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大华：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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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大华

    那是一段十分痛苦的经历。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整个民族都遭受了一场深重的灾难。但是作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和较早觉醒因而遭受迫害的人来说，那场运动对于我的教训就更加深刻了。

    要寻找红卫兵的思想轨迹，就不能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对内“四清”，对外反修防修，这一切都对我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64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激动不已，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可以说：“阶级斗争”的观念已深深地注入了我们的头脑。

    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会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是两种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不是瞎闹着玩，那时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当然我决想不到这三个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那样复杂纷纭的活剧来。“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偶然的，是个插曲。

    ……

    5月29日，卜大华等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形势和对策。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6月2日，各报转载了《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慑。从这以后，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帷幕。

    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三个字后面有一百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尔后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胫而走，出现在各个校园。

    然而，真正把红卫兵推上历史舞台的，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

    大字报仗打翻了天，工作组进驻学校，明确表示校方压制学生，犯了错误。我们大受鼓舞，把这看成是党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不错，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产生的。说它的名气大，那是因为后来毛主席支持了它。这篇东西写出来后，我们几个讨论了一下就贴了出去。这下可热闹了，工作组非常紧张，问我们“造反”两个字如何解释？现在是共产党领导，要造什么反呢？我一点也不慌，拿出了确凿的根据--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摘引的毛主席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工作组的同志惊愕不已，又亲自去对证核实。我们想，也许我们阐述得不清楚，那就再来一篇，于是就有了“二论”“三论”无非是对第一篇的补充。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东西，不仅内容是错误的，而且只是些口号词藻的堆砌，什么“天翻地覆”、“人仰马翻”、“落花流水”……

    “三论”出来后一再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们有压力。但我们反复琢磨，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对的。我们希望得到支持。于是，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我们把前两论递了上去，请那天到会的江青转给毛主席。8月3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我们召到钓鱼台，给我们看了一份令我们惊喜万分的文件。当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附着我们的“两论”。信是8月1日写的。信上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的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上还有一处“热烈支持”，是对北大附中的彭小蒙讲的。想想看，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一位万众仰望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对我们连说了三个“热烈支持”，这还得了吗？我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和“紧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来形容了。

    ……

    红卫兵立即成了最有光彩的称号，人们纷纷放弃自己组织五花八门的名称而统归于它。但这仍然只能算是嘹亮的前奏，真正的高潮是在1966年8月18日--

    所有当年的红卫兵都知道这个日子。那天天安门前集会，各学校的学生潮水般地从东西长安街涌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和许多红卫兵一起登上了红色观礼台。我们高兴坏了，颇为自己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而自豪。一会儿得到通知说：“今天要让红卫兵上天安门，很可能毛主席还要亲自出来接见。”我第一次登上这巨大的城楼，俯看广场热烈的场面，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毛主席那天穿军装，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很多老干部没有准备，一见到后也纷纷赶回去换装。毛主席显然是经过考虑才穿军装的，含义是什么？也许是表示坚决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红卫兵特别喜爱穿军装，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意味着毛主席向亿万群众明确了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我站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中间，新华社记者为我们拍下了照片，那时我刚满18岁。

    8·18之后便是大串连。红卫兵杀到各地去“煽风点火”。毛主席则在北京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全国的红卫兵，四个月的时间连续接见了八次，这种举动实在异乎寻常。我后来终于明白了，从65年下半年到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酝酿过程不可谓不长，但仍形不成全国的声势。65年秋，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那篇文章《人民日报》顶着不发，只好到上海去出小册了，这说明党内的反对力量也很强。而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支持，是使局面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9月之后，卜大华开始从“左派”的狂热走向迷惑、不解和痛苦的思考。他们原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而他们在京广线和沿海一带串连，看到的却是没有一个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党的组织、没有一个省委、市委不受到“炮轰”和“火烧”。到处是“打倒”，到处是混乱。难道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竟是这种结果吗？就是用这种疯狂的破坏方式去打倒一切、毁灭一切吗？

    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各地的待遇有如“首长视察”，每每被请上主席台就座。在认真了解了湖北的情况之后，卜大华他们支持了湖北省委。当时的省委书记激动地挽着卜大华他们的手臂高呼口号。后来王任重同志对他们说：你们起了很好的作用。然而北京的形势也大变了，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一大批战功赫赫的老帅，一个个相继倒台，他们信任的王任重同志也被炮轰，最后，连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资产阶级”。那么党呢？一个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党难道只是由少数几个好人组成的吗？

    大串联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些对不论什么人都不分青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文化革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一级组织的领导人到什么程度才该打倒？我们常常为这些问题讨论到深夜。毛主席给我们的那封信尽管说了三个“热烈支持”，但也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然而冷酷的事实常常否定了我们讨论的结论，面对这一场我们曾经那样热烈响应的革命，我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惘。

    我们的特殊地位也使我们多多少少接触到了党内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有两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一次是66年8月6日，在天桥剧场，江青把几个有名的红卫兵叫到一起，神神秘秘的，像哄小孩似地说：“我跟你们说呀，中央内部也不一致，我们站在前台支持你们，可是有人背后捅刀子，有人谎报军情……。”我心里很别扭，觉得有一种阴暗的东西让人不愉快，同年10月份，社会上出现了炮轰陶铸、王任重同志的高潮，陈伯达、王力找我们了解王任重同志和我们接触的情况，我们如实讲了，认为这种接触是光明正大的。没想到陈伯达不阴不阳地摇摇头，王力弦外有音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我觉得很不正常，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党。

    66年12月，在经过了迷惘、徘徊和思考之后，我们终于忍不住了，公开贴出了“向中央文革质疑”和“向江青同志质疑”的大字报。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两篇东西都还是很肤浅的，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文化革命，只是对文革中的个别现象提出了疑问，尤其对中央文革小组提不得一点意见的做法表示不满。比如“毛主席批评江青同志有小资产阶级情绪，我们还再要加上一句：心胸狭隘，听不得不同意见”。

    我们的做法大大激怒了他们。67年1月25日，我被扭送入狱。对此我最大的感觉是气愤而不是害怕，难道仅仅因为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可以抓人吗？在监狱待了88天，没有人理我。我愤怒地要求将我释放，我渴望辩论，渴望见到最高领导人。我巴不得他们提审、批斗，我会拿出自己的全部辩论才能和他们干一场。可就是没有人理我。后来监狱的管理员透露说：“你们都是中央文革让抓的，不是我们管得了的。”我们干等了快三个月。4月22日，监狱突然一个一个牢房提人，一下子点了一百多人，全是“老”红卫兵。我们说这回有戏看了，要是去批斗才有意思，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没想到不是去批斗，而是坐着大轿车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首长的接见。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差不多都在。江青假惺惺地说了一句“委屈你们大家了”。当时我们都哭了起来，觉得委屈，委屈极了。还有一个原因，好久没见到周总理，这回又见到了。周总理问：“有没有清华附中的？”我站了起来，但哭得说不成话。总理那天很严肃，开始是一声不响，后来也流泪了。总理说：“在这里见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出去嘛。’”后来我们还得知，所谓的“二月逆流”，一批老帅和副总理向中央文革发难，其中也说了这样的话：“你们不教而诛！十七八岁的孩子也抓。”就是指的我们。

    --结束了。红卫兵运动由此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原来的红卫兵迅速分化了，一部分人由于沦为“革命对象”的子女和自身的思考而变成文化革命的对抗力量，另一部分人则或向造反派靠拢，或被潮流裹挟着前行。

    上海“一月风暴”，造反派开始全面夺权，中国进入了更为深刻的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绵绵十载。卜大华也像千百万人一样，因卷入了这场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而在心灵上备受创伤。1976年，周总理的逝世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他由悲痛转而愤怒，他坚决拒绝参加所在单位的“运动办公室”，拒绝揭发所谓“政治谣言”。那时的中央对“四·五事件”的态度使他震惊和极为失望，他觉得需要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否定的眼光来看过去了。明白了这一点他首先感到的是痛苦，极度的痛苦，远胜过67年的锒铛入狱。他甚至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过问政治了！所幸的是这种念头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瞬，“四人帮”的倒台使他迅速振作起来。

    我当然没有消沉，消沉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伟大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是那样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不仅因为它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还因为它是从根本上避免文化革命悲剧重演的唯一途径。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这代青年的向往和追求，要做的事情很多，真正有志气的青年人应该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二十年来我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责任感和热情却没有消失，而且永远不会消失。  

--摘自《中国青年》1986年第10期  

Gowest

梁粱

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就象昨天那样清晰。当年卷入那场红卫兵运动的青年，在他们已经进入成熟的中年的时候，在中国已经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改革年代，仍然在默默地、不止一次地进行着严肃的反思。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卜大华，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红卫兵运动从发起、兴盛到中落的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线路。

那是一段十分痛苦的经历。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整个民族都遭受了一场深重的灾难。但是作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和较早觉醒因而遭受迫害的人来说，那场运动对于我的教训就更加深刻了。

要寻找红卫兵的思想轨迹，就不能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党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左”，59年开始把党内斗争说成是阶级斗争，62年更进一步把阶级斗争观念扩大到意识形态及一切领域。天灾人祸，无一不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对内“四清”，对外反修防修，这一切都对我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64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们激动不已，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可以说，“阶级斗争”的观念已深深地注入了我们的头脑。

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会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是两种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不是瞎闹着玩，那时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当然我决想不到这三个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那样复杂纷纭的活剧来。“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偶然的，是个插曲。

5月29日，卜大华等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形势和对策。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6月2日，各报转载了《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慑。从这以后，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帷幕。

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三个字后面有一百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尔后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胫而走，出现在各个校园。

然而，真正把红卫兵推上历史舞台的，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起者——

大字报仗打翻了天，工作组进驻学校，明确表示校方压制学生，犯了错误。我们大受鼓舞，把这看成是党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不错，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产生的。说它的名气大，那是因为后来毛主席支持了它。这篇东西写出来后，我们几个讨论了一下就贴了出去。这下可热闹了，工作组非常紧张，问我们“造反”两个字如何解释？现在是共产党领导，要造什么反呢？我一点也不慌，拿出了确凿的根据——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摘引的毛主席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工作组的同志惊愕不已，又亲自去对证核实。我们想，也许我们阐述得不清楚，那就再来一篇，于是就有了“二论”“三论”，无非是对第一篇的补充。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东西，不仅内容是错误的，而且只是些口号词藻的堆砌，什么“天翻地覆”“人仰马翻”“落花流水”……

“三论”出来后一再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们有压力。但我们反复琢磨，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对的。我们希望得到支持。于是，7月28号，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我们把前两论递了上去，请那天到会的江青转给毛主席。8月3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我们召到钓鱼台，给我们看了一份令我们惊喜万分的文件。当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附着我们的“两论”。信是8月1号写的。信上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的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上还有一处“热烈支持”，是对北大附中的彭小蒙讲的。想想看，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一位万众仰望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对我们连说了三个“热烈支持”，这还得了吗？我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用“紧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来形容了。

红卫兵立即成了最有光彩的称号，人们纷纷放弃自己组织五花八门的名称而统归于它。但这仍然只能算是嘹亮的前奏，真正的高潮是1966年的8月18日——

所有当年的红卫兵都知道这个日子。那天天安门前集会，各学校的学生潮水般地从东西长安街涌到天安门广场。我和许多红卫兵一起登上了红色观礼台。我们高兴坏了，颇为自己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而自豪。一会儿得到通知说：“今天要让红卫兵上天安门，很可能毛主席还要亲自出来接见。”我第一次登上这巨大的城楼，俯看广场热烈的场面，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毛主席那天穿军装，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很多老干部没有准备，一见到后也纷纷赶回去换装。毛主席显然是经过考虑才穿军装的，含义是什么？也许是表示坚决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红卫兵特别喜爱穿军装，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意味着毛主席向亿万群众明确了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我站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中间，新华社记者为我们拍下了照片，那时我刚满18岁。

8·18之后便是大串联。红卫兵杀到各地去“煽风点火”。毛主席则在北京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全国的红卫兵，四个月的时间连续接见了八次，这种举动实在异乎寻常。我后来终于明白了，从65年下半年到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酝酿过程不可谓不长，但仍形不成全国的声势。65年秋，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那篇文章《人民日报》顶着不发，只好到上海去出小册子，这说明党内的反对力量也很强。而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支持，则使局面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9月之后，卜大华开始从“左派”的狂热走向迷惑、不解和痛苦的思考。他们原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而他们在京广线和沿海一带串联，看到的却是没有一个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党的组织、没有一个省委、市委不受到“炮轰”和“火烧”。到处是“打倒”，到处是混乱。难道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竟是这种结果吗？就是用这种疯狂的破坏方式去打倒一切、毁灭一切吗？

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各地的待遇有如“首长视察”，每每被请上主席台就座。在认真了解了湖北的情况之后，卜大华他们支持了湖北省委。当时的省委书记激动地挽着卜大华他们的手臂高呼口号。后来王任重同志对他们说：你们起了很好的作用。然而北京的形势也大变了，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一大批战功赫赫的老师，一个个相继倒台，他们信任的王任重同志也被炮轰，最后，连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资产阶级”。那么党呢？一个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党难道只是由少数几个好人组成的吗？

大串联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些对不论什么人都不分青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文化革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一级组织的领导人到什么程度才该打倒？我们常常为这些问题讨论到深夜。毛主席给我们的那封信尽管说了三个“热烈支持”，但也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然而冷酷的事实常常否定了我们讨论的结论，面对这一场我们曾经那样热烈响应的革命，我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惘。

我们的特殊地位也使我们多多少少接触到了党内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有两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一次是66年8月6日，在天桥剧场，江青把几个有名的红卫兵叫到一起，神神秘秘的，象哄小孩似地说：“我跟你们说呀，中央内部也不一致，我们站在前台支持你们，可是有人背后捅刀子，有人谎报军情……”我心里很别扭，觉得有一种阴暗的东西让人不痛快。同年10月份，社会上出现了炮轰陶铸、王任重同志的风潮。陈伯达、王力找我们了解王任重同志和我们接触的情况，我们如实讲了，认为这种接触是光明正大的。没想到陈伯达不阴不阳地摇摇头，王力弦外有音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我觉得很不正常，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党。

66年12月，在经过了迷惘、徘徊和思考之后，我们终于忍不住了，公开贴出了“向中央文革质疑”和“向江青同志质疑”的大字报。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两篇东西都还是很肤浅的，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文化革命，只是对文革中的个别现象提出了疑问，尤其对中央文革小组提不得一点意见的做法表示不满。比如“毛主席批评江青同志有小资产阶级情绪，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句：心胸狭隘，听不得不同意见”。

我们的做法大大激怒了他们。67年1月25日，我被扭送入狱。对此我最大的感觉是气愤而不是害怕，难道仅仅因为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可以抓人吗？在监狱待了88天，没有人理我。我愤怒地要求将我释放，我渴望辩论，渴望见到最高领导人。我巴不得他们提审、批斗，我会拿出自己的全部辩论才能和他们干一场。可就是没有人理我。后来监狱的管理员透露说：“你们都是中央文革让抓的，不是我们管得了的。”我们干等了快三个月。4月22日，监狱突然一个一个牢房提人，一下子点了一百多人，全是“老”红卫兵。我们说这回有戏看了，要是去批斗才有意思，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没想到不是去批斗，而是坐着大轿车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首长的接见。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差不多都在。江青假惺惺地说了一句：“委屈你们大家了。”当时我们都哭了起来，觉得委屈，委屈极了。还有一个原因，好久没见到周总理，这回又见到了。周总理问：“有没有清华附中的？”我站了起来，但哭得说不成话。总理那天很严肃，开始是一声不响，后来也流泪了。总理说：“在这里见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出去嘛。”后来我们还得知，所谓的“二月逆流”，一批老帅和副总理向中央文革发难，其中也说了这样的话：“你们不教而诛！十七八岁的孩子也抓。”就是指的我们。

——结束了。红卫兵运动由此中落，取而代之的是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原来的红卫兵迅速分化，一部分人由于沦为“革命对象”的子女和自身的思考而变成文化革命的对抗力量，另一部分人则或向造反派靠拢，或被潮流裹挟着前行。

上海“一月风暴”，造反派开始全面夺权，中国进入了更为深刻的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绵绵十载。卜大华也象千百万人一样，因卷入了这场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而在心灵上备受创伤。1976年，周总理的逝世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他由悲痛转而愤怒，他坚决拒绝参加所在单位的“运动办公室”，拒绝揭发所谓“政治谣言”。那时的中央对“四·五事件”的态度使他震惊和极为失望，他觉得需要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否定的眼光来看过去了。明白了这一点他首先感到的是痛苦，极度的痛苦，远胜过67年的锒铛入狱。他甚至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过问政治了！所幸的是这种念头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瞬，“四人帮”的倒台使他迅速振作起来。

我当然没有消沉，消沉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伟大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是那样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不仅因为它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还因为它是从根本上避免文化革命悲剧重演的唯一途径。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这代青年的向往和追求，要做的事情很多，真正有志气的青年人应该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二十年来我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责任感和热情却没有消失，而且永远不会消失。

（图：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