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圣：我所经历的云南思茅“文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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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圣：我所经历的云南思茅“文革”过程
　　
         前言

　　时间可以医治伤痛，历史却不能忘记。记住历史，为的是不要让相同的悲剧重演。

　　文化大大革命是对中国人民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千千万万的人受迫害，搞得民穷财尽、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在政治、文化全面倒退，经济全面崩溃中，经历了空前绝后的磨难，苦熬了10年最荒唐的岁月。

　　那个时期我在云南思茅地委任地委委员、地委纪监组副组长。现在，我把所见所闻和经历过的一些事，回忆记录于此。为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现在的年轻人看“文革”中的那些事，就像看荒诞剧，定会感到啼笑皆非，不可思议。可那些事情，却是一桩桩、一件件，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谁也赖不掉，谁也掩盖不了的。

　　我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现已年过九十。现有的文化，主要是在“抗大总校三大队”学习，以及离休后进老年大学提高的结果，文字水平有限。我的记述，只是写实，至于中国人民为什么会遭受十年“文革”之害，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倒退，其深层原因，只有待研究者去探讨了。希望后来的人们，牢记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珍惜和平，珍惜团结，珍惜和谐，不要折腾老百姓。让我们这个民族，在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少来一些人为的灾难，少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这就是我，一个老共产党员、抗日老八路、九十老人的心愿。

　　（1）红卫兵到来之前的恐慌

　　文化大革命初期，云南思茅地区还没有红卫兵组织。我在“四清”工作团政治部工作，有一天到普洱“四清”工作团团部有事，当时正是工作队进村之时。突然墨江县来电话，告知：“从昆明来了两个红卫兵，是从北京来的……”。要“四清”工作团做好准备，我们不知道作什么准备，大家感到非常突然，不知道如何是好，象是洪水猛兽要来了一样，不知是要准备欢迎还是准备防范。当时大家还不知道红卫兵是什么性质，来我们这个边疆地区的目的是什么。

　　次日中午12点，两个红卫兵来到“四清”工作团团部，进了大院说要“找普洱县招待所”。团部书记接见了他们，见是“四清”工作团，他们也没有问什么事，四周看了一下，说要去找“造反派”，离开后就没有复返。

　　其实，是一种心中无数的恐慌，这是初期我们的思想。当时红卫兵运动还处在“扫四旧”阶段，矛头还没有指向“当权派”。

　　（2）玻璃板下压主席像成罪过

　　一天下午，我与副专员张宗法约普洱县委书记胡孟颜，去看一下普洱县市场情况。到了胡的办公室，看到一位思茅红卫兵，正在质问胡书记，说：“你把毛主席的照片压在玻璃板下边，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当时的形势，真要是当权派被戴上“对毛主席不忠”的帽子，是要被打倒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的。红卫兵与县委书记纠缠不休，胡一面笑一面对红卫兵说：“这是一种习惯，将照片压在玻板下面，是要经常看到毛主席，正是忠于毛主席的表现。”胡书记是一个懂得策略的老同志，一边说，一边还是将照片拿出来，红卫兵也就不再纠缠。实际上这是一种固有习惯，也谈不上什么忠不忠的问题，反映了红卫兵在用“左”的思想找“当权派”的问题。

　　（3）“泽”字写得不规范成了大问题

　　北京来的红卫兵到了思茅地委宣传部，看见宣传部长赵征写的毛泽东的“泽”字后，大发雷霆，说：“你是宣传部长，连个‘泽’字都不会写……”，要他搬一个凳子，到地委办公楼大门口写这个“泽”字，让赵部长出丑。并说他：“你是个大学生，连个泽字都写错了，还当什么部长。”我认为赵部长并不是连个泽字都不会写，可能是在某些写艺术字的场合，形成了一种自己没有察觉的习惯，即便真是写错一个字也完全不必如此，有意让他丢人现眼，不是对同志的态度，不是帮助人，是在整人。

　　（四）我这个老八路受到小中学生肆意嘲弄

　　思茅一中红卫兵进驻地委会，其中有一位我认识，是冷同学，他父亲原是我们报社的干部，冷也认识我。一天上午造反派通知我：“去地委会二楼办公室，驻地委会红卫兵找你……。”到办公室见面看是冷同学。他一见就问我：“你在部队干什么？”我说：“我在部队任政委。”他说：“你还能当政委？”说话的语气当中表现出对老干部不尊重。我“回敬”他说：“政委有军、师、团政委，邓小平是西南区政治委员，我只是个小小的大队政委。”

　　他要我讲讲地委情况，我说，地委各部门工作都停止了，党的生活也停止了，互不来往，我们每天都来接受批判，互不了解。

　　红卫兵是谁给的权力？可以进驻地委机关。他们说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谁的命，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我在战争年代当大队政委，出生入死干革命，今天要被他们革命，小小年纪，连政委是什么职务都不懂，居然也目中无人，无非就是想把我们这些老干部打倒。

　　（五）揪斗当权派成了造反派的主要任务

　　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吃住不要钱，国家接待，所以各处都有红卫兵接待站。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身穿绿军装，手袖上戴一个“红卫兵”袖章，意思是支持红卫兵“闹革命”，全国各地红卫兵象潮水一样涌到了北京。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进驻机关，揪斗“当权派”，访问干部，找当权派谈话，了解干部历史、工作简历等。

　　省城昆明造反派在“检阅台”揪斗省委书记闫红彦、赵健民。思茅地区造反派揪斗地委书记陈杰、副书记刘树生、专员张峰礼。事先发出海报，地点在红旗广场。地委造反派也发出通知，并勒令地委其它当权派，包括各部部长陪斗。北京农学院来两个大学生红卫兵，在台上质问刘树生，刘对他们提的问题对答如流，论口才两个大学生差远了。两位大学生认为刘树生非常厉害，“制不住他”，以失败而告终，散会后问思茅造反派“刘树生是什么大学毕业？这么厉害。”回答说“小学毕业”。大学生感到失望，“大显不了身手了”，堂堂两个大学生，还加上若干帮着喊口号的人，辩不过一个小学生，只好灰溜溜离开了。

　　此后，批斗会一步步升级。只要是批斗会，就勒令当权派一律跪在台前“示众”，被批斗的中心人物，则被五花大绑，押到台前“坐喷气式”（当权派被绑着、跪着，两三个造反派，脚踩被斗者的小腿弯，手提其胳膊和头发，往上拎，做出飞机架势）。红卫兵打头阵，高喊毛主席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大大小小的各种批判会，每会都要有人被斗，被捆绑，被“坐喷气式”，甚至被毒打，否则就不过瘾。

　　（六）大字报铺天盖地，“战斗队”如雨后春笋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简称《两报一刊》），刊登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被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用红卫兵的手段进行“炮打”。说刘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线”、“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说刘没有支持红卫兵（革命小将），向学校派工作组是镇压了“革命”。刘主席在中央的排名从第二位排到了第六位。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北京大学学生带头，全国学生冲出校门，冲向社会，称为“毛主席的神兵天将，到社会上捉‘牛鬼蛇神’‘扫四旧’”。

　　思茅所有机关院内，大街的道路两边都是木板钉成的专栏，用于贴大字报。大字报铺天盖地，揭发当权派。地委书记是当权派，副书记是当权派，专员是当权派，副专员是当权派，直至各单位、学校校长、厂长、队长、党委书记、支部书记，凡是和“领导”两个字沾点边的都是当权派。群众“揭发”的内容，有对什么不满意的、有怨恨的，听见的，看见的，反正只要是“揭发”当权派，说什么都不犯罪，不但不犯罪还有功，鼓励乱说。也有当权派之间互揭过去工作中的一些恩恩怨怨，不同看法。大字报之间相互矛盾，互相攻击，诽谤、谩骂，无限上纲也大有人在。

　　说我的有一张大字报，完全是冤枉人，内容是“王希圣是杀人的刽子手”，其实是捕风捉影。我根本没有参加过云南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时我没有到云南工作。后来才知道，是景谷县一个干部写的，此人家庭有人被劳改过，有点个人恩怨而已。

　　各式旗号的“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如思茅地委的战斗队叫“八·二三”，思茅中学的“八派”叫“四·二○”，“炮派”叫“长征红旗”，也有叫“长城”战斗队，“红旗”战斗队的。“八·二三”派统一的口号是“炮轰地委”，“火烧刘树生”，要“震天怒吼”。思茅一中一个战斗队进驻地委办公大楼，占了办公室，叫做“闹革命”。

　　1967年2月3日，12个战斗队（战斗兵团）联合，在红旗广场召开万人批判思茅地委执行“资反路线大会”。

　　（七）“思茅文*革”的第一个殉难者—贺昌廉

　　在思茅地区外贸局工作的贺昌廉同志，是1964年由武汉到思茅“支边”的“知青”，他是枉死“文革”中的思茅第一位。

　　事情起于1966年初，“文革”刚开始阶段的“破四旧”、“立四新”中。破什么？立什么？到处都在改名字，把原来的地名、人名改成“革命”内容的、有战斗精神的名字（如：刘卫东，肖向林，援越路，抗美桥等）。思茅城内有条小河，桥上有座桥叫太平桥，思茅地委直属机关党委也发起给“太平桥”改个革命的名字，有人说“太平”有封建色彩。外贸局职工贺昌廉建议，说：可改为“和平”桥。“太平”“和平”意思相近，这本是无可非议的意见，大家同意改也行，不同意改也罢，并无什么实质性意义。就那么一点东西，一伙人把贺昌廉活活逼死。“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和追求，贺昌廉何罪之有？

　　然而在那个时期，这确是活生生的事实。有人歪曲，断章取义，捏造、想象，用革命语言制造“反革命”，对贺昌廉改“太平桥”为“和平桥”的建议小题大作。说：改“太平”为“和平”就是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赫鲁晓夫是20世纪60年代苏共总书记，“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说贺昌廉和赫鲁晓夫“遥相呼应”，“散布修正主义言论”。本来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被硬拉在一起，对贺进行围攻、批斗。年青人，从未经历过这种阵势，贺昌廉悄悄跑到洗马河水库，投水而亡，以死抗争。

　　之后，有人将贺昌廉的父亲从武汉接来思茅，在财贸系统“造反派”头目的支持下要地委为贺昌廉“公开平反”。在红旗广场召开大会添油加醋，大作文章。在“造反派”强烈吼声中，强迫地委书记陈杰表态，同意逮捕地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吴维舟和外贸局政治部副主任马忠信。外办副主任某某某，从台下跳到台上，亲自将吴维舟五花大绑带走。吴等成为“文革”时期思茅最先倒下的干部。思茅中学红卫兵，把在大会主席台上的刘树生（地委“文革”组长）等人拉下台来，戴上高帽，同地委其它“当权派”一起，游街示众，从此开思茅戴高帽、游街示众之先河。

　　（八）“游街示众”成每天必演的节目

　　游街示众“泛滥成灾”，思茅大街每天都有一场或几场“游街示众”。甚至扩大到“当权派”老婆也是游街示众对象，在这一点上思茅虽是边疆，但“造反派“的“水平”也不低。

　　军队本是正面教育单位，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39师政委赵伟的爱人在外贸局工作，外贸“造反派”，为了给赵“脸色看”，非常恶毒地把赵政委的老婆，押到该师司令部院内，“游街示众”给部队看，污辱军队。

　　地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杨逢春的爱人叫李炯琪，在商业部门工作，杨是所谓“坏头头”。商业部门“造反派”，要李用一根绳子拖一把烂扫帚，自己去游街，喊口号“我是坏头头杨逢春的臭老婆李炯琪，打倒杨逢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当权派游街示众少则十多人，多则几十人，人人头戴1米多高，白纸糊成，写有各人名字和打倒字样、名字上还打一个红叉叉的高帽。脖子上挂黑牌，黑牌轻的由木板制成，几公斤重，重的挂《解放牌》汽车的汽缸盖，有十几公斤重，用细铁丝挂在脖子上，有的当权派游街下来，脖子已是皮开肉绽。

　　“造反派”戴红袖章，由若干人组成两部分队伍，分别走在游街示众队列的前边和后边，“走资派”夹在队伍当中，各色“牛鬼蛇神”跟在“走资派”后边。

　　“造反派”喊口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打倒刘、邓、陶、李、闫！”，“打倒‘三反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刘树生！打倒申玉卿……!”

　　走在队伍当中的那伙人，也要跟着喊或自己喊，为首的走资派手提一面破锣，打一声锣喊一串口号。

　　刘树生是如此“表演”的：

　　重重地敲一声锣，就喊：“我是刘树生，我自己打倒我自己！”

　　“造反派”说：“不行，还要喊前边的和后边的。”

　　刘就喊：“我是刘树生，我打倒我自己，‘三反分子’顽固不化走资派！”“打倒我前边走的走资派！打倒我后边走的牛鬼蛇神！”……，“我前边走的是牛鬼蛇神！我后边走的也是牛鬼蛇神！都要打倒。”

　　锣声几遍后，有聪明的“造反派”听着有点不对劲：前边的“走资派”，后边的“牛鬼蛇神”，不是成了我们这些人了吗？就申斥刘树生：“不准这样喊。”

　　刘说：“你们说，要怎样喊？”

　　“造反派”说：“跟着我们喊。”

　　刘问：“打不打锣？”

　　回答：“你啰嗦什么？是不是要和‘造反派作对’，不打了。”

　　话毕，刘树生又重重打一声锣，高声喊道：“跟着喊！不打锣了！不要和‘造反派’作对！不要啰嗦！”

　　刘是地委副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被“游街示众”的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一辈子南征北战，舍生忘死，不少人是革命功臣。他们在土地革命中，曾为了发动群众，给那些地主戴上高帽子拉去游街示众，想不到今天高帽子会戴到自己头上。

　　（九）无限上纲、株连九族

　　机关停止了办公，党的组织活动也停止了。老干部碰到了新问题，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到底要如何办谁也摸不清。又说当权派要“亮相”。如何个“亮相”，总体上就是当权派说自己的问题、主要是揭发别人，还要表态“站在那一派立场上”，“和谁谁谁划清界限。”于是，有的当权派，也效仿“造反派”的做法，说假话、造谣、诽谤、污蔑，无限上纲。你平时说句什么话，自己都忘了，现在，又被人翻出来无限上纲。譬如，行署专员张峰礼被人揭发，说他曾说过：“林彪同志讲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顶峰，‘到了顶峰还发展不发展’。”就这么一句应当说很有水平的话，又被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于是，思茅大街到处是大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砸烂张峰礼狗头”、“叫张峰礼灭亡”、“打倒张峰礼！”。张专员为一句话立马成了打倒对象，批斗对象，游街示众对象。

　　当权派如果“亮不好相”，“表不好态”，成为了造反派的对立面，成为要被“砸烂狗头”、“要他灭亡”之类的打倒对象，就要被“株连九族”。这类人的爱人，有的也是国家某一级干部，但在名字前都会被加上一个称号：“某某某的臭老婆”；他们的孩子，无论男女，都被叫做“狗崽子”。污辱人格的事，侵犯人权的事，比比皆是。

　　（十）两次军管不一样

　　1967年3月，全国实行“军管”，贴在街上的大标语说：毛泽东向军队发出的战斗号令“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军管会支持革命“左派”，党政各部门、各单位，一切权力由军管会负责。

　　思茅由思茅军分区成立军管会，军管会主任由军分区政委熊明发担任，向各个单位、部门都派驻了军代表。地委会经常有8－9名军队干部，多数是分区的人，只有一人是空军干部。军管会成立了各办事组，有生产组、组织组、宣传组、政工组、保卫组。开初各组成员皆由军队现役军人组成，后来逐步增加了一些所谓干部代表，叫革命领导干部，如：副专员王春波，组织部副部长吴维舟，纪委检查组检查员卢树华等，也有少数一般干部进入各组，多为转业军人。

　　其实，军管会也无法发挥作用。中南海造反派都敢冲击，外交部也敢去冲，国家主席有人敢去抓，开国元帅有人敢抓去批斗。全国只听红司令毛主席，还有“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那几个人的，全国的“大方向”都是一个人在“挥手”。小小的思茅山高皇帝远，连首都卫戍司令部都控制不了首都局面，一个军分区首长，又能奈何。

　　果然，不久由思茅军分区为主组成的军管会，从上而下、包括分区司令员马恩奇，政委熊明发都成了“路线斗争”的牺牲品，另一支部队的人说他们“支了保皇派，打击了‘左派’”，首先让他们“滚下台”，然后是“打倒、斗臭”。

　　原驻防思茅的某师换防四川，另外一个师进入思茅，部队进城开始，连续3天武装游行，手枪拎在手上，步枪上刺刀，军人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持枪前进.，显得威风凛凛。

　　新来的师长被任命为思茅军管会主任，原思茅军管会主任熊政委下台。说熊支“左”支错了，再后扩大到司令员马恩奇也错了，整个军分区，包括空军X部队一起都错了。思茅大街上整天大喇叭震天动地，大喊打倒熊明发!打倒马恩奇！为丑化马司令，造反派扎了一个与真人一般大的稻草人，套一件大马卦，挂在电线杆上示众。军分区副政委丁锡武在红旗广场大会上作检查，说自己站错了队，下边造反派就大喊：“站错队站过来就是了！”军分区内部也有了造反派，开展斗争，副政委李志明不堪其辱，在马棚中上吊自杀。

　　新来的军代表进驻思茅地委、行署和其它党政机关。一个排的军人住进地委办公大楼，只是一个指导员带队，也表明了当时军管人员的骄傲和不可一世。堂堂一个地委机关，派一个连指导员去，就等于是让连级首长到一个师级单位当领导，整整差着3级。

　　军代表表态，思茅的“左派”是“八·二三”，站错队的是“炮兵团”。在军代表进地委时，地委机关的“炮派”头头杨逢春就跑了，早上跑到曼歇坝，下午被抓回来。在红旗广场批判、斗争“炮头”和“炮派”的其它人。各单位所有的批判、斗争对象数百人，有的五花大绑，有的没有捆，一人被拎在一只空汽油桶上跪好。“当兵的”在会场周围制高点架起机关枪，士兵平端冲锋枪、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把会场团团围了一圈，叫“武力威慑”。参加“炮派”就是“站错队”，“站错队”几乎等同于“反革命”。

　　（十一）造反派把我和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挂上“钩”

　　堂堂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闫红彦，在红卫兵造反派的无休止纠缠下，又被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施加压力，因而以命抗争，服毒离开人世。一位和刘志丹一起创建陕北红军，出生入死、枪林弹雨中没有“眨过眼睛”的革命者，在和平时期却遭到如此下场，实在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传单上是“打倒闫红彦（第一书记）！”，“打倒周兴（省长）！”“打倒孙雨亭（书记）！”“打倒赵健民（书记）！”后来在孙雨亭前边加上了“黑帮”两个字，在赵健民后边加上了“一小撮”“特务组”，打倒赵健民变成了“打倒赵健民云南特务组、一小撮……！”这个“一小撮”“特务组”到处和“当权派”挂钩，我成了其中之一（所谓赵健民执行“云南特务组计划”，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说的，是诬陷）。

　　有人说“赵健民派武定忠来思茅联系申玉卿、王希圣”，这个武定忠曾是景谷干部，我在景谷任过县委书记，所以他们想当然把我“联”了进去。造反派组织了小分队，决定；“为了‘打死’申玉卿的问题，先拿王希圣‘开刀’”，云南赵健民“特务组”问题“先要从王希圣口中得到落实”。所以地委机关山区工作队队员、“八·二三”造反派“女将”汪惠仙，主持40多人小分队斗争我，要我坦白交待“赵健民特务组问题”。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云南有个“赵健民特务组”，更不会想到思茅地委会有刘树生、申玉卿是其中之一，在过去若干次批斗刘、申的会上，从来没有人提过这种事。赵健民是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只是他来思茅时，在地区招待所听他讲过一次话，怎么把我也圈入“赵健民特务组”，完全是捕风捉影，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叫我交待什么？

　　斗争我的会场是在球场上，成讲话队形，我跪在中间，整整斗了一个上午。他们轮番发言批斗我，但都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只是空喊空叫：“王希圣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王希圣是死不侮改的走资派！”……。我的态度是“为人不作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耳朵内充满了谩骂之声，这个上午我流了眼泪。这究竟是回什么事，现在落到这步田地？有话不能讲，只能听人污蔑，只能听人谩骂。我们革命大半辈子，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什么都还不懂的小娃娃、小姑娘在我面前狂喊乱叫，胡说乱讲。

　　（十二）越挂越重的黑牌

　　每次批斗或游街，“当权派”脖子上都要挂一个黑牌。开始黑牌是纸板做的，后来是木制的，再后来是铁制的。黑牌上用黑字书写当权派的名字和造反派奉送的“桂冠”，名字上用红颜色打一个叉叉。刘树生的黑牌上书写的若干顶“桂冠”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三反分子、日伪汉奸、野心家、阴谋家、假党员……”一大串。申玉卿是地委副书记，黑牌上写其桂冠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从运输总站门口开始的一次“游斗”“走资派”，开挂黑牌变成酷刑的先河。地委书记陈杰，专员张峰礼，副书记刘树生被挂上《解放牌》汽车铸铁汽缸盖制作的黑牌，10多公斤重。挂牌子原来是用一般的绳子、麻绳，换成了细铁丝勒在脖子上，时间一长皮开肉绽。除了挂黑牌还要戴“高帽”。“高帽”用钢筋焊接骨架，有相当的重量（5—10公斤），外面表上白纸，写上各位“当权派”的名号、“桂冠”，五尺多高。女干部戴的高帽是用劳动用的粪筐表上白纸。

我挂的黑牌是一块1尺多宽，3尺多长，2寸多厚的木板，有5－6斤重，用细铁丝挂在脖子上。在口号声中进入会场，跪在台子中央，遭受各种人格侮辱。批斗会上有“反戈一击”者的“表演”，置“当权派”于死地的就是这种人，其手段更毒辣。拳打脚踢上级者多数是“反戈一击”的人，以此表示和“当权派”划清界线，表示他更革命，才能被重用。如：地委有个干部李某某就是“反戈一击”者，因反戈一击有功，任了个生产组长，脸上充满洋洋得意之色，他指挥“当权派”劳动，极端严格，毫无同情心地折磨这些过去没有干过多少劳动的人。

　　“文革”中全国人民都在受蒙蔽，绝大多数人都积极参加了“内斗”。也有极少数“清醒”的人，只看“热闹”，甚至热闹都不看，不参加任何“活动”，称为“逍遥派”。我们监委有一个检查员，原是景东县委副书记，他什么派也不参加，什么会也不去开，造反派也不找他，没有把他列入当权派序列。而有个炊事员，在地委“连锅端”到“干校”搞“斗、批、改”时，把他也“端”去了，我的黑牌就是他拿来给我挂的，一面还骂“看你不交待！”。实际上他对我完全不了解。在“干校”，除了劳动、睡觉之外，吃饭、开会都要在脖子上挂着那快6斤重的栗木做的黑牌。

　　“反戈英雄”表现十分“积极”，指着我的鼻子问我，“你认不认罪?不认罪就叫你灭亡”。几个“革命”特别坚决的大汉，在批斗大会上给我一个下马威，两人揪着我“坐喷汽式”，用脚一蹬腿弯使我双膝跪下，然后就是左右开弓两耳光，打得我两耳嗡嗡直“叫”。每次批斗受刑我都想了很多：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破旧立新’？这完全是奴隶主，封建暴君，地主阶级对人使用的酷刑，为什么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拿来光天化日之下对付我们。

　　我受的罪还不算什么，“捆、绑、吊、打”还有更甚者。马田存是地委副秘书长，因为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反戈一击说：“他说：‘打倒毛主席’”。马于是被造反派用绳子吊在树上，脚上还挂上好几块砖头，称为“也要触及皮肉，也要触及灵魂”。反戈一击者因“一击”有功，马上离开干校回原藉了。马说的“打倒毛主席”，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却白白吃了许多苦头。

　　（十三）荒唐可笑的“早请示、晚汇报”

　　“三忠于”——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天要喊若干遍，在“早请示、晚汇报”和开大会时喊，“忠于”前边加上“永远”二字，喊成：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四无限”——无限忠于、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在“早请示、晚汇报”或开大会、小会时喊。两种喊的方式，其一，喊：“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无限忠于您！……”其二，也喊：“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还有一句口号主要是“早请示、晚汇报”、开会唱完《东方红》时喊，有的地方扩大了范围，两个人对话、若干人在一齐讲话，“正题”之前也有人喊。譬如，某人有话问老李，首先喊口号：“老李，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才说：“我问问你，昨天你上街看大字报了吗？

　　喊口号有统一标准姿势—全体站立，右手拿“红宝书”，从胸前位置跟着领头人挥举到头顶位置。动作随喊声整齐划一。”口号就是那个“……疆！”那个“……康！”

　　“早请示、晚汇报”—早上的第一件事是向毛主席“请示”，晚上休息前要向毛主席“汇报”。

　　每个单位的墙上都挂有主席像，在主席像前面“早请示、晚汇报”。各个单位自己“表演”，内容各有差异。全套“表演”内容是：唱《东方红》—天天读（多数是读《毛主席主录》和《老三篇》）———个人或集休请示、汇报、反省、检讨—喊“三忠于、四无限”口号—跳“忠字舞”—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散会。

　　我们“当权派”是专政对象，“早请示，晚汇报”只能“向毛主席请罪”，一般人是站着，“专政对象”要跪着，跪着大声说自己有什么什么罪，如何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罪该万死”等等。这是军管部队的“杰作”，进驻思茅初，他们在“炮团”搞“丰功伟绩”展览，展示在大理镇压群众的图片，叫“干校”的人去参观，我被第一次罚跪，“向参观者请罪”。

　　“忠字舞”—乐曲不复杂，舞蹈动作也较简单，人民群众一边唱一边跳。歌词第一段，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向你讲，有多少热情的赞歌要向你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太阳……。”舞蹈的基本动作：唱第一句，众人双手高举、指向贴在某处的主席像，唱第二句，双手收拢指自己的胸口，又放开举过头顶往两边随节奏摇摆……；脚、随音乐节奏成马步跺脚、弓步侧身抬头，虚步摆手……。容易唱，容易跳，当年全国人民从老到小，只要是会走路的，已经普及到几乎人人会跳“忠字舞”。

　　红旗广场可容纳上千人，各个单位“造反派”跳“忠字舞”就集中在那里，开始有人教，不长时间就都会跳了。不会跳的多数是当时的“牛、鬼、蛇、神”包括“走资派”，“九种人”（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的知识分子），原因是不准这些人跳，说忠字舞只能让“忠”的人跳。

　　一天上午，我们在“干校”菜地劳动，看见一男、一女在地边路上跳舞，后来知道男人是“干校”的“造反派”，女人是住在城里“财贸队”的人，跳的就是“忠字舞”。由于前边所述的原因，“忠字舞”在“干校”没有普及，只是看见了这两位跳。

　　（十四）“划线站队”的罪恶行径

　　1968年年底，毛泽东任命谭甫仁担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谭在云南做了三件“可载历史史册”的事：一、为修建“红太阳广场”炸掉了工人文化宫。使得有历史意义的，工人用于休闲、娱乐的，具有园林风光的若干古式建筑，毁于一旦；二、填滇池“围海造田”。对高原明珠滇池的大破坏，大污染；三、云南的“划线站队”。造成无数“冤假错案”，几百万所谓“站错队”的人身受其害，逼死、打死、斗死、斗伤各族群众不计其数。云南人有口皆骂，谭实在是的“罪政”屡屡。

　　所有参加了“文革”的人，这个数字之大，在全国范围来说应该是多少个亿，分成了“两派”，不是“两派”的“逍遥派”只是少数。

　　谭甫仁在北京“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工作的时候，1968年8月8日，在对云南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就说：“云南两派一派是正确的，一派是错误的”，他对云南的大是大非做了一个错误的的讲话，为云南的“划线站队”种下了祸根。

　　1968年11月，全省各地州、各县“革委会”成立之后，一场“划线站队”在全省、从省会昆明直至各地农村生产队，惊心动魄地开展起来。至今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40年，我们这些幸存者、活下来的人见面时忆及往事，大家都还有不寒而栗的感觉，对那些罪恶行径，仍然刻骨铭心。

　　云南的“划线站队”在“省党代会”上发端，“划线站队”的“旗手”说：“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划清云南的大是大非……”，“划出云南的两个司令部”，“划出正确的一派和错误的一派”。全省各地“红色恐怖”四起，单位、机关里设“牢房”，设“刑讯室”，搞刑讯逼供。层层上挂下连，到处抓“黑干将”、“打手”、“马前卒”、“小爬虫”、“反军乱军分子”、“坏炮头”、“五、一六分子”。打击面扩大，有一个县只划出18个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是“正确派”，称为18棵青松。还有一个县只有称为18个“大金刚”的人正确，其余的人统统是站在了“刘少奇反动路线”一边。

　　“滇南会议”上，谭甫仁点名批评“思茅军分区政委熊明发同志执行了错误路线”，于是思茅就以熊政委“划线”，“上挂下连”，抓“代理人”、“黑干将”、“黑手”、“小爬虫”。

　　在地区“干校”的动员会上，当时“一手遮天”的一位人物，具体讲了“划线站队”的17条标准。主要内容是：刘邓“资反路线”镇压群众，你是“革”还是“保”？造反派炮轰地委你站在“炮轰”一边、还是反对“炮轰”？上海“一月风暴”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夺权”，支持者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支持者是站在“反动路线”一边……。在地区召开的大会上，这个人也讲“思茅地区革委会是独立王国，是马蜂窝”，“批斗赵健民（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你们是什么态度？”

　　《云南日报》连篇累牍发表鼓动“划线站队”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为“划线站队”叫好，实际上是鼓励制造“冤假错案”，鼓励“逼、供、信”，鼓励“游街示众”。从省会昆明开始，全省上下没有一地、一处能够幸免。各地“划线站队”内容相同，手法花样大同小异：上挂“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下连云南“叛徒赵健民”。这两个人已被诬陷如此严重的罪名，可想而知，被“上挂下连”上的人，会有什么“果子”吃。大批的人被抓、被关，几乎没有人不被捆、绑、吊、打，挂黑牌游街。大会是捆人、打人，小会完全是刑讯逼供。

　　（十五）思茅最“恐怖”的一天

　　1969年1月12日，是思茅“文革”中最恐怖的一天。经地区革委会批准，押大小“黑后台”、“马蜂王”、“小爬虫”、“反军乱军分子”、“坏头头”、“滇西挺进队”、“滇东北游击军”、“赵健民特务组”……，共400多人“游街示众”。

　　“游街示众”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被五花大绑，“首要的”几个在长途客车车顶行李架上“受刑”—挂着黑牌，弯着腰跪在行李架上，两个“造反派”大汉各用一只脚踩着“受刑者”的腿弯，一只手拎手臂，一只手揪头发，申书记是个光头，没有头发，“造反派”就在他脑门上，勒了一根麻绳，揪着绳子把头往后扯；不“首要的”十几个其状更惨，“造反派”在解放牌汽车靠驾驶棚的货箱边门上，横担了几块木板，“受刑者”跪在板上，腿弯被踩着，头发被揪着，反绑着的双手吊在车箱棚杆上，一张痛苦的脸刚好搁在驾驶棚上。木材站刘青山脸前有个脸盆，一个造反派从中拿一块用报纸抱着的东西举在手上，说：“这就是刘青山家里拿出来，他私藏的炸药。”刘青山挣扎着喊：“同志们啊！这不是炸药，是沥（青）……”没等话喊完，一个“造反派”当口一拳，刘口鼻喷血，牙齿掉了1颗。

　　还有不是“主要人物”的大批游斗对象，有的挂黑牌，戴高帽，一边五六个站在汽车货箱两边，低着头，哭丧着脸，随车游街；有的排成队伍也是挂黑牌、戴高帽随队游街。游街的队伍加上“造反派”的宣传车，动手的人，警戒的人，监督的人，共达1千多人，还不包括军管部队的威慑和警戒人员，队伍长达1公里。

　　同一天，地区所属江城、普洱、勐连、澜沧各县和黎明农场进行了同样内容的活动。在各县城的游斗中，被游斗者自杀2人，逼疯1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多人。

　　（十六）思茅地区《五·七》干校成了集中营

　　地委机关被定为专政对象的干部，多达20多名。1969年2月24日，公布的第一批专政对象有16名，每人都“定了性”，戴上了“帽子”。罪行特别严重的有8名：

　　申玉卿，原地委副书记，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刘树生，原地委副书记，定为：“三反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余松，原地委秘书长、地委常委，定为：漏划老右派。

　　王希圣，原地委委员、监察组副组长，定为：蜕化变质分子。

　　毛柏柱，原党校副校长，定为：某派黑后台。

　　马田存，原地委副秘书长，定为：富农分子、现行反革命。

　　许铮，原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定为：三反分子。

　　杨逢春，原地委宣传部理论科长，定为：坏头头、小爬虫、反军乱军分子。

　　专政对象送“五·七”干校劳改，“五.七干校”变成了集中营，“专政对象”不准与外界接触，家里人也不准见，送来衣物等用品要经过检查，礼拜天也不准回家，由“造反派”带去劳动或押去批斗。若干个“小分队”分头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有的是让其跪着，被认为是顽固不化的人，是拿来吊在树上，脚上还要坠上好几块砖头。

　　我被“专政”了70多天，在这些日子里，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大会小会都要挂黑牌罚跪，说是“向群众赔罪”。

　　1969年1月20日，大批干部、群众被捆、绑、吊打，游街示众，人称“一·二零”事件。拿去游街示众的人被五花大绑，头上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黑牌，黑牌上写着是什么“分子”和各人的名字，名字上用红笔打一个大叉。男人戴的高帽有5尺多高，是用钢筋和铁丝制作，外面糊上纸，女人戴的高帽是粪箕制作的圆形帽子。

　　地委被游街示众的人，地委副书记以下，科长以上就是前边所列的8人，我是其中之一。所谓“站错队”被游街示众的地委机关干部也有几十人。行署被游街示众的人，包括专员、副专员，各处处长有十几人，所谓“站错队”的人也有几十人。

　　游街的四五百人，按干校一、二、三、四、五连顺序，排成队伍，浩浩荡荡从党校出发，走到思茅城区有5－6公里，再从城区新大街转到老街，又返回党校，折腾了四五个小时，我们这些人饱受折磨。

　　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后，我又被安排到农村“插队”，这一段经历就不在此叙述。

　　2009年12月于昆明象眼街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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