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红余习广 湖南长沙解放路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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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解放路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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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67年8月20日～8月22日，湖南长沙两派组织“工联”派与“湘江风雷”派，在长沙市区解放路、五一中路一带进行大规模武斗造成的流血事件。又称“八·二一”大武斗，“火烧湘绣大楼”。
“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湘派”即“湘江风雷”派。“工联”派与“湘派”原为同派群众组织，在湖南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二月镇反”、四月反“二月逆流”，和此后的武斗中，“工联”与“湘江风雷”曾同肩并战，同“高司”和“红联”相抗衡，因此被称为“工湘派”。
“湘江风雷”全称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原为湖南省的造反派主力军。系全省性的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同时包罗各种社会成份的造反派组织，在省内的衡阳、株洲、邵阳、常德、湘潭、岳阳、沅江等地均有总分部。
1967年2月4日，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该组织被定性为“反对组织”，曾一度被取缔，大小头目数万人被抓捕拘押。“工联”遂成为此后湖南的造反组织大旗。在1967年4月湖南的反“二月逆流”运动中，“湘江风雷”开始重新活动。
到5月30日，其总部正式恢复，其组织也公开活动。湘江风雷”派的组织称为“湘派”。“湘派”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组成的“红旗军”、返城知青和学徒工人为主的“青年近卫军”、以劳改系统农场留场人员及返城知青为主的“长沙青年”等组织，成为长沙武斗中大名鼎鼎的王牌武斗队伍。
7月16日凌晨，周恩来、戚本禹、吴法宪等代表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文革领导小组，接见湖南各方代表，肯定了“湘江风雷”。消息传回，“湘江风雷”在长沙及省内连日举行武装示威游行，一时气势大甚。“湘江风雷”成为与“工联”相联手并行的大派组织，称为“工湘派”。
8月10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又称“八·十决定”），指出：一、湖南省军区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犯了“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造反派”的方向路线错误；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以黎元（四十七军军长）和华国锋、章伯森等为首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要做好受蒙蔽的群众组织的工作；四、必须“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八·十决定”为“湘江风雷”正式平反，一时在湖南引起很大的反响。8月14日，“湘江风雷”召开了庆祝翻身大会。该组织迅速扩大，高峰时成员达百万之众。
但因人员构成复杂，其中有大量的左派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压迫和迫害者、返城下乡知青等，该组织又曾受到大力打压，因此其思想和行为也都较为激进，更倾向于奉行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打倒旧的国家机器、再造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的主张。“湘江风雷”当时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
至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人批判湖南“省无联”组织时，“湘江风雷”再度解散。
而“工联”主张在夺权斗争中，“要把政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与“湘江风雷”有明显的观念分歧。在一个时期中，“湘江风雷”为生存和平反的斗争，还要依附于“工联”，因此两个组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967年7月～8月，长沙乃至湖南省各地掀起了抢夺军火的高潮，长沙两派迅速武装起来。长沙和湖南开始进入真枪实弹的武斗阶段。
7月16日，中央文革为“湘江风雷”口头平反后，“湘江风雷”摆出了唯我独革的姿态，“工联”与更为激进的“湘江风雷”之间开始发生摩擦。但因一致对“高司”和“红联”派斗争的需要，双方仍团结对外。
8月10日，中央宣布“八·十决定”后，建立湖南省革筹小组提上了湖南“文革”运动的议事日程。8月19日，湖南赴京谈判代表大部分成员返回长沙。离京前，周恩来接见全体成员时说：“希望你们回去后迅速把省革筹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开展工作。农民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革命的新秩序，搞好革命左派的大团结。有了这一条，其它就好办了。”
但是，“湘江风雷”和“工联”的头头却认为，湖南军区即将改组，“高司”和“红联”派必然完蛋，眼前的当务之急，是由谁来控制省革筹的领导班子的权力问题。“湘江风雷”认为自己是久经考验、“历经风雨而决不屈服”的真正的左派；“工联”则认为自己是一直坚持湖南文化大革命造反斗争，和正确领导运动斗争方向的革命派，理所当然的应该掌握湖南“文革”运动的领导权。
两派开始为观念分歧和争夺尚未到手的权力核心问题而发生分裂。继之，便逐渐转向武斗。
8月8日，“长沙工联”的一辆卡车被盗。8月19日，“长沙工联直属兵团”的人员，在长沙饭店发现“湘江风雷”派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的人员驾驶此车，遂将该车与“东方红总部”随车人员及其随身携带的枪数枝、汽油15桶扣留。
当晚，“东方红总部”向“工联”发出还车、还人、还物的“最后通谍 ”。未果。当夜11时左右，“东方红总部”开始派出武斗队伍，上街拦挡扣留“工联”的车辆，先后挡截“工联”车辆7部，枪枝一批。20日上午，“工联”出动40多人，荷枪实弹向“东方红总部”靠拢，双方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

经6955部队军代表调解，双方决定下午2时在长沙解放军政治干校谈判。
20日下午1时左右，“工联”派的“六号门挺进纵队”在解放路与“东方红总部”人员发生冲突。谈判代表不知此事，下午谈判的气氛一直较好。
下午6时，谈判快要达成协议时，“东方红总部”来电话，报告“工联”包围了其总部。三方代表遂赴现场察看，果有其事。晚上8时多，“湘派”的“红旗军”、“青年近卫军”、“湘江风雷”、“铁道游击队”等组织，出动大批武斗人员赶到到解放路，支援“东方红总部”，未见发生冲突后便撤走了。
21日上午，正在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开常委会议的“工联”负责人，听说“东方红总部”的人又挡了“工联”的车，认为“东方红骑在我们头上屙屎屙尿，欺人太甚”，决心端掉“东方红总部”。当即召开30多个基层组织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调集人员，统一部署作战计划。
下午3时多，“工联”派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武斗队人员，兵分三路，分别进驻市五一路湘绣大楼、解放路东端的回民牛肉馆、解放路西头的手工业产品服务部，在这三处设立“前线指挥部”。
5时左右，“工联”派出动的各路武装人员，先后分别占领了银宛、南京理发店、鱼塘街菜场、小东茅街等处，布设火力，设置工事，对“东方红总部”形成火力包围圈。下午4时，解放路东端的“工联”人员与“东方红人员”接上了火，双方开始枪战。
晚8时，在解放路西头，双方的武斗队伍也开始进入战斗。晚11时左右，“东方红”人员冒充“青年近卫军”人员，在东茅街侦察“工联”的火力点，被对方发现，双方发生交战。“东方红总部”1人死亡，轻、重伤各1人。

晚12点以后，又有“东风近卫军”、“捍卫军”、“湘江游击队”、“红旗军”等组织的武斗人员与“工联”派武斗人员发生战斗。
武斗一直持续到22日中午。当时“长沙青年”占据了湘绣大楼对面的建筑物，而四层楼的湘绣大楼却被工联派占据。
22日下午1时多，“东风近卫军”向“工联”派的武斗阵地发射了5颗60炮弹。下午3时多，“青近”的“闪电兵团”攻入了解放路。双方战斗僵持不下，遂进行停战谈判。至下午5时，“工联”全部解除对“东方红总部”的包围。
当时“湘江风雷”派的“长沙青年”占据了五一路湘绣大楼对面的建筑物，而当时湖南最大的百货大楼、四层楼高的湘绣大楼却被“工联”派占据。两派公开分裂后，两个大楼里的武装人员开始互相射击，双方互有伤亡。
“长沙青年”在其所占据的大楼顶上架起高射机枪，装上燃烧弹和穿甲弹，向湘绣大楼扫射。并断水断电，几轮射击后，湘绣大楼着火，导致众多人员伤亡，湘绣大楼也连同里面的上千万元商品被彻底焚毁，整个大楼变成一片瓦砾。
(图片：长沙市五一广场西南角的湘绣大楼，在这场武斗中被燃烧弹击中，变成一片瓦砾.）
这次武斗事件，在长沙市区多处开战，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和损失。武斗中，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五六千人，动用了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榴弹、手雷、炸药、高射机枪、迫击炮等军用武器；双方共死亡24人，其中47军战士1人，无辜群众4人，“东方红总部”方面死16人，“工联”方面死3人。伤百余人。由于炮击引起湘绣大楼起火，大楼被毁的直接损失约58万余元，库存商品损失上千万元。
“解放路武斗”事件，在湖南全省造成极大轰动。它标志着湖南造反派组织中“工派”与“湘派”矛盾的公开化和正式分裂。但在应付共同的“敌人”——“高司”和“红联”派时，“工派”与“湘派”还是有联起手来，共同作战的记录。
（资料来源：长沙市“处遗”材料；长沙市“揭批查”材料；造反派及红卫兵小报；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史研究之六》；《中共湖南党史大事年表》）

（朱永红\余习广）选自余习广主编：《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