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习广：湖南长沙“八．一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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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八．一九”事件

这是1966年8月19日，中共长沙市委调动党团员和工人组成的“赤卫队”，并动员“红色政权保卫军”镇压湖南大学土木系学生游行示威发生的武斗事件。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中共湖南省委力图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文化界和大专院校，对各校派出工作组和工作队，以1957年的态势，把运动斗争的矛头，对准所谓“右派”的学生、工人、干部，和所谓“黑帮”分子的文艺界名流和学术界权威，层层揪“小邓拓”、“三家村”、“四家店”、“新右派”，处处揪反动学术、技术权威.湖南师范学院历史学教授林增平、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等被当作湖南的典型，进行批斗。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红卫兵，表示对红卫兵组织的支持。

消息传来，8月17日，由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的子弟为首组成“红色政权保卫军”，要誓死保卫省委、市委和红色江山，打击“黑五类”和“狗崽子”。“红色政权保卫军”成为长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其负责人为李正（市五中学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之子）、王虹霞（市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等以中学生为主的高干子弟。

继之，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也成立起红卫兵组织，反对工作组和工作队，反对把斗争的矛盾对准学生、工人和干部，反对“红色政权保卫军”。

长沙市一些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大中学生贴出大字报，批评中共长沙市委派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红卫兵运动”，“扮演了可耻的灭火队角色”。提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引起学校内的大辩论.

这些大字报作者被工作组和学校领导扣上“反党”的帽子，受到批斗。长沙市委指令一些单位的党团员骨干和工人积极分子组成“赤卫队”。

8月中旬，支持学生的工人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造反派的大字报开始提出““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和工作组）。一些产业工人在下班时间组成示威队伍，举着“打倒三相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标语，游行到市委，引得路旁围观的市民欢呼雀跃。

8月19日，湖南大学土木系及该校同派观点的二百多名大学生红卫兵走出校门，从河西步行到长沙市区，沿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围观。大学生红卫兵的游行队伍排着队进入市委大院，就工作组问题找市委书记，要求接见和辩论。

同时，红卫兵们还将很多写有毛泽东语录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十六条”中的章节，用大字报形式，贴在市委大院内外的墙上。市委大院门前静坐示威，抗议中共长沙市委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沿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围观。

长沙市委负责人慌了手脚，说是“右派学生要翻天了”，“会发生匈牙利事件了”。在向省委汇报后，除了动用公安人员暗中准备外，随即又在一些工厂企业调集了几千名工人组成的“工人赤卫队”，来到市委大院内，保卫市委。并动员“红色政权保卫军”去市委保卫共产党。大学生们遭到“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几千人的围攻和殴打，并被轰出了市委大院。

示威大学生们被满街追打，头破血流的境况，立即引起长沙市民的同情，激发了市民对长沙市委领导人的义愤。湖大造反学生成为受到省市委的镇压的受害者，从而最早点燃了湖南的“造反有理”火炬。

接着，市委又向全市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发布指示，指责发生在市委大院门口的事件是“右派学生企图向党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号召人们同右派学生作坚决的斗争。在长沙市街头，继续解释和说明事件真相的大学生红卫兵遭到围攻，遭到“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殴打。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社论中，便直接点明了“长沙”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事件，对这些大学生们给予了声援。

（照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后，当天下午，长沙举行游行示威）

社论发表后，“八·一九”事件便成为湖南和长沙文化大革命形势迅速转化的催化剂，民众中对省委和市委的不满情绪迅速升级并逐渐公开化，大字报贴上长沙市街头，“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大辩论也公开上街。长沙市的夜景，由此热闹非凡。

很快，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红卫兵涌上长沙市街头，高喊口号，拥护《人民日报》社论，庆祝自己的胜利。原来支持学生观点的工人、干部也自发扛着红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并到湖南大学去慰问学生。长沙市委不敢再有镇压之举，听任人们重新涌到市委大院，高呼“改组长沙市市委！”的口号，原来反对学生的工人与基层干部，也成批转到同情学生的行列。

随即，造反风潮在各大专院校风起云涌，红卫兵们积极帮助在“文革”初期省、市委和各单位领导“矛头向下”的打击下，因对党委或工作组有意见的学校、工厂、企业、机关单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学生、工人和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促使其得以平反。并帮助工人、农民群众组建造反组织。

（照片:8月26日，长沙市郊东屯渡公社新桥大队社员到市区示威游行，支持湖大学生造反行动）
在中央精神与成千上万红卫兵和市民的压力之下，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基本接受群众的要求，撤免前任市委书记的职务，重新任命了市委书记，改组了长沙市委班子。本在几个月前已上调中央宣传部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又被中央派回湖南主持工作。他在回到长沙的第二天，即亲自前往湖南大学，看望大学生与红卫兵。

随着运动的继续发展，工作组事件和“八·一九”事件成为红卫兵炮轰省、市委的突破口，面临日益激化的矛盾，中共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决定重新采取对造反派红卫兵的镇压。

9月24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做“九·二四”动员报告，指出：这些对党和政府提意见、写大字报的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右派翻天”。动员各级党组织，反击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和坏份子。

“九·二四”报告后，湖南省各地和长沙市开始自上而下“抓黑鬼”运动。各级党委闻风而动，一时间全省范围内，抓出“右派”、“黑鬼”等以十万计。因“十六条”明文保护学生，所以“抓黑鬼”运动主要是在工人、干部及市民中进行。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参与的“五类分子”都受到打击，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学生的活跃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整黑材料”装进档案。有的被关押反省，有的被抓，有的遭围攻，有的遭批斗，有的被迫自杀。

湖南省水电勘探设计院因写文章《奔命记》，批评市委领导人的王建武、省文化干部学校邓守宇，分别于9月27日和26日自杀。后来成为“湘江风雷”的头头的叶卫东、罗新华、李敬林，“东方红总部”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工联”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晃（红旗厂工人）、吴国香（湘瓷工人），湘潭“革造联”的兰云飞等，都是当时的大“右派”、“黑鬼”。这批人构成了后来被称为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

在造反派学生的支持下，很多被打成“黑鬼”的工人和教师，跑到北京去告状。一些人公开贴出大字报，反对“抓黑鬼”运动。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的报告中，正式将反迫害、为反革命平反、销毁迫害人的黑材料和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文化革命的主题。同时，工人农民被允许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

10月以后，在湖南和长沙市，“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围绕“保省委和市委”，还是“反省委和市委”问题，很快组合为当时称之的少数派的造反派，和多数派的“保皇派”。

10月15日，以“八·一九”事件受迫害的红卫兵为首，成立“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其总负责人为詹先礼。“高司”在大专院校中得到迅速发展，与保守派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对抗，在湖南“一月夺权”运动中，起到了主力军作用。

随即，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与工人造反组织发生矛盾，其核心问题是：湖南省夺权后，究竟是由老资格的造反组织“高司”领导人为中心，还是以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为“核心”。“高司”得到省委部分领导与省军区的支持，成为“新保守派”的代步，与“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进行了殊死搏斗。

（资料来源：长沙地区处遗材料;《湖南省红卫兵运动史》；红卫兵小报；杨小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史研究之六》）
（余习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