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飞 桂林文化大革命中的趣事

tuffy05

张雄飞

曾发生在桂林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凄惨悲壮，但是只要有许多人参加的事情，就会有让人觉得有趣的地方，这就是人间百味。


“四清”把我饿得像犲狼

桂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四清”运动还在进行中，我还在乡下搞“四清”。那时全国搞的“四清”，是个极“左”运动，它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生产队的干部，进村先把人家当作坏人来审查，冤枉了很多好人。不过“四清”运动也有个好处，工作队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干部们是个很好的磨炼。我“三同”的贫下中农，是个四十多岁带着个十六七岁女儿的男人，他很穷，身体又极坏，瘦得二级南风都吹得走。他家一日三餐，前两餐喝稀饭，晚上才吃芋头丝米饭。每天吃饭时，我看着共餐的那个像害了痨病的男主人，实在怕被他传染，可又怕被人说“对贫下中农没有阶级感情”，只得硬着头皮吃，而且不敢吃饱，因为工作队规定每月只交给住户9块钱27斤粮票，我这个“大块头”，看着那个煮饭的小鼎锅，哪好意思放开肚皮吃？只好餐餐挨饿，还要参加田间劳动。好在那时我当工作队的资料员，经常要送汇报材料去雁山给工作分团。回来的时候，我的党性就差了，开始搞“小自由”了，我拿着包花生糖，一路走一路吃，美得连神仙和桂林人都不想当了。更加过瘾的，是工作队每半个月要回桂林来休息一天，回到桂林，我先跑去十字街的“老乡亲”饭店，要一盤红烧肉，一盤炒肉片，一盆猪肝瘦肉粉肠三鲜汤，再要两大碗米饭来解馋。服务员把这些美味佳肴端上来时，都好奇地问：“同志，你是两个人吃呀？” “一个！”她们的眼睛马上大了：“你吃得这样多？”“吃得，吃得！”结果不要二十分钟，我就把它们统统搞清楚了。

十字街的大辩论

到了六月份，“四清”工作队突然接到通知，要回桂林参加文化大革命。回城前，工作队开会传达上级党委精神，说解放前，桂林是李白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老巢，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很多，地富反坏右经常勾结在一起，反对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现在广西师院，有一批右派跳出来想翻天，写大字报要赶走市委派去的工作队，说工作队是去搞镇压革命的反革命行为，还要抓市委书记和一个副书记去游街，所以工作队要回城，保卫市委，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
我们这些忠诚的共产党人 “老革命”，怎么经得起这样的宣传鼓动，就斗志昂扬地回来了。当时全市的绝大多数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的职工，都不接受师院学生的观点。据说在“四清”工作队回城之前，工人和学生，天天把师院围得水泄不通，找师院的学生辩论。我回到桂林时，辩论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市中心十字街了。那种辩论，可以讲是史无前例的，因为那段时间，十字街从早到晚都站满了一小圈一小圈的人，被围在中间的，都是师院和支持师院学生观点的中学生。我也参加了，观点很简单：市委书记是三八年的老延安，他还会有什么错？工作队进驻学校不是镇压学生。
在辩论中，因为观点的激烈对立，谁都不让谁，那时的人，最怕被人扣 “修正主义”帽子，大家都知道修正主义的特征，就是不坚持革命原则。因此在“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辩论中，谁敢不坚持原则？哪个愿当修正主义？所以那辩论呀，就像美国人打橄榄球，追着你打，揪着你打，缠着你打，让你挣也挣不开，跑也跑不脱，不辩得你缴械投降，就不准走人，而且让你饭也难得吃，尿也难得屙。吃饭撒尿，这对于围攻别人的人来说，不是个问题，他可以溜出去吃饱了肚子，放完了膀胱里的水，再来辩论，被围在中间的学生们就惨了，想走挪不动脚，因为你走就等于认输，谁愿意背叛自己崇高的信念，做因为被尿憋得突围而去的“革命逃兵”？于是乎，肚皮饿了，硬顶！尿胀了，硬憋！但“水滿则溢”既然是自然规律和生理规律，当然也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了，肚子饿好忍，尿胀了可不好憋，有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孩子们，就这样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到把尿屙在裤子里。听说后来还发生这样的事：当桂林持原来观点的人从多数变成少数的时候，十字街的辩论，又形成了激烈的新高潮，在辩论中，有个站在圈圈内的女红卫兵，辩不过对方，气得她解开腰带就脱裤子，这一着果然厉害，那些围攻她的人，见她居然如此敢为天下先，都被吓得一哄而散，什么“胜利果实”都顾不得要了。

我当“逍遥派”

城市中的文化大革命，十有九人的政治热情，都被鼓动起来了，但也有不参加的“消遥派”，不过那时当“消遥派”并不光彩，被人歧视。因为当“消遥派”的，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被认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二是因“出身不好”不敢参加运动；三是“政治觉悟低”不关心国家大事者（其实这种人多数是智者）。
运动开始不久，我也变成“消遥派”了，因由是单位的群众组织无中生有，说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革命烈士，一个是革命叛徒，这样我的家庭就从纯红变得蓝不蓝绿不绿的了。“老子不干了！”气得我去钓蚂拐（即青蛙）。
说起钓蚂拐，我可是个老手，十岁左右，就长于此道。因为那时家穷，十天半月，难得有两块用豆豉蒸的肥猪肉送饭，家里几个孩子和大人的肉食，主要靠我钓蚂拐，而我又最会钓蚂拐，别看十岁出头，我就掌握了专业“蚂拐佬”们先把蚂拐全部从竹林蔸、草窝里赶下水塘去，然后再一个个地钓上来的技术。所以，每每我拿着长钓竿出去，个把时辰回来，就会有斤把蚂拐交给奶奶，村里的人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螞拐佬”。
我经常从隐山钓起，一直钓到南站。六十年代的隐山到南站的铁路两边，都是池塘、水沟、菜地。我去钓蚂拐的时候，从来没碰着“同行”，你说那蚂拐好钓不好钓？有一次我在南站对面的小河沟边，钓得个足有半斤重的“蚂拐精”，乐得我像个“巴爷”（桂林方言“小孩子”）那样手舞足蹈，只是还不会伸出两个指头喊“吔--！”。
我天天爆炒蚂拐，相好的同仁也沾光，还是吃不完，我的锑桶、脸盆，都成了装蚂拐的容器了。
蚂拐再多，也经不起我的反复“扫荡”，钓来后来，我不得不钓到瓦窰、二塘附近去了。回想起来，文化大革命中最快活的是做“消遥派”，自由，好玩，不用上班，工资白拿，不得罪人，没有危险，多好！

“革命大串联”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大串联”，太受全国“红卫兵小将”的欢迎了，后来发展到各行各业的人，只要不出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除了吃饭自己掏腰包外，坐车不要钱，住宿也不成问题，你只要高举“革命串联”的旗帜，哪个地方的人，为了表现“革命造反精神”，都会欢迎你，热情为你找睡觉的地方。这种免费大旅游，谁不想到海边去“经风浪”，到大城市去“见世面”？
到了1968年的秋天冬天，大串联更起劲了，原因是毛主席多次在北京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那时的造神运动，成效真是了不得，多数中国人，都把“看见毛主席”当作崇高的梦想。于是，当“毛主席要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桂林歌舞团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们，“组团”向北京进发了。
要去北京，必须坐火车，这是常识，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会想到，那时要从广西坐火车去北京，“难如上青天”，因为铁路只有一条，要去北京看毛主席的人，则数以百万计。
我们接连几天，都上不了火车，特别有天下午，黄昏时分火车一到站，人就像潮水般地往上冲。所有的车窗都成了车门，每个车窗前都有成群的人我举着你的屁股，你抱着我的大腿往车葙里塞。车门上的挤和争夺，其激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车厢要爆炸了还往里挤。这样搞怎样受得了?人毕竟不是箱子和麻包，可以一个一个往上摞！车上的人开始“自卫反击”了，用拳头打，用脚踢，要扫掉车门前的人。车窗上面的人，也不惜采敢 “暴力革命”，拼死把车窗关上。这样在顷刻之间，“两大派革命群众”，就在车上和车下形成了。车下的人“革命造反”的办法多得很，他们知道嘴巴的力量已经不起作用，便扛来长长的木头塞住车门，看你车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搞不搞关门主义？最精彩的是有人把铁道旁的枕木扛来，几个人举起，“一、二、三”地喊着号子塞进还没来得及关的车窗去，硬要车上的人“打开窗户说亮话”。但“车下派”最终仍不是“车上派”的对手，因为打仗要靠占领制高点，既然这个优势被车上的人占领去了，那长长的木头，那又大又重黑黢黢的枕木，最后还是被推了出来。那趟列车，在精力旺盛，斗志昂扬的“革命造反派”的反复争夺中，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缓缓向北开去。
我们好不容易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平时只坐十人的两排座位之中，竟挤着三十六个人。我没捞着座位，就登上座位的“龙脊”，晚上还在上面睡觉练“扁担功”，不过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臀部的肉确实太少太少了！

黄婉秋也跟我去搞武斗

黄婉秋现在是世界名人，但是这件事，肯定地球村许多村民不晓得。
1967年入冬，桂林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已经从打嘴巴仗到打长矛铁棍仗，并且冷兵器和热兵器混合使用。
有天晚上八九点钟，歌舞团夺了权的群众组织的头头，突然接到“上级”组织的紧急通知：对方向我方榕树楼据点进攻，要他们派人去增援。他们就叫我带队去。那时这个群众组织为了“文攻武卫”，暗中用粗钢条打造了十二支长矛，也发给我一支。我接到“命令”后，马上把 “为革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的少男少女们集合起来。
婉秋那时是个二十多点岁的姑娘，天真活泼，人缘极好，同志们都叫她“婉秋”，因为她的额头既高又饱满，还给她起了个亲昵的绰号叫“大头”。敢去打仗，需要很大勇气，婉秋那晚和七八个女孩子，勇敢地参加了由我领队的武斗队伍。不过在这要说明，她们与其说是去打仗，不如说是去看打仗，因为她们两手空空，那小小的拳头，连鸡都打不痛。
我出发前绞尽脑汁：怎样保护好这些女孩们呢？想起有个苏联电影，这样描绘库图佐夫和拿破仑打仗的场面：拿破仑把进攻的队伍排成方队，军官们走在最前面，有的嘴巴还斜叼着烟斗，步伐整齐地向俄国人进攻，他们那种在枪林弹雨面前悠闲的、无所畏惧的欧洲中世纪骑士风度，表现得太激动人心了。我于是灵机一动，在艺术馆院子里编排出征的勇士：拿钢矛和棍棒的小伙子，排成锥形队伍，我在最前面，女同志在中间。我特别强调说：“这个队形，既可以保护女同志，又可以互相掩护，不怕‘敌人’攻击。”
队伍出发了，可是我的“锥形队伍”，没出艺术馆的大门就变成鸭帮了，及至进了房地局的院子，更是什么队形都没了，因为我们的战场，不是辽阔的平原，是只能单人通过的小门。看来硬搬拿破仑教条，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果然有“敌情”！刚过房地局的后门，在榕树楼旁边的一个院子里，就发现有一伙手执铁棍长矛的人，有的站在昏暗的廊檐底，有的蹲在冬青树丛下，我们和他们已经面对面地相撞了。这是真正的遭遇战。我马上想起那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兵家名言，便用最大的音量，大喊 “杀--！”就带头冲上去了。
对方也很不怕死，一个穿着件长到脚膝盖黑外套的人，拖着条长长的钢棍，口中骂道“我操你妈的×！”劈头盖脸就给我一下，我用钢矛一挡，只听得“噹”的一声，把他的钢棍挡飞了，他又迅速地轮起钢棍，朝我脑门又是一棍，我又“噹”地挡了一下，这次他用的力量特大，那钢棍没被我挡飞，顺着钢矛滑下来，击得我左手的大拇指痛得钻心。我火了，上前半步，朝着他的下腹部就是个突剌，只听他“啊”的一声惨叫，转身拖着钢棍就跑，他的同伴被他的惨叫吓着了，也纷纷跟着逃。就在这时，猛听得“咣”地一声，满院子火星乱飞，原来我们有个没拿钢矛的人，看见对面远处有人要端冲锋枪扫射我们，就一个手榴弹甩过去。
那突如其来的响声和火花很吓人，进攻榕树楼的人，全都朝市委那边跑了。我们这边呢？婉秋那帮女孩子们听见爆炸声，也吓得不管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已扭头跑得无影无踪了。
那人被我刺穿肚皮一寸多深，算是轻伤。到了1968年9月2日，桂林胜利的一派(“桂林联指”)，组织全市大游斗，我和婉秋同被押在一辆大卡车上，她站在车厢前面的右边，我站在车厢前面的左边，游斗她的人，给她戴顶戏曲里武旦揷着长长翎子的凤冠，又给她披上鲜艳夺目的霞帔，本来想用这种装扮丑化她，哪知道这样一搞，更让她美若天仙了。
在游街途中，有两个人跟着汽车跑，其中一个指着我“点水”说：“刺伤你的那个人就是他！”原来是那个工人兄弟来找我“讨还血债”了，他拿着木棍，攀上车厢，朝着我的脑袋就是一棍。这回“武斗”可被他打着了，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的人影从一个变成十个，好在他用的不是钢棍，不然的话，我早就到阎王那里去买个九品芝麻官来当当了。现在那位兄弟不知在哪里？我想请他喝早茶，不知他能否赏光？

（2005年6月29日稿）

http://zhangxiongfei-01.blog.163.com/blog/static/128695341200993065238399/

tuffy05

张雄飞

我被子弹打得像树叶飘了起来

1968年8月，桂林地区12县武装民兵及 “桂林联指”民兵师，重兵包围桂林欲消灭“桂林老多”的“武斗”已经结束了。那时我是“老多”红卫师的一个连长，为了执行市革委会关于两派交枪的通告按时交枪，12号那天，去军管会联系完交枪事宜后，在回连部所在地艺术馆的路上，突然听见从马路对面的三中（即如今的“桂林中学”），传来爆豆般密集的枪声。
几个月的“武斗”，已经让人民群众受尽了惊吓和苦难，他们早就盼望结束“武斗”了，如今“武斗”已经结束，又枪声大作，住在解放西路的群众，纷纷跑出来看，以为又打起来了，当他们发现不是发生战斗时，有的就骂起来：“现在还打枪，是哪个单位的？这不是扰乱群众吗？瞎掰!”。
我这个连主要任务是守卫榕树楼、榕湖饭店、桂师、隐山一线，共有四个步兵排和40多个临桂县同观点的武装人员(他们是为逃避全县大屠杀，躲进桂林来的，不过后来听说，在“八·二0行动”中他们还是被抓回去统统杀掉了)，还有一个爆破排。
小伙子们为什么放枪呢，是庆祝《七·三布告》的颁发和“武斗”结束吗？不是。他们已经从这个布告中，看到了是非不分和他们未来的命运，于是，拼命向天空开枪，用子弹发泄心中的悲愤。
但也不能因此而惊扰群众!
我骑着自行车飞快冲进三中爆破排驻地。这个排三十多个成员，大都是从印尼等归国的爱国青年，正在院子里把那些带响的长短家伙，一齐朝天猛放，那枪声，耳朵都要被震聋了，我生气地大声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们这是干什么？无组织无纪律!什么时候了，还乱打枪，外面的群众都骂我们了，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很听指挥，不打了，却向我发起牢骚来：“我们交了枪，对方再打进来就得死。”有的说：“对方是不讲信用的，不是早就签了停火协议吗？他们不是照样打死我们的人？”是的，就在7月24号下午，我们这个连的副连长陈思明(抗美援朝的老兵)，走到隐山前的铁路上时，西山主峰的对方武装，竟向他射击，子弹穿透他的大腿根，打断了主动脉，他被打中时，滚到路基下马上看手表，记下对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时间，可是他还是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了。所以战士们对交枪的不满和怀疑，我无法解释。
三中这边的枪声没有了，医专那边的枪声又响了起来，我更生气了，急忙去制止。
   医专和桂林三中只隔着一道围墙，“武斗”时，为了行动方便，在围墙下开了个能过人的洞。在三中这边的墙洞边上，有口水井。
    我推着自行车朝那墙洞走，远远就看见洞口给子弹打得烟尘滚滚，而在墙洞边的井台上，有两个小孩子，大的最多四五岁，小的两三岁，正在那里你追我，我追你地玩耍呢。我一看更着急了，心想要是打着孩子怎么得了！于是想都没想有没有危险，便径直朝着那洞口快步走去，因为驻在医专的，是我这个连的第四排。
    明明看见那洞口被打得冒烟，还要往那里钻，不是去找死吗？如果在战场上，我绝不会这么傻，可是这时连急带气，竟没想到此时的那个洞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当我走到离那洞口大约两三公尺时，突然听到“炸——”的一声响，就觉得自己像片树叶似的轻轻飘了起来，又轻轻落在地上。霎时间，整个世界全黑暗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整个世界都无声响了，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不知隔了多久，耳旁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哎呀，你们快回来呀！……”
这时我才觉得自己是中弹了，强撑起半个身子，用力睁开很难睁开的眼睛，朝喊声望去，只见有个中年妇女，正站在她家门边，声嘶力竭地招手呼唤那两个孩子回家去。
我也向她招招手，意思是请她来救我，谁知她一看见我向她招手，竟吓得连忙躲进屋里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把她吓坏了的原因：一颗穿过砖砌围墙的子弹，斜着从我的下嘴唇打进去，击碎了上下牙床（手术后我只剩下九颗牙齿），震碎了下巴骨，又打烂了舌头，才从舌头下面钻到脖子右侧皮下，所以那时我的模样很难看，胸前全是血，脸的下部肿得很大很大，破裂的下嘴唇翻着耷拉下来，上面还挂着白花花的牙齿……那个女人看见我这恶鬼般的模样，才吓得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听见有人大喊“快来人呀!张连长受伤了!”有的大骂“他妈的，是谁打的？”拔出手枪四处找凶手。这是住在校园里的三中武装红卫兵发现了被打倒在地的我。
红卫兵们急忙前来抢救。那时作战人员都有止血胶带和急救包，见我的血不住从嘴里涌出来，情急之下，一个女生，竟拿她的止血胶带来勒我的脖子止血，被我拉开了；另一个把急救包，整团塞进我的嘴巴去，也被我扯出来了……

沉着冷静就是生命

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对于人生来说非常重要，有时候，它甚至决定着你的生死存亡。
这时的我，完全不能说话了，眼睛也难睁开，但神志很清醒，心里也不紧张害怕。看见学生们这样“抢救”我，心想这些小弟弟妹妹，打仗厉害，抢救伤员可不行，再让他们这样搞，不死也给弄死了。于是伸出双手，伸直手掌，一伸一缩地做向前搬运的动作，意思是叫他们赶快把我送去医院。
那些机灵鬼马上明白了，立刻后面两个人一人抓起我的一支臂膀，前面一个人提起我的两条脚，抬着我向校门急跑。
刚跑出校门，就碰上一辆去军管会交武器的汽车开过来，他们拦下汽车，把我抬上去直奔去“老多”的“野战医院”(即原工人医院)。这辆汽车，真是上帝安排来救我的命的，如果步行抬我前去，从三中到叠彩山下，最快也要半个小时，而那半个钟头，后来证明，是决定我的生死的半个钟头。还有，如果当学生们抢救我的时候，我自己不知所措或者被吓得晕过去了，肯定会延误了到达医院的时间，因为武斗期间在那一带，根本没有汽车过往。
我平躺在急驰的汽车上，血不一会儿就塞满了喉咙，我要转过头来把血吐出去才能呼吸，一路上，都不住地这样吐着。
到了医院，医生们连忙为我做手术准备。此时我的眼皮重若千斤，用最大力气才能睁开一条缝，但我清楚医生们忙些什么。要做手术，首先要验血型，以便输血。当我听到 “快查他的血型”时，我就用手连续在空中划圆圈，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血是“O”型的。
第一个来抢救我的医师，是桂林著名外科主任刘祖林，他曾当过抗美援越的中国医疗队长。见了我的动作，连忙说“好，好，他的血是‘O’型的，赶快准备给他输血。”我又为自己争得了一点延续生命的宝贵时间。
我被推进手术室。一躺上手术台，医师们立即忙着寻找舌根下大出血的动脉止血。与此同时，麻醉医师在我头顶做着全麻的准备。我的双手也被绑在手术台上了。可是这个时候，医师们由于忙着为我止血，忽视了我平躺时口腔中大量的血塞住了呼吸道，有被淤血窒息的危险。我觉得气憋得十分难受。
我想用力挣开双手给他们做手势，要他们设法解决我的呼吸问题，可是手动弹不得了。嘴讲不出话，手又动不得，这时我才着急了。
就在全麻的那个“乙醚”面罩要扣到我脸上的千钧一发之际，我右边的手术医师靠近了我，我便使劲扯他的白大褂。
那医师见我扯他的白大褂，便停下手术问我：“你想做什么？”
那麻醉师也把麻醉面罩拿在手中暂时不扣下来。
我把拇指食指和中指揑在一起，做写字的动作。
医师们明白了，连忙说“他要写字，把笔和纸拿来给他写。”
他们把我的右手解开，把一支圆珠笔塞在我手里，又把我的手拿到放在我胸脯上的一沓公文信签上，我马上写下了“呼吸”二字。
“啊，他呼吸困难，快把气管切开！”
我的气管被切开了，医师把一个园型的中间有个小管子的呼吸器插入我的气管中。我顿时觉得舒服极了，马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多年后，刘祖林老医师和我闲聊起那次手术时说：“那次给你输了一千五百西西血，多亏你沉着，也多亏你和我们配合得好，如果你再晚二十分钟做手术，结果就很难说了！”

我是怎样被那颗子弹打着的

那一枪，是谁打的呢？是财贸系统一个年方二十一的帅小伙打的。“武斗”时，我们的关系就不错，“武斗”后，更加成了“狗肉”(桂林方言“好朋友”)。
原来那天，他和伙伴们，用56式冲锋枪，朝那条围墙根发泄情绪和过枪瘾。当他打得只剰几发子弹时，一个比他大点不多的“狗肉”手痒了，抢他的枪说“给我打给我打”，他不给，手一甩，“嘟嘟嘟”，那几发子弹就脱“靶”飞到围墙上面去了。他们这一“脱靶”不要紧，我在围墙那边就仰八叉了。
他们自然都是无意的。而且，知道我受伤住院后，忘记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古训，对着昏迷不醒的我大哭。不仅如此，还去看护我，洗脚擦背什么都做，就像照料自己的亲哥，后来还多次向我道歉。
我当然不生他们的气，一句责怪他们的话都没说，因为在那火炮连天的时期，没被对方的枪炮打死算是走运的，吃自己人的一颗子弹算得了什么？我的宽容，他们的善良，使我们的友谊之树长青。

“ 咬牙切齿”到如今

在手术台上，大夫们把我脖子下的气管切开后，就做了个十分复杂的手术。我的运气好，给我做手术的，还有著名的五官科专家虞静和李宁。
我下巴底下的皮肉，被从左边到右边割开了，因为要把下半张脸皮翻到鼻子上边去，才能缝合被打烂了的舌头，修补固定被打碎了的下颌骨。这时我脑袋的下半部分，就像被敲碎的罐子，要把这种“破罐子”修补好，还要坚固耐用，谈何容易？　　 但外科高手们做到了。他们花了四个多钟头，把我的烂舌缝合，把碎成四块的下颌骨用不锈钢重新组合固定在一起，把破碎的牙床清理好，再用钢丝让上下牙齿紧密相连，免得对齐的上下颌骨走样。这种手术需要有相当的精密度，否则我的下巴骨长好后如果比腮帮子还宽，或者下巴的中心线不在左眼和右眼中间，那我的尊容岂不成了日本鬼子的机关枪——歪把子了？
但是，如果要求把我的“破罐子”，修补得和原先上帝做的那样精密就是强人所难的了。所以我的下巴骨长好以后，大牙臼比原来的高了些，于是生理的本能，就不按我的意志而自动调整起来：不管我愿不愿意，只要我没睡着，上下牙都像老牛反刍那样不停地咬呀咬呀，它们以为这样就能把凸出来的部分咬平！因此呀，我虽然没有不共戴天的私敌，却天天“咬牙切齿”，这篇纪实， 就是在“咬牙切齿”中写成的。

“你就是张雄飞呀，老子枪毙你”

我手术后昏迷了三天三夜，醒过来没几天，就发生了全副武装进城抓杀手无寸铁的“老多”的“八·二0革命行动”了。先是歌舞团不同观点的人去医院抓我，见我重伤躺在病床上，没动手走了。后来又有几个“桂林联指”下属的组织“五四铁笔”的人提着枪来抓我。这个组织在“武斗”期间，对不同观点的人和“牛鬼蛇神”从不手软，想抓就抓，想杀就杀，大有“党卫军”的风度和气概。
他们冲进病房就大喊：“哪个是红卫师六连连长张雄飞？哪个是红卫师六连连长张雄飞？”我还不知道“八·二0”的厉害，很自然地抬起緾满绷带的头，表示我就是。
“把他拉出去!”几个人冲过来抓我。
驻院的军代表大概是6955部队的，知道“八·二0”乱杀人的情况，所以当他们进医院找我的时候，便一直陪伴在身边，此时见他们要抓人，急忙上前阻拦道：“这是医院，你们不能乱搞!”不准他们动手。
其中一个见不能抓人，喊道：“你就是张雄飞呀，老子枪毙你!”举起手中的卜壳枪就要打。
我见状便往后一躺，心想“要毙就毙吧，反正我动不了，随你们的便吧。”
旁边的军代表又急忙挡开那个人的枪。
“五四铁笔”为什么找我？为什么恨我？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整个“武斗”期间，对方的军事指挥部，一直把我这个连守卫的西线，作为进攻“老多”的重点，他们的作战意图是：突破西线，直插十字街，然后分割包围“老多”各据点，逐个歼灭之。但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在桂师和榕湖饭店，他们打进来三次，又三次被打了回去。西线是对方进攻最激烈的地方，榕湖饭店的四号楼，被他们打进来放火烧掉了，那残墙断壁，就像二战时的斯大林格勒。
不过，他们找错了人，因为我不是红卫师的“功臣”，我们这个连，因为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如桂师那么一大片地方，有时夜里只有一个班防守，根本无法阻挡对方优势兵力的突然袭击。只是，我们从来没丢失榕湖饭店这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倒是真的，而把他们打出去的，每次都是赶来支援的红卫师一连和四连。
当然，这些情况，对方当时是不完全知道的，因此他们每想到在西线进攻的失败，就想到我，把我当作打败他们的“罪魁祸首”，怎不想枪毙我？
谁知我命不该绝，在“八·二0”之前，老天就安排我进医院去避难了，如若不然，我在“八·二0”时被绑到街上游斗，十有八九现在不能在博客上做文章了。

子弹头和“骨髓炎”

我能起床活动了。这时，刘祖林等专家，已经被抓被关了，加之住院的伤员，都是“老多”的伤员，如果不是驻院军代表的帮助，我们早就被赶出医院了。负责我们这个病房的张医师，也这样对我们说：“我不能为你们医疗了，不知哪天，我也要被关了。”
此时人心惶惶，人人都有大难临头之感。而病房的窗外，是地区机关的所在地，天天看见有被五花大绑的男男女女，跪在地上等候押回县里。现在思想起来，我们当时所看见的那些年轻的“反革命”和“牛鬼蛇神”，大概早就成了冤魂了……
有天我于无意中，摸到脖子右边皮下有颗硬邦邦的东西，问张医师是什么？他说是子弹头，马上拿来针麻药，把我的脑袋摁在病床上，打进麻药，三刀两刀，就把那弹头挖出来了。他说如果不赶快取出来，它又会走掉的。原来，那颗子弹明明打进我的口腔，手术时费了很长时间就是找不到。幸亏它不甘寂寞，游走到皮下，假若它在脖子深处长期隐居起来，我就惨了！
        9月初，我下巴底下本已癒合的刀口，突然裂开，有脓水从破处一滴滴掉下来。
我又忙问张医师怎么会这样？他检查我的口腔，发现舌头下的伤口处，有一个白花花的脓头。他叹息着对我说：“我看你是得了骨髓炎了！”我问他为什么会是骨髓炎？他说因为我被打碎的下巴骨没长好，感染了，溃烂了。我问他骨髓炎容易治好吗？他说很难，在桂林没法治，要到上海去才有可能治得好。他还告诉我，如果我真的得了骨髓炎，下巴骨就会慢慢地烂下去！
    他这么一说，把我愁坏了，暗想自己是个对方喊抓喊杀的人，怎有可能去上海治疗呢？要是这下巴骨逐渐溃烂下去，那么我的脑袋，就不是“歪把子”，而是“烂冬瓜”了！
    无奈呀无奈，听天由命吧！
    有天上午，七八个穿白大袿的人，由军代表陪着来“查房”。其实，这是医院胜利的那一派，来清查“老多”的“战争罪犯”以便处理。当查到我的床位时，张医师介绍说：“他可能是骨髓炎。”
    那些“查房”的人，听了介绍理都不理，只有位从印尼回来的归侨医师，要我张嘴给他看，看完没说什么就走了。查完房，那归侨医师又回来了，他用镊子挑我舌头底下的脓头，挑着挑着，便轻轻地夹住外扯。天哪，那东西越扯越长，扯完竟有半尺多长！
    那半尺多长的东西，其臭难当，因为上面裹着一层发臭的脓浆！
    原来这不是脓头，是一条做手术时引流的纱布！本来，这条纱布，术后不久就应该取出来的，因“八·二0”之后，医院里“老多”观点的人，不少被关押了，或被停职“交待问题”了，暂时没挨的人，也无心工作了，因此秩序大乱，伤员没人认真管，这样我口中的那条纱布，没人记得及时取出来，就慢慢滑进下巴的伤口里面去，只剩下些许白花花像脓疡似的纤维。又因为久不取出，那用于引流以利伤口愈合的纱布，就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口腔细菌繁殖的“大本营”！在这种情况下，好肉细菌都能啃穿，何况你是刀口？阿弥陀佛，还是老天保佑，假如连那一点点纤维也全滑进下巴骨里面去的话，那我的脑袋肯定就要变成“烂冬瓜”了！
   臭纱布取出来以后，我的“骨髓炎”不几天就不流脓了，但是在舌头底下，却有个像崇左县的天坑那样深的洞。这洞究竟里面有多深多大？我无法探测，只晓得每当大米饭路过那个洞口时，都一粒跟着一粒地跌落进去。因为那洞子不能当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粮仓使用，张医师就给了我一个带着歪脖子针头的大注射器。每天吃完饭，我都得“清仓”。当我把那弯曲的针头塞进洞里，把一大管子的水灌进去，那些米粒，就像白老鼠似的一个跟着一个被灌了出来。一个多月后，那“天坑”才被新长的肉填满。

面目可憎者勿向姑娘乱表情

  　 枪伤前，我的相貌还算不讨人嫌，枪伤后，我的模样就让人看了“情何以堪”了——
右眼神经被震坏了，常年充血，而且眼皮很懒惰，结果一只眼睛很精神，一只眼睛总打瞌睡；右边的脸皮下垂，结果左边的脸皮比右边的短斤少两；右嘴角向右边倾斜，结果左边的嘴角比右边的水平高。大概是那子弹头打断了脸皮右边的血管吧，后来我被关进收容所强迫劳动时，有年夏天爬高山砍竹子，别人累得脸全红了，我只红了左边的脸，右边的脸依旧是白的。当同行者嘲笑我时，我顿悟：难怪人们这么讨厌两面派。
人确实难有自知之明，我虽然模样改变了，心态却依旧自我感觉良好。而人的思想状态如果不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走路肯定会撞在南墙上。
我在桂林钢厂当烧火工时，厂里的美姑娘比比皆是，我们这些“单干户”凡人，在她们面前，很难不动凡心。
我除了会烧火外，还喜欢拉小提琴，而且水准，和几百年前欧洲那些在别人的窗底下拉小夜曲的小提琴手不相上下。在不上夜班的时候，我爱在宿舍的走廊上用自制的小提琴，再现独奏曲《渔舟唱晚》中的渔歌和波光。我还喜欢拉二胡，有时弄得满楼都是刘天华《空山鸟语》的鸟声啁啾。
也许是为我的琴声所动吧，住在后排集体宿舍的一个俊俏姑娘，经常来我们的宿舍玩，有时竟要我拉琴给她听。面对这样的听众，我当然乐于“为工农兵服务”了。有回我的松香用完了，她痛快地说“我们车间有”， 马上跑去拿，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地把一大块足有五百多克的松香，塞在我的手中说“给你！”我大笑了，更觉得她可爱了，心想：“小×呀，这块松香像你的脸那么圆，够我拉一辈子琴给你听了！”
然而我们的关系没有发展，我只不过当了一回“南柯太守”而已。当我从美梦中醒来的时候，才悟出个中原因：我的“门面”没装修。因为我居然不懂欲实践“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美好，必须先修好“门面”这个简单道理。设想，哪个体面的姑娘，会跟个一张嘴就看见那深不可测的黑洞、讲起话来嘴巴又歪又漏风的人出双入对？
还有个商店里的姑娘，其貌美经常让我想起《诗经》里那几句不知打动多少年轻人的千古绝唱：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你应该把牙齿镶上，那会比现在好看得多。”并马上介绍我去他们商店隔壁的牙科门诊部镶，说那里镶得好，她有熟人，我跟她去了，她要那熟人对我多多关照。我镶好牙后，专门去看她。她一见我，就笑得甜甜的说：“看，你现在比没镶牙前好看多了，和以前的样子差不多了！”从她的眼睛里，从与她的接触中，我看得出，她对我是有好感的，于是大胆给她写信，含蓄地表达对她的爱慕，她都给我回信，真叫我大喜过望。后来，我越来越胆大，竟写信约她去雁山公园游玩，她来信答应了，说她也很想去，并要我借个照相机，说“我想在那里留下难忘的面影！”后来，后来……自然是我又忘了自己当时的政治条件、物质条件、相貌条件而令她为难，她还是婉拒了原先的约会，远嫁他乡去了。

http://zhangxiongfei-01.blog.163 ... 341200911207110407/

tuffy05

张雄飞

悲惨的母猫

我和“花花”的故事，要从它的猫妈妈说起。
1980年夏天我是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文革”政治犯，在鹿寨县英山监狱犯人医院种罗汉果。
从高墙外的石山上，来了一只野生的小雌猫。它傍晚从围墙下面的出水洞钻进犯人生活区觅食，天快亮时，就哀哀地叫着，像个想妈妈的孩子要回山上去。我经常在这个时候，怀着怜悯和伤感跟在它后面，一直把它送到围墙旁边，嘴里还轻轻地对它说：“去吧，去吧，平平安安去找你妈妈吧!”因为在那荒山怪石之中，谁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被猛兽残害呢？
猫本来就是和人住在一起的，小雌猫怎会不想找个能避风躲雨的处所？我睡的那间小工具房，便是它最理想的家了，加上我虽然盘中餐最缺肉，但它来时我宁愿少吃或不吃，也要热情款待，不久它就和我混熟了，不走了。
小雌猫嚎春了，一只硕大健壮的黄色公猫，被它从山上呼唤下来，那个罗汉果园，是它们的伊甸园。
母猫产崽的时候，我像个接生婆守在旁边，时刻准备帮它做点什么。其实这是多余的，猫“生孩子”可不像人那么可怕，它无师自通地把一切料理得妥妥帖帖。
它产完崽，我找来一只大纸箱，里面垫上件旧上衣，帮它把小猫们放到箱子里去。它对我的安排很满意，没把小猫叨到别处去。
因为哺乳小猫，母猫的食欲大增，我每天都少吃些饭，再用些许专为它买来的小鱼干拌饭喂它，然而，我每月两块五的“工资”收入，与它的需要相去甚远，四个小猫一天到晚要从它的身上吮去许多奶水，很快就把它吮得瘦瘦的了。
那天中午，它的肚子像填不满的洞，吃完了又咪咪地朝我叫着讨吃。我看鱼干所剩无几了，就没再给它。小母猫明白向我哀叫已没用，只好自己出去觅食。
下午两点多钟，猛听得屋外传来母猫凄厉的叫声，一病区的护士王某抱着母猫急匆匆地走进房来说：“它去癫老(疯子)房抓老鼠，挨癫老抓住折断了三条腿。”我连忙把它接过来，见它的三条脚上，果然都缠着绷带，散发着刺鼻的正骨水药味。
母猫不停地惨叫，看见我，眼中充满求助的神情，仿佛在说：“救救我啊，救救我啊！”
见到母猫伤得这样凄惨，我心痛极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把它抱进那个大纸箱中去。
箱中四只未开眼的小猫，正抱作一团酣睡，听见母猫的叫声，立即抬起头伸长脖子、哀叫着爬去找母猫吃奶。可是当它们嗅着那浓烈的药水气味，就立刻不喊不叫挤到箱角不敢动弹了。
母猫刚被放进纸箱，看见小猫叫着爬向它的时候，强烈的母爱，让它忘记了那致命的伤痛，挣扎着要去舔舐它心爱的崽崽。可是，每当它挣扎时，那折断的骨头插进肌肉中的剧痛，让它更凄厉地嚎叫起来。
我只好把它抱出纸箱。
它要站起来，但是每一个想站起来的动作，都伴随一声撕裂人心的哀号！越是这样，它就越是要站起来，而越是要站起来就越痛，越痛它就越挣扎，最后是满地乱窜了。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看见它哀叫着用焦急恐惧的眼光望着我的时候，一种负罪感，象山一般地压在我心头上！我难过极了——若是中午我让它吃饱，它就不会有这悲惨的遭遇了！更何况，还有四只没睁开眼睛的小猫，等待着它哺乳啊！
……母猫死了。

我做了小猫们的“妈妈”

四只可怜的小猫，在纸箱里爬着，用弱得像没长毛的小麻雀的声音叫着，四散寻找母猫的哺乳。
此时，我觉得自己看见的已不是四只小猫，而是四个可怜的孩子了！面对命运竟如此悽惨的“孩子”，我能不想尽一切办法拯救吗？
终于有了办法：恰巧几天前我妹妹去探监时，给了我一包奶粉。于是我从犯人医疗室要来一条又细又软的小胶管，又寻来一只空眼药瓶，把胶管剪成寸把长，再把头修得圆圆的光溜溜的，做成一个小小的“奶瓶”，然后用热开水冲点奶粉，亮凉了吸满小瓶，试着喂它们。岂知头一天，小家伙们的嘴碰着“奶瓶”，马上把头扭开，无论如何也不吃。这可把我急坏了，只好把它们一个一个抓在手中，硬把“奶嘴”塞进口中去一个灌几滴，而且个多钟头就灌一次。第二天如法炮制，发现它们对牛奶不那么厌恶了，把“奶嘴”塞进它们的嘴里，也不挣扎了，而且逐渐会吮了。三四天以后，它们的嘴一碰着“奶瓶”，就拼命地吮啊，两支前脚还像拳击运动员的拳头那样不停地一伸一缩做着摁猫妈妈乳房挤奶的动作。小“奶瓶”转眼就空了。而且没几天，小猫们就把我当成它们的猫妈妈了，一听见我来到纸箱边，就拼命地爬哟，仰起小脑瓜向纸箱上叫哟。我的手一抚着它们，那叫声就更急更响了，叫得一种莫名的母爱，竟在我这个男子汉心中油然而生了，觉得它们的叫声，是饥饿婴儿的哭啼，于是手忙脚乱地给它们冲奶粉，生怕它们“哭”得太久了会生出病来。
我这个“妈妈”毕竟没经验，第三天，它们个个闹肚子。怎么办呢？这时我想：人和猫都属于高级的哺乳动物，既然人拉肚子可以用土霉素治之，那么猫拉肚子，服土霉素不会没效吧？我找来土霉素碾成粉，掺在牛奶中喂它们，不吃就灌，果然很灵而且特效，当天就不拉了。自那以后我照此办理，不知治好了它们多少回跑肚拉稀。
小猫们屙尿弄湿了纸箱是最头痛的。母猫在时，都由它舔食干净，我自然不可能，没有那种本事。怎么办呢？好在母猫死前，我看清了它侍候小猫的技巧。于是找来一只小碗，再用根药棉纤，在小猫肛门边或后腿根轻轻地擦，这招真灵，小东西立即抬起后腿，一挣一挣地，那清清的猫尿，便一滴一滴地落进碗里去了。
但我毕竟没有母猫那样仔细，不久，两只小雄猫因尿流在腿上无法擦拭干净，后腿很快就被尿腌烂了。望着两个小生命那渗出脓水的烂腿，我好心疼。可这有什么办法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中一只因用蓝汞医治无效，瘦弱得不再进食夭折了。
我对小猫们护理得更细心了，生怕它们再出问题。在外边做工的时候，也总是惦念着它们。为了不让它们饿着，到了该喂奶的时候，我就扔下工具，从果园里跑回来“奶孩子”。
我根据毛色分别给它们起了名字：“黄黄”、“灰灰”、“花花”；“黄黄”是哥哥，“灰灰”是姐姐，“花花”是小妹妹。
“孩子们”终于成长到了“学龄前儿童”的阶段。对于小纸箱那个“家”，再也不想住下去了，到了夜晚，不管我乐意不乐意，全都爬上床来和我睡。淘气猫小“花花”更不客气，竟然非要在我的肚皮上睡。有时我不让它睡肚皮，把它放在胸脯上，它睡不一会儿，又转移到我的肚皮上去就寝了，原因是我的“搓衣板”让它睡得不舒服。它的“智商”比哥哥姐姐高，知道最柔软最温暖最好睡觉的地方是哪里。

“花花”整天形影不离地跟着我

小猫们半大了，我实在负担不起，不得不忍痛只留下“花花”，把“黄黄”和“灰灰”送给别的文革政治犯。我偏爱”花花”，还因为它的模样，长得比我所见过的斑猫都好看：虎头虎脑，鼻梁宽宽地收向小嘴，胸脯也宽，前脚粗壮有力，当它正面向你走来，望着那一身红黄色的斑毛，你就会觉得那简直是个漂亮的小老虎，尤其它那双眼睛，大大长长地像凤眼那样斜向双耳，既美丽又生动。
时间到了1982年盛夏。离开了哥哥姐姐，小“花花”更依恋我了，整天像只小狗，我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我去开会，它跟去“开会”，乖乖地躺在我的大腿上“旁听”，或者在我的凳子旁眯着眼睛“养神”。我去罗汉果园劳动，它也跟去，我锄地，它来抓锄头，我怕锄着它，只好叫它走开，它就自己在地陇上玩，捕捉蚂蚱，追逐蝴蝶，赶走在地上觅食的小鸟。没有什么可追捕时它也不安静，在果藤下，在草丛中窜来窜去扑来扑去，捕捉着它想像中的大老鼠。玩得睏了，就在我带去的小板凳底下睡觉。
它晚上总要跟我睡，但在雨天，我是不欢迎它的，因为它那四支脚尽是泥巴，让它上床，我岂不变成了泥人张？每逢这种天气，睡觉时我就把蚊帐掖得死死的，它进不去，就在蚊帐外面叫呀，拱呀，弄得你不得不把它的猫爪子洗干净，再抱进蚊帐里去。有时，我硬是不理它，它没了办法，又舍不得离开我，就嘭嘭的跳到蚊帐顶去睡。

和“花花”做游戏最快活

“花花”非常淘气，回到屋里，一定要和我玩，我坐在床边读书写作，它跳上床来，噼里嘭隆发狂地乱窜，还要到我手中的书或者本子上来打滚，或者抓起钢笔铅笔当老鼠抛。我生气了，把它扔到蚊帐顶上去，以为这样可以安静些，谁知这让它更中意，就像杂技演员上了蹦床，更加撒欢地狂跑狂跳了。它的快活很快让我什么都不想干了。我用小棍子系块小布片子在地上拖来拖去，它就不停地捕捉那布片，你不累，它就不会停。我干脆把小布片子系在它的尾巴上，它就坐在地上不住地转圈圈咬那够不着的布片子，这边咬不着就向那边转圈圈，那边咬不着就向这边转圈圈，圈圈转多了又咬不到，它就发脾气嗷嗷叫，逗得我笑破了肚皮，忘记了自己还是个劳改犯。我还经常和它做猫捉老鼠的游戏，我躺在床上，手指在床沿上一伸一缩来回动，它在床下看见了，马上把身子俯在地上，下巴紧贴着地皮，小耳朵往后贴着，背上的毛也耸了起来，还不住地摇动着小尾巴，轻轻地向后挪动着后腿，然后趁“大老鼠”不注意，突然一个猛扑逮住床上的“大老鼠”，咬着抱着用后腿猛蹬猛蹉，向我显示它那大猫一般的英勇。自然，它逮住我这只“大老鼠”的时候，都不是真咬真蹉，如果它真咬真出爪子，我的手臂早就鲜血淋漓了，哪还敢跟它玩？

寒风中，亲情更真切

秋天，收完了罗汉果，我离开那间小房换了住处。
到了严冬，因为那医院是建在半山坡上的，寒风吹来，无遮无挡特别冷。尤其晚上犯人在露天场地上集中开大会的时候，那北风，简直像刀子割肉锥子钻骨。在这种气候和环境里，穿着厚棉衣的人都寒冷难当，只穿着一件薄薄的“毛衣”的小猫，能不觉得冷吗？可是我的小“花花”不怕冷，每次夜晚我去那个地方开大会，它都跟着去。以往开小会时，我可以把它抱在怀里让它暖和，开大会就不能这样做了。这时的小“花花”并不去避风寒，它顽强地闭着眼睛，紧抱着四肢，俯在会场边的水泥台阶上等着我。而且，它竟能静静地卧在那里一等就是两个钟头。会一散，它马上跑到我脚边来跟我“回家”！
小“花花”在寒风中对我的依恋，实在令我感动。原先睡觉时，它都自觉地睡在我的棉被外面，这时候我也不管什么叫做卫生了，干脆掀开被子，让它钻进被窝里来和我睡。
“花花”长大了，猫的秉性，更加显现出来，每天夜晚，都要到屋外去活动几个钟头，到了下半夜，才回房来。它回来的时候，先在床前咪咪地叫两声，仿佛对我说“我回来了，快掀开被子让我进去。”如果我睡着了，它拱不开被子，就轻轻地用嘴舔我的脸和鼻子。那粗糙的猫舌和长长的猫鬚触到脸上的奇痒，再死睡的人也要醒了。自然，如果它回来时我是醒着的，就会主动掀开被子，像迎接夜归的小女儿。进了被窝，它马上做睡前的“准备工作”了，先仔细地舔自己背上、脚上、腹部上的毛，舔完了，又来帮我舔表示爱心，因为它早已把我当成它最亲密的同类了。对于它的关爱，每次我都窃笑着接受。不过遗憾的是：我不是个全身长着绒毛的动物，舔那光滑的手臂，肯定索然无味，但它还是不厌其烦地舔呀，舔呀，直到它觉得我的手臂，已经被它舐得达到卫生标准了，才把尾巴收回来，背紧靠在我的肚皮边，把头藏在怀里，倦作一团睡觉了。听见它发出轻微的、那种猫所特有的鼾声，我又心疼地暗自叹息：“小‘花花’呀，你现在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猫，可是为什么生长在这种地方？你以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我就像父母对儿女前途担忧那样为它忧虑了。

“生死茫茫俩不知”

1982年岁末，广西政治形势的发展让我感觉到，平反出狱的日子就要到来了。这时我心中盘算的一件最要紧的事，就是出狱时，怎样把“花花”带回家去？想到监管干部完全有理由不允许我带走它，便心忧如焚了!
     1983年1月25日早晨，监管干部老徐突然来到我住的犯人门诊部楼下大喊：“张雄飞，把你的行李收拾好出来，快！”
听到这样的喊声，我便高兴得手忙脚乱了。有经验的犯人对监管干部这句几乎千篇一律的喊话都明白：那是出狱的通知！
我激动得旁边的犯人说些什么都听不见了，心里首先想到的，就是马上找到“花花”！
我大声向楼下呼唤：“‘花花’！‘花花’!快回来——！”我最害怕的，就是在这个最要命的时候，找不到它！
万幸，听到我的呼唤，“花花”飞快地跑上楼来了。
我连忙抱起它，往事先准备好的木桶里一放，就用网兜把它牢牢地罩了起来。
“花花”对我这从未有过粗暴，自然不能理解，它在桶里拼命地往外挣，还嗷嗷大叫。
我见它太害怕了，便摸摸它的头，对它说：“‘花花’，别怕，别怕，我们要回家啦，我们要回自己的家啦！……”它用大大的眼睛望着我，有些懂了，不那么害怕了。
我提着行李和装着“花花”的木桶，紧张地走出监狱的大门。我最担心的，是老徐不让我把“花花”带走！
来到老徐的值班室了，他看了看木桶里的“花花”，竟二话不说。此时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啊，暗中自责自己坐牢坐久了，低估了监管干部的善良。也许，这一切早在老徐的预料之中，因为他管理犯人医院，对我与“花花”的亲密，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柳城县的大埔镇与英山有百里之遥，母亲和妹妹只能当天收到我出狱的加急电报，第二天才能去接我。
那天夜晚，我住在监狱招待所,“花花”在木桶里很不安静，不停地叫着，用头顶撞着网兜，我怎么抚摸它，劝它，它都不听了，只想着要挣出网罩来，听着它在木桶里的哀叫，我心疼得几乎一夜没睡。
第二天中午，我们终于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柳城。
到了家，当我与岂止是“久别重逢”？而是“生离死别”又重逢的亲人们都平静下来的时候，已是四点多钟了，我才想到在桶里已被困了一天一夜的可怜的小“花花”。
我急忙把它抱出来。
不料，它出得桶来，看见满屋子的生人，便挣开我一溜烟向屋外逃去。
我赶紧跟着它，喊它的名字，可是它竟头也不回地跑进马路对面的建筑工地里不见了。
     “花花”跑了，我既着急又难过。那个建筑工地旁边，是几间零乱的民房和一条长满灌木和野草的深沟，再过去就是城边的公路，它如果跑到荒郊野外去，就难找了！
怎样才能让我的”花花”回来呢？我猛然想起，在监狱的最后那一年，每当晚饭后，我都要拿着自制的小提琴，到围墙下面荒地上练琴，我拉得最多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每回我拉琴的时候，小“花花”都跟着去，先是在荒草坡上蹦蹦跳跳玩耍，然后跳到我的琴盒上趴着，闭着眼睛静静地听。
我何不用琴声去召唤它呢？
吃过晚饭，太阳已落进西边的远山，几朵晚霞，反射着夕阳的余光。路上的行人少了，我拿着提琴去找“花花”。
我在那个建筑工地边上，像在舞台上演奏那样认真的拉起《梁山伯与祝英台》来，弄得路人莫名其妙，以为我这个“老牢客”得了“花癲”，一到家就在路边用悽惋的琴声去召唤梦中情人了。
要奏完《梁山伯与祝英台》，需要45分钟，我才拉了一半，果然听见远处有猫的叫声了!我的小“花花”回来找我了!我也遁声轻叫着“花花”、“花花”去迎接它。
小“花花”也小心翼翼地朝我走来。
我高兴极了，快步走过去，把它抱起来。
它乖乖地俯在我的臂膀里，嘴里不停地“咪咪”叫着，像个走丢了的孩子，用抽泣向父母叙述心中的恐惧和悲哀。我的眼睛也润湿了。
回到家里，“花花”看见陌生的面孔，又挣扎着要逃。我哪能再让它“离家出走”呢？只好忍痛把它关进一个木制的新鸡笼去，它便在里面嚎叫着，发狂地用爪子抓鸡笼的木条。
天快黑时，我去看鸡笼，空了！没想到”花花”竟有这么大的力气，把一根木条抓开逃跑了。
我相当懊悔，怪自己不知道用绳子拴住它！
半夜，我被“花花”的叫声唤醒了，赶紧穿衣下床。我们家是平房，中间有一个露天的小院，“花花”就站在小院那边伸手能够得着屋檐的厨房瓦顶上。
看见“花花”，我心头上的愁云尽散。
我叫着它的名字，在屋檐下伸手接它，它慢慢地走到屋檐边，让我抱进房间去。
我在床上抱着它，轻轻地抚摸着它身上柔软的毛，开始它还安静，但不一会儿，因为房间里的陌生和异味与它原先习惯了的那个环境不同，它又不安静了，从我的怀中跳到地上去，并用爪子抓门要出去。本来，这时我如果把它拴起来不让它出房去，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不忍心那样做，心想它是不会离开我的，这陌生的环境，它会慢慢适应的，便开门放它走了。
果然，第二天半夜，“花花”又回来找我了。
听见它在瓦顶上的叫声，我马上出去抱它下来，把早已准备好的食物喂它，可是吃饱后，它又要走，我没有阻拦它，又放它走。
之后的两天夜里，“花花”都按时回来，只是吃饱就走。见它还这样和我亲近，我更不想用强制的方法把它留在家中。
第三天，桂林的“文革”患难朋友专程去到我家，讲桂林很多群众知道我出狱了，希望我尽快回去，人们要用板车装鞭炮，打横幅集队去火车站，燃放鞭炮欢迊我平反归来。
这是很急的事情，我哪能不立即动身赶回桂林？
临行前，我不忘请妈妈和妹妹：“花花”夜晚回来时，要喂好它。
岂料，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回到柳城时，再也不见“花花”回来找我了……
母亲和妹妹告诉我：我走后，“花花”一连几天半夜里在房顶上叫。可是当她们用我的方法，唤着它的名字去接它时，它不但不下来，反而吓跑了。
“花花”跑到哪里去了呢？回百里之外的英山监狱去？不可能!去一户好心的人家做家猫？也不可能，因为它不会再相信人了!也不会再有人像我这样爱它、疼它了!它只能跑到山上去当野猫，它从此以后的命运……我落泪了。
二十四年了，每当想起”花花”，我的鼻子还发酸!我常常责怪自己：唉，为什么那年回到柳城时，不会把“花花”先拴起来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9a8a10100fxrb.html

高射炮兵

我一当兵就去的广西柳州，后到南宁吴圩，66年初，文革还没有正式开始，老百姓对我们可热情了，老人也呼我们解放军叔叔... 我们还去邕江边一个叫富德大队的村搞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与仪器排长住一阿婆家，老婆婆70了吧还留个小辫，呀呀的听不懂，天天早晨到邕江挑水，两个大木桶，台阶好多，往下看晕，上来好艰难哦！扫地好多忌讳，从外往里... 老百姓是两稀一干，晚上才吃干饭，肚里空也不好意思多吃。一晚菜里有肉，半生不熟的，还没动筷，一只猫咪跳上就衔走了一块肉，老婆婆特机灵，一把抓住猫咪，硬从猫嘴里拽回那块肉，又放到菜碗里，呀呀地叫吃... 突然夹起，放我饭碗里，呀呀呀... 啊！这块是刚才猫叼过的哦！排长眼睛瞪着我，不吃不好哦，嚼不烂，只好硬咽下去了... ... 那个恶心哦！过后排长还在战友中戏说我吃了猫咬的猪肉，气的不行，新兵哦，没有法子... 卫生员知道还吓唬我，猫嘴有传染病，你回去要检查，又吓了一跳！许多年后，那排长成了我的下属，我与他开玩笑谈及，他是硬不认账，说没有去什么同吃同住的事情... ... 这人哦，心理又增加了某些对人与人的不信任感... ...

高射炮兵

蚂拐（即青蛙）是客家话吧？朗塞是大便，加朗塞就是吃大便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