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我当年研究“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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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研究“上山下乡”

张扬

我于1965年9月10日从省会长沙“上山下乡”到浏阳县大围山区。当时县下设区，区下是公社（区和公社的区划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乡和镇）；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相当于今天的村）和生产队（相当于今天的村民组）。当时的大围山区（地域即今大围山镇和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分东门、中岳、白沙、大围山四个公社。我们知青组最初8人（男3女5），在中岳公社南岳生产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落户”，我们知青组后来人数有浮动（“病退”1人，从别的知青组和江永转来2人，均为男知青）。女知青先后都嫁人走了，多数从此不见踪影也不知音讯，但户口仍在中岳公社；男的嫁不出去，只好待在这里，但只是户口在这里，多数人“倒流”城市当“黑人”（没有城市户口而待在城里的人当时被称为“黑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知青）。譬如1975年1月我因写作《第二次握手》在书塘生产队的土砖屋里被捕时，同组9名知青只有我1人“留守”。
书塘生产队位于从浏阳到东门的公路的中岳桥边，距东门数华里。这条公路2005年改建成宽阔的高等级公路，称浏东公路；那座横跨小河的混凝土公路桥也改宽改长了，仍叫中岳桥。
建国后政治运动不断，1963年后又鼓吹并实施“阶级斗争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与我们“上山下乡”的几乎同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称“四清”）工作队也来到浏阳。当时搞大型政治运动因牵连人数多，地域大，便采用拉长时间，分期分批，派这里的人整那里的人，派那个单位的人整这个单位的人的“策略”。譬如进驻大围山区的工作队，就是由攸县人组成的。“社教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每天批斗“走资派”和“四不清干部”；所谓“四不清干部”包括大队干部和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出纳等，他们其实都是农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浏阳和大围山区的“社教”刚开场，“文革”便于1966年5月、6月接踵而至。当时的浏阳、特别是大围山区算是僻远地区，但运动不是不到，只是迟点降临而已。
“文革”的打击对象是“走资派”，这就跟“社教”重叠了；“文革”还要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连工作队也晕头转向了。因为我们这里的“社教工作队”被指定“留下来搞文化大革命”，而“派工作队”是“文革”初期“资反路线”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于是浏阳和大围山区的社教工作队匆匆撤走。1966年秋，社会上的无政府状态更加突出，知青大批“倒流”城市。我也返回长沙，大约在1967年初参加过一个叫作“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湖南总部”的知青群众组织。其头头名余志成，是长沙郊区什么林场或农村的知青，精力充沛，很有些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上个世纪80年代，听说他成了长沙市岳麓公园管理处员工）。
当时在长沙大大小小知青组织有好几个，但是，它们除纠集过几场针对农垦局“走资派”和街道办事处干部的批斗会外，没有什么“作为”。批斗农垦局官员，是因为当时“安置城市闲散劳动力办公室”（简称“安置办”）在省级以上附属于农垦部门；批斗街道办事处的人，是因为当初是由他们直接动员和驱赶青年下乡的。
我因身体不健壮，结识的人不多，社会交往方面不活跃，因此更无“作为”。紧接着1967年2月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造反派群众组织（另有一派叫作“保守派群众组织”）遭遇严重打击纷纷瓦解，各知青组织无形中烟消云散。——这里有一个奇怪现象，即全国范围内几乎一切地区、一切部门和一切领域的群众都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1968年语），但在众多的知青组织中却并不这样，它们的观点、提法和做法基本上保持一致。
“二月逆流”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像很多男知青一样，在长沙与农村之间往返；直到当时，大围山受“文革”冲击仍然很少，还算“安静”。我带着两个因为“停学闹革命”而无书可读的弟弟回到书塘生产队，过了一段悠然的生活。
“二月逆流”很快被“粉碎”，从1967年4、5月份起“文革”重起高潮，而且越闹越凶，到6、7月间武斗已不止于拳头棍棒，而是开始真枪真炮了。按照“规律”，这种“高潮”会延后一段时日才传来浏阳。这时，我带着两个弟弟回到长沙，像很多人一样每天无所事事，像看戏般看“文革”，听关于武斗的各种消息。这时涌现出几个新名目的知青组织，其中一个叫作“反迫害总勤务站”——“勤务站”是“二月逆流”后一些群众组织的时髦名称。听说我的朋友许九皋在“反迫害”当“司令”。
许九皋是中岳公社赵湾大队的知青，文化不高，出身孤儿，成份“城市贫民”，在充斥着“黑七类”的知青中，这就算是很优秀的家庭出身了，也是因此而被举为“司令”的。“反迫害”总部设在“省委接待处”（确切的名目是“省委招待所”，在省委大院西南侧，至今仍保留原名，也仍在原址）。有一天我去看许九皋，他见了我很高兴。他认为我的文章写得好（他是《第二次握手》原稿最早的读者之一），力邀我参加“反迫害”的工作，让我“写文章”。
两三天后，我决定参加“反迫害”，“写文章”。那里多是江永知青，我都不认识。我住进一个带卫生间的“单间”。
“文革”初期的1966年秋冬，各知青组织的口号和行动局限于控诉“资反路线”对知青的迫害、歧视之类；“二月逆流”之后的1967年夏秋，各知青组织直接以“反迫害”、“反歧视”等名目出现了，但口号和行动上调门更高，出现彻底否定“上山下乡”的新动向，满街刷着“批判”和“控诉”“刘氏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标语。乍一看，连我都有点吃惊，觉得这岂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胆大包天吗？“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嘛，怎能“彻底否定”呢？我想不明白，身处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文革”大环境中，虽然各种标语、口号和文章铺天盖地，却没人从理论上分析和论证“彻底批判刘氏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
“许司令”让我“写文章”，却没指明写什么文章。我想，这是个知青组织，而知青是“上山下乡”的产物，那么，可以写关于上山下乡的文章吧。因此，当他们问我需要什么时，我便说送些关于上山下乡的材料来吧。几乎所有的知青组织都叫出了“彻底批判刘氏上山下乡运动”的口号，那么我不妨“专题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文革”中抄家成风，包括冲击和“查抄”各党政机关。在我到“反迫害”之前，他们已经抄来成堆文件，很多是所谓“内参”“密件”。我记得有几百上千份，主要是从省农垦局、“安置办”之类机关单位抄来的，也有从省委办公厅、省人委（即省政府）办公厅、省农业厅等单位抄来的，都跟“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和知青状况直接间接相关，奇怪的是被堆放在这里，好像还从来没人看过。我对之产生很大兴趣，埋头其中，每天研读。
我的“专题研究”刚开始，但见长沙满街是“永向东”的传单《造户口反无理》。“反迫害”的“常委”让我写一篇反驳文章。
“文革”之前，“常委”这个字眼很少出现在公开报道中。“文革”开场，中央副主席只剩一个林彪，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他4位副主席和总书记邓小平等都挪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长串名单中，还新增了一些常委。“常委”这个字眼从此突出。各群众组织竞相仿效，都有了“常委”。
“永向东”的全称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看这名目就知道他们的“策略”水平肯定远高于其他群众组织。1967年夏的全国形势非常混乱。大量知青“倒流”城市，一些人强行上城市户口，据说加剧了混乱。于是《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反对和企图制止知青“造户口反”，动员他们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永向东”紧跟形势，满街张贴《造户口反无理》的传单。
知青组织虽然也是“群众组织”，不过因知青社会地位低下，他们的组织在所有群众组织中也地位低下。但知青来自千百万社会底层的家庭，知青命运牵动着千百万普通人的心；所以同情他们的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永向东”的表现使很多知青和家长感到气愤。
我写出了约七、八千字的传单稿《评〈造户口反无理〉》，点名批驳“永向东”，为知青“造户口反”的行动辩护。这时的我还不能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只是从知青受迫害的角度出发，大意谓迫害他们的恶人都在城市里，因此他们有权回来造反，等等。这时的我还不认为广大知青有朝一日果真能把户口迁回城市，只是论证他们目前“造户口反”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
“反迫害”“常委”万力（原名万叔达，江永知青）在原稿上“批示”：“铅印8000份。”
“文革”之前，中国的权力运作程序中虽然经常有“批示”，凡事经常以“批示”为准，但这种东西很少公开，群众也很少听说这种东西。引以为据并公开执行的还是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直至“文革”初期，毛泽东的话全成了“最高指示”，其中很多是以“批示”形式出现的，“批示”这种东西才流行开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前些年我为此写过一篇杂文《“批示治国”》，指出正确的方法是“依法治国”。
按照万力的“批示”，立刻有人送去印刷并上街张贴。我在长沙的大街小巷看到，很多人翘首阅读。因为文字较好，逻辑严密，更因为说出了千千万万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的心里话，这份传单当时影响甚大。
接着，我继续埋头研究那些材料，总数达几十万字。很多是反映知青在农村、农场、林场、兵团受迫害的材料，这类材料比较容易激发感情，我经常一面看一面独自泪流不止。从这些文件上能看出城市经济深陷困顿所面对的人口、就业、升学和社会犯罪等等压力，看出“上山下乡”在本质上不是政治行为（即不是“革命行为”和“青年运动的方向”），而是经济行为；“上山下乡”的真实原因是城市人口压力巨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低下……
因为是“劳动力”，所以国家和省一级“安置办”附属于农垦局，县、市一级“安置办”则附属于劳动局，某些县市的“安置办”干脆“实事求是”，就叫作“上山下乡劳动力安置办公室”。因为是“劳动力”，所以被“安置”的有知识青年，也有只读过小学的人乃至弱智者，还有解除劳教人员、因种种缘故失去公职的人员和中年人。不管怎样，他们总够格当“劳动力”的。我所在浏阳县就是这样。
接踵而至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国的经济会深陷困顿？为什么需要缓解城市人口压力？还好，余生也早，目睹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经历过1958年的“大跃进”和随之发生的大饥荒……显然，所有这些，正是“经济深陷困顿”的原因。
还有，常识告诉我们，在正常发展的国家，在日趋发达而不是日趋落后、凋蔽、困难的国家，总是人口从相对落后的农村向相对先进的城市流动；总是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农业人口越来越少，农业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
大量阅读文件材料和深入思考使我悟出了“上山下乡运动”这个现象中包涵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也对知青的命运等等一切悲剧给出了解答。于是我开始动笔写一篇大文章，大概花了半个来月吧，写完后算了算，有三、四万字，取题《控诉罪恶的新型农奴制度——刘氏上山下乡运动》。从标题也可以看出，这篇长文的主旨是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
“文革”要打倒刘少奇，于是揣着各种心思和目的的人们便都把自己讨厌的人和事，把自己想打倒和否定的东西都划作“刘氏”，都算作“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种“策略”，一种“保护色”，与对刘少奇、对“文革”、对所谓“两个司令部”真实的看法和感情毫无关系。
文章拿到“反迫害总勤务站”“常委会”上讨论。“许司令”主持会议，到会的有十几名“常委”和工作人员。时间仓促，也没有条件打印，便让我以作者身份列席会议，全文宣读。当时年轻，居然抑扬顿挫一口气读完了，用了两三个小时。平时经常躁动不安的知青们都很投入，鸦雀无声，静静倾听；听完之后，看得出他们都很感动，激动。我知道，他们听的是我的文章，更是听他们自己的命运，感受某种绵长无尽的悲哀……
文章引用了一些各地女知青被侮辱、强奸的事例。讨论时，一位“常委”（忘其名，江永知青）说：“这种事写多了不好吧？”“许司令”道：“有什么不好！”那位“常委”结结巴巴：“你有不同意见可以跟我辩论呀。”“许司令”说：“我这就是跟你辩论嘛！”
另一个问题是标题。部分“常委”提出，“农奴制度”，太刺眼了吧？还是“新型”的，“罪恶”的，就更那个了。口气是不是应该和缓一点？要懂得“壕堑战”，要善于保护自己嘛……
好几个“常委”也这么认为。于是标题当场改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一致通过。并决定在“机关报”《反迫害》上全文发表。估计可能占满一份对开报纸的全部4个版面。按照我的主张，文章不以个人名义发表，而是演“空城计”，杜撰了“反迫害总勤务站”两个“下属部门”的名称，好像一个叫作“政策研究室”，一个叫作“动态分析室”。到底是什么名目，因年代久远，已经记不清了。
在中山路（先锋厅附近，在今中山亭西南方）一家印刷厂付印。“文革”期间，两大派和无数中派小派用传单、报纸相互对骂，印刷厂生意空前兴隆。知青组织没钱，靠的是印刷厂干部职工很多是知青家长，同情我们，接受这种业务。但仍然排不过来。而且看得出管事的“工长”有点刁难我们。我们一个知青（忘其名，江永知青，面貌和性情都很端正平和）从兜里掏出5斤粮票塞在他手里，他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排印也就马上解决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见“贿赂”。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可怜可悲的“行贿”和“受贿”。
当时是手工捡字，铅字排版，工人非常辛苦繁琐。我们时时盯着。排完之后，还剩一块32开书籍大小的空白。没有图片。按每个版面8000字计算，共约30000字。我一面校对，一面临时决定搞一份什么“文件”塞进去，还恶作剧地弄了一条“毛主席语录”贴上去：“我坚决支持你们！”（这是运动初期毛泽东在什么场合对“红卫兵”讲的话）乍一看，别人还以为是毛主席“坚决支持”这篇文章呢。
该期《反迫害》报大概印了几千份。除了分发，便是派人满街叫卖，群众踊跃购买。这篇《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可能是全国范围内自“文革”以来唯一一篇大量占有材料、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入手的全面研究和系统分析“上山下乡”运动的论文。
后来我曾在“文革”中两度以“反革命”罪入狱。第一次是1970年2月至1972年12月底，罪名是“恶毒影射攻击林副统帅”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1971年9月林彪的暴露使我的罪名架空，案子办不下去，不了了之。这次被捕，我反对“上山下乡”的两篇文章都落入了专政机关（浏阳县公安局）手中，他们并没有将这算作我的罪过。“主审人”万晓阳“文革”前先后当过县公安局局长和县委副书记，他说：你是在“文革”特殊条件下写的，又是公开发表的，即使文章观点错误，但并不违犯当时的法律。
第二次入狱是1975年1月至1979年1月，罪名是多次写作《第二次握手》，致使它在“文革”中以手抄本形式“流毒全国”。这次的“主审人”却是姚文元，那帮办案人员当然要千方百计把我往死里整。但专政机关（湖南省公安局）在全部4年多时间里根本没提我“反对上山下乡”的事。不提的原因是此事一清二楚，不必再提，到时侯“一并处理”即可。《起诉状》也确实把我“反对上山下乡”写入罪状。只是还没来得及治罪呢，“四人帮”便被粉碎了，事情又“架空”了。
在长期极左的干扰下，“文革”前17年即使在比较好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建设也很停滞落后，由此形成的各种问题包括城市人口压力也就一直无法解决，“上山下乡”于是成了“减压阀”。1966年开场的“文革”更成倍加剧了各种困难，特别是城市人口压力，到1968年已经积压了总人数达几千万的各届初、高中学生和无法升学的小学生及毕业了分配不出去的大学生，于是“上山下乡”的“减压阀”作用再次显现，全国范围内超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那以后，“文革”继续搞，经济停滞（后来成了经济面临崩溃）当然继续存在并持续恶化，“上山下乡”也就当然必须不停地搞，搞，搞！直搞到“文革”收场之后。
我当年肯定“造户口反”，否定“上山下乡”，功过是非都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只是千千万万的知青和他们的父母亲属当时是从感性出发、从他们的痛苦经历出发反感“上山下乡”，用种种手段逃避和抵制“上山下乡”，而我是从理性出发，从对大量档案材料和浩如烟海的严峻事实的分析研究出发，得以发现并指出了“上山下乡”的来历和本质。“上山下乡”运动随“文革”达到巅峰，随“文革”终止而被废止，继而随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而完全成为历史的记忆。
“知青”那个“青”字，跟“青年”、“青春”紧密相连，这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且一去不返；无论那段时光幸福还是不幸，都永远不可忘怀。三十年来“知青情结”如此突出，知青们一有机会总要重访旧地，要跟当年的乡亲们相握相拥，从青年、中年直至老年始终不可化解也永远不可化解，根源即在此。这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一段历史，我们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2003年2月我带着全家回浏阳定居。2005年5月我在大围山旅游节开幕式上说：“这20多年我成了‘作家’，走遍大半个中国，但回过头来一看，最美的还是浏阳，还是大围山！”——这句话激起全场热烈掌声。这句话就是“知青情结”在我身上的反映。
遗憾的是我否定“上山下乡”的两篇文章都找不到了。如果有人能帮助我找到这两篇“佚文”，我将非常感激；我相信，这两篇文章，特别是《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一文，不仅是我个人的珍贵资料，在研究中国现当代史、文革史、青年运动史和改革开放史方面，也会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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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先后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生于1944年。1965年9月从长沙市“上山下乡”到浏阳县大围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