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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琐忆（文革时期）1
1966年春天，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学生中开始有教育革命的讨论了。
我们石家庄市第二中学那时候就是省重点中学。在当地学生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中穷，二中富，三中来回跑，四中把对象搞。”
什么意思呢？一中在桥东，老校舍，都是平房，虽然升学率、师资力量等等和二中并驾齐驱，但二中的教学设备、校舍是拔尖的。三中呢，解放后成立的，一直定不下校址，建校十几年来，搬了几次家，所以叫“来回跑”啦。四中呢，那时候男女生界限分明，如果那两个男女生接触稍微多一点，敏感得很哪！人们就会说“某某和某某搞对象啦”！那时候一说是在校学生就搞对象，简直就属于流氓性质了，作风极不正派！学生们相当忌讳。其实呢，人家四中男女学生也不一定“把对象搞”，只不过是孩子们那么说罢了。
那时候，地委在桥西，桥西还有大量的驻军、军事院校、军队医院等，师级以上单位很多（现在还是有团级以上军队单位144个）。
我是二中的，多说说二中。二中原来是石家庄市男子中学。二中作为省重点中学，文革前对高级干部子弟、学术权威也是照顾的。石家庄驻军63军、和平医院、空军医院、高级步校、九步校、空军四航校等等师级以上军队领导干部子弟、县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学术权威、烈士子弟等等都可以得到照顾，不像我们平民百姓子弟必须经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那时候，石家庄有专门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七一学校”，全封闭式的，华北军区（后来叫北京军区）的烈士子弟也可以在里面学习。七一学校在桥西，没有高中。这里的学生到高中，很多就到二中上学，学习实在差的可能也不行。
二中高中面向全地区招生。石家庄地区二十多个县区应届初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但每个年级只招收200名学生，一个也不多招。那时候户籍制度那么严，农转非简直如登天，但考上二中就可以把户口转入二中城市集体户口，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分配到初中当老师——所以，考上二中就相当于考上大中专了。
往事琐忆（文革时期）2
1966年三八妇女节早上5点多吧，邢台地震，地震中心宁晋距离石家庄几十公里。震感极强，石家庄的人们从梦中惊醒，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都跑到大街上了。
3月22日下午四点来钟，我们全校正在大操场上听全国下乡知识青年典型董加耕（真正老知青，和吕玉兰邢燕子侯隽齐名那个）作报告，又一次强烈地震！比三八节那一次强得多！眼看着瓦房教室的屋脊像游龙一样起伏，教室、礼堂晃晃悠悠，地面震得轰隆隆响！如果我们不是坐在椅子上，肯定站不住。
随着地震，山雨欲来风满楼，“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一些党中央领导人的有关谈话开始悄悄在学生中传递。
教育革命的风雨在悄悄酝酿。
5月16日，党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宣告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大幕。
石家庄的文化革命和全国一样，从文化教育界开始，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
从此，整天就是组织学习报纸社论，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教育革命，批判以前的教育路线、教育方法。到了六月初，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都刊登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全国工农商学兵围绕“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展开讨论。
我们学校和全国各学校一样，在校党委领导下，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由校领导、教师和高中学生代表组成，进入领导小组的高中学生是党员。以后学校停课闹革命。
学校在校内专门划出了几个地方，供师生张贴大字报。在这些地方准备了大桶的浆糊，隔一段距离放一桶，专人管理，保证供应。开始毛笔墨汁还要每个班专人去领，后来随便领，要多少给多少，保证满足。
开始时，提供的是黑乎乎的包装纸，后来这样的低档纸在市场上买不到了，都用来写大字报了，政治第一，就是雪白的粉帘纸——我们订作业本都舍不得用这么好的纸。
开展革命大批判，学校批什么呢？
对教育方面，主要批判课本上选用的一些古代文章，或是作者被报纸点了名、课本选用的他的文章，这是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铁证！
再是批判“师道尊严”。像我们学校规定的“学生在校内见了老师要敬礼”，就被大批特批。有学生批判某老师对学生体罚或是骂学生，这是“残酷地迫害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洪某，是1966年初随父母工作调动转来的，学习差得很，一点也跟不上。更为可气的是，上课出洋相，捅这个一下，摸那个一把，故意捣乱。罚站就罚站，罚他到教室外边站着，他就从窗户上对着里面做鬼脸。这是个软硬不吃，破罐子破摔的小家伙。把20多岁、天津师大毕业的班主任冯淑娟老师气得够呛，在课堂上大声训斥他：“人有脸，树有皮，没盖的王八你说算什么东西！”
于是乎，这成了冯老师的罪状：洪烈家庭出身工人，冯老师家庭出身城市小业主，这不是明摆着迫害工人阶级子女？这不是满怀着阶级仇恨？这不是阶级报复是什么！
也有学生大胆地学着报纸文章批判某一篇小说。这些批判文章要说写得不深不透，触及不到根本。
我印象颇深的是某高中生一篇批判《烈火金刚》的文章。小说中有一段写八路军战士丁尚武爱上某女八路，旁边的史更新唯恐他们“欲火焚身”，作出越轨举动，打断了他们的爱情举动。
作者描写这一件事，就成了作者“侮辱我人民子弟兵的铁证”——我们的八路军完全彻底地打日本，抗击帝国主义，在战火纷飞的硝烟中，哪里会想到爱情？完全是作者诋毁我抗日将士的污蔑之词，这是想抹煞我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丰功伟绩！其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这一年的六月，没有组织升级考试。高兴地洪某天天来了就爬墙上树，用此来热烈庆祝——他也是不愿意考试就是老末。
到了7月，也没有放暑假。
往事琐忆（文革时期） 3
石家庄市的文化革命前期比北京要慢半拍，文化革命在社会上的反应，是从8月份开始的。天子脚下，200多公里坐火车几个小时，消息来得快，从这时候，石家庄的文化革命形势基本上和北京同步。
这时候学校文化革命的任务已经明确，就是破旧立新，就是彻底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已经有大字报的矛头对准校领导。
1966年8月初，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已经控制不住局面，完全失去作用——他们已经懵了，不知道如何引导学校文化革命的方向。
我们学校高干子弟多，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子弟多，消息灵通。他们互相联系更多了，一场暴风骤雨正在悄悄酝酿。
8月，各地学生们开始纷纷到北京学习文化革命经验。
8月12日，我校14名高干子弟在北京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戴着红卫兵袖章登上天安门，接见百万进京的学生（报道说是接见百万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
毛泽东就宋彬彬的“彬”是“文质彬彬”的“彬”说：“应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于是，改名之风盛行全国，什么“卫东”、“继红”、“红卫”、“文革”、“立新”等等名字，全国恐怕至少各有几百万、上千万！
也有改名叫“卫彪”的。但时间毕竟不长，就重新改过了。
厂名店名，改！路名道名，改！地名校名，改！
凡是有名的都改！
现在，很多表现文革初期的电视剧，写得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好像都是谁逼迫着一样。当时不是那样，可以说是自觉地，谁也怕自己落后，谁也不愿意当落后，谁也愿意从任何一点点小事儿上表现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要不然，为什么一对对鸳鸯夫妻为观点不同而反目离婚，一家家父子为革命不革命问题翻脸，声明断绝父子关系？
8月19日晚上，我校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誓师大会”。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北京被毛主席党中央接见了的 “石家庄二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战士们带着鲜红的袖章回来了!
他们冲上主席台，校领导们全傻眼了，往日的尊严都跑到爪哇国去了！他们像石雕木刻一样坐在那里，整个僵了！
红卫兵们把校领导中唯一家庭出身不好（富农）的副校长贾子安揪下座位，将一桶浆糊扣到他头上（那时候学校准备好贴大字报的浆糊，在一定的地点随时都有），然后将准备好的纸糊的高帽子戴上，高帽上书几个大字：“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贾子安”！
两个红卫兵一左一右拧住贾校长的胳膊，狠狠地按下去，使他成了一只大龙虾！
然后，红卫兵的头头宣布：石家庄二中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战校”！“中国工农红军战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大会”现在开始！
一个女红卫兵高声朗诵：“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50多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林彪在大会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颂词。
校文革领导小组也不甘落后，也成立红卫兵——红卫兵的招牌硬呀！毛主席支持！
从此学校师生正式分成两大派：一派是造反的红卫兵，自发组织的；一派是“保皇”（对立派封的），并且很快有了绰号：“老保”。
那年头，谁愿意让人说自己不革命？文化革命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老保”，气不壮。
辩论呀，互相贴大字报攻击呀，你的大标语刚刚贴上去，我就给你糊一层盖住，反正有的是纸，有的是墨，有的是浆糊！
这是文斗，看谁斗过谁？斗不过了就是熊！
到了11月，造反派的红卫兵把保皇派的红卫兵司令部砸啦！把他们的油印机、纸模等等一抢而光，连电灯泡灯口也拽下来！让它办公，让它保皇！保个蛋！
全市各学校情况差不多。
市里面不知道由谁牵头成立了红卫兵总司令部（总部）。
造反派的红卫兵针锋相对，经过大串联，造反派红卫兵也组织起来了，成立了石家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司令部成立那一天，虽然总人数不多，不过三千来人，但气势极其盛大：四人一横排，人与人间距两米，占满了整个中山路！队伍走的极其齐整，步伐极其坚定，一个个表情十分严肃！
12月初，全市造反派红卫兵联合行动，一举捣毁“红卫兵总部”。
从此，全市各级文革组织彻底瘫痪。工农商学各界，各种“革命”组织纷纷成立，整个投入了文革中。
往事琐忆（文革时期） 4
66年八九月份，全国各大城市破四旧立四新，闹得天翻地覆。
我们学校和其他地方一样，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升级，“黑帮”面扩大，只要有人说某某有问题，不管青红皂白，就揪出来斗，广设“牛棚”，抄家成风，批斗不断，武斗升级，不断出现打死人事件。
我们学校讲高中化学的于秀云老师，白白的，胖胖的，个子不高，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副很慈善的面孔。
于老师人很和蔼可亲。她虽然没有教过我们，但文革前在学校遇到，我总要按校规向于老师鞠躬，她总是笑眯眯地说：“好好”，非常可亲可近的样子，我总觉得她像是我的妈妈，留下很深的好印象。
她不像副校长贾子安，架子很大，学生给他鞠躬敬礼，他理都不理，和没看见一样。虽然我们是学生，是孩子，也十几岁了，也有自尊心。所以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老远看到贾校长，就赶紧绕道溜了。
于老师住在学校东部的教师宿舍。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叫于增，和我同年级，于增的姐姐在我校高中。
于老师的丈夫我至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是犯了错误进了监狱？还是其他原因，没见过。反正于老师就是因为丈夫有问题，被打死了。
有一天，我听说有一帮学生打死于老师了。我去看，当时现场没几个人了。于老师躺在家门外面，一动不动。于增趴在妈妈身上痛哭，他姐姐不在现场。
我心里很难受，于老师真死了么？我蹲到于老师身体旁，仔细查看，看不出究竟。心里害怕，就悄悄地走了。
后来听说，打于老师之一的，就有我们班的洪某。
据说，后来来警察了，也没说什么，记录一下，就抬走了。
我们班的几个活跃学生也要作出“革命”行动。
我到二中后，第一任班主任是杜梦笔老师，他调走以后是冯淑娟老师。
杜梦笔老师是个青年男老师，留着分头，黑亮的头发，但不太整齐，常常是有头发滑下来，他就那么一甩，甩上去，动作很潇洒。杜老师特别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课余时间总是到操场和学生一起打篮球。他穿着一双又黑又亮的皮鞋，在球场上和学生玩，一点架子没有。杜老师由于经常和同学们打篮球，所以身上经常有灰尘，有那么点不拘小节的样子。
冯淑娟老师是个青年女老师，天津师大毕业的，她家是天津的，但说话完全是普通话。中等个，稍显一点点胖，不很白，圆圆的脸，上面有浅浅的几点麻子，人从来就很和蔼，课下问她问题，她总是非常耐心。冯老师总是打扮得很整齐，但一点也不妖艳。冯老师衣着总是干干净净，一丝不苟，梳的两条大辫子很长，也总是整整齐齐，我总觉得她像是我大姐姐。
有一次大雨后，我听说我们班的几个学生在打冯老师。我跑去看，一个革军子弟叫王某某（女士，很左很凶呢，也是文革前夕转来的，不是考上的。40年来，我们同学聚会也没人通知她，恐怕她也不参加）和几个出身好的为首，一共大概有七八个学生。
我离着老远，就见冯老师正被从宿舍中打出来，扑到门外几步远的泥水中。冯老师披头散发，全乱了，那形象像个疯子。
冯老师被打倒在泥水中，又爬起来，紧紧地抱住身边的大杨树（我想，冯老师爱干净，可能是怕再被打倒在泥水中）。大概是打得她受不了，转到另一边，马上那一边就打！她无处可逃，只能任凭那帮学生殴打！
我不忍看下去，心里很害怕，悄悄地转身溜了。
后来听说，这帮学生把冯老师的几件连衣裙、几双皮鞋，甚至皮箱等等“奢侈品”摆到宿舍外边展览，说是冯老师一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没有去“参观”。
往事琐忆（文革时期）5
我是1966年8月21日被我校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正式批准加入的，属于这个组织的第二批（第一批14人在北京发起），这个组织属于我校第一个革命造反的“红卫兵”组织，第一批基本上都是军队高干子弟，8月14日在北京成立。
每天学校的高音大喇叭就是造反组织通知开会、念“批判文章”，再就是播送革命歌曲。那时候革命歌曲最出名的有《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等，再有几个藏族民歌，都是歌颂毛主席的。
很快，《红卫兵战歌》通过中央广播电台传遍全国：“拿起笔做刀枪，.......上战场；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进入八月下旬，全国文革的“破四旧，立四新”风起云涌，原来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壮大为地富反坏右资修“黑七类”，凡是沾点儿边的，通通抄家，往往全家挨批斗，家中主要人物剃“鬼头”（剃半块留半块），赶回老家去！
凡是做了“黑帮”，那就不是人了，猪狗不如。谁愿意打就打，愿意踢就踢，愿意往他身上吐吐沫就来两口，反正“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稍有不满表现，只能招致更惨的下场。
我们学校八月至九月揪出十几个“黑帮分子”，除了两三个右派（也已经“摘帽”，我们这个宝塔尖子学校，是不能允许黑五类分子教学的），都是家庭出身不好，其实出身最高的也就是富农，像副校长贾子安、体育老师刘x富老师（较高中体育，名字想不起来了，毛笔字很棒）等，都是我们学校的“牛鬼蛇神”。
他们被集中关在“牛棚”里，“军事化”管理，不许回家，到哪里去排队，并且一路高唱“黑帮歌”。
作为“黑帮”，也有专门的歌《黑帮歌》。
不知道是谁谱曲作词的“黑帮歌”流行全国——黑帮必唱，凡是早起、饭前、睡觉前等等，先唱“黑帮歌”，排队走也要唱“黑帮歌”——“我是黑帮，狼子野心狂，反党反人民。。。。。”一副哭腔哭调，难听死了。这个“黑帮歌”是黑帮唱的，我没当过，更记不住歌词了。
还有过一个《黑帮歌》，更难听，简直没个曲调，就是干嚎了，所以我一点也记不住。这个《黑帮歌》也流传不“广”。
抄家抄出来的东西不少，“战果辉煌”。抄来的金银财宝地契房契存折任命状等等就摆在学校门口展览，很安全，不用人看守，保险丢不了——本身拥有这些就找倒霉了，如果谁敢对它下手，那岂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现行反革命分子是没跑了。
根据统计资料，北京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战果：
枪支：268支
子弹：11056发
黄金：103131两
白银：345212两
现金：55459919元
文物玉器：613618件
根据资料(《红卫兵狂飙：全景大扫描》印红标著)，仅仅在“破四旧”最高潮的8月下旬至9月底40天内，”据统计，仅北京市就有1700多人被打死，33600多户被抄家，84000多名所谓‘五类分子‘被赶出北京。”
9月17日，我和另外几个红卫兵奉命押送一车“黑帮”到宁晋县（遣返黑帮回原籍）。
出了市区二十多公里后，一路上直到宁晋县，沿途的村庄已基本摊平，全是废墟，好像刚经过过原子弹轰炸——这是年初地震的结果。
野地里都是农民们用玉米秸秆搭得人字形“抗震棚”，大人孩子看着路过的汽车，目光呆滞。
黑帮们在大卡车车厢内蹲坐着，负责押送的几个红卫兵站着。卡车疾行，烈风吹得红卫兵们头发飘扬。他们都毫不在乎，反而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高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豪情从胸中腾起！“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
豪情万丈！
9月18日深夜，车回到学校，不负责送回家的。
我们那时候都苦惯了，拿走几十里路是毫不在乎的。
摸回家，家门没有插门闩。推门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上身，我感到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从那一次，我理解了“人味儿”。如果出事儿了，你会不由自主产生非常恐怖的感觉；在没有人的房间里，尽管伸手不见五指，你能感觉到有人还是没人，出事后没有人的房间里，自然就会有一种阴森森的空气。
我摸到拉灯绳那个地方，伸手拉灯，不着；我往炕上摸去，炕上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我爬上去乱摸，什么东西也没有！
妈妈到哪里去了？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简直吓傻了。
二姐家就在不很远的西里村租房住，房东就是以后的光明公司总经理白冬至——赵紫阳总理接见过的。
我摸黑到了西里村。
村里死一样的寂静，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
我摸到白冬至家门口，轻轻推门，门栓着。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爬树摘树叶练就了高超的爬树本领，自有办法。
我从院外墙边的槐树上爬上去，然后攀着树枝“掉”到房顶上，再从靠在房边的梯子下去。
姐姐住的是西厢房。门锁着——可能姐姐姐夫都上夜班？
我有办法进去。那时候的门都没有合页，都是厚木门扇，门扇两头的木轴放在石头墩的眼里，抬起来就弄开门了。
我从弄开的门缝中钻进去。
这里竟然也搬空了！
我感到急着拉屎拉尿——以后知道，那是吓的，那年我十六岁呀。
我抽开炕灶坑的木板，蹲在旁边就是一大泡！
我解完手，蹲在炕上：我家一定是被抄家了！妈妈姐姐姐夫你们都到哪里去了？我怎么办呢？
我的脑袋已经不知道思索，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这样傻子一样的蹲在白冬至家西厢房的炕上。
往事琐忆（文革时期）6
外面，天还黑着，公鸡开始叫了。
天马上要亮了。
我不敢再呆下去了，天亮以后如果我被发现，会是什么下场？批斗会，剪鬼头（阴阳头），万人唾骂，恐怕就等着我呢！
我怕弄出声响，顺原道，顺梯子上房，爬到树上，再从树上溜下去。
那时候石家庄西站就在西里村的东北方向村边，中山路路北。
石家庄西站是日本占领时期修的。那时候的石太铁路必经之地，是一个小站，只有道西边几间看守房，每班一个工人值班，任务就是升降扬旗和扳道岔。铁道东边是月台，已经基本上废弃，很少在这里装卸货物。月台临着铁道一面基本完好，背着铁道的东面，原来砖砌的，很多地方已经没砖了，剩下的填土已经开始滑坡了。
我蹲在月台西边上，看着对面看守房前电杆上唯一的一点灯光，灯光是那么昏暗。
偶尔过来了一趟火车，轰隆隆地从我面前开过，强烈的灯光刺得睁不开眼，卷起的烈风吹得我浑身冰冷。
我想到了死，这一带每年都有一两个人被火车轧死，有过自杀的。
我想钻到火车下面轧死，那时候我不知道除了火车汽车轧死人，还有什么办法——我知道家里被抄，孩子们今后就是“狗崽子”，那还不如死掉！
又一趟火车轰隆隆地从北面西焦村那个方向开过来了，还没到新华路就开始鸣笛了。
火车开过新华路，就进入西站范围，最多十来秒钟就到我蹲的地方。
我跳下月台，站到两条铁轨中间，背对着火车——我不敢看，脑子好像空白，但又似乎有一个形象，就是欧阳海的形象。
我要做欧阳海了？
我猛地被人推倒了，倒在铁路外面，一个人重重地压在我身上。火车轰隆隆地从身边开过去了。
我没有死，是对面车站看守房的工人，看到我跳到铁路中间，赶过来救了我。
他把我拉到守房里，他说的什么我不知道，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就像傻子，像聋子一样。直到天明他才赶我走。
天亮后，我又赶紧趁人们没起床，到宿舍（就在西站附近）我的同班好友杨世琢家问个究竟。
杨世琢的老爸杨秉铎先生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当时是石家庄六中副校长，也是因为家庭成分地主，成了“黑帮”，住在六中“牛棚”。
敲开门，是杨世琢的妈妈已经起床了。
她先塞给我一个饼子吃着，然后飞快地告诉了我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你妈有文化，会英文，写一笔好字，被怀疑是地主子女。居委会主任詹大富一直嫉妒你母亲有文化，是她带着一帮红卫兵来的，批斗后已经被赶走了，具体赶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
她急急忙忙说完，又塞给我一个饼子，让我趁人们没起床赶紧走吧，否则被发现了都要倒霉的。她告诉我，没听说大姐那里出事，去医学院找大姐看看怎么办吧。
我把饼子揣在兜里，一直往东，十几里地外的河北医学院（学着北京的“新北大”，已改名叫“河北新医大”）走去。
从此，无论遇到再大的艰难，我再也没有产生过死的念头。
后来，杨世琢的母亲也被批斗后，赶回老家山东牟平。
杨世琢的父亲杨秉铎先生以后虽然“解放”了，但残酷的批斗，长时间的“坐飞机”（把两只胳膊反绑着吊起来），摧毁了老人家的身体：虽然学校出资到处给他医治，但两只胳膊再也不能弯曲，只能直直地伸着。他老人家吸烟，孩子们只好给他做了奇特的烟袋锅：用一支相当于胳膊长度的、长长的竹管，打通关节，然后在上面装了一个烟嘴，老人家自己点烟，只能这样两手直直地，一手拿打火机，一手扶烟袋锅！！！
他老人家从此，只有抽烟能自理，其他完全靠人照顾（国家把他儿媳从内燃机配件厂调到6中，专门照顾他），直到1985年去世！
往事琐忆（文革时期）7
到今年11月，我的酒龄进入第三十五年。
这是个应该纪念的日子。怎么喝酒和文革也联系上了？您听我往下说/
我是1968年5月分配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初，从第四军医大学来的大学生陈新民分到我所在的班组。背地听人讲，他是“走资派子女”，老子畏罪自杀，老母是成都铁路医院院长，也是“走资派”——他是从军队院校里“踢”出来的。
单身宿舍盖好后，小陈和我分到一个宿舍。我们宿舍三个人，还有秦九红。老秦原来是公安局的，那时候砸烂“黑公检法”，他下放到我们厂。
老秦有一双长期做公安工作才练成的眼睛：总是怀疑一切的样子，尤其对小陈总是保持十分警惕，总是在他平时说话的字里行间寻找是否有“狗崽子想翻天”，或是有什么反党反毛主席的言行。
朝夕相处，我觉得小陈是个好人：沉默寡言，言必有信，行必有果；学识根基深厚，精通英德两国外语，日语也大致懂一些；勤劳踏实，热爱学习；是非绝无，整天除了看书，就是下象棋，棋术颇高；或是自己一个人吹横笛——和我性格脾气境遇爱好大致相同，悄悄地我们成了密友。
因为我们厂是国家重点项目，微型轴承专用设备大多是国家拨款进口，有德国的，瑞士的，日本的。那时候进口原装货没有汉语说明书，德国、瑞士的设备说明书是英文，日本的是日文。小陈每天正常上班，和我们一起抡着18磅大锤在水泥地面砸固定设备的地脚孔（建设车间时，在装设备的地方已经预留了设备基座位置，专门浇铸了半米多厚的混凝土，现在要根据设备固定螺丝孔的具体尺寸，在基座上打孔，每个孔直径150毫米，深400毫米），下班后，奉领导指示翻译说明书，没有任何报酬——领导还防备他故意翻错，发生事故。
小陈翻译的时候，老秦总是很警惕的在旁边（估计是领导安排监视的），可是老秦一个外语字母也不懂——他的中文水平就不高，自己说是高小毕业，谁知道呢？反正他给老婆子写封信，吭哧一天，也不过写出来32开一两页，每个字都是黑枣大，别看他尽量写连笔字，冒充老道，我这半个书法家一眼就看穿了。虽然我年龄小多了，对老秦我可不客气，因为这老小子总是拿对待阶级敌人的眼光看待小陈，一天到晚总是“假革命”，我开个玩笑他也要上纲上线。弄得只要他在，我们精神总是十分紧张。每到老秦写信，我就要就他的“脏字”损他几句，解解气。他要是上纲上线，我就“骚扰”他，给他捣乱，他给老婆写信?就让他写不成，非让他向我告饶不成。
小陈英语很厉害（德国设备说明书也是英文），基本不用翻英汉字典，只有个别专用术语才查一下；日文也不总是查字典，译的也很快，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次，在我们一起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扫墓后，在陵墓后的柏树林中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小陈含着泪水向我讲了他父亲的事：
原来，他父亲抗日战争时就是八路军（或新四军）成都兵站的站长，解放后任中铁Χ局领导职务。他的母亲也是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任成都铁路医院领导。他父亲住“牛棚”后，有一天早上，造反派通知他母亲，说是他父亲畏罪自杀，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了。他母亲赶到现场，只见同甘共苦几十年的老伴遍体鳞伤，已经停止呼吸了。凭着当了几十年医生的经验，她看出来这不是自杀，而是被折磨致死后扔下楼的。她抗议。她找到公安机关验尸作了记录——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走资派”的生命不如草芥，没有人敢替死者说话，人命关天的事也就石沉大海。
我相信小陈的话。
1971年冬天，北方的晚上，寒风刺骨。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饭后，“老公安”秦九红回宁晋老家和“织女”相会去了，小陈和我在关着灯的宿舍里“窃窃私语”。
小陈告诉我，林彪折戟沉沙后，不少受过打击的老干部纷纷上北京“告状”，要求平反。他已经和成都的母亲、西安的姐姐联系过了，决定由他出面到北京“告状”，不能让父亲背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黑锅，要为含冤死去的父亲翻案——否则，他们身上也要永远压着“畏罪自杀的走资派子女”的大山。
我支持他，说走就走。我出去先看看动静。
住单身的一部分已经回家了，剩下的都紧闭着门猫在屋里——那时单身宿舍没暖气，只有走廊里由看门的老头负责生着几个大炉子，还有人围着火炉取暖聊天。
等到半夜，走廊里也就没人了，都钻被窝里暖着去了。
我和小陈悄悄走出宿舍楼，到车棚里推出他的自行车，他驮着我，趁着夜色“掩护”奔向车站。
那时的石家庄车站还是日本人修的，京广铁路的车次也不多，打听了下次往北京的火车还得等一两个钟头。
我俩衣着淡薄（那时买布限量要布票），架不住严寒，冻得直打哆嗦，恨不得缩成一团。哪儿去待会儿呢？车站里倒是有一个大瓦房的日夜“车站饭店”。肚子也有些饿了，我们进去，看看也没什么可吃的：玉米面饼子，玉米面粥，炒大白菜——货架子上有酒。
小陈建议喝点酒驱驱寒。他请客，让我挑酒。
我只听说过“衡水老白干”，那就来一瓶吧。小陈看了看酒瓶上的酒标，说“度数真高，六十七度半。”我是第一次喝酒，不懂“六十七度半”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了一碗（那时饭店都不用盘子）炒大白菜，用铁路过去那种特有的厚厚的粗短的白陶瓷杯喝起来。
酒真是好东西，一口酒下去，从嗓子眼火辣辣地直到肚脐眼，一会儿身上就不觉得冷了，渐渐地觉得浑身发热，寒意全消。
就着那碗炒白菜，我俩说着悄悄话，你一口我一口，你一杯我一杯，一会儿就瓶底朝天。周围旅客看我们如此喝法，都悄悄地指点。我们毫无顾忌，也不懂为什么。一瓶喝干，又要了一瓶，上车之前，又干掉了——一分为二，一人一瓶67.5°的衡水老白干！
酒后的感觉挺不错，浑身热烘烘的。
送小陈上了车，我骑着他的车子，悄悄地回了宿舍，钻进冰冷的被窝。夜，静静的，想想自己家的处境，一直睡不着觉。
一年多之后，我第一次参加婚“宴”，而且是代表“娘家人”，这是我第二次喝酒——这时才知道，原来这一斤67度半的老白干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喝的——海量才行！所以我才有本事“镇”住了钢厂的婆家人！
往事琐忆（文革时期）8
按“五一六通知”发表算，今年是文化大革命肇始四十周年。我不打算纪念它，但想写点东西。
血雨腥风的中国1966、1967、1968、1969。
这四年，人们大多数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
革命和反革命，差多少？一条线。把你放到线这边就是革命者，把你放到线那边就是反革命。放到反革命这一边，可就遭了殃，反正你就是无论如何也没好了，家人也没好了，大人是反革命，小孩子是狗崽子，家属亲戚呢，自然是“反属”。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什么时候自己会从革命这边给踢到反革命那一边，这只在乎是不是有人说了你什么，“漏化”地主家庭出身？有什么“反动言论”？你在一张有字的纸上炼字出了问题？祖上哪辈子有人当过叛徒？等等，人们不分辨，尤其是心怀某种目的的，更是兴风作浪，趁机下家伙。
如果您看过《血色黄昏》，那书里边描写得我认为很准确，我就不多说了。这就是阶级阵线、两条路线的严肃性。
我是老石家庄人，经历了石家庄文革全过程。石家庄的武斗，尽管死了几个人，动过枪炮，但在全国讲起来，是不足道的。
1967年9月，石家庄两大派都拿起了现代化常规武器，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
石家庄人从这一点应该感谢陈伯达。陈伯达，就是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原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个整天戴着个蓝帽子的书呆子，厚眼镜，看起来很老实的秀才，毫不圆滑，真是有棱有角，居然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敢于对石家庄的文化革命形势率先明确表态，直截了当：“狂派是个大杂烩，应当立即解散。”
于是乎，造反派（当时称拥军派）打头，正规部队后盾，军队院校造反派作中坚，全面包围那一派散布在全市的据点，仅仅三天时间，那一派土崩瓦解，全部歼灭。到了初冬，石家庄一派掌权，武斗完全平息。
石家庄当时是个只有30万人的小城市。
省会当时在天津。论起城市规模，石家庄市在全省十个城市中属于小弟弟，从南往北，邯郸、保定、唐山，哪个城市都比石家庄大。但要成立省革委会，非石家庄莫属。在1968年初，只有石家庄武斗平息，没有战火，歌舞升平。
于是，省革委在石家庄成立，石家庄迎来了高速发展的第三次机遇。
石家庄的老三届们，三分之二沾了光，可以说沾了陈伯达表态的光。
68年初，一部分学生当兵走了，到了5月老初二、初三、老高二、高三全部分配工作，只留下老高一、老初一的弟兄们复课闹革命，以后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这帮留校闹革命的弟兄们敲锣打鼓、高高兴兴、满怀豪情、斗志昂扬地奔赴农村接受再教育了（没过多长时间回来过年，多数灰溜溜的了）。
68年5月底，我分到了当时人人羡慕的机械厂——微型轴承厂工作。
轴承是机械的心脏，微型轴承（就是内径在10毫米以下的轴承）是精密机械产品，中国原来生产不了，帝国主义阵营对咱们封锁，全指靠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弟兄们那里支援。支援不是无偿的，以货易货，咱们一吨饱满鼓实的花生米换一只微型轴承。
在那个年代，咱们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不向任何人低头，很有骨气的。于是在60年代初，建立了第一家中国自己的微型轴承厂——上海微轴。继而，1967年，在石家庄筹建第二家微轴。我们这批学生就是在这时候到的。
这家工厂前身为车具厂，就是生产自行车、拉车上的轴碗、轴挡，也属于简单的轴承吧。
这个厂原来就五十多人，全部是修自行车出身，就是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成立的合作社，拉出来一部分人马，生产人力车零件。这些老工人大部分文化很低，文化最高的高小没毕业，不少是文盲，但都有一手修理自行车的好手艺，我们第一批的学生们差不多都学到了修自行车的手艺。
我们这第一批学生，全部是石家庄的中学生。到了九月份，就分来了中专生、大学生，北京的，天津的都有，因为他们来得晚，而我们都基本掌握了一点生产技术了，要带徒弟，他们就是我们的徒弟，要叫我们“师傅”。
我带过几拨徒弟。其中一个不能算徒弟，该说是让我监督他劳动改造的，原来车具厂的老工人，叫做周忆良，当时大概四十多岁年纪，据说是个反革命分子。高大的个子，有点文化，整天一句话不说，即使回答你什么也很简单几个字。我不让他叫我师傅，但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称我“刘师傅”。
那时候虽然微型轴承项目是国家重点项目，国家给我们最大的支持，但全国一些工业资源有限，往往供不应求，工具钢（高速钢）就是其中一项紧缺物资。
有一次，库里好多天没有工具钢了，去了多次领不到，向连长反映多次，但连长也无可奈何。停工就在眼前。
那天，终于因为没有锋钢条（就是一种工具钢）停工了。
我闲极无聊，看着停工了心里很着急，但着急瞪眼没办法。看着蹲在墙角落里的周忆良，叭嗒叭嗒地抽他的老旱烟，一会儿他抽得有滋有味儿，一会儿当当地在水泥地面上磕打他的烟袋锅，一点也不着急，我就麻烦了，没好气地冲他说：“知道为什么停工吗？”“不知道。”“库里没有锋钢条好几天了，你弄那烟袋锅瞎磕打，能磕打出根锋钢条？！”
他默默地站起来往外走。我说“你干什么去？我随便说几句，你还不高兴呀？”
他说：“我找去。”
“哈，看你能的。”我不禁笑起来，“库里没有，我已经到出踅摸遍了，你会变呀？”
他默默地说：“我出去找找。”
谁料想，一会儿工夫，他居然回来，递给我多半支锋钢条！
“从哪偷的？”我很高兴，“怎么不多偷点儿？”
“废料堆里捡的。”
“我怎么去找过多少次，都没见过？”
“我早就注意到一个角落里有这大半支。”
“那你怎么早不捡回来？”
“我不敢，今天是你让我找的。但我什么时候都留心着。”
什么？他一直对废料堆就留心？莫非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是这个？
我沉思了。
从此，我这个师傅从这个反革命徒弟身上学到了实实在在、受用一生的东西，“留心”，“做有心人”。
第二年，1969年冬季，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一天早晨我听说，周忆良的老婆对没有尽头的“反属”生活熬不住了，离婚走了；头天晚上，周忆良上吊死了——吊死在床头一棵大钉子上，是半坐着吊死的——幸好他们没有孩子。
往事琐忆（文革时期）9
1968年我分配到了工厂。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介绍过了，我们厂是原来的车具厂，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把全市修自行车的单干户组织成合作社。以后大跃进时，从修自行车的人中挑选出一些机灵的职工组成车具厂，产品就是自行车、人力车的车碗、车挡——也就是自行车、人力车的轴承。全厂五十多个人，有文化的不多，能读报的也就是那么几个。
在和苏联老大哥翻脸之前，我们生产不了微型轴承，全部依赖进口。帝国主义反动派对我们封锁，我们全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弟兄们——可不是白给，一颗纽扣大的微型轴承要用一吨白白胖胖的花生米换来“援助”。以后，老大哥有点儿指望不上了，社会主义阵营那些个小兄弟们多数跟着老大哥跑，也别提了。阿尔巴尼亚和我们是铁哥们儿，但他更是生产不了。
我们就自力更生，先是在上海成立了微型轴承厂，又在哈尔滨轴承厂成立了一个微型轴承车间，然后就是在石家庄，石家庄是当时唯一的一家停止了武斗、歌舞升平的省会大城市（其实那时候才二十来万城市人口），再是相中了车具厂的根底，车挡、车碗产品毕竟和轴承有联系，属于堂兄弟呢。1968年国家开始投资把这个厂改建为微型轴承厂，一两个月间，头一批我们几百名老三届学生分配到这里，到九月份，又陆陆续续分配来上百名大中专生，到年底全场人数已经达大几百人。
还是和学校一样，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车间叫做“连”，我们连的指导员（相当于现在的支部书记）叫杨洪彬，老工人，五十来岁，据说也是苦大仇深。连长姓张，叫什么我忘了，有半边脸是红红的，好像是刚刚烫伤一样，我们对他印象普遍不太好。
杨指导员长的极瘦，属于皮包骨，我们说他是绝对的“硬骨头六连”战士！长条脸，厚厚的嘴唇，大大的眼睛，杨指导员烟瘾很大，但不知为什么牙齿倒显得很白，大概是长得特别黑的缘故。我们这帮学生们私下说：如果杨指导员长得胖点儿，脸圆点儿，绝对是一个非洲自由战士！（就像是十足的黑人了）
杨指导员总是穿一身油污的看不出什么颜色、补得厚厚的补丁摞补丁的背带裤工作服，大概是因为补得太厚了，也就没法搓没法洗了，干脆也就不洗了——所以比剃头的杠刀布还油亮——让我们这些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知识青年羡慕的不行！
如果不是旧社会，赶上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制，杨指导员肯定是个高材生。他可能是扫盲班出身，但已经天才地悟出了汉语造字的“六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他特别善于用“形声”法，某一个不认识的字，他就按照自己认识的那半边读音，常用字中多数还是不会错的。
杨指导员每天班前班后要组织我们学习，言传身教，就像他的工作服一样，他的特点我们都学来了。每次讲话，他总要用他那大大的嘶哑的嗓门吼道：“毛主席给我们工人阶级掌腰，我们一定要给毛主席争气！”
——由于杨指导员有毛主席给“掌腰”，后来我们好多学生也不由自主地“掌腰”了。
杨指导员和老职工们一样，识不了多少字，但能念报。他一贯瞧不起我们这些学生，说我们眼高手低，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毛主席给“掌腰”，所以不认识的字他不问我们，自有办法，就按字面读声旁。
1968年和1969年，是一个喜报连连不断的年份。一个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相继成立，成立大会上无一例外地要发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电。
致敬电写得都很精彩，简直成为各省市自治区的“形象工程”。致敬电也有套路，“敬爱的”之后，就是一句很精彩、很恰当的毛主席诗词。
广东省革委成立了，致敬电“敬爱的”之后，就是毛主席那句“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当天晚上电台新闻联播播了（好像石家庄那时候没有电视），第二天一大早报纸已经都送来了（政治需要，那时候一有最高指示发表以及这些大事都是天明不过宿）。7点半，大家准时按点换了工作服到了车间，
杨指导员集合起队伍，开始共同“敬祝”，然后他讲了两句，就戴上老花镜，用他那沙哑的嗓音高声朗读：
“广东省革委会成立大会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电：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
战士指看南奥，更加悠悠忽忽！
大家愣了，那时的学生们对主席诗词都是倒背如流！继而，我们这些“眼高手低”的学生们哄堂大笑——这些人们，有几个不是把毛主席诗词背得滚瓜溜透呀！
——哈哈哈，会场下面该什么大家想到了，我不说了。把指导员气坏了！但谁给他“掌腰”也不灵，反正学生们是搂着肚子笑个不停。
从此，我们厂的学生职工们嘴下描述的森林、树木郁郁葱葱状况都变得“悠悠忽忽”了。
往事琐忆 （文革时期）10
1968年5月，我们石家庄老三届的二三年级全部分配，我到了微型轴承厂工作。
这个厂人不多，我们来之前，才五十来个老职工，基本都是修自行车的老工人。
来之后，第一课就是阶级教育，要“分清敌我”。
领导介绍说，我们厂就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有一个三人反革命集团，他们是（当然要挂着大牌子示众）历史反革命分子周忆良、反革命集团分子吴宝印、历史反革命分子黎之钢！他们在文革前夕还组成反革命集团，叫做反共救国军！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等等。
小小一个工厂，竟然有这么多反革命分子，是我们这些小将们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
周忆良，大高个，从长相看起来很有气派，我在《一个反革命分子教给我的》中写过了，不多说了。
吴宝印，可能当时有将近五十岁，是个看起来老老实实、粘粘糊糊、从来不说一句话的老头，对任何人都是毕恭毕敬，就和老鬼的《血色黄昏》描写的老牧主贡德勒一个样，倒像是个老黄牛一类的老工人。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在世？
那个黎之钢，有四十来岁，倒霉以前可能大小是个官。一米七的个头，黑瘦黑瘦的，似乎比较狡猾，看起来有心计，但当时也是成天一句话不说，你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绝对的戴帽反革命分子形象，“只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看起来是认倒霉了。
林彪事件以后，过了两年，逐渐“有冤的诉冤，有屈的诉屈”，时机到了，都不愿意老是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谁也不甘心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这个“反共救国军”，没有证据，只不过三个人在一起时候多一些，加上周忆良可能真的当过国民党兵，七弄八弄，很形象，阶级斗争的成果就出来了，阶级教育的实例也有了。
这时候，周忆良已经妻离人亡，本人“畏罪自杀”，驾鹤西游。翻案也好，落实政策也好，人死了，老婆带着孩子走了，也就没事了，也没听说有谁替他说话。
没了“反共救国军”，吴宝印的反革命集团分子也当不成了。
黎之钢呢，他的行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剑拔弩张，时刻绷得紧紧的。作为五类分子，有戴帽的，有已经摘了帽的（当时行话叫做“把帽子拿在手里，还可以戴上”），也有属于历史问题的，其中又分为“严重历史问题”、“一般历史问题”，有“严重历史问题”以上的，子女不要想考大学、参军等。如果是戴帽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那可是没有公民权，休想翻身，说什么点儿，子女找对象绝对没人敢跟。
要想翻案，可不是件容易事儿。咱们过来人，或者看过《血色黄昏》的知道，林鹄一个知青，指导员七拼八凑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相翻案谈何容易！
黎之钢这时候有话了：我可不是戴帽反革命分子，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第一次全国搞民选，他的那张选民证好好地、紧紧地、严严地藏着呢！！
就是这张选民证，救了黎之钢的命，救了他一家。
有选民证，证明人家有公民权，有选举权，就不可能是戴帽历史反革命分子。
于是，黎之钢解放了，非反革命分子，成为享有公民权的公民。
文革以后，黎之钢被市机械局任命，到石家庄市钢圈厂（与汽车制造厂配套，就是汽车轮圈）任厂长。
这也是留心生活细节，注意保存资料的好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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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4 11:4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