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革大事记附件7

邓振新

附件7   李再含致贾启允的六封信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



启允同志：                                                                                    
这一段因为没有召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会议，作为小组成员，我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为了引起你的重视，我采用了书面提出的方式。
一、当前贵阳文化大革命出现的矛盾，究竟主要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出现某些敌我矛盾的现象，在广大群众来说，也是由于我们对某些重大问题处理不当而转化的。
二、当前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省、市委，南下学生和本地部分群众对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意见。这个矛盾不解决，就有继续恶化的危险。解决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在省委。
三、省委的个别领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确有某些错误，需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否则将继续被动。
四、工人斗学生的情况已基本制止，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尤其是本地学生同南下学生的对立上并未解决。这种全面对立，不仅打击了中间派，也打击了左派。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扭转这个情况。
五、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或小组成员列席省委会议，对前一段贵阳文化革命作出基本估价，以便同群众见面时争取主动。
当否请指示
                                            李再含    1966年9月12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



启允同志：
你的讲话，作为表态，我表示拥护。现在须要进一步采取行动，把主动权争取回来。
九月五日晚至七日，贵阳确实出现了白色恐怖，大批地斗争了南下革命学生和地化所的工作人员。在此期间有些工人、干部也被斗或被打成反革命。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
为了及早解决南下革命学生、地化所、工农红卫兵等广大革命群众同省、市委的对立，我建议省委勇敢地同他们协商一个解决办法，召开一个适当的会议，我们同他们面对面地作认真的自我批评。正确地彻底地解决这个矛盾，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解决的时间越快越好，否则我们将会更加被动。
供你参考。此致
敬礼
                                              李再含    1966年9月15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



启允同志并省委：
一、我认为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不要犹豫了，争取早日同群众见面，以便取得群众谅解。
二、然后，坚决执行主席关于钻到学生中去的指示。
当否请指示
                                            李再含
                                               1966年9月20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



启允同志并省委：
你的第二次讲话明确了贵阳文化大革命一度出现了曲折，错误属于方向性。我基本赞成省委这一估计。
错误发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发生在主席亲自统帅的这一伟大运动已经遭到两次曲折之后，是更为严重的。主席在全会闭幕式上叮咛的很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上级领导去做。林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是交待得十分明白的，他说，不要重复压制群众，围剿左派的错误。
贵阳的形势如何呢？很多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
九月五日至七日，并不是什么“在群众中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而是对南下革命学生、地化所等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场大围剿。那两天真是热闹得很，大街小巷一片喊打声，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反革命”！把那些革命群众围起来，小圈套大圈，实行车轮战，强迫写检查。被围攻者，岂止吕彤岩一人，南下学生，地化所广大群众，凡是抓到的无一幸免，连刚下火车的也难逃“罗网”。这不是白色恐怖是什么？能说这是红色恐怖吗？这不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是什么？难道是支持革命运动吗？这是工人、市民、学生群众的自发行动吗？我不相信。联系到“八三一”、“六六”事件，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我觉得省委某些领导同志在思想上是相当混乱的，直到最近还有的同志在保留革命串连行动，还要中央在国庆节前下令撤回革命串连队，可想而知，这种情绪不会对下面没有影响。
我保留贵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错误是方向和路线错误的意见。建议省委进一步寻找错误的根源，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建议省委再同有关方面确实协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否请指示
敬礼
                                               李再含
                                                   1966年9月24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



启允同志：
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较长时间没有开会了。我认为小组在此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央对这个组织是很重视的，这一点你也是清楚的。建议恢复小组的必要活动，并在省委领导下认真发挥这个重要组织的作用。不能开会是否可列席？
此外，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文件，省委认为需要给小组成员看的，是否也可以发给，或叫到省委去看。
当否请指示。此致
敬礼                                     李再含        1966年10月3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某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



启允同志并省委：
一、九月三十日贵州日报社论提出的一些问题同《红旗》第十三期社论的精神是不符的，也是脱离当前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的。
社论强调：“……但是，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革命群众，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本学校本单位的文化革命上面。……现在，每个学校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都还远远没有完成，需要我们集中主要精力去把它搞好。革命串连应该在搞好本地本单位的前提下进行，……目前，我们应该迅速在各学校内部掀起一个斗批改的高潮……”
现在我们又来看看《红旗》社论又是怎样讲的：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坏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在正确路线领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它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怎么能够正确的进行斗、批、改呢？”
显然，省委已经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情况下，而这个错误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之前，还没有肃清它的影响之前，就提出迅速在各学校内部掀起一个斗、批、改的高潮，是很不适宜的，错误的，客观上起了转移和分散批判错误方向错误路线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省委的某些同志思想至今是混乱的。
因此，建议省委改变这种打算，还是首先彻底解决错误的方向和路线问题。
《红旗》社论还指出：“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希望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三思再三思。
二、最近一个时期，省委印发了周总理的几个讲话，即九月十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北京集结南下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九月十日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九月一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印发这些讲话，不知是否得到中央同意？讲话稿又是从何而来？印发范围多大？请省委查明这个问题情况。我认为省委印发中央一些主要领导同志的讲话，是应该十分严肃的，如果没有得到中央同意，就应该赶快收回，并将真实情况报告中央。
三、再次建议召开一个五百人左右的代表会议，省、市委的同志们坐下来认真听取一下群众的意见，并进一步认真地、彻底地作自我批评，这样做大有好处，使领导和群众都受到一次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并取得群众的谅解。与此同时，省市机关、学校等单位，采取实际步骤，用“四大”方法，揭发批判省、市委某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这样做，错误方向和错误路线就不可能得到彻底批判，影响也就不可能肃清，社会和学校的斗、批、改也就无法正确进行。
当否请指示。
此致
革命敬礼
                                          李再含
                                              一九六六年十月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