路常向一边倾斜，走不快。后来，张永珍因为骑上去向一边倾斜，要倒，不能习惯，所以只好仍然骑自己那辆“除了车铃按不响，其他什么都响”的破车。



八十五、 教师转正之路（四）

　　 由于自行车速度太慢，到张黄港的生化厂并敲开缪永宣宿舍大门时已经是深夜。为了不影响教学，张永珍向缪永宣简单汇报了相关情况及自己的要求后，很快告别缪永宣，踏上了回去的路。在上课以前，赶到了学校。
　　 结婚以后，我问张永珍：“这么远，又是在夜间，你一个人踏自行车，不怕吗？”张永珍说：“为了能够保住饭碗，有什么办法？”
　　 后来，我和张永珍在如城镇靠近如皋公园的县级机关干部宿舍缪永宣的家中第一次见到缪永宣时，他已经调任如皋县委农工部长。他告诉我们：“我找了教育局。我对他们说，张永珍这个‘五一六’还没有定案。将来如果不是‘五一六’，怎么办？这样吧：你们可以暂时不给她转正。但是，这个名额你们必须留着，不要给其他人，也不要作废。等以后确认了是不是‘五一六’，再作处理。”
　　 除了找缪永宣以外，张永珍的母亲还请一个叫杭士余的人帮了忙。
　　 杭士余是张永珍外祖母的干儿子。请他帮忙的时候，他正好刚从扬州调到如皋。更加巧合的是，此人在扬州是搞对干部专案审查工作的，调到如皋县委后仍然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此人也是自身各方面都过得硬，且肯帮人的忙。请他出面，请对了。
　　 他向如皋县教育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缪永宣完全一样，即：保留教师转正名额，等待“五一六”问题的结论。想法合二而一，正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英雄所见略同”。不过，也有不同之处：
1、杭士余是专职搞干部政治审查、抓专案组工作的。张永珍的“五一六”相关问题如何解决是他的本职工作。所以，他对如皋县教育局说的话，已经远比缪永宣的话份量重，不是可办可不办的走后门和讲人情，而是名正言顺的在其职权范围以内作出的如皋县教育局必须坚快执行的指示。
2、杭士余告诉如皋县教育局：“我是刚从扬州调过来的。泰县属扬州。像张永珍这样的情况，扬州那边真是太多太多了。不足为怪。没有问题的。”这番话，使如皋县教育局心宽胆壮，增加了执行杭士余、缪永宣方案的决心。
　　 不能全依赖别人，张永珍自己多次直接找领导。有一次，南通专区召开专区、县、乡（镇）三级干部大会。大会期间，张永珍利用一个星期日赶到南通，到大会上找到如皋县教育局的丁局长，要求是：“如果我是‘五一六’，你们立即把我捉进牢房。否则，我的代课教师必须转正！”
　　 参加大会的常青乡干部，一致为张永珍讲情。常青乡是张林根的家乡，即张林根1942年任乡长的薄湾乡。事隔30年，当地干部群众仍然没有忘记这位老乡长，并且一致向其后代伸出援手。张林根的群众基础何等雄厚，于此可见一斑矣。
　　 如皋县教育局丁局长当场承诺，大会以后回到如皋，立即再派人到泰县“二0”办公室调查，一定要他们澄清“五一六”问题。
　　 如皋县的代课教师转正工作是1972年结束的。张永珍没有转正。
　　 正在自认命苦，并且感到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的时候，1973年，喜从天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张永珍的代课教师，突然转正了。
　　 张永珍毫无思想准备，甭提有多高兴。这一年和这以后，整个如皋县，代课教师转正的，仅张永珍一人。
　　 这证明：张永珍深夜找缪永宣，张永珍的母亲找杭士余，已经奏效；如皋县教育局丁局长在南通专区三级干部大会期间的承诺，也是算数的。
　　 张永珍的代课教师转正，是值得欢呼的。因为这对于老百姓小家庭过日子而言，不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未来意义，一直惠及今天。
　　 现在，张永珍退休了，我也退休了。张永珍月工资3000多元。我只有1000多元，占1/3。这一现象，全国皆然。
　　 纵观今天社会上的人群，如果单看经济收入，大约可划分为六等：一等，大老板和体育、文艺界大明星（中、小老板和体育、文艺界的中、小明星从以下相应等级）；二等，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含部队军官）；三等，教师和事业单位人员（含村官）；四等，工人和企业单位人员；五等，农民和进城农民工；六等，下岗和失业者（含待业的大学毕业生）。张永珍在我的家庭中月工资相对较高，也就成了董事长和摇钱树。
　　 张永珍在如皋县伴今公社新芹小学做教师的时候，最要好的朋友、多年同一个教师宿舍的老同事王建华，正规师范学校毕业。当了几十年小学教师。因为爱人朱福达是部队军官，后离开教育岗位随军。
　　 爱人转业后任如皋县科委主任，按政策规定安排王建华重做教师。王建华不想去，说：“我做教师几十年，嚼了几十年的蛆。嚼蛆嚼够了，不高兴再嚼蛆了。换个岗位吧！”当时食品公司很吃香。朱福达在政策范围内找相关领导，王建华被安排到了如皋县食品公司。
　　 张永珍因为照顾夫妻关系从如皋调往姜堰的时候，本来也想换一下岗位，调到化肥厂去当工人。可是，一则因为我没有本事办成此事，二则因为张永珍听信了一个老同学对她说的话：“夫妻二人在同一个单位，不好。”于是她的换岗位之议也就成了罢论。
　　 退休了。王建华因为食品公司属企业编制，月工资与我差不多，1000多元。幸亏朱福达是全如皋县最年轻的离休干部，月工资将近5000元。所以尚属吃用不愁。朱福达对王建华说：“岗位调动是你自己要求的，怨不得我。”王建华谙然无言以对。朱福达这棵粗壮的摇钱树，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家庭的董事长。
　　 王建华、张永珍二人工作岗位之调动与不调动，造成了不同结果。此中国大地上“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又一实例也。



八十六、八派的报复（一）

1968年初春的一天，黎明前的黑暗。突然，一声紧似一声的惨叫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声音频率极高，音响也很大。由于是万籁俱寂的夜间，所以凄厉的尖叫传得很远。我翻身下床，走到宿舍门外。声音来自东南方。从音色判断，应当是一个女子。难道是发生了强奸案件，被害人在呼救？
　　 我急忙循声奔向东南方。我的宿舍在学校西北角。与东南方的学校南大门隔了小半个操场，相距不到300米。显然，惨案发生在学校南大门附近。
　　 但是，尖叫的声音“嘎”然而止。等我赶到学校南大门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恢复了平静。我只好再回到宿舍。
　　 天亮以后，真相大白。原来，黎明前在姜堰中学南大门发出女子般尖叫的，并不是女子，而是姜堰中学团委书记茅宝荣。是铁派在毒打茅宝荣并且把他劫持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茅宝荣在调到姜堰中学以前任泰县体育场的场长。文革前不久才调到姜堰中学，接替该校原团委书记田云的职务。茅宝荣到姜堰中学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作风正派，工作负责，与广大团员和学生关系融洽。群众基础很好。
　　 我感到纳闷的是：铁派为什么要在夜里毒打和劫持茅宝荣呢？茅宝荣是一个逍遥派。他并不参与八派的任何活动。虽然相互认识，但是从他当姜堰中学团委书记的第一天开始，直到今天，包括整个文革期间，我俩只是在几次见面时点点头而已，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在文革中有什么观点倾向，我也并不知道。
　　 当时，很多逍遥派包括干部和教师，一般都持八派观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就算茅宝荣有八派观点吧，这也是很正常的事。铁派为什么其他人不打、偏要毒打茅宝荣，其他人不捉、偏要劫持茅宝荣呢？另外，茅宝荣被劫持到哪里去了？铁派对茅宝荣的下一步虐待措施又是什么？
　　 我很为茅宝荣担心。但是，我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时候没有“110”报警。虽然可以搞“群众专政”，即：由群众将坏人扭送到公安部门，公安部门必须接收。但是，毒打和劫持茅宝荣是一桩无头案。案发夜间，并且没有留下作案的痕迹。即使我能发动群众，但是，群众能够扭送谁呢？我可没有破案的本事。我无法查出凶手和后台。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八派群众却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因茅宝荣被毒打和劫持而对铁派下手，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这些报复行动是什么人干的？我当时不知道。直到今天，仍然不知道。



八十七、八派的报复（二）

　　 八派的报复，手段之一：端掉了铁派学生的老窝点。
　　 在茅宝荣被毒打和劫持的当天，上半夜，我正准备睡觉。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声，其中并伴随着惊恐的尖叫和“呜呜”的啼哭。
　　 我很奇怪，循声走去，原来是学校的物理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五四堂”至学校南大门这条大路的东侧，北墙紧挨着出“五四堂”至学校东大门的大路。物理实验室虽然仅两间平房，但是高大宽敞。文革前全校各班的物理、化学实验课都是在这里上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刚走到物理实验室西南侧，竟然发现从这个实验室里窜出了大约10对左右的男生和女生。抱头鼠窜，四下溃逃。惊恐的尖叫声和“呜呜”的啼哭声，就是来自其中的女生。
　　 显然，这是红铁军的男生和女生。在此以前，我并不知道这是男女红铁军们的窝点。我从文革以来，不曾去过这个实验室。
　　 物理实验室的南边是冬青树围成的矩形的园地，园地里长有几棵碗口粗细的柳树。从园地的树丛中不断地飞出砖头，把这个实验室窗子上的玻璃“稀里巴啦”砸得粉碎。幸好没有砸到人。
　　 我见状，估计是八一红卫兵干的，大喝一声：“不准砸玻璃！不准破坏公共财物！”那些猫着腰躲在冬青树后面拾砖头的人和躲在大树后面的人，见到我来了，一哄而散。
　　 除我以外，现场空无一人。
　　 我走进物理实验室。满地都是被打得粉碎的窗玻璃。我还看到，原来的物理实验室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沿墙不到一人高处沿墙壁固定了横放着的厚厚的宽木板，上可睡人，并且将木板上方的空间隔成了若干个“小房间”。显然，能够把物理实验室“装璜”得如此焕然一新而且“实用”，当非一日之功。
　　 不过我还是有两点纳闷：1、在物理实验室内沿墙壁围了一圈的又厚又阔可以作床用的木板从何而来？2、这些红铁军，尤其女生，夜不归宿，其父母如何能够放心？
　　 中国有一句老话：“扯动荷花带动藕”。对于砸物理实验室这件事，红铁军并没有提出任何抗议。显然，一旦抗议，这些男女在物理实验室“干好事”的秘密也将同时被搬进街头巷尾的议论中心。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想来想去，名声要紧，当然还是把被打掉的牙吞进自己肚子里，才是上策。
　　 不过，我后来听到消息，红铁军私下议论，认为是我指挥八一红卫兵砸了物理实验室，后来又假惺惺地出面制止，“又做人又做鬼”。
　　 正是：好事不能做。冤哉枉也！



　　八十八、八派的报复（三）

　　 八派的报复，手段之二：郭金录被尝粪。
　　 茅宝荣被毒打和劫持的第二天，清晨。我刚起床不久，就看到了一张红铁军贴的巴掌大的小字报，内容很短，字也写得歪歪斜斜：郭金录在姜堰体育场被尝了粪，真是惨无人道！
　　 对于这一消息，我不敢相信，立即调查。有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初中低年级学生说，情况属实。但他不承认是自己所为。到底是谁干的，他也不知道。
　　 这个人说的情况与红铁军小字报相符，且更为详细：凌晨，郭金录被几个人捉住，蒙上双眼，并被绑到姜堰体育场的一棵大树上。郭金录很驯服，要他怎样就怎样，一点也不反抗。绑好后，绑的人叫郭金录张开嘴。郭金录立刻张大了嘴。说时迟，那时快，一点不知从何处弄来的早已经准备好的大便，涂到了郭金录的舌头上。紧接着，扔下郭金录，大家一哄而散，拔腿跑得精光。
　　 郭金录是泰县东方红布厂的工人，铁派干将。当时，布厂分两派，铁派组织简称布厂兵团，八派组织简称布厂八一。布厂兵团的全称我至今不知道；布厂八一的全称是布厂八一红卫兵，这是泰县八一红卫兵的一个分部。郭金录是布厂兵团的主要负责人。不久成立泰县革委会时被铁派安排为县革委会的委员（群众代表）。
　　 对于八派的这种报复行为，我认为极端残忍和极端野蛮，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任凭我怎么调查，始终没有人对这件事负责。
　　 后来我想，这件事很可能是小学生干的。文革期间，小学也停了课。小学生参加文革也很活跃。运动初期小学生组织起来斗校长，也同中学生差不多。1967年初，姜堰镇新桥小学沙正英等学生起来造反，遭到校长压制，向我求助。我曾亲自到这个学校去，对小学生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文革期间，姜堰镇的小学基本上都有八一红小兵组织。尽管我没有分派人管他们的事，但是他们自发行动，往往跟在中学生屁股后面摇旗呐喊。郭金录被尝粪这件事，如此低劣水平的恶作剧，就象电影《地道战》的发明“土地雷”一样，似乎只有小孩子才会想得到和做得出。大约是几个八一红小兵所为。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并没有证据。



八十九、八派的报复（四）

　　 八派的报复，手段之三：劫持华耀祥。
　　 茅宝荣被毒打和劫持期间的一天，我在泰县第一招待所（简称一招）。一个陌生人走来，告诉我：华耀祥被捉住了，正在一招的小天井里接受审问。
　　 文革期间，我住宿在姜堰中学校园内，白天的活动，除红联以外，一招和二招（泰县第二招待所的简称）都是我常去的地方。这两个招待所从所长到服务员都是八派观点，有的人并且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到这两个招待所去从来没有受到过阻拦。华耀祥被关在一招，说明能够随意进出一招的，远非我纪大中一人。实际上，文革中，一招和二招都成了八派活动的据点。
　　 华耀祥是姜堰中学的高中语文教师，铁派的重量级人物。对华耀祥的审问，我应当去听一听。于是，我随着这个陌生人来到审问华耀祥的小天井。
　　 这个天井100平方米左右。一张桌子，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围站着三四个人。这几个人我竟然连一个也认不得。但是看得出来，这几个人都是学生。华耀祥面对桌子坐着，距桌子3米左右。他的双眼被蒙着一块布。但是身体的其他部分是自由的，并没有绑他。他是近视眼，一副白边眼镜是须臾离开不得的，此刻不知何处去了。
　　 我去的时候，华耀祥正在挨揍。我在桌子旁边静静地看着。华耀祥的态度真正老实，对于每一个问题，都老实回答。但是，每回答一个问题，他就挨揍一次。因为不管他真老实还是假老实，每次回答，都被说成“不老实”。“不老实”就要被端正态度。端正态度的方法就是拳打脚踢，让他受皮肉之苦。
　　 见状，我急忙退出，向一招的人员找来纸和笔。又回到小天井。我在纸上写了“不要打他！”几个字。然后，把字条递给了审问华耀祥的人员。想不到这张字条还真灵光，审问的人接到字条后，立即停止了对华耀祥的拷打，使华耀祥得以远离了皮肉之苦。
　　 我又写了一张字条：“要他交代反军的情况。”我知道，红铁军在1967年上半年贴在姜堰文革场的内容为“揪出泰县赵永夫”的反军大字报，出自华耀祥的手笔。对此，华耀祥没有好好回答。也许是因为不挨打，所以态度不老实了。
　　 我再写字条：“问他把茅宝荣藏匿在哪里。”华耀祥还是不老实。
　　 因为我已经写过“不要打他！”字条，所以，尽管华耀祥的态度恶劣，但是谁也不再动他一根汗毛。看来不会再问出什么名堂，我走了。临走前再次关照：“不要打他！”
　　 我之所以一再强调“不要打他！”并非因为我对华耀祥有好感，而是因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是我一贯的主张。我反对逼供和体罚。1967年初在文革场大庭广众之下制止对泰县中医院保守派头头朝阳的体罚和这一次有效地制止了对华耀祥的毒打，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之所以不讲话而采取传递字条的方法，是为了防止让华耀祥听出我的声音而产生“是纪大中捉了我”的误解。几天前的夜晚，是我制止了八派砸物理实验室的行动，并解救了10对左右的红铁军免遭追杀，红铁军非但不感恩，反而骂我“又做人又做鬼”。此次，华耀祥如果听出我的声音，也肯定会在心里骂我“又做人又做鬼”的。我发现，世界上，知恩图报者廖廖无几，恩将仇报者比比皆是。
　　 直到今天，华耀祥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屡遭拳打脚踢，后来却没有人动他一根汗毛。也许，他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归功于自家祖坟葬得好。
　　 后来，华耀祥释放了；茅宝荣也释放了。是什么时候释放的，我不知道。捉华耀祥和放华耀祥的是一些什么人；捉茅宝荣和释放茅宝荣的又是一些什么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用华耀祥换茅宝荣，我也不知道。当然，我也没有知道的必要。



九十、华耀祥其人。

　　 茅宝荣之对于八一红卫兵，无足轻重。他到底有没有参加八一红卫兵，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华耀祥却是众所周知而且名副其实的红铁军的军师。他出的主意，甚至可以调动铁派全军。
　　 铁派不愧是起绰号的高手。华耀祥的绰号是：“华三反”。“三反”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也。华耀祥对于这一绰号却并无反感，毫不介意，欣然接受。人呼之，彼应之。他颇为自毫地说：我总是在“反革命”的边缘徘徊。
　　 华耀祥，身高1、70米左右，衣着朴素，一副白边框眼镜，有着中、小知识分子特有的潇洒和气度。瘦得体重不超过45公斤。除特别瘦弱以外，另一个特点是面色苍白，几乎没有一点血色。如果夜晚在一堆陌生人中间突然出现，胆小者恐怕要吓得魂飞魄散。
　　 不过，他看似有病其实无病。文革中有不少看上去很健康的人，先后都死了，华耀祥却至今还活得好好的。真令人不可思议。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看来并不完备，华耀祥的实践证明，应当加一句：黄泉路上无壮瘦。
　　 华耀祥的妻子韩复华文革前和文革中是姜堰中学的初中外语教师。比华耀祥更加弱不禁风，并且多病，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死。文革以后，华耀祥调任扬州进修学院教师，从那时起至退休至今一直定居扬州。韩复华虽然不死，却在随华耀祥居扬州后成了植物人，至今大约10年了。韩复华的实践证明，在“黄泉路上无老少、黄泉路上无壮瘦”的后面还应当再加一句俗语：痨病鬼儿伴将军。这样一来，黄泉路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情形才得以表述得更加全面。
　　 韩复华植物人10年，华耀祥不离不弃，也就服侍了韩复华10年。并且，没有绯闻。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华耀祥对韩复华的一片真心，可见矣。
　　 华耀祥对儿子的感情也极深。据说，在韩复华怀孕期间，华耀祥即为其肚子里的孩子每天代写日记，决心代写到孩子出生、上学，直到孩子能独立写日记时再交孩子续写。果如是，则不仅中国少有，世界上亦不多见也。华耀祥在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上，屡屡传出佳话。
　　 我没有看到过华耀祥的毛笔字。因为他在文革中总是躲在幕后。钢笔字很流利，我看过他写的反军大字报的底稿。
　　 与姜堰中学其他教师相比，华耀祥在文革期间的特点有二：其一，没有任何架子，完全与学生打成了一片。跌爬滚打，都在一起。当然，这里说的学生，是单指红铁军。其二，才思敏捷。
　　 文革中，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认为，姜堰中学三支笔：纪大中、王向东和华耀祥。王向东是姜堰中学高二（2）班的学生，八一红卫兵，主编过红卫兵小报《八一红卫兵》，文革后由泰县宣传部输送到党报《新华日报》任编辑。
　　 华耀祥的这支笔，特点是写文章速度很快。这一点与我很相象。几乎可以做到古人说的：洋洋万言，倚马可待。此人说话速度也快，似乎不假思索，滔滔不绝，像扫机关枪一样。我很喜欢这种才思敏捷的人才，但可惜其方向不对。毛泽东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此之谓也。
　　 华耀祥曾经帮铁派出过不少主意，当然，不乏馊主意。或者，他出的主意是以馊主意为主，亦未可知。他是铁派反军的主谋。成立泰县革委会的时候，他竟然出了一个离奇的馊主意：由黄虎山担任县革会的委员，作为铁派群众代表。那时候，黄虎山因为1967年初破坏泰县广播站安装电网的事仍然被关押在看守所。华耀祥的目的，是想用这种办法使黄虎山走出牢房。这种馊主意，理所当然地被以周洛为首的泰县军管会否决了。
1968年10月，姜中学生插队前夕，华耀祥获反革命罪在姜中被逮捕。以后什么时候出狱的，有没有平反，我因为已经插队，一无所知。当时，我曾写了一首《七律》，原诗如下：

　　 七律 1968年10月11日晨
　　 答友人，步其韵以和

　　 男儿用武在农村， 要数风流我辈人。
　　 剑海刀山何所惧， 宝书宏论作灵魂。
　　 欣闻战友凌霄志， 但愿红心更赤诚。
　　 回首姜中华氏倒， 安然共进必由门。

　　 附友人原诗：

　　 七律
　　 十月十日决定赴农村插队，有感而作

　　 海阔天高是农村， 阶级斗争炼新人。
　　 潮流卷起千重浪， 风景唤来万缕魂。
　　 斩去私心除私欲， 铸成忠字献忠诚！
　　 愿将热血洒四海， 飞进共产大同门。

　　 以上两首诗，“友人”指王向东。诗中之“华氏”，即华耀祥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