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大中：我的文革记实（江苏泰县）1-15

tuffy05

源自 天涯社区法律论坛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law/1/206441.shtml（原网页已被删除）


一、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16日，午睡时间，我起草并经与同班[高三（1）班]另外两个学生讨论，贴出了大字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学校领导的几点疑问》。大字报贴在校长室的东山墙。校长室地处学校南大门至“五四堂”（学校大礼堂）这一校内主干道的西侧。大字报十分显眼。
　　 午睡结束后，全校沸腾了。在我贴的大字报前面，挤满了看大字报的人。有学生，有老师，也有校长。
　　 当天下午活动课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第二天、第三天，大字报更多。所有这些大字报，都是学生写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对第一张大字报表示全力支持；二、揭露学校领导存在的问题。
　　 第一张大字报其实不只有一张纸，而是三张大白纸、一千字左右，内容为揭露、批判学校走白专道路的资本主义办学方向。
　　 我所在的学校是全县最大的一所完中，高中有十个班，初中十七个班，学生一千多人，教师一百多人。因教学质量好，远近闻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被评为该校三好生（全校每班一人）。该校当时是县重点中学，现已列入省重点。当时的县现已建成为市。值得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这个市（县）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的家乡（总书记的父母双亲长眠在城东郊）。胡锦涛同志在这里度过了金色的童年。
　　 我写的这张大字报，既是全校第一张大字报，也是全市（县）第一张大这报。



二、第一张大字报的起因、背景和县委的对策

　　 导致第一张大字报的最直接原因是学校领导重视数理化而相对轻视政治课：因社会活动占用了数理化的课时，就挤掉政治课，占用政治课的课时为数理化补课。因社会活动占用了政治课的课时则不予补课。学校把升学率放在第一位，学生负担太重。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虽然我在当时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下达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极为重要的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但是，我已经强烈地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这一年的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同时发表了评论员的评论。6月12日，南大贴出了矛头指向校长匡亚明的大字报。一般说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传达的是党中央的声音。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当时政治背景的写照。即使我不贴这张大字报，也会有其他人贴出另外的第一张大字报的。
　　 对于我的这张大字报，县委在第一时间内快速作出了反应。在听取学校汇报、调查了基本情况后，指示学校领导：
　　 一、层层传达县委对大字报的态度，使全校师生员工都知道：县委对大字报不提倡也不压抑。并声称：“对大字报不提倡也不压抑”不仅是县委的态度，这一决定来自地委，地委来自省委，省委来自中央。
　　 二、组织全校师生员工贴大字报反击，其内容为：大字报矛头不允许指向学校和县委领导，否则，不分敌我，混战一场，亲痛仇快。
　　 三、要求高三学生抓紧复习迎接高考。举行高考模拟考试。让高三毕业班学生抽不出精力参加运动。
　　 四、派人找我谈话，表示不再指导我填写高考志愿，缓和矛盾。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当时，已经结束了毕业考试，即将高考，正处于填写高考志愿的阶段。我从读高一起就决定日后高考时报考文科。但是，这时，学校考虑因我的海外关系复杂（舅舅在台湾），考文科不可能录取到好的学校，是浪费人才。同时，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很好，应当报考理工科，有把握录取到国家重点名牌大学。对于学校的指导，我并没有意见。认为我对学校的指导意见不满心存怨恨所以贴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完全是误解。对此，我作了解释：贴大字报与此无关。
　　 附带说一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学校领导的几点疑问》是我在文革中写的第一张大字报，但并不是我这一生中写的第一张大字报：我写第一张大字报是在1963年春天，叶甸初级中学毕业前夕。当时，粮食紧张，毕业班学生比较辛苦，于是，学生家长凑钱，学校供应毕业班学生每人每天一碗豆浆，以增加营养。但是，由于学生家长出的钱被个别人贪污，豆浆很快停供。我贴出的大字报题目是：《我们的豆浆哪里去了？》大字报贴出后不久，豆浆恢复了供应。



三、是“混战一场”吗？

　　 县委向学校领导下达指示，目的只有一个：扑灭校园内刚刚燃烧起来的无产阶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当时，县委和学校领导都不知道，这场火是扑不灭的，因为这把火是中国共产党点燃的，是在中国和全世界享有最崇高威望的毛泽东点燃的。这可算得是三昧真火，燎原之势不可阻挡。
1966年6月19日，校园内风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在学校领导授意下，新的大字报也是铺天盖地。矛头直指我和其他同学此前贴出的大字报，认为这些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在人民内部混战一场，制造混乱。原来贴大字报的学生陷入了孤立的困境。
　　 为此，我写了大字报《是“混战一场”吗？》对县委和学校领导的观点加以驳斥。我认为，在人民内部也是要分清是非的。批判学校领导把升学率放在首位和走白专路线的错误做法，对于响应党的号召、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人才，是完全必要的，并不是“混战一场”。
　　 《是“混战一场”吗？》上墙以后，批判白专路线的大字报又多了起来。转过去的风向又转了回来。
　　 对于学校举行的各科模拟高考升学考试，我一概没有参加。其后不久，党中央决定，为了更好地开展无产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停止1966年夏天的升学考试，并且，所有学校一律停课。我拥护这一决定。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决定以后，我永远丧失了参加国家普通高校高考的机会，我的清华、北大梦想就此划上了句号。由于参加了无产阶文化大革命，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正身陷囹圄。
　　 这一阶段，全校师生员工分成了好多派别。当然，多数人在观望。不少班上已经出现了持不同观点的小组。比如我所在的高三（1）班，全班40个人，两派意见，一派是以我为首的9人，另一派31人。



四、“对大字报不提倡也不压抑”违反毛泽东思想

　　 “对大字报不提倡也不压抑”这一县委的指示是学校领导在1966年6月18日下午传达到全校各个班级的，并着重说明：这一指示来自县委，县委来自地委，地委来自省委，省委来自中央。
　　 当时，我对照毛泽东对大字报的论述，认为县委这一指示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1958年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过：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打破了。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商店、街道、部队，总之一切有人群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这证明毛泽东对大字报是提倡的。毛泽东提倡大字报，县委为什么不提倡？“不压抑”是假的，不提倡就是压抑。
　　 基于上述看法，我贴出大字报，对县委关于“对大字报不提倡也不压抑”的指示进行了批驳。在这一份大字报中，针对学校领导同时传达的“这一指示来自县委，县委来自地委，地委来自省委，省委来自中央”，我明确表示：“只要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县委有问题捣到县委，地委有问题捣到地委，省委有问题捣到省委，中央有问题捣到中央”。
　　 一石激起千重浪。我的这份大字报上墙以后，立即有大字报上墙将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其理由是我在大字报说“中央有问题”并且要“捣到中央”！接着，声讨“现行反革命”的大字报纷纷上墙，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出人意料的是：高二（1）班5位女生联名贴出大字报，对我的大字报表示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她们认为，我所要捣掉的，只是中央里面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如果是不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当然不需要捣掉。有什么不对？！这种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无畏气概，好得很！
　　 这五位女生中有一位，在1974年经人介绍成了我的妻子。她在我以后所遭受的政治磨难中，一直坚强地对我表示同情。



五、毛主席有可能违反毛泽东思想吗？

　　 在高二（1）班五位女生联名贴出对我表示支持的大字报以后不久的一个下午，学校西北角一排平房的最西边一间。这是高三（1）班学生的集体宿舍之一，约为15个平方。我的床位是西北角双人床的上床。这时候在宿舍里的，只有我和同班一个平素很要好的同学，各在自己的床边。这个同学的床位在东南角双人床的下床。就是在这十分不起眼地方的一句朋友间私下里闲聊的话，日后掀起了影响到全县文革进程的波澜：
　　 我的这位朋友以平静的口气突然问我：“毛主席有可能违反毛泽东思想吗？”对这句突然的问话，我毫无思想准备。脑子里迅速考虑，随即答道：“有可能。如果毛主席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应当同他作斗争。但是，根据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和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毛主席是一定不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时我考虑的是：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是客观真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对这句问话的回答应当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当时，我的朋友对我的看法表示认可，没有表示任何不同看法。想不到的是，一、两天之后，大字报出来了，诬陷我说过“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捣到毛主席！”一时间全校风向再变，我又一次陷入孤立。
　　尽管当时在场闲聊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尽管我的这位朋友当时对我的看法表示认可，但是我没有写大字报澄清事实。原来支持我的同学纷纷找我调查核对事实真相，我说：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不符事实，但是我确实认为并且坚持认为毛主席有可能违反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应当同他作斗争。
　　 对于我的观点，在原来支持我的同学中间有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是对的，有些人认为不对。高二（2）班的一个同学说：“你的这话是对的，但是一般人认为不对。如果去问毛主席，毛主席不但认为是对的，还会拍拍你的肩头称赞你哩！”后来，造反派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个同学作为我的对立派组织的头头，靠着这句不仅他自己认可、而且他认为毛主席也认可的话，把我送进了牢房。



六、一场声援学生搞文革的大会

1966年6月底7月初的一个下午。一队一队陌生的成年人开进学校，在大操场集中。接着，全校师生按学校领导的通知也列队到操场集合。这个操场，100多米见方，即10000多平方米。北边中央是一个主席台，拾级而上，20平方米左右。这时，校内外的人加起来有好几千。
　　 大会开始了，我才知道，这是县委组织的县城各单位职工声援学生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声援大会。其目的，一是标榜县委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对文革重视而不是不作为，二是为县委支持并暗中操纵的学生撑腰打气。
　　 大会开到中途，我明白了大会的意图之后，立即离开队列，大步踏上主席台，夺过话筒。我对着话筒，大声揭露了县委的意图。对于县城各单位职工对学生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声援，表示感谢。同时，表示了我们与各单位职工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领导下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心。
　　 全场鸦雀无声。
　　 县委和学校领导本来想要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突然安排他们支持的学生大会发言，好长他们的威风，灭我们的志气。现在，如意算盘被打乱了。我的突然反击，使得县委和学校领导不但没有还手之力，而且没有了招架之功。大会再也开不下去。鸦雀无声之后立即解散，不了了之。
　　 这次大会以后，我的姓名传遍了县城的每一个角落。



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人民日报》在1966年6月底一篇社论的大题目，而且头版头条。这是一篇党中央发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动员令。当时，地方各级党委在领导文革方面已经瘫痪。我们开展运动的依据就是中央党报和党刊的社论，具体说，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合称“两报一刊”。但是在运动初期，“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尚未出现，中央对运动实施领导靠《人民日报》一家。
　　 在这篇社论的领导和指引下，我们做了两件事：一、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肃清其余毒；二、批判学校教师中“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言论和著作，并将其中二人戴上高帽子游街。
　　 戴高帽子游街的做法是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学来的。农民将土豪劣绅戴上高帽子游街，长自己的威风，灭土豪劣绅的志气。
　　 这一阶段，南京的造反派揪出了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并且也将吴天石戴上高帽子游街。
　　 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势不可挡。



八、驱逐县委工作队

1966年7月上旬，县委向学校派出了文革工作队，队长是分管全县公检法的县委常委、副县长王长友，副队长是县团委书记吴志坚。重点班级都有工作队员跟班。我所在的高三（1）班，跟班的工作队员是一名工作经验丰富的40多岁的警察。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警察，因为他穿的是便衣，真实身份是以后知道的。
　　 县委工作队在“五四堂”召开大会，表明工作队进驻学校的任务是按中央的部署搞好文革，同时表示对学生革命行动的支持，号召全校师生积极参加运动。
　　 开始的时候，我对县委工作队是热烈欢迎和坚决拥护的。我同所有的造反派学生一样，对工作队寄予了满腔的希望。但是，我们很快失望了。因为工作队并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我敏锐地感觉到，工作队的目的是要整我，要置我于死地。终于，工作队在学校操场东边的一个教室里召集学生揭发我的“问题”，把我打成反革命。参加揭发的学生很多，教室里坐不下，窗外也挤得满满的。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形势逼迫下，我贴出大字报澄清事实，对县委工作队实施反击，并驱逐工作队离校。在大字报中，我明确提出：学校文革必须相信和依靠广大师生，用不着县委工作队包办代替。县委工作队镇压学生运动，阻碍运动发展，必须立即撤出。
　　 我的驱逐县委工作队的大字报上墙后没有几天，县委工作队真的撤走了。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的大字报有什么威力，而是因为党中央觉察到各地的工作队多少不同地都在阻碍运动的发展（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队整蒯大富就是一例），所以下达了撤销工作队的命令。
　　 这里附带一笔，我的大字报在驱逐县委工作队的同时，提出了挽留王长友。之所以挽留王长友，是因为我当时没有看清王长友的镇压群众运动的真面目。王长友在解放以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经验极其丰富，将自己的真面目掩蔽得滴水不漏。我毕竟初出茅庐，如何能够识别？王长友虽然是县委工作队长，却很少在学校露面，总是深居简出。每次遇到我，都称我为革命小将，并明确表示对我全力支持。
　　 一直到以后大串联的路上，听知情者告诉内幕，我才知道王长友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大串联以后的全县批判大会上，造反派批判王长友是两面三刀，王长友哭丧着脸交代：“我不仅两面三刀，我是三面六刀哩。”



九、游泳

1966年7月，毛泽东以73岁高龄，畅游长江。消息传出，举国欢腾。毛泽东并号召：到大江大海里去游泳，经风雨，见世面。在毛泽东畅游长江精神的鼓舞下，学校有数以百计的师生成群结队开赴学校南边的大河去游泳，我是其中之一。
　　 县委为表示紧跟毛泽东，派宣传部副部长郑树方到学校，在“五四堂”开大会作报告，号召全校师生学游泳。会后，我贴出大字报对郑树方在会上说的关于学习游泳的理由作了批判。这一理由是：如果不会游泳，特别是我们的女民兵，打起仗来，我们在前面逃跑，敌人在后面追击。要是遇到大河，不就逃不了吗？逃不了就要做俘虏。我的大字报认为郑树方这一学习游泳的理由是在长敌人的志气，灭我们的威风。我们学习游泳，不是为了逃命，而是为了消灭敌人，为了能够游过大河追击并俘获敌人。
　　 游泳是我最喜爱的体育活动。我是在1961年夏天学会游泳的。当时，为了安全，老师和家长都不允许我游泳，而且是严格禁止。这一天，我独孤一人，站在叶甸公社的连接“安乐”大队和“同心”大队的木桥旁，决心从东边的桥桩游到西边的桥桩。这两个桥桩之间相隔四米以上。我从来不曾下过水，旁边也没有人救援，这次游泳，不成功便成仁。我涌身一跳，虽然喝了几口水，但居然没有被淹死。从此以后，我也就会游泳了。学游泳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1964年8月5日，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我独自一人冒着倾盆大雨在家乡叶甸南边的大河里游泳，上岸后并写诗一首：
　　 冒雨游泳
　　满河烟雾跳珍珠，独自翻腾戏白波。
　　沧海一隅尚如此，万水千山将如何？
1965年6月24日，我写了：
　　 七绝 游泳
　　革命青年多壮志，江河湖海练硬功。
　　惊涛骇浪犹平地，无限风光在水中。
　　 这后一首诗曾在学校黑板报《姜中学生》上发表。。



十、破“四旧”、立“四新”运动

　　 文革这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是由若干小的运动组成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就是其中之一。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不久，中央又向全国发出了“破四旧、立四新”的号召。“破四旧、立四新”也是《人民日报》社论并且头版头条，在全国和全世界影响极大。所谓“四旧”，是指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谓四新，是指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实际上，在我看来，我国当年“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特点不过是“抄家”两个字：青年学生抄没少数地主和资本家家中被认为属于“四旧”范围的财产。这一次，我所在的县城，县委支持的相对保守的学生成了在社会上“破四旧、立四新”即抄家的主力，也是先锋。他们抄家的对象是一个在宗教界颇有名气的叫灵珠的老尼姑。也不知他们是从何处得到信息，灵珠被抄出了不少稀世财宝。当时，尼姑庵早已关闭，但灵珠还是没有能够逃过这一劫。被抄家后灵珠和她的一个女弟子的生计有没有着落亦不得而知。
　　 我指挥的抄家，对象有两户，都是资本家。我认为尼姑属于宗教界人士，既然并不反党，则按照党的宗教政策应当予以保护。资本家则不同，应当在无产阶级的文革中受到冲击。对这两户抄家所得，除淫秽照片和金子以外，全部陈列在县城中心的文化馆内，举办了一个阶级教育展览会，我并配备学生当了讲解员。淫秽照片不予陈列是为了防止扩散，造成坏的影响，但想不到很快被人偷走了，不知去向。关于金子的下落，直到1978年夏天，县委办我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黑头目学习班”期间，“学习班小分队”成员、原县检察长刘守志才第一次向我查询。我好不容易回忆起来，金子是高三（1）班我的一个同学保管的。恢复自由以后，这个同学告诉我：“金子当时就全部送到银行去了。有手续。”
　　 整个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中，我是钱和物都不经手，一尘不染。不仅如此，文革结束后我在工厂里担任审计监察科长和能源计量科长期间，也是一尘不染。我拒收煤炭科送来的香烟。我负责留港费节约奖的测算和分配，可以也应当享受这一项奖金，甚至可以享受最高额，但是我一分钱不要，自动放弃。县委派工作队进厂整整一个星期，撤出前夕，一个工作队员问我：“你知道我们进厂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不知道。”“是专门来查你的经济问题的！”“查到了吗？”“没有。”



十一、“十六条”和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的指示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布，举国欢腾，全球震动。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有十六条，所以简称“十六条”。“十六条”对于文革的重大意义，怎样估计都不过分。我认为，如果离开“十六条”评价文革，必然会出现两个错误倾向：其一，认为文革是毛泽东个人发动和领导的，与中共中央无关；其二，分不清主流和支流，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实际上，文革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动和领导的，“十六条”是最有力的证据。中国人民的多数是按“十六条”搞文革的，这是运动的主流。
　　 “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明确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十六条”提出了“要保护少数”的原则，并且热情洋溢地赞扬：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当时，我觉得“十六条”就象是针对我们这个小县城的情况写的，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强烈的温暖的激情。与我一起处于受压制地位的少数派同学们也个个欢呼雀跃，象过年一样。
　　 过了不太长时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写信来，信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的指示。为扩大影响，我们决定将其放大成大字报向全校和社会宣传。当时，有人提出：只见过“千头万绪”这个成语，“千条万绪”可能是这位大学生在写信时的笔误，建议在抄成大字报时纠正过来。我认为用“千条万绪”表达内容比“千头万绪”更准确，显然是毛泽东新创造的成语。这个创造极好，改不得。我的意见得到少数派中多数人的认可。大字报贴在学校教导处办公室的南墙，全校最显眼处：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十六条”和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的这一指示指明了文革的方向，极大地鼓舞了我的斗志。


十二、会见许家屯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和造反派同学共十人，赴南京，向江苏省委汇报县委和学校领导阻扰文革的情况，目的是得到省委支持，把我们县城和学校的运动推向前进。这是我在文革中第一次赴南京。
　　 经调查，省委机关就设在北京路上。但是，我们一行人赶到了省委大门口，警卫人员却拦住大门，不准我们进去。这时，我们队伍中高一（2）班的一个学生，人高马大，带头冲开了一个缺口，大家一涌而进。
　　 进入省委大门以后，形势立即改观，变得对我们极为有利：很快有人出来，和蔼地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说：“要见江渭清。”江渭清是当时江苏省委的第一书记。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穿着白衬衫的胖胖的干部模样的人。陪同他的人向我们作了介绍，说：“今天很不巧，江渭清书记不在家，到南大去了。他如果在家的话，一定会亲自接待你们的。这一位是省委秘书长韩培信同志。他代表省委接待你们。”我说：“不行！职位太小了。一定要江渭清出来。”也不管韩培信的面子是否挂得住。韩培信只好走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说：“实在没有办法，江渭清真的不在家。让省委第二书记许家屯接待你们，怎么样？”我早已听说过许家屯的名字，同意了，其他人也没有意见。
　　 许家屯先是套近乎，说：“你们是从姜堰来的？那是个好地方，解放前我在那里打过游击。”然后，他倾听我们关于文革情况的详细汇报，听得十分认真。等我们把话全部讲完了，他才说：“我是分工抓生产的。我不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对于文化大革命方面的事情，我不好表态。”又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当时，毛泽东选集的供求关系紧张，新华书店里买不到。我们提出的要求是：给我们每人发一套毛泽东选集。许家屯爽快地满足了这一要求，代表江苏省委送给我们拾套毛泽东选集。最后，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与许家屯见面的时间，约一个小时。



十二、成立群众组织，抵制反动血统论

　　 全校1966年8、9月间成立的学生组织有：红铁军（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卫兵和八一红卫兵。红卫兵的袖章是黑字，所以又称黑字红卫兵，为保守组织。红铁军的袖章也是黑字。八一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是黄字。
　　 上述学生组织中，红铁军最早成立。当时，继我们赴南京会见许家屯回校后，高二有几个学生再赴南京，从南京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南京已出现学生组织，建议我们也成立组织，越快越好，并建议取名为“红铁军”，寓北伐战争中叶挺所率部队被称为“铁军”之意。红铁军就这样成立了。因为打电话是在1966年8月21日，所以将这一天定为红铁军的成立日。保守派学生闻讯急起直追，在县委和学校领导的操纵下成立了黑字红卫兵。当时，反动血统论开始盛行，黑字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为：只有“红五类”子女方可加入。所谓红五类，指：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为避免“红五类”子女的政治优越性被埋没在红铁军内显示不出来，在部分成员从红铁军内部分化出去并成立八一红卫兵以后，红铁军在自己内部新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作为红铁军的核心和骨干。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与黑字红卫兵相同：只有“红五类”子女方可加入。
　　 上述红铁军内部分化具体情况：红铁军成立后不久，尚未来得及产生出头头部便发生了分裂。高三（1）班以我为首的“九人小组”中，除了我和另一个同学外，其余七人因与高二学生意见不投全部退出了红铁军。我经劝说无效，为防止以后发生不应有的摩擦消耗造反派内力，也退出了红铁军。
1966年9月12日，包括高三（1）班8名同学在内的造反派在退出红铁军后成立了学生组织八一红卫兵。之所以加“八一”二字，主要原因是表示向解放军学习，“八一”是建军节；同时也为了在名称上与黑字红卫兵区别。与黑字红卫兵和红铁军比，当时八一红卫兵人数最少，20人左右。但是由于坚决执行十六条和正确的组织路线，深得人心，队伍不断扩大，后来成了全市（县）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我是八一红卫兵的总负责人。八一红卫兵成立时决定，总部负责人称为勤务员。
　　 八一红卫兵成立时，正值反动血统论日益猖獗，但八一红卫兵的组织路线从一开始就是：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为主体；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只要政治表现好，也可以加入。这一组织路线，与两年后北京造反派大联合成立的红卫兵的组织路线，竟然一字不差。
　　 反动血统论即唯成份论，其口号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文革中又称谭氏路线，因其代表人物是北京学生谭立夫。谭氏路线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鬼见愁。谭氏路线以极左面目出现，从1966年8月起借助大串联，泛滥全国。别有用心者利用谭氏路线分裂造反派队伍，严重阻碍文革向纵深健康发展。
　　 我虽然家庭出身贫农，父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经受国民党反动派铁窗考验坚贞不屈的老革命。但是，我对反动血统论在文革以前就深恶痛绝。我认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反动血统论违反毛泽东思想，埋没了多少人才，真是罪大恶极。所以，我对反动血统论的抵制从一开始就是十分坚决的，并且以后也从来不曾有过丝毫动摇。
　　 县委抓住反动血统论不放，以此为武器，分裂群众，明确表示：承认红铁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黑字红卫兵为革命学生组织，但是，八一红卫兵是非法组织，不予承认。



十四、支持省泰中红卫队

1966年8月下旬，我还没有退出红铁军。一天晚上，在校园内，我们学校一位家住泰州的初中教师找到我，说：“省泰中红卫队的学生为了泰州市委镇压学生运动的事正在泰州市委绝食静坐，要求市委书记接见。”泰州在姜堰以西21公里，当时是县级市，现已升格为地级市。省泰中是胡锦涛总书记的母校。当时，我问清具体情况以后，认为应当前往支援，于是召集红铁军战士从学校出发步行赴泰州。为加快速度，我们在半路上拦截了一辆卡车，请求带我们一段路。司机问明情况后，说：“上车吧。”下车时，我们向司机道谢。这位司机走下驾驶室，握住我的一个同学的手，对我们说了一句话：“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这是我在文革中第一次听到的来自中国工人阶级的支持。
　　 进泰州市委大院后，红铁军立即加入了省泰中红卫队的绝食静坐行列。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身穿白衬衫、体格魁梧的泰州市委书记王子安终于来了。面对静坐的学生，他走上讲台，大声说：“要我见你们，是可以的。但是，我只能见红五类子女。我不能见黑七类子女。”随即，二话不说，匆匆走了。
　　 王子安走后，围绕王子安的话，学生队伍开始出现混乱。陆续有人离开。离开的人越来越多。静坐终于失败了。红铁军不得不撤出泰州。
　　 就这样，王子安利用反动血统论分裂造反派队伍，成功地破坏了红铁军和省泰中红卫队的联合静坐。
　　 当时，黑七类是专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黑七类子女被骂成：黑七类的狗崽子。



十五、“杀”向社会的第一场大辩论：“九、二九”事件

1966年9月29日上午，八一红卫兵绝食静坐县委大院，强烈抗议县委把八一红卫兵定性为非法组织，要求县委书记站出来，承认八一红卫兵为革命组织。当时，县委已经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县委第一副书记丁沐兼任组长。县委另一个副书记徐锦宽亦分管文革。县委设置的文革接待站在县委大院外边，紧靠县委大院的大门。县委大院的位置在县城的东南角。大门朝北。出大门向北一条大路直达东板桥。桥名“东板桥”三个字遒劲活脱，地道的清郑板桥的板桥体。这条大路东侧最南边，门朝西的宽敞的大院，就是文革接待站。1970年以后，深挖“五、一六”期间，臭名昭著的“二0办公室”亦设于此。县委办公室一副主任兼任文革接待站主任。
　　 县委把八一红卫兵打成非法组织不承认其合法性，理由与泰州市委书记王子安一脉相承，即：反动血统论。县委认为八一红卫兵成员不都是红五类子女，是大杂烩。泰州市委运用反动血统论打压省泰中红卫队获得了成功，泰县县委也想靠反动血统论成功打压八一红卫兵。但是，县委打错了算盘，因为我和八一红卫兵只服从真理，不会屈服的。我们的办法是与县委针锋相对，双管齐下：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因为集会集社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力，所以成立群众组织不需要县委同意。县委不肯出具相关证明，八一红卫兵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刻公章和印袖章。我们就找来一块圆木头自己刻公章，一共五个字，“八一”在上边一行，“红卫兵”在下边一行。由于不是内行，字很不规范。袖章上“八一红卫兵”五个字同样大小排成一行，也是我们“私自”制作的。报纸《八一红卫兵》独立编辑，油印免费在社会上广泛发行，从八一红卫兵成立时创刊开始，整整办了100期。二、既然县委不承认八一红卫兵为合法组织，那就必须得承认，否则请说明依据，与我们进行一场大辩论，看看宪法的规定还算不算数。
　　 在县委大院绝食静坐至当天傍晚，一个陌生人找到我，说：“告诉你一个消息。人印厂的工人马上就要来了，找你辩论，围攻你。现正在厂内集中。”人印厂是泰县人民印刷厂的简称，一家国有企业。我对陌生人的这个消息将信将疑，但还是做了准备：我谁也没有告知，默默地退出县委大院的大门，走进文革接待站，因为文革接待站进门就是一个广场，可以容纳千人，便于施展。果然，我刚进文革接待站，一队一队的工人也就开进来了。我请人与我一起从室内搀出一张方桌，放在广场北侧正中。我站在方桌上，向工人宣传我们静坐县委大院的原因、目的和理由，希望工人阶级给予支持。人越来越多，很快就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不仅挤满了文革接待站内的广场，而且，文革接待站大门外的路上也站满了人。我估计有数千人，真正水泄不通。
　　 大辩论很快开始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人站上方桌与我辩论起来。这是一场对我的车轮战。一个讲好后，跳下桌子，再换一个上桌。不过对手们总的意思差不多，都是说县委领导正确，成就辉煌，反对不得。我讲话的重点则是宣传文革的意义，宣传要按十六条办事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令我感动的是，会场纪律特别好，虽然没有话筒，且是露天，但是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任何人起哄。站在离我较远的广场西南角的不少工人，最后竟然在下面一致公开对我表示支持，使得县委组织工人对我的围攻在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激烈较量后以失败告终。
　　 显然，由于时间仓促，县委只是组织工人为其保驾，但是没有来得及作更详细的部署，以至对现场失控。在与我辩论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正好从此路过的溱潼的中学教师，上桌与我辩论帮县委说话纯属出于对党的深厚感情。以后，随着斗争的发展，互相理解，竟与我成莫逆之交。
　　 这是我在文革中走上社会的第一场大辩论。全县轰动。因为参加者数千人，规模大，故被称为“九二九”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