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我也来说说陶愚川先生

Gowest · 发表于 2023-4-24 00:55:01

我也来说说陶愚川先生

信息来源：发布日期: 2017-06-14

陶愚川教授，在我校风雨兼程六十多年的发展史上，是一位独占三个“唯一”的人。其一，他是学校党委作决定，“要求党内党外、领导群众、教师学生”都要学习的唯一的一人。其二，在建校六十年校庆大会上的校长讲话中，他是唯一受到缅怀的教授。其三，这第三个唯一，虽未成真，但已有舆论出现。六十年校庆大会之前，曾有离退休老同志议论，认为应为两位已故曲园人树立雕像，一位是首任校长高赞非同志，另一位便是教育学教授陶愚川先生。在一些老曲园人心中，若为教师塑像，陶愚川就是唯一人选。

三个“唯一”，定格了陶愚川先生在曲园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他是一位有着奇光异彩，值得为之大加点赞的学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强调抓阶级斗争之时，陶愚川成了被怀疑的敌特对象，活动受到了监视。依据就是他于1938年10月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回国后即赴重庆，“在国民党教育部任职”（陶愚川«留日、留美杂忆»）。1950年又去香港，向其父和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的大哥陶百川寻求经济资助。虽然不久就返回了大陆，但此行被怀疑是去领受政治任务。有人更猜疑，他带回了一架发报机，放在孔林中的一座古墓里。

外语系教授许汝民对我说过，当年，系里曾安排他暗中监视陶愚川。一个星期天，陶离校外出，沿着岚兖公路，径直西行，走到了兖州县。许在公路下，尾随其后，悄悄地跟着。既不能让陶察觉，又不能跟丢。在兖州火车站附近，陶进了一家小饭店，吃了一碗大米饭和一碗鸡蛋汤，就返回学校。去来60华里之遥，就为了吃一顿南方人喜欢的米饭。

“文革”前期，陶先生和俄语教授廖世喻合住在一间平房里。房间很小，大概有10来个平方米吧。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随后，一些老教师成为冲击对象。陶、廖都是挨批挨斗的“牛鬼蛇神”。一天，外语系的几个学生来闹腾。他们在房间外门上方的砖墙上，贴了在白纸上写着“ 鳖窝 ”两个大字的横批，又在门两边贴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然后，命令陶、廖每人都大声念一遍。陶先生不紧张、不羞涩，淡定自然地念了一遍。廖先生江南某地的口音较重,因把“窝 ”念成“kuò”，受到了呵斥。

作为“牛鬼蛇神”，陶先生被打入劳改队。派给他的活儿，是去校园菜地侍弄大粪，就是把成堆的粪便扒开晒干，再捣碎堆起来。就在干这个最脏的活路期间，不知谁人出了一个坏主意：不准陶吃馒头和菜蔬，一顿饭只准他吃一个地瓜面窝窝头和一小块豆腐干，而且，还不准和其他职工一起在食堂餐桌上吃。那怎么办？陶遵命蹲靠在食堂外的墙根下，窝窝头和豆腐干分别放在两脚背上，不管是咬什么，咬完后仍放到脚背上，直到吃完。见者有不同的议论。有的说他怪，不讲卫生；有的说，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有的说，这是“有意丑化社会主义”。究其实，可以这样说，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不是陶愚川先生，而是那个丧失人道、出此主意的无良造反者。

七十年代后期，中断多年的科学技术人员职称晋升工作恢复了。因为晋升职称要考外语，外语系应当地驻军单位要求，曾向曲阜的“一四二”医院和“八三八”仓库、兖州的“九一”医院、泰安的“九0”医院等单位派去教师，举办培训班，帮助有关人员学习外语。

当时，陶先生被派到了“九一’医院。培训班结业时，我和系主任陈雅民同志应邀出席了结业典礼，并受到了宴请。开宴前，我问陶老师酒量如何。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不要忘记我是绍兴人”。我说“明白了”。我知道，绍兴是出好酒的地方，“状元红”、“花雕”就是那里的名酒。

陶先生在接受了主人的一次敬酒之后，就全然不理会酒桌上的那套程式，便不言不语，独自吃了起来。好像只他一个人似的，任凭他人说东道西，从不插言。只在医院领导肯定他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和良好的教学效果，一再表示感谢时，他才回了三个字：“应该的”。有个军医说，陶先生掉了几颗牙，他们几次提议为其免费修补，都被谢绝了。此时，陶先生依然不说话，好像军医说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事后，我问过陶先生，在“九一”期间，正好有机会补牙，为什么不同意呢？他做了简短的回答：“那是自然现象，勿需补的。”

校内广泛地流传着，说陶先生的衣裤从来不洗，一件一件的摞在那里，依次从底下抽着穿。其实，身为知识分子而不洗衣者，并非陶先生一人。我上高中时，有位教物理课的张老师，就不洗衣服，下雨的时候便把衣服拿到屋外，搭在铁条上，任雨冲刷。口中还念念有词，说：“让大自然去做工，为小民造福吧。”

陶愚川先生有着很强的记忆力。“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外语系所在的教学楼的楼道两边墙壁上，满是大字报。其中，也有不少涉及陶愚川的。于是，就有“红卫兵”勒令陶去看关于他的大字报，还要考问，检查他是否看来。这就不得不看了，陶先生拿着一本32开的油光纸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头，在楼道里走着，看着。偶尔，在本上记几个字。就这样，楼上楼下看一遍，就把揭批他的大字报内容装进了脑子，任凭怎么考问，都能过得了关了。

有一次，在外语系教学楼前，我遇到了陶愚川先生。他手里还拿着他惯用的那种小笔记本，我停下来，主动打了招呼，问他去干什么来，他说去图书馆查找资料。出于好奇，我说想看看他的笔记本。他虽然说了句“你看不懂的”，但还是让我看了。我随意翻了几页，里面用铅笔记下的不是连贯的文字，而是一些似乎不相关的字或词什么的。我确实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他是去核实记忆中的一些资料，是否记得准确。

1981年，学校调整了部分教职工宿舍，外语系老教师庄上峰先生入住了新建的6号宿舍楼，我几次去看望过他。他对我说，在外语系的几位老教师中，他最佩服敬重的是陶愚川先生。他说，陶不仅品行好，而且学问也好。他讲了“文革”中他和陶被打入“牛鬼蛇神”队伍，去劳动改造的一些事。有一次，劳动中间休息时，陶请庄随便说个字，他就能背一首里面有这个字的唐诗。庄说了几个字，果然如此。他很敬佩陶先生对唐诗的熟知程度和强记能力，说“不服不行”。

从陶愚川先生所写的«留日、留美杂忆»中得知，他于1912年7月生于浙江绍兴。1930年8月至1934年7月，在上海大厦大学教育学院学习。1934年11月，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教育、哲学及教育史”。1936年秋，又到了美国，“入密歇根大学学习西洋教育史”。1938年10月回国。

陶先生终身未婚。传说，年轻时，他曾有一位恋人，二人情深意笃。不料，未及步入婚姻殿堂，恋人便去了天国。陶先生悲痛不己。从此，便独身一人,孤苦艰难地生活着。

陶先生人生旅途的后几年是在泰山疗养院度过的。我在党委工作期间，曾几次去泰疗看望过他。泰疗的工作人员，不论是大夫还是护士，对他的反映都很好，说他谦恭礼貌，尊重人，服从治疗，从不额外给人添加麻烦。他和照顾护理他的那个小青年相处得也很好，还找机会耐心地教小青年学习英语。

在泰疗，陶先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单身，但我不是独身主义者。我深知，单身是很苦的。”这大概就是他久藏心底的人生感悟吧。对其苦，苦在何处，苦到什么程度，非单身者是无法想象的。

1998年，陶愚川先生在泰山疗养院去世，享年86岁。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都去了泰安殡仪馆，向陶先生的遗体三鞠躬，作最后的告别。现职的书记和校长，同去百里之外，出席一位教学人员的遗体告别仪式，这在曲园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陶愚川先生是第一个享如此哀荣的人。

(作者，曲阜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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