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捍东：开封文革简史兰考篇

reading · 发表于 2022-4-5 04:05:23

开封文革简史（第一卷）兰考篇

兰考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至1978年12月）

（征求意见稿）

前言（写在前面的话）

编写这部《开封文化大革命简史》是萦绕在编写者心中十余年的一个夙愿。
编写本书的初衷，是想为后人留下一部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发生在50多年前由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动的、由全国人民积极参加或者被动卷入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及其在河南开封这座历史名城的全貌。
“作为政治博弈过程的文化大革命，终究是社会关系紧张引发党内关系紧张，最后需要群众出来显示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群众运动过程带来的压力本身，激发当权派的全力反扑，引发一场严肃的政治博弈过程。”（中国民间文革研究者田立为、笔名“老田”语）
毫无疑问，开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1966年在全国开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全国以及各个地方的“文革运动中出现的革命造反派与党内走资派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就是全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一部分”。（文革亲历者、开封师院中文系六二屆（大四）学生韩卫红、笔名“稻香老农”语）
鉴于本书记述的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在绝大多数中、青年读者脑子里对那段历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考虑到有志从事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年轻读者的需要，本书在记述开封文革过程中的主要事件时采取了以毛泽东等老一代共产党人和党内对立面的分歧与斗争为大背景，以河南开封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和当权派以及保守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为主线的方法，尽可能比较全面地展现那段历史。
考虑到本书读者群的定位，编者引述了大量较为详细的历史背景资料。为了使这些背景资料尽可能客观的反映历史的原貌，编者根据所掌握的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官方出版的相关书籍，并经过认真的甄别和考证，最大限度地复原了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书第一卷记述的时间从1966年初起至1968年底开封地区各级政权机构和各个系统、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成立止。
本书的编写采取客观记述方法，力求体现历史资料的客观性、完整性、真实性和学术性的统一。与一般的历史和简史著述不同，本书的编写者在记述过程中不持立场且不作评论；在采用有关历史资料时，尽量避免带有主观色彩的语言文字。确因客观纪实需要且不能避免的情境下，本书在记述中采取加注或者加双引号“”的方式表示。
关于本书的编写体例，作以下几点说明：
一、本书按事件发生的年、月、日顺序，主要采取编年纪事的方式记述。具体日考订不清的写旬，旬考订不清的写月，月考订不清的写季。用旬、月、季表述的事件，一般放在该旬、月、季的末尾，有的则视情况酌定。只能判定时间为某年的，则放在年末。
二、为了保持重大事件的完整性，根据需要，少数条目采用纪事本末的方式表述。
三、对人名、地名、事件、组织等，视情况作注释；如相同则只注一次，放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其中，人名注释主要介绍该人身份及时任职务等基本情况。
四、本书的编写依据，主要是已经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级组织印发的正式文件，当时的报纸、期刊杂志，各派别群众组织印发的大字报、传单、报刊杂志等原始文献资料和官方编撰的中共党史、方志、传记、年谱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等。
五、本书对所记述历史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话语等重要史料均采取去伪存真、辩正纠错的办法经过了认真、细致、缜密的考订。
六、鉴于本书引文多源自未公开发表的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政府的文件、会议纪要、中共各级领导的讲话、谈话以及群众组织发行的报纸、刊物，故，除了较短篇幅直接录入正文之外，均以附件形式出现。
七、因文革时期的档案绝大部分尚未公开，编者不可能掌握全部的历史资料，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有关人士补遗、指正。
“历史是对人们过去时活动的如实记录。它不应为胜者歌功颂德，为败者落井下石。更不能因任何人的好恶发生改变”。本书选取的历史资料中涉及到一些人物当时的言论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但决不是针对任何某个个人的。任何个人在那段历史时期的言论行为和政治态度，都不过是当时所从属的社会阶级、阶层、政党、组织、派别的公共行为的一部分而已。即便是矛盾和对立双方，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什么个人行为。
从1969年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至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发生的批陈整风运动、林彪事件、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两案清查运动、揭批查运动、清理三种人运动等对文化大革命肯定与否定的斗争，是中共党内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之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发展和持续。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１日正式出版发行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则将这段历史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合并统称为“十年文革”或者“文革时期”。姑且不论这种历史分期正确与否，为遵从大多数人的习惯，编者拟将这段历史作为本书后卷再作续写。

一、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特殊的政治背景（代序）

兰考位于河南省东北部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黄河南岸，西邻开封市祥符区，东连商丘市民权县，北邻菏泽市东明县、曹县，南接开封市杞县。历史上，黄河在这里决口29次，造成11次改道，兰考的整个版土都处在黄河故道和沿黄背河洼地，自然地形成了沙荒、盐碱、洼窝，到1957年时还远未改造完毕，风沙、盐碱、内涝的自然灾害（以下称三害）依然严重，是河南省豫东地区著名的老灾区。
1954年，河南省兰封、考城两个县合并，二县名各取一字名兰考县，属郑州专区。1955年属开封专区。1969年属开封地区。1977年10月河南省委将开封地区所辖兰考县划归商丘地区领导。1980年8月经河南省委批准，中共兰考县委复归中共开封地委领导。同年10月兰考县复归开封地区领导。1983年6月河南省撤销开封地区，兰考划归开封市管辖至今。文革开始时的1966年兰考是开封专区所辖县，现在是河南省开封市下辖县，河南省直管县；县域总面积1116平方公里，总人口85.91万人。
1966年11月25日，中共河南省委批准兰考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作为全国第一个在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之前由河南省委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兰考，“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和“焦裕禄精神”的树立以及中共兰考县委、中共开封地委、河南省委内部维护与否定焦裕禄形象的斗争即是兰考文革特殊的政治背景。
为了方便读者深入考察、研究兰考县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兰考文革特殊的政治背景作为本文开篇的第一部分作一个交代。

(一) 影响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的十个人
1、焦裕禄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1964年5月14日），山东省博山县（今淄博市博山区）北崮山村人，中国共产党官员，1964年病逝于中共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任上，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焦裕禄生在博山县北崮山村。焦裕禄的祖辈曾经发达，焦家在北崮山村的老宅留存至今，是独门小院，带有七级高台阶，南北房各三间，占地面积约四分。但到焦裕禄父亲一辈，因不善经营，家道中落。焦裕禄的祖父焦念礼因为不识字，曾遭财主欺骗。在祖父焦念礼的力主之下，全家节约开支供焦裕禄上学读书，焦裕禄这才勉强上了4年小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地南古山村村民李星七组织了一支红枪会，抗日自卫。16岁的焦裕禄也加入了这支红枪会。
1939年，焦裕禄的父亲与叔父分家，焦裕禄家有其父亲、母亲、哥嫂侄子六口人。除了种地，焦裕禄的哥哥到八陡村商店当学徒，焦裕禄担扁担、推小车挣钱。1940年，焦裕禄的家乡收成不好，而日伪捐税又很重，焦裕禄便和父亲一起卖油、卖菜、打锅饼卖，冬季到黑山后煤窑做工。1941年，因家庭贫困且欠下外债，焦裕禄的父亲上吊自杀。
1942年6月24日，焦裕禄被汉奸抓住，叫他带路去抓另一个人，但没抓着。随后，焦裕禄被押上拉满被抓中国百姓的汽车，拉到博山县城西冶街赵家后门的日本宪兵队，遭到宪兵队用脚踢、用棍打、灌凉水，被打得无法行走。十多天后，焦裕禄等被抓中国百姓能走路了，日本宪兵队又将他们集中到李家家庙。关押在李家家庙的数千人，每天都被日本人使用各种方法毒打、用刺刀刺杀、逼令男女裸体跳舞等，每夜都有死尸向外抬。
1942年12月初，焦裕禄等人被捆上汽车，拉到胶济铁路张店车站宪兵队，关押一个多月后，又辗转被押至济南。焦裕禄等人被交给抚顺劳工招募所，每人发一套破棉衣，押上火车运往满洲国。
1943年2月焦裕禄被押到抚顺大山坑煤矿当苦工。
1943年6月，焦裕禄从煤矿跑出，逃到抚顺消防队一位姓郑的老乡处。
1943年8月，焦裕禄通过郑老乡坐汽车到沈阳买火车票回到家中。
1943年，焦裕禄夫妇带着孩子逃荒来到江苏省宿迁县城东十五里的双茶棚村，在早已逃荒来此的博山县黄台村几户同乡家住下。焦裕禄给开饭铺的张家担水为生。半个月后，张家介绍焦裕禄到宿迁县城东二里的园上村（2010年代为宿迁市宿豫区顺河镇雨露社区13组）地主胡家当雇工。
1945年7月间，新四军解放宿迁县，成立人民政权，工作人员接连开会，焦裕禄由此得知家乡也解放了，于是焦裕禄等逃荒来的几位同乡便推着小车一起回到家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焦裕禄自宿迁县回到家乡。当时，博山县城仍在日伪军占领下尚未解放，北崮山村成立了民兵连，支援解放博山县城。民兵队长焦方开动员焦裕禄当了民兵。那时北崮山村有27个民兵，28支枪，100余发子弹。民兵连抓汉奸，到敌占区侦察，碰到抢百姓粮食的地主还乡团也打[1]。焦裕禄随民兵连参加了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
1946年1月，经焦方开介绍，焦裕禄在北崮山村焦念祯家的一间老屋里秘密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1]。不久，被派到博山县八陡区武装部任干事。
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焦裕禄率领民兵参加了不少战斗。此后，焦裕禄调到山东渤海区参加土地改革复查工作。
1947年7月，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山东解放区抽掉干部随军南下，崮山区武装部选送了焦裕禄[7]。焦裕禄被调到属于部队编制的渤海区南下工作队，集训后被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在1947年南下工作队行军途中，每当停下休息时，焦裕禄都会教战友识字，或者表演山东快书。他还被中队领导选中，参与排演反映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大型歌剧《血泪仇》。南下工作队边行军边演出《血泪仇》10多场。
1948年初，焦裕禄随渤海区南下工作队进入河南省境内，抵达豫皖苏区，随后被分配到尉氏县彭店区开展土地改革，焦裕禄任区队指导员。在区队指导员任内，他多次率部剿灭土匪。1948年春，中国国民党方面的鄢陵县保安中队长洪启龙率部袭扰彭店区，也被焦裕禄率部打退。
1948年9月，焦裕禄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副区长，抓镇压土匪和土地改革工作。焦裕禄在发动群众时，擅长自编或激昂或诙谐的打油诗，在土地改革、剿匪反霸斗争中都起了很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夏，焦裕禄被提升为中共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大营区区长。1952年春，调任青年团陈留地委宣传部部长。后任青年团郑州地委宣传部部长。1953年夏，任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
1953年6月，焦裕禄被抽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筹建处工作。最初担任该厂临时公路总指挥，领导修建了一条自洛阳老城区通向工地的公路。期间他与其他党员、团员让出工棚给群众住；他领导大家连夜修浮桥，兴建了涧西大桥。
1954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决定选派焦裕禄和其他4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焦裕禄小学只读了4年，其他4人的情况也类似。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先为他们安排了速成课程，以使他们先达到高中文化程度，再编入本科班学习。焦裕禄等人发愤学习，终于补考通过。在即将编入本科班学习时，洛阳矿山机器厂调整了培训计划，紧急将他们召回厂里。
1955年春，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安排下，焦裕禄率领上过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的4人以及另外其他12名职工到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焦裕禄任第二金工车间实习主任。在一年实习期内，焦裕禄努力学习并掌握了管理业务，提出了经营管理、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建议，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厂报上发表文章，并曾在厂里用二胡表演节目。大连起重机器厂党委决定派两位工程师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以换取将焦裕禄留在大连起重机器厂，但焦裕禄婉拒了这一决定。
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后，焦裕禄任第一金工车间主任。1958年，金工车间设备仍没完全安装到位，便接受了制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的任务。焦裕禄日夜吃住在车间，用灵活的土办法解决了卷扬机制造中的许多问题，成功完成了任务，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起步的里程碑之一。
1959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调任该厂调度科科长[3][4]。在调度科科长任内，他经常深入各车间了解情况并解决问题，还帮助工人解决思想问题和家庭困难。
因工作过度劳累和饮食不规律，焦裕禄患上肝病，厂党委多次动员他住院治疗，但焦裕禄一直带病坚守工作岗位。
1962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调焦裕禄任中共尉氏县委副书记[8][4]。1962年12月起，调往兰考县，任中共兰考县委第二书记[8][7]。1963年7月，中共河南省委经过集体讨论，正式任命焦裕禄为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急性复发在郑州市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42岁。

附：焦裕禄的家庭成员
焦裕禄的第一任妻子与焦裕禄育有一女焦守凤。后双方离婚。
焦守凤，1945年生，初中毕业后未考上高中，焦裕禄拒绝为她安排工作，后到食品厂酱菜组当临时工，从事繁重劳动。1964年到开封工作，1999年自开封市总工会退休。丈夫冯传富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两人育有两儿一女。1990年代国企改革中，焦守凤的子女全都下岗，焦守凤没向上级反映困难，也没依靠上级帮子女找工作[27][28][29]。
焦裕禄第二任妻子：徐俊雅，与焦裕禄育有三子二女
长子：焦国庆，1951年10月1日生，因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故得名“国庆”。1967年入伍到驻山区的沈阳军区某部，此后在该部队农场劳动4年，历任“董存瑞班”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1989年因病转业回到地方，安排在河南省开封市地税局工作，后退休。
次女：焦守云，1953年生。1968年入伍当兵，1973年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1978年转业到郑州科技部门工作直到退休。她还曾当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三女：焦守军，1955年生于大连，1972年入伍，在昆明军区某通信总站二营当兵。1978年才提为干部报务员。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立个人三等功，1980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4年参加两山轮战，立集体三等功。1985年6月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整编成新的成都军区，她和丈夫朱新民都到成都军区工作，焦守军在某部档案室任职。1987年，焦守军要求到成都军区档案馆当了普通的档案助理员。在成都军区档案馆工作17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多次受嘉奖，立三等功。朱新民后升为少将。
次子：焦跃进，1957年生，焦裕禄子女中唯一从政者。早年当知青，后放弃回城，担任兰考县东坝头乡党委书记。2001年任杞县县长，一度因到北京为杞县推销大蒜而闻名全国，被杞县群众誉为“大蒜县长”。后任开封市政协主席。
三子：焦保钢，1960年生，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多次立功受奖。后任河南省公安厅督察处干部。2013年，因积劳成疾，脑出血昏迷8个月后病逝。
孙女：焦力，1992年生。2013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后参军。2017年底，调入驻港部队，任某合成旅仪仗排排长。
2、张钦礼
张钦礼（1927－2004），河南省兰考县南彰乡张庄人，父亲张元谋，母亲师华清。张元谋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领导的著名的濉杞太农民起义。
张钦礼1943年参加中共地下党活动。1945年入党。1954年兰封、考城两县合并为兰考县时担任县长。
1957年“反右”时，有几个知情者贴出大字报，揭发兰考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等这名军人从军队退伍复员回来后，孙跃堂又捏造罪名将其打入监狱。200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支持，当时的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赵文甫是负责反右运动的官员之一，他要把这些签名者全部划成右派，而张钦礼反对这样做，于是被“降级处分，内部控制使用”。
1958年秋，河南省召开的地、县两级秋粮征购大会时，要求各县报产量、报征购数，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会上发言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张钦礼被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八个月，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送兰考县老君营农村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在农村劳动改造期间，张钦礼在1960年10月28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
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张钦礼。周恩来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浮肿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 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开始有些犹豫，稍后慢慢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菜团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这是用树叶掺一点杂粮做成的。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关于他的平反，一波三折，拖了半年多。这中间开封地委、兰考县委给他平反时留个尾巴，张钦礼拒不签字。
1961年7月中央派刘建勋接替吴芝圃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61年冬，刘建勋代表省委正式给张钦礼平反，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职务。补发的三年工资1246元被张钦礼全部捐给了兰考县救灾办公室。刘建勋以河南省委发文：凡在反对浮夸风中受处罚的同志，他们的问题一风吹。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第二书记（当时第一书记空缺），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得到了时任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和卓兴隆、潘子春、蔺永沛、樊哲民（他们以后都遭受迫害）等一批本地干部的鼎力相助。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后，张钦礼以副书记职务主持县委全面工作。1964年8月，河南省在豫东民权县召开全省沙区造林会议，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代表兰考县作典型发言，除了介绍兰考县的造林成绩和经验外，还介绍了已故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县除“三害”作出的重大贡献和许多感人事迹。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王维群提出应该很好地学习、宣传焦裕禄同志。会议结束后不久，河南省委便做出了向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开始，开封地委派来宣传部长秦一飞任团长、周化民为副团长的四清工作队，张钦礼被清查批斗了半年多，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继续作为副书记负责抓面上的生产工作。
1966年2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该通讯中称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也导致了张钦礼此后的政治起伏。
1967年张钦礼从北京回到兰考后，担任兰考县革委会主任。
1971年初，省委副书记王新说：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派人到兰考批斗他，然后又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把他送到信阳大别山软禁起来。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
1977年11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免去张钦礼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职务。
1978年2月13日，河南省委决定批判张钦礼；2月28日，把已调到外地的张钦礼送交兰考人民批判。
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兰考县治黄淤灌水利工地上被逮捕。
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罪状是"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张钦礼不服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0年7月在北京西郊。由彭真、陈丕显主持的中央政法会议，对张钦礼的问题进行认真讨论。他是“错”还是“罪”，根据事实，以法律为准绳，会议认定是“犯罪”，批准对张钦礼的审判。
1980年8月25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以反革命性质定罪不当，改按“煽动打砸抢、迫害干部”性质定罪，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判决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
判决后，张钦礼从河南省郑州监狱转到河南省新安监狱服刑。1990年5月20日保外就医出狱。出狱后无党籍、无公职、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
2004年5月7日张钦礼去世，5月13日火化，5月17日下葬时数以十万计的兰考县群众自发为其送行。

3、杨悍东
杨悍东，原名杨汉东（1943- ），河南确山县人。1959年考入河南信阳师范学校，1962年毕业后又考入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1966年毕业未分配，留校参加文革。杨悍东在开封师院就读期间作为学生干部，三次被抽调去参加“四清”运动。
1967年大学生分配时，杨悍东留开封师范学院参加工作。1968年2月调干到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任县革委会常委分工协管农业。后任兰考县水利局局长，1967年12月任中共兰考县委副书记，主管公检法工作；1973年底兼任县革委生产指挥部指挥长，主持政府工作。1978年被免去县委副书记等职务，1979年12月被逮捕入狱。1983被释放。

4、吴芝圃
吴芝圃(1906—1967) 原名吴殿祥。河南杞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领导了豫东农民武装起义。任中共杞县县委书记，开封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考城县委书记，偃城工委书记。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中共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豫东特委书记，豫东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中共豫皖苏区委书记，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淮北路西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豫皖苏军区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宣传部部长、副书记，中共开封市委书记，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兼开封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2书记、第1书记，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对1959年“信阳事件” 承认有领导责任。1967年在广州逝世。
关于对吴芝圃1959年“信阳事件”承认有领导责任的问题详见1966年11月23日《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

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
1966.11.23
问："吴书记，你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红卫兵为什么说你反对毛主席，喊着要打倒你呢？"　　　　
吴："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过，吴芝圃是个好同志，只是爱讲假话。红卫兵打倒我，可能指的就是爱讲假话吧。"
问："毛主席批评你爱讲假话，怎么回事？"
吴："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河南省的五风刮的厉害，尤其是铺张浪费风。后来，就出现了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饿死了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我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批评我批评的对。可当时我也有苦衷。"　　　　
问："苦衷？你当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呀？"　　　　
吴：（摇了摇头）"一九五八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七、八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拆白旗和背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当时河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问："信阳地区饿死了人，是不是信阳地委有问题呢？"
吴："信阳地委是有责任。文敏生省长也应该负责任。但，我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回想起来，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主要是由铺张浪费风造成的。五八年的大跃进使得全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可是，很多粮食都坏在了地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没想到五九年、六零年全国大面积连年遭受特大旱灾，农业严重欠收，仓库里没有粮食，能不饿死人吗？"
问："我五八年曾回到农村，对铺张浪费风亲身做过调查，很多农民当时看着被毁掉的庄稼都掉泪了。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做了不少傻事。"
吴："是呀。那时太冲动了，不该听风就是雨。"
问："听风就是雨？怎么回事？"
吴：（深深回忆了下）"大概是五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次和我谈话，他说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么。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么。还说他一九二零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吃面包，那时赫鲁晓夫是校长，对他特别偏爱，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教会了他做面包等等。当年，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学苏联做起了面包。时隔不久，从河北开始，全国均出现了不重视秋粮的现象。受刘少奇谈话的影响，河南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刘少奇和我的这两次谈话，无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的作用。"
问："集体食堂、大锅饭失败了。河南有人写了你的大字报。"
吴："这个呀，全国都是刘少奇让搞的，与别人无关。河南省委、省政府是执行者。"
问："……？"
吴："在这次谈话之前，大概是五八年的四、五月份吧，刘少奇和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说苏联的集体食堂很值得推广，既省工省时又节约卫生。他已请示了主席，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正在向全国布置。并强调河南一定要在全国带个好头。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锅饭。"
"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谭震林、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都说刘少奇也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这些，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汇报材料。"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对，听刘子厚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刘少奇助长五风的信被刘少奇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会开了二十多天。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刘少奇五八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邓小平扣了起来，他交给了刘少奇。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问："对了，咱们河南有人写你的大字报，说你在七千人大会上私下和刘少奇谈过话，关于大跃进的问题站在刘、邓一边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发难，是事实吗？"
吴："不！大字报不完全正确。我没向毛主席、周总理发过难。可以说我吴芝圃一向对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很崇敬的。"
问："……？"
吴："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对刘少奇这种说话前后矛盾、说了又否认的态度我都懵了。大会结束时，我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刘少奇态度的信，交给了胡乔木同志。"
问："刚才你说了，五八年刘少奇找你那两次谈话，你还是以书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来，当时刘少奇对你这种行为就没有什么反映吗？"
吴："刘少奇并没有什么反映。不过，之后邓小平找我谈了话。"
问："邓小平找你？什么意思？"
吴："邓小平说刘主席（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邓小平找我谈过话后，我就意思到是刘少奇变着说法向我敲警钟，只不过他没有出面罢了。"
问："当时你为什么信了刘少奇的话，使河南的工作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呢？"
吴："这话就不对了。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下级有啥理由不服从上级的？谁知道他当时是别有用心呢？还有，王任重在一次谈话中向我透露过，刘少奇正式成了党中央主席后，准备让邓小平当国务院总理哩。当时谁都知道王任重同刘少奇接触的多，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问："看来刘少奇、邓小平早已组成了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不是子虚乌有哇？"
吴："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刘少奇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我个人认为，刘少奇、××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5、赵文甫
赵文甫（1913—1990）河南省新安县人。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洛阳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担任过中共洛阳城区街道支部书记、洛阳县委组织部长、洛阳县委书记、洛阳城区区委书记等职务。1940年5月起，历任中共皖北特委组织部部长兼涡阳县委书记，中共皖北地委副书记，书记，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涡阳抗日自卫团政委，涡阳县县长等职。1941年5月被任命为中共宿东地委委员。11月，调任淮北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赵文甫历任中共泗阳县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中共豫西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文甫先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厅厅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省委常委、省委第二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等职务。1978年起，先后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委科教办公室主任、省纪检筹备组组长、省委政法小组组长、省委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党史领导小组组长，省委党史委主任、名誉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八次、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二届、三届、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6、刘建勋
刘建勋（1913-1983河北沧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后曾在天津、泊头镇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晋中特委副书记。1938年起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任中共榆社、武乡县委书记，晋冀豫区党委委员，太行区党委委员，中共太行第三地委副书记，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党校校长、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太行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1947年起任江汉区党委书记兼江汉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5月至7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1949年7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1952年12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南局常委、秘书长。1955年1月至1956年12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11月至1957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57年6月至1961年7月任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7月至1966年9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6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1968年1月至1978年10月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3月至1978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其间：1969年10月至1971年3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3月至1978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1983年4月23日逝世。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

7、戴苏理
戴苏理（1919 2000）山西省襄垣县戴家庄人，原名戴登润。
戴苏理1937年在山西长治4中学就读期间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治牺牲救国同盟会突击队党支部委员，中共长治县委组织委员兼2区区委书记、长治县游击支队党总支部书记，中共壶关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共陵川县委书记，太南区党委、晋豫区党委组织科科长兼晋豫三地委组织部部长，太岳区党委机关组织科科长，中共太岳地委委员兼长子县委书记、地委民运部长。
1947年任中共豫陕鄂区、豫西区第6地委副书记、书记。
1949年任中共河南省南阳地委副书记、书记。
1952年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1954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1961年1月
1955年12月－1958年9月兼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9年1月任河南省政协常委。
1960年11月任中共信阳地委书记。
1965年8月－1967年8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1966年3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1967年8月－1970年期间下放劳动。
1971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
1973年2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9年9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省副省长。
1981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省代省长、省长。1981年5月兼任省农业委员会主任。
1982年12月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务书记。
1983年3月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
1985年6月－1990年8月任中共辽宁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七、八大候补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0年1月22日在沈阳逝世。

8、张申
张申（1919-2017）河南信阳人，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曾任代县长，河南睢县县委书记。1946年1月，任冀鲁豫军区睢杞独立团政委，中共尉氏县委书记兼县长。1949年3月，任青年团陈留地方工作委员会书记，10月任中共陈留地委常委兼地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1952年6月，任中共郑州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53年5月，任中共郑州地委副书记。1955年4月，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1958年12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人开封地区，任中共开封地委第二书记。1962年4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开封地委第一书记。1968年1月任开封地区革委会主任。1971年3月任河南省委办事组副组长。1973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河南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73年6月任河南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6年10月至1977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享受副省级待遇。是中共八大代表。2017年4月8日张申在郑州逝世，享年98岁。

9、秦一飞
秦一飞（1920-1994)，汉族，河南省内乡县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9年，历任陕西安吴青训班队支书，陕甘宁边区“中国青年”印刷厂指导员，延安印刷厂和中央出版部支部书记，晋察冀边区新华书店经理，宣化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内乡县西峡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县委书记。
1949年11月至1983年，历任中共南阳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河南省新闻广播出版局副局长中共淅川县委书记，中共开封地委宣传部部长，洛阳铜加工厂副书记，中共开封地委副书记。
1983年12月~1984年12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封市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10、周化民
周化民（1926- ） 1958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开封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 1960年元月，经开封地委常委会批准周化民被撤销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同时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0年2月其“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被开封地委行政科收回，不再享受国家干部和公费医疗待遇。同年3月被派去开封地区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1965年5月任兰考县“四清”工作分团副团长，中共兰考县委书记。1966年6月任兰考县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兰考县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966年7月周化民被安排进学习班，三个月后调任河南安阳钢铁厂党委书记。1978年，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二）《中共兰考县党史大事记》里的有关记载：

1962年
1月1日-6月17日
兰考连续168天少雨雪，致使12万亩小麦受灾，单产只有21.5公斤。
2月27日
兰考县人委印发《关于改造盐碱、沙荒座谈会的报告》肯定治碱、治沙、治荒的成绩。
3月6日-19日
兰考县遭遇大风，瞬时风速24米/秒，平均风力8至9级，持续20小时，全县58万亩小麦被风沙打毁。
3月9日
兰考县建立改造盐碱沙荒指挥部，县委书记处书记孟照芝任政委，何志忠任指挥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芦芳春任办公室主任，原兰考县淤灌指挥部撤销。
3月16日
兰考县总工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总结1956-1962年的工作，大会提出“发动职工鼓起革命干劲，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内容的先进生产者和先进班组运动，大力支援农业。”的号召。
5月7日
兰考县委转发副省长王维群给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王金壁的一封信，信中主要对仪封园艺场防护林等受当地人为破坏，表示关注。要求兰考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并作处理。
6月1日
兰考县委、县人委联合发布《兰考县七年(1962-1968)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规划》。规划要求，把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努力争取粮食产量基本恢复到1959年的水平。
6月23日
兰考县委召开大队党支书以上干部会议。县委第一书记王金壁做《紧急动员起来，作好战争准备支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粉碎国民党进犯大陆的阴谋》的讲话。7月初兰考县建立县防空委员会和防空指挥部。
8月15日
县委第一书记王金壁对新韩陵大队第十生产队试行包工、包产到人的情况调查后，向县委作出报告。报告认为，“大多数群众干部积极拥护包工包产到户，实行这种办法是群众的迫切要求，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对克服当前困难，恢复发展生产很有好处。”
8月27日-30日
兰考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兰考礼堂召开，大会听取了代县长何志忠作的《兰考县人委工作报告》，补选张钦礼为兰考县人民委员会县长，潘子春、蔺永沛为副县长；增选张奇为副县长、耿起仁为人民法院院长；补选王金壁等28人为人民代表。
9月25日
中共兰考县委建立反对商品“走后门”领导组。各级设立反对商品“走后门”办公室。 9月全县再次进行区划调整，撤销区建制，成立10个人民公社。
11月20日
兰考县委办公室在《关于当前农村四类分子破坏建设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四类分子（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地、富、反、坏）趁我党暂时困难，煸风点火，反攻倒算，攻击人民公社，威胁干部，闻蒋介石叫器窜犯大陆，企图死灰复燃。
11月22日
兰考县委、县人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出席县区党员干部797人，历时16天，主要围绕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问题讨论了国际形势，提高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
12月6日
焦裕禄奉命来到兰考任县委第二书记主持工作。
12月24日
中共兰考县委转发焦裕禄《关于城关区韩陵公社进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1963年
1月1日
国家轻工业部投资在兰考兴建国营开封造纸林厂(1970年转辖于开封地区工业局)。
1月8日
焦裕禄亲自起草兰考县委文件《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作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该《通知》规定了“不准用公家的粮款、物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等“十不准”。
2月15日
共青团兰考县第五届代表会在县城召开，到会代表420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总结两年来团的工作经验、进一步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讨论如何改进与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更好的当好党的助手，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兰考县第五届委员会。
3月5日
兰考县委召开组监会议，焦裕禄作重要讲话，提出执政党的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
3月26日-4月9日
兰考县人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出席1800人，中心议题是以党员干部为核心，以贫雇农积极分子为骨干组成阶级队伍，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再教育运动。
1至3月
焦裕禄在城关胡集村发动群众大搞泡桐育苗。
4月11日
兰考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大会，组织部长赵玉岭做《关于党员干部革命化的报告》，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建设，
4月15日
兰考县委、县人委联合发出《关于区社体制更名的通知》。《通知》根据省、地委统一体制名称的指示精神，研究决定我县原9区1镇的范围、机构、人员不动，更名为人民公社，116个公社更名为生产大队。城关镇街道名称不动，原区委书记为公社书记，区长为公社社长。原公社支部书记为大队支部书记，社长为大队长。
5月18日
兰考县猛降大雨180公厘，21日又连降80公厘，淹毁庄稼18.3万亩，房塌4800多间，县政府组织500多名干部领导生产，救灾。
5月
程世平调兰考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同时免去张钦礼的县长职务，保留县委副书记职务。
7月11日
因连年灾荒，造成人口大量外流(最多时达42，538人)，为此中共兰考县委印发了《关于切实制止人员外流的意见》，号召各基层组织力量劝阻灾民外流。此后全县各公社立即组织人员开展劝阻工作，并在火车站组成四个劝阻组；在东至内黄、西至罗王的路段全面展开了劝阻工作。
7月16日
兰考县委向开封地委作了《关于劝阻人口外流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据7月5日统计，仅5月30日一天，兰考外流人员就达1131人。
7月13日
兰考县公安局统计，从1962年1月至1963年7月，兰考外流人员伤亡达60人，其中死亡13人)。
7月24日
中共兰考县委、县人委印发《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至五年的初步意见》，并派出三个工作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全县共有沙荒面积24万亩，其中国荒11.6万亩，集体荒12.4万亩，有大沙丘261个，沙丘群63个，沙龙17条，大风口86处，危害耕地面积30万亩。盐碱地面积26.3万亩。共有阻水工程164处289公里，受灾面积30余万亩。据此制定了根除“三害”的方案。
8月
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来兰考视察工作，当他得知兰考除“三害”设想规划时大为赞扬，并对焦裕禄说：“老焦，你们的除‘三害’设想很好，我们押袜子卖鞋也支持你们”。同时指示《河南日报社》大力总结宣传兰考人民抗灾斗争的经验和精神。
8月25日
焦裕禄经过5天调查后，向县委并开封地委写出了《一个七季受灾特重的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
9月15日
兰考县委印发《关于收回借地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1962年10月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为了更好地组织建立集体生产秩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对于借给社员的耕地全部收回。
9月26日
兰考县委将焦裕禄撰写的《穷棒子精神万岁》印发全县。
10月3日
兰考县委转发的由焦裕禄撰文批转的巩县回郭镇一0三厂乙班全体职工的来信，号召所有干部、社员学习他们的革命干劲和共产主义风格，发奋图强，自力更生，互相鼓舞，互相关怀，互相支持，战胜灾荒。
10月7日
兰考县召开盛大的四级干部会议，中心内容是表彰除“三害”斗争中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促进除“三害”的发展。会上，焦裕禄把几个典型概括为五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坝子的爱国主义风格”。后来，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成为四面红旗。
11月28日
中央水电部在商丘召开水利工作会议。山东水利厅、河南水利厅、菏泽专署、开封专署、商丘专署、曹县、民权、兰考县委分别派人参加。本着统一治水的原则，达成了《拆除兰曹两县边界阻水涵洞和彻底平毁边界阻围堤及彻底填平串流渠道协议》。12月23日，由兰考、曹县两县县委派人员组成指挥部执行决议。
12月4日—8日
兰考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兰考礼堂举行。会议听取了县长张钦礼作的《人委工作报告》，耿起仁作的《法院工作报告》，潘子春作的《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县委书记焦裕禄作《关于目前形势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张奇作的《第四届基层选举工作报告》，大会选举程四平为县长、耿起仁为法院院长，并选举出席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最后，通过了各项报告和关于恢复发展以花生、棉花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生产及治沙、治碱、治水等五项决议。
12月13日
兰考县委组织部发出《关于大队生产队干部考察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公社党委把对基层干部的考察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

1964年
1月16日—10月12日
中共兰考县委根据减少层次，有利领导和全县不少大队过大的实际，先后把许河等47个大队调整为96个大队。调整后，全县共有194个大队。
3月11日-5月25日
兰考县委先后转发了县委驻红庙公社武营大队工作组对武营大队“社教”工作的五步总结。
第一步，2月17日至3月1日，25名同志组成社教工作队进村工作，完成了从生产入手，出安民告示，解决生产中问题，组织生产高潮，了解和解决社员生活中的突出问题，了解和确定了根子。
第二步，3月2日至3月26日，教育发动根子，组织阶级队伍。第三步3月27日至4月6日，进行对敌斗争。
第四步，4月7日至5月10日，集中力量搞四清。
第五步，5月11日至5月25日，发动群众进行功过评定，从中选出好干部和好社员。同时系统整顿党、团、民兵、妇联和其他组织，建立各种制度，掀起生产高潮。
这次社教针对的问题：一、干群中严重的单干思想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二、贫下中农组织涣散无力。三、大队、生产队四不清问题严重。四、阶级敌人破坏。五、相当一部分贫下中农生活有困难，腰不硬，话不灵。六、党、团、民兵、妇联等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
运动的要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进行四清，干部参加劳动。
此总结实际上是后来面上开展“社教”工作的基本依据。
5月8日
中共兰考县委批转县委办公室《关于我县农村高利贷的活动情况和取缔意见》的报告，全县贯彻执行。
5月14日
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干部、县委书记的榜样，兰考人民的贴心人焦裕禄因积劳成疾病逝于郑州。
焦裕禄去世后，由程世平主持县委工作。
5月19日
成立兰考县人口普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7月1日，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8月11日，人口普查办报出：兰考县总人口为373，529人。
7月8日
中共兰考县委向省、地委呈报《关于一年来除“三害”斗争的报告。
11月30日
中共兰考县委接转中共开封地委《关于学习已故的前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的通知》在全县继续掀起学习焦裕禄的高潮。
12月
贯彻《关于农业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后十条”，大批干部受打击。
兰考县进行政区调整，全县为10个人民公社(城关镇、城关、三义寨、爪营、堌阳、南彰、小宋、张君墓、红庙、仪封)，185个生产大队，2487个生产队。
1964年
兰考县春有大风，最大可达10级。秋，连降大雨74天，平地积水，路面泡软。因气温较低，农作物熟期推迟，受灾减产。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次年1月，从广东、新疆、黑龙江及河南巩县、荥阳县购代食品401.3万多公斤。

1965年
1月3日
兰考县委召开县、社两级干部会，会议主题是抓革命、促生产，改变领导作风，争取1965年农业全面丰收。
2月24日
兰考县人委下发《有关大小队干部经济退赔的规定》对在四清中清出的经济问题开始清退。同日，兰考县委作出了《关于县直机关处理和接待人民群众来访工作的几项规定》。
3月25日-29日
兰考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出席代表929人，列席230人，特邀劳模6人，中农积极分子23人。大会由中共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作政府工作报告，副书记、县长刘呈明宣读《关于成立兰考县贫农、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条例》。大会通过了决议，选举了贫下中农协会筹委会委员会及出席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的代表。
4月22日
兰考县委就兰考县的“半耕半读”学校情况向开封地委作报告。报告说：从去年秋季学习贯彻刘少奇主席的有关指示后在全县范围内耕读学校由点到面越来越多。现全县共有耕读小学562所764班学生22286人，加上公立民办全日制学校学生共达52019人，儿童入学率由1963年的29.2%增长到75.7%，大大改变了农村的教育面貌。
5月3日
恢复中共兰考县委农村工作部和县人委农林水利委员会。,
5月
开封地委调周化民任兰考县委书记，张维新为县长。
7月17日
中共兰考县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到会代表438人，代表全县6300多名党员。会议作出了《关于继承和发扬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在三五年内根治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大自然灾害的决定》等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兰考县第二届委员会，周化民当选为书记。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兰考县委监察委员会，潘子春为书记。
8月5日
兰考县人委发布《1966年至1970年发展农业生产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 》。
11月19-27日
兰考县委、县人委联合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到会干部645人。会议主要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藏粮于民，藏富于民”的指示和省、地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分三段进行，首先传达中央、省地委会议精神，认清形势，树立信心。二是揭盖子，找差距，查原因，订措施。三是讨论1966年农业生产规划和冬春工作安排。会议中间共转发《城关公社许贡庄生产队今年获得大丰收》等12份典型材料。

1966年(1月-4月)

1月27日-2月4日
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共计3349人参加。县委书记周化民作了《认清形势，鼓足干劲，苦战三五年为使我县粮食上纲要而奋斗》的动员报告。会议通过焦裕禄事迹介绍，激发了广大干部化悲痛为力量，誓将遗愿化宏图的革命热情。会议传达了《兰考县农业上纲要的规划(草案)》
1月31日
兰考县委成立学习焦裕禄事迹委员会，并印发了《关于动员全县人民学习焦裕禄同志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的决定》，号召全县人民深人学习焦裕禄
2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之后，来兰考参观采访的客人络驿不绝，逐日增多。为了做好接待工作，2月13日，县委学习焦裕禄委员会成立了接待办公室。2-4月，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接待来访参观单位796个，约25万多人次。在接待工作中，食宿、交通和服务人员等方面都出现了紧张局面
2月18日
河南省委工作组作出了《关于改变兰考面貌的几点意见》，即一、陇海路两侧盐碱地改造问题；二、黄菜河、菜李河两流域涝碱区改造问题；三、关于灌溉问题；四、林业问题；五、茬口与绿肥。
2月21日
河南省博物馆从兰考运走焦裕禄遗物55件在省会郑州展览。
2月
经河南省政府批准，追认焦裕禄为烈士。遵照焦裕禄的遗愿，1966年2月26日，将他的遗体，由郑州烈士陵园迁葬于兰考县城北关的大堤上，并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
3月16日
兰考县委、县人委发出《为贯彻执行省委、省人委关于迅速改变陇海铁路两侧涝碱沙区面貌的指示的指示》，动员全县人民学习焦裕禄向“三害”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大搞群众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根上改变兰考的落后面貌。

（注：以上部分均源自中共兰考县委组织部、中共兰考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开封党史大事记·兰考篇《中共兰考县党史大事记1924-2004》。为区别其他历史文献，本文以下部分在引用该书内容时采用“仿宋体”，以示区别。）

1966年

2月9日
董必武为焦裕禄题词：“吾爱焦裕禄，毛公好学生，利人如不及，忘我若无情，路线依群众，方针是斗衡，一心为革命，敢与困难争。”
3月9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为焦裕禄题词“学习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

3月20日
上级指示大力开展大学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兰考县立即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3月29日
中央民委副主任丹彤率领民委78人来兰考进行为期5天的参观活动。

（三）兰考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综述

1957年的“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共兰考县委门口贴了张大字报，揭发中共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利用职权霸占一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并和自己妻子离婚，在那位军人复员回乡后，孙跃堂捏造罪名将他关进监狱。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200余名兰考县干部。当时，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省委秘书长戴苏理、省委组织部部长赵文甫等人关系较近，反右运动中，赵文甫到兰考县把200余名揭发孙跃堂的干部全划成右派。中共兰考县委副书记、兰考县县长张钦礼反对赵文甫这种做法，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而孙跃堂却升任中共东明县委副书记。
1958年“大跃进”时期，河南省在吴芝圃的领导下，大刮浮夸风，连放卫星，随后在“三年困难时期”成为国内以贫困饥饿为特征的、困难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在河南省的信阳地区有大批群众饿死，吴芝圃、戴苏理、路宪文（中共信阳地委书记）等人打击迫害河南省内反对浮夸的干部，并隐瞒群众大批饿死的情况。在开封专区的兰考县有十万余饥饿的农民外出逃荒。
1958年秋，河南省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要求各县报产量、报征购数，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会上发言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会后张钦礼被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八个月，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工资降了三级，送老君营农村劳动改造。当时县里只给他发16元的工资，每月还要交8元给生产队。1960年春，兰考的农民群众普遍浮肿，村口路边经常有饿死的人。大食堂解散后张钦礼到群众家里吃派饭，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从外地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当时外出逃荒被称为“盲流”是要受惩罚的，但这些去外地讨饭的群众不避讳他，告诉他不光兰考有饿死的人，外地也有，他们听说，信阳地区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有一段时间，张钦礼也饿得不省人事，妻子来看他，他不认识她，她千方百计把他救过来。
1960年10月28日张钦礼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河南的情况：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写好信之后，他不敢通过邮寄的方式，决定坐火车到北京找周恩来总理。几经周折，中南海接待处的一位马局长把他的信交给了周总理，并安排好他的食宿叫他等待。
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时，马局长带他去见周总理。周总理见到张钦礼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浮肿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开始有些犹豫，稍后慢慢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菜团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这些菜团是用树皮、树叶、花生壳和一点点杂粮做成的。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 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关于他的平反，一波三折，拖了半年多。这中间地、县委给他平反留个尾巴，他不签字，又回到他劳改的老君营，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派人来找到他。
他先在省委大院碰到已经停职反省的吴芝圃，吴问他：“听说你去中央反映河南的问题？”张答：“我去了，连你也告了。”吴芝圃一时语塞，又问：“你爹可好？”张答：“我爹不好，饿得浮肿。”张钦礼边说边用手指按自己的腮帮，按了个坑：“我也浮肿。”这样的一问一答显然很不愉快，张钦礼赶紧走了。
1961年6月，吴芝圃被免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职务，7月中央派刘建勋接任。刘建勋为一批遭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如潘复生（河南省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人平反，但没有撤销吴芝圃派系干部的职务。
焦裕禄之前的中共兰考县委书记王金壁，是紧跟吴芝圃的干部。据反对王金壁的兰考县干部称，王金壁与其保姆通奸；到农村视察时要带着藤椅以求舒适；到剧院看戏时不但不出戏票钱，而且全家必须坐在剧院第三排中间位置，被群众讽刺为“三排排长”，每次王金壁还没来就不得开戏；王金壁还命村干部为他划出自留地，产的粮食、鸡鸭送到他家。
1962年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河南视察，刘建勋代表省委向他们汇报了精简下放和生产救灾情况后，专门列出了25个重灾县。刘建勋提出，“由于当地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加之一系列政治运动后，领导力量元气大伤，格外缺乏干部，请示从城市机关和重点企业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加强贫困县的领导工作。”经李富春、陶铸批准同意后“（河南省委）决定从洛阳大工厂调出原由地方支援工业的25名干部，加强重灾县的领导工作。”焦裕禄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年6月，焦裕禄担任了尉氏县委副书记。12月，由于他工作表现突出，又被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处第二书记，负责主持全县工作。
焦裕禄赴任前，省委组织部的同志明确告诉他：兰考是一个最穷的县，一个最困难的县，要在思想上有接受最严峻考验的准备。面对“三最”，焦裕禄的回答是：“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焦裕禄上任时兰考正在遭受内涝、风沙、盐碱这“三害”，粮食产量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该县火车站每天挤满外出逃荒乞讨的灾民。焦裕禄一到兰考，就把消极阻止灾民外出逃荒的“劝阻办公室”改成向大自然宣战的“除三害办公室”；他以“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豪言壮语激励干部、农民和技术人员开展大规模的调研试验；他发现并树立了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四杆红旗”，即“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作为全县人民的榜样；他默默地为困难户帮工，令困苦百姓交口称赞；他公私分明，不允许子女白看一场电影；他一贫如洗，至死都没来得及还清探家时欠战友的200元债务……
在1963年兰考县委扩大会议上，张钦礼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兰考的情况。张钦礼说：“咱是搞农业的，这几年农业生产啥样呢？土地减少，粮食减产，风沙重起，盐碱上升，牲畜死亡过半。咱亏损多少呢？兰考县 1950年三十三万亩沙荒，到1957年造林19万亩，只剩下19万亩沙荒；可到了1962年，又增到了33万2千亩；牲畜1955年是54000头，1963年减少到20800头，桐树收购量过去月收7300立方，到62年全年只收了6万立方，铁路南的枣树25万棵，只剩下8万棵了！”
张钦礼以确切的数字，揭示了兰考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他敢于向“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观点挑战，不怕人说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人叫我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问题，那就是叫我多看成绩，多讲点成绩，可是我们得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到的是墙倒屋塌，树木乱砍伐，院墙失修，土地盐碱化，好地又回沙，老远看去，都是光秃秃的屋山，不像个样子；再说社会面貌破坏了，人的精神面貌也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党的威信大大降低，讲成绩心里发软。”
说到农民生活，张钦礼敢于讲出实情：“以郝寨、刘楼为代表的十二万人口地区，生产条件没有改变，我们解放十五年了，这些地方经济还没有翻过身来，一年接一年，一季接一季，群众生活很苦。堌阳公社刘楼一户农民，全部家当不值7元5角钱；三义寨有一户农民，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其余人只得睡在床上啊……”
县委分工班长焦裕禄抓全面，以抓阶级斗争为主，张钦礼熟悉兰考情况分工抓生产。县委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由张钦礼分管。由焦裕禄主持制定，张钦礼起草的《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三、五年的设想方案》里写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没有和群众商量硬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干造成的恶果。县委在这个草案里沉痛地为过去的错误检讨，说我们辜负了人民的希望。他们为以前的县委承担责任，又怎不激起群众对党的信赖之情？这说明起草此草案的张钦礼对兰考这块土地的深厚的感情。
（参见：2014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陈健的文章《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
2017-04-19民族复兴网《张钦礼传》十四—— 新华社记者周原在兰考找到了“金矿”刘占锋著）
为改变兰考县的面貌，焦裕禄抽调20名干部、老农、技术员组成了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兰考县展开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焦裕禄率领大家行走五千多里，查清了全县风口84个，逐一编号并绘图。

1963年3月，分管农业的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到兰考视察，焦裕禄同志向他汇报说，兰考县已连续几年受灾，1962年又遭到内涝、盐碱、风沙的袭击，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少干部丧失了信心，纷纷要求调离兰考。灾民已到了住无房、食无粮的地步，不少生产队的干部为了让灾民活下去，就带头外流，刹也刹不住。
何伟听完汇报后，便让焦裕禄陪同察看了80多个大小风口以及沙丘和低洼盐碱地，随后他对焦裕禄说：“兰考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三害’，就要针对沙、涝、碱的不同特点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他还提醒焦裕禄：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就没有尽到责任。焦裕禄则表示： “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杀出一条血路解决这个问题。”

焦裕禄查看庄稼长势。

临别时，何伟对焦裕禄说：“救灾如救火，人命关天哪！有你这样的干部，我们就放心了，有什么困难省委、省政府会帮你们解决。
接下来，兰考县委和全县人民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很快投入了战胜“三害”、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战斗中。
4个月后，何伟于7月中旬再次来到兰考。他看了兰考县委全面治理沙、涝、碱的规划模型，又亲自到仪封、三义寨、张君墓、固阳、南彰等公社实地考察。他看到了三义寨搞的作物“三蓬楼”（即上面栽树，中间压条子，下边种花生）以及仪封园艺场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看到了南彰公社坑坑有藕、荷花满塘，何伟高兴地说：“兰考的面貌真的变了！”他在县委会上赞扬道：“你们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外流人口也大大减少了，干部思想稳定了，生产有了起色，兰考人民是有志气的，照这样干下去，不出三五年，兰考会大变样，那时，火车来来往往就不会拉你们外逃的人了，而是向外拉你们的木材、花生、大枣了。”
何伟回到郑州后，向省委常委详细介绍了兰考人民在焦裕禄的带领下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大家认为焦裕禄是位有理想、有干劲、有水平、又能埋头苦干的好干部、好“班长”。经过集体讨论，省委正式任命焦裕禄为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焦裕禄和泡桐树。
1963年9月，焦裕禄调查总结了群众的抗灾救灾经验，在兰考县推广“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村的道路”。他在兰考县推广种植抗盐碱、抗风沙的泡桐。当年秋季，兰考连下13天雨，全县11万亩秋粮歉收、22万亩秋粮受灾，焦裕禄组织全县干部群众救灾，还率干部进村查访，为受灾群众将政府的救济粮款送上门。
王金壁在任末期，正逢中央在全国推行“民主补课”纠正“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但王金壁借机排斥异己，命令2000余名基层干部参加“民主补课”学习班。焦裕禄一到兰考县便发现了已获平反但仍受王金壁排挤的张钦礼。在张钦礼建议下，焦裕禄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这2000余名兰考县干部平反。在焦裕禄领导下，张钦礼又奉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
焦裕禄带头反对干部特殊化。一次他发现自己的孩子看戏没有买票，随即对全家开展了一次不能搞特殊化的教育，并将戏票钱送交戏院。此后他建议中共兰考县委起草通知，禁止任何干部搞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及其子弟看“白戏”。焦裕禄到兰考县后，建议城关镇将城内的大水坑改为鱼场，半年后城关镇鱼场为感谢焦裕禄的指导，将10多条活鱼送到他家，被焦裕禄悉数退回。一次国家拨给兰考县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见焦裕禄穿的棉袄全是补丁，乃给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3斤棉花票做新棉袄，被焦裕禄坚决退回。
1963年春节，兰考县肉类和副食供应紧张，中共兰考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给焦裕禄家送来几斤肉。在得知这肉仅送给县委几位领导后，焦裕禄拒绝接受，并嘱咐以后不要单独照顾领导。
焦裕禄夫妇因赡养两位老人（双方的母亲）并养育6个子女，有时还接济困难群众，所以家里经济很紧张。1964年春节前，焦裕禄找到兰考县县长程世平借路费，以便全家回家乡看望母亲。那天焦裕禄仅穿了一件棉袄，连秋衣也没穿，程世平问起才得知焦裕禄家没布票，手头也紧，但他从未要求县委照顾。焦裕禄有两个侄子，高中毕业后在山东家乡务农，多次写信请焦裕禄帮助找工作，都被焦裕禄拒绝。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未考上高中，在家待业，焦裕禄不让女儿靠自己权力获得工作，后来焦守凤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焦裕禄还专门找到厂长要求把她安排到工作辛苦的酱菜组，不要特殊照顾。
焦裕禄任县委书记后，主持并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涝治碱方案》等治理“三害”的文件，并亲自写出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一个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等调研文章。临终前在病床上他还在撰写《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
1964年春，焦裕禄的肝病病情恶化，中共开封地委领导劝焦裕禄住院治疗，但焦裕禄坚持工作不去住院。医院开出药方，但他嫌药贵而没买。焦裕禄坚持继续下乡工作，肝痛时无力骑自行车，他就推着走。
这年春天何伟第三次来到兰考时看到泡桐树郁郁葱葱，沙地栽上了紫穗槐，盐碱地里挖了排碱沟，防治“三害”已初见成效。可焦裕禄却因劳累过度病倒了。何伟让焦裕禄一起回郑州治病，还指示有关人员：一定要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治好他的病。
焦裕禄到郑州入院治疗前，被安排住进省委第一招待所。一天晚饭后，刘建勋叫上公务员黑留长，二人步行穿过3个小区和3条马路，前去探望了焦裕禄。刘建勋代表省委领导叮嘱他务必要树立信心、安心治疗。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急性复发而在郑州市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
1964年5月16日，处理完焦裕禄后事的中共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赶到民权县参加河南省豫东沙区造林工作会议。
5月17日，张钦礼作为四个沙区造林先进县的领导之一作典型发言，当张钦礼介绍到焦裕禄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时，已是泣不成声。
会场上，许多同志流下了眼泪。主持会议的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也被深深感染，他站起来说：“讲！不受时间限制。”就这样，张钦礼讲了两个半小时，全场泣不成声。中午休会时，王维群宣布：“转变会议主题，下午全体讨论焦裕禄的事迹。”
报道会议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凭着职业敏感性，当即进一步深入了解了焦裕禄的事迹，并向分社领导做了汇报。
1964年5月22日，兰考县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因为到会的干部比较齐，加之当时的抗灾任务比较重，就同时为焦裕禄举行了追悼大会。在追悼会马上就要召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得不提的插曲：在追悼会主席台的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焦裕禄同志”的横联，两侧的挽联是时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代表兰考人民写下了“挥泪继承壮士志” ﹑“誓将遗愿化宏图”豪迈誓言。受开封地委书记张申的委托，时任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的秦一飞，代表开封地委参加焦裕禄的追悼会。当秦一飞看到会场的挽联时，态度十分严肃地说：“谁封焦裕禄壮士啦，太随便了，化什么‘宏图’?太不自量了”。并命令卓兴隆马上把挽联摘下来。在卓兴隆等人的抵制下，这幅挽联没有摘下来。
焦裕禄逝世一个多月后，中共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写了《兰考人民满怀信心迎丰收》一文。但《河南日报》社“党的生活”专栏编辑劝他改为写篇关于“党的好干部”的文章，以迎接7月1日党的生日。分管通讯报道的中共兰考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卓兴隆听完刘俊生汇报后，随即想到写焦裕禄，刘俊生很快写成《一个党的好干部》一文，后由欣赏此文的“党的生活”专栏编辑交给《河南日报》副总编辑翁少锋。翁少锋看后对刘俊生说：“因为你写的是县委书记，要通过省委，不过你没必要在这等，就放心吧！”
8月29日，张钦礼向中共河南省委递交了《关于在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读完后，在“四清”工作会议上表扬了焦裕禄，号召河南省党员、干部向焦裕禄学习。会后有关部门编印的《四清简报》辑录了赵文甫的讲话。该报告引起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重视。很快，省委就作出决定，同时向全省各级党组织下发了《关于向模范共产党员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
9月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征得新华社总社同意，认定焦裕禄是正面典型，计划深入采访并突出报道。1964年10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张应先、记者鲁保国、逯祖毅深入到兰考半个多月，对焦裕禄的事迹进行采访。张钦礼﹑刘俊生及许多兰考的知情者全面﹑详细地介绍了焦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写出两篇人物消息后发到了新华社。
1964年11月19日晚，新华社发出张应先等写的通稿，刊登在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肩题为《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主题为《焦裕禄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副题为《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已故前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同时新华社发表了张应先等写的更为详细的地方稿。这是焦裕禄逝世后媒体首次关于他的报道。
1964年11月22日，《河南日报》第一版在刊登地方稿时，配发了《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社论。《河南日报》社当天还打电话给中共兰考县委，要刘俊生来报社。刘俊生在报社受到《河南日报》总编辑刘问世接见，刘问世表示《河南日报》准备辟一个“学习焦裕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专栏，请刘俊生为该专栏撰稿。此后该专栏曾经每周一期刊发了刘俊生写的四篇关于焦裕禄的文章。
1965年1月，《河南日报》农林部副主任黎路、《河南日报》驻开封记者站记者薛庆安到兰考县采访，经20余天写成通讯《焦裕禄同志，兰考人民怀念您！》，发表在1965年1月27日《河南日报》第二版。但是当时全国都在“阶级斗争”热潮中，该通讯发表后，连续数月都不再有报纸刊登有关焦裕禄事迹的文章。
1963年5月，程世平调兰考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同时免去张钦礼的县长职务，保留县委副书记职务。焦裕禄去世后，是由程世平主持县委工作。直到1965年5月周化民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同时调来了张维新为县长。
1965年秋，新华社总社准备在西安举行分社会议，讨论报道计划。负责国内工作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决定与同行的记者冯健绕道河南寻找报道计划的突破口。在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为朱波），穆青给分社记者周原安排了到豫东重灾区采访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如何脱贫的任务。穆青走后，周原随即到豫东穆青的家乡杞县，但一无所获。翌日周原到汽车站后随便坐了辆汽车，上车后才得知是开往兰考县的。到兰考县后，周原找到中共兰考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卓兴隆，随后听新闻干事刘俊生介绍了焦裕禄的事迹。周原在兰考县采访12天，回到郑州时恰逢穆青一行刚从西安回来，即向穆青汇报了焦裕禄的情况。
1965年12月17日，穆青来到兰考县，周原、冯健、杨居人等记者随行。在县委会议室，穆青听了张钦礼、刘俊生、李忠修（焦裕禄的秘书）等人对焦裕禄的介绍，看了焦裕禄的遗物后，感动得流泪。当即决定要重新报道焦裕禄。
此后穆青一行先后到东坝头、韩庄、张庄等村采访，随后去开封写稿。入住开封交际处（国际旅行社）当晚，穆青拍板决定要写兰考县的“灾荒”（当时中国媒体的不成文规矩是，除非获得上级指示，否则一般不报道灾荒等灾难，以免“给社会主义抹黑”），并决定不写兰考县的“阶级斗争”（当时不写阶级斗争会冒很大政治风险，而焦裕禄带领群众改造环境的事迹又和阶级斗争无关），随后穆青分配了写作任务。周原用一昼夜写成初稿，穆青亲自改写到第9稿后，由穆青、冯健带该初稿回北京。穆青向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汇报后，吴冷西说“写！发！”，并完全同意了穆青提出的要写自然灾害、不写阶级斗争的意见。在吴冷西建议下，穆青先在新华社内部做了场报告，听众哭成一片。穆青将第7稿拿给吴冷西，获吴冷西通过。穆青让周原带着此稿到兰考县核对，嘱咐周原“必须保证全部事实绝对无误。”
据时任兰考县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
1965年底，穆青、冯健、周原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我是全程陪同的。高级记者来了，我找到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他说：“我不太了解情况，张钦礼是兰考土生土长的，又与他共事，对他比较了解。今后来记者别找我了，就让张书记介绍吧！”这样，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也没有哭过，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7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泪，晚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
（详见附件2 ：刘俊生杨悍东谈兰考前县长张钦礼的往事）
周原等带稿子再到兰考县时，正逢县委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张钦礼、卓兴隆、周原在大会上念了此稿，他们和在场两千多名干部哭成一片。最终除订正几个人名和地点外，认为事实都准确。但新任县委书记周化民说：“写得不行。怎么允许对现实生活这样污蔑呢？”穆青接到周原的汇报后告诉周原：“你就拿着这文稿，请兰考县委逐段逐句地研究！”
1966年1月14日，周原打电话把刘俊生叫到新华社河南分社，转达穆青的意图。周原说：
“焦裕禄事迹已向中央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同意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新华社打算要像宣传雷锋和王杰那样，不惜时间、不惜版面、大张旗鼓地、突出连续地宣传报道焦裕禄……。穆青让你做好三件事：一、征求县委、地委对树焦裕禄这个典型有什么意见？二、焦裕禄的报道将会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兰考县委、开封地委应有个思想准备，要先走一步，组织学习焦裕禄。三、搜集焦裕禄的遗物和照片。”
刘俊生立即回到兰考找县委书记周化民汇报。周化民反问道，“典型？兰考出了典型？焦裕禄怎么算典型啊？作为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来看啥？看咱沙荒啊？盐碱啊？这事我做不了主，你去向地委宣传部秦部长汇报吧。”
刘俊生立即赶到开封，找到开封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汇报。刘俊生说：“新华社记者说，要把焦裕禄同志树立为全国县委书记的典型来宣传。”刚汇报这么一句，秦一飞立即截断他的话，不耐烦地说，“新华社报道焦裕禄我作为宣传部长怎么不知道？别说了，别说了！焦裕禄到兰考才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其中还有两月住医院，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叫人家来看啥呀？叫人家看沙荒、看盐碱、看兰考人穷得两人合穿一条裤子？也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同意报道。你去给地委书记汇报吧，我不听！”最后，秦一飞想到毕竟要面对新华社，又留了一句：“小刘，你找地委书记汇报去吧！”
刘俊生又找到开封地委抓宣传口的副书记延新文，将老话重说了一遍。延新文高兴地说，“那好啊！这是一件大好事！现在我就去找张申书记。下午开常委扩大会，你直接到会上汇报情况。”
在中共开封地委常委会上刘俊生汇报后，秦一飞第一个发言。他说，“我是驻兰考‘四清’工作分团团长，我最了解兰考的情况。大片大片的沙荒、盐碱、内涝，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人口大量外流，工作没有什么起色，算不上什么典型。”接着，又把上午他对刘俊生说的那一套不同意宣传焦裕禄的理由重复了一遍。
开封地委书记张申针对秦一飞的观点说，“不能那样说吧！兰考的现实还很困难，但人民正在改变这种局面。自然面貌不好，焦裕禄精神很好嘛！”。“这样的好干部，中央、省委都同意宣传，我们开封地委为什么不同意呢？这是好事情。”常委们你一言，我一语，大多数都表示，“焦裕禄的确是一个好书记嘛！是应该宣传的。”
最后，除秦一飞持不同意见外，其余常委都同意以地委的名义发一个文件，《关于学习焦裕禄的决定》。
第二天，刘俊生赶到郑州，向周原如实作了汇报。周原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穆青。穆青感到气味不对，让周原亲赴兰考核稿。
周原到兰考正好赶上县委常委扩大会，张钦礼主持会议，周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宣读通讯稿。只有张钦礼在周原读到“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时提出要通讯去掉他的名字外，县委常委们经过审查、讨论，通过了此稿。
随后张钦礼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拿着稿子在大会上念给干部们听。刚一念就泪流不止，念不下去了。卓兴隆接过来念，他哭得更厉害。周原只好自己念，中间几次哽咽无语。就这样，一篇稿子换了三个人才念完。在场两千多干部哭成一片。最后除订正了几个人名地点，大家都认为事实全部准确，一致举手通过。
周化民因在“四清”分团，没有参加县委审稿。周原又让刘俊生去“四清”分团找他汇报。周化民说：“同意发表，但稿子需要再修改。稿子前半部写得太凄凉，兰考新貌有点过分。”
“怎样改呢？”刘俊生小声问道。
“怎样修改？用三句话六个字就可以概括。”周化民说：“三句话。就是：党领导十多年都没有改变，焦裕禄一年多就改变了面貌，他比党的本事还大吗？写兰考面貌改变，是宣传县委集体领导和全县人民，还是只宣扬焦裕禄一个人？焦裕禄说了这、讲了那，兰考县委是集体领导还是焦裕禄一个人领导？”
周化民最后用六个字作了总结：“灾、难、病、苦、死、逃，充满全篇文章。”
最终，长篇通讯还是被兰考县委和开封地委通过了。开封地委做出了《关于学习焦裕禄的决定》。兰考县委成立了以张钦礼为组长的学习焦裕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卓兴隆任主任，同时决定筹办焦裕禄革命事迹展览馆。
但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1966年1月25日，张钦礼接到县委书记周化民的通知，到“四清”分团驻地开会。一见到张钦礼，秦一飞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
“我是地委的宣传部长，把焦裕禄当作全国性的典型宣传报道，新华社一点也不重视我的意见。究其原因，就是张钦礼你们这些人向新华社瞎喷、胡吹的结果。你瞅瞅兰考现在的实际情况，沙荒、盐碱、内涝到处可见。大批出外逃荒要饭的人，叫都叫不回来。兰考穷到这种程度，还作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来宣传，不知道新华社是咋想的，叫我可不敢树立这样的典型。再说了，焦裕禄从上任到死，一年多的时间。除掉他到山东探亲和在开封、郑州、北京住院治病的时间，他在兰考实际工作时间不足一年三个月。他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又能干多少工作？做多少事情？他就是条龙又能吸多少水？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说他做了这，干了那，改变了兰考穷困面貌，谁能相信？鬼都不信！我看张钦礼你们向新华社介绍的情况有假，水分不少。你要向大家说清楚，你内心到底是咋想的？是不是也想借机出名呀！他新华社不是把你封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了吗？”
“你们压根就不该在县委会上通过那篇稿子。”秦一飞话音刚落，周化民也开始埋怨，然后对张钦礼说：“事到如今，只得求你给新华社穆青打电话，请求他们文章就别发了。不然文章一见报，就不好办了。”
“电话我不能打，要打你们自己打，我当不了新华社的家，人家也不会听我的。”面对顶头上司的责难与逼迫，张钦礼心平气和地说：“再说，通讯是县委常委会通过的，周书记事后也同意发表。你们现在又叫我打电话不让发，这不太合适吧？这不是否定常委会的决定吗？这也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呀！”
周化民恼羞成怒，说：“你眼里还有没有领导？我这个书记在兰考说了还算不算？”
“周书记，我可不敢目无你这个领导。”张钦礼说道：“记者来采访焦裕禄事迹时，你借口工作忙，不见记者，叫人领着找我接待。我照你的指示办了，你又指责我介绍的目的不纯，有野心，你这叫我咋做人哪！再说，谁也没有不重视你的意见。那天新华社周原带着稿子来兰考征求意见，正赶上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我们就在会上通读了那篇文章。大家都认为事实准确，一致表决通过。会议是我主持的不错，可我并没有强迫谁！那是常委会的集体决定，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再说，你因‘四清’分团的工作忙，通稿时未参加常委会，这能怪我吗？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你不在家由我主持会议，处理日常工作，这也是你事先明确过的。况且，常委会一开过，我就让刘俊生拿着稿子找你汇报，征求你的意见。这咋说我不把你的意见当回事，目无领导呀！”
“看来这个电话你是执意不打了。”周化民听到这里，气急败坏地说：“其实，我早就料定你会如此。因为这篇文章一见报，焦裕禄出名了，你作为亲密战友也能跟着风光，穆青他们又能拿到一大笔稿费，可以说有名有利呀！我呢？你们考虑过我吗？我就是三头六臂、累死也填不满兰考这个穷坑！兰考有了成绩，那是焦裕禄的功劳；兰考穷困面貌改变不好，那是我无能。这好事是你们的，背黑锅的是我，做你的好梦吧！别以为我咋着不了你！”
“考虑你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被打成右倾平反还不到两年，我们也不想为难你。”秦一飞见状，软中带硬地说：“如果你执意顶牛作对，可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我现在就可以叫你停职反省，接受‘四清’检查。”
“我咋了？！叫我停职反省，我犯啥错了？”张钦礼听到这里，实在忍无可忍，说：“我是党组织任命的干部，不是别人手中的抹布，想用就用，不想用就扔掉！我张钦礼不是吓大的，你看错人了。我告诉你们，我宣传焦裕禄没有错！我介绍的焦裕禄事迹没有假！焦裕禄是我的同志、战友。我宣传他的事迹，实现他的遗愿，这有啥不对！这对党对人民都是一件好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所谈的焦裕禄事迹，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请问，有哪一点不对，有哪一点宣传错了？再说，新华社的记者在兰考采访了那么多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也不是我一个。文章登不登报，发不发表，我有资格阻止新华社发稿吗？至于亲密战友一事，早在县委常委会通稿时，我就提出不要在我的名字前冠以亲密战友的称号。这亲密战友一词既不是我想起来的，也不是我加在自己名前的，这是事实。如果说我宣传焦裕禄目的不纯，是为了个人捞名誉、图风光。兰考那么多干部群众都在宣传焦裕禄，怎么解释？当年我是被打成‘右倾’，在兰考老君营劳改，差一点没死在那儿。但我当年讲的是真话，没干亏心事，即使被打成‘右倾’，我也没有屈服过、后悔过。我也知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平反、复职，也知道得罪上级领导没有好果子吃。但我这个人向来是没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我可以告诉你们，焦裕禄我宣传定了，我要宣传一辈子！”
张钦礼将憋在心里多日的话，一气说完，拂袖而去。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
事后，张钦礼还是给新华社打了电话，不过内容不是秦一飞所要求的，而是再次强调通讯中一定要去掉自己的名字。
在秦一飞、周化民与张钦礼展开的激辩中，秦一飞、周化民提不出具体修改意见。穆青决定刊发。为稳妥起见，吴冷西带穆青找到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汇报，彭真拍板同意发表。
这次地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设障，想方设法阻止大通讯发表的企图未能得逞。这场谁也没有说服谁的思想交锋，有人称之为拉开了《焦裕禄大通讯》四十年论战的序幕。张钦礼也由此被卷到风口浪尖上，开始了他起起落落的人生历程。
（参见：2017-04-19民族复兴网《张钦礼传》十四—— 新华社记者周原在兰考找到了“金矿”刘占锋著）
1966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焦裕禄革命烈士称号。1966年2月6日，署名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由新华社发表。1966年2月7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这篇通讯。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以及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随着长篇通讯的发表，焦裕禄的名字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但是斗争却并没有因此终止。河南有人趁机大肆污蔑焦裕禄，无端指责文章“不讲阶级斗争，只讲生产斗争”，甚至还攻击主创人员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应该把他赶出兰考！”穆青和周原很快就给河南省委写了一个情况通报，省委随即召集开封地委和兰考县委的领导赶到郑州汇报。
在汇报会上，时任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在省委会议室里放了第一炮：“焦裕禄是个好同志，但他改造兰考的计划才开了一个头，他就死了，后面的任务大着哩，我可没本事给他填这个坑。”说完，他再次重复了兰考“灾、难、病、苦、死、逃……”的所谓三句话、六个字，接着将向省委索要物资的报告递给了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
等所有人的发言都结束后，刘建勋开始讲话。他说：“目前，学习焦裕禄精神有三种情形：一是悲痛万分，认真学习，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出自己的学习计划、工作计划；二是黄河里尿泡尿随大流；三是不但不好好学习，还制造流言蜚语，说焦裕禄的坏话，干扰新华社的工作，制造麻烦添乱子。焦裕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你们倒好，一张口就是500台机器、100万元钱、50万公斤粮食，省委没这些东西给你们。你们说焦裕禄的计划才开了个头，省委认为这个头开得好，万事开头难，一开头就不得了！按你们说的，马克思也算不了什么，他支持的巴黎公社只有几十天时间就被反动派打垮了。可是巴黎公社的精神却永放光芒。如果焦裕禄的计划都完成了，要你们去干啥？躺在人家功劳簿上享福睡大觉？……”
刘建勋代表省委的这番简短、犀利的即席讲话，明确支持了新华社领导和记者的报道文章，坚决回击了反对者的奇谈怪论，使焦裕禄的事迹得以继续在中州大地传播。
新华社记者穆青在1998年1日13日写给刘建勋之子刘立强的回信中专门说到：“1965年我去兰考报道焦裕禄时……当时河南有一部分人反对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而省委却坚决支持我们报道……”
尽管当时刘建勋的讲话和省委的决定把那些反对焦裕禄的人顶了回去，但是他们并没有善罢甘休、改过自新。他们只是在观云测风、等待时机。
1966年2月9日，董必武作《学焦裕禄同志》一诗。
1966年的2月16日，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公开发表九天后，刘建勋在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全党动员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根本改变河南面貌而奋斗》的报告，向全省的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河南的战斗号召：“自力更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也是改变河南面貌的根本途径。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出上几身汗，实干、穷干、苦干、巧干，有钱要干，没钱也要干，才能在中州这个舞台上，演出有声有色的戏剧来，彻底改变我省的面貌！”
在报告的结束部分，刘建勋又一次提到了焦裕禄的名字，他代表河南省委和到会的各级干部，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誓愿：“同志们！我们要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南局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树雄心，立大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根本改变河南面貌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966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张钦礼题为《我们的好班长》的回忆文章，文章分六个小标题：1.一个乐观而豪爽的人；2.先做调查研究，不开无准备的会；3.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4.同志间的谅解和友谊；5.他坚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无穷无尽；6.焦裕禄同志学习你，做你的后来人。文章全面记述了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点点滴滴，是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重要补充。
《河南日报》也于2月18日，发表兰考县妇联主任程爱云的《他心里装着咱这一半人口》；爪营公社书记王启德的《为革命忠心耿耿，为人民廉洁奉公》的文章；2月21日，发表焦裕禄亲自树立的“四面红旗”的文章，深切怀念焦裕禄。它们是：韩村贫下中农代表、贫协组长杨青山的《全靠自己一双手》；秦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新贞的《决心要比困难大》；赵垛楼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培德的《看准了就抓住“死不丢”》；双杨树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发祥的《在毛主席著作里找到了道路》。
随后，张钦礼的《回忆亲密的战友焦裕禄同志》《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做群众的小学生》；卓兴隆的《焦裕禄同志教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和焦裕禄相处的日子里》；张思义的《焦裕禄同志的二三事》；朱礼楚的《要使思想感情在群众中扎根》；魏鉴章的《为兰考人民献出一切力量》；赵培德的《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肖位芬口述的《照着他领的路子朝前走》……还有李忠修、李国庆等写的文章，都先后被报刊媒体刊发。尤其是通讯干事刘俊生，不但报刊文章发表的多，还撰写、出版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焦裕禄的故事》等书。新华社社长穆青为《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一书题写了书名。《焦裕禄的故事》成为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推荐图书。刘俊生还多次带队到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巡回报告焦裕禄的事迹。
1966年2月26日，遵照焦裕禄的生前遗愿，他的灵柩由郑州迁往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成千上万的乡亲，黑压压聚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戴白花，眼含热泪，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在冬日的寒风中肃立……。根据刘建勋的提议，河南省委为焦裕禄重新购置了上好的棺木，并派纪登奎等领导全程参加了迁坟仪式。（引自黑留长2013年9月11日晚的电话回忆记录）
而穆青多年后的回忆则更加准确清晰：“以后把焦裕禄的坟，由郑州迁往兰考，也是省委决定的。当时出面的是纪登奎和赵文甫。但实际拍板的却是建勋同志。为此，我曾向登奎同志表示过对建勋同志的感谢，但始终无缘见面。”（引自穆青1998年1日13日写给刘建勋之子刘立强亲笔回信）
（详见附件1：刘立强《 “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追忆发现、树立和宣传、捍卫焦裕禄的历程》）

二、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纪事

1966年

5月
根据中共中央《5·16》通知，兰考县开展“破四旧，立四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活动。
5月16日-6月22日
兰考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到会代表997人。会议主要听取县四清运动情况的报告；讨论揭发县级机关的四不清错误，选举兰考县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等，中共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当选为贫协筹委会主任。
6月
6月1日
1、《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由陈伯达主持起草、题目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一篇社论。按照刘少奇所主持的中央所作的决定(经过了主席的同意)，从这一天开始，陈伯达带领原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等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接管了《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把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的斗争矛头，引向了已经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的身上。
2、兰考县教育界开始文化大革命。全县教师集中学习，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帮，不少学校领导、教师被批斗。
6月3日
中共兰考县委发布《加强党的建设工作汇报提纲》。《提纲》回顾了党的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设想和措施。
6月29日
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共开封地委的指示，兰考“四清”工作分团和兰考县委研究决定，成立由11人组成的兰考县文化革命小组，开封地委驻兰考“四清”工作分团团长、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任组长，“四清”工作分团副团长、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任副组长。
7月7日
兰考全县掀起了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郭晓棠的怒潮。特别是秦一飞传达了中南局书记陶铸的讲话和省、地委会议精神后，一场空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兰考已初步形成。以副团长、县委书记周化民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点深入学校、卫生、文化系统等单位领导运动。
7月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尚未发表，各地的“文革”仍然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秦一飞却在兰考县委机关煽动说：“兰考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了”。秦一飞、周化民将兰考县直机关73个干部划为“黑帮”，张钦礼被定为“黑帮头子”。在秦一飞、周化民的操纵下，张钦礼这些人被开花脸，戴高帽，敲锣打鼓地拉着游街示众。
为了彻底解决张钦礼的问题，秦一飞亲自召开全县科局长大会进行动员。秦一飞在大会上说：“不贴地主分子的大字报，贴黑帮分子的大字报，实际上县委的目标巳经很明确啦，张钦礼‘四清’没问题，也是黑帮。大家不要怕，不要以为是老上级不敢提，要敢于摸老虎屁股，敢拔钉子，怕什么？顶多不过是个县委副书记嘛。”
秦一飞接着又把“四清”分团和工作队中的县委机关干部抽回来，周周化民也被抽回县委坐镇指挥，专门揭发张钦礼。一时间，围剿张钦礼的大字报纷纷上墙，上街，“张钦礼是该划未划的漏网右派”、“张钦礼是该捕未捕的反革命分子”、“张钦礼是黑帮头子”、“张钦礼是三反分子”的大字报贴满了兰考县委大院和兰考的大街上。
他们把张钦礼从三义寨引黄工地揪回县委当牛鬼蛇神，给他打上花脸，拉到大街上一天游斗数次。他们给张钦礼戴上两顶帽子：一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是“五七年的漏网右派”。秦一飞、周化民并组织人到郑州要求河南省委罢张钦礼的官。
秦一飞、周化民他们还组织一些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焦裕禄，用墨水把焦裕禄墓前的碑文涂抹掉，把焦裕禄纪念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有关资料付之一炬，几乎把焦裕禄纪念馆全部捣毁。新华社记者的那篇通讯被列为禁书；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设备也都被他们砸烂。
7月20日
张钦礼贴出了一份题为《秦一飞反对焦裕禄同志十大问题》的大字报。揭发秦一飞在树立焦裕禄典型过程中的问题。
8月8日
兰考县直机关干部，卫生训练班和城关四清队员以及兰考县第一中学师生等两千余人在兰考一中广场召开大会，收听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录音。大会向党中央发了电报，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紧接着，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的学生、红卫兵纷纷到兰考串连，加速了兰考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
9月5日
中共兰考县委下发《关于成立县委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由于四清运动的结束和工作的需要，县委常委研究决定：兰考县文革小组改由7人组成，由县委副书记刘呈明担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林鹤兼任主任。
9月10日
兰考县委发表《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革命事迹介绍》。
9月15日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同三百多名学生代表一起照相，并同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单独合影。

毛泽东主席与焦守云合影照（一）

毛泽东主席与焦守云合影照（二）

焦守云有一个十分传奇的经历，每一代国家领导人都会去接见她，第一个接见她的人就是毛主席，那是1966年的9月15日，那年的焦守云才13岁，那一年毛主席第三次检阅红卫兵，当时焦守云就在天安门广场上站着，没过多久周总理就将她带上城楼，周总理一一向焦守云的家人问好。
2016年5月26日，焦守云在接受《新京报》记者吴为在自己的新书《我的父亲焦裕禄》首发式上采访时，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1966年9月15日，作为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第三次检阅“红卫兵”，13岁的焦守云和大家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上等待毛主席出现。清华大学的学生告诉周恩来，焦裕禄的女儿来了，周恩来赶紧派人拿了条子到广场上去找自己。焦守云说，“那时所有领导人都在，有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上了城楼，周总理就问我，你妈妈还好吗?家里几口人?”焦守云说，当她告诉周恩来家里有6口人时，周恩来还给身边的人做了个“6”的手势，表示家里人不少。
当天下午三四点钟，毛主席来到城楼，王光美把焦守云介绍给毛泽东，“当时群众的呼喊声特别大，王光美第一次介绍我，主席没听清，她就贴着主席的耳朵又说了一遍，说这是焦裕禄的女儿。”
焦守云说，毛主席跟她握了手，点了点头，由于声音太大没有说话。要照相的时候，毛主席给林彪点了点头，林彪也走了过来，焦守云和毛主席、林彪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留下了一张合影。
从此焦守云就成了万众瞩目的偶像，1968年，15岁的焦守云在河南参军，成为了解放军的一员，1970年被分配到广州军区的通信电话连，一年后，18岁的焦守云被送往护士学校深造。
9月l5日
周化民等把批张钦礼的大字报张挂到县委大院，让外地来兰考串联的红卫兵学生参观。
同日，秦一飞、周化民把北京大学来兰考串联的大学生请到开封地委大院，介绍“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产生的背景和他们认为“大通讯”中关于焦裕禄事迹的诸多不实之处并授意这些大学生以赴兰考串联的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名义写出一份《〈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的大字报。
9月16日
这份以北京大学等8所大学赴兰考串联的大学生名义写出的污蔑焦裕禄通讯是一株修正主义大毒草的大字报公开贴在兰考街头。
大字报的理由是：
一、“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只报道生产斗争，丢掉阶级斗争，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
二、“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情调悲观，小资产阶级人性论严重。大通讯夸大灾情，把社会主义兰考写得凄凉悲惨，是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诬蔑；
三、“大通讯”写焦裕禄去世后，在他枕头下发现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替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张目……
这份大字报在指责穆青、周原等人的同时，还把矛头集中指向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张钦礼等人，大骂道：
“这篇通讯为什么不提阶级斗争?为什么通篇连阶级斗争的影子都找不到?这是谁提供的材料我们要质问那些混蛋们：‘你们为什 /厶不幅现县委的集体领导?写这篇通讯的混蛋和介绍情况的那些王八蛋,你们居心何在？’
“这是哪些混蛋、王八蛋给记者介绍的材料？你们这些混蛋、王八蛋只介绍生产斗争，用心何在？你们这些政治扒手利用宣传焦裕禄，捞不到什么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由秦一飞、周化民授意兰考县委机关干部以“中国共产党兰考县机关红卫兵”名义写出的《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几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的大字报也贴了出来。这份大字报与北京大学等8所大学生的大字报并排贴在一起。《紧急呼吁》的大字报要求把“污蔑、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一伙黑帮揪到光天化日之下”。这份大字报上写道：
“那些混蛋的修正主义王八羔子，在采访当中，对人所共知的举旗抓纲，却不理不睬，根本不到工农兵群众当中去采访，只听信那些企图想骗取政治资本的扒手乱说一通。”
杨悍东在2005年5月接受田力为（笔名“老田”，文革史民间研究学者）采访时这样评价这两份大字报：
“在文革期间的一些人看来，声势比什么都重要，响应和呼吁书同时发出也在所不惜，一点点掩饰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个长篇通讯“通篇不提阶级斗争”，说执笔写报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也是混帐王八蛋。这个呼吁书装得左的不得了，还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中共兰考县委出资将这两份大字报铅印成数万份大字号传单，散发至兰考城乡和郑州、开封及全国各地，一些地方甚至动用了飞机向农民散发。
两份传单，一个内容，矛头均指向“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和“大通讯”作者穆青、周原以及积极宣传焦裕禄事迹的张钦礼等人。传单说，《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是修正主义大毒草，作者穆青是已揪出的黑帮，周原是大右派，向记者介绍焦裕禄的张钦礼是混蛋王八蛋，是政治扒手、大骗子。
9月25日
1、兰考县委把县直机关下乡搞抗旱的科局长统统调回县里，由周化民亲自动员，并带领他们参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几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和围攻张钦礼的大字报，然后，放三天时间叫大家写张钦礼的大字报。
2、兰考六中“焦裕禄战斗队”全体红卫兵及革命师生和堌阳公社的干部在张钦礼的支持下发出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反对、诬蔑、贬低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传单，严厉批驳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和《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几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两份大字报中的错误观点。
9月
在秦一飞和周化民的支持下，兰考成立了一个“兰考县赴京揪斗穆青战斗队”。他们把大字报贴到穆青的家门上，逼迫穆青承认“大通讯”是大毒草，面对恐吓、批判和质问，穆青态度坚定地说：“大通讯不是大毒草，历史是会做出公正结论的。”
“兰考县赴京揪斗穆青战斗队”的成员说：“张钦礼介绍焦裕禄是政治投机，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是一个政治扒手！”
穆青反驳说：“焦裕禄这面旗帜是毛主席树立的，是党中央肯定的，张钦礼宣传焦裕禄是对的。如果谁积极宣传模范英雄人物，就说人家是政治扒手，想捞取稻草，那么，先进人物谁还敢去宣传呢？”
由于新华社的坚决抵制，把穆青揪回兰考批斗的目的没有得逞，他们就回到郑州揪斗周原。他们扭住周原的胳膊，准备揪到兰考批斗。
在扭送周原往火车站的途中，周原急中生智，向街上的群众大声呼喊：“我就是写‘焦裕禄’的周原。他们要打倒我，要否定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群众一拥而上，驱散了他们。
得以趁机逃脱的周原有家难归逃到兰考县爪营公社，找到了公社贫代会主席黄高昌，黄高昌告诉他：“周记者，你放心，你宣传焦裕禄，是俺兰考的大英雄，你来到这里，我们拼上命也会保护你的！”
黄高昌将周原安置好，就告诉了张钦礼。张钦礼嘱咐他：“一定要像当年对待八路军那样保护好周原。”
周原在农民的草庵里写下了一篇7000字的长文，驳斥了那些堆焦裕禄信口雌黄的诬蔑。周原的文章在兰考引起很大震动。有人把这篇文章传到北京，张贴在西单的报栏里。
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
10月17日-19日
兰考县委扩大会议先后在仪封园艺场场部和距场部3里外的树林里召开。会议通知要求：绝对保密。凡参加会议人员，自带简单行李于16日下午5点前分别不同时间到齐。会议气氛紧张，17日开会很不成功，以致18日重新传达文件。会议期间，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在县委主持工作。
18日上午，山东大学红卫兵在县城斗争“反党分子”秦一飞，强烈要求县委全会参加。“五敢”造反兵团50余人封闭了焦裕禄展览馆。另一队造反派约100人要求参观展览馆，双方争执不下，险些发生武斗。
10月
根据河南省委指示，开封师院党委派出以杨悍东为组长的“兰考调查组”，按照河南省委“调查人员不许带任何主观意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调查必须细致，资料必须翔实”的要求，就新华社穆青、新华社河南分社周原等撰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的真伪在兰考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查。
调查组10月10日来到兰考后，因时任县委书记周化民、副书记刘成名均以对长篇通讯的写作过程不了解、不便乱说为由婉言拒绝；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到广东去宣传焦裕禄的事迹无法见到。他们就到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每人一个大队找基础干部和群众作实地调查，找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广泛召开调查会，全面地、详细地落实焦裕禄事迹的真实性。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三十三天，走访了20多个村庄，个别访问和参加调查会的干群300多人，原始记录了13本笔记。
调查工作结束后，调查组于11月14日来到郑州市河南省委第一招待所，由杨捍东执笔按省里定的六条调查提纲撰写调查报告。11月16日，调查报告《兰考问题必须火速解决——目前兰考县委在学习焦裕禄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经反复讨论修改完成。他们认真地手写三份：一份由王东舟保存，一份交王维群副省长秘书王德英转呈省委，一份于11月底由杨捍东到北京交给国务院办公厅的刘主任。
这份调查报告分五个部分：
1、问题的严重性；
2、张钦礼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吗？
3、周化民是个什么样的人？
4、周化民和张钦礼矛盾的真相；
5、兰考问题十万火急应该尽早处理。
调查报告重点回答了上面提到的两份否定焦裕禄的大字报的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焦裕禄的长篇通讯中表彰焦裕禄的事迹完全真实，翔实无误；
二是马福重区长确实是革命烈士，不是叛徒。两份大字报说马是叛徒完全是造谣诬蔑；
三是驳斥了介绍宣传焦裕禄事迹的人都是王八蛋，是制造假典型的无耻谰言。
报告最后还强调，由于关于焦裕禄的通讯爱篇幅限制，焦裕禄的很多感人事迹还没能写上。焦裕禄是名符其实地毛主席的好学生，兰考人民的好书记，全国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调查报告指出：“兰考县以县委书记周化民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处心积虑要砍倒毛主席树立的焦裕禄这面红旗，妄图在兰考搞资本主义复辟。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是革命领导干部。坚决支持张钦礼。”调查报告公开以后，受到兰考县广大农民和全国赴兰考串连红卫兵的热烈支持，引起强烈反响。
（详见附件2：《刘俊生杨悍东谈兰考前县长张钦礼的往事》
附件3：《兰考问题必须火速解决——关于兰考县焦裕禄问题斗争的调查报告》）
11月19日
兰考县委发出《关于改组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改组后的组长由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担任。
11月22日
兰考县委常委再次研究决定：否定了兰考县委19日通知，兰考县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仍由刘呈明担任。
11月25日
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兰考县韩村、秦寨、赵垛楼和双杨树四个红旗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联合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保卫焦裕禄革命造反司令部”（兰考卫焦）
11月26日
兰考县委常委召开全会，张钦礼、周化民等主持会议。张钦礼宣布省委批示(实际是省委副书记王维群批示)：“因兰考情况特殊(按：指乱得很)提前开展文化大革命。”
会议决定：一、文化大革命只搞县直机关，不搞农村人民公社。公社以下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生产。县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二、下乡工作人员全部回县搞文化大革命。
三，解散党校，参加文化斗争等等。
12月4日
河南省委批准兰考县开展“文革”的第九天，中共开封地委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地委办公室联合印发一个标题为“剥开张钦礼画皮”传单，为张钦礼定性。
12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公开发表，“兰考卫焦”的负责人建议县里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兰考县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 “兰考卫焦”的建议得到县贫下中农协会两位副主任的支持，兰考县贫下中农协会通知到各公社、大队选出3-5位代表到县里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

12月
1、上旬，秦一飞、周化民授意兰考县委机关一些干部成立了“兰考县卫东林焦联合总部”（简称“卫东林焦”），与“卫焦”针锋相对。他们到省委要求罢张钦礼的官，省委没有批准。
2、秦一飞、周化民对于保他们的“卫东林焦”要啥给啥，为了扩大他们的队伍，他们做好“卫东林焦”的袖章往社员家里送，里边还裹着让买别针用的一角钱。
3、兰考由30多人组成上访团，到开封地委、河南省委要求罢秦一飞、周化民的官，并在省委南院二楼绝食。不久，中共河南省委罢了秦一飞的官。
1966年年底
兰考在建设路建成“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革命事迹展览馆”，开始接待各地前来参观的各界人士。1983年该馆迁建于陵园。1984年5月14日即焦裕禄去世20周年之际正式开馆，并改为“焦裕禄烈士纪念馆”

1967年
1月8日至11日
兰考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会议在县大礼堂举行。会议做出三项决议：
一、选举兰考县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
二、遵照中央指示，坚持就地闹革命；
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1月中旬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兰考县委农工部的干部率先夺了县委农工部的大权。
1月23日
1、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兰考县一些造反派头头公开组织了“1·23”大夺权，中共兰考县委、县人委及各部门的公章均被造反派抢走。紧接着在全县各系统都开始了“抢公章夺权”的行动。与此同时，县直党委、商业局、供销社的档案材料也受到一定的损失。从此，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被迫停止工作，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2、“兰考县卫焦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全县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的66个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一举夺了兰考县县委、县人委的权。夺权进行得很顺利，把大印夺过来了，但是党、政、财权没拿到，只拿到一个木疙瘩，并没有实权。周化民、刘呈明跑到地委说：“兰考大乱了，反革命夺权了。”
1月25日
兰考县武装部宣布兰考县造反派1·23夺权行为是“反革命暴动”，是“修正主义”。造反派开会商议，分为三线，一线在县城里，跟他们干，他们可能抓我们，拷我们，第二线在城外，第三线在农村。
1月29日
1、开封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地山率部队秘密进驻兰考，对所谓造反派头头实行逮捕，兰考局势暂时得以稳定。
2、根据中共开封地委主要领导指示，开封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地山亲自带队的三个连的部队进驻兰考。他们通过广播宣布：“‘ 1·23’大夺权是‘打砸抢’”，“张钦礼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是张钦礼的反革命集团，坚决予以取缔。”
李地山与秦一飞、周化民圈定了抓捕名单。张钦礼排在第一位。罪名是事先定好的“兰考县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开封军分区的部队把兰考县城团团包围，他们在“卫东林焦”人员的带领下当晚开始抓人，目标是张钦礼。由于张钦礼当晚不在县城未被抓住，副县长蔺永沛和“兰考卫焦”等11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被投入监狱。逃到开封市的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等人，也在这一天的夜里重新“杀”回了兰考。
1月30日
兰考县数万农民、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游行，仅张君墓等几个公社就有2万人进城，要求李地山放人。
“兰考卫焦”派代表与部队交涉：一、放人；二、打伤的给予治疗；三、赔礼道歉。
在人民群众巨大压力下，军队把人放了。
1月31日
数万农民、工人、学生和“兰考卫焦”造反派把开封军分区派出的三个连包围了两天，没吃没睡，并把带队镇压造反派的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地山抓起来游街。
部队开卡车向外冲，包围他们的群众把车推得向后退。李地山的吉普车被抬起来，走不了。“兰考卫焦”造反派质问李地山：“你来干什么?” 李地山说：“支左的”。问：“谁是左派？”李地山说“不知道”。又问他“为什么要抓人?” 李地山说是“执行任务”。再问他为什么要抓人，李地山坚持说：“我们是军人，来执行任务的”。
“兰考卫焦”造反派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给他们送饭来，向他们说：“你们也是贫下中农子弟，你们当了兵，枪口不应对着阶级兄弟，对着贫下中农！”有的士兵都落了泪，把武器放下了。
2月1日
李地山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镇压群众，他一方面向省军区报告请求支援，一方面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兰考部队的名义，于2月1日发出了《告兰考革命人民书》。
2月10日
开封军分区发表声明，宣布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兰考“卫焦”是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2月13日
开封军分区发出了《给全县贫下中农的公开信》。
2月15日
为控制兰考的局势，解放军对兰考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首先进驻兰考县邮政局。并实行第二次逮捕，张钦礼也在其中(张于7月出狱)。

2月20日
开封军分区的部队开始在兰考全县大逮捕、大镇压，镇压机关是归属中共开封地委领导的开封军分区，而抓人、捆人的是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所支持的“卫东林焦”的成员。
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凡是和张钦礼站在一起的干部，凡是支持张钦礼的人都抓。在农村抓的人不敢公开往县城送，他们就将人装进麻袋，然后拉往县城，投进监狱。谁反对他抓人，他就抓谁。
2月26日
“兰考卫焦”留了少数人坚持斗争，其它几个骑自行车和张钦礼来到杞县。他们才到不久就被包围了。当地的人说，包围了，不象你们的人。有几个人假装向东北方向的大沟冲，大喊大叫，把人吸引过去，这几个人都被捕了。其他人往西南冲，冲出了第一圈。冲出后，麻痹了，走不动了，喘气了，说话了。被公、检、法的头头，一个副县长听到了，他说好象是张钦礼在说话，又包围了，张钦礼被捆了起来。
三卡车全付武装的解放军，一辆吉普车、两辆摩托车押着张钦礼。但不敢走兰考县境，秦一飞周化民他们知道，张钦礼的群众威信，怕兰考百姓半路上把他们劫走，就绕道民权、杞县，转来转去，持续十来个钟头，直到天明才把张钦礼从农村押解到兰考县城。
2月27日
一到县城，抓捕队立刻上报表功，并请示将张钦礼押解到什么地方。“送监狱！”周化民当即吩咐下去，并特意提醒：“先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杀杀他们的威风……。
张钦礼被捕入狱，周化民等人喜不自胜：“你张钦礼把焦裕禄吹上天，我们把你送进监；你把长篇通讯看作宝，我们把长篇通讯打成大毒草；新华社给你戴上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大帽子，我们给你这个亲密战友带上脚镣手铐子。叫你张钦礼好逞能，能来能去把自己能到监狱，能来五花大绑一条绳。”
…………
这次抓捕行动持续到同年的3月上旬，总计将张钦礼等各级领导干部，“兰考卫焦”组织的农民、工人、学生1260多人抓进监狱，兰考关不下，分押到杞县、东明监狱。凡焦裕禄生前在兰考树立的模范人物，除三害办公室人员，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写回忆文章纪念焦裕禄的各级干部，直至在兰考为焦裕禄这一典型说过公道话的外地学生都被一网打尽，极少幸免。
他们把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的老贫农、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坚强的革命领导干部，成批地逮捕入狱。张钦礼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把县广播站夺在自己手里，一天到晚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
韩村、秦寨、赵垛楼和双杨树四个红旗大队，被打成“修正主义大队”和“顽固大队”。离城不远的三义寨公社，被周化民依观点的不同划“解放区”、“游击区”和“敌占区”。他们还在全县大搞让造反派“请罪”运动，批斗被抓捕的“兰考卫焦”成员。
这一次，他们把“兰考卫焦”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大小服务员都逮捕了，就剩几个领导成员没捕着。他们想跳出包围圈，跑到北京去告状，但车站上就有通辑令，还有象片，有几百里的封锁线，不敢去车站。
张欣礼被关进监狱，手指被扭断，手臂扭坏，嘴被磕破、牙也磕掉一块。
他们说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政治大扒手”，是反对焦裕禄的急先锋。对他进行了无数次斗争，押在监狱里一直不放出来。兰考县委28名县委委员就有13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
张钦礼一进监狱，就被砸上死刑犯的脚镣，在狱中关押半年之久；捆绑批斗，游街100多场，每场批斗的核心内容，就是让他承认向记者撒谎，写出了长篇通讯。张钦礼不承认，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绳、紧拷，直至打昏在地。张钦礼的这次灾难持续到1967年7月28日，周恩来总理命令河南省军区，从狱中接他进京，才暂告结束。
2月28日
上午，开始审讯张钦礼
开封军分区政委xxx亲自审讯。两侧是手持上了刺刀冲锋枪的战士，政委大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钦礼跪下！”
张说：“不能跪，文化大革命扫四旧，跪是四旧，我不能跪下！”
他又要张低头，
张说：“不能低头，低头说话不方便。毛主席说共产党员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他就拳打脚踢了一阵，要张交待。
张说没有什么交待的，就是要造反。
他要张交出后台老板，还说“你的后台老板是刘建勋。”
张说刘建勋过去我见过，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根本没见过他。
他问张还有没有比刘建勋更大的后台，
张说：“有！我的后台是毛主席”，
他打了张一巴掌，打得满口出血。他说：“不许你侮辱毛主席，不许你胡说。”
他就给张带刑具，砸上八斤半重的脚镣。
他说：“你交待！”
张说：“你还有没有别的刑具，你都拿来吧！”
他又给张带上手铐，别人的手铐在前面，张铐在后面，还说是“优待”，张说：“饭是要吃的，不吃要饿死。”他们又用绳子把张身上缠紧，张说：“越看你们越不象毛主席的军队，不象左派，你们不讲理。”一天没问出口供，又下了狱，
3月1日
再次审讯张欣礼
这次是兰考县公安局长亲自到监狱去审讯的。
他说：“今天叫你游街示众。你答应了，和和善善解决问题，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讲话。
张说：“我也有要求，三条：1．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任何人不准动，要衣冠整齐见群众；2．去掉刑具；3．自由演讲。”
他说：“第一、二条可以，第三条不能答应。”
张说：“既然不行，协议不成，那就各行其事吧!”
他们的办法是用八个彪形大汉，两个人一班，把张拉出去，一路上把头按下去，拉上来，再按下去，再拉上来，弄得张昏过去了，没有说话的能力了。
3月2日
张钦礼在监狱遇见刘师长
监狱放风了，房顶上架着机关枪，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
在监狱门口，张欣礼见到了对面8号牢房的一个老同志（他是一个志愿军的炮兵师长，52岁，说他是“张钦礼的铁杆保皇派。”）带了手铐，大喊大叫大骂:“你们是法西斯！狗官站出来！老子要抽烟，老子要喝水！”
张喊着向刘师长敬礼。刘用铐着的双手向张鼓掌欢迎。
从七号牢房出来了几个看监房的人，就拧张胳膊，按头，屁股都坐到脸上，全身骨头发响。腿被打伤了，不能走。
张就读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在野兽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怯懦。”
两个拿刺刀的战土向张逼来。张往前凑了一下，战士往旁边让开了。
张问：“你们为什么要刺我?”
战士说：“不让你读语录。”
张说：“你们是不是毛主席的兵?”
战士说：“是。”
张说：“那为什么不让读毛主席语录?”
战士说：“叫你小声点你就小声点。”
张说：“声带是我的，我愿意念多高就多高。”
刘师长说：”你们是法西斯！白色恐怖！狗官站出来！”
战士走过去问刘师长：“你凭什么不怕死?”
刘师长说：“我凭的是毛泽东思想！凭我这条老命！”
3月7日
在军队的支持下，兰考成立了以周化民为首的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持兰考政务。从3月份开始，在兰考轮流批斗张钦礼及其成员。
3月25日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成立，县人武部长王德庸任组长，县长张维新任副组长。
4月1日
中央中共对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发出117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文件说：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给你们。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性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文件指出，特别要注意：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4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批评了军队在支左工作中大规模抓人捕人的作法。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兰考筹委会开始陆续放人。受到新形势的鼓舞，兰考卫焦派重新开始活动，与同样被军队镇压的开封“八二四”、河南“二七公社”站在了一起。

4月25日
他们用汽车拉着张欣礼等三个人去游乡。
张欣礼头上戴着纸帽，插着白旗，开4000余人的斗争会。喊口号，群众不举手。
张对旁边的人说“你看，我们还有群众呢！”有个人包了六个纸包递给我说：“要肃清你的‘流毒’，这是你的‘流毒’，给你！”打开一看，里面包着六个熟鸡蛋。都被他们打掉了，
以后就再也不敢让张欣礼游街了。
张欣礼在狱中审了张53次，上刑27次。
张欣礼住的牢房里是两个人，同住的人姓白，张作了工作以后，白说是派他来监视张的，他们给他两个条件：1，不要同张讲话；2，不要让张死了。照做了可以减轻或不判罪。
十六个解放军，分两个班看守，有的解放军端着枪，上了刺刀，脸色很难看。有的问吃不吃得饱，受不受得了。张欣礼就向他作工作，说这是小小的代价，我们国家要摸反修、防修的经验。全世界都看着中国，我们要扛起反修反帝大旗。你们都是贫人出身，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能忘本。这样就慢慢的熟起来了。经过50多天的工作，在16个解放军里，5个人同意他们的观点，其中三个人可以让他们坐下，躺一躺，在牢房里走一走。两个班长白天收集造反派及部队内的情况，讲给张欣礼他们听。
6月17日
中央下达禁止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全县传达贯彻。但农民进城武斗的现象仍持续相当长时间。
7月1日
张钦礼听到中央表态的消息
这天看守送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张毛主席象。一个班长对张说：“有希望了，听说二七公社与保守派在京谈判，中央表态了，中央支持你们。说军区支左支了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张问他：“你怎么知道的?”班长说：“这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人背着我们说的，被我们听见了。”张在监狱里对着毛主席象宣誓：“前半辈子跟毛主席闹革命，后半辈子一定听毛主席的话。”
7月2日
张钦礼接到中央决定放人的消息
狱中的炊事员老王送的馍里夹了一张条子，上面写道：据说中央决定放人。下面写着“新华”两字。这是兰考新华书店一个组织的代号。
7月22日
河南省军区发表声明，承认“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7月25日
中央报刊公开称“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在河南被称为725表态。

7月下旬
秦寨大队贫农代表李占荣，受兰考百姓的重托，独自一人，背上焦裕禄画像，搭上北去的列车来到北京。
他没有门路找什么人，就跪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前，一边哭，一边诉说：“亲爱的毛主席、周总理啊！您为俺兰考人民申冤，为俺兰考人民做主，救救焦裕禄的好战友、兰考人民的好书记张钦礼吧！”
李占荣的哭诉声惊动了天安门前站岗的解放军同志。消息也很快传到中南海，传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室。
兰考的情况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八年前，就是这个张钦礼向他汇报河南的浮夸风问题。河南是有问题的，兰考可能就是一个缩影。周恩来当即安排驻河南的联络员到兰考进行了明察暗访。
周恩来同时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派记者到河南、到兰考调查情况，直接向他汇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记者星夜赶到兰考进行暗访，没有惊动当地党政要人。他们按下快门，记录了张钦礼等上千人被游街示众的场面，目睹了兰考群众为捍卫焦裕禄宁愿献身的不屈精神，写下了《向英雄的兰考贫下中农致敬》的报道，急速返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
周恩来派记者到兰考县暗访后，随即将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
周总理命令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务必于7月30日前，把张钦礼从兰考监狱救出来，安全护送到北京，不准出任何差错。

7月28日
1、放风时，班长姚振喜悄悄告诉张钦礼：“这两天可能有事儿，两种说法，一是可能要放你出去，二是可能要害你。”
“你咋知道的？”张钦礼一惊，低声问道。
“你就不要问了，消息可靠，但他也说不准。”姚振喜有点儿着急，“不管怎样，必须有准备。”
“我在这里面，手无寸铁，咋准备、准备啥呀？”
“实话告诉你吧，从那一天看到你和那位同志在监狱里还研究修渠方案，我就认定你是个好领导。我必须保护你。你有个心理准备就行了。我有冲锋枪，一旦他们要害你，我就掩护你越狱！”姚振喜说着，用眼神做了个暗示。
张钦礼没有说话，深深地点了点头。
2、姚振喜的话不是空穴来风，河南省军区接到周总理的指示，由陈桂昌副司令员负责迅速展开营救工作。
营救工作由军方组织，时间定在1967年7月28日夜。
“当！当！当！”时钟敲过三下，此时已是7月29日凌晨三点多钟。
两位军人进入兰考监狱，拿出证件，对监狱值班人员说，首长要提审张钦礼，你们都暂时先离开、休息。值班人员看了一下来人的证件，上面盖着河南省军区的大印，开具的确是提审证。值班人员交出钥匙，离开了值班室。
随后，两位军人与兰考中队负责人迅速进入昏暗的牢房。
姚振喜说的话使他翻来覆去，彻夜难眠。半夜三更突然来人，他马上想到，看来是要对自己下毒手了，最后时刻到了。他顺手抓起一只鞋，厉声问道：“半夜三更，你们要干什么？！”
“别说话，快跟我们走！”参加营救的开封军分区参谋张海泉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说道。
“你们不是要害我吗？就在这儿动手吧！我死也要死在兰考！”张钦礼紧紧攥住手中的鞋，对来人大声喝道。
此时的张钦礼只穿着个大裤头，赤着双脚，手里拎着一只鞋，紧贴牢房里边的墙，无论如何不肯离开。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你必须马上离开，请你相信我的话。”张海泉说道。
营救行动刻不容缓。张海泉一使眼色，他们不由分说将张钦礼架起来就走。
“他们要秘密杀害我了，同志们，我先走了！”张钦礼扯着嗓门喊了起来。
那悲怆的呼喊声，在漆黑的夜空中显得分外悲壮凄凉。难友们闻声而起，有的摇动、拍打着牢门，愤怒地呼喊：“放开他，你们为啥要害他？加害好人，会遭天打雷劈的！”
张钦礼拼命挣扎着、踢腾着。然而，他已经掌控不了自己。两名军人用大而有力的手臂紧紧地架住他，将他塞进吉普车，全速向城外开去。
车上全是军人，车速开得飞快。一会儿，汽车明显颠了一下，有着“兰考活地图”之称的张钦礼知道这里已是兰考与杞县的交界处，马上就要进入杞县境内了。他愤怒地说：“你们放开我，要死我就死在兰考！”车上的军人用力地拽住他。
张钦礼急了！只见他突然跃起身子，扒开身边的人就往车下跳，被眼明手快的战士紧紧拉住。他又猛地用头使劲向车边撞去，又被早有准备的战士死死按住。
此时，张海泉告诉他：“你这是干啥呀？我们是奉部队首长的命令，把你从兰考监狱里救出来。首长叫我们一定保护好你的安全。”
为了安全，护送他的军车在路上绕来绕去，绕道杞县到达郑州。张海泉给满腹疑惑的张钦礼买了一身新衣服换上，还带了一套洗漱用品，然后到了紫荆山宾馆。
“钦礼同志，你受苦了！我们是奉命救你出狱的。”一直在此等候的陈桂昌握着张钦礼的手说道。
直到这时，张钦礼才明白，他获救了，他真的获救了！！张钦礼含着泪说；“谢谢！谢谢！”
当天下午，省军区派军车护送张钦礼到郑州火车站，在部队警卫人员的护卫下，张钦礼乘火车于次日凌晨到达北京。
在京等候的周总理的联络员老谢把张钦礼安排在北京西苑旅社，等候周总理的接见。

7月29日
张欣礼到了北京
7月30日
周恩来接见河南省兰考县张钦礼焦守凤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夜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外边会议室）
中央首长处理河南问题的第八次汇报会议开始，刘建勋同志热情地向张钦礼同志招手，张钦礼走到刘建勋同志跟前，刘建勋同志让张钦礼同志坐在杨成武同志的席位上。当时杨成武同志不在首长席）刘建勋（关心地）：听说你的手指被打断了。张钦礼：是的。刘建勋（对总理和张钦礼），控诉他！（总理点了点头，张钦礼同志回到原席位上）（会议中张钦礼同志讲话时，未讲完就被郑大战斗师、中学红卫兵总部插话打断。张坐下。停了一会，总理走到张钦礼同志面前和张亲切握手，随即拉着张的手走到休息室，同坐在一张沙发上。室内有戚本禹，杨成武等同志。这时，刘建勋同志带焦守凤同志进来。）刘建勋（给首长介绍）：这是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凤。（总理站起来和焦守凤同志握手，并让她在张钦礼同志旁边坐下。）周总理（关切地问张）：你什么时间到北京？（张因耳朵被打坏，未听见。）焦守凤：他的耳朵被打坏了。周总理：你给他当翻译。周总理（问张）：你什么时候被抓起来的？张钦礼：2月26日夜4点被抓。周总理：他们什么时候将你放出来的。张钦礼：七月二十八日晨三点。七点由解放军同志送我到北京毛主席身边的。周总理（关切地）：兰考逮捕了多少人？都是什么人？你在那个监狱押着？张钦礼：我在兰考监狱押着，兰考监狱押了二百多人；听说杞县、开封、东明等地也押有兰考的人；兰考大概逮捕一千多人，这个数字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被捕和外界隔绝了。周总理：他们抓的都是什么人？张钦礼：有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周总理（生气地）：在监狱里他们怎样对待你？张钦礼：脚上带脚镣，手上带手铐，胳膊上绑绳子，绳子捆得很紧，捆得胳膊都出血了。最毒辣的是制造内伤，用折骨残刑。（张钦礼同志一面说着，一面伸出两个被折的指头。周总理无限关怀地抚摸了它。）周总理（对旁边一个工作人员）：你对联络员说，找个医生给他（用手指张）检查治疗。（总理联络员谢××上前问张的住处，并记下来了。）周总理（气愤地）是谁抓你的？你在监狱里押了多少时间？张钦礼：在监狱押了一百五十六天。逮捕我时是开封军分区政委陈久安，副司令员李地山带部队抓的。（周总理记下李地山的姓名）周总理：开封军分区有人支持你们吗？张钦礼：在提审我时看来，开封军（分）区的杨司令员和徐副司令员是同情我们的，兰考中队中一部分战士是同情我们的。周总理：对他们，你们要区别对待。（并嘱咐张钦礼和焦守凤两同志）回去，你们要艰苦奋战。戚本禹：（问焦守凤）你妈妈来了没有？你还和她吵架吗？焦守凤：她回去了，我没跟她吵架。总理：好好作你妈妈和妹妹的工作，她们会明白过来的。焦守凤：我一定照总理指示去做。（接见到此结束）总理和张、焦二同志握手告别，张、焦二同志又走进双方汇报会议室。
在北京期间，张钦礼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无微不至地关怀，不仅给他安排好食宿，还让谢联络员陪同张钦礼理发、洗澡，陪同他到北京医院检查治疗被打伤的耳朵，到北京反帝（协和）医院检查治疗被打折的手指，到昌平硫磺泉疗养院治疗被打烂的皮肤……
在身体逐渐好转后，周总理的联络员又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张钦礼在北京给首都人民做报告，宣传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最新指示，宣传焦裕禄的事迹和加强团结，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的重大意义。
张钦礼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张钦礼在北京医院疗伤期间，一连做了18场报告，听众达30多万人。一时间成了京城一大新闻亮点。

7月
兰考县卫焦总司令部、红卫兵总部等相互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作战部、后勤部、办公室、参谋部相继成立，武斗逐步升级。
7月28日
《河南二七报》《新北大》合刊发表中共兰考县委常委、副县蔺永沛，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卓兴隆，中共兰考县委委员、县委工交政治部主任赵翔，县委候补委员、县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樊哲民，中共兰考县委委员、裕禄中学党支部书记和新民，县委候补委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先志等十人联署的文章《张钦礼是人民的好干部》和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的文章《控诉河南走资派对我一家的迫害》。
两篇文章全文如下：
张钦礼是人民的好干部
1967.07.28
　　兰考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蜕。保卫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和砍倒这面红旗，是这埸斗伊的焦点。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贫下中农，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支持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秦一飞、周化民、刘呈明等一小撮走资派，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倾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怕得要死，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恨得要命。运动一开始，他们就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四清工作队变为文化革命工作组，派往各机关、学校镇压群众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组织围剿革命干部、革命职工、学生，在县委机关集中攻击张钦礼同志。他们在县委机关全体干部会上说：“不贴地主分子的大字报，贴黑帮分子的大字报，县委的目标巳经很明确啦，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是老上级不敢提，实际上县委目标是很明确的，至多是个县委副书记。”会后，张钦礼的大字报陡然增加，谁不写张钦礼的大宇报就是“保皇派”。但是张钦礼同志并没有被他们所压倒，他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七月二十日，张钦礼同志贴出了《秦一飞反对焦裕禄同志十大问题》的大字报。这一下打中了秦一飞的要害，他恼羞成怒，立即指示把县直下乡搞抗旱的科局长统统调回县里，周化民亲自动员，并带领他们参观了围攻张钦礼的大字报，然后，放三天时间叫大家写张钦礼的大字报。三天过后，没有写出多少东西，宣布延长三天，又延长三天，置抗旱于不顾，造成了秋季红薯严重减产。
以后，秦一飞、周化民召开各种会议，大整张钦礼同志的材料，疯狂地对张钦礼同志进行围攻。
兰考二中“八·一八”裕禄战斗队，在学校受围攻时，到县委文革反映情况，文革办公室不承认他们。而张钦礼同志却坚决支持他们建立组织，造学校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反。
九月十六日，北京《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筹备委员会红卫兵在周化民、刘呈明的欺骗下，发出了一个最最紧急的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矛头指向张钦礼同志及焦裕了同志生前好友。县委机关连夜炮制了《热烈响应》的传单，巳经排好了版。周化民感到不妙，又打电恬通知不让印发了。“北焦展”最最紧急的呼吁发出以后，革命群众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纷纷要求进行辩论。九月二十五日，兰考六中全体红卫兵“焦裕禄战斗队”革命师生和堌阳公社干部，在张钦礼同志的支持下，发出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反对、诬蔑、贬低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传单，严厉批驳了北京《焦展》“最最紧急呼吁”中的错误观点。
张钦礼同志下乡工作，周化民就派人在后边专门搜集张钦礼的材料。去年十月间，张钦礼同志到湖北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徐俊雅（焦裕禄同志的爱人）也去了。周化民就派人监视张钦礼，监视徐俊雅，做徐俊雅的“工作”。
我县于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布恢复开展文化革命，他们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印好了所谓揭发张钦礼的传单。广大贫下中农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他们热情支持革命干部，纷纷到县找他们辩论。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红旗——四个生产队，联合倡议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革命造反司令部”。
十二月上旬，周化民操纵保守组织到省委要求罢张钦礼的官，省委没有批准。周化民又急急忙忙勾结兵痞、下台干部组织了所谓贫下中农“卫东林焦”、贫下中农“卫东焦”司令部。对于保他们的组织，要啥给啥，他们做好袖章往社员家里送，里边还裹着一角钱，是让买别针用的。土山砦大队五个贫农社员到县，碰见了ＸＸＸ，Ｘ给了五位社员一百五十元钱，说是到省里罢周化民的官哩。但到了省委后他们又说不罢周化民的官了，叫罢张钦礼的官。五个贫下中农一听不对头，他们说：“金钱买不住俺贫下中农的心”，于是就回去了。
他们还在兰考实行大逮捕，大镇压。凡是支持张钦礼反对周化民的革命组织的负贵人都抓起来。谁说张钦礼好，就抓谁。捕的人，兰考监狱盛不下，又把税务所一个院腾出来押人。兰考放不下，还往杞县监狱里送了八汽车。在开封、民权东明的监狱都押着兰考的人。送人，怕贫下中农拦截，就用绳子捆住，嘴里塞上棉套，用麻袋装着向外运。先后逮捕拘留了1200余人。二月二十七日他们把张钦礼同志逮捕入狱，二十八名县委委员就有十三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的。他们说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政治大扒手”，是反对焦裕禄的急先锋。对他进行了无数次残酷斗争，押在监狱里一直不放出来。
元月份，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成了高潮。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阻力，杀了出来，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了以周化民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
兰考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了，他们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向刘邓黑司令部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将在兰考大地取得彻底胜利。

控诉河南走资派对我一家的迫害
1967.07.28
焦守凤
我是坚决支持二七公社的，我同他们一起绝食，一同战斗，他们是从两个阶级大搏斗的风浪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左派组织。
最近，在河南和全同各地，贴满了署有我的名字反对二七公社的传单。这全是河南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开封、兰考的爪牙，为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所进行的造谣污蔑和垂死挣扎。在这里，我郑重声明，我根本没有写过任何反对、攻击二七公社的文章。
自从河南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阶级敌人就利用我们对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的无限热爱，和我爸爸在人民中的威信，欺骗、拉拢我们全家。他们对我妈妈和妹妹以“保护”为名，长期软禁。使她们听不到毛主席和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还利用我妈妈和妹妹的名字，大写造谣传单，为他们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些传单大部分都是出自兰考县委办公室主任刘ＸＸ之手。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参加了保守组织。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识到站错了立场，就起来造了开封地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站到了以二七公社、八二四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一边。河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爪牙对此恨得要命，他们想尽办法，想把我重新拉到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上去。
五月十三日，我回兰考参加爸爸逝世三周年追悼会。刚到家，他们就派了很多人，以找我辩论为名，围攻谩驾我长达数小时之久。十四日，开封地委东方红兵团一小撮头头找我谈话，他们借口“保护”我，说外边很乱，剥夺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去参加追悼会，不让我外出，把我软禁达二十几天之久。在我一再要求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下，他们才被迫专门派两个人送我回开封。回去后仍然要我住集体宿舍，派人暗中监视我。更卑鄙的是他们竟然对我进行逼供，让我“揭发”二七公社的“罪行”。开封公安公社的一个人对我说：“你现在应该为你的前途想想，跟着二七公社一伙人跑，你将来入党是有很大困难的，现在应该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好好创造条件，争取入党。”开封军分区李地山也说：“现在我们没错，就是真错了，你跟着我们错了，也没有什么。”一中联总一些人，还在兰考县委大街上到处张贴大字报，说我站错了立场，支持和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违背了我爸爸的教导，必须迅速回头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违反国法，私自扣留、拆阅我的私人信件和外寄信件，封锁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和消息，还常常拿大本大本的诬蔑八二四、二七公社和刘建勋同志的所谓“罪行录”叫我看，逼我写检查，说八二四、二七公社是河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御用工具，让我承认五四惨案是二七公社挑起的，打死了十大总部多少人，绝食是错的，叫我污蔑绝食战友轮流吃饭，还说亲眼看到偷吃鸡蛋饼干等。总之，对我施行了高压政策，让我写“控诉材料”，我坚决不写。为了回击，我写了“我是怎样由不支持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到支持他们”的文章。写好后他们竟让一个什么秘书加以“修改”、“补充”。“修改”后，用大字报、传单等形式大量张贴、印发。其实这些都歪曲了我的原意。
六月二十四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离开了白色恐怖的河南和兰考，来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心里感到无比兴奋、激动。我下决心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向首都革命造反派和二七公社、八二四等革命战友学习，我坚信胜利一定属于以二七公社、八二四为代表的真正革命造反派！未来的河南必将是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的红彤彤的新河南！
（《河南二七报　新北大》1967年7月28日合刊）
7月31日
周恩来总理接见张钦礼的消息传到了兰考，全县城轰动。“兰考卫焦”等群众组织举行了庆祝大游行。
8月12日
开封军分区发表声明，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错误，镇压了兰考的卫焦派群众。
8月13日
经武汉军区批准，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大会，批判李地山在兰考镇压卫焦派群众的错误。
8月16日
在北京疗伤的张钦礼给兰考打电话，反对批判李地山，要求把李地山送回去。

8月
兰考的一些造反派进一步掀起批斗高潮，将2月份来兰考实行军管的开封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地山揪回兰考批斗，使其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9月2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6069部队奉命进驻兰考，对兰考县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
10月30日
1、经武汉军区党委批准，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张钦礼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革委会发布第一号通告：“自即日起，兰考县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兰考县革命委员会。”自此，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县委、县人委的全部职权，成为全县最高的权力机构。原县委、人委的领导干部仅结合上张钦礼一人。
2、经武汉军区党委批准，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兰考县原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为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兰考革委会发布第一号通告：自即日起，兰考县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兰考县革命委员会。自此，革命委员会取代了中共兰考县委、兰考县人委的全部职权，成为全县最高的权力机构。这是全省第一个县级革命委员会。
全县军民敲锣打鼓，举行盛大游行热烈庆祝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11月8日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政治工作勤务组、工交工作勤务组、财贸工作勤务组、文卫工作勤务组、政法工作勤务组等七大组代替县委、县人委的58个部、委、科、室、局、办的全部工作。
12月9日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张君墓、小宋、仪封等公社，城关镇、仪封园艺场、县人民医院等7个单位建立革命委员。之后，各公社、各单位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很快实现了全县“一片红”。
1967年在三义寨公社进行引黄种稻4000亩，试验成功，县里提出“兰考变江南”的口号。

1968年
1月31日
《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的篇幅，通栏黑体标题，发表了由“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的长篇通讯《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记兰考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
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
记兰考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
1968.01.31
人民日报

振奋人心的革命景象
　　在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河南省兰考县，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呈现一派大好形势。　　
一年多来，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经历了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大搏斗。全县广大贫下中农坚决地要保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焦裕禄这面旗子；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所操纵的一部分顽固保守势力，则千方百计地要砍掉这面旗子。阶级阵线从来没有这样分明；阶级斗争从来没有这样激烈。如今，兰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全县最大的贫下中农革命组织“兰考卫焦”，已经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这样深入人心，光芒四射。中国赫鲁晓夫伸进兰考的黑线，早已象瘟神一样被千万人所唾弃。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以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为首的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已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光荣地诞生。踏上英雄的兰考大地，一幅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会立刻把你紧紧地吸引住。走进每一个大小村镇，许多男女社员，甚至白发苍苍的老人，都佩戴着鲜红的“兰考卫焦”的胸章。他们一见面就亲切地向你打招呼，一开口就以无限崇敬的心情赞颂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这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象雨后春笋般地遍及每一个公社和生产队。在这里，不论是大街小巷，是生产队的办公室，还是挖河工地上，揭露中国赫鲁晓夫推行“三自一包”罪行的革命大批判专栏，到处可见。
目前，正是严冬季节。大地冰冻，北风怒吼。然而，广大贫下中农正在以从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投入热火朝天的冬季生产运动。一队队男女社员，手捧着毛主席像，携带着毛主席语录牌，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象一队队英武的战士，步伐整齐地走向田野。在那平坦的土地上，人们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摇动“铁臂”，挥舞“银锄”，开河挖渠……，以便用黄河的水，把多年的盐碱地，改造为肥沃的稻田。在那一堆堆沙丘上，人们正在大种广种泡桐树，以便让兰考全县换上新装。辽阔的兰考大地，红旗招展，人群踊跃，歌声嘹亮。英雄的兰考人民，正在以百倍的信心和勇气，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正在以英雄式的劳动，续写着焦裕禄同志没有写完的瑰丽的文章。　　
阶级斗争走着曲折的道路
　　兰考的大好形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阵什么大风吹来的，而是兰考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凭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兰考县的阶级斗争，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县委第一书记王××，正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兰考县的一个忠实门徒。他一来到兰考，就对这块连年受灾的地方看不惯。他不是领导全县人民向自然灾害作斗争，而是带着棕床、藤椅到土质最好的丰产区去“蹲点”。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赫鲁晓夫乘机抛出了“三自一包”的黑纲领。王××如获至宝，得意忘形地称赞“三自一包”是什么“救命政策”，“活命政策”，“拴人政策”（防止灾民外流）。他不顾广大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的反对，在城关公社大搞“三自一包”的试点，大吹大擂地推销他的“土地包产到户，牲口分槽喂养”的黑货。当时，全县以“借地”、“开荒”为名被变相侵占的土地占全部集体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城关公社胡集大队，除了种公粮的土地以外，百分之九十七的集体耕地被分配到户。
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复活，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他们到处煽动社员搞单干，猖狂地破坏集体经济。树木被砍伐了，水利系统遭到了破坏。整个兰考灾区盐碱上升，内涝加剧，土地荒芜，风沙重起。严重的自然灾害，又降临到全县三十八万人民的头上。
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受了党的委托，带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来到了兰考县。
焦裕禄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到兰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旗抓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抓狠抓阶级斗争这条纲。他在灾难深重的兰考县广泛开展了忆苦思甜教育，调动和激发了全县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威风。他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走进生产队的牛棚和贫下中农的家屋，大力表彰贫下中农中涌现出来的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的新事物，热情地支持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他在全县亲自树立了四个红旗大队，这就是：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进一步激发了全县贫下中农冲天的革命干劲和革命硬骨头精神，向自然灾害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经过三年的奋战，基本上锁住了风沙，制服了洪水，改造了盐碱。连年受灾的兰考第一次获得了好收成。
兰考人民饮水思源，有口皆碑。他们对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永远感念不忘。他们说：“毛主席咋说，焦书记咋做，句句话说在俺心窝里，件件事办得俺心满意足，真是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焦裕禄同志逝世以后，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同志，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继续踏着焦裕禄的脚印前进。他进的是贫下中农的门，吃的是贫下中农的饭，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战天斗地，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新兰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然而，兰考县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焦裕禄同志逝世以后，又来了一个县委书记，名叫周××。这个人和贫下中农根本不是一个心眼。他一来到兰考，就要把林彪副主席亲笔题词表彰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这面红旗砍倒。在他看来：“兰考县的灾害还没有减轻，沙荒还没有盖好，精神还没有变成物质。”他竟然说：“宣传出去，叫全国来看什么？看沙荒和盐碱吗？”
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广泛宣传以后，全国亿万人民被深深地感动了。每天到兰考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人们要求周××介绍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周××却冷冷地说：“我刚来，不了解情况，叫张钦礼介绍吧！”张钦礼同志介绍了，周××又怀恨在心，到处污蔑张钦礼同志“宣传焦裕禄事迹，是想捞政治资本”。一个要宣传焦裕禄，一个要否定焦裕禄。兰考县两条路线的斗争又一天天激化起来。
贫农、下中农英勇地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在兰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旧县委内以周××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他们蒙蔽了一部分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
“张钦礼是政治扒手！”
“张钦礼是三反分子！”
一时间阴风四起，妖雾迷漫。千百张莫须有的大字报劈头盖脸地朝张钦礼同志打来。
“这是怎么回事？”
“张书记宣传焦裕禄同志的事迹难道错了吗？”
“县委内一些人为啥要砍焦书记这面旗子？为啥要把焦书记生前的亲密战友打成三反分子？”
一连串的问题，使兰考的广大贫下中农再也不能沉默了。
兰考的贫下中农是苦大仇深的，是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在旧社会不知有多少人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他们永远不能忘记：是毛主席把他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过上了今天的甜日子。他们永远不能忘记，焦裕禄同志正是打着毛主席的红旗进兰考的。他为兰考三十八万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焦裕禄同志和张钦礼同志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们和贫下中农是一根藤上的瓜。只有王××、周××等人才和贫下中农不一个心眼。本来周××是接焦裕禄同志的班的，可是他来兰考两年，没有交一个贫下中农的朋友。他们反对张钦礼，是企图借反对张钦礼来反对焦裕禄，反对贫下中农，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想从贫下中农的心窝里砍掉焦裕禄这面鲜艳的红旗是万万办不到的。
正因为这样，兰考的贫下中农十分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白天坚持生产，夜晚就积极闹革命，谁反对张钦礼，谁贴张钦礼的大字报，他们就和谁辩论。
就在这时候，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象一声春雷传到了兰考。兰考县的广大贫下中农，听到了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召唤，立刻沸腾起来了！他们说：毛主席说的要放手发动群众，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尽管起来干！
焦裕禄同志亲自树立起来的四个红旗大队的贫下中农首先起来串连，成立了一个“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全县贫下中农一呼百应，呼啦啦都起来了。紧接着，县城的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人卫焦造反司令部”，县直机关成立了“卫焦战斗兵团”，二中的学生组成了“八一八裕禄战斗队”。全县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和机关干部一个观点，一个心眼：坚决地保焦裕禄，保张钦礼。按照他们的话说，三十八万兰考人民，绝大多数都是卫焦战士。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敢革敢保。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兰考的贫下中农，从切身体会中懂得：焦裕禄和张钦礼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一心一意要带领兰考三十八万人民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的。王××、周××却安的不是好心。依了他们，就等于向资本主义死路上走，向火坑里跳。因此，保张钦礼，就是为了保焦裕禄，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他们毫不含糊地提出：“周××是县委内头号走资派”，“张钦礼是革命领导干部”，“坚决打倒周××”，“坚决支持张钦礼”。这就是他们的行动口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兰考贫下中农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和鼓舞下，六十六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一举夺了旧县委、县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在这大好的革命形势下，阶级敌人丧魂落魄，革命人民扬眉吐气。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逃到开封的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一月夺权不久，他们就急急忙忙勾结地委、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配合社会上的一股反动逆流，在一天的夜里，重新“杀”回了兰考，对手无寸铁的卫焦战士，来了个大逮捕，大镇压。他们把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的老贫农、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坚强的革命领导干部，成批地逮捕入狱。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把县广播站夺在自己手里，一天到晚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
韩村、秦寨、赵垛楼和双杨树四个红旗大队，被打成“修正主义大队”和“顽固大队”。离城不远的三义寨公社，被旧县委内的走资派依观点的不同划“解放区”、“游击区”和“敌占区”。他们还在全县大搞所谓请罪运动。
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卑劣手法，强迫社员改变观点为。凡是信了他们的观点的，凡是赞成打倒张钦礼的，他们就发给救济粮、救济款，发给萝卜。他们还把社会上的一些牛鬼蛇神，以及投机倒把、好吃懒做的人，统统搜罗起来，为他们摇旗呐喊，以壮声威。
兰考上空笼罩着乌云。兰考大地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决战时刻到来了！一场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加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开始了！
赤胆忠心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在这场斗争中，兰考的贫下中农不愧为英雄好汉。不管风浪多么险恶，他们永远记着毛主席的话：“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坚信：毛主席是一定会替兰考的贫下中农撑腰的。谁要是把矛头指向贫下中农，他就肯定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他就是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黑线上的人。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反动路线的层层封锁下，听不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他们就在深更半夜，围坐在小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走资派的亲信们要他们改变观点，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俺们贫下中农只有一个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焦书记这面红旗！坚决支持张钦礼！你说张钦礼是个“黑帮分子”，俺们情愿作“黑帮社员”。走资派的亲信说：“改变观点，我给你萝卜！”贫下中农说：“萝卜可以不吃，想叫俺改变观点比登天还难。”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兰考的贫下中农，在和反动路线的殊死斗争中，创造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啊！
三义寨公社南马庄大队有一个第五生产队，是焦裕禄同志生前亲自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硬骨头生产队”。队长张应堂，是一个热爱集体、一心为公的好干部。由于这个队没有一户不是“卫焦”观点，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自然把它看成眼中钉，并把这个地方划成了“敌占区”。走资派的亲信，掂着棍子，拿着绳子，整天吆二喝三要来抓人。社员们都劝队长张应堂出去躲一躲。可是，生产队就是他的家业，他的命根子。他怎么能够离开呢？！在旧社会，张应堂一家是一个赤贫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一家人住了几十年的破庙，要了几十年的饭。……在多少次忆苦会上，他都热泪横流，泣不成声。可是今天，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却象一座金刚一样坐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坚强不屈地说：“不！我不能离开大家。我走了，咱队的生产谁管呀！”这个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的形象，不正是兰考县千百个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吗？
双杨树大队有个大娘叫周玉花。在黑暗的旧社会，她父亲被地主逼死了，母亲饿死了，哥哥被日本人枪杀了。一家人就剩了她一口子。解放后她才翻了身，过上了甜美的日子，有了八个孩子。她逢人就说：“我永世不忘毛主席。”
这次文化大革命，她听说县里出了走资派，跟毛主席不一个心，要复辟资本主义。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她说：“资本主义那条路我是吃过苦头的，不能再走了，我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谁不跟毛主席一个心，俺就坚决造他的反！”就这样，她参加了“兰考卫焦”，成了一名坚强的卫焦战士。她万万没有想到，眼看县里的文化大革命就要胜利的时候，县委的走资派又回来兴风作浪。广播匣子里天天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胡说什么开封“八·二四是混蛋组织”，“兰考卫焦是反革命”。她一听就把线卡了，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
有几天听说开封“八·二四”被保守派包围了。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一心想到开封去看看。有人问她：“八·二四有你的啥人？”她说：“没有我的儿，也没有我的女。是毛主席叫我关心国家大事。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我能不惦记他们吗？”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周玉花大娘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她一有空就坐在毛主席像前，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呀，毛主席！俺兰考的事，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她闺女劝她说：“妈！那是毛主席像，你说了他老人家也听不见。快吃点饭吧！”周玉花说：“不！毛主席就在咱家里。心里有啥话，就得给他老人家说。有毛主席作主，俺啥也不怕。”
周玉花大娘已经五十岁了，身边还有个四五岁的孩子。可是，她每天夜里都跑二三十里地出去串连。一见到自己的人，她就先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她就是用毛主席的话去鼓舞贫下中农的后生们起来战斗。
走资派的亲信们对周大娘恨得要死，也怕得要死。一见面就讽刺她，挖苦她，骂她是“老顽固”，是“张钦礼的铁杆保皇派”，说她“受蒙蔽太深啦！”周玉花大娘也分毫不让地说：“俺受‘蒙蔽’有两丈深，你看着办吧！毛主席武装我的头脑，是铜墙铁壁，谁也打不开！”走资派的亲信们看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把周大娘的眼睛都打肿了。可是周大娘一家那里肯服？她的老伴站在大门口高喊：“打吧！俺全家都是‘八·二四’观点！”周大娘也说：“俺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俺还要把毛主席的红旗举得高高的，叫它永远飘扬！”
小宋公社唐寨大队有一个阎协崇大爷。他是县贫协的副主任，出席省贫下中农代表会的代表，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慈祥的脸。头上的一顶棉帽，补了又补，缀了又缀，已经戴了多年了，还不舍得换一换。在兰考县，人们都亲切地称他“阎代表”，说“阎代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主席思想学到心里去了。”平日，听说美帝国主义轰炸越南，他就教育儿女们，用瓜菜掺着粮食吃，省出了二百斤小麦，留着支援越南兄弟。还节省了百多斤粗粮，是专门补助五保户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阎协崇带头起来造反，和韩村年青的女共产党员杨素兰等人一起组织了“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坚决保焦裕禄这面红旗，坚决保张钦礼。他认定：周××是走资派，张钦社是好干部。坏人就是要揪，好人就是要保。
就是这样一个可敬爱的老人，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却被地、县委的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信打成了张钦礼的“孝子贤孙”。村子的东西街和南北街，全是围攻他的大字报。连他的一个刚满八个月的孩子，也被贴了大字报，骂成是“小反革命羔”。他家本来是“满家红”，当时却成了“满家黑”。孩子们不敢去上学，不敢去放羊。羊都饿死了。阎大爷本人，也被走资派的亲信们在公社和大队“辩论”（斗争）了几十次。
就是这样千斤的压力，阎协崇大爷保卫毛主席的一颗红心永远不变。他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俺的命根子，还是保卫毛主席要紧！”夜里，他带领全家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幸福是毛主席给的。俺要保卫毛主席江山万万年。”
每一次“辩论”会，阎协崇大爷都当成了忆苦会。他讲自己在旧社会是怎样的吃苦受罪。腊月天，下着大雪，他怎样在冻得红肿的双脚上绑点破布片就去要饭。他讲毛主席怎样把他从火坑里救出来，又怎样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他说：“我永生永世也不能忘了毛主席。你们想想，贫下中农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有什么罪？你们为啥听信坏人的话，把矛头对准咱贫下中农？！”他的话把那些一时受蒙蔽的群众感动得痛哭流涕！
阎协崇大爷越斗争，精神越旺盛。一天“辩论”他三次，他照样唱着《东方红》的歌子，背诵着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下地去打井。他说：“毛主席要我抓革命促生产。我要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兰考的孩子们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是那样热情、勇敢、机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一个个都是小英雄。他们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儿童，不愧为贫下中农的好后代。
在兰考到处流传着孩子们赶走中国赫鲁晓夫“工作组”的故事。如今，在韩村的墙壁上，仍然可以看到孩子们写的反对中国赫鲁晓夫工作组的大标语。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村大队韩村生产队除了一户以外，全都是一个观点——卫焦观点。地、县委内的走资派为了胁迫这个生产队改变观点，二十九户人家就派来了三十二人的“工作组”。他们一进门，开口就是：“你们受蒙蔽了！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韩村的大人小孩谁不知道焦书记是好人，张书记也是好人！听了“工作组”的宣传，他们心里火透了。尤其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们，他们尖着嗓子质问“工作组”：“你们是啥工作组？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工作组。快走开！”后来，他们就干脆不给“工作组”开饭。一到“工作组”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围上去说：“俺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路线，咱们不一个观点，不能吃俺们的饭。”有的说：“你说张钦礼是‘黑帮’，俺就是‘黑帮社员’，俺的饭也是‘黑’的，你不能吃！”桌上放上馍，孩子们把馍拿走，桌上摆上饭，孩子们把饭倒回锅里。“工作组”在韩村实在不得人心，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县城，再也不来了。
在和反动路线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很多孩子都自动组织起来，帮助大人站岗，放哨。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没有笔和纸，他们就用镰刀在场边和大路上到处刻写大字标语：“打倒周××！”“坚决支持张钦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场光明和黑暗的决斗，整整持续了五个多月。地、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信们，已经深深地陷落在英雄的兰考人民的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骄阳似火。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整个河南开始呈现了一派大好形势。河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二七公社”和开封“八·二四”已在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央首长在北京接见了兰考的革命领导干部张钦礼同志和“兰考卫焦”的代表。喜讯传来，全县沸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革命人民胜利了！各个公社的贫下中农们自动涌进了县城。从兰考车站到座落在黄河古堤上的焦裕禄同志的墓前，人山人海。人们高举着“兰考卫焦”的战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发自肺腑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为了欢庆胜利，大街两旁的茶水摊也不要钱了。只有亲身参加斗争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
英雄的兰考人民！战斗的兰考人民！他们并没有因胜利而陶醉，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们正在新生的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决心在新的一九六八年，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
英雄的兰考人民！战斗的兰考人民！正在踏着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脚印，为建设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社会主义的新兰考而奋勇前进！
（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附：
兰考县在《家乡网》的一组图片
欢迎来到兰考县
• 名胜古迹
• 人物、典故
• 地方特产
1954年兰封、考城2县合并，2县名各取1字名兰考县（治今城关镇），属郑州专区。1955年属开封专区。1969年属开封地区。1983年属开封市至今。
邮编：475350
区号：0378

1954年兰封、考城2县合并，2县名各取1字名兰考县，属郑州专区。1955年属开封专区。1969年属开封地区。1983年至今属开封市。

1962年任中共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

这是焦裕禄生前在田间了解农作物生产情況。（1964年）

焦裕禄生前所在的兰考县人民正在运淤泥封沙丘。（1966年）

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1968年）

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的兰考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同地、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1967年7月，中央首长在北京接见“兰考卫焦”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张钦礼的喜讯传到县城时，万众欢腾，并举行示威游行。

1967年10月，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光荣诞生了。这是当时隆重庆祝情形。

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前左），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同广大贫下中农并肩战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现在，他是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如今，兰考到处呈现一片空前大好的革命景象。这是社员们意气风发地下地去劳动。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八十六岁的老饲养员肖位芬（左一）对新成立的县革命委员会爱护备至，他经常向革委会的委员们反映群众的意见。

兰考广大贫下中农，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投入到春耕生产运动中去。图为紧靠黄河南岸的三义寨公社的社员们，敢想敢干，大搞稻改工程。他们为彻底改变低洼易涝，盐碱严重的老灾区面貌，去年引黄河水灌溉，改种水稻四千亩，第一次获得了大丰收。

无限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贫家阎协崇。他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带头造反，不管风浪多么险恶，他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变。

生产队队长张应堂，是全县农村基层干部的好榜样。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顶住了中国赫鲁晓夫刮起的“三自一包”黑风。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临危不惧，与地、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坚决斗争。群众称他是一个热爱集体、一心为公的好干部。

“俺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老贫农周玉花大娘（左）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曾经赶走中国赫鲁晓夫“工作组”的韩村孩子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河南开封师范学院革命小将杨捍东（右起第二人），曾经同兰考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英勇斗争。韩村青年共产党员杨素兰（中），曾经带头组织“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现在，他们都是兰考县革委会常委。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经常深入基层，宣传毛泽东思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他们在一个生产队里帮助解决问题。

赤胆忠心保卫毛主席的兰考广大贫下中农，在焦裕禄同志墓前庄严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决心踏着焦裕禄同志的脚印，把兰考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广大贫下中农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为纲，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他们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狠批、猛批中国赫鲁晓夫“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剥削有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这是社员们在田头休息时间进行革命大批判。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象雨后春笋般地遍及兰考每一个公社和生产队。这是堌阳公社付堂大队举办的第四期学习班。参加这期学习班的，多数是老人和青年。老人们以自己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经历，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

秦寨大队用自己积累的公积金买了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他们决心使全大队百分之八十的大秋地，实现高标准的电灌园田化。
（注：该组图文由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政宣组提供）

3月
兰考县开始所谓反“二月逆流”，县委书记周化民，副记刘呈明，县长张维新等领导干部被揪出示众。同时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即“四挖一清”运动，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打击，蒙受不白之冤。
4月4日
杨捍东主持了反“三右一风”大会，将周化民等12人点名亮相。
　在而后的游行中，周化民等12人受到了一些人的殴打。
　　事件发生后张钦礼及革委会领导都对此提出了批评。杨捍东承担了领导责任，多次做了自我批评。
4月15日
县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历时4天，中心议题是反击“二月黑风”。会后全县开展“反二月逆流”翻案风，大揪幕前、幕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人，进行批透批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又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春夏之交在县革委组织下，分别召开了兰考县职工代表大会(简称职代会)、兰考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简称贫代会)、和兰考县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会后，三个组织合署办公统称“三代会”。实际“三代会”徒具虚名，不久即自行撤销。
4月23日夜
武斗进一步升级，人民代表、县人委委员、兰考县第一中学校长黄海，因遭批斗和毒打，不堪忍辱，投井自尽。
4月28日
兰考县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期9天出席代表1042人。按系统交流经验，左后选出出席省积代会的代表并通过大会宣言。
　　1968年4月
1、中央号召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风。兰考召开了反击“三右一风”动员会。张钦礼在动员会上，针对对立面搞翻案，攻击革委会，干扰革委会正常工作的表现，在会上讲话里高呼“打到杨余傅，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风揪出变色龙小爬虫”之类的口号。联系到兰考对立派干扰革委会工作的表现，张钦礼：“当初他们是怎样迫害我们的，我们胜利后又是如何善待他们的。按他们的表现，要把他们碾成面儿，团成蛋儿，上到高山顶，装到大炮里，打到东海喂老鳖，也不能解我们造反派的心头之恨!”等一些话。
　　后来，张钦礼去平顶山处理两派问题。王德庸主持革委会常委会决定4月4日召开反“三右一风”大会并游行。并确定了将周化民等12人作反面教员点名亮相，然后跟随队伍徒手游行。
　　4月4日，杨捍东主持了反“三右一风”大会，将周化民等12人点名亮相。在而后的游行中，周化民等12人受到了一些人的殴打。
事件发生后张钦礼及革委会领导都对此提出了批评。杨捍东承担了领导责任，多次做了自我批评。
2、据当年主持了反“三右一风”大会点名亮相游行的当事人杨捍东回忆：
　　68年4月初中央号召反击三右一风，由于张钦礼去平顶山解决当地两派问题了，不在兰考。革委会副主任，县武装部部长王德庸主持常委会议，决定4月4日召开反“三右一风”大会并游行。会议确定了将周化民、秦一飞及二月逆流中捆人，打人最凶的庞宝继、徐留根等12人作反面教员点名亮相，然后跟随队伍徒手游行。大会由杨捍东主持，杨捍东开大会时讲了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许任何人搞武斗。游行前游行中，点名亮相的12人遭到上年坐监挨打的一些人的拳脚报复。
　　当时的张钦礼和县革委态度很明确，认为在67年春坐监中的少数人擅自采取报复行为，系违纪、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制止。为此，张钦礼及其他县革委负责人每会必批评此类事件，甚至破口大骂。当年冬，张钦礼专门为此事办了“拆墙平沟学习班”，让双方各自做自我批评，达成谅解。
　　3、杨捍东为此事承担了责任，多次作了自我批评。例如在1972年中共河南省委批林整风会议上杨捍东说：“1968年，反“三右一风”，是我和桌兴隆同志抓这一工作的。由于我们掌握政策不严，对群众教育不够，当时出现了一些打人现象。去年，我们在向中央写信反映兰考问题时，也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承认了这一错误。(中共河南省委批林整风会议简报第49期 1972年12月15日)
6月10日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路易·艾黎来兰考参观。
6月16日
越南、美国、锡兰、新西兰四个国家五位外宾分两批来兰考参观
访问。
8月7日
兰考县革委命名大付堂大队为大寨式的生产大队
10月
兰考县个别公社开始恢复党的活动，如爪营、堌阳、南彰、张君墓、仪封、三义寨6个公社和城关镇由上级派任书记、副书记，不设党委。
12月6日
兰考县召开县、社、大队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34名，列席193名，会期11天。大会主要议题：学贯彻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拥护全会把“刘少奇同开除出党”。学习北京新华印刷厂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认真搞“斗、批、改”。
1968年公办中小学全部下放到公社、大队来办。

1968年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视察东坝头十周年，建立东坝头“东方红电灌站”，设计提水量为每4米3/秒，1.5万亩土地受益。

1969年
1月
兰考全县中小学教师响应山东侯振民、王庆余倡仪统统回原籍工作，实行地方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2月9日
兰考县革委创办兰考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址在西关农场，次年停办。1975年，又在仪封公社重新创办，不久，因条件简陋名不副实再次停办。
4月7日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总指挥部成立。
5月12日
兰考县召开党员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九大会议精神，历时12天，出席党员1119人，非党员623人。
6月
兰考县财政、税务、银行合并成立财政金融革命委员会。
6月15日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群众大会，历时5天，出席代表739人，先进单位51个，中心议题是落实“抓革命、抓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8月7日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在三义寨公社隆重召开“兰考的江南——三义寨人民公社”命名大会。

1970年
2月
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对投机倒把的“一打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县开展起来。年底结束。
3月
中共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代行县委职权。1972年1月，党的核心小组撤销。
5月1日
兰考县第一化肥厂建成试车投产(年产5000吨)。中旬，河南省化工厅在兰考县召开“小型化肥”厂现场会议。2001年第一化肥厂破产。
春北京空军总医院医宣队来兰考爪营公社帮助发展合作医疗，开展中草药运动，举办中草药展览和防病治病。
1970年衡器改革，废除十六两制，改为十两制
1970年破获一起反动会道门组织“荣花会”。该会涉及兰考、民权两县5个公社49个村庄200多户，首恶分子张艾氏被捕。
1970年全县中、小学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推荐制。
1970年夏天，河南省委突然派了省军区某副参谋长等一行5人来到兰考。撤了张钦礼兰考县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张钦礼被他们揪斗了20多天。说他在兰考以生产压革命，那项劳动奖励条例，是典型的物质刺激，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年底，张钦礼被调往信阳。他的工作受到限制，一些重要的会议不允许参加，而且在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之后还被抄过一次家，最后被软禁在一个叫金刚台的地方。“9.13事件”之后，张钦礼才被送回信阳。后来张钦礼才知道，他在兰考的所有活动，都被对立面报告给了省委的二把手王某。王某是空军某部的一名军长，支左到地方成为省委二把手。张钦礼当时并不认识王某，也不了解他的背景。
张钦礼在信阳挂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在监管人员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

1971年
2月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进驻兰考，实行军事管制。
5月24日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卫生局建立。翌年3月，又分成卫生局和教育局
7月
兰考全县进行清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活动。
9月10日
恢复兰考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对混乱市场加强了整顿。
9月13日
发生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
9月
从1970年7月到1971年9月，林彪集团在河南的代理人王新在兰考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倒算。
他们对坚持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干部横加打击迫害，踢摊子，换班子。兰考县革委会原有47人，其中，除调走7人外，其余40人无一不被批判斗争，全县九社一镇的革委会主任全被撤职，副主任32人撤换了29人。十个公社共有革委会委员255人，罢官、调离、撤职230人；他们还以“整党建党”为名，大整基层干部，在82个整建党大队中，支部书记被批斗后换掉78人。从1970年到1971年底，林彪、王新路线基本上控制了兰考县。

11月10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再次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王新，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当张钦礼和杨贵走进总理指定的地点时，许多党政军的领导都在这里，刘建勋也在。这是批斗王新的一个会议。会上，张钦礼才知道王新此时已被定为林彪的死党，是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周总理质问王新：“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俩？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连几个为什么。张钦礼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一个贫困县的七品芝麻官，竟和林彪的死党挂上钩？
事后，他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了当时想离开河南的心情：“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掺水和泥，说你是圆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
张钦礼第三次被周总理解救后，特别是王新被捕，他深感问题复杂，眼前一片迷雾。他请求周恩来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总理接受了张钦礼的申请，答应一定帮助他。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钦礼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接着是总理病逝，接着是粉碎四人帮，接着是河南的大清查……
粉碎“四人帮”后，周化民因镇压“卫焦司令部”和张钦礼有功，被提升为商丘地委书记管政法，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管辖，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周化民一手运作了。周化民清查张钦礼得到当时省委戴苏理和赵文甫的支持。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张钦礼敢为一张大字报上的二百多名右派鸣冤叫屈全省出名，赵文甫是知道的。一九六零年戴苏理对张钦礼去北京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并指责省委掠夺农民一事恨之入骨。后来在中央工作的杨贵同志说:“最后给张钦礼定案的就是戴苏理。”杨贵在文革中，任公安部副部长时，曾作为中央特派员多次来河南视查，对戴苏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十分了解。当时的戴苏理已经由信阳事件时的秘书长提升为省委书记，赵文甫则由抓“右派”时的组织部部长提升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他俩负责河南的清查工作。
1971年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的政策，对超购部分加价30%

1972年
1月11日-13日
中共兰考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出席代表497人，代表全县1万多名党员。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军代表庞传文代表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兰考县第三届委员会。新县委实现了军、干、群，老、中、青两个三结合，庞传文当选为书记。大会以后，全县10个人民公社(镇)相继成立党委。
1月22日-28日
兰考县连续出现较大雨淞，折断水泥线杆1922根，木杆3063根，压断高压线路陶磁横担3943根，木横担980根，断线5269处，损失达63.6万元。
2月-6月
兰考县委通过全面考核，圆满完成了中共开封地委分配给兰考选拔吸收60名新干部的任务。
2月-9月
兰考县直和社直机关相继成立了46个党支部(党的核心小组)。
3月4日
兰考县革委召开干部大会，传达贯彻省委工作会议精神，主要是狠批林彪“571”工程纪要，会后掀起了大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罪行的群众运动。
6月18日
兰考县境内下冰雹，大如鸡蛋，小如黄豆，打坏庄稼1.5万多亩，仪封园艺场的苹果、葡萄60%以上落果，高粱、玉米、棉花叶子全被打光。
7月兰考县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
1972年撤销机电配套办公室，成立县革委会农业机械管理局1972年首次在县城建设路铺设沥清路面。
秋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仪封公社接受的插队落户知青最多。

1973年
1月
兰考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共青团县委、县妇联、总工会等，相继恢复，开始办公。
2月11日
兰考县革委会设立兰考县民劳局
2月成立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
2月兰考县计划生育办公室成立，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展开。
2月恢复兰考县人民法院，成立外贸局。
4月28日
兰考县委常委研究批准公安局、法院等18个单位成立党的核心小组。
5月10日
召开兰考县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到会代表551 名，选举新领导。之后，全县各级妇联组织相继恢复。
6月
开始筹建磷肥厂，次年7月1日试车投产，年产磷肥一万吨。后破产。
8月
兰考县供电所改为兰考县电业管理局。12月5日，成立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电业管理局，次年5月改为兰考县电业公司。1989年10月更名为兰考县供电局。
10月31日
兰考县革委召开“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击倒把工作座谈会”，会后掀起了在经济领域里大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
11月3日~11日
兰考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4120人，主要议题：交流经验，表扬先进，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11月下旬
兰考县召开批林整风会议，参加975人，会期21天，中心议题是继续深入地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又伤害了一部分基层干部。
11月
兰考县召开兰考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01名，选举产生兰考县总工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会后掀起“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
12月26日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
1973年在“以排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整修配套为主”的治水方针指导下，兰考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小排水沟2785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土方1171万立方米，基本达到排水畅通。
在治沙方面，主要是造林，全年共造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四旁(村旁、路旁、沟旁、坑旁)植树364万株，大大减少了风沙危害。
在治碱方面，全县共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

1974年
2月
在兰考礼堂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当众销毁文书档案20余卷。
兰考大规模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2月9日
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兰考县已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这里的壁垒分明，焦裕禄生时为兰考人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年五月十四日，是他逝世十周年，十年来的实践证明：焦裕禄同志真正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彻底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这里呆了十几天，使我建立了充分的信心：谁想在这块土地上，搞资本主义复辟。至少是十分困难的。焦裕禄同志生前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了一大批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硬汉”。
十次路线斗争中，林彪死党王新曾在兰考大肆摧残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屈服，一直坚持到胜利。焦裕禄同志的战友——张钦礼同志仍是兰考的第一把手，他的事迹足可写一部史诗。当然，现在还不是写作的时候，只能放到以后。
2月上中旬
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我们学习了中央一号文件和江青同志的信，又初步了解了兰考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情况。我深切地感到，正在展开的批林批孔的斗争，将是十分尖锐、复杂的。一场极其深刻的、规模巨大的革命风暴很快就要到来。这场斗争，对于每个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从一九七O年七月起，林彪、王新路线在兰考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横加打击迫害，踢摊子，换班子。县革委会原有四十七人，其中，除调走七人外，其余四十人无一不被批判斗争，全县九社一镇的革委会主任全被撤职，副主任三十二人撤换了二十九人。十个公社共有革委会委员二百五十五人，罢官、调离、撤职二百三十人；他们还以“整党建党”为名，大整基层干部，在八十二个整建党大队中，支部书记被批斗后换掉七十八人。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二年，林彪、王新路线已经基本上控……（原信后面遗失）
2月14日
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斗争大快人心，兰考人民马上动起来，开大会，游行，又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气势。张钦礼同志回来，传达了中央及省委的精神：
一、批林必批孔、挖根，批翻案妖风，批王新，批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反对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
二、要在农村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
三、要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四、要训练骨干，试点，要有深度，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解决问题；
五、运动要由各级党委领导，不能抛开党的组织，对各种错误倾向要揭、批，但要分清不同性质矛盾，特别要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发动工农兵群众，工农兵群众是主力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这是我根据钦礼同志谈话和报告随便写的，不是原话)。
群众非常听毛主席、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话，前两天，群众想把那些闹翻案的人示众，经县委一说服，就不揪了；调查的人可以把揭发材料转去处理。
我深信，林县也是一样。砍红旗渠的是林彪、王新等反党集团。现在的县委、公社党委，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武阳、艾生等同志都是好的。要维护正确的领导。
你们那里怎样?知识青年应当在批林批孔中起作用。

4月5日
兰考县委批示执行文教局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报告》。该报告要求全县6所高中，45所联办初中，119所小学都要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领导学校的斗批改。
注：196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号召。根据这一号召，兰考全县共建立212个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派驻学校贫下中农代表988名，1972年均自动退出学校。1974年4月，各代表再次进驻学校。后来该组织自行撤销。
4月7日
兰考县泡桐科学研究所建立。
5月17日
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的春天》
现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的张钦礼，是当年同焦裕禄并肩除三害的战友。今年春节，他带着县委的五、六名干部，拉着架子车，把一千四百多斤春小麦良种送到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然后，他们同大队干部和社员一道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狠批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研究如何消除农业生产薄弱环节，更好地打井修渠，平整深翻，植树造林，加快实现农田水利化、园田化、园林化。
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原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大学生。几年来，他在老干部的带领下，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迅速成长。一九七二年冬，他担任县委副书记后，坚持深入基层，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自然条件较差的王茂店大队蹲点。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对干部、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他的帮助下，大队党支部建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去年，大队粮棉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为了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杨捍东又帮助王茂店大队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掀起打机井，深翻土地，积肥和植树造林的新热潮，为全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树立了好榜样。

7月12日
兰考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号召在工作中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
8月13日
新华社报道：《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兰考县委大胆选拔和积极培养新干部》
从工人、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二千二百八十多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县、社、队和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中。
回乡知识青年孟宪芝在去年担任仪封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党委立即派她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代庄大队蹲点。
县委副书记兼生产指挥部部长杨捍东，是一九六七年的大学毕业生。一九七二年冬天，他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经常向他讲述当年焦裕禄的英雄事迹。杨捍东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徒步下乡搞调查，为建设兰考积极贡献力量。他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各项工作搞得很出色。
大学毕业生吕何生去年冬天担任红庙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就到地处黄河故道的管场大队蹲点。为了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他甘当小学生，走村串队，问干部，访群众，察看地形，寻找办法。他根据社员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紧紧抓住水利和肥料两项关键措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李军芝，去年担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之一的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工作忙、时间紧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拉垫糠搞积肥，她和男社员一样，拉起装满黄土的架子车飞跑；到附近的林场去扫树叶，她总是头顶晨星去，脚踏月光回；麦收季节，她坚持在田间劳动，收割、拉运从不落后。社员们劝她休息一下，她总是劲头十足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等来的。今年春节以来，她平均每月劳动二十五天，自己分担的工作也搞得很好。社员们称赞说，她是贫下中农的好闺女，革命事业的好接班人。
10月14日
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在前进》
10月
兰考县各基层供销社全部进驻贫下中农代表，并成立贫管商业委员会。后均自行撤销，根本没起作用。
1l月28日
兰考县增设许河公社。
11月30日
1、人民日报报道：《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
2、兰考县委召开四级干部表模大会。会期6天，3194人参加，会议主要是进一步贯彻中央17号文件，深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表彰农业学大寨的模范，交流农业学大寨的经验。
12月1日
兰考县委总结1974年的工作，提出《继续发扬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

1975年
2月1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七○二工厂委员会对原反革命集团“自由党”作出平反决定。兰考县被处理的31人中除曲×、××自杀外，其余29人均恢复工作。
3月8日
中共兰考县委发出通知：“张钦礼兼任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免去庞传文中共兰考县委书记、兰考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3月23日
兰考县委发出重新学习1963年《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要求一切从生产出发，从工作出发，全县党员都要做到十不准和十个方面的工作。
4月2日
经开封地委批准，新建孟寨、葡萄架、阎楼3个人民公社
4月
兰考县爪营公社划分出谷营、东坝头两个公社。
5月21日
豫东、豫北四地六市食品卫生协作会议在兰考召开。
夏
兰考县农业局在全县9个公社建立“繁蜂站”繁殖赤眼蜂，在11个公社放蜂7.84万亩次，对防治农作物虫害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秋在东坝头破黄河生产堤坝，黄河漫滩，淹庄稼三万余亩，东坝头、谷营两个公社的好地被流沙覆盖。
1975年筹建兰考县11万输变电工程，线路全长40.3公里，1987年建成投产运行。

1976年
1月8日
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县下半年旗致哀，干部群众开追悼大会。
4月24日晚
兰考县土产公司东仓库发生火灾，烧毁库房、商品，损失达14万余元。
4月25日
兰考县成立县复堤指挥部，动员民工投入复修大堤工程，5个月共完成土方160多万立方米。
5月7日
5月14日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一焦裕禄同志逝世12周年纪念日。
兰考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机关、学校、工厂车间各自为单位，以召开座谈会、讨论会等形式，寄托哀思开展纪念。
6月30日
为庆祝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10周年，兰考县成立游泳活动指挥部，在城内南大坑开展了盛大的游泳比赛。
7月8日-22日
兰考县境内连降大雨300毫米，造成解放以来仅次于1957年的大涝灾，近8万亩农田绝收，黄河滩区全部淹没。
9月9日
毛泽东主席逝世，兰考县县直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先后举行悼念活动。18日下午3时，中共兰考县委、兰考县革委及各公社、大队举行悼念大会。全县所有人员就地肃立，静默三分钟。23日，兰考昙委作出《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决议。
秋
批林批孔“大刮红色台风”
10月
庆祝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19日
中共兰考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全体职工干部大会，随后在全县开展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
11月
兰考县被评为河南省疟疾防治工作先进县。
12月10日
兰考县三义寨公社南马庄大队社员王中勤，因大队领导对其打击报复，加之其它困难，放火自焚。事后各级领导非常重视，根据李先念副主席的指示，组成地、县、社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之后，对有关责任人作了严肃处理。
1976年秋
兰考县开始进行“清仓查库”运动，查出有问题商品价值约40万元，及时处理后减少损失25万元。

1977年
2月
兰考县建立兰考县革委会地震办公室，1980年6月撤销，1984年2月8日重新组建，归科委领导。
4月12日
兰考县全县首次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大检查
5月10日
中共兰考县委《关于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决定》下发。兰考全县再次掀起学习焦裕禄的高潮。
7月8日
兰考县召开工业学大庆代表会议，出席1300人，历时7天半，会议通过了(1977年-1980年工业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会后掀起学大庆高潮。
7月26日29日
兰考县召开300余人参加的军烈属、荣复退伍军人积极分子代表会，评出红庙、阎楼、三义寨、仪封4个拥军先进公社，29个先进大队，1个先进生产队，281个先进个人。
7月
兰考县张君墓供销社大王庄门市部贫下中农管理小组组长吴忠孝出席全国财贸工作会议。
10月
毛主席视察杨庄小学纪念亭建立。1978年兰考县公布该纪念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0月28日
1、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开封地区所辖兰考县划归商丘地区领导。
11月13日
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免去张钦礼开封地委书记、地革委副主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职务。
中共开封地委作出解决兰考问题的决定，改组了县委领导班子，新县委发动干部、群众开始从政治、思想、组织、经济等方面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1月21日
为转变干部作风，中共兰考县委将焦裕禄同志生前起草的十不准”文件下发，各级贯彻执行。
11月23日
兰考县委接河南省委10月28日通知：刁文同志任商丘地常委、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职务。
1977年全县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及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查”运动。
1977年教育改春季招生为秋季招生，恢复考试制度，县成立中、高招办公室，停止10余年的招生工作重新开始。

1978年
1月
兰考县革委民劳局成立，5月改称县革委会劳动局。1980年5月改称兰考县劳动局。
4月
兰考县广播事业局成立。1984年5月广播事业局和文化局合并为文化广播电视局。后又分设为文化局和广播电视局。2002年文化局、广电局，再次合并为文化、广播电视局。
4月17日
兰考县开始大力开展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新宪法的活动。
5月10日
兰考县成立右派分子摘帽领导组，县革委主任徐学忠任组长。6月成立右派摘帽办公室。应审331人，除4人确定不改、4人服刑外，其余323人全部摘帽。
6月6日-6月底
全县40%的职工晋升工资。
6月20日
兰考县开展“一批双打”(“一批”就是继续批判“四人帮”，“双打”就是打击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运动，清理“打砸抢分子”，继续揭批“四人帮”。

7月
重建兰考县人民检察院
8月20日
兰考县全县首次开展气候普查工作。通过普查，基本摸清了本地区气候的基本情况和变化规律。
9月19日
兰考县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开始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纠正，落实政策，全县共落实636人。
10月1日
兰考县物价局成立。

10月16日
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涌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着:“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天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个暗无天日、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他们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代表，为张钦礼送行。三人跑回家拿了些吃的，赶到郑州监狱外面等候。当张钦礼带着手铐从刑车上被架出来时，三人哭着涌上去，要塞给张钦礼一些油饼花生仁。刑警拦住不让他们靠近，他们苦苦哀求着:“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允许了。随后，三人在狱墙外面转圈，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流了多少泪……
粉碎“四人帮”后，周化民于1978年因镇压“卫焦司令部”和张钦礼有功，被提升为商丘地委书记管政法，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周化民一手运作了。
周化民清查张钦礼得到当时省委戴苏理和赵文甫的支持。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张钦礼敢为一张大字报上的二百多名右派鸣冤叫屈全省出名，赵文甫是知道的。一九六零年戴苏理对张钦礼去北京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并指责省委掠夺农民一事恨之入骨。后来在中央工作的杨贵说:“最后给张钦礼定案的就是戴苏理。”杨贵在文革中，任公安部副部长时，曾作为中央特派员多次来河南视查，对戴苏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十分了解。当时的戴苏理已经由信阳事件时的秘书长提升为省委书记，赵文甫则由抓“右派”时的组织部部长提升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他俩负责河南的清查工作。
张钦礼被捕前，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张钦礼说:“刘、纪在上层活动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只在兰考和秦一飞、周化民斗争，揭发他俩如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苏理威胁说:“你不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就是没有站过来，站不过来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
张钦礼一案出面的是周化民，直接定案的是赵文甫，背后是戴苏理。戴苏理因为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从河南省委书记升任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
10月22日
兰考县成立对台湾工作领导组，县革委主任徐学忠任组长
11月21日
《河南日报》以“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为题发布消息：
“为了深入开展‘一批双打’斗争，坚决打击‘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清除出党，依法惩办；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开除党籍，依法惩办。公安机关已经将三犯依法逮捕。
“原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包庇纵容坏人，反党乱军，煽动打砸抢，践踏社会主义法治，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1979年12月下旬，经过两年多的搜集、整理，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张钦礼一案开庭审理。
　　庭审时，法官问张钦礼：“你为不为自己辩护？”
　　“辩护。”
　　“找人辩护还是自己辩护？”
　　“我不用找人辩护，也没钱找人辩护。”张钦礼义正词严地说，“你们给我定的所谓罪名，都是无中生有，借题发挥。1967年，以‘反对文革罪’把我关入大牢；现在又以煽动文革罪将我判处重刑，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开展文化大革命是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的，中央下发的有文件。你们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参加。我一个县里的芝麻官，咋能煽动文化大革命？我不敢领这个衔。定我为‘反革命分子’，并以‘扒开黄河大堤’罪名逮捕我，还在《河南日报》上大肆宣扬。请问：我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举家投身革命，家中亲属党员几十名。我为什么要反党？有何目的？说我扒开黄河大堤，有何证据？黄河大堤我一个人能扒开？同伙是谁？作案工具是啥？这连黄委会、河务局都不认同、沿河百姓都没有听说过的大罪，强加在我的头上，这不是‘莫须有’的再版吗？说我搞‘打砸抢’，我本人或指使他人打过谁？砸过谁？抢过谁？……”
　　一连串的驳斥、反问，弄得审判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要再辩了，再辩会判你20年。你要知道法律是为政治服务的，我们只是办个手续。……”
　　张钦礼听了，仰天大笑。他笑审判长在法庭上给法律开了一个大玩笑。
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判决书称：
　　张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炮制了在兰考以周××为首的一条黑线和以其为首的一条红线，斗争的焦点是砍还是树焦裕录（禄）红旗所谓“两点一线”的反革命谬论。
　　煽动大批农民进城造反。对刚到任不久的县委书记周××同志，批斗数百场次，将周迫害致残。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亲自召开夺权会议，密谋策划，配合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反革命行动，在兰考实行了全面夺权。
　　窃居县革委主任后，大搞结帮拉派，把有各种问题的××××提为干部，拉入党内的××××人，给予包庇重用。如一九七二年九月在郑州与帮派人物密谋策划，迫使地县委释放了被逮捕法办的打死人命犯张钦芳（系张胞弟）、和新民等五名罪犯。
　　一九七三年元月又利用职权，将张钦芳、和新民提为县公安局长和教导员。挟嫌报复，非法拘禁原县委统战部干部杨恒德同志。在四清运动中杨揭发了张犯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杨是与张对立的一方群众代表。
　　因此，张对杨怀恨在心，蓄意报复。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后，杨被打成坏头头，杨因不堪忍受到外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抓回后，非法关进监狱四十余天。张犯于一九六七年八月指使兰考卫焦总司令部建立了揪斗李地山联络站，围攻、揪斗了原开封军分区司令员曲光藻、副司令员李地山等同志。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张犯在一大会上公开说：“现在还有些人不服气，还想翻案，我们不能再克制了，要把那些走资派、坏头头、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要进行修理（即打），显现我们造反派的威风，要把他们碾成面，团成旦，装到大炮里，打到东海喂老鳖。”
　　在其煽动唆使下，全县刮起打砸抢妖风，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一小撮坏人大打出手，特别是对政法领导干部毒打迫害更为严重。据调查，全县遭毒打者数千人，其中被活活打死者数人，逼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在姚文元的指意下，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革命动员令。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张犯的“按既定方针办”的讲话录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张犯把县委给党中央贺电报稿中两处“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笔抹掉。同时又把稿中“坚持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张犯还主持原县委常委会作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六条规定。
　　一九七六年三月张犯说：“驻兰考空降部队不可靠，我们要注意。他们有一个副团长讲，谁敢打倒我们邓总参，我就起来和他们干”。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晚张犯听到邓副主席被“四人帮”诬陷消息后，立即召开其核心人员会议，亲自部署，坐镇指挥，连夜建立指挥所和通讯联络地点，集结武装民兵和公安干警，布设岗哨监视空降部队动向，占领焦裕录（禄）陵园等制高点，架起机枪准备镇压为悼念周总理和为邓副主席遭诬陷鸣不平的军民。
　　张犯还在堌阳、坝头等公社会议上说：“这个人小个子，大人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看他那吊样子，提起裤子不认帐。他上台，咱造反派就该死，他上台我就不干。”又说：“机会主义头子是难改的，他们乘唐山地震搞资本主义复辟”等侮辱、诽谤华主席和邓副主席。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张犯在县委常委会上说：“尻他娘，咱还得准备大的路线斗争的，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他们不听话，现在毛主席死了，他们才不听话的。”公然污蔑诽谤邓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被告张钦礼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在兰考大搞拉帮结派，包庇重用坏人；颠倒敌我关系，倒转矛头，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煽动打砸抢抄抓，对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实行法西斯专政，已构成反革命罪。
　　入狱后，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民愤很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严肃法纪，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故依法判处张犯有期徒刑十三年。
　　如不服本判决，自接到本判决之日起，限十日内提起上诉，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期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起至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这是张钦礼的第一次来自人民法院的正式判决。“反革命罪”是他第一个由人民法院认定的罪名。
详见附件：《张钦礼反革命案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80年8月2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对张钦礼上诉案进行了审理并发布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予法刑上字第379号”。判决书称：
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12月24日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审判后，张钦礼不服，以“事实有出入，不应追究我的刑事责任”等为理由，上诉了本院。
经本院审理查明：上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犯有如下罪行：
一、煽动策划“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1968年以来，张钦礼多次在兰考召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和群众，致使他们多次遭毒打：原县委书记周化民被毒打腰椎弯曲变形，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维新被毒打右肘关节骨折；原县委副书记刘呈明一只眼被打瞎，右侧肋骨被打骨折。原副县长谢清渠，原县委宣传部长李林鹤、原县直机关党委秘书李仁德等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在张钦礼的煽动下兰考城乡干部群众被打者数千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二、包庇罪犯。张钦礼利用职权长期包庇打死人命犯张钦芳、和新民、曾昭泉等人。张调离兰考后，县公安局将上述罪犯逮捕归案，张又指使他人并亲自威逼地、县领导干部释放上述罪犯。1973年张钦礼被提拔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后，利用职权又将张钦芳提拔为县公安局教导员，和新民提拔为公安局局长；其它两名罪犯分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知青办副主任，影响极坏。
三、挟嫌报复。张钦礼对曾提过他意见的原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原县检察长庞保继、县直机关干部杨恒德、徐留根等人，妄加罪名致使他们惨遭毒打，其中有些人致残和受非法拘禁。
四、侮辱党中央领导同志。粉碎四人帮后，张钦礼多次在县、社会议上辱骂华主席、邓副主席。
以上犯罪事实，经再次查对，证据充分，本院认为上诉人张钦礼的上述言行，已构成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但原判按反革命性质定罪不当，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商丘地区中级法院（79）商法刑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定性部分，改按煽动打砸抢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
二、维持原判有期徒刑十三年之刑罚，驳回上诉。
详见附件：《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予法刑上字第379号）》
12月16日
郑州机务段368次客车，在境内杨庄车站与正在进站的87次客车相撞，造成重大事故。毁机车一台，餐车一辆，报废4辆客车，当场死亡77人，经抢救无效死亡56人，重伤47人，轻伤171人，损失达百万元以上。事故发生后，中共兰考县委立即组织有关单位，大力抢救，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嘉奖。
12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兰考县全县人民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贯彻执行。

还得说一下秦一飞和周化民，在逮捕张钦礼的同时，兰考莫名其妙的从开封地区划归商丘地区，待张钦礼被判十三年重刑后，又重新划回开封，而此时商丘地委书记又恰恰是周化民。在兰考划归商丘的一年时间里，在周化民的直接操控下，兰考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文革以来的第三次大换班。凡是文革初期发表过批判周化民否定焦裕禄事迹言行，参加过或支持过“卫焦”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错误大小，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免职，一律作为清查对象，纵横扫荡，不留出路。凡是加入过“卫东林焦”组织，整过张钦礼及其支持者的人，不论有无劣迹，不论能力如何，统统破格提拔，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紧随张钦礼被捕、被判，兰考的“清查对象”中有50多人被捕，搭乘河南省突击判刑的快车于79年12月以形形色色的刑事罪名通通判刑。曾有人问过周化民，你当过兰考的县委书记，情况你都了解，兰考不至于如此吧？周化民说，那还不是张钦礼得罪了秦一飞，秦一飞有人，冤也得判。

附件1：
刘立强《 “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追忆发现、树立和宣传、捍卫焦裕禄的历程》

“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
——追忆发现、树立和宣传、捍卫焦裕禄的历程
刘立强
2019-05-26

焦裕禄一到兰考，他就把消极阻止灾民外出逃荒的“劝阻办公室”改成向老天爷宣战的“除三害办公室”；他以“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豪言壮语激励干部、农民和技术人员开展大规模的调研试验；他发现并树立了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四杆红旗”，即“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作为全县人民的榜样；他默默地为困难户帮工，令困苦百姓交口称赞；他公私分明，不允许子女白看一场电影；他一贫如洗，至死都没来得及还清探家时欠战友的200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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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5月14日，是焦裕禄同志逝世55周年的日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南的干部群众中广泛流传着：“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在这三位县委书记中，首屈一指的就是兰考的焦裕禄。另外两位是国家困难时期修建林县“红旗渠”的杨贵和“文革”期间组织辉县人民反对大乱而坚持“大干社会主义”的郑永和。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河南省委在不同时间段所倾心大力树立的典型样板。
焦裕禄的名字在“文革”前就传遍了祖国大地，成为感动全党、闻名全国的“县委书记好榜样”。这位兰考大地36万百姓的“七品父母官”，仅在兰考忘我奋斗了一年零五个月，就不幸英年早逝了。他是为人民拼死拼活谋福祉的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他是为信仰无怨无悔做奉献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他的名字是那个激情燃烧的艰难岁月的精神符号。在他的名字背后，蕴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追忆的就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南局的领导下，河南省委是如何发现、树立和宣传、捍卫焦裕禄的故事。
焦裕禄绝非“一夜走红”
焦裕禄是在中国共产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无数工农干部的突出代表。他的父亲被日寇汉奸逼死，自己曾经当苦工、做雇工、甚至流落异乡。他于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党的一名优秀基层干部。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有7个在河南省洛阳市立项开工，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国抽调了大批精兵强将参加建设会战。时任郑州市共青团市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就是在那时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他先后担任过该厂的第一金属加工车间主任、厂调度科长等职。
刘建勋到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后不久，
【“去洛矿检查工作时，发现焦裕禄领导有方，他管理的车间工作非常出色。刘建勋回到省里不久，就提出要从城市机关和重点企业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加强贫困县的领导工作……”】（引自王大海著《谁是真正的人民英雄》）
1962年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河南视察，刘建勋代表省委向他们汇报了精简下放和生产救灾情况后，专门列出了25个重灾县，提出：
由于当地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加之一系列政治运动后，领导力量元气大伤，格外缺乏干部，请示从城市机关和重点企业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加强贫困县的领导工作。经李富春、陶铸批准同意，
【“（省委）决定从洛阳大工厂调出原由地方支援工业的25名干部，加强重灾县的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引自杨珏著《怀念建勋同志》）
当年6月，焦裕禄担任了尉氏县委副书记。12月，由于他工作表现突出，又被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处第二书记，负责主持全县工作。

焦裕禄在田里劳动

“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杀出一条血路”
焦裕禄赴任前，省委组织部的同志明确告诉他：兰考是一个最穷的县，一个最困难的县，要在思想上有接受最严峻考验的准备。
面对“三最”，焦裕禄的回答是：
【“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焦裕禄一到兰考，他就把消极阻止灾民外出逃荒的“劝阻办公室”改成向老天爷宣战的“除三害办公室”；他以“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豪言壮语激励干部、农民和技术人员开展大规模的调研试验；他发现并树立了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四杆红旗”，即“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作为全县人民的榜样；他默默地为困难户帮工，令困苦百姓交口称赞；他公私分明，不允许子女白看一场电影；他一贫如洗，至死都没来得及还清探家时欠战友的200元债务……
1963年3月，分管农业的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到兰考视察，焦裕禄同志向他汇报说，兰考县已连续几年受灾，1962年又遭到内涝、盐碱、风沙的袭击，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少干部丧失了信心，纷纷要求调离兰考。灾民已到了住无房、食无粮的地步，不少生产队的干部为了让灾民活下去，就带头外流，刹也刹不住。
何伟听完汇报后，便让焦裕禄陪同察看了80多个大小风口以及沙丘和低洼盐碱地，随后他对焦裕禄说：“兰考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三害’，就要针对沙、涝、碱的不同特点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他还提醒焦裕禄：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就没有尽到责任。
焦裕禄则表示：
【“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杀出一条血路解决这个问题。”】

焦裕禄查看庄稼长势。（吴江提供）
临别时，何伟拉着焦裕禄的手说：
【“救灾如救火，人命关天哪！有你这样的干部，我们就放心了，有什么困难省委、省政府会帮你们解决。”】
接下来，兰考县委和全县人民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很快投入了战胜“三害”、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战斗中。
4个月后，何伟于7月中旬再次来到兰考。他看了兰考县委全面治理沙、涝、碱的规划模型，又亲自到仪封、三义寨、张君墓、固阳、南彰等公社实地考察。他看到了三义寨搞的作物“三蓬楼”（即上面栽树，中间压条子，下边种花生）以及仪封园艺场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看到了南彰公社坑坑有藕、荷花满塘，何伟高兴地说：“兰考的面貌真的变了！”他在县委会上赞扬道：
【“你们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外流人口也大大减少了，干部思想稳定了，生产有了起色，兰考人民是有志气的，照这样干下去，不出三五年，兰考会大变样，那时，火车来来往往就不会拉你们外逃的人了，而是向外拉你们的木材、花生、大枣了。”】
何伟回到郑州后，向省委常委详细介绍了兰考人民在焦裕禄的带领下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大家认为焦裕禄是位有理想、有干劲、有水平、又能埋头苦干的好干部、好“班长”。经过集体讨论，省委正式任命焦裕禄为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焦裕禄和泡桐树。
1964年春天，何伟第3次来到兰考，他看到泡桐树郁郁葱葱，沙地栽上了紫穗槐，盐碱地里挖了排碱沟，防治“三害”已初见成效。可焦裕禄却因劳累过度病倒了。何伟让焦裕禄一起回郑州治病，还指示有关人员：一定要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治好他的病。（引自陈传统、霍震、何生著《何伟同志在河南》）
焦裕禄到郑州入院治疗前，被安排住进省委第一招待所。一天晚饭后，刘建勋叫上公务员黑留长，二人步行穿过3个小区和3条马路，前去探望了焦裕禄。刘建勋代表省委领导叮嘱他务必要树立信心、安心治疗。（引自黑留长2013年9月11日晚的电话回忆记录）
5月14日9时45分，焦裕禄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42岁。

全省性会议为他改变议程
1964年5月22日，兰考县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同时为焦裕禄举行了追悼大会。
此时，河南省的沙区造林工作会议正在百里之外的民权县举行。大会上第二个介绍的就是兰考的经验。发言者是主持兰考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他除了介绍造林防沙﹑翻淤压沙的具体情况和经验外，重点讲述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以及焦裕禄与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会议原规定发言不得超过一个小时。
当张钦礼介绍到焦裕禄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时，张钦礼已是泣不成声。
会场上，许多同志流下了眼泪。主持会议的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也被深深感染，他站起来说：“讲！不受时间限制。”就这样，张钦礼讲了两个半小时，全场泣不成声。中午休会时，王维群宣布：“转变会议主题，下午全体讨论焦裕禄的事迹。”
报道会议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凭着职业敏感性，当即进一步深入了解了焦裕禄的事迹，并向分社领导做了汇报。
8月29日，兰考县委向河南省委递交了8000字的《关于在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该报告引起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重视。很快，省委就作出决定，同时向全省各级党组织下发了《向模范共产党员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
9月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逯祖毅在副社长张应先的带领下，深入兰考对焦裕禄的事迹进行采访。众多知情者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记者很快就写出人物消息上报给了新华社。
11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的显著位置刊发了《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斗争中鞠躬尽瘁——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的专题通讯，文中特别指出“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已故前兰考县委书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这篇通讯是中央级旗舰媒体最先报道焦裕禄的文章。
两天后，按照省委决定，《河南日报》也全文刊发了此文，并配发了社论《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随后，《河南日报》专门开辟出《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专栏，每周一期，连续刊发了14期。1965年2月，《河南日报》发表了《焦裕禄啊，兰考人民怀念您》作为专栏的结束语。
彭真拍板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1966年2月7日，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周原、冯健等人执笔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引发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人民日报》长篇通讯

2002年，穆青在回忆发表这篇文章始末由来时说：
【我们写焦裕禄的文章是在1966年初。焦裕禄的事迹，我已经在新华社里作过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怎么发表，我不敢做主。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人们已经被搞得有点紧张了。
这篇文章里，我们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兰考的灾荒敢不敢写，困难时期没饭吃、逃荒，这个事情敢不敢写？我是大胆地把它写出来了。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事迹、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我拿不定主意，但我还是大胆地写了。我说，如果不让发表，就算了，就不要发表。要发表就不能把灾荒情况删掉，否则，这个典型就没意义了。第二个，我没写阶级斗争，一句话也没说。那个时候就是强调阶级斗争。但是我没有写，因为在焦裕禄那个地方没有搞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是阶级斗争吗？不能算是阶级斗争，只是一些群众觉得困难，想离开那个地方。但是，这不能上升到阶级斗争。应该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不能瞎写。这篇文章我们采访了半个月，稿子改了7遍，在兰考的三级干部会上宣读过，所有事实都认真核实了。】
当时新华社社长是吴冷西同志，他也觉得这篇文章如果不发表真是太可惜了，这个典型太感人了。但是要发表，对于上述的两点，他也拿不定主意。这需要请示中央领导同志。他去找了彭真同志，彭真同志看了后，拍板了。怎么谈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是彭真同志拍板的。他当时是书记处书记，中央日常的工作都是他管的。他一拍板，我就敢发了。
随着长篇通讯的发表，焦裕禄的名字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但是斗争却并没有因此终止。河南有人趁机大肆污蔑焦裕禄，无端指责文章“不讲阶级斗争，只讲生产斗争”，甚至还攻击主创人员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应该把他赶出兰考！”
穆青和周原很快就给河南省委写了一个情况通报，省委随即召集开封地委和兰考县委的领导赶到郑州汇报。
一天后，时任兰考县委书记在省委会议室里放了第一炮：“焦裕禄是个好同志，但他改造兰考的计划才开了一个头，他就死了，后面的任务大着哩，我可没本事给他填这个坑。”说完，他再次重复了兰考“灾、难、病、苦、死、逃……”的所谓三句话、六个字，接着将向省委索要物资的报告递给了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
等所有人的发言都结束后，刘建勋开始讲话。他说：
【“目前，学习焦裕禄精神有三种情形：一是悲痛万分，认真学习，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出自己的学习计划、工作计划；二是黄河里尿泡尿随大流；三是不但不好好学习，还制造流言蜚语，说焦裕禄的坏话，干扰新华社的工作，制造麻烦添乱子。焦裕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你们倒好，一张口就是500台机器、100万元钱、50万公斤粮食，省委没这些东西给你们。你们说焦裕禄的计划才开了个头，省委认为这个头开得好，万事开头难，一开头就不得了！按你们说的，马克思也算不了什么，他支持的巴黎公社只有几十天时间就被反动派打垮了。可是巴黎公社的精神却永放光芒。如果焦裕禄的计划都完成了，要你们去干啥？躺在人家功劳簿上享福睡大觉？……”】（引自北京日报1999年7月1日《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太阳岛》杂志1998年1、2期）
刘建勋代表省委的这番简短、犀利的即席讲话，明确支持了新华社领导和记者的报道文章，坚决回击了反对者的奇谈怪论，使焦裕禄的事迹得以继续在中州大地传播。
穆青在1998年1日13日写给笔者的亲笔回信中，也专门说到：
【“1965年我去兰考报道焦裕禄时……当时河南有一部分人反对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而省委却坚决支持我们报道……”】
不久后的一次聚会上，穆青还曾当面对笔者感慨万分地讲：
【“建勋同志那些年辛苦啦！……”】
尽管当时刘建勋的讲话和省委的决定把那些反对焦裕禄的人顶了回去，但是他们并没有善罢甘休、改过自新。他们只是在观云测风、等待时机。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公开发表9天后的1966年的2月16日，刘建勋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全党动员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根本改变河南面貌而奋斗》的报告，向全省的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河南的战斗号召：
【“自力更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也是改变河南面貌的根本途径。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出上几身汗，实干、穷干、苦干、巧干，有钱要干，没钱也要干，才能在中州这个舞台上，演出有声有色的戏剧来，彻底改变我省的面貌！”】
在报告的结束部分，刘建勋又一次提到了焦裕禄的名字，他代表河南省委和到会的各级干部，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誓愿：
【“同志们！我们要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南局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树雄心，立大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根本改变河南面貌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十天后的1966年2月26日，遵照焦裕禄的生前遗愿，他的灵柩由郑州迁往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成千上万的乡亲，黑压压聚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戴白花，眼含热泪，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在冬日的寒风中肃立……
根据刘建勋的提议，河南省委为焦裕禄重新购置了上好的棺木，并派纪登奎等领导全程参加了迁坟仪式。（引自黑留长2013年9月11日晚的电话回忆记录）
而穆青多年后的回忆则更加准确清晰：
【“以后把焦裕禄的坟，由郑州迁往兰考，也是省委决定的。当时出面的是纪登奎和赵文甫。但实际拍板的却是建勋同志。为此，我曾向登奎同志表示过对建勋同志的感谢，但始终无缘见面。”】（引自穆青1998年1日13日写给笔者的亲笔回信）
多年来，穆青老人那无尽抱憾之情，在他清秀隽永的字里行间飘逸荡漾，久久地撞击着我的眼球和心扉……
“焦书记，你就像那泡桐树巍然挺立”
1966年2月1日，河南省政府追认焦裕禄为革命烈士。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焦裕禄的三女儿焦守云并合影留念。同年10月1日，毛主席又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周恩来总理也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风。这种体恤和殊荣在我党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但是，在“文革”期间，一些对焦裕禄心怀不满的人起来“造反”。在他们的操纵和煽动下，上万册宣传焦裕禄的书籍、刊物或化作灰烬，或变成纸浆，焦裕禄纪念馆的大门被推倒，有人还扬言还要扒焦裕禄的墓。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红旗”也被宣布为“修正主义的黑旗大队”。大批当年跟随焦裕禄战天斗地“除三害”的县、公社、大队干部和群众被游街示众。1967年初，共计有1200多人被抓进了监狱。再后来，被焦裕禄树立的“四杆红旗”的带头人中有三位被迫害致死，另外一人被开除公职、清洗回乡。许多焦裕禄的战友和下属都遭受了不白之冤，他们当中，不仅有县委领导同志、机关一般干部和科技工作者，还有社队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群众，而受到株连者更是难以计数。
在那个年代，就连宣传焦裕禄的记者们也几乎个个在劫难逃。穆青于1966年8月被打倒，成了“走资派”。
另据周原的夫人陈健（她本人也是新华社驻河南分社的资深记者）回忆说：
【“当周原为了焦裕禄这篇通讯要拉到兰考批斗时，已经到了火车站，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闻讯阻止了，否则周原也可能早已成为乱棍之下的冤魂；省委副书记（应为候补书记——笔者注）纪登奎手中有一批被保护的干部名单，周原和我（我沾周原的光）有幸在这批名单中，当我们遭难时，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屋门口，把周原和我抢走保护起来……
后来，纪登奎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了一句话：‘穆青写焦裕禄还是好的吗！’总社造反派闻声把穆青解放了。”】（陈健著《父与子——深切悼念爱国华侨王唯真同志》）
更想不到的是，到了“文革”结束后，宣传焦裕禄精神的重要窗口和阵地——《焦裕禄事迹展览馆》竟然自1978年至1990年，也被省里某位领导人强行下令关闭，而且这一关闭，竟是古人称为漫长“一纪”的12个春夏秋冬！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焦裕禄和他那一代人的。党也是不会忘记焦裕禄和他那一代人的。

上世纪70年代初，刘建勋（中间穿白衬衣、不戴帽者）
视察兰考时，在焦裕禄墓和焦桐前。

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兰考时，亲笔写下题词并向焦裕禄墓地敬献了花圈。
1994年，胡锦涛同志在兰考纪念焦裕禄逝世3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2009年9月14日，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视察后发表了重要讲话，这就为全党、全国人民重新认识和学习焦裕禄精神指明了方向。他在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时动情地讲道：
【“我们这一代人是深受焦裕禄同志事迹教育成长起来的，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5年前我到兰考参观了焦裕禄同志事迹展，今天来再次深受感动，引起心灵的共鸣。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他的事迹永远为人们传颂，他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古有民谚“芝麻官、千钧担”；史有古训“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架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纽结”部位，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也正是“一线总指挥”。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
【“每块墓碑下，都是一部长篇小说。”】
焦裕禄短暂的一生是中国革命宏伟长卷中的灿烂篇章。
【（焦裕禄伟大的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亿万人们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习近平）
在纪念焦裕禄逝世55周年之际，让我们走近他，缅怀他，学习他、尊崇他吧！
【刘立强，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

附件2 ：刘俊生杨悍东谈兰考前县长张钦礼的往事

刘俊生杨悍东谈兰考前县长张钦礼的往事
2010.10.25
2004年5月17日，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毛主席、周总理去世时，兰考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们功高盖世、泽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当然。
焦裕禄去世时，兰考也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带领兰考人民，奋不顾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职，成为县委书记的学习榜样，兰考人民深情缅怀，合情合理。但是，张钦礼在1978年被捕入狱，被判13年徒刑。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书记，在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在丧礼的组织者一再低调处理，一改丧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尽量回避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单靠自发地口口相传，怎么能够聚集起十余万兰考群众，让他们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
最近，怀着对张钦礼的景仰和好奇，我踏上了兰考大地，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并有幸当面向两位张钦礼的生前好友了解他的事迹。震惊，痛心，哀恸，催人奋进，令人深思！从张钦礼一生的坎坷曲折的经历上，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中各种复杂力量的斗争，仿佛亲临其境、亲历其事，又如此清晰地穿透历史，看到了被光怪陆离的现象所掩盖的社会骨胳、腑脏、血脉、经络，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回京后，结合其他人的访问记录，以对话体写成此文。
问：参观了焦裕禄的事迹后，我有一个疑问。焦裕禄到兰考工作1年5个月，2个月又值肝癌晚期，弥留在医院，却战天斗地，卓有成效地治理了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那么焦裕禄之前的兰考县委干什么去了？
答：问得好！焦裕禄之前的县委书记姓王，叫王金壁。这个人有些堕落腐化，一是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与其保姆有不正当关系。第二是下去劳动的时候也是到条件最好的地方，到农村还带着藤椅。第三，王金壁还被称为"三排排长"。王某喜欢看戏。剧院里第三排17号座位是最清晰的。每次看戏王某全家都要坐在第三排中间，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如果王金壁没到，戏就迟迟不能开场。群众就讽刺地说："不急，三排排长还没到哩！" 焦裕禄来后，制止干部看白戏，干部的孩子看戏也要掏钱。第四，王某还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
问：这样的书记会不会带出一批又贪又懒还好争名夺利的干部？
答：是啊！王金壁就用那些不会干事，光会拍马屁的干部。张钦礼当时是县长，人称兰考的"活地图"，他对治理兰考的"三害"有一套办法。从1954年起，张钦礼就担任兰考县长。从54年到57年，兰考的"三害"得到了初步治理，造林固沙成效显著。但1958年"浮夸风"一来，林子被砍光了，张钦礼还因为反对把大批干部打成右派，而受到"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的处分。
问：这是怎么回事？57年反右的矛头不是针对那些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怎么会把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划成右派？
答：这只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在地方上，真正要推翻共产党的人很少。但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做着共产党的官，却贪图享乐腐化名利的人却不少。这些人在党内很活跃，臭味相投，拉帮结伙，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为异类。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人，群众意见最大的也是这些人。57年一开始是整顿党的作风，其对象就是这些人。
在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就这种人。他利用职权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并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是个陈世美。更加严重的是，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后，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这位复员军人关进了监狱。所以，整风运动开始后，县委门口就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孙跃堂，200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北京、上海等地出了一批要求"轮流坐庄"的知识分子，他们借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党内问题，否认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分子，代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势力，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但是，为了教育团结他们，把他们当作右派分子，而不当作敌对分子。毛泽东要求各地在继续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打击右派分子。
这个部署不能不说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部署谁来执行？具体地说，在河南，谁来执行保护群众、打击右派的政策？很不幸，恰好是与孙跃堂臭味相投的人，省委书记吴芝圃、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和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等人。赵文甫坐镇兰考，将200多名揭发孙跃堂的干部全部划成右派。张钦礼激烈反对赵文甫的作法，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相反，孙跃堂却官升一级，调到邻近的东明县任县委副书记。由于吴芝圃等人的滥施淫威、排斥异己，河南的右派是全国最多的。
问：啊，竟有这种事！我听说河南的浮夸风全国最厉害，饿死的人也最多。这和吴芝圃的用人特点有关系吗？
答：怎么没有？张钦礼吃尽了吴芝圃搞浮夸的苦头！大跃进要求的是多快好省，四个字。到河南，丢了好省，只求多快。1958年秋收时节，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由全省各地区专员、县长参加的粮食征购工作会议，逼着各县县长说假话，报高产，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不让过关。第三天上午，吴芝圃亲自到开封组督阵，发表《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长篇讲话。县长们好歹加码到500斤一亩，800斤一亩。但张钦礼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20万斤，小麦亩产5000千斤，芝麻杆能打出油。兰考报不出高亩产，其他县报的也是假的。他甚至直接批评吴芝圃："征购透底，再搞返销，粮食搬家，劳民伤财。爱说假话的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这个教训要记取。浮夸风刮过了头，最终是要害人的。风刮在下边，风源在上边。说白了一点，风源是在省委。"吴芝圃坐不住了，面带怒色，扬长而去。接着，大会秘书处通知取消张钦礼的会议资格，遣送回县，接受批判。一批就是8个月，张钦礼不检讨，不认错。河南省委又给张钦礼又加了一顶帽子--"死硬派"，给张钦礼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三级，到农村劳动改造。你想想，说实话的人遭了殃，浮夸风还能挡得住吗？
河南的浮夸风一刮就是三年，最终闹得人人浮肿，大批饿死。在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地区书记路宪文是吴芝圃的死党。路宪文不但最积极搞浮夸，大批饿死人后，路宪文又严密封锁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二千封反映饿死人的信件。吴芝圃和秘书长戴苏理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绕过重重障碍，向省委报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一个村支部23名党员，饿死了20人，剩下3名写血书送到省委。但是，这些信件都被戴苏理扣下了。戴苏理还扬言要查处严办。
后来信阳事件败露，李先念、陶铸、王任重到河南考察，吴芝圃、戴苏理陪同。然而，吴芝圃倒打一耙，把路宪文的责任推给地区专员张树藩，而事实上，张树藩恰恰因说实话而倍受吴芝辅、戴苏理和路宪文的迫害。杨守绩终于盼来了大领导，却不料，在李先念等人到固始县的前一天，吴芝圃和戴苏理来到固始，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判刑。
在这种情况下，劳改中的张钦礼一身浮肿，突破重重封锁，进京上访，见到总理，反映河南浮夸和饿死人的情况，你想，吴芝圃和戴苏理等人对张钦礼该有多么仇恨！
问：难道共产党的天下竟能容忍吴芝圃一手遮天，把新中国晴朗的天变成吴芝圃黑暗的天吗？
答：1960年12月上旬，张钦礼冒着生命危险进京上访，周总理对河南的情况有所了解。到1961年6月，吴芝圃被免去省委书记一职，中央派刘建勋接任。刘建勋到任后，首先将一批受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平了反，其中有潘复生（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河南的人民总算是拨云见日了。但是，刘建勋虽然将一批好干部平了反，却没有将吴芝圃带出来的一群坏干部撤下去。事实上，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虽无实权，但威势尚在。河南的天空仍然飘着大团大团的黑压压的乌云，只在乌云的缝隙处漏出一点阳光。
张钦礼得到过总理的肯定和鼓励，刘建勋亲自替张钦礼平了反，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县长之职，但张钦礼从郑州回到兰考，却仍然只能在家呆着。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仍然是紧跟吴芝圃的人，就是那个王金壁，他不但没有通知张钦礼到任，甚至没有给张钦礼落实省委的平反政策。最后，省监委书记刘铭榜不得不亲自出面，给张钦礼办平反手续，并补发了1264元工资。张钦礼长期受迫害，贫病交加，本来特别需要这笔钱，但他却把钱全部捐给了兰考的生产救灾。
从落实平反政策到1962年底焦裕禄同志上任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在兰考县委仍然受到排挤。虽然身为县长，却空有一腔改造兰考的热血，只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
问：吴芝圃搞浮夸风，有没有中央的责任，有没有毛泽东的责任？
答：中央当然有责任。中央也有类似吴芝圃的人。吴在中央也有一个关系网。但是，毛泽东却不在其中。1958年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时，就明确批评浮夸风和共产风。他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进一步纠正共产风。他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1958年10月）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取消商业。"会上，吴芝圃提出要研究"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还一再批评高指标："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11月下旬，又召开武昌会议，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1959年3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肯定抵制共产风的瞒产私分现象，鲜明地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以上讲话均可见《毛泽东传1949-1976》，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
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时，吴芝圃都在场，他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反对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风的坚决态度。但是，吴芝圃却在河南一意孤行。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参加中南局的小组讨论会，向会议主持人金明发问："金明同志，你说是猪聪明一点呢？还是人聪明一点呢？"金明自然回答："还是人聪明一点吧！"毛泽东摇摇手说："不尽然，猪一头碰到南墙上，过不去，他知道退回来，有的人就不知道退回来！""吴芝圃同志，你离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哟！"
问：吴芝圃停职了，张钦礼平反了，被赵文甫划成右派的干部怎么样了呢？
答：仍然没有平反。那片黑压压的乌云继续笼罩着兰考。具体代表就是那位王金壁。信阳事件暴露后，毛主席认识到，干部队伍的问题很严重，局部地区甚至已经是反革命力量在统治，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民主补课"。但是，谁来负责组织"民主补课"呢？在兰考，恰恰是需要"民主补课"的王金壁在组织"民主补课"。他借此机会排斥异己，让2000多名基层干部参加的"民主补课"学习班，迫使他们交代如何向农民征购透底，将本应由王金壁之流的吴芝圃追随者所负的责任推向基层干部，推向不迎合自己的好干部。
吴芝圃停职反省后，张钦礼劝王金壁放人，王某这才勉强放人，但既无平反之说，也不承认错关错审。
问：这样的草菅人命、贪污腐败的书记怎么能长期为所欲为呢？
答：是啊。吴芝圃调离后，那些善于钻营的上级领导们感到了群众压力，把王某调走了。但是，他们并不启用张钦礼，而是调来一个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的刘某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兰考工作。兰考是个穷县，干部都不愿意来。开封地委选了几位书记，有的都发了调令，都不愿意来。最后把洛阳矿山机械厂的焦裕禄调来了。
对于开封政治生态圈来说，焦裕禄是个外人。钻营者们以为焦裕禄对他们没有威胁。然而，他们想错了。焦裕禄是个好干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一到兰考，就发现了张钦礼的冤屈、干劲和才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了。在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钦礼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令人痛心的是，焦裕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张钦礼失去了他的好领导、好战友，兰考人民失去了他们的主心骨。
问；焦裕禄给2000多名干部平反，开封地委怎么看？
答：当时正值中央开完七千人大会，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吴芝圃失势，钻营者们不便兴师动众、问罪焦裕禄。可巧，焦裕禄病逝，去了他们的一块心病。开封地委中上与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声气相通，下与孙跃堂、王书记沆瀣一气，旁通河南各地的投机者，善于指鹿为马、见风使舵的，当数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此人早就视张钦礼为异类，对焦裕禄在兰考的业绩耿耿于怀。
焦裕禄死后，开封地委不是将深得民心的张钦礼提成县委书记，而是派一个叫周化民的当书记。周化民是秦一飞的死党。焦裕禄逝世两个月后，兰考的"四清"工作开始了。秦一飞任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民任副团长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有工作团成员2000多人，其中260人专门负责县委和直属机关。秦一飞和周化民领导的"四清"工作，专以焦裕禄和张钦礼带领的苦战兰考的干部为对象。张钦礼首当其冲，被当成"四不清"干部，靠边站，接受审查。秦一飞指示负责县直属机关的工作队长崔礼书，对张钦礼要进行认认真真地清查。崔礼书不敢怠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派人外调，清查了大半年，没有查出丝毫"四不清"的问题。秦一飞批评崔礼书："我就不相信在一个县工作多年，会没有四不清问题！"显然，秦一飞是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把四清运动当作了剪除异己的大好机会。秦一飞撤了崔的职务，换上了自己的亲信赵为新，指示赵为新从心直口快的潘子春身上打开缺口。赵为新对潘子春使用车轮战术，还是没有成功。最后，秦一飞没有任何理由将潘子春挂了起来，不分配工作。张钦礼名声大，又查不出问题，只好恢复其工作。但是，在周化民的处处制肘下，治理"三害"的工作进展缓慢。
问：整个开封地委就没有好人吗？一个宣传部长怎么能如此胡作非为？
答：好人斗不过坏人啊。坏人对上拍马奉迎，对下小恩小惠，善于笼络人。好人直来直去，不会趋炎附势，投其所好，更不会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秦一飞在开封地委绝不是孤立的。
问：我记得，《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66年初，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显然，这篇报道对张钦礼十分有利。周化民怎么能允许这种报道面世呢？
答：1965年底，穆青、冯健、周原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我（刘俊生，时任兰考县通讯干事）是全程陪同的。高级记者来了，我找到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他说："我不太了解情况，张钦礼是兰考土生土长的，又与他共事，对他比较了解。今后来记者别找我了，就让张书记介绍吧！"这样，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7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泪，晚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
报道一出来，周化民就说："焦裕禄的事是谁说的？张钦礼自己说的，他不是想宣传焦裕禄，他是想宣传他自己，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呢。"那天，我被请到新华社，一位同志对我说，焦裕禄的事迹已向中央汇报，中央同意将他的事迹树立为典型向全国宣传，并且要求向宣传雷锋一样，不惜时间，不惜版面，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宣传焦裕禄。他让我回去向县委、地委的书记汇报。我回来后给周化民汇报。他听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蹦出来一句话："典型？兰考出了典型？来兰考参观个啥？看咱沙荒啊？盐碱啊？焦裕禄怎么算典型啊？你去找地委宣传部长吧。"周化民不敢得罪新华社，把球踢给了秦一飞，他相信秦一飞能挡住。秦一飞一听要报道焦裕禄，气不打一处来："别说了，别说了，新华社报道焦裕禄我作为宣传部长怎么不知道？焦裕禄到兰考才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其中还有两月住医院，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看沙荒、看盐碱、看兰考人穷得两人合穿一条裤子？也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听，我不同意报道。"最后，秦一飞想到毕竟要面对新华社，又留了一句："小刘，你找地委书记汇报去吧？"我便去找主管宣传的延新文副书记。延新文听后很高兴，把我领到了当天下午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上，叫我来汇报。下午汇报时，看到那么多大领导，我很紧张，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用慷慨激昂的声音来讲焦裕禄的事迹。听完汇报后，秦一飞首先发言，表示强烈不同意。由于他对兰考比较了解，其他人因此不敢发言。幸而地委第一书记张申说了话："新生事物嘛。有些人对新生事物是看不惯的。焦裕禄是不错嘛，当时派人去兰考，许多人都推辞，焦裕禄接到命令后带病前去，并且在兰考一年多时间，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我看这个同志不错。有时候先进事物和落后事物是要作斗争的，我们应该支持先进事物。"秦一飞反驳道："看啥哩？有啥可看的？看沙荒呢？"张书记说："怎么没有典型？你比如去年风地沙丘，把风地给封住了，再起风就没有风沙了。这不是典型吗？"秦说："那像这样的有几个典型呢？"张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由少可以到多。"由于地委一把手的赞成，其他人也都倾向于赞同，于是最后通过在全地区开展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县委一看地委决定了，也不得不同意。但是，新华社的稿子还要交给县委书记审查。周化民再次从中作梗。他认为新华社的通讯需要改，把兰考写得可怜了，阴暗面太多。他将文章归纳了三句话、六个字：第一句话，焦裕禄用一年时间改变了兰考面貌，共产党领导十六年都没改变好？第二句话，改变兰考面貌是焦一个人干得？为什么只报道他一人？都归到焦裕禄一人身上行吗？六个字：灾、难、病、苦、死、逃。他说："文章要发我也同意，不过得改，得做大修改。"
为此，在兰考四清工作团驻地，当着30多名四清工作团的骨干，秦一飞、周化民和张钦礼展开了一场激辩。秦一飞气势汹汹："试问张钦礼同志，焦裕禄是条龙他又能吸多少水？他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能改变兰考面貌，谁能相信？张钦礼同志是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最多的，我看你的话掺假不少。你把兰考县委的成绩，都记在焦裕禄一个人身上，把几年的工作成绩，也记在焦裕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上，这是夸大其辞。你内心世界里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看无非是想捞点什么。"
周化民紧跟着说："新华社的稿子一发表，穆表他们可以得到一大笔稿酬，个人也出了名，名利双得；焦裕禄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光前裕后；张钦礼同志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也跟着风光；背黑锅的是我周某人，给焦裕禄填穷坑的也是我周某人。我周某人就是三头六臂，也填不满兰考这个穷坑！"
张钦礼说，"莫以时间长短论政绩"。他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是一年零五个月时间。这一点秦部长说得很对。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焦裕禄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比我们任何人都多，都好。他为了尽到一个县委书记的职责，除掉兰考的'三害'，造福兰考人民，他带着病体，严冬不避寒，盛夏不避暑。在荒沙滩里，在盐碱窝里，在沼泽地里，拄着根棍子，背着干粮，带领除'三害'调查队，把兰考县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查了一遍又一遍，咱兰考一百多个生产大队他几乎都跑到了，往返步行五千余里，焦裕禄的身影是尽人皆知。渴了他趴在河边喝河水，饥了啃的是自己带的干馍，群众给他烧开水喝，他说下雨缺烧的，不让烧了。累了蹲在地上打个盹，终天没白没黑舍生忘死地工作，发誓完不成除'三害'的任务死不瞑目，这些秦部长、周书记你们做得到吗？你们只会浮在上面听汇报，懒得下去走一走。你们到兰考与焦书记在兰考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你们下基层多少次，为百姓又解决过哪些急需？
在开挖贺李河的时候，他跟群众一起劳动，他背沙袋压趴在地上，起几起没起来，是潘子春跑过去将焦书记扶了起来，搀到工棚里躺下。卓兴隆劝他住院治病，休息几天，他却说，在除'三害'大决战的时刻，我怎么能休息呢？休息的时候是有，等到同志们站在我的灵前说，焦书记，你安息吧，你没完成的除'三害'事业，由我们来完成，到那个时候，我就休息个够。这虽是风趣幽默话，却体现了焦裕禄同志宁愿把生命献给兰考人民的忘我精神，这样的好书记难道不是榜样吗？当他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后，他没有掉泪，平静地说'咱兰考是灾县，我死后不要多花钱，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不离开那里，要看着你们带领群众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说得动容，泪水模糊了眼睛，在场的一些四清队员也被感染而开始流泪。
张钦礼继续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走完了他生命的路程，他和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在群众中有口皆碑。虽然他在兰考只短短一年零五个月，准确说，只一年零三个月，但是，不能以时间长短论英雄！焦裕禄活着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县委的工作成绩该归于他；焦裕禄逝世以后，我们又在焦裕禄精神鼓舞下干工作，县委工作成绩也有焦书记的份，这不叫夸大其辞。焦裕禄来兰考时，自然条件情况比现在恶劣得多，焦裕禄同志从来也没说过背黑锅、填穷坑的话。新华社是中央的喉舌，新华社记者在兰考采访了上千人次，老百姓都热情接待，积极提供焦书记的事迹素材，这反映了民心，民心不可违啊！有的人却冷落记者，老是借口工作忙，不愿见记者，让别人接待记者。别人照着他的指示办了，又骂人家有野心，想捞稻草，我张钦礼难做人啊！"
就这样，张钦礼的意见终于在四清工作团占了上风。焦裕禄的长篇通讯才得以发表。
问：长篇通讯发表后，全国各地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张钦礼在兰考的处境是否有所改善呢？
答：远非如此。全国学习焦裕禄掀热潮，唯独在兰考县委冷冷清清。张钦礼注意到，尽管大批记者、作家、参观学习者云集兰考，但周化民很少露面。有一次，张钦礼递给周原一张纸条，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
1966年"5·16"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16"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对照河南的情况，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路宪文、秦一飞、周化民、王书记这样的人，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事实上已经将河南的共产党政权变成了他们的黑帮政权、资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些人的。
文革初期，当大学里开始有人响应通知号召，自下而上地揭发党内阴暗面时，工作组自上而下地进驻大学，将学生们打成反革命，而保护各级党委。这样，毛泽东感到工作组在保护走资派，在打击群众积极性，阻碍揭露阴暗面，指示撤销工作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认为在工作组领导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从此，揭发阴暗面、批斗走资派的群众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
但是，受压制的群众可以团结起来斗走资派，走资派也可以动员群众斗革命派。无论是哪派，都可以自称是造反派。在兰考，秦一飞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化民任副组长，四清工作团就地转化为文革领导小组，他们组织"造反派"，将张钦礼定为黑帮，批斗游街。周化民控制下的兰考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批判《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派出"纠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抓穆青。1967年2月，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等跟着焦裕禄除"三害"的县、公社、大队三级骨干分子1207人全部被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起来，游街示众。城关镇一个姓管的老百姓说了一句："这绑住游街的不都是好人吗？"仅此一句话，"造反派"竟用乱棍将管某打死在街上。中央轻化部设在兰考的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游街示众的人不都是跟着焦裕禄书记干的好干部吗？"这话传到秦一飞、周化民的耳朵里，刘永松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张钦礼的保皇派。
杨捍东插话：我给你们补充一些材料。"树焦"与"不树焦"是一场斗争。兰考文革开始后，周化民把"树焦"当作张钦礼的"政治扒手"的证据，大字报向全国散发。这事惊动了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看到这张大字报后，让河南省委限期调查解决。
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开封师范学院（现为河南大学），学校又交给我，由我带队调查。这里关乎三个人，第一个人是焦裕禄，他的事迹究竟真伪如何？二是张钦礼是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三是周化民到底如何？副省长王维群召见我时说得非常严厉，叫我调查时不要带框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详实再详实。如果出了问题，严惩不贷。当时我只23岁啊，很年轻。我说首长放心，我从没去过兰考，在那里无亲无故，不可能带框框，一定会客观详实。
我带领一个共青团小组，领着三个学生调查一个多月。调查过程中我唯独没有见过张钦礼，因为张钦礼带焦裕禄的夫人到广东省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去了。由我执笔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向中央回答了三条：一、焦裕禄的事迹详实无误，完全是真的，且由于新华社通讯篇幅所限，好多事迹还没报道出来。二、张钦礼与焦裕禄肝胆相照，共同协作，焦裕禄去世后，由他完成焦裕禄的遗愿，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之一。三、周化民同志身为家乡干部，却始终对报道焦裕禄的事迹有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前，他不同意，这是个人认识有别，我认为这不是错误。但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他仍取消极态度，仍不认真学习，那就是对党的态度问题，应该予以批评，我只是说"批评"。
报告写成后，我先给王维群汇报，再进京汇报，在中南海将报告交给国务院办公厅。我回来以后，周化民已经要逮捕以张钦礼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了。这时是67年的1月29号。（刘俊生：我也被打成该集团成员了，说我是吹鼓手）凡是当年跟随焦裕禄一块工作过的人，焦裕禄死后积极宣传他事迹的人，都被抓进监狱，全县有1200多人，涉及面很广，包括兰考"四面红旗"的支书，农民也抓了很多。
我有一个同学，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的调查报告印出来发到社会上了。由于报告中我肯定了张钦礼，所以我也被抓起来了。开封军分区的人听信周化民的造谣（周说我是国民党中校），逮捕我时调用军队，派了三辆汽车，还用机枪封锁路口，将我用脚镣手镣抓起来。当时我是23岁的大学毕业生，什么时候去当国民党中校啊？
问：下手竟如此狠毒！后来怎么样呢？
答：毕竟民心不可违。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总理，秦寨大队的贫农李占荣还跑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为张钦礼鸣冤叫屈。周总理派记者到兰考暗访，了解到实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这样，总理将张钦礼接到北京，当着河南省军区各级领导的面，宣布撤销下令逮捕张钦礼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命令，任命张钦礼担任7249师空降师政委。在总理联络员的安排下，张钦礼还在北京向30万工人做了18场报告，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回到河南后，张钦礼还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常委兼地委书记，兼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回到兰考，首先给被关进监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安排他们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对跟着周化民的干部，不开除党籍，也不关进监狱，而是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从这时起到1970年8月近3年时间里，张钦礼带领兰考干部和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引黄灌淤工程共挖3000万土方，基本完成了赵王河、黄河清故道、陇海路两侧、黑龙潭、四名潭、东大淖、杨桥大淖、老牛圈26万亩沙碱荒地的改造，使老灾区变成了粮食囤。
问：犯下严重罪行的周化民到哪里去了？
答：周化民进学习班学了三个月，然后就调到安阳钢铁厂作党委书记去了。实际上，官职原封不动，物质利益还更多了。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吴芝圃、周化民这种投机分子即使在失势时，也只是推推磨、转转圈，跟着他们的人也相安无事，得势时便不可一世。焦裕禄、张钦礼这种革命干部在得势时，拼命工作，失势时进班房、蹲监狱，还会连累跟着拼命的干部群众。毛主席说党内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看，至少就河南来说，千真万确。只不过，这个走资派不但力量强大，还特别善于伪装。
问：1970年8月以后怎么样了？
答：张钦礼又遭难了。当时，林彪的党羽王新在河南权势熏天，原来吴芝圃的网络又攀上了王新，借助王新的力量来整张钦礼。他们说张钦礼是刘少奇的生产党，搞物质刺激，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这其中就有秦一飞，他又回到开封地委了。由于张钦礼影响大，他们名义上调张钦礼为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兼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将张钦礼软禁在大别山下的灵峰寺。张钦礼一走，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人，就是1967年跟着张钦礼蹲监狱的干部，引黄灌淤大干苦干的干部，又被关押起来了。
问：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死后，张钦礼和他的干部们是不是该解放了呢？
答：林彪虽然死了，王新也失势了，但是吴芝圃的网络仍然稳如泰山，盘踞在河南，盘踞在开封，盘踞在信阳。1972年，周总理派康克清到兰考调查，解放了被关押的干部，取消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也了解到张钦礼落难的消息。1972年11月，周总理派河南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找到张钦礼。张钦礼再一次受到总理的接见，王新同期被捕。张钦礼深感河南斗争的复杂，他请求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会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凑水和泥，说你是贺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周总理答应一定帮助他，让他安心在兰考工作。
张钦礼回兰考以后，恢复了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给遭批判和关押的干部们平了反，补发了工资。一度停工的引黄灌淤的几十处工程又恢复起来。张钦礼遭软禁期间，兰考群众把工地上的物质都藏起来了，等待着张钦礼复出。
从1973年到1977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5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感慨万千，直夸张钦礼，赞佩焦裕禄。
刘建勋他们不知道，张钦礼带领的干部们，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这批跟着焦裕禄、张钦礼一再受批斗的干部都是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的。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们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这些干部的腿上就成了"一无二有"：腿上无汗毛，膝盖骨以下有数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黄河泥粘掉的。俗话说，跳进黄河洗不清，是说黄河的水质粘稠。年轻人到了冬天，还能长出汗毛来，上了年纪的人就长不出来了。血口子是被黄河水浸过来泡过去，泡掉了表皮保护膜，形成干裂的口子。血口子裂开了长住，长住了又裂开，到冬天就脱一层皮，他们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利用黄河水灌淤，把沙荒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的。
问：1977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你知道，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杨捍东插话：我也被捕了。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内容都是1966年底的那份调查报告，问我为什么要搞这份报告，为什么要迫害县委书记周化民。最后，正如张钦礼被判那样，完全是靠颠倒黑白，判了我5年徒刑。我们和张钦礼在一起的县委委员，任何人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没有一个人有生活作风问题，每个县委委员都是很廉洁的。一提到张钦礼有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他们也不往那方面想。既然张钦礼在几十年工作期间，一无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二无作风问题，而且拼死拼活地干，为什么还有人如此仇视他呢？为什么仇视他的人力量还那么强大呢？难道不是党内存在严重问题吗？
问：把引黄灌淤、改良土壤说成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把受林彪迫害、与四人帮毫无联系、受周总理三次解救、把兰考变成鱼米之乡的人，说成是"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把受周化民迫害说成是"迫害周化民"！为什么如此荒唐的审判居然能一直维持至今？
答：张钦礼一案出面的是周化民，直接定案的是赵文甫，背后是戴苏理。戴苏理因为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从河南省委书记升任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完全是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问：张钦礼去世时，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这是丧礼主办者有意组织的吗？
答（杨捍东）：完全不是有意组织的，相反，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场面，我们还作了种种努力。事先我提出来，丧事规格要比普通老百姓还要低，要平常心，平平常常，不张扬，不显威，不给政府和党委找任何麻烦，不给人家找任何难堪。要不影响交通，不给政府找麻烦，不影响群众的生活、生产秩序。但是，张钦礼在兰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出现了十万人哭场的场面。
这次张钦礼的后事，我是这样形容的。从场景上看，十里长街，十万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学了，有些情景我还相当熟悉。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张钦礼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27年后，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身份又是劳改释放人员，竟出现和海瑞一样的场景。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作为张钦礼的丧事主办人，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我们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结果放到5月17号下葬，为什么？因为5月14号是焦裕禄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怕影响焦裕禄的纪念活动。兰考人都知道啊，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的典型。焦裕禄上天了，张钦礼下地狱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冲淡焦裕禄的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在焦裕禄的纪念之后，启动张钦礼的丧事。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他是一个暂时被埋没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给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张钦礼灵车的人群中，有的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
在兰考发生的这场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场斗争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人民的事业自会有人民去实现！
http://chuizi.net/?action-viewnews-itemid-9891

附件5：张钦礼反革命案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张钦礼反革命案
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张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炮制了在兰考以周××为首的一条黑线和以其为首的一条红线，斗争的焦点是砍还是树焦裕录（禄）红旗所谓“两点一线”的反革命谬论。
煽动大批农民进城造反。对刚到任不久的县委书记周××同志，批斗数百场次，将周迫害致残。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亲自召开夺权会议，密谋策划，配合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反革命行动，在兰考实行了全面夺权。
窃居县革委主任后，大搞结帮拉派，把有各种问题的××××提为干部，拉入党内的××××人，给予包庇重用。如一九七二年九月在郑州与帮派人物密谋策划，迫使地县委释放了被逮捕法办的打死人命犯张钦芳（系张胞弟）、和新民等五名罪犯。
一九七三年元月又利用职权，将张钦芳、和新民提为县公安局长和教导员。挟嫌报复，非法拘禁原县委统战部干部杨恒德同志。在四清运动中杨揭发了张犯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杨是与张对立的一方群众代表。
因此，张对杨怀恨在心，蓄意报复。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后，杨被打成坏头头，杨因不堪忍受到外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抓回后，非法关进监狱四十余天。张犯于一九六七年八月指使兰考卫焦总司令部建立了揪斗李地山联络站，围攻、揪斗了原开封军分区司令员曲光藻、副司令员李地山等同志。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张犯在一大会上公开说：“现在还有些人不服气，还想翻案，我们不能再克制了，要把那些走资派、坏头头、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要进行修理（即打），显现我们造反派的威风，要把他们碾成面，团成旦，装到大炮里，打到东海喂老鳖。”
在其煽动唆使下，全县刮起打砸抢妖风，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一小撮坏人大打出手，特别是对政法领导干部毒打迫害更为严重。据调查，全县遭毒打者数千人，其中被活活打死者数人，逼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在姚文元的指意下，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革命动员令。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张犯的“按既定方针办”的讲话录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张犯把县委给党中央贺电报稿中两处“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笔抹掉。同时又把稿中“坚持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张犯还主持原县委常委会作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六条规定。
一九七六年三月张犯说：“驻兰考空降部队不可靠，我们要注意。他们有一个副团长讲，谁敢打倒我们邓总参，我就起来和他们干”。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晚张犯听到邓副主席被“四人帮”诬陷消息后，立即召开其核心人员会议，亲自部署，坐镇指挥，连夜建立指挥所和通讯联络地点，集结武装民兵和公安干警，布设岗哨监视空降部队动向，占领焦裕录（禄）陵园等制高点，架起机枪准备镇压为悼念周总理和为邓副主席遭诬陷鸣不平的军民。
张犯还在堌阳、坝头等公社会议上说：“这个人小个子，大人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看他那吊样子，提起裤子不认帐。他上台，咱造反派就该死，他上台我就不干。”又说：“机会主义头子是难改的，他们乘唐山地震搞资本主义复辟”等侮辱、诽谤华主席和邓副主席。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张犯在县委常委会上说：“尻他娘，咱还得准备大的路线斗争的，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他们不听话，现在毛主席死了，他们才不听话的。”公然污蔑诽谤邓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被告张钦礼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在兰考大搞拉帮结派，包庇重用坏人；颠倒敌我关系，倒转矛头，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煽动打砸抢抄抓，对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实行法西斯专政，已构成反革命罪。
入狱后，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民愤很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严肃法纪，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故依法判处张犯有期徒刑十三年。
如不服本判决，自接到本判决之日起，限十日内提起上诉，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期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起至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0）予法刑上字第379号
上诉人（即被告）张钦礼，男，55岁，河南兰考人。1945年参加工作，原任兰考县委副书记，1967年10月任兰考县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常委；1973年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1978年被逮捕，现在押。
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12月24日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审判后，张钦礼不服，以“事实有出入，不应追究我的刑事责任”等为理由，上诉了本院。
经本院审理查明：上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犯有如下罪行：
一、煽动策划“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1968年以来，张钦礼多次在兰考召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和群众，致使他们多次遭毒打：原县委书记周化民被毒打腰椎弯曲变形，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维新被毒打右肘关节骨折；原县委副书记刘呈明一只眼被打瞎，右侧肋骨被打骨折。原副县长谢清渠，原县委宣传部长李林鹤、原县直机关党委秘书李仁德等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在张钦礼的煽动下兰考城乡干部群众被打者数千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二、包庇罪犯。张钦礼利用职权长期包庇打死人命犯张钦芳、和新民、曾昭泉等人。张调离兰考后，县公安局将上述罪犯逮捕归案，张又指使他人并亲自威逼地、县领导干部释放上述罪犯。1973年张钦礼被提拔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后，利用职权又将张钦芳提拔为县公安局教导员，和新民提拔为公安局局长；其它两名罪犯分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知青办副主任，影响极坏。
三、挟嫌报复。张钦礼对曾提过他意见的原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原县检察长庞保继、县直机关干部杨恒德、徐留根等人，妄加罪名致使他们惨遭毒打，其中有些人致残和受非法拘禁。
四、侮辱党中央领导同志。粉碎四人帮后，张钦礼多次在县、社会议上辱骂华主席、邓副主席。
以上犯罪事实，经再次查对，证据充分，本院认为上诉人张钦礼的上述言行，已构成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但原判按反革命性质定罪不当，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商丘地区中级法院（79）商法刑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定性部分，改按煽动打砸抢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
二、维持原判有期徒刑十三年之刑罚，驳回上诉。
本判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审判长　陈杰三
审判员　王路彤
代理审判员　宋继庚
1980年8月23日（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代理书记员胡烨。

附件8：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

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
陈健
《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7期

  张钦礼（左）与老农

群众自发为张钦礼扫墓

（一）
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60年代，新华社一篇关于他的大通讯，使他轰动全国。而和他一起在兰考创建了一片新天地的县长张钦礼却鲜为人知。他俩是“亲密的战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我提笔写这桩案件时，突然改变写法，把结尾移到开头。
张钦礼铁窗生涯13年，出狱后于2004年5月7日去世。兰考十万群众自发地为他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兰考县城万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两旁、农家田埂地头，群众为他摆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杂面窝窝头，赞扬他为官一生，两袖清风；怀念他在贫困饥饿的上世纪60年代，和焦裕禄结伴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生出希望，使他们免受饥寒，甚至于饿死。
我和老伴周原当日给他的唁电：“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
时隔九年，2013年8月，张钦礼88岁的老伴刘秀芝因脑梗住院，想见我一面，85岁的我，冒着近40度的酷热，从北京到兰考，与秀芝数次相拥而泣后，即去拜祭张钦礼。他的墓地周围已成一片碑林。这些石碑、玉碑的立碑者，不仅来自兰考和河南其他县市，也有来自山东、河北、上海、台湾的。数不清多少万人在60多块墓碑、感恩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好像每一块石碑、每一个人名，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有一块台湾的感恩碑，特别耀眼，碑文记载：一位叫刘中豫的老兵，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时，撇下他3岁的孤儿，这个孤儿在张钦礼的关爱下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就职于政府机关。碑文最后两句是：“以旌张公之德，彰显千秋大义。”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谁要是扯上和台湾国民党有什么瓜葛，是要整肃的。
张钦礼三次遭难时，周恩来总理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
文革中，河南省委曾给中央一份报告，提出保护兰考、林县两个典型。毛主席在此报告上批示：“同意”。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
习近平担任副主席期间，在兰考视察时曾问过张钦礼的情况。时间是2009年4月1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问：“当年和焦裕禄一起带领干部、群众除三害的那位县委领导是谁？”时任新闻干事的刘俊生答：“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习又问，“这位同志还在吗？”刘答：“他去世了。”
（二）
张钦礼是兰考人，他的父亲张元谋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著名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和吴芝圃相识。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师华清一起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1943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入党，1954年任兰考县县长，对兰考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
兰考座落在黄河边上，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形成了风沙、盐碱、内涝的自然灾害（以下称三害）。1958年以前的兰考，经过治理，三害有很大的变化，虽说还是豫东老灾区的穷县之一，但群众的日子还过得去。大跃进反而使兰考更穷了。但当时的兰考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具体情况我后面再谈。
张钦礼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说真话。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57年反右时，兰考九百多名脱产干部，却划了366名右派。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1957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都划成右派。张钦礼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为此，他受到了“撤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孙跃堂呢？虽有“错误”，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县工作，不久又晋升为县委副书记。
张钦礼的灾难由此开始。他作为党内“异端”的形象，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直到生命的终结。
1958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要求各县报产量、报征购数，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会上发言了，他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张钦礼被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八个月，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张钦礼劳改的地方叫老君营，县里只给他16元的工资，每月还要交8元给生产队。开始在大食堂吃饭，1960年春群众普遍浮肿，村口路边经常有饿死的人。大食堂解散，张钦礼到群众家里吃派饭，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从外地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当时外出逃荒被称为“盲流”是要受惩罚的，但这些去外地讨饭的群众不避讳他，告诉他不光兰考有饿死的人，外地也有，他们听说，信阳地区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有一段时间，张钦礼也饿得不省人事，妻子来看他，他不认识她，她千方百计把他救过来。
张钦礼开始给周总理写信。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1960年10月28日。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叫他信不要寄出，免得被当地截扣后败露坏事，干脆去北京找周总理。他们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偷偷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张钦礼能见到周总理十分不易，门槛多，好同志也多，细写起来要用很多文字。总之，中南海接待处的一位马局长，先把他的信交给了周总理，安排好他的食宿叫他等待。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时，马局长带他去见周总理。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浮肿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开始有些犹豫，稍后慢慢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菜团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这是用树叶掺一点杂粮做成的。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总理眼里有泪光，张钦礼在一旁也哭了。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关于他的平反，一波三折，拖了半年多。这中间地、县委给他平反留个尾巴，他不签字，又回到他劳改的老君营，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派人来找到他。
他先在省委大院碰到已经停职反省的吴芝圃，吴问他：“听说你去中央反映河南的问题？”张答：“我去了，连你也告了。”吴芝圃一时语塞，又问：“你爹可好？”张答：“我爹不好，饿得浮肿。”说着，用手指按了自己的腮帮，按了个坑，说：“我也浮肿。”这样的一问一答显然很不愉快，张钦礼赶紧走了。
刘建勋临危受命，来河南解决饥饿的问题。他来河南前，请示周总理，总理给他两个字“化缘”。刘建勋理解是“要饭”，就是向一些稍微富裕的省、市“要粮、要菜、要一切可能吃的东西”。
张钦礼见到刘建勋，刘对他说，国务院来了电话，问你的情况，让我听听你的意见。张钦礼谈了群众的饥饿和他的平反阻力。刘建勋请他吃了饭，代表省委正式给他平反。他回到兰考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职务，领取了三年补发的1246元工资，把它全部捐给了“县救灾办公室”。这笔钱对张钦礼一家可不是小数目，他的夫人月工资40多元，要养活五个孩子和她自己。张钦礼对妻子说，群众比我们更穷，有的正在挨饿。
刘建勋了解了像张钦礼这样的干部，平反的阻力这么大。随即以省委的名义下达文件：凡在反对浮夸风中受处罚的同志，他们的问题一风吹。
（三）
焦裕禄1962年冬由洛阳矿山机械厂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他在这个工厂工作十年。他带着大企业熏陶出的新知识、新思维来到兰考。
不错，他是带着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精神来到兰考。当时兰考的情况怎么样呢？全年粮食的总产量只有六千万斤，是大跃进前的三分之一；以粮为纲，占全年总收入三分之一的芝麻、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有的连种子都没有了；大批群众外出逃荒要饭；大批牲畜死亡；树立在大风口上的五十华里长、十道防护林带近两百万棵树，大办钢铁时，全部砍光，风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一个总人口36万的县，三年来人口减少了12万，不能说这些都是饿死的，一是饿死的，二是农村妇女不生育，还有其他原因。
县委大院有一个办公室，叫“劝阻办公室”，从全城各个出口处劝说堵截外出讨饭的饥民，这叫阶级斗争，因为他们出去讨饭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留在家里的群众，坐等救济，又是一大批干部把国家的救济粮分送到群众手里。在没有任何副食的情况下，每人每天六两原粮。
焦裕禄撤下“劝阻办公室”的牌子，换上“除三害办公室”的牌子，调公社干部卓兴隆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使领导救灾的干部成为除三害的干部，坐等救济的群众，成为生产自救的群众。坐等救济是伸手要恩赐；生产自救，是创造自己的生活。焦裕禄还到火车站，对外流讨饭的群众不劝阻不堵截，而是把他们送上火车，并嘱托他们，讨饭的地点不要太分散，便于大家互相照应。
他树立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生产自救的典型，称他们为“四杆旗”。它们是秦寨、赵垛楼、双杨树、韩村。
焦裕禄听说有两个来自广东的技术员魏建章和来自湖南的朱里楚，他们正在兰考搞“农桐间作”的实验。由于这项科研成果可以防风固沙，适宜在沙区试验推广，所以选在兰考。他们住在一片沙地的两间草房里，吃的是粗粮野菜，加上风沙干旱，使这两个南方的年轻人多次生出撤走的念头。焦裕禄立马意识到这项研究的价值，通知粮店全部供应他们大米。当时不仅是饥饿的年代，也是知识和知识分子被贬值的年代。一般高级干部，是没有资格享受全部细粮的。后来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对以后张钦礼领导兰考生产大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也在豫东、全国几千万亩沙地大面积推广。这是后话，那时焦裕禄已经去世多年了。
焦裕禄组织的120人的调查研究组，分三路调查摸清了风沙、盐碱、内涝的底细，制定了一整套除三害的规划。他是作长期打算，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
焦裕禄在兰考没有像张钦礼、卓兴隆、潘子春、蔺永沛、樊哲民（他们以后都遭受迫害）等领导干部的鼎力相助，不要说工作成绩，恐怕也难以立足。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由中央电台著名的播音员齐越播出，他多次被焦裕禄对贫困、饥饿中的群众人性化的关怀情节所感动而哽咽着播不下去。
（四）
焦裕禄过世几个月，四清运动开始了，开封地委派出2400多名团员的“四清工作团”进驻兰考。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对准的就是当年焦裕禄抓生产的那个班底，张钦礼首当其冲，他被停职清算了半年多。
这中间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原来兰考采访焦裕禄，向总社副社长穆青汇报了焦的事迹后，穆青、冯健来到兰考。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四清工作团一位负责人气急败坏地大叫：“早知道先来兰考采访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时就该把他轰走。”焦裕禄病逝在郑州，埋在郑州郊区，遵照他的遗愿：“我活着没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埋在沙丘上。”兰考举行了迎接他骨灰的迁坟仪式，几万干部群众自发地到车站迎接，四清工作团领导人警告所有四清工作队员，谁都不准去，他自己也没去；在纪念焦裕禄的追悼会上，卓兴隆自编自写了一副挽联挂在灵堂两侧：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画宏图。地委一位负责人喝令“拿下”，张钦礼喝令“挂上”。
焦裕禄在兰考和张钦礼一起制定了一幅除三害的蓝图，在开始实施的时候，就看到一支想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队伍，打头的就是张钦礼。新华社的大通讯里，称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就触犯了长期整他的许多人。这场斗争对张钦礼来说是延续，就像一部书，分上下两卷，都由一根线串起。对张钦礼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罪名”，都挂在这一根线上，都是在中央合理合法的政治运动中罗织的。
焦裕禄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来兰考的思想、思维和一套工作运行机制，对于长期抓阶级斗争、抓老灾区救灾工作的路数是一种颠覆。
（五）
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兰考的四清工作团，立即改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副团长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抛出了张钦礼，让人贴出张钦礼的第一张大字报：“张钦礼是1957年的漏网右派”。9月间，大城市破四旧的红卫兵来兰考串连，县委借用他们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传单：新华社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株修正主义大毒草，理由是没有写阶级斗争。材料由张钦礼提供，他借此出名，是“政治扒手”。把他两手染黑，戴了高帽，打了花脸，游街示众。张钦礼东藏西躲，甚至于躲到临界的山东省。
1967年1月29日，开封军分区介入兰考的文化大革命，当天下午1时到达，立即开始大逮捕。县委书记穿上军装和部队配合，把当年焦裕禄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干部、在全县树立的一批先进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甚至焦裕禄结交的农民朋友，都一网打尽。兰考一片腥风血雨，城乡路上到处是披枷带锁、五花大绑的干部、群众。到2月22日，共逮捕了1206人，兰考和邻近东明、杞县等三个县的监狱，塞满了兰考的“犯人”。“要犯”都砸上了脚镣。对这些人的批斗场面惨不忍睹。
张钦礼被游斗一百多场，几次打昏，打伤了肋骨。他在监狱半年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直到1967年7月20日，周总理指示河南三派群众组织来京开会协商，了解了张钦礼的处境，当即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限日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张钦礼半夜被人从监狱里架出上了吉普车，他以为是对立面要枪毙他，车到县界，他要求停车，他说，我死也要死在生我养我的兰考。几个解放军说，明天不把你送到指定的地点，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
周总理看到张钦礼，一时说不出话。七年前，他第一次见到的张钦礼，是从劳改地偷偷来京“为民请命”，衣衫褴褛，面黄浮肿，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他立即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带他去吃饭；这次见到的张钦礼，是从监狱里放出，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把他送进医院。
1967年7月25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支左部队的军官说：“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洛阳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当时都播发、刊用了总理这一指示的新闻。从此以后，周总理支持的叫造反派，他的对立面叫保守派。河南广大干部、群众支持参加这些造反派组织的盛况可想而知。兰考“捍卫焦裕禄司令部”参加的是开封的“八二四”，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三种人”的对象。
张钦礼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来见周总理。总理指示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六）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二、三月间被逮捕的1200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4000多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被破坏的焦裕禄纪念馆，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条例。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
仅仅两年的时间，兰考已经封住一部分沙丘，引黄淤灌出五万亩盐碱地。兴建了机械、农修、化肥等一批小型工厂，有力地支援了农业。不知为什么，省委突然派了一批解放军来到兰考，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批斗他一个多月，说他在兰考以生产压革命，那项劳动奖励条例，是典型的物质刺激，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完斗完，把他发配到信阳大别山里。后来张钦礼才知道，他在兰考的所有活动，都被对立面报告给了省委的二把手王某。王某是空军某部的一名军长，支左到地方成为省委二把手。张钦礼当时并不认识王某，也不了解他的背景。
张钦礼在信阳挂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在监管人员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
周总理于同年10月7日再次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
信阳军分区派出十几名解放军在大别山里搜寻到了张钦礼。当张钦礼和杨贵走进总理指定的地点时，许多党政军的领导都在这里，刘建勋也在。这是批斗王某的一个会议。会上，张钦礼才知道王某此时已被定为林彪的死党，是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周总理质问王：“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俩？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连几个为什么。
张钦礼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一个贫困县的七品芝麻官，竟和林彪的死党挂上钩？他茫然不知所以，脱口请求总理帮他离开河南，总理答应了他，当然没有兑现。事后，他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了当时想离开河南的心情：
“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掺水和泥，说你是圆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
（七）
总理想把杨贵、张钦礼留在中央工作，刘建勋说，两个典型总得给河南留一个吧。如果张钦礼当时留在中央，就是另一种命运了，因为杨贵在北京安然无恙。刘建勋也是出于好意。
张钦礼回到兰考，在省革委会、省农协都挂有官职，还有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等职。张钦礼对所有新封的官衔都很淡然，他只坐镇兰考。张钦礼说，苍天有眼，让他这一次能安安静静集中六年时间领导群众和三害斗争。
刘建勋有一段话评价他们，“你们这帮人啊，疯啦！不要命啦！从工地被捕进了监狱，从监狱出来又去了工地；除夕干到半夜，初一天不亮又去了工地。”刘建勋说的这帮人就是当年饿着肚子跟着焦裕禄苦战三害的干部、群众，之后又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之门而不改初衷，继续拼命除三害的这一帮人。
张钦礼这帮人在监狱时，都砸上脚镣、带着手铐。放风时固阳公社社长吴思敬还悄声对张钦礼说：“我睡不着觉，琢磨出‘九孔闸工程上、中、下的施工方案’。”张钦礼哽咽着：“我的好兄弟，咱俩在这种地方还能想到一块。”这帮人中的一些干部、群众，只要从监狱中、各种批斗学习班中出来，就直奔九孔闸工地。因为九孔闸工程是引黄淤灌的关键工程之一。
张钦礼这一帮人六年中干出的结果是：引黄淤灌出26万亩沙荒盐碱地为良田；种植了56万亩农桐间作地（区）；建立了60个县、社工厂，填补了兰考历史上没有工业的空白。仅县办的16个工厂，年产值4000多万元，税利760多万元，粮食产量由1962年的6000万斤增加到三亿两千多万斤，人均800斤，家家有余粮，是解放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兰考也由老缺粮县，到1976年，已上缴给国家3000万斤粮，100万斤皮棉，80万斤油料。就连当年来兰考视察工作的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到兰考在文革的混乱中，打出一片新天地，兴奋不已。不知在什么场合，不经意地对张钦礼说，大庆缺少副食，黑龙江省过年也只能给他们500头生猪。张钦礼立即派当时的副书记杨捍东和四杆旗的支部书记给大庆送去1000头生猪、60吨粉丝、120吨酒。张钦礼说，不能让铁人的大庆工人缺肉菜。
（八）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运动，又给某些人迫害张钦礼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这个群众组织提供了机会。在“四清”和文革初迫害张钦钦的那位领导人成了文革的受害者，被提升为商丘地区政法书记，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地区管理，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这位领导人一手运作了。负责河南省清查运动的是省委书记戴苏理、主管政法的副书记赵文甫。张钦礼被捕前几天，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威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并作检查，否则，矛盾的性质就要转化。纪登奎在文革中比较早地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建勋和他有不少接触。张钦礼不揭发不检查，说了几句讽刺话，扬长而去。
几天以后，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拥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地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一个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农民代表，让他们回家给张钦礼准备点吃的，去郑州监狱探探虚实。三人来到郑州监狱门口，要求和张钦礼见面，刑警不允许，后要求把吃的转给张钦礼，开始不同意，他们苦苦哀求说：“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垫垫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允许了。无奈，三人在狱墙外面转悠，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同一条新闻还有其他两个。张钦礼的罪名是：
1. “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指文革中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2. “反党乱军，践踏社会主义法制”；
3. “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原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人）；
4. “擅自扒堤决口，破坏工农业生产……”（实际是引黄淤灌工程）。
张钦礼对所有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他的人员说：“你的问题由省委决定，法律服从政治，我们这里只是过个手续，你再辩，加判”。
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关押了一年多，直到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因张钦礼一案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杆旗的支部书记，两名死在狱中：一名是秦寨的赵新贞，一名是赵垛楼的李运兴。赵新贞原是国家干部，回村领导群众生产自救时，连微薄的工资都搭上了。他当时想到群众身体普遍虚弱，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焦裕禄把这个口号推广到全县，结果，外出要饭的群众听说新来的焦书记能体恤灾民的疾苦，都陆续回来参加生产。赵新贞是焦裕禄最看重的基层干部。他被判刑十年；双杨树的王发祥找不出“罪证”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监督隔离，第十年在隔离中死去；韩村的杨素兰是位女知青，她回村带领群众割草几十万斤卖给国家，买点小型农具生产自救。文革中，张钦礼遭难，她抱着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狱，清查运动时，她闻讯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捡了一条命。
卓兴隆当年在兰考时，被焦裕禄赏识，从公社调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他和张钦礼成了焦裕禄的左膀右臂。姚依林来兰考视察时，也发现卓是个人才，建议刘建勋提拔重用他，刘即调任他为柘城县委第一书记。他任书记时，颇有焦裕禄的风范。清查工作时，卓兴隆是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后开除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患肝癌英年早逝。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播出后，兰考云集了来自全国的300多名作家记者。新华社著名的记者华山已从新华社调到全国作协搞创作，也来到兰考。他见到周原第一句话就问：“你能用一句话概括焦裕禄吗？”周即回答：“焦裕禄像一道闪电，照亮一下夜空，陡然消失了……”周原还没有说完，华山接过话茬，而且一激动就结舌：“……留……留……留下一片火焰。”兰考的这片火焰被集体合谋扑灭了。
（九）
张钦礼从郑州监狱转到新安监狱服刑，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带点能解救张钦礼“饿痨病”的食品，去新安探望他。从兰考到新安监狱有700多里，要乘坐火车、转长途汽车，再步行几里才能到达。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二斤水果糖，去探望他。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食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问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下。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也是在新安监狱。一天来了一位领导，他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尊容”。提审他的两名监管人员很想讨好这位上级，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们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不动声色，不理不搭。他后来对刘秀艺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张钦礼的老伴刘秀芝也是抗日战争参加工作的老干部老党员，因为张钦礼是一县之长，怕影响不好，总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张钦礼判刑时，她是县供销社的干部，月工资只有46元，每月探监时还要为张钦礼带吃的。先在郑州后又在新安。每年除夕这天，她带着白面和肉馅，从兰考出发天黑赶到监狱。看着丈夫吃她包的饺子，为的是让他得到些许安慰，熬过漫长的十三年铁窗生涯。几十年来，为了张钦礼，数不清的威逼恐吓，逼她揭发张钦礼，她只有一句话：“钦礼是个好党员。”永远的七个字，包含着他们志同道合；支持他的所作所为；理解他把这么一个经常比一般农民还要贫困、比一般干部还要受屈辱的家庭交给她承担。
周原曾多次做过努力，保张钦礼监外就医。后来一封给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析综的信，起了作用，杨在信上批示：“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保证。”也只是提早半年多释放了他。时间是1990年5月20日。
张钦礼释放后，我和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去郑州看望他和刘秀芝。我们和他谈了两天两个半夜，从采访焦裕禄到监狱生活，了解了很多有意义的细节。谈到焦裕禄，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说，焦书记留下的不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他说，他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是，由于总理的支持，使他有六年的集中时间，带领当年和焦裕禄一起组织过的除三害队伍，创造了从解放到他被捕时的兰考黄金时代。他说，他不敢预测，如果焦裕禄不过世，他俩继续合作，焦该是何种命运？
（十）
张钦礼的葬礼和他墓地的碑林，已经见证了他和群众之间绵绵无尽的感人事迹。但有两件事例，仍令我感动。张钦礼在最风光的时候，省里、地区给兰考两辆吉普车，张钦礼转手卖了，为什么？当时兰考有2564个生产小队，还有42个小队的群众口粮不足。张钦礼利用卖车的资金，为这些小队打机井，配了八匹马力的柴油机，旱时浇地，不浇地搞副业。解决了群众的温饱。他对刘建勋说：“一个县委书记，坐着小汽车开到吃不饱肚子的群众面前，我脸发烧，群众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捣共产党的脊梁筋。”刘建勋把这事告诉了一同来的姚依林。姚大声说：“我回去给总理汇报，让他对兰考的事放心。”
张钦礼有个女儿，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解放军女战士。一切都按照正常手续办完，快要走时，张钦礼把她的名字划掉，换了一个贫农的儿子。他对女儿说：“这个贫农的儿子如果在部队里能提干，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改变命运。你爹是县长、是书记，你一走向社会，就有一个比他高的平台，你应该让出这个名额。”
张钦礼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做透做绝；人民的司法机器却把他砸进监狱。
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六年前看到了我为张钦礼写的申诉，说：“这是个大题目”；我老伴周原已过世两年，我在他留下的日记中看到“张钦礼代表一个时代”。
现在，兰考有两处墓地，都很出名。一处是焦裕禄的，一处是张钦礼的。历任的中央领导、河南省委领导，还有其他领导，也有群众，都来过焦裕禄的墓地；千千万万普通群众由于仰慕张钦礼的品格，感叹他的人生，也来过他的墓地。共产党要求的干部，应该是领导欣赏，群众赞誉，现实生活中这两者很难统一。焦裕禄、张钦礼两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却统一起来了，成为亲密战友。他俩都为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一个在工地累死，一个在工地被捕。
张钦礼和焦裕禄在兰考恰似“一对孪生”，讲一个不能逾越另一个，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附件9：
老田:河南兰考文革口述史（杨捍东访谈录）

河南兰考文革口述史（杨捍东访谈录）
杨捍东
2006-08-01

本次口述史访谈，最初是在二○○五年五月完成的，二○○六年七月再到兰考期间进行了部分修订补充，感谢老黄和老张等同志对文章所涉及的部分事实提供了补充材料。征得杨捍东同志本人的同意，访谈录以初稿形式发布在网络上，希望各个方面的相关知情人士对文章涉及的事实，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一、出身和教育
我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家里是雇农成分，父辈是佃农，扛长工过活。共产党到达我的家乡之后，家里就是“堡垒户”，共产党的县区干部都经常到我家里来吃饭，有的时候一整天厨房不熄火，我当时年纪还很小，分不清他们到底是不是我家的亲戚朋友。
解放前父亲就是民兵队长，小乡的乡长，解放后又担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大队长，直到一九八○年代我坐监狱的时候，父亲还是大队长。我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和共产党的熏陶，一上学就是靠共产党和政府帮助的。
我一九五二年开始上小学，五六年小学毕业，是少先队大队长，保送上中学。在中学当班长，班主任彭老师被划成右派，暑假回校之后就叫喊“彭右派”，我还是每天去彭老师那里，这样就说我划不清界限，品行就只给三分，我很想不通，彭老师给我们输灌的都是好思想，怎么成了右派呢？这样就把我的班长给下了。
五九年我考上信阳师院，又当了班长，六二年毕业后，和班上另外三个同学一起，考上开封师院。进开封师院以后，我一直也是学生干部，开始当班长，后来是年级的级长，还同时主编《红旗报》和《青春报》。
二、文革开始的思想和行动
我应该是一九六六年毕业，文革开始了停止分配工作。校党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我作为学生干部是当然成员。党委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开始搞破四旧，砸那些文物，我跟陈红兵不参加这些活动，我们都认为传统的文物不是四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破四旧是指思想问题，要批判解放后文艺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落后思想，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怎么能够去砸文物烧线装书呢？
当时我们一起有五十多个人，要给校党委提意见，这些人多数是学生干部，但是不叫提。在八二四这一天，大礼堂开会，我们集体上台要求发言，结果被校党委打成“反革命”了，批斗我们。有个学生叫白万选，他在地上写大字标语说我是反革命，还不让我们走路，我对他说：你就只这个水平，让我教你三年，你都出不了师的。我又去找系里的关老师谈心，说三次都是系里抽调我去参加四清，我是落后学生吗？我们咋是反革命呢？因为我们不服批斗，就到省委告状，省委承认了我们，这样我们就公开成立八二四战斗队。
我在群众组织内的时间不长，十月份的时候院党委还没有垮，他们让系里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去兰考调查。因为人民日报二月七号的长篇通讯，使得焦裕禄一举成名，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榜样。九月份十六日这一天，兰考出现两张大字报，一是北京八大单位联合发出的《最最紧急的呼吁》，说人民日报的报道是大毒草，要推翻这个报道；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兰考县机关红卫兵”发出的《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在文革期间的一些人看来，声势比什么都重要，响应和呼吁书同时发出也在所不惜，一点点掩饰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个长篇通讯 “通篇不提阶级斗争”，说执笔写报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也是混帐王八蛋。这个呼吁书装得左的不得了，还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这个传单向全国散发了，可能还到了北京。上面说报道失实，这对省委来说是个严重的失误，而且对毛主席也是个否定，因为用假人物和事迹跟他老人家的名义进行捆绑宣传。因此国务院出了通知，省委就把任务布置下来了。十月五号，院里面就找我谈话，要我七号去河南饭店，王维群副省长要照我谈话，在他那里领指示，院里要我带队过去，接受这个调查任务。七号我们到河南饭店二楼的一个房间，王维群的秘书王德英在那里等我们，说中央给了一个调查任务，要省里面限期提交调查报告。然后，他把那两张大字报给我们，要我们先熟悉材料，列出了六条调查提纲，其中牵涉到三个人：焦裕禄、张钦礼和周化民。开始他说下午三点钟王副省长可能要和你们面谈，又说没有时间，转达了调查要求：要求马上就下去，争取两个月内写出调查报告，而且约法三章，不许带主观意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调查要细致，资料要翔实，如果出了问题就严惩不贷，说这是王副省长的话。我保证说，王秘书你放心，我从来没有去过兰考，跟任何人都无亲无故，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更不会先入为主，请省委放心，我们写一句话就是一句实话，我们保证拿出个客观的东西出来，至于写得好坏那是水平问题。
我们当天就从郑州赶回开封，给学校汇报以后，院里要系里定人，这样就增加了化学系毕业班的王东舟，中文系的单红秀，艺术系的常文英。他们推举我担任调查小组的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九日召集开会，说王副省长传达了省委指示，要他们先看材料。十号，我们从系里借了钱，带队去兰考住在西大楼。当晚就开小组会，分工，先调查焦裕禄的事迹到底是真是假，两张大字报说报道不实，我们首先就落实这个，同时调查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一个人一个大队，我去最远的秦寨。凡是长篇通讯写到的地方，我们都要访问到，每人发三个笔记本。采取主席总结的方法，找农民和党支部开调查会。调查回到县城之后，就找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焦裕禄的秘书，张思义、李反修，副书记刘成名。
我们找周化民，因为不认识，他拒绝见我们，文革一来，干部都害怕红卫兵，最后带了学校的介绍信给他，他才肯稍微谈一下。他说你们到底想要干啥？焦裕禄在兰考成名，但是县委的干部都反对这个长篇通讯。我们就问，周书记你认为通讯中间哪个地方不对，让他谈看法，他说自己不理解，对焦裕禄和长篇通讯的写作过程都不了解，也不能说。既然你不理解，我们就没办法问题，然后他就说，我也忙，你们走吧。
刘成名开始不见，后来到底还是找到了，说是接受省里的指派，两张大字报引起了上头的重视，刘说不跟你们谈，问什么也是一概不知。我们找张钦礼，他去广东宣传焦裕禄事迹去了，始终没有见到他。
我们在底下跟着长篇通讯提到的，走了二十多个村子，个别访问和开调查会调查的人有三百多个，原始笔录有十三个笔记本，他们每个人三本都写满了，我写了四个笔记本。
两张大字报中间实质材料，焦裕禄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共产党人为这片土地付出了重大牺牲，没有轻易丢给敌人，并提到一个月牺牲了九个区长，其中有一个名叫马福重，大字报说他是个标准的叛徒。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借了一个自行车，跑去山东曹县小杨口，访问马福重的老家，路过张庄大队向党支部问了张钦礼家里的情况。我找到八路军政委马振清家里，他告诉我，马福重是九区区长，四四年被日本人杀害，肠子拉出来挂在树上，他说马福重就是我的部下，解放后人民政府认定为烈士，咋是叛徒呢？马的坟墓在界牌的南门外，坟前还有烈士碑，我连夜跑到界牌村，在老百姓家里住了一夜，天明找到烈士碑，非要双手亲自摸摸碑文不可。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天一夜往返二百多里地。
调查一共进行了三十三天，原始记录总共十三个笔记本，集中以后由我十四号去省委第一招待所，讨论如何写这个报告，最后决定按照六条调查提纲的顺序来写，由我来执笔，费了三天三夜，一口气写完了，底稿一份由王东舟保存，同学们分头抄写了两份，一份交给省委，一份给中央。给省委的那一份，由我拿到河南饭店交给王德英，另外一份在十一月底，我去北京的时候交给国务院办公厅的刘主任了。
这个调查报告最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焦裕禄事迹的真伪，调查的结果是翔实无误，没有什么水份，第二个是马福重的叛徒问题，现场找到原来马福重的上级，他确实是为民族和国家牺牲的烈士，两张大字报的相关内容都是诬蔑之词，同时也驳斥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人是王八蛋宣传假典型的说法，我们调查报告还指出，由于长篇通讯的篇幅限制，很多感人的事迹没有写上，肯定了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好榜样。
周化民是接任焦裕禄的后任县委书记，他应该率先学习焦裕禄的精神，他借口自己不了解情况，还下手整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不组织学习。在中央表态之后，他还继续抗拒，这就是组织原则的错误了。在调查期间，我们就发现，周化民、秦一飞反对宣传焦裕禄，在看长篇通讯的小样的时候，在县委会上周就说焦裕禄到兰考，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共产党成立政权十几年都没有改变兰考的面貌，你一年多就改变了，那不是比共产党还能？还说长篇通讯不写县委的领导，而是突出个人。刘俊生保管了焦裕禄的遗物，是县委办的通讯干事，宣传部长领他去秦一飞的办公室，说汇报焦裕禄长篇通讯的事情，秦说：啥鸡吧典型，你就知道听张钦礼的胡鸡吧咯咯，说你们的沙荒和盐碱地不是还在吗？大闺女都没有裤子穿的穷地方，走走，我不听你的，结果给撵出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了，我说不要写进去，老干部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他们在党内和个人场合说的，中央肯定之前，个人有不同认识，应该允许，也不能算是错误，所以没有写上去。
我把调查报告交上去之后，住在北大，参加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是在西苑。
三、兰考的文革
我回到开封师院已经是十二月底了，这个时候农村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我到兰考去看，那里已经分成两派了，一派称为“卫焦派”，以焦裕禄树立的四大红旗为代表，他们成立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认为否定长篇通讯就是要砍红旗，卫焦派批判周化民，支持张钦礼。另一派是“卫东林焦”，以机关干部为主体，有少数农民，当时开封地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的干部，也出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周化民打倒张钦礼，好家伙，这就相当于地委四大班子表态了，县里面原来支持张钦礼的干部马上倒戈了，脱离“卫焦”加入“卫东林焦”。卫焦就主要剩下工人和农民了，在人数上还是多数，干部中间是少数。卫东林焦就开始揪斗张钦礼，文革初期的两张大字报一出，实际上张钦礼就被罢官了，说他是政治扒手，介绍焦裕禄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焦裕禄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于郑州去世，地委也没有发现什么事迹，有个地委组织部长王在焦死前去看过他，当作正常死亡，掩埋在郑州的公墓里。本来是人死灯灭，一了百了，就无声无息地走了。张钦礼焦裕禄在兰考这一年，张钦礼作为副手配合他工作，很受他感动。张钦礼本人是兰考合并之后的第一任县长，长期抓生产，在老百姓中间的声望已经相当好了，老百姓叫他张青天，干部称他是活地图。张对焦裕禄就这么无声无息走了感到难过，认为焦裕禄的精神境界不得了，不能埋没，五月二十日张钦礼在豫东的造林会议上就讲焦，省里面是王维群主持会议，每个代表发言限制半小时，张钦礼讲焦裕禄如何造林防风固沙，最后活活累死了，王说张讲话不受时间限制。
六四年张钦礼又给河南日报投稿，怀念焦裕禄。十月，张又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一年来兰考“除三害”斗争情况，重点还是焦裕禄，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在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口头表扬了焦，登了四清工作简报，在焦裕禄去世当年，张钦礼就有三次宣传焦裕禄的行动。六五年一二月份，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副社长张李勇先，逯祖毅、鲁保国，在刘俊生的陪同下，下去收集焦裕禄的事迹，河南日报做了报道，并没有引起重视。
六五年十二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周原，接受穆青指派到豫东了解抗灾经验，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渡过经济难关，找抗灾典型的线索，本来已经去杞县了，第二天坐错了车偶然来到兰考的。刘俊生接待他，周原说明来意之后，刘就说县委书记累死了，周的职业敏感性很强，追问详细情况，这样刘俊生就让他去找张县长，因为他了解最详细。周因此结识了张钦礼，一提到焦，张声泪俱下，讲了他的很多感人事例，周也是哭着记录的，最后感动地说发现了一个金矿。然后，他就向穆青汇报，在电话里讲了焦裕禄的事迹。十二月十七日，穆青就带了总社的记者团直奔兰考，当天下午，十多个记者就找到张钦礼，在县委办公室座谈，张钦礼再一次声泪俱下地讲了一下午，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充，晚饭记者们都吃不下去，夜里一直谈到十一点多。穆青说他一辈子的记者生涯中间没有哭过，我在延安时期就是记者，首次被焦裕禄感动得哭了。他说不用任何艺术加工，简单地把焦裕禄的事迹罗列起来，就是极为感人的材料。记者们根据张钦礼提供的线索，下到农村去调查核实，周原执笔写了初稿，最后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来的。周原的夫人陈健说，如果没有张钦礼，焦裕禄将永远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四、陷入兰考文革到进监狱
一九六六年外地学生到兰考串联，也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卫焦，支持长篇通讯，另一派否定长篇通讯。我是二十三日去兰考看大字报的，哪一派都没有介入，当时支持卫东林焦的一派人，都在县委吃饭，支持卫焦的人，都在西大楼自己搭伙吃饭。
兰考文革群众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人拿走了我们的调查报告草稿，写成大传单散发，跟初期两张大字报是对立的。这个稿子出去了，我还不知道，就算是我的一张文革大字报了。我一到兰考，许多外地学生就一下子包围了我，说我造谣欺骗中央，逼着我声明作废。我说，马福重烈士的家乡，我亲自去调查过，你们说他是叛徒，有什么依据？到底是谁说假话，造谣？你们提出的，我不能答应。
一月份，开封开始大批逮捕造反派。一月二十九日，支左部队介入兰考文化大革命，他们宣布张钦礼是反革命份子，卫焦是反革命组织，是张记反革命集团。二十九日这一天，我也在西大楼，他们捆走了二十几个人，包括管财贸的副县长蔺永沛、县农工部副部长樊哲民，这都是以前跟焦裕禄工作配合很好的人，其他被捆的还有农民和工人。
我问那个支左连长马啸仙，你们带队的军官是谁？他说是开封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李地山，我到县人武部找到他，说：你轻易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捆了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要成为千古罪人。我跟他吵了一架，就走了，以为自己没事。第一次军队抓的人，被群众组织营救出来了。
军队第二次抓人的时间，大约是二月二十号前后，我也被他们抓了。当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张贻泉回忆，说是三义寨公社武装部长王金海告诉他：接县上的通知，要到候寨去逮捕八二四的杨捍东，这人是蒋介石的中校军官，让他也参加。我就在三义寨公社背后的候寨被捕了，执行逮捕的有支左军人，也有县公安局的人，来了两辆车。见到我之后，这个张副书记看到我不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别说是当国民党的中校，就是当国民党的兵都不够年龄，觉得是冤枉了我。
被抓进去之后，昏迷了几次，咋进的监狱不知道，醒来之后被架出牢房，李某还说咋不把杨捍东架出来？下边的人说他就是。他愣了一两分钟，说，你凭什么给兰考的文革划框框定调子？我说自己是开封师院的学生，没有权力为文革定调子。他反问，你为啥写那个鸡吧报告批评周书记，攻击兰考县委？我说是受上级指派来的，不是什么划框框。两个公安人员说修理他，当即就架到现在的县政府，那里有百十个人，李某、周化民和军分区的政委都在场，几十个人轮流上阵，有出拳的，也有出脚的，血留下来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红了。李某问我认不认错，我不认错，他就要我跪下，我说如果我犯了错误也只能给老百姓下跪，决不跪他们。一说完，他们那一伙人又是乱拳乱脚打来，当天还被捆了五绳子。我当时想，我大概活不成了。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个开头，还只是第一场。
进监狱之后，把我的上衣都抹了，又用绳索捆绑起来，我被他们打昏了才进去的，到半夜才冻醒，才发现自己光着上身。嗓子渴得冒烟，看到洗脸盆是空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伤重后喝水，很可能当夜就死了。到第二天中午再醒过来的时候，胳膊动不了，眼镜也睁不开，想着自己肯定是不中了，活不出去了，不理解他们到底是为啥？连大脚镣都给我上上了。从此一直没有人审问，到四月二号，才又把我提出来，破了镣之后再用绳子捆上。接着就提出张钦礼，又提出一个张凤鸣，他是复员军人代表，也捆上。这个人十四岁入朝作战，五八年最后一批回国，在玻璃厂当工人，六二年带头下放回家当农民，因为他带领荣复军人支持张钦礼，所以也把他抓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张钦礼，街上很多大标语“打倒走资派张钦礼”，“打倒铁杆保皇派杨捍东”，我看到之后，感到可笑又可悲，想来都是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惹了当权派，给自己带来大祸。他们两个没有戴脚镣，下车时被一脚蹬下去之后，垫几步还能站稳。我自己戴镣之后，整个腿都是软的，被蹬下去就栽倒在地，牙齿磕断了，我也至今没有补，这些都是那些人留给我的纪念。批斗的时候，张钦礼站在外面，我站在中间，血流下来就顺着张钦礼的裤子下去，张钦礼说哎呀，血流到一块了。
从此之后，就开始全县游斗，每天一场批斗会，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一号。我那个三号号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装了二十八个人，有农民、工人、干部，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坐监，根本睡不下去，人挨着人，各个牢房都是人满为患，连隔壁的杞县监狱里，都关满了兰考的文革犯人，兰考大约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面批斗，拳打脚踢是平常事，进监狱之后要过三关：撞墙、冲地等等，每个人都是这样，真是鬼哭狼嚎，只是没有了老虎凳，不然还得让我们上去坐坐。刘永松是抗美援朝的高炮师长，十三级干部，也被抓来了，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最小的是十四岁的小学生，是法院张院长的小孩。
我是六月十二号出狱的，已经无法走路了，身上都出是血，全身虱子乱爬，同学把陈红兵的裤子给我送过来。出监狱之后，我就回学校去了。六七年七月份我就进京，总理接见两派代表，说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不是反革命，一句话就给平反了，回去之后就是大联合。
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周化民他们成立了革委会，执政了，开着干部会议。我一下火车，满站的人又把我弄上汽车，几十个干部把我按在那里，弄到杞县去斗。我就说，乡亲们，我是开封师院的学生，你们认识我吧。结果他们又把弄到县城，我又是这些话，他们最后把我关在城关公社里，我就在那里绝食。我坐了几个月的冤枉牢，现在回来拿被子，你们还这么搞，太没有道理了，比法西斯都不如，我就死在你们手上，将来是你们的一笔血债。到了第四天，他们来了两个人，把我架到车站，其中一个是金百福。我下了火车之后，走不动路，吃了一斤多卤面，还好没有出事。吃完就没有钱搭车了，就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学校。
五、到兰考工作
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兰考在河南第一个成立革委会，典礼给我发了个请帖。那个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张钦礼去师院三次，要调我去兰考工作，六八年二月作为干部调到兰考。
过去之后，县革委会向省里报我副主任。我去找张钦礼，对他说：张书记，我当副主任不够格，你给我一官半职人家还要说闲话，我也不喜欢当官。张很动感情，掉了眼泪，要我参加革委会的工作，名义上是革委会常委，分工上协助管农业。我搬去跟搬运工人住在一起，经常下乡跟着拉架子车。
不久，就开始重新调查兰考的山山水水，要重新安排。我跟随张钦礼带队的“学大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共二十多个人，步行六十多天，沿着河，带着馍馍作干粮。每天都是边走边看，什么地方可以建闸，沿着引黄河道，跑了三个来回，行程四千多公里。初步考察之后，又请省水文队的技术人员，我又领着他们下去测量了一遍，取了320个水准点，为后来的整体规划提供依据，整个兰考县的规划架子，就是那个时候搭起来的。在六八年我跑了加倍的路程，饿了，就吃个馍馍，渴了，就喝河里的水，中午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树下面躺一会。一直到十一月份，那个日子真是不好过呀。第一年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县革委会里面也没有我的床，我就在搬运工人那里搭铺。
六九年元月八号，我结婚了，婚后我们两口子一起下去农村，到最远的地方，南章公社老寨大队住在杨堂那儿。我爱人在小学里当校长，她原是第一任焦裕禄纪念馆馆长，跟焦裕禄的夫人关系特好，为了陪我才下去的。
我们是结婚后第三天下去的，农民给我们腾了间小磨屋，也没有床，就用土搭了地铺，新婚蜜月就是住的土胚床，一床铺盖，带了一个五毛钱的包装箱过去，啥好东西也没得吃。
春季，我就领着九个生产队，搞高产玉米，从农业局引进新单一号，做了很多说服工作，说作为农民长期吃返销粮，对国家没有贡献是耻辱。每个村子都种一二百亩，争取一季翻身。下种的时候，老农思想不通，说我是吃皇粮的，却拿着他们的地做试验。到秋收的时候，平均亩产800斤，最高1150斤，当年就扭转了缺粮。那些开始反对的老农，主动去看场，我们买了脱粒机，不叫开，非要先照相。
这个事情全县就打响了，张钦礼把这个作为典型事例，汇报给省里。七○年叫回去当水利局长。我回来的时候，大队党支部领着三百多群众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十八里地，在公社的照相馆合影留念，才回去。农民是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发现自己错了，从来都不护短，跟那些死不改悔的干部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回来干水利局长的时候，准备修复三义寨引黄渠首工程，亲自担任总闸修复指挥长，进行底板加固，换闸门，扩大到500流量。还组织打井队，到通许学习打小井，原来的井直径一米，需要花几周时间投资好几千元，耗费大。新的技术是用水冲钻打井，当天下午就能喝到井水。我不搞虚的东西，就干这么两点实际的事情。
我回来之后，爱人孩子还留在杨堂。七○年，刘建勋说大学生必须锻炼三年，我就又回到杨堂去，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一边搞农村工作，一边组织识字班，中午在识字班教识字，晚上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一段就结合实际讨论当前的工作，白天都舍不得开会，开会都是晚上。那个时候，要布置生产任务，有人晚上就偷着干了，也找不到是什么人，很多活儿不让派，形成这个风气了，今天要是没有报酬，还有人干活吗？我总是在想，农民真的落后吗？集体真的搞不好吗？可是我亲眼看到，很多农活大家都偷偷干了，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工作。几千年来都说农民落后，是小农，可是我在那里的时候，农民常常来找我，说汉东，咱该加加油了，是不是领着学习毛主席著作。
原来杨堂这个地方好地很少，大部分是盐场，春天的时候地表就是一层盐，冻了人走上去嘎嘎响。那个时候，硝盐也不让出，农民偷偷晒。因为大面积盐碱地在那儿，我就跟公社说，应该晒盐，而且把盐场分给各家各户，地少，大家都闲着干啥。公社党委也同意。每个盐场都能扫二三百斤硝盐，比今天的这个精制盐好吃，一吨盐可以换到一吨玉米，老百姓很感谢我，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对我说，你啥时候叫黄河水过来，我们给你立个碑。
六、反复
六七年二月，他们抓了一千二百多人，张钦礼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很多原来打过张钦礼的干部，都心虚害怕，跑了，有的人不敢去政府领工资。张钦礼说，凡是不敢领的，把工资送到他们家里去，文革运动嘛，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
六八年，在六七年抓人周年那一个月，很多人都在偷偷摸摸地打人，很多人保守派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击的真诚，打人格外狠。有的保守派原来为了表示自己革命，扭我的腿，一定要拉到一尺多长。我们掌权后，代表县革委会讲话出去反复拉架，拦了一次又一次。六八年我们在革委会工作后，也有打人现象，我骂过几次：说你们是孬种，你们不是简单的打人，而是打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挨整有我厉害吗？我都没有打人，你们有什么资格打人。虽然如此，还是没有完全制止住，当时发生了两个人命案子，一个是李仁德，是原来的县委组织部干部，六七年他是打手，下手打我的时候可狠了，六八年四月份开会批判他，揭发出来他曾经贪污了二百多元党费，他心里害怕就上吊死了。另外一个是申秀春，教师，他的一帮子学生为了表示反戈一击，下狠手打他，打完之后他喝了很多生水，就死了。在我们挨整的时候，他们整死了张邦兴，县委副书记，还有杨孔昭，银行副行长，文革期间，一边有两条命案。
一九七一年初，林彪死党王新撤了张钦礼的县革委会主任职务，把他调到信阳地区挂一个地革委副主任。然后派军宣队到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说我们改变灾区面貌的努力是“以生产压革命”。在一月份先搞了28天的“爬坡会”，把县委和各级革委会成员集中起来办“路线教育学习班”，搞“思想爬坡”“批修整风”；从四月开始又搞了52天的“批修学习班”；从九月到七二年一月，拉到尉氏县搞了120多天的“整建党学习班”。在此期间也把我弄到县里来开始批判。尉氏县学习班，又批六八年这个事儿，原来在六七年整张钦礼的人又成了“动力”，张钦礼这一次又被他们作为批斗对象。我说，确实有打人现象，我们一直是批评阻拦的，最后我很快以优秀党员过关了。直到七二年一月，我才从学习班解脱，回到杨堂，参加党支部工作。很快，那伙人又派出一个庞大的整党工作组，专门又去找我的岔子。我很奇怪，把我弄去尉氏县四个月，他们大张旗鼓地批判张钦礼，我在底下，没有回兰考去，也没有碍着他们的眼，怎么又来找我事儿呢？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我的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一无所获，最后说我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我教识字和组织学毛著是反过来教育贫下中农，我说毛主席说了，见了群众不宣传不鼓动，是自由主义。他们要因此开除我的党籍，最后大队党支部和全体党员，要把他们捉住捆起来，他们害怕才连夜逃跑了。
这个时期，县委书记是武装部长庞传文，他把我弄回兰考，软禁在招待所里，不让出门。我们二十多个人一起，就组织上访团，上省委告状去了。我们是六月份出去的，在郑州呆了一个多月，由我执笔写材料。那个时候，张钦礼还是信阳地革委会副主任，他们这伙子人就在兰考这边批判他，用大喇叭对准他的父母家住房喊叫，结果张的母亲受不了刺激，死了，张钦礼回来奔丧，这些人还把这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登上敌情简报。
林彪事件公布之后，学习班的事情才有所松动，后来才知道是王新派出工作组去兰考整我的。我们开始听说林彪甩死了，都是头脑发懵，后来才松快了。
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接见兰考上访团，由我主谈并汇报情况，刘建勋说听说你一年改变了一个大队的面貌，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后来，刘建勋就提拔我当兰考县副书记。
一九七二年底，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张钦礼、杨贵，为张钦礼平反，年底我参加了批王新的会议，在省革委会五次全会上，我说不能说没有失误，但是打人的事情，先革委会是拦了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武汉军区要听庞传文的检讨，庞来找我说省委领导要听我的检讨，要我给他写检讨，我说：你过不了关，困死你这个畜生，我在杨堂劳动，小车一推五百多斤，粮食定量二十九斤半不够，上集上买红薯片，没有掺和县里面的事情，你为什么揪住我不放？我在尉氏县差点被你整死，你还有一点人味吗？你还有脸来叫我帮你写检讨！
在七二年底这个会上，最后一项议程是平反补台，我保留革委会常委。庞传文签了一句：强烈要求省委调张钦礼回兰考主持工作。十二月省委下文，安排我当县委副书记，张让我管组织和宣传工作，我自己要求管公检法，看谁还敢乱整人搞冤假错案。我管公检法之后，凡是捕人都要经过我一支笔批。
七三年一月我开始管公检法，年底又让我兼生产指挥长，主持政府工作。说是不兼政法书记，除了宣传卫生不管之外，工农业、财政、公检法都管。那个时候，张钦礼要求县委干部每年劳动不少于120天，叫生产队记工分，那个时候开会和批案子都是在地头，公安和法院都是找到地里去，晚上才有时间看卷宗，到底是该拘留还是逮捕，我签字之后，公安局再去拿人。往往晚上要看到一两点钟，第二天继续生产，没有过年过节，根本就没有礼拜天的印象。
有些干部，宁肯牺牲别人的生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一根汗毛。我主管公检法的时候，有一起反标案，经过排队抓了个民办教师，经过省里面字迹鉴定，批准拘留他。我看了卷宗，认为这个人没有作案理由和动机，就又要他们排查，结果抓到了真正的犯罪份子。原来的公安局副局长就不肯放这个民办教师，说他手脚不干净，拔了生产队的红薯什么的。我说，当时抓他不是拔红薯，而是反标，现在查明他没有问题就应该放人。那个副局长还是老革命出身，没有多少文化，解放前战争年代的红小鬼出身，解放后自己当官了就是这个态度对老百姓。所以执法人员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很难做到有法必依，执行上法律就变形了。我是一律要求从轻，他们往往要求从重，说这个人态度不好，态度不好是犯罪吗？
因为班子里我最年青，每年都是铁定的防汛指挥长，晚上回来问工业交通的事情。要是什么时候回去一趟，屋里公检法的人都坐满了。我总是告诉他们，我不听口头汇报，就是要看卷宗，常常忙到三四点，饿了就是白开水加上馍馍。老婆说你是个夜游神，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睡觉没有超过五小时的。
七、黄河防汛
我这一生，如果要在回忆中间找闪光点，七三年和七五年黄河防汛是两个闪光点。前年黄河才2330个流量，这也算是个水呀，就出动了1500官兵，至少花了五千万。七五年汛期的时候，最大流量12500，最少7500流量，比前年的汛期流量大了五倍不止，我们防汛只花了国家不到十万块钱，这么大的洪水，我们连地区都没有惊动，省里更不用说了。
最为可笑的是，张钦礼被捕竟然是因为这个防洪的事儿，他领着几十个人，为了保住黄河大堤，他在尉氏县破了生产堤，趴开了五十米的一个缺口。他也是舍不得，想要保庄稼。那时周总理每年都强调，只要是花园口流量超过了多少，生产堤就必须破堤行洪，为了保大堤，牺牲生产堤是必须的。他们抓了张钦礼之后，省检察院来了两人，问张钦礼为什么趴大堤？我反问他们，张钦礼趴的是什么堤？如果他有罪的话，就是他不应该只破50米，而是应该破500米，破5000米，50000米，如果你们现在要找证人的话，我可以找到几万人，要找物证，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头版消息，说张钦礼“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因为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在审判的时候给取消了。
那个时候，为了顾黄河大堤，滩区三次过水。我们当时的工作重心，一是大堤安全，二是滩区救护，我们把兰考空降团调了两个营上去。开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黄河出险，往往间不容发，这个事情我要一个人说了算，希望大家谅解。那个时候一防汛，多少天没有睡过，一天刚刚回家，就来信说洪水湾着大堤了，大堤一直往下垮，多粗的柳树挡水，当场就冲走了，挂柳都不行了，老河工说只有抛石护堤。马上就通知航运站调五艘船过来，装石头，站长不同意，因为一艘船就是几十万，我说如果十二点不到，我就一枪毙了你。船载石头过来之后，很快就捂住了崩岸。下着大雨，我也不打伞，枪提在手里，谁怠慢了都不行，其实枪里头一颗子弹没有。曾经有一处管涌险情，我先下去摸到眼，一挥枪，要都给我下去，很快就堵住了，没有酿成大事故。群众参加防汛，实在困了，就搂着树打个盹，为了让滩区群众安心，我亲自去把群众的小猪小羊装上船。
防汛结束之后，我给大家作检讨，说那一次实在太紧急，没有办法，如果不能迅速处理，溃口了，黄河就要又一次改道，那我们在现场的这些人，都要成为千古罪人了。
这个防汛指挥长，一直由我担任到一九七七年。
八、从停职反省到判刑五年
张钦礼被他们构陷之后，我跟新来的书记刁文，又合作了一年，他对我说，造反派里不是没有好人，你只管安心工作。
这个人跟风很厉害，凡是张钦礼工作期间在职的干部，全部要免掉。七八年四月份一次县委常委会会议，一次性要免掉十八个公社书记，由组织部长宣布名单，同时说两句免职的理由，免去孔令洪的时候，理由是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依据是一九七七年一次帮派会议上，孔令洪说出以华为首的四人帮这个话，我就很奇怪，这个话应该是有下文的，组织部副部长吴令传说他随即改口说是党中央，我就问这到底是口误还是攻击？免掉粮食局副局长杨东英，理由是他用公家的木材做了十八件家俱，我说这个应该有什么家俱名称，用掉了多少木材，合计值多少钱？几方木材都没有，就这样免掉一个局长啊。刁文当即就说，去球去球，这个会不开了，回头假装责怪组织部：你们咋搞的材料？
我说，从免职的程序看，我们太草率了，孔令洪是公社书记，说他是四人帮的帮员，四人帮的手再长，也伸不到公社来呀！我们这些人哪个人跟四人帮搭得上关系呀，我们县委常委应该是干部的娘家，我建议材料跟本人见见面，行不行？当时参加会议的四个军队干部，他们异口同声地支持我，说杨书记说的对呀。以后他们就再也不通知我参加常委会了，刁文说只要叫杨捍东参加，啥人也免不成，我也就一直住队，直到免我的职。
我的专案组，大概有十几个人，始终没有对面批判过我。从七八年初开始，不叫我管生产和公检法了，让我管教育和卫生，要我率教育代表团上商丘开会，后来开科技代表大会，又要我当团长。会上，我要求见地委李锦堂书记，他召集地委常委听我汇报兰考的情况。我说，张钦礼工作的时候，淤灌了二十多万亩盐碱地，是有成绩的，又打通了最后一条河，兰考县内的三害基本上消灭了。张钦礼走了，他手下的干部不一定都是坏人，现在来一个全面扫荡，原来整张钦礼的人都作为动力，作为提拔对象，我认为这是刁文搞的还是派性，以派性整派性永远是没有党性，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产量目标是四五八，黄高昌两年把产量提高到八百斤以上，兰考这样的干部都不要，还要啥干部？至于我个人，我希望地委要么把我免职，要么调出兰考，我的这个汇报当场做了记录。
我回兰考之后，马上找刁文作了会议内容汇报，包括我跟地委书记谈话的内容。他下去说杨捍东在地委告我的黑状，我回头去找刁文，他矢口否认。
八月份就开始批判我了，在一招小礼堂开会，科局长和公社党委以上成员参加，我还坐主席台上，刁文说今天要杨捍东说清楚四人帮横行时期的事情。财政局的张玉合说：刁书记，我想给杨捍东提几个问题行不行？一、你抗过日吗？二、你参加过三年自卫战争没有？三、你一没有打过日本人二没有打过老蒋，咋当的县委书记？刁文说回答嘛。
我说，建国那年我七岁，一无战功二无苦劳，为啥当书记？我说不出来，自己做梦没有想过，也没有申请过，当书记不是自己的事情，恐怕要去问刘建勋，我跟老同志比是不够格，还是赶快免我的职吧，早免掉一天早一天好受。我含泪说完这几句话，就没有人再发言了，批判我一场就是有人提了三个问题，他们说没有打过仗就没有资格当书记。
十月份被免职，宣布的那天刁文还告诉我说免职不是处分，该咋工作还是咋工作。第一天县城里到处贴的是标语“打倒杨捍东”“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杨捍东免职大快人心”，杨捍东三个字还是倒着写的。我找到刁文问他，你不是说免职不算处分吗？怎么我成了恶，还要不留后患？六七年打过我的人、捆过我的人，我个人是连一句话都没有回过头去说他们的，你们就这样对待同志，这样当官、执行政策的呀。
接下来我还是回去住队，在新韩林大队第四队，参加他们的支部研究工作，支部和群众都说老长工又回来了，我听了很感到欣慰，当人民的长工是值得的。反正，我不当官也一样为人民工作，这一年队里成为先进单位，大队每人都受奖。
九、进入大牢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参加会议到六点，回县城有十五六里地，回家天都黑了，刚到了半碗水喝，还没有吃饭。就被叫出去，张传忠副局长宣布，杨捍东因违法乱纪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着就抄我的家，抽屉、衣蔸等等全部抄遍，连工作日记也抄走，练书法的旧报纸也不放过，想要在其中发现思想犯罪的证据。我被逮捕之前，焦裕禄的老婆找我的爱人，说叫汉东去跟刁文说句话就啥事没有了。我没有去，我想我是啥人我不知道呀，刁文自己说他在文革中间参加过抢枪，我当时就说你抢枪你检讨，你用自己的派性来说人哪。
被捕的第二天，张副院长提审我，检察院的丁股长办我的案子。当兵的都很同情我，此前我就是管公检法的，每月五号要检查一次监狱，看看他们缺啥，办过紧俏东西也找我批，他们家里有啥事情都愿意跟我说，官兵对我都很尊重。有个姓周的所长不识数，问杨捍东你怎么进来的？我说老子怎么进来的你不知道，你看老子落马了不是。
到了刑讯室，他们给弄了个烧饼、油条，叫先吃早点。他们说，都熟人了，吃完了吸烟罢。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办我的案，是你们问我还是我问你们？他们说，很多老同志都同情你，可惜呀，文革你要是不来兰考就好了。说来说去，你那个调查报告对周书记的打击太大了。我说，我都被他们抓去坐过一回监牢了，五花大绑批斗了四十多场，还没有完帐？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意把兰考划到商丘地区，周化民是地委书记，过了二三年，打击完了，又划回开封。他们拿出我练书法写的一首诗，是杜甫的春望，中间有两句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问我是啥意思，是不是四人帮被粉碎了你的国就破了吧，我问他们，我还写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你们没有看见吗，哪一首影射现实的？说了两天，我就问他们还有啥问题没有？他们说，你管公检法办过什么错案没有？提到牛万成这个人，我说这个人解放前出卖过八路军，解放后又鱼肉百姓，本身是个坏分子，他罪证确凿。他们回答说，已经放了。又说防汛期间，有个韩美兰，洪水上来的时候他去挖人家的高粱，我拘留了他十五天，何错之有？最后我说，你们谈了这两天，那一条够犯罪，他们说确实不够，我就说你们不能再错。
第三天，起诉书就给我了，三条罪证。一条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员让他下跪了，我说你们两个当时都在场，他抓了1200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国民党中校的捏造事实来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恶多大。批斗李是武汉军区批准的，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的，他们找到我要我上台发言的，因为我受害最深，让他给兰考32万人民请罪，开封军分区司令拉着我的手说姿态太高，李批斗我多少场，你们问过没有，怎么还要用这个来起诉我？第二条是有一个偷水泥的，说是我让大队捆他了，我说你们没有调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现场扭送公安局的，这是大队党支部讨论的，我说够判劳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们连维护公益的人都要作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在小偷一边去了，谁还敢维护集体利益？第三条，说我在六八年说过对走资派叛徒特务要坚决斗争，我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错了吗？我当年对于打人是坚决制止的。他们公然说，现在不是评你当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儿，他们已经公然不要脸了，什么事实，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完全是狗屁。
结果，还没有等我的答辩写好，判决书就下来了。法院院长董惠省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要上诉了，上诉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当时，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从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见不着她了，五年出去，她还不到九十，还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诉了。
到底后来我还是写了上诉状，写了几天几夜，要我连夜交给他们，第二天九点多商丘中院就驳回了，维持原判，他们是啥时候上诉，啥时候驳回，效率真是够高的，这就成了终审判决。兰考一共六个人送到省第三监狱，狱政科长问是啥罪，我说无罪，他问没罪来这干啥，我回答说，你看看我的判决书，这些事儿作党内处分都不够，叫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吗？因为我一直拒绝写认罪书，就不放过我，要留监就业。科长找到我说，老杨你认个错算了，我说监狱是教人认错的地方吗？我犯的是啥错误？如果你们能够依法办事为我申冤平反，就是认几天几夜的错也可以。
我在监狱了停了五年半，父亲杵着拐棍去看我，说他得了食道癌，怕咱爷儿俩见不着了。我见了他，很难过，说：大，我不孝，我在这给你磕四个响头，就这样送你了。最后批准我半个月假，回家给父亲治病，一五九医院和地区医院都确诊是食道癌。等到我六月三日如期返回监狱，卫兵却不让我进去了，最后是狱政科干部领着我进去，要我捆行李走人，我说我没有认错，原以为五年变无期的。
我离开监狱之后，离开孩子老婆五年半了，朋友们凑了四千多块钱给我，我回家床都没有下，就会老家去了。年底父亲就去世了，人财两空。我年底回家的时候，大儿子已经参军走了，才十五岁多，我到武装部找到部长和政委，说你们胆子太大了吧，乌纱帽不想要了。他说，我们认为你是我们的好书记，我们专门安排他走的，不能因为你影响小孩子的前程。我去信教他当个爱国军人，要他不要再入党了，这个党已经变了，我在被捕之前的几十分钟，还召集党支部会议，当过多年的县委书记，最后那些以党的干部宣布说不承认我的党籍，可笑不可笑。你开除我的党籍，总要手续完备，我入党时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他当了七年半兵，复员回来之后在医药公司工作。
我爱人是六三年大专毕业生，当过小学教师，焦裕禄纪念馆第一任馆长，财政局人事股长，后来因为我的影响要她医药公司切药，仓库主任，门市部主任，就是不给她调工资，退休了只有400多块钱。
我回来之后，纪检书记杨找过我几趟，他原来是办事员，是反张钦礼的。他到我家里，叫我上班，我说劳改五年了，还有班可上，他说你没有开除公职，还是国家正式干部。中央有个文件精神，清查中间的人，要给出路，让看河南省委的一○○号文件，上面说对罪该判刑的人如何如何，我说我不属于这个范围。他说从上班之日起发生活费，不等，最高50元。我说我一个本科生，最少教个初中吧，小学老师都一二百，我拿五十，像话吗？要我吃狗的食干人的活，何况本来就不该判我的刑，我是宁可多蹲监狱也不认罪的。如果你们真同情我，就在西关农场给几亩地吧，这样从八五年开始，我就种了二十年的地，场长给了四亩地，我自己开荒五亩。靠种地供了两个大学生，本来大儿子学习成绩最好，因为我坐监狱给耽误了。我坐监狱的时候，爱人的工资是34块钱，三个孩子是十岁、七岁、四岁，现在想起来都寒心，不知道咋过来的。
在农场期间，农场工人多少次要选我当场长，教领着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说我啥没当过，这个年头不是我干事的时候。谁要来征求意见，我都是正面说，不能贪，不能占。我自己一生从没有背叛人民，工作的时候是毫无保留地奉献青春，兰考在我们手上领着建了两个工业区，十个大型厂矿，几十个集体工厂，农业上除三害的愿望彻底实现，最后我倒成了罪人，他们成了功臣。
十、回顾毛泽东和文革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历史发展来验证，是非常正确的。苏东剧变，中国今天的现实，都说明了。毛想让人民起来监督党的干部，这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毛是真要人民当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什么时候心里都是想着老百姓。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从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干部脱离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车大房子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对于文革的方式问题，值得探讨，天下大乱的方法是否妥当，确实有坏人趁机报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规模这么大的群众运动如何掌握，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从中国政治走向看，继续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间最辉煌处，并非失误。现在官员腐败成风不可救药，党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两会上，温家宝讲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说到底是路线方向问题，他没有说到点子上。靠免税免粮能免多少，这些措施切断农民与国家的联系，可能也就是能缓和一下人民群众和政府的矛盾。农资大幅度涨价，比免税来的多，交点爱国粮，增加爱国意识，生资别这么涨，农民倒能多得点好处。农民自己始终认为种地完粮，天经地义。
今天兰考连教师、正式干部，要发工资的人不少于一万，按照每人每月八百，光吃饭这一块就得一个亿。兰考的国有工业商业企业都没有了，有几个好的私人企业？税源在哪里？哪有财政收入？吃饭这一块都成了问题。地方财政完全失去了造血能力，靠上级财政转移，战乱、饥荒怎么办？国家如何维持，中央财政也变成吃饭的了。靠富人爱国拿钱，那是笑话，明王朝眼看要垮台了，崇祯亲自动员皇亲国戚拿军饷，还都不拿。
中国今天政治理论混乱，经济理论更混乱，换一个书记打一个旗帜，城头变幻大王旗。毛泽东思想不说千秋万代，起码要管相当一个时期。猫论摸论能指挥一个党？没有方向路线和目标，能成吗？有人说邓小平是故意复辟，我不相信。他是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他所说的两极分化和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了，已经是走上他说的邪路上去了，他撑不起这个大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江泽民就是搞个维持会，在他自己的任上，没有人找事就行了。老百姓中间说，看这几个领导人的手势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远，邓小平光顾眼前，江泽民是求稳怕乱，农民总结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总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后，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搞什么粉碎四人帮，我曾经多次给中央写过报告，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四人帮的事情，省级干部都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一切都是那伙子人事后炮制出来的。他们说主席错了，中央错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没有罪都判刑，有罪没有罪都免职，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这样的官员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靠这样的人支撑共和国搞建设，可能吗？
主席当年是怎么搞重工业的？没有三线建设的老底子，战争早就降临了，援外也是为了周边安全环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农业发展，我更有亲身体会，我执政八年，淤灌二十多万亩好地，我去坐监后二十七年了，兰考连碗口大的一块好地，都没有造出来，当年打的井，开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坏完了，都没有人管，对于今天这些当官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观总结历史，都不是唯物主义，我出了校门就坐监，老了还坐监，咋知道自己一腔热血变成这个结局？党内的对与错、贪与廉，何时和谐过？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阶段，就得提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就得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的。
我管公检法的时候，整个公检法队伍总共就六十七个人，现在法院就有二百多，公安局都上千了，还配备了那么多的警车警械，队伍膨胀了上百倍，连治安基本好转都不敢吹。我们那个时候，兰考根本没有积案，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人犯罪，人们会感到很吃惊的，当时的精力都放在预防犯罪方面了，一个公社就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一个大队一个治安主任。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可不是这样。当官的贪污，只要是上万，就非杀不可，谁讲情都无效，现在是什么样子，老百姓说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过去谁敢这样？！
跟今天这些官员对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经过他们三十多年的审查，我们那个时候兰考的班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经济问题、出桃色事件，随便他们怎么查，都没有找到我的问题。时间老人最能给人作结论，文件上的结论判决书上写的都是假的，经不起时间考验，他们算不上什么英雄。张钦礼被他们判刑关押十三年，离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来越怀念他。他头上带着老百姓送的三顶帽子：张青天、新包公、兰考的活地图，他的政绩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兰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共产党人形象的功劳无人可比；廉洁清正一尘不染的作风无人可比。就是张钦礼的政敌也承认这三条，有一个胡某人，是当年整张钦礼的铁杆保守派，前几年来看我，我问他，你们当年反张，他有啥问题没有？胡某人说，没有，就是张不能团结人、骄傲、抗上，都是上级要整他。
张钦礼不媚上是一贯的，老黄有一次亲身经历，他曾经陪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到兰考来视察，张钦礼带他们参观了苹果园和贮藏苹果的地窖，硬是没有请他和随行人员吃一个苹果，视察结束时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张钦礼也没有主动留吃饭。在返回的路上，杨的通讯员和司机就开骂了，受到杨的阻止。老张说到，张钦礼下乡的时候，如果给炒盘鸡蛋或者是猪肉，他一定不吃，还要骂人的，他在乡下通常吃的就是玉米粥里面煮几块红薯，吃完之后碗比“狗舔的还干净”。如果是今天，张钦礼这样耿介的干部，肯定在官场中间一天都混不下去。那个时代出现焦裕禄和张钦礼这样的干部是正常的，今天可不是这样，兰考有一个村子在三几年的时候就建立了党支部，其中一个老党员九十多了，常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入党的，见识过的什么人最坏，他笑笑说：我入党的时候你还没有呢；算孬种支书算第一。
因为张钦礼威信极高，不搞和稀泥，谁不对就要挨批评，受他批评的人往往几年抬不起头来，他在兰考工作时间又长，挨他批评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很多干部恨他，甚至在公众场合，上级说的不对的，他也起来反驳，周化民就曾经被他当场指出错误，闹得灰头灰脸，下不了台，因此恨他，文革一来就借机整他。
张钦礼死后，我写了挽联，横批是：一代风范　虽死犹荣
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
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
二○○○年七月十日，开封中院要我过去，说你多年申诉，我们给你合议了一下，叫你来看给你的裁决；然后念道：“对于运动案，中央没精神无法解决”，是写在他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我要求给我一个副本，他们不同意，我退一步说，抄下来盖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级法院连正规的法律程序都不敢履行，心虚到何等地步。几个法官跟我谈话，说：老杨，你说张钦礼冤，四人帮哪个不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还不冤死个球。中级法院都承认四人帮冤，公开撕破脸，不要脸了。他们给我的判决书，就是最好的申诉书，是他们枉法断案的铁证。他们说，当年都是省委定调子，我们只是办手续。
邓小平依靠的河南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很清楚了。那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个个都是整人的好手。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吴芝圃、赵文甫、杨尉屏、代苏理，他们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反右之后他们搞“反潘杨王”，是老河南帮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又是他们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风的，也是这几个人。五九年反右倾，张钦礼被他们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的时候他们搞四不清干部也是积极得很，文革初期他们抛出这个抛出那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又是来了一个大扫荡。到下面，他们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马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焦裕禄死了他们都不知道，张钦礼如果不吭声，也就一了百了。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张钦礼都恨上了，因为焦裕禄的工作方式被宣传出来，是对他们工作方式的否定。为这个，张钦礼后半生就被他们一伙压得抬不起头来。从改变兰考的面貌需要看，张钦礼需要焦裕禄这一份精神资源来激励兰考的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飞之流的“当官做老爷”理念与此格格不入。
从我和张钦礼的冤案看，这一伙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禄当这个典型，我的真正问题还是那个调查报告，触犯了他们的根本立场。焦裕禄和前几任书记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在前几任书记那里，张钦礼都发挥不了作用，在兰考县委班子中间，没有人比张钦礼更了解兰考的人，他的工作汇报既具体又详细，好多老农和积极分子他能够叫出名字来。那些人构陷张钦礼，是力图从兰考人民心目中抹掉张的光辉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样很难实现。有传言说周化民私下问刁文，杨捍东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在群众中间威信怎么样？刁文说在审查中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杨的群众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说：不怕杨捍东有问题，就怕他没有问题，他还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这种人最危险。所以他们就因此不肯放过我。
文革期间，开封师院我班上的同学，在六七年被抓了五个，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判刑的三个，都是最优秀的人。我们的对立面，只要跟我们当面辩论，根本不堪一击，文革初期的打砸抢都是这些人干的，当时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这些人除了追随干部，想趁机捞点什么资本，没有一分一毫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利益，邓小平后来就是依靠这么一批人来治国，如果反而把中国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有一个文革期间参加公安公社的人名叫赵福寿，后来是三监狱的政委，他对犯人说：对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揭发批判，发动利用犯人治他们从前的对立面，说是谁立功谁受奖。照理说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翻身的大好机会，是所谓的“拨乱反正”，这样的事情他们本不该假手旁人的。就是这个人，从文革期间的派性出发，在我刑满之后又额外多留难了我五个多月。
二○○六年八月一日

附件10 ：樊哲民我有话给总书记说：一个真实的兰考

我有话给总书记说：一个真实的兰考
作者：樊哲民
发布时间：2014-03-25
来源：乌有之乡

张钦礼主政兰考期间，是兰考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的最好时期，他谱写了兰考最辉煌的历史篇章。所以，兰考人民怀念他，我们这些同他并肩工作、战斗的老同志怀念他。他和焦裕禄一样，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

转眼间，我十分尊敬的两任老班长，焦裕禄离开我们已经快五十年了，张钦礼离开我们也已经近十年了。光阴荏苒，时间如梭，然而，对两位老班长的思念和缅怀，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反而因为岁月的磨砺，让我更加真切的体会到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和高尚情操。焦裕禄精神激励兰考人民五十年的时间里，张钦礼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岁月里，我们这些和老班长一起工作、生活、战斗的老同志，每每回忆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心中依然热血沸腾。时至今日，兰考人民为有焦裕禄、张钦礼这两位优秀的党的领导干部而深感荣幸和自豪，这是兰考人民之大幸也。
　　我是1952年底调到考城县委宣传部工作的，不久接替县委秘书工作;那时，张钦礼是县委委员、副县长，他当时年龄才二十多岁，我们从此相识。1954年，兰封、考城合并为兰考，张钦礼任县长，我先后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61年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965年又调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同时还被抽调到兰考“四清”分团办公室任副主任，1967年，兰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是办事组组长，1973年任县委副书记。
　　几十年来，我由最初的和张钦礼相识、相知，到成为知己，一直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深深体会到，张钦礼是一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优秀共产党人，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每当想起他为了彻底改变兰考落后面貌，几十年如一日，不仅仅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更是身先士卒的战斗员，可以毫不夸张地的说，张钦礼为了兰考，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张钦礼1927年出生在兰考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国领土、烧杀抢掠中国人的时候，1943年，年仅十六岁的他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他出生入死、机智多谋，多次出色的完成任务。他参加的智取王府桥、老牛圈杀鬼子、白茅集阻击战、黄水口掏心战、吴河村地道战等战斗，至今都在鲁西南地区人民中间广为流传。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民权、兰封、考城以及曹县进行大范围围剿，企图一举歼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经过数日激战，张钦礼、潘子春、王志新率部突出重围，安全转移;为了支援淮海战役，在张钦礼任政委的支前团领导和组织下，考城人民组织了三千民工、四百副担架奔赴淮海前线，他们抢救伤员、运送物资、协助部队作战，有力的支援了一线部队，为新中国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面对千疮百孔的战争废墟，面对期盼早日过上幸福生活的人民，张钦礼同志殚心竭力、废寝忘食、日夜操劳。1955年1月，黄河在兰考与东明交界处结冰成坝、阻水不下，兰考东坝头冰水漫滩，严重威胁到滩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黄河大堤的安全。张钦礼接到险情报告，立即组织县直机关的干部，亲自带领奔赴滩区抢险救灾，并组织沿黄区、乡干部分别带领一万多防凌大军上堤防守。为了抢救还困在水中的群众，张钦礼乘坐的木船中途搁浅，他毫不犹豫的带头跳入冰冷的水中，硬是把船推过浅滩。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终于保障了滩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黄河大堤也转危为安。
　　1958年，党中央制订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工农业等多条战线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在这大好形势下，当时的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河南刮起了“五风”(即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不顾现实，大放卫星，小麦亩产竟然放到了7320斤;集体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的“一平二调”，贫富拉平;生产上高指标、瞎指挥;说什么“哲学的跃进，跃进的哲学”，“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民动手，大炼钢铁。兰考没有矿山，就派了2500多人到巩县炼钢铁。更让张钦礼痛心疾首的是，他们为了炼钢铁，把解放初期由政府出钱买树苗，发动群众参与合作种植的防风固沙林带都砍光了。张钦礼深知，沙区毁了林，风沙灾害就会接踵而至。1959年6月，在河南省召开的夏粮征购会议上，张钦礼以对兰考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直接向省委领导提了意见，这位省委主要负责人恼羞成怒，立刻将张钦礼逐出会场，押回兰考进行批判。随后又将他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工资降三级，下放到仪封公社老君营大队监督劳动。
　　1959年3月，河南省委召开全省六级干部会议，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纠正“五风”错误的指示。随后，兰考县也召开四级会议，传达贯彻省委会议精神。可是，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不是检讨自己、承担责任，反而矛头向下，指责公社、大队、生产队等基层干部，严重伤害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一时间，干部畏手畏脚不敢工作，生产无人管。接着，严重自然灾害不期而至，土地荒芜、风沙重起、盐碱加重、内涝成灾，到了1962年，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还低百分之四十二。人口外流、牲畜死亡，灾害之重，人民生活之苦，不堪言状。还在被监督劳动的张钦礼再也坐不住了，他整理好材料，背上群众给他准备的野菜团子，星夜兼程，赶赴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灾情。幸运的是，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接见了张钦礼，当共和国的总理望着衣衫褴褛的张钦礼，将张钦礼带的野菜团子送进自己口中的时候，眼含热泪哽咽的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啊。
　　从北京回来后不久，也就是1962年8月，张钦礼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县长职务。与此同时，那位河南省委的那个主要负责人被免去职务，调离河南，临走前，他痛哭流涕的向河南人民谢罪。
　　转眼到了年底，1962年12月，焦裕禄同志来到了兰考，谁也想不到，他的到来，对于兰考人民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也可以说，焦裕禄一踏上兰考这块土地，注定就与兰考生死与共了。关于焦裕禄同志的英雄事迹和伟大精神，兰考人民有目共睹，我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如果不是焦裕禄、张钦礼的努力和争取，兰考县这个行政区划，恐怕早就不存在了。
　　1963年3月，刚刚上任不久的焦裕禄，迎接到了来兰考视察工作的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令焦裕禄、张钦礼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何伟书记的到来，不仅仅是单单视察兰考工作这么简单，他其实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兰考一分为四，分别划归兰考周围的开封、杞县、民权和东明四县。得知这个消息后，焦裕禄、张钦礼惊出了一身冷汗。四个县的县委书记来到兰考开会，何伟在会上说：“兰考是豫东平原的一个贫困县，千百年来，风沙、内涝、盐碱把兰考折腾的饿殍遍地、民不聊生。解放十几年了，面貌也没有太大的改变，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里是重灾区，百姓生活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怎么办呢?今天把兰考周边四个县的主要领导请来，想给你们增加些负担，把兰考一分为四，每个县四分之一，这样，兰考问题也许会好办些。我今天是先给你们吹吹风，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更好。”
　　四个县的书记都表示愿意接收。
　　听到这里，焦裕禄坐不住了，张钦礼头上直冒汗。焦裕禄把张钦礼叫到屋外说：“钦礼同志，咱该咋办?我不忍啊，我看咱得表个态，可是表啥态啊?”张钦礼说：“我先发言，有事我兜着。”焦裕禄叮嘱道：“说话要有分寸，你说完了我补充，你尽情表述吧。”
　　回到会议上，张钦礼心情沉重的说：“我作为兰考县县长也表个态，第一，我们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第二，我个人认为兰考不能瓜分，旧中国兰考是贫穷、也是落后，解放后，1954年，政务院把兰封和考城合并为兰考县，是合不是分，1950年到1956年，兰考人民并不缺吃少穿，是河南大刮‘五风’才刮的兰考人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无家可归。这不是兰考人民不勤劳，也不是兰考的干部没本事，而是天灾加人祸造成的暂时的困难，治风沙、治盐碱、治内涝，兰考人民和干部是富有经验的，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带领群众干，不搞人整人，三年时间兰考就可以恢复到1956年吃穿不愁的水平。如果三年时间我们改变不了兰考面貌，达不到上述目的，不劳省委给我们分配工作，我们会自动辞职，自己回老家种地去。我们县委新班子决心在焦裕禄同志的带领下，团结一心，同心同德，只需三年时间，誓把兰考面貌大改变。”
　　焦裕禄补充道：“我同意钦礼同志的发言，不过，我要再加上一句，三年改变兰考面貌是宽限，力争提前，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对焦裕禄、张钦礼的表态性发言，何伟书记表示满意，并殷切期望兰考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早日战胜灾害，早日过上好生活。会议之后，在焦裕禄、张钦礼的陪同下，何伟书记看望了受灾的群众和兰考封闭沙丘的情况。一回到县里，何伟书记问焦裕禄、张钦礼还有什么困难?焦裕禄、张钦礼商量后对何伟书记说：“封闭沙丘、翻淤压减、挖河除涝这都需要工具，安排群众生活以工代赈，也需要生活物资，现在我们实在无力解决，是不是上级能支援兰考四十万块钱啊?”
　　何伟书记说：“四十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回去给省里汇报一下，尽量给你们解决，你们也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啊。”
　　很快，省里的四十万下来了，县委根据实际出发，一半用来购买生产物资，一半用来解决群众以工代赈的生活必需。至此，兰考人民在焦裕禄、张钦礼同志的带领下，打响了除“三害”的伟大战役。
　　三年时间，军中无戏言啊，这是焦裕禄、张钦礼和县委班子的军令状，这是兰考人民的决心书，这是冲锋陷阵的冲锋号。
　　内涝，是兰考的心腹之患，内涝不除就无法根治盐碱。
　　众所周知，兰考是个平原县，境内没有水库，没有地方可以容纳来水，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内涝，一遇内涝，庄稼几近绝收。而兰考向外排水的主要河道，就是流经商丘地区民权县和山东菏泽地区曹县的贺李河。为妥善解决好上下游的矛盾，张钦礼亲自带领除“三害”办公室和水利局的负责同志、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山东菏泽地委。
　　接待张钦礼一行的是菏泽地委秘书长，当他听说张钦礼是来向菏泽地委汇报工作的时候，他非常奇怪的看着张钦礼，不解的问：“兰考是河南省啊，菏泽地区归山东，你们怎么给我们汇报工作啊?”张钦礼笑着风趣的说：“兰考是县，菏泽是地区，你们是上级，下级给上级汇报工作是应该的，而且我们还有非常重要的问题向领导请示。”
　　菏泽地委书记知道情况后，坐下来亲自听取张钦礼的汇报。张钦礼详细地汇报了焦裕禄同志到兰考工作后的情况，和彻底改变兰考落后面貌的决心，以及除“三害”的规划和进展情况，最后重点汇报了贺李河的治理规划和具体意见，他说：“贺李河的水需要经过民权的李馆村，经曹县往下排入赵王河，为做到上下游兼顾，不使水灾搬家，建议曹县境内开挖河道，并在李馆村后建一座节制闸，如遇特大水涝，可以关闭节制闸，先将下游坡地涝水排出，再开闸泄上游的积水，让水顺河道排出。”
　　菏泽地委领导听了之后很受感动，认为这个建议很好，规划合理，切合实际，易于操作，便于施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随即打电话把曹县的领导叫到地委，共同讨论商议，并嘱咐曹县的领导，一定要把上游兰考的涝水欢迎进来，再欢送出去，要详细勘察设计，拿出施工方案。
　　随后不久，曹县派人到兰考，双方达成协议，李馆节制闸由兰考投资修建，节制闸以下河道由曹县负责开挖，并商定了开工日期。兰考和曹县协议的达成并开始施工，是兰考人民在治理“三害”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从而开创了上下游团结一致，分工协作，共同治理自然灾害的良好局面，极大地鼓舞了兰考人民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在李馆节制闸紧张施工期间，焦裕禄、张钦礼、潘子春等县委领导，多次到工地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检查指导工作，现场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然而，也许谁也不会想到，焦裕禄同志在一次背沙子的劳动中，因劳累过度，突然晕倒，致使肝病爆发，不得不住院治疗。令人更想不到的是，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治河的工地上，没有回到治理“三害”队伍中，他这一走，竟是和兰考人民的永别。
　　焦裕禄同志住院期间和逝世后，张钦礼同志带领县委一班人和全县人民，按照焦裕禄规划的蓝图，按照县委的规划和部署，更加努力的治理“三害”，各项指标都在按进度有条不紊的推进，更多的工作都是提前完成。
　　1964年5月14日，我们兰考人民的贴心人，我们工作的引路人，我们的老班长，焦裕禄同志终因肝癌不治，与世长辞。
　　可以说，焦裕禄一生的生命是短暂的，去世时才年仅42岁，焦裕禄来兰考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仅仅一年另三个月。可就是他在兰考的一年另三个月的时间里，是他生命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他最华丽的人生乐章。在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焦裕禄和兰考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也使我们县委班子的同志们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当我们还沉浸在失去老班长的悲痛之中的时候，张钦礼同志就已经在全省沙区造林工作会议上，饱含深情地向与会的领导和同志们，宣传焦裕禄同志带领兰考人民治理“三害”的感人事迹了。说张钦礼是宣传焦裕禄英雄事迹的第一人，说如果不是张钦礼，焦裕禄同志会永远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这一点都不过分，事实也是如此。
　　可是，让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正是因为宣传焦裕禄事迹，在兰考大地上演绎出了一场争论旷日持久几十年，残酷迫害几十年，波及上至县委领导，下到普通群众，惨烈程度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悲剧，我们这些人也随着张钦礼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其实更确切地说是随着砍焦、树焦的胜利和挫折，更是随着党的方针、路线的正确与否，而上下浮沉。
　　1965年5月，周化民任兰考县委书记。不久，“三夏”工作开始，周化民在传达地委夏征工作会议精神和分配的征购任务时，不顾兰考因为去年秋季七十多天的连阴雨，少种近十万亩小麦的事实，不顾张钦礼及兰考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结果，全县征购入库小麦400万斤，出现了征购透底，反过来又吃国家返销粮800万斤。
　　“四清”工作开始后，开封地区派出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秦一飞任兰考“四清”工作分团团长、周化民任副团长。工作队员由开封地直机关和兰考、巩县抽调的两千多人组成，兰考县委主要领导成员参加“四清”运动，留张钦礼、潘子春、蔺永沛在县委抓生产，主持日常工作，实际上是被定为四清对象。
　　秦一飞、周化民的到来，是兰考人民遭受人为苦难的开始，也正式拉开了围绕着焦裕禄这面红旗进行殊死斗争的序幕。
　　不管秦一飞、周化民在“四清”运动中如何“努力”工作，就是没有查出张钦礼的一点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整垮张钦礼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秦一飞甚至恬不知耻的说：“张钦礼四清就是没有问题，也是黑帮。”他还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赤裸裸地煽动说：“大家不要怕，要敢于摸老虎屁股，敢于拔钉子，怕什么?顶多是个县委副书记嘛。”矛头直指张钦礼。一时间，围攻张钦礼的大字报甚嚣尘上，什么“张钦礼是该划未划的漏网右派”、“张钦礼是该捕未捕的反革命分子”、“张钦礼是黑帮头子”、“张钦礼是三反分子”等等，铺天盖地。“四清”工作队由于始终没有查出张钦礼有“四不清”的问题，无奈地解放了张钦礼，仍然让他当县委副书记，仍旧抓除“三害”工作，张钦礼看不惯“四清”的做法，再加上对他的戒备和不信任，他便一头扎进除“三害”的工作中，整天和群众吃住在一起。
　　1965年12月，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一行来到了兰考，他们的到来，以及1966年2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并迅速掀起了学习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潮，彻底实现了张钦礼同志和兰考人民的愿望，给全国人民和兰考人民战胜自然灾害以无穷的力量。
　　关于穆青等人如何采访、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已经报道了许多，我就不再重复了。
　　1966年2月19日，张钦礼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好班长》的回忆文章，全面记述了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工作的点点滴滴，是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重要补充。张钦礼在这篇文章中，标出六个小标题：1、一个乐观而豪爽的人;2、先做调查研究，不开无准备的会;3、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4、同志间的谅解和友谊;5、他坚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无穷无尽;6、焦裕禄同志学习你，做你的后来人。文章的最后，张钦礼写道：我一定学习你，做你的后来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为建设新兰考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拉开帷幕。
　　兰考是河南省第一个成立县级革命委员会的，也是较早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县。当时在兰考的“四清”工作分团，摇身一变，成了领导兰考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兰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秦一飞成了领导小组的组长，周化民成了副组长。运动伊始，斗争的矛头再次对准了张钦礼。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兰考的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围绕焦裕禄事迹的真假和砍焦、树焦进行的，并且贯穿运动的全过程。1967年1月，兰考县先后成立了以支持秦一飞、周化民为主的“卫东林焦”组织，和以焦裕禄生前亲自树立的“四面红旗”的贫下中农为主的“卫焦”造反司令部。
　　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传到兰考后，兰考县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联合机关干部、工人、学生等六十六个组织，与一月二十三日宣布夺了县委、县政府的权。周化民、刘呈明跑到地委说：“兰考大乱了，反革命夺权了。”1月28日，在开封地委主要领导的指示下，开封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地山带兵进驻兰考的当晚，便开始了抓人，目标是张钦礼。由于张钦礼当晚不在县城未被抓住，副县长蔺永沛和十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被投入监狱。第二天一早，群众在兰考街头看到了洋洋得意的周化民之后，突然明白了过来，消息传出后，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游行，农村的贫下中农也涌进县城进行声援。在巨大压力下，县武装部政委只好放人。
　　但是，李地山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镇压群众，他一方面向省军区报告请求支援，一方面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兰考部队的名义，于2月1日发出了《告兰考革命人民书》。2月13日，又以同样的名义，发出了《给全县贫下中农的公开信》。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之后，于1967年2月20日，开始了大逮捕、大镇压，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凡是和张钦礼站在一起的干部，凡是支持张钦礼的人都抓。在农村抓的人不敢公开往县城送，他们就将人装进麻袋，然后拉往县城，投进监狱。谁反对他抓人，他就抓谁。更令人不齿的是，他竟然对曾经的战友下手。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原是高炮师副师长，当他看到李地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就对李地山提出批评并与之辩论，李地山恼羞成怒，将刘永松逮捕入狱。2月26日，随着张钦礼的被捕，李地山的大逮捕才逐渐停了下来。至此，兰考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竟达1207人，兰考监狱关不下，就转到杞县、民权、东明等地的监狱。
　　张钦礼和被捕的干部群众，在狱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捆绑、殴打是家常便饭，张钦礼还被砸上死刑犯的脚镣，游斗时常常被一脚踹下汽车，脸上、身上经常伤痕累累，手指被打骨折。
　　在这关键时刻，得知消息的周总理命令河南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将张钦礼安全送到北京。张钦礼和兰考1000多被捕的人先后得救了。
　　张钦礼从北京回到了兰考。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此时的他，已经是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张钦礼没有忘记兰考的“三害”还没有根除，为了实现焦裕禄同志的遗愿，为了彻底改变兰考面貌，他召集两派头头谈心，希望大家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共同建设好兰考的明天。
　　1967年7月，为给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张钦礼组织了一支“农业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的重要任务是，对兰考除“三害”的成果和现状、今后除“三害”的方向和措施、目标、任务，进行调查、宣传，发动群众，总结经验，研究措施，明确目标。
　　在张钦礼的亲自带领下，“宣传队”历时70天，步行5000多里，走遍了兰考的所有村庄，查遍了所有的沙丘、河流、防风林，为下一步规划新兰考拿到了第一手资料，为今后的工作明确了方向。
　　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过程中，善于总结经验的张钦礼，有一个惊人的发现，1966年秋冬种麦一结束，他来到紧邻黄河的三义寨公社搞重点实验，在引黄河水淤平三义寨潭坑和盐碱地的时候发现，1967年在淤平的三义寨潭坑和盐碱地上，改种水稻获得成功，1968年在新淤的大面积盐碱地上种植水稻喜获丰收。他在此基础上，认真做了分析总结，认为根治“三害”，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全县引黄淤灌，变害为利。
　　1968年冬，一场大规模的开挖引黄渠道、建设水利工程的战斗打响了，十万挖渠民工齐上阵，同时在十五条渠道上展开，他们清淤固堤，修建涵闸，一个冬春做土方五百二十多万方，修建涵闸三百多座，为汛期引黄灌淤做好了准备。
　　在整个开挖引黄渠道、建设水利工程的过程中，兰考人民遇到了资金不足，技术人员缺乏，物料短缺等实际困难。但是，兰考人民不等不靠，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克服困难。
　　一天，各公社的书记、社长在县里开会，普遍反映修建闸门、桥涵缺砖，针对这个情况，张钦礼告诉大家：“砖有，你们看，县委院里这路上是砖，屋里地上铺的也是砖，把它掀下来，都可以建闸、修桥，我马上动员大院的同志们开始行动，明天大家就可以过来拉砖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公社院里有砖，大队院里有砖，社员家里也有砖啊，动员群众，自力更生，这真是一个好办法。
　　三义寨公社首先扒掉了大院围墙上的砖，他们还召开大、小队社员会议进行动员，社员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扒猪圈，甚至连垫床腿、桌腿的砖也拿了出来。全公社一下子集中了100多万块砖，并及时送到了工地。
　　固阳公社所在地是原考城县县城，公社大院的围墙是原来老城墙上的砖，每块砖的重量都在三十斤以上。公社书记赵新贞、社长吴思敬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扒掉围墙，支援引黄灌淤、修建涵闸。固阳供销社主任张景春看到公社的围墙都扒掉了，他马上动员供销社职工也把围墙扒掉，把砖送到工地。社长吴思敬更是吃住在工地，亲自坐镇指挥，为了节约物料，他召开诸葛亮会，和技术员王冠群、社员、干部反复琢磨、商量、研究，最后他们决定采用把四个灌区的进、退水闸建在一起的方案，把四个灌区18000亩的进、退水闸建在一起，形成了进退一体，既省工省料，又便于管理，吴思敬的设计方案和他所建的十孔闸，受到了省水利专家的高度称赞。
　　就在张钦礼带领兰考人民大干苦干的关键时刻，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王新，利用他在省委篡夺的权力，将张钦礼调往信阳工作，名义上是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兼鄂豫皖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实际上是软禁了起来。张钦礼后来得知，就在他被软禁的大别山主峰金刚台下的灵山寺，他差一点就会被人推下悬崖，成为“失足坠崖”的冤死鬼。
　　张钦礼走后，兰考再一次陷入混乱状态。
　　接替张钦礼同志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职务的庞传文，是现役军人、部队干部，同时，还派来了省军区一个副参谋长带领工作组进驻兰考。庞传文等人是河南王新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们一到兰考，就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清算。他们认为，张钦礼在兰考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是以生产压革命，是犯了方向错误，兰考实际上存在一个“生产党”，兰考需要进行路线教育，需要整风。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们把县革委全体成员、公社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各机关和工厂领导班子成员集中起来，搞集特训，举办路线教育学习班，在28天的路线教育和他们要求的“爬坡”过程中，学习班竟无一人能爬上坡、过了关。接着，他们又开了52天的批修整风会议，还是说没有解决问题。他们以“在兰考有干扰，学习不好”为名，将300名学习班的全部人员拉到距兰考100多公里的尉氏县，继续办学习班。这次的学习班是军事化管理，他们把学习班全部人员关在一个大院内，锁上大门，大门口军人站岗，不准外出，管理人员全部是军队干部。说是学习班，其实就是被囚禁了起来，就是整人，人人检讨，个个过关。随着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历时三个月的学习班终于结束了，此时兰考的各级领导班子已经全部换了人。
　　此时的张钦礼又一次被敬爱的周总理搭救，再次重回兰考主持党政军工作。
　　1972年12月，一回到兰考工作的张钦礼，首先是整顿干部队伍，把涣散的人心重新凝聚起来，把抗灾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这样一来，兰考干部群众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涨，各项工作又有条不紊的开展了起来，一时间，把林彪反党集团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成为兰考人民的共识。
　　1973年冬，引黄总干渠需要清淤，谁知，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把兰考的土地冻了一尺多厚，根本无法清淤。一直都亲临施工现场的张钦礼，立即召开指挥部成员会议，他说：“林县修建红旗渠，他们是山区，全是石头，他们那里的困难比我们要大的多，我们遇到的冻土难道会比石头硬吗?他们在那么险恶的条件下建成了人工天河，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遇到这点困难就退缩吗?”张钦礼带领大家重新学习了焦裕禄精神，教育大家决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要求同志们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冲在最前面。
　　他当即指示机械厂连夜加工200只钢钎，要求物资局迅速采购八磅锤，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到工地。就这样，在寒风刺骨的清淤工地上，劳动号子和着钢钎的叮当声，就像是兰考人民奏响的改天换地的动人乐章，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我们的心间。
　　打开的冻土，就象片石一样，需要一块块搬出来，大的需要两、三个人抬出来。冻土下面全是稀泥，架子车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同志们就用麻袋一袋一袋往外抬，就这样，硬是在春节前完成了清淤任务，为明年引黄灌淤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974年，利用五条干渠和配套工程，西半部七个公社，在黄河汛期高水位的有利条件下，全面进行了淤灌，昔日的沙荒、盐碱、低洼地，终于变成了良田。1975年，在去年灌淤成功的基础上，东半部八个公社的灌淤战斗打响了，为了争取时间，张钦礼召开县委常委会，进一步总结经验、研究措施。针对东半部的实际情况，常委会决定三路齐头并进，南线新开挖城关公社至仪封公社20华里干渠，负责淤灌仪封公社南部和陇海铁路两侧;中线新开挖红庙公社至许河公社一条干渠，负责淤灌葡萄架、阎楼、小宋、张君墓、许河等公社;北线利用原山东干渠负责灌淤明、清黄河故道，这里中间凹，两岸高，不需要开挖新渠，但需要打拦水坝、建节制闸，由于这条故道上下落差大，宽度不一样，对闸、坝的具体要求也不一样，张钦礼把最艰巨的北线任务留给了自己，其他常委也进行了分工。会议决定：冬季勘察设计，年后全面开工，小麦收割前全部完成。
　　1976年春节后，三条引黄工程同时开工。
　　南线干渠由县城北五干渠岔出，向东需要穿越兰考至菏泽的公路，这是一条河南通往山东的国道，不能因为挖渠而影响道路运输，必须保证畅通。张钦礼要求干渠土方工程和桥梁工程，必须在半个月以内完成。为了争取时间，县委先后调集了搬运站、机械厂、农机修配厂、石油公司等单位的精兵强将到工地支援。电业局长亲自率领工程技术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把临时电线架到了工地，保证了桥梁工地的用电。隆冬的深夜，忙碌了一天的张钦礼来到工地，当他看到正在工地紧张施工的场面和焊接时飞溅的火花，他心潮澎湃、激情难抑，饱含深情地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有这样一支能打敢拼的队伍，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战胜!你们看到飞溅火花了吗?是不是为我们祝捷的礼花?”
　　捷报，一个接着一个，南线工程完工，中线工程完工，北线工程完工。
　　随着黄河汛期的到来，具备了县城东半部全面引黄淤灌的条件。万事俱备，只等指挥部一声令下。为了保证一次灌淤成功，这时的张钦礼再次带领大家到各个工程仔细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随着张钦礼一声令下，滚滚黄河水沿着三条干渠顺势而下。此时，站在什伍大闸上的张钦礼喜笑颜开，高兴的忘记了劳累，他跑下大闸，来到渠边，双手捧起金灿灿的黄河水，在他的眼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黄河水，那是造福兰考人民的黄金水，是兰考人民千百年来所梦寐以求的幸福水，更是我们共产党人付出的汗水和泪水。
　　经过黄河水淤灌的盐碱、沙荒、低洼地，普遍盖上了一层淤土，彻底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彻底根除了“三害”，使灾区的贫困队一跃变成了余粮队、富裕队，从此扎下了富根。
　　三义寨公社的侯寨大队，有3100亩土地，淤灌后比淤灌前的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4倍，平均人产800斤。
　　葡萄架公社的平房大队，坐落在北沙河南岸，过去村南沙荒、村北盐碱，不产粮食，只能种些白腊条，人们只能编篓编筐维持生活，淤灌后，一季小麦人产1000多斤，从此结束了年年吃统销粮、领救济款的历史，一变成为年年卖余粮、家家有存粮的富裕村。
　　固阳公社曹寨大队水驿十三生产队，灌淤后，一季小麦人产1100多斤，收一季可吃三年。
　　城关公社南半部陇海铁路两侧的十个大队，淤灌后，改土三万七千亩，1977年，粮食总产量达一千另两万斤，比1967年翻了两番。
　　至此，在焦裕禄伟大精神的鼓舞下，在张钦礼及县委的带领下，兰考人民经过艰苦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在同“三害”斗争的同时，兰考的工商业也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国营、集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效益显著，商业网点遍布城乡。
　　1978年10月16日，在引黄灌淤的工地上，张钦礼同志再次被捕，被捕的“罪状”荒唐之极，同南宋岳飞的“莫须有”如同一辙。
　　这一次，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在了，没有人能再救张钦礼了。从此，张钦礼同志离开了兰考。
　　2004年5月4日，张钦礼与世长辞，享年78岁。
　　2004年5月17日，兰考人民用最高的规格、最隆重的礼仪，敬迎老县长、老书记魂归故里，十万民众，泪洒长街。
　　可以说，张钦礼主政兰考期间，是兰考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的最好时期，他谱写了兰考最辉煌的历史篇章。所以，兰考人民怀念他，我们这些同他并肩工作、战斗的老同志怀念他。他和焦裕禄一样，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
　　虽然，张钦礼同志一生的政治命运跌宕起伏，充满着悲壮，甚至是惨烈，可是，他毕其一生所为之奋斗的理想，毕其一生所为之幸福的人民，毕其一生所付出的心血、汗水和生命，兰考人民世世代代会铭刻在心中!
　　老班长焦裕禄、张钦礼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附件11：杨悍东《就习近平总书记对张钦礼申诉案依法复审的提议落空，上习总书记书》

就习近平总书记对张钦礼申诉案依法复审
的提议落空，上习总书记书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大鉴:
我叫杨捍东，男，现年75岁，河南确山县人，出身中农家庭，自幼上学，1966年河南大学毕业，1968年分配到兰考县工作，1972年—1978年任中共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长。1979年再因1966年奉命写给中央的调查报告中，肯定新华社对焦裕禄事迹报道属实，被时任河南商丘地委书记的周化民指令逮捕，枉法判刑五年，刑满后一直务农为生。
兹为总书记于2016年提出让兰考法院对张钦礼申诉案依法复审，至今三年沒有落实之事上书于您，既是情况汇报，也是悲情申诉。盼能于万忙中一阅。
一、深信总书记对张钦礼申诉案依法复审的提议不会有假我得知总书记提议对张欣礼案依法复审的消息，其过程是这样
的；
2016年4月5日上午，我应兰考县法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庄著立同志电话通知，去到他的办公室。他郑重地对我说；吿诉你一个好消息，张钦礼书记你们两人申诉多年的案件，现在要着手依法复审了，张书记已过世十多年了，需要你的配合。
我以为他是在对我”维稳”。我说；”首先感谢兰考法院对我们的同情，但是不敢相信你所说的复审我们的案件。就在十天前，三月二十三日省委陈副秘书长和省高法李副院长共同接见清查运动涉法申诉人员代表时还说，你们所提依法复审的诉求，别说高法副院长不能答复，高法正院长、省委书记也不敢答复。兰考县一个基层法院，怎能轻言对张钦礼这样影响甚大的案件予以复审呢”。
庄副院长解释说；”这是因为张书记你们俩的案件得到了习总书记的关注了。但他沒说习总书记关注的具体情况。我也不便多问。
我向庄副院长建议，这是几十年来对全省清查运动申诉案件复审的首例，也可能是全国清查运动案件复査的首例。为了尽快办好这件事，先集中力量复查张钦礼同志一个人的案件，我很渺小，把我的往后放放。
最后，庄副院长要我尽快把张钦礼我们两人的判决书和申诉材料再送一套给他。4月6日上午，我再到兰考法院，给庄副院长送上张钦礼同志的全套案件材料。我顺便问及，纳入复审程序，是否有个大致的时间表。庄副院长说；大约在今年”七一”前后就有结果了。
2016年6月初，我应电话之约再面见庄副院长，他告诉我，省高法已研究决定，由商丘地区中级法院依法复审张钦礼的案件，兰考县法院依法复审杨捍东的案件。显然，省高法已着手将案件纳入复审程序。
2016年8月中旬，已过”七一”四十多天，还不见复审的任何消息。我主动到兰考法院，向庄副院长询问情况。他告诉我，事情复杂了，省委怕复审后引起连锁反应，现在正想办法把兰考和外地切割。这件事不会落空，习总的布署，不会有人顶住不办，年底一定会有结果。
我满怀希望地等到2016年底，再等到2017年的1月、2月，仍无复审的一丝信息，我知道总书记复审张钦礼案件的提议落空了。但我深信，这件事绝对不会有假。这是因为；
其一，以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同志和兰考这块土地的深厚感情，对与焦裕禄同志并肩工作、宣扬焦裕禄精神居功甚伟的张钦礼案情表示关注，完全在情理之中。
其二，公民的合法申诉，是宪法赋于公民的权利，对公民的申诉，査明事实，公正解决，是各级党政机关的职责，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总书记提出对张钦礼申诉案依法复审，既不是法外施恩，也不是以威权给地方政府出难题，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其三，兰考法院沒必要、也不敢以杜撰国家最高领导人不实信息的方式，主动一次次地给我设置迷局。
我切实感到，兰考法院已经为落实总书记对张钦礼我们的关注，尽心尽力了。至于为何落空，沒人告知，我不便追问。于是再沒找过庄副院长，只是时时心存感激。
张钦礼的冤情足以引起总书记再度关注
2017年5月初，总书记视察中国政法大学。5月中旬至6月初，政法大学的研究机构”中国政法大学冤、假、错案研究中心”，连续三次派员到兰考调研张钦礼的案件。他们透露，习总十分赞赏这个机构，嘱咐研究中心负责人，你们的研究成果可直接报我。
2017年6月25日，这个研究中心在北京钓魚台囯宾馆，举办了一整天”纪念原兰考县长张钦礼，暨冤、假、错案防范与治理高端论坛,”。我应邀参加了这个盛会。
会上，二十多位中囯法学界知名专家、学者，面对手中的张钦礼一案的全部司法文书及相关材料，特别是一审、二审的判决书，一致指出，两审判决均沒举出任何能以构成犯罪的事实，却判处十三年重刑，是十足的故意枉法事件，其成因是相关的党政负责人政治道徳败坏，以司法程序解决认识分岐。按北京人的说法，缺徳。这样的案子如不能解决，就不要提依法治囯了。特邀出席论坛的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徳先生，朱德总司令的外孙刘健将军，对法学家们的意见都深表赞同。
就常理论，这个档次甚高，贤哲众多，议题集中，高度共识的论坛成果，应该在不长的时间内送达总书记参阅，并足以引起总书记对张钦礼一案的再度关注，务使张钦礼这一极其露骨，拖了四十年的冤案进入复审程序，得以公正解决。有道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人不救何谈救众生?但是，2017年过去了，直到2018年上半年，仍未闻张钦礼一案复审的丝毫信息。
我深感这一状况极不合常理，有悖总书记爱民的拳拳之心，有违总书记依法治囯的殷殷之愿，更不合党和囯家最高领导人善始敬终的?行事风格。但症结究竟在哪里，却百思不得其解。
三、总书记提议落空的原因浅见
2018年7月4日，河南省高级法院终于向全省清查运动申诉案件的代表，说出了多年来对全省约四千起清查运动涉法申诉案件，实行不受理、不纠正、不解释原则的原因；中纪委2001年“12号通知”，严禁纠正揭、批、査运动所形成的任何申诉案件。并正式出示了这一文件。当月中旬及8月下旬，申诉人代表两次进京，到中纪委信访局核实此事，接访人均答，确有此“通知”，而且现在仍然有效，继续执行。
几个月来，我反复品读中纪委2001年“12号通知”，仔细回顾几十年来上访中的所见所闻，深以为它是河南各级党政负责人，公平应对成千上万党员、干部、工农群众，在清查运动中所承受的实实在在的委屈，从法律、政策层面化解这一历史积案，实现真正的而不是口头的和谐安定，难以逾越的高山，又极有可能是习总书记，2016年对张钦礼申诉案依法复审的提议落空，后来再未提起的原因。据此我冒昧推想，河南高法作为张钦礼一案的二审法院，特别清楚张钦礼冤情十分昭然，一旦依法复审，结果必然是撤销原判，宣布无罪，平反昭雪。接着便要复审数千起揭、批、查运动中的其他涉法申诉案件，甚至会引起复查复议上万起开除党籍、公职的案件，为成千上万人平反昭雪。这就是兰考法院2016年8月吿诉我的，河南省委担心的复审张钦礼案引起连锁反应，想办法把兰考与外地切割的情形。这样就违反了“通知”，惹下大祸。于是，一方面不去依法复审张钦礼案件，一方面又不能对总书记的复审提议置之不理，或由省委亲自出面，或敦请高层政要，给总书记送上“12号通知”，陈明复审张钦礼一案的“不良后果”。总书记日理万机，在无暇弄明真实而系统的情况下，谨慎地将此事搁置，并不再提起。
四、中纪委2001年“12号通知”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处理揭、批、查运动遗畄问题的指导性。
正确处理揭、批、查运动中的大量冤假错案，是我党任何时侯都难以推卸的历史责任，而中纪委2001年“12号通知”，则是正确解决这一历史遗畄问题不应当设置的重大障碍。现据我个人所见所知的真实情况，对“通知”的严重错误作简要反映，供总书记、中央和中纪委现职领导调查、参考。简言之，“通知”有五大错误。
(一)“通知”所述揭批查运动的客观情况和结果不真实
其一、所述的运动内容不真实。河南开始于1977年----1979年12月对被清査人员定案处理基本结束的揭、批、查运动，其內容是揭批查与四人邦有牵连的人和事，绝未同时提起揭、批、査与林彪反党集团有联系的人和事。全囯65岁以上的人皆知，林彪集团是军内的秘密小团体，1971年就已复灭，其少数军内涉案人员，如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也于1972年查出。此后至1976年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四年中，只提出过批林，从沒布署过清查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再仔细看看，通知白纸黑字写着；“从1979年8月至1981年11月，中央先后召开了五次全囯“两案”审理工作会议”，说明最早的一次“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在揭、批、查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临近结束时才召开。所以，把1980年至1981年间，对林彪和江青两个不同时间发生的集团案骨干人员同时进行审判处理，说成“两案”清查、“两案”审理，糢糊了清查运动的实际内容，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其二，“通知”所述的对被审查人员的处理结果极不真实，确切说是颠倒事实。
文化大革命中，戴苏理，赵文甫是河南省“十大总部”，“河造总”一派组织在省委班子中的代表人物，分别任省委书记，副书记。文化革命结朿后，河南省委却下达了为戴苏理平反的通知，把他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种下以派划线，按派清查，一派清一派的根子。
清查运动中，他们以省委内正确路线的代表，让文革初期阴谋夺取省委权力、多次策划大型武斗的“十大总部”、“河造总”一派组织的头头，把持全省清查运动权力，进而占据各级党政要害部门的关键岗位，把曾为周总理代表中央肯定过的“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一派组织定为四人邦的邦派体系，全部列为清查对象。这些掌控了清查权力的派头头、派性加权力，无法无天，把清查运动完全搞成了一派干部群众报复另一派干部群众的宗派主义打击运动，酿成了我党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冤、假、错案。此种情况，原河南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原省委书记王维群、原省委常委张耀东、王大海、赵俊峰，都曾联名和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报吿。
兰考当年作为河南的红旗县，在张钦礼断续两次主政的七年中，沒对两次加害过自已的一派组织的任何人，作过点滴追究和轻微处分，一样入党入团，一样量材使用，得以使干部和群众不仅从行动上，而且从思想上也基本走出了派别阴影，从而使全县呈现团结奋进局面，把兰考由重灾区变成了丰收县，1976年文革结束时，在财政上也开始向囯家作貢献了。
但由于掌控省、地清査大权的派性人物的桃唆和利用，使兰考的派性清查更为惨烈，文革初期起而抵制砍焦裕禄红旗的一派干部和工人、农民，无不作为清査对象，受到程度不同的错误处分，早已调往外地工作的也不能幸免。清查结束，兰考第三次形成砍焦裕禄红旗升天，举焦裕禄红旗坐监的政治格局，派别鸿沟被重新挑起，并成为万丈深渊。
“通知”说对被审查人员82%都末给予处分，这个有整有零的比例，是故意隐瞞真相的主观臆造。
其三、“通知”说；“中共中央关于批转第五次全囯“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发1982年9号文件下发后，全囯对判刑或开除党籍的案件又进行了必要的复查复议，适时纠正了一些处理偏重的案件”。更是一起弥天大谎。
在河南，中央9号文件对清查工作的指导，已滞后两年多，但能贯彻执行，也会起到亡羊补牢减小损失之效。而是立即被严密封锁，兰考有人传看了中央9号文件手抄件便将80多人收审50多天，追查责任，将4人以泄密罪判三年以上徒刑。何来对判刑或开除党籍的案件，进行了必要的复査复议，适时纠正了一些处理偏重的案件呢？
(二)“通知”对被清査人员政治定性的随意和荒唐，令人发指
通知写道，“通过“两案”审理，对极少数人判处了适当的刑罚，进行了党、政、纪处理，对被审查的人员82%都未给予处分”。此时，18%给予了处分的“极少数人”，身份还是被审查人员。“通知”接着写道，“总之，对“两案”人员的处理非常慎重，绝大多数人都是从轻从宽处理的。“通知”再接着道；“从“两案”结朿以来的情况看，多数被处理的“两案”人员能服法认错，改过自新”。“通知”继续写道“但据了解，近几年来，由于一些“两案”人员的不断申诉，有的地方，提出要以个案处理的方法，复查和纠正某些案件”。“通知”再继续道，“因此对“两案人员”的申诉，一般不搞复查”。
“通知”尽管耍尽了闪烁其辞，模糊不清的文字游戏，只要不是白痴，谁都能看出两点可怕结论；其一，18%的“极少数人”是给予了适当处分的“两案人员”，82%未给予处分的被审査人员因为“处理非常慎重”，是从轻从宽处理的“两案人员”；其二，不足一千字的中纪委“通知”，对“清査”运动中占比18%的“极少数”给予处分的被审査人员连续上了四次“两案人员”的箍子，比孙悟空头上的箍子还多了三道，便成了铁定的“两案”人员了。难怪“通知”之后,河南从省到市、县的党、政正式公文上，都毫无愧色地将清查运动被处理人员称作“两案人员”了。
这让人想起一些政治丑角的作派，谁倒霉拿谁说事。批刘少奇时，他们称被自己打击的对象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批江青，他们把自已整治的人说成帮派分子，林彪的骨干被审判了，被整治的对象又成了涉案人员。刘少奇、林彪、江青他们有本事在全囯扩展那么多的私人势力吗？他们敢吗？在地方工作的基层干部，工农群众，去当中央人物的孝子贤孙，邦派人物，即使有那种野心，他们够级吗？说瞎话不脸红，无责任感，无羞耻心。许多悲剧都是这些小人造成的。
可叹河南这数千被枉法判刑，拘捕的党员干部、工农群众，被处理后称为“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就够喝一壶的了，沒想到蒙冤近三十年后，却突然在不觉中又与林彪挂上钩，一案变成了“两案”，只能永久不得翻身了。
如总书记和中央能组织人员，阅一下清査运动被处分人员的处理原卷，看是否有与“两案”中的任何一案沾边的事实和结论，就真相大白了。
“通知”把被清査人员的政治身份定为“两案人员”，实在是太随意、太荒唐了，用心也实在太阴险、太残忍了。
(三)通知的制定者心态不正
习总书记针对纠正冤、假、错案的必要性曾说；“不要说有了冤、假、错案，我们现在纠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伤害和冲击，而要看到我们已经给人家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对我们的执法公信力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我们做纠错工作，就是亡羊补牢的工作”。这段话点中了“通知”的软肋-----心态不正。
“通知”在摆出“近几年来，由于一些“两案”人员的不断申诉，有的地方，提出要以个案处理的方法，复查和纠正某些案件”的情况后，“通知”说；“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处理，事关全局，清况复杂，政策性強，必须审慎稳妥，不可简单、草率。如考虑不周、处理不当、可能适得其反，会引发新的矛盾，影响社会安定”。
在我囯法津、法规已经逐步完善，中央反复強调依法治囯的大环境下，对公民的合法申诉进行依法复查，错了的依法纠正，本应受到中纪委的肯定和支持。但中纪委却连忽悠带吓唬地说出“复査和纠正错了的案件，可能会适得其反，会引发新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歪理，这不是明显地把问题看反了吗？这不是水平问题，是心态不正，是面对冤假错案，只考虑纠正冤案会给造冤案的強势者，带来什么不好，不考虑知错不改会给蒙冤的弱势者带来多大灾难，给党和政府的威望带来多大损失。心中只有自已、唯独沒有囯家和人民。
(四)通知对清查运动申诉案件的处置方针直接违背党章、宪法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关于揭批查工作的文件。
“通知”在对清查运动状况作了违背事实的叙述，对被审査人员作了随意、荒唐的定性后，下达了违纪、违宪、违法的不复查、不复议的指令。其违纪、违宪、违法的法理依据，我就不班门弄斧地多说了。
(五)“通知”的推行手段是极不应该和令人不齿的。
“通知”于2006年在河南施行后的十多年间，既要地方党政机关不走样执行，又不让各级官员透露它的一丝信息，搞得官员们在访民的简单追问面前，无言以对，十分难堪，严重损害了地方党、政机关的形象。
综上分折，中纪委2001年“12号通知”，至少是一个严重的官僚主义，公然对抗党纪囯法的文件，它让无数蒙冤的百姓申诉无门，含冤九泉，它让党的依法治囯的大政方针流于空喊。因此，它对正确处理清査运动历史遗畄问题只有巨大的破坏性，而不具备一丝一毫的指导作用。一个中央的纪律检査机关竟如此胡说八道，如此強橫地剝夺地方党、政、司法机关依法、依纪行使职责的权力，是十足的以言代法、越权乱政。
五、沉痛的思考、殷切的渴望!
河南的派性清查运动结朿后的1980年，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批评河南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赵文甫，抓右派你赵文甫是全囯第一、反右倾搞浮垮你是全囯第一，这次清査运动、你开除了那么多共产党员，突击判刑两千多人，又是个全囯第一。同年三月最高法院院长江华专门来河南，纠正清查扩大化的错误，严历指出，中央正在平反冤、假、错案，河南为什么还在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赵文甫检讨说；我们判这批人，一是材料有水分，二是办案人员素质不高，三是罪与非罪界限不清，四是沒有经过法律程序。并答应纠正。但江华走后一直沒动。这些情况，河南省委和省高法的领导人不会忘记。
尤其2006年大接访时，高法主要负责人已亲自过手了200多例清査运动的冤假错案，并正着手复査解决时，被“通知”劈头一棍拦住，更是刻骨铭心。
但是，十几年来却沒人能站出来为蒙冤人主持公道，向中纪委和中央建议终止“通知”、依法作为，却昧着良心坚持为“通知”保密，严格按“通知”办事。沉痛想来，忠于宪法，忠于法律，实事求是，敢于担当，这些动听的话，说说容易，践行甚难呵。
再说，派性清查中，被错误处分的人，老干部居多，年轻干部和工农分子也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人，对党感恩戴德，为囯忠心耿耿。在当年无辜受罚，上诉无效，身家受难几十年中，绝大多数人心中想的还是报党恩，強祖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如张钦礼，开囯有功，建囯有劳，纯粹因为发现和树立焦裕禄这一典型，被再度诬陷，硬判13年重刑。而在狱中却一直坚持帮助监管人员做工作，给监狱所在地的地方党委、政府写信提合理化建议。张钦礼逝世十四周年时，服刑监狱的干部和当地两个乡的負责人，到坟中参加了兰考老百姓举行的纪念大会，监狱干部对大家说；我们看管了张钦礼十多年，张钦礼教育了我们十多年。如果依法复査了这些人的冤案，恢复其清白，会造成“通知”说的“引发新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不良后果”，还是铸就加強党的队伍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无量功德？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而唯物主义不承认任何冤案为合法。我渴望总书记以担当的勇气，重视和审视清查运动历史积案这一谁也掩盖不了的重大事件，爭取在您的任内终止中纪委2001年12号“通知”的非法干扰，将这一重大历史积案纳入法治轨道，得以化解。

临书悲泪纵橫，哽咽难禁。

顺颂
大安!

                        草民杨捍东敬上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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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焦裕禄“九死一生”的劳工生活. 大众网. 2015-08-26.
人民公仆焦裕禄与宿迁前大庵的一段情缘. 新华报业网. 2015-04-29.
许元，焦裕禄剿匪也有一套，党的建设2014年第5期
王树人，“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是怎样被“发现”的，党史博采2014年第5期
吴冷西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人民日报. 人民网. 2011-09-30.
陈健. 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 中国焦点. 2004, (1).
新华社高级记者陈健：“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炎黄春秋》
《“县委书记焦裕禄”被树为典型始末》，发表于人民网，2014年08月28日
刘俊生：《兰考有个张钦礼——宣传学习焦裕禄的幕后故事》，《党史文汇》 2007年12期

黄雀个人简历

（1951- ）湖北省十堰市柳陂乡人，中共党员。
1966年读初中时参加文化大革命，同年参加红卫兵全国大串联，1966年11月在北京参加了毛泽东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活动。
1968年初中毕业，被学校安排上山下乡，曾代表所在大队知青参加县知识青年代表大会。
1972年7月参加工作，1973年11月加入共青团，1974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单位革命委员会委员、经理办公室主任、团总支副书记等职务。
1977年6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揭批查”运动中，因文革期间书写并张贴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大标语等问题被定为“帮四人”，进隔离学习班两个半月。
1980年被取消中共党员资格。
1984年6月中文夜大学毕业。
1987年5月经济管理专业培训班结业。
1987年6月司法部 “全国律师函授中心”法律函授教育毕业并被司法部授予的全国首批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资格。
1988年11月由市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定为经济师。
1987年至1992年期间任区人民检察院兼职检察员。
1990年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1年调市局工作。
1992年5月任集团公司企业管理处副处长。
1993年3月任集团公司企业管理处处长。
1994年4月调任集团贸易公司公司经理。
1995年元月任该公司党支部书记。
1995年7月调任集团业务经营处处长。
1996年5月调任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
1998年起任市产权交易市场总经济师。
2007年5月任产权交易市场董事、副总经理。
2000年8月，出席《中国产权交易现状与发展趋势高层研讨会》并发表了《论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趋势》等论文两篇。
2000年12月起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聘任为特约研究员。
期间，其负责起草并参与制定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规范性文件、企事业单位业务、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工作程序、业务程序、业务指南、培训教材、文件汇编等职务著作总计1000万字以上。
2009年5月，荣获 “建国60周年中国管理科学理论成就奖”。
2009年7月参加了《第五届中国杰出管理者年会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09学术年会》并参与了年会的各项研讨活动。

2009 年起业余从事中国文革史研究工作，并主持《中国文革研究网》文革研究栏目十余年。
曾先后写作和发表了“中共历史重大事件回眸系列”：《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与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产生》（2016 年 5 月30 日《红色中国周刊》特稿）；《中共文革期间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三年还是十年？——兼谈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正确分期》（2017-04-26 红歌会网）；《“斗批改”政治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和外延的演变》（2019-11《史实与求索》杂志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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