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根耀：走着曲折道路的北京大学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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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着曲折道路的北京大学文革研究
——《聂元梓遗稿》前言读后

吴根耀


北大的文革研究，迄今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两派（“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联合编辑了《告别未名湖》。在这一基础上，《告别》编辑部计划进一步编辑回忆、反思北大文革的新书，却节外生枝了。第三阶段是两股力量各自进行北大的文革研究。作为昔日的北大学子，笔者（哪派也没有参加的逍遥分子）曾对两派合作研究北大文革寄予厚望，也一直对为什么要自毁合作基础、有人要另起炉灶感到大惑不解。读了王复兴最近主编的《聂元梓遗稿》的前言（以下简称“前言”），颇有感悟。本文试以此为基础冒昧对前一阶段北大的文革研究作一简要总结，期望得到原分属两派的北大校友的指正。

《告别未名湖》的辉煌

2011年春开始，张从、奚学瑶通过互联网联系北大校友，发起征集《告别未名湖》文稿的活动。是年在北大物理大楼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钱理群老师和郝斌老师出席，高度肯定此事并给予具体指导。2012年在北戴河召开审稿会，与会者有技术物理系张从、中文系奚学瑶、国际政治系丁广举孙兰芝夫妇、中文系郭庆山戚燕平夫妇和中文系李怡荃。2013年8月，由奚学瑶、张从和孙兰芝主编，北大前校长陈佳洱院士题写书名的《告别未名湖 北大老五届行迹》出版。全书57万字，计61篇文章；作者来自15个系，其中有21人为中文系学子，技术物理系、国际政治系和物理系各有6人为《告别》撰稿。

毫不夸张地说，《告别》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作用。原因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对发生过的政治运动的重新认识，已出现了一大批关于“右派”、“红卫兵”和“知青”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但“老五届”大学生基本上还是一片“处女地”。“老五届”大学生在深山老林里经受了“史无前例”的体力和精神上折磨的那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既是一代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的历史画卷，也是文艺创作的巨大源泉。原因之二是此书在“老五届”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尤其是广东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83名大学生死于一场台风和川西康定高原上北大技物系学生聂永泰被狼吃掉的事例，更是令人震惊，令人心碎。抚今追昔，心潮难平，北大学子纷纷拿起放下已久的笔，加入了《告别》的行列，回忆和反思跨出校门后的人生经历及其感悟。

2013年，清华学子出版了文革研究专著《良知的拷问》，两校可谓并驾齐驱。清华学子因消除了派性，能坐到一起冷静地、理性地回忆史实，尊重客观，从中汲取教训，因而文革研究能大步前进，逐步深入。北大学子的回忆文革，是从记录告别未名湖后在社会最底层的的十年动乱期间遭受的劫难开始的，为北大的文革研究奠定了基石。

2014年9月，由孙兰芝、张从、奚学瑶和丁广举主编的《告别未名湖 北大老五届行迹2》出版，72.7万字。2015年12月，由孙兰芝、张从、奚学瑶和丁广举主编的《告别未名湖 北大老五届行迹3》出版，78万字。3年出了3大本，真是成绩斐然。写了文章之后，似感意犹未尽，欲以诗词抒发家国情怀。应顺这一愿望，接着由张从、王智钧和姚成玉于2016年主编出版了《告别未名湖 北大老五届诗集》。

除《告别》3集的文章精彩外，各集的序都出自大家手笔，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告别》一书更加出彩。第一集由著名人文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作序，精辟指出了《告别》记录了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包括不可“不可遗忘的苦难经历”、“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和“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钱先生作为吾辈的学长，北大毕业后有过坎坷的经历，读到那么多学子竟“重蹈”了他的“覆辙”，当然痛定思痛，强调书中记录的经历淀积和精神升华。第二集由著名思想家、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讲座教授高放作序，序名“必须牢记的历史”。该序高度评价了“老五届”大学生这代人，称之为“文革前的骄子，文革中被作为棍子，被‘发配’后的弃子，改革开放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第三集由北大前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作序，序名“永不可再的历史，永不可灭的精神”，盛赞了处于逆境中仍坚持底线、坚守信仰的“老五届”大学生的担当精神，追求精神，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这是北大的精神，应“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如果要总结《告别》成功的经验，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没有了当年文革的派性（说“忘记”、“化解”、“克服”、“排除”、“消灭”或别的什么都无所谓）。原北大的三派（“新北大公社”派、“井冈山”派和“逍遥”派）坐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编几本书算什么难事！更重要的是：《告别》的成功编辑和出版为回忆和反思北大的文革提供了一个契机。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告别》编委会于2016年发出征文通知，希望北大学子能在回顾十年“炼狱”之后更上一层楼，回忆和反思北大的文革，编一本“新书”。但是，这一工作却因节外生枝的事情而被搁置了。

节外生枝

2017年1月，已侨居美国的原北大历史系学生王复兴为宣传他的新著《抢救记忆》，回京“串联”原北大校友。他在北京的活动，各人记述不同，本文照录原著。

奚学瑶的记述如下。“张从帮忙联系了几个北大同学并安排了六道口金狮麟酒家聚餐。与会者有李海文夫妇、丁广举、孙兰芝夫妇、王复兴夫妇、郭朝田、樊能廷、张从、索世晖以及本人。在餐桌上，王复兴介绍了他参加的在香港召开的文革讨论会的有关内容，……樊能廷也向大家赠送了他编著、翻印的《北京大学一九一七》一书，……”。

“张从着重介绍清华原来的两派同学坐在一起共同回顾清华文革，总结其历史教训，恳切希望北大同学向清华同学学习。餐聚气氛良好，有感于此，我谓在座同学不要只是务虚，我们要一起做一点儿实事。先易后难，在成功出版《告别未名湖》系列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续编一本新书，写我们在校期间特别是文革期间的经历，并推举张从牵头主持这项工作，……张从本人首肯，在座诸位也都认可，丁、孙夫妇没有异议。大家也邀请王复兴和索世晖共同参加此项工作。王当时没有拒绝，索世晖没有明确表态，说是回去再与其他同学商量一下。王复兴倒也说过以《告别未名湖》原有班子为基础，但他回美国不久，便声明退出这项工作”。

“至去年九月，我们商定到北戴河开会审稿并商量有关事项。当丁孙夫妇听说樊能廷与会，便给我发了短信，表示反对樊能廷与会。……八人抵会（注：这八人中，张从、奚学瑶、臧振和樊能廷是“井冈山”派，郑振卿、刘兰平和王智钧是“公社”派，卞毓方是“逍遥”派。） ，……与会者的原两派所属，恰恰正好等同，向他们作了通报，他们依然拒会”。

王复兴在其主编的《回顾暴风雨年代》（以下简称《回顾》）的“后记”中，对此事交代得非常简略，如下。“2017年1月，北大校友丁广举、孙兰芝伉俪参加和安排了向校友推荐、赠送该书的两次聚会。聚会时，丁广举与笔者等人倡议：专由北大的‘老五届’校友写作、编辑一本关于燕园文革的亲历者文集，与会校友深表赞同。于是，笔者肩负着众多校友的期望，不揣冒昧，立即投入了编辑、出版此书的工作”。

“本文集在编辑、校对的过程中，校友孙兰芝、丁广举等人曾给予大力支持。……他们的经验为本书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他们在征文、选编、审稿、校对、编排方面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

在“前言”中，王复兴说：“笔者还建议新书编輯部可以由已出版的《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编辑部为基础开展此业务。与会者有人提议笔者加入新书编輯部，我未明确可否，只是建议出席宴会的校友索世晖参加编輯部”。这说明王曾经支持以《告别》编辑部为基础进行文革研究专著的编辑（如果他没撒谎的话），但本人的态度与奚学瑶的记载不同。王还说：“校友孙兰芝、丁广举……举办了另一场校友聚餐会……丁广举与笔者等人倡议:专由北大校友写作、编輯、出版一本回顾文革的亲历者文集。与会校友深表赞同，于是笔者肩负众多校友期望，立即独立运作，另打炉灶另开张，投入了此书的征文、编輯、出版工作”。这次聚会应是原“公社”派人员的聚会。

对照王复兴前、后的两段话，本文得出以下四点认识。1）前、后两段文字都承认由“丁广举与笔者（王复兴）等人”共同发起编一本关于北大文革的书。这表明至少有3个发起人，丁广举似乎还是第一发起人，但没有明确牵头人，王复兴的“肩负”说恐难成立。2）丁广举夫妇为这本书做了大量工作；或者说，他们为了王复兴的这本书而退出了张从牵头的那本书（因樊能廷而不去北戴河只是一个借口）。王在《回顾》里不但认同“他们的经验”，而且肯定丁、孙“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3）王复兴连着主编了3本书（下述），都只署他一个人的名，没有副主编，没有编委会，没有“发起”、“策划”或“顾问”。在“前言”中根本不提丁、孙等人，只有他一个人单挑独斗，包打天下，把曾经是群策群力的集体成果堂而皇之地窃为个人所有。4）“前言”中突出地强调了“独立运作，另打炉灶另开张”，实际上承认他分裂了代表广大校友愿望的《告别》编辑部。他动员丁、孙等人另组“公社”派的编辑部，其实也只是一个骗局，因为王复兴显然感到：即使是“公社”派编的书也与他的目标相去甚远，故要“独立运作，另打炉灶另开张”。

本来，王复兴从来没有参与过《告别》从开始构思、发起到《诗词集》出版过程中的任何活动，也不是《告别》编委会的成员。回忆和反思北大文革的“新书”是《告别》的延续，王复兴本与《告别》的编辑无关，当然与“新书”的编辑无关，但2017年时却对“新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新书”反思北大文革，当然会有损他主子聂元梓的形象。他明白《告别》的成功在于原北大的三派人员坐到了同一条板凳上，所以第一步是分裂、拆散这个编辑部。王复兴确实从这条板凳上拉走了一些人，但被拉走的人却没能坐到王复兴的板凳上；不是因为那条板凳在美国，而是因为王预感到这些人未必能像自己那样歌颂和褒奖聂元梓。王复兴的节外生枝表面上看是成功了，但能够阻止北大文革研究的历史潮流吗？

试析王复兴的“派性”

毕竟，拆《告别》编辑部的台之类的事做得不太光彩，故王复兴要在“前言”中不吝篇幅，提出种种歪理来为自己辩解。以下试析其两条主要“理由”。

第一条“理由”是拒绝“派性”。“前言”说：“高云鹏老師……建议校友的文革文集新书一定要杜绝任何派性，不可污染空气。此意见当然正确，笔者深表同意。……如放松对派性的审查、把关，等于让笔者为派性背书，则内心坚决不肯。笔者与张从往返邮件，张催促笔者同意加入编輯部。笔者则提出杜绝两派派性文章应是编輯此新书的重要原则，并为此提出了相应的编辑规则（注：张从说绝无此事，王复兴此话纯属撒谎。）。因二人未能就规则达成一致，笔者便始终未同意加入此编輯部”。

原北大三派的校友能坐在一起编辑北大文革的书，这本身不就是克服派性的实际行动吗？把原属“公社”派的人从《告别》编辑部里分裂出去反倒成了“杜绝派性”的行动？文革的派斗期间，听到的是被派性宣传扭曲甚至颠倒了的事实，看到的是被派性“眼镜”变色或变形了的客观，再用派性思维来分析这些听到和看到的材料，形成了派性的观点。刚开始回忆自己的文革历程时，要纯洁得一丁点儿派性都没有，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大家坐在一起，平心静气地厘清当年的事实，逐步还原本来的面貌，才能正本清源、认识客观，从而做到逐步地消除派性，两派并肩批判派性。这是为许多单位（如清华大学）证实了的两派合作研究本单位或本地文革的成功之道。

当然，要让研究初期尚存派性观点的两派群众能坐到一起，必须秉持“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所谓“大同”，本文的理解是坚持两条：一是从社教到文革，执行的都是极“左”路线，二是文革对神州大地包括北大都是大灾难，吾辈都是受害者。至于各人所受的害是什么，或对某人某事的具体看法等问题，认识不可能完全一致。这些只是“小异”，是可以被“大同”包容的派性。王复兴打着“杜绝任何派性”的极“左”旗号，反对包容这些“小异”，只能暴露他反对这个“大同”的真实面目（详见下述）。

第二条“理由”是“分派研究文革是常态”。“前言”说：“笔者听启之先生说过，各地写地方文革史的，原来的两派都搞不到一块，都是各写个的。这一有趣现象很值得文革史研究者研究。它说明文革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对人群的撕裂极其严重！对人性的扭曲相当深远。其严重性可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笔者不知道启之是否说了这样的话，但知道启之研究的内蒙是个特例。67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开始“清队”和“反右倾”。68年4月起，滕海清把“挖肃”的重点聚焦于“新内（蒙古）人（民）党”，疯狂和残忍地清洗造反派和蒙族干部群众。69年4月11日，毛泽东在接见“九大”的大组负责人时说：“在清队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之后的“五二二”批示中，毛正式宣布内蒙“清队”扩大化，对滕亮出黄牌。这导致新的两派群众组织出现，一是全盘否定“挖肃”的批滕派，二是认为“挖肃”只是扩大化、甚至要继续“挖肃”的“五二二”派。两派之间激烈的武斗至少持续了两年；因两派的长期对立内蒙实际上没有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内蒙的特殊性在于“民族矛盾”与“路线斗争”交织且以“民族矛盾”为主，即主要矛盾不是原造反派与原保守派之间的争斗。

大部分省区的两派群众组织形成于66年秋的批判资反路线，在打倒“走资派”和结合“革命干部”问题上变得势不两立，即：一派要倒张保李，另一派要倒李保张。个别省区有三派群众组织，第三派要倒张李保王赵。成立革委会时，张李王赵其实都不是“走资派”，都被“结合”进了革委会（或平调到其它省区被“结合”）。不管哪个“革命干部”上台，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都是一样的。这使两派组织都醒悟到自己受了愚弄，从而奠定了坐在一起回忆和反思文革的思想基础。在派性消除得较彻底因而回忆和反思较深刻的省区，能写出本省文革研究的专著。具体操作有两种方式，一是两派头头充分讨论后委托一个人执笔（如山西），二是组织一个写作小组记述本省的文革（如湖北）。

上述清华的两派（“团”派与“四一四”派），分属激进造反派与温和造反派。“百日武斗”期间两派都死了人，可谓积怨甚深，但最终两派相逢一笑泯恩仇。原造反派与原保守派和解并坐到一起反思文革的典型实例是武汉。当年，“七二Ο”事件惊震中国，连续的几场武斗使双方的死伤残者甚众，真是势不两立。在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运动中，原保守派骨干被当作依靠对象和革命动力，进一步坚定了两派“你死我活”的决心。“七二Ο”事件40年后，即2007年7月，原造反派头头邀请原保守派头头相聚，后者接着反请前者聚谈。“会见中气氛友好融洽，双方都是坦诚相待”，“双方同意合作写一本‘实事求是的武汉文革史’”（引自本书编写组）。这充分说明：只要认识到文革是愚民的大骗局，是民族的大灾难，两派（不管是原造反派与保守派，还是原激进造反派与温和造反派）必然会冰释前嫌，坐到一起回忆和反思文革。这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

剖析了这两条“理由”后，面临的新问题是：它们分别由高云鹏和启之提出，“另打炉灶另开张”的却是你王复兴，你的“理由”是什么呢？或者说，你对“派性”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本文认为：王全盘继承了聂元梓的“聂氏派性论”并贯穿于自己行动的始终。

1968年春，聂元梓提出“对派性也要进行阶级分析”的论点，并对此一直沾沾自喜，在其《回忆录》中专列一节讲此事，强调此文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评价。“聂氏派性论”的要点，说白了就是：我聂元梓坚持的是无产阶级派性，反对我的就是资产阶级派性；所以必须用（我的）无产阶级派性去抵制和消灭（你们的）资产阶级派性。高云鹏的“杜绝任何派性，不可污染空气”，只是“聂氏派性论”的翻版。王复兴则编书处事都贯彻落实“聂氏派性论”。以“前言”中提到的进“新书”编辑部的人选为例：王坚决反对樊能廷进编辑部，却建议“索世晖参加编輯部”。其实，樊只是“井冈山”普通一员（曾在工作组撤走后的班文革小组选举中当选过“班头”），索是“新北大公社”中文系战斗团的团长，当年两人谁的派性强，谁是铁杆，不是明摆着的吗？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王复兴不倦地践行“聂氏派性论”，拼命地“另打炉灶另开张”，这个“炉灶”真能成为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堤坝吗？

《告别未名湖》的后续成果

2017年9月的北戴河会议后即开始了“新书”紧张的征稿和编辑工作。2018年2月，由张从、奚学瑶、郑振卿主编的《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出版。全书由68个作者提供的74篇文章组成，内容上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应属《告别》的内容，即跨出校门后的十年磨难；另一部分回忆文革前北大的校园生活；第三部分的文章则以自己在北大的文革经历为题材，故可认为此书是《告别》与《燕园沉思录》之间的一个“过渡”。《告别》编辑期间一直默默无闻地担任联络员的刘兰平继续担任《风雨》一书的联络员，并写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跋”。“跋”中一直以“我们”为主语；这个“我们”，不仅指编委会，而且指所有写稿者，更包括了全体北大“老五届”学子。

《告别》曾有过一个来自18个系的校友组成的庞大编委会。这个编委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其宗旨和精神却为《风雨未名湖》编辑部所继承。《风雨》编委会九人，除上述北戴河与会的八人外增加了“逍遥”派侯碧辉。她仍包括了原三派的人员，所以是《告别》编委会的缩小和精炼。丁广举夫妇没有参与《风雨》的编辑工作，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同在2018年2月，由张从、奚学瑶和樊能廷主编的《燕园沉思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与反思》（上、下册）出版。上册有“往事追忆”和“祭奠冤魂”两个栏目，控诉了聂元梓和聂、孙校文革私设公堂、严刑逼供和挑起武斗的罪行。下册的前三个栏目分别是“怀念师友”、“访问记”和“鲤鱼洲与653分校”，其中采访梁效的一篇文章讲的是“批林批孔”阶段的事。第四个栏目称“探究与反思”，由30篇文章组成，应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全书共910页，登载78篇文章（上册31篇，下册47篇），除个别作者为外单位的知情人（如原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王广宇）外，其他均为北大学子及老师。正文前有一简短的“代序”介绍“北京大学‘文革’研究的意义和现状”。《燕园沉思录》是北大研究文革的第一部系统性的集体著作。尽管它比清华的有关著作晚了好几年，毕竟迈出了破除“聂元梓是北大文革的红色旗帜”这个神话的第一步。

《沉思录》编委会七人，除上述的三个主编外尚有“井冈山”派的吴琼、余小平、臧振和“逍遥”派吴根耀，没有“公社”派的人员。也许历史注定北大的文革研究要走这么一段曲折之路，但愿老话说的“分久必合”能在北大出现。笔者相信：秉持“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原对立的两派能坐在一起共同冷静地回忆北大的文革之时，即是北大的文革研究取得最后胜利的开始。

“另打炉灶另开张”的产物

王复兴在2018年3月推出了他一人主编的《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30万字，以下简称《回顾》）。细细揣摩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书名起得不对。我们这代人深受党的教育，许多名词其实打上了“毛泽东时代”的深刻烙印，如“暴风雨”一词，即是指革命的暴风骤雨。但历史已经铁定地证实：所谓的“文化革命”绝不是“革命”，所以也不能称为“暴风雨”。本书正确的书名，应该是《回顾腥风血雨年代》。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过度联想”，其实本人未作任何“联想”，只是“看图识字”而已。《回顾》的封面为白色，上有两个波浪（内封同）。这两个波浪的寓意十分清楚：一是指聂元梓写了两张大字报（除毛泽东钦定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外还有聂自诩的贴给邓小平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是指聂元梓文革运动中立下的两大功劳，即江青讲话中多次提到的那张大字报和“揭发安子文叛徒集团”。波浪旁边，是姿态各异的6只海燕在飞翔。这6只海燕（内封还有6只），明着就是比喻当年“红梅”战斗队的队员，也暗指现仍与王站在同一战壕里写作的聂元梓铁杆追随者。封面正中上方是红色的书名，对应的下方是“红色中国出版社”，在白色的映衬下红色尤其鲜艳，表明王复兴对聂元梓的红心赤胆。这样直白的、令人拍案而起的封面，还需要“联想”吗？

对文革，党中央早已作了结论，国人也已觉醒。王复兴至今还坚持文革是革命的暴风雨，自己还要当冲进风雨中去搏击风浪的海燕，这真是太悲哀了。好在这不是民族的悲哀，因为今天还想当“海燕”的文革“遗老遗少”毕竟只是极少数了。当年的文革英雄、带领“海燕”们搏击风浪的聂元梓，1983年3月已经伏法。聂生前一直想为自己翻案，四处碰壁，徒劳而终；38年后出版其遗稿，欲为聂翻案，也只是徒劳而已。

翻过内封，赫然入目的是王复兴与聂元梓的彩色合照，聂以一种“子已成龙”的欣慰之情仰望着王。笔者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王复兴的屁股坐错了地方。当作者写书与当编者编书必须有不同的立场和心态。当作者写书，当然是宣传自己的观点。你认为聂元梓是文化革命的旗帜，能与她合影并将照片放在首页是一种荣耀，谁也不能指责你。甚至你赞聂“慈母”，喊她“亲妈”，都是你的权利。当编者编书，你只是为不同意见的交流和争辩提供一个平台，且是一个不倾斜的平台。作为一个文集的普通作者，你可以宣传你的观点；但作为编者，你绝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其他作者头上，绝不能给文集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即使是“保聂”的人，也不见得都愿意喊聂元梓“亲妈”，更何况文集中还有“反聂”的作者（“后记”中说：“作者中，原文革中分为两派的学生都有”），怎么能把你和聂的合影置于首页？！

正文前还载有4张照片：聂元梓等人贴出的那2张大字报的现场照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聂元梓等群众代表的照片，“新北大公社”解散前夕“胜利团”高举“新北大公社”大旗的照片。前3张照片显然是吹捧聂元梓的，最后一张照片则让你重温“新北大公社”倒旗时的悲壮，激励你重燃“斗志”。请再读一遍他的“后记”，他闭口不提要“消除派性”或“克服山头主义”，这些照片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王复兴“肩负着众多校友的期望”就是要挑起派性，再现当年“新北大公社”的风光。文革发动50多年后，回忆和研究文革的历史大潮流是什么？王复兴却倒行逆施，将这本文集弄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派性之作。

还要指出的是：那张“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的说明中，王复兴搞了一个小动作。该大字报作者11人，北大人都知道并记得第一作者聂元梓，第二作者白晨曦。白当时是校文革副主任，一度还进入聂的“地下常委”圈，后因与孙蓬一发生争执，“忤逆”了聂，被聂赶了出来。王复兴对这张大字报的说明是：“签名人：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白纸黑字地把白晨曦抹掉了。历史系的学生，竟然如此不尊重历史真相，可以随意篡改历史的本来面目，睁着眼睛说瞎话，真不知道你怎么能去进行历史研究？其实这是聂氏铁杆追随者的惯用手法。常见的实例是：因杨克明加入“反聂”队伍，再抄录这“第一张大字报”时就把杨克明从作者的人名中删除了。

读完全书，不得不严肃地指出：王复兴成书太过心切，竟然不怕犯学术界之大忌：一文多发（包括出了书后再把其中的章节拆成文章发表）。《回顾》一书中有文章25篇。奚学瑶指出：“其中，至少有十二篇文章是自我抄袭，来自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与王复兴的《抢救记忆》那两本书中”。此外，丁向阳和胡宗式的文章，其实在《风雨未名湖》里已发表过（注：编书时可以转载他人已经发表过的文章，但应注明文章首次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书籍，还应说明在本书中再次发表是否已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回顾》中的“我逼迫林杰制造《声明》”一文的文后，注出了曾发表于《百年潮》2000年（原文如此——本文作者注）第10期，智晴的两篇文章后分别注出了原载《记忆》第172和174期，说明王复兴还是知道这个规矩的？）。前者在文章名字上作了小改动（把“文化大革命”改成“文革”），后者尽管另起了文章名，但次级标题大致相同。谢甲林的文章后已注明“本文选自《谢甲林法学文集》”。25篇文章中（至少）有15篇属已发文章的再次发表，约占三分之二。

其它的几篇文章，从内容看，“社教运动”一文（长35页）在题目上已说明是“‘文革’前”，“狱中杂记”一文（长58页）记述的是1975年以后的狱中生活，“聂元梓文革后琐事”的题目就说明内容是“文革后”。这3篇文章的内容其实都与文革无关。“终生在阴影下挣扎的人”讲的是作者的一个同学70年3月至去世的遭遇，不是“亲历”是“他历”，“历”的是离开北大后的事，不切合“北大文革亲历”这个主题。“‘臭老九’的来历”和“羞言毕业与怕提专业”两篇文章，讲的是文革及其后一段时间里的普遍现象，前者属“考证”类、后者属“感言”类文章，都不是“亲历”。当然有讲“亲历”的文章，篇幅都很短，如“‘7.10’事件”长5页，“林杰制造《声明》”为6页，讲串联的“三门峡西”长8页。全书正文415页，属首次发表的“文革亲历”的文章占几页？

2019年6月，王复兴主编的《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出版。与《回顾》相比，“第二集”有明显的进步。第一，封面不再是那两个大浪和搏击风浪的海燕，代之以北大办公楼的照片。书名还是套红印刷，因封面为灰色，消退了部分的“红”。第二，没有聂元梓的照片。尽管王复兴在写“编者前言”时聂元梓尚未咽气，大概他也意识到了聂的光环已失去号召力，对他编辑《回顾》实际上没有帮助。第三也是最明显的进步是：作者群扩大了。尽管以当年“新北大公社”的成员为主，但他们大多能消除当年派性，认真反思文革，提供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的具体而详实的史料，充分说明他们应顺当前文革研究的历史大潮流，也证实上文提出的“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正确可行。

如果不算美国人万宁的那篇文章（因为此文与北大文革无关），全书共32篇文章，28个作者（其中1篇文章由两人合著）。本书的缺点之一是仍有明显的派性：聂元梓的亲密战友和铁杆追随者为本文集提供了12篇文章，约占总篇幅的百分之四十。缺点之二是仍有一文多发的现象。如李平安的“檄文永在，风范长存”一文，在《告别未名湖》2中已发表过（2014年），但未注明；樊平的“访谈聂元梓”一文，来自《家国记忆》征文作品38（2015年）。特别要指出的是陈景贵的“北大文革亲历者日记”（此文长35页）。陈景贵（中文系64级）的日记已在香港正式出版，上、下两册，由郭春鹰作序。此文后附“编者注”和“作者简介（含陈景贵的主要著作）”，但闭口不提这个日记已出版。“第二集”的派性文章聚焦于“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节选陈景贵1966年5月25日至6月20日的日记，即是为了配合“五二五”这个主题。

2020年3月，王复兴主编的《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三集）由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32万字）。全书共四部分。第一部分“文革前十七年（1949-1966）”（3篇文章），讲的是文革前的事，有的还毕业离校了，怎么能成为“北大文革亲历者”？第三部分“文革中后期（1970-1976）”（6篇文章），明显有以下问题。1）1970年时，校文革（文化革命委员会）已退出北大的政治舞台，全部学生都被“四个面向”的扫帚扫出了燕园，教职员被赶去江西鲤鱼洲“改造世界观”，校园里除了被工/军宣队揪回北大作为“‘五一六’分子”审查的个别人外，哪里还有什么在北大的“文革亲历者”？2）这部分内容的重点是“梁效”写作班子，但文革运动时或说1966-1969年间有“梁效”吗？既然没有，怎么能说他是“文革亲历者”？3）“梁效”的活动时间是1974-1976年，这一阶段的政治运动，前期叫“批林批孔”，后期（1975年11月开始持续到1977年）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叫“文化革命”（注：作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毛反复强调文革“三年收尾”，69年4月“九大”召开，文革作为一个运动即告结束，“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退出政治舞台。但动乱没有结束；文革之后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地发生，造成“十年浩劫”。华国锋在“十一大”上宣布“文革结束”，指的是文革路线的结束，但实际上他执行的还是文革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中央高层结束了文革路线。今天我们进行的文革研究包含了两层含义：既对文革运动也对文革路线进行反思和批判。高校的文革研究，因学生毕业和教职员下放，侧重于对文革运动的研究。） 。所以，这部分的内容也与文革运动无关。

第四部分“文革综述”，目录里列了3篇文章。第一篇是李清崑的采访录，讲的几乎都是审判江青一伙（1980年11月）及之后的事；更早的事是撤销对李清崑“留党察看2年”的处分，也是华国锋下台后发生的，即：全文的内容与“文革亲历”无关。第二篇是孙月才的“告别盲从——走向精神自由”，是他的《悲歌一曲：文革十年日记》一书的自序，早在2012年就出版了，属旧文重发；内容是他的感悟，不是讲“文革亲历”。第三篇是悼念2019年10月逝世的丁石孙校长的诗词，亦与文革无关。即：全书正文19篇文章，12篇文章的内容不是文化革命。

第二部分“文革早期（1966-1969）”，共7篇文章。全书近450页，第二部分（P.168-294）长不足130页，仅占总篇幅的四分之一多一点。就这点篇幅，还是靠任瑚琏的51页文章“‘胜利团’简史”撑着的；该文介绍文艺团体“胜利团”排练的节目和到处演出的情况，与“亲历文革”关系不大（文中仅几句话提到文革）。王复兴评论武斗“号外”的文章（18页），开头3页多写北大的“三二九”，但只是个“噱头”，为了引出地院等外校3月25日围攻北大的事件，然后借题发挥，对极左激进思潮大加批判，故该文的主体是一篇批判文章，不是“亲历北大文革”。王复兴的另一篇文章（16页）评论北大文革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属评论文章，也不是“亲历北大文革”。

其它4篇“亲历”的文章，“废品收购站”一文长5页，“黑帮大院”一文长6页，“7.12大字报”一文（含附录）为12页。讲“北京市两大派武斗”的文章，还在翻来覆去地重复聂元梓67年“反王（力）关（锋）”、“反潘（梓年）吴（传启）”的陈词滥调，不知道已经被“新北大公社”的人念叨了多少遍。问题在于：潘梓年早就恢复了名誉，塑像已耸立了那么多年；吴传启安度晚年，下场也比聂元梓强。这时还要“反潘吴”，不是打聂元梓的脸吗？

综上述，此书与《回顾》前两集一样，东拼西凑，只要能堆出30万字来，管他是重新发表的还是打自己脸的，统统收进文集。与《回顾》前两集不同的是，第三集的绝大部分文章的内容不是讲文革（只是北大人忆北大），不切“亲历北大文革”这个题目，只是一本“名”（文革）、“实”不符的“滥竽充数”之作。

试析《遗稿》出台的背景

在《聂元梓遗稿》前言中，王复兴神色凝重地说：“有关聂元梓的话题，是文革史研究者绕不开的话题”，似乎现在的文革史研究者都在尽量绕开这个“话题”。事实是：北大持续到今天的两派争斗，都是针对聂元梓展开的。最早反聂的是她的社教战友，反她的流氓做法和卑劣手段，但他们至今仍对北大社教和文革持肯定态度。之后的“井冈山”反聂，是反她压制不同意见，执行了新的资反路线。在回忆文革的今天还反聂，是反她执行极“左”路线，砍倒北大一直高举的“民主”、“科学”大旗，把北大推入了空前专制和愚昧的黑暗时期。

有没有人想尽量绕开这个“话题”呢？有，就是聂元梓的铁杆追随者。近年里他们写了不少文章，可以说是从网上写到书里又从书里写到网上，喋喋不休地重炒那些文革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话，却不遗余力地回避北大文革研究的核心人物聂元梓和核心问题校文革。毛泽东批评聂元梓“你‘老佛爷’伸手伸到石家庄，伸手伸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批评校文革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据谢静宜）。有谁敢提及这两句话？有谁敢反驳这两句话？谁也不敢，谁都把头深深地埋进沙堆里，似乎毛泽东没有说过这两句话，也没有别人说过类似的话。这不是尽量绕开这个“话题”是什么？

聂元梓曾是个家喻户晓的名人，反思文革时怎么评价她成了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电子刊物《记忆》曾计划在2020年底出一个“如何评价聂元梓”的专辑，为不同观点的交锋提供平台。这个专辑计划最后落了空。笔者推测其原因是：专辑的原意是发起讨论和争鸣，不说是“毁誉参半”，哪怕是“毁九誉一”，也表示有不同观点的交锋；如果收到的文章都是批聂讨聂的内容，有悖专辑本意，就只能撤销这个专辑。樊能廷等收集了投给专辑的文稿，加上若干原已刊发过的文章，出版了《莫教青史尽成灰》一书。

王复兴对《记忆》要出聂元梓专辑的全过程是非常清楚的，对收到的稿件内容也是十分了解的。他知道这些批聂文章可以汇编成一本厚书，那当然要“还手”，但又苦于没有捧聂的文章，只能把手头的资料编成《聂元梓遗稿》作为招架。2021年1月，《莫教青史尽成灰》与《聂元梓遗稿》同时问世，算是他“另打炉灶另开张”后与主流研究队伍的第二个回合。王复兴当然是要在“气势”上压倒对立派的，故一定要把《遗稿》编成一本大厚书，所以，别人的文章，只要是捧聂的、为聂贴金的，都收进了《遗稿》里。

“遗”者，“留下”也，特指死者留下的。遗憾的是：在《聂元梓遗稿》里，不是聂元梓留下的文稿实在是太多了。第一辑“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收录聂的检查4篇，另有8篇其他人的发言，还有1篇会议简报。第四辑“委托朱理轩”，列了22个次级标题，仅3个次级标题的内容为庭审判刑，其它19个标题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如“吴忠、吴德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我的诬陷”，“彭真、邓小平谈聂判刑”，“谢甲林‘几点疑问’”，“（聂自己的）生日感言”，“郑仲兵、李东民致聂元梓九十岁寿辰贺词”等等。第六辑“出狱后的文字选录”（其实聂元梓自己写的东西实在少得近于零，即使是找人捉刀代笔的文字，怕也支撑不起这个标题），“选”了涂光群（注：涂光群，文学杂志编辑，1966年6月2日贴出作协的第一张大字报“可疑的作协党组”，是第一代造反派，与聂元梓惺惺相惜。在2002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人生的滋味》中，P.415-453的“聂元梓——从造反到炼狱”一文为聂（实际上是为自己）伸冤翻案。）采访聂元梓的2篇文章，郑克中的“北大‘文革’二三事”，刘淑君的“我和聂元梓的接触”，还有1篇采访聂元梓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访谈录”。这样做，其实未必给死者带来什么光彩，对还活着者，可是太大不敬了。

本来，王复兴不负聂元梓临终所托，将她的“遗稿”编汇成册并出版，为文革研究多了一份史料，是一件好事。写个“前言”交代资料来源、编辑过程和编辑目的，也是惯例。王复兴的这个“前言”分为四节，主要内容在前三节。第一节介绍《聂元梓回忆录》和《我在文革漩涡中》的产生经过。第二节讲自己读《聂元梓回忆录》后的感触，对他《抢救记忆》的启示和2017年他回国后的活动（见上述）。这一节篇幅最长，是“前言”的核心。第三节列述了北大文革研究的出版物，显示“新北大公社”派的成绩斐然。这些都不切题，不该是《聂元梓遗稿》的“前言”内容，王复兴破了惯例，“另打炉灶”了。

第四节篇幅极短，说《抢救记忆》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其实，图书馆收藏书籍并给作者寄“捐赠证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王复兴为何要单列一节突出此事呢？这是他的“点睛”之笔。他说：“文革虽然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在海外”，似乎只有身在美国的他在研究中国的文革，他也当仁不让地要当北大文革研究的领军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吴根耀曾把2018年之前的文革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6-1987年）的特点是：文革在中国发生，文革学在美国兴起。随文革研究在神州大地掀起高潮，2000年起文革研究进入第三阶段：当年的文革亲历者和准亲历者，不分官民，不论职业，也不管当年是哪派，都参与其中。第三阶段的特点是：中国人是文革研究的主力军。2019年开始，随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等老一代海外学者的逝去，海外的文革研究正在偏离马若德等人开创的方向；中国的文革研究不仅向纵深发展，文革学也形成了多层次多侧面的丰富内涵。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文革研究的主力军在中国，不在海外！

那么，《遗稿》的编辑目的是什么呢？王复兴似乎总是喜欢借别人的口来表明自己的心机。他借高云鹏的口说“新书一定要杜绝任何派性”，借启之的口说要“另打炉灶另开张”；现在他借聂元梓的口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前言”的开头即说：

正如聂元梓说的那样：“使人不可理解的是，1978年5月31日，邓小平接见北大新校长周林时，周林汇报说：‘聂元梓要翻案。’邓小平总书记说：‘她有什么案可翻的。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邓小平总书记忘记了，《五一六通知》是在刘少奇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党中央会议制定，报毛泽东主席审批决定发表的。……为什么号召者无罪，我们这些响应者有罪？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这一段应该是“前言”的内容。意思很清楚：当年聂元梓要为自己翻案，但因为邓小平而没有成功。现在，邓小平逝世多年了，他王复兴要继承聂元梓的遗志，把“翻案”全面地进行到底，即从北大的社教开始“翻”起，接着“翻”文革和十年动乱的“案”，一直“翻”到聂的法院判决。为承遗志而编遗稿，是《聂元梓遗稿》出台的内因；《莫教青史尽成灰》的出版使王复兴不得不还手，是《聂元梓遗稿》出台的外因。

简短的结语

1）北大文革的特殊性，在于当年对立的两派，既不是造反派与保守派，也不是激进造反派与温和造反派，而是反校党委的第一代造反派与反文革新贵的第三代造反派（注：第二代造反派是反文革工作组的造反派。在北大，因中央文革连续两晚亲临北大主持万人辩论会，号召赶走工作组，北大学生除极少数干部子弟外都是第二代造反派，与别的高校明显分为“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两派的情况不同。）。此外，因校内武斗，大批学生离校长达5-6个月，成了逍遥派。这三派曾经坐到过一起，共同回忆离校前后的日子，出版了《风雨未名湖》，并决定接着共同编辑反思文革的“新书”。这却令远在美国的王复兴坐不住了。他预感到原北大三派联手的合作编书会彻底损毁聂的形象，故回国积极活动，一手竭力拆散“新书”编辑部，一手“另打炉灶另开张”。

2）顽固坚持“聂氏派性论”的王复兴既不与坚持“求大同存小异”的原三派人员坐在一起回忆和反思北大的文革，也不与当年“新北大公社”的人员合作成立编辑部，实际上却把别人的部分早期成果据为己有。他强调“另打炉灶另开张”，就是要单挑独斗，把自己孤立和隔绝在北大文革研究的历史潮流之外

3）王复兴东抄西凑，把不切题的文章都拿来充数，仓促编成三集派性之作《回顾》，似乎他在“另打炉灶另开张”后与主流研究队伍的第一个回合中取胜了。表面上他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实际上却高度肯定北大的文革，因为聂元梓领导的北大文革是一场革命的暴风雨。作为聂的铁杆追随者，他当然是冲进这场暴风雨的海燕，成就了一段辉煌。历史的结论是什么呢？北大的文革整死了那么多人，整死了那么多杰出的学者，是一场反革命的腥风血雨！

4）正是因为王复兴坚信北大的文革是革命的暴风雨，所以他一直热烈地颂扬聂的“功绩”，为聂的判刑大鸣不平。他编辑《聂元梓遗稿》的目的就是为聂翻案，而且要从北大的社教开始翻起。这个案翻得了吗？聂元梓口口声声“我的后台是江青”。审判江青一伙乃彰显天理公义、应顺党心民心之举，故聂步江青之后尘而遭审判是顺理成章的事。笔者真诚地希望“老五届”北大学子都长寿，再活上二、三十年，睁大眼睛看江、聂之案能翻否？

5）不管当年的两派或三派是什么派，最终都将坐到一起回忆和反思文革，总结教训，这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曾是文革重灾区的北京大学也不会例外，只是因为聂元梓在世时一直心不死，聂死后至今阴魂不散，还借尸还魂，北大的文革研究正走着曲折的道路。

主要参考文献

本书编写组. 2020.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上、下册）. 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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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复兴. 2016.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王复兴主编. 2018.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 香港：红色中国出版社.
王复兴主编. 2019.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 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
王复兴主编. 2020.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三集）. 奥斯汀（得克萨斯州）：美国华忆出版社.
王复兴主编. 2021. 聂元梓遗稿——检查、交代、申诉及访谈. 奥斯汀（得克萨斯州）：美国华忆出版社
吴根耀. 2018. 50年后重新话文革. 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奚学瑶. 2019. 青春非常之旅. 香港：时代文化出版社.
谢静宜. 2015. 毛泽东身边工作琐记.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张从，奚学瑶，郑振卿主编. 2018. 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 香港：中国传记出版社.
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 2018. 燕园沉思録——北京大学文革回忆与反思（上、下册）. 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

作者投稿


转自 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