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批评《早春二月》文字一组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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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要把人们引到哪儿去？
景文师
编者按　根据柔石三十年前的遗作小说《二月》改编的影片《早春二月》，已经开始放映。本报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对这部影片提出了批评。
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今天，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究竟应当歌颂什么人物，宣传什么思想？是歌颂积极投入革命斗争的先进人物，还是歌颂站在革命潮流之外的徬徨者？是宣传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还是宣传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同时，在改编过去的文艺作品的时候，是用无产阶级观点批判旧人物旧思想，帮助观众和读者正确地认识过去的时代呢，还是用资产阶级观点美化旧人物旧思想，引导人们去留恋旧时代呢？这就是《早春二月》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和立场的根本问题。这是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深入地展开讨论，以求得正确的解决。《北国江南》这部影片，归根到底也涉及到这个根本问题，因此对这两部影片的讨论，是有重大意义的。读者已经对《北国江南》发表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也希望大家积极参加对《早春二月》的讨论。
《早春二月》开始上映了。看过这部影片的人，有的十分欣赏，赞叹备至；有的认为它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只要撕下编导者为主人公披上的金光闪闪的迷人外衣，整部影片所散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以及阶级调和论等反动思想，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评价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早春二月》这部影片，是用什么标准编导的呢？它宣扬的是什么思想？提倡的是什么方向？这部影片对于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我国人民，会起些什么作用？这是每一个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应当深思熟虑、求得正确解答的问题。
影片表现了什么？
《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说《二月》改编的。它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知识青年萧涧秋，经过多年漂泊和苦闷徘徊，厌倦了城市生活，应老朋友陶慕侃之聘，来到芙蓉镇中学教书。在这里，他同陶的妹妹陶岚发生了爱情，与正在追求陶岚的当地豪绅之子钱正兴发生了冲突。同时，萧在这里遇到了早年同学、革命军烈士李志浩的妻子文嫂，她一家的生活正陷入困境。于是萧涧秋同情、救济了文嫂，最后并认为只有牺牲自己同陶岚的爱情，同文嫂结婚，才是救济她的根本办法。他同文嫂和陶岚的关系，招来了镇上的流言蜚语，最后文嫂终于自杀。在这种情况下，萧涧秋只好逃往上海，不知所终。
影片的时代背景是一九二六年前后。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以湖南、广东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以“三一八”事件为标志的学生运动，从广东开始的革命军事斗争，波及了全国。这时，许多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纷纷起来迎接和投进了革命斗争的风暴。但是，影片却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个时代的主要脉搏，这里所写的，是一群游离于革命斗争的人物。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还没有参加战斗就已经十分疲倦、一心想要寻找“世外桃源”的萧涧秋；一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的陶岚。一个是飘泊的“孤雁”，一个是“笼子里的小鸟”。影片是以无限的同情描写了这些人的纠葛和悲欢，描写了这个小小的“茶杯里的风波”。
萧涧秋和陶岚是值得歌颂的人物？还是应当批判的人物？
象萧涧秋和陶岚这样的青年，在二十年代是存在的，也是可以写的。问题是对于这种人物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早春二月》的错误，就在于它通过萧涧秋和陶岚这两个形象，不是批判而是歌颂了逃避斗争的消极遁世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
对于萧涧秋，影片的编导者把他视为二十年代的一个在摸索前进、最后必定要“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的人物，某些评论家也说他在当时具有典型的意义，在今天也“符合时代的需要”。萧涧秋果真是这样的人吗？
二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来临的年代。这时站在时代前列的，只能是共产党人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那些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而萧涧秋呢？他在五四以后，整整徘徊了六年，始终置身于任何斗争漩涡之外。他到芙蓉镇是由于厌倦了城市生活，想在这“世外桃源”寻求“质朴和平安”，在天真的儿童中寻求快乐。所以他刚到这里，对死水一潭的平静感到十分满意，准备多呆几年。可是，“世外桃源”是没有的，待到死水也激起微澜的时候，他又害怕得要死，说这里是“是非的漩涡”，赶快逃之夭夭了。正如鲁迅先生为柔石原作所写的《“二月”小引》中所指出的，这个人决不是涛头的弄潮儿，而是海滨的徘徊者，只要溅上一点水花，就会狼狈而逃的。有什么现实根据说这种人最后一定会“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呢？对于这样的人物，本来是应当加以辛辣的鞭挞的；可是，影片却对这种人物极力加以美化，寄予满腔的同情，用“善良”、“正直”、“有学问”等等外衣来掩盖这个人的怯懦和自私的实质。而且还要无中生有地让他阅读《新青年》和《语丝》等等当时的进步刊物（这是原作没有的），给他挂上“进步青年”的招牌。
把这种逃避现实斗争的徬徨者和遁世者，当作正面力量和先进人物来吹捧，究竟有什么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呢？难道这不正是毛主席所批评过的，是在同情甚至鼓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缺点吗？
影片还对萧涧秋救济文嫂和同情王福生，特别是决定娶文嫂的事情尽情渲染，把它描绘成一种“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据说有些观众居然被这件事感动得流泪。萧涧秋真是值得那么推崇吗？
只要冷静地想一想，看了萧涧秋的那种“自我牺牲”行为以后，就会合理地提出一连串疑问：救济文嫂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干嘛一定要牺牲与陶岚的爱情？难道与陶岚结婚就不能再救济文嫂？又，如果萧涧秋单纯是为了救济文嫂，那完全可以通过陶岚去做，何必事必躬亲？这些问题全都不可理解。其实，拆穿了，萧涧秋的这种苦行，是一种披着骗人外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上是利他的，实质上是利己的。萧涧秋这种行为，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他的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的自我陶醉，另一方面是为了掩盖自己对于文嫂的感情上的欲望。后一点，在原来的小说里是并不回避的，电影改编者有意删掉了萧、文之间的感情关系，目的是为了把萧涧秋抬得更高，使他身上闪发出“人道主义”的“光辉”，可是，这样一来，也就把萧涧秋的虚伪性更加暴露出来了。逃避现实，害怕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喜欢用所谓“实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来“诚实地”欺骗自己、欺骗别人的。
我们不笼统地反对旧社会里对穷人的同情和接济，但是，象萧涧秋的这种建筑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同情、怜悯、自我牺牲，同无产阶级提倡的阶级友爱和自我牺牲没有任何共同之点。无产阶级革命者认为劳动人民贫穷和不幸的根源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因此消灭贫穷和不幸的根本办法，首先是要彻底摧毁旧的政权和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而萧涧秋却认为“根本办法”是依靠个人的同情和布施，认为个人的自我牺牲就可以解救群众的苦难。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旧的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以前，也力争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但是，这是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通过阶级斗争，使群众最后能自己救自己为目的和前提的；而萧涧秋那种单纯的救世主式的恩赐的同情和救济，只能麻痹群众的阶级觉悟，缓和群众的阶级仇恨。它的效果，同宗教一样，只能起麻醉群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是从根本上阻碍着穷人的自我解放的。
由此可见，决不存在什么对穷人有利的个人主义，也不存在什么只为别人的个人主义。任何个人主义，归根到底，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列宁曾经对于提倡“不抗恶”、而只求“道德的自我完成”的托尔斯泰主义作过尖锐的批判，指出俄国人民如果不摆脱这种影响，就不能得到解放。早年的鲁迅，凭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写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虽然主要是批判奴才，同时也揭示了那种“聪明人”的同情和安慰，只能使奴隶安于自己可悲的命运这样一个真理。六十年代的《早春二月》的编导者们却竭力宣扬这种只能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虚伪的人道主义和“高尚”的个人主义，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
如果说萧涧秋是一个披着骗人外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那么女主人公陶岚的个人主义就表现得更为露骨了。她娇生惯养，任性放纵，思想空虚，什么国家大事，社会疾苦，全不关心，想的只是她自己。正如她自己宣布的：“我行我素”，“我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社会以我为中心，于我有利的拿了来，于我无利的推了去！”（见《二月》。影片删去了“社会以我为中心”及下面的话。）这就是她的思想本质和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对于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个人主义者，影片不但竭力从外形来描绘她的美丽和风度，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和衣履服饰，都无不经过精心设计；而且竭力把她描写成为一个勇敢的、具有反抗性的女性。有人说，陶岚“为了争取女权和恋爱自由与封建势力做了不调和的斗争。”她是二十年代的“新女性”。这真不知从何说起！
中国妇女，曾经长期受着反动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四重封建关系的压迫，因此反封建的女性，确实有千千万万。五四时期，许多女青年在新思潮影响下，起来反对封建礼教、家庭桎梏、包办婚姻，要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和参加社会活动及受教育的权利，这在五四运动中作为反封建的一翼，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已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如果仍然孤立地强调离开群众和集体斗争的“个性解放”，不把争取妇女权利的要求置于整个工农解放事业总要求之下，那就不但不是进步的，而且是消极的了。至于陶岚，决不是五四时期具有反封建要求的新女性，她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是芙蓉镇的“皇后”，是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者，是“莎菲女士”式的人物，她“象玩弄猫儿一样地玩弄着社会”，玩弄着男性（见《二月》）。这样的人物又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
《早春二月》如此歌颂萧涧秋和陶岚这样的人物，究竟要今天的观众向他们学习什么呢？
是香花？还是毒草？
影片所宣扬的两个人物，决不是什么二十年代的“新人”，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对双胞胎。不过性格不同，一个表现为消极遁世、悲天悯人的苦行僧，一个表现为玩世不恭、我行我素的骄小姐罢了。影片的主题也不是什么反封建，而是粉饰阶级矛盾，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影片更不能帮助现在的青年正确地认识二十年代中国的面貌，而是在告诉他们：厌倦、逃避阶级斗争是摸索前进的道路；“质朴和平安”是幸福；无病呻吟、苦闷悒郁是感情丰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高尚情操；任性放纵、我行我素是勇敢……。总之，这样那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都是美的，值得歌颂的。所以《早春二月》绝不是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有人也许会提问：电影是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柔石是共产党员，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前驱者之一；而电影又比原作有所“提高”，它怎么可能成为一株毒草呢？
这并不奇怪。第一，共产党员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无产阶级的作品。现实生活中许多事例证明，有些共产党员作家，由于世界观和思想感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创作实践常常是资产阶级的。况且《二月》还是柔石在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之前写的。第二，改编的提高，可以是无产阶级的提高，也可以是资产阶级的提高，沿着错误方向的“提高”，比不提高会起更坏的作用。它可以粉饰原作的缺点，发展原作的消极面。《早春二月》的“提高”，就属于后一类。第三，更重要的是时代变了。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国，处于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历史阶段。过去某些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的作品，今天也必须重新估价，有些在当时还有某种进步意义的作品，今天也可能走到反面，成为没有积极意义甚至只起消极作用的东西，这种情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是屡见不鲜的；何况《二月》原来就不算是具有多大积极意义的好作品。
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品，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研究和批判。人们看了《早春二月》之后不能不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编导对原作为什么不进行批判，而力图化腐朽为神奇，化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为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化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东西为革命的东西呢？原作至少还客观地反映了萧涧秋的消极、颓废、软弱和逃跑主义，人们还可以把它当作反映二十年代一种社会现象的历史材料来看，从反面得到教益，而电影却为什么硬要把他打扮成进步的青年，把萧涧秋、陶岚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说成是崇高的、推动他们走向革命的思想基础呢？这部影片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进行改编的呢？电影摄制部门的某些领导人，竟然批准这个影片的脚本；并且不惜工本，用五彩片拍摄，把应当揭露和批判的错误思想包裹在精雕细刻的“艺术性”中来贩卖、传播，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通过这部影片，究竟想把我国今天的观众引向何处去呢？问题很清楚，这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指导下的创作实践。它除了把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引导到资产阶级方向，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思想条件以外，不能有别的结果。


人民日报 1964.9.15


革命还是倒退？
——评影片《早春二月》的改编

汪流  1964年9月17日人民日报

影片《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小说写于一九二九年，写的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从徬徨到徬徨的故事。同年，鲁迅先生在为这篇小说所作的《〈二月〉小引》中指出，小说的主人公萧涧秋是一个消极的形象，他只能使那些能够产生“诧异或同感”的读者，起到“照见自己的姿态”的启示作用。
萧涧秋是一个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的主人公。人道主义在当时起着什么作用呢？从总的历史背景上看，继辛亥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一九二六年前后，正是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年代。一九二九年工农政权已经建立，在湖南、广东、湖北、江西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沉重地压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夫权、族权、神权等等，随着地主政权的被打翻，便跟着一概动摇起来。在这些地区，曾经比文嫂的遭遇更为不幸的广大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真正得到了解放。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文艺作品不去歌颂革命斗争，向群众指出真正获得解放的道路，而去描写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反对封建的思想，显然只能起消极的甚至反动的作用。其结果，只能是转移人们的视线，引导人们离开阶级斗争。
小说《二月》没有能够塑造出一个时代的正面形象，通过他深刻地反映一九二六年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作者对萧涧秋这样一个二十年代的“中间人物”的形象，无所批判，反而给予同情，这是小说《二月》的缺陷和不足。
但柔石写《二月》之时，还不是成熟的作家。他的世界观中，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这使他虽处于革命的行列中，却没有担负起革命事变提供给他的历史任务，创作出一部真实、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的小说来。我们自不应对他作出苛求。而且，“严格地说，我国文学明确地自觉地走上为工农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开始的”（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问题在于，历史既然已从“五四”发展到今天，我们如何去对待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文艺作品，作出一个总的、正确的估价。又怎样根据当前时代和阶级斗争的要求，去分析和评价每一部具体的作品，决定取舍，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文艺的一部分。《二月》这篇小说，在当时就不算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在历史车轮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为什么要去改编（没有批判的改编）它呢？
影片对小说的几处重大改动
然而，小说《二月》的改编者，还是选中了这个作品。在改编中，对原作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倾注了深情。改编者不但保留了原作中人物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情节线索，构成了影片《早春二月》的主要思想内容，而且，又对小说作了几处重大的改动，突出地歌颂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概括起来，有以下几处：
一、在萧涧秋的性格中，削弱了他软弱、悲观的性格因素；加进了革命、进步的思想和经历。如钱正兴要萧涧秋让出他对陶岚的爱情，萧涧秋当时的反应，原小说中是这样写的：“萧涧秋立刻站起来，愤愤地说：‘不要说了，钱先生，我一切照办，请你出去罢。’”不若影片中所写的：“萧涧秋象受到污辱似地震动了一下，暴怒地说：‘不要说了，你给我走开！’”又如，影片中让萧涧秋读《新青年》；并通过对话，交代他过去曾和李志浩（文嫂的丈夫）一同搜查日货，上街游行等等，这都是原小说中没有的。
二、把一桩三角恋爱的故事，改写成完全是与社会舆论的冲突。小说中比较明显地描写了萧涧秋和文嫂是相爱的，影片却改得模模糊糊，好象并无爱情关系似的。又如，小说中当陶岚听说萧涧秋要娶文嫂时，便“冷酷地讥笑地做脸说：‘你一定要回答我——假如我要自杀，你又怎样？’”又说，要去“剃了头发，扮做尼姑。”而并无影片中责备萧涧秋的话：“不，你这是同情。不是爱！”再如，小说中文嫂的自杀，不全然是受了舆论的压迫。萧涧秋给陶慕侃的信中，曾有交代：“……而且她为什么死？老友，你知道么！她为爱我和你底妹妹而出此的。”而电影则删去了这些情节。
三、小说中没有王福生此人此事。
四、在小说中，萧涧秋最后是因对“芙蓉镇里底含毒的声音”，“没有力量听下去”，跑到女佛山去的。并非“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
通过这样的改动，改编者作出了一个新的艺术构思：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徘徊的革命青年，被文嫂的被迫自杀和王福生的失学这“两根铁棒”一敲，又投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
经过改编者乔装打扮后的萧涧秋，面貌焕然一新。比起原作，要“高大”得多。他读《新青年》，他和陶岚一起议论《新青年》；他除陶岚一人之外，别无他爱；他虽一度徘徊，最后还是投到了时代的洪流中去。如果再加上改编者所竭力歌颂的他身上的那种“同情弱者”、“舍己为人”的精神，萧涧秋岂不俨然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了吗？
但是，影片的毒害性也正在这里！改编者给萧涧秋所添加的“革命”“进步”这些优点，都是围绕着、服务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这种种改动，只能起到再一次美化这个人物的作用，掩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毒素。它企图使观众相信：这样一个革命、进步的青年所具有的“美德”，自然是值得学习和歌颂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经过改编者美化后，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及其毒害作用，一一揭示出来。
美化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者
首先，改编者把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装扮成革命的知识青年，这是对观众的大欺骗。萧涧秋是不是革命者呢？萧涧秋风萍浪迹地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对一九二○年到一九二六年间剧烈的阶级斗争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而且得出了一个结论：厌倦了。可见，萧涧秋只是一个还未参加革命，就已疲倦了的浪子。即或如改编者所加，他在读书期间搜查过日货、上街游行，固然也是进步的行为，但也决不能凭此一点把他看作革命者。相反，人们却有理由作这样判断：萧涧秋的躲避阶级斗争，在听闻同学李志浩为革命牺牲之后，不去接过革命的接力棒，而能够心安理得地躲避起来等等行径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在红（革命）与黑（反革命）交战的适宜气候下产生的，龌龊的、脆弱的“灰色小人物”。这种人，只喜爱温暖、舒适的生活，害怕骚扰和不安。所以，萧涧秋一踏上芙蓉镇，就会爱上这个“世外桃源”。因为“这里给我一种平安而质朴的感觉”，所以“现在，我开始同意你哥哥的说法：教育也许是有意义的”，这都是他真实的心声。这是一个害怕在阶级斗争中失掉自己的一切的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既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改编者又要去欣赏他，歌颂他，美化他，其结果只能是弄巧成拙。从某些细节的处理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拙”：萧涧秋借给陶岚一本什么样的哲学书？编导用一个“中景”带过，大家都不得而知。萧涧秋和陶岚一起读《新青年》，他们议论了些什么？编导用一个剪影式的画面含混（当然不是“含蓄”）过去了，大家也不得而知。原因是改编者不这样处理，又能怎么办呢？改编者一涉及需要萧涧秋表明政治态度的时候，非这样虚晃过去不可。否则，岂不要露出马脚来：这么一个有革命思想的年青人，还能讲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众岂不要问：你改编者为什么要歌颂他？但是，即使改编者躲躲闪闪，玩上一套艺术技巧上的花招，人们还是能够从“拙”中看到，萧涧秋只可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改编者情不自禁地歌颂和美化的，也不过是这样一个灰色的小人物罢了！
其次，改编者去掉了萧涧秋和文嫂之间的爱情关系，欲显其行动的光明磊落、舍己为人。其实，萧涧秋救济文嫂也好，甚至要娶文嫂也好，能不能看作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高尚行为？这样一个懦夫，逃避了阶级斗争，躲到芙蓉镇上来，竟会有巨大热情去解救烈士留下的寡妇孤儿吗？我们不笼统地反对旧社会里对穷人的同情和接济，但是假设有人去问萧涧秋：你既有高尚的品德同情一个“邻人”，为什么始终在革命潮流之外徬徨着，没有勇气去为解救广大的群众而斗争呢？萧涧秋实在是不能作答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就表现在这儿，表面上他为着别人，实际上为了填补自己空虚的灵魂，为了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所以，当萧涧秋做了好事“布施”之后，他欢欣雀跃，自我陶醉；而当他的人道主义得到必然失败的结果的时候，他无能地发出尖啸或者无力的哭笑声，惋惜道德的未能自我完成。这正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虚伪性的自我暴露！人们必须看清这一点：当这类灰色的人物拿人道主义迷惑着群众，扩散着影响的时候，会模糊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抹煞阶级矛盾，归根结底有利于延长剥削制度。高尔基说：“灰色拖延着老朽者的死亡，阻难着生者的成长，它是明朗、勇敢……的一切的永远敌人”（《论灰色》）。改编者所宣扬的萧涧秋“高尚行为”的反动性，就在这里！
萧涧秋为了用“根本的办法”去救文嫂一家，决定要娶文嫂。这场戏，原作中和影片都是有的。但改编者为了拔高萧涧秋的形象，把他们写成原先全无感情，而萧涧秋在文嫂丧子之后痛不欲生之时，突然决定放弃和陶岚的爱情关系，去娶文嫂，这就使萧涧秋的人道主义发挥到了顶点，并大大地发扬了萧涧秋身上的自我牺牲和自我摧残的精神。
看这一场戏，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在《白夜》里，幻想者真诚地爱着姑娘娜斯金卡。但他牺牲自己的爱情，忍受着痛苦，帮助娜斯金卡找到她所爱的房客。幻想者以自己所给予娜斯金卡的同情和温暖，安慰自己寂寞的心灵。影片中萧涧秋的精神面貌是如此地与幻想者相似。如果说，柔石的《二月》曾经受过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影响，那么，改编者是使这种影响在影片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和严重了。必须指出，萧涧秋的心灵，是改编者用忧郁、孤独和他的心地
“纯真”、“善良”交织成的。他很容易引起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人的同情、发生共鸣。他只能引起人们一种栖栖皇皇的思想感情，引导人们脱离群众，脱离斗争，从个人内心世界中去追求一种空虚的精神力量。
再次，改编者增添了王福生此人此事，这番苦心经营，自然是有目的的。其一，当作一根“铁棒”，要把萧涧秋赶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但事与愿违，王福生不是一根“铁棒”，他的失学，仅出于一件极为偶然的意外事故：父亲砍柴时摔断了腿。影片根本没有触及阶级矛盾的实质。自然，这样的“铁棒”是不能把萧涧秋赶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的。因为改编者虽然想用这根“铁棒”再一敲，把萧涧秋敲醒，但又不愿把它写成是阶级教育的“铁棒”，自然也就不能把萧涧秋真正敲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漏洞”？当我们联系整部影片看一看时，答案就可以找到了。原来，改编者写文嫂时，就没有涉及阶级斗争的内容，文嫂是死于包括钱正兴、方谋和交头接耳的人们在内的、所谓“小人之心、小人之口”（原作是“群众底心，群众底口”）的重压下的。这样，在增添王福生此人此事上，改编者自然是要一贯到底的，即让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黑线贯穿到底。不这样，就无法使整部影片的内容一致。改编者用什么样的阶级观点来改编作品，在这里是暴露得十分清楚的。目的之二，也是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改编者对萧涧秋本来就是既敬且爱的，增加了王福生，无疑地可使萧涧秋的形象更为高大。可惜增添王福生，只是一块无用的甚至坏事的补钉，反而更加暴露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足见，既然改编者已经钟情于萧涧秋，就是再加几个补钉，也只能更加起到歌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作用，不可能作出什么真正的批判。
改编中最叫人不能相信的，是改编者对结尾的改动。尽管改编者处心积虑地把萧涧秋写成一个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安排了内因），增添了王福生这第二根“铁棒”（安排了外因），非要把他赶回去不可。但是，只要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是按照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去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总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决不可能回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也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试想，既然萧涧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他之所以来芙蓉镇，原只是为了逃避阶级斗争，寻求安静，现在竟连这一点都不可得，那么，他自然只能是一走了之，另求一个安静的处所。他既未参加革命斗争，又何尝谈得上什么“回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呢？更何况，萧涧秋在芙蓉镇只是卷入了一场爱情是非的纠纷，并没有受到真正阶级斗争的洗礼，又有什么力量能够终止他的徬徨呢？因此，改编者对结尾的改动，只能收到一个后果，让观众看到改编者对徬徨者的欣赏和歌颂。
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
从以上的分析和论述中可以看到：把经过改编者改头换面的萧涧秋形象，说成是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面前碰壁回头的革命进步的知识青年，是完全错误的。而把他概括为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和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则是符合形象的实际的。萧涧秋身上的“革命”“进步”，只是改编者贴上去的政治标签；对萧涧秋身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歌颂，只是改编者的主观偏爱。影片中的萧涧秋，经过改编者的美化，是包含着祸心的，只是不易一下识破，然而终究是会被识破的。
改编者对集于萧涧秋一身的徬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竭尽歌颂之能事，使《早春二月》的艺术“独创性”表现为：把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相敌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美化成为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高尚思想品德。这一切究竟对谁有利？为谁服务的呢？
影片《早春二月》的文学剧本，发表于一九六二年的六月，影片拍成于一九六三年底。从影片产生的时期来看，可以说明这样两点：一、它带有阶级斗争更加深入时期的特点。当阶级斗争更加深入，要求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彻底改造的时候，有少数人以工农兵生活“粗”、“没有味道”为理由，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塑造英雄人物。他们总要想方设法，去表现那种所谓有味道、有感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二、这一时期里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文艺领域中来；但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出现一片大好形势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文艺，又必然要采取伪装、隐蔽的新形式，不可能赤裸裸地赤膊上阵。他们虽不直接提出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但他们创造出种种“时新”的论调：中间人物论，阶级汇合论，使情成体说等等，以破坏和削弱无产阶级文艺的战斗力量。他们所采取的另一端则是，根本不谈社会主义，拉着人们离开社会主义，热心于刻划古人、死人，或者借古人之口，大肆宣扬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利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早春二月》就是这样的一部影片。
《早春二月》是值得一看的影片。看了可以清醒头脑：在我们的文艺中，有宣扬人道主义的作品；看了可以提高我们的警惕：必须肃清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艺术观在文艺界的影响。对这些影片进行严肃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经过这场斗争，将给我们今后的文艺事业带来更大的胜利，保证我们的文艺作品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鲁迅是怎样评价《二月》的
丁景唐
《早春二月》电影文学剧本在一九六二年《电影创作》第三期上发表后，就有一些同志推许它“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并且认为改编本“上升到了原作没有达到的思想高度”。最近看了电影《早春二月》之后，我的看法同上述一些同志的看法恰恰相反。《早春二月》没有反映当时的时代精神，将一个游离革命斗争之外，寻找“世外桃源”，宣扬“好好地活下去，就是大家的幸福”①的活命哲学的人道主义者萧涧秋，美化成为那一时代的英雄好汉，这是什么“可喜的收获”呢！
《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
这里我想谈谈三十五年前鲁迅对小说的评价，这对于今天如何评价影片《早春二月》，也许是有帮助的。
《二月》是柔石一九二九年写成的，这是作者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之前的作品。柔石入党（一九三○年五月）以后，很少写作，只留下歌颂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和一首追悼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红色少年先锋队队长、充满了革命激情的《血在沸》长诗。一九三一年二月，他就牺牲了。由于柔石的世界观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的限制，使《二月》的主角萧涧秋只是一个应当批判的“徘徊中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值得赞扬的勇敢地向旧社会冲锋陷阵的战士，这一点是容易为我们所理解的。
柔石的《二月》写就后，鲁迅看了原稿，并写了一篇《〈二月〉小引》，对小说的主人公给予了严正的批判，并附印在这本小说的前面。后来鲁迅将它收入《三闲集》中。柔石非常悦服这种诚恳而具体的批评，他以为鲁迅这种批评才是对作者的有帮助的批评。②
由于鲁迅在《〈二月〉小引》中采用了抒情叙事而又与议论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有些用语比较婉转隐晦，使今天的青年读者阅读这篇《小引》时存在一些困难，因此不妨在这里对《〈二月〉小引》作些分析介绍，看看鲁迅对萧涧秋到底是赞扬，还是给予严格的批判。再对照一下电影《早春二月》对萧涧秋所持的态度，又是如何。从这方面，可以有助于对《早春二月》电影的理解。
鲁迅的《〈二月〉小引》写于一九二九年之秋。这时，鲁迅经历了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革命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事实，他的进化论思想被轰毁，因而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立场，来上海之后，正大力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和介绍。在革命遭受挫折的严重关头，鲁迅曾目睹革命战士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也看到某些带着各种幻想卷进革命漩涡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大风大浪，他们就动摇、徬徨，终至离开革命，想逃避现实，找一个安乐窝躲藏起来。鲁迅在《〈二月〉小引》中，把萧涧秋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前，深刻地分析批判了这个人物形象。鲁迅认为，象萧涧秋这样的人物，在革命的浪涛面前，虽然不是“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的人，但也不是弄潮儿的“冲锋的战士”。他不过是“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在鲁迅看来，象萧涧秋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值得赞美的“冲锋的战士”，也不是整个社会的“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而仅是一粒外来的石子，在芙蓉镇上轧了几下，发几声响，就知难而遁了。所以，鲁迅以为萧涧秋这种思想行为的实质，和瞿昙（释迦牟尼）的逃避现实是相似的。尽管鲁迅对小说的艺术技巧有所肯定，但他所持的批判态度是十分明朗的。
《〈二月〉小引》计分四节。第一节说明两层意思：“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这都是萧涧秋所面对着的客观现实。鲁迅在这里颂扬的“冲锋的战士”就是年青寡妇文嫂的丈夫，他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风暴中抛妻别雏，远赴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终于在同年十月间革命军东征攻打反动军阀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时英勇牺牲。“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则是这位牺牲了的战士遗留下的亲属。“热情的女人”，自然指的是陶岚。至于“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则是那些高谈“救国救民”，信仰三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公子哥儿们，其中自然也包括高唱教育救国论的人才教育主义的陶岚的哥哥陶慕侃在内。第二层的意思是说这些客观存在，在旧社会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在
“寻求安静的青年”萧涧秋眼中，仅仅看到了芙蓉镇的一些情况，就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种“大苦痛”，在革命者看来，并没有接触到社会矛盾的本质，不过是给“无聊的社会”加了一些“椒盐”，点缀了一些内容，使旧社会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在这一段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萧涧秋这种人对旧社会也是一种点缀。
在第二节里，鲁迅深刻地分析了对待革命斗争的三种人的不同的态度。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之前，第一种人高高地站在山岗上和飞沫毫不相干，第二种人是投入革命浪涛中的战士，第三种人则衣履尚整，徘徊海滨，偶然溅到了一些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于是狼狈起来。而在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看来，对第三种人的这种狼狈的情况，都觉得诧异。鲁迅认为萧涧秋正是这种游离于革命之外的第三种人。鲁迅形容他仅仅象是外来的一粒石子在社会的大齿轮里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鲁迅在这一节里深刻地指出了：萧涧秋不是革命者，也没有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当旧社会的巨轮轧了他几下之后，便立刻逃跑了。鲁迅形象地指出了这种人的软弱性和动摇性。然而电影《早春二月》，对萧涧秋不但没有批判，而且尽量美化他，“拔高”他，颂扬他，最后还给他装上了一个走向革命洪流的光明的尾巴。在三十五年之前，被鲁迅批判为在革命浪涛前动摇徘徊的“中间人物”萧涧秋，而在六十年代的银幕上却被打扮成为二十年代的时代英雄，并且企图以此来教育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观众，这实在是令人诧异的。
在第二节之后，鲁迅加了一句话：“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这里所说的“坚硬”，是指萧涧秋这粒“石子”还没有被轧成粉浆，变成“润泽”旧制度的“齿轮的油”，没有沦为钱正兴之流的人。这只是这个“高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同满身铜臭气的庸俗的个人主义者之间的小差异，决不能抽象地夸大“坚硬”这个有具体内容的形容词。
在第三节里，鲁迅又进一步从思想本质上分析了萧涧秋的决心遁走，同瞿昙（释迦牟尼）的逃避现实，其实质是相似的。只不过瞿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一位德国文学家霍善斯坦因却以为瞿昙（释迦牟尼）的所以出家是因为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涧秋的逃避现实斗争，便只能由“胃弱而禁食”来作解释了。鲁迅在这里对萧涧秋进行了讽刺，批判是极为深刻的。确确实实，萧涧秋的思想实质同瞿昙之类的消极逃避主义是一脉相通的。萧涧秋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完全出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阶级的本能，而《早春二月》赞扬萧涧秋、美化萧涧秋，不正好是有些同志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集中反映吗？
在第四节中鲁迅指出，对待萧涧秋这样的形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革命者和不革命的人都会对他“诧异”；而和他差不多的人则会产生“同感”。鲁迅认为，如果有人读了这本小说，照照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那还是很有意义的。可是事隔三十五年之久，我们有些同志对萧涧秋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好好地活下去，就是大家的幸福”的活命哲学，不仅不加批判，却大肆宣扬。我们不禁要问：电影的编导同志到底要把我们的观众引到哪里去呢？
时代在前进。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鲁迅、柔石所处的时代，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三十五年前，当柔石一九二九年冬编印《希望》短篇创作集时，在《自序》中曾说过：“生命是在递变的，人与社会应当也是走着在无限的前进的途程中，我底‘希望’是如此。”表达出作者不断进步的希望。鲁迅在一九三二年编印《三闲集》的后记中也热切地期望后来者“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我们今天有了毛主席文艺思想作指导，有了创造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一切有利条件，我们也有了对待
“五四”以来文化遗产的最好的批判的武器。然而，在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银幕上出现的《早春二月》，却比原作还要倒退。这个事实再一次明白地告诫我们：谁要是离开毛主席指示的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谁要是不以政治标准为文艺作品的首要标准，谁就会陷入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泥坑！
①见《早春二月》电影分镜头剧本，《早春二月》电影文学剧本。
②见林淡秋：《忆柔石》，一九四七年《文萃》第二卷第十八期。


人民日报 1964.9.17


歌颂了什么样的“反抗”
——试评《早春二月》中陶岚的形象
文向东
影片《早春二月》不仅把萧涧秋这样一个个人主义者装扮成“救世英雄”，歌颂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且还进一步通过陶岚，更露骨地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唱赞歌，宣扬资产阶级的处世态度、恋爱观点和生活情趣。
早在一年多以前，《大众电影》杂志就对这部当时尚在摄制中的影片，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最突出的是对陶岚的介绍。它告诉读者，“陶岚：不仅有美丽、聪慧的外貌，还有一颗善良、火热的心，她为了争取女权和恋爱自由与封建势力做了不调和的斗争。人们在她身上觉察到新的青春力量的滋长。”又说，陶岚“与林道静有相似的美丽、聪慧的面貌和善良、火热的心，她将作为二十年代青年人中一株散发着青春气息的瑰丽鲜花，出现在未来的银幕上。”（《大众电影》一九六三年第一期）
百闻不如一见。现在观众可以从影片本身看到：陶岚究竟是反封建的女将，还是一个颓废放荡、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观众应该把她当作二十年代青年中的一朵鲜花来赞美，还是应该把她当作一株毒草来批判；这部影片通过陶岚和其他人物是“揭露二十年代社会面貌、描绘当年青年一代对自由向往”（《大众电影》一九六三年第五、六期），还是歪曲二十年代的社会面貌和时代精神，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下面，我们就从陶岚的言行和思想来剖析她的人生观，看看编导者通过陶岚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一些什么样的思想。
影片隐蔽了陶岚的阶级本质
陶岚的人生观的核心是什么？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在影片里，当陶岚第一次“翩然”出现在萧涧秋面前的时候，陶慕侃介绍说：“这就是我们家的皇后。”这是陶慕侃对他妹妹的性格和地位的评语。至于陶岚在萧涧秋到芙蓉镇以前的生活，电影里大都略去了。（原作中是有的。小说里写着，陶岚说：“我简直好象玩弄猫儿一样地玩弄起社会和人类来。”方谋也说：“有许多青年竟被她弄得神魂颠倒……都被她胡乱地玩弄一下，笑嘻嘻地走散。”）但是就在电影的形象中，虽然是相当隐蔽的，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陶岚玩世不恭、颓废放荡的生活态度。在电影里，陶慕侃向萧涧秋说，陶岚曾经宣布，只要有人愿意每年出三千元钱，让她到国外去跑三年，她回来之后就同这个人结婚。她把爱情、婚姻作为取得金钱和玩乐的手段，又在玩乐中挥霍自己的青春。这种生活态度充分暴露了陶岚心灵极度空虚，她找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无处发泄自己的苦闷而又竭力想用什么方法抓住生活来享乐一下。陶岚就处于这种颓废没落的精神状态之中。她生活在风云激变的二十年代，却远远躲开时代斗争的潮流，栖息在剥削阶级家庭里，过着游手好闲的寄生生活。因为她并没有什么理想支持，而只是凭着小姐脾性来斗气，所以她立下当艺术家、数学家、律师的愿望，如同小孩子吹肥皂泡一样，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实际的阻力，却一个一个的飘起，又一个一个的破灭。苦闷、绝望、颓废、放荡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陶岚的这种心理和性格，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她是二十年代走到穷途末路的个性反抗者的一个代表。
萧涧秋这个革命风暴时期的徬徨者、离群的“孤雁”，以“温文尔雅”的艺术家风度和“悲天悯人”的“救世主”姿态出现在芙蓉镇上，立刻使陶岚空虚的心灵找到一个新的寄托。陶岚本来是属意钱正兴的。在小说中，钱正兴向萧涧秋说：“她是爱我的，已经要同我订婚了。可是你一来，她却爱你了。”对于钱正兴这样一个人，把资产阶级的鄙陋习气表现得那么露骨，甚至哼一个歌也不成调，陶岚当然不会真心爱他。为什么钱正兴又有此一说呢？小说中方谋认为“虽则密司陶不爱钱（钱正兴），可是密司陶总爱钱的。”不能说方谋完全误解了陶岚。陶岚爱的是钱正兴的钱，因为有了钱就可以去外国玩。陶岚对钱正兴原来似有允诺之意，还由于玩弄钱正兴又玩弄自己的生命，能使她得到某种解脱，暂时摆脱苦闷和烦恼。可是，面对钱正兴这样一个俗物，在玩弄之中总不免有空虚。现在萧涧秋来了，“学问好，又走过许多地方”，钢琴弹得好，还对哲学有研究。陶岚立即转向他，取消了愿意以结婚换取几千元钱出国的诺言，而想在和萧涧秋的关系中追求安慰，满足自己感情的需要，这就是陶岚对萧涧秋“爱情”的出发点和全部内容。小说中写了萧涧秋初到芙蓉镇时的一段心理活动：“……他明了，她是一个感情奔放的人，或者她是用玩洋囡囡的态度来玩他，可是谁能否定这不是‘爱’呢？”是的，谁能说互相玩弄不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心目中的“爱情”呢？同样地，谁又能说萧涧秋和陶岚的爱情不就是互相玩弄呢？
编导为了突出地宣扬人道主义的思想，着力表现陶岚在萧涧秋影响下对穷人的同情和怜悯。似乎陶岚在萧涧秋的引导下，从只顾自己的玩世态度，转到了人道主义的“救世”道路。分镜头剧本中写到陶岚和萧涧秋一起去探看文嫂孩子的病情，因为她掏了诊费，于是“文嫂十分感激地看着她走去的背影”。这一点是改编者增加的。编导为了给这个人物渲染更多的光辉，为了渲染人道主义思想的“伟大感化力”，尽力作了许多类似描写。其实，对穷人施舍怜悯，不过是他们医疗精神空虚的一种方法。萧涧秋给了文嫂五元钞票，赢得了文嫂“无限感激”又带“几分惶恐”的眼光。他于是欢欣雀跃，“心里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这是陶岚要用结婚换取的几千元钱也很难买到的。
萧涧秋给陶岚带来了满足自己感情需要的两条新途径。陶岚一方面在和萧涧秋的感情泛滥中陶醉自己；另一方面在萧涧秋的引导下，学会了以怜悯去博得别人的感激，在施舍中欣赏自己。所谓“善良、火热的心”，人道主义的同情，不过是萧涧秋和陶岚在他们百无聊赖的人生中抚慰自己的手段。
陶岚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小说的描写中，表现了原作者对她的同情和欣赏。电影编导对原作进行加工应该是加强对这个人物的批判，深刻有力地鞭挞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揭露它的丑恶本质和危害性，启示观众加强兴无灭资的斗争。可是电影非但不如此，反倒把陶岚当作正面人物来歌颂，删去原作中多少还有些揭露性的描写，给人物罩了美丽的外衣，增加了对观众的迷惑力。
“反抗”的外衣罩着丑恶的灵魂
电影用什么样的伪装把陶岚人生观的个人主义本质掩蔽起来呢？这里我们就要谈到陶岚人生观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所谓个性反抗的色彩。陶岚的性格确实有一种睥睨一切的气势，好象有一点类似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要求个性解放、鼓吹个性反抗的人物。电影正是特别突出这一点，努力把陶岚装扮成反抗旧势力的英雄。所以我们还有必要来看一看：陶岚的任性，是不是对压迫者统治者的反抗？陶岚是不是“与封建势力做了不调和的斗争”？宣扬个性反抗在二十年代和在今天，是代表着什么性质的社会思潮？起着什么作用？
影片《早春二月》中，陶岚是反抗谁呢？她受到什么样的压迫呢？陶岚自己说：“我很奇怪，没有什么人管我，可是我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陶岚并没有受到什么力量的管束、压制。陶岚家里住宅宽敞，摆着豪华的家具，经常请客吃酒。她哥哥办了一所附有小学部的中学堂，其资产与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陶岚是这个家庭里的“皇后”，母亲和哥哥没有干涉她的能耐，她却有制伏母亲、指挥哥哥的威力。一般个性反抗者反对家庭压制的问题，在陶岚是完全没有的。她在自己的剥削家庭中，生活得很安适、很惬意、很悠游自在。她自己也从不用什么革命性的要求给和谐的剥削家庭凭添烦恼。
至于她对社会的态度，小说中陶岚说：“我活了二十几年……除了自己以外，一些不知道人间还有苦痛。”这才是陶岚小姐的真面目。可是编导者为了美化她，给她加上种种“反抗性”的表现（小说中是如此，电影中更突出了）。影片中陶岚的所谓“反抗性”的第一个表现，是《大众电影》杂志所谓“争取女权”的斗争。争取女权、妇女解放的问题，必须从阶级矛盾、政治斗争上来考察，而不能抽象地单从性别差异上着眼。争取女权、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总是从属于整个社会革命的。在二十年代，妇女解放斗争必须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必须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相一致相适应，才是进步的，有意义的。陶岚的所谓争取女权的斗争，只是听到有人说女的不能做数学家便要学理科，后来自己没有兴趣了，又改学法律；都不想学，便无所事事地在家里逍遥自在，弹琴、玩乐；忽然心血来潮要教书，又马上能得到合适的教职。天底下哪有这样轻松的不受黑暗势力阻挠的争取“女权”的斗争呢！与其把这些叫做争取女权的斗争，不如叫做“以我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小姐的任性，这样岂不是更确切一点吗？
影片还企图通过陶岚在和萧涧秋恋爱问题上与钱正兴的矛盾来歌颂陶岚的“反抗性”。这是影片表现陶岚“反抗性”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大众电影》称之为争取恋爱自由的斗争。对于“要求恋爱自由”，列宁指出过，“这的确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的要求。”而资产阶级妇女对恋爱自由的理解，只是要求“摆脱爱情上的严肃态度”（《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一百六十四页）。列宁的分析对于陶岚这个具体人物是多么适合！而《大众电影》杂志竟把“争取恋爱自由”这种资产阶级的要求作为“新的青春力量”的标志，实在令人吃惊。
在电影中，增加了许多细节来突出陶岚与钱正兴的对立。我们知道，文艺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之间的同情或冲突，是要反映客观的社会关系、阶级冲突的。那么，陶岚和钱正兴的矛盾，包含了什么样的社会内容呢？他们之间的爱情上的纠葛，并没有反映不同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钱正兴是一个资产阶级铜臭气极重的人，自称是资本主义的信仰者；陶岚同样生活在剥削阶级家庭，而且成为这个家庭中的“皇后”，正因为他们阶级地位是相当的，所以钱正兴追逐陶岚达不到目的时，只有一味的胡缠，不能强制压迫。他只有使用牛二买刀式的流氓手法，比如以辞职要挟，或者制造谣言，写匿名信等等。而当匿名信刺激了萧涧秋的时候，陶岚还“激怒地”“坚决地”申明：“我们一定要彻查一下！”只是在萧涧秋认为查出来也没有什么用才作罢论。从这些地方看，难道能够说钱正兴与陶岚之间是压迫者与反抗者的关系吗？把这种事如实地叫作资产阶级分子在爱情上的纠缠，不是更合适吗？
影片中陶岚的“反抗性”的第三个表现，是对于人们非议她和萧涧秋的爱情，采取“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的蔑视态度。我们怎样看待陶岚这种态度呢？我们认为，这种蔑视可以是从不同立场发出的。如果坚持崇高的理想和纯洁的爱情，蔑视旧道德、旧势力，这就值得肯定。可是陶岚对萧涧秋的爱情本身，就不是什么崇高的东西，而带着十分自私的性质，只是企图满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感情欲望，没有什么值得赞扬和肯定的地方。她同流俗的对抗，则不过是资产阶级“皇后”对她脚下侍臣的蔑视，根本不值得钦佩。
宣扬个性反抗是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总起来说，只要我们深入到艺术形象中实事求是地探索一下，所谓陶岚“与封建势力做了不调和的斗争”的神话就破灭了。陶岚资产阶级小姐的个人主义面貌就清晰了。文艺作品可以而且应该描写各种人物，当然也可以描写个人主义者。问题是作者对于应该批判什么，应该歌颂什么，必须有正确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涉及到《武训传》的批判问题时，曾经写道：我们的一些作者不去研究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泽东论文艺》第八九页）电影《早春二月》的作者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把历史上过时的思潮、没落的人物作为正面形象来歌颂，歪曲了历史的真实。而《大众电影》却把影片所歌颂的个人主义者称为二十年代青年人中的瑰丽鲜花。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看，二十年代是什么样的时代？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使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一个全新阶段的时代。“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四五页）二十年代的第一年，正是共产党建立的一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广大劳动群众从历史上的沉眠转向新的历史的创造，以暴风骤雨之势冲击旧中国的统治势力。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湖南、广东和江西等地的农民运动，其声势和规模之大使全国、全世界为之震惊。描写二十年代生活的《早春二月》丝毫不去触及这一汹涌澎湃的历史主流，却选取了一个“平安恬静”的“世外桃源”。这里看不到阶级压迫更看不到革命斗争。这怎么可能“揭露二十年代社会面貌”呢！说它以几个不同类型的个人主义者的角逐纷争代替翻腾震荡的革命风暴，以人道主义的施舍怜悯掩盖深刻尖锐的阶级矛盾，不是更符合事实么！其次，我们再来看看二十年代有些什么样的青年人？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和许许多多无产阶级战士，在二十年代是“风华正茂”，缔造着革命伟业。夏明翰、刘绍南、蔡瑾璜等二十年代许多烈士，也是正当青春焕发的年龄就为人民、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难道二十年代青年人中的精英不是这些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倒是陶岚那样在“世外桃源”里消磨青春的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吗？电影创作者和《大众电影》杂志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呢？
或许有人会问，陶岚即使算不了当时青年人中的先进代表，但她的个性反抗在二十年代是否还有一点进步意义呢？个性反抗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它的性质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演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个性反抗曾经带有一定的进步性，因为它在反封建这一点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资产阶级登上统治宝座以后，个性反抗就逐步地失去了进步性。到了十九世纪中，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提出和传播，个性反抗就成为完全反动的口号。
辛亥革命前后，个性反抗的口号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逐渐流传开来。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当时还在幼年时期，广大农民群众也没有觉醒起来，中国的先进人物还没有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和西欧不同，它在当时中国的反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民主革命中还有过一定的客观进步作用。当时，个性反抗的口号曾经鼓动不少知识青年迈开斗争历程的第一步。尽管如此，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问题，在肯定它的进步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性质。个性反抗的人只是从个人本身的利害，如婚姻、恋爱自由、人格独立、尊严、求知求学的愿望等出发，对于阶级斗争还完全缺乏认识，对于彻底的民主革命还没有思想准备。对于许多革命者，个性反抗固然是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推动力量之一，但同时也是他们继续前进的思想障碍。五四运动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迅速成长，中国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来五四初期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有抱着各种不同世界观站在各个不同阶级立场的人，这时已经发生很大的分化：是站在无产阶级旗帜下，拥护共产主义、集体主义，还是站在资产阶级旗帜下，坚持个人主义呢？——这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尤其是知识分子面前的尖锐问题。许多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个性反抗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出路。鲁迅一九二三年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评论当时影响很大的个性反抗的典型人物娜拉时指出，娜拉出走之后，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都意味着个性反抗的破产。鲁迅在一九二四年所作的小说《幸福的家庭》、一九二五年所作的《伤逝》和《孤独者》中，又以艺术形象批判了个性反抗的道路。鲁迅对这类人的观察是很深刻的，但是鲁迅这时还没有看到第三条出路、真正的出路——革命。鲁迅自己后来是走到这条路上，成为坚定的革命文艺家。革命是当时反抗社会的青年们唯一的真正出路。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个性反抗这个资产阶级口号在中国也成为完全反动的。《早春二月》中陶岚的个性反抗，既然并不是针对封建势力，所以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却突出地表现了这一时期个性反抗的消极破坏作用。陶岚完全没有五四初期个性反抗者的那股锐气，不愿意也不能够投身到革命中，因而失去了希望，看不到前途，只有空虚、烦恼和颓废。
个性反抗的思潮和个性反抗者是历史上的客观现象。这些现象在不同作家笔下得到不同的反映。《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虽然开始还有一些反对封建家庭，鲁迅却能批判他们对黑暗势力的妥协，指出他们没有前途。《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反抗了官僚家庭的压迫，作者不仅以批判的态度描写了她的软弱，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囚笼跳进资产阶级小家庭的囚笼，而且进一步表现了她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怎样逐步克服和抛弃了个性反抗、个人主义的东西，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早春二月》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人公陶岚和莎菲，是已经走向没落反动的个性反抗思潮的代表，已经丝毫没有一点积极意义，而是集中表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腐朽丑恶本质，这两部作品对她们却采取了歌颂的态度。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出现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阶级斗争复杂尖锐时期，出现了《早春二月》。古调重弹，在今天又来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起着什么作用呢？《早春二月》通过陶岚歌颂个性反抗、个人主义，起着腐蚀革命队伍的作用。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的个性反抗总是要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相对抗。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它更成为极为反动的东西。个性反抗的锋芒，现在是指向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指向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坚持个性反抗这一套腐朽哲学的人和集体和革命的对立就更尖锐。宣传个性反抗，乃是两条道路斗争中反社会主义思潮的表现。但是，灵魂深处有一个资产阶级王国的人，总要顽强地宣传它。他们的宣传现在采取更隐蔽的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封建革命的时候，为了掩盖自己斗争的狭隘的阶级内容，总是怯懦地要召唤过去的亡灵，向他们借用古代的神圣服装和口号，来为自己效力。今天，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贩卖资产阶级的私货，他们又重演旧日的故技，到死人坟墓里去寻找武器。他们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找到一些叛徒和逃兵、统治阶级的忠心奴仆，加以美化和歌颂。这一次，他们让死人复活，就不再是为了赞美反封建的斗争，而是借幽灵们来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菌，在历史的服装下向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发起攻击。这种斗争方式不能不反映到文学艺术战线上来，电影《早春二月》就是一个最新的例证。影片中陶岚这个艺术形象的思想倾向是极端错误的。对这个形象和整个影片的批判，将有助于思想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


1964.9.19


革命潮流外的徬徨者
——评影片《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形象
缪杰
影片《早春二月》的编导者把自己作品的主人公萧涧秋，打扮成一个“追求理想”的进步青年和“正直善良”的人道主义者，塞给我们的观众。不过，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剥开编导者给他的伪装，就不难发现，萧涧秋并不配承受这种桂冠。这是一个始终游离于革命之外的徬徨者，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真正的利己主义者。在这篇文章里，只从他作为徬徨者的一个侧面做些分析。
在颓唐中流浪的徬徨者
萧涧秋是二十年代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手拎皮箱，孤身只影，来到芙蓉镇，并不是偶然的。影片虽然没有提供更多的画面让我们了解萧涧秋的过去，但从他自己的回忆和其他人物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萧涧秋的出现在芙蓉镇，并不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而是一贯徬徨的“气质的本然”（鲁迅《〈二月〉小引》）。
萧涧秋一直徬徨在人生的大道上。从五四运动以后起的六七年间，他都是在颓唐中流浪的。只是后来“因感觉到生活上的厌倦”，才欣然答应老朋友陶慕侃的聘请，回到自己的故乡浙江，在芙蓉镇当一名中学教员。
萧涧秋到了芙蓉镇，并不是想在这里“有所作为”，而是由于害怕斗争，把这个称为“世外桃源”的小城镇，当做“避风港”，躲避时代的风暴。在芙蓉镇两个月的生活里，他还是一个“离群”的“孤雁”。他声言：“我是一滴油，他们是一桶水，终究溶化不拢去。”然而，他对这种落落寡合的处境是颇为满意的，常常表现出一种孤芳自赏的情绪。后来因为怕“是非的漩涡”把自己溺死，又急急忙忙地从芙蓉镇逃走。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是一个斗争生活的旁观者。
萧涧秋这个徬徨者的思想中充塞着颓废主义。这一点，柔石小说原作中是有充分露骨的描写的。萧涧秋这个性格懦弱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这场风暴过去以后，由于看到旧日的同学有的被开除了，有的得发了，便感到茫然，在内心深处泛起了一种无名的哀感。他曾经一个人忧郁地徘徊在西子湖畔，吟咏着：“青春呀青春，你是过头云，你是离枝花，任风埋泥尘”这样颓废的曲调。三年以后到了芙蓉镇这个“世外桃源”，还是那么颓唐，还是保留着那种灰溜溜的生活情调：“我自己是始终了解的：我是喜欢长阴的秋云里底飘落的黄叶的一个人。”他不仅不时浮现出“一生的光阴是有限的”这种“人生几何”的没落阶级的情绪，而且对于生存人世的意义也是茫然的：“生命，生命，这是一回什么事呢？在一群朋友的欢聚中，我会感到一己的凄怆……”。这样一个颓废主义者，精神当然是委靡的，因此，我们对于他在革命力量蓬勃发展的二十年代发出“我是世纪末的人”那种哀鸣也就丝毫不奇怪了。影片《早春二月》里，虽然削弱了小说原作中对他性格颓废的一面的描写，加上了一层美丽的光圈，但仍然无法医治萧涧秋性格上的这种致命伤，无法掩盖萧涧秋颓废主义的世界观的实质。
萧涧秋还标榜自己是个“没有主义”的人，并且说：“主义到了高妙的程度，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没有。”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没有主义。他想用些微的施舍来解决社会问题，就是一种主义；同意陶慕侃“教育救国”的主张也是一种主义；他还宣传“只要都能够好好地活下去，就是大家的幸福”，更是一种主义。他用不信仰主义来标榜自己的清高，实质上只能暴露自己的虚伪。在他的灵魂深处，各种最肮脏的思想和主张，汇合成杂凑的一锅。
从萧涧秋的所作所为来看，无论是逃避现实的遁世思想，或者是“厌倦生活”的颓废情调；无论是主张个人救世的人道主义，或者是提倡“活下去就是幸福”的人生观，都证明萧涧秋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这样的人看不见时代的潮流，也不愿跟着潮流前进，始终只是一个站在革命潮流之外的徬徨者。鲁迅先生早在三十五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萧涧秋的本质：他说：“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书中的青年萧（涧秋）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二月〉小引》）这就是说，象萧涧秋这样的人物，在时代的潮流中，并不是“于涛头且不在意”的“弄潮儿”（即勇敢投入斗争浪潮的“冲锋的战士”），而是衣冠楚楚，站在斗争浪潮之旁徘徊的旁观者。
属于小资产阶级右翼的人物
象萧涧秋这样站在革命潮流之外的徬徨者，在二十年代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他并不象影片改编者所美化的和某些评论者所吹捧的那样，是一个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在今天也“符合时代需要”的人物。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那个时代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影片所描写的事件的背景是一九二六年前后。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处于风云激变的年代。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蓬勃地发展起来，工农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一方面是人民革命力量的急速增长，另一方面，反革命的镇压也不断加剧，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新贵们使用了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来扼杀新生的革命力量。在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必然发生激烈的阶级分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五四”运动中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下，纷纷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有的甚至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变成了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了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新贵。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是那种找不到出路而陷入苦痛中的徬徨者。
在风云激变的年代，特别是在革命暂时转入低潮的时期，出现这种徬徨者是历史必然现象。但这些徬徨者，也是在逐渐分化的。有一种徬徨者，虽然陷于徬徨苦闷的境地，但并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还有寻找革命出路的强烈愿望，还在一边战斗，一边探索。当他们一旦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便会克服自身的弱点，摆脱苦闷徬徨的状态，更坚决、更勇猛地进行战斗。“五四”以后，有不少知识分子是经历过这样的探索过程的。而另一类徬徨者，却始终摆脱不了徬徨的处境，甚至陶醉在这种境遇之中，失去了上进的热情和信心，只求逃避遁世之路。萧涧秋就是这样一种人。
象萧涧秋这样的徬徨者的行为，反映着什么样的阶级实质呢？有人说，萧涧秋所走的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仍然是革命的道路，他是在探索中前进的。事实并非如此。“五四”运动时期，他虽然跟着“上街游行，搜查日货”，但这只是一般的爱国行为，这并不足以说明他曾经是一个革命者，后来他虽然风萍浪迹，跑遍了中国大部分疆土，而且到过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着的广州和汉口，到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但他从来没有过任何革命的举动，而且对这种斗争生活表示厌倦。他既怕反革命的屠刀、也怕革命的群众运动，在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开展的时候，灰溜溜地逃到“世外桃源”般的芙蓉镇来躲避时代的风暴。甚至经不起这个避风港里的“茶杯里的风波”，不久又怯懦地逃跑了。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具体地分析过小资产阶级的“三个不同的部分”，即左、中、右三翼。毛主席在分析它的右翼的政治态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五页）我们用这些话对照一下萧涧秋的政治态度和所作所为，毛主席的上述分析，不正好是他的写照吗？萧涧秋正是属于小资产阶级右翼的人物。
属于小资产阶级右翼的徬徨者萧涧秋的政治态度，只能同列宁所指出的自由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这些人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关系，“在政治上就表现出一种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性和十足的无能。……模棱两可、虚伪不堪、假仁假义、躲躲闪闪……”（列宁：《两种乌托邦》《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十八卷第三五○页）。而这种人由于在生活上失去了前进的信心，只求得一点可怜的权利，所以充满着小市民习气。正如高尔基曾经指出的：“那些被革命斗争的爆发吓倒了的小市民，在渴望安逸和秩序中疲惫了……”（《谈谈小市民习气》，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一页）。萧涧秋也正是这样的人物。
萧涧秋这个政治上的小资产阶级右翼人物，世界观也不可能是进步的。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世界观只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萧涧秋的为人处世是以我为中心的。于他有利者取之，于他无利者弃之。革命于他无利可图，而且有生命危险，所以退避三舍，敬而远之；拿出五元钱，承担一点物质上的救济，可以获得“救世主”、“恩人”的美誉，所以在所不辞；王福生于他无利可图，而且增加麻烦，所以名为同情，实无任何行动；文嫂于他有利可图，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关怀备至”，事必躬亲；陶岚于他有利可图，可以加以玩弄，所以跟她谈恋爱、玩弄她的感情；而结婚于他不利，妨碍他的自由，所以丢掉别人，逃之夭夭。这些不都说明他的世界观是极端利己主义的吗？
象萧涧秋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在革命历史发展中，虽然和那种完全依附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新贵门下的食利者不一样，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对于社会也只能是前进中的绊脚石。如果说，这种人物在二三十年代确实有过，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话，那么，它也只是那个时代的落伍者，是当时小资产阶级右翼人物的代表者。
影片错误地歌颂了时代的落伍者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家可以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象萧涧秋这样的青年在二十年代既然是客观存在，文学作品当然是可以写的。问题在于作家把这样的人物摆在什么地位，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影片《早春二月》的编导者的错误在于：不仅把萧涧秋这个并不代表时代主流的落后人物当做作品的主人公，而且把他打扮成进步青年，把他写成二十年代一个在摸索前进，最后必然会“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的人物，加以同情和赞赏。这种做法是我们必须加以反对的。
和萧涧秋有某些类似之处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文学作品里，并不是绝无仅有。鲁迅的笔下，就有这样的人物：例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但是鲁迅对于那种消沉、颓唐、委靡以及与世隔绝，逃避斗争的个人主义者知识分子，是采取批判态度的。鲁迅先生描写了吕纬甫这样一个徬徨的知识分子被平庸生活所缠缚、所折磨，失去了青春活力的可怜的面貌。揭露了这个知识分子对于毫无意义的琐碎的俗事，付出了自己的心力，而对于值得严肃思考的社会现象却模糊敷衍起来的可悲可鄙的庸俗性格。《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虽然不是完全失去生活热情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反抗，完全是采取个人奋斗、个人复仇的行动，孤零零地、年复一年地局蹐在那窄小的精神樊笼里，孤独地诅咒，孤独地哀叹。鲁迅先生对他的个人主义的生活道路和战斗方式，也给予无情的抨击。尽管鲁迅这时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对这类人物的生活遭遇还有某种程度的同情，但毕竟是以一个战士的严峻态度批判了他们的错误的道路。
《早春二月》的编导者对于萧涧秋的态度与鲁迅对待类似的人物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在影片里，编导者不仅对萧涧秋这个站在革命潮流之外的“游人”充满着同情，而且为他唱出了热情的赞歌。通过陶慕侃之口，把他的“见识广阔，学问渊博”，“谦逊美德”介绍给观众。此外，还让他阅读《新青年》、《语丝》等革命刊物，给他挂上“进步青年”的招牌。描写他救助文嫂、同情王福生，表现他“正直善良”的品质，直到他怕芙蓉镇“是非的漩涡”把自己溺死而逃遁的时候，还要给他“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这样一条光明的尾巴。其实，这种伪装怎么能骗过今天广大的观众呢！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常常以“世纪末的人”自嘲的颓废的知识分子，不经过痛苦的自我思想斗争和长期的实际考验，竟然能立即转变为一个投身到革命洪流中的革命者。如果按照影片改编者和某些评论家的说法：“文嫂的自杀”和“王福生的退学”真的“象两根铁棒猛击了”他的头脑，使他“晕眩”，使他“清醒”的话，那么，他下一步的行动，就不是颓唐地向虚无缥缈的地方遁去，而会振作起来，脚踏实地，走一条更现实的道路。可是逃出芙蓉镇的萧涧秋，正如小说中他自己所承认的：“仍是两个月前一个故我，孤零地徘徊在人间之中的人”。怎么能说，萧涧秋的逃出芙蓉镇是他觉醒的标志呢？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歌颂什么，批判什么，是直接取决于作家的基本立场的，“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七四页）《早春二月》的编导者，对于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竭力加以颂扬，这能说是站在无产阶级文艺家的立场上来创作的吗？
我们所以要揭露影片改编者的蒙骗手法，批判萧涧秋的形象，是因为这个被影片美化了的人物，会给我们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带来极大的危害。
文学艺术的社会使命是要通过作品中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去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正当需要热情饱满的、斗志旺盛的革命者形象去鼓舞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柔石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用一种同情的眼光去描写它，这本身就是不值得肯定的。何况到了六十年代的今天，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因此，把这种消极的作品，这种消极的人物原封不动，甚至更加美化地塞给今天的观众，就更加显得错误，甚至是反动的了。因为萧涧秋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和今天所要提倡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是直接相对抗的东西。
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我国各族人民和广大青年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时刻准备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同时还要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为了逐步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必须帮助党团结全体人民来实现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但是《早春二月》所宣传的思想和这个伟大任务却是格格不入的。
当前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正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他们反对进行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向人们特别是青年灌输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思想，使他们厌弃斗争生活，一切为了自己，放弃共产主义理想，这样，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早春二月》正是迎合了这种需要。象萧涧秋这样逃避斗争，厌倦斗争生活，消极颓废的人，正是他们所欢迎、所提倡的。如果我们对萧涧秋这样的人物不加彻底批判，反而作为正面人物，加以美化，作为榜样塞给观众，不正是把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引向歧途吗？
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我们所需要的是有助于“兴无灭资”的文艺作品，我们所要歌颂的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分子，象萧涧秋这样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的时代落伍者，有什么值得肯定值得歌颂的呢？这不是明明白白摆着的吗！


各地报纸对影片《早春二月》展开讨论
从九月十五日起，首都和许多省市报纸先后展开了关于影片《早春二月》的讨论。许多省报转载了《人民日报》《〈早春二月〉要把人们引到哪儿去？》一文和编者按语，并陆续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到九月十九日根据已经收到的报纸的不完全统计，首都和各省市报纸发表的讨论文章共有五十多篇。
没有反映出二十年代的时代精神
首都和各地的一些报纸认为小说《二月》虽然写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反映出革命的时代精神。故事发生在一九二六年，那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以湖南、广东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以“三一八”事件为标志的学生运动，从广东开始的革命军事斗争，以及以《新青年》和鲁迅所进行的思想文化斗争，波及了全国。“可是电影不但没有反映这个时代的基本情况，没有接触当时阶级斗争的主流，甚至连一点革命的气息也难以闻到。在编导者手笔下的芙蓉镇，极尽美化之能事。……因此，电影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背离的，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也起不到对大革命时期社会面貌的认识作用。”（张立云《〈早春二月〉是一部什么影片？》，九月十六日《工人日报》）
华文理在《〈早春二月〉宣扬了什么？》（九月十七日《湖北日报》）一文中说：“在这个革命高涨的年代，知识分子存在急剧的分化，有的如影片介绍的文嫂的丈夫李志浩，投身于血和火的革命斗争；有的如陶慕侃，在‘不愿意出外’，实际是回避革命的幌子下，抱着所谓‘人才教育主义’，沉醉于‘世外桃源’的生活。而象钱正兴这类的人，则依然作为封建豪绅的接班人，盘据地方。时代的暴风雨会波及每一个角落，考验每一个知识分子，这里不存在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也不存在超然物外的‘清高’的知识分子。任何一个有志于革命事业的青年，应该投身于革命的熔炉，冶炼自己。但是，萧涧秋却自觉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他‘厌倦’的并不是什么‘都市生活’，说穿了，不过是逃避革命。”
暨南大学吴世枫说：“影片里展现出来的芙蓉镇，除了一班无聊文人和社会帮闲人物的谣诼嫉妒，幸灾乐祸，情场争夺以外，就是一片宜人的风光，宁静的生活，升平的世界，看不到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和剧烈的阶级斗争，在这里也不过是激起一点小小的浪花，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从生活方式上属于上层社会的陶慕侃一家，那些人竟又是那样诚实善良，加上编导者刻意追求环境的陈设，镜头的美丽，灯光照明的烘托，更使得这座二十年代的芙蓉镇，起了一种粉饰和美化黑暗旧社会的作用，也给萧涧秋、陶岚这一伙人物布置好让他们尽情散布思想毒素的虚假的环境。”（《九月十七日《南方日报》）
美化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
许多文章的作者都对影片的男主人公萧涧秋作了严肃的批判。
锦州铁路局车辆段工人庞仁和说：“萧涧秋告诉文嫂说，好好活下来就是幸福。这是骗人的鬼话。在那样一个吃人的旧社会，劳动人民活着就有幸福么？”“电影通过萧涧秋的嘴，一再让受苦的劳动人民忍受旧社会的黑暗。……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这部电影让我们忍受，忍受什么？要让我们忍受资本主义的复辟，忍受现代修正主义的攻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么？”（《让我们忍受什么？》，九月十七日《辽宁日报》）
有的观众认为影片编导者有意美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沙于波的文章说：“剥去编导者给萧涧秋所涂的脂粉，我们看到了萧涧秋的人道主义的十足的反动性和虚伪性。他的人道主义，恰恰是和当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针锋相对的。萧涧秋从来也没有探索过什么革命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宣扬活命哲学，让人们安于奴隶的命运，企图用他的小恩小惠来掩盖和粉饰阶级压迫、阶级矛盾，来麻痹人民的阶级觉悟，瓦解人民的斗志，这种人道主义在当时，也显然只是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封建阶级服务的，是与革命人民为敌的。影片把这样一个角色当成英雄来大肆歌颂，把他赞美得神乎其神，其目的就在于鼓吹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鼓吹阶级调和论和阶级融合论，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早春二月〉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九月十七日《黑龙江日报》）
胡锡涛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还魂草》（九月十七日《解放日报》）一文中指出，编导者用一种虚伪的逻辑，通过萧的“救世主”形象，鼓吹人道主义“爱”的道德力量。他说：“芙蓉镇的‘男女老幼’不正是在文嫂死后，被这种道德力量所感化了么？人道主义‘爱’的力量终于战胜了芙蓉镇的习惯势力，于是一切矛盾就冰消雪化了，作为‘舆论界’代表的方谋也登门道歉，对萧涧秋的这一番‘苦心’表示‘钦佩’。”“编导者是在向观众进行一种什么说教呢？那就是：萧涧秋式的同情心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力量，是改造社会和杜绝社会邪恶的动力；在不触动旧制度的前提下，人道主义的‘爱’是能够拯救人类的；因而，这种‘爱’的道德原则就成了衡量社会现象和现存制度的唯一标尺！”
九月十七日的《文汇报》发表的江俊峰、周端木的《一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赞歌》，认为萧涧秋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化身。九月十九日《文汇报》又发表了王一纲的《萧涧秋的人道主义剖析》，作者认为，影片编导者越是给人道主义者萧涧秋涂上“革命者”的色彩，“就越是显出其企图瓦解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调和阶级矛盾的本质！”
对影片中的女主人公陶岚，许多文章也作了剖析，许志英、金子信所写的《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灵魂》（九月十七日《北京日报》）一文中说：“陶岚作为大革命时期的一个知识分子，严重隔绝于群众革命运动，一心一意追求她那渺小的个人主义生活目的，表明她已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陶岚所追求的，除了个人的爱情、个人的幸福、个人的自由这样一些渺小的个人主义生活目的以外，再也没有什么社会内容。”中山大学易新农指出：“陶岚追求绝对自由并没有用在反抗封建旧势力上，她碰到钱正兴的追求，也只是哭了一个晚上，她与封建势力是没有发生过什么真正的冲突的。象陶岚这样的唯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者，只知恋爱至上，在当时就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在今天看来她的思想本质更是彻头彻尾的腐朽。但是影片编导者对她并没有任何批判，相反，还把她美化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新女性，对她抱着欣赏、赞美的态度，最后，还用了一连串镜头表明她将追随萧涧秋投入到‘时代洪流’中去，对她的美化真是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了！”（九月十七日《南方日报》）
反映阶级斗争，还是宣扬阶级调和？
《辽宁日报》和《南方日报》都刊登了一些观众座谈这部影片的记录。《辽宁日报》发表了工人、农民、解放军，以及干部、教员、学生等各方面的观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些观众一致认为，《早春二月》“露骨地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阶级调和论，抹煞阶级斗争。从内容到形式都浸透了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南方日报》发表了广州一些工厂和高等学校的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座谈会的参加者都认为，《早春二月》不是香花，而是毒草。认为影片“宣扬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和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企图把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引导到资产阶级方向。”
许多读者认为《早春二月》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现代资产阶级思潮的艺术产物，是阶级斗争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反映，我们对它必须展开批判和讨论，肃清影响。”（张哲、杨凯《对萧涧秋人物形象的剖析》，九月十八日《吉林日报》）
有的人赞扬这部影片和萧涧秋
在讨论中也有人赞扬这部影片，九月十五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宋敏的《启示·鼓舞·力量》，认为影片“反映二十年代、时代气息非常强烈”，把萧涧秋看成具有“舍己为人的热情的人”。九月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刘沂的《影片〈早春二月〉不能完全否定》一文，认为萧涧秋对文嫂和王福生的感情“是值得同情的”。认为陶岚“具有追求真理，反对封建道德约束的女性”。现在对影片《早春二月》的讨论正继续进行中。


人民日报 1964.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