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大中：我的文革记实（江苏泰县）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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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真理并没有跨过一步

　　 扬州专区治安保卫领导小组（简称扬州治保小组）是好派单方面夺权成立的组织。该组织将我非法拘留以后，发布了《公告》，向社会公布捉我的具体理由。针对《公告》内容，姜堰市几十个群众组织联名，写了《驳公告》。
　　 一石激起滔天浪。扬州治保小组将我非法拘留的消息，引发了姜堰市的地震。不仅八一红卫兵200多分部闻讯而动，并且姜堰地区的多数群众和机关干部也揭竿而起，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对我的大营救。战场分为两处，一处在扬州、一处在姜堰，而以扬州为主战场。1967年2月23日我被捉当天，以学生为主，许多人连夜步行开赴扬州。此后，直至我获释，为营救我而奔波于姜堰、扬州之间的人，络绎不绝于道。这些人大都步行。天下雪，冒雪步行。有些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跑不动，倒在路边睡一觉，醒来后揉一揉眼睛，继续赶路。为了营救我，泰县八派的队伍在扬州找治保小组辩论，并且在扬州街头贴大字报、大标语。在小小的扬州城造成了很大影响。姜堰的战场，当然是与铁派的论战。
　　 《驳公告》出自一个机关干部的手笔，文笔犀利，很有战斗力。我被捉以后，姜堰市的文革在第一时间内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扩展到全社会，不仅人才蜂拥而出，文革经费也有了保证。《驳公告》复印了很多份，在扬州、姜堰，甚至泰州，广为散发，有效地抵消了《公告》的影响。
　　 我被捉以后，对于我讲过的话“毛主席有可能违反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应当同他作斗争”，全国特级教师、我的高三（1）班班主任陈凯老师是这样辩护的：“纪大中是从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角度出发的。但是，真理跨过一步，变成了谬误。”
　　 针对上述我讲过的话，全部问题在于：真理有没有跨过一步？对于陈凯老师的话，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认为，真理并没有跨过一步。经过文革的实践，和对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反复思考，我进一步确认：真理没有跨过一步。因为，实践证明，毛泽东不但有可能违反毛泽东思想，而且已经不止一次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比如，上世纪7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无中生有地大抓“五、一六”，这种目的在于摧毁造反派势力的行为，根源不在别人，正在于毛泽东。毛泽东语录：“一打三反包括深挖五、一六，这样阶级斗争一抓，大家就有劲了。”毛泽东的另一条语录：“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显然，无中生有地大抓“五、一六”以摧毁造反派，这一手段与上世纪50年代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引诱右派鸣放、聚而歼之的手段大同小异，都并不光明正大，而是搞阴谋诡计。这种搞阴谋诡计的做法，不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
　　 当然，在那个宁“左”勿右、对《公安六条》谈虎色变的时代，陈凯老师敢于为我作这样的辩护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时，最主要和最急迫的事是为我脱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尽管“真理跨过一步，变成了谬误”，但谬误与罪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既然“纪大中是从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角度出发的”，那么，动机就是革命的，当然算不上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了。
　　 我不同意陈凯老师的观点。但是，我感谢陈凯老师对我的关爱，感谢陈凯老师的一片苦心。


四十七、平反之路

1967年3月31日，扬州专区实行军管的第二天，我跨出了牢门。但是，并没有平反。姜堰八派不失时机地走上了为我平反的道路。
　　 当时，铁派的大标语是“纪大中反毛泽东思想，无反可平！”显然，对我平反与否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不仅关系到我的政治生命，而且关系到整个八派在姜堰街上走路时能否昂起头来和挺起胸来。随着两派斗争的深入和激化，为我平反不但显得日益重要，而且刻不容缓了。
　　 这一姜堰战场上的问题必须、也只有到扬州解决。1967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率领100名左右八一红卫兵，都是姜堰中学的学生，从姜堰文革场宣誓出发，步行开赴扬州，走出了平反的第一步。
　　 但是，这一次赴扬州，并没有很快取得成效。扬州专区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接见我们。我认为不应当向人民解放军发起冲击。所以僵持不下。专区军管会负责人不肯见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铁派正竭尽全力阻扰对我平反。如果不同意平反，姜堰八派肯定不依不饶；如果同意平反，姜堰铁派定然不肯罢休。与其造成矛盾激化，不如对八一红卫兵不予见面，以维持现状。
　　 就在八一红卫兵与扬州专区军管会僵持不下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为了防止扬州专区军管会主要负责人接见八一红卫兵并为我平反，铁派将扬州军分区政委戴夫从扬州劫持到了姜堰。铁派是通过什么办法找到戴夫的，我不知道。戴夫是扬州军分区主要负责人，又是一位作家，发表过记述战地生活的作品。
　　 姜堰八派迅速掌握了戴夫已经被铁派劫持并到达姜堰的信息，立即出手施救。成功施救后，先保护戴夫转移到姜堰以东的白米镇。这时，有四、五个警卫员已先期抵达白米镇等待。大家合兵一处，取道南通市，转赴南京。在南通时，戴夫通过电话向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姜堰文革的情况。
　　 经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吴大胜亲自批准，省军管会发函给江苏省扬州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责成扬州专区军管会发布公告，为我彻底平反。
1967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扬州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发布《平反公告》。《平反公告》贴在姜堰文革场，明确宣布：
　　 “纪大中是一个革命小将。”
　　 铁派某些人气急败坏，散布谣言：《平反公告》是假的，上面盖的公章是山芋刻的。不过，对于这一谣言，相信的人已经廖廖无几了。
1967年6月16日，姜堰八派在姜堰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平反大会。会上，宣读了扬州专区军管会《平反公告》。有人将一朵大红花戴到了我的胸前。我在会上讲了话。会后，沿着姜堰镇主要街道，几万名与会者游行庆祝。我戴着大红花走在队伍最前面。
　　 平反大会安排在1967年6月16日召开是因为这一天有纪念意义。这是我在姜堰市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一周年纪念日。
　　 对我的平反划上句号以后，姜堰文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四十八、“五、一四”事件和“五、一八”事件

　　 扬州专区军管会《平反公告》的日期是1967年5月12日。《平反公告》在姜堰文革场贴出后，铁派组织学生于1967年5月14日在座落于姜堰北后街的泰县人武部绝食静坐，向解放军施加压力，要求收回《平反公告》，宣布《平反公告》作废。周洛坚持原则，顶住了铁派学生的冲击。泰县人武部岿然不动。这就是姜堰铁派所说的泰县文革中的“五、一四”事件。
　　 为了声援和支持姜堰铁派学生在泰县人武部的绝食静坐，扬州好派以“红工大”（“扬州红旗工业大学”的简称。文革前为扬州工业专科学校，简称扬州工专；现扬州大学工学院）学生为主，开赴泰县。有消息称，他们此行的目的，除支援姜堰铁派外，还企图将我捉走，以扩大事态，并以我为筹码与军管会谈判，更好地解决姜堰铁派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我晚上不睡在姜堰中学，到姜堰郊区山桥大队的农民家中暂避。那时的山桥大队已经不是1966年“一0、二”事件时的山桥大队了。当地的农民已成了清一色的八派，大家对我都很欢迎。
　　 不几天，消息传来，扬州“红工大”走了。回扬州了。我于是告别山桥大队，回到姜堰中学。原来，扬州“红工大”的这些学生娇嫩得很。1967年5月18日，姜堰工人以搬运工人为主，包围了他们住宿的地方———泰县第二招待所。呼了几句口号，个别工人愤怒地推倒了这个招待所的一角院墙。于是，这些学生吓坏了。再也不顾盟友姜堰铁派的死活，赶紧全军开拔，一溜烟逃回了扬州。后来，姜堰铁派称此为泰县文革中的“五、一八”事件。“五、一八”事件显示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和学生的胆小。
　　 “红工大”逃回扬州，姜堰铁派成了孤军。有“红工大”支援尚且未能获胜，孤军奋战当然更加难操胜卷。姜堰铁派有自知之明，为避免更大的没趣，无可奈何，悄悄撤销了在泰县人武部的绝食静坐。


四十九、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就象已经灭绝的恐龙曾经称霸过地球一样。文革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除台湾和香港、澳门以外，到处活跃着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除革命样板戏以外，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是文革的特产。现在，有人在高兴的时候还把革命样板戏从文革的仓库里拖出来欣赏欣赏，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几乎无人提及了。
　　 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有一支全县闻名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全国千千万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中普通的一个。这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20人多人。队长是高三（2）班的一个学生。这支队伍何时成立何时解散我都不清楚，因为这是一支并没有经过八一红卫兵总部同意自发成立也没有告知八一红卫兵总部自动解散的队伍。但是这支队伍的所有成员都是铁杆八派观点无疑。
　　 八一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所有节目都是自编自演。宣传队主角之一、《白毛女》中喜儿的扮演者方慰云，其父当时与胡锦涛总书记的父亲是至好的朋友。宣传队着力歌颂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沈高公社河横大队，歌颂了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陈忠善。一段时间，我于1967年3月初在扬州看守所写的《狱中诗》也被列为男高音独唱节目。
　　 这支宣传队不但节目的编排独立自主，到何处演出也完全自由，不受任何人干涉。但我知道，他们的演出场次很多，往往一天不止一场。总是深入基层，最多的去向是在农村的大队和生产队。可以说，这支宣传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生动体现。
　　 这支宣传队的特点是有一支相当规模的、高水平的乐队，该乐队在群众中的名声之响甚至盖过了宣传队本身。宣传队的演出我只看过两次，印象深刻的节目是《白毛女》，乐队的演奏也令我永远不能忘怀，真正名不虚传。奏乐与各个节目的内容相适应，忽然声音响亮，气壮山河，雄浑磅礴，慷慨激昂，忽然又细声慢语，如泣如诉。有的节目演技较差，乐队则喧宾夺主，照样吸引观众。这支乐队有多种乐器配合演奏，乐队组成人员之多不少于演员。这支乐队是怎样筹建起来的，购置乐器的资金从何而来，乐队成员的演奏技艺从何处学得，这些乐器后来又哪里去了，等等。所有这些，对我来说，直到今天仍然是解不开的谜团。
　　 这支乐队为国家培养、锻炼和输送了人才。一位身怀绝技、专长于演奏呐子号的学生后来进了扬州一个大型文工团的乐队。高二学生、乐队中拉手风琴的高手，后来成了南京艺术学院教师的骨干，系主任、分院院长，中国音乐界知名人士。
　　 除八一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以外，八一红卫兵另有一支文艺宣传队，名字叫做八一红卫兵“乌兰牧骑”轻骑队，不到十个人。乐器较少而又轻便，可以随身携带。走厂串村，频繁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其特点是：短小精悍，随时拉得出打得响。对于这个小分队，何时成立何时解散，以及活动的具体情况，我更不清楚。我没有看过他们的演出。他们的演出，全部在基层，主要是农村。宣传场次多，但每次规模都相对较小。只要遇到人，可多可少，随时随地就表演起来。八一红卫兵“乌兰牧骑”轻骑队在全县的名声，不及八一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红铁军也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没有看过他们的演出。据说，乐队远不及八一红卫兵的乐队，但是有一个女高音的独唱，相当出色。1970年以后，我招工进了泰县化肥厂。有一次在厂的大礼堂兼饭厅，和全厂职工一起，听到了这位女歌手的独唱。当时红铁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已解散多年。她是到化肥厂办事偶尔被碰上的。歌声宏亮，婉转悠扬，音色极好。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相比之下，上了电视的那些歌手都黯然失色了。她后来到一家国有小饭店当副经理，饭店破产以后不知去向。世俗的尘土，掩埋了一个天才歌手。她的名字，叫陆秀珍。



五十、因坚决反对抢枪而脱离群众，成了“空军司令”

　　 为我平反以后，两派矛盾表面上趋于缓和。但是，这种表面上缓和的局面只维持了很短时间。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以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两派矛盾激化的现象。尽管各地两派矛盾激化的发生时间略有先后、表现形式和激烈程度也各不相同，但各地两派矛盾都是因“文攻武卫”口号的提出而激化，这一点是共同的。姜堰市也不例外。
1967年8月16日晚，姜堰市八派各群众组织的头头集中在红联总站楼上开会，讨论当前形势和对策，焦点是：要不要抢枪？红联总站所在地泰县交通局座落在姜堰北街上，大门朝东，距现姜堰市委确认的胡锦涛总书记的旧居200米左右。泰县交通局的主要建筑是一幢两层的小楼。红联总站的这次会议就是在楼上从南向北第二间举行。由于与会者人数太多，室内坐不下，室外的走廊上也挤得满满的。这些人当中，也不全是群众组织的头头。由于会议内容并不保密，所以不拒绝八派普通群众参加。红联总站的性质并不是领导机构而只是群众组织的联络机构，群众组织头头的性质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象模象样的领导，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不过是所在组织的群众的勤务员。所以，我一直认为，不但没有理由拒绝本组织群众参加头头会议，而且应当确保这些主动参加头头会议的普通群众在会上有充分的发言权。同时，我认为，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对于本组织群众而言，不应当有任何保密的内容，否则就是阴谋诡计。也就是说，普通群众有权参加本组织任何一次头头会议。在我担任总勤务员的八一红卫兵内部，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我没有组织能力，因为我认为在群众组内部不需要组织能力。至于搞好组织工作，那是负责组织工作的勤务员的份内事，我不加干涉。八派总是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我认为这是群众组织的特点，属于正常现象，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从不拉帮结派。“生平所为无不可对人言”，是我的座右铭。为此，对于铁派把八一红卫兵骂成“八杂兵”（八派则回敬红铁军为“烂铁军”），我毫不介意。
　　 泰县红联总站各群众组织头头的这一次会议在姜堰市文革史上据有重要地位。因为，这是姜堰市八派在文革全过程中依据形势对抢枪行为进行决策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会议。
　　 会议内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报形势，第二阶段对是否抢枪加以决策。在会议的第一阶段，我没有发言，因为我不掌握关于当时形势的第一手资料。我只是认真地静静地听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的这一句话，我认为是真理。所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没有通过调查弄清事实真相，我是决不发言的。这已经成了我做人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文革全过程中都是如此。
　　 当时，形势对于姜堰八派而言已经十分紧张。会前，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过扬州好派要攻打姜堰的消息，并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1967年5月18日被姜堰搬运工人赶出泰县的“五一八”事件报仇雪耻。八派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铁派趾高气扬神气活现。除了铁派有人毫无顾忌地在文革场踱步示威以外，街上和文革场已经很少看到八派了。似乎铁派的“友军”扬州“红工大”已经架起机关枪兵临姜堰城下。
　　 会议在通报形势阶段大约介绍了四点情况：1、扬州好派已经成功地抢劫了军分区的军火仓库，掌握了大量武器弹药；2、扬州郊区已经发生死人事件，好派用抢得的枪打死了一个农民；3、扬州好派已经策划攻打姜堰，并且泰州好派也可能配合行动；4、姜堰铁派正准备抢枪。这些消息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是真是假，我不知道。
　　 通报形势使得会前已经紧张得快要凝固的空气急剧膨胀到了大爆炸的极限。群情激愤。会议很快进入第二阶段即抢枪决策阶段。大家不约而同，一致要求：立即抢枪！理由是：不能坐着等死。在一片“抢枪！立即抢枪！”的狂热呼声中，只有一个人冷静地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抢枪！这个人就是我纪大中。
　　 我是一个只知道服从真理、任何情况下决不随波逐流的人。这一点，熟悉我的人都很清楚。在我的大脑中，形成一个观点很困难，因为我必须经过调查并且多方面考虑，往往需要较长时间。但是，观点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必须有足够的理由才能将我说服，否则让我改变观点万万不能。这一点，熟悉我的人也很清楚。
　　 于是，以我为一方，以其他所有与会者为另一方，就是否应当抢枪的问题展开了激辩。我的理由是：1、抢枪激化两派矛盾、破坏两派群众的团结。我是从红铁军内走出来的，与仍然留在红铁军内的当年的老战友感情深厚并且没有任何矛盾。我随时准备着与他们的大联合。两派群众应当和睦相处、加强团结不仅是我一贯的主张，而且是我在文革中一直公开宣传的观点。我还认为两派之间的矛盾，应当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解决而不应当诉诸武斗。2、抢枪破坏军民关系。3、抢枪在舆论上陷于被动、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4、姜堰八派人员庞杂，抢到枪以后如果管理不善或者落入坏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对于与会者提出的主要理由即“铁派如果抢了枪怎么办”，我的答复是：密切注意铁派动态，如果铁派抢枪则立即出动队伍将其驱散。八派是多数派，这一点应当是能够做到的。
　　 我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由于全县八派中无一人能够超过我在群众中的影响，我讲的话份量最重，所以“舌战群儒”，并未落败。
　　 由于激辩时间太长，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开成了“马拉松”。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左右才不了了之。因为我的坚决反对，八派抢枪决策流产，未能形成决定。散会时我已疲惫不堪，也不想回姜中宿舍了。红联总站南隔壁是一家八派观点的旅馆，叫“鸿运旅馆”。在红联总站楼下有一条宽度0、5米左右的狭窄的小巷子，可以不经旅馆大门而直达该旅馆的住宿区。我从这条小巷子走进鸿运旅馆，请服务员帮我安排了一张床，倒头不到一分钟就呼呼入睡了。这一睡就是整整一天，直到1967年8月17日黄昏时分才悠然醒来。
　　 因为反对抢枪并坚持自已的意见，我在会上遭到全体与会者反对，一致认为我右倾。泰县粮食局工人、红联总站副总联络员蒋怀之因我反对抢枪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会上讽刺我说：“你看，谁支持你的观点？你已经脱离群众，成为‘空军司令’了。”
　　 “空军司令”的帽子，就是蒋怀之在这次红联总站开会时给我扣上的。



五十一、“八、一七”事件（一）

　　 “八、一七”事件是姜堰市文革中鼎鼎有名的“三大事件”之一。靠着这“三大事件”，泰县县委和后来的姜堰市委把泰县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反反复复地整得死去活来，至今仍然将其作为把当年造反派打入“另册”的紧箍咒。我记得很清楚，刚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就有一位资深的老教师让人转告我，不要参加这场运动，对自己没有好处。其理由，这位老师认为，应当接受反右斗争的教训，运动后期，肯定会算账的。这叫做“秋后算账”。红铁军的头头，高二（2）班的一个学生，在大串联之前，其父为了防止他参加文革，干脆将他关在家中多日，不准越雷池半步。可惜在八一红卫兵冲破县委拦阻赴京串联后不知怎么回事就恢复了他的自由。他不仅自己，而且设法让我与他一起跨上了大串联的路，到上海后才不辞而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运动初期我听从那位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师关于“文革就是反右斗争、秋后必定算账”的话，在第一张大字报以后立即金盆洗手不干，如果那位红铁军的头头一直被父亲关到文革结束，那么，大家都不会吃后来那么大的苦头。现在，右派分子都获得平反了，可喜可贺；尽管右派的言论尚未平反。但是，当年的造反派却仍然比右派更右派，被视作洪水狲兽。对这些人的真正平反遥遥无期。
　　 在“三大事件”当中，“八、一七”事件是八派抢枪事件，发生在1967年8月17日。另外两大事件是指“八、二四”苏陈事件和“八、二九”溱潼事件。这两次事件是泰州好派和姜堰铁派联手枪杀八派无辜群众的事件，分别发生于1967年8月24日和1967年8月29日。两次事件共死九人（苏陈事件1人，溱潼事件8人）。“三大事件”的全过程和每一个细节经过泰县县委和姜堰市委的多次严格审查，反复举办封闭式“学习班”，早已经清清楚楚。正如溱潼保养厂一个铁派头头于1971年初在姜堰兽医站“学习班”上说的那样：“我们是每一个细胞都经过严格审查的人。”
　　 由于没有亲身经历，我对苏陈事件和溱潼事件的具体情况没有发言权。我在“八、一七”抢枪事件全过程中所作所为，襟怀坦荡，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对不起党、军队和人民的地方。
1967年8月17日黄昏时分，我在红联总站隔壁的鸿运旅馆一觉醒来，身旁空无一人。我一跃而起，循着当天凌晨经过的小道，从旅馆返回到红联总站楼下。这时，我发现情况很不正常，似乎发生了重要事情：没有上楼的人，只有从楼上急匆匆下来并且急匆匆奔出大门的人；谁也不说话，脸上表情凝重。一问才知道，铁派的队伍已经开赴陈庄抢枪。这些从楼上下来的行色匆匆的人是去紧急通知各单位八派，立刻集队赶到陈庄去，驱散铁派，以阻止铁派抢枪。陈庄在姜堰以西2公里，有公路328国道直达。。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一个营在此驻扎。铁派此去，显然是抢驻军的枪无疑。
　　 “密切注视铁派动态，当其抢枪时立即出动队伍将其驱散”，这正是我上一天在红联总站头头会议上始终坚持、毫不动摇的主张。消息真假，无法核实。形势急迫，无暇犹豫。我在红联总站大门外偏南靠近文革场处就地紧急集中了三、四十名八一红卫兵学生，并让大家面向东排成两行。我三言两语说了情况的危急性，然后：“向右，转。跑步，走！”率队朝着陈庄飞奔。一路上，我们越过了三、四支八派工人的队伍，也是每队三、四十人，也是向着陈庄方向跑步前进。
　　 直到陈庄部队营房的大门口，我也没有碰上一个铁派。我们在大门外不远处停了下来。我让大家坐在地上休息，不要走动，等待命令。在我们之前，已有八派的队伍抵达陈庄。不一会儿，在我们后面的各单位的八派也都陆续赶到。一个单位一堆，坐在地上命。
　　 天快黑了，没有动静。天已经黑了，没有动静。天更加黑了，还是没有动静。看来，铁派不会来了。难道红联总站传出的“铁派已经开赴陈庄抢枪”这一消息不实？发现八派这么多人聚集于此，铁派抢枪的队伍就是到了陈庄也会逃走的。我认识到，自己在上一天红联总站会议上提出和坚持的“等铁派开始抢枪行动再出动队伍将其驱散”的主张在实践中确实是难以操作的。这是书生气十足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我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饭和喝水，但是丝毫没有饥渴的感觉。在文革中，我是经常整天不吃饭、整天不睡觉的。我计算过，在文革中，为了赶写长篇大字报，我曾经分别连续36小时和连续48小时不睡觉。人的精力能够如此充沛，连我自己也暗暗吃惊。当时，饥渴的感觉已经完全让位于紧张的思考：眼下，怎么办？
　　 有两个红联总站头头走过来找我，问题也是：“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开个小会，大家商量一下吧。”我让这两个头头把已经到达陈庄的各支队伍的带队人找来，站在路边上开了一个整个文革中规模最小、时间最短、最不象个开会样子的会。我请与会者各抒己见，献计献策。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次对于我和八派许多人的政治生命具有重大决定意义的会。会的参与者，不到十个；会的时间，不到十分钟；会上各人说的话，加起来不到十句；会的决定，十分明确；会的后果，十分严重。整个会议的精神，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即：文攻武卫！
　　 小会没有分析现场的实际情况，因为大家都清楚。关于怎么办？存在三种办法：1、原地继续死守。那么，守到何时？这么多人要吃饭、喝水，怎么解决？2、撤回。那么，我们一走，铁派随即来此处抢枪，如何应对？3、进陈庄部队驻地，在非军事要地处查找有没有民兵寄放在这里的枪支。有，拿走；没有，撤回。我们都是民兵，值此扬州好派扬言血洗姜堰、必报“五、一八”深仇之际，民兵有责任拿起自己的武器保卫家园。如果找不到民兵的武器，那么，我们也就放心了。撤回姜堰之后，如果铁派来此处抢枪，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不去管他。而不必再被铁派牵着鼻子走。我在这次小会上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如果找到武器，那么，我们拿到起武器以后，必须真正做到文攻武卫。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准先打第一枪。
　　 小会草草召开，草草结束，我大步跨到陈庄部队驻地大门前，对门卫说：“我要见你们的首长。”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没有阻拦。与此同时，各支八派的队伍都已开到大门以外。我回头对大家严肃地说：“你们谁也不准进去。我进去找解放军的首长。如果解放军不同意我们进去，我们就决不进去！”

　　事后听说：在1967年8月17日当天，姜堰铁派确实抢在我们前面已经出动前往陈庄抢枪，红联总站传出“铁派已经开赴陈庄抢枪”这一消息，并非依据了假情报，更不是无中生有。依据这一消息开赴陈庄的第一批八派队伍与其遭遇。八派喊出口令“下定决心”，回令应为“不怕牺牲”。但对方却回答：“不怕死！”因回令不符，八派将其捉住。铁派看到八派各路队伍出动，抢枪无法得手，于是撤回了抢枪的队伍。那个回令“不怕死！”的铁派，名叫朱秀华，是泰县蔬菜公司的职工。
　　对于上述事后所说的话之是真是假，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连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有过什么口令。不过，说得有鼻子有眼，有名有姓。而且泰县县委经过了多次“学习班”的反复审查，谁也没有说这是假话。


五十二、“八、一七”事件（二）

　　 从1967年8月16日在红联总站会议上独树一帜、坚决反对抢枪，到1967年8月17日成为“八、一七”事件中的先锋和指挥，我在24小时之内转了180度大弯。对于这一事实，许多人，包括后来办我的专题学习班的“动力”，都感到不可思议。其实，这一大转弯并不是偶然的。决定因素是当时的紧张形势和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因为紧张形势也是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造成的，所以“文攻武卫”是造成“八、一七”事件的根本原因。没有“文攻武卫”作为指导思想，我是决不会跨进陈庄部队营房大门一步的。“八、一七”事件之前反对抢枪和“八、一七”事件中受“文攻武卫”思想指导成了这一事件的积极参加者，都是为了维护八派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24小时以内前后两个貌似对立的观点，其出发点是相同的。
　　 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当江青高喊“文攻武卫”口号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哪里去了？当戚本禹“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毛泽东一句话就解决戚本禹问题及时粉碎了反军阴谋。当杨成武“大树特树”的时候，毛泽东一句话就解决杨成武问题使全国人民弄清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个拥有千军万马的庞然大物，被毛泽东一句话“保守组织”，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然而，对于江青的“文攻武卫”，毛泽东却至死缄口不言一个“不”字。这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是认同的。
　　 对于这一期间因“文攻武卫”造成的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死人的形势，毛泽东在同年视察南方发表讲话作了充分肯定：“七、八、九三个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显然，当时，只要毛泽东说一句“不准抢枪”，则全国各地包括泰县的抢枪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没有枪，则两派内战规模再升级也是有限的，根本不会死那么多人。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威望和每一句话的力量，今天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中说过：“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除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中认同“文攻武卫”口号泛滥成灾、为最后收拾造反派创造条件的这一做法，是反右斗争所使用的手段的翻板，军事术语为：“欲擒故纵”、“诱敌深入”和“后发制人”。
　　 这一做法的代价是：倒在造反派枪口下血泊中的无辜普通人民群众鲜活的生命！“文攻武卫”口号断送了多少人命，没有人作过统计。然而，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引用过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些倒在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的无辜的死者，他们的死，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应当对于死者家属和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有一个明确的交代。我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执政党对待人民群众应有的态度。
　　 毛泽东在同年秋天视察南方发表的讲话中还有一句：“要告诉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妥。准确的表述应当是：
　　 暂且不要告诉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现在不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也不是他们正在犯错误的时候。并且，不是他们有可能犯罪的时候，也不是他们正在犯罪的时候。现在是他们已经犯下了罪行的时候。我们通过在七、八、九三个月散布“文攻武卫”口号的办法掌握了他们的确凿罪证。让他们等着反攻倒算吧！



五十三、“八一七”事件（三）

1967年8月17日晚，经门卫同意跨进陈庄部队营房以后，在一个办公室内，部队首长主动与我见了面。我对他说：“现在姜堰的形势很紧张，街头已经出现了‘血洗姜堰’的标语。我们是民兵，有责任拿起自己的武器保卫家园。所以，我们想进来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寄放在这里的民兵的武器。如果有民兵的武器，我们就拿走。我们决不抢解放军的枪；也决不进部队的宿舍和军事要地，只是在操场和食堂等处找一找。你们不同意去的地方，我们坚决不去。”
　　 经这位部队首长同意后，我招呼营房大门外的八派各路人马入内并要求大家在空地上列队站定。然后，我讲话，要求所有在场的人，不论来自哪个单位的，都必须坚决做到两点：一、我们找的只是寄放在这里的民兵的武器。决不准抢解放军的枪。二、不准进部队的宿舍和军事要地。解放军不同意去的地方，坚决不去。我的讲话虽然不到三分钟，但措辞严厉，毫不含糊。
　　 我讲话结束后，队伍解散，开始找枪。直到第二天拂晓之前，一无所获。我于是准备通知大家撤出陈庄，返回姜堰。这时，忽然有人找我称发现一间房子，外面上了锁，但是从门缝里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屋子里有很多枪，估计是民兵用的枪。因为枪放得比较杂乱，不像是部队的武器仓库。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直接去找部队首长，请他开锁，你们进去看一看。
　　 一会儿，部队首长来找我，说：“你写个条子吧，是民兵的枪。”这时候，姜堰去的各单位的八派情绪高涨，已经忙着把枪从那间屋子里往外搬了。我于是按照这位部队首长的要求写了字据：
　　“今借到
　　泰县人武部寄存在陈庄部队的民兵的全部枪支。
　　纪大中
1967年8月17日”
　　 天渐渐亮了。大亮了。人们来来往往，匆匆忙忙，往外运枪。我因为太疲劳，忙了一个通宵，而且已经两夜一天没有吃饭和喝水，于是离开陈庄，回姜堰中学去了。离开陈庄的时候，我看到上一天晚上没有开赴陈庄的红联总站的头头们都来了。
　　 后来听说，这些枪是用卡车运回姜堰的，放在红联总站的一间闲屋子里。我没有见到运枪的卡车，也不知道红联总站的这间闲屋子在哪里。
　　 这些枪没有枪栓。也没有找到子弹。有人抱怨：没有枪栓和子弹，这些枪岂不是连一根打狗棒都不如吗？


五十四、主动交还解放军的枪

　　 文革期间，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造反派抢解放军枪的事频繁发生。在这一期间，竟然有人主动地将已经抢得的枪交还解放军。———这种事，有谁听说过吗？这是发生在姜堰大地上的事实。
　　 “八、一七”事件后，我听到消息：在“八、一七”事件中，有人抢了陈庄部队解放军的枪。我一查，果然如此，而且不止一个。有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也有其他单位的。虽然当时我们所拿到的民兵的枪都没有枪栓，但是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解放军的枪都绝对不允许抢。这是无条件的！我当即决定：凡是抢解放军枪的人，带着抢来的枪立刻集中，主动把枪交还解放军。
　　 运动初期高三（1）班“纪大中九人小组”成员张国祥，是我的好朋友，并肩战斗的“老造反”，资格老，脾气既大且倔，不买任何人的账，就是不肯还枪，扬言谁要是缴他的枪他就同谁拼命。谁拿他也没有办法。但是，经过反复做工作，后来还是把枪还给了解放军。
　　 夜晚，我带着队伍，除我以外，每人背着一支刚刚抢来不久的解放军的枪，从姜堰中学出发，步行，赴陈庄向部队主动交还有枪栓的打得响的枪。
　　 令我至今十分感动、但仍然知其然而猜不出其所以然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陈庄部队的官兵100人左右，早已在营房大门外列成两队，对我们夹道欢迎。一看到我们，立即报以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在集队和带队向陈庄出发之前，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向解放军交还枪支的信息。陈庄部队是何从得知这一信息的呢？得知这一信息并且能有足够时间从容集队迎接我们，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后来，张国祥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终于扛起了心爱的枪。他在退伍后被安排到江苏省泰兴县（现改为泰兴市）税务系统工作，成了一名合格的国家干部。



五十五、建立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

　　 在文革场（姜堰坝口）的东南边，南街以东，东街以南，是有名的老通扬运河。背负文革场，面对这条河，有一幢两层的小楼。人所共知，姜堰的所有搬运工人都是铁杆八派，这幢小楼就是姜堰上坝搬运站。1967年8月，“八、一七”事件后没有几天的一个下午， 我在姜堰上坝搬运站楼下主持会议，成立了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
　　 因为是特殊时期，所以会开得很简洁。与会者有五、六十人，都是来自各个部门、单位的转业或退伍的军官。为了召开这次会议，我主动与红联总站其他头头商量过，并已经在上一天召开的各部门、各单位群众组织联络员大会上作了布置，要求他们把本部门、本单位转业或退伍的军官推荐出来，准时到上坝搬运站集中。
　　 我坐在姜堰上坝搬运站楼下会议室中间，其他人坐在我的周围。下午2时许，我宣布会议开始。“开场白”不到三句话。我没有讲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成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是直截了当地只讲会议的开法：与会者一个一个地报出自己在部队的简历，并表态是否自愿参加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接着，会议按照我的要求进行。大家都是从部队过来的，还保留着我一直十分欣赏的军人的豪爽和豪迈。无论自报家门还是表态是否出山，都很简明扼要，干脆利落，而且声音宏亮。
　　 这些人当中，来头最大的，数李金保，此人自报最高履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解放前是讨饭出身。我暗暗记在心中。以后，让李金保当了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代号“3号”。我的代号是“2号”。代号“1号”的是位工人，以体现工人阶级为领导。
　　 除李金保以外，还有顾文清、贾辉、管正太、施海清、申桂林等，一共20人左右。
　　 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成立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我宣布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由这些人组成，并就此成立，以后与红联总站合并办公；散会。
　　 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成立以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姜堰铁派与扬州好派联手，“攻打姜堰”和“血洗姜堰”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我是一个学生，无论写大字报或者大辩论都还可以，但对于带“兵”打仗这件事实在是心中没有底。红联的这些头头也与我差不多，谁都没有打仗的经验。所以，我认为，成立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是当务之急。
　　 应当附带说一下的是，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成员，有不少都是各个部门或单位的“当权派”，比如，顾文清是县委农工部领导人、贾辉是县政府一个局的局长、施海清是县饮服公司经理，管正太是县电影院负责人，等等。在推荐和确定他们进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时候，谁也没有考虑过这些人是不是走资派、有没有历史问题。进入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以后，这些在人民解放军中当过军官的干部，自然而然也就提前获得“解放”了。



五十六、包大队长和民兵用枪的子弹

　　 这里说的包大队长，是指1967年夏天姜堰公社陈庄大队的包大队长，其名字我至今不知道。这里说的民兵用枪的子弹，是指1967年夏天有关部门为泰县民兵用枪所配发的子弹。
　　 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刚成立，1967年8月20日左右，一天晚上，有一个陌生人找到我。当时，我正在红联总站。这个人对我说：“你到陈庄去一趟吧！有人要见你。”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并没有家住陈庄的朋友，而且，这位朋友既然要与我见面，为什么不到姜堰来找我而一定要我登门去见他呢？真是岂有此理！我说：“不去！”想不到这个人竟然死死纠缠，让我非答应不可。并且，不管我怎样追问，他总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不肯吐露一定要我去陈庄见这个人的原因，只是反复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随着这个陌生人步行上了路。到陈庄以后，我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是陈庄大队包大队长找我的。包大队长和许多当地农民包围了十几个姜堰的八派，缴了他们的武器如长矛之类，正在等我到来。这时候，领我到陈庄来的那个陌生人大概因为已经完成任务，所以转眼就不见了。我转身拔腿就走。但是，农民们挡住去路，我走不了。这些农民把我簇拥到路边一家农舍的门前，这里放着一张不到50公分高的小长条桌。包大队长正坐在长条桌东侧的小板凳上。这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穿着白衬衫，四方脸，“三、七开”的分头，中等身材，胖瘦适度，白净面皮。他让人从这家农舍室内又拿来一张小板凳，放在桌子南侧，招呼我也坐下。
　　 然后，包大队长令人取来一支钢笔，几张纸，放在我的面前。正当我莫明其妙的时候，包大队长发话了。他对我说：“我提问题，你回答。再把我提的问题和你的答案都写到纸上。”包大队长一连提了十多个问题，都是关于姜堰八派这些人到陈庄来折腾、寻找武器弹药是否正确这一方面的。我就象答记者问一样，坚持原则而又有灵活性，巧妙地作了回答。按照包大队长的意思，他每提出一个问题我就立即写到纸上，再读给他听，需要修改则按其意见作修改。然后，我针对这一问题说出答案。经包大队长质询后再经其监督把确认的答案一字一句写到纸上。全部问题及答案写好后包大队长要我通读了一遍，觉得并不满意，但也说不出不满意之处。想了想，收起纸和笔，宣布“放人！”并将长矛之类准备没收的武器还给了来人。一场风波就此平息。此时已到深夜。
　　 原来，姜堰八派是在我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到陈庄来寻找枪栓和子弹的。不想触犯了包大队长和当地农民。不过，这件事情与我无关，为什么一定要我解围呢？
　　 这以后不到两天，一个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在红联总站。突然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隔壁鸿运旅馆的一个小房间。推开房门，我不禁暗暗地大吃一惊：小房间内有三个人，其中一人，正是包大队长！
　　除这位包大队长以外，另两个是新成立的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头目，其中一人是李金保。
　　 我进房间后，不声不响地刚坐定，李金保对包大队长说：“这样吧，我们再送给你们一台水泵。”当时，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水泵显然是送给集体而不是送给包大队长个人的。包大队长脸一红，似乎不好意思，说：“你们到马房去找一下吧。子弹埋在马房的地下。”包大队长这句话说完后，大家一句话不说，立即分手，离开了小房间。
　　 接着，我听到集合的号令和杂音。我知道，这是在集中人马，要到陈庄挖子弹去了！
　　 我进鸿运旅馆的这个小房间，前后不超过五分钟，没有说一句话，也不曾有人对我说一句话。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与包大队长的洽谈显然已近尾声。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既然我对此毫无作用可言，那么，又为什么找我去参加这次“洽谈会”呢？
　　 我在当天晚上听到的消息是：子弹还是没有找到。原因与上次一样：当地农民把挖子弹的人包围起来，并缴获了他们挖子弹的工具。当然，这次行动的农民当中，不包括包大队长。也不曾有人再找我去陈庄解围。挖子弹的人无功安全而归。
　　 除了水泵以外，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李金保等人在我去鸿运旅馆小房间之前对包大队长还有什么承诺我不知道，也没有打听。这些承诺有否兑现亦不得而知。
1968年底，泰县革委会借陈庄部队驻地举办第六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即姜堰文革史上第一次清查“三大事件”的历时69天、至1969年元月15日才结束的“陈庄学习班”。“陈庄学习班”的学员被分了好几个班，每班有一个陈庄部队派出的解放军战士跟班。我所在的这个班，跟班的解放军姓秦，1、6米左右身材，微胖，和蔼可亲，文质彬彬。
　　 学习班内，当我说到包大队长在鸿运旅馆小房间的讲话时，忽听得“哎呀！”一声大叫，满屋子的人都吓了一跳。原来，惊叫的正是这位平素和蔼可亲、文质彬彬的姓秦的解放军。
　　 “子弹确实在马房底下”，这位解放军说：“有我参加埋的。那一天来的人，只要再深挖一点点，子弹就出来了。好险啦！”
　　 这证明，包大队长并没有说假话。



五十七、“八、二四”苏陈事件

1967年8月24日下午，姜堰铁派携枪从泰州出发进攻苏陈，打死了无辜的普通农民陈德才。然后胜利返回泰州。
　　 我在当天听到这一消息后，至为震惊。但是，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为了证实这一消息，我立即步行赴苏陈。到苏陈后，经实地调查，消息完全属实。陈德才不仅是当地一个无辜的普通农民，而且是一个没有参加两派群众组织的没有任何派别的农民。他是在路上行走时被铁派用枪打死的。陈德才当时才三十岁左右，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死后一家老小衣食无着。
　　 当地农民是勇敢的。他们听到枪声后不是躲避而是挺身而出，奋起捉拿凶手。农民虽然没有枪，但人多势众。现场指挥的姜堰铁派头头和开枪杀害陈德才的凶手逃走了，但农民们捉住了这支进攻苏陈的队伍中的一个人。我在一个房间里见到了这个被控制的人。一问，我知道，他姓缪，是苏陈中学的一个男学生。当时，全县只有姜堰、溱潼和张甸三所完中，那么，这是一个初中生无疑了。他并不认错。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这个孩子那种坚持错误、自以为是，雄赳赳、气昂昂，似乎坚贞不屈的架势。
　　 证实“苏陈事件”并非讹传以后，我步行赶回姜堰。一路上，我在考虑：“苏陈事件”证明铁派已经有了枪。他们既然能打苏陈，当然也就能打姜堰。我们一无枪栓，二无子弹，如何能够做到“文攻武卫”？一旦铁派攻打姜堰，岂不是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陈德才？
　　 经过“苏陈事件”，我知道姜堰铁派有了枪和子弹，这证明以前听说的关于“扬州好派抢了解放军的军火仓库”的消息传言非虚。经过“苏陈事件”，我知道姜堰铁派的主力已经逃到了泰州。至于什么时候逃到泰州去的，为什么要逃往泰州，我一无所知。我这时候才知道，对姜堰铁派而言，姜堰已经成为空巢，泰州则变成大本营了。
　　 苏陈地处泰州和姜堰之间的姜泰公路上，距泰州9公里，距姜堰11公里。一无城墙、二无护城河，无险可守。打下苏陈后如果没有相当的实力坚守则只能选择再放弃。所以，显然，姜堰铁派攻打苏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守住苏陈。这只是一场军事演习。真正的最终的攻击目标，不是苏陈而是姜堰。
　　 至于对“苏陈事件”中被捉住的那个姓缪的中学生，后来是怎么处置的，我因为一直无暇过问，所以不知道。



五十八、“八、二五”泰县看守所找枪

　　 “八、二四”苏陈事件中，无辜农民陈德才遭到枪杀。这一事件对姜堰的震动是可以想见的。由此，姜堰八派形成共识：必须拿起武器，文攻武卫，保障姜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务之急，是找到武器弹药！
1967年8月25日，“八、二四”苏陈事件第二天。上午，九时许，我率领三十多名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步行向泰县看守所进发，因为刚刚有人对我说，“可能有民兵用枪藏匿在泰县看守所”。我决定去找一找。
　　 进泰县看守所大门是一块空地，可以用作操场。我让所有来找枪的八一红卫兵排好队，然后，我讲话。我对大家提出的必须坚决做到的要求是：一、不准抢解放军（看押犯人的县中队的解放军）的枪；二、不准进办公室和解放军的宿舍，不准进犯人区，不准进看守所领导和解放军不准去的地方；三、不准大声讲话，不准惊动犯人。
　　 来泰县看守所之前，已经有一个经常进看守所与解放军一起打篮球、所以熟悉看守所的人给我画了一幅看守所的草图，详细介绍了他所知道的看守所内各部分布局的情况。我知道，在看守所内不少地方找枪，都不会影响到解放军的生活，也不会影响到对犯人的看押。“八、二四”苏陈事件和对泰县看守所情况的调查，是我下定到看守所找枪这一决心的依据。
　　 我的讲话不超过三分钟。接着，大家分散开来，按照我的要求，开始找枪。
　　 在这同时，泰县看守所指导员把我领到一个房间，那儿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排枪。簇崭新，油光发亮。指导员指着这些枪对我说：“我们的枪都在这儿。”我说；“这些枪，我们一支也不要。”指导员说：“我们这里没有民兵的武器。除了我们的这些枪，如果其他能够找到的话，你尽管拿走。”我说，“我们找一找吧。没有就走。决不会动你们的东西，放心。”我意想不到的是，接着，指导员十分友好和热情地邀请我到看守所的各个部分参观。他并打开犯人区的大门，带我进到了犯人区。但是，我只踏进大门一步，没有继续走。我已经要求大家不进犯人区，我怎能带头违反自己作出的规定呢？
　　 一进犯人区大门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天井，宽10米左右，长约30米。显然，这是犯人们放风的地方。犯人区设了大门的这一侧是高墙，大门对面是牢房。每间牢房的门都对着天井。指导员对我说：“黄虎山就关在这里。怎么样？进来吧，我领你去看看。”
　　 我谢绝了，并且退出了犯人区的大门。
　　 大家找遍了能找的每一个角落，一无所获。时间已经超过中午十二点。我于是通知集中，站队，撤出。
　　 站队过程中。大部分人都已经站好了队。其余的人也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向我靠拢。这时，有一个八一红卫兵急匆匆地向我跑过来，说：刚才有一个人，向着厨房里的水缸，朝他努嘴。不知什么意思。我想了想，说：“去几个人，看水缸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已经站好的队伍中走出四、五个人，与这个八一红卫兵一起，跑进了厨房。
　　 不一会儿，一个八一红卫兵跑来告诉我：在厨房的水缸下面发现一堆铁的零件，不知什么东西；还有子弹。我赶忙向厨房跑。这时，泰县看守所指导员迎面走来，对我说：“你写个借条吧。一共二十三支手枪”我将信将疑。指导员说：“不会错的。”正在这时，又有八一红卫兵跑来：他们发现一条没有人走的过道，过道里有两个没有水的大水缸，在其中一个水缸下面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木制包装箱。我们打开包装箱一看，原来是手榴弹。我们把子弹倒在操场的地上，几个人数了一下，2000多发。手榴弹28个。出于对泰县看守所指导员的信任，我写了借到23支手枪的借条，借条上子弹和手榴弹的数目，是按照现场的实际清点。借条下款签了：
　　 “今借人纪大中，1967年5月25日”。
　　 写好借条并将其交给指导员后，我又去看了看那条埋手榴弹的放着两个空水缸的没有人走的过道。然后，全体去看守所的八一红卫兵撤回姜堰中学。从看守所找到的武器全部运回并保管在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处。
　　 这时，已经下午3点钟左右。
　　 当天晚上，在姜堰中学教学大楼楼上，从西向东数第二个教室。灯火辉煌。来了不少人。大家情绪很高。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顾文清解放前打过游击。懂枪。他示范并指导八一红卫兵将白天从看守所弄来的一堆另件装配成手枪。不多不少，真是23支。一般是五一式和五四式手枪。只有一支是老式驳壳枪，就同《沙家浜》中郭建光的那支驳壳枪一模一样。顾文清对这支驳壳枪爱不择手，说：“解放前，我打游击用的就是这种枪。我用这种枪，缴获过敌人的枪。只要你给我这一支枪，我就一定能够再缴获一支回来。”我明白顾文清的意思，他是想要得到这支枪。
　　 我满足了他的渴望。



五十九、“八、二九”溱潼事件

1967年8月29日，姜堰铁派联合泰州好派，攻打江苏省泰县溱潼镇，制造了“八、二九”溱潼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死7人。其中，无辜的溱潼人民死了6人，另一个是攻打溱潼的人。
　　 “八、二九”溱潼事件中被入侵者枪杀的6个死者是：王家旺、丁文华、全志高、翟洪林。另外两个，一个姓李，一个姓崔，其中姓李的是个孩子。王家旺和丁文华都是搬运工人。当着姜堰铁派和泰州好派联军在溱潼搬运站对面的屋上架起机枪扫射的时候，王家旺凭着一身武功一身胆，赤手空拳，飞身上屋，夺取机枪，不幸中弹。
　　 姜堰铁派和泰州好派联军攻打溱潼不但没有吓倒溱潼人民，反而激起民愤，遇到了抵抗。联军中的死者叫吕鑫林，是泰州好派。溱潼镇蔬菜大队的农民奋起包围了吕鑫林。群起而攻之，置其死地。没有领头的人，也查不清是哪些人下了手。
　　 后来了解到，攻打溱潼的时候，吕鑫林正处在热恋之中，他与未婚妻约定，就要结婚了。
　　 王家旺等六人固然是文革中的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吕鑫林也是受害者。
　　 除死者外，“八、二九”溱潼事件中还有受伤致残者，比如全万和，被打断从而截去了一条腿。
　　 在“八、二九”溱潼事件中，被姜堰铁派和泰州好派联军捉住、作为囚犯剥夺人身自由、押往泰州乔园招待所非法关押并施以各种酷刑加以摧残的溱潼八派头头范长山、丁文富（死者丁文华的胞弟）等人和无辜的普通群众，有好几十个人。
　　 这些人被关押在泰州乔园招待所的时间，长达一个多月。



六十、徐孟斌副政委和民兵用枪的枪栓

　　 这里所说的徐孟斌副政委，是指1967年夏天江苏省泰县人武部副政委徐孟斌。这里所说的民兵用枪的枪栓，是指1967年夏天江苏省泰县民兵用枪的枪栓。
　　 继江苏省扬州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67年3月30日成立后，扬州专区泰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泰县军管会）于1967年4月初成立。泰县人武部政委周洛兼任泰县军管会主任；徐孟斌兼任泰县军管会副主任。
　　 泰县军管会成立后不久，我就听到红联总站头头们议论说：徐孟斌副政委自称八派观点，是八派。对此，我将信将疑。我认为，一个解放军，如果认为某一派的某一件具体事情做对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对于任何一件具体事情都没有一点看法，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人已经脱离了动物界。文革中有许多逍遥派，看上去不关心也不参加文革，但是，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我知道，他们对于文革中的具体事情也是有看法的。他的不少见解我认为是正确的，我也曾多次采纳过他们的建议。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是我在文革中所有重大问题上一直没有犯错误的重要保证。这些逍遥派之中并不乏能人和有真才实学之士，如同三顾茅庐期间尚未出山的诸葛孔明一样，乃隐士也。因为没有“造反派”这顶帽子套在头上，所以，他们不但在文革中没有受到过冲击，而且其中很多人在文革后青云直上，甚至成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干部。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但是，我认为，对于徐孟斌副政委而言，不应当把他对于文革中某一具体事情的看法称为有某一派的观点。更不能据此认为他属于某一派。解放军之所以认为某一具体事情是对的，是因为这一事情符合人民利益，而不应当仅仅因为这一事情是某一派干的。只要符合人民利益，就是正确的，不管哪一派干的，都应当支持；只要不符合人民利益，就是错误的，不管哪一派干的，都应当制止。这就是解放军在文革中应当坚持的“支左不支派”的原则。至于徐孟斌副政委公开自认为是八派的说法，我感到不可思议：这样说法是否符合实际估且不论，对他不利则是显然的。姜堰铁派必定因此揪住他不放，上级考核也因此对他不利。他又何必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呢！
　　 但是，通过“八、二九”溱潼事件后不久在红联总站的一次单独谈话，我确信徐孟斌副政委以八派自居是事实。这一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徐孟斌副政委个子不高，1、6米左右，但比较壮实，豪爽，富有军人气概。我和他见面机会不多，没有第三人在场的单独谈话也就只有这么一次。这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我也不知道他到红联总站是干什么去的。
　　 见面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革命的。”
　　 我吓了一跳，因为还不曾有人对我说过这一句话。我是革命群众组织泰县八一红卫兵的总勤务员，第一把手。当然是革命的。对此，难道还有怀疑吗？多此一句。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我这个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在泰县的文革中第一个站出来革命，贴出全县第一张大字报，而且在文革全过程中步步紧跟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学生，想要被这同一个党确认为不是反革命，是多么的不容易。甚至直到不久以前，现泰州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前泰州市委常委兼姜堰市委书记高记明仍当众宣布：“凡是纪大中的事情一律不予解决！”简直是在对付比反革命还要反革命的反革命。为依法解决退休工人医疗保险问题，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和原国有企业姜堰市化肥总厂的部分退休工人在高记明调离姜堰前就曾多次上访。高记明调离姜堰后，现任姜堰市委书记王仁政已吩咐门卫不得放纪大中等人进市委、市政府的大门。同时，他对市信访局的关于请求安排时间与纪大中等人见面的直报不予答复。现在看来，作为泰县军管会负责人，徐孟斌副政委当时对我作出“你是革命的”这五个字评价，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接着，徐孟斌副政委对我说：“你太单纯了。不能适应社会上复杂的情况。这样要吃苦头的。你怎么能够承认自己说过‘毛主席有可能违反毛泽东思想’呢？那个学生是引诱你上勾的。他问你：‘毛主席有可能违反毛泽东思想吗？’证明他对毛主席有怀疑。你应当立即加以反驳：‘你怀疑毛主席吗！’这样就粉碎了他的阴谋。”
　　 徐孟斌副政委说：“要学会看人。一个人当面反对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面服从你，甚至说你的好话，但是离开你以后反对你，背后反对你，搞小动作。这叫做两面派。要防止两面派。”
　　 徐孟斌副政委直言不讳：“我是八派观点，是八派。所以，我不能讲话。一讲话，我就露馅。”可见，“徐孟斌副政委自称八派”，传言非虚。
　　 “周洛不同”，徐孟斌副政委又说：“他是第一把手，不能象我这样随便表态。我的表态错了，他可以重新表态，纠正我的错误。如果他自己表态错了，那么，谁来纠正他的错误。如何下得了台？所以，他不轻易表态，特别慎重。”言语中，流露出对周洛政委的尊重。
　　 “其实，周洛也是八派观点。但是，他从来不说自已是八派。苏陈事件以后，银行里有一个八派，打了周洛一个耳光，还把花圈套在他的脖子上。对于这件事，周洛心里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铁派就没有理由说他是八派了。”关于银行里有一个八派虐待周洛的事，我早有耳闻，但并不相信。经徐孟斌副政委亲口说出来，应当是确有其事了。
　　 关于民兵用枪枪栓的事，徐孟斌副政委是这样对我说的；“溱潼事件发生以后，他们问我枪栓藏在哪里。”这里说的“他们”，显然是指红联总站或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头头，但是并不包括我。我一直被“他们”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溱潼事件死了那么多人，惨不忍睹。他们求我说出藏枪栓的地点。我这个人感情脆弱，被他们的悲伤深深打动了”，徐孟斌副政委说：“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方向弄错了。’于是他们找到了枪栓”。
　　 对徐孟斌副政委关于枪栓的这一段话，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单凭“你们的方向弄错了”这一句话就能找到枪栓吗？这句话并不能确定藏匿枪栓的准确地点。以泰县之大，就是神仙也没有单凭这一句话就能找到枪栓的本事。不过这句话透露了一个信息：藏匿枪栓的准确地点是徐孟斌副政委泄漏出去的。
　　 “八、二九”溱潼事件后不久，姜堰八派找到了枪栓。我是在找到枪栓后，站在红联总站楼上看到有人把装着枪栓的麻袋运进红联总站时，经打听才知道的。据说是在泰县张沐公社找到的。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泄密的人是徐孟斌副政委。
　　 这一次，在徐孟斌副政委对我谈话的全过程中，我只是静静地聆听，始终没有讲话。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