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政治家还是文艺家

reading · 发表于 2024-4-9 07:15:10

2008年11月，周扬诞辰100周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周扬一直是很“左”的，但晚年垂暮之际，他有了独立思考。双重身份——政治家还是文艺家，始终交集于周扬的内心……

1975年7月14日，北京万寿路西街7号，中组部招待所。

一栋不起眼的两层楼二层一个房间，被囚禁了近9年的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终于与家人团聚。其时，他还是“带罪之身”，不仅没有恢复工作，被强加的所谓罪名也没有了结。

20世纪20年代，周扬加入中共，成为在上海的中共文化事业的领导人之一。30年代后期到延安，为毛泽东所倚重，1949年后成为中共在文艺界的“巨头”。在他身上，几乎浓缩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

在60年的岁月中，尽管周扬兢兢业业地忠于自己的信念和事业，却一直带着枷锁舞蹈。30年代，鲁迅将其列入“四条汉子”之一；50年代，毛泽东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文革”前夕，又说他“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扬“文革”后复出，以其深邃的对历史的反思，赢得人们的敬重，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80年代，在因“异化”问题导致的一场论战之后，周扬于1989年7月病逝。

深陷囹圄

1975年1月，周恩来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这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关押、监护或在原单位专案审查者予以释放。因“周扬一案”而发配到江西的前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被解除监护，就近分配到江西少丰城县钢铁厂工作。

林默涵致信毛泽东表示感谢。7月2日，双目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机要秘书读了此信后，沉默许久，写下这么一段话：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付讨论酌处。”

于是，除了去世的田汉，“四条汉子”的另3位——周扬、夏衍、阳翰笙先后获得释放。

30年代，周扬在上海领导中国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身份是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1934年深秋，周扬与同为“文委”成员的夏衍、田汉、阳翰笙一起去找鲁迅汇报“左联”工作，被鲁迅讥为“四条汉子”。其实，这个名词在当时不过是个中性词语，后来却变了味道，成了周扬政治生命中的一个癌细胞。

龚育之在《几番风雨忆周扬》里回忆了这个细节。1966年年初，“文革”暴发前夕，龚育之去医院看望因肺癌动手术的周扬，探视者安慰周扬，现在医生对肺癌是有把握的。周扬点点头。隔一会儿，他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他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不出周扬所料，一顶“周扬反对鲁迅”的大帽子，在“文革”中几乎置周扬于死地，“周扬一案”也株连了文艺界76人之多。

其实，要置周扬于死地的是江青。

从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随着时空变化，周扬经历了不同的文化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等职。在“文革”前17年，他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最主要的领导人，并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和执行者。

50年代，江青出来工作，担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自称是毛泽东在文艺界的“流动哨兵”。周扬作为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是这位当时的“第一夫人”的直接领导。

一次，周扬去见毛泽东，毛问起江青的工作。周扬很老实地问：江青说的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可以讨论。

这段往事，许多当事人，包括周扬的秘书露菲、周立波的儿子周健明在回忆周扬的文章里都提到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江青精心策划的一幕大戏。

姚文发表之前，毛泽东把周扬找去谈话。毛相信了康生、江青的材料，认为“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要公开批判其中的另外3个：夏衍、田汉、阳翰笙。据周扬的老部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回忆，那次，毛对周扬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周扬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祭旗者是显而易见的。”周扬的研究者、《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如是分析。

重新出山

周扬出狱后的第3天，露菲来到万寿路西街7号看望周扬。

门半开着，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在屋里大声说到：你不要有顾虑，毛主席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进屋后，露菲才知道，苏灵扬的话是说给外人听的，她怕房内有窃听器。

露菲见到周扬，忍不住掉泪，3人站在房子中间的灯下说话，以为这样可以离窃听器远些。

当时的中组部招待所，许多“文革”后期获得“解放”的老干部都住在那儿。

人们仍心有余悸。于光远去看望住在那里的周扬和宋任穷，正赶上招待所里发生的一个“小故事”：两天前，招待所来了许多警卫人员，搞得住在这里的人们相当紧张，以为又要来抓了，结果是一位在位的国家领导人要到小楼拜会一位老同志。

1977年，中央决定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把这个学部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据于光远的回忆，这年的11月26日，邓小平把3人找去听汇报。汇报快结束时，胡乔木请示能否调周扬到社会科学院当顾问，邓表示同意。周扬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这时的周扬，在文艺界各种场合，一再向过去被他伤害过的同志道歉。他的这种态度取得了许多同志的理解和原谅。但也有人对他始终不肯谅解。

粉碎“四人帮”后，周扬重新活跃起来，他不但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作了真诚的反省，还发表了许多新的文艺理论的见解。

1979年，周扬有两个重要讲话。

在社科院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报告中，周扬把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报告让周扬名声大振，重领意识形态风骚。

“中国20世纪可以并称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三次还是二次，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课题。‘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提法是他那个时代认识的高度，这无损周扬当时提出这个命题的理论价值。”著名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家顾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秋天，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扬在大会上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主旨报告。会上周扬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文代会后，他调任中央宣传部任主管文艺的副部长。

一场风波

王蒙在回忆周扬时提到这么一个细节：

“1981年或1982年，在一次小说评奖的发奖大会上，我听了照例的周扬同志的总结性发言。周扬同志说到当时某位作家的说法，说艺术家是讲良心的，而政治家不然云云。周说，大概在某些作家当中，把他看作是政治家的，是‘不讲良心的’，而某些政治家又把他当作艺术家的保护伞，是‘自由化’的。说到这里，听众们大笑。

然而周扬很激动，他半天说不出话来，由于我坐在前排，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泪。实实在在的眼泪，不是眼睛湿润闪光之类。”

一直以来，双重身份——政治家(革命家)或是文艺家(理论家)，成为矛盾的集合交集于周扬的内心。

“周扬晚年似乎对此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力争使自己向文艺家靠近，但最终也并没有逃出政治文化所羁绊的厄运。”渤海大学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周景雷在他的《“周扬现象”的文化阐释》一文中对周扬的命运如此阐释。

1982年底，中央决定，第二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举行两场重要的纪念活动：一个是纪念会，由党中央召开；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中央指定周扬在这个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

1983年春节假期刚过，顾骧接到周扬秘书的电话，让他们去天津。从北京出发的人有顾骧和王若水，王元化则从上海飞到天津。当时顾骧在中宣部文化局任职，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元化是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负责人。三人此行的目的，是给周扬起草报告稿。

天津迎宾馆建于五六十年代，园中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宾馆建成时“文化大革命”即将暴发，毛、刘、周、朱谁也没来过，倒是接待过几次江青，当然住的是“毛”的别墅。宾馆一直没对外开放。

周扬一行住的是“周”的别墅。在周扬的大套间，一个40平方米的客厅，朝东的落地玻璃窗，阳光充足。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和顾骧4人，围坐一张小方桌旁，各占一方，秘书则在一边记录，苏灵扬有时坐下来听听，从不插嘴。

整整两天的“务虚”，每人半天，王若水第一个发言，周扬最后一个。周扬谈完，报告四个部分的框架也出来了。即：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刚“务虚”完，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王若水与妻子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不得已，第3天王若水返京。执笔起草的任务落到王元化和顾骧两人身上。顾写第一、四部分，王写二、三部分。

第四部分写出第一稿，晚上送给周扬。第二天早晨，周将稿子退给顾骧，郑重地说：我考虑了好久，还是要写“异化”。

紧赶慢赶，稿子竣工已临近会期。3月6日，周扬一行赶回北京，当晚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王元化与王若水一起在印刷厂最后进行校改、润色。

3月7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礼堂如期举行，周扬作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周扬作了个开场白，介绍这个讲话，是几个人一起商量写成的，随后，报告由一位女播音员代读。

读毕，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周扬告诉顾骧，会议休息时，邓力群上前向他祝贺，说讲得好。王震也说讲得好，还问周扬“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周扬对王震说，不能换。王震当时是中央党校校长，邓力群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

其实，报告会当天下午，就出现问题。有人认为，以周扬的身份，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就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点问题发表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不合适。这个意见一层层向上反应。

关于“异化”问题，周扬的报告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是经济领导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

3月16日，周扬报告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时见报的还有反驳周扬的文章。

这引起了更大的风波。一场批判随之而来。

这场争论不但惊动了中央高层，还使周扬与胡乔木最终反目。

1983年11月6日，北京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电文——周扬与该社记者的谈话。周扬表示拥护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检讨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顾骧的回忆中，这一年冬天，似乎特别寒冷。顾骧每隔十天半个月去周扬家坐坐。但此时的周扬，神情抑郁，说话很少。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选择了中央党校礼堂，也就是10个月前周扬作学术报告的同一地点，宣讲了他批判周扬的重头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后来，胡乔木对龚育之承认，此篇批评文章把问题“过分地政治化”了。

1984年，周扬住进了北京医院，这一住就是5年。1989年7月31日，周扬逝世。

不同的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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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

生于1908年，湖南益阳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文学月报》主编。1936年发生“两个口号”的论争。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1946年─1949年，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文革”中受批判并被监禁。粉碎“四人帮”后复出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1989年去世。

主要著述

左联时代以及延安时代之初，着重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美学的论述，写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关于国防文学》、《文学与生活漫谈》等，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1979年更名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59年与郭沫若共同主编出版大跃进民歌集《红旗歌谣》。《周扬文集》共5卷，自1984年历10年至1994年出齐。

周扬的一生，是一首变奏曲。其实一共有四个周扬，即：左联的周扬、延安的周扬、“十七年”的周扬以及“文革”后的周扬。每个时期的周扬，都不大一样，甚至很不相同。

很多人并不清楚存在这样的区分。他们脑海里的周扬形象，是相对固定的。实际与此相去甚远。“文革”后，很多人对于周扬似乎变了一个人惊讶不已，那是对他一生缺乏了解的缘故。

上海风华

把有关周扬的各种观感放在一起，分别排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时期与周扬认识或相熟络的人，对周的描述颇相径庭。“我有一个印象，他很客气，但有官气。极力想表现得轻松一些，开开玩笑，但总觉得不自然。”这是张光年嘴中1948年前后的周扬。于光远在《几番风雨忆周扬》里，谈到50年代中期在中宣部一些会议上所“亲见”的周扬———他连续使用如下数词来形容：“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至于王蒙、唐达成等文坛后辈，周扬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目光如电”、“严肃精明”，是恩威如山、气势凛然，直至“厉害”、“寒光闪闪”、“锋芒逼人”、“地动山摇”。

曾经还有一个周扬。1991年，前“剧联”负责人赵铭彝接受李辉采访，就30年代初的周扬做了一番描绘：“他那时候被称为ModernBoy。他在日本呆过，很开朗，不像我们那样拘谨。”摩登男孩？难道这跟后来让青年王蒙“汗流浃背，诚惶诚恐”，觉得“他的每一个字包括语气词和咳嗽都显得那样权威”的“周扬同志”是同一个人么？赵铭彝的讲述，为夏衍所证实：“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他把这样的意思强调了好几遍，甚至有点击节似地说：“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

随后留在当年同志的记忆里的，是上海党组织连遭重创、完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势之下，不屈不挠、出生入死、顽强支撑的周扬。1934、1935两年，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及其继任者盛忠亮先后被捕和叛变，导致巨大损失，包括阳翰笙、田汉在内多人被捕，左翼文化领导机构“文委”幸存者只剩下周扬、夏衍、钱亦石三人。不久，夏衍离沪避险，钱亦石也因故停止活动，唯有周扬自己独撑局面。不夸张地说，1934、1935年中国红色文艺未被白色恐怖摧毁，多赖周扬。1936年4月陕北终于来人（起初尚不知道来者即冯雪峰）时，他交出的是一份“文委”系统多达一百多人的更加壮大了的党员名单。实际上，周扬的重要贡献不仅仅是维系并扩大了左翼文化界党的队伍，还包括在失去和党的联系的情况下，重整旗鼓，使一度涣散的“文委”及所属各联得以恢复。1935年10月，周扬与结束避险、返回上海的夏衍等人会面讨论，“一致同意重建‘文委’”，“由于当时不能和中央取得联系，所以决定新的‘文委’是临时性的组织，等江苏省委重建或和中央取得联系后，请求追认或改组。”（夏衍：《懒寻旧梦录》）由于周扬一段时间以来的卓越工作，他在这次组织重建中被同志们一致推选为“文委”书记。彼时，他奋勇上前攥在手心的，不是“权力”，是危险的责任与使命。最终来看，他也称得上“不辱使命”。周扬为保存左翼文艺的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文学史教材和大学讲堂上，讲得都不多。

1937年9月，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安排，周扬夫妇赴延安。也正从这一刻，周扬进入另一种角色。李辉所用“仕途上摇荡的秋千”的比喻，渐渐可以成立了。

在延安

初至延安，周扬并不引人注目，甚或有些寂寂然——他被安排的位置是边区教育厅长，跟文艺无关，而且这是一个闲职。“抗大、鲁艺、陕公、女大……这些干部学校大家都很重视，但这些学校都不归教育厅管。边区普通中学没有几个，小学也不发达，周扬这个教育厅长的本职工作不会多。”（于光远：《周扬和我》）

周扬在这位置上闲呆了两年多，工作内容近乎于扫盲。其间，延安文艺事业已如火如荼开展，但却难见作为30年代左翼文艺的主要领导人周扬的身影。“边区文协”1937年11月14日成立时，出任主任的是与他结伴同来延安的哲学家艾思奇，副主任柯仲平；然后，吴玉章任主任，副主任有艾思奇、柯仲平、丁玲，仍然没有周扬。直到第二年，“边区文协”分支机构“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立时，我们才在执委会名单中看见周扬这个名字。我们虽不能据此说周扬受到冷落，但他在延安一度与文艺界相疏离却是事实。

他重新回来，是1940年出任鲁艺副院长（院长吴玉章。之前，1939年2月，《文艺战线》创刊，周扬任主编，是他重返文艺的一个迹象）。这是对他与文艺的关系的重新承认。

先前，鲁艺只是一个干部学校，经他之手，两年之内鲁艺脱离培训色彩，俨然是一所造就专门人材的艺术院校了。华君武说：“周扬同志来后，我的印象是在艺术教学和实践上明显加强。”（《回忆周扬几件事》），这种加强，就是正规化，是“大、洋、古”。文学系教学，突出俄苏经典文学，讲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戏剧系的教学实践一直以排演大戏、洋戏为主；音乐系推出大型、近代化、学院式创作《黄河大合唱》；美术系强调素描、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尽管是穿了衣服的）；鲁艺的图书馆，则是延安最齐全最专业的，中外名著藏书渐积至“四五万册”之多。

鲁艺学生程远回忆，鲁艺内的“学术空气”曾经是很浓的。“大家有不同意见，都是坦诚相见，过后仍友好相处”。他认为“这与周扬同志办学的民主作风有关系”（《我们的好院长》）。晚至1942年4月，距历史性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仅仅一个月，周扬于鲁艺四周年之际，仍然申明他的教育方针：鲁艺的使命，是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材——“有某种技术专长及具有历史知识与艺术理论修养的人材”；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院内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实际艺术活动”。（《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

周扬没有觉出他的办学方向有“错误”。这就是毛泽东批评的“关门提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讲话》重点之一。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这句话主要就是针对鲁艺和周扬。

周扬正式踏上革命文艺道路以来，已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快要结束时，由于没有处理好同鲁迅的关系，使他的经历蒙上阴影。在延安，他起初沉寂，然后重振旗鼓，但正在有起色的时候，又被告知犯了错误——虽不是非常严重，可他显然没有机会再犯错误了。《讲话》后，每个延安文艺工作者都发生着转变，而周扬的转变，最彻底，也最成功。

1942年9月，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长文《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和自我批评》，正式和全面否定鲁艺以往的工作，承认所犯错误主要有：搞专门化、正规化，脱离实际，关门提高，对现实主义理解是片面的、非历史主义的。这是第一步。

幡然猛醒的周扬，迅速改造鲁艺。鲁艺最早发掘秧歌这种民间形式，并找到以革命意识形态对它加以改造的成功之路。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百余人连续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联防司令部等处表演，推出经典性的《兄妹开荒》，毛泽东看后认为很好，连连点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除秧歌外，鲁艺拿手的还有快板、狮舞、旱船、推车等。这是第二步。

“后来周扬编选一本马恩列斯论文艺，把毛主席的文章也收进去，可能这很受毛主席的欣赏。”陈明在回忆丁玲、周扬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时这样说。所指即周扬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此书重新编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权威阐释者的谱系，正式地把毛泽东加入到这一谱系之中。这是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三部曲之后，周扬又成功领导和组织创作《白毛女》、成功树立赵树理为延安文学典范（提出“赵树理方向”），进一步向毛泽东文艺话语体系的主要代言人地位逼近。延安，对中国革命是一个转折，对周扬个人也是。

十七年

共和国建立后至“文革”开始，周扬一直是意识形态管理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二号人物；作为分管文艺的副部长，他在文艺界则是最高领导。

直到“文革”，周扬在仕途上脚步总的来说是坚实的，尽管其间文坛运动不断、风浪迭起，他的身影却大致稳固。这并非只是由于他能忠实执行指示，也跟他在工作上十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分不开。

尽管如此，他仍发生过很大的失误。那不是他不尽责，而是他根本没能意识到。突出的例子，是对《武训传》的批判。“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挨批评后，撤掉了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张光年：《忆周扬》）类似的有“问题”却看不出的事，不止一次。张光年说江青曾把周扬和他邀到中南海看影片《荣誉属于谁》，说“有问题”，但周、张都看不出来，过后才知道“与高岗有关”。1954年批“红学”，情形也差不多。我们发现虽然十七年中他在历次文艺界“斗争”中主其事，但历数之，几乎没有一次是他主动、提前发现“问题”。他的好处是最高层指示他能忠实执行，不足则是始终不能率先侦察到“敌情”。

在他通常的凛然端严之外，还有一种必须被捕捉到的表情——犹豫。此词在这里含义比较复杂：不坚决，惶惑，不忍，勉强，不解，疑问……可能都有一点。河北作家刘真因反映大跃进中农村的民生现实被批判，1962年周扬来天津参加文艺界座谈，听说不许刘真参加，特派秘书用车接到会议上，并单独进行一次谈话。刘真说：“一句批评也没有”，“这次会议以后，我又可以写了”。（《他的名字叫“没法说”……》）青年王蒙沦为右派后，感觉到周扬试图以某种方式“帮助”他。唐达成“鸣放”中写长文与周杨“商榷”，于是成为右派；但奇怪的是把人打成右派后周扬却似乎于心有些不安，1959年在八大处把正在附近农场劳动的唐找来，接谈，“态度很和蔼”，过了两年，唐被调回作协。（唐达成：《四十年来的印象和认识》）温济泽也说自己1957年在工作中触恼了周扬，被打成右派，但他又听说周扬曾让秘书专门打电话，“声明他并没有要广播局划温济泽为右派”。（《历史新时期的周扬》）蓝翎说：“我划右派时听说他不同意……看来他并不希望我一下子栽倒。”（《摇荡的秋千·与蓝翎谈周扬》）华君武说：“（对反右）周扬掌握的原则是：可划可不划的，就不划。我知道有好几位党内外的美术家都岌岌可危而未被定为‘右派’。”

1961年至1962年间，周恩来、李富春等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从经济到文化，整个政策都在向富于建设性的方向发展。此时周扬，跟新中国成立后头十年比，又像变了一个人，兴奋而有活力。鉴于“双百方针”贯彻不利、破坏严重，聂荣臻组织制定《科学十四条》，其意义相当于给科学立法。周扬受了启发，决心搞文艺条例，这就是著名的“文艺八条”。恍如昨日重现，我们好像重睹十几年前为鲁艺制订“公约”的那个周扬。讨论中，周扬一改滴水不漏的官样风格，变得尖锐起来：

定稿后，周扬“高兴”地说：“这是文艺上第一个纠‘左’的文件。”我读到这句话，不由大惊——原来周扬心中对于纠“左”也是“有志乎此久矣”。

最后的身影

对周扬，有人嫌他左，有人则指责他右；而他究竟是左还是右呢？依我看，周扬处在一种中间状态。这种状态其实是20世纪中国的一种常态，它来自于矛盾、徘徊与困惑，诉说着价值判断和选择上的两难境地。

这是一种精神困境与矛盾。

“文革”后，周扬在某些人看来大约滑到“右”的方向上去了。更多的人，则为他这新形象喝彩。他由于“异化”问题文章遭受压力的同时，也赢得从来没有过的声望和赞誉。1985年初，四次作代会期间，有二封慰问信“正在被迅速地传阅和署名”，里面写着这样的句子：“您这些年来发表的许多精辟的文章和言论，是符合党中央给大会的《祝词》的精神的，对推动我国文艺理论的前进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起了良好的作用。”（袁鹰：《舷梯上的背影》）

他部分地从“代言者”角色中走出来，身上有一种思想者的自我因素在恢复。他“文革”后两篇最重要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即提出“异化”问题之文），单单看他拟定的标题，就透出新的气息。前者富于激情，袒露着鲜明态度。后者居然用了“探讨”一词，这不仅仅是谦逊，也表示作者回到自己，回到以个人身份展开说理的立场。

他为什么会想到研究“异化”问题？这样一个问题，由这样一个人去触及，特别值得深思。许多人把这看成“现身说法”，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说：

作为悲剧人物，没有那最后一幕，便不完整。“异化”要了他的命。其实他自己是一个被异化了的人，早就被异化夺走了他少见的才华，最后以身殉异化。人虽死了，悲剧还在继续演出，并未结束。（《摇荡的秋千·与周艾若谈周扬》）

他借“异化”问题向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稍稍走近了一点，引发的反应是剧烈的。凡事皆有外因、内因。周扬晚年痴呆失语，固然与大受刺激有关，但似乎更宜注意其一生精神上有所不曾解开的疙瘩，也即他自己所讲的“夹缝”状态——那种矛盾、反复、迷惘，那种不停的自我否定、左右为难、不知所之，都作为长久的积郁，压在心头。每想到他的晚年情形，我的脑海通常定格在两种面容上，一是失语后的呆滞，一是流泪、不断地流泪。两种面容，都极令我震动。须知，这个人，曾经是最有才华的演讲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到最后，在来人面前，他却往往空张着嘴，说不出任何话。还有他的流泪，差不多每一个回忆者都会提到这一点，他似乎在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面前流泪，不分场合，不分情景，说着说着，眼中就盈满泪水。有人说那是忏悔的泪水，我却还从中读出了渐渐褪去茧皮、重新变得鲜嫩敏感的心灵。

真诚的生命是一个觉悟的过程，它属于历尽曲折、最后能够让目光寻找到光明所在的人。我认为周扬最后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去的。

鲁迅、周扬与毛泽东

1957年和1975年，毛泽东两次谈到“假如鲁迅还活着”，在毛泽东那里鲁迅与周扬是对立的，按照这个思路，鲁迅假如活着，鲁迅的命运且不说，那么周扬的命运呢？

周扬与鲁迅的矛盾主要有三：一是自1934年开始，“左联”有关人士对鲁迅的批驳文章越来越多了，引起鲁迅反感；二是“左联”解散时对鲁迅意见的漠视，引起鲁迅不满；三是徐懋庸的信等影响到鲁迅对周扬的看法。

周扬1933年起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周扬是一位颇有领导才能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这种组织的行政化的有效性，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左联”甚至整个“文委”都变得清一色；一批青年知识者忠诚地围绕在他的周围，随时为他所用。胡风原来是“左联”的宣传部长，与周扬的关系不错，但是后来，周扬发现他在工作中经常闹“独立性”，周扬便让任白戈代替了胡风的位置。1935年周扬任“文委”书记，至此，大权在握，完全可以左右整个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了。

鲁迅原先是“左联”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掉了，主动退回到“无权者”的位置。作为一个作家，写作才是份内的事情。这个观念在他那里是十分明确的。加入“左联”以后，特别在柔石等被害之后，他对所谓“进步青年”已经存有戒心，不愿有新的交往。萧军、萧红等是极少数的例外。即使对于他们，也都劝告说不要陷入内部的无聊的纠纷里，坚持留在外围；所以对于试图扼杀外围作家的批评，他会特别愤怒，以为倘削弱了外围的力量，那成绩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冯雪峰和胡风在“左联”时，偶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联络，但也决非一些论客描述的那样，一副“盟主”模样，得早请示晚汇报一般的。这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悬空状态。

胡风任宣传部长时，出版过一个相当于机关报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也曾给鲁迅寄过，后来便中断了。鲁迅几次在信中提及此事，还说周扬们出过一期的，将“左联”过去的工作批评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他看，也不寄给别的一些人看。他对此的总结是：“到处是用手段”。对于“左联”，他是关心的，努力做他认为应当做的工作。然而，无论怎样拼命地干，周扬等人还是不满意，背后说他“懒”，“不做事”，“不写文章”等等，后来甚至散布一种空气，说他“破坏统一战线”，这就不能不让鲁迅感到失望，焦烦，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鲁迅对周扬的批评，始于周扬主编《文学月报》时期。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署名“芸生”的一首诗《汉奸的供状》，鲁迅认为，这种流氓式文字，确有批评的必要，于是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发表。文章说：“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可是，这意见不但不被接受，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辱骂和恐吓”。这就让鲁迅由批评乃至不满。

从不满到憎恶

鲁迅对周扬的怀疑和不满，在1934年底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他对萧军、萧红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写信给二人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稍后，致信胡风说：“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整个1935年，鲁迅在信件中不断重复出现“悲愤”、“寂寞”的语词，但是他的杂感依然锋利如昔。由此，一方面可以知道周扬势力的迅速膨胀，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鲁迅的敏感，承受的压力和隐忍的心情。

但是，到了1936年，尤其下半年以后，情况好像有了变化。以上的字眼不见了，多出了憎恶和轻蔑之意，而且出现了“反击”的字样，特别在“左联”解散前后。此时，悲愤的高潮过去了，精神的负担随着“左联”的解散而消失，他无须再为一个反政府的集团的存在而有所顾虑，也无须为个人的反抗行为担受道义的谴责。内部又变做了外部，内外的限界消除了，“战友”已不复存在。他的反击是公开的，鲜明有力的，充满了奴隶的义愤；虽然留有余地，却也是不留情面的清算。

特别是后来解散“左联”则使鲁迅很是恼火。鲁迅认为即使“解散”也要发表宣言声明不是“溃散”。但“左联”漠视了鲁迅的意见，使周扬与鲁迅的对立雪上加霜。

“左联”原来是一个文学社团，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部有着严整的权力结构，充分体现着权力运作的规律。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左联”无疑是异端的存在，但是在“左联”内部，同样不容异类的存在。在鲁迅的描述中，“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是一个热衷于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人物。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设法建立个人权威。鲁迅说他“以指导家自居”，而鲁迅本人明显是厌恶“指导”的，讽刺创造派人物“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

周扬是批评家，喜欢议论，在鲁迅看来，“但大抵是唱高调”。鲁迅认为，“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由于致力于权力的营造，所以会有“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与不亮”这样近于“打岔”的行为。鲁迅指出，像这样的人是志在统一文坛，做“文坛皇帝”的。在“左联”内部，作为领导，自己不做事，却专责以别人不做事，役使别人，监督别人的行为；对于不听指挥者，则动辄加以罪名，以至以“实际解决”相威胁。专断、横暴，完全是一种奴役的形式。

仅在1935年一年间，鲁迅在书信中便不断出现“鞭子”的意象，称周扬一伙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称为“苦工”和“奴隶”。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型的阶级关系，但一样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周扬显然是高踞众人之上的压迫者——鲁迅称作“横暴者”，特殊的集团和个人。

权力可以超越党派的具体原则而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特性，对此，鲁迅显然在精神上准备不足。革命成功以后，倘使实行阶级的专政，到底是怎样一种的情形？他虽然以个人的推断说过几次，还举过苏俄知识分子的例子；但是，政治实践毕竟要比推断切实得多。所以，周扬日渐强大的势力，和制造出来的政治生活，不能不给他感受特别的困扰，憎恶和苦痛。

鲁迅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他说：“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在鲁迅看来，“左联”仿佛成了周扬的私产，要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它的解散，更清楚地表明了在“左联”内部，每个成员是毫无个人意志可言的。

历史地看，在解散“左联”时，根本漠视鲁迅在“左联”的领袖地位，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先后由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任党团书记，鲁迅对“左联”曾表示过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对周扬表示严重不满。1935年底“左联”自行解散，鲁迅称之为“溃散”。

徐懋庸为何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

在鲁迅与周扬之间，徐懋庸是不能不提到的。

细读鲁迅先生《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著名的杂文，周扬、徐懋庸被鲁迅“骂”进人们的记忆。

徐懋庸到底是何许人也？在当年的文化论战中，他是这次事件的起因者，确有必要交代清楚，翻开《鲁迅全集》第6卷，看到有关徐懋庸注释的辞条，仅只寥寥数语：“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联’成员。曾编辑《新语林》《芒种》。著杂文《打杂集》，一九三六年生活书店出版。”

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他在当年的那一场论争中何以激怒鲁迅？何以与鲁迅反目？何以被鲁迅在文章中怒斥为：“是敌人所派遣。”究其缘由，必定渊深。

为弄清此事，遂查阅凡是能找得到的关于徐懋庸的文字以及历史文献，对徐懋庸其人其文其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1932年在上海同鲁迅相识，受鲁迅影响，模仿鲁迅的笔法写杂文，其风格，笔法与鲁迅有些相似。当时文坛以为“徐懋庸”是鲁迅的又一个新笔名。此外，直接受到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译文。采用鲁迅的直译法，从法文翻译了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以后，寄给鲁迅。??徐懋庸经常写信向鲁迅请教，先生当即作复，鲁迅关心他，爱护他，使他对鲁迅先生由衷的敬爱和尊重。

1935年徐懋庸任“左联”常委和秘书长，负责与鲁迅联系。他的《打杂集》出版，鲁迅作了序言。鲁迅的序言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励，鲁迅赞扬他：“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审视历史，客观地说，30年代他跟鲁迅站在一条战线上，作为鲁迅学生又一直受到鲁迅器重，信任和爱护的他何以会与先生反目呢？

1936年，在“左联”解散后，发生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现在看来，前者是国家的，后者是民族的。前者的核心在政府，是一元的。后者的主体是大众，是多元的。内容和着重点都有很大的不同。

在当时，双方意见不一致，矛盾日益尖锐，对此，徐懋庸于1936年8月1日，致信鲁迅，陈述了自己的看法。鲁迅看徐懋庸的信后十分生气，非常气愤。用鲁迅的话说，徐是“雄赳赳的打上门”来了，信里一副教训的口气，鲁迅怒不可遏，著文与徐的信原文一并发表，这就是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徐作了严厉批评。这也正是徐懋庸“与鲁迅反目”，“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的由来。

对于这一历史史实，时隔数十年，徐懋庸在《徐懋庸回忆录》这样写道：“我自然非常沉痛，但对他(鲁迅)的革命性，他的文章，他的道德丝毫也没有怀疑，也无怨怼之心。”

毛泽东的看法

在延安的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徐懋庸到达延安不久，毛泽东约见徐懋庸并同他谈了关于“左联”解散及“两个口号”的论争等问题，毛泽东对此作了具体指示和明确结论。毛泽东说：“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我们基本上有所了解，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这都是由于在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真理愈争愈明。大家认识一致，事情就好办了??”

接着，毛泽东对徐懋庸说：“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毛泽东话锋一转，紧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会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理办理，前途是光明的。”

由于毛泽东亲自找徐懋庸谈话，并作出结论，徐懋庸才没有因为鲁迅的文章中怀疑他“是敌人所派遣”这一句话而被认作是“反革命”。显然毛泽东说的“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即所指此言。

周扬对徐懋庸写信给鲁迅这件事，徐懋庸后来在《徐懋庸回忆录》中所记甚详，称周扬多次指派他与鲁迅交涉，事后不但不负责任，予以否定反而严厉批评他，置他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关于鲁迅与周扬的矛盾，1957年毛泽东谈到鲁迅时说：鲁迅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这里，话虽然只有几句，却涉及鲁迅生平的两件大事。一件是成仿吾他们对鲁迅不好，是说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毛在这里点了成仿吾的名，此外，当时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中发表攻击鲁迅的文章，题目就叫《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毛泽东说的这话，表示他不赞成郭沫若、成仿吾当年对鲁迅的态度，在那一场论战中，他是支持鲁迅的。

毛说的第二件事，“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说的是“左联”的党员领导人周扬他们同鲁迅的关系，这关系，用鲁迅自己的说法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也可以看出鲁迅对“整他”的那些“上海的共产党员”的反感有多深。毛泽东的这些话，表明他同情和支持是在鲁迅这一方，而对“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对鲁迅的态度是持否定态度的。

接着毛泽东又说：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文革”中周扬被囚禁九年，罪名之一就是“反对鲁迅”，这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毛泽东说：“假如鲁迅活着，也不会赞成把周扬长期关押起来。”

1957年和1975年，毛泽东两次谈到“假如鲁迅还活着”，在毛泽东那里鲁迅与周扬是对立的，按照这个思路，鲁迅假如活着，鲁迅的命运且不说，那么周扬的命运呢？历史是不容假设的，究竟结果怎样？不得而知。

周扬的晚年忏悔

　　1949年，周扬（左）与郭沫若（右）、茅盾（中）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中的合影（资料图片）.jpg

1949年，周扬（左）与郭沫若（右）、茅盾（中）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中的合影（资料图片）

益阳板桥周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系三国东吴大将周瑜之后，人称“美男子”的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1908年出生在这个大家族。当年显赫的周家大宅院早已不存在，只剩下三间陈旧的老木屋。但我们似乎总看见一位美丽少妇的身影，看见一双忧郁哀怨的眼睛。

她叫吴淑媛，是周扬的原配妻子，出身官宦人家，16岁时与周扬结婚，两人十分恩爱。1934年，周扬认识了复旦大学一位叫苏灵扬的女大学生，不久与她结婚后赴延安。一直在益阳苦等周扬的吴淑媛，7年后才偶尔得知这个消息，不久后去世，年仅35岁。晚年的周扬回忆往事时，曾痛哭流涕地对儿子周艾若说：“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

二少爷和娇小姐

周扬是周家最小的儿子，人称二少爷。周扬在信义中学（今益阳一中）读书期间，房东姚仁涛是一位私塾先生，他有一个女弟子是吴公馆的小姐，名叫吴淑媛，她和周扬年岁相当，人长得很漂亮。姚仁涛便对周扬的妈妈说：“一个好伢子，一个好妹子，正好一对。”据周扬的姐姐周玉润回忆，当年周扬邀一同学到吴公馆看亲，当时吴淑媛正在绣花，梳一条黑油油的大辫子，周扬一看便满意，笑眯眯地回来了。

吴淑媛乳名娇娇，人称娇小姐，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对周扬，她一见倾心。小两口感情好，形影不离，连喝水都要共一只杯子一把壶。周扬初中毕业后到长沙读高中，后来到上海搞地下工作，都是和淑媛双双相陪，相互照顾。周扬晚年对儿子周迈克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妈。你妈靠什么呢？靠你外婆给的首饰，金首饰一大包，就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

吴淑媛甘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对丈夫的感情深信不疑。在上海时，她曾在丈夫的西服口袋里发现过异性写给丈夫的信，吴淑媛极为坦然地还给周扬。1928年，益阳有两个女共产党，因逃避追捕到上海寻求周扬保护，周扬与她们扮做夫妻和兄妹在一起另租房子住了20多天。这事情事先征求吴淑媛意见时，她也是不假思索地欣然同意。

一本信笺和七坛甘草梅

1934年深秋，吴淑媛怀了三儿子约瑟。周扬送她带着两个孩子回益阳分娩。往常，周扬总要等到婴儿落地才返沪。但这次没有，他没有等孩子出生，就走了。临走时，他给吴淑媛留下一本浅绿色的信笺纸，说：“你要常给我写信哦！”吴淑媛万万没有想到，她和他之间以后只能是信笺上来往的夫妻了。她当时更没想到，此行一别，和丈夫竟成永诀。

周扬在1934年从益阳再度返沪，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已经焕然一新，他已换下惯常穿的西装，着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有了另一个女人。

转眼到了1935年春天，吴淑媛该启程返沪了。这时，周扬来信，信上说，我暑假回益阳。于是吴淑媛放心等暑假了。

淑媛托人买了最好的梅子，周扬喜欢吃她做的甘草梅子，她开始为周扬做分别后的第一坛甘草梅子。吴淑媛做的甘草梅子，又甜又脆，味道特别好。梅子做好了，孩子们想吃，但懂事，知道那是给爹爹做的。晒好的甘草梅子用一只粉彩瓷坛装着，放在雕花的红漆摆柜上。

到了夏天，暑假来了，周扬却不见回来，那一瓷坛甘草梅子没有人动它。

到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吴淑媛又开始为周扬做第二坛甘草梅子。这时，周扬又来信了，说今年暑假回来，但他又没有回来，也在这一年，他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周扬仍与吴淑媛保持联系，还给儿子捎过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到了1938年，吴淑媛还收到周扬寄来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吴淑媛读着丈夫的译著，一边动手为他做第四坛甘草梅子。

周扬的母亲这时写信责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的人都忘了？周扬立即给母亲复信。信的大意是：我现在在肤施（延安）当教育厅长，我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一张报纸结束了7年的等待

1996年6月的一天，正读寄宿中学的长子艾若从学校回来，感觉周家大屋气氛紧张。从乡邻到家人都在传一张报纸，那一张报纸令全家人失色。艾若再看妈妈，妈妈则是木然的，看不出任何表情，艾若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张怎样的报纸，只知道那张令全家人失色的报纸透露了周扬的消息。

原来那张报纸是桂林办的《救亡日报》，报上登了周扬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信的末尾附了一句：“苏已上抗大，小孩已进幼儿园。”

信的末尾这一句，无疑是一声晴天惊雷。

吴淑媛在7年苦苦相思中构造的爱情童话顷刻间瓦解，夫妻20年的情分，全被一张报纸否定。从此以后，吴淑媛病了。开始只是脖子上长淋巴，一串串，很快成荔枝大一颗颗，继之全身浮肿，卧病不起，受尽折磨。吴淑媛病重的时候，她腹部有地方痛，她不吱声，只是用被子摁着，那被子被她摁破一块。

吴淑媛病危的时候，已经吃不下东西了，但想吃一种粉皮，想吃新鲜包谷，还想吃一种北方的大梨。当她弟弟好不容易托人买来一只新鲜大梨时，她已经吃不下了。

奇异的牡丹花

1942年春天，周家大屋东侧院花圃有一丛牡丹花盛开。那牡丹多年不枝不叶，偏偏那一年突然从地里冒出来，长出枝叶并开出花来。这牡丹开得有点蹊跷，老人们则以为是异兆，深感不安。就在这年深秋，吴淑媛死了。

吴淑媛的墓就在周家大屋宅院的后山，距老屋仅百米之遥。吴淑媛的坟头长满青草与灌木，没有墓碑。

1980年春天，周扬回乡时，在田庄湾稍作停留，先看了老屋，在当地人陪同下再去看吴淑媛墓，墓地很近，几分钟可达。而且已经走了一半了，吴淑媛墓就在前面了，只需几脚便可抵达。不期这时下起雨来，不晓得是哪个随从建议：下雨路滑，还是别去了吧，周扬听从建议，退步抽身往回走。

也许周扬不想当着众人的面去面对吴淑媛的墓。也许他想用回避了40多年的办法继续回避。他或许没有勇气面对吴淑媛，哪怕只是一座无言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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