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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革大事记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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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9 23:11: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十六章
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波及贵州


(一)“二月兵变”的源头


捕风捉影的所谓“二月兵变”的源头在北京大学,发端于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所谓“兵变营房”又涉及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不仅是出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地方,19667月,又一张震撼京城的大字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也在北京大学出现。写这张大字报的是共青团北大团委的一位同志,他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只是在参加校园串联会时,听到有人说起“二月间要在北大住一个团”的事,就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军队,很明显是搞政变。这样,名为“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就出现了。大字报中声言:北京卫戍区要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驻一部分军队,这是彭真、刘仁企图搞政变的准备。
北师大一位学生看了这张大字报后,回校也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已调到北师大的原人民大学书记郭影秋:彭真要搞兵变,要在人民大学驻兵,这事你知不知道?
康生看了这两张大字报后如获至宝。他在北师大群众大会上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一个营的军队。陆平、郭秋影帮他们修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
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二月兵变”经过康生的肯定,便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其矛头所向,先是所谓的“彭真黑帮”,继而就是贺龙元帅。
1967年初春,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街道上贴出“贺龙彭真阴谋发动‘二月兵变’!”“贺龙企图逃往苏联!”的大字报。

(二)所谓的“二月兵变”波及贵州


由于贵州红卫军李铁乃被李再含抓捕,红卫军中有人也跟风制造舆论,说贺龙是湘西人,湘西邻近贵州,贵州是“二月兵变”的大后方,李再含与“二月兵变”有关。红卫军中的张国荃(贵阳钣金社工人)和杨延昭(贵阳小罗街砖瓦厂工人)暂住北京大学时
,均声称握有可以打垮李再含的“钢鞭材料”。后来因交不出“钢鞭材料”,“四一一”驻京联络站派王云生回贵阳市,按照杨提供的埋放地点,在石板坡和弘福寺等处挖掘仍然没有,杨延昭进退维谷,在北京大学跳楼身亡。

遵义的李树林在北京时,因贵阳钣金社的张国荃声称握有“钢鞭材料”,李通过七机部战友关系向上反映,在“四一一”在京召开全省代表大会期间,李树林在北京受到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接见。不久杨被打倒,使这次接见对中央解决贵州问题反而不利。
“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之一是要“大揭贵州十七年阶级斗争的盖子”,这也包含有对贵州可能是“二月兵变”大后方的怀疑。
贵阳小河电力器材修造厂女工张崇莉参加过红卫军。在邓振新应邀从衡阳动身去北京参加“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头天晚上,她在衡阳交给邓一份很简短的材料,说这是“二月兵变”的绝密材料,与李再含有关,请邓到北京后设法交给中央。邓接到手看后,里面的人和事是贵州省西部地区的,从中看不出与李再含有什么关系,但出于她对邓的信任,邓答应了她的要求。她反复叮嘱妥善携带,切勿丢掉。
邓穿着过冬御寒的破棉衣,棉衣外层左下摆有一个破口子,他把材料从中塞进深处放好,以为这是安全的。
“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在清华大学开幕的第二天,在大会上作过主题报告的贵阳师范学院邱富伦主持会议时突然来了个插曲:严重警告阶级敌人蓄意搞破坏。邓机警地摸了摸破棉衣,发现塞进去的那个材料不见了。散会后他赶紧说明情况,原来这个材料掉落在清华大学主楼的楼梯上,被拾得的人交到大会主席团。
大会主席团请来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同志,邓向这位同志如实汇报了情况。邓在衡阳被抓,可能同此事有关。因为此事北京市公安局会与贵州省公安厅沟通的。邓关到强制性学习班后,专案组审讯他的陈力就来自省公安厅,邓照实向他报告了事件经过。陈力听了邓的这次陈述后没再过问此事。但次年春天在公安厅大院碰面时,陈力主动告诉邓:这是早已破过案的一起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张崇莉也因此被关押过,1972年前后才释放。
19685月,陈贤在北大被抓后,被从北京乘飞机押回贵阳时,以“协助调查”为名同机带回贵阳的还有工人张国荃和贵大外语系女生施莉莉,张、施二人也被送进了“818强制性学习班。学习班还对张国荃编造“二月兵变”传闻组织了批斗。

(三)所谓的“二月兵变” 纯系讹传

1974929,经毛泽东圈阅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说:“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1980年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调查,在一份文件中指出:“19677月前后,在北京市搞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纯系康生企图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捏造的谣言。”
事实证明想借“二月兵变”来打击李再含、引起中央重视贵州问题的想法是上当受骗,误入歧途。正确的作法应当是向中央充分揭露王力一手遮天插手贵州的极左罪过,包括他对省红代会问题的表态和“八月踏平”时的“三点指示”。由于李再含在贵州极力封锁王关戚被打倒的消息,王力在贵州助纣为虐的罪行到死都未受到应有的揭露和批判。
邓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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