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义军：“文革”后期的“梁效”大批判组

reading · 发表于 2024-2-15 21:41:15

史义军：“文革”后期的“梁效”大批判组

“林彪事件”后，围绕“批林”问题，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

毛泽东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要抓意识形态
　　“林彪事件”后，围绕“批林”问题，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意见是：批判极左思潮，在各条战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江青一伙所代表的是靠极左路线起家的“文革”新贵的意见：批判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实践。
　　１９７２年底，在两种意见形成尖锐对立时，毛泽东注意到党内外日益增长的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忧虑日益加重。１９７３年，他反复强调，要抓路线方向，防止出修正主义。在党的十大召开前，“批孔”成了毛泽东经常谈论的话题，明确否定了党内“批林纠左”的路线。
　　１９７３年５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筹备十大的工作会议。５月２５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驳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
　　同日，江青去毛泽东处，毛泽东送给她一本郭沫若抗战时期著的《十批判书》，并念了自己的一首五言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８月５日，毛泽东将江青召去，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他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
　　８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批转的、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撰写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８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９月２３日，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谈道：“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史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广阔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问题。因此，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在揭批林彪集团的同时，继续肯定了九大路线，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
江青在万人动员大会上讲，这场批判运动，不是放空炮，要有的放矢
　　１９７３年，迟群和谢静宜开始在清华大学组织人编写“批林批孔”材料，可编出来的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毛看后不满意。据“梁效”主要成员范达人回忆说：
　　她（谢静宜）说我们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起来的，她说原来我们搞材料，清华几个人在搞材料，她说毛主席看了几条材料，小纸条，他说不够，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的文科老师一起搞，然后就把我们文科找去了……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批林批孔”材料组成立，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就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前身，开始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成员达３０余人。
　　在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的过程中，江青开始并不知道，材料快编好后江青才知道，她认为这个材料很重要。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２日，王洪文、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提出向全国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的建议。
　　１月１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通知，作为一号文件下达。以这个文件为标志，“批林批孔”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地开展起来。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和一个附件（即名词解释），八个部分是：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污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１月２５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大会召开前，江青临时通知周恩来主持会议，江青、王洪文、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江青俨然以运动领导者自居，置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于被动的被指责的地位。江青在会上说：今天是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全国要动员起来。这场批判运动，不是放空炮，要有的放矢，要紧密地联系实际。我们有没有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呢？这个问题大家要动脑子，想一想。会上，迟群和谢静宜以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辑经过和毛泽东的指示为名，发表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
　　他们在介绍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的产生过程和“反复辟”的主题后，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指责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含沙射影地攻击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等。还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中一批领导干部，说“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提出“批林批孔”要联系“走后门问题”。“走后门”，是指“文化大革命”中在升学、入伍、招工等问题上，普遍存在着不按原则办事，照顾亲属或熟人的不正之风。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搞不正之风尤甚。此时，他们却先发制人地提出反“走后门”问题，目的是要整倒一批与他们有不同政见的党政军负责人。
　　当江青要周恩来讲话时，周恩来说：我事先不知道还有一个“走后门”的重要内容，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不够敏感，有点思想落后于形势！江青、姚文元等人不时插话，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进行突然袭击。
　　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召开后的当天，江青把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迟群、谢静宜召集到钓鱼台，江青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她说，今天我们把周恩来搞得狼狈不堪，他这个庞然大物，也得在大庭广众面前检讨自己思想跟不上形势，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照样是我们的手下败将。王洪文应和江青说，周恩来是我们长期较量的对手。江青同志是指挥我们的统帅，你就率领我们和他周旋到底吧！张春桥说，我们要防备他们背后捅刀子。王、关、戚是怎么垮台的！我们要注意。江青接着说，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眼下，鹿死谁手，就看我们两家了。从年龄、身体上，他都不占优势，他今年已七十六七岁了，好景不长了。他有点像诸葛亮死前的处境，后继无人。而我们是兵强马壮，我们的年龄比周恩来、叶剑英小十六七岁，至于洪文、文元属于少壮派。我们有信心战胜他们。

　　“梁效”成员均由党组织选调而来，个人无任何选择权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０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党委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大概就是“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成立后的首次亮相。
参加这个座谈会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哲学系教师汤一介、历史系教授周一良、中文系教授魏建功等。
　　从５月开始，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开始使用“梁效”作为笔名。
　　“梁效”成员均由党组织选调而来，个人无任何选择权。小组负责人为党支部书记李家宽、副书记宋柏年及王世敏，周一良为支部委员。小组支部书记上面的直接领导为迟群、谢静宜，谢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接受指示。
　　“梁效”的具体工作主要由三个组完成。写作组组长范达人，负责撰写批判文章，材料组组长汤一介，继续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后来分出一个注释组，专门为毛泽东诗词注释。
　　北大历史系教师范达人所负责的历史小组后来被称作“梁效”的“尖刀班”。“梁效”三年间发表了多篇文章，“尖刀班班长”范达人参与写作公开发表的就有２８篇。后来许多被认为是扰乱全国的文章，大多出自这个写作组。
　　从党的十大以后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梁效”写文章２００多篇，共发表了１８１篇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所发的文章经常刊登在头版头条，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梁效”的文章，除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外，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史军、闻军、哲军等十几个笔名。
　　“梁效”除了享有在《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上优先发表文章的特权外，还直接把持了《北京大学学报》，并一度控制了《历史研究》杂志。
　　“梁效”作为江青的信息中心，经常收集各种资料，例如在１９７５年冬及以后一段时间里，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和整理了大量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的材料，共印了３０多种，作为揪“走资派”的炮弹。材料编成以后，他们首先以“材料组”的名义，在两校内部以大字报形式公布出来，招引外单位、外地的人甚至外国人去参观，并通过各种渠道把这些材料扩散到全国以至国外。
　　“梁效”作为江青等的秘书班子，为他们起草文稿、报送“选文”（从各报刊中定期选择“优秀”文章供“四人帮”参考）等。
　　“梁效”多次跟随江青一起活动。“唐晓文”写作组的一个负责人曾经不无嫉妒地描述过“梁效”跟随江青的情况：“江青一开会，人家（指‘梁效’）就有目的地把几个权威摆到前面去：一边坐着汤一介，搞历史的；一边坐着冯友兰，搞哲学的；中间坐着周一良，是世界史的权威。江青每问必答，有求必应，什么时候该插话，讲什么问题，都能掌握火候，因此，江青很满意。”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２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并举行座谈，谈“如何使批林批孔运动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的问题。
　　江青大肆鼓吹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观点。当“梁效”两个成员问到有些代表资产阶级的人物，算不算法家时，江青不正面回答，而是说：“蒋介石是不是资产阶级？但他就是一个大儒。”当“唐晓文”一个成员谈到儒法斗争一直贯穿到近代时，江青马上插话：“到现在也是这样。我这观点准备挨批判。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有一个批判继承的问题。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法家就要批判继承。”
　　江青大谈要“继承”法家，说：“我们对历史不能虚无主义，要继承。当然，我们不能继承秦始皇造骊山墓，但是他对吕不韦、嫪毐的斗争，是生气勃勃的，是前进的，要继承。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不是生气勃勃的，是死气沉沉，他们搞反革命生气勃勃。×教授过去提抽象继承，对儒家抽象继承也不行。对法家优良的东西要继承。法家重农，我们也注重农业，不然八亿人民吃什么？靠外国吗？我们主席是讲农、轻、重。”
　　江青说：“我还要放一炮。凡是儒家都是卖国主义，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过去写了好多文章，指好的文章，都有缺点，没讲爱国主义，到《读〈盐铁论〉》，才讲出爱国主义和抵抗外族侵略。王安石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有谁能举出哪个儒不勾结外族？……有谁能举出哪个法家不是爱国主义？柳宗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教授的文章（指《读〈封建论〉》）这一点没有突出。”“长城不是秦始皇最先修的，是抵抗骑兵。骑兵掠夺，不得了，当时我们是农业国家。”“要国家统一强盛，要抵抗异族侵略，是法家非常大的特点。”
　　会上，江青借口“有许多问题可以通过讨论来解决”，她说：“魏文侯时，西门豹治邺，是相当了不起的无神论。魏国大治，就是因为用了西门豹、李悝、吴起、公叔痤这些人。后来因为没有用公孙鞅，所以又下去了。”又说：“康熙很懂得统一战线。曹雪芹祖父曹寅名义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派出到江南同明朝遗老遗少搞统一战线。”康熙尊崇理学，是因为“他是满族，要统治中国，征服汉族，怎么能不在名义上尊儒？”“帝王嘛，总是什么对他君权有利的就用。汉高祖刘邦是法家，后来不得不用叔孙通。”“贾谊的缺点就是骂秦始皇。”“汉武帝用的人，主要是法家，不是董仲舒。”并要手下人“研究一下汉武帝与司马迁的矛盾”。
　　江青还大谈所谓农民战争和儒法斗争的关系。当一名“梁效”成员讲把儒法斗争同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联系起来时，她说：“刘邦也算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就是法家，很大的法家，为什么不联系起来呢？”当这个人讲到农民起义后，地主阶级下层可掌权时，江青说：“刘邦就是这样，亭长。”还说：“你怎么解释李世民？你这个说法，解释刘邦可以，解释曹操勉强。李世民怎么说？”她还要她的写作班子解决儒法斗争同农民战争，还有民族战争的关系，内部的斗争和外部的斗争的关系，实际上是要他们用儒法斗争取代阶级斗争。
　　江青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
“为什么武则天得人心？在那样的社会一个女人能当皇帝……”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４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出席会议。江青在会上说：“运动发展到现在，将近五个月了。要有一点初步的总结，和同志们交换点意见。”她说：“主席讲过：‘常恨随陆无武，周灌无文’（按：这是《晋书·刘元海载记》的话，‘周’应为‘绛’。江青把毛泽东曾引用过这句话歪曲为‘讲过’这句话），随即随何，陆即陆贾，是刘邦的大臣，文人，不能武斗。周勃、灌婴都能打，是将军，不会文。”
　　张春桥也在会上说：“批林批孔”要“围绕一个克己复礼，牵涉到现实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许多问题”。“奇怪，有人说怕搞乱了”，“还有人怕大字报，好像贴了大字报就天下大乱了。现在不是越批越好吗？”
　　晚上，“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以后，江青等又把“梁效”和“唐晓文”成员单独留下来谈话，这时已是１５日凌晨。
　　江青说：“想了好几天，交换一下意见。为了把运动搞得更好，那一天没有讲完的意思，今天讲一讲。”很明显，这次“接见”是１２日“接见”的继续，是把那天“没有讲完的意思”讲完。
　　江青说，“目前处于这样的阶段”，即运动“深入”的阶段，“深入了，思想上就有点混乱了”。江青列举这种“混乱”的表现：“如有人说贾谊那么骂秦始皇，怎么算法家？……诸葛亮帮助刘备尊汉，怎么能算法家？”江青说，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之一是“对法家认识不足，历来对法家认识不足”，而其根源则是“历代统治阶级要保持自己的统治……就给孔老二贴金。……而法家，当时在奴隶主、地主阶级那里都是非法的”。造成“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有的人不是辩证唯物论，只从一方面看问题”。接着，江青就给她的写作班子作“示范”，如何“改变”对“法家的观念”，如何“辨证”地、“全面”地分析历史人物，从中大量发掘“法家”。
江青说：“刘备出身贵族，但已经没落为织草席的手工业者。刘、关、张，张飞是杀狗的，关羽杀了一个人跑出来的。红脸，人们说是急的吧。他们不是上层。要搞割据，独立一个系统，就得打个名义，打汉的名义，农民起义也要打个旗号嘛！赤眉、铜马要找个刘盆子，否则动员不了群众。刘备如果不说是汉的后代，不容易号召群众，我们主要是看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嘛。”江青接着说，春秋时期，“五霸除宋襄公”外，“其他基本上是法家”。“西门豹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刘邦、文、景、武、昭、宣、曹操，历代法家一般说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汉武帝名义上尊儒，实际上不尊儒。他在历史上应给予很大的肯定。匈奴基本上是他打走的，统一全国也是他。”
　　姚文元插话：“三国时期三个国家都是法家”，“三国时期就不是儒家统治，魏晋南北朝时也不讲儒家”。“三国时，都是打着仁义的招牌，实际上没有哪个是儒家。孙权也是很有本事的，‘生子当如孙仲谋’。有些文章说，儒家统治中国两千年。我看见这样的话就想改，又不好改。”
　　江青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以前的，不提无神论、唯物论；现在的，不提现在的儒。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蒋介石是总代表。学者的儒，是有的，毒害劳动人民，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前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在思想上必然有唯物、唯心，无神论、有神论。后来一定有儒。不然为什么反孔？”“我希望告诉我，提到现在的儒。……现在的儒应写文章，推荐给我。”
　　迟群在笔记本上后面一句下面画了横线，并在旁边写上“落实”二字。过了几天，迟群和谢静宜召集一些出版单位开会，迟群说：“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地方上的报刊和学报有没有批大儒的文章。”他以赞赏的口吻说：“有的文章中央报刊不敢发，地方上不管这一套。可以收集一下。”“梁效”一个头头在旁插话说：“注意，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谢静宜接着说：“就是他讲的这个情况。”
　　江青为了利用儒法斗争大搞影射，还给她的写作班子出点子，作示范。她说：“我可以给你们补充一个例子，就是司马光为首的儒，王安石为首的法。宋神宗是王安石的后台，他想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我记得司马光的后台是皇太后，但只查到曹皇后，是英宗的老婆，高皇后是宋神宗的母亲，曹皇后是神宗的祖母或曾祖母，查一查。外戚有点像长孙后，是很保守的封建门阀集团。王安石搞‘青苗法’，他们反对。前台是司马光，后台是两后。”讲到这里，她突然又讲：“为什么武则天得人心？在那样的社会一个女人能当皇帝，重臣为她所用，就是因为她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基础比李世民宽广多了。当时二十万人上书要武则天当皇帝嘛！这一定有她的社会基础，她的政策符合更广大的地主阶层。”接着，江青又说：“宋朝两个皇后是非常大的门阀，王安石只宋神宗一个人。宋神宗胆子又很小，到后来连王安石也不敢用了，但他还是不敢杀王安石。王安石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有些政策符合大多数剥削阶层的利益，对劳动人民也有好处。”
　　江青很不满意地说：“吕后要作一条单独宣传一下。”

“刘邦去世后，天下没有乱，是和吕后执行了法家路线有关”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５日，江青发出指示，命《人民日报》转载北京大学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法家代表人物介绍》最初发表的时候没有把吕后单列出来，只是在介绍刘邦时附带提了一笔，江青很不满意，说“吕后要作一条单独宣传一下”。
　　这份资料原来发表在１５日的《北京日报》上，江青看见后，立即在上面批示，用“特急”件送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批示原文是：“这篇文章基本是好的。虽有遗漏和某些缺点，问题不大。请《人民日报》马上转载一下，以利于广大群众对法家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论点的了解，对批林批孔是有益的。”１６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此后，“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等写作班子纷纷上阵，抛出一篇篇文章，为吕后歌功颂德，把她打扮成一个无比伟大、无比英明的女皇帝。
　　６月１７日至２８日，江青带了“梁效”和“唐晓文”两个写作班子的成员来到天津，在工厂、农村、部队大讲“儒法斗争史”，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言论，煽动“揪现代大儒”。
　　６月１８日下午，江青到天津第二招待所看望“梁效”、“唐晓文”的成员，大谈“儒法斗争史”问题。
　　江青大吹吕后，示意她的班子宣扬吕后。她说：“我现在觉得有一个历史人物值得考虑，吕后。她是伟大的政治家，封建政治家，法家，不能低估，因为刘邦去世后，天下没有乱，是和吕后执行了法家路线有关，以后才有文、景、武、昭、宣。”
　　接着，江青突然把话题转到自己的身世、历史。自我吹嘘说：“我出身贫农，原来寄人篱下两年，所以闹革命。”还说“特务打我”。
　　她又编造了一条“法家”的“标准”，说：“没有一个得天下的人不是法家的。”
　　江青还说：“李白不是儒家。”“屈原得研究一下。”当有人提到，听了江青的“指示”，“看来法家的队伍可以扩大，赵匡胤可以是法家”时，江青马上答话说：“相当高明！杯酒释兵权。但他北方五省没统一，统一了中国大半。”当那个人继续说“唐宪宗时杜佑是法家”时，江青又说：“宪宗了不起。姚崇、宋璟都值得研究。李隆基前期是继承武则天那一套（路线）。后期才搞文学艺术了。”她还说：“唐朝前期、北宋前期几个皇帝比较有作为。南宋个别皇帝也可以。”“岳飞抗金很坚决”，“岳飞还有点孔老二思想。于谦这一点不错，另立了一个皇帝。可以忠于社稷不忠君嘛”。
　　江青高兴得说漏了嘴，承认自己小时读过《孟子》，“我小时也不能说没读孔老二。‘修身’这门课就讲”。这就证明她过去在周恩来和外宾面前说自己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完全是有意撒谎，恶意攻击。
　　江青还说：“现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国家既无外债，物价又稳定，为什么不反反孔老二，学点法家？”
　　６月１９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在天津召开，江青在会上讲话说：
　　在１７日的下午２时，我们又爆炸了一颗氢弹，但是，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听了工人同志们批林批孔，比那个氢弹的威力还要大。
　　刚才讲到“星火燎原”的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主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主席写给林彪的信，是主席批评林彪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林彪要主席改掉许多话，现在《毛选》上的不是那时候的东西了，我找到原来的东西看了，批评得很厉害。
　　……
　　刘少奇进城初期亲自祭过孔。１９６２年他亲自组织好多人到曲阜去，有上千把人吧。全国很多单位都去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去。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
　　《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叫《读〈盐铁论〉》，我建议同志们有一看。林彪不是骂我们笔杆子压枪杆子吗，他的笔杆子可多了，反革命舆论多得很，造谣诬蔑我们中央的同志跟主席革命就是笔杆子压枪杆子。我也算笔杆子，我也不会动笔，我压了你们没有？你们今天来了一百多个战士嘛。造谣，他用这个骗人，什么“民富国强”！他是大叛徒，大卖国贼，是大盗窃犯！他吃的东西全国进贡，家里有很多灵芝草，他还抽鸦片烟，他想长生不老，过去我们不知道。毛家湾有工作人员去过，看到前面两间小房，后面可了不得，从来不让我们去。我去过几次，很隐蔽。他在北戴河也修了行宫，楼梯很宽，有人民大会堂那么宽的楼梯。有两个放映室，在中间还修了个大游泳池，说林彪怕水，混账！造谣骗人。说他小腿出汗，其实他一走道走多少公里。这个人是胆小鬼就是了。主席在“九一二”晚上回来前他就跑了，他不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吗？他就是独往而没有独来嘛。他说吃茶叶还膀胱出汗，谁看得见？
……
　　唐朝有三个姓李的大诗人，二李是法家：李白，李贺。李白的诗说：“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中国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我这是念的主席的原话，李白也是这样。主席讲学马列要有势如破竹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批林批孔，也要有这种精神，同志们说对不对？没有这种势如破竹、风扫残云的精神是不行的。主席讲批林比较好办，批孔就难了。我们就是要知难而进。
　　……
　　江青讲，“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
周恩来进手术室时，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选”
　　１９７５年的盛夏，中国突兀地又来了一场亿万人民评《水浒》运动。运动的来由是毛泽东对《水浒》一书发表的一些见解。
　　毛泽东晚年身体状况不好，眼睛患白内障，但仍酷爱读书，以书为伴。有关单位为了照顾毛泽东，选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为他陪读。芦荻在陪读之余，经常向毛泽东讨教关于一些作品的评价问题。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４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对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然后谈到了《水浒》。因为在１９７４年《北京日报》曾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透露出毛泽东说过《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当时争论分歧很大。这时，芦荻借机向毛泽东请教了这一问题。毛泽东谈了自己的观点，芦荻作了如下记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毛泽东还说，《水浒》三种版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当天，姚文元看到这份谈话记录，马上考虑把它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他立即给毛泽东写报告并建议把毛泽东这篇谈话和他给毛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
　　毛泽东当天就予以批准。中共中央迅速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８月２８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经姚文元精心修改过的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评论说：“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
　　《红旗》杂志还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作为“样板”。
　　８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架空主席。”
　　从１９７５年９月起，短短几天，全国就“轰”起了评《水浒》浪潮，报刊上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
　　９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山西大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不仅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艺政策等。
　　会议期间，江青大评《水浒》。江青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天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这明显地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和一大批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老干部。
　　９月１７日，江青又召集“梁效”等写作班子和电影、新闻界１００多人讲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还要求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当即动了肝火，斥责江青“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稿子不要印。”
　　对江青到北京等地的一些基层单位以个人名义干扰下面工作，到处乱讲话等行为，毛泽东很是生气，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又批评江青，要她“改一改”毛病，“不要蹲点”，“说话不要冲口而出”，“要顾大局”，“不要管事”。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５日，周恩来与人谈话，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指江青等）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９月２０日，周恩来进行大手术，生死未卜。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梁效”发表《孔丘其人》，矛头直指周恩来

《再论孔丘其人》、《“克己复礼”再批判》，露骨影射华国锋、邓小平
　　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６日，迟群和谢静宜向“梁效”传达江青给他们出的三个题目，第一个就是《孔丘其人》。迟群还传达了江青对炮制这篇文章的具体“指示”：要突出两点：一是孔丘稍一得势就杀人，杀少正卯；二是孔丘到处碰壁。还要他们写上“孔丘压迫妇女”。迟群还提出要把文章“写得生动、深刻，不要太长”，“要在五千字之内”，“在３月８日以前完成”。
　　３月２４日，“梁效”八易其稿后，报到江青那里。江青在３月２６日拂晓批给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提出意见”。张春桥批：“这篇文章，比现有的文章通俗，可以发表。”姚文元批：“看了一遍，觉得写得较生动，可以用”，并交代《红旗》编辑部“可安排本期用”。经过姚文元的修改后，终于在《红旗》刊出。
　　文章在开头部分写道：“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个时候，距离林彪反党集团的覆亡已经两年半了，他们所指的“一类”，他们所要“反击”的所谓“今天”的“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矛头分明是指向周恩来的。
　　为了使他们的影射更有“针对性”，使人“一看就懂”，“梁效”把鲁国当时根本没有的“宰相”职务硬加在孔丘头上，说他“窃取了”“代理宰相的要职”，把孔丘变成了一个“宰相儒”。
　　由于文章最后达到了江青的要求，她深为满意。６月１２日，她在接见“梁效”、“唐晓文”成员时，夸奖这篇文章写得“生龙活虎”。
　　１９７６年２月３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当天，张春桥写下了《有感》。三天以后，“梁效”根据“四人帮”的旨意，写作了《再论孔丘其人》。迟群说：“应突出其特点：一旦权在手，就十分凶恶地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反攻倒算，复辟翻案，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有人提出，现在是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这样写是否合适？“梁效”那个头头回答：“可以写！”原稿有一些影射华国锋的话，如“孔丘利用阴谋手段，混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中都的行政长官），不久又升为司空（负责建设、规划等事务），接着调任司寇（管理司法、治安工作），最后竟得到了代理宰相的职位”；“当他５６岁时，由司寇代理宰相”而且“兼管农业”等等。后来连他们自己也感到太露骨了，把它悄悄改为：“他在鲁定公十二年，由司寇代理宰相”。
２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将送审稿报姚文元“审阅”。２１日，姚文元打电话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说：“《再论孔丘其人》，你们自己可以定”，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开绿灯。姚文元接着对该文“联系当前斗争”的问题作了“指示”，分三种情况处理：“有的可以联系”；“有的联系勉强……不要勉强，如司寇宰相，是公安部长”；“暂时不要联系的，不必联系”。姚文元害怕有的影射过于露骨，或过早暴露“四人帮”的意图，因此下令删削。２４日该文发表时，在《人民日报》上登载的，是按照姚文元的“指示”修饰过的，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登载的，则更多地保持了原貌。
　　文章列举了“整顿”的两大“罪状”，说：“孔丘的‘正名’，也就是所谓的‘整顿’，就是向新生事物和新兴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是颇带一些血腥气的。”“孔丘的‘正名’、‘整顿’，就是搞翻案、‘举逸民’，急不可待地把那些没落奴隶主贵族扶植起来，拼凑起一个复辟班子。”
　　１９７６年３月６日，“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克己复礼”再批判》一文。
　　这篇《“克己复礼”再批判》和《再论孔丘其人》是姊妹篇，两篇的题目都突出一个“再”字。１９７４年，他们写《孔丘其人》，“批判‘克己复礼’”，影射攻击周恩来。这个时候，他们写《再论孔丘其人》，搞“再批判”，主要矛头就对着华国锋和邓小平了。文章开头就说：“当前……再批孔丘的‘克己复礼’，是有着重要意义的。”突出地表明了他们这一次进攻，既是过去反革命活动的继续，另外又有新的“现实”的内容。
　　文章反复强调孔丘搞“克己复礼”是继承“周公”的事业，如说孔丘“到临死前还哀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丘把恢复周朝的德政作为追求的目标”；“他赞美西周的制度说：‘它多么丰富美好啊！我拥护周代的制度”；甚至说孔丘鼓吹要“戴上周代的帽子”等等。文章歪曲史实，把司马光早就说过的话安排在临死前，说什么：“司马光在临死前还说：‘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复辟派对新生事物真是集中了百倍的仇恨。”
　　在文章的原稿上，本来还有一段“用死人压活人”的话。说孔丘把鲁昭公的墓迁入祖茔，然后狂叫什么：“借这具僵尸，为他的复辟活动张目，用死人压活人。”什么“孔老二不仅使活着的奴隶主贵族旧势力重新上台掌权，而且还把死了的奴隶主贵族抬出来，用以镇压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
　　文章发表前，“梁效”和“四人帮”在《光明日报》的亲信，害怕过于暴露，又悄悄把它删掉了。
　　由于“梁效”工作得力，在这３０多人的班子中，有４人成为四届人大代表，８人出席国宴，２人出国，２人进入毛泽东治丧委员会。
　　１０月７日，“梁效”的《〈论总纲〉和克己复礼》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成为“梁效”历史上的最后一份公开记录。该文说：“《论总纲》里集中反映的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纲领，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论总纲》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是一个比《‘５７１工程’纪要》更加精致的宣扬克己复礼反动纲领的标本”，“是一篇党内资产阶级克己复礼的代表作”。
　　文章还给《论总纲》扣了很多帽子，说什么：“邓小平和《论总纲》的炮制者反对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是要为林彪和孔丘翻案”；是“‘袭用林彪老谱’，继续克己复礼的反革命需要”。还说：“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丘，他最高的理想是恢复西周奴隶制的‘礼’，要一切都按‘礼’的规定来办事”；“自孔丘以来，一切反动派不是都把革命和前进的事业叫做‘乱’，要用‘礼’来‘治乱’吗？”而“《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等等东西”，就是“作为‘治’文化大革命之‘乱’的反动武器”。在文章的结尾，“梁效”还写道：要“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把批孔的战斗进行到底”。然而，就在发表的前一天，即１０月６日，“四人帮”垮台了。随之而来，“梁效”的戏也就唱完了。

党史博览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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