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冈的文化革命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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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的文化革命

共产党靠的是搞政治运动，解放以来，从镇反，肅反，抗美援朝，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成立初级农业业合作社〉，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搞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一个接一个，社教还没有搞完，文化革命就开始了。

1966年报刊上出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北京市委，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沬沙是〈黑帮分子〉三家村。一个〈5。16〉通知，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开始了。全国各地各单位都要揪斗黑帮分子，开始人们对所谓文化革命並不十分了解，还以为只是文化领域里的事，既然全国各地各单位都要抓黒帮，那就是针对有文化的人了，一时节不知抓出了多少黑帮，都是那些出身不好而又有文化的人，当然也就包括了那些已经瓯别了的前〈右派〉，也就是说黑帮要比原来的右派还多得多了。有了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后，全国开始大呜大放大字报，各地各单位都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因为谁不写谁就是不革命，这顶“帽子”又有谁能带得起，于是就出现了群众互相攻击。当然大量的大字报还是集中在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和曾经是右派和现在是黑帮的那些人身上。黑帮分子被揪出来批斗和戴高帽子挂黑牌子进行遊街示众，被投入监督集中劳动改造。並且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抄了家，那是该拿的拿了，不该拿的也拿了，到后来落实政策时，竟根本就退不出什么来了。 隔不久又有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首都以北大为首的高校出现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既然是兵，就得穿军装，红卫兵们几乎清一色的都穿绿军装，戴红卫兵的红袖套，胸前挂毛主席像章，肩背黄挎包，手拿“红宝书”。三五几十个的，打上大红旗，开始了宣传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串联。一时节穿绿军装成了大时尚，女孩子如果穿裙子或花衣服，就被认为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更不用说穿旗袍，穿高跟鞋了，甚至连留个小髪辫都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嘛，就是要打破一切旧东西，于是出现了大破“四旧”，什么是四旧？谁也说不清，反正就是不顺眼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了一些实际上有用的东西，于是出现了大砸大抢，门窗上的雕花，墻壁上的雕塑 ，甚至连雕花床上的花板都被砸烂了，几乎所有旧小说，包括经典名著被一扫光，不知道砸坏了多少文物古迹。所有家里的神龛上几乎都换上了毛主席的像，毛泽东被神化了。毛泽东的一些话语被印成毛主席语录，装上红封皮，称之为红宝书，毛泽东的话，成了最高指示，街头巷尾的空白墻上，都写満了红字毛主席语录，画上了红色的毛主席头像，几乎达到了到处都是一片红。于是出现了凡事都要背诵毛主席语录，那怕是找不到相关的也不行，反正都得背。红卫兵的大串联称之为革命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无论走到那里，都要无条件进行接待，从而出现了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局面，並且有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全国也就大动起来了。毛泽东开始在北京天安门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红卫兵。林彪站到前面了，他的红本本举得最高，一连串的“最。。，最。。，最最。。”喊得最响。从此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地方上兴起了每天都要向毛主席作“早请示晚汇报”的做法，后来还更进了一步，凡事都必须先举“忠字牌”先跳“忠字舞 ”〈既没有拍节，也没有规定动作，竟然隨便动作几下，就叫做向毛主席表示忠心〉，然后才能办事。更有甚者是毛泽东说了句什么话，传达到当地，哪怕是半夜，也必须爬起来集合去遊行，以庆祝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表，碰上刮风下雨，那些夫妻同在一个单位中的女职工，深更半夜里拖儿带女的，泥一脚水一脚的也得跟着跑。后来竟发展到毛泽东吃了芒果，也要搞成复制品，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让人抬起来遊行表示庆祝。报刊上则陆续出现了康生，陈伯达的文章，像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更是大造舆论，很快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除揪出来了，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一大批当时的领导干部也跟着被揪出来了，林彪成了所谓副统帅，这时候江青，叶群也跟着出来了，中央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江青便当起了小组长。一些老帅出来说话，但很快就被压下去了，这是当时所谓的“上海二月风暴”。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当权派，原来打的黒帮被平了反，但后来又搞“清理阶级队伍”，就又被揪出来，甚至还被遣送到农村地去了，这些人的彻底解决和平反复职那是文革以后，一般这些人的处理都来了个“两出两进”。\n
各地开始成立造反派组织，上海出现了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加上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后来都进了文革领导小组。各地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都称自已是造反派，而把与自已观点不同的对方组织称为保守派或称之为保皇派。社会也开始对人出现红与黑的区分，即地富反坏，叛徒特务走资派是黑七类，另外则是所谓三个阶层的红五类。地方各级领导也都成了走资派，被当做黑帮分子一样进行批斗和改造。由于各派组织观点不同，各地出现了派性，后来相同观点的组织又进行联合，最终便形成了两大派。

武冈最早出现的群众组织是“湘江风雷”，它对工厂的影响很大，后来发展成了“武工联”，占了城里工人的绝大多数。另一派则是受原来“高司”〈长沙高校学生的造反派组织〉影响的“湘武工联”。两派开始轮番揪斗黑帮和走资派，然而两派所揪的走资派却不尽相同，两派开始互相指责，而且俞演俞烈，竟发展到互相争斗。各派也在不断扩展壮大自已的势力，为今后的斗争作准备。武工联在城里占优势，工厂里有基干民兵， 8月10日晚上，集合起来去抡了县武装部的枪支，並占据县总工会设立了指挥部。湘武工联急了，在城里没有什么势力，就发展到农村去了，当时农村各公社都有武装部，有枪支，也有基干民兵，而且大部分是复员军人，一个以复员军人为主体的“红旗军”造反组织出现了，並在城郊设立了指挥部。湘武工联在农村，缺乏经费，当银行的运钞车从法相岩处经过时，竟抡去了两麻袋的钱。     

两派对峙，而且是农村包围着城市的形势，形势非常紧张，时不时地就有枪声响起，武工联分散在城外的人，还被打死了两个，其中之一是工会的一个教师，据说是从床上被拉起来，用枪打死的。打死人也没人管了，因为“造反有理”，公检法被彻底砸烂了。9月28日，湘武工联作内应，以红旗军为主体的农民进城了，却不敢去攻工联的指挥部，工联指挥部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台风”给吓呆了，未能采取什么行动，才没有真的打起来，那天城里几乎所有成分不好的，出身不好的都被捆了起来，就更不用说那些黒帮，右派了，还有未能集中到指挥部去的一些工联派的小头目，也被捆起来拉到街上跪着示众，更有不了是被捆着挨了打的，机械厂的一个厂医，因为名字的发音与另一个武工联小头目相同，竟被糊里糊涂捆起来打了一顿，成了天大的冤枉。后来群众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九二八刮台风”，好在农村来的不可能在城里坚持，因为工联在城里还是很有些实力的，一阵风过后农民红旗军很快也就撤退了。这以后，工联觉得光抡了县武装部的一些枪，比起农村存有的枪支来说，还是不夠的，于是工联开始造枪，因为它占有工厂，很快各式各样简单的枪做出来了，枪支数量大增，好在没有用得上。\n
两派对峙着，斗争形式非常紧张，没有了公检法，有此人开始蔑视法律，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农村出现针对成分出身不好的人，采取虐待行动，在杨柳，邓家铺那边，甚至藉口发现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的“黒杀困”，而杀了一些人，这股风来自武冈的邻县邵阳，而且很快就刮到城边来了，搞得人心惶惶，幸好47军来得快，才没有酿成道县，邵阳那样的惨案和悲剧。但落实下来还是被无辜杀害了72人，后来落实政策时，决定每人发给抚恤费150元，竟没有什么人来领，因为有的人全家都被杀掉了，真是悲惨。至于凶手，因为那时是非常时期，也就没追究了。那时候，学生都当红卫兵搞大串联去了，这时的工厂也都仃工了，幸好当时是秋末冬初，不然只怕是农业生产也没人搞了。

47军来了以后，开始贯彻“要文斗不要武斗”，两派相对比较安定，但还是发生了湘武工联抓住武工联四个人，其中包括一名是公安干警，被捆起来丢到岩洞里烧死了。当时湘武工联红旗军的指挥部设在城郊燕子岩，几天后尸体从燕子岩里起出来，放到皇城坪办丧事，装殓时看到的是人已被烧得面目全非，身子也缩小了很多，真是惨不忍睹。后来中央发布了“8。8”和“9。5”禁止武斗和收缴枪的两个命令，在城各较大单位开始进驻军宣队，並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47军下乡去宣传8。8和9。5命令，同时开始促进两派的大联合。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两派开始联合，並醖酿成立革命委员会。那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还真多，先是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是军宣队，再后是工宣队，甚至还有农宣队。毛泽东思想提到了最高的高度，杨成武代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时候，就在人民日报上的头版头条用特大红字打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口号，这条标语很耐人寻味，权威嘛应该自动或自然形成，更何况权威从来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武冈的文化革命（续）

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解散了各个造反派组织，工厂恢复生产。革委会开始整顿社会治安，公检法重新发挥作用，抓出了公开杀人的四个首恶分子，召开了公审大会，当场枪决了那也四个杀人犯。又把犯有打砸抡错误的“三种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使其认识错误，收到了很好好的效果，社会趋向重新安定。

文革的动乱，引来了国际形势的紧张，毛主席发布了“深挖洞，广积粮”的最高指示，开始全民大挖防空洞。各单位，各居委会都得挖，居委会甚至不论老少都要参加，实际上大都挖砌得很简单，很难说能起到防空的作用，只怕是稍有振动就会垮了去。县里到是从各单位抽人去，集中挖了几处防空洞。砌防空洞要砖，从哪里来？有人出主意，干脆把原有的塔炸掉算了。武冈城边原有三座塔：东塔，花塔和南塔。南塔在尨溪铺附近，被当作四旧炸掉了。花塔是个斜塔，宋朝时修建，修得漂亮，所以叫花塔，至于为什么是斜的，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是世界少有，应当说很有历史和研究价值，可惜的是一包炸药就炸掉了。如果不是这样，现在还有的话，那就很有旅游开发价值了。只有东塔是因为建在河边，怕炸了砖会掉到河里，才幸免予难。修防空洞当然还要石头，于是又拆毁了一些城墻。.69年县里在南门外办了个造纸厂，水南桥要通汔车，得改修公路桥。原来的水南桥是座大石拱桥，两边有大块的垛子石，上面骑马打上棚子，就可以做小生意。中间用三角撑托起一座观音殿，很多妇女都在天傍黒时就去烧香，桥上原本很热闹，此桥如若保留下来，加上两边河沿上的吊脚楼，应是一大风景，可惜被拆掉了。修桥要大块的方石，于是城墙又派上了用场，武冈城墙最大的南门被拆掉了，南门一带的城墙最高最整齐，也跟着毁了，城墙一经拆动，对那些长方体的大石块，住在河边的人，人人都想据为已有，用于扩张和加固河堤，城南这一带的城墙很快就被拆光了。河沿也变得很不整齐，甚至是很难看了。一场文化革命下来，谈不上有什么长远考虑，武冈的名胜古迹，也可以说是旅遊资源，被破坏殆尽了。

文革当中，学校全都仃办了，红卫兵小将们造了一阵子反以后，革命已成了工人农民们的事了。他们又能做什么呢，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也喊出了“我们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这是毛主席的号召，又有谁能不申请而。县里成立了“知青办”，负责组织知青下乡。开始还要自愿申请，是下去集体办农林场，或是集体下到已有的农林场去。如铲子坪农场，大甸农林场等，然而仅是些青知或是一个地方知青太多，大家都不会做农活。农林场办不下去，后来又来了个分插到各地的生产队。仍然是因为不会会农活，知青常被派去修水库，渠道，有一部分甚至是去修三线铁路，那可是最苦最累的体力活，而且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说是去接受再教育，实际上就等于是去接受劳动改造。那是的政策是极左的，在农村就只能从事农业劳动，从事别的劳动，称之为搞副业，就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凡是用钱交易就是资本主义。有人种了甘蔗，拉到城里来卖，竟被当场没收，並被拉囬生产队进行批斗，这种批斗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甚至有位银行里的工作人员，家里喂了猪，也被放在大会场的全县干部会上点名进行批判。有个被下放了的人，利用自己的劳动技能，搞了些机械动力和电机修理，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竟被捆起来进行遊街示众。武冈本来农村就是田少人多，大部分的农村每人才几分地，赶这么些人下去，是要和农民分饭吃，因此大部分知青都在农村生产队受到了刁难和迫害，知青们为维护自已的权益，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事实，后来在知青返城后，他们进行了征文活动，编著了“青春路漫漫”，“青春祭”等一系列知青丛书，写得很清楚详细，这里就不讲了。文革当中，什么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很快就扩大化了，下放已不再限于知青，知青办改成了“四向办”。成分出身不好的，历史上有问题的，原来是右派的，被打成黒帮的，统统者被遣送到农村交给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去了。他们这些人的处境，比起知青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更不用说是如何的悲惨了。有了“不在城里吃閑饭”这句话，一些在城里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的也被成户的下放了，还有些从乡里嫁到城里的虽已生儿育女，也不准在城里住，甚至半夜里把人叫到居委会，而不准囬来，这些人也被拖儿带女的赶囬乡下去了，反正不准在城里住，知青们甚至不准在城里逗留，哪怕是探亲也不行。城里更是三天两头查户口，也搞得人心惶惶。虽然这些人文革后，也落实政策囬城了，但不知又包含了多少的辛酸涙。

从有史以来，就有学校，文革当中，学校没有了。究竟还要不要学校？当然还是要毛主席说了才算，毛主席说“学校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这句话还真不大好理解，似乎是文科就不能办，那么理工科又怎么办呢？考试制度没有了，怎么招生又怎么入学？于是一种新型的学校诞生了，学生从工人里面推荐上来，不考试就入学，老师就从工厂的技术人员里面来。因为毛主席的指示是 7月21日发表的，学校就叫“七二一工人大学”。学习嘛总是大家迫切需要的，很快有条件的各大工厂也就办起来了。武冈的工厂实在太小了，哪个工厂都没条件，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又不能不贯彻，那就所有工厂合起来办，武冈到还是下了大决心的。〈其它邻县都没有办〉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当校长〈荣誉〉，武冈的小工厂到还有几个，却不是一个行业，机械行业的稍多一点，事实上也只有机械行业才有正规的技术人员，机械行业里又数机械厂最大，技术人员最多，那就以机械厂为主来办个机械班吧。不夠就再从各厂配些人来，反正不论什么厂，机修人员总还是要的。〈武冈七二一工人大学〉就这样办起来了，开学时一个班四十多个人，国有企业的工人占多数，也有不少是二轻企业的。由于学员是推荐的，推荐当然是以政治表现为主，又没有进行考试，文化程度相差很大，最高文化是初中毕业，文化低的小学都没有读完，年龄相差也很大，且清一色都是结了婚有小孩的。马上就上专业课，文化程度太低了，只好从工会和外面又聘了三个老师，来教语文，数学和制图课。尽管有部分人怀着对毛主席的极大忠诚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努力学习，有的甚至不分白天黒夜，眼睛都熬得红肿了，甚至得了眼病进了医院，都不肯休息，可谓热情夠高的了，可学习仅凭热情，还是不行，有小部分人坚持不下去了，中途又退学了好几个。专业老师都是些技术人员，技术人员要教课，也非易事，要备课就很费工夫，懂得到也不一定就讲得清，何况懂得到未必就讲得出讲得清，也有些老师坚持不下去了，最后竟然只剩一个老师在坚持，课程包打包唱，连指导结业设计也由他一个人包了，咨询，解答，修改，审查全归他一个人，学员找老师要排队，中午和晚上都不休息，总算是坚持下来了。当时武冈机械械厂正在试产柴油机，进行柴油机大会战，需要设计制作大量工艺装备，这些人对加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想得清楚却表达不出来，画不好图样，通过过两年多的学习，加上又有老师指导，设计出来的工艺装备，不少还真的用上去了，为柴油机会战贡献力量，学员高兴的程度可想而知。这批学员结业以后，又回原单位，后来都成了各厂的技术骨干，因为武冈不可能从学校分配很多技术人员来。这可能是文革当中武冈做的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文革当中的生产工作和办事效率降到了最低，怎么才能提高，人民日报刋登了关于“优选法”和“统筹法”的文章。 全国开始宣讲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这也成了一场运动，对于运动，武冈总是是走在前面的，大概因为搞得好，武冈还专门组织了小分队，到郴州和零陵地区的桂阳，新田等县去宣讲和帮助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这可能是武冈在文革当中算是做得比较出色的一件事。

文革后期，各级地方方党组织和政府都在发挥作用，社会已基本稳定，一切都比较正常了。林彪的出逃和批林批孔，都是按照上面的布置来进行传达的，打倒“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上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判。到党的十一屆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一场轰轰烈烈的所谓“文化革命”算是结束了。

〈叙述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62年调回武冈，在机械厂工作，66年6月18日被打成“黒帮”，两次被开除，但並未离厂，在车间劳动改造六年，平反后曾在县委落实政策办工作过，为武冈县第八屆人大代表，武冈市第二，三，四屆政协委员。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