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生蝶 “文革”中的长沙知青运动——记我的“文革”经历

庄生蝶

“文革”中的长沙知青运动

——记我的“文革”经历

中华民族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中国的历史是许多事件和细节被不断篡改遗忘的历史，有时甚至是近在眼前的事件，也被有意地选择遗忘。例如“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

作为世界当代史上一个非常特殊历史事件的“文化大革命”，在发生地的中国大陆，许多曾亲历其中的人，都选择了遗忘。至于未逢其时的年轻人，头脑里则更是一片空白。

但是，一个选择遗忘的民族，一个没有清晰历史脉络的民族，是没有什么希望可言的。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我们有必要用自己真实的记录写出铁与血样的证言。这是我们的责任，否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不可能得到救赎！

“文革”期间下乡知青的反迫害、反歧视运动，曾在许多大中城市搞得如火如荼，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但是，时至今日，即使是在非官方的文革记忆中，也鲜见有人提及。通常被记录的是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后，前红卫兵的上山下乡运动。于是有了“老三届”的称谓，有了《蹉跎岁月》、《血色浪漫》之类的描绘，好象一场有上百万人参加，搞得轰轰烈烈的历史性运动从来没有发生过。

其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有过“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至六十年代上半叶，就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我是亲历其中的人，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几乎全程参加过许多长沙知青组织的活动，有过刻骨铭心的感受，因此觉得有必要厘清那些事实，记录一些历史事件，这是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据不完全统计，“文革”前的下乡知青，在全国已达120余万人。以长沙市为例，成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当时的知青标兵瞿泰安、邓云玉就是那时树起来的。到了六四、六五年，更是达到了每年数千人的规模。到“文革”爆发的六六年，全市累计下乡的知青超过1.5万人。这对于当时人口仅七十余万的长沙市，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足以牵涉到千家万户了。

庐山会议后，六十年代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不断强调。阶级路线在学校招生时被逐步强调为最主要的原则。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渐次排挤出升学行列。尤其是升大学，到了一九六四年，已经到了“出身有问题者”几乎全部不予录取的地步。

我的父亲，一九四九年以前在战乱中经历特别复杂，他既曾是抗战初期新四军第一期干训班学员，又前后在国民党余济时、王耀武、李觉部队干过，当过国统区地方抗日游击队大队长。抗战胜利后即脱离军队，从事教育与医务工作，但仍逃不脱肃反时的牢狱之灾。虽然后来平反出狱，但我的档案内，家庭出身一栏仍被内定为“历史反革命”。

正因为父母亲的历史问题，使我很早就感受到因家庭出身所导致的歧视。虽然各科成绩始终很好，但对于升大学，却早已作好了自动出局的思想准备。高考未被录取的消息之于我是被自然而然接受的，并没有太多的失落感。对于上山下乡，我也早就作好了思想准备。这并非什么思想先进，而是因为看透了当时的现实，厌恶了学生中的那种阶级斗争氛围，所以选择了坦然接受。老实说，自那时开始，我就看不出自己在城市里会有什么前途。

我们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下乡的，记得当时长沙市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在青少年宫召开大会，市里领导亲临作动员报告，并在五一路等主要街道游行，全程拍电影记录。一派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景象。到了火车站，高音喇叭里反复播出的是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那歌声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听吧，战斗的号角吹响警报，整顿行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团结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在当时的情境中，听到这样的歌声，的确心情激动、热血沸腾，有种想为国献身的冲动。不过后来的遭遇却使有的同学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中国，凡是敲锣打鼓的事都不要去凑热闹！”

但这一切都是正式启程之前的演练，拍电影是为了做宣传用的，列车的启动，车窗前的告别，被反复拍摄了几次，绝大多数当事人，也的确被煽动得情绪高涨、斗志昂扬。而到了第二天真的出发，来送行的只有亲人和朋友，大多数是执手无言，或反复叮咛，甚至相拥而泣。火车开动后，车厢里女生哭声一片。

那几年长沙知青下得比较集中的是江永、郴县、靖县，我去的地点是郴县，住在县委招待所，具体落实安排时，我主动选择了插队落户。因为在学校时我就下定了决心，要象艾芜的《南行记》时那样，义无反顾、置之死地而后生地去亲历、去感受、去体验，去经受磨炼。因为我那时坚定地相信高尔基《鹰之歌》里的呼唤：“赞美勇士的狂热冒险精神！勇士的狂热冒险精神，是生活的真理！”虽然后来的生活经历坎坷，历经磨难、频遭打击，但是这种信念使我能免于沉沦、坦然面对。这大概也算是我个人的“精神胜利法”吧。

插队地点是板桥公社红金大队焦塘生产队。那是一个坐落在南岭山脉高山下的村庄。当时的板桥是全省插队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每个大队都有知青。红金大队十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有知青十人以上。与我同组的有同班好友梁瑞祥和长沙四中的两位女同学。另一知青组六人，是先我们一年下的。

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也的确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自己的行动中。不但全面地学会了从生产到生活，农民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与技能，比如犁田、耙田、插秧、割禾、伐木、烧窑等等，而且拜著名民间草药医生为师，上山采药，认识了当地的大多数草药，并当上了生产队的副业组长、赤脚医生。晚上还到一些会唱山歌的社员家采风，记录当地流行的民歌。总之，生活过得充满情趣，有滋有味。

因为父亲经常给我寄来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报，当时我还真有点“身在农村，心怀天下”的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感到好笑，但当时却的确是部分知青的心态。

到了1966年，“5·16”通知以后，“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长沙发生“八·一九”事件后，形势发生大的变化。红卫兵运动开始了。作为“有历史问题”的父母，首先受到冲击，学校也停课了。我的同班同学邹荣森回长沙观察运动，父母便将正在念小学的五弟、七弟托付给他带到生产队。两个弟弟一直住到年底，秋后结算了才和我一道回长沙。这是自1965年9月下放郴县后我第一次回长沙。

回城后不久，与邹荣森一起参加了知青组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该组织总部设在省农业厅内。我们的另一位下放湘潭的同学言立，是该组织的“司令”。

又不久，我们一些兴趣相投的朋友，另组了一个“湖南省下乡知青联合调查团”，并很快开赴岳阳地区。

当时目的非常明确：

一、在下放知青中进行串联宣传发动，成立广泛的知青组织；

二、调查知青生存环境、生存状态，掌握第一手材料，为以后的宣传鼓动作好准备。这和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思路是同出一辙的。

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基本以高中毕业生为主，凭着自己满腔的热情，一心扑在调查发动的工作上，召开了多次动员会、座谈会。足迹除了临湘的黄盖湖农场、平江的时丰茶场等岳阳地区知青集中地以外，也顺便去了湖北的洪湖与赤壁，与当地的武汉知青进行了交流。

在全国大串联的背景下，下放知青的串联是最具亲和力的。因为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家庭背景，尤其是受到迫害和侮辱的知青，更是把我们当成了亲人和救星。有些遭到干部侮辱强奸的女知青，克服了羞涩和心理障碍，向我们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

由于工作开展得好，六七年春节没有回长沙，除夕的会餐地点在岳阳地区招待所。当时那热烈而亲和的气氛，至今仍经常萦绕在心头。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到处在鼓动搞红海洋，结果岳阳楼也被漆成了一片大红色，长江边的赤壁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记得拜风台内的一位道士担心道观被砸，我们则劝慰他说：“中央对文物古籍的保护已下了文，如果有人要砸，你可向他们讲说中央的精神。”

其实我们自己也处于混混噩噩的年龄，但由于已经有了初涉社会的生活经历和知青的身份，使我们能相对隔绝于当时的政治狂热，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从而开始了自己始终关注社会的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后来，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下达，对以湘江风雷为首的造反派的镇压开始了。我们匆忙地结束调查工作回到长沙，象似做了一场梦一般。

虽然结束了紧张而热烈的组织生活，却仍对“文化大革命”满怀着关注，经常穿梭在长沙的大街小巷、到学校单位看大字报，观察形势变化。后来看到一时扭转无望，才又回到农村去种田。

回到队上仍当我的副业组长，主要负责种棉花、西瓜、水果。由于长期接触剧毒农药1059，虽然采取了防护措施，却仍导致了农药慢性中毒，终于在端午节后回到长沙。

其时长沙正是“六·六惨案”之后，造反派与高司派打得不可开交。我回到河西的家里，父母给我进行排毒治疗，一段时间整天在家昏睡。恰恰是那段时期造反派与高司派武斗上升为真刀真枪的战争，是我的疾病使我逃离了那场武斗。

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决定下达后，造反派打过了河西。在那种形势下，下乡的知青又开始大批返城。各种知青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并向官方争取到每月发生活费的待遇。而我因为有了66年参加组织和运动的经历，融入群众性“众神狂欢”的渴望，便成了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正好身体渐次恢复，于是参加了大专院校造反司令部下属的红一线造反团。

红一线造反团是以江永桃川农场万正凡为“司令”的一个知青组织。六六年在农业厅时我就已认识他，这时的红一线已今非昔比，既有了自己的武装，又有了文艺宣传队，并开始出版铅印对开版的“红一线报”。

但自从有了岳阳调查团的经历后，我们几个调查团的铁杆弟兄，还是愿意独立地进行自己感兴趣的文字调查工作。于是组建了以黄萍根为首的“湖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斗批改调查团”，总部设在省委招待所。之所以叫“斗批改”，主要是想在立足于斗争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收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以后的上山下乡找到一个好的安置形式（当时各地都有上山下乡知青安置办工室）。

知青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歧视和经济上卸包袱的问题。所以在“文革”期间的某些极“左”派的口中，变成了“纯洁城市人口的战略举措”。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时期将金边100多万人口几乎全部清空甚至屠杀掉，然后输入“纯革命人口”，便是这种思想输出国外的一个极端版本。

当时的省委招待所，已经成为“众神狂欢”的一个中心，各种“总部”林立。知青组织除了“斗批改”外，还有“反迫害”等。正是由于处在这个“众神狂欢”中心的地位，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组织的人员，其中包括全省的造反组织领导人。例如道县因大屠杀事件而上访的“革联”、“教联”代表、邵阳的下乡知青组织“1079”部队及“小兵”司令部领导成员。尤其是“小兵”司令部成员在志趣、思想等方面，我们都谈得相当投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这些组织的成员，决非是被妖魔化的打砸抢人员，而是一群有抱负、有理想，斗争方式相当理性而策略的年青人。

在“众神狂欢”的形势下，长沙的知青组织搞得如火如荼。比较大的组织有“红一线”、“反迫害”、“山鹰战团”、“红农会”、“斗批改”，以及后来由我们几位同学发起成立的“长沙市中学毕业生红旗联络站”（简称“中毕红旗”）等。

以上组织都出版过自己的铅印报纸。由于在红一线参与办报的经验，后来的《斗批改》报和《中毕红旗》报，我是主编成员。从组稿、排版、跑印刷厂、校对到印出来后拿到大街和车船码头去卖，都曾全程参入。

“斗批改”和“中毕红旗”曾先后在长沙市最繁华的黄兴路，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贴对联活动。当时几位战友你一联我一联，很快撰出了大量以知青生活为内容，俱有强烈反迫害、反歧视、争人权意识的对联。

知青组织人才济济，搞书法的、画漫画的、刻版画的，一时间是轰轰烈烈，蔚为壮观。

而看对联的群众有的被感动得流泪；有的义愤填膺；有的摇头晃脑地欣赏甚至提出疑问，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伢子怎么写得出古文书法根底如此深厚的对联来？

于是有的同学当众在大街上摆上桌子，即兴挥毫写起来，引得群众啧啧称奇鼓掌凑兴，一时间气氛相当热烈。这种宣传形式，可以说是我们的独创，在长沙市被模仿并一时形成风气。

长沙各知青组织的最有影响的一次统一行动，是悼念王百明等十位被杀害知青的追悼大会。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在湘南地区暴发了以道县为发源地，波及江华、江永、零陵、宁远、新田、兰山、嘉禾、桂阳、临武等县的杀人事件。“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掀起了那次长达两个月的杀人狂潮。被杀人数至今未有确切统计，但至少数以万计。

被杀对象主要是所谓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男女老幼概莫能免。杀人形式之五花八门，杀人手段之残酷惨烈，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因为这次杀人狂潮是在极端阶级路线的鼓动下发生的，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个群体又大多出身不好，王伯明等十位知青的被屠杀明显是这种政治歧视的结果。这种带着“阶级斗争”色彩的大迫害、大屠杀，是一种整体氛围下的产物，从而也导致了知青的大逃亡、大返城。

被杀的江永知青，有我三中的上届校友王百明，另外九位知青则下放在零陵前进公社。

知青战友的集体被屠杀，激起了知青们同仇敌忾的感情，当时全长沙市的知青组织都行动起来，统一成立治丧委员会。在黄兴路的燎原电影院设立了灵堂，各知青组织的头头都成为治丧委员会成员。印象深的记得有红一线的万正凡、反迫害的万力、山鹰战团的陈立主、斗批改的黄萍根，我以“斗批改”、“中毕红旗”双重身份参与组织操作全过程。各知青组织在人员物资方面全力支持。

因为王百明在三中读书时组建过“红云诗社”，而“红云诗社”曾被打成“反动组织”，我们以“中毕红旗”为依托，另外成立“红云诗社平反小组”，办公地点设在如意街派出所内，由同学邹荣森等人实际操作（邹在校时也曾由于办“蜜蜂刊”而被全校批判）。

治丧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紧张而有序，沉痛悲哀中透着热烈团结的气氛。红一线的街头活报剧《怀抱战友》，从主题曲作词、谱曲到演出，全部是知青。大型控诉题材的版画，由我的同学蔡明曙创作，贴满了全城。

游行开始时，我特地安排同届残疾同学周俊麟拄着双拐，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周同学因出身问题，虽有三肢严重残疾，三千余度的高度近视，仍被下放到市郊综合农场参加农业劳动）。

游行队伍从燎原电影院出发，经五一广场、南门口、天心阁、火车站，几乎绕市中心一周，最后回到五一广场。沿途许多兄弟组织的乐队，在五一广场、南门口等重要地段响应，群众观看和放鞭炮的人山人海，络绎不绝。

游行结束后，所有的花圈被丢弃在五一广场的花坛里。据说后来这次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其原因是该地址已被定为修建毛主席光辉形象塔的地点。

那次追悼会，组织之严密，步调之一致，规模之盛大，表现形式之丰富多彩，社会响应之广泛，气氛之热烈，影响之大，在长沙市是空前的。

在造反派组织被妖魔化的背景下，社会上有些人对知青组织也有误解，有人甚至认为知青组织是只造“经济反”和“户口反”的组织。而我以自己全程参加长沙知青组织活动的经验，知道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在六七年八月份开始全面武斗的背景下，省军区的武器库被打开，各种造反组织纷纷成立自己的武装。作为有一定社会生活经验、组织性纪律性强而又年轻有活力的知青组织，完全有条件比长沙青年近卫军和长沙青年等团体组织更强大的武装。但据我所知，长沙的知青组织只有红一线、反迫害、山鹰战团拥有少量武装，而且在“9·5”命令后马上将武器上缴了。

正是因为长沙知青运动的这种组织规模空前，斗争形式丰富多彩和理性的表达形式，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才有了后来全国知青组织长沙联席会议。

我是那次会议的参加人，整个座谈会的许多细节因时间关系已记不清楚，但是一些重要情节我是印象深刻的。

其一是参加成员的广泛性。全国许多大城市的知青组织都派领导人来参加；其二是作为发起人的刘锦长以及后来因此次座谈会而产生的杨曦光的《知青运动考察报告》。

刘锦长是《湖南文化革命大事记》中唯一点名的“五·一六”份子。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孩，齐耳短发，白而微胖的圆脸，戴付眼镜，文质彬彬，发言却慷慨激昂而有条理，具有一种群众领袖的气度。

杨曦光（杨小凯）因此次会议而产生的《知青运动考察报告》与所谓省无联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向何处去》，是造成他全国扬名并遭受十年牢狱之灾的最重要的“罪证”，在当时的确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作为我们这种社会边缘人的知青，对前者更是有一种特殊的亲和感。杨曦光那种对形势和事件分析的宏观视角，就很对我口味。

对于那次座谈会的组织内幕，我当时不得而知。但是就其组织发起的全国性，参会成员的构成，以及目的的明确性，结合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推测那次会议是应该有大背景的。首先是刘锦长的“五·一六”成员的身份。“五·一六”兵团事件作为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是与所谓“二月逆流”“怀仁堂”事件分不开的。它可以联系到党内最高层的理性力量与文革派的较量。“五·一六”分子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成员组成，决定了它的背景。

记得“九·一三”事件后，结合对林彪集团的批判，宣读了其纲领性文件即“五七一工程纪要”。文件中有要将下乡知青作为重要力量加以利用的表述。我记得当时许多知青私下里说：只要林彪愿意用我们，我就愿意为他赴汤蹈火。

由此可以看出，下乡知青由于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原因，已经完全游离于当时的主流社会之外，成为社会边缘人群中的重要人群。

当国家处于动荡混乱时期，参予国家权力角逐的各派政治势力已经在考虑利用下乡知青这股力量。因为这股力量，年轻而有朝气、有文化而经历过生活的磨难，阅历过社会且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尤其是容易形成较严密的组织性。

综上所述，我推测，当时的长沙知青组织座谈会，对于其组织者来说，是一次具有政治远见的战略准备。后来在对省无联进行打击时，有的知青组织头头也在被抓之列，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点。

只是在当时个人崇拜狂热中、政治上一边倒的大背景下，文革的主流派，始终未给予文革非主流派以反击的机会，从而使这类举措只能胎死腹中罢了。

当时许多外地与会的知青组织代表的发言，主旨表示就是到湖南来取经，并欢迎我们去他们那里“传经送宝”，于是便有了赴外地传授经验小组的产生。我和黄萍根等斗批改的战友与红农会的孙天南、高长国等组成了赴广东的小组。

临去广州前，最后一期《斗批改报》编辑完成，清样已经出来，只等着付印了。但留在长沙的同仁们，可能是出于对形势的考虑，最后从印刷厂抽回稿件，终止了印刷。

我记得那是内容相当充实的一期，尤其是编辑部同仁周永生的短篇小说《叫她怎么走呢》，写得非常精彩。

小说以一位江永女知青的真实遭遇为题材写成。（她出身不好，自幼失怙，独自下放到生产队后，生产生活的艰难、生理心理上的极度无助。当时队上一个在旧军队中当过兵的老单身汉，通过劳动上的照顾，生活上的关心，亲近了她……）

故事是从一对年龄差距很大的男女，到公社办结婚登记展开。通过倒述，介绍了她的知青经历，最后是公社秘书拒绝办理，说要研究请示。从办公室出来，老单身汉催着她回家，女知青感到一片茫然、绝望和无助感攫住了她，使她呆立在公社的院子里。最后点题：叫她怎么走呢？

我认为这是一篇短篇小说精品，故事结构紧凑，叙事跌宕起伏，语言简洁精练，由一个特例反映出当时知青普遍迷茫无助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完成了从具象到意象到象征的全过程，堪称是具有典型符号意义的文学作品，其题目从文本字面象征意义的精确性来看也非同一般，所以记忆特别深刻。

报纸被中止印刷，是一种遗憾，但也是一种幸运。以当时的专制思想环境，这样的作品一旦出笼，必然会遭到无情的打击，作者和参与者都将难免牢狱之灾。

到达广州后，住在沙面的农垦厅招待所，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然后是协助他们办报纸。从组稿、编辑，一直到出主意搞纸张印刷，我们都全程参与。后来还赴增城等广州知青下放点去考察过。知青间的友谊真是一见如故，亲密无间，体现了一种浓浓的战友亲情。那种热烈而充满激情的生活，那种团结友爱，命运与共的感觉，至今仍在心头。记得当时我们同时赴穗的还有武汉知青，在共同北返途中依依不舍之情尤历历在目。

从广州回来后，明显地感受到政治空气的冷却，感觉到毛泽东要收网了。虽然三忠于、四无限的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但社会性的组织被逐步取缔。在打击省无联的运动中，下乡知青组织也在被取缔之列。

一九六八年，组织被取缔后，很多下乡知青因为道县屠杀风潮的歧视迫害余波并未完全平息而不能回农村去，因此滞留城市的不少。迫于生活压力，很多知青干上了诸如挑土、推板车、搞装卸等临时工，甚至有人拾破烂度日。我和同学邹荣森、吴罗生等就到码头上搞过装卸工。

记得一次在新河，从船上卸水泥到仓库，大家为了多挣一角钱一包的工钱，象抢食一样抢着背，有人被从木跳板上挤掉到河里，而货主着急的却是那包掉在水里的水泥。拿到工钱后，大家看着混身水泥的狼狈相，相互取笑的情景，至今尤象是在眼前。

后来，迫于城里越来越浓的政治压力，知青开始逐渐返回农村。我返乡后在队上出工，九月九日因为几个在当地参加运动的知青被抓，我参与营救，结果正碰上全省性的“九·九行动”，因而撞入网中，领略了“千条万条、贫下中农的锄头扁担第一条”的滋味。当时他们用浸足水的新棕绳捆我，导致手臂上留下的黑疤痕十余年后才渐渐消退。

记得在郴州城里，我和一位县委书记关在同一间号子里。他看我被打伤得太厉害，在安慰之余，还教导我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不要因此而心生仇恨，当时也的确起到了安慰我的作用。

由于在社员中的口碑一直很好，且又从未在本地参加过运动，因此大队书记王存品亲自出面营救我，所以没关几天就被放回生产队，在养了一段时间伤之后，又开证明让我回了长沙。

谁知祸不单行，因为我写的有关残疾同学周俊麟悲惨遭遇的文章（其中附有周同学穿短裤背心的照片）在《反迫害》报的头版上发表，而“反迫害”组织的知青将该报在广州市发卖，导致流入香港，据说境外慈善组织为此捐了一笔不小的款项。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这是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据说省里为此对我设立了专案，由省动力机械厂驻长沙市三中“工宣队” 负责具体审查。

“工宣队”将我带到三中，由老师中的积极分子协助轮番审讯，要我交待“中毕红旗”的组织情况，以及下乡同学冲击档案室的过程，重点还是落实周俊麟的有关材料怎样被流出境外的问题。因为我从来不是“反迫害”组织的成员，也未参加《反迫害》报的编辑出版，因此我只承认经手过有关照片的拍摄及材料的组织，而材料交给《反迫害》报的编辑后，我就一概不知了。可能是看到在“罪行材料”中找不到太多具体“罪证”，也可能看到我已被打伤得太厉害，加上插队知青的社会身份和生活处境，离牢狱实在也差不了多少。“工宣队”的师傅有同情我的倾向，经过一段审查后，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家养伤一段时期后，父母决定让我去故乡绍兴姑妈家避难。在绍兴居留近一年时间里，我第一次较充分地领略体味了故乡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氛围，有了一次对人生进行反思反省的机会。后来从浙江回到郴州乡下，于是有了几年埋头读书的时间，那几年与同学胡琳（胡天仁）、李宗元等一道读书讨论切磋的经历，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思想苦旅，在仍然严酷的思想环境中，也产生了一些形式不同的小诗，后来被编成了《云影集》。

以上这段记述就是我作为一个上山下乡知青的个体，在“文革”运动中的经历。在记述将要结束时，我禁不住想进行追问：

中国大陆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历史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共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至今未有人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我自知这样的宏大题目不应是我等草民该置喙的议题，但历来的臭脾气总是促使我作出这类的追问。

但作为上山下乡运动亲历者，我们至少可以追问：“文革”对于我们这个群体意味着什么？

作为个人的感受，我觉得“文革”虽然使我们历经坎坷、备受磨难，但终究是它的发生，致使我们开阔了视野，不再坐井观天。后来的发展也背离了发动者的初衷，从而也改变了这个群体的人生轨迹，使我们不至被改造成背负着家庭出身原罪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

后来无数的知青由于恢复高考、由于大返城、由于开放国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其实也与“文革”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不无关系。

“阶级斗争理论”这个人类文明史上最邪恶的理论，也终究在历史的潮流中被无形地抛弃了，但是我们是否应该从根子上清算这种理论呢？对它所造成的历史罪恶，是否应该进行认真清理呢？至今未有人给予认真的回答！



作于二OO六年八月文革四十周年

hachen

文章很好。那些提问都是很有意义的。

csxiangqian

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