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才：忘不了那些年那些事（1-4）

Gowest · 发表于 2023-4-24 01:25:46

目录

一、只有母亲的呵护

二、第一次见父亲

三、解放了的家乡

四、苦中有乐的童年

五、小书迷

六、疯狂的大跃进年代

七、挣扎在困难时期

八、相依为命的兄弟

九、失学谋生计

十、向往新疆

十一、新疆行

十二、根扎下野地

十三、耕耘在田野上

十四、牛奶·毛驴车

十五、兵团武装战士

十六、一人一所学校

十七、沉重的十字架

十八、荒唐的教师集训

十九、大清洗

二十、革命革成*

二十一、武斗·法西斯

二十二、逃亡乌鲁木齐

二十三、回乡

二十四、真假典型

二十五、失误

二十六、啃硬骨头

二十七、教师的教师

二十八、中心小学第一任校长

二十九、不受欢迎的中学校长

三十、我爱我家

三十一、 “秀才遇见兵”

三十二、进城

三十三、 “乱云飞渡仍从容”

三十四、 “柳暗花明”

三十五、家中遇险

三十六、违心造假迎督导

三十七、辞职

三十八、在贵族学校

三十九、无怨无悔

岁月流逝。

转眼间我在这个世上生活了六十多年，已历经两个社会，两个世纪，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坎坎坷坷，恩恩怨怨，稀里糊涂的过了一生。平平庸庸的一生，和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一生没有做出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经历的都是普通寻常事。然而那些年的那些事那些人却老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想忘也忘不了。忘不了呀！、

我们这一代人坎坷的经历和与命运抗争的岁月真实地留下了共和国曲曲折折前进的痕迹。从沧海一粟中折射出多灾多难，奋发图强的社会发展历史。一部完整的社会发展史，不仅有伟人伟事，大人大事，名人名事，而且理应有凡人凡事，小人小事，俗人俗事。

一、只有母亲的呵护

我天生命苦，小时候只知道有母亲，不知道有父亲。而且母亲还不是我亲生的母亲。

我的母亲姓吴，人们叫她吴大姐。我们家在四川东边的开县临江镇上。

我的母亲生在镇郊石桥子的一个织布人家里，长大了由父母做主嫁到镇上的我家。我家过去是开油榨坊的，据说我的祖父叫金* 子，年青时到榨油坊给人做工打榨，后来自己开榨油坊做油生意，才挣了一份家业。四零年一场洪水冲毁了油榨坊后，我家便一蹶不振，母亲就是在我家败落时嫁给我父亲的。

我的父亲一直在外，所以我一生从来就没有享受过父爱，只有母亲呵护我疼爱我。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又爱长疮，几次得病差点夭折，母亲经常背着我过河，到杨家坝去找一个张二先生的中医看病，总算死里逃生。天冷了，晚上睡觉母亲怕我感冒咳嗽就把我的脚抱在怀里，还在我背上呼热气。我六岁时，脸色不好，医生说是贫血，每天天不亮，母亲就带着我到屠宰场，等猪一杀掉，给我接热热的猪血喝。

五岁时，母亲就把我送到娘家石桥子杨家院子私塾读书，老师教我描红和背百家姓。私塾里我最小，常受大孩子的欺侮和玩弄，一次给我在脸上用墨汁画了大花脸，把我气哭了，私塾的老先生气得打了那个大学生的手掌。我在私塾没上多久，母亲又把我转到镇上读小学了。

母亲没有文化，但常常给我讲故事，什么“木莲救母”、“白莲教闹事”、“鲁班洞上修桥”、“牛石寨金牛屙金屎”、“垛鸡石金鸡打鸣”等等，大都是临江镇本地的一些传说。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强盗在临刑杀头前，要求他母亲让他吃一次奶，母亲让他吃奶时，强盗一口咬掉了母亲的奶子，因为他恨母亲从小溺爱他、纵容他偷别人的东西。还有就是讲朱元璋皇帝小时要饭当和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故事大都是教人行善积德、诚实为人、知恩图报、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她就是用这些故事来教我们做人。

母亲很善良，但也很刚强。邻居周老二是一个富商，在镇上专横霸道，他在我家旁边盖了一座很高的油榨坊，挡住了我家的光线，母亲去找周老二说理，人家不睬，气得母亲爬上院墙，用竹竿掀翻了周家榨坊屋顶上一大片青瓦。

二、第一次见父亲

父亲年青时是什么样子，我没有印象。从他的照片看，鼻子下的人中很深，样子很凶。听人说他爱拉京胡。父亲从小在外读书，由于家境不太好，读到初中毕业就在万县市教书了。后又考上农村合作经济学校，毕业后到四川大足县农村经济合作社工作。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五、六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有个父亲。母亲带着我到洞上河边去接他们，父亲带着四个小孩从木船上下来，母亲指着一个凶巴巴的人，让我叫爸爸，我不叫。那个人指着一个十多岁的女孩，说是我姐姐，指着两个和我高矮差不多的男孩，说是我二弟、三弟，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女孩说是妹妹。回家后，那个叫爸爸的让二弟和我摔跤，看谁厉害。而我小时候很老实，又害怕，不敢摔，二弟扑上来抱着我就摔，还抓破了脸，吓得我直哭。母亲上来把我抱走了，也掉下了眼泪。我当时心里恨死了这个陌生的爸爸。第二天，母亲和父亲不知为什么事吵了一架，父亲打了母亲，母亲也把手里的铜烟壶向父亲砸去。

不多久，父亲又走了。他带回来的四个小孩留在了家里。他给母亲说，以后每月寄钱回来，让母亲在家把五个小孩拉扯大。

我的么老子（姑姑）告诉我，这四个小孩都是你妈妈生的，你们是亲兄妹，要我待好弟弟妹妹。后来我才知道，我还有个妈妈，我也是那个妈妈生的。那个妈妈姓唐，过去是小学老师，后来在大足县政府做事。她很漂亮，又聪明又能干。她害伤寒死了，所以才把小孩送回来。原来我的母亲不生育，一次父亲到幺老子教书的大脚寺学校玩，我的生母也在学校当老师，他俩一见钟情，在幺老子的撮合下，经他母亲和我母亲的同意，当年就结婚了。生母原来也有丈夫，姐姐就是他们的女儿，不幸死了（后来姐姐来信说，她的父亲是地下共产党一个县的负责人，被国民党杀害了）。结婚后，生母在万县教书时，一胎生了双胞胎，我和二弟。我母亲找父亲和生母把我要去当她的儿子。那时我还不到半岁，母亲就让大舅到万县，从奶娘家去抱我。大舅去抱我时，还是瞒着奶娘的，听说大舅抱着我跑时，奶娘在后面边哭边追。大舅把我抱到家以后，没有奶就四处讨奶，还打米羹羹喂，硬是把我喂大了。

父亲走后却渺无音讯，不要说寄钱，几年了连信也没有一封。当时时局很乱，很多人都对母亲说，恐怕父亲在战乱中打死了。母亲不信，到处求签问卦，一次还带着我到洞上的尼姑庵求签。女师傅说，此人在东方，父子相见要胡子白、牙齿缺。父亲没有了指望，母亲只好一人挑起了全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母亲一方面纺纱，一方面卖掉了分家时分得的几亩土地，生活还勉强维持下去。

三、解放了的家乡

我们家乡是一个山川秀丽的地方，镇子旁边有条小江，过去通船到县城南河，再从南河直达长江。临江镇四周都是山，只有镇子坐落在一小块平原上。镇上原有九井十八庙，可惜大都在解放初期反封建迷信和文化大革命时破四旧毁掉了。人们感叹，要是九井十八庙保存下来，临江镇就是古镇游的最佳胜地了。

临江镇解放晚一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解放军来之前，听说要打仗，母亲带着我们兄弟，躲到舅舅家石桥子杨家院子后面的山洞里。我在杨家院子上过私塾，还看见过一些大同学在山洞里打野猫。那天晚上在洞子里呆了一夜，只听镇上响了一阵鞭炮似的枪声。第二天回家，见大街上来了很多解放军，还有女兵，还有兵带着猴子。我们家也住了一些解放军，解放军特别喜欢小孩，一个姓金的解放军还带着我到书院（解放军就餐的地方）吃了肉包子。解放军说，他也有一个象我这么大的孩子。临江镇解放时，解放军没有费一点劲，当地的基干队（保安团）没怎么抵抗都跑了。当时有顺口溜讽刺他们：“基干队，脚杆长，炮一响，翻大梁”。

解放初，解放了的人们真是欢天喜地，喜气洋洋。那时镇上农村到处都在扭秧歌、打腰鼓、玩龙灯、舞狮子，庆祝翻身解放。我和两个弟弟从家里翻出来几顶满清时代的帽子，戴在头上，用红纸染红脸蛋，也在家门口扭秧歌玩。

那时，解放军文工团在书院操场演戏，看戏的人山人海，我每次都要挤到前面去看，一连看了“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几个大戏。每次都要掉下不少眼泪。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耍龙灯和舞狮子。这里过春节不但白天玩看龙，晚上还有夜龙，又称火龙，很是惊险壮观，纸竹扎的龙身里亮着灯，玩龙灯的人赤膊上身，下面穿着短裤，披着淋湿的麻袋片，一些人用铁水打出火花，一些人点燃花炮（火药制）对着一个人的屁股上冲。有的为了整玩龙的人，许多花炮对着一个人的屁股冲，如果浇水的人跟不上来浇水，玩龙灯的人屁股就烧烂了，只好扔了龙灯把跑。有时，一条街与另一条街的火龙碰上了，还要打起架来。临江镇舞狮也很有特色，逗狮子的有大头笑罗汉，有“猴子”，有“土地公公”，互相挑逗、幽默诙谐，引得观众笑声不断。特别惊险的是，垒起五六层高的八仙桌子，狮子爬上去做各种表演，很是精彩。天旱时，临江镇还要玩水龙求雨，龙是用松柏树枝扎起的，沿街的人提着水桶向舞龙人身上泼水。

解放后，农村搞土改，到处在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分胜利果实，一些农民到镇上来抄地主的家，揪地主到农村去斗争。也有违反政策乱揪乱斗的，幺老子（解放时划为小业主成份）的佃户几次跑到家里来揪她，母亲挺身而出去顶住，和他们讲政策，我记得，母亲还带着我到三和场乡公所找了乡长，以后就再也没有来揪幺老子。

土改时，农村斗争也是激烈的。我记得，一个北风凛冽的下午，在书院操场开追悼会，摆了很多用柏树枝扎的花圈，说是一个土改工作队员被杀害了。那时九龙山上闹神兵、搞暴动，解放军去剿匪，打神兵。原来传说神兵很厉害，刀枪不入，结果解放军枪一响，都倒下了。

镇反开始了，一夜之间，川主庙关满了抓来的人，以后几天枪毙几个，都是当地的大地主、大恶霸、旧政府当官的。我胆子大，每次都要到河边看公审大会枪毙人。有一次，在河坝一下枪毙了二十个。大地主雷驼背打死了，人还不倒。那时枪毙人区里面说了算，不象现在还要通过公安局、检察院、最高法院。听说也有冤死的鬼，川主街保长原是地下党员，头天晚上还在镇里开会汇报镇反工作，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把他也抓了，过了三天，就在河边枪毙了，据说是内部斗争，被人陷害，后来也平反了。但人也活不过来了。

四、苦中有乐的童年

解放后，我家就全靠母亲纺纱维持生活了。解放前卖地的钱，大部分交给三舅帮助做油生意，结果被人骗了，钱也砸进去了。留的少部分钱也补贴光了，家里能当的东西也当光了。母亲每天纺纱都要纺到半夜才睡，有时甚至要纺一整夜，瞌睡了趴在纺纱的木机上打个盹，醒来再纺。我半夜起来小便，总要劝母亲睡觉，母亲总是说：“好，好。”但还是不停地踩着机子纺呀纺。就这样纺，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上午母亲去市场卖纱子，家里鼎锅烧着开水，等母亲卖了纱子买好米拿回家下锅，如果纱子没有卖掉，只好到邻居家借米，或者煮牛皮菜吃。为了生活，姐姐常带着我们弟兄到农村地里打猪草卖，一筐猪草可以卖到两三分钱，二弟和三弟还经常到油榨坊的垃圾堆里捡二煤炭（未烧尽的煤核）供家里烧。后来，家里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母亲就让姐姐的亲舅舅把姐姐接去了。姐姐一直在农村当农民，后来成了养蚕能手，现已去世。不幸的是二弟头上长癞子，又害肺结核，无钱医治，大约在八、九岁时就死去了。小妹在三、四岁也相继病死了。最后家里五兄妹就剩下我和三弟了。

虽然很苦，但母亲还是很精神的。那时，她在纺纱行业协会当什么委员，每天晚上组织镇上纺纱的开会学习。晚上，我和弟弟与同伴玩了后，都要到母亲开会的地方等她散会，一块回家。纺纱业里有一个女青年很活跃，记得一个晚上教大家唱“新疆是个好地方”的歌，很好听，这对我后来闯新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有一年春节，母亲还化了妆，上街玩龙灯，最后还与玩龙灯的女伴们合了影。照片上的她甩着一双大辫子，又美丽又神采奕奕。可惜照片没有保存下来。

小时候不懂事，伯父、幺老子星期天（他们是乡村教师）上街进馆子，我和弟弟常常跟踪去找他们，想吃一碗面解谗，母亲知道后很生气，不准我们去，教育我们说，人穷志不穷，你们长大要吃几多的。

伯父个子不高，戴近视眼镜。解放前在临江书院小学教过书。后来又到万县市，在《万县日报》当编辑。解放前夕回临江后在古南宫教私塾。解放后在三合场农村一带教小学。伯父很有学问，特别精通古文，一些老师还经常来请教他。在临江有很多他教过的学生，我父亲他也教过，据说开县县长也是他的学生。他爱买古文的书，我在他那里也看了不少书。如《唐宋传奇》《汉魏六朝文选》，那时我只能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我小时曾跟着伯父到他的学校玩，从临江去大约要走二十多里山路。学校在一个旧庙里，他一个人教三个年级，三十多个学生，他是校长，又是老师。伯父虽然年龄不小了，但仍很活跃，经常给学生排练一些文艺节目，节假日到各村去演出，很受老百姓欢迎。记得一个晚上我和伯父坐在他的学校前面，望着满天星空，给我讲北斗星的位置，讲太阳月亮地球星星等天文知识，他还给我讲天南海北的事，如峨眉山的佛光，讲夔门的望娘滩……。伯父不但有学问而且还会武术，临江有的把他传神了，说是功夫如何如何不得了，多少人也不能近他的身。我曾问过他，他说在成都时曾学了一点武功，但也不象人们传的那样。他每年都要到县里开人代会，他还是县人民代表，可能是统战对象的身份。伯父星期天常到临江街上来买东西，如有川剧，他也是要看了才回去。我们盼着他来，来了以后，可以跟着他下馆子，看川剧。1959年，伯父不幸中风。记得晚上，母亲组织人抬着他（当时无汽车），连夜送到县城医院抢救，我也跟着到县城去医院伺候他。抢救过来后，没有床位，睡在过道里。那时我觉得伯父太可怜了。后来县里有人知道了，才安排医院住进了病房。住院不多久，还是去世了，母亲又雇人抬回家，负责将他安葬了。

幺老子一辈子老实本分懦弱，文化不高，由于家庭困难，只上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教书。解放后又托一个同学关系，到农村小学教书。三十多岁时才和一个出身地主的教师结婚。

小时曾到幺老子教书的学校作伴。她的学校在梨园坪的一座高山上。幺老子也是一个人一座学校，学校在一座庙里，庙下是一个泉水井。每年十月，水都要涨上殿来，当地老百姓说，井下面有龙，那是龙王洗殿。幺老子白天教小孩读书，晚上教大人识字，她和当地老百姓关系很好，一些妇女常给她送新鲜蔬菜和蘑菇来，有时还端来野猪肉。我在山上经常和那里的小伙伴玩。他们带我到河沟里抓螃蟹，到竹林抓竹虫烧着吃。有时晚上还带我到看庄稼的草棚里玩。那里野兽多，包谷成熟以后，晚上野猪、猓子狸等就出来偷包谷吃，山民在庄稼地边搭上棚子，敲着锣鼓吓野兽，半夜，山上锣声鼓声响成一片。

幺老子命苦，结婚不几年，姑父因出身成份不好，1959年在明月教师集训队时，常挨批斗，后因个子高，食量大，吃不饱害黄肿病死了。幺老子生有一女，幺老子退休后，安排她接班，后因文化不高，只好安排在商业上工作，现在临江自己开店卖自行车。幺老子病多，经常头痛，从小就让我们给她捶头，常年药不断，病病哀哀也活到了八十多岁才去世。

那时，我也有很多趣事。我和弟弟常常跟着大娃娃爬树掏鸟窝，上坟地捉蟋蟀，晚上和街上的娃娃玩占国和捉迷藏的游戏，还比赛尿尿，看谁尿得远，尿得高。房子后面有一棵大桑树，我和弟弟常爬上去摘桑叶养蚕子，吃桑椹。那时我们最爱看川戏了。川剧团来镇上演戏，想看没有钱，就等着看“幕明”，等着戏演到最后几分钟，守门的开门后走了，进去看几眼。后来我们想了办法，在收票前钻到戏台子下，或躲到厕所里，等戏开演了才出来看。如戏院后有大树，就爬到大树顶上看。我们最爱看杀仗的戏，最烦衣衣呀呀唱的戏。看完杀仗的戏后，回来学着杀仗玩。小学毕业后被人介绍，还去县城考过川剧团，吃了几天的好饭，美美地看了几天川剧，虽然没有录用，但也感到幸福极了。我们还最爱听说评书，那时码头河边柳树下有几家茶馆，常常有说评书的，我们放假后，每天下午就到茶馆去，站在茶客椅子后面听说书，什么《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七剑十三侠》、《小五义》等等。那时幼小的心灵就随着说书人的嘴，在战场上厮杀、上天入地，腾云驾雾，或喜或悲或怒。

我们还经常跟着母亲到乡下几个舅舅家玩。我有三个舅舅，大舅是厨子，终身未娶，跟着二舅过日子。二舅三舅过去是织布的，土改分了土地后，就种地了。他们几弟兄还都在糖果斋铺当过工人，会做糖果、糕点、月饼。农闲时常被斋铺请去做水晶月饼。水晶月饼主要由芝麻、冰糖、桔红、玫瑰等做原料，烧烤出来的月饼又薄又甜、又脆又香，比现在通行的月饼好吃多了。

我们和三舅最亲。旧社会外婆家穷，就把母亲和三舅一同过继给了鲁家。三舅特别照顾我们，我们经常到他家背菜吃。每年端午节吃抄手，中秋节吃糍粑，春节团年都要请我们到他家一起过。其实他家日子有时也不好过，平时我在他家经常喝大麦包谷糊糊，有时没有菜，就到屋后摘花椒树叶当咸菜吃。三舅特别疼爱我，解放初期单干种棉花，那时日子好过。他卖了棉花后到馆子喝酒，他不带自己的孩子，却总是带我去。我到他家去，让我跟他和舅母睡在一个床上。我爱到舅舅家玩，在他家有时还可看到木偶戏、皮影戏，春节晚上看玩车车灯，七月看搭莲台、撒斋饼。平时还可以看到问仙娘。有一次，三舅还带我一块去挑李子卖。李子园遍山是李子树，红红的李子挂满树枝，真好看，进园后就摘李子，边摘边吃，真过瘾，李子随便吃，不要钱。

母亲也疼三舅，统购统销时，三舅家的粮食统购走以后，没有吃的，我们就从嘴里抠出来一点大米帮助三舅家。一次母亲让三舅的大儿子来，给他几斤大米，藏在他身上，让他带回家熬稀饭，没想到刚走到街口，就被街道积极分子搜出来没收了，第二天居委会还批斗了我母亲，说是破坏统购统销。虽然母亲、三舅都去世了，我们弟兄仍然铭记三舅一家的亲情。每年我们都要给幺舅母寄钱去帮助他们。

五、小书迷

六岁上小学，对小学的印象比较模糊。印象较深的是，刚上小学时，一次学校在操场上对外演出，老师让我在一个小话剧里扮演一个“儿子”角色、记得有这样一句快板台词：“苏联花布颜色鲜，做成衣服真好看”，班里的大同学当“爸爸妈妈”，主要是歌颂中苏友谊，那时全国都在学苏联老大哥。有一次老师教写作文“我的理想”，我写的理想是长大了当工程师，其实工程师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上小学数学不太好，最怕应用题。也没有人辅导。不象现在学校有老师辅导，回家有家教。在小学印象最深的是，课外活动到大黄桷树下看画书，学校一个老师在那里组织看课外书籍。我成了书迷，每天都去。我还积累了一些小画书，和小朋友们交换着看。后来又从看小画书发展到看武侠小说，千方百计到处借小说看，什么《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七剑十三侠》等等，每天沉醉于剑仙侠客里面，飘飘欲仙。我还经常到一个书摊看书，卖书的是开县城的，挑着书到临江镇摆摊卖，后来和他成了忘年交，他走哪里去，就让我帮他看书摊。记得一本《镜花缘》就是在书摊旁看完的。后来我还经常到文化站和工商联看报纸杂志。有篇故事叫《国王头上长鹿角》、是在《工商日报》上看的，至今还记得。

我还记得三反五反运动的一些情景。一个晚上，大街上许多人围着一个人打“老虎”，对那个人拳打脚踢，这边推过去，那边推过来，打得那“老虎”嗷嗷叫唤：“我有罪，我该死”。一次在真武宫开批斗会，被批斗的人赤膊上身，在台上跪成一排，一些民兵用带刺的禾麻打他们，抽得他们哎呦哎呦乱叫，只有一个姓雷的咬着牙不叫，这个人是个下苦力的挑夫，不知为啥他也挨斗，他身强体壮，从来天不怕地不怕，我在心里暗暗佩服他。那时一些干部被押着在街上找行贿的商家，有的被屈打成招，只好乱咬，他指到哪家，哪家就倒霉，其实有的从不认识，人们称这些干部是瘟神。那时贪污二千万元（现在的二千元）就要劳改，不象现在贪污几十万还没有多大事。

小学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教音乐的贺老师，他的头总是向右偏着。星期天常和他的女朋友一个女老师牵着手在街上走，弄得镇上的人们在后面吐唾沫。

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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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3-4-24 01:26:23

金正才：忘不了那些年那些事（二）
来源：中国人物传记网作者：金正才 2011年05月16日 01:46

六、疯狂的大跃进年代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不知为什么那时候一些人偏要“斫金、铄木”，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做出一些违“理”的蠢事。

五七年九月考进临江中学。一进中学，正碰上学校反右斗争。一次在饭厅开全校师生大会，批斗右派老师。一个是教化学的范老师，一个是教几何的易老师。两个老师在前面弯腰低头站着，一个个教师学生代表上去批判他们。批判会的第二天，他们就让人押着上山挑煤炭了。听邻居一个高中同学讲，这几个老师的课都教得好，同学们特别喜欢他们的课。

还有一件事很好玩。一天每个学生发一个饼子，全校学生到牛石寨下的一个坡上赶麻雀，那时麻雀被人纳入“四害”之列，动员全国人民共诛之。同学们一人拿一树枝，大家把麻雀赶到天上，声嘶力竭地吆喝，不让它着地，直到叫麻雀累死，滚下地来。麻雀的确吓得满天乱飞，但累死的却不多。好在那一次我们学生免费吃了一个饼子，许多同学刚走到地方，饼子就进肚家坝了。

第二年，在总路线光辉的照跃下，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各行各业轰轰烈烈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人们鼓足干劲，热火朝天地超英赶美，那时口号是十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到处都在放卫星、报喜讯。什么稻子亩产超万斤，玉米亩产五千斤。到处在建铁厂、钢厂、伐树林，修万猪场。

农村男劳力都上山炼钢炼铁。妇女在家搞深耕密植夺高产。学校也轰轰烈烈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学校操场成了小麦高产实验田。我们把操场挖了一米多深，全校学生积了几座山一样的肥料，一层土一层肥料填满坑，然后撒上密密的麦种，这叫深翻密植，可以放卫星。后来麦子出来了。密不透风，虽然搭了架子，大风一吹，全倒伏了，也没放成卫星。那时校园里还垒起了许多小高炉，发动全校学生捐废铁炼钢。学校还办起了养猪场、养兔场、养鸡场，学校烧煤由各班学生轮流到南山上去挑。一次学校建楼用木料，全校学生半夜出发到九龙山去扛木料，傍晚回来，一个个累得精疲力尽。

上中学时，每天沉迷在课外书籍里。中午和课外活动时间都到学校阅览室看报、看杂志，那时我感到是最好的享受。我几天借一本书，学校看，回家看，下课看，上课也看，一次上政治课，偷着在下面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老师突然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不知老师问的什么，结果所答非所问，弄得全班哄堂大笑。老师从我桌里搜出了托尔斯泰的书，批评了我，说我好高骛远，盲目崇拜“托尔斯泰”，责令我写了检查。从此，同学们就叫我“托尔斯泰”了。那时我的确崇拜“托尔斯泰”，还崇拜鲁迅。初中时我已浏览了不少中外名著，虽然很多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那时，我就立志长大了当作家、当诗人，我还画了鲁迅头像，挂在我小小的破书房里。虽然上课爱偷看课外书籍，但英语课、理科课我不看，专心听老师讲，所以中学代数几何等理化课都是四分、五分（五分制）。英语我是班上的科代表。语文、政治、历史等文科临到考试前，突击看看书，也能考出好成绩。上初中后，就开始学写诗，经常在校报上发表，可得到几张稿纸。因为爱好文学，还和高中的一些文学爱好者结为朋友，常在一起讨论文学问题。上初二时，学校举行文艺汇演，班主任张老师让我写了一首《勤工俭学颂》的诗，叫同班一个爱好音乐的女同学谱曲，由全年级合唱，获得了一等奖。后送县里汇编进一个歌颂大跃进的诗歌集了。

七、挣扎在困难时期

一九五七年，经过伯父努力，终于打听到了父亲的消息。父亲没有死，仍在大足县。他已在解放前又娶了老婆，并已有三个女儿。他在五二年三反时因贪污二千元公款，被劳改了两年。现在大足县以劳动为生。父亲的消息没有给我们带来喜悦，却给我们带来了灾难。这对母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不停地抽烟，动不动给我们发脾气。一次我和弟弟偷偷到河里游泳回来，母亲知道后，气得拿起棍子打我们。那时我们爱到河里游泳，母亲怕我们出事，不准去，为此还专门在我们腿上盖上私章。那天检查发现私章没有了，知道我们游泳了。她边打边骂边哭，说：“你们爸爸坏，你们也不听话，我活着还有啥意思……”突然她一头撞到墙上，头上流出了鲜血，吓得我和弟弟跪在地上扶着母亲直告饶，下保证。母亲纺纱也不如从前那样拼命了，她恨父亲，她每天忙着找人写状子上法院，告父亲重婚和遗弃子女罪，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可后来法院判决，说父亲是解放前重婚的，追究不了刑事责任。那时，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先是成立合作社，没多久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城镇手工业也要改造，纺纱、织布、弹棉花的也集中起来成立了纺织合作社。母亲纺的纱子越来越少，而且纱子也越来越不好卖，市场上机织布多了，而且又好又便宜，买土布的就越来越少。母亲纺纱已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好在那时我们弟兄已能挑煤炭卖，挣钱补贴家用，生活还勉强维持下去。

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随后成立了公共食堂，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敞开肚皮吃饭，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还不掏钱。一九五九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公共食堂没有干的可吃了，不久稀的也没有喝的了。我们也在纺织社公共食堂吃蒸罐罐饭，供应的粮油也越来越少，记得那时一个月分一调羹清油，泡饭吃，那是最大的享受。平常菜里没有油，水煮菜。过年可以分二两肉吃。食堂里经常发生父亲偷儿子的饭、或是弟弟偷哥哥的饭，为了多吃一口饭，夫妻吵架、兄弟打架是常有的事。本来供应的就少，再让食堂事务长、炊事员扣一点，所以总是吃不饱肚子。城市居民虽然吃不饱，但由国家供应，三顿还有吃的。农村就惨了。公共食堂也从吃两顿稀的、减到吃一顿糊糊，糊糊稀得可以照人的影子。后来这一顿也保证不了。那时农村不准家里生火煮东西吃，有人盯着，谁家房顶上冒了烟，立刻有民兵去检查，发现烧火了，先砸锅掀炉子，后押到公社队部审问。那时，人们为了生存，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偷胡豆、豌豆，有的偷种在地里的种红薯，虽然泼过大粪，洗洗照吃不误。不让在家煮，就吃生的……要是抓住了，轻则挨打游街，吊在树上示众，重则按破坏生产送进劳改队。明月大队有一对叫“盐罐”的双胞胎孤儿，父亲母亲都饿死了，弟兄俩有晚上偷地里种红薯吃，被民兵抓住，绑到大队部场上，用钉锤敲他们的牙齿，敲得他们嗷嗷大叫，满嘴淌血，幸亏生产队长过来阻止了，才没把牙齿全部敲掉。更惨人的是临江镇河对面的草街子，有一个女兽医，先是吃掉了自己的儿子，后来又把邻居潘医生家一个八岁的男孩哄到家里杀掉腌在坛子里。一天她的侄女来了，在她家里找东西吃，翻到床下面的坛子里，伸手抓到一截小孩的腿出来，吓得回家告诉了她母亲，她的事情败露后，在河坝枪毙了。那时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腿肿、脸肿，走路乏力。据说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死了2000多万人。临江农村也死了不少人。有一次放学，刚出校门，就见我们中学前面的大路上一个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我们过去一看，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饿死在了路上。那时饿殍载道，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也不奇怪了。住在明月坝的大舅、二舅、三舅、外婆、三舅家的大表弟都是那一年饿死了的。在明月大队，一家人死光的不在少数。农村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象。好在我舅舅家，舅母、表姐、表弟还都活过来了。我那时曾问过舅母，农村咋还没有吃的？舅母说五八年下半年劳动力大炼钢铁走了，虽然稻子、红薯丰收了，但家里缺少劳力收不回来，很多都烂在地里了。存粮敞开肚皮吃光了。收点粮食又让干部浮夸虚报，大多交了上去。剩下不多的粮食咋够吃呢？也有撑死的人，有一次我们到九龙山给食堂挑米，挑米的人总是要想办法倒点米出来，推成面做成面团吃饱肚子。那时候人都饿极了，一个挑米的人，一下吃了三斤多米的面团，硬是给撑死了。那时，红薯叶、野菜、树皮、树叶、芭蕉根都成了食品，听说一些地方还吃观音土，吃了拉不出来。那时人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一顿饱饭。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很荒唐。

后来，母亲被纺织社派到黄家湾踩花房踩棉花，就是用水力带动棉花脱籽机给棉花脱籽。一次我去看母亲，晚上住在那里，四面只有烂箔席挡风，冬天的寒风在外面呼呼的狂叫，盖着被子身上也觉得冷嗖嗖的。母亲一个人住在这里，每天晚上就是这样度过来的。天没亮，母亲把我叫起来，她给我弄了一小袋棉花籽，让我们回家炒了吃，还弄了几截报废的牛皮带，让我回家泡了煮着吃。她怕耽误我明天上课，让我早点回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最看重我们的学习，家里再困难，也要我们弟兄上学读书，不准我们耽误一点学习。我背着东西，从洞上回家。没想到被巡夜的民兵抓住，把我送到派出所，说我偷了公家的东西，派出所还没收了我的东西和学生证。后来，母亲在那里还为此事挨了批判。

母亲走了以后，我和弟弟到学校住了一学期，在学校吃住，学校给我们弟兄享受助学金，解决了我们弟兄的生活问题，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四元五角。学生定量标准还算高的，但吃饭依然紧张。学生八人一桌，蒸一盆饭，八个人分，为了精确，同学们用木棍制做了土天平分饭，分好后抓阄。就这样，也经常为分饭吵架，饭吃不饱，连清水菜汤也要认真分着喝。记得一个学生偷食堂馍吃，在学校公告栏里公布了他的处分决定，开除了学籍。

没有多久，母亲又被镇上下放到农村当社员。她选择到明月坝奔坎子二舅那里。那时，城镇人口上山下乡，与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教育不同的是，下乡的大都是老弱病残、无靠山无社会关系的工人、小手工业者、商人及无业人员。可能是城市负担太重，把包袱卸给农村。这给本来就无粮食可吃的农村雪上加霜。下放的人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母亲去了后，队里安排她在公共食堂做饭。我们去看她，她就把自己那一份饭给我们吃，她生怕饿着我们。公共食堂撤了后，她就跟着干农活了。她还种了自留地，我们每次去后，她都要给我们拔些菜，让我们背着回家吃。我和弟弟本来在学校住校，后来学校不让我们街上的学生住校了，我们的户口没有随母亲迁到乡下，所以仍回家住，走读上学。我们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上山挑煤炭卖。每次去看母亲，也给她买点盐和烟等日用品。母亲和我们也算不幸之中的大幸，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总算活过来了。我的一个姓魏的同学随家里下乡后，父母饿死在乡下，最后弟弟被送进了孤儿院。一九六三年，我去新疆以后，弟弟把母亲办回了镇上。母亲一生辛苦，又守一辈子活寡，因家无靠山，无男人，饱受社会欺凌，终于积劳成疾，得了气喘病，后来又发展成肺气肿，终于在一九六六年正月十一日去世。那时她还不到五十周岁。母亲去世时，我和弟弟都没在身边，我在新疆，弟弟去了云南。临江镇上的人都说她一生命苦。

八、相依为命的兄弟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虽然这一生，老天也未降大任于我，可从小就让我们弟兄稚嫩的心灵经受痛苦，瘦弱的身躯经受劳累，经常忍饥挨饿，让我们事事不顺。我们从十一二岁就开始上南山挑煤炭。第一次挑煤是好奇好玩，跟着人家到煤炭厂挑了十五斤煤炭。自那以后，家里烧的煤炭就由我和弟弟挑了。如前所述，五七年后，母亲纺纱不能维持生活后，我们就开始挑煤炭卖了，以补贴家里生活。五八年母亲下放农村后，我们弟兄就完全以挑煤为生，边挑煤炭卖边上学。那时南山上有许多小煤厂。我们常去的煤厂有新厂、温眼药、李大成、太阳庄、天宝楼等煤厂。远的还有张良臣、芭蕉沟煤厂，它们在南山顶上，路远的煤厂煤炭好，块煤多，挑到街上好卖。我们在星期六（学校勤工俭学日）星期天半夜出发，摸黑路爬到煤厂，到煤厂天还没亮，就等煤窑出煤装煤。去晚了害怕装不上好煤，煤块少了不好卖。为了挑好煤，即使在寒冬腊月天，也要用双手在煤堆里扒煤块，手指冻得失去知觉，扒起倒肷，流出鲜血。有时好不容易扒好一挑好煤，煤厂过称人生气了，要么不过称，要么给你倒掉。在煤厂买好煤挑几十里山路回家后，在街上找买主卖煤，有时转一天还卖不掉，只好挑回家，抽时间再去卖。那时挑一挑煤，只能挣几角钱。有时星期六星期天下了雨，那就只好挤上课时间去挑煤。半夜去，早上挑回来，赶上第一节课，有时迟到了还要站在教室外面，挨老师批评。怎奈一周不挑两挑煤，就维持不了生活。正如当地名谣所说，“煤炭贩子一碗米，半夜三更就搞起，落得三天麻麻雨，锅儿鼎罐倒挂起。”有时为了多挣点钱，我们一天还要跑两趟。有一次挑张良臣煤厂的煤，我一天跑了三趟。这个煤厂在南山顶上的毛丫头，最远最高，煤也最好卖。从临江到煤厂是三十里坡路，一去一回是六十里。那天我和弟弟半夜到煤厂，到下午连跑了两趟。这时又碰上一个同学让我陪他又挑了一趟，第三趟回家已是晚上了。那一天我一口气跑了一百八十里路，在临江算是创造了一个记录。那时为了生存，也不怕苦和累。挑煤最费鞋子。妈妈一年给我们做几双鞋也不够穿。为了省鞋，我们买草鞋穿，没钱买草鞋就打赤脚跑。夏天在烈日下，地下烫人，烫得双脚直跳，脚上有时烫起泡，疼得钻心，还咬着牙快跑，跑得越慢烫得越狠。冬天踩水过河，脚冻得象刀在扎。挑煤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肩上挑着重担，硬是一步一步跑几十里山路才挑到家。挑煤最艰难的，是快要到家的几里路，肩上的担子越压越重，肚子又饿，口又渴，觉得路老是走不到头，累得挪一步也感到困难。由于长期挑煤，我们弟兄的脚上肩上都是茧子。那时正是青少年发育时期，我长大后个子矮，这与我小时压担子不无关系。我们弟兄开始挑几十斤煤，后来越挑越多，一次可以挑一百几十斤了。有时，挑到路上，我们弟兄突然有一个病了，就采取“牛碾米”的办法，让病了的休息，由另一个人把自己的煤挑到前面放下，然后再回来挑病了的煤，挑到地方放下后，再挑自己的煤往前走……，这样反复不停地把两挑煤挑到家里。我们弟兄小时候就是这样相依为命，同甘苦共患难，顽强地生存着。一次挑煤炭，在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路是土路，又是下坡，道路泥泞，又烂又滑，只得冒着雨一小步一小步挪脚前行。突然，弟弟滑倒，一挑煤炭滚下了山崖，我和弟弟哭着溜下去捡回煤筐。还有一次，我和弟弟到新厂挑煤，半夜出发，快到煤厂了，天还没亮，走着走着，突然弟弟掉到崖下去了，吓得我哭着喊着弟弟，摸下山崖找弟弟，幸好弟弟掉到草丛里没有摔死，只是受了伤。当时，我和弟弟抱头痛哭。除了挑煤炭卖外，我们还搬运其他东西，这比挑煤好，不发愁卖煤炭的事。那时经常挑柑桔筐到陈家场，大约六十里路，一天挑到。一二十个挑夫走在一起，柑桔筐子象一条长龙，我当挑头走在前面，很是自豪。一次我挑红糖到万县市，一百六十里路，翻两座大山，一天跑到，挑夫们都为之惊叹。

我和弟弟相依为命，就象石头缝里的小草，倔强地生长着。弟弟比我小近两岁。他从小聪明，嘴巴能说，无理也能辩三分。他虽然在外面有些调皮，经常惹事，不时有学校的老师、街上的邻居来家告状。但回家来就老实了。母亲走后，他跟着我挑煤炭，从不叫一声苦，也从不乱花一分钱。弟弟很有孝心，我到新疆走了后，照顾母亲的责任就由他一人承担下来。虽然他小时候有些调皮，常惹母亲生气，挨打多，但他很理解母亲。据舅母说，他复学到开县城上高中后，星期天回来给妈妈洗衣服、熬药，还到街上茶馆里捡烟锅巴（烟蒂）给妈妈抽烟。弟弟命大，生命力特强，一生真正是九死一生。我和他到河里游泳，两次都差点淹死。第一次在河里被浪冲走，被一个船老大救了起来。第二次在洞上游泳，游着游着不见了，我急得哭了起来，幸亏一个劳改后回来的地主，把他救了起来。那时我就想，地主也不都是坏人。后来弟弟到云南工作后，又经历过车祸，一氧化碳煤气中毒等等，都差点要命，但他都死里逃生。

弟弟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成绩考得很好，他是班上学习尖子生。但由于父亲劳改问题，政审不合格，未考上。那时正在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回家后，仍挑煤炭，也到小学当过代课教师，还干过小工。后来，外地几次来临江招工，弟弟报了名，但都被镇里姓周的文书卡住了。一次弟弟实在气极了，找周文书讲理，一怒之下，掀翻了他的办公桌。第二年，弟弟又参加高考，这一年政策有些松动，弟弟被录取到一所大学，恰好弟弟刚刚招工去了云南。录取通知书到镇里以后，被文书卡住，退回县招办，说是此人逃跑新疆了。实际上文书是知道弟弟招工去了云南。弟弟是在云南来招建筑工人时，在居委会张代表的帮助下，才招工到云南当上了建筑工人。后来由于他积极上进，表现出色，领导赏识他的才干，调任秘书，后又当教育科长、办公室主任。改革开放以后，自学法律，辞去公职，当了律师，后成为一级律师，在当地颇有名气。如前所述，弟弟从小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胆子也大，在学校老师讲课讲错了，他就敢和老师辩论，可以说弟弟从小就具有当律师的基本素质。弟弟很重感情，特别是亲情。他对我这个当哥的很尊重，每次见面后都要给我买高档的东西，从穿的衣服鞋子，到戴的手表，刮脸的刀具，都是他买的，还给我小孩买衣服，特别是小女儿上大学，每学期都要给钱，毕业后找工作，他亲自到四川来托人。我家装电话，买房子他都给予帮助。不要说对我，他对么老子，对同父异母的姐妹，对舅母对他的岳父岳母、姨妹、舅子都是慷慨帮助。他还把失散多年，当了一辈子农民的同母异父的姐姐接到昆明去玩，他亲自给姐姐洗头。一九九九年暑假，昆明举办“世博会”，他又把我和妻子，还有四川、重庆老家的一些同学接到昆明玩，共叙旧情。二OO一年十月一日，弟弟还携一位老同学特地到新疆来看望我。同学和朋友们都羡慕我们弟兄的感情。小时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后依然情深似海。

九、失学谋生计

一九六一年秋季，国家困难波及到学校。中学突然宣布停办。那时，不但许多学校停办，很多工厂也下马，工人遣散回家。学校给我们发了一张肆业证，那时我和弟弟正准备上高中二年级。一些出身好的学生保送去上万县干部学校。其他的学生回家由当地安排。镇上少数几个同学回家后被安排到税务所、供销社、粮站、信用社、广柑站当临时工。这些安排的同学家里都有当官的。我们这些就只好在家待业了。那时我是多么羡慕这些上干校和被安排的同学，他们都有一个好爸爸。

回家后，开始我和弟弟仍然挑煤炭卖。后来一个同学约我跟他一块跑万县，做小生意。那时国家政策统得很死，动不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物资极度缺乏，不要说粮油、肉、烟、酒、糖定量供应，就是电池、肥皂、牙膏、火柴等日用品也要发票证购买。就连针、线、鞋、袜临江也买不到。可在万县市有时就可以买到。我跟着几个同学就开始跑万县。一般是吃了晚饭就出发，走一夜，翻过两座大山，天刚亮就到了万县市。在万县街上各商店排队买东西，大都是针、线、鞋、袜等日用品，运气好还可以买到劳保工作服。买好东西吃过晚饭又往家赶，赶到家里天就亮了。吃过早饭又往农村跑，我们走村串户，一家一家去推销，卖时还提心吊胆，怕被干部抓住没收。其实，农村的老太太和妇女们最欢迎我们送货上门雪里送炭。跑一趟万县可以挣到四五元钱，比挑煤炭卖要强。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万县，走到半路上实在累了，见一辆爬山的汽车走得很慢，我们偷偷爬上车厢里，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后汽车到了万县，司机走后，我们才下来。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我跑万县做生意存了八十多元钱。正好后来到新疆做路费用。六五年临江镇一工作人员给我工作的下三场发来调函，说是我在家“厌恶劳动，投机倒把做生意，牟取暴利，畏罪逃跑新疆、企图叛国投苏……”真是荒唐可笑，恶毒之极。

学校停办以后，总想找到一分稳定的工作，哪怕是下苦力也好。我曾随一个同学到很远的花园井里面一个煤厂，找他的弟弟。他弟弟在煤厂挖煤。让他弟弟找厂长收我们当挖煤工人，结果厂长说他们不缺挖煤的。后又到旁边五煤厂去找一个同一条街上的人，他在煤厂是当官的，没想到找到他，他理也不理我们。那时想当个挖煤工人就没有门。（幸亏上帝没有让我当挖煤工，有时未成之事未必是坏事）

一天，镇里召集回乡学生在镇政府开会。县里来人了解停办学生的安置情况。镇里那个工作人员先汇报了安置情况。他说得天花乱坠，镇里如何重视，安置如何妥当，他说的安置全是假话。他一讲完，弟弟立即站起来揭露他的谎言，弄得他脸一下白得像纸一样，十分尴尬。我和其他一些同学也随后站起来谈了镇里不安置回乡学生问题。这次座谈会，使镇里恼羞成怒，特别是那个工作人员嫉恨我们兄弟，以后处处报复我们。不久就要我去镇里土陶厂挑煤炭，限定时间，不去就吊销我的户口，下农村。如前所述，弟弟上大学、招工，他千方百计卡住，后来又给我和弟弟分别发了调函，对我们家庭和本人造谣污蔑，想置我们弟兄于死地而后快。

六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到土陶厂报了到。土陶厂在黄家湾里面的南山上。主要生产陶碗陶罐陶盆。报到时就安排我挑煤，就是从山下一个煤厂往山上陶厂运煤，烧陶器用。运煤工大多是受管制的人，什么地富反坏分子，小偷小摸等，我上班挑了七八天煤后，厂长见我人老实，又有文化，就叫我管理他们的伙食。土陶厂条件很差，地上睡统铺。那时吃的主要是蚕豆和高梁，高梁还要自己磨成面，做面团吃。工资一月才挣十元钱，还不如自己在家挑煤炭卖。好在十天半月回家一次，可以挑一担陶器给临江的杂货店，挣点运费。

十、向往新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九六二年元月，春节前夕，土陶厂放假过年，我回到家里。一天，一个朋友突然神秘地问我去不去新疆。我说我想去。他说，听说陈某某老师要到新疆去找对象结婚，她想约一个伴同行，并愿意帮助找工作。因为她还带着两个孩子，路上需要人帮助照顾。陈老师原来是书院小学教音乐的老师，她唱歌悦耳动听。她的丈夫曾经是我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没想到陈老师还要去新疆。原来这个朋友是受陈老师之托给她找旅伴的。我一听，喜出望外，这真是天赐良机呀！说实话，我早就有了去新疆的愿望。这几年镇上相继有一些人跑新疆，听说新疆不要户口，去了可以安排工作，那里需要大量建设人才，特别是青年学生有的去了还可以培养拿工资上中专。前面提到的母亲纺纱行业里教唱《新疆好》的女青年也去了新疆。学校停办以后，几个老同学也跑新疆去了。我那时，真羡慕那些跑新疆的人。其实，在我心中对新疆早就有了朦胧的美好的印象。流行一时的《新疆好》的歌曲，在学校图书室看到的《人民画报》上《新疆石河子新城》的图片，还有地理课上老师讲的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课本上兵团农场拖拉机耕地的图片，都使我向往那个美丽的地方。另外重要的是，我那时急于想找个工作，能改变我和家庭困难的处境。当时，母亲在农村，已无力抚养我们，就是学校复学以后，弟兄两个长期上学也是很困难的。如果我有了工作，有了工资，弟弟复学就不要再挑煤炭了。弟弟比我聪明，他将来考上大学有了出息，也就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然而当时镇里安排我在土陶厂工作，连自己也顾不上，更不要说顾家里了。何况，我也不想在土陶厂挑一辈子煤炭，断送自己的前途。“男儿生身自有役，那得误我少年时”，当时，我就想过，“人挪活，树挪死”。只有跑新疆才是我唯一的出路。从那时起我就留意新疆的资料，打听临江人在新疆的情况。然而新疆又无亲戚。所以不敢贸然行动。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当即就答应愿意随陈老师去新疆。第二天，朋友来说，陈老师也答应了。说过年以后就走。和陈老师同行的还有龙某某，也是到新疆找对象结婚的。还叮嘱我要绝对保密。那时去新疆是秘密进行的，谁跑新疆被镇里抓住，那是不堪设想。龙某某在镇上也算名人，她是镇演出队的主角，我们经常看她的戏。她的妹妹是我们的同学，她的丈夫也是小学教师，没想到她也离了婚，到新疆找对象。

过年前，母亲也从农村回来了。我把准备去新疆的事告诉了她，也谈了我为什么要去新疆的想法，母亲听了，也没有表示阻拦，只是叹气，说去新疆找出路也好，只是新疆太远了。第二天，我们一家人，妈妈、弟弟和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家的第一次合影，也是最后一次合影。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在影集里。

陈老师决定过完年，正月初四就动身。正月初三，我去和朋友蒋先骅告别，他比我高一年级，特别聪明，我们都是文学爱好者，做的都是作家诗人梦。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倆经常在一块谈诗论文。他父亲在农村教小学。母亲在家，常年有病，他们兄妹四个，他是老大，家里生活也困难，有时，他和他的二弟也跟我们上山挑煤炭。他的伯父在镇上颇有名气。在镇上开糖果店，他的房子有三层楼房，当时是临江镇最高的楼房。因为我和蒋先骅的关系特别好，所以才和他告别。没想到他一听我要去新疆，他也要跟我一块去。他当即去跟他父母商量，他父母亲也同意跟我们去新疆。

十一、新疆行

正月初四吃过早饭，母亲含着眼泪又叮嘱我一番，“儿行千里母担忧”。由于保密，母亲只能把我送出门口，由弟弟送我。没想到这一别，和母亲竟是永别。我和弟弟挑着煤筐，装着到芭蕉沟挑煤炭。走在路上我又叮嘱弟弟，要他照顾好母亲，想办法把母亲弄回来，自己不要丢掉功课，复学以后考大学等。到了平坦溪，一会儿蒋先骅和贺茂光也来了。贺是送蒋的。贺在开县师范上学，也因学校停办回来了。他也是我们的朋友，过去他家开茶馆，后来镇里不让开茶馆了，家里生活困难，他和他的弟弟（同班同学）也经常跟我们上山挑煤炭。这人很讲义气，性格豪爽。我们在平坦溪与弟弟和贺茂光话别后，就直奔开县城了。好在我倆都没有带行李，一人挎了一个小布袋。听说新疆冷，缺辣子，所以我就带了几斤辣子面，还有几本书。我们就这样离开了临江，离开了山川秀丽的家乡。然而当时除了留恋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外，对家乡一点也没有留恋之情。它对我们一家似乎太冷酷了，太不公平了。

我们走到开县城已是下午了，我们在开县城找到了陈老师和龙某某，在临江我们约好在开县城会合。第二天一早，我们到汽车站乘车离开了开县城。当天傍晚，我们到了万县后又买好去重庆的船票，第二天一早，坐船驶往重庆。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轮船，虽然坐的是五等舱，睡在最底层的大统铺里，也感到美极了。

从重庆坐火车后一路西行到宝鸡转车。在宝鸡转车的人很多，大都是四川去新疆的。等到晚上，火车一来，大门一开，排好的队伍一下乱了，人们挤在车门口，争先恐后往车里爬，还有的从开着的窗户往里爬，我和蒋先骅一人抱一个小孩拼命往车门口挤，陈老师和龙某某紧跟在我们后边，我们好不容易挤到车门口，爬上了车。这时，火车呜呜叫了几声，又要开了，乘务员硬把车门关了。只见车下面还拥着一群人没有挤上车。一个农民模样的操着四川口音在门口喊：“等一等，我的孩子还在下面！我要下车。”旁边一个人问他，你孩子多大，咋没挤上来？那人指了指掉了鞋的脚，操着四川口音说：“就这么大，挤车的时候掉在下面了。”原来，我们四川人说鞋子读普通话是孩子的音，惹得旁边人笑了。我们挤进车厢里面浑身被汗湿了。车厢里挤满了人，有的坐在座位上，有的坐在过道里，有的站在过道里，有的站在车厢两头，还有的睡在座位下面。汗味、烟味混杂在一起，车厢里面原来坐着的大都是西北人打扮，有的穿着羊皮背心，有的头上扎着毛巾。座位上两个好心人，叫两个孩子坐在了他们身边。没有座位的站着坐着或蹲在过道的，都是刚上车的四川老乡，不论穿着学生装的青年，还是头上裹着白布的农民，身着工作服的下放工人都有同一特征，开口是“啥子”、“龟儿子”、“格老子”，身不高，脸色黄。从天府之国到原本昔日流放之地新疆，都是背井离乡，到新疆去找饭碗找工作的，这不由我想起当年山西人“走西口”，奔内蒙，山东人“闯关东”奔东北。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家里活不下去，想到新疆找个活下去的地方，新疆有希望。我们一直站到兰州，车停后，下去不少人，我们终于坐上了座位。火车飞驰。有人喊，看长城，只见厚厚的土墙时断时续地在地上躺着，象一条条小龙蜿蜒着蠕动着。一会儿，又看到了嘉峪关，看到了玉门，这不由又使我想到了“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没有一棵树、一间房，全是沙子、小石头。一派荒凉景象，但是听着广播里播放着《新疆是个好地方》的歌曲，我仍然向往着，新疆有绿洲、新疆有希望。邻座的几个人都是从西安上车的，好象是唱秦腔的演员，他们是乌鲁木齐秦剧团到西安秦剧团挖走的名演员。一对青年男女一路争争吵吵，好象是因去乌鲁木齐发生分歧，女的哭闹着要下车，要回去，最终还是被同行的劝住了。同行的人中有一个是乌鲁木齐秦剧团的司机，坐在我对面。我见他很热情，一路上找他询问新疆的情况，他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介绍。从他那里知道，现在新疆找工作也比较难，只有到兵团农场去，可以找到工作，到那里去开荒，有窝窝头吃。他说兵团的前身是解放军，现在还是部队性质，他劝我们去兵团。我想，只要能找上工作，就是开荒也要去。陈老师听后也说，她未见面的丈夫来信说，他们那里现在也不好找工作。实际上，她也怕我们跟她去了，找不上工作，拖累他们。车快到哈密了，我和蒋先骅商量决定，我们不跟陈老师下车了，到乌鲁木齐找孟继孟去。火车到了哈密，陈和龙带着孩子下车了。我和蒋乘车继续前行。由于火车当时只通到盐湖，我们只好在盐湖下车，改乘汽车到乌鲁木齐。盐湖一片冰天雪地，只有车站上几间房子，还有几间小商店小饭馆。走时家乡已是春暖花开，可这里冷风刺骨。我们身上穿着薄棉衣，冻得浑身发抖，耳朵象针在扎。想解手，找不到厕所，只有露天上围着苇箔，里面乱七八糟堆满冻着的屎宝塔。脱下裤子解手，下面象刀子在割肉。这就是新疆的春天。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新疆冷的滋味。我们从盐湖坐加班车到了乌鲁木齐，身上钱已花光。我们去找孟继孟。他是川主街我家对门的一个青年学生，比我们高几个年级。临行前，我到他外婆家要到了他的通讯地址。他在乌鲁木齐粮食厅机械厂工作。我们好不容易在乌鲁木齐二宫找到了机械厂。我们进厂里找到了孟继孟，他身穿工作服，见我们后很热情。孟和我虽是邻居，因比我们大，没有和他打过多少交道，仅认识而已。只是见他经常参加镇上的宣传演出，经常在家门口拉二胡。他五八年来新疆，一来就送到粮食学校上学，毕业后分到机械厂当技工。我们从心里羡慕他。机械厂生活不错，比我们在家好多了。孟在乌鲁木齐托朋友给我们找工作，找了几天，各个工厂都不收人。孟说，他们五八年来的时候一走到哈密，到处都摆着招人的摊子，一个比一个条件好，特别是对年轻又有文化的，先送你上学校，那时招人的地方太多了，你想上哪就上哪，报完名，汽车就把你接走了。从六零年开始，城市实行压缩政策，在乌鲁木齐就不好找工作了。星期天，他带我们出去，说是找他的一个女朋友，找她帮我们先落上户口，她是派出所的。那时，街上已开始化雪，到处是流淌的污泥雪水，街上不但跑着汽车，还跑着毛驴车、马车。跑了一天，没有办成。看来，乌鲁木齐是没有希望了。最后商量决定，还是到兵团农场找谭易云去，他在沙湾农七师下野地第三农场。谭是孟的舅舅。他也是五八年跑新疆来的。孟给我们买了去沙湾的车票，还给了路费，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乘车离开了乌鲁木齐。后来，我曾多次打听他的下落，但都没有联系上。据他表弟说，孟在四清以后，下放到伊犁了。我们在危难时，他帮助了我们，我们永远也忘不了他的恩情。

十二、根扎下野地

车到沙湾县城三道河子，我们就下车了。那时的沙湾县城只有几十间平房，比起家乡的县城差远了。下车以后我们到沙湾车站想买去下野地的班车票，沙湾却没有去下野地的班车，只有步行或者坐拉货的便车。正发愁时，碰上了两个下野地第三农场的人，他们也想等去农场的便车回去。我们一听，高兴极了，总算路上有伴了，不然还要走冤枉路。他们是农场一队的，他们不认识谭易云，但知道谭易云所在的七队。他们叫我们跟着他们就行了。等到半下午，也没有去农场的便车。他倆说看来今天不会有便车了。于是决定步行去下三场。我们吃了饭跟着他们离开了三道河子沿着公路向西走去。这两个人高个姓党，甘肃人。矮个姓王，河南人。他们到玛纳斯河边找铃铛刺，农场扎磨地用的耙子。我们走到一个叫安集海的地方，天就黑了。我们离开大公路由西转向北走。一路上，也没有人家，只在远处有点点灯光闪烁，偶尔听到几声狗吠声。我们走了很久很久，脚累得越挪越慢。天快亮了，我们终于走到了下三场一队，他们工作的单位。他们安排我们在集体宿舍睡了一会。天亮起床以后，姓党的给我们送来早饭，让我们吃过饭后又送我们到前面的大路上，告诉我们，顺着大路往东走，前面是场部，过了场部再往前走，一会就到七队了。

我和蒋先骅顺着大路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终于走到场部门口，门口牌楼上面书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行小字，下面书写着“农七师下野地第三农场”几个大字。这时大门口一个人出来，我上前找他问去七队的路，他告诉我们往东走。正说着，从里面出来一辆小毛驴车。那人说：“这是七队卖牛奶的车。”说着他跟赶车的人说好，让我们坐上了去七队的毛驴车。没想到几个月后，我竟成了这毛驴车的赶车人。

到了七队后，赶车人把我们带到了谭易云家，见着了谭易云夫妇。谭易云父母在川主街开斋铺（糖果店）与我们家前门斜对门。但他在乡下务农。过去我见过他，但没有说过一句话。听说他在解放前当过伪军官。他与我的父亲曾同过学，同在我的伯父手中读过书。他的儿子和我同在开二中上学，学校停办后到新疆找父亲安排了工作。我的幺老子与谭的妹妹是好同学，所以我们两家很熟，过去我还给他写过信，但没接到他的回信。

谭叔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问了家乡和我们两家的情况。吃过午饭后，谈到来新疆找工作的问题。他说，现在这里不收人了，所以接到我的信后，也不好给我回信。我们一听，头上象浇了一盆冷水。难道我们还要回去吗？回去怎么交待，再说回去也没有路费。真后悔不该贸然行动。后来，谭叔叔给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叫我们自己到场部找人事科，就说来这里投亲戚找工作，结果亲戚调回口里了，回去没有路费，请场里安排做个临时工。要是他们不安排，就赖在办公室不走。他说，其实农场现在也有安排新工人的，只不过要有当官的关系。他的关系不行，由他出面，反而不行。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蒋先骅步行到场部，进了大门找到厂部机关人事科办公室。我们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推开了人事科的门。一个满脸笑容的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按谭叔叔教给的话，说了我们想参加新疆兵团建设，想找工作投亲不遇的情况，女同志询问了我们的情况，特别问了我们的文化程度，我们说是高中生，她听了说：“好，我同情你们这些有文化的青年，只是现在农场不招收新职工了。”最后，她叫我们等一会儿，她去找首长反映一下我们的特殊情况。一会儿，她回来了，带着我们到政治处主任办公室见一个姓张的主任，张主任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后，问我们：“你们想干什么工作？”我回答说：“想学技术。”张主任笑着说：“好啊！理发喂猪都是技术，你们愿意去吗？”我们回答说：“愿意，干什么都行。”那时我心里真的这么想，只要让我留下来干什么都愿意，决不吃回头草。张主任说，你们是高中生，在农场好好锻炼，以后会有出息的。就这样，张主任把我们留下了。这时候，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直说“谢谢”。当时，农场高中文化的还不多，这恐怕是他们爱人才，留下我们的原因。女同志又带我们到人事科填了一张职工录用登记表，给我们开了一张到七队当试用工的介绍信，我们在新疆终于找到了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女同志叫白玉华，那个主任叫张致兴。是他们改变了我们人生的命运。我们一辈子从心里感激他们。我曾经在西瓜刚下来的时候，给他们送过几个西瓜，以表示感激之情。没有多久，他们都相继调出了下三场，就再没有他们的消息。在那个年代，没有户口的外地人能找上工作，只有在新疆才可以办到。据说那时自流到新疆的有一百多万人，约占新疆人口的六分之一。新疆最先对外开放、广纳人才。新疆之所以发生历史性巨变，与这项政策的实施有很大的关系。就这样我们的根扎在了下野地。我在这里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

十三、耕耘在田野上

我们回七队后，把工作介绍信交给了姓麻的队长。麻队长叫我们三月一号上班工作。随即安排一个姓王的组长，带我们到职工宿舍，给我们安排好睡觉的床铺，床铺是土块垒成的统铺。这时候，有人给我们送来了被子、单子、褥子，随后一个人给我们送来了衣服、鞋子，还有洗脸用的盆子，王组长给我们介绍说这是队上的文司务长。宿舍里已有五六个职工。他们对我们很热情，有的送来香皂，有的拿来毛巾等，他们问我们从哪里来，问家乡情况，问我们冷不冷。他们里面有河南的，甘肃的，山东的，还有我们四川的。当时，我心里感到特别温暖，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从在火车上遇到乌鲁木齐秦剧团的司机开始，碰到的一个个新疆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都是那样热情、纯朴、真诚。

当天，我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母亲和弟弟，我在新疆找上了工作。我想，母亲和弟弟知道消息后，也一定很高兴。

离上工还有三天，谭叔叔让我们到他儿子工作的拖拉机修配厂去了一趟。他儿子谭晓明比我小，我上高中后，他还在上初中，记得他还是开二中少先队的大队长。六一年，学校停办，他就到新疆来找他父亲，那时，他父亲还在下野地拖拉机修配厂当工人。后来谭叔叔因为历史问题，下放到农场来。拖拉机修配厂很大，厂里停着许多维修的拖拉机，有红光耀眼的“东方红”，还有许多绿色、蓝色、黄色的拖拉机。谭说，下野地六七个农场大修的拖拉机都在这里维修，现在地要开冻了，农场等着这些拖拉机回去春耕春播，所以厂里每天加班加点地干，谭是钳工班的工人。他领着我们参观了工厂，晚上住在他那里谈临江镇开二中学。我们真羡慕他，当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工人。我们要能在修配厂当工人多好呀！听谭说，他们厂不收新工人，听说上面指示还要精简一批工人支援农场第一线。

公元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我们正式上班了。王组长给我们发了一把砍土镘，这工具象锄头，但比锄头大得多，是园形的，是新疆干农活的工具。我们跟着来到一块玉米地一看，哇！好大的一块地呀！一眼望不到边。农场的每块条田，都有几百亩，有的一千多亩。此时，地里的土还没化冻，象铁板一样硬。上面还盖着一层积雪。今天的工作就是清地，砍掉玉米杆，然后背到条田边上，等化冻后，拖拉机犁地整地播种。清地的人很多，有两个大组的人，大概有五六十个。砍玉米杆一人一行，有的用砍土镘砍，有的用大镰刀砍。手起杆落，人们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有说的，有笑的，还有唱秦腔河南梆子的，地头一个人在用铁皮喇叭喊着，那是文教给大家鼓劲，好不热闹。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一会儿就落在后面好远了，上午人家砍两行了，我们一行还没砍到头。胳膊已疼得不行了，手掌也磨起了两个泡。王组长见我们不会干活，下午给我们找来绳子，让我们背玉米杆，把砍倒的玉米杆收拢后背到地边，下午背玉米杆的还有一些女职工，他们背在背上象一座小山，而我们背上才一小捆，还爬不起来。王组长叫我们不要急，慢慢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王组长是个河南人，个子也不高，对我们很关心。晚上睡在床上腰酸背疼。同宿舍的老职工说：“小伙子，不要怕，开始干活都一样，以后慢慢就好了。”

清完地以后，又到地里撒肥料，地化冻以后，拖拉机犁好地，我们又去平地，打毛渠。农场虽然用机器种地，但许多工作还要人去干。

一天下午，我们组在地里打毛渠，我和王组长在一块干。突然王组长走过来说：“小鬼，赶快回家。”我感到奇怪，说：“毛渠还没打好哩。”心想，何况还不到下班时间。王组长用手向西北方一指，说，“你看，黑风就要来了。”我抬头一看，太阳还在西方照着呢！只是天边有一层黑云向上翻滚着。组长拿起口哨吹起了紧促的哨音，组里的职工们听着哨音后，提起砍土镘就往地头跑。我跟着组长跑到地头，太阳被黑云遮住了，一会儿大风呼唤着裹着沙子、石头刮过来扑在脸上，打在身上，一些职工的帽子刮到了天上。转眼天黑了，象晚上一样。刹时风沙象一群疯狂的野兽发出怒吼声，林带的杨树一根根刮断了，刮得人迈不了步，就是站也站不住了。王组长背对风沙抱住我，艰难地挪着脚步，一直挪到一个凹地里才蹲下来……那时的黑风，现在叫沙尘暴。新疆的沙尘暴真厉害。那一天生产队刮丢了几十只羊。还有几个妇女被刮到沙包窝里迷了路，队上派人找了一夜，才找回来。

三月下旬，队里又安排我到瓜菜班干活，蒋先骅仍在大田干。瓜菜组有十多个职工，大多是老弱病残的职工，谭叔叔也在里面。主要是种瓜，也种一些蔬菜。这里的活比大田要轻一些，到瓜菜组有点照顾的性质。我们先是打瓜沟，后浇水，种瓜，主要种西瓜和甜瓜。瓜苗出来后，定苗，追肥、整枝等，转眼瓜秧变成瓜蔓，瓜蔓上又开了花，结上了小西瓜。新疆的瓜很甜，这是由于新疆的气候温差大，“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日照又长。下野地西瓜在新疆颇有名气。每到七八月份瓜熟蒂落后，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来拉瓜的汽车络绎不绝。乌鲁木齐市场上热卖的“下野地西瓜”，就出在我们下野地农场。

其实，我们种的甜瓜，一种叫“白兰瓜”的更美，个圆、白皮、绿瓤、晶莹、透亮，吃着比蜜还甜。我们种的瓜产量也高，十几个人每天从早忙到晚地摘瓜，怎么也摘不完。不管谁到瓜地去，西瓜甜瓜随你吃个够，不要钱。有家的人买瓜都是用架子车拉，那时瓜才几分钱一斤。现在再也吃不上那么甜的瓜了。其主要原因，那时追的是有机肥料和油渣，还追苦豆子。而现在追的多是化肥。

这些农活我过去从来没干过，一切都是从头学起。想起来可笑，我到新疆来又成了农工，也可以说是拿工资的农民。每天天刚亮，钟声一响，就起来下地。钟其实就是挂在树上的一个旧马车轮轴。早饭、中午饭都送到地里吃，下午傍晚才收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春播动员会开过以后，地里活多了，就小礼拜改大礼拜，十天一个星期，只能休息一天，洗洗衣服，到场部商店买点日用品。虽然工作紧紧张张，但大家每天仍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劳作、不叫苦、不喊累、任劳任怨，每天除了下地干活，晚上刚吃过晚饭，集合钟又敲响了，每天晚上不是在礼堂开会学习，就是到粮场上突击剥玉米皮或棉桃。只有周六晚上可以休息，自由活动。晚上开会学习抓得特紧，一般是队长总结和安排工作，指导员传达文件或念报纸。指导员姓赵，河南人，文化低，可能是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念的磕磕巴巴，经常还念错别字。如有次念“如火如荼”，他读成“如火如茶”、“心旷神怡”读成“心广神台”。好在他念错了，也没有人提出来。学习时，职工坐在下面，很多都在打磕睡。职工实在太累了。晚上在粮场上突击干活时，倒很活跃，大家有说有笑，有唱有闹，有个职工叫李小三，河南人，干着干着，他脱掉衣服，赤裸着上身，用手掌拍打着胸背，说起诙谐的快板，如“一个强盗来偷缸，瞎子看见翻进墙，聋子听见脚步响，哑巴喊着抓强盗，瘸子追着上了房……”，每次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时还有一些河南人最喜欢唱改了词的豫剧花木兰，什么：“你要不相信，脱了裤子看……”。晚上最高兴的是，农场电影队来放电影，夏天就在礼堂外面。人们一吃过晚饭就在那里坐着等看电影了。有时农场演出队也来生产队演出，节目都是配合政治、宣传好人好事、给人鼓励的。如果场部晚上有上面剧团来慰问演出，生产队晚上就放假、让职工步行到场部去看。记得那时兵团的京剧团，秦剧团都来农场慰问演出过。

生产队的人都来自五湖四海，有河南的，甘肃的，山东的，四川的，上海的，也有江苏、安徽、贵州、辽宁的。河南人最多，主要是五六年来的支边青年或投靠他们的亲人。那时人们叫河南人为胯子，因穿大裤裆；叫四川人为耗子，因四川人吃老鼠；叫甘肃人为洋芋蛋，因甘肃人以洋芋为主食；叫山东人为大葱，因山东人爱吃大葱。虽然大家来自于不同地方，说话乡音各不同，但大家都和睦相处。特别是四川老乡更加亲热，一人有难，大家关心，互相帮助。

在农场，经常碰到老职工问我，这里的生活习惯不习惯？我说：“习惯。”是的，我没有感到不习惯。可能是由于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苦难中，所以对农场的生活很满足。工作再紧张，也比我挑煤炭好。吃的虽然是玉米窝窝头，窝窝头里还掺和着一些甜菜渣或苜蓿粉，但让你吃饱。虽然那时白面（麦面）少，但一星期还可以吃一次白面馍或是包子。平时还可以吃到河南人做的糊糊面条。菜主要是萝卜、白菜、土豆，打一份菜有时还吃不完，每星期还可以改善一次伙食，吃到一次猪肉或羊肉。中午吃菜、晚上喝汤，有时汤里还漂着鸡蛋花。在那个年代，有这样好的伙食，确实比家里强多了。这叫我怎么不心满意足，知足常乐嘛。记得我每次给母亲和弟弟写信，都给他们夸这里的生活好，叫他们放心。

那时，农场经济比较困难，经常不能按月发工资。刚工作时是试用工，工资是三十六元一角四分。一年后，转为正式工，工资是三十八元九角二分，六零年以后来新疆兵团当工人的，在北疆，大都是这个工资，人称3892部队。这个工资在当时相当于家乡县长的工资了。我每月生活费和买书等零用钱，大概要二十多元，如果发工资，可以给家里寄十五元。如果农场没有钱发工资，就发给职工十几元的零花钱，工资保留着，每月存在队里一张牛皮纸的保留工资卡上。有时零花钱也发不下来，就印瓜菜票当钱发给工人，在农场内流通，可以买瓜买菜，也可以到场部商店买一些卖不掉的商品。所以自己在农场生活倒不成问题，但就是不能保证每月按时如数给家里寄钱。如前所述，母亲回镇上后，又没有工作。只是帮人做鞋挣点钱。母亲的鞋做得特别好。每年还给我做一双寄来，至今我还珍藏着一双做纪念。弟弟仍在家挑煤炭，挣钱也不多，后来又复学到开县城里上学，加上母亲积劳成疾，还要看病吃药。我知道母亲每个月都盼着我寄钱回家，虽然她来信从来不找我要钱。那时，如果哪一个月不发零花钱，我就发愁了，有时只好托辞写报告，找生产队领导借点钱寄回家。一直到六三年七八月份，国家给兵团拨了一大笔钱，农场经济才慢慢好起来，基本上可以按月发工资了。

十四、牛奶·毛驴车

八月份，场里突然通知我参加师里办的学习班学习，虽然不知是什么学习班，但到师里的学习班学习，总是好事，所以心里很高兴。当时农场归农七师管（1975年划归农八师），师部设在奎屯，而这次师里学习班却办在十九团农场。十九团就在我场东边，是邻居。我背着行李走到十九团，在场部机关报到以后，一辆马车又把我拉到一个生产队。安排在一间大房子住下。地下铺的麦草，睡地下。这个学习班原来是学习什么新式挤牛奶法，还是兵团委托农七师办的。学习的来自兵团各师农场牧场，有南疆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的，有北疆阿尔泰、伊犁、塔城的，还有东疆哈密的，都是些小伙子和姑娘。负责办班讲课的是十九团畜牧技术员，叫薛党生。他教我们新式挤奶法，先用热水敷牛奶头，然后挤牛奶，挤剩下的让牛犊子吃。过去老式挤奶是先让牛犊子吃，把奶吸出来后，再把牛犊子拴在一边，然后挤奶。说是新式挤奶法可以提高奶牛产奶量，而且很卫生。来学习的大都是来自于牛奶场，会挤奶。我还是第一次见挤牛奶的。我原来没想到来学习班是学习挤牛奶的。学了近十天，我也学会了挤牛奶。我不由想起来农场时，张主任讲的话，这也是一门技术嘛！

学习回来，就把我安排到队上畜牧组牛奶场工作。这时，蒋先骅调到卫生队学卫生员去了，后来留在卫生队当护士。当时，我真羡慕他，他学的才叫技术，我学的是什么技术啊！卖牛奶的毛驴车把我拉到牛奶场。牛奶场夏天不在队上，还在离队上四、五里地的甘沟，牛奶场的人都住在地窝子里。地窝子就是在地下挖一个房子，顶上用树枝麦草盖上，再上一层草泥。建场初期，农场职工都住这种简易房子。地窝子有两间，一间做饭，一间住人，睡的是土炕。房子很简陋，连桌子凳子都没有。地窝子旁边是牛棚，牛奶场有三十多头奶牛，主要供应场部用牛奶。牛奶场有六个工人。组长姓张，年龄最大，五十岁左右，湖北人，他原是9.25起义的军人，原来他负责卖牛奶，他老婆在牛奶场打杂、做饭。放奶牛的两个，高个姓安，五六年河南支边青年，矮个姓卜，比我还矮，也是河南支边的，当过铁路工人，还当过志愿军到朝鲜打过仗，他经常吹过去的革命经历。放小牛的也姓安，外号“老虎”，是老安的弟弟。早上，我和他们一块挤牛奶，还是用老式挤奶办法，我学回来的先进挤奶法他们不感兴趣，嫌麻烦。挤好牛奶，吃过早饭，大家分头干自己的工作。放牛的放牛，卖奶的卖奶，在家的打扫牛棚。我去以后组长就叫我卖牛奶，他负责全组工作，并轮换着顶班，让每个人休假星期天。从此，卖牛奶的生涯开始了。

我每天起床挤好牛奶，吃过早饭赶着毛驴车，拉着一大铁桶牛奶去卖，先到队上，然后驾车到场部。那时，牛奶一公斤才七、八分钱。由于喝奶的人多，经常供不应求，场部打奶的人排着队等着我，就象列队欢迎首长，有时排队的乱了套，拥挤着抢着牛奶，有的甚至提前到半路上等着打牛奶。不过夏天牛奶多的时候，有时还得吆喝着“卖奶子”，到场部各单位转一圈才能卖完。在场部卖牛奶认识了不少人，如子女校的于老师，每天找我打牛奶给孩子喝。当时我想，这一辈子能调到学校当个老师就好了。没想到以后我真进学校当了老师，而且后来还当了于老师的校长。那时，场部的许多大人小孩都认识我，叫我卖奶子的“小鬼”。主要是我当时个子小、年龄也不大。时间长了，场部一些单位的领导，听说我是高中生，人又老实，想调我去工作。如拖拉机修理厂厂长想调我去学车工，机耕队队长想调我去学开拖拉机。我听后喜出望外。特别是开拖拉机，在家的时候，电影里看到开拖拉机的，特别羡慕。但生产队不放我走，我也没有办法。不过年底队上把我评选为五好职工，还参加了农场先进表彰及春播动员大会。五月份又评为学习雷锋先进青年，参加了场里的“五四”青年节表彰大会。那时领导群众对我的印象很好，说我人老实，听话，能吃苦，服务态度好，学习雷锋助人为乐。当时，全国正开展学雷锋运动，对我触动很大。每次到场部去，生产队的一些职工让我给他们代买东西，代寄信汇钱，还有到场部看病坐便车，我都全心全意服务，使他们满意。

我一边工作，一边抓紧时间读书学习。那时我仍然幻想着将来当个高尔基式的作家。我订了《人民文学》、《文艺月报》等文学杂志，买了不少文学理论和写作书籍。我每天一坐上牛奶车，就埋头看书。好在拉车的毛驴是老母驴，很通人性。它知道路线，哪里是卖牛奶的地点，它自动停下。走在公路上，它知道挑好路，避开坑凹的地方。前后有汽车来了，它自动让到路边上行走。如果天变了，要来暴风雨了，它自己就加快脚步往家跑。它能听懂我的话，我说走，它就走，我喊停，它就停下来，我说快，它就快跑，我说慢，它就慢行。我不在，别人休想赶它走，用鞭子抽它也不走。有一次，卖牛奶回来，我躺在车上睡着了，它一直把我拉到牛奶场才停下来。只有在它听到公毛驴嘶鸣着叫它的时候，才呼应着鸣叫着乱跑。有时卖完牛奶回来，还帮助去放小牛犊。我把牛赶到草地上吃草后，照样好看书。草地很大，还有放羊的、放猪的，记得有个放羊的小马爱唱宁夏的花儿，边放羊边唱，声音高亢激昂，很好听。还有个放猪的小段爱吹笛子，在草地上吹着动听的歌曲。天上飘着白云，地上青青的草地，羊儿叫着，牛儿喊着，猪儿在草地上追逐欢跑，好一幅草原牧歌图。

晚上，在地窝子里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坐在床上，或看书或写作，没有桌子就在腿上搁一块板子。记得那时还练习写了一些诗歌和几篇小说，给文学杂志或报纸寄出去了，但都退了回来。只是在农七师《跃进之声》报上发表过几首小诗。一次看了《老兵新传》的电影后，还想构思一部描写兵团农场创业的电影剧本。是啊！看农场的今天，整齐的条田，碧绿的林带，清清的水渠，金黄的麦浪里驶着康拜因，东方红在地里播种希望……要知道这里—下野地，五七年还是没有人烟的戈壁滩，那时这里只有野兔、黄羊、豺狼。是前辈们五七年来这里造田开荒才改变了这里的模样，成了祖国的粮仓。他们毫不逊色于北大荒老战士的功绩。是应该大笔书写他们，可是自己深感力不从心。那时在生产队文教的鼓励下，也给农场广播站写了不少通讯报道，经常在广播上广播我写的东西，这自然也引起了人们对我的关注。

七队有两个四川老乡对我特别好，一个是姓刘的木工和他的妻子，他妻子是组长，特别能干，四川岳池人，他们经常把我叫到他家吃饭。他们有个女儿在下野地管理处医院当护士，长得很漂亮，经常回家来，他们有意撮合我和他的女儿，他妻子对我说，她女儿对我有好感，让我给她女儿写封信谈谈。当时，我有些自卑，自己一个卖牛奶的，我一直未敢写这封信。还有一个是四川长寿人，姓吴，会烹饪，在伙房当炊事员，听说在家里是开饭馆的。他很喜欢我，打菜时打得特别多。他还送给我床单和一些小东西。他有一个女儿在内地上中学，他准备接来，他想我做他的女婿。后来，我调出了七队，也就没有和他来往了。

十五、兵团武装战士

1963年10月，场里调我到武装值班一连当武装战士。1962年，新疆发生了伊塔事件，伊犁塔城大量边民被苏联策动，逃往苏联。伊塔事件后，兵团进一步加强了武装工作，各农场恢复和新建了武装值班连队。值班连队农忙参加生产，农闲进行军事训练，遇到紧急情况就拉出去执行任务。新疆兵团是新疆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央对新疆一直很重视。所以兵团肩负着三个队的任务，一个是生产队，一个是工作队，一个是战斗队。武装值班连队就是三个队最好的体现。这次场里组建的武装值班连抽调的都是优秀青年。这是政治任务，所以生产队想留我也留不住。那时能调到武装值班连还是很光荣的，所以我也很高兴。当年虽然我调出了七队，七队在年底仍把我评为农场五好职工。

一到武装一连，就统一换上了灰军装，与抗战时八路军穿的一样，还发给我一支五四步枪。我被编到一排三班，班长姓张，当过志愿军，河南人。连长姓陈，刚从现役部队转业来的连长。从此，每天开始了军事生活。早上听着军号出操，上午、下午训练，主要练队列、刺杀、射击、投弹，还要到雪地里练战术，实施防御和攻击，有时还上一些军事常识理论课。半夜后轮流站岗两个小时。我们还进行了实弹练习，虽然时间很紧张，训练也很辛苦，但觉得很有意思，这辈子也总算过上了军事生活。1964年3月，场里从武汉军区来了一批转业军人，全部分配在武装一连和二连。我班分来了两个战士。四月份连队转入生产劳动。先是扒苹果树，一连原来是个园艺队，种了不少苹果树，新疆由于冬天很冻，所以入冬前要把苹果树埋上。春天化冻后才扒出。扒完苹果树，连里又安排我们三班负责种菜，因为张班长是种菜行家。当时，掀起了学习* 著作热潮，在地里干活休息，也要学* 著作。晚上还要写心得体会，每周还要开讲用会。由于我是高中生，班长安排我负责组织班里学习* 著作。我们班多次受到连里的表扬。我和班里同志和睦相处，在学习和劳动上表现突出。五月四日，我被批准参加共青团，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不久又被团里评为学习* 著作积极分子。在武装连印象最深的是保卫夏收。农场麦熟以后，场里安排值班连战士到各生产队保卫夏收。我和老杜分到一队，晚上在麦场或麦地站岗，主要是防火、防盗、防阶级敌人破坏。那时，我背着枪，在星空下，巡视在田间地头，瞪着双眼，听着地里发出的蟋蟀声，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也为自己是一名保卫战士而自豪。

十六、一人一所学校

1964年7月，保卫夏收回来，连里通知我调到子女校当老师。这真是喜从天降，梦想突然成真了。同时，调到学校的还有几个转业战士。从此开始，我就步入了教育战线，开始了我的教育生涯，在教育上从小学到中学，从教师到校长，从农场到城市，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近四十年。我也不知教过多少学生，只知道，我的学生差不多分布在全国各地。我从心里感激决定调我到子女校的人，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不过，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决定调我的恩人。

我们到子女校时正赶上学校放暑假。教师到下野地管理处中学集训学习，我们也一块到该中学政治集训。那时下野地9个农场只有这一所中学，当时，只有初中，还没有高中，是下野地最高学府。没想到后来我到这个学校当了中学教师，后来，又当了这所中学的校长。学习回来后，学校领导又对我们几个新教师进行业务培训。主要是学习备课。教务主任叫姜宁，他找来老教师的教案本，还找来教科书，让我们模仿着备课，学习写教案。开学前，学校领导安排我和一个姓张的老师到九队创办分校。同时，还有一些教师分到一队、十一队、种畜队、八队办分校。原来农场连队没有学校，连队学生从一年级开始都到场部住校。为了解决学生就近上学问题，场里根据上级指示到连队办分校，以解决连队职工子女上学困难问题。

九队分校离队部还有四五里路，在一个麦场旁的旧羊圈里。教室有两间，用土块垒的课桌和凳子。房顶有的还漏着天，条件很简陋。这就是那时兵团艰苦奋斗的作风。学校只设一、二年级两个班，我和张老师一人教一个班，一个班只有十几个学生。由于自己说的四川话，在课堂上按方言教读，用方言点名常引起学生哄堂大笑。如点学生杨新国的名，我读杨新国（gui）。弄得我很尴尬。我于是下定决心，要好好学普通话读音，学习老教师的教学方法，学习写好黑板字，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每个星期，我都要抽时间回场部子女校听老教师的课，学习他们的教学方法。读不准普通话的字音，我就请教张老师，每篇课文教之前，先读给张老师听一听，让他帮助正音，放学以后，我就在黑板上练习板书，那时我的板书也很难看。就这样，我就逐渐上路了。还有一个尴尬的事，就是每次回场部学校，一些学生过去认识我，看到我后，就说，“卖牛奶的来了。”有的还学着我的腔调喊“卖奶子呦。”

十一月，学校又通知我到十二队创办分校。随后十二队派小马车到三队来接我。十二队是农场最偏远的生产队，离场部大约有二三十里路。学校设在队部的一间办公室里，教室、办公室、卧室三位一体，校长、教师集我一身，记得伯父、幺老子在乡村小学也是一人一所学校。学生有二十多个，原来这些学生都在十七队分校走读，由于家长和生产队强烈要求，所以学校才不得不决定十二队也办分校，让学生就近上学。虽然学生不多，但有三个年级。我一个人教三个年级的课，要备六门主课的教案。除了语文、算术外，还要教自然、音乐、体育、美术课。语文、算术上复式课，给一年级讲课，二、三年级做作业；给三年级讲课，一、二年级学生做作业；给二年级讲课，一、三年级做作业。这样有静有动、动静结合地上课。中心校姜主任来检查教学，听我的复式课后，还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那时，我不但给学生上课，而且还领着学生种了一小块地，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有时还给学生排一些文艺节目，到队上给职工演出。那时，我还兼任生产队的团支部书记，参加队上的社会活动，组织生产队青年学习，带领青年业余时间突击栽树，造青年林。那时真是意气风发、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我还经常抽时间，到每个学生家访问，和家长们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学生在家不听话了，家长也到学校来找我去解决。许多家长经常邀请我去吃饭。一次我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学生和家长拿着鸡蛋，端来鸡汤、面条，不断地来看望我，我那时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学生最高兴的是，我们和十一队分校、九队分校的学生共同举行少先队活动。三个分校的学生聚集到三个学校的中心地，一个树有测量三角架的大沙包上，玩军事游戏，攻占沙包夺红旗。张老师还吹着军号，我们几个学校的老师也戴着红领巾，和学生一道爬沙包，抢占制高点……那时我们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我们分校的教师，每周星期六下午都要回场部中心校开会。我离场部最远。星期六上午一上完主课，就往场部赶，第二天下午才回学校。新疆人少地方大，从十二队到场部几十里路没有一户人家，路上行人也稀少。冬天下雪以后，路上如果没有马车经过压过，连路都没有，只好踩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地边探路边走。如果遇到暴风雪就更惨了，雪片直往脸上扑，打得眼也睁不开，耳朵冻得像刀子在割。风大了，连站也站不住，只好蹲下。有一次，因为有事在场部走晚了。走到半路上，天就黑了。走到一个羊圈旁边时，在微弱的月光下，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只象狗一样的东西蹲在前面左侧的一个沙包上，两眼闪着绿荧荧的光，我一惊，那是狼，看来那只狼想吃羊圈里的羊，吓得我一时间身上的汗毛都直了。我停住脚步，想着如何对付这只狼，我解下腰间的宽皮带提在手上，皮带上的扣子是铁的，权当武器。我用手电筒照了照那只狼，没想到这时候羊圈里的狗汪汪叫了起来。那只狼竟然自己走了，总算是有惊无险。

还有一次差点见了上帝，冬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住在场部中心校的教师宿舍里。睡到半夜，我觉得心里憋得难受，醒了，只觉得头晕头疼，想起来，动弹不了。不好！我喊醒同宿舍的三个老师，他们也都不行了。大家一下都明白了，煤气中毒了。原来宿舍是建校初期盖的窑洞式的房子，冬天为了保暖，前后窗户关死了，不通气。而取暖的煤炉跑烟，煤烟出不去，造成我们煤气中毒。幸好有一个陆老师还能动弹，他挣扎着起来开了门，呼叫旁边宿舍的老师来救人。原来和我一块在九队分校教书的张老师进来后，把我扶出窑洞，在宿舍门口的雪地里转圈，说：“在外面转一转，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就好了。”真的，转几圈头就不晕了。没想到我拖着的鞋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光着脚板在雪地走也不知道，脚已冻得失去了知觉。张老师把我扶到学校医务室，发现脚已冻肿了。有人说：“赶快到炉子跟前烤一烤。”校医王医生说：“千万不能用火烤，火一烤，脚就坏了。”她叫人到雪地里装了一盆雪，然后她抓着一把一把的雪，搓我冻肿了的脚，开始我也不疼，搓呀搓，一会儿，我的脚感到有点疼了，她才说：“现在你的脚可以保住了。”后来，我厚厚的脚板皮全掉了，重新长出嫩皮。我这双脚多亏王医生有经验，要不然就成了残废人。我从心里感激王医生。文化大革命时，学校红卫兵说她是旧军官太太，受尽了折磨、屈辱，好人遭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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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3-4-24 01:27:02

金正才：忘不了那些年那些事（三）
来源：中国人物传记网作者：金正才 2011年05月16日 01:41

十七、沉重的十字架

一九六五年元月寒假，各分校教师全部集中到场部中心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上面还派了工作队的翁某某到学校负责学校的社教运动。学习了文件后，学校领导和每个教师开始“下楼洗澡，放包袱”，也就是每个人对照着文件中规定的政治标准，在全校会上进行自我检查批判，然后接受群众批判。问题少的一次就可以下楼，问题多的几次也下不了楼。只能一次一次进行自我批判，接受群众批判。当时学校下不了楼的，一个女老师，扬州人，说她爱打扮、娇气、傲气、资产阶级情调严重；一个是语文教研组长，河南人，出身地主家庭，学校语文权威，对学生灌输封建主义思想；一个算数教研组长，四川人，出身地主家庭，学校算数权威，崇拜苏修凯洛夫教学法。这几个人下了几次楼也过不了关。那个语文教研组长下不了楼，最后竟吃六六六粉自杀，后经抢救才没丢命。在运动中，还批判了一个教低年级语文的老教师，这个老教师经常在学校上示范观摩课，课堂教学生动形象活泼，学生在课堂上十分活跃，我每个星期都要回中心校听她的课，我就是从她那里学会上课的。她是学校公认的好教师。没想到这次也受到批判，主要批判她的“母爱”教育，说她不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那样宠爱，是培养资产阶级的花朵。她的课堂教学是搞花架子。后来这个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吓成了疯子。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人妖颠倒，是非混淆”。运动结束后，把几个问题严重的教师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一个副校长也是地主家庭出身，据说生活作风有问题，也下放到沙包窝生产队劳动去了。这是学校社教运动的伟大成果。把他们清理出了教师队伍。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后，才平了反，调回了学校工作。由于我刚进学校，而且又在分校，没有给人留下多少不好的印象，所以我一次就下楼了。虽然一次下了楼，但在这次运动中，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因为这次运动特别突出人的出身成份和社会关系，这次重点批判对象几乎都是所谓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自己家庭成份虽是小手工业者，但父亲贪污劳改过两年，那时我已知道父亲的问题，虽然自己从小就和父亲断绝了关系，至今也不认识他，而且在社教运动中已在自我批判中检查过，但总是逃不过劳改犯的儿子。那个年代，一切看出身成份和社会关系，不管你工作能力再强，表现再好，你都是不可靠的人，注定你一辈子没有前途。父亲不但遗弃了我们，给母亲精神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使我们生活遭受痛苦的磨难，而且因为他劳改问题，使我们弟兄在唯成分论的年代，政治上也受到严重的伤害，想入党，没门，弟弟考上大学也因他的问题卡住了。他在大足生养的三个女儿也因他两年劳改的问题，在那个年代也抬不起头来。我过去恨他，宣布和他断绝父子关系。虽然断绝了关系，在那个年代照样把我和他的问题连在一起，翻不了身。那时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有一个好爸爸的人。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批判了过去的极左路线，实行政治上平等，我们才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一九七九年，我回家探亲时，专程到大足县看望了他。那时他头发已白、牙齿已缺，应验了母亲带我在尼姑庵的签语。父亲跟着他二女儿生活。第二天他带着我上宝顶山参观著名的大足石刻。一路上他向我道歉，说他遗弃我们弟兄有罪，请我原谅他。他说老天也报应了他，让他含冤劳改了两年，丢掉了公职，劳改出来后一直靠打石头、挑石头为生，折磨了他半辈子。他说他根本没有贪污那两千元，当时他是土产公司经理，因和书记不和，书记陷害他。现找了组织，答应为他平反。后来我和弟弟都原谅了他，在某些方面也理解了他。我们每年还都给他寄些钱帮助他养老。父亲因病于九二年逝世，终年七十七岁。二OOO年，经弟弟牵头，我们弟兄和大足的几个妹妹在成都相聚，共叙亲情。

在这次运动中，自然而然地把来新疆的途径的人分成几等，第一等是解放进疆的子弟兵和近几年的转业军人，第二等是解放前进疆的“九二五”起义人员（新疆九月二十五日* 的旧军人），第三等是* 、河南、上海等地来的支边青年和分配来的干部、学生，第四等是自动来疆工作的人员，又叫盲流，客气一点叫自流人员。第五等是劳改进疆的刑满就业的新生员，第六等是劳改进疆仍在改造的劳改犯。自动来疆工作人员很受歧视，虽然社教后期兵团文件说对自动来疆人员叫自动支边。但实际上，组织内部很明确，自流人员不能提拔领导干部，一般情况也入不了党。象我这样能调到学校当老师，就是很幸运的自流人员了。实际上自流人员里有很多人才，大都素质比较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破除了唯成分论和以来疆途径用人的旧组织框架，唯才是举，一大批自流人员脱颖而出，许多提拔起来成了连、团领导，甚至还有的当了师长，我们农八师原丁师长就是从四川三台来的自流人员。全国著名诗人杨牧也是从四川渠县来的自流人员。自流人员在新疆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当时，“自流人员”、“盲流”就象一顶沉重的铁帽子，压在自动来疆参加新疆建设人员的头上，让你抬不起头，挺不直腰。我是自流人员，虽然我对外说是来找叔叔工作的，但内心很自卑。“屋漏偏逢连夜雨”，更糟糕的还是在社教后，老家临江镇给我团发来了一封调函。当时我还不知道。由于我在十二队分校的表现突出，生产队领导和队上群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965年底队上把我评为先进工作者，报给了中心校和场组织科。同时,党支部又决定发展我入党。生产队指导员给我谈话，让我靠近组织，写了入党申请书。入党，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那时的青年，谁不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只不过自己头上压着自流人员的帽子，还有父亲的问题，所以一直不敢向组织提出要求。然而，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六六年三月份场里宣布表彰先进时，却没有我的名字，入党的事也石沉大海。还有一件事，和我一同调入学校的几个教师转为正式干部，而惟独没有我，这一连串消息，使我想到，糟了，哪里出了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生产队一个领导从侧面告诉我，说我家来了调函，说我在家有问题，直到文化革命开始后，对立派场机关“井岗山”总部揭老底战斗队公布了我家里的调函，主要内容是父亲是国民党旧政府人员、贪污劳改犯，本人在家厌恶劳动，大搞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畏罪潜逃新疆，企图叛国投苏……。后来得知，这个调函就是临江镇那个工作人员写的，真是恶毒至极。弟弟那里也发去了更加恶毒的调函，家里来的调函说我有这么严重的问题，难怪农场要取消我的先进，更不用说会让我混入党内和干部队伍。那个工作人员为了报复我们弟兄，真是害人不浅，卑鄙至极。他一纸调函险些断送了我们弟兄的前途。父亲问题、自流人员，老家的调函让我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我的好朋友，一同闯新疆的蒋先骅镇上也来了颠倒黑白的调函，由于他的家庭成份和自流人员的身份，也同样受到了歧视。1966年春节，他被卫生队排挤，抽调到南疆农三师去开发新农场。他在南疆也受了不少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才得到解放，被提拔为团场医院的院长。后来他调回故乡，到万州市工作。现退休和妻子在上海养老。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多少人都要被那一纸调函含冤终身。“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棋是也”（战国策.秦策）。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文化大革命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贯穿的一条极左路线发展到了顶峰，物极必反，乱极必治，极左路线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和社会生活中没有了市场，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恐怕很难有今天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改革开放。

1966年元月底，学校放寒假，我们集中在场部中心校学习，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母亲病逝。母亲是在正月十一日病逝的，这之前，接到过母亲病危的电报，由于学校还没放假，路途又太远，所以只电汇了钱回家，让母亲住院治病，没想到才十多天，母亲竟然走了。母亲刚近五十岁，还不满五十周岁，就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时，我和弟弟都没有在她身边，至今想起来，这是我一生的最大遗憾。

十八、荒唐的教师集训

公元一九六六年春，全国开展批判《海瑞罢官》，接着批判《三家村》，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七月份，学校一放暑假，下野地各农场全体教师集中到管理处中学，参加教师集训。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教师集训开始。随着我们到中学的还有农场派出的工作组，工作组大多是转业战士，组长是农场政治处王副主任，负责领导学校的运动。我们先是务虚学习，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教师们开始用大字报大揭露大批判，主要揭露批判校长、教导主任在学校推行反动教育路线的滔天罪行，同时，还批判教导主任写的《抓现金》的剧本，校长潘文让是从甘肃参军进疆的。主任姜宁是从北京参军进疆的，他们还都是子弟兵，后工作队又鼓动教师互相揭露批判。我和陈建章等几个教师一起，成立了铁扫把战斗小组，用大字报揭露批判校长、主任。那时，谁不起来揭露批判，谁就有问题。大字报大多是一些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的东西。如有张大字报说姜主任有次白天提个马灯到办公室，这是污蔑社会黑暗。说潘校长带着学生在校园花圃除草，这是培育资产阶级香花毒草。批判最多的教师是一个上海教师，因抄家时搜出了他同一个女教师谈情说爱的日记。那时工作组带领一些积极分子到一些教师家抄家，检查了所有教师的教案本，千方百计找教师的问题。一时间，中学墙上到处张贴着大字报、大标语，还有许多漫画。开始，中学揪出了教导主任在饭场批斗，接着，下四场、下五场、十九团农场、沙门子农场各个学校都在吃饭时，揪出了一些校长、主任，还有教师，进行了批斗。我们学校也在饭场批斗了校长、主任。站出来批斗的都是工作组培养的积极分子。集训队大批判，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工作组又从农场选了学生代表来集训队参加揭露批判。那时许多领导和教师虽然批判着“牛鬼蛇神”，但同时又提心吊胆地生怕把自己揪出来。九月十八日全集训队在处部小礼堂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只要下面写一个条子递上主席台，主持人一念条子上的名字，谁都被揪到台上示众。有的刚写好条子递上去揪人，没想到人家写他的条子已念到他的名字了。一时间，揪到上面示众的“牛鬼蛇神”挤满了主席台。台下的则人人自危，生怕别人写自己的条子。我校吴纪安、边某某、刘某某等四五个教师也被人写条子，揪上台示众。会后，十九团农场一个姓赵的老师被揪上去示众后，因惊吓，竟在处中学办公室上吊自杀了。九月一日该开学了，我们仍然在集训队搞运动。十月十九日，贾付师长来到集训队，召集教师大会。他在会上义正词严地说：“教师集训队方向错了，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违背了* 的革命路线，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革命教师要起来造反……。”这是一把火，这把火点燃了广大教师心中的怒火。当天晚上，各农场教师纷纷起来造工作队的反。十月二十日，我校吴纪安带着几个教师写出了炮轰工作组的大字报，并敲锣打鼓，高唱“造反有理”的* 语录歌，送到工作队，要求罢工作组的官。一些教师们也写出大字报表示支持吴纪安的革命行动。学校工作组被迫在教师会上做了检查，交出了教师分类排队名单，后来场里把这次反工作组行动称为“十二零事件”。不几天，集训队宣布解散，各农场教师回校复课闹革命。

十九、大清洗

教师回农场后，工作组向场部党委作了汇报，并整写了三万余字的有关“十二零”事件，反工作组的材料上报场党委。政治处王副主任到学校总结了反工作组的十二个问题，硬逼着参加“十二零”事件的教师向工作组赔礼道歉。经过场里对学校半个月的整顿，将学校二十多名教师清洗出教师队伍，下放生产队劳动。同时,从生产队抽调一些转业战士及其家属到学校任教师,改变教师队伍成份。那是叫掺沙子。清洗出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多，被清洗的教师要么是反工作组跳得最高的，要么是所谓家庭有问题的。我也是被清洗的一个，这是我早预料到的。我反工作组跳得不高，主要是家里调函的问题。他们本来把我下放到种子队，后来我教书的十二队领导知道后，很同情我，他们到场里要求，让我回十二队劳动。回十二队后，崔队长让我做文教的工作，不让我劳动。队里的领导和家长说，场里真是胡整，这么好的教师怎么不让当老师。他们还是那样尊重我、信任我。虽然我被清洗出教师队伍，但内心深感欣慰。我每天到地里，拿着喇叭筒喊着，给职工们鼓劲，组织开展劳动竞赛，颁发优胜流动红旗。收工回来出黑板报，给场广播站写通讯稿，表扬好人好事，晚上开会，有时领导让我教职工唱歌，有时让我给大家读报。一时间，队里生产劳动热火朝天。劳动竞赛把职工的劲鼓得足足的。队上有了生气，工作更有起色，生产队领导十分满意。

二十、革命革成*

哲人说：“如果在人生的道路上遇上了‘红灯’，而不得不停止前进的时候，你要坚信——红久必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我们下放的教师又被通知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原来中央有文件，被工作组迫害下放的要平反回原单位闹革命，开始场党委扣压文件，拒不执行。后来师直子女校革命教师来我场造了场党委的反，场党委才被迫执行中央文件把下放的教师调回场学校。那时，全国学校已停课闹革命。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我和几个老师到师部奎屯参加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们被师部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所感染。返校后，参加了吴纪安组织的“小教红色造反团”，学校其他教师也组织和参加了“十二零”革命造反队，“捍卫* 思想造反队”等战斗队。那时，农场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怎么开展，在吴纪安领导下，我们组织在场里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当时，在全国文化革命如火如荼的形势下，我们组织按照《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精神，用大标语贴出了我们组织的战斗口号，“核弹猛炸场党委，炮打张连升（政委），打倒张长林（主任），火烧王魁修（集训队工作组长）”。不久，农场各单位也纷纷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场部贴满了炮轰场党委的大标语、揭露批判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我们联合了一些群众组织还召开了批判大会，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影响下，我们红色造反团又联合观点相同的其他群众组织，夺了农场广播站的权，成立了“红色造反者广播站”。吴还逼政治处张主任交出办公室钥匙，拿来了全场干部分类排队名册，并砸了干部科长办公室，拿来了一些材料。那时，我们红色造反团在场里闹得最欢，跳得最高、影响也最大。当时，吴纪安造反精神很强，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我的好朋友陈建章也充满革命激情，紧跟吴纪安革命造反行动。他们倆都在师部住了一段时间，所以受师部影响很大。我和王承国老师有些保守，担心这样闹下去会出事，劝吴和陈要冷静、理智，我们组织不要太出风头。吴和陈根本不听我们的劝告。他们紧跟* 的战略部署，捍卫* 革命路线忠心耿耿、敢冲敢打、敢作敢为，一心想把我们组织树成领导农场文化大革命的一面旗帜。那时，吴让我负责广播站。广播站夺过来后，我负责编排每天广播的节目，主要是转播中央台的广播节目，还广播一些报纸上的文章，也广播少数传单。广播站好夺，夺到手上又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夺权以后，对立派一些组织坚决反对，他们大字报大标语传单满天飞，说什么接管广播站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右派夺无产阶级的权”，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更麻烦的是，对立派组织大多是机关掌权的人，他们千方百计想陷害我们于不义，他们唆使广播员罢工，拒不给我们广播。如果广播站不响了，那问题更大了，那是破坏宣传* 思想。在这关键时刻，还是我们组织的一个上海青年教师，学校团支部书记张老师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广播员。他们又唆使电站人员给广播站在电压上捣鬼………，那时，我每天守着广播站，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广播出问题，承担破坏* 思想宣传的责任。二月十五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转业军人造反团”和四个武装值班连队发出联合声明，要我们交出广播站，当晚，场里就收回了广播站，这下，我反倒松了一口气。

三月二十一日，农场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实际上完全由机关“井岗山总部”控制。在会上，提出了“横扫牛鬼蛇神”的口号，宣布我们“小教红色造反团”为* 组织，给予取缔，并在会上把吴纪安打成现行* ，在会上当场逮捕。那天，我和陈老师正在十二队分校，那时，生产队盖了新学校，学生也多了，我和陈老师一人教一个班，听到消息后，晚上我和陈建章躺在床上一夜都没有合眼。陈建章是河南人，父亲五六年支边来疆，他六四年从奎屯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我们学校，他一来，我俩一见如故，话就说到一块了，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就象亲兄弟一样。从集训队开始搞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我们一直在一起战斗。我们躺在床上，回忆我们红色造反团成立以来的所作所为，我们都是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做的，我们是在捍卫* 的革命路线呀！凭什么把我们打成* ？虽然我们组织的行动有些过火，但我们每一次行动都是紧跟* 的战略部署呀！我们想，我们这下完了，成了* ，这一辈子的前途就彻底断送了。我们才二十多岁呀！第二天，我们被通知回中心校停职检查，接受批判。当时，学校原领导都被停职靠边。领导学校运动的是场机关以转业战士为主的“井岗山总部”群众组织的头头，还有他在学校的下属组织，“捍卫* 思想战斗队”的头头陆老师。我和陈来到场部，场部到处贴着大标语：“红色造反团是* 组织”、“打倒现行* 分子吴纪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有中伤污蔑攻击红色造反团的大字报，其中有井岗山揭老底战斗队公布的档案资料，主要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当然很多是捕风捉影、夸大其词的东西，我们小教红色造反团十几个人，不是出身成份问题，就是社会关系问题，包括叔父、外公、外婆、表舅、表姐等等，出身、社会关系没有问题的，就是蜕化变质分子。如前所述，公布我的就是家里调函上的问题。在商店门口，一个身穿黄军服、头戴黄军帽，臂带“红战士”袖章肩挎语录包的一个老头，手拿一本* 语录，一会儿读* 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会儿呼口号：“红色造反团是反动组织！”“打倒* 分子吴纪安！”“横扫牛鬼蛇神！”一些人在前面围观。听人说，这是五队一个疯子，他每天上午都在场部表演，那时疯子也会见风使舵。我和陈一到学校，就被勒令戴上“向* 请罪”的白袖章。当时，戴这种请罪的白袖章除了我们“红色造反团”、“十二零”战斗队成员外，凡是和我们组织同观点、有联系的群众组织成员，大约有二百五十人都戴上了白袖章，走在场部随时都可以看见白袖章。第二天，陆某某和学校红卫兵头头（学生）在一间教室里审问我和陈，他们审完陈后，才让我进去，他们要我交代跟吴纪安干了哪些* 勾当，做了哪些反* 思想的坏事。我说没有。红卫兵头头带着几个红卫兵对我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完后，红卫兵头头拿绳子来要把我吊起来，陆某某过来制止了他，责令我回宿舍写交代材料。过了几天，陆某某来叫我回十二队上课，边上课边写交代材料，陈仍留中心校接受批斗。原来十二队学生无教师上课，家长反映很大，生产队领导通过场里要我回去上课。当时，我算最幸运的了。吴纪安关在农场监狱里。陈老师在中心校劳改，随时批斗，在随后“井岗山总部”召开的批斗吴纪安* 罪行大会上被揪上台批斗。陪斗的还有一些“9.25”起义的干部，以及和我们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在批斗会上，学校教师刘金兰因为不举手呼喊“打倒* 吴纪安”的口号，被“井总”打成现行* ，也受尽了迫害。自“三二一”大会后，农场各单位纷纷按照“井岗山总部”的部署，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各单位支持过红色造反团的群众组织，被打成“* ”组织或帮凶组织。许多领导干部业务干部被罢官，甚至许多职工，如组长、赶大车的、拖拉机驾驶员、炊事员也被“罢官”，赶到大田里劳动。当时学校是教师斗教师，学生斗教师，还有学生斗学生，一些学生也被红卫兵勒令戴上白袖章。农场一片白色恐怖。那时，我很佩服吴和刘的硬骨头精神。在“三二一”大会上，吴纪安被揪到台上示众时，他面对* 像昂然挺立，台下喊“打倒吴纪安”，他在台上喊：“* 万岁”、“誓死捍卫* 革命路线”，要他低头认罪，他拒不低头，说：“决不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低头认罪。”警卫上去拉他面向台下认罪，他硬是不转向，始终面向* 像。在井岗山总部宣布他的所谓“* 十六大罪状”时，他拿着* 语录本高声朗读* 语录。逮捕他时，几个警卫把他打倒在地，给他戴上了手铐。下午又用枪杆子顶着把他推到商店门口，向几百名游行的武装战士和群众示众。四个武装连战士手持步枪机枪、六0炮，* 口一齐对着吴纪安，进行示威。吴面对示威仍然大义凛然、高昂着头。把他关在监牢里后，他戴着手铐，还用鸡毛杆蘸着红汞抒写了一首一首歌颂* 的诗歌，他还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了“祝* 万寿无疆”的血书。在六十四天监牢生活里，天天读《* 选集》。那时的吴纪安就象《红岩》中的江姐，《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只是由于历史扭曲了年青人的革命热情。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谁会想到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那时多少年青人的天真、淳朴，对革命的忠诚，对领袖的忠心，可惜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这能怪年轻人吗？那时，至上而下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极左路线，迷糊了多少人的眼睛，误导了多少人前进的方向，真是可悲可叹！这条极左路线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发展到五八年三面红旗下的大炼钢铁，浮夸风、共产风、公共食堂、五九年的反右倾，六二年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至六四、六五年的四清运动，最后发展到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极左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那个可怕的年代甚至出现了许多荒唐的事件，试举几例。

那时，人们每天上班前集体站在* 像前向* 早请示，一个一个对* 像说，今天要干什么革命工作，晚上开完会回家前又要站在* 像前，一个一个向* 汇报，今天革命工作干得好不好，干得不好还要斗私批修。我们是* 组织的，在中心校学习时，我们不但要在早请示、晚汇报中请示汇报工作，还要向* 他老人家请罪。那时，八队一个老职工，没有文化，外号张迷糊，在一天晚上汇报时说：“敬爱的* ，你的亲密战友张某某向您汇报……。”他本来要说你的战士，一慌说成你的亲密战友。接着他又说：“你老人家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怕就怕鬼敲门……”，旁边的人一听，都忍不住笑了，一个年青人提醒他：“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才又改过来。这天，他因工作失误受了组长批评，心思集中不起来。组长听后，向上级汇报，说是反对林付主席，篡改* 语录，是现行* ，后抓到场部关进了监狱。

那时，每天要跳忠字舞、唱语录歌。一个生产队的一个女职工，没有文化，又出身地主家庭，一天开会时，唱语录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她却心不在焉地唱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旁边的人一听，立即向指导员汇报，就这样被打成* 。

那时，体育老师上体育课喊口令，只准喊“向左转”，不准喊“向右转”，要转成向右转的方向，只得连喊三次“向左转”。“向右看齐”也不能喊，只能喊“向左看齐”。

1967年6月，兵团党委接到我们的控告信，几次派人来我场调查后，做出了为我们平反的决定，责成农七师党委为吴纪安和我们平反。七月份，兵团党委和农七师党委派工作组来我们场，督促平反工作，工作组排除“井总”的各种干扰，为我们组织和吴纪安平了反，并督促场党委和“井总”作了检查，终于摘掉了压在我们头上的* 帽子。场党委被迫撤出了派到学校镇压革命群众的工作组。受迫害的组织又写出一张张大字报，控诉和揭露场党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处于夭折的下三场文化大革命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二十一、武斗·法西斯

哲人说：“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

农场的八月，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农场文化大革命随着新疆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群众组织按照拥护自治区的两大派观点，分成两派，我们赞同自治区少数派的观点，在农场也是少数派。以“井岗山”总部为代表的“红战士”是多数派的观点，在农场掌握实权。他们在全国武斗风的影响下，对少数派群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他们制造了“九三O”“九六”“九二O”等一系列武斗事件，许多不同观点的群众遭到毒打。特别是在当时部队支一派，打一派的情况下，一个姓方的军队干部到农场给多数派做报告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在十一月五日全副武装乘着汽车，和下野地其他农场的多数派一起，血洗了下四场的少数派群众，回来后又围攻了处中学和二队，造成了多人伤亡。一些领导和群众看不惯他们搞打、砸、抢，也遭到他们的迫害。农场张政委是个老革命，在“三二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被他们称为左派干部。就因为他后来不支持他们搞武斗，就被他们打成“三反分子”，戴上了脚镣手铐，场长副场长都被靠边，许多连队领导也被他们撤职靠边。特别残忍的是，他们还私设监狱，私设公堂，运用中美合作所的各种刑法，残酷迫害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他们无中生有的编造了什么“暗杀计划”、“特务组织”、“青年党”，以追查为名，想整谁，就整谁，他们施用压杠子、老虎凳、灌辣椒水、跪三角铁、过电、倒挂金钟等一百一十种酷刑，十七人被整死，五十七人被整成残废。兵团著名开荒英雄、全国劳动模范汪营长也被他们打残了一支胳膊。在场中心校，校长、主任、刘金兰、王医生等也受尽折磨，刘金兰、王医生的头被剪成了阴阳头，红卫兵逼着他们喝尿、吃虫，逼着他们不停地在操场上跑圈，脖子还套着火炉盖，不听他们的，就用鞭子抽，棍子打。什么法律、良知全抛在九霄云外。那时一些人没有了人性，完全由疯狂的兽性所支配，可悲、可恶。当时，吴纪安、陈建章幸亏逃离了农场。他们大多住在师部奎屯和乌鲁木齐，才免遭劫难。我在十二队分校上课，场中心校的左派们也没有找我的麻烦。我算是幸运的。不过，为了向兵团党委反映农场的情况，我拟写了材料，曾经两次冒着危险，骑自行车奔到奎屯，把材料交给吴纪安他们。那时，我把材料藏在自行车座下的钢管里，天不亮就从十二队出发，先骑车到安集海，然后再从安集海转乌伊公路到奎屯。从十二队到安集海全是上坡路，骑车很费劲，本来下三场有直接通奎屯的公路，但不敢走。这样走有一百五六十公里路，那时，很少有人骑自行车去奎屯。我一路又累又渴又饿，走到奎屯已是傍晚，那时的我，也不知为啥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是激情，是一种为正义而战的革命激情。现在看来，也是可悲的激情。

二十二、逃亡乌鲁木齐

自从农场分成两派观点后，十二队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主要领导几乎都被靠边。新调来一个副指导员当家，指导员姓苗，有三块金牌，转业战士、贫下中农、共产党员，但只有初小文化，还是个二杆子，有的地方叫二百五，但他很左，每天拿着铁皮喇叭筒（那时连队还没有扩音设备）爬到房顶上喊口号：“某某某是好书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骂少数派观点的群众。他公然操纵多数派观点的头头在机务房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少数派群众，说少数派是反动组织，把少数派负责人戴上脚镣手铐。他们还把十七队少数派观点的负责人弄来吊在房梁上毒打，施以压杠子、坐老虎凳、顶砖头、跪三角铁等法西斯刑罚。每天晚上，机务房都传出“哎哟哎哟”的惨叫声。他知道我是少数派观点,虽然我从不参与队上的文化大革命,但对我仍不放心,每天晚上派人到学校站岗，监视我。那时，我一人教两个班，都是一、二年级学生，他们还不会象中心校高年级红卫兵学生那样斗老师。只是受家庭和社会影响，一些学生欺侮新生员子女。有一次，一些多数派家长的孩子，把一个新生员的孩子捆起来，边打边批斗。我知道后，上前制止了他们，并批评了几个带头的学生。我又集合全体学生宣布，大家都是同学，学校决不允许学生斗学生。那几个受批评的学生回去告诉了家长后，家长对我很不满意，找到我，说我包庇新生员子女，欺侮好学生，立场有问题。他们找苗指导员告状，说我在队上煽阴风点鬼火，为少数派打气，还欺侮贫下中农子女。苗说：“这人是该治一治。”不几天，十一队分校一个老师来找我玩，苗带着几个多数派头头到学校来，说是人家是来搞串联的，要赶人家走。我给他解释他不听，和他吵起来，他气得嚷着说要把学校烧了，不让我在学校上课了，还说什么“臭知识分子，没有几个是好东西”，临走警告我，不要太猖狂了。第二天，一个业务干部悄悄告诉我，苗指导员和多数派头头准备收拾我，让我赶快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苗一伙人已经丧失了人性，他们决不会轻饶我。他还说他们还准备整崔队长，说崔队长是少数派的后台，崔队长也准备跑。下午我找着崔队长，我俩商量好后，晚上就离开了十二队。文化大革命后，这个苗指导员患上了神精病，老婆也离他而去。有一年夏天，我到十二队去看我校在队上拾棉花的学生，见他戴着烂棉帽，穿着又脏又破的棉袄，腰里还系着一根绳子，脸上满是污垢，拿着一个缺了口的大碗，目光呆滞，蹲在食堂门口，口里念念有词。看着他现在的模样，也怪可怜。这也是报应吧！

1967年9月初，我和崔队长一块经奎屯逃到乌鲁木齐。当时，乌鲁木齐两派斗争很激烈，武斗气氛很浓。街上墙上地上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漫画传单，有的广播里播放着* 语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的广播里播放着群众组织的通令、通告。红卫兵战旗在一些楼顶上飘扬。大街上行人稀少。许多商店、饭店都没有开门。街上不时走过一队队红卫兵，他们臂戴“文攻武卫队”袖章，头戴安全盔，身着黄军服，腰扎宽皮带，别着手榴弹，有的拿着长枪，有的拿着长矛。看样子象是奔赴战场。我们到乌鲁木齐后，崔队长去和靖找他儿子，我到南梁去找吴纪安他们。南梁是少数派的据点。我在南梁食品厂找到他们。他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地下铺着毡子，睡统铺，房子里住着一、二百人，大都是从农场逃出来的少数派。吴纪安见我逃出来了，很高兴，他们就让我睡在他们那里。他们还给我领来饭票，在这里吃饭不要钱，我就在这里住下了。白天我们上街去看大字报，收集传单，有时参加少数派观点的大会。晚上不敢出门，要么看传单，要么大家在一块聊天。那时晚上经常有武斗，常听到* 声。听说乌鲁木齐武斗，死了不少人。有的过路行人也被流弹打死。那时，一会儿听说多数派要攻新疆大学，一会儿听说要攻八一农学院，弄得人心惶惶。谁会想到文化大革命会发展成武斗革命。语录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可惜的是，这些为了捍卫* 革命路线舍生忘死牺牲的红卫兵都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死得冤，更可悲的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为一场错误的运动卖命。那时新疆兵团发生了石河子“12.6”武斗流血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接着新疆又发生了奎屯火烧农校大楼事件，被围困的红卫兵从楼顶上跳下来，不知死了多少人！死了的人被群众组织追认为捍卫* 路线的烈士，成为了学习的榜样。文化大革命后，又有谁承认他们是烈士呢？

一天逛街逛到军区司令部门口，看见门外围了许多红卫兵小将，门口站着一些军人，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正在回答红卫兵小将的问题。我挤上前去一听，才知道，那军人是自治区一号人物、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他态度和蔼，满面笑容，手拿着红宝书* 语录，小心翼翼地回答着红卫兵小将的提问，一个红卫兵小将，站在他前面，口气十分严厉地提着问，一些红卫兵不时喊着：“你要老实交代问题，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没想到，我在乌鲁木齐会见到他，新疆至上而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是因为他分成了两大派，甚至有的一家人也分成两派，夫妻、父子、兄弟为观点分歧，反目为仇，大打出手，甚至家破人亡。他就是新疆文化大革命的焦点。没想到他这么大的人物，在红卫兵小将面前是那样的无奈。我是打倒他的观点，其实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只是从传单上了解他的问题。今天见到他，我不免对他产生了同情和好感。九月十日，兵团文革通知我们下三场少数派的代表到兵团司令部，参加兵团司令员召开的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座谈会，见到了兵团司令员。我们汇报了下三场目前武斗和逼供信，迫害少数派的情况，司令员表示支持我们下三场的少数派，要我们回场闹革命，并给我们作了一些指示。真没想到，这次逃亡乌鲁木齐，会见到自治区和兵团的一号人物。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空前的浩劫。下三场也深受其害。文化大革命中，小小的下三场，发生了500余起逼供信，6名团级干部被打倒靠边劳动，营级干部被打倒靠边劳动的19人，连级37人，动用各种刑具110多种，有538人不同程度地挨过打，57人被打成残废，17人致死。因受冤、假、错案株连的有221人，10年财务亏损共计1526。8万元。这些数据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场揭、批、查办公室落实政策统计的结果。对人们精神上的巨大伤害，就没法估量了。

二十三、回乡

1968年9月，学校复课，我被调到八队分校教书。八队分校学生比较多，六队北区的学生也在这里上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是完全小学，有六个教师，五个女教师，我一个男教师，戏称“党代表”。我教五年级语文，还教全校的音乐、体育，我们去八队分校前，八队领导职工对学校意见很大，主要是校风差，学校乱，老师管不住学生。这跟文化大革命很有关系。为此，这次教师大调整，原来的老师只留下一个，我们五个都是新调来的，开学半个学期，原来的负责老师，分校校长对学校管理感到困难，硬把负责人的担子，撂到我的肩上，让我担任了分校校长工作。

1969年暑假，我被批准回乡探亲。这是我1962年来疆后第一次回家。我先到云南看弟弟，弟弟那时在云南宣威，他在云南省建五处，先是当建筑工人，后提拔干部当秘书，文化大革命中是群众组织头头，现结合为处革委会副主任。他找的对象，也在他那里玩，她是从开县家乡来探亲的。兄弟相见，十分激动，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弟弟长高了，长得个子比我还高。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对象，说是准备这次一块回老家结婚。这点他事先没告诉我，所以我也没有准备。原来他给我来信讲，他的女朋友是他们单位的，万县人，还给我寄来了女朋友的一张照片，看照片女朋友很漂亮。没想到他找的对象又变了。我问他：“原来交的女朋友呢？”他说：“女朋友跟他吹了。”后来才知道，由于镇上来了调函，组织上给她施加压力，才被迫和弟弟分手了。这个对象在开县水果公司上班，是同学介绍的。云南宣威的火腿很有名，当天弟弟带着我到宣威县城吃火腿。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和弟弟、未婚弟媳，还有和弟弟一块工作的老同学凌诗发一块乘车回四川开县。到了开县县城，弟弟和他的未婚妻留在县城筹办结婚事宜，我拿了一些钱给弟弟，第二天就和老同学回临江镇了。家里母亲已经去世了，只有幺老子和她女儿在家。古镇依旧，老屋依旧。回到老屋，想到再也见不到呕心沥血抚养我们的母亲，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幺老子说母亲病重后，非常想念我和弟弟，她怕耽误我们的工作，所以一直没叫我们回家，直到临去世前，她不停地喊着我和弟弟的名字。下午，我就到母亲坟地上看母亲，母亲的坟地在幺舅母家后面的山包上，坟包已平，只见一片麦地。表弟说，坟包是队上学大寨时修地平掉了。我给母亲点了香烛，烧了纸，放了鞭炮，磕了头。此时，母亲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我仿佛看到母亲坐在木机上疲惫不堪地纺着纱，看到母亲在黄家湾的冷风里，站在脱籽机旁采着棉花，看到她在明月坝的地里艰难地举着锄头……。我回想起母亲生前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往事，感怀母亲的养育之恩。我感到心里一阵阵刺痛。苦命的母亲啊！一辈子受苦受累受气受压，当我们弟兄有了点出息时，您又离我们而去。现在连坟也没有了。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给母亲修坟墓、立石碑，让母亲在地下安息。第二天，我走在街上，碰到一个远房亲戚邱二姨，她也是妈妈的朋友，她见我，惊讶地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她是昨天，她说：“真神了，昨晚做了一个梦，清清楚楚见你妈给我说，我儿子回来看我了……。” 后来，在1996年，我和弟弟回家，实现了我们的愿望，给母亲重修了坟墓，立了石碑。石碑还是我和表姐夫一块从临江镇用架子车拉到墓地上的。每次回家，我们弟兄都要带着妻子儿女到坟地上烧纸磕头。

回家以后，一些好心人来家提亲，也有一些镇上的姑娘到家来表达爱意。不过，我都没答应。一是离开农场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四川姑娘，虽然我没见面，但也没完全拒绝，二是那时我想找一个高中生，谈的很少是高中生。那时，幺舅母也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母亲去世后，一次，我在新疆给她写信说，“夏收了，康拜因也下地了。”她不知康拜因是联合收割机，以为是我妻子。她来信问我：“康拜因多大了，长得怎么样，你和康拜因什么时候结的婚？以后带回来给我看一看。”朋友们看了信后，笑话我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写信告诉她，康拜因是收小麦的机器。她知道我还没找对象时，接连给我介绍了几个姑娘，还寄来了姑娘的照片，其中一个还是民兵连长，一个是她们生产队长的女儿，我都没有答应，主要是文化都不高。那时我也有二十五、六岁了，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我也是想在家乡找一个，以后好调回四川。其实那时在新疆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介绍，也有一些姑娘对我表达爱意，有山东的、河南的、甘肃的、上海的，也有四川的，但大都是初中以下文化，又不是家乡人，所以我一直未答应。这次回来，幺舅母又催着我解决个人问题，说是弟弟都结婚了，你还不找。她又给我说了几个姑娘，其中一个是她们生产队的，是高中毕业生，父亲是教书的。她一说她父亲，我认识，原来在家时经常在街上看到她父亲。我一听是高中生，父亲又是教书的同行，我决定见一见。那天，我到幺舅母家。刚坐下不久，一个双辫子姑娘走进来，手里拿一个伍分硬币，给幺舅母还钱。她还用那双大眼睛瞟了我几眼。那姑娘一走出门，幺舅母就问我怎么样？原来这姑娘就是她给我介绍的高中生。这姑娘气质不错，看着很顺眼，给我的印象不错，特别又是个高中生，要知道，那时候在家的高中毕业的姑娘很少。我给幺舅母说：“我没意见。”那姑娘见了我以后，也一见钟情，同意了。就这样，第二天正式见面，订了婚。这姑娘姓付，以后就成了我的妻子。订婚后，我到她家去了两次，她到我家来了两次，就算恋爱过了。本来她从侧面告诉我，想这次一块跟我到新疆结婚去。我那时感到有点突然，在新疆我一点准备也没有，身上的钱也只剩下一个人的路费，所以决定还是自己先回去，让她后一步来，就这样，我还是一个人返回了新疆。没想到这一决定造成了很大的失误。

二十四、真假典型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一九七零年前，各省均成立了革委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派性运动已基本平息，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王建华出任农场宣教科科长。王原是下野地管理处中学年青的教导主任，很有才华。他在教师集训时就受到过批判。他上任后，开始整顿农场教育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农场学校是重灾区。农场文化大革命从教师集训队开始，农场广大教师一直受打击遭迫害。学校一直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中心，农场的教育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学校大部分都停课闹革命。就是上课，也是教学生读* 语录，中心校里则是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那时学校教师不教书，学生不学习，广大职工很不满意。王科长首先要求学校管理正规化。为了使学校迅速走上正规，我拟定了学校学年工作计划，并上报给宣教科。王科长看后，很满意，他特地写好按语，翻印到各学校要求各校学习。他和教育干事范圣龙多次到学校来指导教学管理规范工作，他们亲自到教室听课，对新教师给予具体指导。那时，我们学校学生发展到四百多人，教师发展到十一人。学校还调来了原管理处中学的三名老教师，办起了初中，我也担任了初中历史、政治、地理课教师。学校办得红红火火。为了促进全团教学规范化，农场还在我校召开了教学管理规范化的现场会。正当全场教学管理逐渐走上了正规时，全国各地至上而下又掀起了大批判的热浪。那时，一会儿要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一会儿又出来个黄帅日记，批师道尊严，一会儿出来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批智育第一；一会儿出来个“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要反击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回潮。那时候，还要对死了几千年的孔子当作阶级敌人批判，大搞什么开门办学。刚刚恢复的教学秩序眼看又要大乱。王科长生怕学校教学工作受到干扰，他和老范又到我们学校给老师们说：“我们要注意不要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批判要搞，不搞不行，但必须要把握好。批师道尊严，不是说教师不管理学生，批智育第一，不是不要智育，不要教学质量。我们一定要维护好正常的教学秩序。”在王科长的帮助下，我们学校一方面搞批判，教学生唱批孔老二的儿歌，写大字报、写诗歌，空对空的批判师道尊严、智育第一；一方面继续抓教学管理正规化，教育学生分清是非，尊敬老师，为革命好好学习，我们学校那时也成立了贫下中农学校管理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贫下中农代表谁也不愿来。他们说，你们自己管，我们放心。好不容易请了一个贫下中农代表的老大娘来给学生做忆苦思甜报告，老大娘是河南人，她边哭边诉苦，讲她家如何饿饭，如何吃草根树皮，丈夫被饿死后，她带着几个孩子去要饭，被狗咬伤了，讲得很有感染力，许多学生也哭了。仔细一听，她讲了半天，讲的是五九年困难时期饿饭的事，诉的不是旧社会的苦，叫我们哭笑不得。

王科长和老范到我们学校视察，见我们学校教学秩序井然，教师们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团结合作。学生们勤奋学习，讲文明，讲礼貌，生气勃勃，十分满意。为了在大批判中稳定教学秩序，促进全场教学管理进一步规范化，又在我校召开了教育工作现场会。会上让我介绍了开展大批判，抓好教学质量的经验。王科长在会上总结我们学校的经验是：“轰轰烈烈开展批判，扎扎实实抓好教学。”会后，宣教科又组织各学校教师，陆陆续续到我校参观、听课，就连19团农场的一些学校也来参观。那时，也有对我校不服气的，他们说我们是批判是假，抓智育是真的假典型。我们还利用课余时间，排演了一台文艺节目，到场部和各生产队去巡回演出，受到广大职工的好评。我校连续五年被评为农场的先进学校，其中一次还评为农七师先进学校，并给本人记了三等功，参加了师先进表彰大会。八队学生由于当时知识基础比较扎实，后来到中学后普遍受到中学教师的肯定，后来考上大学的也比其他连队多。同时，我的管理能力也受到了王科长和老范的赏识。他们在工作中给予我支持和帮助，我和他们也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后来他们在我的人生前进道路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恩情，虽然他们都早已回到家乡，我每年都要给他们去电话拜年。
二十五、失误

人一生总有几次大的失误。那几年，我有两大失误。第一大失误是1969年回家订婚后，没有把未婚妻一块带来。没想到10月份，兵团突然下来文件，为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兵团农场职工以后接来的家属一律不再安排工作，组织参加五七集体生产。我一听这消息就傻了眼。原来农场职工家属一接来就可以当职工，这意味着未婚妻来了后，安排不上工作了。我知道，她愿意来新疆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参加工作。因为当时在家乡回乡知识青年想工作是很难的，现在政策突然变了，她来了后工作不上，这岂不是耽误了她的前途，我立即写信给她，告诉她这一不幸消息，并告诉她，为了她的前途，如不愿来了，我也决不勉强她。没想到她接信后，态度很坚决，说是既然订了婚，她决不反悔，来了后就是参加不上工作，跟我吃苦受累，她也心甘情愿。既然她有这样的态度，我也无话可说了。1970年春节后，她一接到我寄去的路费后，就如期来了。“五一”节我们就简简单单的结了婚。随后她就走上了“五七”道路，当上了“五七”战士，参加了生产队家属集体生产劳动。那个时代，干部集中参加劳动的叫五七战士，而兵团家属参加集体生产的也美其名曰五七战士。他们开始种瓜种菜，以后又种棉花，积肥、拉沙、挖地、浇水、拾花……什么农活都干过。她能吃苦，也很顾家，为了给家里多挣点钱，每天不知疲倦地拼着命干，上班比人家早，下班比人家晚。就是怀着七、八个月的孩子，挺着大肚子，还在地里挑沙子挣工分，她很好强，我不让她这么干，她不听，每天仍是早上班、晚下班。我那时学校工作也忙，我俩为此常常吵嘴。想一想，她还不是为这个家吗？我那时工资才38.92元，特别是有了孩子后，一家人光靠我那点工资是过不好日子的，她是想多挣点工分多挣点钱，那时候当“五七”战士劳累不说，身份还比职工低一等，我真后悔没有让她一块来农场。那时生活是艰苦的，当时做饭靠烧柴，星期天我俩就到沙包里打柴禾。沙包里戈壁滩上长满了野生的红柳和琵笆小灌木，是做饭的好柴禾。早上出发，带上干粮和水，夏天，沙包里热得象火烤，打柴禾时浑身淌汗，不停地喝水。下午打好柴禾回家，我挑一挑，她背一捆，一路上步履艰难，感到越挑越沉。小时候在家挑煤炭，结婚后在新疆挑柴禾，真是与扁担有缘。到了秋天，棉花包谷收尽。我和洁清又到地里砍棉花杆、包谷杆，往家里搬。家门前柴禾堆得象小山一样。离开农场时，还剩下一大堆柴禾。那时，农场主要吃包谷面，白面很少，大米根本没有，而且肉也买不上。我们每次回家探亲，都要挑一挑大米和腊肉回新疆。后来，知道一些职工偷偷到沙湾四道河子公社老乡那里，用面粉换大米、买肉。我找着他们，星期天也跟着他们，骑着自行车带着面粉去换大米，买肉。每次去也是提心吊胆，怕被公社干部抓住。好在我每次去都平安而归。从此家里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吃一次大米饭了。

第二次失误是一次痛心的失误。那是我作为父亲的失职。我们的儿子不幸夭折了。我们七一年有了大女儿，妻子回老家生了后就放在娘家了。七二年生下老二，是个儿子，长得很可爱，在队上人见人爱，见了后都要抱一抱。快满一岁时，在队上托儿所，阿姨给他喂了一块生豆腐，下班后接回家就拉肚子，抱到队上卫生室看，卫生员小金说是消化不良，拿了一些药吃，第二天还是拉，小金又给了一些药吃，但还是不好。我那时是工作狂，白天在学校忙工作，晚上又到学校给老师开会。对小孩的病也没怎么管，只想着家里有爱人看着，队上有卫生员治病，小孩拉肚子是常事，出不了大事。没想到卫生员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而且没有责任心，她只管拿药，也不给小孩做检查，连体温也没量一下。实际上，小孩吃了药后，越拉越厉害，已拉脱水了，而且又患上了肺炎。第三天，我们发现小孩又发高烧，鼻翼直动，才慌了。我骑上车子，带着小孩和爱人赶到管理处医院，医院两个小儿科医生检查后，就责怪我们说：“小孩病得这样厉害，你们当父母的咋不早点送来！”于是医生立即打吊针抢救。医生说：“小孩的病很不好治，治肺炎加重脱水，治脱水又要加重肺炎。你们队上的卫生员也太不负责任了。”抢救到中午时，小孩精神好转，还对着我们笑，能吃点东西了，悬在心上的石头落了下来。可是没想到下午五、六点钟时，小孩病情突然恶化了，医生抢救也没抢救过来，竟然死了。爱人哭得死去活来，我也哭了，心里象刀割一样疼，我恨卫生员，更恨我自己，我后悔没有早点把孩子送到医院来，自己断送了儿子的生命。

1976年寒假，我们带着小女儿金凤回故乡一趟。这次主要是接大女儿春华回新疆。1971年妻子在她家生下大女儿后，就把她放在家里了。一晃，她在外公外婆家长到了五岁。我是第一次见她，人家说她长得象我，很可爱，她一见我，就对我很亲热，一下扑到我怀里，我抱着她，她直喊我爸爸。妻子的爸爸妈妈说：“到底还是血缘关系呀！”我说要带她回新疆去，她高兴得直说：“好，好！”她是外公外婆的心肝宝贝。五岁了，外公外婆还经常背在背上玩。我们带着大女儿走时，外公外婆难分难舍，含着眼泪一直把我们送到了车上。

在回疆的路上，我们在吐鲁番七泉湖下了火车。去拜访我的老同学魏育发，他小名叫八黑，他比我大，我叫他八哥，他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经常在他家门口一块玩。他家住在正街上，家里卖小百货。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家也下放到农村，父母亲都饿死了。大哥因对大炼钢铁不满，被打成* 劳改了。他和妹妹在学校住校，弟弟被送到了农村孤儿院。学校停办后，1961年他就跟着别人先到了新疆。1969年我回老家时，我去看过他，那时，他还没结婚，还在煤井上开升降机。听他说，刚来时还下矿井挖过煤。我1969年回家时，他还送给我一件绸子衬衣。经过奋斗，他当上了化工厂的化验员。我们到他家里，他家还是一个地窝子。他和他的爱人对我们很热情。他的爱人姓邝，我们叫她邝姐，也是四川人。他们恋爱时，八哥带着我到吐峪沟一个农场见过她。那个农场是戈壁深处的一片绿洲。邝姐是个贤妻良母，也是他家的顶梁柱。他们生有一儿一女，虽然身居地窝子里，但一家生活得很幸福。听说我们要去，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还给我的孩子买了衣服。他们热情得象一团火，使我们感受到亲人的温暖。我和八哥是他乡遇故知，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忆童年，看现在，想将来，我们的命运同病相怜，都是背井离乡，到这么遥远的边疆求生活。妻子和邝姐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亲热得就象亲姐妹一样，她们在一块拉家常，做家乡的小吃炸汤圆。我们在七泉湖住了几天后，难舍难分地离开了八哥一家，从此以后，我们每次回老家回来都要在七泉湖下车，和八哥一家团聚。后来八哥经过不懈奋斗，刻苦钻研，终于取得成功，改变了自已的命运，当上了工程师。在全国化工杂志上还发表了好几篇学术论文，升为技术开发科科长。他们的孩子都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女儿在四川大学工作，儿子下海经商当了老板。不幸的是后来他们厂倒闭了，他们提前退休到成都儿子那里养老。八哥的妹妹是我的同班同学，在成都四川青年杂志社当编辑，她的丈夫是四川水利厅的领导。我的小女儿大学毕业后，还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四川安排了工作。我们从心里感激他们。

二十六、啃硬骨头

哲人说：“有困难是坏事也是好事，困难会逼着人想办法，困难环境能锻炼出人才来。”

1977年9月，在教育科王科长的帮助下，我调到了农场中学，即原来的管理处中学，担任中学语文教师。调去以后任初三语文课老师，并任初三（5）班的班主任。该班一部分学生是我们学校的初二学生，一部分是初三毕业成绩太差，未考上高中的学生。从整体上看，与其他四个班相比，基础最差，调皮学生最多。接班以后，我从严治班，和学生建立了和谐的师生感情，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千方百计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年后升学考试，我班的语文成绩居全年级第一，其他各科成绩也大都居全年级前茅。原来一些教师看不起我这个从生产队学校来的教师，现在也逐步改变了看法。那时，教中学没有参考书，资料也很少，备课全靠自己分析教材。由于我长期以来酷爱文学，读了不少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和语感能力，所以备课分析教材不象有些教师那样费劲。他们拿不准的问题，特别是分段，归纳主题思想，写作特点，总是征求我的意见，这样我很快在中学站住了脚。

1978年秋季，学校根据学习成绩和品德表现，把各年级学生分成快、中、慢三种类型，实行分类教学、分类管理。快班集中全年级的好学生，慢班集中全年级学习差、品德差的双差生，中班则是比较好的学生。这种分类教学有一定的好处，但后来实践证明，很难推行下去，主要是慢班破坏性极大。当时，初二年级分了一个快班，三个中班，一个慢班。慢班就是差班，叫慢班对学生刺激小一点。教师们都知道教好班省力还出成绩，教慢班，费力还不出成绩。教师谁都不愿任慢班的课，更不愿当慢班的班主任。开学前，教导主任找了不少教师谈话，但没有人愿承担慢班的班主任，后来找着我，要我担任初二慢班的课，并当班主任，他先给我戴了不少高帽子，说我当过分校的领导，上一届带的班成绩突出，管理学生也有方法。一定要我啃这一快硬骨头。我看到学校领导也很为难，就这样，我接受了初二年级的慢班。这个班的学生初一期末考试成绩各科平均成绩不到30分，数学、英语平均成绩不到10分。绝大多数学生都厌学，论品行，几乎一半的学生受过处分。开学第一天第一节课，我走进教室，一开门，一把扫帚掉下来砸在我头上。学生们哈哈大笑，他们大都坐在课桌上，黑板上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我们不怕你”。我笑了笑说：“是学生的请坐下来。”学生们坐下后，我说：“你们不怕我，好，我不要你们怕我。我怕你们，怕你们犯错误。”上课时，学生活跃得多数教师上不下去课，一个年轻的女老师，上外语课经常被气得哭鼻子。那时几乎每天都有打架、斗殴、顶撞老师、破坏公物的事发生……接班以后，我首先摸清每个学生的情况，主要是学生过去的优点和缺点、家庭现状，采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对每个学生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我每天和学生在一起，和学生交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我努力提高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以鼓励表扬为主，发挥他们每个人的长处……一学期以后，班级纪律逐渐走上了正规，多数学生有了进步的要求。一个班上最调皮的学生在外面打架斗殴，打伤了别人，被派出所关了起来，实际上他在派出所是三进宫了。我知道后，到派出所去为他担保，交了罚款，把他带回学校。学校要开除他，我又极力为他说情，让他留校查看，向领导保证转变好他。我又领着他到医院看望被打伤的人，向人家认错，赔礼道歉，并代他交了医疗费。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他母亲四十多岁才生下他，家里从小娇惯他，使他养成了任性、横蛮、固执等不良习惯。但他很孝顺母亲，我经常到他家里看望他母亲，争取他母亲与学校的教育密切配合。他家里生活有困难，我想办法帮助他，这个学生的心最终被我打动。他逐渐认识了错误，改掉了无视课堂纪律的毛病。我见他爱体育，让他当了体育委员，他逐渐有了上进心。他不但慢慢管住了自己，而且也能管别人。他是班上调皮学生中的一个头头，转变了他一个，也带动了其他学生。班上慢慢平静下来。后来这个学生在初三时还入了团，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上当了军官，还经常给我写信。这个班我一直带到初三毕业。学生与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班级也形成了良好的班风，学校每周卫生、纪律、做操、检查评比总是名列前茅，周周都获得了流动红旗。我们班学习不如快班、中班，但体育好，能跑能跳，而且人人热爱班集体，心很齐，在1979年秋季学校运动会上，取得了全校总分第一名。1980年，初三毕业中考时，成绩超过了一个中班的成绩。当时一些领导和老师都说我在一中创造了奇迹。为此，连续两年都被学校评为优秀班主任和先进教师。

送走一个差班后，1980年秋季，新的学期又让我啃一块硬骨头。学校领导要我担任初三（6）班的班主任。这个班是全校知名的乱班。初二年级组建时，也是从六个班里挑出来的双差生。原来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敢打敢骂学生的厉害老师。开始，学生都怕他，稳定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不行了，学生摸透了他的性格，就不大怕他了，班级越来越乱，最后各科教师都没法上课了。期末考试一完，班上的桌子、凳子、门窗几乎全部砸坏，最后还放了一把火，烧坏了许多桌椅板凳。连讲台也拉上了屎。这是班上学生对学校和老师的报复行动。这样的班谁也不愿接，谁也不敢接。学校领导只好又找着我，跟我说好话，并说，对我的要求只要把班稳住，不出大事就是对学校的贡献了。接班以后我又采取了各种措施想尽了各种办法，努力转化差生……半个学期后，班级由乱到治逐渐稳定下来，课堂有了好的纪律，他们有了自尊心、自信心、上进心，学期末班上有50%的学生写了入团申请书。在一中带差班进一步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也为我以后管理学校打下了基础。

1981年春季，主管小学部的副校长把我要到小学部当教导主任。副校长原来在场里搞宣传工作，未搞过教育工作。他按照行政命令那一套管理学校，又不抓教学。一些老师与他对立情绪很大，经常跟他对着干，弄得他工作很被动。我去以后，一方面注意对教师的感情投入，注意工作方法；一方面规范教学管理，当时小学部教学管理很不规范，没有建立起教学检查制度，备课上课各自为阵。同时，努力做工作协调教师与副校长的关系，消除了教师与他的对立情绪。到期中，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教师与副校长的矛盾趋于缓和，教学管理也逐渐走向正规。同时，我在教师中也有了一定的威信。

回中学部后，领导让我负责学生会工作和住校学生的管理，并兼初一（1）班的班主任和政治课。当时，中学部学生会工作无人负责，处于瘫痪状态。初一（1）班情况也不大好，上学期就换了四个班主任。是初一年级最乱的班级。开学后，我着手建立了学生会组织机构，完善了学生会干部，制订了学生会工作计划，领导学生会开展各种活动，参与学校管理，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生会干部每天检查各班卫生、纪律、做操、出勤等，开展流动红旗评比活动，促进了学校的校风建设。学生会还组织了歌咏比赛，诗歌朗诵会、文艺汇演等文娱活动，开展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竞赛。学生会组织开展的文体活动，使学校有了生气。学生宿舍原来是脏乱差，学生在宿舍抽烟、打架、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事经常发生。住校学生管理成了领导头疼的问题。我通过学生会生活部，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宿舍，建立了学生住校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开展文明宿舍评比活动，学生宿舍逐步改变了赃乱差的状态，受到学校领导好评。初一（1）班也由乱到治，班风好转。我的工作也受到领导和老师们的肯定。当年，又被评为农场先进教师。

二十七、教师的教师

“学即教，教即学，互相资矣。”

1982年春，团教育科（我们下三场已于1969年改为134团农场，1975年由农七师划归农八师）建立了教师培训部，抽调我到培训部担任教师。开始，负责培养一批新招收的五十多名新教师。由于当时农场教育的发展，缺教师很多。农场通过考试录用了一批具有高中学历的青年职工，补充教师队伍。新教师培训，我上语文课，汪老师上数学课。汪老师原是处中学数学教师，曾在我们十一连学校教帽子初中班的数学课，也是四川人，人很不错，爱唠叨，外号汪啰嗦，我们俩是朋友，相处很不错，后来他调回四川简阳了。我们主要教给他们教学方法，如何备课，写教案，如何上课，如何管理学生，如何当班主任等等。我们还给他们备示范教案上示范课。培训了一学期后，把他们分到了一些中学和小学担任教师，后来，这批教师大多成了各中学和小学的骨干教师。接着团里又抽调二十多位在职教师办了一个师训班，离职培训。还是我教语文，用的是中师语文教材，同时教语文教学法。汪老师教数学和数学教学法。学员有年轻的，也有四五十的中年教师。他们文化基础也参差不齐，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还有小学生。我们根据学员实际情况，采取上课与分类指导相结合。培训了一年结业，回校大都担任了骨干教师。随后，团里又安排我们对全团的小学教师进行在职培训。每个星期六，全体小学教师集中在团中学小学部，由我和汪老师分别上教材教法辅导课。平时，到各校听课，检查和指导教师的课堂教学。当时，团里很重视教师培训。由于农场教育的发展，抽调了不少职工到学校当教师，而这些抽调上来的职工，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他们虽然是初中生、高中生，但在学校都没学到什么东西，还有一些教师是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掺沙子调进学校当老师的转业战士及家属，很多小学都没有毕业，只会念* 语录，根本不能胜任教师，而且那时教学没有什么参考书、参考资料，不象现在还有备课教案。我们在听课中经常发现教师读错别字，如把奢侈浪费读成者多浪费，恬不知耻读成刮不知耻，停滞不前读成停带不前，心不在焉读成心不在马，把臀部说成殿部。讲课中经常讲出笑话，如一个教师讲八路军小米加步枪，说八路军背着小米拿着步枪去打敌人……。如果不培训他们，就会误人子弟。其实，那些教师，也渴望学习，也想提高自己，做一个合格的老师。由于当时没有教师培训学校，而且教师都在岗位上担任重任，所以这样培训教师，很受教师欢迎。在此期间，农场一些教师参加了新疆函授中师班的学习，场里让我担任语文学科的辅导教师。后来参加辅导的教师都顺利通过了语文学科的结业考试。当时一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中学教师和机关一些青年干部还报名参加了新疆广播师范大学学习，我当时获得了广播师大的毕业证书，上面又让我担任了中文专业班的辅导教师，每个星期天给他们上辅导课。过去是给学生上课，现在是给教师上课，是教师的教师。要做先生，必先做学生。虽然我对自己有充足的自信心，但是我也丝毫不敢懈怠。给学员一碗水，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为了做好教师的教师，我更加刻苦地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一边学一边教，边学边卖。我系统地学习了教育学和语文教学法有关方面的书籍。我从事教学工作，也是半路出家，过去我没学过，现在只有从头补起来。我还订了不少教学杂志，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在给学员讲课时，结合教学实际讲解。特别是坚持练钢笔字和粉笔字。自我到中学后，深感自己的字不如一些语文教师，以后我就重视练字了。现在面对的学生是教师，写好钢笔字和粉笔字则更重要了。在此期间，得到新疆广播师范大学举行第一届毕业考试的通知，允许具有同等学历的教师报名参加毕业考试。新疆广播师范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前招收过在职中学教师参加学习。我那时还在教小学，没有资格报名学习。看到广播师范大学毕业考试的通知，我想，也不知大学要学哪些课程。这次如参加广播师范大学的毕业考试，不就知道大学学什么、考什么了吗？于是我第一个报了名，也是全团唯一的一个报名考试者。当时我想，这次考试有可能各科都考不及格，但我决心以后一定要通过毕业考试。这辈子一定要争这口气。在中学教书时，学校领导很重学历，不要说大学学历，就是中师学历的，也要高看一筹。而我们这些没有学历的是没有资格教快班的。一次我想教快班的语文课，找校长谈。校长反问一句：“你有大学和中师学历吗？”问得我哑口无言。虽然我自认为不比教快班的师范生差。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现在担任培训工作，更增强了这一决心。

报名后，我根据汉语言文学专科的考试学科，找了一些相关书籍翻了翻。那时，这种自学考试在新疆乃至全国还是第一次，根本没有专用教材，就是相关书籍也很难找。不象现在自考都有专用教材，自考大纲，辅导材料，还有人上辅导课。报名半月左右，我到石河子参加几天考试。没想到考试题很多都是我过去自学过的，什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史、文学理论等等，并不觉得有多难。更出乎意料的是，考试成绩下来，我考的八门学科都已及格，随后《新疆教育》杂志公布的广播师范大学毕业榜上，公布了我的名字。领导和一些教师知道后，也对我刮目相看，说我创造了一个奇迹。后来从《新疆教育》刊载的总结材料得知，这次毕业考试毕业率还是很低的，全疆参考人员的毕业率才只有14%。我能获得毕业，也是幸运的。这是我过去爱好文学的结果。正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后来，国家教育部在全国建立了自学考试制度，并开设了本科考试，1991年我又报名参加了汉语言本科自学考试。那时，我已在我们134团一中担任校长，工作很忙，大多在考试前一个月，利用晚上时间自学。好在那时，有统一的考试大纲和教材了。我连续考了四年，考了十四门课程，1994年9月，我顺利通过了全部课程和毕业答辩，获得了新疆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证书，那时，我已是51岁的人了。不管怎样，虽然年青时没有机会进大学门，但总算凭自己的努力，达到了大学本科的水平了。

1982年底，喜事临门，农场为我的妻子解决了工作问题。妻子告别了五七道路，成为农场正式职工。农场解决妻子的工作问题，主要是当时组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知识分子困难，我取得了大专文凭，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石河子市一个中学要调我去当教导主任，校长拿着调令亲自来农场找领导放人，团里不让我走，要留我，所以解决了我妻子的工作问题。后来妻子又在老范的帮助下调到中心小学当图书管理员。她不但工作上很认真负责，而且肯学习，她报名参加了函授中师的学习，记得那时她边做饭还在边学习，真是做到了工作、学习、家务三不误，而且顺利通过了各科结业考试，获得了中师毕业证书。以后又评定了图书管理专业职称。一直管理图书到退休，也算是先苦后甜吧！

1984年3月，团里安排我到奎屯兵团教育学院，参加兵团中学语文教材教法辅导员培训班学习。当时，国家教育部为了提高教师素质，在中小学开展了教材教学法的学习和过关活动。我们在兵团教育学院学习了一学期，结业后，农八师石河子教育局又安排我和其他三位学员在石河子举办中学语文教材教法辅导员培训班，培训农八师石河子市各中学的辅导教师。学员有一百多人，上大课。我负责现代散文和小说部分。我没想到自己还能到石河子市给全市的中学语文骨干教师上课。为了上好每一堂课，我一遍又一遍地精心备课，生怕有一点失误，好在上了两个月的课后，学员们反映还不错。后来95%以上的学员都通过了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的过关考试。结业时，教育局领导对我们几个辅导教师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1984年6月，团教育中心李主任安排团小学部党支部考察了我的入党申请材料，小学党支部考察后，召开了支部大会，顺利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写第一份申请书还是在1965年，那时在十二队分校教书，担任十二队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已决定发展我，让我填了入党志愿书，就因为老家寄来的黑调函，才泡汤了。文化大革命后我又写了几次申请，请求组织考察我。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肃清了极左路线的影响，在政治上人人平等，自流人员、出身不好的再也不受歧视。各级组织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入党问题，发展了一批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参加党组织。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回到了正确路线上来，恐怕我这一辈子永远不会成为党的人。

二十八、中心小学第一任校长

1984年8月下旬，我们举办的培训班准备举行结业考试，这时候，团教育科给市教育局来电话，要我回农场一趟，说是团里已任命我到团中心小学当校长。我一听，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团里对我的器重，忧的是调石河子市又成了问题。本来，学习班里有几个石河子市的教师，推荐我到他们所在学校当教师，当时石河子市一些中学缺语文教师，准备学习班结束后去见面。那时，农场的教师大都想调到石河子市。城市学校到底条件好多了，而且也便于自己的发展。近几年，我也有几次调到石河子市的机会，但都被团里卡住了。这次又是一个好机会，没想到又任命我当校长。培训班一结束，我就回团里找团里主管教育的政治处主任，表示不愿当校长想到石河子市当老师，请求领导放我走。主任态度很坚决，要我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并说我：“组织刚发展你入党，怎么能违犯组织决定。”还说：“你的家属也安排了工作，组织这么照顾你，你好意思走吗？”我想想也是，只好个人利益服从组织了。这时候，教育科改为教育中心，教育中心主任由原教育干事李旦奎担任。李年轻有为，为人正直，工作特别认真，他雄心勃勃，决心改变我团教育死气沉沉的状态，为此，他一上任，就对各校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我到中心小学肯定也是他提出的。后来，他一直主持正义，支持我的工作。

1984年8月底到团中心小学上任，我已四十一岁。原学校是团一中的小学部，只设副校长。我曾在小学当过一学期教导主任。团这次把小学从中学分出来独立成立团中心小学，并统一领导各连队小学。我是中心小学第一任校长。原副校长调回中学担任工会主席。当时中心小学有二十多个班，一千多学生。由于学校领导班子不团结，校长与教师的对立情绪大，领导班子软，学校管理无章法，教师队伍人心散，事业心差，纪律涣散。我上任后，针对学校情况，吸取原校长的教训，努力团结好原领导一班人，事事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充分发扬民主，耐心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和建议，很快取得了广大教师的信任，特别是取得支部书记和教导主任的支持，支部书记姓姜，是五二年参军进疆的山东女同志，为人忠厚，对人热情，我很尊重她，她也全力帮助我。我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在新建立的教代会上讨论通过后，逐步实施制度管理。随后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制定了各类人员的岗位职责，增强了教职员工的纪律性和责任感。为了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一方面带着教师走出去到其它团场小学听课，到石河子、乌鲁木齐一些小学听课，还组织老师观看特级教师的上课录像，另一方面围绕着课堂教学，我检查了每个教师的备课教案，听了每个教师的课，并诚恳地评价每个教师的课，肯定优点，指出缺点。记得那时，很多教师开始怕我听课，有的老师见我坐在教室后面听课，吓得写字手都发抖，甚至把课题也写错了。后来见我评课很诚恳，又实事求是，不是找他们岔子的，对他们上好课确实有帮助，以后也慢慢消除了恐惧感。后来一些教师还主动邀请我去听课。我们每个学期都要开展优质课大讲赛，人人上台讲课，人人参与评课。后来，我们一些教师参加团场和地区的优质课竞赛都取得了好成绩。一些老师因故调到其他学校试讲时，都受到好评。他们对我说，多亏学校那时逼我们把课讲出水平了。那时，学校校风良好，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受到团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好评。学校在外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除了本团其他学校来参观听课，奎屯、昌吉、石河子一些学校也来考察参观。学校连续四年评为团场先进学校，一次评为农八师先进学校，一次评为兵团先进学校。本人也两次评为农八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一次评为全国农垦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

正当学校蒸蒸日上时，教导处李主任退休了。他原是管理处中学的教师，为人正直、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对学校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后经好友陈建章的推荐，将中学一个语文教师调到学校接替了教导主任。这人调来不久就在学校搞小动作，他迎合讨好一部分教师，挑拨领导和教师的关系，他当面是人，肉麻地吹捧你，背后是鬼，在教师中说我的坏话。他借反对总务主任在主持建家属房的谋私问题攻击我，并到团长那里告我，说我包庇总务主任，看不起团长，还骂了团长。团长也不调查，一气之下竟嚷着要撤掉我。好在当时，教育中心主任、团政委和纪委书记都了解我，知道学校情况，也知道他在学校的所作所为，都不同意撤掉我。我听说后，也很气愤，就主动去找团长征求他的意见，团长说：“你为啥要骂我？”我说：“你听谁说我骂了你？”团长说：“我不告诉你，”我说：“那好，我告诉你，我从来不会骂人，更不会骂你团长，你一直支持学校工作，我凭啥骂你呢？谁说我骂的，让他出来当面对质，我要骂了，甘愿受任何处分。你不能听一面之词就要处理我吧！”团长没有话说了。我就总务主任问题，作了说明，并向他汇报了一些学校工作，才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事后，好友陈建章也很后悔，多次向我道歉，悔不该给我推荐这样的小人给我当主任。陈当时在教育中心当干事，因未满足他的个人利益，也和他闹翻了。正是“小人得志便猖狂……”。

1985年暑假，团教育中心组织先进教师代表到北京、秦皇岛等地考察学习，我被教育中心选定，和其他四名教师代表一块先到北京，参观游览了故宫、长城、十三陵、北海公园，在天安门前留了影，还到* 纪念馆瞻仰了* 遗体。特别惊喜的是，游颐和园时，与在昆明工作的弟弟不期而遇。他来北京出差，陪朋友一块来游颐和园。在长廊他首先看到了我，但不敢认，他一直跟着我走到大门口，才叫了一声：“大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北京巧遇，这真是奇迹。随后到秦皇岛参加第二届“最优教学方式研究和实验”报告会。会上听取了湖北大学黎教授和一些教育专家的报告，很受启发。他们说，“新时代的校长，应该是研究型、专家型的校长”，我也决定朝这方面努力。从此以后，我结合着学校管理改革，学习和研究了大量教育评估方面的理论，和一些学校进行教育评估的实践经验，制定了我们学校教师的评估方案，对教师工作进行评估实验，评估每个教师每学期的德、能、勤、绩，分出优差，奖励先进。进一步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初步显示了教育科研的效果。1987年寒假，在团范副政委和教育中心李主任的支持下，我到武汉市参加了全国学校管理研讨会。范副政委就是原来教育科的范干事，他现在主管教育工作。我在研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浅谈教师的考核评价》，该论文获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这一年，教育系统第一次给教师评职称，我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

在中心小学当校长时，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学校一个女职工患了癌症，在病危时，躺在床上，让她的丈夫来叫我，非要见我一面。我去后，她拉着我的手说：“校长，你、你是好人呀！我过去对不起你，你要原谅我……，”第二天，她就去世了。这个女职工叫小王，才三十多岁，我到学校去之前，她和她的丈夫，一个上海青年，给学校养长毛兔子，后来兔子大都养死了。我到学校后，安排她在学校承包土地种地。文化大革命时，她在六队当职工跳得很高，还打过人，是一个惹不起的女人。过去也曾为一些承包问题和我吵闹过，但我对她从不计较恩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为了保证他们承包职工的收入，我把学校最好的地给她们种，她有困难，该帮助她就帮助她，她到石河子住院，我派人去慰问她，最后终于使她理解了我。

二十九、不受欢迎的中学校长

哲人说：“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后……”

1988年2月，团里决定调我到一中任代校长。一中是团里最大的一所中学。原来是下野地管理处中学，1969年管理处撤掉后，处中学变为134团一中。如前所述，1977年—1982年我曾在中学当教师。这所中学有三十四个班，1600多个学生，其中高中每个年级有6个班。教职工160多人。由于学校领导更换频繁，近五年换了七任校长，教职员工思想紊乱，学校管理不严，教学秩序混乱，团场家长对学校意见很大。原来是校长兼书记，校长和我是好朋友，他在一中工作很不顺，感到阻力很大，主要是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拉拢一部分教师和他作对，工作无法开展，甚至在几次教师例会上，也闹得校长下不了台。他曾劝我到一中，他把书记让出来给我当，配合他一块治理学校，他到团里也提了建议。这次没想到团里要我去当校长，让他当书记。春节前夕，范副政委、李主任、还有教育干事陈建章带着我到一中和一中领导班子见面，范副政委宣布了团党委的决定，讲到一中存在问题时，教导主任就跳了起来，嚷着：“我们不接受团里的决定，我们不要他来当一中的校长……”接着副校长也嚷起来：“他有什么资格来当校长，我们不欢迎。”没有想到的是原校长，我的好朋友也跟着他们闹起来。李主任、陈建章起来制止他们，他们又和李、陈吵起来。他们扬言：“看你姓金的能在一中呆几天。”见面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中午，想想这样太没有意思。他们这个态度，我去了也没法工作，于是我去找范副政委、团长、李主任，要求他们取消这一决定，我还回中心小学。他们都不同意。他们说，越是这样，越不能退却，你是共产党员，组织相信你，才让你去担这个担子，你要不去，我们怎么给党委交代，何况中心小学也任命了校长。你没有退路。陈建章也给我打气，说：“不怕，你去了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没有办法，下午，我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一中的教职工大会。团政治处主任在大会上宣布了团党委对我的任命决定，同时还说，校长没有任免学校中层以上干部的权力。他担心我调整中学领导班子。他和副校长、教导主任的关系特好，他的小孩就由副校长的爱人照管。他这样一宣布，会上一些教师也跟着起哄。事后有知情人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极力阻止我到一中，原来他们早就预谋并活动，要逼原校长让出位置只任书记，由副校长当校长，教导主任升任副校长。他们已多次到团里反映原校长管理不行的种种问题。而原校长只想让我去当书记，他当校长。团政委的决定，完全破碎了他们权利分配的计划。所以他们才跳出来，撕破脸皮阻止我到一中当校长。范副政委、李主任对我说，只要你到一中站住了脚，就是胜利。为了在一中站住脚，我利用春节拜年之机，约陈建章一块到一中一家一家的去给教师拜年，征求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没想到大多数教师表示欢迎我到一中当校长，一些教师担心我难于开展工作，也有一些教师担心我象管小学那样治他们，因为教导主任在老师里造谣煽动，说我在小学整得老师们，一天到晚紧张得屙屎尿尿都没有时间……。为了缓和矛盾，便于今后开展工作，我还硬着头皮到原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几家去拜年，找他们谈心。到原校长家，他说：“我是不会支持你的，我能做到不跟他们在一块反对你，就算对得起朋友了。”到副校长家，他对我冷冰冰，没有话说。到教导主任家，他不让我进屋，说是不欢迎我。这人原来我们六十年代一起在下三场小学教书。他母亲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一直背着红包袱，目中无人、傲气十足。在一中当教导主任没有角色意识，不服从校长管理，经常弄得校长下不来台，学校什么事都要他说了算。

转眼就要开学了。我召集一中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开学准备工作和教师分课问题，学校十几个领导，结果，只有一个教导副主任和总务主任来了。我只好和教导副主任一块研究了教师下学期的分课方案。开学前一天，我和教导副主任一起召集教师大会，宣布教师的分课方案，安排开学报名工作。教师们十分散漫，有的拒不参加，来了的也是多数迟到，有的来了就坐在课桌上。开会时，有说有笑，有吹口哨的，还有打泥巴弹子的。副主任宣布完分课方案后，我平静地严肃地语重心长地提了几点基本要求，才使会场安静下来。

开学后，我一方面听每个教师的课，做好调查研究，摸清学校各方情况，一方面找教师推心置腹地谈心联络感情，争取多数教师的理解和支持。虽然副校长、教导主任在领导班子里跟我处处唱反调，反对我的治校措施，仍拉拢一部分青年教师整天吃喝玩乐，每天晚上打台球打麻将打到半夜，不好好备课上课。但多数教师开始理解我，支持我。特别是争取到了工会主席不和他们一块反对我。工会主席原是小学部的副校长，是五O年参军进疆的老同志。本来对我到小学当校长就有意见，他和副校长、教导主任关系很好，经常在一块打麻将。这次宣布我到中学任校长时，他已回家探亲。我担心他们会把他当枪使，回来后也和我对着干。开学后，他一回来，范副政委就到他家找他谈，希望他支持我的工作，自己要有主见，推心置腹地和他交换意见，稳住了他。后来他竟然站出来说公道话，支持我。学校到了下半学期，治校初见成效，教学秩序逐渐稳定下来，我总算在一中站住了脚。

1989年团里新调来了丁团长，他很支持我的工作，他也是四川人，也是自动支边新疆来的。2月，团里决定一中由副营级建制升为营级建制，实行校长负责制，仍聘我为一中校长，学校领导班子由我组阁。同时，学校高中6个职业班分出去组建职业高中学校。原书记调职业高中任校长。一部分教师也分到了职业高中。原教育中心副主任到一中任书记。这是一次大的转机。团党委授予了我用人的权利。副校长仍聘为副校长，此人虽然和我有矛盾，但还能顾全大局，基本上能团结他一道工作。领导班子组建好后，我就放心大胆地实行 “从严治校”的治校方针。在学校逐渐实施了“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考核评价制—奖惩制”的四位一体化的科学管理体制。启动了学校内部活力，克服了学校干好干差、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的弊病，增强了教职员工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调动了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开始推行这一套管理办法，也受到了各方的阻力和干扰。一部分教师考核成绩落在后面，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威信，极力抵制，到团里告状，甚至到办公室跟我大吵大闹。学校书记一见教师对考核评价有意见，也半信半疑，不给予支持，甚至有时也在大会上公开表示怀疑。书记是个老同志，没搞过教育，看问题容易走极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听到说好的意见就说好，听到说不好的意见就说不好，没有主见。团里主管教育的团长助理见有人告状，就召集一中教师代表召开座谈会，反映对一中管理改革的意见，会上一些教师说，教师考核评价是压制教师的，一些教师说，教师考核评价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特别是徐成达老师，用事实驳斥反对教师考核评价的谬论。徐成达是上海人，工作认真负责，有拼命精神，但他爱给领导提意见，人际关系不太好，过去不要说评先进，还经常挨批评，现在实行考核评价后，评上了先进，积极进取，成为了骨干教师。会上争论不休，好在团长助理没表态说好也没说不好。面对阻力和干扰，我没有气馁，一方面坚持认真做好考核评价工作，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价工作；一方面给广大教师还有上级领导做好教育评价的宣传工作，争取多数教师的理解和支持，争取领导的支持。由于教师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并肯定大多数教师的工作，所以最终赢得大多数教师的拥护。市教育局长和团教育中心李主任也给予肯定和支持，再加上《教育法》的颁布，要求对教师工作进行考核评价，所以对教师的考核评价工作才得以坚持下去。后来，团里为了加强学校工作，把教育中心干事陈建章调到我们学校任书记。如前所述，陈是我的好朋友。自六四年开始，我们一见如故，就在教育上共事。文化大革命时又是同甘共苦、共患难的战友。我们亲如兄弟，既是知音，又是知己。这么多年，他总是跟着我的脚步走，我调到哪里，他也随后调到哪里，我调一中当校长，他又调来当书记。当然，有的是巧合，有的是我们活动的结果。他调来后，我的腰也更直了，干起工作更踏实了。我们逐渐克服了干扰和阻力，也进一步完善了四位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他当书记后，我们团结如一人，亲密无间，你呼我应，互相支持。他敢说敢管，不当老好人，学校遇到矛盾问题，他冲在我前面，我不好做的工作，他出面做，对于上面来的干扰，我们一块去顶。学校的改观与他的工作分不开。我后来再也没遇到过象他那样称职的书记。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经过全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艰苦奋斗，学校由乱到治，学风、教风、领导作风逐渐形成了良好的风气，特别是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学校高考升学率89年创历史纪录，90年重点大学升学率又创历史纪录，以后高考升学率连年稳步提高，特别是93年高考升学率在石河子团场中学里名列前茅。其它各年级各科统考在石河子安下地区十二个团场中学里也位居前三名。学校校容校貌也焕然一新。于1992年提前一年实现了“校风好、质量高、校园美，成为垦区一流中学”的奋斗目标。学校自89年开始，连年评为团场的先进单位，石河子市教育局督导团来校督查后，对学校各方面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石河子市教育志》上专门介绍了我校的四位一体化的管理。（全石河子地区仅介绍五所中学）团里也组织各单位领导来学校参观。许多团场中学陆续到学校来听课学习，特别是兵团中学校长石河子学习班，每期都要到学校来参观学习。本人也多次被兵团中学校长学习班请去讲课，讲授教育评价和学校管理。我校在军训和依法治校方面也很突出，师里在我校相继召开了军训和依法治校的现场会。当时最使我欣慰的是，得到了学校绝大多数教师和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完全改变了我初进学校时的敌视态度，如每次评选先进进行无记名投票时，我都是得票最多的领导（每次我也都推让了），原来反对我的领导和教师现在成了我的支持者，他们除了兢兢业业的为学校振兴努力工作外，还处处维护我。这些人态度的转变是我以心换心，以情感人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我这个人的人格是正派的。

为了群众利益，我还敢于冒风险，为民请命，争取教职员工的利益。当时，兵团城市教师都能享受国家规定的45元岗位津贴，而兵团农场教师却享受不到国家规定的岗位津贴。因此，农场学校教师心里很不平衡，一些教师不安心农场教育工作，农场骨干教师大量流失。为此，我联络安集海、下野地地区农场十几个中学校长到我们学校开会，商量此事，最后决定联名向兵团领导和兵团老领导、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反映情况。反映情况不久，没想到农八师领导知道了此事，他们认为这是聚众闹事。师里领导连夜分别到各团场进行追查。当时的农八师政委专门到我团，让团范政委半夜把我叫了去，师政委责问我：“你为什么要召集校长们写联名信？”我说：“为了农场教师的利益，现在农场教师享受不到国家规定的岗位津贴，很不安心，骨干教师都往城市跑，严重影响农场教育。”师政委说：“你们联名写信你知道后果吗？万一农场教师都闹起来，你负得了这个责吗？”我说：“我们只是想让上级知道，只要解决农场教师的岗位津贴，农场教师就会安心农场学校工作。”原来，师领导怕农场教师也和上海青年那样集体闹事。为此事，有几个团场中学的校长被撤职。好在我团的丁团长、范政委理解我，没处理我。范政委还说，农场教师就是应该享受国家规定的岗位津贴，团场没有权利解决，你们联名向兵团反映情况我看没有什么不对。后来，兵团还是解决了这一问题，随后兵团农场教师也享受了岗位津贴，为稳定农场教师队伍起了很大作用。

当今当校长还要会抓钱，抓不来钱，学校很难运转，更不要说给教职工发奖金了。我们除了抓好勤工俭学挣钱外，我和书记每年还要厚着脸皮到农场一些效益好的工厂和生产队募集资金。为了给学校抓钱，我们是能屈能伸，有时还干出傻事来。一次，我和书记在工会主席家里给他过生日，团政治处主任也在场。席间，我们不愿多喝酒，主任开玩笑说：“你们喝一杯酒，我就给你们学校资助5000元。”主任知道我们都不会喝酒。我们一听喝酒就给钱，就说：“好！说话算数。”随后我和书记一人硬喝了四大杯酒。喝完后，我和书记都醉得躺在了桌子底下。那位领导，后来果真想法给我们学校拔了五万元，解决了一学期的教师岗位责任奖金。

在一中，我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普通教育评价，并在实践上有了新的发展，建立了四位一体化的学校科学管理体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一点，不但得到了团教育中心和石河子市教育局的肯定和支持。而且也受到了新疆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重视，我被教科所特邀为新疆普通教育评价课题研究组成员，后被聘为新疆教科所兼职研究员，参与自治区普通教育各种评价方案的研究和设计。1991年，成为全国普通教育评价学会会员，并到上海出席了全国普通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在会上交流了我撰写的论文《建立教师评价制度，启动学校内部活力》，论文后来评选为全国教育评价优秀成果奖。我研究和设计的《中小学工作人员工作质量考核评价系列方案》被新疆教科所和新疆教育督导室选编在《普通教育督导与评价实用手册》里，在全疆推广应用。后来妻子弟弟找我要去这套教育评价方案，又在故乡开县一些学校推广应用起来。新疆普通教育评价学会成立后，我被选为新疆普通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在此期间，我还在新疆及内地一些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十多篇教育学术论文。1992年，我被评为农八师石河子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后来我被收录在教育部编撰的《中国教育专家》名录里。我不仅在治理学校取得了成功，而且在教育科研上也小有成就。这一点还得感谢新疆教育科研所的陈卓老师和原所长郑荣寿老师，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也没有我学术上的进步。

这一年评职称，我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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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3-4-24 01:28:06

金正才：忘不了那些年那些事（四）
来源：中国人物传记网作者：金正才 2011年05月16日 01:39

三十、我爱我家

哲人说：“永远记住这点：世上最不平凡的美是家庭的美。”

走到我家，未进院子，有一条威武雄壮的白狗在汪汪叫着欢迎你，它叫白狮，它不咬人。走进院子，有两只白鹅伸长脖子哦哦地叫着欢迎你。院子里苹果树结满小果，还有葡萄架上浓密的葡萄叶里吊着一串串小葡萄，院子里夹竹桃和大理花争相斗艳，一群蜜蜂嗡嗡叫着在花丛中忙碌着。走进小客厅，刚坐下，就有两只漂亮的小花猫，跳到你身边爱抚你。到了后院，那才热闹哩！几只兔子在追逐着玩耍，几只鸭子在嘎嘎地唱着歌，几只公鸡领着二十多只母鸡在抢着吃玉米粒。这就是我家。狗、猫、兔是小女儿金凤的朋友，她养的，养宠物是她的爱好。小时候还爱表演唱歌跳舞，长大了想当郭兰英，是郭兰英的小歌迷。鸡、鸭、鹅是妻子洁清养的，养鸡、鸭、鹅是她的爱好，她养啥成啥。那时候，生活物质欠缺，全靠妻子自力更生了。我们那时，春天开始孵化小鸡，小鸡长大了，一群鸡有几十只，秋末杀一批鸡过冬。一年四季有鸡肉吃，鸡下蛋的旺季，一天要拾十几个鸡蛋，很喜人哩。那时，天天都有鸡蛋吃，小孩都吃厌了。刚搬到一中时，妻子还养了猪，每天她都要出去打猪草或割苜蓿。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到猪圈除猪粪。有时猪从圈里逃跑了，还要到处去找猪。喂猪虽然解决了吃肉问题，但太麻烦了。所以养了两年就没养了。妻子爱种菜，也会种菜。我到中学当校长后，经教代会和领导班子研究决定，给教职员工分了菜地，以解决吃菜问题。那时，星期天教师们都到菜地忙碌着。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积好肥料，拉着车子往菜地运肥。春天播种，夏天就开始收获。那时，在一中，我家的菜种得最好，红红的西红柿象红灯笼，压弯了腰，丝瓜、苦瓜密密麻麻吊在藤蔓上，小碗大的红辣椒象一团团火苗在绿叶中闪烁，身穿紫袍的茄子吊满了枝头，数不清的豆角在架子上比着长短。我们家的菜吃不完，就晒干菜，还送给一些教师帮着吃。妻子是个勤俭持家的能手，到了秋天，棉花出来了，星期天带着两个女儿到团部附近的良种站拾棉花，一天可以挣十几元钱。大女儿春华的爱好是看书，和我小时候的爱好一样。是个书迷，一天到晚手上就是一本书，坐着看，躺着看，走路也看，上厕所也看，可能上课也在看课外书籍。后来还经常写一些小诗。我的两个女儿小时候学习倒不要我们操多少心，只是在上小学前，给她们进行一些启蒙教育，如看图说话，学拼音字母，学数数，简单的加减法，因为农场学校那时没有学前教育。由于大女儿在家乡农村外婆家长大，接来时，五岁了，还不会数手指，上学时总算教她学会了简单的加减法。小女儿很机灵，上学时看着图能讲出一段故事来，还很有想象力。上小学二年级以后，她们的学习就不需要我们管了。每天放学回来就会自觉地做作业。不象现在一些小孩上学后，做作业还要家长催着，监督着，还要进行辅导。从小学到初中，她们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特别是小女儿金凤，小学升初中时，在全校考了第一名。只是到了高中以后，大女儿一天迷在琼瑶小说上，我们不准她看，她偷偷摸摸地看。小女儿一次向她母亲告密，说姐姐又在看小说，母亲进去，从春华屁股下搜出一本琼瑶小说，又在床铺褥子下面找到了几本杂志，妻子骂了她，气得她又找妹妹出气，晚上睡觉时，一脚把金凤踹到了床下。两个女儿有时亲密无间得象一个人一样，姐姐走到哪里，妹妹跟到哪里。姐姐说妹妹是她的跟屁虫。有时又闹矛盾，睡在一张床上，中间还要用扁担当三八线，以保证互不侵犯。矛盾的起因大都是由小女儿引起，姐姐忍无可忍，才予以还击。但大多数还是姐姐让着妹妹。由于大女儿迷恋小说，高中数理化学得不扎实，考大学时离分数线差了1分，最后录取到重庆石油中专。毕业后分到唐山冀东油田工作。好在她看的书多，自学能力强，后来工作以后，边工作，边自学，和我一样，先是拿到了大专文凭，后又获得了本科文凭，还考上了会计师职称。小女儿高中时爱看电视，也受到一些影响。我们晚上在客厅看电视，她在她的卧室做作业，一会儿把门开一条缝，偷偷地看，我们一吵，她又把门关上去做作业，不让她看电视，她就抗议我们看电视影响她学习，后来，我们晚上也不敢看电视了。但我们出去了，只要她一人在家，她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开电视看动画片。后来，高中毕业考上了重点大学四川大学，大学毕业后分到眉山市水利局工作了。两个女儿小时很听话，只是不爱做家务，一方面是和大多数家长一样，怕耽误她们学习，不让她们做；一方面妻子又嫌她们做不好。所以都是她们的妈妈一人做。我则忙于学校工作，也基本不做。有时妻子让她们轮流洗碗，大女儿洗了，轮着小女儿洗，小女儿大都是找理由赖着不洗，最后还是她妈妈帮着洗了，这样一来，大女儿又不愿意了，气得哭鼻子说是妈妈偏袒金凤。最后，洗碗还是她们妈妈一人包了。但她们在外面劳动都很卖力。学校下连队拾棉花，不怕苦不怕累，她们都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有时一天还要拾一百多公斤。许多家长都要在星期天去连队帮孩子拾棉花，我们从来没有去帮过，就是我下连队看望拾花的学生，也只是给她们带点苹果葡萄去，也没有帮她们拾过一朵棉花。一个拾花季节，在学校提取40%的勤工俭学费后，她们挣的钱可以自己交一学期的学杂费了。学校复课回来后，有时星期天，她们还要到一些生产队拾红花，挣自己的零花钱。两个女儿小时候，平常一般都不吵她们，有时她们妈妈吵她们，都是因为她们不爱收拾，房间乱七八糟，床铺不整洁。吵她们时，小女儿鬼精灵，一般不还嘴，有时还给妈妈笑一笑，妈妈气也没有了。大女儿脾气有点倔强，妈妈吵她们时，感到受了委屈，她有时还顶几句嘴，申辩说是金凤把房子搞乱的，妈妈不该把她们一块骂，这样一来，她反而引火烧身，吵她一个人了。房间的乱的确大都是小女儿造成的，她有时还把狗、猫抱在床上玩，给它们捉跳蚤，后来狗上床惯了，家里人走后，竟然跳到女儿的床上或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我有个毛病，背爱痒，自己挠不着，就叫两个女儿轮流挠，女儿不在，就让妻子挠。挠背越挠越舒服，以后就成了习惯，有时，大女儿跟我挠背，我则跟小女儿挠背，宛然成了一副“挠背图”的漫画，现在有医学专家说，挠背还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我们家大女儿运气最好，每年到浇过水的地里拔草，大都可以抓住一条大鱼，鱼是从水库里漏网跑出来的。

我们家每年过年很热闹，客人很多。除了朋友外，就是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他们大多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妻子做得一手好菜，南方的、北方的、四川的、新疆的、各地的风味，一桌可做几十个菜。客人边吃边称赞妻子的厨艺。每年春节要摆好几次。通过请客，不但融洽了我和学校其他领导之间的关系，也融洽了我和学校教师的关系。一些有存见的教师来做了一次客，存见也就自然化解了。每次请客妻子都要准备几天，她虽然很累，有时也有一些怨言，但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不管我在哪个学校当校长，每年照样请客。我从心里感激她。

这就是我家，一个充满乐趣的家。

我爱我家。

三十一、“秀才遇见兵”

三十二、进城

1993年暑假，我在乌鲁木齐市参加新疆教科所组织的教科研活动。经一同参加教科研活动的市六中校长，四川老乡唐校长的介绍，我调到了乌鲁木齐市东山区芦草沟中学（后改名为市六十三中学）任校长。原来，市督导室督导该学校后，发现学校问题太多，管理太差。于是东山区政府决定换校长，并委托督导室司主任帮助找校长。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唐校长推荐给司主任，司主任又把我推荐给东山区政府的。东山区政府派教育局长特地到我团考察后，就决定调我去当校长。这次团里也没卡我，主要是我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先保密，然后至上而下找领导。我先找丁团长、范政委，好在当时丁团长当时也要调到师里当师长了，范政委看我年龄也大了，知道过去耽误了我多次调动，这次也是末班车了，所以他们都同意放我走，在我的报告上签字放行。然后，再找其主管教育的副政委，主管人事的政治处李主任，最后找教育中心和干部科。由于丁团长、范政委已签字放行，他们也不好再卡我了。开学前，我交接好工作。教育中心和学校专门为我召开了欢送会。会上，领导和教师代表对我在一中几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表达了依依留恋的情怀。第二天我告别了我的第二故乡，石河子市农八师一三四团农场。要知道，我在这里奋斗了三十一年啊！

1993年8月31日，东山区主管教育的马副区长，带着我到芦草沟中学上班了。这是东山区唯一的一所政府主管的中学校。到了学校后，才知道，这还是一所民汉合校的城市中的农村中学。学校条件很差，各方面条件都不及我原来的一三四团中学。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但不管怎样，我总算跳出了农场，成了城市人了。开学后，我一方面听课，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一方面和一些教师交谈，了解学校情况。学校有十九个班，六百多名学生，近百名教职工。初中每个年级四个班，高中每个年级一个班，另外，还有三个哈萨克语初中班，一个维吾尔语初中班。学生大都来自于区属的芦草沟乡农牧区，有汉、回、哈、维等九个民族，以回、汉为主。学生生源素质很差。教师整体素质也较差。由于教师一些待遇未落实，教师思想紊乱，纪律松懈，一些教师上课不备教案，不改作业，随便迟到早退、旷课，顶撞领导是家常便饭。上学期教学统考成绩都低于全市平均成绩10%以下，有的教师所教成绩平均分才二十分。教学质量差的原因虽然与生源素质有关，但最根本的是学校管理问题。学校教学处于无政府状态，基本上无教学管理。学校从不检查教师的教案和作业批改情况；领导也从不听教师的课，检查教师的课堂教学，更没有什么教研活动。教师教学完全放任自流。学校实验室因实验器材极缺，理化生教学从不做实验。图书室只有一、两百本书，从不开放。更难以相信的是，一个完全中学学校，没有一部对外联系的电话。教学经费区里只给教职员工拨工资，学校水、电、暖及杂费开支全靠收学生的杂费，而许多学生因家庭困难又交不起杂费。我没想到乌鲁木齐市还有这样的学校。要知道，乌鲁木齐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啊！我面临的又是一个烂摊子。我当几个学校的校长，开始都是那么艰难。我想，这是我命该如此吧！

9月27日，我正式接任校长并兼任党支部书记。原校长调到区教育局督导室工作。其实原校长是个女强人，她在当校长期间，学校没有办学经费，她亲自到各企业去讨钱，到各煤矿上去讨煤。只是她不善于学校的教学管理。上任后，我一方面积极找区领导争取教师的待遇，争取教育经费，争取改善学校办学条件，一方面开展各种教育活动鼓动教师团结、拼搏、振兴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争取上级和社会的尊重和支持，以改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在学校制定了《考勤制度》、《会议制度》、《教师教学常规制度》等一系列学校常规制度，并在学习、宣传的基础上实施。同时，开展教学常规检查和优质课竞赛活动，把教师的精力集中到教学工作之中……，经过近三个月的治校工作，学校各项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教职员工自由散漫的风气逐渐好转。

三十三、“乱云飞渡仍从容”

“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学校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其实在孕育着复杂的斗争。这是我原来没想到的。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马副区长把我叫到她家里，告诉我，学校有人给区长和市教委领导写匿名信告我。不几天，学校教学楼道里贴出一张匿名小字报攻击我，诽谤我，内容大致是我行贿市里、区里领导才当上校长，还说新来学校的代课教师是我在石河子的情人，并煽动教师把我轰出学校，在原教师里选任校长，还威胁我要我滚回去，不然就没有好下场。匿名信和小字报的确很恶毒。他们是对我大刀阔斧治校的报复，其目的就是要排挤走我。好在当时马副区长、教育局长，还有乡里的书记都理解我，支持我，要我大胆管理，不要怕阻力，要顶住。我想，自己也没有退路，只要身子正，不怕影子歪。我在大会上狠狠批评了写匿名信和小字报的卑劣行为，并表达了我从严治校的决心。随后，马副区长、教育局长、乡书记一块到学校召开教职工大会，肯定了学校近几个月的变化，批评了造谣攻击的卑鄙小人，为我撑腰，扶正祛邪。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他们为了攻击我，排挤我，竟使在校代课的S老师受到连累，把脏水泼到她的身上。S老师原是我在一三四团一中的一位数学老师，她和她的爱人过去都是我的学生。她爱人大学毕业后，分在西北地质局地质大队工作，驻扎在乌鲁木齐边上的米泉市，夫妻分居多年，S老师调不到她爱人住地。我调到东山区后，S老师因在农场拾棉花等问题，与一三四团一中校长发生矛盾，带着三岁的孩子来米泉市找她爱人，她爱人出差到南疆，未找着。后听她爱人的师傅指点，来东山区找着我，正好学校缺老师，我安排她在学校暂时代课。她也想代课以后争取调过来，和她丈夫团聚。S老师素质较好，事业心强，课堂教学方法和效果在一三四团也算中上游，在这所学校可算一流教师了。后在2000年调到市里一所中学，教高中数学，现在已是学校骨干教师。

其实，我当时面临的矛盾和斗争是复杂的，也是尖锐的。看来，比我当年初到一三四团一中时的斗争更为激烈，只不过，那时是明的，这次是暗的。此时，我面临的是三方面的矛盾。第一方面是原校长及她在学校的亲信，他们对我来取而代之极其不满。第二方面是原来反对原校长的一些人，他们原指望推倒校长以后，由他们的人当校长并组阁。我调来当校长以后，使他们的梦想破灭，他们对我极其不满。第三方面是原来在学校自由散漫，工作吊二郎当的一些刺头，对我从严治校，严肃学校纪律很不适应，特别是那几个因旷工、体罚学生、不备课等违犯校规校纪受到处理的教职员工，对我极其不满。这三方面矛盾甚至纠缠在一起，一致对付我。在匿名信、小字报的风波平息之后，矛盾斗争就开始表面化、公开化了。平静的校园不平静了，接连发生一系列闹剧。一个青年教师在食堂无事生非，砸碗骂人，大闹食堂；一个教务员买了学校采购的白菜又要退菜，总务主任不退，就大吵大闹，最后竟然吃安眠药，要自杀；教务主任办公桌上被人涂满人粪；一个青年教师因我在大会上表扬米泉一中来校代课的教师，大闹会场，公然骂我；还有一个教师因教学成绩全校倒数第一，按规定扣罚了一个月岗位津贴，晚上到副校长家大闹；经常都有一些人找副校长、总务主任、教务主任、德育主任闹事。这些教师素质较差，在个人利益与学校规章制度发生矛盾时，就忍不住跳出来闹事。当然，最主要的是在他们背后，一些唯恐学校不乱的人在给他们煽风点火，把他们当枪使。把学校搞乱以后才达到轰我出学校的目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面对严峻的形势，我没有气馁，我知道，只有迎难而上，治理好学校，才能在东山区站住脚。我团结好领导班子和党支部一帮人，坚持从严治校的方针，果断地、稳妥地处理了一系列违犯校纪的事件。刹住了闹事的歪风邪气。在学校不敢闹事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到区里人大、人事局、教育局、监察局和一些领导面前告我的状，说我是兵团作风，管理不近人情，挫伤教师的积极性。有几个教师联名给区纪委写告状信，还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捏造了我的十大问题。特别糟糕的是市教委督导室来了两位督学来学校督校，由于司主任未来，他们不深入学校，听取领导和教师的反映。只是片面听取区督导室唯一的督学、原学校校长的汇报。原校长因逆反心理，故意颠倒黑白，把学校说得一塌糊涂。市教委督导室又反馈意见给区上，也是说学校管理太严，压抑了教师的积极性。马副区长告诉我后，我到市教委督导室找司主任反映了这次督导学校问题，司主任也承认这次督导工作失误，去的督学偏听偏信了区督学的汇报，未到学校进行深入调查，更没听取学校领导的汇报。随后我又找区人大主任、人事局长、监察局长交换了意见，以取得他们对我治校的理解和支持。我没想到在地方上这么多部门、这么多人还要干预学校的工作。好在当时区里赵书记、陈区长、马副区长、王副书记以及后来的陈书记都理解我、支持我。我找到他们，他们都肯定了我治校的成绩，要我大胆管理。他们说，说你兵团作风，兵团作风有啥错，我们就是要发扬兵团作风。那时，还有一件麻烦事。我被法院传唤，作为被告上法庭打官司。由于原校长在社会上集资办校办炼钢厂，因她工作失误，集资时盖了学校公章，又没签自负盈亏的合同，校办炼钢厂还未上马就因市场问题破产了。社会上集资的人纷纷找学校要集资款，一些人把学校告到法院，我作为学校法人代表成为被告，整天官司缠身。更为可笑的是，后来原校长也把学校告到法院，她儿子也集了资，她也和学校打起官司来。当时，我不仅要用心处理好学校的各种矛盾，而且还要平衡好上面的各种关系。芦草沟中学虽然不大，但上面“婆婆”很多，在区里，一方面是区教育局领导，另一方面是区长、书记，还有主管教育的副书记、副区长；在乡里，一方面是芦草沟乡的书记、乡长，另外一方面是学区领导；在上面，还有市教委领导。我这个校长面对的是多头领导。如果上面意见一致就好办，有时上面意见不一致，就难办了。其实上面经常是不一致，弄得我不知该听谁的好。我又哪一方面都不敢得罪。当时乡领导和区教育局有矛盾，区教育局长与主管教育的马副区长有矛盾。经常是一方叫你往东，另一方叫你往西。学校真有困难了，你去找他们，却又互相推诿，你找教育局，教育局叫你找乡上，你找乡上，乡上叫你找教育局，最后谁也不愿解决问题。当时我的工作难度是多么艰难啊！而同时，我的调动手续又被市人事局卡住，心里象压了一块大石头。我真是内外交困，心理焦虑到了极点，经常感到心口疼。那时，我很后悔不该走这一步，为此，我向区里写了辞去校长的报告，甘愿当一名教师。

三十四、“柳暗花明”

好在当时各级领导对我比较重视，也是支持我治校的。他们把我作为引进的人才对待。这一点，我在石河子地区获得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证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多次用匿名信或联名信告我、诽谤我，但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仍然信任我，理解我，支持我，不同意我辞职，表示为我治校撑腰。所以，学校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挤我走的阴谋才没有得逞。特别是区里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兑现了我来时提出的几点要求和建议，一是解决了教师的午餐补贴问题（后叫出勤奖），给教师按区机关公务员标准发放午餐补贴；二是给学校开始拨教育公用经费，基本上解决了学校水电暖等日常经费开支；三是开始为学校建教工住宅楼，解决学校教职员工住房问题。1994年2月，区领导又专门给我分了一套区政府新建的住宅楼。在办理我和妻子的调动手续时，区政府竭尽全力。当时，由于我的年龄已近五十岁了，市人事局卡住不办，区里人事局长、教育局长都去跑过，未办成。后马副区长又去找市人事局长办，还是办不成。区里又安排李副区长找乌鲁木齐市市长，市长批复让人事局长办理，但市人事局维族局长硬拖着不办。最后区里又通过市办公厅主任找张副市长批复，按引进人才直接通过干部调配科办理了调动手续。在办理我的工资问题上，也是如此。由于调动，我调整后的工资补发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区委书记知道后，亲自督促区人事局给我解决了工资补发问题。“士为知己者死”，区里这样尊重我，关怀我、支持我，我治不好学校，就实在愧对于人了。因此，治校的决心更坚定了。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马副区长，她自始至终支持我的工作，帮助学校解决了不少问题，为学校教职工办了不少实事。学校建教职工住宅楼，是她首先下的决心，拍的板。要知道她当时手里能支配的只有市教委返还的教育附加费十五万元。开工后，又是她千方百计四处筹措资金。马副区长是个实干家，人很正直，她有许多感人的事迹。如当时她为了帮助学校把好进人关，坚持原则，不同意教育局长把不是教师的人调进学校当老师，而受到区里主要领导的批评，在我面前委屈得哭了。她还长期资助我校两名哈族贫困学生的学杂费，使他们一直初中毕业。可惜后来区里分工变化后她不管教育工作了。后来主管教育的副区长就没有她那种实干作风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严峻的形势，我迎风而上，仍然坚持从严治校的方针。面对上面的多头领导，尽量走好“钢丝”，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不卷进他们之间的矛盾旋涡之中，努力争取他们各方面的支持。同时最重要的是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人格取得广大教职员工的信任。“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一学年的治校，学校形势好转，多数教师有了进取心，校风有了明显好转，教学成绩有了大幅度提高，民族班教学质量跃居全市民族中学的前列，汉族中专、技工升学创历史记录。家长对学校有了好评。1994年，学校被东山区党委评为勤政廉政先进单位，让我在东山区勤政廉政先进事迹报告大会上作了汇报发言。“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总算在东山区站住了脚，并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1995年又被评为东山区先进教育工作者。最使我欣慰的是，我逐渐得到大多数教职员工的理解和支持，反对我的几股势力也逐渐被分化，原来带头向纪委写联名告状信的一个教务员，多次向我表示歉意，并道出了受人鼓动的内幕。特别是原来反对我，经常在学校惹事的丁新成老师，后来竟成了我的支持者，处处维护我，成了我的好朋友，成了我的忘年交。我退休回四川养老后，还经常来电话问候我。

三十五、家中遇险

1994年11月22日，是难忘的一天，这天，差点要了我和妻子的命。

中午，我和妻子正在吃饭。东山区芦草沟第三小学的青年教师A，突然来到我家里，径直走进厨房，拿了我家的菜刀，走到我面前，还未等我问他，他就把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今天我要杀了你们。”说着，又到我家的柜子里拿出一瓶白酒喝了，对我说：“你答不答应让我到你们学校，你不答应，今天就要了你们的命。”说着，又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这个A想调到我们中学，根据教育局安排，学校让他试讲了一堂课。由于他试讲存在很多问题，而且教态很不端正，连教案也没备。领导班子研究时，副校长、教务主任反映，A在三小表现很差，是个刺头，经常旷课，还找校长闹事。最后领导一致意见，不同意他调进中学。马副区长也多次要求我们，学校要把好进人关，不行的坚决不让进。所以学校没有接受他到学校。没想到他今天为这事来要杀我。我说：“你要理智，不要冲动，你这样是犯法的。”他说：“我不怕，你不答应，我就杀了你们两个，跑得了就跑，跑不掉也赚一个。”我说：“不接受你进中学，也不是我个人决定的，是学校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现在我个人也不能答应你。”他说：“不行，你现在必须答应。只要答应了，什么都好说，我以后会感激你的。你要不答应，今天就宰了你俩。”这时候，妻子趁A不注意，开门出去到邻居家，把小陈叫进来了。小陈说：“小伙子，你这是干啥？”A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你出去。”说着，把小陈推出门去。回来后又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一边劝他，一边想着怎样对付他，妻子也劝他放下菜刀，他根本不听。我们就这样僵持着……，约三、四分钟时间，区政府门卫上的两个保安推门进来了。他们夺去了A手上的菜刀，然后问发生了什么事要动刀。我和A正讲着时，芦草沟派出所的所长和一个民警进来，把A带到派出所去了。原来是小陈出去叫来了保安，并打电话给芦草沟派出所报警。这次多亏了小陈才化险为夷，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小陈在人事局开小车，人很不错，平时我们两家关系也很好。随后我到区政府找着了陈区长和马副区长，汇报了赵龙的A。他们听后都很气愤。陈区长说：“东山区还有这样的教师，先把他关起来。”他当即跟主管政法的李副区长打电话，李不在，他安排马副区长联系李副区长从严处理此事。第二天，李副区长找我汇报了A到我家的情况，李副区长的意见，先不要激化矛盾，听说A是个亡命之徒，等调查清楚以后，再对A采取行动。下午派出所来人要我写了一份关于A到我家持刀逼我的情况汇报。拖了一个月后，也不见处理此事，我找到区里，区里又安排教育局、人事局、监察局联合派人到学校找我调查此事。过了一段时间后，听马副区长说，教育局最后给区里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给她，说是问题不在A，问题出在我身上，我不该拒绝A调到中学的要求。马副区长看了后很生气，她又给陈区长看了，陈区长看了也很生气，说简直是颠倒黑白。最后马区长把拟写报告的小B叫去批评了一顿，责令重写。据B说是教育局一领导授意这样写的。原来，A的父亲和那领导是朋友，把A调到中学就是他安排的。对中学不接受赵龙很生气，他不但不处理赵龙，还找我去批评我，说是中学不接受A是错误的。由于他上、下活动，千方百计阻止对A的处理，所以最后也不了了之。

教育那领导最初也是支持我的，到134团考察我，也是他去的，这一点我是感激他的，但他这个人太重人情，缺乏原则性，多次安排一些学校不需要的人或不符合条件的人进学校，叫学校为难。这些人都是他的关系户，如学校锅炉房本来就有化验员，他非要安排一个人到学校锅炉房来当化验员。给学校后勤造成不好的影响。原校长也是说他过去爱乱调人进学校，弄得学校教职员工素质差，刺头多，人员超编，区人事局、编委对此也很有意见。马副区长也多次要求我把住学校的进人关，不要让局长给学校乱塞人。作为校长，我认为马副区长这样要求是对的。然而听了马副区长的，又得罪了那领导。又因为许多问题找那领导解决不了，就直接找马副区长解决，那领导就认为我是马副区长的人，所以后来也改变了支持我的态度，甚至和原校长一块给学校工作制造阻力。后那领导因经济问题被双规撤职，其主要原因也是太重人情，不讲原则，以至于上了教育局出纳的当而犯了错误。

三十六、违心造假迎督导

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2001年我辞职离开学校，校长的工作不仅是领导和管理学校，进行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而且要用很多精力准备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东山区各级各类督导检查验收工作，不要说经常性的卫生检查，综合治理检查，安全检查，财务检查，收费检查，就是教育系统内的检查验收也是没完没了，一拨接一拨。这些准备工作对学校的规范化建设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对学校的建设，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方面。但是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学校的正常工作。开始准备的是自治区“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检查验收，简称“两基”验收，大多数指标项目标准，我们学校都没有问题，诸如学校管理、教育、教学条件、办学条件方方面面，但就是初中学生入学率、巩固率等方面达不到规定的98%和95%的要求。由于当地农村经济落后原因，一些儿童不上初中或中途辍学，甚至在小学就辍学了。特别是哈族、维族儿童辍学更为严重。实际上，我们学校也想了不少办法，如每学期开学初，我就带着学校领导和教师上山下乡，到各生产队辍学学生家去劝学，学校对困难学生免去杂费和住宿费等，学校还把学生巩固率纳入班主任和教师工作的目标管理指标。我们学校除了动员教职工为困难学生捐款外，还通过区团委牵线搭桥，联系了区交警支队、工商分局、税务局、自治区民航等单位资助我校的特困学生。就这样，仍有不少学生辍学，失学。为了验收过关，区、乡村和学校只有想办法弄虚作假，一方面在数字上做文章，制造了一系列成套的假材料，以其达到验收的标准。实际上，学校与初中入学率98%和巩固率95%的标准差得很多。另一方面，在检查验收的前几天，区里让各村雇中巴车，把失学多年的青少年硬拉到我们学校坐在教室里凑数，以备检查验收团查对。这些青少年大多在社会上游荡多年，有的还在城里打工，是村里硬把他们拉回来的，这些青少年有的在小学一、二年级就辍学了。来校后，他们大闹天宫，抽烟、喝酒、打架、偷盗、砸门窗桌凳，男男女女搂搂抱抱，弄得学校乌烟瘴气。为了怕出大事，每个村里也来了领导和民兵跟着，我们领导白天黑夜轮流值班看着，哄着这些青少年。就这样也出了不少事。他们不但严重影响学校教学秩序，而且学校还要免费负责他们的住宿和吃饭。一直到验收团走后，才放他们回家去。1995年底，准备好后，区里向自治区督导室打了验收的报告，自治区督导团正准备到我们区里督导验收时，一位哈族小学教师对政府弄虚作假不满，写信到自治区告状，揭发了弄虚作假问题。自治区两基督导验收团才不得不决定暂不验收。这样一直拖到1996年下半年，村乡区和各学校又重新准备验收材料，区教育局哄好了那位告状的哈族小学教师后，自治区两基验收团才到东山区来检查验收，并顺利过关。当时，我很担心入学率、巩固率等指标弄虚作假的数字和材料会被验收团的专家识破，没想到竟顺利过关。其实验收团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否则新疆许多地区都过不了两基验收的关。据我所知，新疆许多的县市包括兵团一些农场都是在四率上弄虚作假才验收过关的。这一点，内地一些省市的农村也是如此。中央电视《焦点访谈》节目也曾多次曝光过，正如民谣所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我对当时这种弄虚作假也是反感的，一些领导和教师也很有意见，教育人的人弄虚作假，实在可悲，但又不得不违心去做。当时，区里主要领导要求下面，要千方百计做好验收工作，谁要是影响了验收工作，就先端谁的饭碗。这能怪谁呢？上面各级都是要求下面立军令状，谁过不了关，谁就没了政绩，升不了官，甚至丢掉乌纱帽。而实际上两基规定的一些指标订得过高，没有从当前农村的实际出发，所以目前很多地方是无法达到的。可见，全国两基验收过关的不知有多少县市掺进了水分，但不管怎样，两基验收工作，对各地教育还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二年下半年，又迎接自治区两基复验和自治区实验教学复验。好在都顺利过关。接着又是东山区教育局督导室素质教育督导检查，由于前任校长是督导室督学，她生怕肯定现在而否定她的过去，所以在督导检查时，又搞了一些小动作，在她拟写的督导评估结论里竟睁着眼睛说瞎话，说我们学校领导不抓思想教育，不抓教学工作。在乡里反馈会上反馈后，我和书记当即用事实驳斥了他们不深入实际，不尊重事实的评价，我们随后又找教育局李局长反映了他们督导的情况。第二年，他们来学校复督时，改变了上次的工作作风，深入实际找领导找教师，找学生了解情况，到教室听课，认真查阅了学校各方面资料。在督导结论时，纠正了前次不实的结论，肯定了学校各方面工作，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原来这次督导评价结论是新来的督导室主任亲自拟写的。

2000年以后，乌鲁木齐市教育督导团又开始对我区教育进行督导检查。先是督导政府教育工作，我校是督导检查的重点，督导团检查我校以后，在区政府反馈会上专门对我校的教育教学工作给予了表扬。2001年乌鲁木齐市教育督导团开始对全市中学素质教育进行全面督导检查评估，我校被列为第一批督查的学校。2001年4月18日，市督导团一行八十多位专家和领导进驻我校，进行了为期四天的检查督导。他们查阅了学校三年来学校各方面工作形成的档案资料，观看了学校录制的《芦草沟中学在素质教育中前进》的录像片，召开了学生、家长、教师等各类座谈会，走访了附近的单位，听了三四十节课，查阅了教师的教案和学生的作业，进行了各类问卷调查，实地考察了教育教学各类活动，听取了我的汇报……督导团这次的检查非常认真，比以往各级各类的督导检查都要全面细致。检查结束后，督导团团长，市督导室陈主任在反馈会上，对我校的管理，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学工作、学校建设等各方面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特别是对学校的“四位一体化”的科学管理体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后来又下达了书面文件《东山区芦草沟中学教育督导评估意见》，对我校各方面工作进行了更高、更全面、更具体的评价。这份文件的复印件至今我还保存着。这次对学校各方面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在东山区芦草沟中学治校工作的肯定。我没有辜负东山区领导和东山区芦草沟人民对我的希望。我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至少可以对他们说，我努力了，我成功了！这几年间，乌鲁木齐市人大代表团，政协代表团，还有东山区人大代表团，政协代表团每年都相继来我校视察工作。视察后都对我校的教学质量、校风建设、校园美化绿化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三十七、辞职

市督导团督导我校后，不久，我向东山区党委和政府递交了辞去校长职务的报告，我为什么要辞职？一是因为主管教育的副区长，二是因为学校新任的支部书记，我实在适应不了他们的工作作风。

1997年以后，原办事处主任B，被提拔为政府副区长，原马副区长主管的教育工作分给了他管。这人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与马副区长完全不一样。他主管教育工作后，除了陪同上级领导到学校来，一般是不到学校来的。学校的事他该管不管，不该他管的，他却要干预。从来没有为学校和教职工办一件实事，解决一个问题，而他却爱训人、骂人、报复人。我和他发生了几次不愉快的事。第一次是，学校一个教师因教学工作不负责任，他所教的数学成绩全校倒数第一，按照学校教学目标奖惩办法，扣发了他的部分奖励工资。晚上他酗酒后，到副校长家里大吵大骂，还动手打人，并恐吓我，要对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个教师是无人敢管的刺头，在学校影响极坏。学校向B汇报后，他指示学校拿出处理方案，学校党支部、校委会研究后作出了处理意见，报给了区里。主管教育的区委副书记召集我及相关人员到他办公室开会，研究学校的处理决定。没想到B副区长一进门，见我就训斥：“你们就这样给人做工作吗？”我感到莫名其妙，就顶了他一句：“我们这样做工作还错了吗？”他一听，气得转身就出去了，赌气不开会了。副书记安排乡副书记和学区主任去请他，他硬是不来。第二次是，区里给学校建好教职工住宅楼后，还欠工程队三十多万元。工程队长每天都来找我要欠款，弄得我无法工作，那时，B已接管马副区长的教育工作。我只好找他，他说：“我不了解情况，你还是去找马副区长吧！”我转身到马副区长办公室，说住宅楼欠款问题：“B副区长不了解情况，他叫我找你。”马副区长说：“我已经给他交代过了啊！”马副区长叫我跟着到B副区长的办公室，马副区长说：“学校住宅楼欠款问题还要找我吗？”B没有回答马副区长的话，转身训斥我：“谁叫你去找马副区长的？”我感到愕然，我说：“不是你叫我去找马副区长的吗？你怎么不认帐呢？”这人马上就不承认了。哪像一个区领导。后来我和工程队队长去他的办公室找他商量解决办法，他把我和工程队长哄了出来。第三次市政府教育督导团来学校检查工作，他看了我写的汇报材料后，大发雷霆，说我不听话，嚷着要处理我。主要是说我写区里拨的教育经费数字写少了。我是按学校会计提供的实际数字写的，他嫌我写少了，没有虚报。当时我不在场，吓得在场的学校领导来找我，要我马上修改，我坚持不改。事后我到区政府他的办公室找他说明经费数字问题，他又不说什么了。我想，如果他要为此事处理我，我就找市领导去评理。为了学校工作，我也想找他缓和关系。过春节时，我和副校长还专门买上高档烟酒，到他家去给他拜年。可是他仍然报复我。2000年，学校和教育局把我评为市级优秀教育工作者，报到他那里就把我划掉了。其实，我并不看中荣誉，每年学校评选优秀工作者或优秀党员等先进，我在学校领导里面，无记名投票得票都是最多的，但每次我都让给了别人。更使人伤脑筋的是他把他的关系户调到学校当书记，支持她在学校扯我的后腿。由于B这样的区长管理教育，最后几年，我的心也凉了许多。原来计划的管理改革措施，如全员聘用制等，也大多没有实施。“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遇到他这种素质的领导，也无话可说了。后来学校有问题，我再也不找他了。我都找主管教育的区委副书记。他是个维族人，人很不错。对工作负责，对人热情，反映给他的问题，一般都能帮助解决。他对B的工作作风也有看法。区上很多局长都说B不配做人，这样的素质怎么能当区长？特别是当时的教育局长对他很有意见，B经常训他，但他又不敢当面顶B。

我在芦草沟中学还有一个失误，就是不该辞去书记职务。我来学校之前，学校还没有独立支部。我来学校后，区里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成立了党支部，我兼任党支部书记。学校有十五、六名党员。除个别党员素质差外，绝大多数党员素质都不错，都能在学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我来学校后，紧紧依靠这些党员，在学校树正气，祛除不良风气。学校党支部为改变学校面貌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有一个问题，我既要负责学校行政工作，又要负责党务工作，在工作上遇到问题时没有一个帮手，处理问题没有回旋余地。如果有一个象一三四团一中那样的书记配合着工作，我的压力和负担就小多了。于是我自1996年开始，就一直找上面要求辞去书记职务，为学校调一个专职书记。为此我多次找区委陈书记，后陈书记说：“支部书记你仍然担任，这样便于你开展工作，以后给你配一个副书记就行了。”不知为何，1997年仍然没有给我配副书记。1998年1月，区组织部通知我，安排区政府秘书到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使我又感到突然了。第一事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按过去在兵团农场做法，一般是先征求校长意见。第二原来陈书记说给我配副书记，这次调来的是支部书记。调来的书记担任了两年书记后调走了。接着2000年1月从区党校调一个教师来学校任支部书记。他们到学校后给我分担了党务工作，减轻了我的工作负担。但是，他们到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没有在基层当过领导，都是从政府机关上下来的，按照政府机关的党政关系当书记，不懂得基层企事业单位党和行政关系的特点。他们一到学校就抓权，什么人权、财权、物权、行政都要他支部书记说了算，你校长的行政工作也必须通过他才行。他们在学校当老好人，极力笼络人心，特别是讨好刺头教师。他们大多数是帮倒忙，起反作用。第一任书记虽然没有搞过教育，但有时还知道维护我一些工作。特别是在后期，在工作上经过一些挫折后，通过参加市校长培训班学习以后，知道在学校如何当支部书记了，和我的工作配合也较默契了。后来的书记虽然过去在一个企业学校当过教务员，但实际也不懂教育，也不懂管理。由于她是一个权利欲望极强，私心重，心眼小的女人，所以到学校任书记后更是专横跋扈，自以为是。学校什么都要管，请一个临时代课教师没有她同意也不行，一次我和总务主任商量在操场边种一块草坪，总务主任安排职工正准备种了，她知道后，叫停下来，要召开全校教职工讨论通过后才能种，讨论去讨论来，也一直没种成。学校购物本来规定是校长签字，她来后，要求必须通过她同意，一次我写了一份总结让她过目，她看了后，改得一塌糊涂，她把正确的句子改成病句，弄得我哭笑不得，后给副校长看了，也觉得这人太没水平了，也太不自量力了。更为可气的是她一天到晚都往区政府跑，到区里讨好一些领导，吹捧自己，打击别人，特别是到B副区长那里，说我的坏话。这个人素质太差了。与这种人共事太难了。好在当时学校形势很好，教职工已适应学校的一系列管理。学校稳定，校风良好，各项工作都已规范化、制度化。学校也顺利通过了市政府督导团的综合督导评估获得了好评。领导班子和绝大多数都理解我，支持我，维护我。所以她在学校也起不了多大的负作用。虽然这样，与她共事也免不了生闲气。当时，主管教育的副区长又和她关系好，而且原来了解我的区里主要领导也都陆续调走了。

我想自己干不了几年就要退休，本身又有高血压，这样干下去也没意思了。好在我在芦草沟中学当校长八年，使学校由乱到治，改变了落后面貌。市政府督导团这次对学校的全面督导检查，已有了好的评价。于是我决定辞职，向区党委接连打了几份辞职报告，于2001年7月提前离开了校长岗位，到教育局当顾问。后来这个书记依仗B副区长撑腰，在学校更是胡作非为，她打击和排斥原来的领导班子和骨干教师，相继撤了副教务主任、副校长的职务，又逼着总务主任和工会主席辞了职务，原教务主任最终也排挤出了学校。原来在学校最散漫，工作态度最差的一个青年因为和她关系好，被她提拔为副校长。原来我们学校评先进、评优、评职称按照考核结果，经校委会、党支部研究决定；后来她却以此作为拉拢人的手段，再不按考核结果，也不通过校委会党支部研究，由她个人决定，她想给谁就给谁，工作再好，考核结果分数再高，不是她的人，也休想评先进、评优、评职称，严重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更为可笑的是，她自己竟然不通过学校教师评选，也不通过校委会和党支部研究，私自上报自己为市先进教育工作者，骗取政治荣誉。在经济上也利用学校工程谋取私利，她一门心思玩弄权术，又不抓教学工作，学校管理紊乱，教学质量严重滑坡。由于她无视规则，以权谋私，胡作非为，最后矛盾激化，遭到了学校广大教师的反对，一些教师在公众场合指责她，叫她贪污犯，使她威信扫地，最后，弄得她不敢进教师办公室，不敢召开每周一次的教师例会，怕教师质问她，学校教师不断向区纪委、区组织部和区领导反映她的问题，她在学校实在呆不下去了。最终，区里于2002年3月撤了她的职务，让她回党校仍当她的教师。原来的一些领导和教师见了我说，可惜好好的一个学校被她搞垮了。

三十八、在贵族学校

2002年元月，农历正月初四，我接到徐校长一个电话，邀请我到民办中学当教务主任，协助他工作。徐原来是乌鲁木齐市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我们是老朋友。我们是在新疆教科所搞教育科研认识的。我们曾一块被新疆教科所选派到上海参加全国普通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他退休以后到民办学校当常务副校长，他向校长推荐我去当教务主任，抓教学工作。第二天，我到徐校长所在的民办中学后，他带我见了校长（董事长、老板），没想到董事长改变决定，仍留任原教务主任，要我任副教务主任，还是负责教学管理工作。同时，还聘任了另一所重点中学的副校长任新成立的德育处主任。这所民办中学是乌鲁木齐最大的一所民办学校。收费很高，人称贵族学校。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有三、四十个班，一千多学生。教学设施很好，超过一般公办学校。学生大都是从全疆各地区招来的。当时，我还没退休。徐校长说反正你在教育局不坐班，如果教育局找你，你还可以回去应付一下，于是我就这样应聘上班了。教务处原来有一个主任，原在伊宁市一所中学当办公室主任，一个副主任，原来是伊宁市一所中学的数学教师，都是年轻人。由于他们未搞过教学管理，上学期教学常规管理不到位，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下滑，家长反映很大。徐校长着急，不得不要求董事长加强教务处，建立德育处，他原想要我到教务处任主任，负责教学管理工作。而董事长从帮派意识出发，却变了挂，仍留原主任，徐校长很生气，但也没办法。他也是为老板打工的。董事长原来是伊宁市人，学校很多领导和教师都是他从伊宁弄来的，在学校形成了伊宁帮。

上班以后，我一方面听了所有中学教师的课，了解学校情况，熟悉民办学校办学特点；另一方面从学校实际出发，逐步拟写了四十二项管理制度。我还为学校拟写了校歌，后来学校汇集成为《教师手册》。每个领导、教师人手一册，并作为培训教师，提高教师素质的教材。虽然这些制度由于各方面的阻力，没有全部实施，但多数还是落到实处了。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学管理的无序状态，使学校教学管理逐渐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学校教学秩序迅速好转。同时调动了大多数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特别是我拟写的《考勤制度》经校委会通过实施后，受到了广大教职工的欢迎。原来学校的考勤，把教师每天耗在学校里，没有节假日，晚上都不让回家，一个月准许回家一次，弄得教师精疲力尽，怨声载道。教师处于消极状态，新的考勤制度实行弹性坐班制，教师晚上不值班可以回家住，教师心情舒畅了，反而提高了工作效率。还有一点是我拟写的《教学目标奖惩办法》更充分调动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过去学校教学目标管理是给教师定的绝对分数和提高率，不管每学期期末考试卷子的难易程度，制定每个教师的教学目标成绩，学校用的是市教研室的统一卷子，如果出的统考试卷哪一门学科难度大了，这个教师就倒霉了，无论怎么拼命，统考成绩也达不到学校订的目标，也要受罚扣工资，我刚到学校，教师们都向我反映这一问题，一个物理老师说：“这是不懂教学的制定的教学目标，没有一点科学性和合理性。”这个教师原是一个中学的校长，北师大毕业的。在这个民办学校有很多原来都是当过校长书记、主任等学校领导的，退休后应聘到学校打工教学。我和这些教师商量后，改用比率分的办法制定了教师的教学目标，用全市各学科的平均分与任课教师的统考平均成绩进行比较。这样就比较公平、合理，教师们也心服口服了。民办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都很辛苦。平常我很少回家，吃在学校，住在学校。星期六、星期天也大多值班，有时晚上还要熬夜加班。记得有一次教务员排的课表有问题，不能用。第二天又要正式上课。晚上我只好重新安排，那晚上排课表一直到天亮，上课前把新课表发到了教师手里，保证了教师正常上课。我在学校还注意团结广大教师，和教师们和谐相处，教师们对我既尊重，又亲近。我还尽力保护那些有能力的老教师。在民办学校，教师工作是很难的，来民办学校上学的学生，家里大多是有钱的商人或干部，学习兴趣不大，学习基础差，生活习惯差，脾气任性，生活奢侈，家里娇生惯养，在学校稍不如意，就打电话回家告家长，家长就打电话给董事长，学校又怕得罪家长，往往是家长给董事长反映某某教师了，学校就立即让这个老师走人。其实，有很多情况不是老师的责任，而是学生的问题。如有一次，一个四川巴中应聘来的高中语文教师，本来学识渊博，在四川时一直把高中毕业关，他教两个高一差班的语文，学生反映意见很大，要求学校换老师，为此，学校准备辞退他，我召集教研组长、高中语文教师一连听了他三节课，大家认为他教材熟悉，运用自如，讲课没有问题，只是四川口音重些，面对差班学生讲得深了，对学生要求严，训得多，表扬少，我们一方面给学生做工作，一方面给教师提出改进意见，要他从差班学生实际出发讲课，最后平息了学生的意见，留住了这位教师。后来学生老师关系也和谐了。这位老师十分感激我，说：“多亏你这次救了我。”但我有一点，不善于在领导面前表白自己，从不主动接近领导，反而在会上爱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见。而教务主任却相反，每天都要到董事长那里去汇报工作，奉承他，表自己的功，贬低别人。其实，经常晚上只有我留守教务处，他们都爱出去喝酒，有时还是董事长带他们出去的，徐校长多次要求换我任主任，董事长总是以各种借口回绝，后来反而把教务主任提为副校长。徐校长多次要我去找董事长汇报教务主任问题，我见董事长也不是正直的人，所以我也没去。徐因此对我也有意见。由于教务主任的无知，所以在工作中免不了发生矛盾，我们多次发生纠纷，如他一会儿要撤掉教研组，一会儿又要撤掉年级组。我不同意他的意见，给徐校长一谈，徐也不同意。为此和他发生矛盾。这个学校有一个通病，就是吹牛。学校对社会吹，对家长吹，领导教师对学生吹，下级对上级吹。董事长不但自己喜欢吹牛的领导和老师，而且自己也爱吹。这可能由于商人的特点，要推销自己，赚取更大的利润。吹牛的结果是坑害了学生。如为了招生的需要，董事长吹的学校实行剑桥英语双语教学，初中毕业学生英语达到高中毕业班水平。2002年秋季招生的初一英语不用普通教材，用上海的剑桥英语教材，各科也要求教师用英语授课。其结果是六分之一的学生勉强跟得上，六分之五的学生每天腾云驾雾，越学越糊涂。我曾多次向他们提出：“我们的学生基础差，这样教不行。”他们不听，要知道，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于南疆北疆各地，一般在小学都没学过英语，怎么听得懂老师用英语上课，怎么能跟上上海剑桥英语教材。到初二时，不但英语成绩一塌糊涂，多数学生放弃了英语学习，而且其他功课也没学好。家长反映强烈，最后又只好改学普通教材，放弃了剑桥英语双语教学，但为时已晚，耽误了大部分学生。董事长骄横自大，刚愎自用，任人唯亲，亲小人，远贤臣，因此这个学校领导教师更换频繁，每年都要进出二分之一左右的教师，领导更是换得快，除了他的亲信外，很少有领导任职一年以上的。走的人有的是学校辞退的，有的是工作不顺心自己辞职的。2002年下学期，徐校长与董事长矛盾激化，被迫辞职离开了学校。接任的刘校长干了一个多学期，又与董事长矛盾激化被迫辞职。再接任的某重点中学退休校长，只干了一年，又被迫辞职离开了学校。教务处、德育处等中层干部更是象走马灯似的换人，象这样走马灯似的更换教师和领导，学校能兴旺发达吗？只能是误人子弟。由于这里不是干事的地方，我在徐校长、刘校长走后，也于2003年12月辞职离开了学校。

在民办学校有一件至今难以忘怀的事，在2002年11月我生日时，学校工会送给我一个生日蛋糕。学校各教研组长、年级组长和我们教务处人员一共十五六个人，在饭馆里聚餐，为我祝寿。大家唱着《祝你生日快乐》歌，吹着生日蜡烛，吃着生日蛋糕，喝着酒，唱着歌，尽情快乐，使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生日。

在民办学校期间，于2003年3月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至此，我的工龄四十二年，教龄四十年。

三十九、无怨无悔

岁月流逝。

从2004年开始，我就卸下了工作的担子，完完全全进入到养老的闲适生活。每天的事不过是锻炼锻炼身体，除了走路慢跑，还自编了一套活动全身筋骨的运动操，我还经常到游泳馆去游泳，虽然已经六旬开外，仍可以一口气畅游两千米。还有就是扫地、拖地、收拾房子，到图书馆看书看报，晚上看电视。一些老人爱打麻将或“斗地主”消磨时光，我却对此没有兴趣，只是有时和妻子一块唱唱歌，陪妻子下下跳棋。2003年下半年在小女儿工作生活的四川眉山市购置了房产，2005年总算叶落归根，移居四川眉山市养老。在离开新疆前，特地到石河子一三四团去了一趟。离开一三四团十年，农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团领导，教育中心领导，中学、小学领导大多换成了新人。虽然这样，我在一三四团仍受到热情的接待。中午，现任团教育中心领导仵主任和中学、小学领导专门设宴，为我接风，在一块共叙旧情。晚上，团领导中的老人董副团长等团领导又设宴招待我。他们说我是团教育界的功臣，我当校长时培养的人才最多，开创了中学的黄金时期。我还特地拜访了原中学工会主席老尹、老主任姜宁以及一些老朋友、老教师，在一块回忆当年在一块工作的那些往事。到四川后和女儿、女婿、外孙在一块共享天伦之乐。同时又承担起接送外孙上幼儿园或学校，对外孙进行启蒙教育的任务。除此之外，趁着现在腿脚还能走动，也享受旅游之乐。远的，2005年和老伴到云南昆明弟弟家玩，侄女金乔开车送我们到大理、丽江游了一圈，2006年和老伴参加了四川成都老顽童长江万里游旅游团，观光了长江沿岸一些旅游城市，到上海和老朋友陈建章、蒋先骅相聚，共同回忆旧事和旧情，陈建章、蒋先骅退休后随妻子到上海定居养老。在上海还会见了吴纪安、王承国、徐成达等老朋友。吴纪安文化大革命后从事少儿游戏研究，取得了成果，出版了十多本专著。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后来调回上海一中学工作。王承国也调回江苏某中学工作。徐成达退休回上海养老。近的，平常利用休息日到眉山市附近的旅游景点游玩。以后，争取每年到省外名胜古迹旅游一次。不时到唐山大女儿家住一段时间。退休后的闲适生活，的确是我一生最大的解脱，没有了过去的烦恼，真是优哉，美哉，乐哉！

回顾一生，也是幸运的一生。我们这一代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遭遇到战争的灾难。共和国自改革开放以后，政治逐渐走向开明，经济日趋蓬勃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虽然共和国在发展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我们这一代算是赶上了幸福的末班车。比起上一辈，我们也是幸福的。

回顾一生，也是不停地与命运抗争的一生，少年时挑煤炭，年轻时闯新疆卖牛奶，当兵团武装战士，后来走入教育领域当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小学校长、中学校长。从连队到场部，从农村到城市，一路走来，风风雨雨，不知历经多少坎坷。但不管怎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道路总是越走越宽广。人生总是越来越亮堂。我一生虽然平庸没有大作为，但很丰富，很充实，有苦有甜，苦中有乐，其乐融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常乐，我知足矣！

回顾一生，谨谨慎慎做人，凭良心做事，这是人生基本的道德底线，与人为善，诚心对人，助人为乐，淡泊一生，虽然一生也做过一些错事，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总还是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同事，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家人，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问心无愧。

回顾一生，我无怨无悔。

但愿我的后人做得比我更强，活得比我更好，更幸福！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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