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平：“抢劫援越物资”亲历记

tuffy05

柳州铁路局退休职工　杨建平 （1968年中央发布的《七·三布告》在罗列“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第二条是“胆敢抢劫援越物资”。从行文看，这个“抢劫援越物资”，可是个“滔天大罪”，在其实施中，必定是有很大的后台，有精密的计划，有一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疯狂执行。在看了这篇《亲历记》，你才知道，原来这只不过是柳州“4·22”观点的铁路职工，在被围剿的生死关头，为求生存的一次偶然的行动而已。把这个本来很简单的事件，上升为如此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可见韦国清谎报军情欺骗和蒙蔽中央，干得多么出色和富有成效。
“抢劫援越物资”（应该叫做“截取援越物资”）固然是个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这样的错误是谁逼迫造成的？自1968年春夏之交，当韦国清在全广西实施军事剿灭“4·22”方针时，就在南宁、柳州、桂林这“三点一线”（铁路线），用挑衅的策略，制造事端激化矛盾，挑起所谓的两大派“武斗”的时候，就把这条当时国家的神经——抗美援越的铁路干线打断了，然后乘势把责任强加在“广西4·22”和“桂林老多”头上，终于蒙骗了中央，制造出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七·三布告”，取得了大屠杀的合法性（“七·三布告”，与其说是中央发布的，不如说是韦国清制造的）。韦国清这个“三点一线”的战略，不能说不高明。如果他把这两下子用到当年进攻金门的战役中，就不会把我军的四个团丢在金门岛上了（当时他是攻打金门的十兵团政委）。
说到这里，想请网友们看完《亲历记》后，帮助分析一个问题：既然的军车，又装的是武器弹药，为什么守车的部队，敞开车箱，任人观看，不保密呢？当他们看守的车箱，被人拉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出来阻拦呢？既然柳州站是“联指”武装和农村民兵武装的区域，为什么不用武力协助部队保护好援越物资，听任另一派的人把军车拉走呢？
杨建平师傅是个热心的人，他对广西文革那段历史特别关注，并在退休后四处奔走，收集了很多文革资料，我有幸结识他，是因为他曾两次专程从柳州来桂林找我，对我的博客表示支持，并慷慨地把他所收集的资料，送给了我，这怎不让我对他的为人由衷地敬佩和感谢！现把他写的这篇亲历，抄录如下。——张雄飞）

文革中发生的“抢劫援越物资”的惊天大案，被列入“七·三”布告中的重大“反革命事件”之一。
此事其实纯属偶然，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要上挂下联：又是“黑手”操纵，又月“后台”指使。专案组当时就想方设法的往这个“方向”引、压。
我就是当年的“援越物资”的消息来源及参与“策划”又参加“抢劫”的当事人。为此，我被当作“反革命”关押了七年；宽大后又在单位被“监管”若干年。
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像我们这样的一心要“听毛主席的话”，一心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群年青人，真的是太迷信，太纯情了。这样的“革命激情”很容易就被煽动，被利用，然后又被抛弃了。
六八年初，柳州铁路局的两派群众组织“工机联”与“钢联指”正在筹备大联合。区革筹及广西军区早就有步骤有安排了；柳州市附近的各县的“4·22”派已被全部“清理”干净；柳州城内也是枪声不断、炮声隆隆、硝烟满天；柳州市“造反大军”已被“联指”和民兵武装赶出了柳北地区，躲到柳南的一小片地盘里。我们这一派明显的处在被围剿的境地。十天半月的就会开一次追悼会。我的感觉就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五月二十日，又要到柳铁一中开“练剑明追悼会”。
在会场外，我碰到几个来开追悼会的、同我一个单位的老工人，他们告诉我这个小头目，说是刚才来开会的时候，从柳州站股道走过，看到停着有军车，由于天气热，车门是打开的，有押车的都在车底下躲阴凉；车上装的是这么长，这么宽的绿箱子（他们同时用手这么比划着），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一听，很自然的联想到“武器、弹药”，这个好消息得赶快报告给总部。我辗转找到总部的一个头头（后来知道叫李选凤）照着老工人讲的如此这般的复述一遍。他还是不确信的说：你看清楚没有？不要搞错了，最好再去看确实来。如此一讲，觉得也对；又不好派别人去看，车站是联指的地盘，走过去要冒很大的风险。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自己亲自去。我在路上顺便捡了顶破草帽戴上，走到车站，顺着停军车的股道走了一个来回。暗中观察了车上装的确是绿色的箱子，押车的战士们都没有配带武器。回到铁一中追悼会场，再找到李选凤，如此这般的再把看到的情况复述一遍，李选凤也未作出个确定的答复，只是说了“等到晚上再说”。便各处分手了。联指派的武斗再加上农村民兵的武装，在派性武斗中尽占上风，时时的威胁我们“4·22”派的生存。武装部及民兵的枪自然没有我们的份；驻军、军分区的枪我们再也不敢去抢了；那不只有等联指派来吃掉我们吗？现在有这个军车的好消息，还会轻易放过吗？这么一想，到了晚上，我又急匆匆的到总部去听消息。
联指派骂我们是“乌合之众”，我进到总部感觉还真像那么回事：无人值班，也无人值岗，不凭证件，不论男女老幼閒杂人员，自由进出，很随意的。
说是开会，其实是先到的人，先开始议论，不着边际，没有主题。等到来的人多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头儿拍拍手招呼大家静一静，先把别的话题放一放听听工务段的一个叫什么的，说是到车站看到什么，老李呀，你叫他来讲一讲。李选凤就指我一下：“你姓什么？你白天看的是不是确实？再跟大家说一说看。”我就没有说老工人首先经过车站看到军车的情况，而直接说成是我一个人到车站去看了军车，如此这般的比划绿箱子多长多宽，又再复述一遍。这次到会的人，我都不认识；只是被“专政”后，又经过“清查反革命案件” 后，才认识几个张三、李四的。会上，人多嘴杂，有的说：“这次不要再弄错了”；有的说：“我当过炮兵，这种箱子装的是炮弹”；有的说：“那是炮弹枪了也没用。”有的说：“有不有用，是什么东西，先拉过来看一看再说，没有用再送还去给他。”真正是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最后，是“先拉回来看看”的意见占了上风，也符合我们当时所处的境地。
一经确实“先拉回来再说”，接着就分工：（这时怕事的就推辞往后躲，参加干的人都是自告奋勇的）机务段要派人，派车；调车的，扳道的都找车站。机务段的副司机韦立仁答应去备车并答应开车；车站的扳道员李达道就升格去调车；找不到扳道的了怎么办？我是工务段的，俗话讲“隔行如隔山”，我就翻过山，主动在会上讲：扳道我也懂一点的，我去！这三个岗位的人都找齐了，就可以开始干了。现在看来，这三个人全都是“无证上岗”。
还要明确说明的是：这次开会、抢劫，没有柳州市“造反大军”的人参加。不要把事实扩大、搅混，不能无辜的去连累人家。
我到车站去“扳道”的情节就省略不作“交待”了吧。
大约是21日凌晨三点，机车将几辆军车拉到了柳州东站的冷冻库专用线；打开绿箱子一看，果然是炮弹！并且不知道是什么炮的炮弹。确实很失望的，拉来了，又没有用处，还要落个“抢劫”的丑名。
黑夜里，也不知是谁大声的喊：车上的箱子大家不要乱动，不能拆，都在这里等一下，不要走散了！后面还有东西，等会再去拉了。大约在早晨五时左右，天蒙蒙亮了，机车又拉回八节车箱；打开车门一看，全装的白箱子；打开箱子一看，全装的子弹！众人的那个惊喜劲，难以表述。接着是扛的扛，搬的搬，抬的抬；否认老少、妇孺；有用板车拉的，马车拉的，少数有汽车拉的；任意的搬，不用动员，不用分配，不限数量，不写收条；不问来人，不问去处；叫做“人人动手”，直到搬不动，不要了。听说还剩下两车整的呢。
这就是我所亲历的“七·三”布告里所列的“抢劫援越物资”的“反革命事件”之真实境况。
要说“密谋”、“策划”，这整个的“密谋”和“策划”过程就是这样。
我再次向历史说明：这个“密谋”、“策划”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密谋”、“策划”；这里没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人参加；也没有什么“地富反坏右”暗中行动；更没有什么人“操纵”“指使”。事实这是这样；所以，历史就应该是这样的；历史记载也应该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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