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 《毛泽东视察湖南的指示》与“省无联”的命运

tuffy05

《毛泽东视察湖南的指示》与“省无联”的命运

陈益南

有位原文革中湖南“省无联”负责人的朋友，向我说过一件事：当年他们“省无联”案的当事人，1968年2、3月间先后被捕入狱后，关押了一年多，至1969年上半年时，在狱中听说湖南省当局曾打算将他们这批“运动犯”（即因“省无联”案被捕者）予以释放，但后来却没有释放，在该年11月29日，反倒给他们判了刑。在获刑时，有关人员私下曾对他说，是毛泽东到湖南来了，有指示，所以，不仅不能释放他们，而且还要判刑。

因此，这朋友问我：1969年时，毛泽东是否对“省无联”一案下过指示？

对此，我以前并不清楚。虽然知道毛泽东确于1969年到过湖南，也对湖南省负责人作过一些指示，但是，毛泽东那次究竟作了些什么指示，只见过一点只言片语，而从未完整看到。后又知道那指示记录，在中央与省的档案局都有复制件，只是，我等平民百姓无权索阅，要“有关部门批准”才看得到的。

近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本《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部门主编的。之中，首次披露了1969年毛泽东到湖南的这次谈话（见本期“小资料”），从而得以知道了毛泽东那次指示的全貌。

从1969年毛泽东到湖南的这次谈话记录看，“省无联”案的人员最终被判刑，的确与毛泽东的讲话有些关系，或者说，毛泽东对此事的谈话，促成了湖南省革委会采取措施，将“省无联”案人员予以治罪。毛泽东在谈话中对“省无联”问题是这样说的：“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不过他们要重新建党建军也看见马上不行，所以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毛泽东的这段话中，最让湖南省革委会不敢不对“省无联”一案从重从严处理的，就在有“他们要重新建党建军”、“所以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两句。又是“重新建党建军”，又“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还不是反革命？！岂还能以“犯错误的老造反派”来看待“省无联”案人员？！

如果说，虽然对“省无联”一案人员，已关押一年多，但是，由于其涉案人员的确都是文革前期的老造反派骨干，有些还是湖南曾响当当的“名人”（“湘江风雷”头头张家政、“高校风雷”头头周国辉等），加之，湖南前段文革中，还发生过中央文革错误批示镇压“湘江风雷”、后不得不由中央出面又为“湘江风雷”平反的事情，所以，湖南省革委会当局便始终没有轻易处理这些被关押的“省无联”案人员，一直给拖着。

1969年4、5月间，湖北省的造反派工人发动了“反复旧”运动，以抵抗某些文革前政治形态的复活。这个运动影响到了湖南。虽然湖南造反派没有用行动响应湖北造反派的运动，但长沙市街头出现了大批转载湖北造反派反复旧内容的大字报，长沙市的工人造反派也都在关注湖北的事态。

在这种形势下，关押“省无联”案人员的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无疑会有反复旧运动的消息传进去（公安局也有参加过造反派的干部），因此，牢房中的“省无联”案人员，由此可能产生了乐观想法，认为他们可能像前段被关押的“湘江风雷”人员一样，也会获得释放。毕竟，他们都是文革运动中的问题，不是刑事犯罪。

不料，1969年的形势，不再是造反高潮的1967年。中共“九大”的胜利，只是体现在最高层，并非沐惠于底层。1969年底，湖北、山东的反复旧运动被彻底镇压，为造反派生存呼喊的声音不复再有。同时，因抗洪抢险工作紧急，而未来得及传达毛泽东6月28日谈话的省革委会负责人，于11月12日在省革委第四次全会上，向与会人员进行了传达学习贯彻。从而毛泽东轻轻巧巧对“省无联”一事说的几句话，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之际，便被省革委会很快落实到了严厉处理“省无联”一案之中，认定“省无联”一案为反革命案件，由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于11月29日将涉案人员一一予以治罪判刑。

2010/01/20

《记忆》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第４4期

tuffy05

毛泽东视察湖南的指示
（黎原同志的记录）

1969年6月28日上午9时45分至12时，毛泽东接见黎原、华国锋（注1），陪同接见的有汪东兴同志。
主席开始问湖南的情况如何？
我们汇报了湖南的情况，谈了湖北反复旧对湖南有些影响，也出过几张大字报，转抄武汉反复旧的消息，作了工作后，局面稳定。着重汇报了目前一个一个去狠抓团结工作，注意做好两派的群众工作，我们对跟梁、尚（注2）犯过错误群众，亦重视作团结教育工作时，主席指示：永向东（注3）、梁、尚是少数，要教育团结多数。
当汇报到梁、尚说五十二个县是老保翻天时，主席问湖南多少县？（答九十四个县市）。主席接着指示：永向东、梁、尚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子，实际他们搞复旧。又指示说，他们说得那样革命，革命革得那样彻底，五十二个县，还四十二个县是革命的，成绩就很大。
当汇报到我们进驻长沙“五厂一站一校”的体会时，主席指示：是的，各派关系解决不好，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路子走对了，就对了。
接着主席问到高司（注4）的学生怎样？
我们汇报六七、六八届的毕业生已分配在军垦农场参加劳动锻炼，整个学生连队都表现很好，军队同志对他们很欢迎，六九、七○届去湘西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主席接着指示，除年老多病的外都下去，教员也下去。主席又问他们去湘西语言能听懂吗？常德到湘西是另一语系。
当我们汇报到对各派群众都不能压时，主席指示，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能压。
当汇报到抓点时，主席指示：点不要铺得太宽。
主席问湖南这样大，四十七军搞得了吗？我们汇报在地区主要靠分区、县武装部支左，地区革委会的主任现在大都是分区或县武装部的负责人。四十七军两个师搞生产，打算再抽一批干部参加搞去。接着主席指示，点铺的不要宽。
当问到湖南落实政策抓人情况时，主席指示：内蒙扩大化抓了二十多万人，省并不大，好就是没杀人。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有些老工人，没有参加国民党不见得（注5），搞清楚了根本不要处理。不要学北京大学抓了九百多人，抓多了不好处理，抓了怎么办？总共九千多人，哪有那样多的坏人！
主席问：农村公社所有制怎么办？你们也提出这个问题，小队还是大队为核算单位？我们汇报了石门县的情况，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不能轻易变动。
当汇报到湖南去年能够取得丰收原因时，主席指示，过去彭、黄、张、周的黄克诚，就是给韶山东西，不发扬群众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寨好，好就是好在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主席指示，去大寨人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大寨是大队核算，八十多户实际是一个大一点的生产队。
主席又问湖南有无平坟山的？我们答没有发现。又问农业生产上的单一化如何？
我们回答说有所改进，过去光种稻子，现在种棉花、茶叶、烟叶、地瓜、苞米、麦子等等。
接着主席指示，过去三年灾荒，彭、黄、张、周、刘少奇说要八年即七○年才能恢复，要分田到户，他们没有料到恢复这样快。
在汇报到干部解放情况时，主席问了李强、高文礼（注6）的情况。
（汪东兴同志插话，派遣特情的情况是公安部罗瑞卿、徐子荣指示的，应由他们负责）
主席指示说，高文礼我看是好人，高司、红联、公检法（注7）过去臭了，公、检、法多数是好人。
（汪东兴同志后来又说，搞窃听器的材料我看了，不要疑神疑鬼，不要道听途说。我亲自领导，并说李强不太熟，高文礼据他看是拥护主席的，可能是个人喜欢吹、泄密、说错话）。
主席指示：干部解放，有些人调换一下地方，在省委工作，在长沙久了可以到地区、县，在下面久了亦可调长沙，地区之间亦换一换。犯了错误改正就是。群众分两派，各解放各的干部。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如果你还要分两派，再搞三年，但总是要联合起来。要做工作，解放干部有些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有些可以调到别的地区。
接着主席又指示，机关人太多不好办事。军队机关人少些，中央、省、地、县四级地方机关人多。主席当时问军部多少人？黎原说一百多人。
主席又指示，刘建勋、纪登奎参加了1966年10月的工作会议，这会议是给打招呼不要压群众，不要靠一派压一派，他们听进去了，回河南召集地、县委书记开了会，现在他们地区、县革委会百分之五十一是原地、县委书记当第一把手，但他们没有给大工厂的人打招呼，所以那里的领导干部出不来。
接见快结束时，主席又指示，高司、红联、公检法大多数是好的。高司的军队欢迎，大家影响好啦 （指在农场）！
主席指示：看来湖南形势好，抓点比上两个省抓得早。
当我们请主席再作指示时，主席指示，我是想问问情况，你们看到形势好、并注意另一面的想法是对的。年成秋冬才能定局，现在不宜估计过高。有些苗头应该看到，也不要估计过了。前年来时还不是急风暴雨，你们办公地点一天要搬几个地方。前年和去年上半年是高潮，你们出了高司、红联、公检法，出了省无联（注8），又出了永向东，以后还可能出点什么，但大局不会有什么。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不过他们要重新建党建军也看见马上不行，所以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最后主席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主席接见时间两点一刻之久，从9点40分钟到将近12点。

摘自中共湖南省党史委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一书。
注1：黎原，时为驻湘的解放军 47 军军长，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时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在当时所谓“三结合”的革委会中，黎原是解放军代表，华国锋是领导干部代表。
注2；“梁、尚”即梁春阳、尚春仁，支持造反派的省委机关干部。梁春阳，原为省经委副主任；尚春仁，原中共湖南省监委处长，文革中组织省委机关造反组织“永向东”，为负责人。省革委成立后均为常委。
注3：“永向东”，其全称为“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是由省委机关干部组成的造反派组织。1968年春夏期间，该组织掀起了包括反对华国锋在内的“反右倾”运动，从而与支持华国锋的部分工人造反派发生了争斗，但不久即在中央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大趋势下，遭到失败，组织解散，其负责人尚春仁以及支持他们的梁春阳，均遭到批斗。
注4：“高司”，其全称为“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起初是湖南最早造反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但从1967年初起，由于得到省军区的支持，立场转到与“湘江风雷”、“长沙工联”等工人造反派组织对立的一方，客观上成为了当时湖南保守派阵营的旗帜。
注5：原文如此，按湖南话意思，即：不见得没有参加国民党。
注6：李强、高文礼分别为文革前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副厅长。
注7：这里是指湖南文革中三个曾得到省军区支持的主要保守派组织。
“红联”是湖南省以“高司”为首的保守派组织联合体，全称为“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公检法”这里指的是组织团体，当时湖南的公、检、法系统大多数人，都是站在保守派一方，他们也成立了几个大的组织。一方面他们是政法机关的执法者，可以持枪抓捕造反派成员；一方面他们又可以组织群众性团体（如“湖南省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拥有写大字报、上街游行示威、参加各种群众性活动的权利。后来在中央作出关于湖南文革问题的“八•十”决定后，包括“公检法”在内的保守派组织全部溃散。
注8：“省无联”，是由湖南造反派中的激进团体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席会议式的组织，全称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人接见湖南省各派代表时，宣判“省无联”是“反革命大杂烩”。随后该组织即被摧毁，其负责人及部分骨干（包括当时撰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中学生杨曦光）被逮捕、判刑。1981年，中共湖南省委作出了为“省无联”案平反的决定。

（陈益南录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