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县“文化大革命”始末

Gowest · 发表于 2023-2-11 02:41:18

专录“文化大革命”始末
1966年至1976年，全国上下爆发了一场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这是一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内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在这场浩劫中，洛川县教训沉痛，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十年动乱初期，中共洛川县委被“造反派”诬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遭到冲击，直至被夺权；各级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罢官”，受到批判和摧残。“造反派”在“左”的思想和两个反革命集团煽惑下，拉帮结派，蛊惑人心，倒行逆施，践踏民主，栽赃陷害，上挂下联，兴文字狱，私设公堂，严刑逼供，甚至秘密监禁，从“触及灵魂”到皮开肉绽，在血雨腥风文字祸的岁月，法制被破坏，大搞武斗，打、砸、抢、烧、杀、抄，人们没有安全感，“造反派”以极“左”的面目再现，形成全局性内乱。先后在洛川县出现打土基、作善、院夫、洪福梁等重大武斗事件；与邻县“造反派”组织联合，攻打宜川、黄陵、富县等地，仅在黄陵一次武斗，洛川县死亡8人；抢银行、商店，炸桥梁，割电线时有发生，仅抢洛川县银行一案，金额达40.6万元。两派武斗，使党政机关瘫痪，学校停课，县中队、县人武部枪支、弹药被抢，街道土坦克当道，县农机修造厂成了制造武斗弹药器械的兵工厂。
洛川县武斗直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后终被制止，持续将近一年，两派共死亡数十余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总揽洛川县党政大权，仍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斗、批、改，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在人民群众中发起“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清出一大批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及其他牛鬼蛇神，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被送进“104干校”，摧残了文明，摧残了知识。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拨乱反正，这场持续十年的动乱始得结束，这场运动给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一、“文革”起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
在这之前，4月2日，戚本禹炮制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出，文章吹捧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文章批评吴晗写的《海瑞骂皇帝》“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擂鼓助威”，报刊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四家店”的宣传，洛川县在城乡逐步兴起批判“三家村”的群众运动。
7月12日，县委召开中、小学教师会，参加会议的678人。其中：中学教师28犬，小学教师283人，民办教师326人，学生代表41人。会议任务为“清理阶级队伍，纯洁教师组织”。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2名小学教师，忍受不了冲击，1名逃跑，1名跳井未死，对此，先是公开大会批斗，后开除公职，“杀鸡给猴看”。会议抽调宣教部门部分人员，增派学生代表，对准教师“革命”；会议采取“会内外结合”，动员各公社召开“贫下中农会”、“学生家长会”、“在乡学生会”，对教师搜集材料，罗织罪证；会议采取层层过筛、遴选等办法，组织起“左派”队伍406名，大字报围攻，大中小会批判、斗争，拳打脚踢“触灵魂”。教师孙文杰，看到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深感文章颇有霸道，于是写文“好戏《海瑞罢官》—与姚文元商榷”。此文寄文汇报编辑部后，退回洛川县委宣传部，随即追查批判，大字报围攻。教师会60天，于9月14日结束，会议期间，70%的教师遭到冲击，280名教师受到批判，19名教师划为“黑帮”，43名教师受到“集训”、“劳动改造”长达100余天。“文化大革命”起始即向教师“开刀”，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意指刘少奇、邓小平，虽未公开指名，但在群众中成为公开的秘密。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明确规定采取火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方法。9日，全国各地主要报纸以套红大字标题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十六条》。在各种宣传工具和舆论的鼓动下，县机关干部，敲锣打鼓，涌向街头，狂欢雀跃。
8月12日，县委传达贯彻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会议精神，并学习讨论了省委305号文件，号召声讨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守一”，把本地“文化大革命”和揭批本省领导干部结合起来。县上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下设“文化大革命”接待办公室；县以下各级与学校也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
8月18日，毛泽东在首都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宋彬彬将红卫兵袖章佩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毛泽东默认了“红司令”的称号。9月，洛川县召开大会组建“红卫兵”，接着各公社照此办理，“红卫兵”运动迅速在全县兴起。
8月19日，北京红卫兵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并迅速遍及全国。洛川中学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革命造反歌3，纷纷走上街头，沿街张贴传单、标语、大字报，集会演讲、宣传波及乡镇。红卫兵在“破四旧，立新功”的口号下，“杀”向社会，除马列、毛泽东著作外，所有古典线装书籍、地方志书、著名小说、山水画卷，或被抄，或被烧，甚至连鲁迅的著作也在被烧毁之列；对古建筑、古戏楼、庙宇、屋瓴、器皿、装饰物以及带“龙、凤、鸟”图案的建筑物、衣、被、裙等，或被拆除或被烧毁、或被撕碎；对历代遗留的石碑、陵碑、石兽等，也被打碎，连贾家原的四座明代石碑，也未幸免，对群众祭祖的族谱、祖影、家谱和剧团的古典服装、道具等，均被视为滋生封、资、修的土壤，统统毁掉。在这块1804平方公里古老的黄土地上，中华民族文化的遗物，象征古老、文明的精英，却被视为“四旧”，多被“破”掉，幸存无几。文明、文化可能还会有空白，而“破四旧”却几乎无孔不入。
11月，洛川中学、土基中学“红卫兵”和教师120名，进京接受毛泽东检阅。此时，各校在学生中出现划分所谓“红五类”、“黑七类”。“红五类“则属“自来红”，加入“红卫兵”天经地义；“黑七类”则谓“狗崽子”，自然斥责，夹着尾巴靠边站。从而在学校形成混乱，继之对立。学校不能上课，谓“停课闹革命”。洛川中学首先罢了教导主任杨培华的官，随后，各校以大字报围攻学校领导，揪斗“走资派”，一时罢官成风。
洛川县“红卫兵”和全国各地一样，为了大煽“革命”之风，大点“革命”之火，于11月开始串连。其形式不一，人数多少不等，有的强乘汽车，有的列队徒步“长征”。队队须得扛红旗，佩袖章，带红书——《毛主席语录》。各集镇和交通要道，都可看到一队队男女青年，头戴军帽，身着黄衣，腰束皮带，边走边唱，手举红旗，口念语录。每到一地，一是唱“造反有理”的歌，二是进行煽动性演说。在大串连风中，一些干部、职工借此机会，擅离职守，或回家种自留地，或奔趱各地，游山玩水。洛川县地处去延安之要道，县城及乡、镇为“红卫兵”大串连设立接待站，安排食宿，其费用多为一纸欠条，走到哪里，赊欠哪里，事后无法结算，只好不了了之。1967年春节，中央通知“复课闹革命”，大串连日渐减少。
二、“炮打司令部”与两大“造反派”组织形成
1966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造反派”勒令县领导，限期使街道、机关“语录化”，用黄底红字或红底黄字，在墙壁门板上都要写毛泽东语录，以“红色象征革命”，造成“红色海洋”，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洛川中学“红卫兵”勒令县委，凡开会发言、书写信件、起草公文、购货发票，必缬“带着问题”引用《毛主席语录》，洛川县城形成“红色海洋”。
9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林彪4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该讲话诬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要搞“政变”，是一个“反党集团”。县委在领导层传达后，县城内出现攻击“彭、罗、陆、杨”的传单和大字报。
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依仗毛泽东威望，蓄意篡权的林彪，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题，指名攻击国家主席刘少奇。从此，源于北京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活动，推波助澜，愈演愈烈。11月西安交大、西军电和西北农学院等院校“红卫兵”号称“北上点火队”来洛川县，向县委书记刘新怀贴了大字报，煽动洛川县“造反派”在街上贴出“炮打司令部”、“火烧洛川县委”的大幅标语。土基中学的“红卫兵”在县委的门前贴上“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县委。于是全县各单位、各部门、各乡、镇纷纷响应，各级组织和领导人，多在“炮打”、“火烧”之列。
11月20日，洛川中学“红卫兵”在迅速发展的形势中，分裂出一部分“红卫兵”，另行成立“战斗队”，以区别“官办的红五类红卫兵”，出现砸烂“红卫兵总部”的大幅标语，指责“红卫兵”是“保皇派”。于是群众之间、红卫兵之间、机关干部之间，出现抗争和辩论。县委机关内部也“后院起火”，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树立“造反”旗帜。
12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决定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时，暑期教师会后被送往农村进行“改造”的43名教师，在城内“造反派”的影响下，举行“黑帮暴动”，回城成立“战斗队”，要求县委平反，“造反”之风迅速波及农村。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论，支持动乱，洛川县农机修造厂及企业、事业单位，纷纷成立造反组织，举行规模壮观的游行。
随着运动的深入，群众的充分发动，对单位的领导，对每一件出现的事物，都存在“革”与“保”的争论。由于认识不一，观点各异，辩论不休，大字报、传单比比皆是。辩论时，唇枪舌剑，语言离奇。一个单位，观点不一；一个家庭，观点不一，常在吃饭时还争论不休。夫妻间有时演出夜不让归的闹剧。搞得机关混乱，人心不安。随着形势的发展，战斗队大部分迅速分化，又按观点重新组合，于12月28日成立了洛川县工农联合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农总司）和洛川县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反总部）两大组织，工农总司以霍林为司令，造反总部以李耀武为头头。两大组织的成立，导致了派性斗争的迅速升级。
三、“夺权”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在此鼓动下，北京当天举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1月3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开夺权之先，张春桥利用上海工人和学生造反力量，夺了上海市委权力，谓之“一月风暴”。从此，夺权之风席卷全国，洛川也不例外。1月8日本县“工农总司”去延安，要地委罢县委书记刘新怀的官，夺了县委和人委的大权。1月29日至30日“洛川造反总部”把副省长兼中共延安地委书记林茵茹“借”到洛川，要其表态罢官无效。“洛川工农总司”将林茵茹围在城关粮站职工食堂内达十几小时，这便是“1·29”事件。1月30日“造反总部”将林茵茹围在南十字二食堂平台围斗。学生、工人及“造反派”，辩论不休。人群在狂热中拥挤、呼号。
1月8日，洛川县“工农总司”夺权后，成立了所谓“临时革命委员会”。继而两派争相夺权，揪斗“当权派”。洛川县揪斗“走资派”之始，县委书记、县长、部局长、县级各单位负责人、各公社党政负责人，大都被批斗，首当其冲的是县委书记刘新怀，副书记邱振孝、马振斌，喊不喊“打倒刘、邱、马”则成了检验一派“革命”的试金石。辩论涉及家家户户，造成父子、婆媳、妯娌、兄弟、姐妹之间争论不休，导致不少家庭不睦，兄弟分居，夫妻离婚的悲剧。
2月7日，教育战线“造反派”“星火兵团”在县城集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县委对原暑期教师会被打成“黑帮”的教师平反，在县城南广场烧毁“黑材料”。
四、“三支两军”
196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洛川县人民武装部，奉命进行“三支两军”。所谓“三支”即：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即：军管、军训。所谓“支左”，就是支“造反派”，支“文化大革命”。洛川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由军方牵头，总管全县党、政被夺权后的事务。
3月16日，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义印发了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据此，将中央曾经批准出狱的历史，改定为“自首叛变”，在江青一伙煽动下，“揪叛徒”之风吹到洛川县。5月，县委副书记韩象玮被诬定为“叛徒”，在县批斗，韩坚持实事求是，遭到拳击拐仗殴打，将拐仗打断，韩被打倒在地，形势日趋紧张。县委“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再揪县委书记刘新怀、副书记邱振孝、马振斌。“工农总司”、“造反总部”为了争夺“造反派”头衔，争相批判“刘、邱、马”，并在各公社轮流组织批判。对此，军方无能为力。
8月7日，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当日，“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此风波及洛川。9月，洛川县“造反总部”要挟军方，力图得到军方支持。喊出“砸烂洛川公、检、法”的口号，并静坐9日。随后，洛川县成立军事管制小组，接管公、检、法。军队的“支左”工作，无论支持哪一方“造反派”，均遭到另一方“造反派”的反对。
五、武斗
1967年2月，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利用窃取的权力，诬陷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搞“二月逆流”，炮制了震惊全国的大冤案，并在全国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恶浪，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夺权，改组党政领导机关。洛川县开夺权之先，于元月25日由“工农总司”一方组织夺权成立的“临时革命委员会”，对“造反总部”没有权力。2月21日，“造反总部”定于当晚在影剧院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欲接通全县有线广播，造成声势。但掌握广播权的“工农总司”认为，“造反总部”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实为“夺权”。不肯接通广播，于是“造反总部”头头李耀武便带领百余人将“工农总司”一派的“接管委员会”头头拖至影剧院会场，后将院门锁上。“工农总司”取得军方同意后，接通全县广播，鼓动“工农总司”所属“造反派”进城，团团将影剧院包围长达十几个小时，并殴打了李耀武等，制造了轰动本县的“2·21”事件。
5月20日，“工农总司”开武斗之先，攻打“土基造反总部”。
6月18日，交大两名学生来洛川，支持“造反总部”，20日，被“工农总司”拳打脚踢，赶出洛川，造成“6·20”事件。
7月14日，王力、谢富治窜到武汉，支持一派攻打另一派，挑起轰动全国的“7·20”事件。林彪、江青借题发挥，诬陷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本县“工农总司”提出“大杀八月红，血染洛川城”，派性斗争在舆论中升级。11月，安民村民兵携带武器进驻县委机关，大有武斗之势。11月3日，“工农总司”一头头诡称“造反总部”在作善将他扣留。当晚12时，“工农总司”动员80余人，携带枪支棍棒，兵分三路攻打作善未遂。9日，“工农总司”借口攻打作善，欲吞掉对方一派。当晚兵分四路，包围作善村，于10日晨5时进村，毒打两名“造反派”，收缴了作善村民兵连武器：机枪2挺，步枪10余支。抢走2箱药品，于下午4时回城。
11月25日，“工农总司”两名头头赴延安参加14县“联指”“造反派”会议，30日返回洛川。12月10日晚，“工农总司”召开常委会，议定由两人参加南7县会议，并负责食宿。12日，南7县首次会议在本县邮电局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联指”“造反派”各县的头头，计19人。会议第一天交流各县情况、统一“武斗”认识。第二天，会议转粮食局召开。会议决定：宜君武力解决五里镇，洛川武力解决土基，然后7县联合攻打黄陵。
12月13日，“工农总司”常委会议决定：16日兵分三路攻打土基。14日，“工农总司”一头头带领十几个“造反派”到秦关，阻截去路。15日中午12时，“造反总部”一人的腿被打断。16日凌晨3点，“工农总司”从秦关动员30余名农民和公社“造反派”向土基进发，直逼近据点，迂回于东沟埋伏。其他北路、东路也于凌晨6时赶到。7时打响，10时冲进土基中学，将“造反总部”头头李耀武、乔振武30余人全部抓住，还打伤20余名“造反派”，砸坏实验室仪器，打坏教室门窗玻璃，抢走灶房面粉2000余斤及宿舍被褥等，“造反总部”“全军覆没”。
“工农总司”将“造反总部”的头头押上土基镇游街后，全部带到县城，分押在各单位，长达一月多。禁押期间，残遭毒打，手表钱粮票均被“造反派”搜抄去。元月5日，“造反总部”的学生头头付建斌被活活打死。
六、明抢暗送武器与制造武器
1967年秋，在“文攻武卫”口号的掩饰下，派别斗争遍布全国，武斗形式不断升级。10月下旬，洛川“工农总司”的一些头目因武斗需要，欲得到武器，开始摸底，计算全县武器的数量，并煽动说，“黄陵武装部的枪支被群众组织抢了”。11月下旬，又说延安“联指”曾两次打电话要抢洛川的枪支，抢夺武装的准备工作在加紧进行。“工农总司”的头目还向人武部的负责同志建议，要求将武器送给他们。
12月11日上午，“工农总司”的负责人与人武部的负责人商定，由“工农总司”所属“人委造反联队”带人抢枪。下午，“人委造反联队”和“县委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约30余人，到县中队的院子，中队的负责同志高声宣读“九·五”命令，“不准抢劫枪支弹药”，“工农总司”置命令于不顾，得到步枪21支，子弹11100余发，重、轻机枪各4挺，半自动步枪7支，信号弹40发，信号枪1支。在此之后，还抢公检法短枪50支，507库短枪37支。
1967年12月，随着武斗的升级，武器弹药不足，洛川县农机修造厂正常生产秩序早已打乱。“总部”一派的工人被赶出城外，唯“总司”的工人因武斗的需要，仍加紧制造土坦克，用于武斗中进攻。制造手雷、炮、炮弹、子弹、毒弹，用于武斗中杀伤对方人员。于1968年6月停产。
七、武斗升级
1967年12月，延安“联指”欲控制南7县，在鼓动宜君攻打五里镇、洛川攻打土基后，想扫清南下障碍，便唆使洛川“工农总司”攻打黄陵。方案确定后，“总司”于26日向黄陵派出人员侦察。“联总”并在影剧院召开大会，向本派群众鼓动以振士气。28日晚10时，“工农总司”由三要员带领，出动三辆卡车，携带武器，向黄陵进发。至龙首兵分三路。其一车闯入对方腹地刘家湾，陷入埋伏，于凌晨7时开火，对方机枪火力迅猛，“总司”于开阔地防不胜防，于是扔手雷，择地形隐蔽用八二炮还击，直打到11时，双方死亡25人，洛川总司死亡8人，其余两卡车未敢入阵，于29日下午将尸运回，暴尸于洛中操场。
1967年12月，本县两派激战，随着武斗升级，“工农总司”派考虑到“延安打来，银行怎么办？”基于武斗经费的需要，18日，在讨论生产工作会议上，人武部的负责同志、生产办公室的主任以及军方“革委会”的负责同志研究商议，一旦武斗起来，危及银行，与省行联系，将现金上交。据此，“工农总司”作好装箱运钱准备。
1968年元月23日晚，“工农总司”遥听延安形势紧张，便用钢锯截断银行金库铁锁，带走现金40.6万元，装上卡车用煤掩盖，运至临潼本派一人岳父的家中，事泄漏后，于24日被西安警备司令部扣留了现金和人员。这便是轰动全国的抢银行事件。此后，便有抢石头营业所，槐柏营业所，旧县供销社、槐柏供销社、菩堤供销社、老庙供销社、武石供销社、城关粮站、土基粮站等，以及炸桥梁、割电线之事，时有发生，社会秩序不安，人们在慌恐中生息。
1968年6月22日，延安联总所属127战斗队、黄龙205、延长油矿的红联、北片联防、洛川“总部”等武斗人员300余人，由延安出发，南下攻打洛川。至南桥发生围打解放军事件，于25日上午行至荼坊，分两路继续南下。一路经富县张村驿进入隆坊打黄陵，攻洛川一路于26日行至交道。诱“工农总司”前来武斗，双方死亡15人，后“总部”派员于界子河原畔侦察，27日8时到永乡扎驻，派员侦察城内情况。晚上，洛川“总部”给排级以上人员介绍洛川地理形势，议定兵分三路：一路由“总部”头头带领洛川武斗队经好音村去桥西守桥；二路由张文生带领127战斗队两个排经罗村到作善进城；三路由张作俊等二人带一个排经安民进城。指挥部设在后子头沟湾。
28日凌晨1时，以炮声为号出发。洛川“总部”一路20余人，按原定路线到桥西桥，等天亮未见动静，对着西沟空放一阵子枪，继续向城进发，至气象站又放五枪，没有动静，于上午11时进城。
二、三路由洛川“总部”派员带路，在进城中，至雷达站附近，与守城的对方组织清涧武斗队相遇，致使双方6人死亡，9人受伤，50余人被俘。
尔后，两派在院夫武斗，双方死亡3人，伤2人；在杨武武斗，死亡2人；在洪福梁武斗，死亡1人。并参与攻打蒲城、姚店、宜川等地，洛川死亡数人。
“联总”武斗人员进城后，住一月余，办武斗灶5个，挥霍粮食7.9万余公斤，粮票1万余公斤，食油1200余公斤，粮站花生1200余公斤，损失麻袋14000余条。制武斗服用布1100余米，用各种纸张37令，合计7600余元，从县银行提取现金27000余元，损失各种药物215种，合计1万余元，使国家财产蒙受极大损失。
八、“文革”政权成立
1968年8月上旬，省军区和洛川驻军，贯彻中央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不断向两派头头做工作，举办学习班，两派公开表示，愿意停止武斗，上交武器。中旬，两派开始上交武器，举行大会，书写大幅标语，表示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在军方主持下，用“革命大联合”弥合派性斗争中恶性膨胀形成的裂隙，机关单位内部两派开始“大联合”。下旬，洛川驻军和洛川县人武部，几次召集两派头头磋商，由军方主持在铜川举办有县级领导干部、“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学习班，酝酿成立洛川县“革命委员会”。两派在谈判中，讨价还价，分厘不让，反复争议，方确定方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洛川“支左领导小组”，报经省“革命委员会”审批。8月31日在洛中操场举行洛川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随后，各机关、学校、事企业单位和社、队等许多非政权单位也相继建立所谓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
洛川县革命委员会由67人组成，军队代表担任主任，9名副主任中，军方1名，“群众代表”即系“造反派”头面人物，按两派对等各3人，被结合的领导干部2人。即主任魏国栋，副主任常在明、马瑞珍、刘树林、钟斌武、霍林、刘润有、李天才、傅金红、李耀武。“革命的三结合”的洛川县革命委员会，全面篡夺和取代了原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的权力。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各条战线“清理阶级队伍”，所谓要“把那些隐藏很深，伪装得很巧妙，躲在阴暗角落煽阴风点点鬼火的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个一个地揪出来，批倒批臭”。他们带着派性搞，比前段“造反派”闹“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
凡在“文革”初期蒙受冲击的各种人，又被重新“清理”，问题越清越多，越清越大，“叛徒”、“特务”、“走资派”越来越多，帽子满天飞，全县城乡清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富、反、坏”，“牛鬼蛇神”。10月4日，在清队中成立了“104干校”，进校干部200余人，约有半数的受到“红宣队”的批斗，经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迫害。关押、批斗、判刑，屡见不鲜，更有甚者，不堪其苦，自杀绝命。个别单位，还给挂牌游街，有的给戴白袖头，以示该属“专政对象”。有的单位，把揪出的人员集中起来，统一分管，以罚劳役，名为“牛棚”。12月，县上组织377个“工宣队”、“贫宣队”抽调培训5901人进驻城乡机关单位和生产队，“贫宣队”接管了学校。
1970年1月，按上级指示革委会成立“三、五、六”（中发文件序号）办公室，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组织干部群众进行“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四大”活动，深入广泛的开展“批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三批”运动，实是“清队”和“斗、批、改”的继续。林彪利用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把毛泽东神化，大搞极“左”，本县运动中抓线打点，旧案重查，跟踪追击，“揭黑盖”、“捣黑窝”、“挖黑根”、“逐人逐户排”、“挨家挨户想”、“查坏事”、“忆怪事”、“找疑点”、“看动态”，如此等等，到处深挖细找“阶级敌人”，查找“反革命分子”的线索。秦关公社有一个学生，他父亲埋怨他不读书，当发现他手里拿着毛主席像，顺便骂了两句，将主席像丢在地上，这孩子便向工宣队传告说，他父亲反对毛主席，连主席像都丢在地上，以此，按现行反革命罪法办，这种斗争，直延续一年余。
同时，县革命委员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名为“斗私批修”，实为整干部，为“纯洁组织”扫清道路，搞刑逼供信，采取“上挂下联”、“打活靶子”、“轮番作战”等办法整领导干部和“有问题”的一般干部，一时敌多如麻，人人自危。全县斗争面达到3千余人。进入整党阶段大搞“吐故纳新”，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在受到批判斗争以后，被下放农村住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洗刷和改造自己的灵魂；有的被开除公职，赶到农村。在所谓“吐故”的同时，一批“文革”中所谓造反有功者，则被突击“纳新”，成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毛泽东虽然提出“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指出“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但受到“四人帮”的抵制，林彪讲：“资格越老越反动。”还提出了“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对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就是不解放，不使用，迟迟不予落实政策。
九、十年造“神”运动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长期的经验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在“文革”中利用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忠贞不渝的信念，在全国掀起了愚昧的造“神”运动。麻痹人们的精神，制造种种混乱，以便在乱中夺权。
本县从1964年开始，倡导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选集》，结合学习雷锋同志的光辉事迹，重点在于改善为人民服务的态度。1965年，在本县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学习的目的在于“突出政治”，强化“阶级斗争”观念，形式主义日趋严重。1968年本县各级革委会成立后，城乡普遍兴起“造神”运动。建造毛主席语录塔，塑造毛主席像，把毛泽东主席偶像化。凡言及毛泽东，均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等一系列副词，“四个伟大”成了口头禅。把毛泽东主席的只言片语作为“最高指示”，林彪要求人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甚至还动用专政工具，压制不同意见，对于反对者，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造成混乱和不安。给社会带来惨重灾难。
在花样翻新的“造神”运动中，本县“造反派”为了向毛主席表示自己的“忠心”，效仿林彪的“天天读”，搞“早请示”、“晚汇报”。一时风靡全县，城乡机关、学校、村镇，处处建造“请示台”，台多为砖土结构，有的还筑起小楼阁，内挂毛泽东画像。如此形式，为毛泽东历来所反对，但林彪利用群众的“狂热”，推波助澜。“早请示”，即在天不明以机关圊体、村或队集中进行，先在毛主席像前读一条语录，唱一首语录歌，然后向画像高举语录本，呼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口号。再“敬祝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后由领导训话，此谓“早请示”；下班、收工后亦如此这般，谓之晚汇报。至于揪出的人和一些专政对象，既不准喊万岁，也不许祝健康，另举行“请罪”仪式，只能说：“我有罪，罪该万死”的话，如说错者，即遭拳打足踢。
1969年，县革委会召开“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忠心”大会，许多单位和社员家庭布置有“忠字台”，敬供毛泽东画像或塑像。单位或农户的墙壁上用红漆刷后写上“毛主席语录”，门窗上画有“葵花向阳”的图案，与“忠”字衬映，以示“忠”心。表“忠”日趋多样，种田称“忠”字田，交粮称“忠”字粮，交猪称“忠”字猪。但也有规范，如贴“忠”字对联就按不同对象有规定：专政对象是“低头认罪，老实改造”。农民上地劳动亦做到：红旗、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本、语录牌、大批判五到田。群众称之为：“上工请教、中间对照、下工回来再汇报”。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要表“忠”心，各项号召，“忠”字出头，献多忠多，不献不忠，“忠”字统帅了社会生活的一切，人们在一天的活动中，从睡觉到起床都要看到“忠”字。
1968年11月，县革委会在城乡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所谓“三忠于”：即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f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即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本县“造反派”为了表示自己的“三忠于”、“四无限”的所谓“无产阶级感情”，城乡村镇书写大幅标语，均以毛主席语录、提词诗词为内容，开会报告以“语录”称“最高指示”；歌词全部以“语录”为内容；《东方红》民歌取代了国歌；召开大、小会议程序是先读“语录”，再喊“万岁！万万岁！”本县做到村有“请示台”、户有“宝书台”计5万余个，实现“忠”字化。据统计资料载：本县“文革”期间发行毛主席单张“语录”、歌曲、单张诗词142161张，毛主席标准像、木刻印像、塑像、丝、棉、绒像等293748幅，毛主席像章23217枚，举办各种大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3386期，参加学习的人数达70826人。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顶峰”，“三天不吃饭能行，一时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把“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视为“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让毛主席“像章”、“塑像”、“小红书”在本县每个单位、每个村队、每个人身上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十、成立“文革”县委
1970年12月26日至30日，本县举行中共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这是“文革”期间由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主持召开的一次党代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总结本县“文革”以来，特别是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选举产生“文革”县委。
会上，由县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组长魏国栋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中心内容是继续“狠抓阶级斗争”，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报告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本县“造反派”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经受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考验”。报告总结了革委会成立以来所作的主要工作，以极“左”的面目，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此后，继续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文革”中产生的县委领导。
十一、批林整风
1971年6月，县委召开19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传达陈伯达的反党问题，随后县委进行整风。
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乘飞机外逃叛国，于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之后，林彪事件的“小道消息”传到洛川，不胫而走。
11月18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林彪仓皇出逃，叛国投敌，机毁人亡的文件。批判林彪叛国罪行。
1972年2月25日，本县以十天时间举办“传达贯彻中央(1972)4号文件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县、社、大队三领领导干部，计560人。期间，传达了中共中央(1971)68号、77号文件，即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的反党罪行。
8月15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以15天时间，认真学习了1966年7月8日《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从总结经验教训入手，帮助县委批修整风。
9月，县委成立批林办公室，部署“批林整风”。县级各单位、各公社普遍培训了骨干人员，召开批林会议。但江青一伙却提出“批林批孔”，所谓批孔，是“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是以批判周恩来总理为目标的政治运动。
1973年6月18日，县委以十天时间召开19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传达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并进行批楝整风。7月14日，县委以十二天时间召开县、社党员干部和农村党支部书记会议，进行批林整风，并揭发了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会上还学习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
1974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批林批孔，搞好春耕》的社论，本县根据中共有关指示，将批林批孔列入批林整风，并造成较大声势，后还陆续搞“评水浒，批宋江”活动。
在此期间，江青等制造了河南省“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将一个学生的自杀，认为是教师推行“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结果。将这个事件作为“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煽动青年学生对广大教师进行批判。使本县教育战线再度混乱，教师不敢抓学生的学习，学生甘当“白卷”先生。教学质量下降，影响恶劣深远。
十二、整队、“基本路线”教育
本县整顿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始于1970年，至1974年搞过6期，整顿250个大队，占总数的四分之三。
1975年3月6日，县委根据地委指示抽调77名干部和108名农村积极分子组成农业学大寨宣传队，进驻尚未整顿或整顿后又有问题的34个大队72个生产队，时间为半年或更长一点时间。这次路线教育，县委要求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纲，以大寨为榜样，像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一样，广泛、深入、系统的进行路线教育，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解决好农业学大寨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和社队领导班子革命化问题，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整顿工作的任务是：教育农村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学习大寨党支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继续革命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狠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树立阶级斗争观点；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狠批“三靠思想”（即建设靠外援，吃粮靠反销，花钱靠贷款）和懒汉懦夫世界观，发扬延安精神；学习大寨人敢想、敢干、敢胜利的斗争意志，狠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树立大干快变的雄心壮志；学习大寨人种田为革命增产多贡献的共产主义风格，狠批“够吃论”和“好行小惠”的错误思想，提高学大寨的自觉性。
1975年10月，县委部署第八期整队工作，根据地委要求，再抽调75名干部和85名农村积极分子组成宣传队，进驻33个大队，63个生产队，以半年时间进行整顿。重点批唯生产力论，抓住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解决学大寨是真学还是假学或是半真半假学的问题。试图解决农业的发展方向、道路问题。开展大批判，侧重批判所谓“资本主义”倾向：在经营方向上，重副轻农，重钱轻粮；在种植计划上，自由种植，利大多种，利小少种，无利不种；在产品出售上，以物易物，自由贸易，黑市高价出售农副产品；在产品分配上，少留多分，只顾个人一头，甚至压价私分；在经营管理上，物质刺激、工分挂帅；在所有制方面，乱砍滥伐集体林木，多占庄基地，扩大自留地以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副业单干等“资本主义”倾向。这时大寨也错了，但还强调要学这种错误。由此呈现农作物种植品种锐减，集市贸易萧然，农民生活在温饱线上徘徊。
十三、“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月13—17日，第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戳穿了“四人帮”妄图组阁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县委根据领导同志的指示“以三项指示为纲”，对思想领域、经济领域的工作进行了整顿，本县经济建设形势明显好转。
11月3日，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信作批示，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点名批判邓小平，1976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后，接着“天安门事件”、“批邓”则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要内容。本县城乡机关单位、生产大队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横书巨幅标语，狠批“三项指示为纲”，开展对“民主派”、“同路人”和党内“走资派”的批判，进行“反复辟”、“反回潮”斗争。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称“四人帮”）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大搞篡党夺权阴谋，使本县干部受其蒙蔽，深受其害。按照“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的公式，认为属于“革命对象”：“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打倒的对象：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等。从机关到农村，批判撤换了一批老干部。在经济领域大批“唯生产力论”和商品生产，致使一部分企业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经济管理紊乱，企业不讲核算，经济不讲效益，造成连年亏损。
1976年夏，江青强行在“农业学大寨”中，推广她的小靳庄经验。本县广泛开展“赛诗、赛唱、赛歌”的“三赛”活动。内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式是编成顺口溜，上台说唱。时有停止生产搞“三赛”，群众反感地说：“三赛闹红了，庄稼成熟了，社员变穷了。”在三夏大忙季节，不少队把麦子摊在场上，忙于“三赛”，麦子被暴雨冲走。群众气愤的唱出：“三赛演的欢，麦子水推完。”“阶级斗争是纲，逼得群众吃糠，这是林贼主张，只有百姓遭殃。”
在“批邓”中，本县“造反派”还将群众反对“四人帮”的言论，反称“反革命政治谣言”进行追查，一时城内舆论萧然。
8月后，本县大批判主要指向《三株大毒草》，即批判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间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案）等三个文件。由于人们看不出什么地方有“毒”，结果批判不起来。
十四、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新闻发布后，本县全城雷动，人民集会，横书巨幅标语，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狂欢中央政治局在危难中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历时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
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举国上下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1977年元月23至30日，本县召开四级干部会，到会1923人。会议揭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行。联系本县实际，批判“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及对本县造成的影响。同时也纠正了认为“四人帮”没插手洛川，对洛川影响不大；“四人帮”垮了，文件读了，批判会开了，再没啥批了的认识。
5月，县委贯彻省、地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本县开展揭、批、查运动，清查“文革”中的重大案件的制造者、策划者和指挥者，清查打、砸、抢分子和闹派人物。经报地委批准，认定的“打、砸、抢”分子有6人。其中2人曾依法拘留。
十五、“一批两打”与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12月7日—1979年1月20日，经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集中领导，集中人员，集中时间，掀起揭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新高潮，清查本县“文革”以来的重大事件，清查打、砸、抢首恶分子的罪行，清查闹派人物的问题，平反冤、假、错案。
按照政策规定，对极少数打、砸、抢首恶分子，要查清罪行，批判斗争。对闹派人物，要查清问题揭发批判。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要着重教育，进行批评帮助，对一般的打过人的同志，要开展自我批评，向被打者赔礼道歉。本县清查结果：被定为“三种人”的6人，取消党员资格7人，开除党籍1人，犯有严重错误的7人，其中于1986年整党中不予登记的1人，犯一般错误的12人。
1979年7月25日，对右派复查改正工作结束。据中共洛川县委摘帽子办公室文件记载：1957年本县因右派问题受到处理的共19人，其中定为右派的14人，中右1人，反社会主义分子1人，因右派和历史问题上升为右派，反革命的2人，因右派问题判刑的1人。19人中全部摘帽子改正。安置15人，受株连家属1人，已作安置，其余2人死亡，2人改正后回原籍工作。档案材料，由组织、人事部门予以拆除。
复查纠正三案，据本县“三案办公室”记载：于1979年及以后10年间，累计改正成分“判刑”复查，收回下放居民，国家干部、职工恢复公职、恢复党籍、改变成分、修正结论等总计3121人次。其中本县于1966年有五类分子1295人，有六种人726人。其后的13年间，因死亡和迁居外地，至1979年本县四类分子908人中，摘帽子532人，其中富农分子165人，地主83人，反革命269人，坏分子9人，贪污分子4人，投机倒把分子2人；“文革”、“四清”中，补划地、富分子、戴帽子而得到纠正者351人，未摘帽子26人，其中表现不佳，暂不摘8人，其他单位复查未摘8人，当时未查清4人，迁逃外地6人。其后，再未管理，与摘帽子者无殊同。判刑复查13案，宣告无罪13人。
十六、工作重点转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据此精神，本县批判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推行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的错误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开始认真纠正以前的“左”倾错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面拨乱反正。中共洛川县委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必须适合我县的县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又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重点工程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轻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内部结构正朝着合理协调的方向发展；包括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恢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财政包干管理等在内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正结合经济调整有步骤地进行。本县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失误，适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乡、镇企业，提倡多种经营，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生产获得了较大发展。由于农业和经济的发展，本县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从1979年开始，本县按中央的统一部署，试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此后两三年，各级党组织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抓好整党整风和支部生活，注重联系实际，清除“文革”遗风，总结经验教训，“文革”后遗症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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