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习广 湖南湘潭易家湾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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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潭易家湾大武斗

这是1967年8月10日～9月20日，湖南长沙、湘潭两地的两派组织“工湘”派，与“高司”为首的“红联”派及湘潭“革造联”，在湘潭县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带发生的大规模武斗。

“工湘”派即拥有数十万工人群众的“工联”派与“湘江风雷”派。

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对湖南问题表态，明确支持“工联”等造反派；8月10日，中央宣布“八十决定”后，建立湖南省革筹小组提上了湖南文革运动的议事日程。

8月20日～8月22日，湖南长沙的“工联”派与“湘江风雷”派发生分裂，双方在长沙市区解放路、五一中路一带进行大规模武斗，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在四十七军的工作下，双方达成停战协议，表示要“枪口一致对外”。

与此同时，“高司”为首的“新保守派”“红联”派阵营则趋向瓦解。拥有二万多名大学生红卫兵的“高司”，在长沙市区几十万工人造反派的面前，已属孤掌难呜。在7月27日中央表态后，“高司”即人心大失，7月底前，已有一部分学生趁假期各自回家。8月10日中央宣布“八"十决定”后，长沙地区的“高司”派组织迫于来自中央和“工湘”派的压力，“高司”派总部头头决定将其撤至湘潭。

湘潭市“革造联”是在1966年的造反风潮中，由大学生红卫兵即后来的“高司”支持而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后，该组织夺取了湘潭市的大权，得到湘潭军分区领导人的支持，成为能控制湘潭局面的强大势力。湘潭“革造联”的主要头头兰云飞，原是有近万工人的国营湘潭电机厂的党委宣传部部长。在“文革”初的1966年9月时，兰云飞被省委打成了当时全省的第一号大右派，并遭到拘押。后来是长沙的大学生红卫兵，根据中央在10月下达的紧急通知，即不允许在文革运动中将群众和干部打成右派的精神，卖力为兰云飞平了反。自此，兰云飞不仅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而且怀着对“高司”红卫兵的感恩心情，率领以他为首的湘潭“革造联”，坚定地站在了“高司”一方。因而，他与他的湘潭“革造联”，便也成为了“新保守派”“省红联”的有力支柱。

湘潭市有几个大型的国营军工企业，依靠这几个大型企业的力量和军分区的支持，在1967年5月以后湘潭市的武斗中，“革造联”打跑了与之抗衡的“红造联”， “红造联”骨干被迫往长沙、株洲出逃。1967年6月后，湘潭地区和湘潭市成为“革造联”的天下，也成为湖南“红联”派控制的主要基地。

鉴于长沙的武斗形势日益严峻，兰云飞为首的湘潭“革造联”头头开会决定，在湘潭县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带布防。

1967年8月10日，中央宣布“八"十决定”后，逃到湘潭的长沙“高司”派，得到湘潭 “革造联”的接应和重新武装，士气大振。当日，与“工联”派在易家湾一带发生武斗。

与此同时，长沙“工湘”派决定决定向湘潭进军，一举打垮逃到湘潭的长沙“高司”派和湘潭的“革造联”。“工湘”派头头经过开会研究，开始调兵遣将，对防守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带的长沙“高司”派和湘潭的“革造联”发动全面进攻。

8月10日，双方在易家湾发生武斗接触后，长沙“工湘”派和逃到长沙、株洲的“红造联”，相继出动大批武斗队伍，对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带的“敌人阵地”发起攻击。长沙“高司”派和湘潭“革造联”也调兵遣将，全力进行反击。

双方武斗人员都配备了各自火力最强的武器装备，在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线摆开战场，双方几乎天天都有激烈的枪炮大战。武斗双方使用了步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榴弹、手雷、炸药包、火箭筒、火焰喷射器、高射机枪、高射炮、六0炮、八二迫击炮及九0野战炮等。

面对着湘潭“革造联”在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线的坚固工事，长沙“工湘”派调动了“湘江风雷”最具战斗力的“青年近卫军”和“长沙青年”等作战队伍，以及由复员转业军人组成的“红旗军”的“神枪手”们。

在文革“全面内战”的“文攻武卫”阶段中，“青年近卫军”只有几千人，但全都荷枪实弹，武器装备齐全，其大部份成员都身由支持他们的军队院校造反派所赠送的只是没有红星领章的正式军装，甚至还拥有反坦克炮、六零炮等重兵器。“青年近卫军”就等于是几个团的准军事部队，它以勇猛、敢战著称，因而在武斗中，它的成员死伤数均高于其他群众组织。

其下属的“闪电兵团”、“电自来纵队”、“钢三连”、“红色尖刀排”、“飞虎连”、“决死纵队”等，都是专业武装团体，有着较强的武斗实力。而“长沙青年”以劳改系统农场留场人员及返城知青为主，他们受压迫最深重，且返城知青生活无着，完全凭借其组织获得生活来源。“青年近卫军”在武斗中格外敢于拼命，在民间享有“湘军”之称。“青年近卫军”和“长沙青年”自调上易家湾武斗战场后，一时也有不俗的表现。

易家湾武斗立即惊动了湖南省革筹和奉命进驻长沙，负责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的四十七军。四十七军军部104师派人对武斗双方做工作。经过艰巨工作，又因长沙“工湘”派发生分裂，“工湘”派的“工联”派与“湘江风雷”派在长沙发生大战，“工湘”派一时失去忙于内战，于是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8月下旬后的几天中，双方武斗略显平静。但武斗并未停息。

当时的局势十分微妙。湖南省军区和湘潭军分区支持长沙“高司”派和湘潭“革造联”，而奉命支左的四十七军当然支持中央文革认定的左派“工湘”派。而很有意味的是，四十七军派驻湘潭的104师却倾向于支持湘潭“革造联”。

面对眼前的局势，“工联”派与“湘江风雷”派决定暂时停止内讧，“团结一致，共同对外”。长沙“高司”派和湘潭的“革造联”也在加紧筹谋，要“彻底打垮”“工联”和“湘江疯狗”。于是从8月底起，武斗又趋激烈。在武斗进入高潮阶段，制造坦克为主的湘潭江麓机械厂的“革造联战士们”，从厂里先后开出了数辆坦克投入武斗（一说2辆，一说4辆，一说7～8辆），对进攻方产生了强大的火力压制和心理震慑。而“工湘”派则以集束手雷、炸约包和八二迫击炮及九0野战炮迎战。

9月5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四十七军军长黎原任组长，副组长华国锋、章伯森。形成了军队负责人（四十七军、省军区）、领导干部代表（华国锋、章伯森、梁春阳）和群众组织代表（主要是“工联”与“湘江风雷”稳健派领导人）联合掌权的局面。

随即，省革筹授权湖南支左办，制定出“以政治攻势为主，辅以必要的武力解决”的方案。四十七军出动飞机，在武斗战场和湘潭市区撒发中央“七"三布告”、“九"五命令”等传单，要求两派立即停战。

9月14日，四十七军一0四师开进湘潭市，控制室内高层。17日，湖南省革筹和四十七军发出《关于解决湘潭问题的决定》，决定组织湘潭地区临时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区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四十七军开始收缴两派的枪支弹药。

至9月20日，易家湾武斗即告结束。

从8月10日～9月20日，易家湾武斗前后经过40天大战，双方投入的直接武斗队伍和后勤支援人员，前后近万人。武斗中，双方死92人，受伤人员上百人。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带大量建筑物被毁，造成巨大的财产和物资损失。武斗中，双方都虐杀战俘。“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在埋葬他们在武斗中死去的战友时，把抓起来的战俘活活垫了棺。以报复此前湘潭“红色怒火”枪杀7名“工联”人员祭坟事件。

9月19日，毛泽东在南巡中来到湖南，听取了湖南的“文革”情况汇报。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资料来源：长沙市“处遗”材料；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史研究之六》；《中共湖南党史大事年表》）


（余习广）选自余习广主编：《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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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解放路武斗

   这是1967年8月20日～8月22日，湖南长沙两派组织“工联”派与“湘江风雷”派，在长沙市区解放路、五一中路一带进行大规模武斗造成的流血事件。又称“八·二一”大武斗，“火烧湘绣大楼”。

    “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湘派”即“湘江风雷”派。“工联”派与“湘派”原为同派群众组织，在湖南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二月镇反”、四月反“二月逆流”，和此后的武斗中，“工联”与“湘江风雷”曾同肩并战，同“高司”和“红联”相抗衡，因此被称为“工湘派”。

     “湘江风雷”全称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原为湖南省的造反派主力军。系全省性的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同时包罗各种社会成份的造反派组织，在省内的衡阳、株洲、邵阳、常德、湘潭、岳阳、沅江等地均有总分部。

    1967年2月4日，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该组织被定性为“反对组织”，曾一度被取缔，大小头目数万人被抓捕拘押。“工联”遂成为此后湖南的造反组织大旗。在1967年4月湖南的反“二月逆流”运动中，“湘江风雷”开始重新活动。

    到5月30日，其总部正式恢复，其组织也公开活动。湘江风雷”派的组织称为“湘派”。“湘派”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组成的“红旗军”、返城知青和学徒工人为主的“青年近卫军”、以劳改系统农场留场人员及返城知青为主的“长沙青年”等组织，成为长沙武斗中大名鼎鼎的王牌武斗队伍。

    7月16日凌晨，周恩来、戚本禹、吴法宪等代表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文革领导小组，接见湖南各方代表，肯定了“湘江风雷”。消息传回，“湘江风雷”在长沙及省内连日举行武装示威游行，一时气势大甚。“湘江风雷”成为与“工联”相联手并行的大派组织，称为“工湘派”。

    8月10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又称“八·十决定”），指出：一、湖南省军区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犯了“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造反派”的方向路线错误；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以黎元（四十七军军长）和华国锋、章伯森等为首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要做好受蒙蔽的群众组织的工作；四、必须“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八·十决定”为“湘江风雷”正式平反，一时在湖南引起很大的反响。8月14日，“湘江风雷”召开了庆祝翻身大会。该组织迅速扩大，高峰时成员达百万之众。

     但因人员构成复杂，其中有大量的左派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压迫和迫害者、返城下乡知青等，该组织又曾受到大力打压，因此其思想和行为也都较为激进，更倾向于奉行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打倒旧的国家机器、再造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的主张。“湘江风雷”当时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

    至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人批判湖南“省无联”组织时，“湘江风雷”再度解散。

    而“工联”主张在夺权斗争中，“要把政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与“湘江风雷”有明显的观念分歧。在一个时期中，“湘江风雷”为生存和平反的斗争，还要依附于“工联”，因此两个组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967年7月～8月，长沙乃至湖南省各地掀起了抢夺军火的高潮，长沙两派迅速武装起来。长沙和湖南开始进入真枪实弹的武斗阶段。

    7月16日，中央文革为“湘江风雷”口头平反后，“湘江风雷”摆出了唯我独革的姿态，“工联”与更为激进的“湘江风雷”之间开始发生摩擦。但因一致对“高司”和“红联”派斗争的需要，双方仍团结对外。

    8月10日，中央宣布“八·十决定”后，建立湖南省革筹小组提上了湖南“文革”运动的议事日程。8月19日，湖南赴京谈判代表大部分成员返回长沙。离京前，周恩来接见全体成员时说：“希望你们回去后迅速把省革筹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开展工作。农民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革命的新秩序，搞好革命左派的大团结。有了这一条，其它就好办了。”

     但是，“湘江风雷”和“工联”的头头却认为，湖南军区即将改组，“高司”和“红联”派必然完蛋，眼前的当务之急，是由谁来控制省革筹的领导班子的权力问题。“湘江风雷”认为自己是久经考验、“历经风雨而决不屈服”的真正的左派；“工联”则认为自己是一直坚持湖南文化大革命造反斗争，和正确领导运动斗争方向的革命派，理所当然的应该掌握湖南“文革”运动的领导权。

    两派开始为观念分歧和争夺尚未到手的权力核心问题而发生分裂。继之，便逐渐转向武斗。
    8月8日，“长沙工联”的一辆卡车被盗。8月19日，“长沙工联直属兵团”的人员，在长沙饭店发现“湘江风雷”派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的人员驾驶此车，遂将该车与“东方红总部”随车人员及其随身携带的枪数枝、汽油15桶扣留。

    当晚，“东方红总部”向“工联”发出还车、还人、还物的“最后通谍 ”。未果。当夜11时左右，“东方红总部”开始派出武斗队伍，上街拦挡扣留“工联”的车辆，先后挡截“工联”车辆7部，枪枝一批。20日上午，“工联”出动40多人，荷枪实弹向“东方红总部”靠拢，双方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

    经6955部队军代表调解，双方决定下午2时在长沙解放军政治干校谈判。

    20日下午1时左右，“工联”派的“六号门挺进纵队”在解放路与“东方红总部”人员发生冲突。谈判代表不知此事，下午谈判的气氛一直较好。

    下午6时，谈判快要达成协议时，“东方红总部”来电话，报告“工联”包围了其总部。三方代表遂赴现场察看，果有其事。晚上8时多，“湘派”的“红旗军”、“青年近卫军”、“湘江风雷”、“铁道游击队”等组织，出动大批武斗人员赶到到解放路，支援“东方红总部”，未见发生冲突后便撤走了。

    21日上午，正在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开常委会议的“工联”负责人，听说“东方红总部”的人又挡了“工联”的车，认为“东方红骑在我们头上屙屎屙尿，欺人太甚”，决心端掉“东方红总部”。当即召开30多个基层组织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调集人员，统一部署作战计划。

    下午3时多，“工联”派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武斗队人员，兵分三路，分别进驻市五一路湘绣大楼、解放路东端的回民牛肉馆、解放路西头的手工业产品服务部，在这三处设立“前线指挥部”。

     5时左右，“工联”派出动的各路武装人员，先后分别占领了银宛、南京理发店、鱼塘街菜场、小东茅街等处，布设火力，设置工事，对“东方红总部”形成火力包围圈。下午4时，解放路东端的“工联”人员与“东方红人员”接上了火，双方开始枪战。

    晚8时，在解放路西头，双方的武斗队伍也开始进入战斗。晚11时左右，“东方红”人员冒充“青年近卫军”人员，在东茅街侦察“工联”的火力点，被对方发现，双方发生交战。“东方红总部”1人死亡，轻、重伤各1人。

    晚12点以后，又有“东风近卫军”、“捍卫军”、“湘江游击队”、“红旗军”等组织的武斗人员与“工联”派武斗人员发生战斗。

     武斗一直持续到22日中午。当时“长沙青年”占据了湘绣大楼对面的建筑物，而四层楼的湘绣大楼却被工联派占据。

    22日下午1时多，“东风近卫军”向“工联”派的武斗阵地发射了5颗60炮弹。下午3时多，“青近”的“闪电兵团”攻入了解放路。双方战斗僵持不下，遂进行停战谈判。至下午5时，“工联”全部解除对“东方红总部”的包围。

     当时“湘江风雷”派的“长沙青年”占据了五一路湘绣大楼对面的建筑物，而当时湖南最大的百货大楼、四层楼高的湘绣大楼却被“工联”派占据。两派公开分裂后，两个大楼里的武装人员开始互相射击，双方互有伤亡。

    “长沙青年”在其所占据的大楼顶上架起高射机枪，装上燃烧弹和穿甲弹，向湘绣大楼扫射。并断水断电，几轮射击后，湘绣大楼着火，导致众多人员伤亡，湘绣大楼也连同里面的上千万元商品被彻底焚毁，整个大楼变成一片瓦砾。
长沙市五一广场西南角的湘绣大楼，在这场武斗中被燃烧弹击中，变成一片瓦砾.
     这次武斗事件，在长沙市区多处开战，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和损失。武斗中，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五六千人，动用了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榴弹、手雷、炸药、高射机枪、迫击炮等军用武器；双方共死亡24人，其中47军战士1人，无辜群众4人，“东方红总部”方面死16人，“工联”方面死3人。伤百余人。由于炮击引起湘绣大楼起火，大楼被毁的直接损失约58万余元，库存商品损失上千万元。

    “解放路武斗”事件，在湖南全省造成极大轰动。它标志着湖南造反派组织中“工派”与“湘派”矛盾的公开化和正式分裂。但在应付共同的“敌人”——“高司”和“红联”派时，“工派”与“湘派”还是有联起手来，共同作战的记录。

    （资料来源：长沙市“处遗”材料；长沙市“揭批查”材料；造反派及红卫兵小报；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史研究之六》；《中共湖南党史大事年表》）

    （朱永红余习广）

  选自:   余习广主编"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 湖南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