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我所亲历的“文革”札记

tuffy05

转自 天涯关天茶舍


文革中的我
高致贤

　　博友帅好留言让我参加关于文革中两封情书引起的讨论，说我最有发言权，因我是文化大革的过来人。是的，我不但是文革的一般过来人，而且还从一个小小局部的文革“政策”执行人变为参与者。过程写不完，心路可记忆。
　　当时我是个绝对服从地方党委领导者意见的“奴隶主义”者，1965秋，我由一所山区小学调上县文教局教研室，但当地区委书记不让我走，我就不敢走了。区里又将我个人安排到一个苗家山寨创办农业中心，一分钱不给，真正白手起家，一举办成。学生半耕半读，我亦半耕半教，每天穿破一双草鞋还毫无怨言。
1966年5月，我被调到县委机关，区委书记不得不亲自送我到县委组织部报到。我被分到宣传部管新闻通讯，具体安排在临时性的县文革办公室上班。理由是：我刚从山村学校调来，与县机关的领导、干部没有什么瓜葛，办事超脱些。实际上我并不敢超脱，总是时时事事体现直接领导的意志，愿为党的事业——实质是直接领导——献生，处处维护县委利益。但又不敢得罪毛主席派来大串联的客人——红卫兵。
1967年初，不是学生的造反派也串联来了，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我便坚决抵制，于是他们便以“不要保皇派控制文革办”为由，逼着尚未被夺权的县委书记签字“开除我的文革办秘书”。此时我开始仇恨造反派，也不太接近领导了。还不想参加什么“革命组织”，想逃避一下复杂的斗争了。
　　然而，报刊、政界的“不革命便是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舆论压力，“造反理论”中的“逍遥派，死得快，死了不得板板盖”的歌谣，迫使我们几个同龄人自己成立了当时通称的“革命组织”，与社会上的造反派对抗起来！我作为辩论高手被对立派重点围攻，我则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勇往直前、奋不顾身，认为“为了文革牺牲也是光荣的”，完全把观点不同的群众当成了敌人！大字报、大辩论我们占了上风。好在当时还处在大辩论、不搞武斗的阶段，故未“光荣”！当时观点不同的恋人分手、夫妻离婚、父子反目的怪现象很普遍。
　　武斗开始，我们这些“文人组织”便败下阵来。为摆脱“保皇派”的命运，我们也认真写大字报揭发县委领导的错误。但因我们是作为县委培养接班人的对象调入县委机关的，不管你怎么揭发，人家都不相信我们会造当权派的反，几经造反派的打砸、批斗，我便心灰意冷，造反派夺权后不安排我们工作，我便回家种地，成了彻底的“逍遥派”！但对造反派的仇恨更深了！我没有参加过武斗，但目睹武斗打死的人被掌权派称为“烈士”的可悲场景。
1971年形势发生逆转，派性遭到批判，我们又“翻身”了，被唤回县革委机关工作，又轮到我们去斗造反派的坏头头了。我掌握过会场，入心的仇恨发了芽，巴不得将那些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坏头头”往死里斗！文革中的“烙饼政策”把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都“烙糊”了！只认观点不认人，只认阶级不认亲的大环境，无端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所以，那时草菅人命寻常事，帅好引用文革情书中的记述完全是真实的！
　　而今提起文化大革命，过来人都可数出它的千万条罪恶，好像人人都是受害者，其实不然，谁都受过害，多数害过人，只是程度和后果不同罢了！
　　文革中人为造成的仇恨心理，现在已大部复平，但当时造成的冤死者却无法挽回损失了！
　　以下我会回忆一些小故事，供今天的青年朋友们看看。

我所亲历的“文革”札记之一
　　高致贤

　　打着灯笼火把在纸上抓“反革命”

　　纸上抓“反革命”为何还要打灯笼火把？
1967年初，县城“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县委县政府机关的五不忘、硬骨头、奔腾急等一批时称的革命群众造反战斗队、造反团等纷纷冒将出来，各自争当造反派，互相砸牌子（队名），如“砸烂硬骨头”之类的口号满天飞，标语遍地贴。什么有特色的队名都挨砸，唯其带毛/泽/东思想的队名谁也不敢有半点小视。于是“硬骨头战斗队”便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看谁敢砸？谁料队旗上颠倒了一个字，写成“毛/东/泽思想战斗队”，旗子刚由缝纫社制好，该队尚未取走便被对立派的抓了个正着。铁证如山的“现行反革命”，马上找到尚未被夺权的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勒令他们立即签字逮捕人，当权派哪敢违抗？但又不敢落笔。他们知道，只要签上他们的名字，警察就得执行逮捕，便找些借口来软磨硬拖。
　　此时，该派为了挽救危局，立即发动队员遍街看对方的标语和大字报，从中找出反革命字句来报复对方。抓住“反革命旗帜”一方也以同样的方法扩大战果。时值夜间，一时间大字报前灯笼火把，人头攒动，仔细阅读大字报……
　　“这里有一个！”有人大喊一声，周围的人一拥而上。原来是有人将毛/主席的“席”写成“度”，马上拍照，并派强壮人员武装看护起来，唯恐对方撕毁罪证。
　　“这里抓到个更大的！”有人在高喊。原来是那大字报正文后边的口号中有个“万岁”的“万”字写得不太正规，仿佛分成“一”与“刀”二字了，这还了得？照相，看管。
　　有用报纸写大标语的，“打倒”二字的报纸背面有领袖头像……
　　硝烟滚滚，杀气腾腾，一夜间县城就揪出一大片“反革命”来，均勒令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抓人。他们一看勒令他们批抓的人（组织成员）成百上千，他们便有了“警力不足”，“没有地方关押”的借口，不给签字。
　　各派头头看到报抓的人中都有本派的，大家也就不再硬追究了。一场闹得满城抓反革命的乌烟瘴气又被互相打咂取代了！


我所亲历的“文革”札记之二
　　高致贤
　　“交待揭发组”里的生活
1967年7月9日夜大方县城的掌权派（4月13日夺得县委县政府的权的“造反派”）一下抓六七百人游街示众。次日县革委组织原县委人委机天工作人员召开大会，将“走资派”和“铁杆保皇分子”赶进交待揭发组，尚未安排工作的进学习班，对所谓的“七九革命行动”好不好？人人要表态。学习班里，多数被迫高呼“好得很”而过关，我无心听什么千篇一律的“好得很”，思绪飞出窗外，被满天乌云倦裹着，其他人表态完毕我也未察觉，班长说只有我没有表态了，好歹都要表一个。我说我尚未想好，这也就算我的表态了。
　　下午，领导小组成员——一红卫兵小将宣布“将高致贤这个顽固分子踢出学习班，滚到交待揭发组去！”，这就连降一等三级了。
　　夺权后，原县委机关的人被分为三等九级。一等：一级的进革委领导班子；二级的任部门领导；三级门安排在编工作。二等：一级的安排临时工作；二级的当临时工作的听用；三级的进学习班。三等：一级的进交待揭发组，剥夺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二级的到机关农场劳动改造；三级的交造反派羁押劳改。下步就要交公机关处理了！
　　我被贬到交待揭发组后，除别人参加纪念主席畅游长江x周年之类的政治活动之时我们被叫去搞薅秧等劳动外，平时的“交待揭发”正是我们休闲之时。进入该组的多为不会见风使舵的顽固不化者，没有交待，也无揭发。一坐几个月，闲得无聊了，除随时被勒令去斗争或陪斗的二三人外，我们大多数还可互开玩笑。组长开始还批评我们“不老实”，但大家都是坚持正义者，互相团结紧，谁也不低头，最多就是再贬到农场去劳改，都是劳动人民出身，谁怕？组长也知我们并非坏人，遂被我们征服了，开只眼闭只眼的，故使我们比进学习班的还自在些。

我所亲历的“文革”札记之三
　　高致贤
　　全国普及“莫须有”的日子
　　细想起来，我参加文革是始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全国普及“莫须有”的“红色恐怖”之中。当时，有人说《中国青年》杂志第X期封底上的金黄麦浪条形图是“一只猛虎”，是诬蔑中国的希望，我也跟着瞎批一通；有人说长篇小说集《欧阳海之歌》封面上欧阳海擒制烈马的图画是一幅中国地图，但没有台湾，有意分裂祖国。我也认为是这样，跟着别人瞎批。完全失去独立思考，认为上级指示“完全正确”，报上登的都是“真理”，脑筋被舆论控制，脑壳成了政治运动的风向标。自己成了追风赶浪的可怜虫。
　　文革开始在宣传文教卫体系统展开，咱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社长总编的老红军汪小川同志，写长征《冲出绝境》的文章中，有句“太阳像块死马肉一样挂在西边的天际”，就成了他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罪证；他在安顺《二舖调查》中有“大跃进”中干活是“人多人懒，狗多狗馋”的真实描写，这又成了他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铁证。报上一批判，我也跟着瞎起哄，还以为这才是“三忠于”的表现。
　　这种捕风捉影抓“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造成的一片恐怖普及到县城，有人发现凉鞋底后跟上两横两竖的滤水隔中，那两坚随前掌扩张而分开，那就成了个“共”的变体，说这是有人企图“把共产党踏在脚下”的伎俩，于是便有红卫兵在街头堵着路人脱凉鞋；多数人的这种搜查具体化为“破四旧”，老式家具上的装饰图案一概自己铲除，不自除的便被砸烂。书和旧瓷器上的图案除不掉，由红卫兵搜交县文革办，由我指挥存放，花瓶堆满两间约150平方米的空屋里。旧书堆满约80平方米的一间空屋。等待处理。
1966年10月，按上级最初通知要求的“文革运动”结束，我被抽下农村搞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生产去了，听说那些瓷器由红卫兵砸碎：那些旧书由县武装民兵营长监督“四类分子”背到县体育场去焚烧，烧了一天多还未燃烬。
　　我再回县城时，县里第一批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归来，县委已按上级通知宣布文教系统结束的“文革运动”进而扩展到各行各业和城市农村，夺权运动也全面展开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我所亲历的“文革”札记之四
　　高致贤
　　两次“夺权”的动武
　　文革夺权也是动武的。
1967年初，上海市委市政府被夺权后，人民日报以《一月革命的风暴》发表社论支持，接着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以《西南的春雷》和《东北的新曙光》等社论来祝贺贵州和黑龙江两省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夺权的“风暴”。我们县委机关的“革命组织”也起来夺权了。
　　首先是夺我们宣传部的。理由是没部长，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是富农出来抗日的老干部。部里只有一个干事和我在机关，“权已落到阶级异己分子手中”。一天，县委机关的“五不忘”“真理”等战斗队把石副部长叫到大十字去当众开会宣布向其夺权，无权参加群众组织的章干事表示拥护，向夺权者交了公章，夺权会议结束。可当我们拿着公章返回机关时，县委大门已被对立派封堵，大字报、大幅标语“坚决反对县委机关保守派假夺权！”还封了宣传部、组织部的办公室门。一位组织干事怕他刚带回来的审干材料被搜去泄了秘，便在其住处烧掉，正好被对立派抓住，便以其“烧毁黑材料”为罪名抓送公安局去关押了18天。对立派在县人武部造反观念特强的干部支持下“取得了反假夺权斗争的胜利！”我们被彻底打成“保守派”了。
　　住机关内的单身汉全被赶去住在一间会议室里，4月13日凌晨两点过钟，同室的一同志出门上厕所，被警察堵门不准出去。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后听到楼下的公安局里人们慌乱奔跑的脚步声，估计是要夺权了。次晨出门，果见满城贴满庆祝夺权斗争胜利的大幅标语，接着召开庆祝大会。我们这些“保守派”无权目睹夺权场面。但有一同仁阴差阳错看到了：他住在监委书记隔壁，造反派错将他当监委书记揪去交权。他看到县委县政府通向大街的大门内外的通道两旁架着轻重机枪，武装民兵和公安警察荷枪实弹，造反派代表和军人坐镇主席台，将县委常委及副县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揪到台前跪地签字交权，当时县里未设人大和政协，只由县委书记和县长把公章捧交给夺权代表。从此县委县政府机关的“保守派”通通失业。必须到夺权者那里重新登记，听后发落。
　　此后，各区、公社、科、股、室等单位就相继仿照夺权了。

我所亲历的“文革”札记之五
　　高致贤
　　从“有序”到无序
　　县里的文革开始阶段还是按以往的政治运动那样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从1966年9月1日的斗争大会开始由红卫兵主持就乱了套。
　　县委安排在机关内部开个批判会，批判一位在“四清”工作队中违反纪律的局长，但一位从省里开会回来的地委干部指示改为到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并请红卫兵主持大会。我作为县文革办的秘书，被红卫兵安排到主席台上作纪录。开始还按会前安排的秩序进行，一会儿就有“群众”向主席台递纸条要求揪斗XXX，由文革办主任和红卫兵代表审定，开始同意揪个别已定案的“坏人”上台去站着陪斗。一会儿会场中便喊出“不要保守派把持大会”的口号，不再递纸条，也不需谁批准，只要几个人吼一声：“把XXX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示众！”就自己将那人反扭双臂揪头发，推到台前去弯腰低头陪斗，大会完会失去控制，会场乱成一锅粥，文革主任吓得悄悄逃离会场。台下已揪出33个陪斗者了，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宣布散会。正在开展运动的单位就趁机将他们自揪出来的“坏人”押着游街示众。这对那些从来没有遭此侮辱性经历的干部的思想压力太大了，一些女干部因之哭得死去活来，有的寻死觅活。唯恐他们中有人自杀。为防发生意外，县委领导又让我们文革办的人悄悄去向挨揪斗的人做工作，让他们“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谁料文革全面铺开，某中学生“炮轰大方县委”的大字报贴上街头后，9月1日被乱揪斗的部分人员成立起“XX团”来向县委开炮了！而后他们又分裂成几派互相打斗起来。
　　此时，单位要安排工作，就被批为“以生产压革命”；个人要好好工作，就被批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线”；“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卖命”。于是，整个县机关工作全处于瘫痪之中，专职造反的之“吃香了”。政府不能管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公安机关被砸，社会完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我所亲历的“文革”札记之六
　　高致贤
　　我们为何“给中央文革施加压力”？
　　学生大串联正在兴起，贵州省文革办行文通知：红卫兵外出的串联费以其自拟的“串联总路程÷30公里×1.2元＝应给总数。”学生拿起全国地图到文革办来指图算路程，全国除港澳臺和西藏外，其余地方都可以去。凡可去的地方，学生指路算钱，不需凭据报销。有的学生随便一算就是五六百元。当年全县财政总收入300多万，需要串联的学生3000多人，全用于串联费都不够，串联学生打旗子的红布也供不上2/3，我们不敢传达这个文件，并将县里执行该通知所缺的资金和红布分别向省和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并电话报告省文革领导人。上级还没有答复，外地红卫兵已串到我县，马上到文革办造反。说我们压制省文革的通知，逼着我们执行。刚算两三小时就开出去10万多元。
　　正当我们无法招架之时，下午3点钟省文革召开电话会宣布撤销那个通知，在场的红卫兵和文革办工作员全部参加。3点25分正式宣布撤销那个通知，其中提到我们反映的情况。有些红卫兵手里还拿着计算串联费的单子，要求我们如数发给。我们不发，双方谈判的结果是：3点25分及之前交了计算单的就给。因为学生串联乘车不要钱，食宿费用全由所到地的接待站免费全供，县文革发的串联费等于白得，所以那些得不到这种优厚串联费的学生就不依不饶，围攻了我们一天一夜。但因省里撤销通知的理由是：“省里走资派想用钱把红卫兵支出去，以免红卫兵在当地造他们的反的一个大阴谋”，理由充分，他们不敢反对，便集中火力批判我们“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企图使我们让步，发点钱让他们出外串联算了。我们坚决不给。一直围攻我们到第二天下午，我们仍然坚持不发那种串联费，他们才散去。

我所亲历的“文革”札记之七
　　高致贤
　　串联队“从文明到野蛮”
　　学生大串联中，我在大方县文革办公室负责总接待。下设接待站具体安排食宿，热情接待毛主席派来的客人红卫兵，食宿全免费。
　　开始的串联队沿红军长征路线徒步行进，向红军学习，锻炼自己，宣传群众，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方是红军长征途中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经过的串联队多。多数队来时都要先到文革办报到，听从安排食宿，离开时挑满水缸，扫净院坝。有的脚走伤了，我们安排车子送他们到前面的县去等战友，他们都不干，定要坚持与队友同行，行进中互相帮助，真是在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我们也把他们当做尊贵的客人，选最优秀的接待员像当年老百姓接待红军一样迎送他们，互相关系十分融洽。
　　一天，有个西南政法学院的串联队一下冲到接待站，强行要吃要喝，稍不遂意就吼就骂，只差动手打了。其队中也有老师，我们从中学抽来接待站服务的冯宣武老师看不惯了，教他们放文明点，向他们介绍先前来的一些串联队的好作风，他们说那些串联队是“奴隶队”，并将冯老师扭押到文革办来。我明知是他们野蛮，但当时上级要求接待人员对红卫兵“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只好把“接待不周”的责任全揽到自己头上，并违心地佯装“批评”冯老师来给他们陪不是。
　　串联队的作风越来越野蛮了。有个“颠东北125挺进队”来到大方，不先接洽，冲到接待站就自己动手抢吃抢住，根本不听接待员的安排。他们向接待员要钢板、蜡纸、打字纸刻印传单，蜡纸、打字纸无偿供应，可钢板用后要归还，接待员让他们将串联证先押下，还钢板时退他们，这本天经地义，却被他们视为故意刁难，于是就砸接待站。接待员小钟带他们到文革办找我，知他们不是学生后，我也不客气了：亮出我刚毕业一年多的教师身分，摆出一付豁出去的架势，质问他们要怎么样？！这就唇枪齿剑的干开了，辩论他们不是我的对手，几下把他们问哑了，他们便开骂，以“保皇狗”之类的语言来侮辱我。好在当时还不敢打，最多就是推搡几下，否则我定遭打无疑。我的抗争，使他们认为抓到了一条大鱼，立即与当地造反派串联起来要揪斗我。谁知一了解，我是刚从乡下调来的小学教师，一点乌纱也没有，便将文革办的李主任揪去谈判，要印万份传单揭露我“刁难造反派，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但因县里没有铅印，便要县里派车送他们到贵阳去印。县里没有车，文革办的李主任随他们步行近200公里去贵阳印传单批判我。县里花了几百元的印刷费。
　　以后，我们调了一些产业工人当接待员，都是革命主力军，也不低串联队一等，便可同串联队讲道理，开展大辩论。成了串联队撒野横蛮的障碍，但我普通职员一个，不够被造反夺权资格。于是毕节地区的“四.二兵团”等组织的头目便把大方县委书记揪去谈判，将我“开除出文革办”，从此，我也就可以参加所谓的“革命组织”了。
　　一场夺权风暴开始，野蛮吃香，无理可讲，接待站也就因之“寿终偏寝”了！


我所亲历的“文革”札记之八
　　高致贤
　　 “我们是平地派”
　　文革中后期，解放军41师到我县支左补台，号召各派大联合。在电影院统一听完报告后，各派分开讨论。大方分为“两派三个山头”，即通派和不通派，不通派中又分为两个山头。各个山头的人分别讨论去了，我们还有二三十人在会场中闲坐聊天。军中一个小班长跑来大声质问我们怎么不去讨论？！我们问他：我们在哪里讨论？他说是哪一派的就到哪派去讨论嘛。我们说我们没有派。他便批评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态度。广播站的郭站长一听便火了：文革一开始，我们便成立了“真理战斗队”……讲了被砸被打和不准参加造反组的概况。
　　此时，我们宣传部的蒯干事来了个小幽默：要说分派呢，我们也算一派吧。什么派？小班长急忙问。老蒯说，平地派。何谓平地派？他们两派打仗，都要抓我们这些县委机关的干事们来垫底，哪派斗争走资派都要揪我们去陪斗，这个山头进攻那个山头时，一声“冲啊！”便从我们身上踏过去。那个山头的一声反冲锋，又从我们的身体上踏过来，他们反复打派仗，各派都要先把我们这些“老保”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以此来表现他们的“造反精神”，我们不就被他们踏成平地了吗？哈哈……军队的周干事知道了，批评小班长，给我们做工作，明确我们这些“有党无派”的人作为一方面力量，派代表参加那两派三山头的派头头“揭批斗学习班”。
　　我们选出组织干事谢明俊、广播站长郭桂发作为代表参加。为何选他两人？他们是我县挨批判斗争次数最多的人。凡斗“当权派”时他们都要被揪去陪斗，单独斗“保守派”时定斗他两个无疑。还有的单位也揪他们去斗争。让他们在学习班上亮相，等于给他们平反。
　　全封闭式的学习班，其他人不准进去，我们在外面集中精力写大标语、大字报揭批派性斗争的危害，他两个负责在里面张贴。因为我们受害最深，又是一批被造反派诬为黑笔杆的写手，对两派三个山头的揭发具体，批判有力，每天两大抱大字报，他俩成为学习班上揭批斗的生力军。为学习班上“揪出坏头头，实现大联合”立了功。
　　通过贯彻中央1969（71）号文件，对贵州各级革委进行补台，其间，军队支持横扫派性，挖掉山头，实现联合，县党委成立，大批被打倒的干部出来工作，秩序日渐趋向正常。

我所亲历的“文革”札记之九
　　高致贤
　　 大烙“坏头头”
　　文革后期，“造反派”掌权造成的混乱局面已难以收拾，武斗升级为真枪实炮，摆开战场，内战连连升级，两派都有军队支持，地方部队和野战军观点不尽相同，双方剑拔弩张，局部战争已经打响，我县的六龙武斗，伤者不算，一次死于枪口的就有5人，掌权派的被打死了，命名为“烈士”，非掌权派的则被视为“敌人”。大型枪战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好人受气，坏人嚣张，百姓处于水深火热、心惊胆颤之中……
　　此时，中央派野战部队到地方支左，实为实施军事管制。让靠边站的“当权派”、打翻在地的“保皇派”、逃避文革的“逍遥派”站出来工作，发动群众揭发挑起派斗的坏头头和派斗中的杀人凶手以及打砸抢分子。此举大得民心。一些领导干部站出来便被派下各区去当“观察员”，指导区里的“揭批斗”运动。重点打击挑动武斗的坏头头和凶手及打砸抢分子。
　　想不到造反派打倒的“坏人”一下东山再起，与夺他们权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又到清算“造反派”的罪行的时候了！我被安排协助军队支左办公室工作，看到各地上报揪斗对象的材料：逼疯人的，打死人的，真感触目惊心。于是，只要军队的一个小排长批准，我们就通知下面将坏头头们捆绑上台去批斗。原来斗得你死我活的两派的头头们，想不到会在同时被斗台子上相遇了，各是一派领导者，相逢同为坏头头。以前号召他们起来造反，挑起群众分裂，现在又斗争他们，促成群众联合。作为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骨于分子”的我，斗他们毫不手软，口说不报复，内心巴不得把他们往死里斗！斗争他们，也的确解了群众心头之恨，冤家有了头，群众气自消，缓解两派群众间的对立情绪，实现两派群众形式上的大联合，缓解了全国的紧张局势，消除了混乱局面，这是利用他们当反面教员的作用。
　　而今细想起来，他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文革前，他们都是些无名之辈，为何文革中一下冒出来当了派头头，指挥千军万马造县委县政府的反？谁给他们这样干的权利，他们不过是执行者而已。诚然，在执行中杀人放火，趁机打砸抢那是他们个人的罪过。但造成全国性大混乱的领导责任绝不在他们。群众斗争他们，也是他们执行过的“烙饼政策”又烙到他们的头上了！

我所亲历的“文革”札记之十
　　高致贤
　　 狂庆粉碎“四人帮”
　　文革中各种庆祝活动多如牛毛，唯有庆祝揪出 “四人帮”是发自群众内心的狂欢。
　　这次活动不像以往那样从上到下、先内后外的层层传达而步步展开，而是从外国广播、民间流传等“小道消息”中得知中央揪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后，各地干部群众自发起来的庆祝活动。地方掌权者没有接到内部正式通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播出了北京、上海等地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干部群众被压抑了十年的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如大海狂啸，似火山爆发！庆祝中国女排夺取“五连冠”的狂欢算什么？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欢乐哪有那么深入民心？真正的群众运动突然爆发，汹涌澎湃，比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来得更快更猛，那些依靠“四人帮”伎俩上台的平时张牙舞爪的造反派已感到他们末日的到来，不敢再管了，平时受他们压迫的人们也不再听他们管了，而且自发起来走上街头纵情唱歌、高呼口号，弹冠相庆，吓得县革委中造反起家的少数人躲避起来。
　　最朴素的大方民间庆祝方式就是喝烧酒、放鞭炮。县里听到消息的第一天，人们一夜间便将全城的各种酒类买完、所有鞭炮买光，山城鞭炮声不断，家家举杯，人人喝酒，许多平时不饮酒的人也破了戒。但人们就是狂而不醉酒，醉心庆胜利！当年，县革委机关内的花园全种上玉米，时值玉米棒子成熟期，我们连夜加班写大标语、大字报，各人主动买酒来，便扳玉米棒子烧烤来下酒，猜拳行令大狂欢。接着就是连续好几天的自发庆祝活动，渐渐由县委正式出面组织大型的集会游行等庆祝。
　　这与发生林彪事件的传达截然不同。那次是先党内后党外，先上级后下级的传达中央通知，文件还未传达到群中之前，一些党员领导人已知林彪是反革命了，但在例行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中，还得和群众一道高呼“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弄得十分尴尬。有的领导一不小心或不服气走漏了风声，便被抓到公安局禁闭起来。而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则是先由群众自发开展，再纳入政府组织行为，华国锋继任了毛泽东的职务，顺应了人心思治的潮流，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我亲历的文革札记暂时到此为止。看情况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