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革大事记第一章

邓振新

第一章 全国文革概况

《文化革命开始了》。这是1958年6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刘少奇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根据当时情况确定的文化革命内容，主要有以下五点：
①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做到一般的乡有一个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
②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字和改革，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
③消除四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人民精神。
④开展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
⑤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设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而八年后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从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则是一场政治运动。为什么又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呢？因为这场政治运动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将“文革”定性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矛头直指“中国的赫鲁晓夫”。
广义的“文革”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历时10年之久, 包含三大回合的斗争。第一个回合,整死了刘少奇;第二个回合,摔死了林彪;第三个回合,江青和张春桥判了“死缓”。以这三大回合为标志,广义“文革”的发展过程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阶段)。中、后两个时期的斗争都发生在上层,全国人民对其结局均属事后“被告知”。而人们心目中的“文革”则是前期那爆发式的、遍及全国上下的、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这是狭义的“文革”。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后撤销，意味着狭义的“文革”告一段落。
由于贵阳“7．29事件”发生在“九大”之后，贵州的狭义“文革”是到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中发（69）71号文件下达、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补台后才结束，这比全国狭义“文革”结束推后了两年。这个大事记因而写到1971年5月贵州省革委会补台后止笔。

（一）“文革”序幕(1965.11-1966.5)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一篇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大批判文章，拉开了“文革”序幕，成为引发十年内乱的导火线。这就是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见附件6）共同策划，姚文元历时八个月精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文章在全国掀起大批判的熊熊烈火，祸及《海瑞罢官》一戏的作者、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殃及要保护吴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罪及有海瑞形象、敢讲真话的彭德怀。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966年5月，姚文元又一篇文章《评“三家村”》出笼，制造新的罪名要打倒北京市委，从批判吴晗入手，株连同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和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
从《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集中火力炮轰北京市委，背后的目标则是所谓的“暗藏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要搞“文革”， 1964年就在中央设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担任组长。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发表后，彭真默许北京各报暂不转载。经周恩来说服得以转载后，毛泽东仍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当吴晗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时，彭真认为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并把这种看法贯彻到他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之中。1966年2月3日拟定的《二月提纲》强调实事求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显然违背当时的政治斗争现实。2月8日彭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时对这个提纲没有表示反对。2月12日这个提纲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发全党。
与此同时，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并无军职的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一个《纪要》，经林彪审阅、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后，标题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于4月10日也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这个《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给当时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的政治批判运动火上加油。
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彭真的错误问题，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5月4日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到外地休假去了，委托刘少奇主持。这次会议在5月16日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林彪在5月18日的长篇讲话被称之为“五一八”讲话，其主要内容，一是大念政变经，二是大捧毛泽东。这次会议还决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停止他们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撤销其他职务，进行专案审查。
6月3日，《北京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定为“彭、罗、陆、杨” 反党集团。
彭真的主要罪名是主持制定《二月提纲》和搞“独立王国”；罗瑞卿的主要罪名，一是“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二是有野心，要夺林彪的权；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被毛泽东视为“阎王殿”，陆自然是“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直接对象，但被打倒的直接原因却是所谓匿名信事件，罪名是“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林彪和他的一家”， 匿名信系陆夫人严慰冰所写，旨在揭露林彪和叶群的恶行；杨尚昆的罪名一为对毛泽东搞“窃听”，二谓泄露党的大量机密资料。这四人各有各的情况，问题根本不同，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可是，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却由林彪定调而定为“反党集团”。林彪说：“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
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为组员，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这个小组名义上是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只隶属于毛泽东一个人；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但实际当家人是江青，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夫人江青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二）“文革”前期（1966.5 -1969.4）

从１９６６年５月“文革”的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的斗争，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是掀起红卫兵运动；方法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和《五．一六通知》的公布,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并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6月1日晚，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大字报全文，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当天，即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第一天，就写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由此开了“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恶劣的先声。
6月16日，《人民日报》公开报道南京大学6月3日发生的匡亚明事件。校长匡亚明因劝阻师生造反，被定为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分子”。
6月16日，刘少奇向全国批转北京大学工作组的一份简报，指出北大一些人避开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要求各单位参照北大工作组的作法制止乱批乱斗。由于工作组不让揪斗“黑帮”，北京39所高校在邮电学院的带动下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掀起了驱赶工作组的浪潮。
7月16日，时年73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显示身体极其健康。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号召“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亲自领导运动。此后，毛泽东在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中树立了绝对权威。
7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性错误。
7月29日，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宣布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查。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8月5日，毛主席针对刘少奇批转北大工作组简报，写出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很快传播到社会，令人们吃惊。
8月8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后对“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从中看到，林彪在中央的排位升到第二，周恩来第三，陶铸第四，刘少奇则从第二降到第八。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撤出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联”，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们把“造反有理”传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造反运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全国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966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１月８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 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日，大陆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三）“文革”中期 (1969.4-1973.8)

从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谋求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林彪等人匆忙乘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这一事件宣告毛泽东重新选定接班人彻底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革”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１９７１年4至7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江青炮制的《会议纪要》中那“两个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１９７１年９月，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倡“反潮流”，继承“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font=]

（四）“文革”后期(1973.8-1976.10)

这一时期是从1973年8月党的“十大”开始，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结束。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革”。１９７４年１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对江青等人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说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９７５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不能容忍，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１０月４日， “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在《光明日报》登载，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的“女皇梦”彻底破灭，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十年动乱。
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文革”结束。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叶剑英说：十年“文革”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说的国民收入损失的5，000亿元，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建国后的前30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6,500亿元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