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平：从地富子女到地厅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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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富子女到地厅级干部

作者：李光平
来源：新三届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光平，贵州民院77级学生。毕业后任过教师、记者、公务员。曾任《人民政协报》贵州记者站站长（主任记者），担任过党政部门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综合处处长、秘书处处长，副厅级巡视员等职。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业余著书16部三百余万字。

2013年5月4日，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会议作出决定，任命我为省政协办公厅副厅级巡视员，至此，我正式成为地厅级干部。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桩桩往事袭上心头。

我文革时期因家庭成分不好，小学毕业未能升入正规初中只能到公社小学戴帽初中读书，初中毕业后又只能到民办高中班就读，小学不能加入少先队，中学不能入团。中学毕业后到离家百里之地任民办教师，邓公主导的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彻底改变我的命运。我大学毕业后很快入了党并提拔任领导干部，十余次获全国、全省性表彰奖励，连续十八年服务全国“两会”，我十分感恩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

01

操场上有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正在“斗地主”，但那“斗地主”不是今天玩扑克牌的这种游戏，而是几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少年押着一个地富农家庭出身的少年当作地主来斗。斗人者将被斗者押着低下“狗头”，几个充当“积极分子”的少年不时将木棍抽打在被斗的“地主＂身上，让他发出惨叫声。

那天被当成地主来斗争的“地富子女”就是我。当我被一位长期欺负我的坏孩子用竹条抽打疼难忍时，一时怒从心起，小豹子般朝那位用竹条抽打我的坏小子扑去，给他来了个“仙人摘桃”，死死抓住他的命根子不放，那家伙顿时如杀猪般地叫了起来，其他几个“积极分子”赶来帮忙，又被发疯般的我打了个“朴地吹灰”。他们几个都打不赢我，一个坏小子便跑去告老师。

老师来后问是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老师说了，老师便软绵绵地说了一句，你们怎么几个人去欺负人家一个人呢？这样不好。那几位坏小子则说，我们斗他这个“地富子女”怎么了？他家是地主成份，我们就要欺负他、斗争他！老师也不敢说他们不对，二话不说转身走了，因为那位老师也是“地富子女”，他是不敢随便批评贫下中农子女的。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读完小学的。我读的那所学校是生产大队（村）的民办学校，我从1964年秋季开始到1969年秋在这所学校读书，当时正是“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最热闹的时期，文件上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我父亲他们这些地富分子，一月半载要挨一次批斗，而我们这些“地富子女”自然要受诛连。

我小学毕业时，我们区里唯一的一所正规中学招生已由文革前的凭考试成绩录取变为以家庭成份为主的推荐入学体制，地富子女是得不到推荐的，我自然也就无法到正规中学读书。后来我们公社的中心小学办了个戴帽初中班，校长陈祖隆先生是我的远房亲戚，他同意我到这个初中班就读，于是他算得上是我命运中的第一个贵人。

戴帽初中与正规初中教学水平差异是很大的，最突出的是应学课程无法开齐。正规初中应开设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外语等八门课，而我们初中班只开前五门，物理、化学、外语等皆因无老师而全部未开。尽管学校的教学水平不高，但我天性十分爱好读书，我姐姐是区中学六六级毕业的老三届初中生，她有一套文革前完整的初中课本，物理化学和外语我无法自学，但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等我是反复读了又读且能学懂弄通的。

我在初中读书时成绩比班上的其他同学要好得多，但由于“地富子女”这个从娘胎里就带来的“原罪”，初中毕业时，我仍然无法被推荐到正规高中读书，而这时我又遇到了命运中的第二位贵人，在他的帮助下我获得了读高中的机会。

这位贵人是时任我家乡邻区沙厂区中心学校的校长黄中夫先生。当时的大方县有十三个区，沙厂区是十三个区中最为边远和人口较少的一个，故该区没有正规高中。黄中夫先生当了区中心校校长后，决定在区中心小学已有初中部的基础上再办一个高中班。因这个高中班不算正规高中，有背景的人家子弟不愿去读，于是黄中夫先生放宽了招生条件，只要本人政治表现好、成绩好，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所谓“黑五类”子女皆可报名到该校就读，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到该校读高中。

因为这个原因，黄中夫先生曾受到学校中一些有极左思想老师的责难，他们公开在会上说黄校长招收“黑五类子女”来读高中是阶级路线不清。好在黄校长本人的政治条件十分过硬，他的家庭成份是贫农，他本人又参加过抗美援并在部队入党，他于是义正辞严地对责难他的那些人说，我们党对地富子女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毛主席也多次强调，阶级斗争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地富子女属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我怎么就不能招收他们来读高中了！听了黄校长这番义正辞严的话，那几个人才无话可说了。

因为有了黄中夫这样的开明校长，我们这些在沙厂小学戴帽高中班读书的地富子女并未受到过多的欺辱，当然要说完全不受歧视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就摆在那里。在高二时，我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班上的团支部也讨论全票通过，但志愿书送到校团委书记手中时，他把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叫去大骂一顿说，黄中夫把地富子女招来读高中本来就是错误的，你们还想把他们拉入团内更是错上加错。你知不知道四清运动中连贫下中农子女与地富子女谈恋爱的共青团员都要开除团籍，我当时是一个公社的四清工作队长，当年就开除过几个贫下中农出身但与地富子女谈恋爱的共青团员。李光平这个地富子女还想入团？他做梦去吧！

除了入团不成反遭团委书记嘲笑外，对我心灵深处打击更大的是一次在生产队里开群众会被当众赶出会场。

那是在我高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一次生产队开群众大会时我去参加，那天区里来了个＂路线教育工作队”干部，他知道我是“地富子女”却在沙厂区读高中，心中很是不快。他见我来参加会议，于是就板着脸对我说，我们开的是群众会，你一个“地富子女”怎么混进来参加？

我当时已正是血气方刚之年，也懂得些党的政策，于是也毫不畏惧地对他说，你们开的是群众会，地富子女也是党的政策规定内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怎么就不能参加？他见我对他无所畏惧，一拍桌子大骂道，你是不是群众由我说了算，不要认为你读了几天高中就了不起，信不信我今天就可以一绳子把你綑起来批斗！

他这样一说我真有些害怕了，那年那月干部捆绑吊打群众是常事。生产队长是怕我多说下去吃大亏，便对我说，叫你不参加就不参加了吧，不要多说。就这样，我就被当众赶出生产队群众会会场。

那次屈辱对我印象极深，二十多年后，我曾连续十八年参加全国”两会”的秘书服务工作，每当走上北京人民大会堂那白玉台阶时，我的脑中总会浮现出当年被赶出生产队群众会场的情景。

那次群众会后，我害怕那位工作队干部进一步报复我，担心了得几夜睡不着觉，而这时我却吉人自有天相一般躲过了他的迫害。原因是这家伙利用工作之便，与当地一位妇女发生奸情而被其亲夫发现，他被暴打一顿并赔偿了那家人两斤酒、两块钱，这家伙便被免除工作队长职务调回区里做一般干部，他也再无心思和权力去欺负我了，我因此而得以顺利读完高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家伙与我倒是有些缘份，十五年后，我成了他所在那个区的区委书记，而他则是区里的普通工作人员，他曾私下对他的朋友说，这世道真是怪了，当年被我赶出的会场的“地富子女”成了区委书记，我这个“根正苗红”的人反而要听他的指示做事，想不通啊想不通！他的朋友又把此话告诉我，我笑着对他的朋友说，你转告他想不通就慢慢想，他自己好好工作才是正路，不要想过去那些不该想的！

02

高中毕业那年，我那几年前到金沙县安洛区绿竹任民办教师的姐姐被推荐到金沙县师范学校读书，她的工作无人接替，于是我便有机会成为民办老师。

绿竹公社是金沙县最为边远落后的一个公社，自然条件极差，教育文化也十分落后。该公社有五个生产大队二千多人口，而我姐姐1971年到此地教书时，全乡两千多人口中竟然沒有一个初中毕业生。基于这种情况，她在全公社教师中学历和教学水平都是较高的，在她的努力下，她所在幸福大队民办学校成了全乡最好的民校，她也因此被评为安洛区优秀教师。1974年金沙县师范学校正式招生，该校的一百名招生计划中有两名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额，经区乡党委同意，我姐姐得以推荐去读县师，我也就有了到此教书的机会。

我教民校时，生产队给我的工资是每月十八元钱，每年给400斤玉米，区里每月又补助6元，实际月收入为24元。按当时的物价水平，这24元工资可买30斤黑市大米。因为有我姐姐原先在此打下较好的群众基础，加之我教书也十分认真，所以乡亲们对我都不错，大多数乡亲都不把我当“地富子女”对待，我于是我在所教书的幸福大队顺利加入共青团并被团员们选为团支部书记，据了解，当时我是金沙县420多个生产大队中唯一的一个地富子女任大队团支书的人。

在幸福大队，不仅大队支书和农民社员们对我很好，就连公社书记也对我不错，原因是我为公社写了一篇让他格外长脸文章。

那是1975年11月，金沙县委要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要求每个区提供三到四篇交流材料，当时的安洛区共有9个公社，绿竹公社虽然是其中最小的一个，但因为公社书记得力，各项工作一直搞得较好。绿竹公社干部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没有一个能写大材料的人，于是公社团委书记推荐我去帮写这篇材料。

接受任务后我花了半天时间写成一篇题为《绿肥加杂交，一季搞翻梢》的交流材料，我文章中的“翻梢”一词是贵州的方言土语，含意是打翻身仗的意思。我这篇材料的内容是写绿竹公社在学大寨运动中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大搞绿肥种植为底肥后种上杂交包谷，粮食亩产实现较大增长，其中的幸福大队第二生产队一九七五年种植绿肥为底肥的杂交苞谷一百亩，亩产从原来的三百五十来斤提高到五百多斤，全队很快从缺粮队变成余粮队，一举打了个翻身仗。

我这篇材料上报区县后受到高度评价，公社书记在县里的交流会上被安排作第一个交流发言，《贵州日报》的记者专门采访了他并据此材料发了篇重头新闻报道。此后，于是公社书记便对我高看一眼，他曾对我说，我知道你家成分不好，但你也不要灰心，凭你这一身本事，只要好好工作，以后乡里若分到中专生招生指标，公社党委想法推荐你。

公社书记的话增添了我对未来的勇气和信心，但我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年月的大中专学校招生不兴考试而全凭推荐入学，当时每个公社一年的大中专招生指标一般只有一个，我姐姐已从这里得到推荐读中专，公社要再推荐我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1977年，国家对大中专学校招生体制实行重大改革，不再用分指标搞推荐的方式招生入学，而是决定恢复文革中停了十年的高考，我在这一年的恢复高考中凭着自身本事考取了大学，成了新时代的大学生！

03

恢复高考是新中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一件大事，它改变了无数像我一样学子的人生之路。

那年中央关于恢复高考的正式通知是1977年10月21日在《人民日报》等中央各大新闻媒体刊登的，贵州高考的时间定在当年的11月26日，但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是从当年七、八月份就有所意识和准备的。

按往年的规矩，大学招生的名额一般七月上旬就会分配到县，县又分配到区乡，七月下旬到八月初就是所有要求上大学者来个比成份、比关系的大比拼，最终形成基层党委的推荐名单上报到县，县又上报省地招生部门复审报送相关大学，八月下旬就会发出录取通知书。而1977年直到八月中旬，省市的招生指标一直未分配到县。

我当时还在金沙县绿竹公社幸福大队任民办教师，我署假回家时专门咨询我那在大方县百纳区中学教书的姑父张承业先生家，问他今年的招生指标一直沒有下到县区是何道理。我那姑父是1943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解放后曾任过副县长，地区教育局局长等领导干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区中学教师，他的政治见识是较高的。姑父听我问到这个问题时朝我看一会后说：小伙子，你是不是又在做读书梦了？我还真想告诉你，你的好梦或许能成真。

他随后告诉我，据《人民日报》报道，1977年8月4到8日，邓小平副主席在北京召开教育界、科学界知名专家座谈会，他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要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姑父还告诉我，除了报纸公开报道内容外，据小道消息，这次座谈会已提出恢复高考问题，推荐上大学体制或许将会被考试上大学体制代替，这恐怕就是今年招生计划迟迟未能下发的根本原因。

他接着说，如果能够公开招考，你或许就会有机会，但怕只怕考试先去还要有成份限制，不让地富子女报考！但不管怎样你都可以先作准备，把过去高中、初中的课本都复习几遍，还要订份《人民日报》时时关注国家大事，做好有机会参加考试的一切准备。

姑父的一席话让我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那个假期中，我找几个亲戚借齐了文革前和文革后的高初中课本开始自己复习，我想即使不能参加考试，多读点书总是沒有错的。我想象不到的是，到了恢复高考的中央文件正式公布，参考条件中已没有了往年招收工农兵学员时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核”这些程序，明确规定为：“自愿报名、公开考试、择优录取”，而且也沒有家庭成份限制，于是我很快顺利参加了考试。

当年的高考因为是文革中停了12年后的第一次公开考试，考生年龄也放宽到30岁，所以，考生之多与录取率之低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我当年在金沙县参加考试，据了解，当年当年全县参考人数为3500余人，实际录取为50余人，录取比例为1.5%左右，而我则有幸成为这百分之一的幸运者，被录取到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于是我离开了我在教了近四年书的金沙县绿竹公社幸福大队民校，开始迈上了光辉人生之路。

04

贵州民族学院于1951年开始创办，但他原来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少数民族干部而不是培养专业人才。该校1957年与贵州大学合并后不再单独招生，1974年恢复重建后才开始招收少数民族干部进行轮训，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才招收正式大学本科生，因此，我们那一届贵州民院学生算得上是贵州民族学院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

我们入学时，由于该校才恢复重建不久，师资力量不足，办学条件也很差。贵州民院在我们那一届只有招收政治系和中文系，每个系只招收一个班，两个班学生只有88名。全校教师中具有副高职称者只有一名，学校还没有自己的校舍，是晢借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的两栋楼房办校。

贵州民院当时的办学条件如此艰难，但同学们的学习却是十分勤奋的。每天晩自习的教室里总座无虚席，图书馆阅的览室里也是满员满座。由于大家学习十分努力，后来，我们那届贵州民院的同学的成才率极高，88名学生中出了2名省部级干部，15名地厅级干部，30多名县处级干部，12名正教授级专家学者。现在，贵州民族学院已更名为贵州民族大学，在校本科生、研究生达三万多名。

我在贵州民族学院读书的四年，正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而开始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这一重大转折的时期，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重大的历史转变，也知晓其中的一些历史背景……

真理标准大讨论时我正读大二，我们贵州民族学院的老师和学生都积极参与其中。但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们的政治见解的确有限，大多数人都根本看不清这场大讨论的实质，以为是一场哲学问题的学术之争。直到1978年6月8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理直气壮地支持《光明日报》的文章，随后各省市、各大军区领导们纷纷表态拥护邓公的讲话，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真理标准大讨论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政治路线之争。这场大讨论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并为彻底纠正文革的错误路线在全党上下形成了共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一是对四清、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彻底平反；二是对1957年反右派运动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扩大化影响的右派及其它错案进行改正；三是对己经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让他们和所有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与待遇；四是为所有“地富子女”改变家庭成分，原来出身于地富农家庭的子女一律以父母在解放后的实际职业填报家庭成分，是工人农民的就填工人农民，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就填干部和相关职业，在参军、招干、提干和入党入团中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而不看家庭出身。

据有关研究材料显示，为“地富子女”改变成分这一政策是改革开放所有政治性决策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政策，其受惠者有上亿人口。从此，一个以改革开放为经济特点，以人人都享有政治上的平等竞争权利为政治特点的伟大时代开始了，我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年开启了光辉灿烂的人生新征程。

1982年3月，我从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毕节地区农业学校担任语文教师，不久后成为该校团委书记。一年后，我因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文章，被毕节地委书记看中而调到地委机关工作，后来先后担任了毕节地委宣传部干事、科长，《毕节日报》编委委员兼记者部主任，中共黔西县林泉区委书记，《贵州政协报》采通部主任、主任记者，《人民政协报》贵州记者站站长，贵州省政协办公厅综合处处长，秘书处处长，省委扶贫工作队长兼毕节市七星关区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办公厅副厅级巡视员兼贵州省政协理论研究会秘书长等职务。

在每一个岗位上，我都做出过不凡的业绩而受到过多种表彰奖励。在毕节农校教书时，我被评为贵州省农业系统先进工作者。在毕节地委宣传部工作时，我曾被评全省优秀宣传干部。在毕节报社工作时，我曾被评毕节地区优秀青年和优秀新闻工作者。在黔西县林泉区委工作时，我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授予“全国八十年代百名优秀大学毕业生”光荣称号。在《贵州政协报》和《人民政协报》贵州记者站工作时，我的作品三次在全国好新闻评奖中获奖，经贵州省委宣传部和省人事厅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定，我破格晋升主任记者高级职称。

在省政协办公厅工作时，我执笔起草的调研报告曾被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领导批转有关部委参考。1996年到2014年，我连续十八年参加全国“两会”文书服务工作。我任省委扶贫工作队长兼毕节市七星关区委副书记时，我带领的团队在全省扶贫工作队评比中排名第二，我被评为优秀扶贫工作队长。

回首此生，我最终能从一个“地富子女”成长为一个地厅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我有几点发自内心的感慨。

一是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如果不是赶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我这个曾经连参加生产队群众会议也要被当众赶出会场的地富子女，无论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成为地厅级干部的。

二是一个家庭儿女的成才与否总是与父母的品格教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我的父母所受的磨难和我们家庭的贫困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他们性格的坚韧也是常人难以比拟的。父母再穷再苦也要送我们姐弟三人上学读书，他们的心中始终有着一个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信念。正因如此，我们姐弟三人都才能在新时代成为国家干部并都成了共产党员。

三是个人的成功与否总是与他自身的性格和情商、智商紧密联系的。我这一生之所以能在艰难的年月里能逆流而上苦读诗书，因为我性格中有一股子坚韧不拔和从不服输的倔劲。别人欺我辱我时，我表面上含辛忍让，心底里则想着总有一天我会靠本事和学问强过你而找回面子的。别人帮助我时，我心里总有一种强烈的感恩意识。这种感恩意识还由个人扩大到时代。

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让我读了大学、当了领导干部之后，我把感恩之情融入到全部工作之中，总想着自已做干部、做学问都要对得起时代，对待起曾经帮助过我的“贵人”，对待起我的父母亲友。于是我坚持实实在在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办事。这种感恩之情让我的工作不断得到进步，职务不断得提升，最终从一个地富子女成了个地厅级干部。


第三排左一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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