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
（一）“贵州事件”的发生和发现
在以毛泽东为旗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年代，由于多种原因，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贵州省农村发生饿死大量农民的严重事件，被称为“贵州事件”。该事件在1959年开始出现，又称“五九事件”。由于当时的遵义地区（现遵义市）是重灾区，饿死人又最早在遵义县的板桥、泗渡等地发现，故又称“遵义事件”。由于湄潭、金沙两县饿死人的情况特别严重，故又称“湄潭事件”、“金沙事件”。
1960年2月6日，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到当时在建的川黔铁路沿线慰问修路民工，到息烽县就发现饿死人现象。次日，在遵义地区专员何林陪同下，吴实到遵义县的板桥、泗渡后，发现一个大队死了六、七十人，有的全家躺在床上不能动。到桐梓县后，又发现类似现象，意识到事件是全省性的、带普遍性的。吴实打电话向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汇报，何林也挂电话给地委第一书记李书波。因周林在息烽温泉疗养院养病，遵义派人去那里向正在打牌的周林汇报，汇报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周林还说要打完这一圈后再说。听过吴实电话汇报以后，周说“血淋淋的事，还提它干什么。”
（二）贵工师生针对“贵州事件”兴师问罪
贵州工学院机械系65级学生张再兴，贵州省湄潭县人。“湄潭事件”发生时，他还是个中学生，父母亲和侄儿都被活活饿死。他们村民组（当时叫生产队）总人口75人，死亡近半，其中死绝两家。他家所在的村（当时的大队），穆和清家老小五、六个，饿死后埋在一个堆肥坑里，杨银清家四口饿死后，抛在猪圈粪水池内。那时，沟死沟埋、路死路掩随处可见，因为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挖坑埋死人了。
在“文革 ”初期，1966年12月15日前后，张再兴以红卫兵的造反勇气，率先在贵阳市大十字中山西路路口南侧一堵山墙上，针对“贵州事件”贴出街头大字报，列举他家所在的村民组饿死人的数据和名单，认为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是贵州饿死人的罪魁祸首，必须把这些走资派揪出来，为贵州数以百万计的饿魂亡灵申冤。看这张大字报的人很多。
这张大字报也张贴在贵州工学院校园内一份。工学院半数以上学生来自农村，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广大师生中很快引起共鸣，冶金系教师童志权、学生袁昌新、李勇复和其他许多师生积极拥护。于是诞生了“遵义事件调查团”，由张再兴任团长，童志权、李勇复、袁昌新任副团长。调查团的活动宗旨是“弄清事件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揪出“事件”责任人以谢贵州1700万人民，挽回党和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调查团铅印了《告全省人民书》，历数了周林、苗春亭不执行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六条,搞高估产、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捉鬼拿粮”、征购农民的过头粮和兴办农村公共食堂，造成全省饿死大量农民的罪行。
“遵义事件调查团”本着清理历史旧账和既定宗旨进行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所到之处，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民心大快。各级文革领导小组及相关单位也大力支持。“遵义事件”的调查工作进展顺利，卓有实绩。当时觉得“调查团”这个名称还不够“火药味”，又改名称为“贵州事件造反团”。
（三）省地县当事人积极“说清楚”
在饿死人的“五九事件”中，李书波是遵义地委书记、行署专员。调查团一开始就拿他是问。当时遵义地区共360余万人，死亡60万人左右，是贵州省的重灾区之一，因此认为他的罪恶最大。故要他先来谈“遵义事件”的情况。“文革”时李书波任贵州省水电厅厅长，听说要他谈“遵义事件”，他二话没说，就坐吉普车跟调查团到了工学院。1966年12月19日晚上7点，贵州工学院一两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念了毛主席语录之后，李书波就“遵义事件”的情况作了一个小时的详尽介绍。为调查团留下了《“遵义事件”访谈录》第一份资料。后来，李书波又亲笔写过一次稿，与记录稿相互补充印证。
何林在“五九事件”中是遵义行署副专员，1966年12月24日，何林第二位被调查团请到贵州工学院阶梯教室“说清楚”。同李书波一样，他说的更多、更为详尽、更具条理性。这份访谈录是所有的《“遵义事件”访谈录》中最具价值的文章。以后，何林还先后三次给调查团提供了亲笔资料。
第三位是苗春亭。苗春亭在1959年时任副省长，实质上的二把手。文化大革命时，他还在这个位置上。对于调查“贵州事件”，省财办主任李庭桂特别支持。由他牵线，1967年1月1日，张再兴到花溪碧云窝宾馆找到了苗春亭。次日早餐后，有一辆伏尔加小轿车进城，顺便把苗、张二人带到太慈桥。下车后，从太慈桥到工学院还有4公里泥石混筑的乡村马路，又不通公共汽车，但苗愿意步行，他人矮、腿短，走起来很吃力。走到一半处，就有探矿机械厂的“红卫军”正打着造反旗帜迎面走来，高呼着“打倒贾启允、活捉苗春亭”的口号。好在他们并不认识苗春亭，也就擦肩而过，就这样到了工学院“说清楚”。这就有了苗春亭为调查团留下的一篇《“遵义事件”访谈录》。这以后，1967年6月27日，苗又一次来到工学院，再次谈起了“遵义事件”的情况。他说，发生这样的事，责任不完全在省里，还有更高层次的原因。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够胆大的了。
除上述三人外，调查团的被采访者还有：
第四位，张玉环，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农林办公室主任，“贵州事件”时任黔东南自治州党委第一书记
时间：1966年12月21日
地点：贵州省农林办公室
采访事由：有关1959年至1961年“贵州事件”情况
第五位，李庭桂 ， 时任贵州省财办主任。1959年被打成“常、夏、李反党集团”成员
时间：12月24日上午
地点：贵州工学院第二教学楼阶梯教室
参加者：《321111》尖刀兵团、红卫造反团、“九、一五”红卫兵战斗团爆破筒战斗队等共20余人。
内容：“遵义事件”
第六位，杨用信，时任贵州省监委副书记
时间：1967年元月3日21：30~23：30
地点：贵州省委一楼接待室
采访人：贵州工学院教师赵安国、陈昭琼、廖昌明
事宜：了解有关部门“遵义事件”的原因及处理情况
第七位，叶谷霖，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贵州工学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时间：1967年元月3日
地点：贵州工学院5902学生宿舍三楼5号
采访人：“遵义事件调”查团团员童志权、张再兴等十人
内容：“遵义事件”
第八位，谢兆生，时任贵州省粮食厅计统处长
时间：1967年元月7日14：40~16：50
地点：省粮食厅统计处
采访人：赵安国、陈昭 群、廖昌明、华国庆
事宜：有关1958—1961年贵州及遵义的粮食情况及政策
第九位，杨绍荣，时任贵州省供销社副主任，“遵义事件”时任遵义地委副书记
时间：1967年元月7日19：00~21：00
地点：贵州省供销社二楼办公室
采访人：赵安国等四人
事宜：有关部门“遵义事件”前因后果及处理情况
第十位，鸣跃忠，时任贵州省人民银行行长，“遵义事件”时任遵义地委财贸部长
时间：1967年元月11日下午3：00~4：30
地点：省人民银行办公室
采访人：赵安国等三人
事宜：“遵义事件”有关情况
第十一位，欧阳元，时任贵州省人委秘书处工作人员
时间：1967年元月13日下午
地点：省人委值班室
采访人：赵安国、华国庆
第十二位，张一樵，时任贵阳市市长
时间：1967年6月29日
地点：贵州工学院学生宿舍5902-325室
采访人：矿业学院东方红、人民大学三红等3人，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等数人
1967年1月5日左右，调查团分为金沙分团、湄潭分团、遵义分团及遵义总部，各赴其地。这些地方都是“五九事件”的重灾区。到这些地方去的目的就是向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宣传，饿死人的事件主要由周林、苗春亭、徐健生等人负责，不要记在党和毛主席的身上。这对挽救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确实是有作用的。当时，不少干部、群众为调查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遵义分团还在三合公社逐家统计了死人的情况。
“遵义事件”调查团总部，由遵义市文革领导小组安排在丁字口遵义饭店215号等四、五个房间，又给了一套广播喇叭，安放在丁字口百货大楼三楼，天天广播《“事件”真象》和《告全省人民书》。
1967年1月22日，原湄潭县委书记王卿臣，一大早就来到遵义饭店215房间。与调查团总部人员见面后，第一句话还未说完，他就哭了。他说，我亲自砍死了当汉奸的堂叔干革命，而到头来在我手上死了那么多人，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结果吗？当时，张再兴和何传训做记录，王卿臣的动情，也使他们眼泪汪汪。王卿臣说，来之前曾到过地委，地委不同意他同调查团见面。然而，他还是找上门来了，看来他是冒了点风险的，一定是心中有话要说而且是不吐不快，故而也就不顾风险了。
袁昌新率领的分团到金沙以后，去找1959年时在金沙任县委书记的赵广玉算账。赵这时候还在黔西农场。不想此举正合他的意。自“五九事件”发生以后，赵广玉受到开除党籍、判刑劳改的处分。他觉得处分他是应该的，但各账应各清。饿死人的事情是全省性的，省里一个人也没有处分，到底是谁的责任，在贵州省还是一笔糊涂账。旧省委以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手法，让下面的人全部把责任担了起来，而省委主要负责人一个也没有处理，逍遥法外，于理不公。因此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申诉。周林见他不听话，又是打、又是诓，手法使尽了，赵广玉还是不听话，非要省委说个所以然、分清是非不可。1964年四清以后，周林到西南局任书记处书记，就没有人管他的事了。贾启允来任省委书记后，又顾不上跟他扯这些闲皮，所以赵广玉是有话没处说，心情十分烦躁。“遵义事件调查团”的同学找到他以后，其实是为他安排了一次说话的机会，也就一吐为快。他先后两次写了十多万字的资料，又把1965年给党中央的《申诉信》也给了调查团。
1967年1月，原开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尹震环张贴“大字报”申述他在“贵州事件”中的遭遇。尹震环先后给中央写的两封信被转到省、市委以后，周林在省三干会上点他的名：“开阳有个办公室主任，来了没有？你胆子不小，写信到中央告市委！”贵阳市委夏页文书记说：“朱庚申、尹震环你们串通起来和市委作对，哼，我倒要看看你们是啥子了不起的人物。”真是如临大敌。尹震环等在省三干会期间被斗了一二十天。回开阳县后又被斗了一二十天，最后给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劳动锻炼。
尹震环给中央写信不仅为自己惹了麻烦，也给原开阳县委闯了大祸，也给区、社、队的干部都闯了祸。县委书记朱庚申因此调离开阳，开阳县委改组。全县被斗被处理的各级干部不下一千人。
尹震环给中央写信虽然挨了整，但还是起到了好的作用，促成了干部们随后少犯错误，其结果是开阳县饿死人的情况不算很严重。
（四）中央文革、省委和省文革先后打招呼叫停
“贵州事件”是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在“文革”中过问这件事颇有干扰大方向之嫌，因斗争矛头对准的是“死老虎”，而不是正在走的“走资派”。 人们后来发现，“文革”中为大大小小走资派罗织的罪名中，都不见有饿死人这条罪名。
因此，遵义市（现在的红花岗区）夺权，就没有让当时驻遵义的“贵州事件”调查团总部的代表参加，说他们是近于“老保”的中间派组织。因为中央文革认为他们造反过头了。
中央文革对“贵州事件”调查团的活动非常关注，除了由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事员打电话“打招呼”外，1966年12月25日，中共贵州省委给“贵州事件”调查团写信，叫“不要去翻作了结论的老案”。1967年元月19日下午2时在省长李立住地，贵州省文革小组组长李立又接见了“贵州事件”调查团联络员刘福一、廖昌明，当面“打招呼”，说是做了结论的历史，不要翻了。再翻就要犯错误了。1959年李立在河南洛阳任专员，他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例，说吴也是在出了这事后调离工作的。李立还希望“贵州事件”调查团能改个名字叫“农村文化革命造反团”。
上面一再打招呼之后，“贵州事件”调查团的工作随后也就终止了。
（五）大饥荒中贵州全省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大饥荒中贵州全省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贵州事件”调查团从贵州“四清”三干会上得到的数字是160万人。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中国人口科学报》2005年第一期的《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的文章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000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23%。”
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以公安厅党组名义统计上报贵州省委的数字是250多万人。
公安部退休干部晏乐斌1959年至1979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他的同事、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作内勤、统计工作的XXX同志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报上来的数字汇总，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饿死250万人，占全省灾前总人口的14.7%。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此数据还得到时任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长的XXX同志证实。他1980年代后期到北京同晏谈过这一事实。他说，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饿死250万人，这是1962年初，他们治安处根据各地公安机关的治安科上报省公安厅治安处，由治安处汇总，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名义，向中共贵州省委报告的绝密数字，后来得知省委上报中央时，只报了210万人，瞒报了40万人，省委让公安厅也以这个数上报公安部。
贵州省饿死人最多、最严重是1959年至1960年5月，当时，晏乐斌正在省公安厅办公室研究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世杰指派他到遵义专区的湄潭县和毕节专区的金沙县，调查饿死人的问题。当时的湄潭县是大湄潭县，由原湄潭、凤岗、余庆三县合并而成，1958年全县62万多人，1959年至1960年5月，除去正常死亡1万多人外，属于非正常死亡为1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16%，还剩下49万多人，全县死绝户3001户，孤儿近5000人，外出逃荒5000多人，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县城时见贩卖以人肉充当的牛肉，吃死去的人就更多了。后来“湄潭事件”的盖子揭开，省、地组织了庞大的工作组到这里夺权，“整风整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这里开展，都是以“左”反“左”，反“左”的结果是基层干部遭殃，被处理的基层干部，包括杀、关、管、集训、判刑和开除公职等，占60%以上，最为突出的是湄潭县委书记王卿臣判刑劳改，县长兼绥阳区区长容镜被处决。容镜后来被平反。
随后晏又赶赴毕节专区，专署公安处长朱广臣接待了他，并派秘书科和治安科二位同志陪同晏到金沙县调查。晏在安洛公社安洛大队了解到，该大队有一个生产队共29户人家，共152人，除一人在贵阳钢铁厂当工人，一人在习水县习水造纸厂当工人外，其余150人全部饿死。后来到1961年底1962年初，金沙县饿死人的盖子揭开之后，那三年全县饿死了8万多人，县委书记赵广玉自己讲饿死了4.7万人。后赵广玉被逮捕法办，判处徒刑8年，投入劳改农场改造，后平反，被安排到铜仁地区工作；县长王国民后因骑马摔死，未追究其责任。
1960年12月至1961年5月，晏随公安厅办公室主任刘世杰到六盘水地区的水城县参加整风整社工作，经过工作队搜集了解，1959年至1961年5月，全水城县饿死8万多人。后来县委书记刘福臣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附件15）
（六）贵州饥魂亡灵有《墓碑》
针对“贵州事件”，贵工师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做了大量调研工作，采访了数十位当事人，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记录了人祸、黑暗和罪恶，由张再兴编撰， 昆明陈安民先生印刷，形成了一本包括《“遵义事件”访谈录》在内的《贵州事件调查资料集》，51万字，这是凝固的记忆，虽尚未正式出版，但也可称之为贵州饥魂亡灵的《墓碑》。
《墓碑》，这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专业的新华社高级记者、著名学者杨继绳写的一本书，分上下卷共110万字，其副题是《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大跃进年代的大饥荒，在全国是普遍性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都是重灾区。湖北省浠水农村出身的杨继绳，其父亲就是在大跃进大饥荒时饿死的。杨继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写出了这本在香港出版的书，书中确认大跃进大饥荒年代全国饿死3600多万人，他把他的这本书当作全国这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愿他们能因此得到安慰。这一著作已经被学界不少知名学者认为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
杨继绳2002年12月也到贵州省档案馆查过贵州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并开列出一张30份资料的目录清单，拟带出但未获准许，他把这张单子也列入了《墓碑》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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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1 23:5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